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论文（通用12篇）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论文 篇1

在共产党的带领下, 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 为中国的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革命的道路上硕果累累。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 只有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适当取舍才能有效利用, 探析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在逻辑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性思考, 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一个复杂的命题, 它主要有两种含义, 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讲,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外延伸扩展的一个概念, 马克思主义在很多国家被借鉴, 指导者革命的发展或者国家的发展路线, 因此就会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等等, 这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运用中与中国的民族传统相结合, 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从这方面也能很好地解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涵。

现在我所论述的是第一种理解, 这个层次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还是没能详细的界定, 它还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在研究中, 有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了结合论、过程论、实质论等等, 这些论点能够进一步解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涵, 但是这些也不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做出完整的界定。因此, 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需要从其逻辑层面和自身的结构进行探析。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有其逻辑性, 首先,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具有世界性, 在世界范围内实践马克思主义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其次,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因此,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涵是由其世界化范畴的逻辑展开的, 这与其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范畴产生了共生性。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在一定层面上可以被理解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相联系的概念, 将马克思主义在每个国家的民族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组成部分。总的来讲, 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其实是统一于科学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道路上对其理解可以相比于资本主义的理解, 如果没有将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范畴, 并将其加以具体分析就不能对资本主义有深刻的科学研究。因此,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外部表征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时间运动的具体内容和实现的途径, 通过这项运动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具体含义。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涵有着非常明确的内在结构性, 逻辑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 其逻辑归宿是“民族”,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 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结果就是其时间活动和理论进展。在研究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三个基本层次, 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论断。在实践中, 这些层次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才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根本标准, 其主要是符合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具体实际情况, 它需要在其基本原理上进行创新和添加新的论断。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前提

(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在动因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前提是明确为什么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怎么样进行才能实现。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需要通过明确自身发生的内在动因和正确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确立自身的逻辑前提。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来看, 是始于对原有理论的研究, 再根据实践进行验证、修正和发展, 全面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逻辑线索。这样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更好地发挥出其指导意义, 更好地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服务。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还有其实践动因, 那就是始于一条实践之路, 通过对先进理论的改造、提升, 达到更高的实践水平的逻辑线索。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需要这样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进行指导, 为国家民族更好地解决问题,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践性的内在动力。

(二)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需要不断的进行探索, 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是成功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国家两方面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要求是对马克思真理的继承,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具体实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进行是否正确在于一个国家的状态, 看这个国家是否适合搞社会主义, 比如在中国曾经就有人反对进行社会主义制度, 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 因此, 在后来毛泽东在深入研究后取其精华,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有着清醒的思考和认识。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发展的价值要求包括马克思民族化必须全面正确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和追求, 必须要符合某个民族国家真正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一定的阶级性, 在理论和实践中明确了必须具有党性, 恪守自身的坚定立场。它的民族化需要联合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来为同一目标共同奋斗。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践机制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践机制是机构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集合, 包括在客体对于主体的发展是否具有促进作用, 对于理论发展是否有积极意义;主体对于客体的改造是否是积极有效的;理论对于客体的关照是否有效。这三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都遵从和整体的运行发展, 从不成熟的状态到成熟的转变。在需要解决的矛盾中, 客体必然对主体的发展起着否定性作用, 对主体产生制约, 这正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践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践的成熟, 其客体作用机制最终实现为主体和理论的肯定性促进作用, 从这个层面上讲,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为历史的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践机制上要弄清楚这三要素之间的联系, 明确机制运行的机理, 更好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研究服务。

摘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具有完整的逻辑性, 它的主要逻辑线索是探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在这个过程中又是怎样思考的、如何实现。因此, 在探析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在逻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践机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内在逻辑,实践机制

参考文献

[1]吴楚克.科学发展观的民族化涵义[J].前沿, 2013, 2 (1) :10-11.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论文 篇2

《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导读

摘要

列宁针对孙中山的一篇名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的文章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文章。文章中提出孙中山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相似，同时也指出，孙中山主张的防止资本主义以及平均地权的思想正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纯粹的方案。列宁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同的学者对他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本文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之上对孙中山文章中的“上海”等词的进行了辨析，最后阐述了民粹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关键词

列宁

民粹主义

民主主义

《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

防止资本主义土地国有化

主观社会主义

历史评价

个人思考

当代价值 正文

列宁被全世界共产主义者认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并且通过在政治方面退出一战，领导内战，在经济方面，实行全俄电气化，战时共产主义1，以及后来的新经济政策2等一系列政策，使苏联这样一个新诞生的国家迅速地得到巩固。同时，作为一个杰出的理论家，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他的一生是辉煌的，在他死后，就连坚持反共主义立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评论说：“俄国人民掉进泥潭苦苦挣扎，对于他们来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列宁的诞生，而第二坏的事情则是他的死亡。”所以说，列宁对于世界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先来简要的简要介绍一下民粹主义，尤其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亦称平民主义，历史上曾有多种表现形态，其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而反对权威，为此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在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以人民的精粹自居，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试图发动农民推翻沙皇制度。他们否认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这种思潮及其实践对俄国革命是有害无益的。对列宁来说，虽然他发动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但由于俄国大多数的农民都支持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导致革命的成果差一点被民粹主义者夺取。因此，这样一次经历让列宁对民粹主义实质有了 又称“军事共产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后，苏俄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国家处境十分困难。苏俄政府为粉碎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战争而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总称。（摘自百度百科）新经济政策，其内容： ①在农业方面，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纳税后剩下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有限度地允许农民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工。②在工业方面，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恢复私人小企业。③在流通方面，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④在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摘自百度百科）更深入地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倡导“人民优先”，这使得它和民主主义有了某种相似之处，使人误以为民粹主义者也是民主的倡导者、推进者。列宁对民粹主义有着很深的见解，所以他在他的文章中深入分析了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

此外，我们还要谈一谈孙中山先生的这篇文章——《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此文写于1912年。此时，孙中山刚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文中主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虽然富足文明但是国内贫富差距悬殊，只有少数资本家享受快乐，劳工群众依旧是赤贫的，因而革命的思潮不断涌动。但是，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实现社会革命是比较容易的。因此，他认为在中国是有必要也有能力预防资本主义进攻的，通过防止资本主义可以避免社会革命。第二，平均地权问题——按照土地优劣进行定价，由国家按价收税，土地价值的增值额归公。在文章的结尾，孙先生说“中国正处于工业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的商业将大大发展，五十年后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孙中山的这次讲话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三个多月后便被译为俄文发表。列宁立即与之互动，并对文中孙中山的这些主要的观点进行了辩证性的批判。在当时远非今日可比的信息传递和通讯条件下，确是相当奇特的现象。

介绍完了文章的成文背景后，我们就来着重介绍一下列宁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列宁认为，俄国资阶级民主派都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而作为中国民主派代表的孙中山在思想和许多说法上都与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关于这个想法，他提出了四个问题，并且对他们一一作答。

首先，列宁将孙中山提出的纲领与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形势发展相对照，发现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本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本文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然后紧接着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比较东西方国家，我们不难发现，相对而言，西方的总统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梦想，他们是“娼妓化了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孙中山则是一个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在他的纲领中处处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并且是带有建立共和制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而他的革命思想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只有这种民主主义的高涨才能激励人们摆脱奴隶地位求得真正的解脱，才能激发劳动人民创造奇迹。列宁认为，东方已经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中国人将在这种高涨的民主主义的带领下会为了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梦想而努力，而西方的早已腐朽的资产阶级终将会被无产阶级代替。简言之，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激励人民摆脱封建的束缚，走上共和制的道路。

第三个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列宁认为中国的民粹主义者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是同社会主义空想，避免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治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思想体系也是和中国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产生这两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列宁首先分析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实质，即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中国的民主派反对压迫农民和剥削群众，他们对广大群众的同情，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使他们必然产生主观社会主义。而这种主观社会主义同当时西方所面临的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同的。中国民主派主张推翻造成这种剥削的制度——封建制度，但是没有改变这种封建剥削的根源——土地对于农民的种种束缚。因此，中国民主派必然只是主观社会主义，而主观社会主义正是产生这种倾向的主要原因。

其次，孙中山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国这种比较落后的国家就会比较容易实现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可以防止资本主义。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仅仅只是一种空想。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孙中山就提出“中国商业将大发展”，“五十年后将出现很多个上海”列宁指出，“商业”“上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的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孙中山自己不得不承认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必然性。因此，孙中山只是用“防止”资本主义的理论来制定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列宁认为其社会意义也就在于此。

最后一个问题，列宁提出孙中山所说的既漂亮又模糊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质是很简单的，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单一税1实现土地国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土地国有就是尽量产出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也就是说，孙中山的经济改革恰恰是最完善纯粹的资本主义改革。

文章的最后，列宁指出，虽然，孙中山的纲领有空想和反动观点，但是他提出的纲领的内核——通过政治上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是正确的复兴中国的道路，这实际上就是列宁对上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列宁是最早评价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的外国人。他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国内对中国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评价的准绳。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共产国际依旧认为孙中山实际上是要主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这种小资产阶级路线是走不通的。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许多学者对于列宁对孙中山思想的评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类人，坚持认为列宁精准地评价了孙中山的纲领中的进步性和落后性，与历史观点一致；但是也有相一部分学者对此评价提出了质疑，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1，列宁称孙中山为民粹主义者是有根本性错误的。因为，民粹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张通过发展农村村社进入社会主义，而民生主义提倡的是发展国家资本，节制个人资本，将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全社会共享。因此，该部分学者认为称孙为民粹主义者是不正确的。2，有些学者认为列宁对孙中山的评价有真知灼见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偏颇的。他们指出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并不激进也不是纯粹十足的资本主义土地土地纲领；列宁对孙中山的评价依据不足；列宁是以俄国社会主义为参考来评价孙中山的，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中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还是接受了列宁的这一观点的，只是对孙中山民粹主义的浓淡色彩有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读完《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后，认为孙中山先生的确带有一些民粹主义者的色彩，但是他和俄国民粹主义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孙中山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他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希望国内民众可以避免由于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杀人流血似的社会革命。这一点可以从他在演讲中比较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国的革命道路问题时看 亨利·乔治在《贫困与进步》（1879）中认为，应当通过对土地征税来为政府融资，这种税收能在不损害效率情况下，改善收入分配。

出。他强调“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从这里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孙中山的初衷。他希望通过和平而非暴力的途径来发展中国经济。因此，虽然孙中山表面上看来是民粹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本质和民粹主义者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第二点，我觉得孙中山所提到“五十年后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的“上海”与列宁认为的“上海”实质也是不同的。孙中山希望五十年后中国会出现很多个上海来带动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他赋予“许多个上海”的含义是一个在经济和实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行土地国有制，使得很多地方的土地资源增值，以此来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的地方。这是以发展经济为前提的。而列宁认为的上海则是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同时也是受欧洲影响最深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他眼里，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代表。正是这样一种认识的分歧，使得列宁得出孙中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必将出现资本主义的结论。而这与孙中山的本意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列宁的文章依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尤其是文中反复提及的民粹主义。当下，有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大兴民粹主义。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钓鱼岛事件，很多民众在所谓的爱国宣传的鼓动下，做出了很多出格的事情——大量破坏日系产品，很多使用日系产品的国人也受到了身体上的经济上的极大的损伤，但他们本身是无辜的。本来爱国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社会建设的。但是在钓鱼岛事件中有些人却做出了不利于国家发展，伤害自己同胞的事情。很显然这完全不是一种理性的爱国的行为。对于一些国人在钓鱼岛事件中做出的过激的行为，我认为，一方面，国人的素质有待提高，但另一方面隐藏在爱国面具下的民粹主义也是我们需要重视。因此，我们必须要分清楚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最大的区别，识别出那些带着爱国主义的面具，甚至是一些与民族主义合流的民粹主义，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失去了社会基础，才能够彻底的消灭民粹主义。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代，对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辨析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一话题始终是贯穿着国家发展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能够明白并且辨析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实质。引用文献

孙中山<著>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326页。列宁<著> 《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

刘建飞<著> 《民粹主义：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 《 中国青年报 》（2012年12月05日02 版）李玉贞<著> 《列宁眼中的中国革命》[ 来源：中华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1-10-10 |] 瓦尔特 <著> 《列宁论孙中山》

刘贵福 <著> 《循名责实:对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点看法》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论文 篇3

里亚•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译本前言中称，“东亚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崛起是一个正在到来的“历史巨变”，追本溯源，这是因为西方民族主义在印度和中国扎下的根。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肇始于1500年的“欧洲时代”从根本上也是源于民族主义，并且，仅仅在20多年前，也即格林菲尔德撰写本书的1989年，人们还一度坚信“欧洲时代”将继续持续500年——“只要，民族主义还有生命力，这种（西方）霸权就能维持下去。”

如果格林菲尔德的以上叙事和预言不假，那真是成也民族主义，败也民族主义。

在这篇充满善意的前言里，格林菲尔德说：“你们现在拥有曾经使我们富有创造性的那种思维方式，拥有曾经使我们变得强大的那种民族主义竞争精神。你们拥有它们却没有让它们占有你们的全部生活。……未来属于你们。我希望，你们将能友好地对待我们，而且比我们更好地照料这个世界。”

某种意义上，贝淡宁教授的《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就是在正面回应格林菲尔德的呼吁，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教授仿佛在宽慰他的美国同事，拍拍她的肩膀说：放心，只要儒家传统和民族主义能够相容，那么我们（中国人）能够友善地对待你们，并且会比你们更好地照料这个世界。

但是，仅仅“相容”并不能承诺一个粉红色的未来。“相容”是一个弹性过大的概念，尤其面对“民族主义”这样一个变异性极强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其化身万千的功夫自然也可以成就——“儒家民族主义”。就此而言，贝文的标题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理论雄心，第一部分“论儒家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更多是出于论证完整性的需要，真正关键的是第二部分“论儒家民族主义之可欲性”，尤其是这一部分的第二小节“儒家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共同点和不同点”，这才是全文的主旨所在。

一般来说，民族主义的反对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上没有彻底进化完全的一个残余物，就像扁桃体和阑尾，虽然与生俱来，但却可有可无，更危险的是，平时也许无害，一旦发炎就会导致感冒、发烧，严重者甚至会致命。因此，任何理性的现代人都必须要对此加以提防，如有必要，一刀了之。

与此相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则把民族性（nationality）和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视为个体身份认同不可或缺乃至性命攸关的部分，进而支持种族优越性、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其突出的表现即为“民族第一”以及“国家至上”。

贝淡宁与自由民族主义者居于这两个立场之间。他们共同的判断是，如果民族主义是一个暂时不会消失，甚至在可见未来一直强势存在的政治现象，如果民族认同和忠诚是个体认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理性的做法就是驯化民族主义，疏导民族主义情感和渴望，由此可得左右逢源皆大欢喜的结局：一方面可以通过打造国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加固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不致使其成为大国沙文主义和排外主义的隐患。

那么，为什么要舍自由民族主义而取儒家民族主义呢？一言以蔽之，贝淡宁的核心论点是，自由民族主义有的优点，儒家民族主义也有，自由民族主义不足的，儒家民族主义要优于它。

二、儒家民族主义能保护自由价值观吗？

自由民族主义都有哪些优点？按照贝淡宁的说法：“自由民族主义是这样的观念：承诺特殊的国族共同体可以与自由价值观相结合。”这些核心的自由价值观包括“政治共同体必须保护言论自由、宗教宽容和选择政治领袖等平等权利。”贝淡宁认为，虽然提供的辩护理由有所不同，但儒家价值观“常常导致同样的政治意义，以至于承诺儒家价值观的民族国家将更像是承诺自由价值观的民族国家。”

细查贝淡宁的论证思路，无外乎两种：其一，考究圣人之言来为政治现实背书，其二，选择性地择取事实来为历史正名。其结论则反复声称，儒家的辩护方法也许与自由主义不同，但“政治结论”与“实践意义”与自由主义并无差别，都能维护言论自由和宗教宽容等自由主义价值。

對于第一条论证思路，本文无意牵涉太多。规范性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落差，古今中外俯拾皆是。当思想的龙种收获现实的跳蚤，一个自然且合理的质疑是，此龙种也许早已被污染了跳蚤的基因。晚近以来，儒家学者戮力挖掘儒学的现代基因，其良苦用心让人感佩，但如果在辩护过程中一味护短，好的全是儒家的，不好的全是别人家的，则是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无论在义理还是在史实，终难让人信服。

除了援引圣人之言佐证儒家的确能够保护言论自由和宗教宽容，贝文也曾轻描淡写地辅以历史事实，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建言的权利通过御史台或监察院而制度化，士大夫负有批评政府错误政策的重任。”比如：“当代中国境内的社会批评家也援引‘和’‘同’之异来要求政府宽容不同观点，不希望看到一种主导性国家意识强加给所有民众。而某些政治儒学虽说拒绝自由民主的某些方面，但明确要求言论自由。”等等。

只是，这样的表述和推论并不铿锵有力，相反让人益发觉得疑虑重重。以中国历史上“政治建言的权利通过御史台或监察院而制度化”为例，其关键词一是“权利”，一是“制度化”。政治理想只有被制度化，才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不复为高蹈的口号。贝淡宁这句陈述看似一带而过，其深层用意正是要起到类似的论证效果。

西方的“权利”观念能否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实践中找到对应概念，这是一个复杂的论题，在此姑且不论。单就御史台和监察院的制度而言，综观中国古代政治史，其对整肃纲纪、澄清吏治、纠核不法固然有功，但绝不足以承担起维护“言论自由”的权利，进而监督乃至约束君王权力的效果。宋太祖赵匡胤诏令御史专门监督官吏，并将皇帝“亲擢台谏官，宰执勿得荐举”作为定制，又规定不准杀上书言事之人，且许以风闻言事，凡此种种举措，恰如章如愚所言，其根本用意在于“御史府尊则天子尊”，与权利自由主义以不可让渡的权利为基础来限制王权和国家相去甚远。

民族主义作为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主要来源，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将它作为应急的备选方案，一旦现有的政治正当性出现衰微，便会亮出这张底牌，屡试而不爽。这也正是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戒慎恐惧的主要原因。我不否认儒家民族主义没准儿是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形式，我所担心的是，当政治权力与民族主义联姻，儒家作为马嚼子不够坚固有力，拉不住这匹桀骜不驯的野马。

贝淡宁称，儒家民族主义者所导致的社会“也许会更像自由民族主义者所喜欢的开放社会”，但是综观全文，我们看到的只有或此或彼的经验性假设，以及若隐若现的现实隐患。比如在谈及蒋庆的儒教“国教”说和“国体院”时，贝淡宁的态度就显得相当摇摆，一方面认为“也存在这样的危险，即儒教也可以被国家滥用”，一方面又推诿说“批评者可以借助言论自由指出实践和理想上的差距”，（编者注：请参见“文化纵横网www.21bcr.com”上贝淡宁全文）凡此种种，恰恰体现出贝淡宁对于儒家民族主义能否蕴含自由民族主义的优点的不确信。

贝淡宁反复宣称，对于保护言论自由和宗教宽容，儒者的辩护理由也许和自由主义者不同，但其最终结果在实践上与自由主义并无根本不同。我恰恰对此抱有最深的怀疑，辩护思路与根据之不同，势必导致在非常时刻，儒家不能以决绝的态度捍卫自由价值。

三、儒家民族主义的自我挫败

按贝淡宁的想法，儒家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前者可以在实践上很好地维护自由、宽容以及某种意义上的个人权利；不同之处在于，儒家民族主义会有所差别地对待“平等”价值——这也正是儒家民族主义的比较优势所在。

在抽象的意义上，我认同贝淡宁对于民主政治之平等价值观的以下批评：第一，因为民主的平等终止于政治共同体的边界，那些共同体之外的人民并不被当作平等者；第二，民主政治中没有人代表“子孙后代”的利益，所以对后者不公正。

如何能够严肃地对待外国人和子孙后代这些非选民的利益？这是个问题。但是很遗憾，贝淡宁并没有为我们表明儒家民族主义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难题，无论“天下思想”还是“贤士院”都只是纯理论的构想。更严重的困难在于，如果用“天下”观取代现有的“民族—国家”，对于“儒家民族主义”而言几乎就是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的逻辑：它将从根本上否定民族国家的国境意识和民族根基，从而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主义”，如此一来“儒家民族主义”也就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按贝淡宁的设想，儒家民族主义会支持某种形式的民主，但仅仅民主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了各种修正方案，比如依据任人唯贤的原则建立“贤士院”，给年老者增加额外的选票，乃至于在户口制度上也许维护城乡差别，凡此种种，都是在主张“有所区别的公民资格”。

“有所区别的公民资格”也许符合儒家的基本教义，但在理论上，这会再一次导致“儒家民族主义”的自我挫败：以“人民”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天然要求所有成员作为平等的主体予以对待，承认公民资格的差等性要么是反民族主义的体现，要么会堕落成某种意义的种族民族主义。

在现实的层面上，很难想象在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可以借助公共理由说服其他人接受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及安排，除非借助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推行，而这势必会进一步侵害言论自由、宗教宽容以及各种基本的权利。

儒家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都试图走一条中间路线，不过在贝淡宁看来，自由民族主义依然失之偏颇，不够中正，相比之下，儒家民族主义既能疗治过度的个人主义疾病，避免民主政治可能的民粹后果，确保丰厚的传统价值和民族认同，同时又不会堕落成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以及极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

只是理论的烟花再绚烂，也终归要落回现实的政治才能见真章。贝淡宁虽然打造了“儒家民族主义”这一术语，但是细查他的具体策略，却与更加保守的蒋庆相去不远，无论是国教说、国体院还是贤士院，都让人有理由怀疑贝淡宁的儒家民族主义不仅与现代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相左，无法平等地对待佛、道、耶、伊斯兰教等各大教派，更有可能破坏基本的政治平等，最终导致自由主义者所极力反对的“压制的事实”。

四、政治神话的可能性

到底是盖“一神殿”，还是建“先贤祠”？孔子究竟是独一无二的至圣先师，万世表率，还是中华民族史上众多的智者贤人中的一个？这或许是当代儒家和其他各种主义者之间最大的分歧。

在经历了1919、1949、1966、1979等重大历史转折点之后，中国人“心灵的习性”以及整体的社会建制均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方此之时，无论是在天安门还是在思想界，想要重树孔子的政治神话恐怕都有些不合时宜。

大约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勒南曾在名篇《什么是民族主义》中说：“误读历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引完这句名言后，补充道：“然而，避免误解历史，却是史学家的专业责任所在，或者，至少得极力避免误读历史。”

问题的复杂性也许正在于此：史学家的终极目的是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而政治家的基本任务则是建构政治神话。中国文人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与志向，当学者的身份与政治人的身份发生冲突时，究竟是通过刻意的误读来建构历史，还是凭借求真的意志来还原真相，对于众多为传统文化辩护的中国学人而言，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如果再细究一层，问题将会变得益发纠结。戴维•米勒在《民族性》一书中指出，民族认同一般都包含相当多的神话要素，许多被今人视为民族原始特征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人为的创造物。但是米勒同时认为，一旦我们发现民族认同包括神话因素，就丢弃民族性，乃是过于仓促的举动。

在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现实时，自由民族主义的通常做法是“通过使民族认同变薄到它们不再具有任何内容能够与族群认同或其他类似文化认同竞争的地步”，由此才有可能让民族性和文化多元主义共存。比如把民族认同削薄成对于一整套基本价值如自由、宽容、权利和机会平等的认同——传说中的美国认同就是这样的。但是在米勒看来，这一观念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美国意识形态的抽象性质并不意味着美国认同缺乏被称为祖父效应的东西。在独立运动以来的八个世代里，许多系列的祖父已经改变了民族忠诚的象征，为支持它们而斗争，并且认为自己是有充分资格的美国人。”

共享的民族感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构起来的。是国家建立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建立了国家。然而，虽然在起源学上，民族性的建构性大于自然性，但在接受史上，民族性的麻烦“正在于它大部分是未经选择、未经反思获得的”。所以关键问题在于，一旦接受者开始选择，开始反思，甚至于当选择和反思成为这个时代的根本特征，“拆”字当头，意味着民族神话与政治神话的建立将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五、宪法爱国主义与历史维度的紧张

按照塔米尔的观点，自由民族主义的起点是伦理个人主义，它的三个基本原则为世俗主义、平等主義、人民主权。相比之下，“宪法爱国主义”的立场更趋薄弱，它“追求排除关于共享历史和共同文化的问题，声称公民联结的基础可以是纯粹政治的。”哈贝马斯说对宪法的忠诚足以替代更老更厚的民族认同。

在自由民族主义者如戴维•米勒眼里，宪法认同能否取代民族认同大可质疑。以英国为例，米勒指出，曾几何时“大宪章”一度是英国认同的核心部分，但是随着欧洲其他国家陆续建立稳定的自由民主制，与这些国家正式的宪政安排相比，英国的宪法和制度逐渐显得过时和不开化，时至今日，英国人或许依然可能认为这个国家的宪政安排证明了英国的独特性，“但是它们很难再被当作民族骄傲的一个来源”。

米勒认为：“对宪法优越性之信心的丧失和对帝国事业之信心的丧失，其他国家似乎有类似的东西。首先，对于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认为他们的政治成就是独特的、特有的变得更难。这部分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政安排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趋于一致……”事实上，如果宪法爱国主义的逻辑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将很难解释政治义务的基础：既然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法内容如此之接近，A国之公民为什么必须要忠诚于A国而不是B国？

宪法爱国（民族）主义与历史维度之间的紧张，反应在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身上，呈现出截然对立的两派观点：一派坚定地认同宪法爱国主义，主张彻底否弃历史传统，认为当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已足以锻造现代社会。另一派则愿意适当地保留历史维度，选择向上推，谨慎者以清帝逊位作为中国宪法传统的渊薮，激进者则干脆由此上溯3000年到西周去寻找中国宪政的古老传统。

前者的问题在于低估了“民族性”的意义和价值，将之斥为莫须有的想象，恰如米勒所说，这种否定国家和文化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联系，认为国家可以仅立于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无需特定民族认同或文化的支持，乃是另一个神话：“这种神话使得自由主义无法理解，为什么少数民族如此执著于建立或保持一个政治实体，一个他们占多数的政治实体。” 单纯主张宪法爱国主义的危险性还在于，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哈根•舒尔策所指出的，这种在民族上和情感上的“禁欲”会把民族问题留给更阴险的政治势力。

后者的问题在于，在选择向历史的维度寻找宪政之源时，总难免有误读历史乃至歪读历史的危险。在一个以解构和反讽为主基调的网络时代，任何的政治神话建构都难免遭遇支离破碎的结局。

自由民族主义并不拒斥宪法爱国主义，而是在包容蕴含它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厚之。就今天的中国政治现状言，一个亟需回答的问题是，在紧迫性和相关性上，中国的问题究竟是社会问题还是民族性问题。考虑到汹涌澎湃的各种侵权事实，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因贫富差距而日益加深的集体怨恨心理，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问题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间上都要优先于民族性问题和认同问题。

在此基础之上，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才可以进一步地追问以下问题，比如，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中可以获得理性辩护的部分吗？如果是，应该如何权衡民族认同在个人认同各种构成性部分的意义和重要性？我相信，重估民族性原则，它的内涵与价值，将会改变我们对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预设前提、条件和框架的思考。

自由主义天然要求对作为给定物接受下来的历史意识、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如果一旦确认它们多少存在虚假或者错误的成分，是否意味着可以毅然决然地弃之如敝履？陳独秀在北大时反对爱国，认为爱人比爱国重要，国家至上就是国家代言人至上，后来李大钊出来打圆场，说求一可爱之国而爱之。可是问题在于，求一可爱之国而爱之的爱国主义，不就是所谓的套套逻辑（tautology）吗？不管国家做了什么我都爱，这是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唯当国家做了正确的事情我才爱，则是一种斤斤计较的爱国主义，它在语义上似乎就和“爱”字相矛盾。

我在《政治社会、多元共同体与幸福人生》一文中曾经提出政治自由主义+多元共同体的基本架构：在政治社会的层面上以自由主义作为基本框架，解决“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而在道德伦理生活的层面上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共同体生活，因其更加紧密和牢固的纽带关系，更加深厚的价值共享和目的重叠，从而回答了“我（我们）如何才能过上良善生活”的问题。

在多元主义已然成为事实的现代社会中，我依旧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最为妥帖的政治伦理安排，但是我愿意对于政治社会层面做一小小的修正，在确保基本的国家统一性（以宪法和最抽象的正义原则为基础）的前提下，为了强化政治社会的正当性以及团结（solidarity），政治自由主义无须也不应该保证“绝对的”中立性，而要和更厚的、属于特定传统的价值观进行融合，非如此，民族国家的向心力便不足以维系，各种离心离德最终会造成雪崩的效果。当然，具体的制度设计是开放的，它必须基于协商民主制度下充分有效的公共推理才有可能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

必须承认，在回答民族性与民族认同的问题上，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者尚未给出清晰的思路，对于如何妥善安置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缺少实质性的制度设计，一些原则性的构想看起来仍旧太薄；另一方面，儒家民族主义者尽管为我们勾画了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在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政治权力滥用时，做出的限制又显然太弱。在一个注定抱残守缺的现实政治世界里，如果非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宁可舍弱的儒家民族主义，而取薄的自由民族主义。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惠于钱永祥、许纪霖、陈宜中等人，特此致谢）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论文 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化,SWOT分析

SWOT分析是战略管理中运用最广泛的分析方法之一。这种分析方法主要是对研究对象的内在优势 (Strengths) 与劣势 (Weaknesses) 以及外在的机遇 (Opportunities) 与威胁 (Threats) 进行分析, 在系统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把各因素相匹配并加以分析, 找出研究对象的优势与劣势以及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进而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研究发现, SWOT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 是一种比较实用的分析工具。运用SWOT分析方法,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在优势与劣势以及外在机遇与威胁进行系统剖析, 进而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在优势与劣势分析

事物自身的状态是其发展的关键要素, 事物的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其内在的优势与劣势[1]。故而, 厘清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在优势与劣势, 是其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主要优势 (Strengths)

1、科学的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 就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是科学的世界性理论。20世纪以来,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化进程中逐步地开辟自己的道路。中国的有识之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创建了中共,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同时, 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建立了新中国, 推翻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从此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2、强大的意识形态渗透力

中共在诞生伊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实现自身目标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新中国诞生后, 马克思主义依然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指引着中共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 获得了其他思想意识无以比拟的地位和优势,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独占性, 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内获得了自由发展、全面渗透的绝对优势, 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发展。

3、中国民族文化的强大兼容性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在内容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的融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2]。华夏文明源远流长, 中华文化兼容并包, 融汇着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传入中国, 由于中国民族文化强大的兼容性, 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快速地与中国民族文化融合。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主要劣势 (Weaknesses)

1、实用性不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性理论, 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民群众而言, 马克思主义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能够帮助广大群众解决处理的问题也是非常有限的。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都仅仅停留于书本的宣传或者口号中, 对广大的群众没有实际有效的帮助, 又怎能在群众当中扩大其影响力呢!

2、传播方式过于陈旧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播方式, 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 图书、报纸、广播等传统的传播方式表现得过于单一陈旧而受到巨大的冲击, 难以应对信息化浪潮所带来的威胁。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 传统的传播方式显得更加落伍, 又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中国话语权呢!

3、语言表达存在偏差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由俄国传入中国, 尽管中华文化可以兼容并包, 面对一百多年前的理论, 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读物都是在翻译俄文读物和德语读物的基础上完成的, 东西方在语言表达、思维习惯以及社会理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这样就会给读者造成难以理解的困扰。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造成在翻译内容上的失真。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障碍。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外在机遇与威胁分析

事物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外在的机遇与威胁将直接影响事物的发展进程[3]。故而, 明确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外在机遇和威胁, 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重要前提。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机遇 (Opportunities)

1、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 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法治进步, 这些成就举世瞩目, 这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宣传和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 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提供了其所需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以及技术资源。

2、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凸显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良, 但始终很难从根本上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故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问题层出不穷。这不仅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反面教材, 而且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宣传和普及提供了机遇。资本主义频繁的经济危机使得世界经济遭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 世界经济走势低迷、社会动荡不安, 某些国家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甚至濒临破产。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主要威胁 (Threats)

1、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

长期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发展带来挑战。西方国家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正逐渐侵蚀着我国公民, 他们通过网络、书籍等形式宣扬西方的价值理论, 不断地歪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使得一部分人认为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远比社会主义要好。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广大群众出现社会意识形态的淡漠, 甚至造成政治认同的淡化。

2、市场趋利性的威胁

改革开放之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步确立, 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但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 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弱点, 可能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过分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容易导致一部分人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想[4]。这不但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体主义思想, 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带来巨大威胁。

3、文化隔阂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我国, 尽管我国民族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 但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是传统中华文化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强调以“仁”为核心, 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洗礼, 面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 难免会发生思想上的剧烈碰撞。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被找到的良方, 现在我国的社会形势已经发生深刻的变迁, 讲求传统的儒学思想似乎更具有现实意义。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策略分析

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内在的优势、劣势以及外在的机遇和威胁进行详述之后, 可提出具有长远性的发展战略, 但必须先对这四个因素进行匹配性的分析。

(一) 优势———机遇策略 (SO策略)

SO策略是一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充分利用外在机会的优势策略,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策略模式。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来说, 这一策略意味着不断创造机会使世界性的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成果;不断地强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和深厚的文化积淀相结合;尽可能地利用当前所拥有的资源, 不遗余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进程。

(二) 优势———威胁策略 (ST策略)

ST策略是一种充分发挥内在优势和避免外来威胁的策略。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而言, 这一策略意味着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和平演变的抵制, 主动争取社会主义国家话语权;充分利用科学的世界性理论来化解市场趋利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利用深厚的文化底蕴来内化外来文化, 消除文化隔阂, 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 劣势———机遇策略 (WO策略)

WO策略是一种利用外部机遇来克服自身缺陷的策略。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而言, 这一策略意味着在改革开放中要更加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现有的优越条件增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用性;利用新的信息资源与技术改变落后的传播方式;利用当今资本主义矛盾凸显的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世性。

(四) 劣势———威胁策略 (WT策略)

WT策略是一种防御性策略, 既要克服自身短板, 亦要规避外在威胁。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而言, 这一策略意味着要尽量规避马克思主义陷于理论的泥潭, 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在保持马克思主义本真性的前提下加强其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上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缺点。

参考文献

[1]谢勇才, 王茂福, 沈鑫雨.云南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战略设计:动力、制约因素与发展策略[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03) .

[2]周太山.论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J].求实, 2008, (08) .

[3]谢勇才, 张雅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战略设计:动力、制约因素与发展策略[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02) .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论文 篇5

2018考研：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与政策专业

一、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考研研究方向是什么?

各个学校每年的专业设置及研究方向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动，考生需登录兰州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具体的就要查看院校每年公布的研究生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考研的研究方向有：

01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

02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

03 民族关系

二、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考研科目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考研招生院校比较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具体考试科目考生可以登录兰州大学研究生招生网进行查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考研科目为：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 202俄语或 203日语选一

③629民族学概论

④845中华民族志

复试笔试科目：民族问题

同等学力考生要求同(030401)民族学专业要求。

每个院校专业课的考试科目可能会有变化，而且每年的招生专业也会有变化，所以在选择报考专业时，一定要去报考院校的研究生信息网查询该专业最新的研究方向及考试科目。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考研好的招生院校有哪些?

1兰州大学、2中央民族大学、3中南民族大学、4石河子大学、5西藏大学、6湖北民族学院、7西藏民族学院、8河南大学、9北方民族大学、10广东技术师范学院、11广西民族大学、12贵州民族大学、13云南民族大学、14云南大学、15新疆师范大学、16新疆大学、17大理学院、18西北民族大学、19宁夏大学、20贵州大学。

四、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考研信息如何查询?

查询各院校的考研专业信息方法是一样的，了解考研信息就要首先兰州大学登录该招生院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

各省院校考研信息均会在八、九月份左右发布，招生专业目录、参考书目一般来说变化不大，大家可以参考往年的考研招生信息。考研招生简章和招生专业目录都要以每年各院校最新发布的信息为准。

五、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考研参考书目是什么?

民族学概论：《民族学概论》，高永久等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浅析 篇6

关键词：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60-01

一、革命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接受十年多的资本主义教育，他后来回忆第一次出海时的心情时说：“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在檀香山五年，他“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

直接推动孙中山产生革命思想的，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后来回忆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1894年6月上书给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但是，他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这样的大官僚身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李鸿章也从反面教育了孙中山，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是行不通的。同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更加促进了他的反满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小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的誓词中又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表明了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和建立民国的民权思想的初步形成。

兴中会立成之后，孙中山于1895年策划广州起义，结果未及发动即告失败。此后，他流亡海外，接触了西方各个行业的书籍，并且考察了欧美的社会制度，丰富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规划了未来中华民国的蓝图。与此同时他还接触了资本主义各国存在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一些社会主义学说，发现了资本主义存在的不足，企图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毕其功于一役”，这就形成了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学说。

可以看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是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它是当时孙中山针对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革三大任务而提出的革命纲领；它概括了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武器和行动纲领。

二、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思想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中，宣传得最多，影响最大的。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政治前提。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上先进人物的反满传统，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反满革命传统；二是欧美和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孙中山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又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广大之，且改良其缺点。”

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反满，即反对实行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的清朝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建立民族国家。孙中山在同盟会《安民布告》中曾经非常明确地规定反满民族主义的人物，就是解除“满洲政策束缚”，“将满洲政府所有压制人民之手段、专制不平之政治、暴虐残忍之刑罚、勒派加抽之苛捐，以及满州政府所纵容之虎狼官吏，一切扫除，不容再有膻腥余毒存留在我中华民国之内。”在同盟会成立时，有人提出取名“对满同盟会”，以排满为革命唯一目的，表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但孙中山明确表示反对，提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他说：“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族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族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这样就把民族主义和单纯的民族复仇主义区别开来，要建立包括满洲人民在内的民主共和国，实行民族平等，这就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精髓。

在辛亥革命后，他提出建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民主国家的主张。在他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又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在革命前，孙中山强调反对民族压迫；在革命之后，他主张民族团结，这是正确的。

而孙中山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时关怀其他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他说：“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的或者受委屈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10]孙中山意识到中国的民族斗争，应和其他被压迫的民族的斗争相互联系，互相支持，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十分可贵的一大进步。

但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孙中山和一些同盟会成员，甚至企图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作为换取他们不干涉中国革命的条件。他和黄兴、章太炎等共同制定的同盟会《对外宣言》，公然宣布：“偿款外债照旧担任”；“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11]

孙中山反满的出发点是为了反帝，而结果是反满代替了反帝，使得中国人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反帝不彻底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大局限性。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3]《孙中山选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915-916页。

[6]《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一卷第310页.

[7]《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一卷第324页

[8]《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一卷第325页.

[9]《辛亥革命》第八册第30页。

[10]《孙中山选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下卷第597页.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论文 篇7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观经过发展和相对完善以后，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大量地、自觉地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其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中国的老一代革命者，特别是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到法国、德国和俄国(后为苏联)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民族理论，回国后在实践中研究和传播了民族理论。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民族理论的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得以传播。 (2)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下，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实践中组织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和撰写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开始传到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经过1908年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和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文稿。1920年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在上海出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被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经典著作。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对斯大林《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翻译，译述了斯大林阐述的俄共(布)十大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和政策，也加进了瞿秋白自己的认识和评论。他认为苏维埃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原则、大政方针是“提携各幼稚民族越过资本主义时代，而直达于共产主义的建设”;而“从共产党民族政策上看来，确为世界历史上开一新纪元。” (3) 他的这篇文章是1920年上海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新青年》译载《论民族自决权》之后，又一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著作的系统论述，完全有理由称之为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形成、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这些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国内的初步传播。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瞿秋白继续撰写了一些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成为我党早期在民族理论方面较有成就的理论家。他涉及民族理论的重要文章有：《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1924年)，《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1926年)，《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1927年)等。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在民族问题上造成的两种趋势，一是“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的而非民族的”，“各民族因之而日益趋于同化各自消灭他的特殊性;这种过程实足以造成将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之物质上的前提”;二是“先进民族压迫剥削弱小民族”，而使弱小民族“互相联合的必要，愈益显露”，“造成将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之精神上的前提”。 (4) 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民族理论上的重要提法，即民族问题是“党的程度之测量表”。 (5) 1924年蔡和森出版《社会进化史》，运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读摩尔根的学说进行了介绍，因而被誉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最早著作。1920年、1923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过中文节译本，1929年6月全译文在上海出版。

从建党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共发表中译列宁著作30多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央苏区和国统区出版和发表的中译列宁著作有38种。其间，斯大林所提的著名的民族定义传入中国。1929年李达《民族问题》一书中，邓初民在《政治科学大纲》一书中介绍或引用了斯大林的定义，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的理性认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和著作传入中国，对我党的民族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理论上受苏俄模式的影响较大，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等口号。在随后的长征转移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日益接触少数民族，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抗战期间有50余种中译列宁著作得以出版，包括《论民族自决权》(1938年)和《列宁选集》8卷。1938年11月郭沫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成中文;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也被译成中文。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杨松在延安做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讲座”，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殖民地民族解放学说。他的三篇讲座《论民族》、《论资本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论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运动与民族问题》是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内论述民族理论问题的重要文献。解放战争时期，列宁著作《论民族殖民地问题》传入我国，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1948年由张仲实翻译出版。

建国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相继出版，其中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也逐渐被收集整理，出版了专门的文集。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中央民族学院，1980年)、《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列宁论民族问题》、《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年10月，1987年12月，1990年4月，1994年7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开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科研论文和著作，如何润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导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王炳煜、王力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社会发展中经过传播、积累以及和各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逐步得到发展和应用，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自身的发展，更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各民族各项社会事业的实际发展产生了历史深远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1. 在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方面。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民族的平等团结方面比较重视。其民族平等的内涵是：第一，主张和坚持一切民族平等。对一个国家来说，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从世界范围来说，全世界所有民族都完全平等。第二，主张和坚持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完全平等，即不仅在政治权利上、法律上平等，而且在经济、文化、艺术、科技、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完全平等。第三，要求消灭剥削阶级，实现彻底的民族平等。第四，既要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更要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特别是大民族为了共同发展的目标，要帮助后进的弱小民族获得平等权利。在民族团结方面，马克思曾说过，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 (6) 民族团结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在互动中的认同和整合关系。民族团结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民族团结是一个历史范畴;第二，民族团结是民族与民族在互动中的认同;第三，民族团结的实质是一个民族之间的整合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民族平等团结，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发展，取得了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主要致力于推翻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实现各民族政治上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当家作主;他提出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民族团结的基础、条件、实质、目标和民族内部团结与民族之间团结的关系，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到1982年党和国家在宪法中重申了民族平等的原则，把民族平等载入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并贯穿于其他各项法律法规之中。而且，为保障少数民族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国家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也作出了专门的政策规定。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在各方面都逐步得到贯彻落实。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极大丰富和重要理论突破。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在民族平等团结理论和政策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为推进我国民族平等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2. 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有关民族自决(自治)的论述(特别是列宁主义中的一些论述)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较大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方式有自决权、联邦权和民族区域自治。多民族国家基本上没有采取自决权的政治方式解决反帝、反民族压迫胜利后的国内民族问题。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采用联邦制的形式解决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没有照搬现成的模式，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慎重地选择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它不仅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符合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及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现实利益，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了重要的论述，阐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成果。

3.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方面。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是一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发展与创新过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逐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体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之路;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又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从阶级斗争学说向科学发展观的跨越。 (7)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和丰富的实践内容，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双向互动的历史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识别、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民族解放理论的中国化，促进了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8)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观阐述的“十二条”，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创新体系的价值和意义，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引入新境界的标志。

注释

1毛泽东选集 (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1470-1471页。

2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51页。

3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北京《晨报》, 1921.6.22

4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 第62页。

5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 第70页。

6马克思, 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287页。

7龚永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民族研究, 2007 (2)

浅谈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考察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和观点。这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进行科学分析的产物, 是长期以来人们了解和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 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一、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

马克思主义认为, 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产生的;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民族就会自行消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 首先是阶级消亡, 尔后是国家消亡, 尔后是民族消亡。

民族一经出现就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直到民族的消亡。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 民族从产生到消亡, 这是人类历史两个并行的过程。当然, 并非所有的民族都要经历和走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和过程。有的民族从未经历过奴隶社会, 而直接进人封建社会, 甚至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民族同化于另一个民族或分化发展为几个民族的现象;也有几个民族结合成一个新的民族的现象。不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差别, 是民族发展总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也是民族发展规律性的表现。

二、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认为,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这样,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民族问题只有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

在阶级社会里, 民族问题主要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消灭私有制, 消灭阶级差别,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里, 虽然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不存在了,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也已消失了, 但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阶级斗争还会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差别, 与社会三大差别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 的存在也有联系。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社会三大差别消失的时候, 阶级差别消失了, 民族差别也消失了, 阶级消亡了, 民族也消亡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 “首先是阶级消亡, 而后是国家消亡, 而后是民族消亡, 全世界都如此。”

三、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兴旺的时期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废除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 从而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和全面进步开辟了广阔前景。在社会主义时期, 民族之间的差别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阶段并不是民族融合和民族消亡的时期, 而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全面进步的时期。在中国, 许多少数民族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 更加需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加速各民族共同发展, 以便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 各民族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了, 要实现民族差别的消失和各民族的全面融合, 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同时应该看到,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民族之间共性的东西不断增多,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人为地去消灭民族差别, 同时欢迎和提倡民族间相互亲近, 相互学习, 大力促进和加强相互的经济文化联系和兄弟情谊。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在密切联系本民族群众, 热爱本民族, 及时反映本民族要求和意见的同时, 也要积极联系其他民族群众, 热爱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 做促进民族团结的模范。

在社会主义国家,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各民族和睦相处, 充分享有平等和自由发展的权利。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 将会为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 都应该一律平等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就成为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民族平等与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民族平等有本质的区别。它的基本含义是:第一, 主张一切民族的平等。各民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每个民族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并长期生息繁衍, 都有自己生存发展的能力、优点和特点;第二, 要求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完全平等。一方面要禁止任何民族享有特权, 另一方面要保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并帮助他们实现平等权利;第三, 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坚决反对任何民族歧视, 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坚持民族平等, 是为了实现民族团结, 而各民族团结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民族平等是保证民族团结实现的前提, 如果没有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 就达不到民族团结的目的。

五、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现实生活中各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阶段上的差别, 是由历史、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发达民族应努力为不发达的少数民族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条件, 动员社会各方的力量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文化, 这是发达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尽的义务。实际上这种帮助也是相互的, 是互利互惠的, 而不是单方面的给予或负担。

一个民族的发展水平, 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程度。因此, 在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消除以后, 发展经济, 发展社会生产力,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当然, 要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各民族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实现共同繁荣, 需要各民族长期共同的努力。

六、民族区域自治是多民族民主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般普遍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条件。为此,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根据不同的国情和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者曾提出过多种不同的国家组成形式, 但其中的本质就是民主与集中的完美统一。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统一国家, 实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治的形式。列宁把民族区域自治“当做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条件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民族因素与地域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提出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 是我们党和各族人民的一个伟大壮举, 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它对保障各民族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边疆稳定和维护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马克思主义认为, 要使各民族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就必须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 是促进少数民族发展, 协调民族关系, 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少数民族干部是无产阶级政党做好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和各种科技、管理人才的培养, 既要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 也要在素质上有很大的提高, 以保证各级领导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 保证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前进。

八、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 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及时妥善地解决宗教问题

民族和宗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民族、宗教产生以来, 没有哪一个民族不与宗教相联系, 只是联系的程度不同而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宗教对许多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 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 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同一种宗教, 宗教对这些民族的社会生活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有些属于宗教的内容和形式, 经过长期的发展, 变成了某些民族的风俗的重要内容。由于这些原因, 现实生活中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不仅往往交织在一起, 而且容易相互转换, 或者是民族问题变成宗教问题, 或者是宗教问题变成民族问题, 使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敏感, 更加复杂。因此, 在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时, 一定要谨慎从事, 要全面科学地把握其中蕴涵的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 充分运用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及时妥善地予以化解。

参考文献

[1]斯琴格日乐.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 .

[2]蔡海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创新性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 2011, (3) .

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 篇9

一、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表明, 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就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 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 而是从事实出发。”[2]不同的国家, 其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不同, 无产阶级革命也具有与之相契合特征和形式。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取得革命、建设事业的胜利, 必须立足于实际情况,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的结合,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要保持旺盛生命力, 关键就在于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必须以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充分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要求。”[3]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历史特征, 其形式是科学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统一。列宁曾说:“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都是历史地形成的, 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 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4]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光辉典范。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 它的运用以不同实际为前提。在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被具体化, 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与具体的实践经验得到科学概括和升华, 体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新理论就此诞生, 并逐渐成为该民族、国家或地区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由此打上深深的民族性烙印。马克思主义不是本本或者教条, 而是行动的指南。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彰显了鲜明的民族性

伟大的中华民族历来具有把外来“主义”本土化的传统与能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彰显了鲜明的民族性。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可以这样理解, “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 也有中国的民族特殊性, 包括了民族发展进程、发展规律、实践主题、理论基础、核心思想、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检验标准, 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科学体系。”[5]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进程经历了四个阶段, 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四大科学理论, 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完成不同历史使命的过程中, 也逐渐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进而在理论内容方面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性。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也是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 运用民族文化语言等形式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民族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带有“中国的特性”, 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6]毛泽东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独创性的工作。例如, 毛泽东“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用“愚公移山”的故事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用“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 (下转272页) (上接214页) 所伏”来阐述矛盾的相互转化问题等等。毛泽东著的《矛盾论》、《实践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理论也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它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民”、“富民”、“革故鼎新”、“和而不同”等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精华, 诸如“小康”、“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等。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用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形式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要过程。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光明日报, 2007-06-2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储峰, 高宏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论析[J].社会主义研究, 2010, (1) :14.

[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5]牟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解读[J].天津社会科学, 2007, (6) :49.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论文 篇10

一、探寻“第三新文明”

在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是李大钊。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 李大钊就在其著述中论及“再造”一个新的“中华”, 以迎合世界的新潮流。“先再造其我, 弃罪恶之我, 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 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 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 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 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2]他把有着悠久历史而又处于沦落地位的中国比作“白首之民族”, 虽已至暮年, 却迎来了“投胎复活”的机会——再造一个青春中国。“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 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 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3]总之, “白首中华”废落之后, 中国必将迎来“青春中华”, 李大钊对此有饱满信心, 他“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 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4], “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 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5], 可见他坚信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机已经到来。

李大钊把东西方文明从生态史观的角度比较和分析, 他认为东洋文明“颓废于静止之中”, 西洋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 “为救世界之危机, 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 不足以渡此危崖”[6], 对于“第三新文明”, 他曾作如下描述:“第一文明偏于灵, 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 乃灵肉一致之文明, 理想之文明, 向上之文明也。”他苦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混乱局势, 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力量, 因而主张“惟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 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此之势力, 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 而拥有国民的势力, 其运命乃能永久。”[7]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望于“第三新文明”的出现, 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炮火给他带来希望成真的可能。他在《俄法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系统阐释了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 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 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的采色者也。”因此, 他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 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 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8]

他强调中国有继承“第三文明”的“至重的责任”, 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复活”之道、“青春中华之创造”之道。从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大加赞扬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当今世界的新潮流, 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 也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他率先接受了指导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正符合他一直以来关于“第三新世界”的描述, 他终于找到了“第三新世界”的方向, 从此便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奔走呼号, 积极筹划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为在中国实现“第三新世界”而不懈奋斗。

二、重视“群众势力”

中国的民族复兴必须要依托一定的力量, 立宪派依托清朝统治者, 革命派依托革命势力, 结果都没能使中国走出衰落的困局, 但并未实现民族复兴。究其原因, 他们所依托的都是社会上一小部分势力, 没有得到社会上大部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普通群众,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为中国的革命储备雄厚力量。

早在1914年, 在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中, 根据对中国远久历史的考察和近代世界变化的潮流, 他已经开始重视群众势力。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 他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劳工主义的胜利, 造就了劳工的世界。李大钊在著作中写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 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今后的世界, 变成劳工的世界”“这种潮流, 是只能迎, 不可拒的”[9]。社会主义派是俄国十月革命所依靠的中心势力, 李大钊进一步认识到以共产党为主的社会主义派, 其背后“实有一更大的势力, 为他们的泉源, 就是一般人民对于自由的热烈的要求”, 因而他认为, “无论何人, 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 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民众的势力, 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10]。结合中国的实际, 李大钊找到了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领导力量, 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并主张“为了取得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 工人们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 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 还强调指出, “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 多半要靠工农民众的努力”[11]。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 其关于重视“群众势力”的思想主张对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致力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 使自身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壮大, 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 实现了民族解放, 为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三、致力全民族的觉醒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全力主张民族融合, 号召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 这是对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关于民族融合思想的继承, 在继承和完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思想主张的基础上, 当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时, 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全民族共同抗战的主张, 呼吁全民族的觉醒, 中华民族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最终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近代知识分子关于民族融合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 李大钊主张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组成“新中华民族”, 建立统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思想, 形成“新中华民族主义”, 推动“中华国家之再造”和“中华民族之复活”。正如他所言, “以余观之, 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一致, 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 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 乃至苗云、瑶云, 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 今已早无是界, 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 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 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 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 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12]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 他在早年大力倡导民族融合, 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热情赞誉中华民族的伟大:“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 压迫愈深, 反抗愈大, 蓄之既久, 其发必速, 我敢说一句怪话, 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 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 中华民族的社会, 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 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3]他坚信中华民族联合的力量, 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始终致力于发动中国民众的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 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使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中华民族普遍觉醒的时机已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事变第二天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 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努力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认为国共两党团结和全国团结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 “中华民族之复兴, 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 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 全国人民团结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经过八年的抗战, 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摆脱了外国侵略, 中国面临着如何建国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力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解放战争中, 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自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企图, 从而深得民意, 在战争中得到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 而国民党则由于自身的腐败而失去民心。经过三年奋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打败原本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 取得了全国政权。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标志着中华民族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 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 完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 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四、结语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认真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并在不断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努力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唤起全民族觉醒的思想主张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后的执政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在此后的执政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带领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人关于民族复兴实现规划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在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必将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民族复兴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而且是全世界受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共同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包含了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以来,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民族复兴思想为指导, 寻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途径。其思想主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领导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6]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3][1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4][7][8][9]李大钊.李大钊全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5][10]李大钊.李大钊全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论文 篇1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实践

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就多国多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思想。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的含义，是指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团结。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就深切体会到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团结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中个别资产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为了对付已经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在1847年11月9日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到：“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恩格斯将这一共同利益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生活水平的均衡，各民族工人党派利益的一致，这些都是机器生产的结果，因此机器生产将继续成为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指出了这一共同利益的产生来自于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大工业的结果。并且，“要使他们(各民族)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这就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的基础——共同利益。

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之间是辩证的关系。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民族团结是民族平等的结果。恩格斯在庆祝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上指出：“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有特定的范围和阶级，其团结的主体是有着共同利益、共同敌人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明确指出这一无产阶级民族大团结的领导核心是共产党人，因为“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二

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从中国的国情和各民族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解决民族问题，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方针和政策，走出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从事民族团结工作的实践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天起就非常重视民族团结，早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案和宣言中就指出，要建立真正民主统一的共和国，“尊重边疆各族人民的自主权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始终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团结。首先，在少数民族中间发展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蒙古族、回族、壮族、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间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如水族的邓恩铭，回族的马骏、郭隆中，蒙古族的李裕智、多年松，侗族的龙大道等。

其次，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便在《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决议案》中强调指出：要把少数民族团结在苏维埃周围，增加革命力量，使他们得到自由和解放，建立自治区域。抗日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先后为蒙回民族建立了自治地方。1947年，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

第三，在民汉杂居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在广西壮族、瑶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海南的黎族地区、湖南和湖北省的苗族、土家族地区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红军长征经过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甘肃等苗、侗、布依、彝、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帮助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了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并吸收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1935年4月，红军长征路经四川冕宁县，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之滨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

(二)新中国建立后党的民族团结实践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极为重视民族团结工作。他精辟地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木保证。为了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党采取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措施：

(1)制定法律法规促进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总政策之一，在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新中国建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维护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处理带着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褐、匾联的指示》指出，“为加强民族团结，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条之规定，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褐、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各级有关政府在执行以上工作时，“在大多数人了解之后开始具体执行，以便进一步的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而不致增加民族隔阂，甚或发生民族纠纷。”

(2)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任用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集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最合适的政策。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到1959年，全国共建立了4个自治区，29个自治州，4个自治县(旗)。民族区域自治的稳步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使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祖国大家

庭中。

建国后，党和国家开始了有计划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明确提出了“普遍而大量的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并确定了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与技术干部为辅”和尽量吸收培养知识分子以及“既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又培养适当数量的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的原则。因此，党和国家先后办起了中央、中南、西北等10所民族学院。开办了各级民族干部学校和民族干部培训班、以及民族师范院校、民族卫校，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3)进行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济和文化，改善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

我国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的表现在少数民族和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就说过，“不把经济搞好，民族自治就是空的”。毛泽东提出要认真地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搞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制定了组织比较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加强横向经济联系的政策；因地制宜的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兼顾国家利益和民族地区利益政策等。与此同时，党和国家还组织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内地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卫生等方面进行对口支援，有力地支持和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4)开展民族团结政策的大检查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并运用多种形式进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1952年和1956年，进行过两次民族政策的大检查、大教育，1979年又在全国进行了民族政策的再教育，不断地促进民族团结。

毛泽东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但大汉族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仍然存在，这不利于加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国内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新时期以来党的民族团结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形势下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首先，经济方面突出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明显增大。其次，民族自治地方的一些自治权利在某些方面未得到切实的保障。第三，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极少数分裂分子加紧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这些都影响和危害着民族团结。以邓小平、江泽民为首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民族团结的政策，采取妥善措施来解决这些难题。

(1)进一步打好各民族大团结的经济基础，强化民族团结的政治保障。

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治协商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更加巩固。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可见，加强民族团结，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多年来，党和政府在给予许多优惠政策的同时，从财政上加大了投入，并加大了各省、市对口支援的力度。我国已经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

(2)加强立法以落实和巩固民族区域自治

强化民族族团结的政治保障就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使民族区域制度得到有效实施，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用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规范。目前，我国建立的民族自治区域159个，其中自治区5个，30个自治州，120多个自治县(旗)，在杂散居地区建立了一千多个民族乡，实行自治的民族45个，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0％以上。虽然，民族区域自治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但经过不断的完善，它一定会发挥其优越性，促进各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

(3)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党校和民族院校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等课程，对各民族学生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并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如新疆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是五月。此外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利用各种媒体宣传，使全社会牢固树立民族团结的思想观念，坚持不懈地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基本知识的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大力表彰民族团结的先进集体、个人，使“三个离不开”的原则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心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4)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分子，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新疆地处祖国西部，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新疆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长期以来，境内外“三股势力”猖狂从事针对新疆的分裂破坏活动，妄图把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以邓小平、江泽民、为首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对此高度警惕，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央制定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战略决策，全面恢复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民族团结的基础更加牢固。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团，坚持、完善并创造性的发展了党的民族政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积极的处理民族间的矛盾。对于部分地区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进行坚决的打击。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大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论文 篇12

一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要素

1.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最具民族的传统性和文明的积累性, 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灿烂文化的集大成者, 更是在长期的历史淬炼中所提炼出的佳构与精品。同时, 由于历史文化是在不同和特有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与发展的, 这便使它本能地集中了更多的创造智慧和社会信息, 可以为整个社会传输更多的精神能量和思想动力, 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独具一格的民族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国内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因而, 也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但是,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国内各民族在相互交流过程中不断“碰撞”, 相互影响, 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难以分割的关系, 这种多元的民族文化也理所应当地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建筑材质”。

3. 艰苦卓绝的革命文化

毛泽东在总结近现代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革命文化, 对于人们大众, 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 在革命前, 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后, 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可见, 革命文化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仍在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 特别是对于我们当前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魅力。

4. 与时俱进的时代文化

文化都具有时代性, 中国当前的文化就具有极大的时代性, 中国文化既继承了古代的历史文化, 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新的文化奇葩,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建设, 更加切实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 我们的文化代表着民族、代表着人民、代表着时代的发展方向。

二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现途径

1. 马克思主义能为精神家园建设提供良好的历史文化观

历史文化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植根土壤”, 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需要我们持一种正确的、客观的历史观去对待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国有着为世界所震惊的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是综合国力中“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当前我们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并不是说要一味地“搬”、“套”马克思主义, 而是要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我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符合和反映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

2.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甄别民族文化提供指导

我们讲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并不是要排斥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民族文化历史底蕴深厚, 但是对于如何对待民族文化, 历来都是各个民族在文化建设之初所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 对待民族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毫无疑问, 中国民族文化中一些适应当前发展实际的文化理念都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养料;而对于那些维护旧的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内容, 也必然会被我们当作“糟粕”而排斥与抛弃。但是我们说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不是非黑即白、泾渭分明的, 而是难分难解地纠结在一起的, 许多人并不能清醒地区分好中国传统文化, 当然也就更不用说运用它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了。在这里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 真正做到取之当取, 去之当去, 使得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服务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3. 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的革命并形成中国革命文化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 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中国革命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 是我们集体的回忆和宝贵的财富, 是构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 植根发展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 对于我们现在的建设事业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革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变革创新, 敢于突破旧思维、旧体制的狭隘和束缚, 采取新的方式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不因循守旧、不故步自封。在21世纪的今天, 我们需要不断进行创新, 发扬革命先烈无畏无私的革命精神和气魄, 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并形成中国革命文化, 并不是全盘推翻和否定, 而是在一种科学思想的基础上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突破狭隘保守的旧思维和旧体制的束缚,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和科学保障。

4. 马克思主义为时代文化的丰富发展引领方向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在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今天, 我们仍然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 不断充实时代文化的内容,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和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大力发展时代文化, 丰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并结合中国国情, 着眼于人民需要和现实需要, 不能一味地求新、求快、求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是为了防止时代文化变质褪色、误入歧途, 是为了保证时代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时代文化源于古, 行于时, 是建立在以往优秀传统思想基础之上, 并丰富发展为现实所需的文化。时代文化必须全面综合, 从经济、政治、思想、价值观等多方面全方位构建, 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注重思想熏陶和价值观教育, 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重视人的教育和解放。

总之, 一个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这个民族和每个人的精神支柱和社会行为指南, 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之所以历尽沧桑仍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源于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构建了一个独属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然而,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事业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 需要我们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最后, 我想用《论语》里面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宫丽.试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互动关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0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