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思想

经济发展思想（共12篇）

经济发展思想 篇1

创新是指勇于探索而不满足于过去的经验,积极进取而不墨守成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快科学发展的步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科学发展的难题,而思想观念的创新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

一、破除传统思维惯性思维的束缚,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

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但有一些同志在思想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惯性思维的束缚,遇到问题就容易产生疑虑和困惑。比如,“量力而行”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观念,如果我们不能用辩证的思想去加以分析,在发展问题上必然形成小脚女人走路的局面,何谈跨越式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方式,树立“办多大事筹多少钱”的观念,用市场化的手段来筹集办事的钱,这对我们这些相对落后的县域经济来说更为重要。

二、打破消极守摊子的思想,树立不发展或慢发展就是落后的观念

稳定与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发展始终是主要的、占主导地位的,稳定是前提、是保证。稳定与发展在一定时期,各有侧重,但总体上还是要树立发展的思想,不能以保稳定为借口消极守摊子,否则就会挫伤广大干群的积极性,最终还是要出事。为此就要立大志、创大业、谋长远、抢项目、跑资金。滑县基础差,如果没有立大志、创大业、谋长远的观念,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的局面。目前,国家加大了投资力度,保增长的力度也很大,为此,县委县政府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遇,认真研究国家的政策和投资方向,超前谋划,及早动手,争取主动,把该争的项目和资金争回来。今年以来,滑县县委、县政府本着打基础、抓长远的思路,谋划了一批大事情,比如长兖铁路滑县支线及客货运输站项目、2×30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县城连接高速公路的快速通道、滑县卫南蓄水工程和黄龙潭蓄水补源工程等等,这些大事对滑县将来的发展都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克服等、靠、依赖和简单化的倾向,树立高标准创造性抓落实的观念

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指示,这是对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但如何贯彻上级指示,情况却不大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抓落实上,克服等、靠、依赖和简单化的倾向,树立高标准创造性抓落实的观念,在搞好上下结合上做文章。具体到一个单位或部门,由于所处的条件、担负的任务不同,实际情况则往往有较大差异性。只有把上级的指示与本单位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进行加工制作,拿出解决自己问题的实际办法,才能使工作取得扎实的成效,才是真正落实上级的指示精神。

四、打破常规,树立跨越式发展的观念

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有超常的观念。与自己比、与过去比,我们是发展很快,但横向来比,我们落后了,而且差距很大。特别是对于滑县来说,不是发展不发展,而是必须跨越式发展。为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要摒弃一切不适合市场规律的东西,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机制和旧的工作方式。而所有的改革必须是以思想观念的创新为先导,思想观念不创新,一切改革、创新都无从谈起。在具体改革中,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宁可改革有失误,也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宁可向前走出事,也不能等着出事;宁可改革暂时影响速度,也不能以速度牺牲机制创新,要用联系、发展、辩证、全面的观点来处理问题。观念创新的标准,就是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符合滑县的实际。要敢于冲破条条框框,敢于去闯、去试。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既要加快发展速度,加大改革力度,又要审慎从事,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尽量减少社会震动,这样才会达到改革的最终目的。

五、打破搞关系就是搞不正之风的片面认识,树立关系出效益的观念

关系就是效益。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搞关系就是搞不正之风,搞歪门邪道。而现在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其社会地位和作用也显得非常的重要。在新的形势下,需要合作的内容丰富多彩,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建立处理好各种关系。因此,我们要摒弃过去那种认为搞关系就是搞不正之风的陈腐思想观念,树立正当关系是开拓事业、发展自我的一种重要途径的理念。

六、杜绝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在新的时期,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新的政绩观,要求我们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从现实来看,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满足于现状、甘于平庸。这种观念如果不被彻底清除,恐怕原地踏步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树立“无功即是过,平庸即是非,不进即是退”的观念。评价一个人是否观念创新,既要听如何讲又要看变化,不能思路层出不穷,未见丝毫动作。既要看常规工作又要看有无突破,对于一个时期内政绩平平的要坚决拿下。发展是最大的政治,那种仍习惯于看摊守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保守思想必须摒弃,同时坚决杜绝搞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创新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发展必须给老百姓带来实惠。

思想观念创新是个动态的过程,是个永无止境的工程,今天创新了,并不等于明天仍然走在前面。只有不断创新思想观念,才会形成新的发展思路,才会有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才会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评论员文章.转变和创新思想观念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N].南阳日报,2008-08-18.

[2]刘勇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N].驻马店日报,2008-06-05.

[3]吴新元,张秀芳.观念创新是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J].前进,2002,(6).

[4]丁治刚.在解放思想中更新观念在解决问题中真抓实干[N].现代生活报,2008-12-10.

经济发展思想 篇2

突破思想障碍，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镇曾创下珠江三角洲工业卫星镇和省中心镇的业绩，但未能乘胜追击，却因金融风险和特大洪灾袭击的波及，陷入经济低迷的波谷，致使与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针对这

些严重的思想障碍，**镇委提出了“突出一个中心，抓好两个重点，推进三项建设”的工作思路，对全镇“三级干部”进行解放思想的教育，端正发展观念，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全局，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突破“小而全”的发展模式，坚持走发展特色产业。**镇在制订镇经济发展规划中，把发展陶瓷定位为特色产业放到重要位置而发展，是充分调查和可行性研究的结果。经过2007年的实践，先后引进了会德丰、新锦成等几家大型陶瓷企业，投资总额达10多亿元，更与全省重点陶瓷产业基地南庄镇达成结为友好镇实现优势互补的意向，进一步推进**陶瓷产业的发展，使**镇初步形成陶瓷产业聚集。

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统筹解决民生问题。实践证明，**镇在发展经济中充分关注民生问题，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其一，选择招商项目中，吸取了发达地区“先发展后治污”的教训，将环保问题与引进项目有机结合起来，对陶瓷企业定下较高的准入标准，舍弃高污染、高排放的项目，协调了发展与环境保护。其二，重视企业的社会效益，所上项目充分考虑当地农民的就业和收益，追求“政府有税收、商人有利润、农民有工资”的三赢局面。其三，经济发展同步推进社会公共建设，政府在取经济成绩时不失时机地投入圩镇的街道、影剧院、基础设施等的社会公共设施。

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作用的思路与对策

牛江镇委书记吴炎稂

据今年的侨情调查统计，牛江镇总人口2.3万人，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总人数却达3多万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工商巨贾不乏其人。海外侨胞众多，是侨务工作的宝贵资源。如果发挥好这班华侨的作用，大家都为牛江镇的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牵针引线，这是一股不可估量的力量，可以把牛江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新形势下如何发挥华侨华人作用，值得我们思考。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提高认识，切实加强新形势下的侨务工作。要树立长期不懈地开展工作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侨务工作的认识，健全侨务工作的队伍，充分发挥侨务部门的职能作用，营造做好侨务工作的氛围，形成侨务工作的合力，促进侨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加强联系，进一步巩固老朋友，发展新朋友。要加强与华侨华人重点人士的联系，开展海外重点人士的调研工作，加强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工作。

三是积极做好“引资”与“引智”工作。要善用“侨牌”增后劲。充分挖掘和发挥年青一代华人、新移民、留学生在资金、智力方面的优势，以互利为原则，引导他们为家乡经济建设服务。

四是努力保护好海外侨胞的积极性。要真正树立侨胞利益无小事的观念，积极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真心实意地为他们办好事、办实事，达到团结侨胞、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的目的。

继续解放思想推动良西经济协调发展

良西镇委书记何焕仍

近年来，良西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取得可喜成绩，社会大局稳定，但是，与一些先进地区、先进乡镇相比，无论从经济总量、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上仍然比较滞后，因此，在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中，必须正确评价、审视自己，以继续解放思想为动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促进良西经济社会和谐进步，主要是抓好“三个全力推进”，促进良西经济协调发展。

一是全力推进解放思想，坚定加快发展信心。要通过解放思想，做到“三破除三增强”，坚定加快发展的信心。即破除因循守旧思想，增强开拓创新意识。破除畏难退却思想，增强攻坚克难意识。破除坐而论道的思想，增强真抓实干意识。

二是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今年要抓好省道s369线良西段的改造工作，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公路改造的规划、测量、征地和施工等有关工作。同时，今年要争取接驳恩城自来水，改善企业和居民的饮用水。争取建设良西变电站，改造良龙线10千伏供电线路，解决企业的用电制约。争取改造三夹朗至帝都温泉、良西至福坪至帝都温泉正门道路和那湾桥，改善投资环境。

三是全力推进“四大经济板块”实施，实现良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抓好工业经济发展，增强工业发展后劲；要抓好旅游经济发展，打造旅游支柱产业；要抓好沿路经济发展，推动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要抓好特色农业经济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挖掘文化积淀打造那吉镇旅游业的特色品牌□那吉镇委书记岑仲平

如何打造那吉镇

旅游业的特色品牌？我认为要重新定位其发展方向，发掘文化积淀，提高景点的文化含量，并以文化积淀为主线，突出自然与人类的和谐，促使各景点联成网格，才能形成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旅游特色品牌。

一是提升“一水一石”的文化含量。“一水”就是温泉水，“一石”就是石屋文化。要以文化主题重新定位，重塑温泉旅游的品牌。对于石屋文化，应以人与

自然的和谐为切入点，增强石头村的历史厚重感和人文特色。

二是发掘“一山一林”的旅游价值。“一山”是指那吉金山，“一林”就是七星坑原始森林。在开发金山方面，要满足顾客的猎奇心理和财富欲望，以丰富那吉旅游业的层次。在开发七星坑原始森林方面，要充分利用七星坑原始森林的旅游资源优势，按市场定位，高档次、高起点地认真做好休闲、探险旅游开发总体规划。

三是提高“一软一硬”的整体素质。“一软”就是管理，“一硬”就是设施硬件建设。要培养和吸纳人才，提高管理水平；改善投资环境，畅通融资渠道；规划并开放农、林、牧、茶、电等工业园区项目，营造良好投资基础设施，吸引外资、民资投入到那吉的旅游业发展之中，使那吉旅游业的规模得以扩大，得到进一步发展。

改善交通条件破解发展难题

大田镇委书记罗帜雄

大田镇是个山区镇，经济一直都较为落后，整体规划布局很有局限性，尤其是交通条件不尽人意，到大田旅游观光的客人基本上是从开阳高速公路和325国道进入大田，大田西北面省道369线至阳春，东南面省道276线至新兴由于宏观交通架构不完善，至使阳春、新兴两市的游客未能引进大田镇，造成客源大量流失，连接阳春、新兴的省道369线和276线未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为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瓶颈问题，大田镇积极与相邻的阳春春湾镇、新兴天堂镇、六祖镇联系沟通，积极寻求破解发展难题的办法。2006年，省道369线完成改建工程，连通了阳春市，改善了两地的交通条件，较好地实现了恩平、阳春两市的旅游互动，而大田镇通往新兴市的276省道全程长也只有50公里，但大部门分的路段建设在半山腰，由于弯道多，急弯多，道路险要，交通条件不便，因而两地互动少，缺乏良性互动，双方的旅游资源未能起到互补的作用。建议政府加强与新兴市沟通联系，争取上级及有关公路交通部门的支持，尽快改建276省道新兴线，改善两地交通条件，进一步拉近两地的距离，促进恩平、新兴、阳春三市交流沟通，充分发挥三方游资源的潜力和优势，加强三市旅游互动，促进三市旅游业的发展，达到互利双赢的目的。

破解用地难题推进君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君堂镇委书记钟东成结合君堂镇的实际，我们提出了“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共建和谐”的发展思路，但近年来随着服装、纺织、建材工业企业及配套企业加盟我镇集聚发展，我镇无工业用地、技术型、管理型人才缺乏等发展中的难题突显，因此，科学破解用地难题，推进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破解工业用地难题，打破发展中的瓶颈是加快发展我镇经济社会迫切要解决的难题。我们必须要解放思想，树立一种强烈的发展意识，确立积极工作、敢于负责任的意识，用冲破一切困难的勇气，采取一切可行的模式，去破解发展中遇到的用地难题。

一是争取工业用地指标，支持大工业发展。重点抓好君沙工业园区的土地集约开发的土地调整和修编工作，设置纺织工业和建材工业特色工业园区，让从珠三角产业转移出来的特色工业“入园”集聚发展，推进我镇纺织工业和建材工业两大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

二是集约、节约用地，注重投资强度，提高工业园地的效益。一方面工业用地集中安排在工业园区，以“集中”促“集约”，保证引进项目的质量；另一方面要节约用地，要求企业尽量少建单层厂房，建多层的厂房，提高土地的投资强度。

三是依法依规盘活和整合闲置土地、厂房资源，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迫切用地的需求。一方面盘活闲置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推进低效用地二次开发，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对旧厂房进行改造，做到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其建设用地的潜力。

四是鼓励企业增资扩股，尝试走“无地招商引资”的路子。

发挥区域优势做强特色产业

横陂镇委书记苏锦凡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区域优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结合横陂镇实际，我们要充分发挥本区域的交通优势、沿海优势和资源优势，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推动我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建设一个“临港经济园区”。要发挥港口优势，着力规划建设恩平港周边的土地，积极配合恩平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建设两个5000吨级泊位的码头，提升港口码头运输能力，大力发展物流业。同时，把横陂镇位于恩平港附近的鹰咀湾水泥厂申报技改建设为年产水泥200万吨、产值5.6亿元的旋窑水泥生产线，把恩平港建设成以物流、建材为主的“临港经济园区”，大力发展临港经济。

打造“二沿”经济。一是打造“沿路经济”。要充分发挥省道s276公路贯穿本镇全境、连接开阳高速和西部沿海高速的交通优势，千方百计盘活沿路闲置土地，整合土地资源，将省道s276公路虾山至恩平港路段规划为工业带，把嘉维化工厂周边土地建设为“纳米碳酸钙产业聚集基地”。二是打造“沿海经济”。要充分发挥我镇沿海优势，把镇海湾21公里的海岸线规划为港口及工业用海区、红树林生态旅游保护区、水产品养殖区三大功能区，并科学抓好规划建设，将其打造成集工业、生态旅游、水产养殖于一体的“沿海经济带”，并通过招商引资兴办“镇海湾红树林湿地公园”。

培育“三大特色”产业，即特色工业、特色农业和特色第三产业。在特色工业方面，要重点抓好“建材、化工、陶瓷”三大特色工业，促其做大做强；在特色农业方面，要按照“一村一品”的生产格局，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水果、水产品、蔬菜”三大特色农产品，力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特色第三产业方面，主要是以发展特色旅游业为龙头，通过打造“镇海湾红树林湿地公园”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创新思路加快发展

圣堂镇委书记吴文广

近几年来，圣堂镇经济工作取得一定发展成效，但各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仍离上级的要求有一定差距。针对圣堂镇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圣堂镇发展经济的有利因素，本着“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对症下药，确保实效”的精神，我们认为今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突出重点，培育“四大”产业。一是做大做强中星工业园的灯饰制造业；二是培育树脂化工产业；三是做大做强电子产业。圣堂的电子产品生产有一定的基础，并有一定的生产规模，要引进技术、人才和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把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四是要做大做强造纸产业。要协助造纸企业增加投资，更新设备，改进工艺，扩大规模，促进造纸业快速发展。

抓好服务，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圣堂镇经济中活跃并具潜力的增长点，圣堂镇现在只有民营企业35家，要想加快发展，今后还需从抓好服务、落实“四心”工程上下功夫：一是坚持优惠政策跟项目走，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商人，让投资者“动心”；二是坚持主要领导负责制、服务承诺制、投资项目代办制，做到新上项目“办理手续客商不出门，通水通电客商不动手”，让投资商“省心”；三是完善政策机制，以诚实的态度留住人，让投资者“放心”；四是关心体贴投资者，努力使每一位投资商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让投资者“舒心”。

特色经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坚持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主线，向内向外共同发展：一是要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推进农业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发展有本地特色、科技含量高的农业项目。二是要推广“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重点要把初具规模的香蕉、蔬菜、花卉、水果、水产等五大优势产业发展壮大。三是要严格执行土地承包政策，合理进行土地流转。四是要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

力抓思想大解放完成今年各项经济任务

东成镇委书记冯国暖

在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中，东成镇针对经济发展情况开展了一次专题调研，现从力抓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完成今年各项经济任务角度，谈谈一些工作体会。

一是抓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解决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问题。要以解放思想学习讨论为契机，破除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更新观念、创新思维、研究对策、加快发展。

二是拓宽思路，着力解决工业用地矛盾，突破发展瓶颈。一是利用我镇可用的山地面积多的优势，积极向上级争取用地指标；二是通过整合资源，盘活闲置土地，加紧回收个人或单位的闲置土地，回收无效益企业和闲置厂房等办法，缓解当前工业用地紧张问题。

三是认清新形势，找准新定位，着眼新发展。充分认识我镇的区位优势，找准我镇工业发展的定位，结合区位，资源特点，以项目为支撑、以特色为为突破口，确立旅游、房地产、纺织、电子电声器材为我镇的主导产业，并进一步做大做强，使其形成我镇工业发展的新格局。

四是抓项目建设，增强镇经济发展后劲。今年内，全力抓好中澳豪庭、青南湖旅游区、锦江新城南区、中横灯饰厂和超达电声器材厂等10多个新上项目的建设。

五是抓招商引资，走借力发展之路。外资民资共同发展，并利用各种方式抓招商引资，引进和储备新项目，使我镇经济发展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

六是抓好园区建设，打造承载经济发展平台。当前，着力办好“四大园区”建设，计划年内通过园区完善和扩展工作，再安排一批新上项目在“四大园区”落户。

循环经济思想的起源及发展探索 篇3

【关键字】循环经济 马克思 起源 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观点

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问题，曾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通过劳动在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循环中的中介作用来论述物质变换理论，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劳动是人与人类社会的起点，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通过生产活动不断向自然界索取各种资源，将“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特殊的自然物质”转化为社会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人类又会把从自然界索取的各种资源以“生产排泄物”、“消费排泄物”的形式排泄到自然界，使之最终回归于自然。马克思将此形象地比喻成“物质代谢”，即劳动过程不仅包括人类对自然的吸收，还包括人类对自然的代谢。

（二）劳动 “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偏好，不合理的实践会割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造成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

二、循环经济思想的发展

（一）国外学者的观点

“循环经济”的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Boulding1966年在《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世界的经济学》中提出的，他指出地球资源与地球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必须自觉意识到容量的有限性，该理论可算作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而关于循环经济思想的发展则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短缺制约了经济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在追寻各种可持续发展途径的过程中，循环经济思想初具雏形，进入发展时期，以下归纳几类具有代表性的外国著名学者的循环经济观点：

产品：Michael Braungart和Justus Engelfried以“聪明的产品体系”为核心的思想、Life Cycle Assessment的生命周期评价研究（LCA理论框架）、Eric Davidson的 “内建式回收设计”理论，Allenby B.R为环境而设计的产品生态设计研究等。他们从产品出发，针对属性、生命周期、构造等的不同来阐述如何提高企业生产者的生产动机和社会责任，彻底解决产品废弃物问题，以达到资源与人类的和谐共赢的可循环发展经济模式。

工业： Ayres等人针对经济运行中原料与能量流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提出了工业代谢的循环经济思想； Frosch和Gallopulos对生态工业园与工业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工业生态学的概念。

技术：S.Erkman在系统研究技术变革和环境关系的基础上指出，环境系统分析是技术研究方法的基础，并诠释了工业生态技术。Eric Davidson指出垃圾问题上存在着“科技动力学定律”，因为能量守恒，垃圾永远不会消失，一个问题解决的方法，会衍生成另一个新问题，因此科技挑战总是不断增加。

防治：Barry Commoner “控制等同于失控” 的循环经济思想。他认为，污染物预防胜于控制，尤其在物品和材料种类繁多、衍生变化频繁的背景下，更应从源头预防污染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Donella H.Meadows在《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 展望可持续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在服务业所占份额越来越多的“后工业时代”，末端治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而预防污染的源头治理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也并未大规模实施。

制度：国外学者在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措施、立法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Wulf-Peter Schmit。他提出推行生态型经济，将生态设计、生命周期评价、资源合理利用、服务替代产品等一系列政策活动整合起来形成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并与旧的经济进行衔接，达到实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目的。

（二）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观点的梳理和概括

国内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一词引入中国才引起国内环境保护部门和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专家、学者、高层领导的重视开始。目前，关于“循环经济”的学术著作已有相当份量，主要涉及内涵、原则、特征、研究模式和方法，以及宏观对策等方面。

1.循环经济内涵的研究

循环经济本质划分。①生态本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应该按照生态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他们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来定义循环经济。如，曲格平在《循环经济，环境保护》一文中指出，“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解振华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一文中指出，“循环经济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汤天滋在《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经验述评》一文中指出:“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其实质是以物质闭环流动为特征的生态经济。左铁墉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资源循环型社会》一文中指出，“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范式”。②经济本质：如果仅仅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或者极端的说不能生存下去，那么循环经济就失去了其产生和存在的意义。因此，很多学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循环经济，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如，钱易在《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一文中倡导，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建立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新经济模式。苏杨和周宏春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指出，“循环经济首先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其次，才谈得上是一种新的污染治理模式”。③科技本质：还有部分学者把循环经济看作技术范式的革命，认为技术规律是循环经济的主导因素，如，徐嵩龄在《为循环经济定位》一文中指出，循环经济是一种以循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活动。齐建国在《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卜理论与实践探索》一文中指出，“循环经济是针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压力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指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但是这些学者并未把循环经济的本质仅看作是技术范式的革命，而都结合了经济规律或生态规律。④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是将循环经济看作经济、环境、社会三者整合的经济形态，强调整合的观念。如，诸大建在《用科学发展观看待循环经济》一文中对循环经济的内涵给予界定，“从一般的物质意义上看，循环经济一词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刑经济的简称从人类的发展意义上看，循环经济则是把经济、社会和环境整合起來的一种体现统筹发展思想的新经济”。

2.循环经济原则从“3R”至“6R”的拓展

循环经济“3R”原则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他指出循环经济是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模式，以减量（Reduce）、再用（Reuse）、循环（Recycle）作为其准则，简称“3R”原则。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当前的经济生产实际情况对循环经济的原则进行了拓展：①循环经济的“4R”原则：徐匡迪在《2004科技中国》一书中提出“3R”+再制造，季昆森在《发展循环经济要本土化》一文中提出 “3R”+再思考，任勇在《循环经济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定位、模式与方法探讨》一文中提出“3R”+无害化，崔和瑞在《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一文中提出“3R”+再回收。②循环经济的“6R”原则：李赶顺在《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一文中提出“6R”之说：“3R”+可再生+可替代+可恢复重建。③循环经济的新“3R”原则：丁同玉另辟蹊径，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宏观措施之我见》一文中提出新“3R”原则：算账、调整、重构。

3.循环经济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工业生态学分析法(孙启宏、段宁、冯久田)、能值分析法(蓝盛芳)、系统分析法(杜世勋、曹利军、张连国)、物质流分析法(陈效逑)以及国际上经济学学者常用的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

4.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涉及循环经济发展的C模式（诸大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诸大建、马凯、冯之浚、牛文元、王成新、李金恺等）、工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的构建（汤慧兰）、工业生态系统物质、能量、信息等集成的有效方法和途径（胡山鹰等）、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控制机制（吴伟等）、工业生态系统共生机制（王兆华等）、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耿勇、陈定江、刘力等）、生态工业园区内企业规划设计的实证分析（肖松文、吴云波、王灵梅等）、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体系建设（曲格平、陈之泉、冯之浚、解振华、马凯等）等。此外，学术界在考虑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特殊背景，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从战略重点（齐建国、杨青平、谢旭人等）、战略对策（马凯）、战略目标和战略阶段（“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等方面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出相关的战略思想。

三、关于循环经济思想发展的简评

（一）国内外循环经济思想研究综述简评

纵观国外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可知国外循环经济思想侧重于具体领域的分析，大多是基于国外实际情况进行的，而且涉及面非常广泛，从原始资源到家用电器无所不包，但研究缺乏系统性。此外，在目前国外循环经济思想的相关理论中，还没有专门的农村循环经济研究，也没有发现农村循环经济、农业循环产业等术语，对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综合评价的理论研究也比较缺乏。

对比国外，国内循环经济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层面，比如循环经济的内涵、原则特征、发展模式、研究方法、发展战略等等，对循环经济实践的深层次问题涉及较少。并且国内学界对于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还处于援引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阶段，沒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和共识。

（二）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评价

综上所述可知，当前循环经济的研究重“再生循环”轻“节约高效”：学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末端“垃圾”回收利用的技术研发上，殊不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其有异曲同工之效；重“动脉产业”轻“静脉产业”：当前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回收、利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再生资源化，忽略了原料开采到生产、流通过程的浪费和污染；重“物质循环”轻“价值循环”：现有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技术范式、经济形态等方面表述的，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循环经济”的文章并不多。此外，对于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没有量化的指标和评定标准，这也是当前开展循环经济积极性不强的原因之一，缺乏激励机制。这些问题将是今后循环经济发展和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陶伦康，鄢本凤。当代西方学者的循环经济思想述评[J].现代经济探讨2007(7)

[2][美]巴里·康芒纳。与地球和平共处[M].王喜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美]艾瑞·克戴维森。生态经济大未来[M].齐立文，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4][美]唐奈勒·梅多斯。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M].赵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5]李欣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应用[M].广西大学2010

[6]马克思。资本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1】孙丽丽：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2009级硕士生

解放思想发展广东县域经济 篇4

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及其经验

广东县域经济曾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史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从1978年全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开始，南海、顺德、中山和东莞就从农村经济起步，在各自不同经济环境下，经过多年摸索形成四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这四种模式被费孝通先生概括为“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被经济学界合称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中山模式、南海模式和顺德模式有个共同特点:内源式发展。东莞模式后来居上，其特点是经济发展依靠外资推动。顺德曾经连续四次获得全国基本竞争力百强县首位;到目前为止，东莞依然保持着高速经济发展势头，下面重点分析东莞模式和顺德模式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所得与所失。

（一）顺德模式:内源式发展

顺德曾经是210平方公里，100万人口的小县，到2004年撤县为佛山的一个区。20世纪80年代初，顺德率先发展乡镇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顺德再率先开展行政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产权结构改革。两次率先使得顺德国民生产总值长期居全国县级行政区域之首。顺德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体制改革。

顺德首先改革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模式。大胆实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向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所有制结构转变，抓住以产权改革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大力发展混合型经济，股份制经济，民营经济。在姓“社”姓“资”尚在争论的当时，顺德大胆改革无疑承受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当时有舆论认为，顺德的改革是国有资产的流失。然而，顺德的一系列改革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顺德展开配套改革，一是围绕政府职能的转变，二是抓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了养老失业医疗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整个改革非常平稳健康地进行。

2、内源式发展模式。

经过改制后，顺德逐渐形成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地位内源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改制后的十几年中，顺德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位居全国县级行政区域首位。顺德已经拥有八大支柱产业，新兴的第九大支柱产业汽车配件业也已基本成型，与此同时，顺德致力构建现代第三产业体系，产业结构日趋均衡，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内源发展模式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二）东莞模式:外资推动型

东莞的发展得益于优势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北距广州50公里，南距深圳90公里，水路至香港47海里，至澳门48海里，处于穗港经济走廊中间，是广州与香港之间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在没有资金，没有人才，没有设备，没有特殊自然资源条件下，东莞模式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港、台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时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中，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

1、以制造业为龙头。

从改革开放初期，东莞就陆续承接来自香港、台湾等地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占全市工业的比重稳步提高，如1999年比重为87.5%，2003年底的比重为94.2%。而且制造企业规模越做越大，2003年年产值超10亿元的制造业有29家，年产值超亿元的生产企业有338家，现在仍有制造业继续入驻东莞。

2、以外资为主体。

东莞实际利用外资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1998年实际利用外资(含对外借款)15.48亿美元，2004年为30.34亿美元，2005年不含借款的利用外资额为14.68亿元(表1)。

到2003年底，“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投产数分别是9216家和4864家，新签协议数为“三来一补”企业3627宗、“三资”企业3321宗。全市投资1000—3000万美元的外商投资企业共369家，投资超过3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76家。

3、以外向型经济为主。

1998年东莞出口额是130.61亿美元，2003年的出口额为280.02亿美元，净增149.41亿美元，年均增长16.5%。贸易顺差由1998年底的28.48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38.98亿美元，净增10.50亿美元。2004年出口额351.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7%。2005出口额409.29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加工贸易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九成，一般贸易出口继续高速增长。

4、以园区经济为引资的主要方式。

东莞规划实施了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东部工业园和虎门港的开发建设，以及20个镇级特色园区。东部工业园建设也已全面铺开。完善园区的配套，把园区纳入城镇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园区绿化、亮化和美化。加大了园区的整合，打破行政区域界限，突破过去以村组为主的分散开发模式，把园区开发建设主体集中到市、镇两级上来，形成了集聚规模效应。

5、以外来民工作为主要的劳动力资源。

2005年末东莞市户籍人口165.65万人，外来暂住人口584.98万人，近4倍的外来人口，近8倍的外来劳动力，一方面解决了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

顺德模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释放生产力产生出巨大经济效能的一个缩影。顺德模式的实质是在当地经济体内自发的工业化的冲动，并迅速发展壮大，延伸出来了一个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以美的、科龙、格兰仕等为代表的顺德家电产业链，就是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内源经济发展是顺德模式根本内涵。顺德模式被东莞模式替代，并不是其内部经济落后，而是东莞依据外资规模产生的GDP超过顺德。

东莞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显现其威力，其发展速度超过了顺德、中山和南海等地。东莞模式实质是由东莞的土地和标准厂房、外来的廉价劳动力和外部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要素在东莞组合的模式。东莞模式的特点是:外资主导、外向型、松脚型(所谓松脚型是指产业与本地经济融合度较低，一旦经济条件变化产业就会再转移)。东莞模式是我国对外开放产生经济效益的缩影。

单位:亿美元

*不含借款资料来源:东莞1999-2005年统计年鉴和统计报告摘要[5]

不论是顺德模式还是东莞模式，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运用其自身的地缘、人文、政策优势，迅速完成了农业形态向工业形态的转变。从根本上说，顺德和东莞的发展模式本身也面临着诸多问题。顺德内源式发展路径是否是因为遭遇东莞外资主导型发展的竞争压力或是还有其他原因而使得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业结构升级成了顺德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东莞是世界加工贸易基地，松脚型产业转移将来会导致产业空洞化，这是东莞模式不可以回避的问题。

顺德和东莞的发展模式不具备移植效应，这可能是广东的县域经济落后于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原因之一。但是顺德和东莞及时抓住改革开放机遇，勇于挑战，获得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是值得任何县域经济发展借鉴的。

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解释

广东四小虎(南海、顺德、中山和东莞)全部撤县为市了，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跨越了一个层次。可是粤西、粤北和粤东部分地区的县级市依然非常落后，和内地落后的县级市一样，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发展基本饱和，社会矛盾突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自然有其内在的原因。

数据来源:中国县域经济网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报告2005年和2006年。注:竞争力等级是指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的强弱等级。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等级有强到弱分十个等级, 即由A级到J级。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2002年-2005年广东省统计年鉴

（一）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缓慢

广东在2004年第四届全国基本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九，百强县中有6个席位，在2005年第五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依然为第九位，百强县中却只有3个席位。与浙江、江苏和山东的县域经济相比，广东省县域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偏低，竞争力弱。

1、广东县域经济竞争力整体有所下降。

根据2005年第五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县域经济竞争力增长较快的百强县中广东只有2个县。2005年的竞争力等级与2004年相比还有所下降(表2)。

2、县域经济的整体规模较小。

广东县域GDP占广东省GDP的比重是逐年减少，2001年县域GDP占全省GDP的43%，到2005年却只占14%。广东省整体经济发展较快，而县域经济总量基本上在4000亿元左右徘徊。2004年以后，广东县域经济呈现负增长的态势(表3)。

（二）广东县域经济与山东县域经济的比较

1、广东县域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弱。

在第四届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中，广东省有68个县 (市) 参加，在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九，百强县占有6个席位。广东县域经济竞争力与位居全国竞争力排在第五的山东省相比，山东省有91个县，百强县的席位有21个。广东省A类竞争力的县占比为25%，B类竞争力的县占比不到10%，而山东不论A、B类竞争力的县占比都超过36%。广东县域经济竞争力主要集中在C—F档次，而山东主要集中在A-C档次(表4)。

2、广东县域经济整体实力弱。

2005年广东GDP稳居全国首位，山东省GDP位居全国第二，然而2004年广东的县域经济GDP不到山东71%，且县域经济的人均GDP和财政收入都远远小于山东省(表5)。

数据来源:中国县域经济网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县域经济竞争力报告

资料来源:中国县域经济网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县域经济竞争力报告

（三）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制约因素

1、经济增长极的辐射能力弱，产业转移乏力。

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地区对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经济辐射能力相对要弱，受益于长三角经济圈的辐射作用是江浙一带县域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珠三角的技术扩散效益和产业联动效应都没有体现出来。珠三角经济的辐射能力弱的主要原因是珠三角经济依靠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的，即使是高科技产品也只是具有简单劳动的属性，珠三角地区产业本身就是处在产业链末端。

随着珠三角经济规模扩大，供水、供电、用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资源约束矛盾突出，这使得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企业获利空间缩小。按理论分析，珠三角地区高度聚集的家电、IT产业以及服装等产业应该向周边地区转移或扩散，可是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的特征还没有体现出来。

2、对外资依赖和外资挤出效应。

在广东县域经济发展中，招商引资是缓解资金短缺的重要来源，外资在创造GDP过程中作用非常之大。以东莞为例，2003年末东莞注册登记民营企业4718户，到2005年增加到8404户，可是民营经济不论是数量、创造产值都与外资企业有着明显的差距(表6)。

数据来源:东莞统计年鉴和东莞统计摘要2004-2006年

2003年东莞外资型企业创造生产总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1.8%，2004年为79.6%;2005年为75.2%。在外资的发展过程中，外资对本地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是正反两方面的，外资在给本地经济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会给本地企业带来竞争压力。顺德的内源式经济增长速度变缓不仅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还与外资大举进入造成的竞争压力有关。

通过回归模型可以测算出国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的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产品市场和投资机会的竞争中，国内投资处于劣势地位，造成广东在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外资存在制约力。

3、企业家成长机制没有形成。

机遇和生存环境是企业家成长必不可少的因素。纵观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从事实业的企业家(房地产老板除外)一般是抓住广东改革和开放的机遇，改革和开放在一个层面上的两个不同阶段创造了大量优秀的企业家，包括诸多的农民企业家。可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在中国转型社会中，由于缺乏法制规范和政策引导纷纷退出市场，过早的结束了企业发展之路。可获取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是企业家经营和发展企业的不可或缺因素。目前，广东风险资本市场还不完善，融资难成了中小企业不可逾越的鸿沟。行业垄断、外资挤出效应和腐败使得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异常恶劣。总之，在广东县域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的形成路径畸形造成的企业家短命的现象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

4、改革不彻底。

广东率先进行产权改革造就了顺德经济的蓬勃发展，利用经济特区对外开放造就广东GDP的高速增长。可是广东的改革没有触及到资本和土地使用制度，造成了广东进一步发展的窘境。广东的民间金融发展缓慢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土地使用制度不合理造成土地的滥用、占用和荒芜。金融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是广东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绕不开的门槛。

5、政策创新不足。

当顺德模式被东莞模式替代后，招商引资是各地政府工作的重点，并且把这一指标作为政绩，政府政策创新的重点也就是如何招商引资，因此出现引进外资政策创新有余，盘活内部资金政策不足。广东经过30年的发展，居民储蓄居高不下，大量财富藏于民间。以河源市的龙川为例，2005年各项投资总额110.5亿元，可是2004年居民储蓄余额175.9亿元，2005年累计利用外资42471万美元，2004年居民储蓄总额大于国内外投资的总和，因此发展县域经济资金应该不是短缺的;全国各地的人才云集于广东，广东自身也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广东发展县域经济中人力资源也不是缺乏的，为什么广东县域经济还是发展不起来，因为缺少政策创新。

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在经历长期的渐进式改革之后，人们对改革的反应已经钝化，加上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扰，改革效应大打折扣。如何改变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制度创新依然是首当其冲的，然而渐进式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由改革和开放造成的发展模式上的思维定式，彻底的改革成为必需。

1、突破：解放思想。

要解决广东县域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思路，首先要摒弃的是对外资的过分依赖思想，摒弃惟有招商引资才可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思路，要树立内源式经济发展的意识，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其次，要发扬顺德模式的改革创新精神，完善市场机制、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深化土地和金融体制改革;再次，在外资的功能定位上，不要把外资功能仅仅定位于创造GDP和税收。

2、回归:内源式发展。

从引进外资的总量上来看，发展县域经济也不可能依靠外资，因此要因地制宜选择最适宜本地经济发展的模式才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根本选择。从东莞的发展来看，防止产业空洞化的最好方法就是尽快培育本土企业，这样才能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实质上是一种回归，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完全依靠外资不可能建立起富裕和谐的社会。

3、转型：新型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是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包括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首先要否定以外资为主导模式。松脚型国际转移产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为税收收入和GDP总量的增加，而其造成的环境破坏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其次，要否定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鼓励广东劳动密集型和污染企业走出去，这既让度了国内市场，也能够使得资源优化配置，不再发展高污染企业。再次，否定外向型发展思路。新型工业化要以国内市场需求为主导，在国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国内市场的份额。

4、创新：资金动员。

造成县域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的主要问题是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农村资金外流比较严重，中小企业融资难突出，因此要通过立法构建县域经济中资金回流机制，引导资金流向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重要的是放松融资方式的管制，这样有利于居民储蓄资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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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莞1999-2005年统计年鉴和统计报告摘要[DB/OL].东莞市统计网。

以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篇5

近日，开发区先后邀请市委宣传部讲师团2名等专家教授，就胡锦涛重要讲话为广大员工、企业代表做高水平的辅导报告，在各种新经济组织中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

在基层，我们发起了以宣传十七大精神为主线的“支部书记讲党课”活动。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简明生动地宣传胡锦涛“七一”讲话精神，开展了一项十七大知识竞赛。现在104个社区居委会全部设有学习室、娱乐活动室。

范蠡著名的经济思想 篇6

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嵇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 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遂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

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道商之鼻祖。

人物思想

在春秋时期，范蠡的老师计然就对“低吸高抛”有过经典论述：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名叫辛文子，是晋国逃亡公子的后代，是一个大经济学家，也是一个技术精湛的“相者”。范蠡将老师的经商经典融会贯通，著有《计然篇》，在《国语·越语下》中均有记载，但皆已流失。

范蠡用计然传授的方法，到山东定陶去经商，因为他认为定陶是天下的中心，与四方的诸侯国四通八达，货物交易起来十分便利。范蠡的方法是治理产业，但是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是苛求他人。他认为善于经营致富的关键是：能够任用贤人，懂得把握时机。在19年的时间里，范蠡三次赚了千金之财，两次都散给了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到了晚年，范蠡精力衰竭，把产业委托给了子孙，变成了家族式的企业。子孙们继承了他的产业，继续滚雪球式的发展，终于有了家财巨万。

范蠡具有深邃的经济思想：他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其言论见于《国语·越语下》和《史记·货殖列传》。他的经济思想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范蠡认为，越国善蚕桑，齐国善耕锄，秦国善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长处，经商就是促成各国的交流。在重农轻商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见解难能可贵。他在经济上主张“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等观点，强调人们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而且要运用和把握客观规律，应用于经济现象的变化。范蠡运用这一经济思想治理越国，达到了民富国强，雪了国耻。在功成身退之后又用他的经济思想从事经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巨富，史称陶朱公，“陶朱”便成为巨富的代名词。范蠡成为后世商人供奉的偶像，谓之“商圣”。

相传范蠡还是十六两老秤的发明者。据说当时为了设置秤的度量衡单位，范蠡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外加福禄寿三星，组成了十六两秤的“秤星”，告诫商人，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这种十六两秤，一用就是两千多年。在民间，范蠡被尊为财神。南方很多百姓家里敬财神，都是一文一武，武财神是赵公明，文财神就是范蠡。

作为商人， 范蠡还是我国重视消费者的第一人。他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为消费者谋”。民间流传，范蠡离开句践，携西施，隐居吴县，从事手工业制作。把乡人不买的竹子，以极低的价格收购，长的制作战塔竹，短的制作成竹扫帚。别人不买的芦苇以极低的价格收购，长的编成芦苇席，短的编成芦花扫帚。买别人不要的树垛，粗的制成贴板，细的制成棒杆。范蠡和西施将货物用船运到东桥售卖。有一位身穿粗布衣的嫂子一定要买一把好看的芦花扫帚，范蠡反尔不卖，众人不解，范蠡说：“这位嫂子家境贫寒，家地面潮湿，不适合用芦花扫帚。”有一位小孩买贴板，付钱之后转身就跑，范蠡叫住小孩，众人不解，范蠡说：“因为人多，为防止小孩迷失，叫住小孩。”并将多余的钱退给小孩。有一位老头买扫帚，范蠡收钱后，并不给帚，众人不解，范蠡说：“人多拥挤，老头体弱行动不便 ，故而收钱不与。”直到人散，才将最后一把扫帚给老人。

范蠡是水产渔业的祖师爷， 公元前473年春秋战国时代，范蠡在蠡墅隐居时，所著《养鱼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养鱼专著， 距今有24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世界公认的。我国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成书于公元六世纪三、四十年代，，比《养鱼经》晚了200多年，其中就摘录了《养鱼经》的内容。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考证，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得出两条重要论断：一是“中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鱼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二是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 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 在这部书中，对养殖对象、建造鱼池工程、密养轮捕、良种选留及产子孵化等方面均有论述。 范蠡的《养鱼经》不论对我国历史上的养鱼业、水产养殖学或欧洲养鲤事业的发展，均起了相当的作用； 而且即使是今天，它对我国的渔业生产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据《三农纪》记载，春秋时范蠡离开越王勾践以后，涉三江，入五湖，在太湖一带养鹅致富。兴一国，灭一国，“兵圣”孙武没做到，“智圣”诸葛亮没做到。两人几乎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活到五十出头。而范蠡却做到了，他不仅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还善于“保存自己”直到古稀之年，寿终正寝。官至相国、大将军，爵至上大夫，毅然辞去。伍子胥没有想过；文种没有决心；两人均被“赐死”。范蠡激流勇退，“悄然而去”，说出了“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敌国破，谋臣亡”的千古名言，是中国历史上主动辞官下海第一人。

经济发展思想 篇7

当前的经济学文献也认为,市场力量、供需矛盾等许多经济学概念的出现,都是经济思想史上很晚近的事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经典《经济分析史》中提出了备受争议的“大缺陷”理论,认为希腊和拉丁经院哲学家,尤其是圣·托马斯·阿奎那时期的几世纪为“空白的世纪”,其间,经济方面几无著述[3]。其实,“大缺陷理论”完全漠视了阿拉伯—伊斯兰学者,及一些欧洲学者对部分重要经济议题的贡献。这种论述是站不住脚的,参阅其所述文化部分,可能熊彼特不清楚阿拉伯—伊斯兰文献关于经济的阐述[4]。事实上,谈及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学者,至少约有35~40名著名的学者著述关涉多种具体的经济学议题,一些人甚至单独成文,如艾布·优素福(A.H.113-82/731-98A.D.)、法拉比(870-950A.D.)、纳赛尔丁·突斯(1201-1274A.D.)等,伊本·泰米叶在其间十分突出,早在13世纪前叶,伊本·泰米叶就对诸多经济议题作了复杂、犀利的探讨。

一、伊本·泰米叶生平及其思想主旨

伊本·泰米叶(A.H.661-728/1263-1328A.D.),全名塔吉丁·艾哈迈德·本·阿卜杜·哈里姆,1263年出生在哈兰(当时属叙利亚,今属土耳其),在大马士革度其大半生,部分时间居于开罗。彼时叙利亚和埃及部分领土隶属马木留克第一王朝(1260—1382),伊本·泰米叶最丰硕的著述在这一时期完成。

伊本·泰米叶身逢乱世,生平为三种前沿而战:作为一名战士,他为反抗来自东方的蒙古铁骑、保卫置于十字军之手的地中海领土而战;作为一名学者,他担心于伊斯兰教育滞足于前四世纪水准的阻滞不前;作为一名改革家,他指针周遭时弊,甚至直指统治者、法理学家及其他学者。由于离反传统,力倡革新,他数度入狱,其余生的最末月在大马士革监狱度过,1328年辞世,时年65岁。

犹太学者伊格纳兹·戈尔德戚厄(Icnaz Goldziher)认为,伊本·泰米叶的思想不属于任一具体的学派,而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存在的穆斯林”(muslim on his own)[5],但其思想与罕百里学派的伊斯兰法理学存有关联,同时也汲取其他学派的养分。伊本·泰米叶信仰虔敬,知识渊博,熟知法拉比(870—950)、伊本·西那(980—1036)、伊本·哈兹姆(?—1086)、艾布·哈米德·安萨里(1058—1111)、伊本·图法勒(?—1186)、伊本·鲁西德(1126—98)等其他伊斯兰学者的思想内涵,并汲取了希腊知识的精粹,其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安萨里的影响,但更多源于伊本·哈兹姆及其直解学派(又名字面学派)[6]。

希腊哲学的理性、缜密与伊斯兰思想的直观、认主独一(tawhid)之间的争斗在马木留克王朝时期一直延续着,并反映在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学者的著述中,伊本·泰米叶概莫能外,其著述多有神学—哲学推理。伊本·泰米叶批评希腊哲学的过分理性主义,不认为理性能引导人走向终极真理。反对演绎法,强调归纳法与经验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7]。重“整体综合”的知性研究方法,综合了哲学、宗教、道德、社会学、经济分析,其大量的经济学论述规范而正面,但其学术地位并未定位于经济研究,也未拘囿于当代经济学研究惯用的深奥的抽象法与理论构建方法,多少区隔于更趋精练与抽象的伊本·赫勒敦。

安萨里“试图容纳当时伊斯兰所有的运动和态势,如神秘主义、理性主义、教条主义等。(就像一棵树上所有可取的枝条),而伊本·泰米叶寻求涤除被他视为不符伊斯兰沙里亚法的一切东西[8]。伊本·泰米叶被视为“复古主义者”,其改革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关注,但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其思想对18世纪杰出的改革家———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1792)有深刻影响,进而深刻影响到当代的沙特阿拉伯[9]。

伊本·泰米叶生于尊奉人是万物之尺度,经济诉求退居其二的年代,人类的终极价值为获得拯救,这是中世纪学者的普遍深层理念,无论是穆斯林、犹太教徒,亦或基督徒概莫能外。这些学者经济思想中的宗教道德诉求十分彰显,对经院哲学法理学的探讨都限定于宗教道德范畴,对经济议题的观照本意并非立足于经济生活本身,其理论学说的前提是,人类的所有活动包括经济活动都是有的放矢,其终极目标指向最高实在并获得拯救。作为一名虔敬的宗教人士,伊本·泰米叶认为伊斯兰教系一种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多方关注经济生活,是解决问题的一剂良方。与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相一致,伊本·泰米叶信奉政教一体,认为二者的分离无从谈起,缺乏国家强权的保障,信仰之路就有危险;缺乏宗教启示的引导,国家也易走向暴虐跋扈[10]。认为信仰的虚假学说会导致盘剥与社会动荡,其经济哲学亦深深根植于天启经典—伊斯兰沙里亚法,如此,受伊斯兰经训的指导,文明社会的最高目标就是提升社会—经济的公正[11]。

“公正”这一概念起初代表公平和诉讼制度规则,渐次由道德术语转变为经济术语,由原初的反映宗教道德指向经济生活所“固有”,由古典学派的“常态”,终于马歇尔等的“平衡”,成为自由市场积极运作的结果。安萨里在11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时也提到类似术语,伊本·泰米叶是第一位详尽讨论这一概念的阿拉伯—伊斯兰学者。从社会层面考量,伊本·泰米叶的出发点是建立公正的经济秩序,公正一直引导着伊本·泰米叶所有的政策建议,他强调公正,将此视为个体与国家的责任,以便于彼此能合作,互不指责。他认为,公正应是所有国家都认识到的价值,“所有人都赞同不公正的后果是暗淡的,公正的结果是令人钦佩的。”[12]旗帜鲜明地主张伊斯兰政权应保障社会的公正。

伊本·泰米叶经济思想的精要之处以及对国家责任的阐述,在其给当时统治者的信件中有清晰表述,他建议统治者战胜饥饿、解决百姓的基本需求、帮助困窘者、倾听失意者、扬善而弃恶,并视此为公正与良善的支柱。至于经济活动的追求,他认为即便是在道德层面,富庶也优于贫穷,贫穷者有权利,富庶者则有接济和施舍的义务。强调国家有义务保障个体充裕的最低生活标准,让他实施对万能安拉和他的兄弟的义务[13]。几同于阿布·哈米德·安萨里(1058—1111)、纳赛尔丁·图西(1201—74)、伊本·艾克沃(al-Ukhuwah)(?—1329)、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74)等著名的阿拉伯—拉丁经院哲学家,伊本·泰米叶亦是位多才学者,著述至少有8本,经济议题主要集中于:《伊斯兰中的希斯拜》、《伊斯兰公私法》。此外,其经济思想也散见于其他著述,尤其是“法特瓦”及律法裁决中。

二、市场供需矛盾

伊本·泰米叶提及供应的两种途径:国内生产与进口。讨论了自主交换、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供需矛盾等,虽不似当代教科书提及的精准,却足以代表那个时代认识的制高点。

当时的通时认识是价格上涨是不公正、部分卖方违规操纵,亦或是凌驾于市场操作的结果,但伊本·泰米叶认为,价格的涨落不总是缘于部分人的不公正与欺凌,还取决于市场力量,有时也缘于需求品生产的下降和进口的减少,供小于求则价格上涨,反之,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跌。这种供需状况并非人为使然,虽然有时它含有不公正因素,但却不失公正[14]。如果人们按照通用的方式售出他们的货物且不存有任何不公正,价格的上涨取决于商品的减少或买方的增多,如此,也符合安拉的轨道[15]。由此,伊本·泰米叶区隔了影响市场供需状况,进而影响价格的两种因素:市场自身的运作和卖方的违规操纵。

伊本·泰米叶的阐释清晰地凸显了现代经济学供需关系中的“转化”现象,虽然他并未提及这一术语,即:价格一定的情况下,需求的增长与供应的降低将导致价格上涨,反之亦然,供应的增长和需求的降低将导致价格下跌。依据供需的变动幅度,价格的涨落可大可小,或几无变动。此外,伊本·泰米叶认为,价格还受限于其他若干因素:

1. 需求强度与级别及产品的丰裕度。

人们的需求多样,商品的稀缺较之丰裕更易引起人们对它的追求。价格的涨落既依据需求者数量,如需求者数量庞大,价格上升,也受限于对商品需求的强度,若需求强烈,价格涨幅较大。买方数量的增加能引起价格的上涨,商品的需求强度取决于买方对所需商品的购买强度,如若这一前提成立,则伊本·泰米叶已注意到高价格与高需求之间的关联,以及买方需求总量对商品的相对重要性。

2. 信用度。

伊本·泰米叶认为,价格还取决于交易方。如若经济行为体经济状况殷实且还债信誉良好,与他的较低的价格交易则是允许的,若行为体经济困窘,或惯于欠债逾期不还,则低廉的价格交易亦不可取[16]。伊本·泰米叶还述及了合同的可取,认为合同的目的是通过签约使立约双方能互惠互利。如果付款人具备偿还能力且有意践约,合同的目的对其有效,若付款方不具备付款能力,亦或无意履约,合同也可发生效力。

3. 现金支付贴现(现金付款折扣)。

伊本·泰米叶注意到信用与销售的关联性,当信用交易普遍时,买方必定面临日后付款的不确定性,卖方有可能对现金交易贴现。由此,伊本·泰米叶不仅对供需矛盾有清晰认识,且关注到奖惩、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自由市场与政府的价格干预

虽然伊本·泰米叶从未使用“竞争”一词,但其“市场竞争”理念极为清晰,认为强买强卖既不公正也不合法,对买卖双方勾结也持批判态度。讲求规范、有序的市场,知识、诚实、公平交易与自由选择为其必不可少的要素,对于消除基于市场自身运作产生的不公正,伊本·泰米叶有一基本理念:要想完全消除不公正似属不能,但有义务将其降至最低[17]。

伊本·泰米叶着眼于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经济活动,但并非主张“看不见的手”的自由调控功能,自由市场的运作亦非无所限制,某些情况下尤其是遇及市场缺陷(垄断、饥馑、战争等非常时期)时有必要实施价格调控,如果卖方囤积日用品且以高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政府有权要求其以适当价格出售[18],同理,如果市场存有对食品等日用品的垄断行为,国家需进行干预以消弭垄断。

涤除经济的不公正是伊本·泰米叶为市场条件下国家干预辩护的主要关注点,他认为价格控制是国家的一种无可争议的责任,三种情况下国家应干预以遏制强权:其一,伊本·泰米叶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如食物、服装、住所等,必须得以满足,国家有责任安排这些供应。为此,国家可以固定商品价格,但这一权利并非绝对,因价格受限于供、求力量,只有价格的上涨是缘于不公正,或卖方制造的不完善,国家才应固定价格。若消费者大量需求的必需品受制于市场的不完善,国家应予以干预。但伊本·泰米叶似乎并不特别关注富裕消费者承受得起的奢侈品;其二,卖方操纵市场,期望日后供应短缺,价格上涨时再出售商品,危害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对此国家应予以限制;其三,卖方为谋求高于商品价值的更高的价格而操纵市场,国家应为买、卖双方考量,制定与价值相符的公正的固定价格,不允许任何固定价格高于或低于公正的价值。伊本·泰米叶谴责所有形式的垄断,视其为市场操纵的严重形式,“最严重的事情就是人们对某一商品的垄断,只能出售给他们,再由他们售卖”,导致“想要成为竞争者的人要么被粗暴地、要么通过委婉的手段受到限制。”在这种状况下,“必须控制价格,以便垄断者以公允的价格出售商品,并以公允的价格购买人们的商品。”

固定价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涤除社会不公正,如果没有出现这些状况或不考虑这些目标,不允许市场的干预。伊本·泰米叶解释说,如果卖方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出售他们的商品,没有人为操纵价格,当前的价格或因市场条件下物品的短缺,或因需求的增长而有所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以特定的价格强制卖方出售物品是不公正和错误的。而且,“如果固定价格包含了对卖方的伤害,强制他们以一种没有道理,且他们不乐意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则不合法。但如果这是一种人们之间的不公正交易,应该强制他们以一种公正的价格出售商品,阻止他们的不公正的违法的思虑,不仅是允许的,实则还是一种义务。通过固定价格对市场力量进行干预虽则附有条件,但对国家而言是一种强制力。“价格控制除了强制以公允的价值出售商品外,别无他意。”[19]指出行政部门制定的几无利润的过低价格会导致价格机制的崩溃、卖方对货物的缓售、鼓励囤积、造成对财富的破坏。伊本·泰米叶熟知价格调控的负效应,对“行政定价”方式规定过多规则持谨慎的批判态度,因为它伤及利益驱动下的个体积极性,钟情于建立代表买、卖双方利益的委员会,以便于他们全心全意交易,根除黑市、隐匿商品的可能性。

伊本·泰米叶的的观点或许在主张自由市场条件者中存有争议,但伊本·泰米叶强调当垄断行为导致自由市场无法良好运作时国家干预的重要性,这对社会而言极为重要。

四、希斯拜与穆哈泰希卜的市场管理

如果撇开希斯拜这一机构,任何对伊本·泰米叶市场机制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希斯拜是早期希腊的市场管理员(agoranomos)和罗马营造官(aedile)的伊斯兰版本,这种严格管理经济活动的组织广泛存在于早期希腊和罗马文明中。依照希腊传统,市场活动意味着监察官对公共利益的管理,需“手中扬鞭”[20]以稳定秩序、实现自给自足。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做了相当程度的继承,并给予一定文化体制上的调整。依据当代伊斯兰学者的观点,希斯拜代表了一种行政控制功能:“政府根据伊斯兰原则或当时通行的正面习俗在道德、宗教、经济以及公共生活中实施管理,取得公正与正义。作为一种“伊斯兰式”的机构,直至20世纪初,希斯拜还广泛存在于穆斯林世界。

希斯拜并不源于《古兰经》,但其目标与功用不违背古兰经文。一些伊斯兰学者以以下经文作为设立希斯拜的法源:“你们中当有一部分人,导人于至善,并劝善戒恶;这等人,确是成功的。”[21]此外,穆罕默德时期的一些传统也作为设立希斯拜的依据[22]。通过这一机构,市场机制中一系列关涉公共利益的经济活动得以监督和管理,并延及道德、精神以及对社会和市民活动的监督,尤其顾及官方权威部门没有涉猎的地方,推而广之,可用于整个伊斯兰社会。伊本·乌鸿瓦(ibn al-ukhūwwah)在其《近主标识》(ma’alim al-Qūrbah)中认为,希斯拜系伊斯兰维系社会、经商等秩序的举措之一,主要负责监督对伊斯兰教命戒(命令、禁令等)的实施状况,其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涵两方面:伊巴达特(ibadat),系穆斯林的礼拜、斋戒等仪规;“穆阿麦拉特”(mu’amalat),系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既针对穆斯林,也针对非穆斯林。其设立基于被穆斯林视为完美无缺的沙里亚法,其重点关注的这两个方面对维系穆斯林社会的秩序意义重大。

伊本·泰米叶将希斯拜的宗旨定义为“扬善禁恶”,他的《伊斯兰中的希斯拜》(al-hisbah fi al islam)为伊斯兰社会领域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主题是“要求良善、公平、正确、合理(ma’ruf),禁止罪恶、不公、错误、不合理(munkar)。”正如菏兰所言,伊本·泰米叶重点强调知识、绅士、耐心、容忍、慷慨的重要性,寻求一种中和的、现实的途径。

伊本·泰米叶的《伊斯兰中的希斯拜》共有十章,主题涉及:

希斯拜的基本原则。

规范商业和经济生活的伦理指导。

征集商品和国家的责任。

价格控制;一些有争议的方面。

犯罪与惩罚。

要求良善和禁止罪恶。

改革举措。

人类和运动。

社会和领导权。

总结知识、公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责任。

一如其他探讨希斯拜的著述,伊本·泰米叶的《伊斯兰中的希斯拜》首先讨论道德伦理问题,并如其他著者一样,重申了《古兰经》、逊奈关于正确的称量,以及监察官———穆哈泰希卜在监管市场中的角色。同时,强调要阻止故意隐瞒市场信息(信息不对称)进而影响参与方作决定,亦或故意提供错误信息(信息隐瞒)误导承包商的判断。在隐瞒或误导信息的基础上签订合同,影响买、卖方作决定,都被视为不合法。

受政府委托,执行希斯拜任务的人被称为穆哈泰希卜(muhtasib),市场监督是其主要职责之一。伊本·泰米叶声明,当商品极度短缺,但售卖方不愿当即出售他们的产品,想留待日后谋求更高价格时,权威人士,即穆哈泰希卜有权利强制卖方以合理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存储品,从而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免于市场不公正,保护经济免于市场任意操纵的危害[23]。穆哈泰希卜在经济活动与商贸中执行复杂的行政监控职能,具体包括:

1. 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2. 工业监督(产品标准、最低工资等)。

3. 服务监督(包括专业内外科医生、药理学家、教师、住宿等)。

4. 商业实践的监督(重量和尺度、产品质量、制定律法抑制垄断、高利贷和其他禁止事项)。

除却经济活动,穆哈泰希卜还发挥市政功能,他会基于鼓励某一商业的考量负责在同一地区兴建工业,同时避免破坏周遭环境,如污染性工业的设置远离医药业和服装业,以保证城市建筑方面没有任何危及公关安全的事项发生。穆哈泰希卜的义务还包涵安拉允许或禁止的公私领域的各种事项。伊本·泰米叶对此有详尽描述:“穆哈泰希卜强制执行参加主麻和会礼,保证行为合乎教法,禁止言谎、不诚实、缺斤短两,工业、商业和宗教信仰的舞弊欺瞒等。

五、财产权

与希腊—罗马、拉丁—基督教观点类似,伊本·泰米叶从个体、社会、国家三个层面探讨所有权问题。

伊本·泰米叶认为,个体在遵循道德约束的前提下完全有自由追求财富,借此完成一定的义务,但若逾越沙里亚法就会受到国家制衡。与其市场机制理论相一致,基于“社会公益”的考量,伊本·泰米叶认为私有财产系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应认为国家高于其上,个体行为若符合经训规则,则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纵观其著述,私人所有权一直贯穿其间。

伊本·泰米叶以大量篇幅详谈了物物交换、进化、货币的属性与功能、货币贬值,以及早期的格雷欣(Gresham’s)法则(早期这一概念也被安萨里提及,但它经常与14世纪的法国学者尼古拉·奥里斯姆(Nicholas Oresme,1328—82)相关联,当代文献中,与英国人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1519—79)关联紧密)[24]。此外,他立足于伊斯兰经训立场、经济学角度详谈了高利贷,其结论与早期希腊—拉丁哲学家、中世纪其他学者的思想类似,对此都持禁绝态度。安萨里对部分内容也有过阐述,不过不及泰式广泛。

六、伊本·泰米叶经济思想的影响

伊本·赫勒敦在其著作《伊本·赫勒敦历史》中提及蒙古国王合赞汗(ghazan)与乌里玛时,两处提到了伊本·泰米叶。安萨里和伊本·泰米叶表达了许多批驳理性和逻辑的主张,按照阿里·沃尔迪博士的观点,在批判逻辑学方面,伊本·赫勒敦受到安萨里和伊本·泰米叶的影响[25],在《伊本·赫勒敦历史》的“绪论”(muqaddimah)部分,这些观点的展现有时是用相似的话,有时是用不同的话,但含义相同[25]。值得一提的是,伊本·泰米叶指出了创造等级的观点,“绪论”中也能发现相同的内容[25]。

20世纪,穆斯林思想家力争用伊斯兰的框架去分析、解决经济问题,这些思想家深受伊本·泰米叶影响,埃及的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及其他一些学者力图采纳伊本·泰米叶和伊本·盖伊姆关于“里巴·法德勒”(riba al-fadl)和“里巴·奈希埃”(riba al-nasi’ah)的观点。里达非常钟情于收集伊本·泰米叶的著作,多次予以出版。对伊斯兰经济研究贡献巨大的毛杜迪,亦对伊本·泰米叶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穆罕默德·穆巴拉克在《伊斯兰经济制度》(nizamal-islam-al-iqtisadi)中广泛引用伊本·泰米叶关于经济领域中国家干预的观点。同样地,近些年举办的伊斯兰经济研究的会议中,伊斯兰经济学家中的年轻一辈,包括美国的穆斯林社会科学家,其思想都深受伊本·泰米叶的影响。有些还详细讨论了伊本·泰米叶的贡献。当今的伊斯兰世界,许多穆斯林学者、政治家寻求其传统知识作为指导,解决国家的经济角色、禁息、沙里亚税收等各种政策问题,伊本·泰米叶对此精湛的论述,无疑成为了其有益的思想资源。借用布什·蒙哥马利·瓦特(W.Montgomery Watt)的评价:“伊本·泰米叶深刻影响了伊斯兰信仰学思想的进程,其思想在将来都富有影响。”[25]

七、结语

伊本·泰米叶涉猎的经济主题极为广泛,除却上述若干议题,还关注税收、公正价格、利息、货币、合股、农业、工业、贸易、公共财政、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劳动力和社会保障、禁止的经济实践(利息、囤积、欺诈、投机、高利贷)等其他经济议题,且论述极为规范。熊彼特认为,“18世纪中叶之前,对价格机制的论述几乎无从谈起。”“对此有所贡献的最闪亮的光辉如巴蓬(barbon)、皮特(petty)、洛克(locke)对此都所述无多。”[26]然而,有别于熊彼特的观察,早于五百年的伊本·泰米叶虽然没有谈到价值论话语体系中的价格机制,但泰氏与更早时期的安萨里谈及价格机制时对供需矛盾提供了相当明晰的分析。降至18世纪,欧洲古典经济学才涉及了这一伊本·泰米叶早于几世纪前就有了严谨论证的主题。因之,若谓其为著名的现代经济思想之先驱,泰氏受之无愧。

任何一种宗教都会以扬善弃恶为宗旨,建立一套与自己的教义学说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伊斯兰教概莫能外。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操控型宗教,集宗教、道德、法律于一体,既履行着律法功能,亦实践着道德功能。比照佛教最为讲求的慈悲、基督教传布的博爱,伊斯兰教极为提倡公正与平等,并成为其道德信条中最为张扬的思想特质。“公正”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有效标准,且为个体间合理社会关系的一种标尺,对于阿拉伯—伊斯兰学者,“公正”的概念构成了社会平等与平衡的重要标杆,公正亦是法学家们汲源伊斯兰沙里亚法,阐释伊斯兰经济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质言之,伊斯兰经济思想的阐发多是围绕公正二字展开,借此,我们亦能管窥伊斯兰经济思想深厚的伦理关照。除却伊斯兰经济,伊斯兰社会思潮等均不离其右,公正向为其重要标杆,抓住这一思想主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透过现象看本质,领悟穆斯林社会诸多社会现象之根源,亦能更好地体悟伊本·泰米叶经济思想之实质。当然,公正亦是历史上圣·托马斯·阿奎那及其他拉丁学人在经济分析时主要的考量之一。

经济发展思想 篇8

思想作风纯洁, 是党的纯洁性的具体体现。越发展, 越要保持党的纯洁性, 抓作风就是抓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讲话中郑重提出, 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在这“四个危险”中, “精神懈怠”就是指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存在的问题, 而且, 这个问题位列“危险”之首, 可见思想建设的当务之急、当务之重。

精神懈怠的表现就是思想上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情绪上的涣散、疲软, 行动上的松懈、懒散。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精神头, 缺乏追求, 他就失去了活力, 就会无所事事地整天处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 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希望没有质量的;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了精神头, 他碌碌无为的消极影响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情, 会关系到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发展。当前, 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当中存在很多不良的思想, 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 有一些党员干部自我要求不严格, 不注重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或多或少地存在“慵、”“懒”、“散”、“冷”、“慢”、“软”等影响党的先进性、制约发展步伐、损害党群关系的作风问题。有的干部思想庸俗, 缺乏责任感和事业心, 因循守旧, 保守僵化, 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有的干部重权轻责, 以权谋私, 心浮气躁, 无所作为;有的干部群众观念淡薄, 漠视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工作中脱离群众, 服务意识差, 颠倒“主仆”关系;有的干部官僚作风和形式主义严重, 作风漂浮, 忽视民生实际, 追求不切实际的假、大、空的政绩;有的干部全局观念和合作意识不强, 只强调局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 经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上级的安排部署不能做到有令就行、有禁则止, 以至影响全局工作;有的干部缺乏忧党意识, 执政本领不强, 不善于调查研究, 在矛盾和问题面前应对不力;还有的干部妄自菲薄、怨天尤人, 不能大胆进取, 工作中常有畏难情绪, 缺乏担当精神。这些问题尽管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 但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严重挫伤了与群众的感情, 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 损害了党风民风, 阻碍了地方经济社会的顺利有效发展。

所以,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我做起, 切实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克服不良情绪和不良作风, 坚定理想信念, 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常怀忧党之心, 常励振兴之志, 常修为政之德, 常思懈怠之害, 不断加强能力建设, 不断提高领导水平, 强化宗旨意识, 始终坚持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思想, 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 恪守清正廉洁,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以治慵提能力, 以治懒增效率, 以治散正风气, 以治贪树正气。继续解放思想, 努力克服一些错误观念和不良情绪。首先要克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心理, “小富则满, 小进则安”的思想是小生产时代的保守标志, 当代世界的主题就是日新月异的发展, 欠发达的地方就更没有理由停滞不前, 实践的落后往往是由于观念的落后造成的, 所以我们再也不能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再也不能不思进取, 碌碌无为。其次要克服为难情绪, 虽然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了难题, 但我们不能怨天尤人, 不能只强调客观因素, 只看高别人看低自己、只找外因不找内因、只怨别人不怨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再次还要克服唯书唯上的心理, 我们的工作还缺乏大胆创新意识, 缺乏敢闯敢拼的胆识气魄, 凡事“唯书唯上不唯实”的还大有人在, 文件没规定的不敢做, 领导没说的不敢办, 别人没做过的不敢试。以上这些消极心理束缚和阻碍着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 使得我们的事业难以开拓创新, 难以超常发展, 难以突破困境, 所以总归起来, 我们要克服骄傲自满情绪, 增强忧患意识;克服因循守旧观念, 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克服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 增强奋发有为的意识;克服急功近利思想, 增强求真务实的意识;克服安逸享乐思想, 增强艰苦奋斗意识;克服自私狭隘思想, 增强顾全大局意识。

总之, 抓思想就是抓发展, 抓作风就是抓发展。肩担地方发展带头人大任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为了本地区的发展和崛起, 必须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力争在新时代发展大潮中, 做优秀的排头兵和带头人, 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勤勤恳恳干事, 努力提高抓发展的能力、抓民生的能力、抓稳定的能力、抓落实的能力、抓拒腐防变的能力, 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高尚情操, 无愧于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待。

摘要：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思想境界、思想作风直接关系着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积极正确的思想状态会使领导干部拥有和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 落实在行动上, 会促进地方的合理有效发展;反之, 领导干部消极错误的思想状态会影响甚至阻碍地方的发展进程。所以,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应切实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杜润生经济改革与发展思想述评 篇9

一、关于“农民定、天下定”的战略思想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农民,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他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完成民主革命,并提出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认识上的偏差,违背自愿、互助、民主的原则,对农业合作化的工作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一夜”进入高级社,使农村发展及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进入改革开放初期,杜润生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指出,我国人口多,农民多。“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世界上有许多伟大事业,如果能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事业。”(《文集》32 页)

随着农村改革的突破和生产力的解放,粮食超常规增长,杜老在1984 年1月指出,“农民的命运,也就是国家的命运”;“农民的前途,也就是国家的前途。”(《文集》164 页) 在当年11 月12 日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吃饭问题是第一需要,只有解决了吃饭问题,人民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发展。”“吃饭问题非要自己解决不可。”“没有饭吃的时候,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有了饭吃的时候还是基础。”(《文集》233 页、234 页)

改革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使得农村工副业发展较快,农业的比较效益下降,加之价格波动,局部地区农民向农业投入,尤其是向粮食生产投入的兴趣减弱。杜老针对这一问题,在1986 年11 月提出,“保护农业的经济地位,提高农民的收入,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靠近,应成为农村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文集》306页)

农村改革的成功和成就,使广大农民看到了走向富裕的光明前景。以后,农村改革和发展还是不断有进展。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密集出台,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状况都有了明显改观。但是,中国农民问题依然严峻,面临着诸多难题。

杜老在2001 年6 月就强调:“当前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能动摇。”“我们必须处理好农民问题,”(《文集》1150 页) 杜老告诫我们,“农民可以是顺民,安分守己,努力劳动,如果生活不下去,走投无路,也会成为暴民。”“总的来说,我国农村、农业、农民如何进入现代化,需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文集》1154 页)杜老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文集》1173 页)

“农民定、天下定”的战略思想始终是杜润生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从中可以看到杜老热爱农民的深刻原因,可以看到他一生为农民代言、始终牵挂农民福祉的深刻原因。学习研究杜老的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紧迫感,把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把巩固农业基础的弦始终绷紧,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发展进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始终坚持。

二、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是杜老改革思想的核心,是我国农村政策的基石。

他通过对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分析了包产到户的几起几落,指出“包产到户是受经济法则驱使的,可导而不可堵,堵是堵不住的。”(《文集》12 页)杜老认为,“有人说包产到户表现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动摇。你搞的社会主义不能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吸引力不强,难怪农民动摇。他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不赞成‘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文集》17 页)“绝大多数农民想摆脱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那种多年来得不到解决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过重的负担、缺乏民主的行政命令和少数人的专断横行现象。而包产到户,可以帮助农民实现这种摆脱,所以受到群众欢迎。”(《文集》52 页)

杜老认为,“生产责任制,不同于过去的私有经济,它是集体经济的内部结构,是统分结合的形式。”“包干是包产的变型,是把分配也包进去了。”“这比起‘大锅饭’、‘大呼隆’是个大进步。这种责任制,就提高生产力而言离社会主义更近了,不是更远了。它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一种形式。”(《文集》63 页)“如果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追求大而公的形式,会成为一种空架子,阻碍生产力发展。”“大脚穿小鞋,受不了;小脚穿大鞋,也走不了路。”“寻求我们改革的道路,要既区别于‘一大二公’、‘穷过渡’,又不等于放弃合作化,推倒重来。”(《文集》50、51 页)

杜老认为,公有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既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使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能够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又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可以使农户根据气候、环境、农作物生长和市场情况,及时作出决策,保证农业生产不误农时顺利进行。“农业不同于工业,尤其不同于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工业,一个相同的生产程序、劳动程序,在不同地点,甚至不同国度,都可以进行。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和产品质量,都可以按同样的标准实行严格控制。而农业生产的对象是土地和有生命的动植物,他受着许多变动因素的影响。”“及时了解、掌握这些因素的每月每天甚至每小时的变化,并加以调节,使之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不是靠别人的力量,而是靠人,靠劳动者自己。”“农业生产特别需要生产者对生产的高度关心。同样一块地,关心和不关心就不一样,多平整一次和少平整一次不一样。”“如果说工业企业还需要建立责任制,那么,农业就更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农业生产特点的、能唤起劳动者个人高度关心的责任制。”“农业和工业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工业有许多阶段可以出产品,叫做零部件、中间产品,每天每个人都可依产品数量和质量计算他的劳动量,农业却没有什么零部件,劳动时间同生产时间不一致。耕地、播种、施肥和除草等,每一环节并不体现为产品,只是劳务投入,劳动价值凝结物只表现为最后的产品。因此,衡量劳动成果是看最后的收获如何。”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集劳动者和经营者于一身,提升了农民对土地的亲和力,“可以使农民直观地感到劳动和报酬的联系,心中有数,干起来劲头大。”“中国农业又有中国农业的特点。中国人多地少,为保证食品需求,必须保持土地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因此要在更大的程度上靠精耕细作,而精耕细作不能不靠农业劳动者的主动性。”(《文集》47—48 页)“包产到户”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农户收入。2002 年1 月,杜老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有的同志列举不搞包产到户的南街村、华西村、刘庄为范例,否定家庭承包。但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这几个典型的好经验长期以来难以推广,而家庭承包制一经启动,即形成改革之潮。”(《文集》1248 页)

杜老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家庭农场大量存在的事实。他说,“一家一户可以是自给自足经济,即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也可以体现大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农业多数是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的,但它是社会化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农户种几百亩地,种子、肥料、机耕、收割以至运输、贮藏等由其他专业户或企业承担,形成了一个农业生产的整体,互为依存。”(《文集》70 页)杜老还进一步指出,“全世界的农业,包括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都是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形式。”(《文集》1281 页) 说明这种家庭经营方式,不仅适用于当前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家一户的经营,随着生产发展,就要慢慢从‘小而全’发展到‘小而专’,‘小而专’变为‘专而联’。专业化生产发展起来以后,就必然要和社会协作,在自愿互利基础上联合,形成社会化生产。”(《文集》71 页)

杜老认为,农民的家庭经营机制是废除不了的,我国必须长期坚持。要切实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使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要稳定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绝不搞“归大堆”,关键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这是为了稳定农民对土地的预期,鼓励农民保护好、利用好十分稀缺的土地资源,珍惜土地,增加投入,培肥地力,逐步提高生产率,发展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精细型生产。要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当然稳定家庭承包制并不意味着止于至善。家庭经营的生产功能,将随着农业生产函数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国家政策的取向,将找到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联合形式,实现第二次飞跃。学习研究杜老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下理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明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取向,提出改革的系列举措,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等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关于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的思想

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重建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同时,杜老强调农村深化改革要与改革宏观经济运行体制相配合,加快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好“市场关”。在《认识改革,坚持改革》《抓住改革的主攻方向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等文章中反复阐述了这一思想。杜老以改革前30 年和改革后的10 年的实践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体制引起的经济运行僵化与扭曲,阻碍经济持续发展,在我国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自身发展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进行产品交换,只能是商品货币关系,等价交换关系,像对待国有制那样计划调拨产品方式,”国家与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各方都不会自愿接受。事实证明,即便是国有制也不可能长期接受违背价值法则的产品调拨制度和全国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制度。”“现代经济,产业结构、资本技术结构、产品结构,随科学技术进步而日趋复杂。交换前提条件是将不同量不同质不同手段的劳动,抽象为社会必要劳动,取得价值形态以便实现平等交换。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无法操作的巨大工程。靠市场经济体制则可以由交换各方根据自然形成的价格信号来解决。政府可以也有必要运用经济为主的调控手段影响市场,但无法替代市场。”(《文集》496—497 页)杜老指出已经“到了全面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了,要下决心加快过好“关口”:一是过“发育产品市场”关。二是过“发育要素市场”关。三是过“所有制完善”关。四是过“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关。五是过“走向世界市场”关。六是过“转变政府职能”关。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杜老指出,“政府职能应从直接经营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转向整个国民经济总体设计的管理、制定法律、政策、提供信息指导等方面。”(《文集》486 页)“政府应大胆彻底放弃直接经营企业,实行政企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应代表整个社会,执行调控经济运行职能,制定共同遵守的竞争规则。学习研究杜老的这些系统的思想,启示我们今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市场经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人类社会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问题,同时也面临着政治发展问题。推动政治观念更新、政治制度完善、政治行为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杜老主张改革不仅要过“市场关”,“用市场制度激励群众”,而且要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以建立民主法治为基本内容的改革,过好“民主关”。他认为,要“用民主制度团结群众”(《文集》925 页)。杜老认识到,要健全民主制度,使人民大众能够参与国家事务,懂得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并对任何专制倾向和来自各方面的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保持警惕。要发扬民主,才能使不同要求、不同声音得以充分表达,以便集中起来实行科学决策。“反对活跃思想,反对意见分歧,最终可能导致决策错误。有不同意见不要一棍子打死,而是允许充分表述。”(《文集》938 页)因此,必须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给市场经济以民主的环境和法制基础。杜老强调,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他认为“我们欠农民兄弟太多!”(《文集》1175页)农民还没有取得国民待遇,有些方面还受到歧视。他建议“明令废除原有的歧视性的法规制度”,给农民以基本的公民权利(《文集》1174 页)。杜老从上世纪80年代就一直呼吁建立农民协会。“全世界农民都有自己的团体,都有农民协会,只有中国农民没有。”(《文集》1147 页)他为农民代言,就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就是反映农民的诉求,维护农民的利益,提升农民的话语权。

四、关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思想

杜老致力于推进农村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十分重视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推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根据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趋势,杜老认为,“现在当机立断,急起直追尤为未晚。但有多种赶法,亦步亦趋不是好的赶法,要保持中国特色,走出一条捷径。”(《文集》840 页)他认为,“无工不富是对的,但需要补充一句:务农也能致富。”(《文集》229 页)他强调,“农村要想富裕起来,就是要搞多种经营,要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综合经营这条路。”(《文集》165 页)要“建立一种新的产业结构,搞农林牧、种养加,农民所得也很高,同样可以致富。”“林业大有文章可做,园艺化农业,搞立体农业、庭院经济,”(《文集》229 页)“我国区域如此之大,各地自然条件不一样,资源禀赋不一样,各有各的区域特色。”“各地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选择不同的发展途径。”“这种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前提则是思路创新。”(《文集》1030 页)要提高粮食的优质率,发展特色农业和健康养殖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尽可能延长农业链条,增加附加价值。要发展都市农业,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提倡休闲农业、观赏农业,多种林木瓜果蔬菜和花卉,增添旅游设施,兴建天然公园,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健全发展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

杜老认为,“从大农业领域,即农、林、渔、牧、园艺着眼,为发展商品生产,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必须加快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将“一系列机械向农村普及”(《文集》806—807 页),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美国的现代化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消耗能源太多。它的农业机械化成本太高,不经济,是石油浇灌起来的。”“我国的人口多,特点不一样。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都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不断把半数以上的农民转移到城市。这一点我国在短期内办不到,需要走出自己的路子来。”(《文集》34 页)“我国农村不能像那些土地资源大国,光靠投入机械替代人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光靠增加土地投入以提高粮食供给率,这样的路子是走不通的。我国的资源结构只允许走集约经营的道路,这就是用适合条件的现代技术改造传统的农业技术,并实行深度加工,综合利用,农业工业化,延长产品增值的区段,用科技的投入来突破资金、资源的约束。”(《文集》323 页)各地农民要兴办多种样式的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产业,一村一品,发展特色农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文集》1421 页)“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提倡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多种林木瓜果蔬菜和花卉,增添旅游设施,兴建天然公园,为都市居民提供一个休闲的场所,为青年学生提供一个参加农业劳动的机会。”(《文集》772 页)

杜老认为,“家庭经营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持久不灭。但是家庭农业的缺点是,家庭经营规模并不经济。”“家庭经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结构,终究要找到适当的联合方式,这是必然的发展。”家庭经营,“呼唤联合,呼唤规模。”“我们一直提倡多种形式的双层经营,供销合作社是一种形式,村里的社区组织也是一种形式。公司加农户、龙头企业也是一种好的形式。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文集》976 页)

中国农业现代化前景广阔,现在要“推动农业向知识经济转化,重视提高农业发展的知识含量”,“重要的是培养农业人才”,要加强农业信息化手段,使“农业成为知识产业。”(《文集》1459—1460页)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为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制定分区推进战略。”(《文集》407 页)

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注重可持续发展。杜老指出:“可持续发展乃是当代经济发展战略的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是开创农业现代化新路不容回避的选择。”(《文集》845 页)他在组织起草1982 年中央一号文件时,就强调要保护耕地和合理利用耕地,基本农田不得改变用途,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制止滥占耕地,要加强农业资源的保护工作,开展多种经营,不要破坏水土保持和生态平衡。他认为,“应该设计与选择一种合适的制度,从产权结构、利益分配到市场流转等方面作出安排,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爱护土地、利用土地、改善土地质量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文集》685 页)他告诫我们,“人类必须从单纯使用甚至破坏森林时代,进入到创造森林、营造森林时代。”“重采伐、轻营造,缺乏远见,以至于今天受到惩罚,若再不觉悟,就要受到更大的惩罚。”(《文集》265 页)“一切城市与乡村必须注意节省水、电、油、化肥,节省各种石油加工品,提高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提倡有机肥的加工利用,提倡节水灌溉,提高利用再生能源,提倡科学栽培、科学施肥,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文集》773 页)

杜老的文集中,还深入阐述了关于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关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思想,关于发挥文化软实力的思想等。对我们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和科学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杜润生先生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思想非常丰富,文章就四方面作简述:一是关于“农民定、天下定”的战略思想,二是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三是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的思想,四是关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思想。学习研究杜老的思想,对于做好“三农”工作,推进改革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改革,“三农”工作,家庭承包经营

参考文献

[1]杜润生.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81(5)

[2]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二十年》序.农村研究,1998(12)

[3]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1998(12)

浅析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 篇10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也就决定了以可持续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关系。从经济方面来讲, 传统经济也就是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人类自身关系及其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反映。

如在传统经济中, 受人与自然对抗认识的支配, 那些非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不被作为经济资源和财富看待的, 并日认为它们的供给是无限的, 不考虑经济活动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作为经济学追求的目标, 由于传统发展思想和理论指导, 产生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不良恶果, 如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短缺, 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产生了产品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 并由此引起了国际问和国内各种政治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 不仅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 而且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人类必然要对传统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方式进行反思, 以寻求能满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持续生存 (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福利目标) 和发展的道路, 因此也就产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比如:中国加入WTO以后, 这使得中国利用外资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2005年中国得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投资, 而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大约是2500亿美元。如果中国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给外商投资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政府已把吸引外商投资作为实施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还有对中国内部经济调整作了很大影响, 促进了各种大型工程的实施。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经济发展主要是以价值来表现, 并以价值的变化来反映其规模变化的, 但仅考虑价值的变化而不考虑其他的变化, 那么经发展很可能是没有保障的, 所以分析经济发展, 在注重价值分析的同时, 一定要考虑其他方方面面, 将它们与价值分析结合起来。

人们知道, 在传统再生产分析中只考虑价值的生产与平衡, 只要价值的生产是以扩大的方式进行、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该生产、经济就能正常进行, 但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 则不仅要求价值生产的扩大和各部分之间比例的正常, 而且要求价值的生产与其他各种流量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 而且这种比例的要求更严格, 如果达不到这种要求,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难以进行下去的。经济可特续发展的提出, 就是因为其他各种因素, 其中尤其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变化不能满足其要求的产物, 所以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其他环境相适应。

保持经济系统稳定和发展, 如果能量和自然资源输入经济系统的量, 超过了自然系统再生产这些能量和自然资源的速度, 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可特续的结果。可特续发展思想的提出, 就是因为传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与能量消耗的速度, 超过自然界再生产它们速度, 使经济发展难以长久特续的结果。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一项共同事业, 实现这项事业对我国来讲更显重要和迫切。因为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更恶劣, 资源短缺状况更严重, 所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为强烈。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条件、困难、思路和途径等、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持续发表刻不容缓

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己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但其发展模式是什么, 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如果仅仅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社会公平公正、公众参与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或共同范式而没有特定的战略模式, 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基本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模式和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而特定的模式与经济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国情中是不同的, 如对公平与公正的理解, 不同的文化对它们的理解也就不同, 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方式与程度也不同, 所以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还必须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特定模式。

2可特续发展思想的产生, 最主要的就是生态环境和资源满足不了传统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就是要实现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方面的工作, 在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 与世界各国或平均水平相比, 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酷程度和资源的短缺程度是非常高的,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需要, 成为我国最紧迫的任务。

摘要：所谓经济可特续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态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使社会经济得以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

参考文献

[1]赵左丽:《公共财政与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1]赵左丽:《公共财政与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经济发展思想 篇11

关键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13-03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人类生产劳动或经营实践总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支配下进行,决定着劳动者其他方面素质和能力的发挥程度;劳动者总是具有一定思想的劳动者,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劳动者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不健康的劳动者也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是一种既非物质亦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心理､精神､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伦理道德等相互渗透的方面｡发展经济学家揭示了思想观念支配人的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

一､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或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

(一)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发展｡韦伯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因素｡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它引导人们努力争取经济果实的行为,鼓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思想或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欧新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即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固定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赢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因此,“强烈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引导了经营者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厉以宁也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荷兰､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得到证实｡在新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十六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在新教伦理及其以外的其他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甚至在非宗教伦理观念的某种信念､某种思想､某种理想的推动下,世界上除荷兰､英国这样新教国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着人们要为一定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创造事业的精神动力｡一旦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动力产生了,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思想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交易费用节省→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等认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和约束,它影响个人行为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一种制度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制度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而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就会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和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减少,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降低｡正如诺思说:“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否则,制度的执行费用将上升,制度力将在各抒己见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冲突中耗散殆尽｡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机制｡

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三)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源于经济机会｡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

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刘易斯认为,“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新思想”即先进思想,就是人们对创新､冒险､新技术､新物种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等新思想的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显然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国的资本家除非看到有获得特殊利润的可能,否则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赢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利润的新思想｡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利润与国民收入同比例增长,从而就有了储蓄｡随着本国企业家风险思想的增长,外国企业家被广泛模仿,直至本国企业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本国经济不再依靠外国企业经营｡而且,本国企业家成长壮大到经济上独立,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开始输出资本与企业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商人往往能抓住新机会而致富,“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的体制,他们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他们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而致富｡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经济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也不是下层人士,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任何一个受传统小农思想偏见束缚的处于贫穷社会类型的小农,绝不会去寻求市场上的有利性信息”｡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就处于中间地位｡“在经济增长的加速中总是城市人起了决定性作用,认为城市人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所作出的贡献比住在农村的人多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城市人在生物上优异,而是由于环境或机会｡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的形成,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刘易斯的“新思想”在熊彼特看来就是“创新精神”,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企业家创新精神指导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熊彼特认为,“经济机遇”(即刘易斯的“经济机会”)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可能性是现实性的前提,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机会,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即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因此,创新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就是经济发展｡创新行为包括以下情况:采用了一种新的产品及其生产方法,开辟了一个从未进入过的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了新的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来源,实现了一种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他建立了企业,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他就会失去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因为,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业主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因此,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并反过来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二､结论与启示

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劳动力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我们可以找出太多的贫困原因,但人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是贫困之总根源｡“减少或消除贫困的方法很多,且各种方法的成本､效果也不一样”｡但思想扶贫或思想反贫困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一种扶贫方法｡“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或精神｡因此,新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运用｡不仅要注重物资､资金､技术､教育､文化等反贫困,更要通过农民自身思想观念素质的现代化,重视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这也是建设“乡风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浅析发展伦理思想中的发展问题 篇12

“有而不偏, 正道固矣”是《周易》关于公平价值高度概括。然而要真正实现这种“有而不偏, 正道固矣”的价值目标,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 圣贤在《周易》中从可操作层面上为政府提出了一些列具体措施和规范。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敬德保民的思想教育。刚柔中正之谓德, 上天固有好生之德, 所以“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一个国家常怀“敬德保民”之心, 胸无乖戾之私, 性情纯正, 道义为公, 则民与政府和谐共处。国家昌盛之时, 全民与国家共享荣耀与财富, 国家受难之时, 全民毁家纾难, 与国家患难共存。

第二, 损上益下的担当作为。《杂卦》云: “损益, 盛衰之始也。”《杂卦》认为统治者不应当厚取于民, 若能损上益下, 国家就会兴旺发达。追古思今, 我们党应当将改革之成果惠及于民, 与民共享。子曰: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个国家唯有施政以德, “降福穰穰, 德施周普”, 这样才能使一个国家不动而化, 不言而信, 无为而治的大治。原始反终, 我们党只有像北辰之德使自己的光芒恩泽苍穹大地, 百姓才会如群星般自发围绕在北辰周围。向秀曰: “明王之道, 志在惠下, 故取下谓之损, 与下谓之益。”

第三, 遏恶扬善的道法互补。孔子曾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忧患思想, 有而不偏的公正理念当然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在制度上的保障。《周易》以其高深的政治智慧, 处处运筹防患于未然, 其诸多卦象暗含法理以垂范示教。“谦”卦嘱托: “裒多益寡, 称物平施” ( 谦卦《象传》) , 这就需要我们妥善处理各方面交杂的社会利益, 削峰填谷, 尽力做到公平。这一切必然会碰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横加阻拦, 然顺天应人的善举不可轻废, 就需要我们“明罚敕法” ( 噬嗑《象传》) , “节以制度” ( 节卦《象传》) 。只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时时整饬法纪, 恶惩善劝, 则天下群生安定。

二、万物并育不相害

这些年来, 全世界都意识到了环境很容易破坏, 可我们依旧惯例性地破坏臭氧层, 污染水资源, 过渡性开采非生产性资源, 滥伐森林, 造成很多生物灭绝。这一切不能不使有识者扼腕, 刺激人们多方反省和思考, 寻求对策和出路, 深究各方面的精神和理论资源。《周易》这种从宇宙整体出发探求人与自然运行的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对我们从宏观上整体把握生态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 尊重自然规律, 敬畏天地万物。《系辞传》说: “夫乾, 其也专, 其动也直, 是以大生焉; 夫坤, 其静也翕, 其动也辟, 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 变通配四时, 阴阳之义配日月, 易简之善配至德。”“大生”, 是说浑沦无所不包; “广生”, 是说广阔无所不受。这里从乾坤两卦讲到配天地、四时, 就其哲学意义说, 也是赞扬天地自然生生造化之功。这是赞美天地化生万物, 使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的价值。天地公正给万物以时空生长, 不偏不倚。作为人类我们有必要承接上天的意志, 决不能为了一己或一时之私利而全然罔顾自然规律, 心中需要常怀敬畏心。

第二, 节止以时, 保有大丰。易者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单地归为“时禁”。“节”卦曰: “亨, 苦节不可贞。”为了人类的延续和社会的永续发展, 易者从不禁止或绝对地抨击杀生, 而是认为适当的时机可以去做。节制需当执中, 为节过苦, 伤于刻薄, 物所不堪不可复正。我们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过程中需要时刻抓住时中原则, 不逆时而动, 其保有丰大非大智慧民族不能为之。

第三, “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观。“天人合一”自然观作为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精神源流, 值得我们认真揣摩深究, 并从中找到有助于解决当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思想火花。何怀宏认为,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随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 (1) 在易学思想中, 人与天地蕴含着一种和谐无间的关系, 视天地为父母, 视世界万物与自己相通。正合《文言传》所言, “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 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 ”它示教我们只有“天弗违”、“奉天时”, 才能做到“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人之性禀之于天, 人之道法之于天, 以生生为意。“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受到了国际生态学者的认同和关注, 成为突破生态问题的重要力量。

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社会的公正以及人与自然的问题共同构成了发展的核心问题。“易为君子谋, 不为小人谋”, 发展问题直接关乎全人类的福祉安危, 其责盛大! 深邃的《周易》集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华于一体, “观乎天文以察事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的发展伦理思想深刻地表达了对发展中出现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所引发的道德追问与伦理关切, 进而教育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方法和态度, 规范人类的发展行为以谋求共同生存, 并为和谐生态架构可行性理论体系, 最终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人与人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1][美]德尼·古莱著, 高铦, 温平, 李继红译.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0:26.

[2][宋]朱震.汉上易传[M].九州出版社, 2012, 1:50.

[3][清]李光地编纂, 刘大钧整理.周易折中[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 1: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