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主义精神

专业主义精神（精选12篇）

专业主义精神 篇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下法治精神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质凸显,标志着中国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进一步丰富。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反映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上,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功能、目标方向、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产物,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本质及其价值追求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必然催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内,‘法治精神’是一个融善治、民主、共和、人权、自由、公正、理性等精神要素为一体的科学命题。弘扬法治精神,实质上就是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所内在包容的和谐善治精神、民主精神、共和精神、人权精神、自由精神、公正精神、理性精神等。”为此,现代法治所包含的法律至上精神、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精神、和谐善治精神、民主精神、人权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公正精神、理性精神等方面的内容和理念亦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应有之义。

二、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认识及认同状况

(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认识程度

1999 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明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上来,并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还不够强,法治精神还不成熟,严重阻碍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具体到在校的非法学专业大学生,高校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接触法律、学习法律的途径主要是通过高校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来实现的,通过法治教育与学习,大学生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在实践中发现,也有不少大学生对于法治的认识还停留于表面,十分肤浅,没有完全树立起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至上的权威尚未真正确立,法律对其来说还是完全的异己之物,对法的态度是否定或模糊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崇拜权力而不信仰法律,在这种认识肤浅、缺乏实践的状况下,是难以生成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缺失的原因

从大学生的角度看,由于普通高校课程设置体系的原因,导致大学生的学习更倾向于实际,其更乐意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将来能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的英语、计算机或专业课的学习上,从而忽视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也有学生认为法律基础课就是政治理论课,学与不学、学好学坏无所谓,致使大学生法律知识普遍比较薄弱,一知半解,加之整个社会又正处于改革转型时期,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剧烈的冲击,导致了大学生是非观念的模糊,法治意识淡薄,部分大学生对法律的实现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更倾向于相信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等人治思想残余。从教师的角度看,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部分教师就讲授法律而言,变成了半路出家,有的教师甚至是从未接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思想品德课教师,自己对于法律、法治的掌握都还力不从心,授课过程往往是照本宣科,缺乏深度分析,教学效果就已大打折扣,更难提及对学生法治信仰的培养了。此外,有的具有专业背景的教师又认为,只要把法律概念、法律理论体系灌输给学生,大学生就可以将法律概念、法律原则适用于具体的案例,就能解决实际问题,过于强调抽象的法学理论的教学又导致课堂上过多地纠缠晦涩、复杂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对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意义并不明显,甚至导致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的必要性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培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仅有法律与制度这种静态的东西,是没有法治可言的,“可以肯定,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和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包括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体系的建设,同时也包括社会意识层面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建设,两者缺一不可。当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得到重视和弘扬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就会加快,因此,为了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必须始终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各个环节,缺乏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空洞的,而缺乏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必将因为动力不足而水平有限。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培养是高等学校法律教育的根本要求

教育不仅是传播知识和技能,而且培养受教育者的意识,高等学校的法治教育亦是如此,其不仅要向大学生讲授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法律知识,更应该要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使大学生从法治实践向法治精神的升华。对于高校来说,要培养大学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必须强化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观念教育,使其从精髓上对社会主义法治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为此,可以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自由平等观念、公平正义观念、权利义务观念等教育入手,重新树立一种注重知识的讲授但更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培养的新教学理念,明确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知识信息,而应该以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为主要目的,这种法治精神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源泉,能够使学生终生受益。如果在高等学校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中,每个大学生都能按照观念教学目标的要求确立起确立法律至上、平等理性、权利制约等观念,用自己的行动来捍卫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主力军和生力军的大学生走向社会后,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一定能沿着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正确、稳定、和谐的前进和发展。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培养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法律保障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历史的责任。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健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群体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如何,将会直接关系到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因而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进行培养,有利于大学生全面掌握、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助于大学生严格依法办事,通过法律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培育公民意识,自觉履行公民义务和行使公民权利,同干扰、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做斗争,把确保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政权,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培养大学生的法治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其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的需要。

四、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的实现途径

(一)确立高校“三个至上”的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原则

“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三个至上”的社会主义法治根本原则,在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划清了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原则界限。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过程中,必须体现“三个至上”的原则要求,在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事业至上,切实增强党的观念,始终做到党在心中,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教育工作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必须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确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念,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指引正确的方向。

(二)强化高校法治观念教育,培养大学生法治精神

对非法学专业的进行法治观念教育,要处理好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之间的关系,高校法律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系统的深奥的法学理论,而是要把理论知识中的理念和精神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中去,在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的过程中,教师应该运用外化的教育手段把和谐善治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公正精神、理性精神等法治精神的内容传送到大学生的头脑中去,促进大学生正确法治观念的形成,理解法治的内在精神,养成依法办事的行为习惯,使其将法治精神与法治实践结合起来,做到在思想上认同社会主义法治,在行动上践行社会主义法治。

(三)营造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的社会环境

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离不开整个社会良好的法治环境,好的法治教育理论,先进的法治教育手段,如果没有现实社会的法律至上、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等法治观念的支撑,对大学生的法治精神培养难以产生多大的影响。大学生的法治精神培养与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建设环境密不可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如期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高校应该广泛利用社会资源,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开放式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教育培养模式把大量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外部信息通过教育输入大学生的头脑之中,促使大学生不断被社会优良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和理念同化,顺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四)打造高校素质过硬的专业教师队伍

在大学生法治教育过程中,高校应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专业教师队伍建设,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不断提高高校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工作者自身的法律理论水平和法治精神,改变过去照本宣科,缺乏深度分析或过于强调抽象的法学理论的教学又导致课堂上过多地纠缠晦涩、复杂的理论的不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课程教学中,教师具有较深的理论功底、较强的法律意识和坚定的法治信仰和精神,就能做到授课游刃有余和深入浅出,势必能打动和吸引学生,调动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和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比强行的灌输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教师的法律人格和自身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培养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打造高效素质过硬的专业教师队伍,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法律素养和教学水平,也是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

总之,既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那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社会主义法治必将提升到根本的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控方式上来对待。就要唤起将来国家建设主力军的在校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大学生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治观念中占据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社会主义法治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情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为其提供强大的思想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培养是高校非法学专业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的最高目标。

摘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背景下,如何培养高校非法学专业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就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从这一角度入手,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相关理论,非法学专业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的必要性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的实现途径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非法学,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养机制

专业主义精神 篇2

爱国主义即为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是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我们应该有为保卫祖国和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奋斗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之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和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爱国主义要求人们把对祖国的热爱变成自己的行动，努力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自卑感和盲目的民族优越感；同国际主义相联系，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也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道德基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我们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支柱。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现阶段，爱国主义最基本、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不遗余力地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抗震救灾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危难中方能显现出中华民族最爱国的一面。在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灾情传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迅速决策、全面部署、集中各方面力量，全力抗震救灾。举国动员起来为受灾民众做出自己的贡献，爱国主义精神使中华民族在以人为本的信念下集结，中华儿女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不畏艰难，奋力拼搏，伟大的抗震精神感动天地，讳然行布于神州大地，举国同钦，抗震救灾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新时代的集中体现。

在科技领域爱国精神也有着突出的体现。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意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在他准备踏上回国的旅程之际，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湮灭钱学森回归祖国的强烈感情，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完美的体现，终于，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正如钱学森所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他将他的科技成果献给了祖国，他将他自己献给了祖国，他为祖国迅猛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更应该学习到他身上那种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生产生活方面爱国主义精神也是无处不在。袁隆平先生先生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已经半个世纪了，不畏艰难，甘于奉献，呕心沥血，苦苦追求，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杰出成就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影响世界。他是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是当代神农。50多年来，他始终在农业科研第一线辛勤耕耘、不懈探索，为人类运用科技手段战胜饥饿带来绿色的希望和金色的收获。他的卓越成就，不仅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更为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树立了丰碑。他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热爱祖国、一心为民、造福人类的崇高品德，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思想风范，与时俱进、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不畏艰险、执着追求的坚强意志，严以律己、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是当代中国人学习的楷模，更是新世纪呼唤的时代精神。袁隆平有着极强的爱国心，为了温饱问题，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处于新时代的我们，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它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和文化，对爱国主义也

精神独身主义者 篇3

老杨是死硬派的独身主义者。常挂在他口中的，是引用王尔德的名言：“男人结婚是因为他们疲倦，女人结婚是因为她们好奇；结果，双方都失望了。”

结过婚的老友们都争着替老杨做媒，他们要把他变得和他们一样。所以，拼命向老杨说结婚的好处：回家后有人烧菜、要洗澡有人放水、下班后一坐下有人拿拖鞋、疲倦了有人按摩、需要了可以運用。

其实，这一群结过婚的人，都没有享受过上述的好处，除了最后的那一种之外。他们和他们的伴侣根本很少交谈。在一起，大家宁愿一齐看电视，也不互望。

不过，他们还是不死心地要把老杨收服。这个他们眼中的异教徒，是他们羡慕和嫉妒的对象。

老杨身边常有不同型的女伴，秘书、售货员、模特儿、离婚富家少妇、交际花、舞女、娼妓。令那群已婚男人眼红。

对小孩没有兴趣的老杨，终于开始逗邻居的幼儿们玩，他的眼中出现了父爱。所有的名餐馆的菜都吃厌了，到友人家中做客的时候，连吃了三碗白饭。

王尔德的话灵验了，老杨忽然结了婚。

老李是多年前我在韩国拍戏时的剧务，他日语讲得极好，工作认真、任劳任怨，总是第一个到达现场、最后一个收工的人。

当时，也许可以说现在也是一样，电影的剧务，职位很低微，没有什么人看得起的。但是他对电影的热爱，深深地吸引了一个负责服装的金小姐。

金小姐并不是真正的小姐，她的丈夫以前是当导演的，在申相玉的手下做了多年的助手，终于申相玉升他执导一部，戏很好，不过不卖钱，申相玉叫他不要气馁，他却一直怪自己。再来一个机会，他拼了老命把色情和暴力都放了进去，但又是在票房上惨败。

这次总是自己的错吧。他每天那么想，想想想，一天晚上不通，把浴室的煤气开了。

他的太太年轻守寡，大家都同情她，叫她“小姐”，希望她有一天再嫁。

金小姐爱着丈夫，认为他没有错，只是他爱电影多过爱她。当电影令丈夫失望的时候，他的死，是理所当然的事。

金小姐也踏入电影圈，当了服装管理，渐渐地自己也爱上电影，多年来，她守着自己的岗位。纪念丈夫，已是一个借口。

别人犯的错误，都要剧务来担当。老李被人骂得狗血淋头，却嬉笑地把眼泪吞到肚子里，收工后到小酒家去喝韩国土炮“马嘉丽”。

金小姐也来了，她的唯一嗜好，也是喝酒。两人喝到大醉，高歌韩国电影主题曲《红色围巾》。从此，凡是金小姐接的戏，老李一定去当剧务，两人接触的时间更多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并不像电影中那么美满，两人本来可以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知道要是这么做，其中一个总得放弃那没日没晚的工作，才能组织个好家庭。

韩国电影业没落，戏开得少，金小姐被迫转到电视台工作，老李则去拍广告片。两人都忙得昏头昏脑，偶尔，有我这个远方老友来到，才抽空出来，到小食店里大喝土炮“马嘉丽”，酒后，高歌电影主题曲《红色围巾》。

专业主义精神 篇4

“ 我觉得在今天所有的不合理的现象之中, 教育, 尤其是大学教育, 是最不合理的。 ”这是闻一多先生在《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一文中的感慨, 其中, 透露出闻一多先生对西南联大执教经历的一种思考与反省。 对于大学教育的参与者, 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环境中, 都需要我们具有一种自省与反思的意识。

一、新闻实务课堂教学的培养目标

新闻实务课程的采、写、编、评, 较之新闻理论课程, 看似生趣盎然。 一方面, 用案例说话的课堂教学方式与当今社会中的新闻现象关联密切, 体现出了教学的社会贴近性; 另一方面, 大量的案例教学内容, 对于学生而言, 呈现出较强的吸引力和趣味性, 因而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但是, 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和媒介环境下, “看起来很美” 的新闻实务课程教学究竟培养了什么样的新闻学生? 这些学生, 是否可以从容地面对当代纷繁庞杂的信息和变化万千的社会表象, 睿智地抓住事物的本质, 将信息转化为新闻, 从而自信地从事新闻传媒这个信息传播的工作? 这两个简单的问题, 恰恰是考量当今新闻实务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 同时, 也是新闻实务课程教师思考其教学意义的主要参考依据。

1.当代大学生的新特点

当代新闻学教学所面对的学生群体, 出生于20世纪90 年代初期, 他们是与中国信息化社会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在他们身上, 既具有传统新闻系学生的特性, 同时, 更呈现出了当代大学生的新特点。综合看来, 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第一, 没有受过专业新闻训练。 这是与过去新闻系学生唯一相似的一个特点。 第二, 信息量巨大, 获取信息渠道多元。 第三, 忧患意识强, 具有强烈的务实性。 基于这三点, 我们不难发现, 当信息不再匮乏、信息传播渠道不再单一、 学生与社会的接触程度远高于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时候, 作为教师所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个的个体需求, 而是整合了大量信息的群体质疑。

从教学的角度来看, 问题主要在于:第一, 虽然这是一群没有接受过专业新闻训练的学生, 但由于他们的信息量巨大, 并且长期浸染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高度开放的新闻传播环境中, 对新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和自行判断能力。 因此, 既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同时也具有相当的质疑性。 第二, 新闻属性的变化, “人人皆是新闻传播者”的社会观念, 使新闻系学生从一进校门就开始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不安全感”。 特别是在如今媒体格局不断变化的环境下, 曾经在新闻教科书中赫赫有名、为我们搭建起了对新闻传媒认知的那些西方著名大报正逐个经历着神话的破灭。 “自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 号称老牌报业大国的英国就已有70%的地方报纸倒闭, 80 多家报纸纷纷裁员和‘瘦身’。 ”[1]“同年12月, 美国报业巨头麦克拉奇报业公司宣布裁减1600个工作岗位, 裁员比例高达15%。”[2]“2009 年, 美国著名报纸《华盛顿邮报》也进行了全面收缩, 裁员40%, 并关闭了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等所有记者站”[3], 一时间报业几乎成了减薪、裁员的代名词。 同年, 150 岁的《洛基山新闻报》 (Rocky Mountain News) 宣布倒闭, 在该报最后一期中, 该报体育记者戴夫·克里格写道:“我直到现在仍然不知道, 一份拥有20 万订户以及数十万网络读者的报纸怎么会挺不过去……这不是我们的错误, 是行业模式出了问题, 谁能来改变这个行业模式?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 学界对传媒业动荡现象的探讨尚未成型, 业界的“关门”声却此起彼伏;西方报业的巨大地震还在那边继续, 我们身边的《新闻晚报》就在宣布2014 年1 月1 日正式停刊。 与此同时, 新媒体正在以迅猛之势展现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观, 如微博、微信以“定制新闻”的推送模式一改过去人们获取新闻的传统方式, 就像一位《纽约客》杂志新媒体领域的专家所称, “我不再看报纸了, 因为重要的讯息总会先找到我”。 从Facebook、Twitter的朋友推送中获得新闻消息已经成为社交网站在新闻传播速度和覆盖面上抢占传统专业媒体的优势之一。 再如, 始创于2005 年打出了“第一份互联网报纸”口号的《赫芬顿邮报》 (The Huffington Post) , 作为美国当前影响力最大的政治类新闻博客网站, “在线媒体团队中除了传统的记者、编辑以外, 还新设了用户体验设计师、流量编辑、产品经理等互联网公司的常规职位”[4]。

如今的新闻传播业, 从传播内容到传播方式, 从记者被大幅裁员到新兴职位的设立……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年轻的新闻系学生来说, 仓促且模糊, 必然导致他们在课堂中对一些能够安身立命的物质需求的强烈渴望, 这种迫切需求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就变成了对技能最简单的需要。

2.新闻媒介所需人才的特点

与教学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当今媒体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人才?

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曹珂在南都的人才招聘中曾说过:“是同事, 不是下级办事员;是能碰撞激发的对手, 不是顺从听话的‘记’者;不一定要喜好相同, 但一定要热衷探究新闻; 南方能给你的条件未必很多很好;南方能做到的也许更多是包容, 包容你的独立思考, 包容你的狂野奔放, 承载你力所能及的担当, 鼓励你超越前辈的创新。 ”

2010 年11 月19 日华西都市报总编辑陈代阳在对全体员工的告别演讲《新闻是一种理想》中提到:新闻是一种理想———而我们的理想, 就是有更多的人走上这个领奖台, 即使曾经沧海也会为一张薄薄的证书怦然心动, 终生难忘。 ……我们的理想, 就是让对手和读者赞叹, 也忍受因戴着镣铐跳舞引来的责难甚至嘲笑。 ……我们的理想, 就是耳边总萦绕着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喃喃自语: 应该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而不要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 ……”在这洋洋洒洒数百字如散文般的抒情中, 我们读到的是一个资深新闻人重提的“新闻理想主义精神”, 这就为新闻教学提出一个参照点: 大学教育不能脱离社会, 但大学教育也绝对不能等同于社会。 如果学生在接触新闻事业的最初阶段, 就没有接受并树立起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新闻精神, 我们又如何期望社会能够给他们上好这一堂课呢? 新闻的理想主义精神, 在曹珂的话语中得到了具体的阐释, 那就是所谓新闻的理想主义精神, 绝对不是空想主义精神, 而是对新闻事业充满热情、乐于观察、善于思考, 并且勇于担当, 具有超越意识的一种信仰。

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在其所著的一本书中曾写道“作为一名记者, 总是从记述层面向前发展, 这也是我自己在多年前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当2003 年被戴上了‘战地玫瑰’的称号后, 我已经很多次告诉我的同行, 我希望有一天, 人们认识我, 不再是因为我的勇敢, 而是因为我的专业, 以及我对事件的观察, 最终分享我的观点。 ”[5]1995 年进入创办初期《南方周末》的张晓舟, 在2009 年秋离开这个岗位时说:“作为一个媒体人, 在我死后, 墓志铭上应该写着:这里埋着一个制造了数千万文字垃圾的人。”[6]在新闻人闾丘露薇和张晓舟的思考与自我反省中, 我们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这种自嘲, 也反映了一种自我反省。 当然, 并非是闾丘露薇的新闻报道缺乏专业性, 也并非是张晓舟的文字形同垃圾, 而是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作为一名媒介人的专业素养, 是如何通过对自我的不断反思和对自身文字表达的不满实现的。

可塑性与质疑性并存, 对新闻理解过于务实, 这两点特征是当代新闻专业学生的特点;“从记述型到思考型”记者是媒介对新闻人的现实需求, 那么作为新闻院校的教师, 我们要培养的就是一种具有新闻理想主义精神的“新闻人”, 它意味着人才的专业性, 具有独立思考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要实现这个目标, 对当前新闻业务课程教学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和改良, 应是每一个新闻教师需要认真对待的新课题。

二、教学中的问题与反思

1.实务课程重案例轻理论的理解误区

我国新闻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为: 理论课程与实务课程分开, 这和西方理论与实务相互交融的课程设置方式有所不同。

目前, 国内的这种课程设置有其合理性, 但也难免会导致教师产生理解上的误区。 在新闻实务课程中, 任课教师会有意识地忽视对理论本身的持续学习与关注, 仅满足于从实务到实务, 以介绍方法和结合案例的方式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带来的问题就是, 实务课程渐渐忽视了理论视野的深度与广度。

就好比在“新闻写作”类课程中,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依然是以简讯、消息、通讯、深度报道等体裁分类方式来介绍新闻的写作, 但是在业界广泛出现的“小说化新闻”“散文化新闻”, 已经引发了学界对 “叙事新闻学”的思考, 以及对西方“新新闻”理论的研究。 在写作上, 这类偏重于“以小说化呈现非小说化细节”的新闻作品, 通过呈现尽可能多的事物名称、细节、 场景等要素 “重构了一种更为真实的叙事景观”, 然而, 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体裁分类标准的“新新闻”写作, 自然难以按“规则”置入课堂教学中。

再如, 诞生于20 世纪60 年代, 强调用精确的数据、概念来分析新闻事件的“精确新闻学”与“计算机辅助报道” (Computer Aided Reporting, 简称CAR) 共同完善了这种强调数据的新闻报道形式。 但是, 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本世纪初大数据这种信息技术的勃兴, 依托庞大数据分析形成的新闻报道写作模式一改“精确新闻学”中计算机的“辅助”地位和媒体可利用数据资源的有限性, 而是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中的所有数据都囊括在内。 例如, 一家美国公司Narrative, 运用Narrative Science算法, 约30 秒就能够撰写出一篇新闻报道。 “2011 年该软件通过收集相关信息写出了大约40 万则关于少年棒球联盟的新闻报道。 ”[7]Narrativ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CTO) 克里斯蒂安·哈蒙德 (Kristian Hammond) 认为, “未来机器生成的新闻将占到媒体新闻的90%, 并且在未来5 年之内, 这样的新闻有可能获得普利策新闻奖”[8]。 由此可见, 以数字或图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计算机辅助报道”模式显然已经过时, 计算机之于新闻传媒的关系已经从“辅助”变成了“基础”。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新闻教师选择当下的新闻文本作为案例来佐证传统写作方法时, 其吻合程度必然有所降低, 各种矛盾现象也难以自圆其说, 20 世纪80年代甚至60 年代的所谓“经典”新闻案例依然活跃于新闻实务课堂中的尴尬现状, 事实上, 是忽视自身理论素养提升的教师为了规避现实矛盾的一种无奈之举。 当然, 传统经典新闻作品固然具有被传承的价值和生命力, 但如果一味回避当下, 既难以调动这一代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不利于新闻研究的提升。 这个问题对教学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 一方面, 作为教师, 如果认为教授学生传统的新闻采、写、编、评, 就能够帮助他们尽早进入行业, 尽快上手工作, 那么这无异于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 所培养的专业人才也只能被称为新闻“工匠”,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 并且这种技能型的“人才”由于缺乏后劲, 很快就会被行业淘汰。 另一方面, 理论本身也是变化的, 对理论发展关注有限的教师, 自身也无法对变化万千的社会现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 直接的恶果就是导致学生认为新闻实务课程肤浅机械, 乃至学生难以将理论与实务有效结合, 最终, 课程设置上的不合理在无形间被进一步曲解和放大了。

新闻学的传播本质告诉我们, 在信息成为新闻被传播的全过程中, 实务与理论, 根本上就是交融的。 脱离理论讲实务, 就好比只教技能, 不教原因;只知其事, 不晓其理。

2.实务课程重技能轻理念的认识误区

实务课程重技能训练, 但是新闻的操作技能显然不是僵化的, 它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 新闻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在变、信息的载体在变, 那么, 获取信息的手段、 将信息转化为新闻的写作方法, 以及对新闻的呈现方式自然也是一种变动性极强的事物。 在信息化的今天, 新闻报道流程中几乎所有的可操作成分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态性, 而唯一不变的, 是新闻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就像陈力丹在介绍新闻传播 “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 中提到的一个案例, “介入式采访和偷拍偷录, 原则上是不能做的, 展现嫌犯或罪犯的形象是非法治的, 但我们有的教师在理论课上把介入式采访却作为经验正面叙述。他们不仅介绍了这种采访的方式, 还运用大量所谓的‘成功经验’来论证这种做法”。 像这样完全背离正确价值观的“纯技术”教学理念只能说明, 目前我国新闻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就是“黑白不分”, 教师在认识上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哪些是合法的, 哪些是非法的。这本是作为新闻学教师应该明确的基本内容, 可他们往往只习惯于关注对新闻技能的吸收借鉴, 忽视新闻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 那么, 一旦出现这样的认识误区, 再有效的采访技巧也会成为“无根的空中楼阁”[9]。

再如, “预测性新闻” 在传统新闻中本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一种写作类型, 但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处理能力的发展, 过去人类行为、社会关系等这些并不为新闻媒介重视的资源, 都在大数据分析下呈现出隐藏在其中的深层次关系。 这样一来, 传统意义中难以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预测性新闻”就有了新的事实基础———大数据。 比如, 近期联合国推出了一个名为“全球脉动” (global pulse) 的项目, 旨在利用数据分析了解人们的生存状况, 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预警。 这个项目着重对实时的数字化信息进行分析, 用来了解某些地区人们的境遇、 有关政策或项目的执行情况, 并以相关信息指导援助项目。 同理, 这种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预测方法也可以为传媒所采用, 譬如媒体对人们在网站上阅读某一条新闻时的点击、删除、链接、回放、留言等一系列内容和行为方式进行数据化记录,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后, 就能够通过数据整合获得规律性的发现和 “预测性的报道”。 这种得到了数据支持, 具有理性和科学因素的“预测新闻写作”就与过去主要依赖个别专家的经验判断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那么, 还恪守在传统理念中的新闻教学必然无法正确地给学生讲解 “预测性新闻”的写作革新。

除此之外, 大数据这种现代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预测性新闻”的传统属性, 而且还有可能改变新闻的生产流程, 影响传统的新闻写作模式。 比如, 2012 年12 月初, “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Tow数字新闻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顺时而动》的研究报告, 认为新技术带来新闻生产流程质的变化:截稿期与新闻形态不再严格限定, 地理因素对于新闻信息收集、生产、消费而言不再重要, 社会活动与数据的信息流提供了新的和未经过滤的素材”[10]。 这份报告意味着, 新闻工作流程不再是以完成一篇采访报道为终点, 而是从采访、编辑到播出的全过程都可以不断修改、 不断调整甚至重制以符合新需求。 这种区别于过去封闭式、一劳永逸的内容生产方式, 对传统的 “倒金字塔结构”“华尔街日报体结构”“对话体结构” 等新闻写作模式必然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虽然这种被称作“在线内容管理”的开放式新闻写作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 但注意到这些变化, 具有革新理念的意识对于新闻教育者来说比介绍结论更为重要。

三、教学中的方法和效果

1. 新闻兴趣和理想主义精神 ———新闻教学的基本思路

历史学家米切尔·史蒂芬斯 (Mitchell Stephens) 曾说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 人类一直在交换着相似的新闻。 ”这种“相似的新闻”就是指在新闻中那些相对稳定的部分, 即新闻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 这是贯穿在新闻理论与实务教学中的基本主线。 我们在上文提到过, 这一代学生兼具可塑性与质疑性的双重特征, 他们对于新闻事业的判断和理解是处于一个可进可退的阶段中, 这就和过去新闻系学生对教师和教学持有高度信任的心理是不一样的。 由于他们对信息掌握程度相对较高, 自我判断意识更强, 因此新闻实务课堂应该发挥的首要功能, 显然不是纯粹的技术或理论传承, 而是培养学生对新闻的兴趣, 进而强化学生的新闻理想主义精神。 兴趣最基本的要义是内容的新颖, 这就要求新闻教学的内容既要紧贴时代发展, 呈现新闻现象的新动态, 又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视野, 关注社会的每一次变迁与新闻实务革新之间的关系。 大学新闻教育更应如此, 它需要帮助学生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学会思考, 而不是只追求传授唯一的答案。 就好像大数据在新闻领域中的活跃程度远不如其他行业, 其中观念原因是很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 目前的媒介从业者多是在“内容为王”的新闻观念中培养出来的, 文科思维带来的对技术的低敏感度, 使得技术创新的思维不够活跃, 追根溯源, 在新闻教育阶段, 教师观念的滞后性就应为今天这一困局负责。

通过教师自身不断的观念更新, 从而丰富教学内容, 提高学生的兴趣, 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新闻理想主义精神。 在这个信息爆炸、新闻真伪难辨的时代中新闻理想主义精神更显可贵, 它包括先做人后做事的道德培养; 包括树立起为多数人争取利益, 做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的价值观;也包括成为社会大众的探照灯, 将新闻职业做成一项事业的精神追求。 在这方面多介绍一些知名记者的经历和影响社会进程的新闻事件, 例如, 讲述第一个曝光三鹿奶粉事件记者简光洲的故事, 让学生讨论记者的职业操守问题;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柴静在央视10 年心路历程的个人故事, 进行关于记者生涯规划的思考和讨论, 帮助学生从庞杂冗余的信息中看见正能量, 从而在内心建立起坚固的新闻理想主义精神以抵御外界的各种诱惑, 才是令学生真正受益终身的知识。[11]

如果说保持长久的新闻兴趣是未来新闻人的左臂, 那么新闻理想主义精神则是右臂, 作为新闻教育者引导他们带着最初的梦想进入新闻这个领域, 保持热情从事这份职业, 才是教学之首要。 朱立说过:“我们的学生工作以后, 老板要求他做违规的事情, 他不得不做, 但他价值判断上能够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这就是我们新闻教育的成功。 ”

2. 实践动手能力的训练 ———新闻实务教学的基本目标

新闻实务课程教授的主要是方法, 比如采访方法、写作方法、编辑和评论方法等等。 方法如何被掌握并内化为学生自己的工具, 除了教师的讲课之外, 学生的实践动手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新媒体环境下, 让学生动手的前提首先是要让自己动手。 比如, 当这一代的学生都在使用微博、微信这种新的网络社交工具, 已经参与到了真正的社会大传播体系中, 作为新闻系教师如果还没有注册微博或者抵触这种网络社交方式, 那么又如何要求学生们接受你这种封闭的新闻实务训练呢? 因此, 训练学生进行新闻实践的前提是你自己有这个资格。 事实上, 目前从事新闻教育的人和操作新闻实务的人相比新时代的学生, 在新媒体的使用上是处于劣势的, 但目前业界正在积极地采取行动以弥补这一不足。 就好像《精品购物指南》这份传统报纸, 为了在新媒体环境中生存和革新, 它的首要举措就是要求其团队成员思维更新, 即让所有员工都以实际行动接受新媒体的洗礼。 该媒体规定:“你没有微博的不能上岗, 你没有在微博上关注《精品购物指南》的不能上岗, 你没有与新媒体进行互动的不能上岗。 ”尽管这样的规定淘汰了一部分人员, 但结果却是让这份报纸在新媒体中经营过了千万。 再者, 2013 年5月, 美联社在颁布的 《美联社员工社交媒体使用守则》中规定“鼓励美联社记者能够拥有社交网络的个人账号, 因为它们已经成为美联社记者收集信息、分享链接的重要工具”, “鼓励美联社员工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在个人网站或博客上进行分享”。 业界的这些动作都在提醒我们, 作为新闻教育者需要转变固有观念, 承认新媒体的力量和自我差距, 用行动赢回学生的认可。

同样, 在锻炼学生动手能力方面我们也需要跳出传统思维定式, 以各种创造性方式进行写作思维的训练。 比如, 新闻写作基本素养之一就是要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 观察能力容易讲解, 却不好被学生吸收, 如何让学生乐于观察、会观察? 在新闻写作的课程中, 笔者就借鉴了美国教授卡罗尔·里奇的方法, 让学生在课下完成一次“蒙眼实验”, 通过蒙上自己的眼睛感受外界的世界, 这时听觉、嗅觉、触觉和感觉系统都异常敏感, 在这个实验中, 学生对于 “观察”的意义有了全新的体验, 他们对于新闻人需要具备的这一基本素养也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并且, 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和思考, 还积极地提出了自己对新闻人更深层次的一种理解:“蒙眼人与引路人的游戏角色, 就类似于新闻人与大众的社会角色, 因此, 作为未来的新闻人, 我们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 ”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新闻实务课程的教学方法是多样化的, 最终的教学效果应该集中体现为三点:第一, 培养学生的新闻精神, 建立对新闻动手写作的兴趣;第二, 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新闻实务技能, 即采写编评的写作方法; 第三, 引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反思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 这三点是有顺序性的, 精神信念的树立为第一步, 技能为第二, 学生在拥有了正确信念的基础上, 通过掌握熟练的操作技能, 才可能实现第三步———独立思考能力形成。 这个过程需要循序渐进, 不能本末倒置。

参考文献

[1]新媒体免费报双重夹击, 英国70%地方报纸倒闭[N].文汇报, 2011-01-20.

[2]美报业巨头裁员1600人[N].华西都市报, 2009-03-11.

[3]魏红欣.美国报业成为灭亡边缘的“恐龙”[N].国际金融报, 2006-11-23.

[4]栾轶玫.大数据重塑媒介生态[J].视听界, 2013 (12) .

[5]闾丘露薇.不分东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6]陈文定.记者不写新闻:南方都市报新闻人的麻辣手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7]Steven Levy:Can an Algorithm Write a Better News Story Than a Human Reporter?[J].Wired.2012-04-24.

[8]大数据时代的新闻变革[N].科技日报, 2013-07-12.

[9]陈力丹.怀念“板凳十年冷”的研究环境[J].新闻爱好者, 2012 (12上) .

[10]万小广.转型中的新闻人、新闻机构与新闻生态——《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报告摘要[J].青年记者, 2013 (3) .

科学主义人文精神 篇5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高度重视和努力发展科学技术，能使和谐社会建设获得强大的物质基础。科学精神源于探索科学真理、追求技术创新的科学活动，其第一要义就是重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能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就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把社会物质财富这块“蛋糕”做大，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自觉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能使和谐社会建设高效有序地向前推进。在科学的视野里，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也不例外。社会是以人为主体，以自然界为环境，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有机体，这些要素之间按一定的规律相互作用。当社会建设的主体遵循这些规律时，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和谐的状态；当社会建设的主体违背这些规律时，就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矛盾激化，甚至引发震荡和冲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和把握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政治、文化，人、自然、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因素的现实状况和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使对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作用的各种规律都得到妥善运用，使和谐社会建设走上高效有序、健康发展的轨道。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能使和谐社会建设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科学真理具有相对性：事物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永无止境的。这就决定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主体必须根据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不断探索新领域、揭示新规律、取得新成果。从特定的历史阶段来看，和谐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是内在统一、和谐有序、生机勃勃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对社会和谐有利的因素也可能演变为不利的因素，以前激发社会活力的力量也可能转变为遏制社会生机的障碍。如果社会建设的主体不具备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不能与时俱进地体察这些变化，而是抱着过时的经验和教条不放，那么，社会和谐就难以有效推进，社会活力也难以长久保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和谐社会建设永葆生机和活力。

人文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支撑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等的理解和把握，包括对道德人格、理想信念的追寻，对自由、平等、正义等的渴望，对生死、信仰、幸福、生存意义等问题的反思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等等。和谐社会建设是以人为主体来展开的，又是为实现人的自身价值服务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还要倡导和培育人文精神。

倡导和培育人文精神，有利于引导和谐社会建设向着正确的目标健康发展。始终把人置于核心的位置，维护人的正当权益，满足人的合理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文精神的本质内涵。倡导和培育人文精神，有助于人类社会逐步向着更加符合人类本性的状态演进，最终达到高度和谐的理想境界。可以说，人文精神是引导社会从不和谐走向和谐、从初级阶段的和谐走向高级阶段的和谐的重要力量。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突出人作为社会建设主体的创造性、价值和尊严，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创新和发展，有利于引导和谐社会建设向着正确的人文目标健康发展。

倡导和培育人文精神，有利于调动人们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把人文关怀送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能使人们充分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感受生活在其中的幸福，进而自觉地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既充分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建设和谐社会根本力量的作用，又鼓励和支持新的社会阶层和其他阶层人员积极贡献力量，使一切能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的人都具有主人翁的光荣感、自豪感，形成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社会环境，能使一切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得到最广泛最充分的调动。

倡导和培育人文精神，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是人文精神的产物，也是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忽视在全社会营造团结互助、诚信友爱、谅解宽容的人文环境，就有可能使社会群体之间产生隔阂和鸿沟，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新的形势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承担起倡导和培育人文精神的重任，努力营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社会氛围，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整个社会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我们既要看到它们相互区别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一面，自觉地把二者统一起来。

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服从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要满足这一要求，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自觉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同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应使对社会发展状态、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运用融入体现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实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把社会建设的目标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到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创新科技价值观念，使科技政策、科研工作以及科技成果的开发运用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态环境效益和追求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考虑其对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影响；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促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培养造就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五个重要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涉及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是人文精神在和谐社会建设问题上的重要体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参照来衡量、校正与检验社会发展的人文目标的合理性，使之科学可行；应当深刻认识实现社会发展人文目标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科学对待和解决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使社会发展人文目标的实现过程成为应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过程；在对人们进行人文教育的过程中，应当加大科学精神的含量，把科学精神作为反对封建迷信、邪教非法活动、伪科学的锐利武器，引导人们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始终离不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合力的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重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应坚持弘扬科学精神与弘扬人文精神并举，并使二者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机统一起来。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高度重视和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以促进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自觉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用发展的眼光和思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高效有序、充满生机和活力。

●倡导和培育人文精神，形成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健康发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坚持弘扬科学精神与弘扬人文精神并举，实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要绩效精神不要绩效主义 篇6

索尼时任董事天外伺郎，在总结索尼的衰败时，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今天的索尼职工好像没有了自发的动机。为什么呢？我认为是因为实行了绩效主义。”他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只要实行绩效主义，一些扎实细致的工作就容易被忽视。

索尼英雄迟暮的背影，让“绩效至死”的话题显得更加悲壮。绩效管理似乎成了人人谈之色变的“组织魔咒”，企业的管理者们既想通过绩效管理提升组织的效率，又害怕走上索尼的老路。

我曾走访过多家企业，无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谈到绩效管理时，经理人们无一不表示无奈，员工们无一不表示反感。绩效管理工具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复杂，“认认真真走形式”成了大多数人无可奈何的选择。

自20世纪以来，所有组织面临的共同挑战就是：知识员工全面取代体力员工，成为社会的支配阶层。

在知识工作者成为企业的主力军之后，我们发现，由于知识工作者的特征不再是体力和技能，从前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了21世纪管理实践的挑战。大部分人的工作不会像制造零件或者产品那么快见到成果。例如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客户服务部、市场部、研发部等，还有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员工，比如媒体、咨询公司等。这些员工通常都在办公室里、电脑桌前，以阅读、思考、研究、讨论、写作等方式工作。

天外伺郎说索尼公司不仅对每个人进行考核，还对每个业务部门进行经济考核，由此决定整个业务部门的报酬。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业务部门相互拆台，都想方设法从公司的整体利益中为本部门多捞取好处。在一切唯绩效论的情况下，索尼彻底被绩效主义所俘虏，激情集团消失了，挑战精神消失了，团队精神消失了，创新先锋沦为落伍者。

天外伺郎对绩效主义的理解是：业务成果和金钱报酬直接挂钩，职工为拿到更多报酬而努力工作。

但是知识工作者时代，我们所提倡的不该是绩效主义，而是绩效精神。

何为绩效精神？彼得·德鲁克先生的理解是：组织输出的成果大于输入的所有努力的总和，创造出新的能量。

绩效精神有四层含义，在此基础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知识工作者绩效的秘诀。

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

绩效精神的第一要求便是高绩效标准，对整个组织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组织必须养成争取出色成绩的习惯。同时，根据知识型工作者的特点，企业必须将高绩效与知识型员工的意愿相结合，这就是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的初衷。自我控制需要的不仅是“自上而下”的目标确认，还有“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与自我实现。

知识管理专家玛汉·坦姆仆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认为，激励知识型员工的前四个因素分别是：个体成长（约占34%）、工作自主（约占31%）、业务成就（约占8%）和金钱财富（约占7%）。这说明，对知识型员工来说，个人成长空间和工作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在理论基础上印证了“目标管理”对知识型工作者的意义。

在人们印象里，谷歌是一家富于创新、气氛自由，甚至有些“散漫”的互联网公司。但事实上，谷歌有着十分精密严谨、完全数值化、令人“压力山大”的内部考核制度——OKR ，即目标和关键成果。

OKR主要目的是为了员工能更有效率地完成目标任务，并依据项目进展来考核的一种方法。它的主要流程是一个循环。

首先，明确项目目标。其次，对关键性结果进行可量化的定义，并且明确达成目标或者未完成目标的措施。再次，共同努力达成目标。最后，根据项目进展进行评估。

在实际操作中，谷歌的目标考核按照季度和年度进行。首先在每一个OKR中，所有员工必须设立目标。这个目标由几个重要的、可测量的指标体现，不能是空洞目标。比如在网站建设上，不能说“计划让网站更漂亮”，必须说让网站的“速度提高30%”，或是“用户交互程度提升15%”。

另外，谷歌在公司层面设立了OKR目标，在团队、管理层、普通员工层面均设立了目标，这一目标系统，使得公司在正轨上有序运行。在每个季度，每个员工一般要接受4～6个OKR考核，如果考核数量太多，则表明被解雇的可能性加大。

每个季度末期，谷歌将会对OKR考核实施打分，分值从0～1.0。一般的分值为0.6、0.7，如果获得1.0，则表明目标太简单，如果分值低于0.4，则员工需要反省哪里做错了。季度OKR评分只需要几分钟，因此员工不需要在这方面花费很多时间，可以把时间投入在完成项目目标上。

在谷歌，包括CEO佩奇在内，所有人的OKR评分全部公开。在员工资料库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同事的得分，每个季度OKR目标的分值都可以一览无余。公开考核评分会给一些员工带来很大压力，但也可以帮助各部门进行工作协作。

必须要说明的是，在谷歌，OKR评分并不是进行职务晋升的依据，但通过评分，每个员工都可以了解自己过去所完成的工作和项目。如果某位员工可能获提拔，人事部门可以很快捷地看到此人过去的成绩。

组织必须关注员工的优势

传统的绩效评估体系过多地关注了人们的不足，总是在设法找到差距，然后提出改进的方法。但更重要的在于，管理者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什么工作是你做得特别好的？你是如何做到的？通过这个工作，你发现了自己哪方面的优势？新的一年如何让这个优势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哪些障碍影响优势的发挥？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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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管理者在绩效评估中首先关注的是员工的优势，进而为新一年的工作做好准备。

关注“机会”而不是“问题”

德鲁克的一个核心理论是：“管理者必须把优势和机会进行匹配。”这就要求投入资源促进未来的发展，而不是把资源都消耗在解决今天的问题上。把最优秀的人才放在最重要的项目中似乎理所当然，但真相往往并非如此。

事实上，很多公司都没有把员工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研究、设计、市场开发，甚至广告宣传方面的工作都是按照书面材料分配，而不是按照实际结果进行分配;都是按照什么工作是困难的分配，而不是按什么工作需要高效进行分配;都是按照昨天的问题而不是今天和未来的机会进行分配。

这是体力工作者的管理方式，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以沈阳机床集团为例，2005年以总经理关锡友为代表的沈阳机床集团组建了“飞阳”团队，开始对数控机床核心技术进行破解。

首先，关锡友把新团队与老体制隔开，单招了一批人，不计入原有绩效系统。

第二，基于优势的人才分配。为了寻找到核心的项目负责人，关锡友找到了同济大学教师朱志浩，以其为核心，组建了研发团队。

第三，团队成员以“85后”和“90后”为主。“飞阳团队”的多数人没有摸过运动控制技术，脑袋里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一上手就基于计算机和网络，基于客户需求。

这个组织的结构是平的，类似于互联网的协作式体系，完全是市场导向，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

人员的决策必须体现组织价值观

人事决策包括人员的职务安排、薪酬、晋升、降级、中止合同关系等，都必须体现出组织的价值观和信念。人员安排和晋升是最关键的人员决策，他们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有明确的政策和程序，非常公正和平等。这些决策绝不能以个人看法和个人潜力为基础，而是始终以按照明确的目标所确定的实际绩效记录为依据。

在这一方面，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绩效管理被誉为知识型员工管理的典范。

麦肯锡绩效考核的体系简单描述就是“up or out”，员工进入公司通常是从一般分析员做起，经过两年左右考核合格升为高级咨询员，再经过两年左右考核升至资深项目经理，这是晋升董事的前提。此后，通过业绩审核可升为董事。所以，一个勤奋、有业绩的人在6～7年里可以做到麦肯锡董事，但是在他每一个晋升的阶段，如果业绩考核并未达到要求，就要被out。

作为全球型的咨询公司，麦肯锡现在有700多位董事（即合伙人）。毫无疑问，他们是麦肯锡最优秀的员工，也是麦肯锡的管理者和老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终生在麦肯锡工作的保障。每年麦肯锡都会从700多名合伙人中轮流选出十几位组成评审小组，对各位合伙人的业绩进行考查，如果未达到要求，同样要被请出局。这样，每一个员工即使是到了合伙人，也会继续考虑自己如何去进步，去创新。因为在这个绩效体系里面，即使到了合伙人，也不代表事业就到了顶峰。

当时间的车轮走到21世纪初，绩效主义山河日暮，绩效精神明珠投暗，在绩效管理被经理人们“玩坏”的时候，我们也该大胆地提出：少谈些绩效主义，多培养绩效精神。

[编辑 袁翊菡]

E-mail：yyh@chinacbr.com

专业主义精神 篇7

一、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精神何以源起于西方

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是《新教伦理》 一书的主旨所在。 韦伯在开篇引言中通过对中西方文明的对比,盛赞了西方在科学、政治体制和文化方面所达到的较高发展程度。 他毫不讳言西方文明所具有的优越性,并明确指出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题就是“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与之相伴的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形式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即 “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2](P14)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对于金钱和利益的追求古已有之, 这是“世间所有时期、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会有的, 人们的活动目的从根本上说无一不是指向利益。 从原初形式来看,这种对于利益的追求与西方资本主义本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客观上促使西方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通过中西方之间这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对比,韦伯顺势提出了问题:在这种获利欲望的驱动之下,为何中国和印度不能同样走上这种西方独有的理性化道路呢? 很显然,各种物质技术、规章制度等都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影响,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2](P16)并把这种“理性主义”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 韦伯认为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资本主义对于利益的追求是“有理性的”,2[2](P7-8)正因为这种对理性化的诉求,使得现代资本主义与以往时期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

这一特点的最突出之处就在于理性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生活的全面掌控。 在韦伯看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根据这种新的 “经济理性主义”组织的经济活动。 不仅如此,现代资本主义生活的各个部分以及文化的所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这种理性化,理性主义已渗透进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理性主义驱使之下,把赚钱盈利视为人生的终极目的, 同时节制各种非理性的欲望享乐,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最具实质性的内涵所在。

韦伯注意到了广泛存在于西欧商界和企业界的新教教徒现象,证实了社会分层与宗教伦理信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他通过考察发现,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同类型和在现代工业里的不同身份是由生活和居住环境中的宗教因素潜移默化所造成的。 此外,根据宗教少数派群体在社会不同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因素而言,宗教信仰的内在精神特质比外在的历史政治环境更为重要,这就强化了宗教因素对于一定群体的行为的影响作用。 对于新教教徒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不管怎么称呼的精神”,韦伯认为,“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2](P37)

韦伯所言的“这些精神”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成的过程中,追求财富的内在动力并没有与获有财富而尽情享受现世生活相结合,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 韦伯认为, 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新教的理性伦理观念密切相关, 尤其是与加尔文宗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和预定救赎论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亲和性。 在以后的篇章中,韦伯对这些新教伦理观念作了历史的逻辑的的考察,以求说明资本主义精神与这种独特的理性伦理之间的关系。

二、路德“天职”观:时代价值与局限

(一)“天职”概念的缘起

我们现在所广泛称为的“新教”,常被用来指称16世纪以来兴起的 “那些不接受教皇权威的西方基督教形式”,[3]宗教改革时期产生的新教派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 韦伯认为,早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前,天职(Beruf)一词的观念就已存在,只不过当时被译为“职业、职务”的形式。 在这里,“天”无疑指代神圣的上帝,作为一种宗教观念,这是指上帝交付给人类的任务,体现为对“上帝的召唤”的积极响应。 后来路德在翻译《圣经》时根据需要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意志,明确把“天职”的概念提出来,将上帝的神圣意旨与普通人的世俗职责相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天职观,并用以宣扬自己的宗教改革理念。

在这一重新解构的过程中,路德成功实现了“天职”观念的两个转向:一是受职主体的大众化,把中世纪只有罗马教会神职人员所拥有的天职转变扩大为普通大众所共有;二是职责内容的世俗化,使“天职”逐渐剥离虚幻的神性色彩,实现与看得见、摸得着的世俗生活相联系。 这两种转向实现了概念上的革命性转变,赋予“天职”以积极的现实意义,使之广为教徒和普通民众所接受。正如韦伯所指出的,“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 这是他的天职。 ”[2](P76)“天职”观正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中考察的源头,并进而考察了世俗活动中的新教理性行为。

(二)劳动是“天职”观的核心内容

从历史上看,古希腊罗马文化对体力劳动是持一种轻视的态度。 而实际上从古代犹太教的“旧约” 时代起,基督教就已开始了其世俗化的历程,早期的基督徒们对待劳动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劳动和工作为尊贵且讨上帝喜悦”的,[4]不仅肯定了劳动的价值,并且认为劳动是一种有尊严和高贵的行为。 到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基督教的世俗化过程真正具有了革命化的特征。 在韦伯看来,作为宗教改革的成果,路德的最大贡献即是确定了劳动在“天职”中的核心地位,肯定了世人“履行世俗事务的责任”,“相比于天主教的态度,宗教改革的影响只是使那些为了履行天职而进行的有组织的世俗劳动得到越来越多的道德重视和宗教认可。”[2](P79)与天主教传统观念告诫人们“安分守己”、超越世俗生活相对照,路德的宗教改革则为世俗活动进行了道德上的辩护,使世俗劳动获得了宗教意义上的合法性。 神圣职责世俗化、世俗劳动神圣化,神性与世俗在履行天职的劳动这里找到了相互之间的完美契合点。

韦伯还通过对早期资本主义工厂中不同技术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分析,阐述了他对于劳动的具体看法。 他认为,“在技术工人中,天主教教徒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留守本行业的倾向,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成为本行业的师傅,然而新教教徒则大部分被吸引到工厂里成为高级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 ”[2](P30)这表明,由于受到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影响,不同群体和个人所选择从事的职业也会有不同。 与所信仰宗教的教义结合起来看,这种不同职业的选择无疑体现着上帝的意志,都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要求认真去履行这一职责。 路德“把工作视为不仅讨上帝喜悦更是一种侍奉上帝的呼召(天职)”,这种工作概念的革命性转变在于使工作的意义从 “什么”、 “怎样 ”转向 “为什么 ”。[4]早期的基督徒把工作本身视为人生的目的,而路德更突出强调工作的目的指向和意义指向, 认为工作是人本身的一种职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荣耀上帝和为他人服务的差事。 很显然,在路德看来,人所从事的是何种具体职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事该职业应尽职尽责的意义。 既然所有工作都是作为荣耀上帝的行为而存在,那么工作就没有好坏和优劣之分,“所有正当类型的工作都是圣洁的”。[5]

此外,韦伯还通过结合富兰克林对于金钱的道德劝诫,深刻形象地阐明了遵守天职、合法赚钱的必要性。 在富兰克林看来,时间、信誉和金钱本身都是我们进一步赚钱盈利的资本,“除去勤劳节俭,对一个年轻人安身立命最有益处的就是保证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守时和正义的”。[2](P44)当然,在韦伯看来, 富兰克林的所言所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伦理”,是“人们履行天职的责任”在现实行为中的具体体现。 韦伯指出,“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只要是合法赚钱,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人们完全被赚钱和获利所掌控,并将其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2](P48-49)勤奋劳动、努力赚钱,这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原则的现实体现。

(三)路德“天职”观的保守局限性

韦伯认为,尽管天职的观念最早被路德引进,但这并不表明路德具有前述富兰克林所拥有的那种同样激进的“精神气质”。3因为就当时的宗教改革者(包括之后的加尔文宗等清教派别)来说,只有灵魂的救赎才是他们生命和工作的中心,各项伦理改革计划也只是从属于并为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 具体到当时路德所持有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应该一直安分地保持上帝安排给他的身份和天职,并且应该根据已经被安排好的身份限制自己的世俗活动”, 他“认为绝对服从神的意志与绝对接受现状是一致的”。[2](P81)透过这些简要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路德在强调天职的必要性的同时,刻意夸大了天职观中 “神的旨意 ”的重要作用 , 教导要安于现状 、 被动适应,显示了其思想中保守性的一面,也表明路德本人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精神”。 路德的天职观始终是传统主义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按照韦伯的分析,这与路德毕生所从事的牧师职业、赖以解读的文本带有传统主义性质等多种因素有关。

很显然,仅仅依靠路德的天职观并无法全部回答资本主义精神所应具有的全部意义。 在韦伯看来, 作为一种更具现实价值理念的天职观,是在加尔文宗等禁欲主义各教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

三、加尔文宗:预定论与入世禁欲主义的现实演进

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生活在比路德稍晚的一个时期, 作为一名思想上更趋激进的宗教改革者, 他继承并发展了路德的天职观新教理念。 与前任改革者相比,加尔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他已有的神学思想为基础,同时融合进了路德的天职观,并将“天职” 与预定论有机结合起来, 使之成为信徒确证自我上帝选民身分的重要依据之一。正如韦伯所指出,“尽管没有路德个人宗教思想的发展,宗教改革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这一改革在精神层面上长期受到路德个人品格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加尔文主义,路德的工作就不可能拥有持久而具体的成功。 ”[2](P83)正是由于加尔文的与时俱进,这一时期的宗教改革出现一种创新发展的局面。

(一)作为教理前提的“预定论”

韦伯首先从分析加尔文宗等禁欲主义派别的 “预定论”入手来逐步说明问题。 根据基督教的“原罪” 说,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 在天主教的传统主义观念中, 人是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来获得上帝谅解的。 随着赎罪券的推行滥用,也孳生了教会的种种腐败行为,这是引致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发起的直接原因之一。 如何才能够获恩得救呢? “预定论”被视为加尔文宗“最为典型的教理”,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按照韦伯的分析,“预定论”实际上主要由以下三部分内容所构成: 一是人在现世的得救与否由上帝 “预定 ”,上帝的 “选民 ”注定得救 ,“ 弃民 ” 则注定为上帝所摈弃;二是上帝的预旨神秘不可知,“一切事物,包括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意义在内,都隐匿于冥冥的奥秘之中,而这是不可能被参透的,也是不容置疑的”;三是“上帝的预旨不可更改”,“上帝已经给予恩典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典,而上帝拒绝给予恩典的人也永远不可能获得恩典”,[2](P101-102)除此之外,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 不难看出,“预定论”带有强烈的宿命论和不可知论色彩。

可以说,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上帝的“预定”主宰着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而这一“永享恩典、永堕地狱”特征鲜明的教义又极度脱离人性,“选民”或“弃民” 身份的不同成为其一生人际遭遇的根本区别。 因此,这也成为教徒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为上帝所选中呢? “我是上帝的一个选民吗?”[2](P108)这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又因关于上帝的不可知论和揣摩“上意”属“不道德行为”而似乎陷入绝境。 这也为天职观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和入世禁欲主义的提出奠定了教理上的前提。

(二)入世禁欲主义提出的实践必然

作为对于“上帝的选民”问题的解答,加尔文提出了“救赎确认”的两种途径:其一是对上帝的坚定信仰,自信蒙受上帝恩典;其二就是“紧张的世俗活动”。 与前一种救赎途径的不确定性相比,后者在现实中“世俗活动可以驱散关于宗教的疑惧,并给予人们蒙恩的确定性”,[2](P164)因易于量化把握而被视为确证救赎的最合适的方法,即以实践中的实际行为验证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

在这里,加尔文把天职观与预定论有机结合起来。 他指出,上帝选民的唯一证据就是现实中的每个人要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天职,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而天职完成的好与差取决于世人获得财富的多与寡,“一项天职是否有益并且就此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是依靠道德标准进行衡量,进而就是根据这一天职为‘共同体’所提供财富的重要性来衡量。 然而另外一个更为深层的、在现实中也最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是私人的可营利性”。[2](P164)与路德相信工作的重要性在于为他人服务因而给上帝带来荣耀的观念不同,加尔文宗与那些逃离俗世而归隐于修道院的隐修士一样,他们亦否定自身快乐,但认为拥有的财富越多即是受到上帝祝福和挑选的证明, 因而把勤奋工作和生活节俭视为获得这一证明的必备途径。 选民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天职,通过勤奋劳动集聚大量的财富,这是取悦上帝,“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行为,理应获得救赎。 如此看来, 要分析说明加尔文的预定论在何种程度上发展了路德的天职观,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路德的天职观赋予了世俗职业以神圣意义,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则赋予了职业劳动者以神圣意义。[6]

但是,我们这里要明晓的是,在对于财富问题的态度上,早期基督教派与加尔文宗的实质差异并不在于追求财富本身,而在于拥有财富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方面。 早期基督教徒“他们真实的道德异议在于,拥有财富会使人懈怠,享受财富会使人懒散并沉溺于肉体的享乐,最为重要的是它会使人在追求正直的生活时精神涣散”。[2](P159)拥有财富“有使人懈怠的危险”,有损于上帝的荣耀,忧心的是一种潜在出现的不良后果,这是前者对财富抱敌视态度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鉴于此,在韦伯看来,与“恪尽职守”的天职观相结合,加尔文宗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提出了入世禁欲主义的伦理理念,“这种伦理的‘至善’就是赚取更多的钱与严格避免任何本能的生活享乐的结合”,[2](P48)获取财富并不是为来用于生活享乐,相反是要身体力行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 获取财富仅仅是为增添上帝荣耀、确证自己“选民”身份的途径和手段。 “上帝召唤的并非是劳动本身,而是在履行天职时的理性劳动”,“清教天职观的重点始终在于这种入世禁欲主义的条理性”。[2](P163)入世禁欲主义的“理性”就是通过正当的理性活动而全力以赴地投身于财富的追求,与把钱财用于非理性欲望的节制相结合,这样一种勤俭禁欲的伦理,就是韦伯所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7]这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 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2](P182)入世禁欲主义的实践发挥最终催生了具有理性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论证了他在开篇提出的那个假设,对此问题作出了有价值的解答。

四、结语

韦伯以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 通过 “天职观—预定论—入世禁欲主义 ”这一逻辑进路 , 证实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所具有的内在亲和性,显示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生成方面的巨大价值。 新教伦理从本质上说是作为一种宗教思想而存在。 韦伯认为正是这种新教思想生成并发展出具有理性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产生了相应的物质经济形态。 这似乎夸大了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 然而,这一论断为我们科学认识伦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摘要：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形成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围绕“新教伦理”这一核心概念,从考察路德教派的天职观入手,进而演进到对加尔文宗预定论的分析。通过这种历史与逻辑的考察相结合,论证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与新教伦理之间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天职,预定论,新教伦理,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1]吕东伟.解析韦伯命题及其现实性意义[J].社会学研究,2000,(5):11-20.

[2][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英]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M].马树林,孙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0.

[4][美]阿尔文·丁·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M].汪晓丹,赵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62-163.

[5][英]利兰·赖肯.入世的清教徒[M].杨征宇,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33.

[6]张申娜.从路德宗、加尔文教的新教伦理到“入世禁欲主义”的历史、逻辑考察[J].学术论坛,2007,(7):23-26.

专业主义精神 篇8

弗洛伊德提出人具有两种本能, 即性驱力和攻击驱力。两者驱力在其作用的过程中是有规则的融合, 并且两者发挥的能量不一定等同。但在人类行为中是不可能存在单独的驱力发挥作用的。

弗洛伊德把心理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 无意识又被称为潜意识。他认为, 意识是直接感知到的意识部分;潜意识是介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 时刻把关无意识进入意识的一道门栏;无意识则是包含了人类最原始的冲动和各种本能欲望, 然而被社会的风俗习惯和道德所压制下去不得表现出来的心理部分。弗洛伊德认为, 无意识是精神分析重点研究的内容。

相应的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划分成三个功能, 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粗略地说, 本我即是内驱力的心理代理, 自我是处理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并在现实中真实地体现出来, 超我则包括了我们高尚的心灵道德和理想抱负。

(一) 人本主义的理论

研究和理解一个整体的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普遍同意的一个原则。冯特所开创的科学心理学, 是以意识为元素的科学研究, 在他的影响之下诞生了符茨堡学派, 虽说已经初步出现整体研究的倾向, 但他们只是对于一些人类的特殊机能和行为的观察和实验收集, 从这些材料中来分析个人的整体。[2]而完整的个体研究没有被严格意义上的视作研究的对象。对此作出最早的研究的科学家是德国的第狄尔泰和施普兰格尔, 他们构想一种理解而非解释的方法, 作为了解完整的一个个体的手段。

罗洛·梅曾经提出过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及人本心理治疗之间两者的关系, 并认为治疗来访者就是要让他们体验到他们的真实存在感。

(二) 行为主义的理论

(1) 消退:要保持一个新的S-R的联系持久的存在, 就需要把无条件刺激和条件刺激结合起来, 否则这样的条件反射会逐渐消退并消失。这种现象就叫做消退。

(2) 泛化:即某种特定刺激的条件反射一旦形成之后, 会诱发一些类似的刺激同样作相同的条件反射。新刺激与原刺激越相同, 条件反射的诱发可能性就会更大。这种现象被称作泛化。

(3) 分化:由泛化的刺激回到对精确的刺激物回应的过程, 称为分化。

华生是美国著名的心理科学家, 同时也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 提出过两大观点:一是拒绝研究人类的意识内容;二是通过可观察的实验来预测和控制人类的行为。

二、心理治疗过程的区别

阻抗是求助者在心理咨询过程中自我暴露和自我变化时候的抵抗行为。其表现形式:从讲话的过程上分沉默、寡言、赘言;从讲话的内容上分理论交谈、情绪发泄、谈论琐碎的事和假性提问;从讲话的方式上分心理外归因形式、易健忘、顺从他人、控制话题、暴露。

咨询师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应对阻抗:

退行是一种自我防御的机制。退行是人们遇到焦虑问题时退回到心理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种环境要求较少, 压力较轻, 对个体而言相对安全。通常当家中出现第二个孩子, 大孩子很有可能会发生退行行为, 用早期的说话的方式来博取父母的关注。

反移情是指咨询师对来访者的一种无意识的移情反应, 是与移情类似的一种情感, 只不过反移情是咨询者对来访者的情感反应。因此可以理解为咨询师对来访者的移情。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 当事人会慢慢了解摸透咨询师的真实情况, 认清咨询师并不是当初想象的那样出色, 从而产生了失落和抵抗的心理。但是, 由于理解, 这种抗拒会逐渐减弱, 以至于咨询师可以很容易地去理解和处理这些发现, 这种变化叫做移情性神经症的修复。

在移情性神经症发展之后, 冲突会在大量的衍生物中出现, 随着咨询师的分析和解释, 当事人会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这种过程被称作修通。

(一) 人本主义治疗过程

(1) 对经验更开放。当事人能够自由地体验恐惧、痛苦等情绪, 更加能够倾听内心的声音, 而不是将体验摒于意识之外。

(2) 更富存在感的生活。对事情的看法思维更加灵活, 没有僵硬不变的思想框架, 信任经验, 将自己和经验合为一体。

(二) 行为主义治疗过程

行为主义的治疗过程就是要找出问题行为, 靶目标越是具体就越好。儿童的问题行为一般可以分成两种:一是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如偷盗、说谎行为;二是行为本身不能算是错误, 但是行为的程度已经超出正常人理解的界限, 那这就是问题行为。儿童行为纠正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出问题行为, 并确定这种错误行为是性质上的错误还是程度上的错误。不同的问题行为选择的矫正疗法也是不同的。

参考文献

[1]王中杰, 王淑敏.从人性观看三大心理治疗流派[J].教书育人, 2008 (18) :76-78.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 篇9

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 著述丰富, 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 马克思·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一书最为著名。严格地讲, 学术界并没有将该书作为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 而是作为一部社会学精品。但我们认为这是固守传统的学术分类, 韦伯在该书中的思想对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极具启发意义。

韦伯在该书中的思想可以归结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 这种因素是否为西方文化独有而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通过宗教社会学分析, 韦伯得出的结论是, 基督教新教是导致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证明这个命题, 韦伯要界定“资本主义精神”的确切内涵。关于“资本主义精神”, 一般的看法如下:资本主义精神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人性觉醒的产物, 是近代科学革命相伴随的理性主义, 是资本家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 是一种数字可以量化的资本主义等。韦伯独树一帜, 明白无误地认为:“‘营利’、‘追求利得’、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钱财, 就其本身而言与资本主义完全无涉。这种汲汲营营……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 苟有客观机会可以牟利, 则此一现象即可见诸‘各式各样的人士之间’。因此, 在文化史的初涉课程里, 我们就该断然放弃此种幼稚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 概念推断。无止境的营利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 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反之, 资本主义恰倒可以等同于此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 或至少是加以理性的调节。总之, 资本主义不外乎以持续不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来追求利得, 追求一再增长的利得, 也就是追求收益性。” (前言, P4-5)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至少有以下几层意思: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的经营, 不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有计划的经营, 不是靠投机、抢劫实现的;资本主义精神培育了自由劳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组织, 而不只是这种组织的萌芽。在韦伯看来, 资本主义精神能成长起来, 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法律的约束, 而且需要参与经济社会的每一个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自我克制与经济伦理。否则, 在强大的经济利益诱惑面前, 种种非资本主义精神的行为和做法层出不穷, 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遥遥无期, 即使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 也终将土崩瓦解。我们甚至可以将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与否作为划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分水岭, 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见一斑。

既然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社会中人的自我克制和经济伦理息息相关, 那么这种“自我克制与经济伦理”从何而来?韦伯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在近代的企业里, 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 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高等教育培训者, 全部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 (P9-10) 这个现象说明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新教在塑造人的行为和职业伦理方面存在因果关系。问题是, 传统的基督教是鄙视财富、反对牟利经营的;传统基督教在修道院完成修行, 而不是表现为现实的劳作;资本家积累起大量财富是否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近代资本主义兴起被认为是人性的觉醒和追求现世的幸福, 在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影响下的大众为什么心甘情愿接受基督教新教“无休止的苛责与严阵以待的规律”、“忍受那种史无前例的清教的专制暴政”?解决这些貌似冲突问题的关键, 在于“最积极且最热情的崇信者身上所见的宗教救赎之感”。 (P80)

“宗教救赎”的理念, 在我们这些缺乏宗教体验的人看来, 是非常陌生甚至不可理喻的, 但“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永恒真理的吉光片羽, 其余一切, 包括我们个人命运的意义在内, 全都隐藏在幽深的奥秘之中, 探究它既是不可能又是僭越”, “自亘古以来即按全然不可思议的旨命, 指派了个人的命运, 并支配了全宇宙的一切枝微末节”, “此一教说, 以如此悲壮的不近人情, 对于信奉这堂皇逻辑的那一代人, 必然造成重大的结果, 尤其是个人各自内在空前的孤独感。对宗教改革那个时代的人而言, 人生最重大的事莫过于永恒的救赎, 如今就此他只能独行其道, 去面对那自亘古以来即已确定的命运。” (P82-83)

“宗教救赎”理念, 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是职业伦理。新教谆谆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获得作为自我确认的最佳手续, 唯有这样才能消除宗教的疑惑, 并且带给人心境平实的状态。

二是理性化。新教认为为了给救赎提供可靠的基础, 圣徒们此时的生活便彻底地被理性化, 判断行为的标准不是自利, 而是为了增加神的荣耀, 在不断反思的前提下, 去克服个人的自然状态, 摆脱非理性的冲动和对俗世的依赖。

三是崇尚克制。积极的自制不但是一种修行的目标, 更是实际生活中的一种生活态度。它致力于使人有能力抑制一时的感情, 坚守并激活一贯的动机, 直至锻炼并培养一种“人格”。

四是抵制功利主义的泛滥。新教是超越性的, 判断经济行为的标准, 不是由功利主义主导, 即不是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而是把经济行为看作是宗教救赎, 是神意的安排。这种超越功利主义之上的评价标准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利己与利他之间保持了适当的平衡。

五是提供了一种评判财富是否合理的标准。在新教看来, 经济社会领域不劳动、不生产财富是不合神意的, 劳动生产的财富主要用于个人享受也与新教禁欲的理念相违背。相反, 增加财富作为一种劳动、一种职业义务, 同时财富不是用于挥霍, 而是用于投资促进资本形成, 这些理念是遵从神的安排, 而甘于贫困却有损神的荣光。

韦伯的出发点并不是批判或重构经济学, 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带给我们全方位的启示:

第一, 提供了一种超越利己行为的经济个体模型。尽管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从个体经济分析开始, 但个体的内涵是空泛的 (效用最大化或收益最大化) , 只是为个体“类”的分析提供过渡, 经济个体本身被忽视, 而韦伯的“宗教救赎”理念下的个体是实实在在的, 它提供了一个经济分析的“支点”。

第二, 提供了批判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新视角。市场经济、功利主义哲学观、自利行为三维一体, 在主流经济思想中是不可分离的, 利他行为即使有, 也是或作为特例, 或认为“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他人”。韦伯却证明了资本主义精神是超越功利主义的, 是符合神意安排而非听命于功利主义的羁绊的。

资本的属性与资本主义精神 篇10

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 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 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 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 “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 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 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 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 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 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 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 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 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 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 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 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 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 历史地讲, 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 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 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 现在, 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 剩下的只是赚钱, 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 公正经营, 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 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 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 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 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 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 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 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 可以看出, 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 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 “经济人”是“自利的”, 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 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 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 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 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 在斯密看来, 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 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 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 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 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 “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 必须“理性”交易, 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性行为的本质。第三, 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 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 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 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 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 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 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 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 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 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 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 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 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 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 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 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

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从个体层面上看, 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 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 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 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 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 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 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 任何领域。一方面, 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 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 另一方面, 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 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 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 与文化、道德作用, 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 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 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 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 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 因而, 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 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 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 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 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 以盈利为目的展开, 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 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 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 形态不断变化, 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 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 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 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 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 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 (包括企业家) 、企业组织 (包括跨国企业) 、社会 (包括经济共同体) 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 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 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 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 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 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 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 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 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 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 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 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 在世界市场中, 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 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 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 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 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 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 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 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 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 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 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 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 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 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 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 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 人的道德沦丧等, 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 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

可见, 从资本逻辑上讲, 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 从本质上不存在“善”, 也不存在“恶”。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 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 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 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 却是靠剥夺起家的, “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 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 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 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 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 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 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 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从总体上看, 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 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 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 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 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 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 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 不仅生产剩余价值, 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 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 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 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 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 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 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 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 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 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 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 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 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 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 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 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 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 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 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 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摘要：资本主义精神从本质上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资本的属性决定着它的主体精神表现。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资本属性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它不但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 而且表明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精神对和谐社会下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资本,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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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与批判精神 篇11

一、毛泽东一生“神交”屈原

根据现有的资料，毛泽东一生数十次提及屈原或征引《离骚》以及其他《楚辞》作家的事迹、思想和作品，相对而言最集中的两个时期分别是其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以及建国后的1951至1972年间。1913年10月至12月间，毛泽东在自己的学习笔记（自名为“讲堂录”）中，抄写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并为《离骚》的每一段撰写了简短的内容提要。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并没有开设与《离骚》和《楚辞》有关的课程，可见毛泽东是出于个人爱好自学这些篇目的。1915年5月，毛泽东与罗章龙第一次相见，地点选在长沙的定王台。两人畅谈两三个小时，内容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直到宇宙、人生观等，涉及十分广泛。据罗章龙后来回忆，当时他们都对《离骚》感兴趣。关于这次相见，罗章龙还写诗纪念：“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这首诗借高才的贾谊和屈原描绘二人当时的“书生意气”和一拍即合的惊喜。而在三年后的1918年，毛泽东送别即将前往日本的罗章龙时，再一次提及屈原，以“年少峥嵘屈贾才”诗句赠别东行的罗氏，可见二人对屈原的喜爱和景仰之情。建国后，毛泽东更是多次称道屈原和他的《离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次：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他请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50余种收集来，在这段时间里集中阅读了这些书；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这年的8月16日，毛泽东在评论中国古代教育的人民性时，称赞了屈原批判君恶；1959年8月，毛泽东评价枚乘《七发》时说，“骚体是具有民主色彩的”，而骚体作家中，“屈原高据上游”。1958年的12月24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相关章节时再一次提到了屈原，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而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因为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毛泽东在1959年、1961年还两次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有学者考证，屈原还是唯一两次获得毛泽东诗赞的历史人物，一次是前文提到的“年少峥嵘屈贾才”，另外一次，也是毛泽东对屈原着墨最多、最集中的一次，就是1961年9月毛泽东作的《七绝·屈原》。

除了向当时各界友人和党内同志推荐《离骚》等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在国际场合推介屈原的形象和《楚辞》，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屈原文化的弘扬者。毛泽东第一次与外国人谈及屈原，有记载的是1949年12月6日，这一天他在去苏联的火车上对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称赞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接着指出屈原“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引用了屈原《九歌》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一句。而毛泽东向他人推荐屈原的作品以及《楚辞》，最令人称道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1972年赠送《楚辞集注》给当时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则更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佳话。

毛泽东在人格、精神、思想、作品等多个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屈原的影响，毛泽东的“屈原情结”展现了多方面的丰富内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追思屈原，更多的是景仰屈原飘逸高蹈的才华，钦佩其拳拳报国之情。建国后毛泽东称述屈原见诸记载的更多，《离骚》以及由此发端的《楚辞》在毛泽东的话语系统中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经常为毛泽东所多次征引、灵活化用，借以表达某些“弦外之音”。而屈原也成为毛泽东心中的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在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毛泽东一生神交屈原，屈原的诗词影响着毛泽东的创作，屈原的思想启发着毛泽东的斗争，而屈原的人格更是深深沁人毛泽东的生命。

二、辞赋创作和人格情操一一毛泽东“屈原情结”的两个维度

毛泽东一生喜爱《离骚》，也终生景仰屈原。屈原的作品为毛泽东的创作提供了无穷的灵感，而屈原矢志不渝、堅贞不屈、勇于批判的伟大精神则在更深的层次引发着毛泽东内心的强烈共鸣。可以说，毛泽东的“屈原情结”即表现在这两个大的方面：屈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上的重要灵感源泉；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屈原是毛泽东人格上的不朽楷模。下面就着重从这两个方面作一讨论。

（一）屈原的文学创作对毛泽东诗词的影响

屈原是古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与《诗经》作为现实主义的源头并列，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等作品被认为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论《楚辞》说：

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不到潇湘岂有诗”，其中的原因则正如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所写的：

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言小则有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由北方文学中发现之。......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楚地奇幻瑰丽的山川风物、奇谲神秘的神话传说和热情奔放、自由无羁的民间歌谣，激发了屈原驰骋不羁的想象。屈原为神话传说中的鬼神形象和瑰丽的自然景物赋予独特的思想内涵，构造了一个充满香草、美人、鬼神、龙凤的意象世界，形成了一种迥异于北方作品的飘逸奇幻的浪漫主义风格。屈原的作品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在毛泽东诗词中，有不少典故、意象、句式等都脱胎于《离骚》等屈原的作品。例如，毛泽东1957年5月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是充满了浪漫奇幻色彩的篇章：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人间的烈士化作轻盈的杨柳飞向浩渺的夜空，月宫中的吴刚捧出清甜的桂花酒招待他们，嫦娥则为烈士们翩翩起舞。与上面这首词相似，1961年创作的七律《答友人》中，毛泽东不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而且部分意象也直接取材自《离骚》、《九歌》等：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廊，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这首描写自己家乡湖南的诗，化用了屈原《九歌》中的《湘君》和《湘夫人》中的神女下凡的故事，一些词句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同时，毛泽东还将湖湘大地上的美景和瑰丽奇绝的神话故事赋予时代内涵：昔日的女神身着红霞乘风而下，看到的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洞庭湖水涌起波浪，人民迎来了解放，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了新家园的建设，这片古老大地上泛起灿烂的朝霞，似乎荡漾起无尽的歌声。

屈原的作品在形式上是浪漫主义的，但是其思想内容则具有高度的历史感和现实性。屈原借香草、美人自比，借以批判郑袖、靳尚等人的奸佞和楚怀王的昏庸；他叩问鬼神、苍穹，凸显着一种追求极致真理、独立不迁的超迈品格。屈原以超越现实的笔触批判现实，以笼罩历史的高度反思历史，这种方法也被毛泽东广泛运用。作于1949年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毛泽东为了打消柳亚子的疑虑，劝他留在北京，共商国是，借东汉隐士严光的故事作比：“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1954年的《浪淘沙·北戴河》则思接千载，借曹操《观沧海》感叹世事变迁、抒发慷慨的革命豪情：“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1959年6月的《七律·登庐山》则以陶渊明寄寓自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横槊赋诗”的曹操、归隐垂钓的严光、向往“世外桃源”的陶渊明等人物形象都为毛泽东所纵横驱遣，用以表达全新的思想境界，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史人物更助毛泽东着眼现实、思接千载，最终铸就不朽的辞章。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在素材、意象和意境上大量吸收、借用屈原的作品，而且在方法上也充分通过极其夸张的形象塑造、色彩绚丽的景色描摹、极富戏剧性的历史典故和神话叙述来营造天马行空的神奇境界，并且都创造性地将这些意象和意境进行艺术加工，赋予它们更加深沉的现实内涵，赋予其鲜活的时代精神。不能不说，屈原的作品对毛泽东是有深刻影响的。

（二）屈原的人格情操对毛泽东的影响

据《史记》记载，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曾担任左徒、三阊大夫等官职，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向往一种君惠臣忠、百姓和乐的“美政”。在外交上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合纵抗秦。然而楚怀王信用佞臣，不但不接受屈原的意见，反而逐漸疏远了他，秦楚结好后，屈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由北到南的流放生涯。屈原被放逐期间，楚怀王被秦国诱捕，并被囚禁，死在秦国。“信而见疑，忠而被镑”的屈原目睹楚国江河日下，逐渐绝望，写下了不朽的《离骚》，揭露以楚怀王为首的贵族集团的腐朽，抒发自己遭谗被疏的痛苦愤懑，宣示他对“美政”的追求。数年后，秦军南下攻陷楚国国都，悲愤交加的屈原只得以死明志，同年五月初五自沉于波涛汹涌的汨罗江中。

两千多年来，屈原被赋予了太多的文化内涵，早己成为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正直人格、忧患意识和坚韧信念的化身。屈原的人格情操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屈原终生坚持美政理想，坚持一种“独立不迁”的伟大精神，宁可牺牲生命也绝不丧失原则和气节，这些精神都能够在毛泽东的生命历程中找到契合点，体现在毛泽东的言行举止、政治思想和内政外交的丰富实践中，正是这些思想精髓构成了毛泽东“屈原情结”的中心内容。而在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当属爱国主义和批判精神，这是毛泽东对屈原的人格精神产生共鸣最为强烈的方面。

1.爱国主义是毛泽东“屈原情结”的重要方面

毛泽东和与他同辈的热血青年，面对国家的危亡，常常追慕屈原的爱国意识和忧患意识。1921年，毛泽东曾为自己的好友易白沙写过一副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陈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起因是，易白沙只身赴京刺杀北洋政府首脑失败，后南下面见孙中山，提出“组队赴北方杀贼”而遭婉拒，他悲愤不己，选在屈原投江的日子渡船赴明代名儒陈献章故乡新会县陈村蹈海自杀，以死报国，以图唤起民众，时年35岁。选在屈原沉江的日子蹈海而死，显然有明确的寓意在其中。毛泽东所写挽联中的“陈公”就是写下著名的《警世钟》的陈天华，陈天华也是为激励国内外青年学子而在日本蹈海自杀的，与易白沙相似。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毛泽东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们，受屈原的爱国情怀影响程度之深之大。

1949年，毛泽东在在出访苏联的途中，与著名汉学家费德林谈话时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无私无畏、勇敢高尚”的“伟大的爱国者”，这是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极高的评价了，而爱国主义就是毛泽东此时对屈原最景仰之处。

2.批判精神是毛泽东“屈原情结”的集中体现

1961年9月，毛泽东写下了《七绝·屈原》：“屈原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专门作诗称颂屈原作《离骚》这种“匕首投枪”式的批判精神、战斗精神，足见毛泽东对屈原在这方面的特质体认之深，可以说，批判精神就是毛泽东的“屈原情结”的集中体现。

作为楚国宗室，“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屈原一度受到楚王的重用，《史记》记载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然而昏庸的楚王受到郑袖、靳尚等人的挑拨后疏远了屈原，并最后将其流放。《离骚》就是在流放时期写就的，“离骚者，犹罹忧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镑，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的主要思想内容就是抒发自己在“信而见疑、忠而被镑”之时的苦恼和对奸佞小人的痛恨和批判。建国后，毛泽东征引屈原的诗句或提及屈原以及《楚辭》学派的其他学者最为频繁的一段时间是1958至1961年，且内容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毛泽东对屈原的人格情操怀有深刻的共鸣，一个集中的体现就在于钦佩、赞赏他的批判、战斗的精神。

1958年8月16日，毛泽东审阅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认为，办教育要坚持群众路线，要全面，要和劳动相结合，那些只重视书本知识、不重视深入群众进行劳动实践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表示赞赏，并且写下批语，说中国古代的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并特别提到了屈原“批判君恶”属于那些虽然自己没有教育专著但却以自己的作品和思想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教育史的人之一。联系屈原的生平活动不难理解，这里毛泽东指出的“人民性”的表现就是“批判君恶”抽象地讲实际上就是对统治阶级的昏庸和腐朽无情地进行批判。正如1953年文艺家黄药眠所说的：“屈诗是具有人民性的”因为屈原是统治阶级当中“经过分化没落下来的”“受排挤的阶层”“是处于没落和崩溃当中”而“作家为了想挽救这个统治，对这些腐朽荒淫的生活加以无情的暴露”“在他长期地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过程中，他也逐渐感染了人民的情绪，因而表现了他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嘲笑”，因而“在客观上代表了人民的若干利益”，表现出了他的人民性。嘲在毛泽东心目中，屈原实际上是作为统治者当中的一员批判统治阶层中的昏庸腐朽者的，这就是他的思想和作品的“人民性”的具体体现。

1959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相关章节时再一次提到了屈原，并且专门讲他“下放劳动”的事。毛泽东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而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因为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毛泽东认为，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相反，不少官僚身居高位，他们的智慧并不能够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称，因为“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嘲这种议论显然又是借屈原的人生经历对自己心目中那些脱离群众、不了解实情、“智慧不能够和社会地位相称”的官僚主义者提出的尖锐批评。

在针对国内形势借古讽今的同时，毛泽东还在诗中将屈原塑造成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斗士，用以表达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思考。作于1961年9月的《七绝·屈原》，以“手中握有杀人刀”描述屈原，一般就被认为是毛泽东借屈原比喻中共产党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以“刀子”比喻某种政治路线，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打过类似的比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他还说：“列宁这把刀子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斯大林和列宁分别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而正是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丢掉了这把“刀子”“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才开始“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制造了一系列动摇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事件。1961年正值中国与当时国际社会的东西两大阵营关系均十分紧张的时期，一方面中国“一边倒”，尚未与西方世界改善关系，另一方面中苏关系恶化等一系列事件也使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相对孤立的艰难位置。向往“美政”的屈原，手中紧握《离骚》这个用以批判楚怀王和佞臣集团的“杀人刀”，然而却身被佞臣之害而十分孤立、壮志难酬，这种“艾萧太盛椒兰少”的处境刚好被诗人毛泽东借用，一方面是毛泽东感叹屈原的悲剧性，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有感而发。

论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 篇12

关键词：爱国主义精神,意义,原则,策略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是中小学德育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 是学校工作的主旋律。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是一切思想道德培养的前提, 缺少爱国主义精神, 无论多优秀的学生都无法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的接班人。

提到爱国, 有些学生会觉得老生常谈, 觉得不合时宜, 甚至有人会说:国家, 看不见摸不着, 我想爱它, 可是它爱我吗?再说, 又不是战争年代需要我们为它抛头颅洒热血, 和平年代, 我们又能怎么爱它呢?这就要求教师们必须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建设中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了解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意义并掌握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方法。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对于学生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要爱国?这个问题类似于“为什么要爱父母”, 在你出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中, 无一不和祖国有着最深刻的联系:思想、道德、习惯、语言……从这一层面上来说, 爱国主义是一个人的精神血脉, 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更是一个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苏霍姆林斯基说:“热爱祖国, 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有情、最温存、最严酷的感情。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 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 抛开其社会意义、国家意义不谈, 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一个人的道德人格对于个人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 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为学生的发展指明方向。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 最容易迷失方向、迷失自己的无疑是价值观、人生观。还未定型的青年学生, 他们是看着日本的漫画, 以及美国的大片、听着流行歌曲、玩着网络游戏长大的一代, 他们生活在对旧有伦理道德的痛痛快快的解构之中, 可是他们并不能重新建构自己的价值世界, 无聊、空虚、贫乏使他们成了最为“贫血”的一代。对于他们来说, 世界是一体的, 无所谓国家;个人的一切是最重要的, 无所谓集体;在精神上他们缺乏认同、缺少归宿, 爱国精神的缺位使他们成了漂泊、流浪的一代。正确的爱国观的树立无疑会给他们提供一个精神的底子, 使他们从漫无目标的浪荡状态中走出来, 这将使他们终身受益。

其次, 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是学生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激励的不仅是一代人, 更是后来的无数中国学子。当前的青年学生普遍存在理想缺位的情况, 一方面是由父母理想对于孩子理想的强力取代造成的, 另一方面也是由成人世界、现实社会的功利造成的。理想的缺位使得人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只能从眼前的利益出发, 为眼前的琐事所左右, 无法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和快乐。作为青年学生, 没有了理想的动力, 只把读书看作是谋求未来生存的手段, 他们自然不会从中得到什么乐趣, 在外部世界的新鲜刺激面前也只能毫无坚持地随波逐流。在这样的状态下, 给予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无疑是给了他们一个理想、一个动力。

曾有学生家长非常精辟地概括思想道德对于学生的重要性:“如果身体不好, 他是一个残品;如果学习不好, 他是一个次品;如果思想不好, 他就是一个毒品。”对于国家来说, 培养一个人才首先就要培养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坚持的教育原则, 是当代教师必须认识到的教育责任。

二、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则

人们常常会对爱国主义教育产生误解, 认为提倡爱国就是要人们放弃自我、放弃个体利益, 事实上, 爱国主义精神的提倡恰恰是对于个体的保护和张扬。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值得我们不懈的求索———内心崇高的道德律令与头顶灿烂的星空。”俄国作家果戈理说:“为了国家的利益, 使自己的一生变为有用的一生, 纵然只能效绵薄之力, 我也会热血沸腾。”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前提, 是一个人实现人的价值的保证, 它应该是一个人内心归宿感、充实感、崇高感的自然需要。基于此, 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重在找准切口、启动人的内心需要。所以, 在进行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中, 我们必须以人为本, 坚持“三近”原则, 即贴近学生生活、接近学生个体、亲近学生心灵。

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应贴近学生生活。以往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往往流于高、大、全, 形成远离学生生活的“空洞”教育的弊病, 爱国主义的榜样自然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题材, 但贴近于学生生活的题材更能启动学生的心灵世界, 利用流行歌曲、利用网络、利用明星效应能够起到的作用可能要远远大于教师的口头宣传与教育。

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应接近学生个体。在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之下, 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学生显然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个性的张扬使得教育工作者面对的不再是整齐一律的群体, 而是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个体, 所以,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必须从每一个个体入手, 从他们的兴趣、爱好、成长环境入手, 这样才能真正让他们接受而非排斥。

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应亲近学生心灵。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最为敏感的地方, 对于外在于心灵、强加于它的东西会自觉地产生抗拒力, 所以, 只有触动心灵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工作者应本着保护心灵、关怀心灵的宗旨进行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 这就要求教师走近学生、了解学生并和学生成为人生道路上的同行者。

三、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策略

在了解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原则的基础上, 教师还必须掌握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方法, 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落实爱国主义教育, 让爱国主义精神真正深入学生心灵, 成为他们的道德选择。

1. 首先要让学生认识现阶段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

一个人只有在能够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去培养其道德精神, 只有让学生清楚地知道是与非才能更进一步地培养其爱国主义精神。

热爱祖国就是热爱祖国的土地, 这块土地上的一切都是一个人的责任, 大到维护领土完整, 小到生活中的节约一滴水、一粒米、一度电……你从地上拣起一个纸屑, 你扶起一棵小树, 这都是你爱国的表现;热爱祖国就是热爱祖国的人民, 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都是祖国的人民, 热爱他们, 和他们和谐相处, 这就是爱国。孝敬父母、礼貌待人、团结互助……公交车上的一次让座, 给陌生人的一句善意的提醒, 这也都是你爱国的举动;热爱祖国就是热爱祖国的文化,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关注。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秦砖汉瓦……一点一滴都是中华民族的魂魄, 都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它以你不能察觉的方式在铸造着你, 在指挥着你的行走。你写方块字、说中国话、哼中国歌, 其实都在证明着你的爱国。

所以, 要让学生认识到提倡爱国并不是要去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从自己的认真学习做起, 从一点一滴的身边小事做起, 这就是爱国的内涵。

2. 其次是要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

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一个社会中的个体必须遵守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 也就是个体的利益必须服从集体的利益。只有养成利他、利群的集体主义观念, 才有可能培养学生为祖国而努力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的集体主义观念某种程度上就是当下时髦的“团队精神”, 强调的是合作、双赢, 所以, 教师应更多地创造机会让学生在各种形式的团队中成长, 学会合作, 学会暂时牺牲个人利益而取得团队利益的最大化, 学会享受集体的荣誉, 一个人只有习惯了集体利益才是个人利益的前提。这样的思维方式, 才会使学生自觉地在内心深处生成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3. 再其次是要培养学生的正确的民族情感, 即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对于一个国家的每一个成员来说, 只有具备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才会自觉地将自己与国家联系在一起, 并注意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维护祖国的良好形象;只有具备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才会乐意与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起, 理直气壮地时刻维护祖国的尊严和利益。所以, 作为教师, 不仅要引领学生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曾经创造的辉煌、社会主义建设中伟大的成绩, 而且要将我们祖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生存压力通过各种形式展示于学生的面前, 让学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命运的联系, 感受到自己身上所承担的重任。

4. 最后是培养学生“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

对于祖国的责任源于个人的责任意识的树立:对自己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人们对于责任总有一种误解, 以为其总是外加于人、让人不堪重负, 因而总想逃避。其实, 任何人的生存都离不开责任, 有责任才会让一个人活得充实完满, 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人生只能是不能承受其“轻”的人生。所以,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让学生学会担当, 勇于承担自己的错, 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只有习惯于自己承担自己的人生, 不推委于他人, 一个人才会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无论是对他人的责任还是对社会、国家的责任, 自觉地将祖国的未来与自我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从而在行动中努力落实爱国主义精神。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为我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开拓进取提供强大精神支柱, 鼓舞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而团结奋斗。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 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决不允许任何势力侵犯。”这是对我国现阶段爱国主义特征的精辟概括, 对祖国未来负责的当代教师无疑应率先努力成为这一精神的体现者和实现者。我们一定要对新的历史时期下新的学生群体、新的历史使命进行认真的探索、研究, 这样才能让爱国主义精神真正成为养育学生心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问答.人民出版社, 2006.

[2]高震东.一台湾校长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http://bbs.gter.net.

[3]梁衡主编.爱国的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朱小蔓.加强未成年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http://www.lzjy.gs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