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生态思想（精选10篇）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篇1
20世纪的人类是生态伦理学的首创者, 却不是生态伦理思想的首创者。生态伦理思想存在的历史非常久远, 在我国, 早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中就蕴含着生态伦理思想。而中国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 则可追溯到生产力水平极低的采集狩猎时代。随着历史的发展, 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然而, 我国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虽在逐步增多, 但远远不够。本文立足探讨研究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 目的是希望学术界能重视和加强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 并能整合力量对其进行多视角的聚焦研究。
一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的集成。研究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可以充实和丰富人类伦理思想的宝库, 拓宽民族学、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 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其研究范围的过程。从对道德范畴的分析到对道德判断的演绎, 从对道德修养的推崇到对伦理规范的倚重, 从单纯的理论构造和规范论证到转向对道德实践领域的延伸, 这个拓展研究范围的过程又是一个学科交叉、渗透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一些伦理学问题的讨论经常涉及到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伦理学问题。而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 不仅需要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 而且需要从中国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中寻找宝贵的思想资源。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都是在对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形成的。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 借鉴和吸收不同民族的生态伦理文化资源, 无疑可以充实丰富人类伦理思想的宝库。另外, 在我国民族学界, 生态伦理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在应用伦理学领域, 人们对我国生态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上, 因此, 研究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还可以拓宽民族学、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2.可以彰显生态伦理的民族化特色和内涵
西方生态伦理学主要建立在对工业文明的生产技术方式给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负面价值的反思之上, 建立在以生态科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对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在寻求解决西方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和构筑现代生态伦理的过程中, 由于人们看到西方主流思维方式的狭隘性, 生态伦理学便转向了东方。
中国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是从引进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开始的。国内学界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生态伦理学的著作, 在学习和模仿中完成了生态伦理学学科的知识储备。为了不使我们在追随西方生态伦理学过程中丧失自身的特征, 我国学者在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设过程中, 非常重视、珍视、发掘、转化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资源。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 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 我们不仅要重视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 而且也要加强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这可以进一步彰显生态伦理的民族化特色和内涵。
3.有助于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与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的相互融合、促进和升华
建构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 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离不开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离不开对古今中外生态伦理思想的批判继承, 同样也离不开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精华的吸收。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其实就是保护人类整体、长远的利益。这种伦理思想在解决人类的共同危机中具有普遍意义和现代意义, 能够为中国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增添中国文化元素。
诚然,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中包含着许多科学、辩证的思想成分, 但其科学合理的因素是一种直观、朴素、感性的观念, 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要求。因此, 需要我们自觉地将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化转型纳入到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设中,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理论的指导下, 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生态环境伦理观念中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方面, 并在主动实现与现代生态文明对接的过程中实现创新。
二
研究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1.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人类生态伦理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普遍性和规律性, 促进民族地区各民族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与认同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地域广阔, 各民族之间所处的生态环境差异很大, 再加上复杂多样的历史发展过程, 使各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和自身独有的优势, 这是其他生态伦理文化无法替代的。2006年4月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重要讲话时说:“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 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一个民族的文化, 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历史的认知和现实感受, 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指出:“各种复杂系统从其多样性中汲取力量:一个物种从基因的多样性中汲取力量;生态系统从生物的多样性中汲取力量;人类社会从文化的多样性中汲取力量。”研究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人类生态伦理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 并从中发现其中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研究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也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才可能促进民族地区各民族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与认同, 这对保护各民族的生态文化、促进民族生态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可以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人口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注入文化动力, 提供伦理借鉴、支持; 为制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提供独特的视角;为民族地区生态教育提供丰富的本土资源
由于历史等原因,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 自然生态环境相当脆弱, 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前沿阵地”。少数民族地区日渐突出的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 甚至危及全国的生态安全与经济安全。为此, 我们应对这种无忌惮地向自然索取的野蛮行为进行深刻的反省。生态危机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的生存危机。
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危机, 是一种文化危机。因为生态危机主要是由于人类行为的失范而引起的, 而人类行为失范的根源是由于支配人类行为的伦理文化观念出了问题。正如西方研究工业文明与生态危机的学者提出的那样:“人们从各个方面使用科学论证的同时, 却疏忽了唯一能够不断起协调作用的哲学、伦理和信仰。现代社会应该恢复这种观念。”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的基本理念和核心原则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这对纠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人是自然主宰的错误伦理观念, 具有独特的功效。
研究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不仅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全国全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作出的回应, 而且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提供一种理性的生态价值追求和摆脱危机的哲学依据。它还可以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人口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注入文化动力、提供伦理借鉴、支持;可以为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政策提供独特的视角。
此外, “道德”并不单纯是外在行为的规范, 更主要是内在情感的认同。研究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 还可以为民族地区生态道德教育提供丰富的本土资源, 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对生态伦理原则、规范的情感认同度。这对民族地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真正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得到牢固树立, 使生态文明的实践在全社会得到广泛推进, 以及维护民族地区区域社会安全、保障国家安全与稳定,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郭家骥:云南省情认识新论[J].云南社会科学, 2004 (2) .
[2]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89.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篇2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舞蹈； 原生态舞蹈； 生命；艺术特点
随着大型原生态舞蹈《云南印象》的推广，人们被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舞蹈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在这些舞蹈中蕴涵着原始的生命态度，舞者为生命而歌，为生命而舞。这些舞蹈表达的人性的光辉与众不同，散发着一种巨大的自然能量。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认为：舞蹈不仅是一切艺术之母，而且是一切语言之母。而人类学家认为：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舞蹈，舞蹈同人类一样古老。舞蹈的这些最原始的特质在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态的舞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怀着对这些珍贵的原生态舞蹈的敬仰，笔者对其特殊的艺术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一、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态舞蹈体现生命的自然性
西南少数民族自古就是传统的农耕社会。他们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这种观念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自然秩序的服从，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们所谓的“天”就是自然，是指大自然及自然界的演化规律。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所以人就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天地的本性与人的本性是内在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然绝对依赖而和谐。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生态舞蹈。这种原生态舞蹈,不是简单的原始舞蹈或民族舞蹈，也不是一种简单舞蹈动作的堆加或形式上的传习，而是一种整体生命状态的呈现方式。他们认为万物有灵，人需要同天地、万物及神灵沟通，而舞蹈就是人与万物沟通的惟一方式。舞蹈不是表演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中的舞蹈不是为了舞台表演而人为创编的，它因为其深厚的渊源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内容，其中的某些仪式性的含义已经成为当地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舞蹈的服装、舞具都有鲜明的地域民族特色，并具有一定的远古含义。例如，基诺族太阳鼓舞中象征神灵的太阳鼓，藏族拜山神舞蹈中的玛尼石等。所以，这种原生态的舞蹈完全体现了生命的自然性。
二、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态舞蹈的内容极其生活化
西南少数民族的舞蹈是民间生活与生产活动的一个部分，它作为人类活动的内容存在于大众之中的，它以民间生活为基础，用舞蹈的方式表达生活的需求。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对原始民族的舞蹈艺术进行了考察后认为：“再没有别的艺术行为，能像舞蹈那样的转移和激动一切人类。原始人类无疑已经在舞蹈中发现了那种他们能普遍地感受的最强烈的审美享乐。多数的原始舞蹈运动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只要一追溯我们的童年时代，就会记起这样的用力和迅速的运动，倘使持续的时间和所用的力气不超过某一种限度是会带来如何的快乐。因这种运动促成之情绪的紧张愈强，则快乐也愈大。人们的内心有忧动。而外表还须维持平静的态度总是苦的：而能籍外表的动作来发泄内心的郁积，却总是乐的。”
比如打歌(跳土风舞)是云南很多民族的青年男女交友择偶的最常见的方式。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屋里屋外，只要一把芦笙或一把三弦，人们就能欢乐起舞。歌舞者白发而成，边歌边舞，舞步时而激烈时而舒缓。歌舞者的情绪随着山歌的变化而变化。有打歌调称：“蚂蝗叮着鹭鸶脚，生生死死扯不脱”，姑娘们又喜欢又害羞。豪爽的彝族人说：“为人不跳乐，白在世上活”；他们还有许多生动的说法：“太阳出山来打歌，踏平草地跳平坡；汗水不湿羊皮褂，阿哥阿妹莫歇脚”；“打歌打到太阳落，只见黄灰不见脚，打起了黄灰做得药”；“采花来来采呀采花来，一家一个采呀采花来，阿娃花下说给你呀，好是好玩呢，就是害呀害羞羞……”；“想是想来挂是挂，不想不挂咋在着……”；“想你不能搭你去，爱你不能搭你在，就象小鸡么吃了针穿线，牵肠挂肚挂心肝，啊苏噻呢么哟嘿”……
再比如烟盒舞，这种舞是云南石屏、建水、峨山、通海一带彝族尼苏支系(俗称“三道红彝”)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一种活动。以传统的装烟丝盒为道具，左右手各持一面，以手指弹响作节拍，舞蹈形式有双人舞、三人舞、集体舞，舞蹈随着清脆悦耳的烟盒节拍，铿锵的四弦声、笛子声翩翩而起，善舞者，套路形象生动，妙趣无穷。夜晚，彝族男女青年围在篝火边，弹着四弦，唱着“海菜腔”等曲子；之后，男女青年在“正弦”的伴奏下，开始斗“蹄壳”(鞋子)，互相用脚去碰对方的脚，进行试探；聚会的高潮是跳一种摹仿各种动物交尾、男女青年身体亲密接触的舞蹈，有“扭麻花”、“蜻蜒点水”、“鸽子渡食”、“蚂蚁走路”、“银瓶倒水”、“鹭鸶拿鱼”、“虾蚂虫扭腰”等；接着小伙子开始“抢姑娘”，到密林中幽会……“踩谷种”、“踩茨菇”等，则为反映农耕的舞蹈，彝族人极为喜爱烟盒舞。
再比如佤族的甩发舞，佤族妇女大部份披长发，甩发是从佤族妇女发式特点及生活动作中，经过提炼发展成为具有佤族特色的舞蹈。甩发可以表现内心的强烈感情，可以表现力量，头发的摆
动也可以象征熊熊大火。这种源自内心的欢乐情绪通过歌舞的形式更强烈地“转移和激动一切人类”。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原生态舞蹈以人类体力活动形式为舞蹈的基本表现形式，形成反映劳动活动的原生态舞蹈，同时表现在劳动中自然流露的美好感情。例如，流传于中国南方产茶区的“采茶舞”，也称“茶歌”，“采茶歌”、“唱采茶”、“灯歌”、“采茶灯”等。这些舞蹈中的动作模拟采茶劳动中的正采、倒采、蹲采以及盘茶、送茶等动作，还有彝族的“海菜腔”，它发源于云南石屏异龙湖一带，彝家姑娘在湖中捕鱼时，一边划船，一边唱歌，歌声就象水中随波浪起伏的海菜，因而叫“海菜腔”，“海菜腔”极其优美、复杂、动听，是滇南“四大腔”(“海菜腔”、“山悠腔”、“四腔”、“五山腔”)中最难学、最难唱的民歌。舞者们唱三拍，跳二拍，手击一拍，在原生、经典舞蹈中堪称一绝。生活在石屏县哨冲、龙朋、龙武一带的花腰彝，彝族人有句俗话：“有嘴不会唱，白活在世上；有脚不能跳，俏也无人要”。再比如傣族的《象脚鼓舞》是在喜庆佳节或是迎接远方来的客人时表达美好祝福的一种民间舞蹈。因形似大象的腿故名象脚鼓，演奏时用糯米饭粘在鼓面中心调试音的效果，象脚鼓流行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及云南周边的东南亚各国。群众说：“象脚鼓一响，脚杆就痒”。
这些舞蹈内容生动、丰富，反映的是鲜活的生活状态和场景；甚至可以说，它已成为了当地人民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就是舞蹈，舞蹈就是生活。
三、西南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突出体现了仪式化和图腾崇拜
“桑林中，崖壁下，或面向着咆哮奔腾的宽江长河，或围绕在柴芯的烈焰四周。火把的闪光映照出崖壁上的若隐若现的神秘画像，击石的铿锵伴随着鼎沸的呐喊欢唱；头饰彩羽，身披兽皮的人们……从日出跳到日落，从黄昏舞到晨曦。”（引自《中国舞蹈史》）这就是少数民族仪式舞蹈精彩的描述。仪式舞蹈的主题是生命，它用富于宗教感情的既定舞蹈动作程序。以使人们以神圣的心理从这些程序中体验并深信不疑地感受到神灵对生命本体的佑助。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中，仪式舞蹈是一种流传久远，对人们的生活、生产及心理影响极深的一种民俗现象。当征服与支配自然界的强烈愿望，因手段的缺乏而难以实现的时候，盛大的仪式舞蹈就开始了。他们通过这种仪式舞蹈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价值，意识到自身与群体的巨大潜在能动性。人们深信舞蹈可以超越现实，沟通神灵，于是不同部落产生了各具代表性的舞蹈，而这些舞蹈往往都是用于祭祀仪式的。
例如，哈尼族的芒鼓舞，鼓声是人们向“摩米”(即天神)对话的道具，鼓里放有五谷及象征人丁兴旺的青草。芒舞是哈尼族在传统的“昂玛吐”节上表演的祭祀性喜庆舞蹈。芒鼓舞有清山净寨、驱邪避鬼、祈求丰收之意。还有铜镲舞，这种舞流行于西双版纳州哈尼族爱尼支系的一种舞蹈。先民们用两片铜镲相撞发出的洪亮声音来与神灵沟通。神鼓流传于云南绿春一带，当地人叫“热波比”。现在，绿春县牛孔乡只有一个妇女能打这种鼓，“神鼓”有24套打法，概括了祭祀、生殖繁衍、祈求丰收、婚丧嫁娶等内容。打鼓前要“祭鼓”，打鼓时边打边唱。
再例如，佤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木鼓舞”的习俗。他们将“木鼓舞”看成很神圣的仪式。在佤族人们的历史上，“木鼓舞”通常在本族人受到外族人入侵时、村里的老人过世时、取外族人的头颅祭祀古神时，敲鼓而舞。现在“木鼓舞”在佤族大多在两种情况下跳，一是村民拉木鼓回村寨时跳，二是有重要的活动在木鼓房中所处的村寨中跳。“木鼓舞”原始风貌浓厚，动作丰富。舞者时而站成两横排或两竖排交错变动，时而相互拉手将木鼓围成圆圈伴随着鼓点而舞，舞蹈情绪激烈，狂野粗砺。在简单奔放的律动中勃发出生命的情感。
还有，面具舞也是当地先民举行驱鬼逐疫的祭仪。云南麻栗坡县大王岩崖画有面具舞图象。先民们戴着面具吓唬魔鬼，驱逐病疫，祈求人畜平安。面具舞发展为傩戏，至今一直遗存在云贵川等省的部分地区。
东巴舞是在东巴祭祀仪式中跳的一种舞蹈，其中的一类是为了超度亡灵。原始东巴教认为，人的躯壳死了，人的灵魂没有死；这样就必须由东巴跳舞祭祀，超渡亡灵，沿着“神路图”升入天堂。
西南少数民族人民除了认为万物有灵外，还信奉氏族的图腾。图腾是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的象征和标记。涂尔干在分析图腾崇拜时认为，在氏族成员之外“存在着支配他们同时又支持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群体成员所激起的情感，这种情感已经深入氏族成员的内心，并且对象化了。为了对象化，这种情感就被固定在某种客体上，如图腾。于是某些东西就变得神圣了。图腾崇拜在于部落和氏族成员对图腾神圣感情和心理归依感。正如当代美国著名的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讲：“原始艺术既不是产生于单纯的好奇心，也不产生于创造性的冲动本身，原始艺术的目的，并不在于去产生愉快的形象，而是把它作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实践工具和一种超凡的力量。”这种超凡的力量就是“图腾崇拜”。
西南
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中常常表现图腾崇拜或本身即以某种作为图腾符号的动物动作为舞蹈动作。这种方式强化了群体认同的标记性。例如，我们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中，常常见到牛头的出现。这就是体现对农业生活和力量的崇拜的牛头舞。牛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在古代崇拜的动物。“中国人的先民很早就和牛发生了关系。传说远古时候„葛天氏‟之乐，是表现农业生活的。表演时三人手里都拿着牛尾巴，顿足踏地，边舞边唱”。这在当地的民间舞蹈中得到了体现。舞蹈中，持牛头者是祭祀仪式的主持者，又是祭祀舞蹈的领舞人，只有此人用线条画出身体，而其他几人都是用颜料涂满身体。牛头象征着力量和财富。牛可以耕种、有力量，还能带来更多的粮食，在原始社会，有粮食就有生命，就有财富，所以牛的多少可以衡量财富的多少。对牛的崇拜，可以看到原始先民对农业的重视。
还有，基诺族视太阳鼓为神灵的化身，所以他们的太阳鼓舞是其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鼓的正面似一轮太阳，鼓身的木管象征太阳的光芒。鼓舞反映出云南远古先民的生殖崇拜。鼓槌、鼓面很有男女生殖器的形似特征，打鼓更具明显的交合象征意味。原始先民相信阴阳协调，天地交和，生命乃成。对产生生命的行为和器官有着近乎神灵的崇拜。他们把这种崇拜隐含在舞蹈动作中，以乞求获得孕育生命的能力。从这些舞蹈中可以看出原始先民对待情爱、生命的态度。
再如，傣族人把孔雀作为自己民族精神的图腾，他们的孔雀舞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舞蹈。内容多为表现孔雀的动作和生活习性。舞蹈动作多保持在半蹲姿态上均匀地颤动，身体及手臂的每个关节都有弯曲，手形和手的动作也较多，有规范化的地位图和步法，每个动作有相应的鼓语伴奏。这些舞蹈虽然道具不同、舞风各异，但都体现了对氏族图腾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
四、西南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是人类的艺术瑰宝
这种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如同一本活得历史画卷，向人们讲诉着原始先民的生活方式，体现他们对神灵、对生命的崇敬。舞者动作的内涵，舞蹈的内容，舞蹈所表达的信仰，以及舞具的神圣含义和它的活化石作用，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种原生态舞蹈，其呈现过程是表演艺术；舞蹈的特定 时间、空间与内涵体现了岁时节日民俗与人生仪礼；而舞蹈的服装和特定用具又和相关的特殊制作加工工艺技术密切相关。所以，西南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无疑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艺术形式。这种舞蹈是舞者世世代代从先祖那里继承下来的，具有生命的活力，是可以不断发展的活态文化艺术品。
五、结语（下转第182页）
西南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作为中国舞蹈艺术圣殿中的一枝奇葩，处处体现着信仰和崇拜，体现着那一方水土人民对生活的真诚和感动。他们的舞蹈是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热爱，没有粉饰与浮躁。因为大山里的人们深信天地可以交合，阴阳可以协调。他们跳舞是为了示爱，打歌是为了庆丰收，击鼓是为了交媾，这些充满人性的东西完全不同于一般舞蹈形式的单纯炫技。他们的舞蹈不是技巧，而是生命本身。他们是在用生命舞蹈！
【导读】舞蹈，可以说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是“礼乐”中“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人认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所谓“原生态”舞蹈，应当是在古代先民们的日常生活劳动德实践中而产生的，“歌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原生态舞蹈，是民间的舞蹈，具有“文化源头”的意义，较少受到“现代化”侵入。
作者：马力
舞蹈，可以说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是“礼乐”中“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人认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所谓“原生态”舞蹈，应当是在古代先民们的日常生活劳动德实践中而产生的，“歌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原生态舞蹈，是民间的舞蹈，具有“文化源头”的意义，较少受到“现代化”侵入。从民俗学、民族学、民族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原生态舞蹈包含着以下的文化内涵：以图腾符号作为神圣力量的崇拜性；以生命本体作为为主题的仪式性；以民间生活作为主要为基调的大众性。具体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
性；每一个都会与其中一个或多个内容有关。
《云南印象》，这部曾获得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的舞蹈，是由著名舞蹈家杨丽萍主创、编导并领衔主演打造的艺术精品。大意是叙述人类的历史。开天辟地、男女结合、母系社会。全剧以“日月”“土地”“家园”“神祭”“朝圣”五场歌舞，展现了云南少说民族对自然的崇拜、对生命的热爱。整场
弥漫着农业文明的一种诗意和浪漫。
在全国巡回演出后，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而且在文化艺术领域和娱乐届引发“共振”，在全国掀起舞蹈审美的“风暴”，成为诞生在云南的又一经典力作。那么一部舞蹈艺术作品为什么能有如此之大的震撼力，获得如此殊荣的呢，其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不禁慨叹：观众为之叹服的，绝不仅仅是杨丽萍那婀娜的身姿、舒展的双臂和灵巧的手指，还有令人惊艳的舞美设计，色彩绚丽，造型浓烈夸张，灯光投影巧妙而突出。演员对生活、对艺术的那份痴情与感悟，把云南的气氛渲染的活灵活现。将云南原创乡土歌舞与民族舞重新整合的一台充满古朴与新意的大型歌舞集锦。开创了我国舞台艺术的一个新品种。
《云南印象》全长120分钟，是一台传统和现代之美兼而有之的舞蹈新作。据了解《云南印象》剧组近70名演员有75％来自于云南各个村寨，彝、苗、藏、傣、白、哈尼、佤族的土生土长的村民，其中包括五岁的小姑娘。这些舞蹈演员用极其质朴的歌声和肢体语言，展现了民族原生态歌舞的绚丽色彩。古典抽象的画面构成，加之空灵悦耳的音乐，心灵的回归、生命的激情、灵魂的升腾被尽数诠释。用主创者杨丽萍的话说；“所谓原生态舞蹈，就是流传与民族，民间最原始的，土的掉渣的，在田间地头都能跳的舞蹈。其中高潮的“扭麻花”、“蜻蜓点水”、“鸽子渡食”、“蚂蚁走路”、“银瓶倒水”、“鸳鸯拿鱼”、“蛤蟆虫扭腰”等是爱的游戏，浪漫而充满生趣。
在《云南印象》里，傣族的音乐，歌唱似水柔情；藏族的音乐、歌唱如冰山雪峰的狂风暴雪；佤族的音乐、歌唱曲调似木咚咚；白族的音乐、歌唱像百灵轻盈跳跃；彝族的音乐、歌声犹如山林长鸣，猿啼呼啸。各民族的无不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状态下的音乐和歌唱。这种原始生态音乐一单经过人类的吟唱就赋予了人类自己的感情，并将各种不同的感情通过了有一定韵律、节奏的仿生语言来传递人类自身情感信息。“太阳歇歇么歇得呢、月亮歇歇么歇得呢、女人歇歇么歇不得、女人歇歇么、火塘会熄掉呢„„”这其中的“人性味”，“质朴的一塌糊涂”。它让人听到了来自母系社会的一声又一声历史的回音，让人感受到
了一种生命的真实感。
再来看看服装和服饰，在《云南印象》中充分展现了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各民族有本民族自己人文文化与审美趋向的服装、服饰。例如：白族服装、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纳西族服装的披星戴月，彝族服装上的莲花图案、火图案等，都是原始人类对自然万物的心灵感应。这种心灵感应无不出自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的人文文化与审美意象。
一台大型舞蹈，道具和舞台美术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像《云南印象》里把民族，民间的原始道具，原封不动地搬上舞蹈舞台却实属罕见。如佤族的木鼓、太阳鼓，牛头；哈尼族的芒鼓；彝族的铜鼓，烟盒舞的烟盒，以及藏族的转经筒等，都是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这些道具本身就蕴含着各少数民族最原始，古老的文化和精神。比如“烟盒舞”，以手指弹响烟盒作节拍助兴，表现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舞段，专业演员跳起来“做”的成分很重，找不到那种“还原”的感觉。而肤色黝黑，脸上有着“高原红”的民间舞者的表演，却让人感受到一种来自高原的力量、质朴和单纯。又如彝族舞蹈中的铜鼓，就是在云南楚雄出土的2000多年的原物复制品。舞蹈中62面大鼓是最震撼人心的，它以民族的鼓风、鼓韵、鼓点、重新“唤醒了麻木不仁的生命”。在那个民族的原始意识里“鼓代表女人，鼓槌代表男人，打鼓就表示男女交合，产生生命，它勾起了多少在云南生活过的人们，那埋藏在心底的浓浓的云南情结。佤族的牛头，不是人们制作的道具，而是真正的牦牛头骨骼。加之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香格里拉的梅里雪山，红河元阳的哈尼梯田等舞美背景，都是在舞蹈艺术的原生地实景拍摄的照片，经过灯光处理，再现少数民族地区景观、风貌。正如杨丽萍所说，农民舞蹈是出于对自然万物、对上苍的感情，出于生命的需要，是在“和天地对话”。正因为民间舞者是非专业的，所以他们在舞台上不是“演戏”，而是“一种劳动或性情的表达”。让身体随着音乐去表现来自内心的原始的萌动-没有刻意夸张的动作和技巧，没有矫揉造作和虚假感觉，充满了泥土的香味。她跳的是原生态的舞蹈，需要的是跳大沟，追逐猎物的那种爆发力，需要的是能表现生存的欲望和激情，而不是走形式。的确，这种“本能“浓缩在杨丽萍那富有东方美的各种s型舞姿造型中，已成为一种强烈鲜明的特色符号。原生态舞蹈的拥有者是与生活之根最为接近的民众，对舞蹈文化的繁衍、遗存具有重要作用。
《云南印象》除了舞蹈音乐与歌唱，舞蹈服装，道具和舞美等方面的设计外，深入发掘了云南民族文化，将原始乡土歌舞的精髓和民族舞蹈语汇整合重构，用新锐的艺术构思表现出少说民族勤劳、朴素、纯洁的生活和爱情。集中反映了云南深厚的文化积淀，将给观众留下一个“原生态”的特定印象，在时空交错、视觉错位中构建一种生态感情。一个从自己的土地上寻找养分的艺术家，她与土地的沟通是最“人性”、最自然，最真实的。“太阳”、“家园”、“土地”、“雪山”、“红袖”、“天国”，一幕幕展现着人们劳动、欢唱、爱情、理想、追求......其素材均取自于山村的田间地头，这些走村串寨采风、甄选的具有云南典型特色的音乐舞蹈元素，诠释了人性文化中生命本
质的内容。
《云南印象》在中国大地刮起了一场民族文化风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云南印象》旨在展示原生态的云南少说民族歌舞文化特点，从此唤醒人们对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关注。诚如它的序言中所说，全剧囊括了天地自然，人文情怀，以及对生命起源的追溯，生命过程的体验和生命永恒的期盼这些原生态的歌舞，是我们祖祖辈辈的生命存在形式在舞台上的还原，让人们看到了积淀的“人类原始的自然特性”和“人类
进化的印记”。
《云南映象》的新意在于它强调了原生态的内涵，从歌声到舞影，从道具到服饰……都体现了这一特色，但不能说《云南映象》是对原生态的还原和再现，它应该是打上了引号的“原生态”歌舞，是作为文化产业的剧场表演，用最“原生”的歌舞展现民族文化，用最“现代”的舞美调动剧场效果，是精雕细琢的民族舞台艺术创作;除了对原生态民间歌舞进行产业化运作之外，《云南映象》对原生态活态文化的改变还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剧场化对民间歌舞表演形式的改变
为了适应镜框式舞台的剧场表现方式，《云南映象》中的“原生态”必然会作出适应现代观众审美角度的众多调整和变化，无论是动作的方向、动作的幅度、动作的速度、动作的质感，还是队形的变化。
拿孔雀舞来说，民间的孔雀舞是傣族人们在盛大节日和佛会时在广场上表演的道具舞蹈，曾是男子的舞蹈。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民间艺人成为专业舞蹈演员，他们在演出中大胆地去掉了面具和道具，使孔雀舞产生了新的飞跃，也为后来由中央歌舞团女子集体表演的《孔雀舞》打下了基础。1986年，杨丽萍的独舞《雀之灵》更是从传统舞台民间舞的形似走向了神似，它已经不是原生态的民间舞了，它的成功在于在前辈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形象基础上所作出的创造性的拓展和升华。《云南映象》的压轴节目《雀之灵》中，杨丽萍再次进行了发展变化，将个人独舞和群舞编排到了一起，还加上了声、光的舞美效果，可以说，从表现形式上看，《云南映象》中的《雀之灵》离原生态是越来越远了，我们希望其表现效果并不会离民族之灵性越来越远。
舞台化的“原生态”民间歌舞对民间活态文化的改变
所谓民间活态文化，是指还活着的民间文化，内容包罗万象。民间活态文化的“活”字很重要，它包括活的文化和活的人两层含义。
民间舞蹈曾经有过它辉煌的全盛，但是，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民间舞蹈的发展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方式，让纯粹的民间舞蹈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在21世纪，面对古老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原生态舞蹈如果不进行主动的、自觉的保护，真正原生态的民间舞蹈消失的速度将会很快。
在民族民间舞蹈保护的问题上，杨丽萍认为变化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舞蹈是要跟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禁变就会产生停滞。《云南映象》是一种“变化中的原生态”。为推出《云南映象》，创作者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采风;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同时，杨丽萍强调“变化”，并且承认至少有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舞台表演而作出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将来重新回到田间的《云南映象》的农民演员所带给云南民间原生态舞蹈的“变化”。
职业化对农民演员本来生活的改变
“原生态”《云南映象》对原生态最大的改造就是改造了传承民间活态文化的人的本来的生活状态。
《云南映象》70%以上的演员都来自民间，来自于云南的田间地头，完全是非专业的。到目前来说，这仍是该歌舞集引人瞩目之处。因为台上的演员们做到了状态上的极度投入，没有矫揉造作和虚假感觉。《云南映象》既然要长久地演下去，这些农民们自然会在大都市里长久地待下去，他们的生活会距离原生态的田间地头生活越来越远，他们生活的“都市化”必然会带来很大程度上心态的“都市化”。当他们越来越“专业化”和“都市化”后，他们的内心和想法还会和肢体相通吗?都市生活会让他们对自己原本的生活产生怎样新的认识?走出去了的田间农民还能重回他们本来的生活吗?他们真能回去教村民们跳舞台上的“原生态”舞蹈吗?至少在今天，《云南映象》中的许多演员——那些喜欢上了牛仔裤和耐克鞋的农村孩子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他们已经不想回去干农活了。
原生态的活态民间舞蹈需要活态的文化和活态的人，即便是“原生态”的《云南映象》也需要活态的人参与，而当活态的人发生改变时，《云南映象》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随着越来越多擅长民间歌舞的农民因《云南映象》而走出田间时，真正的活态原生态又会面临什么呢?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篇3
关键词：龙眉村；民族村寨；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1-0111-04
生态环境问题已成当今国际上的热门问题，少数民族生态问题及少数民族生态保护也已引起大量专家学者的重视。学术界关于少数民族村寨的生态问题及生态保护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已有大量相关研究。柏贵喜在《南方山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一文中论述了南方山地民族保护生态环境的优秀文化传统。何星亮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保护》一文中说生态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陆群、罗康隆在《权力转换过程中的生态保护——以“土家第一村”双凤村生态保护为例》一文中以“双凤村”为个案，从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半个世纪以来土家族地区的生存样态的变迁。王丽华在《完善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和维护措施的思考——基于永顺县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情况的分析》一文中，探讨了土家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变易及其恢复和维护的障碍问题，并提出了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恢复与维护的针对性措施。除此之外，也有其他的学者对生态问题提出见解，对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生态问题进行探讨。
笔者以为，在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粗放，村民生活过程中污染物的乱排乱放，以及少数民族村寨环保设施建设的薄弱，生态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的村寨，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迫切需要的。本次研究选取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的龙眉村作为调查点。
一、龙眉村概况
龙眉村地处怒溪镇东侧，距怒溪土家族苗族镇7公里，距江口县34公里，与松桃苗族自治县山口、高坎村接壤，是江口县怒溪镇的一个行政村。
（一）自然环境
龙眉村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的南侧，最高海拔1700米，最低海拔360米。雨季长达6.5个月，主要集中在4—9月，占全年降水的73.93%。5—8月为丰水期，降水量占全年的55.5%。境内山峰突兀，山峦起伏。2013年统计数字显示，该村耕地面积1330亩，退耕还林面积约840亩。全村13个村民组625户2774人，其中土家族占89.3%，是典型的人口密集的土家族行政村。
（二）龙眉村的历史
龙眉村在以前叫做“龙迷”，因为有几条山坡河流对着村里，迷恋着这个地方，后来因俗语的格式，改为龙眉。现在龙眉村的村民常说的村寨历史是这样的：雷、刘、姜、李、张、何等姓氏，全部从江西省吉安府太禾县“鹅掌大丘”迁来贵州，当时的人们通过湖南到了贵阳，与黔东南苗族进行“三冲凹”，48旗有800的户头，立旗在“而京大缺”，上午立旗的成为上午旗，下午立旗的称为下午旗。战胜后的人们在龙眉村落脚立户，成为现在分布在怒溪镇内的土家族。
龙眉村的村民世代以农耕为生，民风淳朴，过着勤劳简朴的生活，村民大多不知本村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本村的生态环境的现状认识不清。
（三）民族及风俗
该村居民以土家族占了绝大多数，此外还有布依族、苗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居民杂居。现在的服饰、节日等风俗已与汉族没有什么不同，但村民也保存了土家族传统的排排衣、印花布、织布机、腰带等。土家族的传统习惯中，保留了食物的酸辣爱好、饮茶饮酒的喜好以及吃“年猪”、腊肉等之外，还有江口县独特的金钱杆舞。村民鬼神观念极强，忌讳众多，原始图腾崇拜与多神崇拜盛行。村民房屋多依山傍水聚众而建，其中以“吊脚楼”最富民族特色，也有自盖的水泥砖房。
（四）生计方式
龙眉村土家族人世代以农耕为生，居住区大多水利资源丰富，水稻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兼种玉米、薯类和豆类等杂粮。基于地理环境而形成“丘陵稻作”的经济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土地资源匮乏，无法耕种经济作物。畜牧业在龙眉村并不发达，但像贵州其他大部分农村一样，村民历来就有饲养家禽牲畜的良好习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靠青壮年外出务工。在调查的250户770人中，常住人口274人，其中有107人在本村务农，外出务工的有496人。
二、龙眉村的生态环境问题
龙眉村的地理环境恶劣，土地贫瘠；沿村河流的水中漂浮着污染物，村民对此没有办法识辨，也不清楚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其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耕地资源缺乏，水土流失严重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条件，而耕地资源贫乏，耕地承载力脆弱是贵州自然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龙眉村位于贵州高原东北部向湘西丘陵及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武陵山脉纵贯中部，山区丘陵状地貌，加之山高坡陡，难以开发利用的土地多，耕地后备资源少，陡坡地和荒草地多。根据统计，龙眉村的村民人均有效耕地0.479亩，村里的土地面积狭小，很少有几十亩连成一片的，生产力落后，耕地质量不高，远远不能满足当地农户基本生存保障的需求，导致村民开荒种地。
龙眉村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难以开展机械化生产。每年长达六个多月的降水，有强度较大的暴雨，降雨强度超过土壤入渗强度会产生地表径流，造成对地表面的冲刷侵蚀，水土流失严重。加之人口的增加和基本建设占地以及住宅占地使原本狭小的耕地显得更加紧张；与此同时，强降雨每年都会导致村民的田地水滞，人与地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在调查中有两户村民的情况让笔者记忆深刻：
我家现在地不好种，只能勉强凑合了，有的村民会去旁边山地里开荒，可是我老了，种不动，要是家里人都回来了，粮食就不够。现在就我和老伴两个人粮食刚刚够。在我们这里，洗衣服也在河里洗，污水也一般都是倒进河流里去了。（报道人JSJ，男，70岁，土家族，龙眉村齐心组）
我们在的地理位置多年平均气温都比较低，降水量又很多，现在是雨季，基本上天天下雨，田地的排水系统没有做好，暴雨的冲刷，就年年会遇到田地被水淹，收成也就不好了。（报道人LYC，男，65岁，土家族，龙眉村合心组）
据了解，作物产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基础地力，一个是水肥管理。然而现在大量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存在，漫灌、浅耕等不科学的耕作方式，使土地越来越薄。超量施肥、耕作不当、污染加剧、占补失衡等等原因导致耕地贫瘠化，严重影响农作物的收成。在调查龙眉村最主要的三个村民组的250户人家中，就发现约有10户村民的粮食还需要购买，不能自给自足。
（二）生产和生活污染加剧
由于龙眉村在建设发展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水土资源，使水源涵养能力下降，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龙眉村的环境污染主要来自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
1.生产污染。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土地退化，养分不平衡，村民为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而投入农药化肥。据问卷调查，龙眉村80%的农户习惯凭传统经验施肥，随着劳动力不断转移出去，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缺失，其中有1/3的村民对作物过量施肥，导致农药化肥的施用破坏土壤内在平衡，也使得土壤的生态环境陷入恶性循环；土壤中大量残留的化学肥料被雨水冲刷汇入河流中，导致河流水体的污染，对河流中幼小的鱼类有影响，相比较于以前鱼的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减少；农药的化学气体进入大气后，增加温室效应，影响生态环境。
2.生活污染。生活水体污染是龙眉村突出的环境问题。因为村民的房屋沿河流两岸而建，村民惯性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村里的小河，并没有意识到生活污水对环境的巨大影响，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较淡薄。
随着人口、户数的增加，生活污水排放量越来越大，增多了污水的类型。沿着河边的周围，堆满了连成片的生活和建筑垃圾，其中最主要的生活垃圾是不可回收的塑料、玻璃瓶、金属等物品；随处可见河流上也会有漂浮物。直接排放污水对环境的污染可想而知，在龙眉村垃圾和污水处理条件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的污水和垃圾会造成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
三、龙眉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
目前，龙眉村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这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通过问卷，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环境及生态方面的认知度，得出不到5%的村民对环境或生态问题非常关注，大概40%的村民对此关注一般，约一半的村民认为无所谓。其中对环境和生态关注度较多的是一些学生或是有文化知识的人。整体而言，村民对龙眉村的环境变化反映迟缓，较少关注，并且对本地生态环境的现状认识不清。
因为人力、资金条件限制，环保宣传教育还没有真正深入到龙眉村，在调查中虽然村委会委员已有环境忧患意识，但是缺乏必要的指导知识，难以提高村民的环境保护意思，使村民认识到生活污染对环境的危害。
（二）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龙眉村的村民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农业生产仍然以传统粗放型方式为主。由于种植业是传统的生产方式、畜牧业以放牧为主，主要依靠增加人力和物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提高产量，大多以数量扩张获取短期的、低廉的收益。大量的农耕和农药的投入，造成资源能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严重。不但影响了村民农牧业的经营收入，而且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护生态平衡。
目前，由于龙眉村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根本转变，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护的思想普遍存在，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超过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三）缺乏环境保护建设的投入
龙眉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投入长期不足，也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由于历史原因以及龙眉村经济落后的条件，相当长的时间内，环境保护没有成为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必须同时配套解决的问题。
龙眉村暂时无法建立起一种机制与环境保护形成配套的保障，缺乏促进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经济政策，改善环境质量的速度赶不上农村发展的速度。
四、龙眉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策略
（一）充分利用传统生态知识，因地制宜
生态人类学中针对人为生态灾变的救治办法其中一条就是，发掘利用当地各民族传统的生态智慧与技能，并以此为基础，筛选与之匹配的科学技术手段，推动现代科学技术与地方性知识的接轨[1]。
在贵州，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并不“落后”，其不仅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而且还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体系[2]。在龙眉村，有一片上百年历史的风水林，体现了村民沿袭祖先注重林木景观、推崇绿化环境的风水思想。村民认为地方的兴衰与林业是否繁盛的关系至为密切，民间有“山清水秀、地方兴旺；山穷水尽，地方衰败”之说。这是龙眉村土家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
从2003年起，龙眉村遵循退耕还林、封山护林的政策，这样一来不仅拓展了龙眉村村民的经济收入范围，而且有效地弥补了因刀耕火种带来的局部生态破坏。这些文化现象是龙眉村土家族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性产物，这是土家族实现自己与生态平衡的策略和智慧。土家族这种生态知识以其独特的话语系统合理地解释着宇宙与自然，表达着历史与社会，它以生产与生活的实践构建和维系着土家村落及土家族与自然界的均衡关系[3]。
村落传统生态知识的有效利用，可以实现村庄的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技知识的协调互补，通过因地制宜，发挥传统生态知识，更有效地保护龙眉村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可以进行农、林、牧、渔多项目的复合经营的生计方式，每一种经营中保持多种生物并加以有效利用，对同一种生物资源在利用上内容丰富、手段多样，有效地适应龙眉村的生态环境。
（二）建设综合防治体系，促进农田基本建设
由于龙眉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山高坡陡，人地矛盾突出，坡耕地比重大。其复杂的地质条件和强降雨作用，导致滑坡、泥石流多发，田地水滞严重。通过合理开发，利用土地和生物资源，在河流沿岸及山脚建设基本农田，在山腰种植茶叶或经济果林，在山顶营造水源涵养林，形成综合防治体系。这样一来可以控制坡耕地水土流失，提高土地生产力。
首先基本农田是关键，可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水土资源，提高环境承载力。其次种植经济果林，可以带动生态发展，实现荒山绿化，农民富裕。最后通过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建立防护林，可对山坡径流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使汛期河川径流量和洪峰起伏量减小，从而缓解田间水滞洪涝灾害问题。
与此同时，龙眉村未建设水利站，造成春夏之交缺水严重，夏季暴雨集中，旱灾和水涝给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困难。需要加大对基本农田建设的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依靠各种优惠扶持政策调动村民建设基本农田的积极性，发动村民治山、改水，搞好坡改梯、旱改水，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完善灌排系统。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人地矛盾
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减轻人口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4]。鉴于人多地少的矛盾，龙眉村粗放的增长方式需要向集约型转变。在这一点上需要更新经济发展理念，一方面，要改变龙眉村粗放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随着龙眉村外出务工的人口增加，一部分村民的生计方式发生转变，外出村民可以带回新种植技术，运用温室栽培技术推广一年两季种植。而对于不适宜耕种的土地，应改为水产养殖或是种植树林。
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广现代先进的农业技术，通过完善农业科技和政策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调研期间，龙眉村正在进行“干群连心”驻村帮扶，驻村干部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定期不定期地为农民群众传授农技知识，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条件。经济技术水平、经济效益、产品质量的提高本身，就可以达到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从而减少对土地的破坏、水土环境的污染。
（四）进行村寨的合理规划，改善环境污染
村寨是村民生存、生产、生活的根本载体和安居乐业的基础。目前龙眉村存在规划滞后、布局无序、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导致村民的生活污染物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环境污染。
针对其实际问题，结合贵州省正在开展的“村庄整治工作”和“危房改造工作”，积极探索规划布局，要大力加强农田水利、村寨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土地整理，将农村居民点建立得相对集中，并且鼓励和引导农民重新调整新的住房，把需规划建设的居民点适度集中，逐步形成相对集中的新型社区。把改善龙眉村环境作为目标，加强环境治理，开展农业废弃物集中处理。对于生活污水，可以考虑设置小型污水处理设备；对于生活垃圾，建议分类堆放，建立垃圾焚烧站，或是引进填埋技术，统一处理；对于农田的农药污染，建议使用低毒农药，多使用天然肥料。
同时专注于开发以生产、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为重点的关键技术，进行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形成以循环环保为目标的不同生态类型区农村废弃物循环利用模式，把龙眉村建设为居住相对集中、环境清洁卫生、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村。
五、结语
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生态环境是民族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不但人类的物质文化发展要依赖于一定的生态基础，甚至连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模式的发展也同样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定的生态基础。
本文探讨的只是广大土家族居住区中的一个村落，得出的结论自然有限。但是，这些结论是基于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因此这些结论对于理解和有效利用处理区域生态保护还是有益的。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民族地区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尤其是对于落后的民族地区。努力建设好武陵山区生态保护区，通过采取积极措施，制定各种环境保护政策和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来保护自然生态的同时，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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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民族出版社，2007.
〔2〕卢延庆.少数民族生态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现实价值——以贵州省为例[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27）.
〔3〕梁正海，柏贵喜.村落传统生态知识的多样性表达及其特点与利用——湘西土家族村落“苏竹”个案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2009（5）.
〔4〕赵曦.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扶贫攻坚难点问题与战略选择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篇4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思想精华的凝结,是各个少数民族发展过程的一部活的史书[1]。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体育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人类社会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与之相应的生态环境,传统文化受到破坏,发展面临重重危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这种状态下发展现状令人堪忧。本文在调查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发展困境等问题,探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发展之路,为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健康发展寻找有效的建设路径。
1 生态发展相关概念
1.1 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学是建立在文化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中心概念是文化生态系统,即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内一切交互作用的文化体及其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2]。生态发展是指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又不能危害环境,保证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是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则。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1.2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生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我国各少数民族以民族或一定地域为单位,长期开展并因此而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地方特色的各种体育活动,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3]，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生态理论是建立在文化生态基础之上的。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生态是指各少数民族群众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创造的具有生态适应性特征、各种元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种文化方式和状态[4]。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缩略和表现形式,是繁荣民族文化和促进民族团结的桥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道德体现,是少数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认识自身及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方面的独特思考。
2 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生态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是特定区域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发展的集合体,是生态平衡的综合体现。生态环境大体一可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三种类型。广西地域广阔,临海、亚热带气候,拥有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全区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和仡佬等12个民族,历史的积淀形成了独特多样的文化生态;。不同民族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样文化多元性又是人们在生态多样性的环境下适应性反应的产物。
2.1 自然生态结构
文化与环境是一种互动关系,特定环境是文化生成和保持的土壤。美丽的八桂之地广西,拥有秀气壮美的十万大山,千百条河流,丰富的水资源,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森林资源等。地形的多样性、复杂性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物质前提。
初步调查,目前广西共有森林旅游资源总面积两万多平方公里。森林生态资源可以开展定向越野、野外生存、探险、远足、踏青、野营等体育项目。森林还有“天然氧吧”作用,在森林中进行各种健身锻炼、散步、休息,有着特殊的健身效果。
广西河流众多,水力资源丰富。水体生态资源可以开展游泳、潜水、垂钓、划船、水上摩托艇、漂流等体育项目。如柳州己开发柳江,建设了水上运动基地,开展帆船、游艇、摩托艇俱乐部等一批水上运动设施和项目。资源建设了五排河漂流、岑溪白霜涧漂流,昭平七冲红石峡谷漂流等。
山地丘陵错综分布全区,山地比较适合开展登山、攀岩、蹦极、定向越野、山地探险等新兴的体育项目。喀斯特地貌,地质地貌生态资源可以开展探险、观光考察等体育项目。
广西近海,除了传统的游泳、玩沙、日光浴外,还有沙滩排球、沙滩休闲与健身等。
总之广西灿烂的文物古迹,浓郁的民族风情,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天然生态体育资源为生态体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
2.2 文化生态结构
文化具有民族、地域、多样性，是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利用自然环境,改造自然环境的结果。广西12个少数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创造了丰富多彩、内涵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如壮族的抢花炮、抛绣球、吹芦笙、花山崖壁画等民族文化闻名中外；瑶族的舞蹈有狮舞、草龙舞、花棍舞、上香舞、求师舞、三元舞、祖公舞、功曹舞、藤拐舞等数十种,著名是长鼓舞、铜鼓舞,现在,瑶族的长鼓舞、铜鼓舞已搬上了舞台,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还有苗族的节,侗族的桥和楼等。据调查,目前南丹里湖白裤瑶、三江侗族、靖西旧州壮族、贺州那坡黑衣壮、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融水安太苗族、金秀坳瑶等相继建立民族生态博物馆。
2.3 社会生态结构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拥有底蕴深厚的民间民俗文化传统与多姿多彩的民间风俗、竞技游戏活动与游艺活动。如瑶族的节庆、宗教、祭祀活动中的舞蹈,如长鼓舞、铜鼓、猴鼓等,表现生产和瑶族民俗生活。苗族的芦笙、木鼓舞、踩铜鼓、板凳舞等;壮族的壮拳、打拐、踩风车、打陀螺等项目都是与生产、生活、庆典、祭祀与节日联欢等民俗生活方式相关。正是由于地域文化的丰富性、独特性、地域性、民族性,才使得民族体育文化多姿多彩,内涵丰富,且具有其自身独特价值。拥有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构成了广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多样性。
3 建构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现代科技对传统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改造创新利用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针对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工业化、文化的全球化,给西部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的生态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如何立足文化生态发展的视角,构建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发展,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整理、开发及传承思路的一种补充。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深度挖掘,解决传统文化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困境,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传承与发展开拓新路,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持续性发展。
3.1 互联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发展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信息大量的融合、兼并和呈现,体育在互联网时代也一直追捧前行,各门户、娱乐以及视频的体育频道最直接连接观众呈现和传播体育赛事。如果民族体育有自己的APP,也可以尝试花样翻新的转化。广西金秀瑶族事先把自家瑶族体育搬上舞台,《瑶都神韵》大型剧目上映,让世界各地了解金秀、了解瑶族、欣赏瑶族舞蹈。《茶山瑶民俗体验》长桌宴、瑶族长鼓舞、瑶族风情绝技表演,游客可以参与活动,体验民俗活动、民俗风情。《山子瑶度戒祈福、歌舞表演、长桌宴》、《非物质文化展示活动》展现金秀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壮族的歌,在民歌传承中,巴马民间山歌市场利用汉字字幕等数字化技术拓宽壮族民歌传唱范围,突破了老百姓眼中“说唱文化”的界限。光盘是壮族歌咏文化传承的新载体,是人类文化传播的另一种新形态——数字化传媒的产物,山歌光盘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听觉的感受,还有画面情景和可供人们阅读的文字歌本。载体的变化与发展带来了形式的多样性与文化意义的多样性。互联网提升、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3.2 旅游+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发展
在现代社会,旅游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渗入,使传统与现代在短时间内融合,并延伸到文化的各个层面。民族地区的旅游的开发,给当地经济带来实惠的同时,推动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建构。八桂广西,自然景观丰富,是我国旅游资源胜地,如素有小桂林之称的阳朔,游客除了欣赏自然风光,当地还可以打造了漂流、竹筏、玩泥巴、游漓江、印象刘三姐等活动;龙胜开发了以自然人文和谐风景的红瑶梯田,为满足游客需求,以红瑶民俗为基础,瑶民组织开展各种民俗项目表演队;瑶都金秀打造了圣堂山、莲花山等自然风景区,还挖掘整理瑶族喜闻乐见的长鼓舞、铜鼓舞等;三江侗族,程阳八寨的程阳桥,民俗项目抢花炮等。游客对民俗文化的需求,直接推动民俗风情的再建构。到广西旅游可以达到多种旅游日的,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自然风景,还可以了解、接触、体验、欣赏到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
3.3 创新、策划+少数民族体育生态发展
广西12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民族体育项目,如何打造地域民族特色体育品牌,提升民族形象,促进当地经济,实现资源开发利用,是每个民族发展的重要任务。俗话说得好“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广西据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体育项目27个,不同民族对各自民族特色体育项目的形象设计,打造自己民族的体育品牌,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前提。如广西最成功的品牌文化“刘三姐”,以前,全区上下,处处皆唱“刘三姐”,人人皆唱“刘三姐”,自“刘三姐”电影在70年代上映后,全国都知道刘三姐。现在,大型歌舞剧《印象——刘三姐》出来后,世界各地来桂林旅游观光的名人、游客,都要看《印象——刘三姐》随着《印象——刘三姐》走红,世界旅游组织官员评价为“这是全世界看不到的演出,地球上任何地方买张机票来看再飞回去都值得”[5]。金秀瑶族是世界最典型的瑶族聚居区,“世界瑶都”打造是金秀走出广西,走向世界。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田野调查法,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分析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生态结构及生态发展现状,构建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发展新路径。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少数民族体育,生态发展
参考文献
[1]东明.河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的现状调查和发展研究[D].2007,12:43.
[2]柴毅龙.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1-5.
[3]韦晓康,方征.民族文化生态建设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6(8):82-85.
[4]吴桥,彭立群,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解读[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8-7-8.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篇5
朴素而深邃:南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探析
中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具有对自然的亲情和伙伴意识,对自然的知恩图报意识,并将义务观、善恶观从人类社会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这些朴素而深邃的生态伦理观是可供我们借鉴、继承和弘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 者：廖国强 LIAO Guo-qiang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 刊 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6 28(2) 分类号：Q98 关键词：中国南方少数民族 生态伦理观 人与自然 和谐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篇6
近年来, 随着网络媒体和电视广播的发展, 原生态民族歌曲进入人们的生活中, 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歌曲, 比如陕西民歌、云南民歌等。伴随着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增加, 民族歌曲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喜欢的民间艺术, 越来越多的音乐家也开始关注民族歌曲。原生态民歌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 是在自然生存状态下、非专业音乐创作领域的一种民间声乐艺术, 一般包括原生态作品及其特有的演唱形式和演唱方法。原生态唱法是区别于学院派民歌唱法 (学院派民歌唱法以民间音乐为基础, 吸取了西洋唱法的长处) 的一种说法, 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未经过专业训练、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原汁原味”的民间歌唱音乐形式。
云南省少数民族集聚,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孕育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并被誉为“歌舞的海洋”的热土。同时, 云南省政府也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宏伟目标,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样的良好发展契机下, 云南省出台了诸多的原生态优秀音乐作品, 包含《云南映象》、《云岭天籁》、《丽水金沙》等享誉中外的一批名品。在这种潮流下加强对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唱法的研究十分必要, 在当前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 研究其社会和现实意义, 对于推动原生态唱法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唱法的现实以及存在的问题
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民歌产生的基础环境是云南广大的农村农业社会, 与大自然相依, 与当地的民俗风情相融, 传递的是当地劳动人民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情。而现今, 随着云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及经济发展不断纵深, 广大的农村社会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科技为动力的机械化生产方式在云南大地上快速蔓延, 现代公路和铁路向边远和贫困地区长驱直入, 各行各业在新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农村和城市的距离拉近了, 农村的乡土人情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伴随而来的是农村的人民的观念改变, 人民更加崇尚时尚的音乐, 更加喜欢流行歌星。而孕育在农村土地的云南原生态民歌也随着这篇土壤的变化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随着云南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力大批地离开土地, 涌入城镇, 他们或外出打工, 或者从事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进行自主经营, 总之, 离开了原来祖祖辈辈所生活的环境, 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经意地逐渐疏远了原来自己的文化习俗, 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新环境所特有的文化氛围之中。那么, 他们曾经在田间地头生产劳作时所传唱的原生态民歌, 此刻, 面对他们所处的都市生活环境, 自然就无法再喊出嗓来了。“社会转型了, 它将一扫云南农村的贫穷和落后, 这在云南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大喜之事, 而对于与农业生活密不可分的种种传统习俗和原生态民歌来说, 它则是场绝后的荡涤。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弦更张, 进逼农村传统的民俗生活和民俗文化, 当农民翻过身、转过脸、全力投入到新的产业之时, 原生存手段滋生的民俗文化模式和许多原生态民歌, 许多少数民族的居民迁入了小城镇, 远离了山村的簧火。因此, 那些伴随着古老社会成长起来的原生态民歌, 也逐渐地淡出人们的生活和记忆, 新生代的人们已经有一部分对原生态民歌没有了概念或者没有了非常深入的概念。
随着原生态唱法逐渐消失, 会唱原生态民歌的人也越来越少。原来在云南少数民族, 大山顶上, 山凹里等都能听到原生态民歌唱响时发出的回音。逢年过节, 还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人民举行一个简单的原生态歌曲晚会或者庆祝活动。现在这些现象已经很少发生了。现在喜欢并且擅长原生态唱法的人多是老人。伴随老人的离去, 原生态民歌会出现生存的危机。
三、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唱法的社会意义
(一) 云南原生态唱法的保护对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有着5千多年的历史文明。华夏文明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一部分。虽然我国文化有着历史基础,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古国, 少数民族的文化依然是十分珍贵的。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我国其他地方没有的民族, 其文化底蕴相比其他的规模大的民族, 显得比较浅。并且原生态民歌也是我们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体现着民族个性和精神。
原生态民歌与民众的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原生态唱法本身反应的就是劳动者的生活和精神, 其往往是最真实感情的流露。原生态民歌渗透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而人们活动的每一个层面都会诞生出不同的原生态民歌。作为歌曲的另外一个载体或者主体, 年轻人对原生态歌曲的偏好可见一般。年轻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 是开放的, 而且现代的教育往往是多元文化教育的影响。因此, 年轻人的教育根基上就缺乏原生态歌曲方面的培养和启发。此外, 信息社会的发达, 当代的年轻人大多都见识过外部世界的繁华, 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崇尚。对外部新型事物有了更多的渴望。由于现代传媒的强势入侵带来了现代文化的强大冲击和影响, 以及现代学校教育对原生态民歌的遗弃, 使得原生态民歌的传承后继无人。随着原生态唱法的生存环境的变化, 和承载主体的老去, 新型承载主体规模缩小, 原生态唱法的危机随着变大, 可能会面临濒临绝迹, 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 本身民歌的根基不深, 加之载体集中在少数人。
可以说, 中华民族走过的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比原生态民歌更能贴近广大民众的生活了:在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程中, 人们为了统一行动, 减轻强度, 也为了振奋精神, 他们唱起了劳动号子;在日常生活当中, 人们为了表达内心的爱恨情仇。因此, 原生态唱法积聚了劳动大众最真实的感情, 凝聚了人类最朴实的精神, 传递了地方的特殊、个人、思想智慧。
(二) 云南原生态唱法对于声乐发展的意义
在中国的声乐界, 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是主流。当我们每天打开电视, 出现频率最多的声乐节目, 依次为通俗唱法、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节目, 当然现在也偶尔出现了原生态唱法的节目, 但是不能成为主流。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唱法更多的是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当我们的艺术走到‘千人一面’的绝境的时候, 民间艺术是能够让我们自救的唯一出路。”当然, 还可以借鉴其它民族的文化, 只要我们抛开某种单一的价值评判体系, 站在多元化的视角, 就会发现不同民族文化之独特价值与个性魅力, 当我们抛开“科学”与“不科学”的思维定式, 站在中.西文化平等对话与沟通之立场, 也许, 我们就会发现原生态民歌也存在自己独立、完整的声乐体系, 如蒙古族的“呼麦”唱法, 要发出那种富有个性的特定声音, 必然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声方法与原理, 只是暂时还没有人去深入研究这种“原始”的发声体系还没有让其公之于众罢了。当一种文化理论无法去解释另一种文化, 或者以一种文化价值标准去评价另一种文化, 甚至冠之以“原始的”“不科学的”时候, 却不能否认另一种文化存在的价值。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唱法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凸显出来, 说明其唱法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接受, 这对于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具有一定的作用, 只要稍加强化和利用, 就能够充分的发挥出其原生态的价值和意义, 从而促进声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晓红, 陈劲松.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研究[M].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2]范晓峰.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的现代阐释[J].人民音乐, 2007 (7)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篇7
一、人口因素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的影响
少数民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 虽然和汉族相比他们的人口基数不大, 但是人均资源还是有限的。随着少数民族的人口不断增加, 必然需要大量的利用土地、水、森林、能源、草原、矿产等资源, 而资源又是有限的, 因此人口因素对环境必将产生巨大影响。于是, 作为少数民族群居部落的首领提出了保护自己生存资源的种种约定、禁忌, 如不到时候不得进山, 不得捕鱼;规定了深山, 神水并进行膜拜。这就导致了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态伦理观的形成。
人口因素对生产方式的影响也间接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的形成。在少数民族早期, 由于人口少, 他们过着集体采集与狩猎的生活, 主要是利用自然环境中现有的生物资源, 此时他们对环境的影响不大。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 产生了农牧业, 原来的采集者、狩猎者变成了农民、牧民, 从而更加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改变了人口的组成结构, 并且导致了人口的转移迁徙。人们由简单地利用环境资源到改造环境资源, 并且建立了由自己控制的人工生态系统, 增加了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负担, 复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时, 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少数民族通过禁忌, 习惯法, 宗教信仰等手段, 不断地丰富了他们的生态伦理观。
二、地理环境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 一个民族的禀赋是由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至少与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地理坏境和人口因素一样只是一个民族禀赋发展的客观因素, 决定禀赋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生产方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越低下, 生产方式越简单, 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性也就越大, 受地理环境制约也就越大, 越就要让自己的文化适合于周围的环境, 让其融为一体。特别是其中风格迥异的民族生态意识和民族生态伦理观更是有效地规范着、约束着不同民族人群共同体对自己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的态度和行为。
蒙古族生活在茫茫的大草原上, 他们的生活正如《黑鞑事略》中记载的“迁就水草无常, 得水则指, 谓之定营”这种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对地理环境的绝对依赖关系, 因而随意破坏草原、污染河流、浪费水源的行为便会受到禁止。彝族生活在西南山林地区, 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对公有林、神树 (林) 、水源林、风水林的保护。正是有这样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伦理观和规定, 才使得少数民族得以生息繁衍。
三、生产方式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的决定作用
生产方式取决于外界的客观条件和人们需要的生活资料。对此, 马克思讲到:“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们用于生产自己必须的生产资料的方式, 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祖国边疆的高原、高山、河谷、盆地、密林地带, 复杂的自然地理状况决定了少数民族人民千差万别的生存环境。为了生存, 少数民族形成了应对不同自然环境的有效的生产方式。下面将对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包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加以阐述。
1、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
采集渔猎生产主要靠采集野生植物、猎取野生动物和捕鱼来获取食物。是一种完全直接依赖自然资源来维持生计的生产方式。从纵向看, 几乎所有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初期都曾经历过这种生产方式, 从横向看, 在大多数民族已经进入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后, 世界上仍有一些民族继续沿袭着这种生产方式。
采集渔猎时代, 人们对自然的依赖犹如襁褓中的婴儿。人类利用简单的工具采摘和挖掘植物的果实, 捕杀飞禽走兽。可以说, 野生动植物决定着人类的命运。故采集渔猎民族大都注重对自然资源的保护, 不存在竭泽而渔的现象, 保持着一种低层次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状态。如鄂伦春族人在打猎时就有许多规矩, 不打正在交配中的野兽, 不打鸿雁、鸳鸯等成双成对的动物, 并且还学会了与熊、虎等烈性兽类和平共处。
2、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
畜牧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是游牧生产, 是人类对于干旱或高寒地区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 主要在人与地、人与植物之间通过牲畜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 构成一条以植物为基础、以牲畜为中介, 以人为最高消费等级的长食物链。在畜牧生产中, 人类虽然没有对生态系统进行根本上的改造, 却能巧妙地对之加以积极的利用, 牧民们可以在尽量长的时间里, 通过有规律的“转场”把畜群牧放在生态系统的能源输出口——青草地上, 从而达到以较大的活动空间来换取植被系统自我修复所需时间的目的。在人、畜、草场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 从而产生了独特的生态伦理观。
对草地的合理利用。草地是畜牧业生产的基础, 我们国各游牧民族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各民族形成了一系列保护草地的措施, 其中游牧转场便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资源, 提高畜牧业生产力的主要手段。游牧转场是根据牧草的生长特性和牲畜吃草的情况迁移牧场, 使牲畜在不同季节都能获得较好的饲料, 合理地利用草场, 确保牧草的持续生长而产生的一种生产习俗。蒙古族、哈萨克族和藏族等民族都有游牧转场的生产习俗。这种游牧的流动方式不仅保护了草原植被和稀少的水源等生态环境, 而且在流动中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可以说, 游牧方式是牧业民族在严格遵守大自然规律的条件下, 解决牲畜与牧场之间矛盾、保护生态平衡的最佳办法, 是整个牧业生产的本质所在。
四、总结
本文以一种新的视角, 即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 分别对少数民族的人口因素、地理环境及其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这种尝试摒弃了以往从唯心角度, 即宗教、图腾崇拜等来探索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的方式。希望为我国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学的研究起到微弱的补充作用。
摘要：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名族的多民族国家, 其中55个是少数民族, 故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依据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 通过对少数民族的人口因素、地理环境及其生产方式进行研究, 从而来揭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的形成。
关键词：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生产方式
参考文献
[1]贺金瑞, 熊坤新.苏日娜[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2]白葆莉.中国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3]张玉玲.少数民族生态伦理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发展研究 篇8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和文化的多样性, 使其成为蕴含独特并且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大国。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一环,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2011 ~ 2015 年间, 国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取得重要成就, 国家加大对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规划,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了民族地区的重要地位。而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建设目标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提出, 中国越来越重视产业生态化问题。
二、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现状分析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关系到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是一项惠及子孙的伟大工程, 搞好生态环境保护是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 莫旗结合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再次把保护生态环境摆上重要议程, 并在2014 年全旗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走生态经济化, 经济生态化的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30 多年, 我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则由于各种因素发展缓慢, 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东部相比差距更大。民族地区的产业生态化发展形势极其严峻。过去一部分农民为了追求眼前利益, 破坏山林草场开发耕地, 导致水土流失、土壤沙化, 给现在的生态化治理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三、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问题及原因分析
1、产业层次较低, 发展失衡, 产业生态化建设的内在推力不足
产业生态化是依据产业自然生态内在循环机理, 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内, 对特定地域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进行耦合优化, 达到合理利用资源、消除环境破坏, 是自然, 社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当前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存在的严重问题即缺乏动力, 首先表现在内在推力的缺乏。农业所占比重较大, 工业和旅游业占的比重较少, 发展极为不平衡。在产业粗放发展和发展不平衡的共同作用下, 企业间要素流动、产业内部的要素流动、产业之间的要素流动、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均不足利益驱动能力不足, 导致了产业生态化进程缓慢。
2、经济开放程度不高, 产业生态化的外在拉力不足
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是产业产品调整的助推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要素在不同的区间流动形成不同的发展格局产生不同的外部规模效应。但当前我国的民族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不足, 使外部生产要素、产品移动和技术交流无法进行, 区域的经济增粘完全依靠区域内部因素, 导致了产业生态化的进程缓慢。
3、产业生态化发展起步较晚, 缺乏健全的产业生态化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起步较晚, 生态化进程缓慢, 推行产业生态化的过程漫长, 尚未形成健全的产业生态化机制。
4、产业发展速度缓慢, 国家对其规划较少, 出现懒散现象
在经济发展前期, 各行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 忽视了产业生态化的建设, 导致企业散漫、自由发展, 布局分散, 只注重追求企业利益, 生态化意识薄弱。
5、土地管理失控, 布局不合理
土地管理失控, 必然导致土地利用的混乱, 这种混乱状况主要表现为滥垦、滥牧、滥伐、滥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现有耕地的利用主要采用广种薄收, 掠夺式经营方式, 采取撂荒耕种制, 对土地只用不养, 造成地力耗尽后不断废弃, 新农田又不断开垦, 加速了水土流失、沙化盐碱化; 对草原的建设和保护力度不够, 人为破坏草场的现象较严重。
6、贫困程度深、人口素质低
在贫困的状态下, 教育投入不足, 人才引进机制不健全, 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还比较缺乏, 导致观念陈旧, 生态化意识不强。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下, 产业生态化的要素嫁接能力非常弱。
四、产业生态化解决措施分析
1、树立以生态标准开发与选择创建企业的意识。按生态运行方式规范企业生产与营销行为, 依据生态化要求规范产品质量和属性。
2、丰富产业生态化转型的产业类型, 改善目前生态发展现状中存在的短板现象。产业生态化转型要实现的目标不是单个行业的生态化, 而是要形成生态化产业群, 提高整体的产业生态化水平。针对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均现象, 应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完善产业分配比例。
3、强化政府领导的产业生态化意识, 并加强对其宣传推广。进一步加强对产业生态化发展的领导, 科学确定企业生态化标准, 并列入各级政府的考核目标责任制, 层层分解任务, 明确责任;建立由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 农业、环保、财政、国土、经贸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生态化建设协调小组, 制订发展规划, 统筹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
4、完善用地政策。由农业和国土部门联合制定不破坏耕作层的相关标准;积极鼓励和支持土地流转, 对符合规划要求, 建设所用的山地、林区允许企业通过租赁取得, 优先发展产业生态化配套建设, 并免收土地使用的各项费用。
5、政府应依据国民经济增长的整体及长远目标, 规划产业及各分支产业的发展。规定产业内部应严格按照生态运行方式进行生产力布局和企业组织的同时在国民经济系统内建立产业之间的生态联系, 并通过产业的生态关系建立区域之间的生态平衡关系与运行机制。
6、按照生态运行方式和生态标准建立工业和生活废弃物的回收、处理与资源化系统。使得企业和产业系统不仅满足生态生产和生态消费的目的, 而且对人类生存条件与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小;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资源开采和利用的生态标准, 资源利用、再生和恢复的生态机制, 最终实现“最佳生产, 最适消费, 最少废弃”。
7、政府应加大对生态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支持支持力度。继续增加对标准化生态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 综合利用的单位与个人, 省财政采取以奖代补方式予以相应的资金或项目的扶持;严格执行环评费减半收取政策, 简化环评程序和办证手续;推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提高产业结合效率及资源化利用水平。
8、将企业、产业和国民经济系统建立在生态标准的平台上。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经济发展为目标, 科学技术为动力, 法规政策为保障, 组织管理为措施, 推进我国产业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9、培养生态文明型人才队伍建设, 普及生态化知识, 增强生态化建设的要素嫁接能力。
五、项目总结
通过对民族地区的产业生态化现状分析, 发现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 并结合具体情况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对民族地区的综合布局和综合治理提出建设性意见。通过企业和政府的一起努力, 不断增强产业生态化意识、完善产业生态化建设、加大产业生态化投资、提高产业生态化监管力度, 从而循序渐进, 逐步形成生态化产业集中群、建立产业生态化系统, 完成产业生态化的完美升级, 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要：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转型是新时代的要求, 文章主要以民族地区发展的生态化研究为主线, 针对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现状, 严格按照《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等的要求, 分析民族地区在产业生态化转型方面存在问题, 提出综合布局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主要措施, 对其生态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建设性意义。
关键词：产业生态化,政企结合,生态企业群
参考文献
[1]张洁.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族发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 2013, 5.
[2]牛桂敏.循环经济:从超前性理论到体系和制度创新[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4, (6) :63-65.
少数民族生态思想 篇9
地点: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会议室
采访人:孟繁玮(本刊栏目主持)
孟繁玮(以下简称孟):少数民族美术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当代少数民族美术的发展状况,离不开当下的时代背景以及整体文化生态。近期《美术观察》提出“当代少数民族美术的生态”一题,您长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对于“生态”您是如何理解的?
祁庆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以下简称祁):“文化生态”是个关键问题,没有生态,一切传统都无法存在。在新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里,没有正式提出“生态”这个词,但是提到了“区域性整体保护”,其实这就是文化生态体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现代化,在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实现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脱离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而这里有一个与情感紧密相连的内容就是“文化”,因此我们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是在一个全新的生态环境下进行保护。
“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应当如何定位,属于美术专业的概念。我不是搞美术专业的,在这里仅仅谈一点业外人士的个人理解。我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美术”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既包括现代的,即“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也包括历史的,即“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美术”。其中包括少数民族艺术家,还有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非少数民族艺术家,究竟谁是“少数民族美术”,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少数民族艺术家的创作并没有以少数民族的生活内容为题材,比如书法家启功,他是满族人,但他并没有写满文,所以很难界定“少数民族美术”这个概念。但我认为反映少数民族内容的、具有时代气息的创作更重要。
我觉得专门以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生活场景为表现主题的绘画作品,应该也属于广义的少数民族传统美术,例如《皇清职贡图》,在乾隆年间,集合了民间三百多种民族,六百多幅,每一个民族一般画两幅,一个男的形象,一个女的形象,当然这个图中也包括了洋人,如法兰西人、俄罗斯人等,这个图是由皇帝下令,由各个省的总督,或各地方最高长官派人下去采风,上报到军机处,再由宫廷画师依此来作画的,因此现在《皇清职贡图》的作者其实是改编者,从美术角度来看,它是人物画写实水平的最高峰。而且其中已能看出大家有吸收西洋画的透视法。乾隆期间为了要了解少数民族,还有一些《苗蛮图》(百苗图),主要画的是贵州和湖南,苗族是当时治理的重点,因而把当地所有的民族都记录下来,但这里并非所有的都是苗族,“布依描”就是布依族,“侗描”就是侗族,这些图对西方影响很大。《苗蛮图》就如少数民族的敦煌,在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带走了一批,曾一度在北京出现造假,卖给外国人,这些作品大部分留存在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捷克、美国、日本,没有人可以统计出这些作品到底有多少。中国大部分分布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民族宫图书馆、民族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以及一些个人手中。
孟: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少数民族传统美术是如何被恰当地纳入其内的?
祁:少数民族传统美术主要包含在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别中。“传统美术”有纳西族东巴画、藏族唐卡、傣族剪纸、塔尔寺酥油花、热贡艺术、苗绣、水族马尾绣、土族盘绣、花瑶挑花、羌族刺绣、彝族(撒尼)刺绣、维吾尔族刺绣、满族刺绣、蒙古族刺绣、柯尔克孜族刺绣、哈萨克毡绣等,以上均是少数民族传统美术代表性项目;“传统技艺”有土家族织锦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壮族织锦技艺、加牙藏族织毯技艺、苗族蜡染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等,这些都是与少数民族传统美术密不可分的项目。民俗类别中的少数民族服饰,以及婚礼、节庆、铜鼓习俗等项目中的实物、场所,少数民族传统舞蹈、戏剧项目中的服装、道具等,都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元素。总之,少数民族美术是广泛存在于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中的。
孟:您认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美术,我们如何在当代保护其本真的特质,或者用当下比较通俗的一个词语“原生态”?
祈: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具有传承性,也就是说具有“当代性”,其传统以“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存续在当代少数民族的生活中。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美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的少数民族美术种类很丰富,是少数民族在历史变迁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新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没有“原生态”这个词。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而言,所谓的“原生态”是不存在的,这个词语不科学。近几年,“原生态”成为一个流行的时髦的话语,网络和媒体中对“原生态”的商业性炒作泛滥成灾。“原生态”这个词最初来源于舞台表演,后来被广泛运用在歌手大奖赛的“唱法”中,指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唱法。但现在“原生态”的词义被扩大了,尤其不能滥用到所有的“传统文化”中,在“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继承与发展中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原生态”。
另外,还应注意“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是要消失的,如西藏的农奴制等,这些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能留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能留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活着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二者不可等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总和,而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最精华的部分,是各民族历史中最值得保护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统文化可以变异、创新、重构,但文化遗产只能保护其原形态,不能重新创造。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可以重构新文化,但文化遗产一旦消失就不可再生了。世界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公约”的形式,经过一定程序确认的全球性文化遗产,由此产生了“文化遗产”这一专用词汇。
传统文化是历史上沿传下来的价值体系,在新的文化体系中既可以继承也可以变异。当前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是“传统的”就是好的、就要保护,这是不对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全盘文化”,在当代文化变迁的转型期,这种文化不应当也不可能“全盘”保留。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部分就不应该保留,更不能保护。笼统地说“保护传统文化”的提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保护的是传统中最精华的那部分,是各民族历史上遗留下的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定位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机制得到存续。在法的名称上也曾有很大争议,起初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后来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样就能更好地定位。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都要保护,所以就出现“保存”和“保护”两个词,有的文化现象虽然不好,但可以保存下来进行研究,例如裹小脚,而需要保护的是进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由国家认定进行全面保护。
孟:在社会中,如何让新一代的年轻人自觉地关注并参与到少数民族美术的保护与发展中?而且,在目前的高等艺术学院的教学中,尤其是像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教育单位,如何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祁:必须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价值取向和保护共识,首先必须有一批对此有情感的人进行研究,只有研究才能发现其价值,然后进行传承。现在整个生态语境发生了改变,人们都喜欢跟随市场时髦的东西。其实人们对待少数民族美术的态度与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认识相关,现在传统美术生存的生态语境变化了,认为传统都对是错误的,但全部扔掉传统也不对。很多年前就有许多人愿意画少数民族的题材,如今是发生了些改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最近,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共同主办的“2010民族百花奖”活动的获奖作品就包括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唐卡等门类。入选及获奖作品大多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以及各民族和谐发展的美好景象。但我觉得今后我们可以对参加者的资格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参加这样的展览后对评职称等问题有何影响,在政策上可以有一些适当的照顾。作为国内一个比较重要的培养单位,在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招生简章里,除了重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外,还特别强调要让学生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体验生活,在培养课程中还是十分重视一些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内容。
孟:目前,我们在保护和建构少数民族美术生态的过程中,最为紧要的问题是什么?
祁:当下,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美术来说,其继承、发展的命运紧密地依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文化生态中。而且,有关少数民族美术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可以说这已经出现了断裂和危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说是保护,其实是在破坏。冯骥才在今年的两会上说“文化产业化是个贬义词”,还说“做文化要有良心”。我认为,资本和利润是没有良心的,而如果没有利润就不能称其为产业了,因此产业也是不能讲良心的。但文化是必须要有良心的,可现在已经把文化变得产业化了,那就把良心丢了。当现在以金钱为价值标准时,就出现了问题。因此,继承、弘扬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优良传统,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进入国家级、省级的与少数民族传统美术息息相关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同时也要看到,少数民族传统美术并不局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继承、发展长期形成的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优良传统,也是不容忽视的。
孟:刚才您提到“继承、弘扬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优良传统,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国家级、省级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这些项目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人,那么保护这些项目的关键是不是落实在保护传承人上呢?
祁: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传承人要“真实的传承”;第二要注意整体性,不能孤零零地保护,比如要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村寨;第三就是传承性,这是动态变化的。
孟: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而恰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情况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祁:我个人认为,“政府主导”和“政府替代”是不同的概念。在具体的传承人的保护中,政府的作用更多地应该是服务与保障,不能过分地干预甚至是替代,这样对于传承效果是不好的。
孟:自2006年我国颁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以来,至今有多少项目能够真正得到很好地保护?政府是否做过第二次调研或审查?
祁:其实,这反映的是一个目标和实践之间的距离。起初国家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选时,全国没有多少地区上报,因为大家还不了解,可是后来随着首批项目名录公布后大家看到了好处,在后来的申报工作中各地都蜂拥上报。当保护成为一种潮流也是一种进步。但如今入选越来越难,经过审查政府也可以对已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撤资。
孟: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名录会不会不再继续扩充或是延长评选年限?
祁:我想不会,有可能会改变方式,不再像现在固定每两年评选一次,以后可能会不定期地评选,但不会停止。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种动态的文化,需要不断调查,也还会有新的发现。
孟:在您看来,少数民族传统美术之所以能存留至今天,仅仅是因为所依托的节日还在,风俗基本没有改变吗?
祁:这个问题就关系到真正的“文化生态”了,它们存活的人文生态是至关重要的。也有不完全依附宗教信仰的,这部分以前可能是依附的,随着不断演变和发展,后来逐渐走向了一种审美。比如蜡染,其表现题材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传统技艺还很好地保存着,因为这种艺术表现形式适应了现代人的审美。
孟:今年期待已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终于颁布了,而且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很热,这会对少数民族美术生态的建设有帮助吗?
论我国民族声乐的原生态唱法 篇10
(一) 民族唱法。不同于传统的原生态唱法, 民族唱法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唱法与西方经典的美声唱法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现代民族唱法。通过研究现代民族唱法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 其基础依旧来源于我国传统的音乐表现形式, 即民歌、戏曲和曲艺, 这是现代民族唱法最根本的特征, 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地方。
从春秋战国时代到近代“五四”运动,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 民族唱法不断发展变化、推陈出新, 形成了具有极具特色的音乐表现形式, 无论是演唱方法还是风格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声乐体系, 并日益成为国内音乐院校主要的音乐教学模式。这种融合了西方美声特色的民族唱法, 从根本上来讲依旧是以表现中国传统韵味为主的艺术风格, 其独具特色的音乐形态展现了我国声乐的艺术魅力, 拓展了其发展潜力, 在当代音乐艺术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 原生态唱法。所谓“原生态”, 就是指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所自发形成的、不受任何拘束的、原汁原味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原生态唱法作为我国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 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劳动艺术结晶,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原生态”一词主要来源于生物科学, 指的就是在不受人为限制的、自然状态下所形成的一种形态。不同于现代民族唱法的中西结合, 原生态唱法最大的优势就是来源于民间, 大多数原生态唱腔都是由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田间劳动者、牧羊女和船夫等自由创造形成的, 是最普通劳动人民的思想反映和真实生活写照。由于原生态唱法起源于民间, 所以传唱范围广、曲调朴实生动、歌词真实传神,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原生态民歌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区域性, 是当地风土人情的直接反映, 也是百姓思想意识的真实写照,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各具特色的原生态音乐形式不仅丰富了劳动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而且成为了我国音乐艺术中一种独特而永久的形式, 值得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发掘, 创造出更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形式。
二、原生态唱法的传承与发展
民歌是我国最早的音乐形式之一, 它是由普通大众在生产劳动时自由歌唱而逐渐发展形成的, 是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歌的创造者大多是平民百姓, 所以歌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极为紧密, 曲调也通俗易懂, 大众性、流行性强, 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和感染力。受各地生活环境、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不同的影响, 不同区域的民歌在唱法、曲调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极具民族性和地方性。
原生态唱法的演唱形式来源于生活, 曲调生动、唱法多样, 有很多值得现代声乐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原生态唱法的演唱形式主要有对唱、合唱、重唱、多声部演唱等, 这些唱法为我国音乐艺术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样本。举例来说, 中国当代的音乐合唱团虽然采取以合唱为主的演唱形式, 但不难发现, 在演唱的众多经典曲目中依旧存在着重唱、对唱等形式, 有着很深的原生态唱法的印记。
原生态唱法在“西部民歌大赛”上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随着各种原生态民歌的出现, 人们对原生态音乐的保护也逐渐重视起来。原生态的民歌以它特有的历史感和厚重感, 重现了我国各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历程, 在浮躁的现代社会中展示了它的可贵和魅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起来, 在体验过各种音乐形式之后, 终于发现原生态音乐是最自然的、不添加任何修饰的艺术, 最能体现人们生活的点滴, 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表达形式不一样, 我国的民歌唱法也形成了种类丰富、形式多样的艺术特色, 在传承好、维护好这些优秀的传统艺术文化的同时, 不断推陈出新, 促使原生态音乐进一步向前发展, 是我们当代人的职责所在。
三、结语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经典代表, 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唱法不仅是人们对美的艺术文化的追求, 更是人们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厌倦现代浮躁文化的一种真实写照。因此, 研究和弘扬原生态唱法, 让更多的人欣赏它, 不仅是舒缓人们精神压力的最佳途径之一, 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 我们理应维护好这种原汁原味的音乐艺术形式。
参考文献
[1]盛馥.论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唱法[J].北方音乐, 2014 (11) .
[2]都贵玛.中国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唱法探讨[J].音乐时空, 2015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