民族经济思想

民族经济思想（共6篇）

民族经济思想 篇1

邓小平与周恩来既同属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同时, 周恩来又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的民族理论对邓小平无论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 还是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 都对其民族问题的认识有深刻影响。

一、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对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启示

(一) 邓小平关于“消除民族隔阂, 形成民族团结大家庭”思想的论述

在邓小平的民族团结理论中, “消除民族隔阂, 形成民族团结的大家庭”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1950年, 邓小平就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虽然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交往和相互影响, 但是,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 甚至对被统治民族采取屠杀政策, 造成了各民族间尤其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很深的隔阂。”因此, 邓小平指出:“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 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

对于如何搞好民族团结, 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问题,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采取措施, 使少数民族相信, “在政治上, 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 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 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 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 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也就是说, 邓小平认为, 要搞好民族团结, 首先要消除民族隔阂。而要消除民族隔阂,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这方面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只有诚心诚意、切实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才能使他们在心理上消除对汉族的戒备, 消除彼此的隔阂。

(二) 周恩来关于“消除民族隔阂, 实现民族团结”的论述

周恩来在阐述其如何实现民族团结时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 如果不把历史上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制度、民族之间的不平等等痕迹彻底除掉, 就很难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而要消除这种痕迹, 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 必须认识并做到以下五点:民族无优劣之分, 对少数民族应当平等相待;消除民族间在经济文化上事实上的不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汉族要自觉, 严于责己;汉族对少数民族要采取还债的态度。

(三) 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对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启示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周恩来民族团结实现途径思想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所阐述的如何实现民族团结的全部内容。无论二者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在论述上有何字面差异, 究其根本都是要使少数民族相信汉族会真心帮助他们, 让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得到切实的发展, 拉近与汉族的距离, 从而消除隔阂。

二、周恩来民族经济繁荣思想对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启示

(一) 邓小平关于“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思想的论述

在邓小平的民族团结理论中, “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 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固然也起作用, 但其中, 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邓小平对于民族团结的分析, 认为只有实现经济现代化, 才是发展和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 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1.邓小平首先指出:搞好民族团结, 必须首先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而唯有如此, 才能进一步搞好国防建设。邓小平一再强调:抓住机遇求发展, 不仅是汉族, 少数民族也必须得到发展, 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 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我们有55个少数民族, 这些民族的人口总量虽然占全国总人口不足10%, 但居住面积却占到中国总面积的60%以上。最值得一提的是, 少数民族地区拥有大量的丰富资源, 这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意义重大。而且, 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 有30多个民族居住在边疆地区。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2.1万公里, 这其中1.9万公里有少数民族居住。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甚至是跨国界居住的。因此, 少数民族地区是否稳定直接影响着国防的稳固。而只有让边疆少数民族的人民富裕, 经济发展, 才能搞好民族团结, 从而稳定边疆秩序, 巩固边防, 一心一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取得阶段性进展, 起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民族关系。为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必须搞好民族团结、维护国内稳定。邓小平指出,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但不得不说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差距仍然比较大, 而且有持续加大的迹象。近年来民族间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隔阂, 究其原因正在于此。而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会任由这种民族隔阂继续发展下去的。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 即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 也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少数民族和汉族两极分化严重, 就会导致民族和区域矛盾增大, 从而会致使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加深。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前提, 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的繁荣。如果要实现全中国的共同繁荣, 就不能忽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实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繁荣, 才能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稳定。如果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得不到发展, 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况, 民族关系就会遭到破坏, 从而能影响民族团结, 导致社会不稳定, 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都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江泽民所指出: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是整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没有西部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就无法达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首先要发展西部地区, 只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发展, 整个中华民族才能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 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

因此,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不仅关系到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 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最终实现。

3.邓小平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它主张: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除民族隔阂, 从而缩短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经济上的差距, 从而实现民族的大团结。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 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 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邓小平上述观点说明, 努力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 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 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联系。最终达到江泽民所说的“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 各民族人民要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关系。

(二) 周恩来关于“民族经济繁荣思想”的论述

周恩来在论述其“民族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时首先指出:发展民族经济是实现各民族平等的根本途径。他指出:“衡量各民族是否平等的最重要标准其实就在于经济上是否平等, 如果汉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少数民族, 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 所以, 要实现各民族真正的平等。首先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贫困落后的面貌, 从而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 就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他认为民族经济的繁荣是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 因为各民族的繁荣是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他认为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最重要的和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既要实现各民族在政治、法律、社会上的平等, 又要使各民族得到发展、繁荣。而为实现这个目标, 就要帮助各民族繁荣经济。接着, 周恩来还指出:各民族繁荣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需要。他认为, 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应该由56个民族所共有,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因而, 新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就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反过来, 不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实现各民族的发展繁荣也是不可能的。可见, 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是相辅相成的, 缺一不可, 不能突出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任何一方, 失去了对方, 也就难以存在和实现, 这是必须明确的。

其次, 周恩来指出少数民族的经济繁荣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的需要”。他认为只依靠汉族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虽然“汉族人口多, 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较高, 但可开垦的土地面积不多, 拥有的资源也没有少数民族地区丰富;但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少, 技术不够, 没有汉族的帮助也无法顺利开发其资源。因此, 少数民族必须和汉族携起手来, 共谋发展, 从而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接着, 周恩来还指出发展民族经济有利于民族团结。他认为要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和隔阂,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民族经济, 丰富民族文化。而这需要每一个中国人, 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奋斗才能实现。

最后, 周恩来还强调了发展民族经济对巩固国防的重要作用。周恩来指出, 少数民族地区多地处边疆地区, 这种特别的地理条件就决定了巩固国防要依靠少数民族人民。而要使少数民族人民自觉地保卫边疆、巩固国防, 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其民族经济, 使他们赶上或接近汉族发展水平, 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三) 周恩来民族经济繁荣思想对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启示

从以上这些论述可以看出, 周恩来是把发展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来论述的, 而这也是邓小平“民族经济现代化”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周恩来认为发展民族经济对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目标、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巩固国防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些论述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民族经济现代化是各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各个层面。

参考文献

[1][2]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文选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4:162.

[3]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3:364.

[4]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186.

[5]江泽民.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

[6]不信教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309.

[7]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 (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84:252.

民族经济思想 篇2

美国是一个教育行政权高度分散的国家。

它有50个州，州以下为县。

从教育体制上讲，州以下设学区。

全国共有600多个大学区(中小学生万人以上)，3000多个中等学区(中小学生2500至10000 人)， 1多个小学区(中小学生2500人以下)，学区的教育权利机关是教育委员会，负责制订教育政策和教学计划(含各科教学大纲)。

美国联邦教育部对各州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等并没有统一的规定。

各州可以制订自己的教学计划和大纲，但这种计划与大纲是非粗略的，对各个学区只具有指导性，并不具有指令性。

只有学区才是真正的教育实体。

哈佛大学著名儿童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博士在其《中美艺术教育的区别》一文中这样写到：“美国教育的高度分散与此(中国)形成鲜明对照，50个州的方针各不相同，有时16000个学区也各行其事，这造成了很大的自主权。

差异不仅被容忍，而且受到鼓励，地方性也受到尊重。

正因为教育行政权的如此高度分散，再加上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的背景，因而，导致中小学教育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音乐教育模式自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

在美国学校音乐教育的众多模式中，如下几种占有主导地位：即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达尔克罗斯教学法和综合音乐感教学法等等。

这些教学模式既各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又相互交融混合，它们交相辉映，使美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园地呈现出色彩纷呈、生机勃勃的景象。

上述几种音乐教育模式虽多系外来的，但由于与美国的实际结合紧密，早已被兼容、吸收成为美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当把它们看作是美国式的音乐教育模式。

二、“创造”成为多种模式的主题思想

美国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模式甚多，从表面上看，会觉得五花八门，甚至会感到杂乱无章。

如前所述，16000多个学区的音乐教学大纲都不一样，教材也是多种多样，甚至学校与学校，乃至同一学校不同教师所采用的教材、教法也不尽一致。

然而，我们从这表面的混乱中却不难看出它内在的秩序，在这多种多样的教学模式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主题——创造。

我们认为，以创造为主题的音乐教育模式必定是鼓励儿童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主动探索、创新的模式，而决不是要儿童只作被动地模仿的模式。

以下，笔者就几种当代美国的音乐教育模式与创造主题作一简析。

1.奥尔夫教学法与创造

卡尔·奥尔夫(Car Orff)的儿童音乐教育方法是一种重创造性思维训练的实验方法。

其实质是通过节奏让儿童以此来创造他们自己的音乐。

儿童通过一系列不断深化的表演活动来掌握一些音乐的词汇：谈话、运动、唱歌、演奏和玩耍。

该教学法并不要求很快就能教会学生歌唱、奏乐的方法，而是让学生接触音乐实践。

奥尔夫认为如果学生能唱得好、奏得好，首先要使他们喜爱音乐，要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融合到音乐中去。

不要求学生对老师所传授的一首歌曲或一个舞蹈去进行不折不扣的模仿，而是要求师生在一起共同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共同来形成一些新的东西。

一堂成功的奥尔夫课往往会给人以神奇的、不可思议的感觉，它能给学生创造一种幻觉，即感受音乐似乎并不费力，在轻松愉快的玩乐中，顷刻之间即可产生美妙的感受。

参与者(学生)虽然并没有很多的技巧或理论背景，却也能创造自己的音乐。

孩子们在奥尔夫教学法的训练过程中能够经历着一种通常只有专业音乐家才有的合奏感。

简言之，奥尔夫教学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音乐活动、用元素性的音乐来培养儿童的创造性。

这一教学法从德国传入美国后，受到美国音乐教育界欢迎。

他们将此教学法与美国实际相结合，在固有的奥尔夫乐器中又加入了一些美洲和非洲的民间乐器，在教学中既坚持了奥尔夫教学法的精神原则，同时也使这一教学法本土化，使之成为美国中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2.柯达伊教学法与创造

柯达伊的音乐教育思想主要是一种民族的、全民的音乐教育思想，他希望通过音乐教育提高匈牙利的民族素质，主张通过音乐让孩子们形成创造性并丰富其生活。

柯达伊教学法的主要目的是：(1)培养音乐文化水平——用传统音乐语言思考、读写和创作的能力。

(2)通过使用学生自己祖国的民间音乐遗产给予他们一种文化认同感，通过本民族的民间音乐知识进一步了解其他民族和文化。

(3)提高所有学生的表演能力——在班里、在合唱队里演唱、参加重奏团与管弦乐队——把参加集体音乐活动作为丰富生活的一种方法。

(4)让全世界伟大的音乐作品成为学生的财富。

为达到上述目的，柯达伊强调每课时必须集中于若干不同的音乐目标，如：齐唱和分声部唱;乐谱的读写;练耳、内心听觉、记忆技能;识别、使用曲式;随音乐运动;听赏音乐;即兴创作。

显然，作为最高阶段的创作是该教学法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

柯达伊教学法传到美国后，得到了美国的一些音乐教育工作者的采纳，其中包括T·巴赫曼，L·乔克西，M·H·理查兹和D·培根。

巴赫曼博士把柯达伊教学法与美国的音乐教育实际相结合，在向儿童介绍记谱法时用一线谱的方法进行，其余几条线待必要时再导入。

他把节奏从旋律中分离出来，通过让学生学习和运用节奏而进一步强调节奏(正是这导致人们将柯达伊教学法与奥尔夫教学法结合运用)。

他很重视用听写发展儿童的音乐记忆，尤其是重视音乐创作的教学。

他认为，“如果儿童熟悉音乐写作，他们就能更好地掌握照谱演唱音乐。

使儿童在初期就意识到他们所学的音乐能由他们自己或其他人表演。

在使用柯达伊教学法的唱歌教学中，为了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美国人在实践中还非常重视使用黑人灵歌这一带有很强的即兴性的演唱形式，使学生的音乐创造性得到更好的发展。

与奥尔夫教学法一样，柯达伊教学法已成为美国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方法。

美国人还将二者结合使用，形成了以发展儿童创造性思维能力为主的柯达伊——奥尔夫教学法。

正如迈克尔·L·马克所说“两种方法彼此强化，使儿童更富有创造性，更理智地学习音乐。

3.达尔克罗斯教学法与创造

爱米尔·雅克·达尔克罗斯(Emile Jaques- Dalcroze)所创立的教学法传人美国已久，现在该教学法在美国仍非常流行。

这是一种以发展儿童的音乐能力及创造性为目的的教学法。

虽然人们常常以为体态律动就是达尔克罗斯教学法，但实际上这仅仅只是其三大内容之一。

该教学法的另外两方面的内容分别是视唱练耳和即兴演奏。

在体态律动的课上，学生以身体作为一种“乐器”，随着音乐自由地运动，教师(有时是学生)用钢琴即兴演奏。

学生通过走、跑、跳自行创造表现与他们所听到的音乐相应的动作，每个人对自己所听到的音乐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出相应的动作。

这就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视唱练耳课上，要求学生用唱名演唱音程和歌曲，尤其重要的是要进行声乐的即兴演唱，这种以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视唱练耳”课与传统的`专业视唱练耳课是有极大的差别的。

即兴演奏多在大钢琴上进行，也可在其他乐器上进行，目的是帮助学生在演奏过程中形成与对音乐进行体态反应的自由，学生进行任意速度的即兴表演练习。

达尔克罗斯甚至在理论课上也采用了这种即兴演奏的方法，他让学生即兴演奏旋律或旋律片断，作为发展他们对音程的理解的一部分，并帮助他们熟悉和声。

凡此种种，达尔克罗斯教学法对培养儿童创造性思维的目的非常明确。

民族经济思想 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内容

在中国现有的民族分布格局下,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虽然存在着一致性和交叉性,但又是相区别的。

(一)少数民族经济

少数民族经济是以某一少数民族为主体,具有共同历史、共同特征、共同利益关系的群体的经济,或者把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的几个少数民族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也可以把55个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虽然内部存在着差异,但在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具有共性的特点,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问题。少数民族经济强调的是作为人们共同体的特定群体的经济,其研究的重点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族经济类型的形成和变化,民族内部及与其他民族的经济交往关系,民族经济发展的特征及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民族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多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民族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中国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状况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其中,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主体民族,少数民族间发展也不平衡,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少数民族经济具有内部共同性和外部差异性的特点,这是少数民族经济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存在的基础,特殊性是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出发点。[1]这种特殊性既是前面提到的由自然环境决定的生计方式或产业类型的特殊性,也可能是由发展阶段决定的发展水平的特殊性。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民族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特殊性会逐渐消失,共同性增多,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但民族间的经济差异或特殊性不是短期内就能消失的,即使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民族间,也存在着共同性基础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像最初那样表现在生计方式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实体经济层面,而表现在经济管理模式、企业组织形式等企业文化层面。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经济结构单一,活动空间有限,民族分布集中,同一民族从事的经济活动具有许多共性的地方,民族经济的特征十分突出,这些共同性特征是其区分于其他民族经济的主要标志。即各民族的经济生活或从事的经济活动往往是不同的,或是有差异的。即使是同一种经济类型,也因其发展历史、自然条件而有所不同。历史上汉族基本从事农耕经济,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基本形态是“男耕女织”,以及家庭养殖业。少数民族从事的农耕经济有些与汉族是基本一致的,如清代中后期以来的部分蒙古族由游牧转向农耕,发展到今天与汉族的旱作农业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些少数民族虽然也从事农耕经济,但所处的自然环境使其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如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山地农业、新疆维尔族的“绿洲农业”。

民族作为人们共同体,“共同经济生活”是其存在的重要条件。在多民族国家,共同经济生活既表现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或相似性,也表现为各民族不同的经济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以及对本民族共同经济利益的认同,在特定时期或条件下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这时少数民族经济又有了相应的利益要求和政治内涵,并有可能引发不同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和民族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时有民族间为了争夺草场、森林、土地、水资源等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最典型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间的关系,形成了大致以长城为界,南耕北牧的生产格局。双方在经济类型、产品结构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需求,这种需求既可以通过互市形式实现,"茶马互市"是其代表形式;也可以通过军事入侵和武力掠夺,武力冲突自汉朝至清朝未曾中断。还有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为了争夺土地、森林和水源而发生各种冲突和矛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屡见不鲜。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协调民族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冲突和矛盾大幅度减少,但仍存在着利益差异和矛盾。只要民族共同体存在,这种利益关系就存在。

在多民族国家,在主体民族占多数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经济往往是非主流经济,其发展与国家或地区层面的经济发展可能是相背离或不一致的。

(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共同地域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地域是空间基础。民族经济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并由其生存繁衍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经济类型和生计方式类型,因此民族经济不能脱离其空间形式而独立存在。但少数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是有区别的。如果某一区域生活的是单一民族,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具有高度一致性,如果同一区域生活着多个民族,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存在着区别。区域经济代表一定空间的发展条件、发展概况、发展趋势等。在中国现有的行政管理格局下,区域经济除大的三个地带或几种不同的经济区划外,大多以行政区划为主,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区域经济研究很普遍,区域经济利益也主要以行政区域利益表现出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在民族视角研究的基础上,大部分是基于区域层面的研究,即一定地域或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经济研究。这首先是由于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离不开其生产生活的地域空间,少数民族的分布又具有相对聚居的特点;其次是由于基于单纯民族视角的研究受到民族间杂居分布的影响,地域与民族在大部分情况下不是高度一致的;同时,中国现有的经济统计都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逐级统计的,而以民族为对象的统计除人口统计外,很少有专门的经济统计。因此,在实证或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基本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研究,而少数民族族群的研究相对薄弱。

五月民族团结思想汇报 篇4

这个月是雷锋月，不管是打开电视，还是报纸，更或者是现实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雷锋的影子。

提起雷锋，相信每一个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他是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在他短暂的22年的生命中帮助了无数人，他是一名平凡而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中国无产阶级事业的建设，他无私的行为完全是出自自己最本源的想法，没有人监督，也没有任何利益的追求，他用最纯粹的信念解释了他做的那些在旁人眼中所无法理解的事情，他把党比作母亲，将自己的生命看成是国家和人民的，“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是他对自己的承诺，也是他启迪后人的名言。除了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他还用行为告诉了我们要做一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雷锋在政治上的思想高度是大多的人所不能企及的，他用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守岗位，言必行，行必果，将理论知识深刻的落实到了实际生活之中，在雷锋众多先进的思想风格之中，公而忘私是最具代表性的，当自己的利益与国家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坚定不移的将集体利益摆在首位，雷锋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是基于他终身都奉行着的人生核心思想——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名战士。

而我们，作为大学生，更应该将雷锋精神发扬光大，首先在思想上，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帮助他人，将对国家的一片赤子之心转化成切实的行动，自觉地在平凡的小事中，努力实践这项宗旨，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

其次，在生活作风上要艰苦朴素，一切从简，坚决反对大吃大喝，普涨浪费的行为，虽然我们的社会现在已经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方面的压力相较从前要小，可是我们仍然要秉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我们要时刻牢记今天幸福的生活都是前人们用鲜血和热泪换来的，世界上还有很多正在穷苦之中饱受苦难的人们，我们所浪费的也许就是他们最需要的资源，雷锋在生前曾有一个“节约箱”，平时拣到一颗钉子、一个牙膏皮都收集起来，一双袜子，一件衣服往往要穿上好些年，到破了一处又一处都仍然舍不得丢掉，我们也要向这样的高度看齐，生活上少些物质的浪费，以苦为乐。

另外，要有无私的敬业态度，雷锋有一句闪光的语言—“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他把自己当作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我们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落实这种敬业的态度就是学好自己的专业文化知识，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习、工作，对于自己承担的事情，要积极肯干，脚踏实地，敢于担当。

最后，要有团结友爱的集体意识，始终将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同时在一个集体中，积极配合，努力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营造一种良好和谐的集体氛围，团结集体中的成员，发自内心的关心身边的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讲民主讲有爱，深刻理解“众人拾柴火

焰高”的内涵，形成具有坚强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坚强集体，只要我们能有这样一种全局意识，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雷锋，用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无限宝贵的财富，他的精神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传承，不管多久，我们都要牢记这样一个先锋，从而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的修养，以雷锋精神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导向。

以上就是我对雷锋精神的感悟及思想汇报，请党组织考验我敬爱的党组织：

我们又迎来了每年一度的学雷锋活动月。雷锋精神的内涵，应该是奉献精神，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雷锋二字，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其次是“钉子”精神、“螺丝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当前，学雷锋活动正在全省上下广泛开展。周强书记在谈到雷锋精神时说：“雷锋精神具有深厚的土壤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雷锋精神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那就是爱与奉献的精神，其内核是跨越时空的，雷锋精神永不过时，雷锋精神是永恒的。要让雷锋精神深深扎根湖湘大地”。

从1921年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了第89个年头。现今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号角已经响彻整个神州大地，在这一系列的进步与发展中,反映的正是一种与时俱进、始终引领时代潮流的态度,这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鼓舞作用的。一方面这样的精神与态度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学习和领会；另一方面它也鞭策我们不断向前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我认为：作为一名21世纪的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栋梁，我们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事

业继往开来的重任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因而我们就必须首先认清当前的形势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信念。

大学生党员作为党组织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优化党员队伍结构的新生力量，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力量。大学生是未来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而大学生党员则将是这支主力军的领导者。由于大学生党员是大学生队伍中的优秀分子，其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大学生党员应行动起来“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把自己融入党的伟大事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勤奋学习带动群众真正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发挥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和骨干带头作用，既是党组织对大学生党员的基本要求,又是大学生党员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大学生党员只有从政治、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发挥好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努力做到思想先进，学习优秀，工作积极，生活热情，才能在学生中树立起大学生党员的良好形象，影响和团结广大同学共同进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把我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促进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一个学生党员的应有价值„„做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我入党除了光荣更重要的是一种承诺和责任。

大学生要加强理论修养真正做到“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而且在思想上入党”。理论水平与思想素质的提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学生要带头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成为理论功过硬、具备一定理论水平的新一代接班人。

大学生党员要带头树立良好的生活作风，还必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个人的生活作风做起。“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没有正派的生活作风就不能成就大事业,没有正派的生活作风就容易偏离自身发展方向；没有正派的生活作风就搞不好学习。大学生党员应当注意和同学们保持良好的关系，通过平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融洽与同学的感情，同时要懂得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大学生党员还应注意观察及时发现同学在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想办法帮助解决。

民族经济思想 篇5

关键词：市场经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134-03

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三十多年的发展后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作为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却始终落后于其他地区，已经成为影响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明确部署，在此机遇下，如何抓住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大力促进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市场经济为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一）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

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将是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好机遇，表现在：[1]

首先，市场经济将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民族地区大多具有丰厚的天然资源，然而少数民族却在资金、技术与市场信息方面较为贫乏，这种状况导致了民族地区长期以来虽然具有资源优势、却无法形成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较快发展。在实施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随着东部产业向西部的转移，资金、技术与信息也将随之大量涌入民族地区，形成以资源为主要基础的产业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将获得快速的发展，但同时也要避免以低水平资源开发为主的高耗能、低产出项目的泛滥。

其次，市场经济还将拓展民族地区的市场规模。民族地区由于交通、人口、产业等各方面的限制因素，使得市场规模始终较为狭小，导致无法形成有效的资源与产品的流动性，阻碍了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通过市场经济的改造，民族地区市场将与全国统一市场连接，市场容量与基础设施将逐步改善，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基础环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生产和竞争，不但会促进民族地区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为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提供了机遇。乡镇企业具有先天的市场特性，其最主要的特点是竞争意识强烈、市场规模适度、产品容量比较大、分布领域比较广、经济社会效益较高。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既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牧区思维观念的更新，提高广大农牧民群众参与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能使大量的农牧民相对集中到城镇，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形成完全市场经济形态的集约化经营，朝国际市场进军，以此来大大改变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的规模和进程。市场经济还可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第三产业的兴起。但从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条件和发展趋势来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潜力、有特色、有优势，是能够以较低代价和较高的发展速度摆脱封闭落后，加快形成具有市场化经济特征的社会化体系，同时也是形成这种社会化体系的希望所在。

第三，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使西部民族地区变成对外开放的的前沿阵地。[2]我国全方位开放战略的实施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我国五大民族自治区中，有四个自治区（内蒙、新疆、西藏、广西）和多民族聚住的云南省与十多个国家接壤，有20多个少数民族跨境而住，这些特点在我国全方位开放形势下，无疑将形成巨大的经济优势。从经济地理角度看，我国西部口岸的开通，以使西北民族地区从原来的“口袋底”变成了直接面对独联体、蒙古、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广阔外部世界的“口袋口”。西北民族地区不仅有了跻身国际经济大循环，均等参与竞争的机会，而且一下子从国际贸易大后方变成了前沿阵地。例如：1996年国务院比准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出的“向西倾斜、东联西出，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战略，并给了八条优惠政策。至此，新疆经国家批准的进出口岸有九个，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

（二）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

市场经济虽然是机遇，但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长期处于较为闭塞的市场环境中，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因而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必须会遇到重重困难。

首先是在市场环境、思想意识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较，这种差距的弥补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些差距主要表现：（1）经济增长速度差距。1992年，东部增长速度大幅度超前于中西部，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各为11.6%和9.2%，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63%和50%，发展速度上相对差距比八十年代又进一步扩大。（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由于地区差距扩大，使中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所占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总体经济份额进一步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4）乡镇企业发展差距。1993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中，东部占65%，中部占30.2%，西部仅占4.8%。[3]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思维方式落后，具有浓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极大地妨碍了市场经济开放性原则的贯彻，尤其不利于生产资料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造成了一方面市场缺资源，另一方面资源缺市场的状况并进而发展为恶性循环，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4]

其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调节的功能将减弱，国家的扶持力度虽然不断增加，但总体上将不再是主要的发展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政策约束和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以市场为激励经济活动的主要调节者经济运行模式。人们的思想意识，既可以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又可阻碍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进步。应当看到，我国长期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和建国后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许多观念与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特别是民族地区除上述制约因素外，还有轻商、歧商和贱商的传统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旧的传统观念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经营中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和效益观念仍然淡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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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民族地区人们的市场意识、营销手段等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在民族地区加强培养广大农牧民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并鼓励广大农牧民进行营销手段创新。

二、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一）发展的优势。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多位于我国广袤的西南地区。民族地区相比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也有其发展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突出的资源优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丰厚的天然资源，包括有色金属、天然气、煤等自然资源、水力资源与旅游资源；此外，民族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因此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是一大优势。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供了有利条件。[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对西部资源的探测和开发投入了大量资金，建成了很多大型项目，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交通、管理等方面的不足，民族地区对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以及经济效益水平不高，又没有把巨大的资源潜力转化为经济优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可为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某种契机。资源配置将进一步市场化，打破了原来区域间的分割和地区间的垄断，使原先存在着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各不相同的地区能够加强横向联系，为此将增强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

二是具有区位优势。一方面民族地区的土地价格要远低于东部沿海，另一方面，从地区位置上来看，民族地区大多位于沿江、沿边，区位优势也较为明显。我国五大自治区中的内蒙、新疆、西藏、广西及多民族聚住的云南省与十多个国家接壤，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这些特点在我国全方位开放新形势下，将形成巨大的经济优势。[7]

三是政策优势。对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一直是党的基本民族政策。包括财政支持、产业政策支持、税收扶持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也是民族地区的优势之一。为了有效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尽快制定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规划，从现在起就应在产业政策、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全面向民族地区倾斜，实行比特区还“特”的经济政策，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依靠初加工和卖资源为生的经济格局，加快民族地区工业化的速度，使新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能够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同步进入小康。[8]

（二）发展的劣势。

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劣势也是十分明显的，表现为：一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投资能力不足，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民族地区在道路交通、水电气配套建设等基础设施方面，以及在金融、医院、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力度不足，使得这些地区对于高附加值产业缺乏吸引力；二是政府服务能力不到位，发展市场经济对民族地区的政府服务能力、服务态度有一定要求，如果当地政府服务能力不足、服务态度不佳，依然抱持着“官本位”的思想，甚至人为设置审批关卡、潜规则众多，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三是劳动力素质不高与物流成本增加也严重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虽然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特别是技能型、管理型人才十分缺乏，加上道路基础设施不发达，使得企业产品辐射能力降低，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9]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对策

（一）把发展的思想摆在第一位。

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最可能形成阻碍的就是人们的思想。尤其对于民族地区而言，长期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更加习惯于计划调整经济社会发展，要发展市场经济，就要转变这种习惯，要让人们参与竞争、在竞争中形成市场主体。因此改变“小富即安”、“求稳怕乱”的思想，改变“等靠要”的计划思维，从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良好发展的思维出发，大力推动市场经济建设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思想。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市场经济的实行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尤其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在市场基础环境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甚至不如中部地区，这方面的差距必须在依靠国家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充分激发自身的积极性，因此国家的政策扶持不仅不能减少、反而要继续加大，特别是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为支持民族地区发展，近年来国家还针对各民族省区制定实施了相应的扶持政策。200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加快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提高新疆各族人民生活水平，进行了全面的部署。2008年以来，国务院又陆续制定出台了促进西藏、宁夏、青海等省藏区、广西、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若干意见》也在制定之中。[10]在经济、法律、民族、扶贫等各方面政策相结合之下，民族地区形成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之后，国家的政策可以转向某些特定领域，而在普遍扶持方面可以转为主要依靠地方政策扶持。

（三）多渠道增加筹资方式。

资金的缺乏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也是民族地区发展市场经济的首要困难之一。解决资金缺乏的方法，就是广开资金筹集渠道，具体而言，一是依靠国家财政支持、二是发掘地方财力、三是广泛启动民间融资。通过完善股份制的筹资渠道，将民族地区的民间资本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来，不仅可以改善民生、提高少数民族居民收入，而且将少数民族融入到民族地区发展的事业中来，又激发了他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有助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四）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

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载体，也是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主要基础建设。市场体系的培育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市场法制、专业市场、市场环境、配套措施等等。法制、环境与措施是市场体系的软件建设，而专业市场则是硬件建设，在当前民族地区的发展条件下，优先发展硬件尤为重要。根据民族地区的特色，应当加快开发面向全国的开放性专业市场，如畜牧业市场、农产品市场、资源矿业市场等，专业市场的建设将推动市场软环境的不断调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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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完善法制环境。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的市场行为都将纳入法制的“囚笼”之中，不允许脱法行为的存在。只有在法制的约束下，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因此依靠市场经济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首先完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法制环境。要通过逐步出台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加强民族地区的法制环境建设，在此基础上，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出台相应的条例、法规等，逐步完善民族地区市场法制环境。经济自治权的实质是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基本经济权限的划分，是国家经济利益和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平衡。具体详细划分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基本经济权限的工作，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就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看，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基本经济权限处于较大的变化和发展之中。[11]

（六）依靠科技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加快民族地区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必须把依靠加快科技创新事业发展与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民族地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以全球战略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稳步推进科技创新事业发展，中央和东部要继续从各方面给予支持，积极促进民族地区与港澳地区合作，共同推进科技创新事业发展，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科技创新体系，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12]民族地区具有丰厚的自然资源，但发展经济不能以资源的破坏性开发与环境的恶化为代价。发展资源型经济，必须以民族地区的长期良性循环发展为基础，探索依靠科技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资源深加工、发展高附加值资源产业的路径。要逐步淘汰高耗能、低附加值、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尤其引导外资投向资源的深加工利用，并由此带动技术引进。

（七）建立人才培养体系。

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民族地区输送了大量各级各类优秀人才，为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少数民族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特别是民族高等教育，进一步培养适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精英型人才。培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应用型、精英型人才是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13]针对民族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的问题，要加大对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力度，尤其是培养少数民族科技人才、管理人才，通过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解决民族地区人才短缺的问题。同时要依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技术转移、订单培养等方式来形成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循环体系。

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繁荣的重要工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全方位改革步伐，必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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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侯长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J].《新疆社会经济》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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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华：《市场经济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J].《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

[7]郭华：《市场经济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J].《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

[8]侯长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J].《新疆社会经济》1995年第5期。

[9]陈雷：《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繁荣[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3期。

[10]魏后凯、成艾华、张冬梅：《中央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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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土登、耿亚军、汪卫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应用型、精英型人才培养必要性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14]郑长德：《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J]，2009年。

[15]马江：《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6]冯等田、何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J].《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7]张细移：《制约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8期。

[18]奂平清：《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J].《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多尔衮的民族关系思想 篇6

关键词：多尔衮；民族关系思想；来源；特点

多尔衮是清朝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目前学术界对多尔衮的政治思想、军事法律伦理思想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民族关系思想上，至今尚未有研究，本文拟对此做初步的梳理和探讨，以引起学术界对此的重视。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扶植福临登基，是为顺治帝。因此，顺治元年到七年的民族政策主要是按照多尔衮的旨意制定的，基本体现了多尔衮的民族关系思想。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总结和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围绕着如何安定人心，如何打击残明余孽，如何对待蒙古、朝鲜、西藏及周边各少数民族，多尔衮形成了以“中外一体”为主要原则，“以汉治汉”为核心，“建立封贡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

一、中外一体

多尔衮文武双全，少年从军，攻灭察哈尔部于漠北，布私恩于朝鲜王廷，经数役残毁明朝，尤其是占领北京后，他逐渐接受了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外一体，四海为家，无论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四夷之地，还是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都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虽然不同民族的不同人物流派纷呈，观点各异，但是大一统思想有很深的影响力和很高的认同度，是统治阶级扩大版图维护统治的重要思想原则。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的问题，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争论。当时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反对迁都北京，言于多尔衮曰“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海山，可无后患。”多尔衮不同意这种胸无大志，专事屠戮的狭隘的民族压迫政策，他认为“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同时由于清军入关速度较快，从盛京到北京路上，因“新经兵火，四野赤地，漕运不通”，“而公私储积，荡然无余，刍粮俱乏，人马饥馁”，“迁徙之际，上下之所仰赖者只是积年陈腐之米而已。”官兵人皆安土重迁，对于立即迁往北京，“多有怨苦者。”在这内外交困的同时，“京城民讹言秋七八月将东迁”，“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赤孩。”多尔衮对京城内外的这些谣传，坚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又说：“尔曹试思，今上携将士家属不下数万，与之俱来者何故？当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多尔衮表示要不惜排除一切困难迁都北京，以表其统一中国的决心。自定鼎北京后，大清数年间以有中国。至此，一个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新兴大清帝国建立，王业成而中国一统。

二、以汉治汉

1.招降明将

满人能最终定鼎天下，一个关键因素是，满人懂得利用其他民族力量，父兄如是，多尔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多尔衮深知八旗兵勇虽骁勇善战但兵少将寡。吴三桂来书乞师，多尔衮旋即接纳，并作书安吴三桂及汉族上层地主阶级之心为己正名，表示后金将“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惟底定中原，与民休息”。并彰显吴三桂“忠臣之义”，安其“尚复怀疑”之心，许“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之厚利重爵，以使“国雠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在多尔衮正确策略的感召下，吴三桂开关降清，为大清立下汗马功劳。多尔衮一再申明清兵入关，是为救百姓于水火，为雪明臣亡国之耻，大清国能“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忧。” “自关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窜山谷者，皆返乡里，发迎降。遂以捷音驰奏。”

2.袭承明制

为了适应以汉族为主体的全中国统治的需要，清政府对原明朝旧国家机器及其文武官员，采取了全盘接收的政策，与关外政权机构及其人员对接合并，形成了以满洲贵族为主体，有汉族旧官僚参加的满汉官僚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社会震荡，为满洲贵族一统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央机构中，将明之内阁与清之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合并办公，统称内院。

在京的六部官员及都察院等官员与满族官员一同议政，一批汉族知识分子进入到重要部门工作。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宋权、冯锉常常与多尔衮会面，其中范、宁二人还进入满人专控的议政大臣之列。多尔衮摄政期间还直接点陈名夏、谢启光、李若琳、刘余佑、党崇稚、金之俊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部尚书，徐起元为都察院左部御史，与满尚书共同处理日常政事。清王朝的中央国家机构，完全接收并继承了明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满洲贵族迅速确立对全国的统治。

三、建立封贡体系

顺治二年四月，多尔衮以清廷名义颁布诏书，说：“西番都指挥、宣慰、招讨等司，万户、千户等官，旧例应于洮河、西宁等处，各茶马司通贸易者，准照旧贸易。原有官职者，许至京朝见授职，一切政治，悉因其俗。乌思藏番僧应从陕西人贡者，该布政司察号，果赍有印信番本咨文，准照旧例入贡。”这样，通过重新册封和准其进贡，重建了与西藏的隶属关系并恢复了双方的经贸往来。顺治三年五月，吐鲁番首领苏鲁谭、阿布伦、穆罕默德、阿济汗遣使进贡，受到多尔衮热情接待，并下诏吐鲁番“时来朝贺，大贡小贡，悉如旧例”，把新疆诸王来朝看成是“四海宁谧，遐威向风”的盛世之象。顺治五年六月，新藏阐化王舒克派使者进京朝贡，被多尔衮封为“妙胜慧智灌顶国师”，锡诰命。之后，西藏地方政权和宗教政权纷纷与中央政权建立或是恢复了联系。

满蒙联姻是封贡体系的重要内容。多尔衮入关以后，继承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蒙古政策，并通过更为灵活的措施，加强了中央和蒙古各部的联系。顺治二年四月，承父兄遗策，多尔衮作主将皇太极第八女固伦公主许配给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达札之子巴雅思护朗。同年十月，多尔衮又将皇太极二女固伦公主嫁给察哈尔汗的儿子阿布鼐。顺治四年十二月，又将垒太极第十一女固伦公主下嫁给阿霸垓部落噶尔玛索讷木。多尔衮自己也在顺治四年八月纳阿霸垓部落笃思噶尔济农之女为妃，此外，满蒙王公大臣之间的联姻也很常见。世代联姻使满蒙关系水乳交融。

參考文献：

[1]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方法的探讨[J].民族研究出版社，2006（2）：66.

[2]《清通鉴》卷一[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705.

[3]《清通鉴》卷一[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705.

[4]《李朝实录》仁祖卷四五.二十二年七月辛丑.444.

[5]《李朝实录》仁祖卷四五.二十二年八月戊寅.448.

[6]《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睿忠亲王多尔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992.

[7]《清世祖实录》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62.

[8]《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睿忠亲王多尔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992.

[9]《清通鉴》卷一[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