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主义

专业主义（精选12篇）

专业主义 篇1

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 消费主义的观念也渐渐影响到新闻传播领域, 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潮——新闻消费主义, 并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实践产生了冲击, 制造了消费社会的氛围。主流媒体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 新闻机构也越来越像是一种公司实体, 受众被当做消费者、新闻被当做产品、媒体的总编被当做企业的老板或者老板的直接代言人。总的来说, 新闻专业主义本身成为新闻消费主义消解和消费的对象。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 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他又是一种意识形态, 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 (及新闻) 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他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 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新闻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与新闻专业主义向左的价值观, 是指传媒着眼并致力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和需求的创造和激发, 营造“消费社会”氛围。具体来说就是将受众视为消费者, 将新闻资讯作为普遍商品而非公共商品;个人的选择与消费成为媒体的终极制裁;商品拜物教与市场之手法则成为新闻人的强势专业意识和价值观。新闻消费主义表现主要为商业化、娱乐化, 具体指报道内客由“硬新闻”转向“软新闻”;报道形式追求故事化、娱乐化手法, 强化悬念和煽情, 放大细节。新闻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是多维度、全方位的。本文从五个维度探讨它所受到的冲击: (1) 媒体观, 即媒体在价值观层面对自己的定位以及最高追求, 以及媒体与传播对象的社会关系。 (2) 新闻选择观, 媒体在实践层面如何选择新闻, 包括选择报道和选择不报道两个方面。 (3) 记者观, 即记者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使命。 (4) 受众观, 即媒体如何看待自己的受众。 (5) 新闻行业的主流评判标准的变化。

1 媒体观:公共服务观和盈利观

新闻消费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在媒体观上的分歧在于:新闻专业主义注重公共利益, 坚持公共服务为目标,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新闻工作通过保持信息流通来提供公共服务。新闻消费主义注重利润, 着眼于最大程度的争取利润。在这种理念下, 新闻工作通过新闻传达消费信息来提供商业服务。大众传播向人们暗示了世界历史之冷漠无情而只有消费物品值得投资的。新闻专业主义与民主社会的构建分不开, 不管其作用大小, 媒介在促进民主社会的建设当中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通过满足受众“知的权利”, 来促进民主社会的建设。在消费社会中, 大众传播将文化和知识排斥在外, 它绝不可能让那些真正象征性的过程发生作用。在新闻消费主义的冲击下, 媒体过多的关注利益相关者, 提供了过多的消费信息, 营造了“消费社会”的氛围, 对于民主社会的建构起到消解作用。大众传播的这一技术程式造成了某一类非常具有强制性地信息:信息消费之信息, 即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 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简而言之, 就是一种包装和曲解的功能。媒体的形象也从中立的把关人、客观的反应者和社会瞭望者变成了广告的发布者、利益的代言人。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媒介不畏惧权威, 不受制于政治、经济权力的桎梏。新闻消费主义理念注重三个因素:制作成本、受众广度、与利益攸关者的冲突程度。因此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 趋利避害, 尽量不会触犯利益攸关者。媒体为了经济利益“有偿不闻”就是这一现象的体现。在媒体与传播对象的社会关系层面, 新闻专业主义把传播对象当做是受众, 认为受众有知情权, 媒体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第四权力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而新闻消费主义把传播对象当做是消费主体, 媒体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文化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新闻专业主义中两者的独立性强, 在两者之中还有广告商的存在, 缺少广告商, 则两者之间的消费关系不能成立。

2 新闻观:硬新闻和软新闻

专业主义理念在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前提下, 注重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的报道, 倾向报道硬新闻。而新闻消费主义为了提高效益, 注重富有人情味的软新闻的报道, 更有甚者, 广告版与新闻版混淆, 为了广告费而刻意误导受众, 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写作广告。为了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 不惜制造假新闻、制造“传媒假事件”、通过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方式制造噱头。历年都会评出的“十大假新闻”就是对此现象的例证。泛滥的运用隐形采访和偷拍偷录以吸引眼球、恶炒明星绯闻和犯罪新闻、无人性的冷漠新闻和暴力血腥的新闻也是其吸引眼球的方式。而很多与公众利益攸关的事件却被新闻媒体视为社会敏感问题而加以回避。假新闻泛滥也是新闻消费主义在新闻观上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假新闻的易发媒体多是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 这与竞争日趋激烈的媒体生态有一定关系, 也与市场利益驱动有关。附:百度新闻2011年热搜榜之十大假新闻

这些假新闻都是被媒体普遍报道和转载的新闻, 在受众中有巨大的影响力, 其中有一些假新闻如新疆艾滋病人通过滴血食物传播病毒曾引发了社会的普遍恐慌。

3 记者观:民主社会的捍卫者和经济利益的追随者

在一些媒体当中, 编辑部与广告部混岗, 存在着记者既要写作、编辑新闻, 也要能够为报纸争取到广告和版面费, 否则就难以在媒体当中立足, 这种现象在一些小报当中尤为明显, 这种混岗制度会改变记者对自身身份的认识, 再会认为自己是民主社会的捍卫者, 而只是把自己当做一名企业职工, 尽力争取经济利益。这种消费主义的冲击剥夺了记者、编辑的荣誉感和崇高感。任何行业的人员都应该把培养自己的专业素养作为目标。新闻记者也不例外, 应该努力学习新闻行业的技术和专业知识, 并培养自己的职业责任感, 使自己成为本行业的专业人员。做不到这一点, 就达不到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和要求。如果只是把自己当成企业员工, 从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 那就意味着对消费主义的追随。

新闻从业者的使命、社会责任和社会准则受到了冲击。早在60多年前, 《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的“四不”原则——不党, 不卖, 不私, 不盲——就以中国独特的方式表达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张季鸾说, 他和他的同仁们办报不是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野心, 也不是为了成名, 而只是为了事实和真理。这三个“不”和为了事实和真理就要求记者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 这一办报宗旨集中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 也是每一位记者应该遵循的道德与操守。可是, 近年来, 随着新闻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 当下存在着记者新闻道德缺失的现象, 他们不再像前辈们那样坚守事实和真理, 而是追逐利益、金钱至上。正如有的学者论述, 道义的承载过重, 角色期待过多, 而这当中又充满张力, 使人更容易对新闻业失望, 于是, 商海的机会就更具有诱惑力。在这样的失望和诱惑夹击下, 不少新闻工作者就开始瞄上了其它行业, 或以为他们可以放下自己的专业理念和理想, 或以为在那些行业, 他们的专业技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于是, “跳槽”就加上了“转行”。这种对于自己专业的背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暗度陈仓”、“一仆二主”, 即人不出新闻界, 利用自己所属媒体的象征资源和物质资源, 为别人打工, 为自己谋利。

4 受众观:公民和消费者

新闻专业主义把受众当成“公民”看待, 而新闻消费主义把受众看做“消费者”看待。当受众被看做公民看待时, 公民个体的判断力的培养极为重要, 视受众为公民, 媒体的公共性体现在报道中, 就是在报道之前, 赋予自己媒体公器的意识, 以将受众培养成理性公民而努力, 努力维护受众的传播权、知晓权、言论自由等权利, 促进受众能平等的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媒体是受众了解事实信息的窗口, 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平台, 借助媒体这个扩音器受众可以发出自己的呼声。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改变收容制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充分显示了媒体通过舆论监督来传递大众的呼声, 而类似《心理访谈》的服务性栏目也能很好的服务受众, 为受众答疑解惑。将受众作为消费者, 就是在报道时, 努力传播消费信息, 引发受众产生消费的欲望, 为了把受众培养成欲望不断的消费者而努力。将受众作为是公民要求媒体要坚持操守, 坚守中立严谨的报道风格, 始终把真实和客观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将受众当做是消费者时, 媒体往往为了追求受众的数量最大化迎合受众的不当追求, 在这个过程当中, 新闻专业主义难免不受影响。不仅如此, 随着新闻消费主义思潮的泛滥, 媒介是把受众看成信息产品的消费者和大众传媒的市场, 媒体作为一种经营组织存在, 以盈利为目的。因此, 媒体与受众之间角色固定化, 两者之间只存在单纯的买卖关系, 媒介只想着把传媒信息作为一种商品卖给受众, 从受众身上获取利润。长此以往, 媒体成功的标准就会易位, 形成经济效益高于公益性标准的错误态度。总之, 新闻消费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影响下的媒介受众观完全不同, 而媒体作为一种生产精神产品的特殊生产者显然不能够将受众简单的与物质产品消费者划等号。

5 新闻行业的评判标准的变化:从注重媒体公共性到重视媒体的盈利数额

新闻专业主义影响下的媒介追求的是媒体的公共性, 即媒体是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存在的。新闻媒介通过不间断的信息传播以及构建民间舆论场, 有利于维护着现有的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成员内部的协调,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是公共利益的“保护伞”。而现在在新闻消费主义影响下, 媒介渐渐向文化企业倾斜, 只是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和盈利额, 因次生产的信息就不可避免的以奇观化、娱乐化、低俗化的形式吸引着受众眼球。在这个转变也体现了新闻消费主义对专业主义的消解。比如现在的报纸版面多数都涉及休闲娱乐、购物旅游、居室装修、卫生保健、服饰化妆、烹饪美食等内容, 对于大量生活消费的行情、趋势、热点、时尚等等的报道, 大众传媒都竭尽之能事, 言语煽情、内容低俗, 形式浮夸, 而为平民百姓尤其那些没钱没权、文化不高的普通工人、农民、农民工、失学儿童、孤寡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服务的专刊和栏目却日趋变少。西方社会学界对专业化的研究显示, 专业化程度越高的职业, 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 他强调个体在从业过程中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专业化程度越低的职业, 其职业行为更多的有外部控制而非来自于内部压力 (vollmer&Mills, 1996) 。新闻专业主义强调新闻行业的自律, 认为媒体要承担社会责任, 而在新闻消费主义的冲击下, 越来越多的媒体不再强调自身的自律, 而受到了经济实体的压力。

6 结语

大众传媒中的新闻消费主义倾向, 是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在传播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这种消费主义倾向不可避免的对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产生了冲击。大众传媒中的消费主义倾向已引起媒体的媒介观、受众观、评判标准以后传播方式与功能作用的变化, 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摘要：新闻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已经日趋明显, 具体体现在媒体观、新闻选择观、记者观、受众观和新闻行业评判标准的变化。二者在这些方面的冲突矛盾显著, 需要引起广泛的重视。

关键词：新闻消费主义,新闻专业主义,消解

参考文献

[1]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4) .

[2]黄旦.作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 .

[3]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4) .

[4]艾佛利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8) .

[5]杜荣进.中外新闻采写借鉴集成.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6) .

专业主义 篇2

什么是专家? 专家与专业技术人员有什么区别? 如何成为专家?

什么是专家?

首先一点，专家也好，专业技术人员也好，必须先有“业”，然后再有“专”。业是什么?职业、事业。业就是要能够服务客户，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这是专家、专业技术人员的基础。因此，专家、专业技术人员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有“业”，业就是要始终坚持“客户的价值”第一的基本道德要求，要信守对“客户的誓言”。只有有了这个做人的基础后，才谈得上专业与专家。也就是先做人，后做事。只有人立了，业才能立。

书中对专家的定义如下：

专家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并靠理性而行动。他们不仅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较强的理论观念，而且无一例外地以“顾客为第一位”，具有永不厌倦的好奇心和进取心，严格遵守纪律。以上条件全部具备的人才，我才把他们称为专家。

我觉得其中有几个关键词：

理性：专家是靠理性，不以个人心情来决定行动，当然可能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但在服务时要有理性地看得一切。

“顾客为第一位”：这是基础，唯有坚持这一点，才有可能谈得到“业”，才能脱离某个特定的“企业”而存在。

好奇心与进取心：要与时俱进，才能确保一直“专”

遵守纪律：实际上指的是价值观，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不以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放弃自己的价值观，要有定力。

专家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区别是什么?

专业人员与专家的区别在于专业人员按照一定的方法解决问题、处理问题。而专家是具有先见能力，能够预见到未来;具有构思能力，能够设计构想到未来之路;具有讨论能力，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具有逻辑思辨能力;具有适应矛盾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在工作当中，矛盾是无处不在的，如何在“收获与代价”中取得平衡是体现专家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何成为专家?

专业主义精神的衰退 篇3

某日，一位早已不做平媒（纸媒）的友人大发牢骚：“太屈辱了！平媒的堕落呀！十年前我一通电话可以叫王石、王健林这样的一桌，现在一个地产公司营销副总一通电话可以叫大报总编级的一桌。世道变了！”

上世纪90年代末，这位友人是一本著名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但他很快便涉足地产写作，并成为一位著名地产策划人。他如今的策略是，融通媒体、地产行业的资源和专业力量，建立一个全新的媒体增值平台、地产增值平台、城市增值平台。所以，不平归不平，这位友人并不介意传统媒体的式微。他认为，工具带来的内容变化是革命性的，既然传统媒体已经不受待见了，为何不潇洒地放手呢？

至少在当下，这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放手”消息也层出不穷，只是“潇洒”者不多。一大群被新技术吓破了胆的传统媒体人，丢盔弃甲，正想方设法跑赢身后这场大洪水。

纸媒人急于转场，急于向数字媒体移民，却又看不到什么出路。做社交媒体或者说做社会化媒体，无法面对几个大平台的竞争。有人单飞，做所谓自媒体，但更多人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和生产力，怎么养活自己？付费阅读？做梦去吧，这个时代的读者享受着新旧两个世界的好处，什么都要第一时间看，但就是不愿意付钱。广告直接投放？却又没有足够的流量和公信力，怎么办？

而在所谓的“新媒体”领域，也是一片狼藉。一个时期以来，那些被拍死在沙滩上的“新媒体”——且不论它们算不算得上“媒体”——比传统媒体多得多，甚至死得很难看。而一些活下来的所谓“新媒体”，其实还是靠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谋生，比如做各种线下服务等等。原以为披上“新媒体”的外衣，白骨精就变成了绝色美女，没想到这世道已经改变，靠画皮已经混不下去了。

不做新媒体是“等死”，做新媒体是“找死”，怎么办呢？这可愁坏了众多大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是获得很多认可的，那就是：内容为王的时代已经结束，不能再搞原创内容了。新技术让所有人、所有机构都成为了内容生产者，门槛越来越低，成本越来越低，我们这些专业的内容生产者，已经没有什么核心价值了。

如今大家更看好什么呢？是所谓的垂直媒体，即首先构建用户关系，然后根据用户需求重组内容生产。也就是说，先有特定客户群，然后围绕这个客户群提供主题性、个性化的内容产品与活动产品，形成B toB、B to C等服务产业链。比如高端旅游业、银行与地产公司的客户会员组织。

这是什么样的内容服务呢？无非是聚合、加工、再传播，愿意花点钱的买版权、做众包，不愿花钱的，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又是什么样的活动服务呢？无非是将媒体的销售部门变成公关公司。定制传播、整合营销，这些曾经被媒体人不齿的、最最传统的东西，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最最先进的模式。

开头所说的那位友人，在这条路上已经摸索了很多年，手段也高明很多。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如今已经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从生存的角度讲，这是没错的；从生意的角度讲。也是靠谱的。对于媒体投资者来说，做一个聚合平台，上市圈钱才是最高成就，减少原创投入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如果我们面前只剩下一堆垂直媒体，这个社会将会怎样？如果我们抛弃了高品质报刊（包括电子新闻机构），只用微博作为新闻来源，这个世界还会正常运行吗？

一个只有“私器”而没有“公器”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无论使用什么介质，这个世界仍然需要高品质的媒体，需要它们提供准确、平衡、高成本的报道和先进的思想观念。它应该是新闻伦理的守护者，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者，是断裂社会的黏合剂。支撑这一切的，除了更完美的载体、更坚定的资本，还要有足够的专业主义精神。而专业主义精神的衰退，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大危机。

大家现在想的，不是如何把内容做得更好，不是努力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而是对内容生产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了虚无感，于是忙着改弦易辙，并对自己过去奉为圭臬的专业主义嗤之以鼻。这就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危机，更是全社会的危机。

如今，我们几乎丧失了关注更广阔议题的能力，只会向社会传递自身的困惑与焦虑，既如此，这个社会也就不需要我们了，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来尊重我们。“一个地产公司营销副总一通电话可以叫大报总编级的一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公民新闻与新闻专业主义 篇4

一、我国的公民新闻实践

新西兰学者Luke Goode认为, 公民新闻是指一系列基于网络的、普通用户参与的新闻实践。它包括对当前事件的博客写作、照片和视频分享以及发表目击者对当下事件的评论。有时这一概念被广泛用于包含诸如重新发布、链接、贴标签、排序、修改或者评论别的用户或者专业新闻发布者发表的新闻材料, 在其中公民不必成为内容制造者就可以参与新闻的过程。

我国公民新闻实践的起步较晚, 但具有成长迅速、备受关注及收效显著等特点。2011年的浙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被认为是我国公民新闻的发端。7月23日, 网友“袁小芫”发出了关于该事故的第一条微博;不久后, 网友“羊圈圈羊”在事故车厢内发出第一条求助信息;数据显示, 微博上网友发出消息的时间比最早报道的传统媒体早了40分钟。微博的普及, 使“人人都是记者”的理想真正成为可能。

在突发事件中大显身手后, 公民新闻又在政治丑闻类新闻中扮演了“突破手”。2012年11月20日16点41分, 北京市民朱瑞峰在网络上发表其独立调查采访的报道“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接受性贿赂与少女淫乱视频”。这一消息经前南都记者纪许光微博转发后, “雷政富”一词迅速成为微博热搜词。重庆市委三天内即研究决定免去雷政富书记职务, 并对其立案调查。雷政富被“双规”, 创下了舆论监督63小时告倒正厅级高官的历史纪录。朱瑞峰不是专业记者, 但他利用新媒体平台实现了专业记者都难以实现的媒体监督。

公民新闻一方面让普通公民真正拥有话语权, 使多维度舆论监督变成可能;但另一方面,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 缺少把关制度的公民新闻也会有意无意地制造虚假新闻, 误导舆论, 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

二、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

我国学者黄旦将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 新闻媒介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 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的发展;第二, 新闻媒介在性质上是独立的专业, 不能在政治上依赖于任何党派、团体, 更不能做政府的耳目喉舌;第三, 社会媒介的主要目的是服务公众;第四, 新闻媒体要有效经营, 自负盈亏;第五, 新闻媒体要有一定的约束机制, 做好自律他律。由此可见,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是传播事实、真理和真相, 在具体的实践中则是追求客观、独立、自由地进行新闻报道, 并在自律和他律的约束体系中, 对社会负责, 服务公众。

比照国内的新闻实践, 新闻专业主义描述的图景似乎从未在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中出现。若以这个历史的定义来观照新闻专业主义, 其对新闻形式与媒介形式 (只关注传统媒体) 的界定无疑是过时的, 是落后于当前整个新闻生态的。但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和目标不应泯灭, 其对“专业”的不懈追求在新媒体时代理应更加强调。新媒体时代, 在价值观念更多元、思想意识更复杂的传播环境之中,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唤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烈。

三、公民新闻重塑新闻专业主义

公民新闻的发展与突发事件、公共危机、自然灾害、政治丑闻等重大的公共事件密切相连。我国的公民新闻往往是在主流媒体与公共机构无法触及的缝隙中成长起来的, 例如一些专业记者无法到达或及时到达的现场, 一些专业记者无法或无力触及的领域。而这些“缝隙”恰恰是新媒体时代广大受众最关注的热点。公民新闻的发展满足了受众的知情需求。而在这些重大公共事件的报道中, 广大受众接受着非专业甚至不够客观的信息, 也曾极易轻信、受到鼓动, 但在新媒体提供的便于发言、便于讨论的平台上, 受众将逐渐学会独立思考和理性讨论, 成为更有媒介素养的公民。受众的这些变化又将促使不专业的公民新闻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 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内化于公民新闻之中。

公民新闻再塑新闻专业主义,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突破新闻审查

公民新闻在某些方面打破了政治、经济因素对媒体的操控。在政治方面, 政府通常通过新闻检查制度、发言人制度来管控媒体的舆论导向, 即使在新闻媒体内部也存在政治把关, 自我过滤掉一些敏感话题。新媒体为信息的传播创造了更多更便捷的渠道, 且信息传递迅速, 继而发展成为难以被传统因素管控的媒体形态, 因为面对海量的信源和用户, 管控的难度太大, 也很难做到及时“灭火”。这样一来, 受到外界的干扰因素大大减少, 新媒体平台就能够呈现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事实。

(二) 众多主观逼近客观

绝对的客观是无法实现的, 没有立场就没有观点。但是对于客观还可以这样理解:多数人的主观能够逼近客观。新媒体平台能大大增加信息传播的渠道以及对事件报道的人数, 相应的, 报道的角度和发表的观点也大大丰富, 这使事情得以从更多角度更多方面呈现出来。即使这些信息中有不真实不确切的地方, 在多数人的讨论与检验之下, 谣言往往能被最大限度地对冲掉, 事实的真相终会水落石出。这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 也是其在传统媒体时代难以企及的目标, 但在新媒体时代, 在公民新闻的推动下, 客观性的实现被大大推动了。

(三) 培养民主辩论意识

公共性公民新闻对权力极为敏感, 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民主监督机制, 具有自发性、偶然性等特点, 而正是庞大的公民群体的广泛参与, 同时使得公民新闻真正做到了民主监督的动态化、常态化。在实际运作中, 一则公民新闻的发布, 往往能引发更多公民的参与, 新的信息不断加入, 新的观点不断呈现, 直至出现舆论放大效果。在这个过程中, 公民通过参与网上的讨论, 不断地学会意见的表达和接受, 民主辩论的意识得到培养, 公民将在互相说明互相说服中理解和包容对方。新媒体和公民新闻突破了单向传播的简单线性模式, 传者和受者的绝对地位被打破, 微博上所有的用户都是参众。平等地讨论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有了长足进步, 用新闻专业主义的观点看, 这有助于探讨和发展真理。

(四) 逐渐重视传播的专业性

公民新闻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 从最初的“爆料”提供简单的信息, 到有意识有组织地进行调查和发布, 公民新闻的实践越来越具备专业的素质。

不仅如此, 一批拥有更高追求的职业媒体人为了摆脱媒体的束缚, 纷纷离开了供职的单位加入公民新闻的大军, 或变身网络“大V”或经营自媒体, 渐渐在新媒体上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舆论领袖。他们的加入大大提升了公民新闻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随着关注他们的“粉丝”越来越多, 由他们的账号发布的信息有时比传统媒体有更强大的传播效果。

摘要：多数研究将新闻专业主义视为整体静止的概念。其实新闻专业主义不变的只是最根本的理想和追求, 实现形式和手段则应补充与时俱进的内容。新媒体时代, 公民新闻确实在许多方面消解了传统新闻专业主义, 但同时它也在另一些方面再塑了新闻专业主义, 为其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也因此让新闻专业主义更加接近现实。

新闻专业主义·作业 篇5

——浅谈当代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背景是美国政党报纸的解体和商业报刊的泛滥。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对美国政党报刊时代和商业化报刊时代传媒理念的一种超越。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者遵守一系列新闻工作的行为规范,用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报道新闻,自觉地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它的核心原则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自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西方深入人心,成为传媒人士的某种信仰。同时,在专业主义旗帜的映照下,西方新闻媒体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中国的新闻学者和实践者们近十几年来也对这一理念倍加推崇,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

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指导下，我国的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新闻专业主义也已成为新闻从业者心中信奉的崇高职业理想。然而，由于我国媒体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和媒体市场化的取向，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也收到了一定的冲击，总体来说，新闻专业主义是在不断的“正本清源”中向前发展的。

近年来我国近年来类似“黑砖窑”事件等都彰显出明显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在这些新闻事件中,记者和各新闻媒体在整个事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介逐渐显示出它的“社会公器”角色和“为公众服务”的立场,都是很重要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在黑砖窑新闻事件中，新闻从业者表现出对专业身份的强烈认同和对专业责任感的追求。奔赴山西黑砖窑前线进行采访的记者们，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一直充当着社会观察者和事实报道者的角色,体现了他们所恪守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潜入“黑砖窑”现场进行调查,甚至在当地部门百般阻挠、“黑窑主”扬言要报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地追踪报道新闻,体现出记者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一种高度的专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是公正性、客观性的真实报道,“黑砖窑事件”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中采取的新闻写作或播报中也没有存在对与事件相关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偏向。

不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还不时出现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比较明显的表现是在稍早前的“艳照门”、“重庆钉子户”、“杨丽娟事件”和比较近的“富士康事件”。

“艳照门”一经网络论坛曝光,主流媒体以及各大网络媒体便纷纷介入,不惜以整版的篇幅来报道该事件的详细细节,甚至还给照片中的女主角们一一设立“专栏”,讲述她们的“坎坷情史”。“艳照门”事件的传播,其合法性、合理性打一开始就是值得考量的。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应当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判断出这一事件在媒体上大量曝光对社会对读者尤其对青少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样的做法无外乎是以暴露明星的隐私来刺激受众的兴趣,借此提高发行量或点击率、收视率。

新闻专业主义提出客观性,旨在让媒体恪守新闻信息收集及呈现的平衡性。⑦然而,在社会新闻的实践中,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常常有“哗众取宠”之嫌,从而造成对客观性的背离。例如上半年最受关注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先来看看与关这则事件的新闻标题:3月8日,《南方都市报》以《网上惊现“史上最牛钉子户”》为题独家报道此事,掀开媒体报道的序幕。此后,一系列的报道接踵而至。如《施工现场拍摄到的“骨灰级”钉子户》、《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最牛的拆迁房’将很快消失》。这些题目,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最牛”、“骨灰级”这样口语化的强调性词语,突出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那么,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这其实只是众多拆迁案例中的一个而已,只是它僵持的时间更为长久而已 媒体采用这样的词语,无非就是为了用强调词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种为了博取收看率而

夸大事实的做法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

在“杨丽娟事件”中,媒体前期曾反复报道杨丽娟的家庭状况并不好,因此媒体俨然以“善者”自居,主动“帮助”杨丽娟。从记者最早的随行采访,到《广州日报》和网易共同出资让母女二人从深圳返回兰州办理通行证,最后则是演变成媒体出资鼓励他们再度赴港,从此,在此事之中,媒体便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而是参与其中,成了事件的参与者,为追星事件推波助澜。

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相比，媒体表现出来的媒体霸权是我国常见的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情况。《权力的媒介》认为:“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它实际上是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

2006年8月28日,当《第一财经日报》的头版刊出《报道“超时加班———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遭索赔300万元》的新闻后,各种针对富士康的批评声音迅猛而来，声援“一财报”的各种行动也相继展开。国内部分财经传媒人自发成立“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发表五点声明,公开表示对被告记者方的“全力支持”。网上调查显示,九成网友支持“一财”。有市民向“一财报”记者王佑捐款,表达对其的关心与支持。

在富士康案中,媒体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3000万”、“起诉记者而不起诉报社”这两个问题上。然而,本案的焦点是“一财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是否存在内容的偏差;记者的采访是否存在瑕疵;记者是否存在“先入为主”的偏向;是否按照新闻界的职业操守,对事实进行多方求证。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工作讲求客观性,站在中立的立场,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选择新闻,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讲求真实性,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而在这些一边倒的新闻报道中,他们却忘记了最基本的新闻原则。

同样，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正本清源”中得到了改变。同样是关于富士康“富士康10连跳”，刚开始媒体一边倒地对富士康进行工业批判，职责对员工的关爱不够，制度生硬，缺乏人文关怀。与此同时，一些媒体开始亲赴富士康调查，让富士康员工和富士康官方的声音都出现在了媒体上，民众对整个事件有了全面的认识，而不是简单的舆论一边倒，媒体霸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专业主义和企业家 篇6

人们说到专家，往往会联想到某种专门技术，某一专门学科，某类专业知识，久而久之，干脆就把具有某种证书并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员称为专家。但在大前眼里，这些统统算不上专家，充其量不过是个技术员而已。真正的专家，是熊彼特所说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大前对专家的解释，正是从熊彼特的意义上开始的。而与熊彼特强调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不一样，大前更为强调创新中的意志、信仰和理念。

大前给那些期望成为专家的人首先开出的，不是专业知识和技能，更不是谋生手段和技巧，而是一种面对上帝的誓约。他引为范本的专家概念，是医学界名闻遐迩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Oath of Hippocrates）。这个誓言不长，有多种版本，大前研一引用的版本如下：

1.允许我行医，我要终生奉行人道主义。

2.向恩师表达尊敬与感谢之意。

3.在行医过程中严守良心与尊严。

4.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第一位。

5.严格为患者保守秘密。

6.保持医学界的名誉与宝贵的传统。

7.把同事视为兄弟；不因患者的人种、宗教、国籍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8.从受孕之始，即把人的生命作为至高无上之物来尊重。

9.无论承受怎样的压力，在运用自己的知识时也不会违背人道主义。

大前认为，人们对专家的认知，是由医生而扩展到律师，再由自由职业者扩展到经理。专家的本质，是由希波克拉底誓言铸就的。可见，在大前这里，专家应该具备知识和技能，但相比而言，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一种事业追求，一种进取精神，一种职业道德，一种天地良心。医生律师是这样，企业经理也是这样，政府官员还是这样。任何一个专家，只有在信念和做人的意义上具有真正的追求，找到自己的“天职”，以神圣的心态从事自己的职业，这才无愧于专家这一称号。所以，大前强调：“专家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并靠理性而行动。他们不仅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较强的伦理观念，而且无一例外地以顾客为第一位，具有永不厌倦的好奇心和进取心，严格遵守纪律。以上条件全部具备的人才，我想把他们称之为专家。”他认为，在当今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行各业的职业化越来越鲜明，自由竞争体系越来越健全，真正拥有实力的专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推崇，社会也越来越受到这种专家的影响，专家是人类社会的领跑人。所以，大前非常强调“专业主义”。

同人们常常把某些杰出人士看作天才相反，大前强调，专家不是天才，而是后天养成的。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专家时代”，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大前指出，专家这个词，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是一种激励每个人向更高层次挺进的升压器，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规矩。所以，大前研一下决心要为人们指出一条通向专家之路的修炼之道，开出培养专家的方子。

通常人们都寄希望于专业机构来培养专家，这大错特错。如果以为大学教育、学位训练就能培养出专家来，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在大前眼里，仅仅把专家理解为掌握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白领，就玷污了专家这个称号。大前特别批评说，操纵华尔街的所谓金融家，歪曲事实的所谓律师，欺骗顾客的所谓企业家，制作假账的所谓会计师，虽然他们都受过严格的大学教育，也具备高超的专业知识，甚至在相关技能上会大大超过常人，但他们缺乏专家的基本素养，不配专家这个称号。就像被脚踩过的米粒，捡起来也不能吃。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大前指出，要想成为专家，首要的问题是能否真正做到顾客至上，就像希波克拉底誓言要求医生做到病人至上一样。一流人才不是为自己谋利，也不是去建立公司至上的信念，而是找准自己的顾客，发誓要为顾客作出贡献。专家不是对公司有用的人，而是对顾客有用的人，这就要求专家具备提供服务的能力。大前研一的《专业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给人们提出告诫，阐释了真正的专家必须具备的四种能力——先见能力、构思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所有这些能力，不是用来满足公司的内部需要，也不是用来调和公司的内部矛盾，而是用来形成公司为社会服务的品质。所以，专家要学会授权，是否分授权力，以能不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为标准，而不是以自我满足为标准。专家不会马马虎虎应付差事，而会认认真真尽心竭力。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不断进取，还要不断挑战旧我，用好奇心和怀疑推进变革。真正的专家，会受到严格的内在纪律约束。这种纪律的本质，是顾客至上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维持表面秩序的条条框框。

所以，大前的这本书，不是给那些希望学得一技之长的人看的，更不是给那些寻找商战中间的制胜秘籍的人看的，而是给那些具备不断学习的态度，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磨砺自己，永远好奇，永不厌倦的进取者看的。正如孔子所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雍也》）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大前的这本书看作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大众化通俗版解释，是专门写给企业家的励志读物。至于有些学者把这本书解释得十分玄妙，我们倒觉得大可不必。大前的风格，向来是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把抽象的原理具体化，这本书也是如此。它的价值，就在这种朴素的常识叙述中间。

从新闻专业主义谈拆迁报道的缺失 篇7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拆迁报道,平衡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大力发展, 拆迁问题也成为新闻报道中的重要内容。其中也有很多影响重大的新闻报道, 如重庆“最牛”钉子户、“宜黄拆迁”、“江苏82岁老战士遭强拆”等, 都在社会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我们首先要看到有关拆迁的报道在维护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看到在拆迁报道中曾出现过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在许多有关拆迁的报道中, 报道者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或者其他目的, 在报道中所表现出的过于明显的立场与事实选择的偏倚性。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我们可以发现此类报道存在许多方面的缺失。

新闻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 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它的基本要求就是新闻报道应该遵循客观性、真实性、平衡性、独立性的原则, 报道者应该独立于任何利益集团之外, 尽力展示最全面的真相, 客观地将事实原生态呈现给读者, 以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 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它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来承担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责任, 在此基础上, 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 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 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这些原则主要着眼于受众的知情权和接近权, 以“公正、公开、公平”为目标取向, 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意识。[1]也只有这样, 我们的新闻报道才能真正服务公众利益, 承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

新闻专业主义虽然是西方新闻界提出的理念, 但它的基本准则和要求对我们一样有着现实意义。尤其是它所提倡的新闻报道的独立品质, 对今天的中国新闻界而言更是可贵。新闻报道的独立品质表现为它不依附、不偏袒任何利益集团, 与所有报道涉及的对象都保持适当的距离。而这里所说的任何利益集团, 不仅包括官方的、商业的和社会团体, 也应该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弱势群体。今天, 有良知和正义的新闻人对来自官方和商业利益的影响能保持足够的警惕, 但对弱势群体却不能保持足够的距离, 因为这样的偏袒能迎合某些社会情绪并获得认同和赞扬。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新闻界足够的重视。

新闻报道的独立品质首先表现为一种姿态和理念, 而实现这种品质则要求新闻报道应该以中立的立场, 报道全面真实的事实, 提供客观平衡的观点。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准则和要求来衡量, 我们很容易发现近来一些有关拆迁的报道在这方面的缺失。

一、事实的不全面

新闻专业主义的诸种特点中, 真实性无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 不能仅达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 而是必须达到整体真实。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 失去了真实, 客观便无从谈起, 独立也就失去了权威性。尤其是对于利益错综复杂的拆迁事件, 如果仅仅突出报道一方当事人的过激行为, 不但不能让公众了解全面的事实从而对整个事件做出正确判断和评价, 而且还容易误导公众形成有偏差的社会舆论。

在有些拆迁报道中, 除了偶尔提及当事双方的利益主张上的矛盾, 很少有报道对他们的主张的合理性做出分析, 而这恰好是公众了解事实并判断是非的依据。而在事实层面, 拆迁报道往往喜欢聚焦于“自焚”“跳楼”这样的极端行为和“老红军”等特殊身份, 以吸引受众, 而“厕所攻防战”“夺尸”“缴获挖土机”这些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报道与事实也存在一些出入。这些报道造成的结果是社会舆论对拆迁一方的指责, 而很少有人去追问最初被拆迁一方的要求是否合理及过激行为是否得当。要知道, 就算是真实的, 但如果仅仅提供某一方面或者单个事实, 也是不够的, 甚至有可能是歪曲的。

新闻应该全面。越是深度报道, 越是要全面准确地展现事实的本来面貌。一般而言, 深度报道相对于消息有着更为明显的主观性与倾向性。所以记者要特别注意避免因个人事先预设的某种判断而左右了对报道材料的取舍。在大多数强拆报道中, 我们看到最多的是被拆迁方的“控诉”, 而很少看到政府方面的声音。然而从常识出发我们也知道, 不是所有的强行拆迁都是不合理的。在现阶段复杂的利益格局下, 报道既不能事先就认定所有的“钉子户”都是非法的, 也不能简单地将所有“钉子户”都视为弱势群体, 将他们的拒拆行为当作对强权的合理抗争。在拆迁冲突报道中, 全面的事实包括事件的诱发因素与冲突的结果, 也包括双方行为背后的实际意图;不仅包括“钉子户”的态度与意见, 还应该采访其他被拆迁人的态度。因为一般而言, 拆迁行为通常很少是针对某个特定对象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提供全面事实的基础上, 以平衡的报道展现各方的要求与观点。只有这样, 受众才能在宏观中把握事件的实际, 认识双方的诉求和立场, 才能在各方的利益诉求中明辨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 对他们各自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但从现实来看, 今天大多数的拆迁报道通常更多地将重点放在被拆迁户的抗争行为上, 特别是那些极端化的行为, 而对拆迁一方为拆迁而做的其他行为给予了忽略。其实这样的报道在理论上不符合新闻专业主义要求, 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为了迎合某些社会情绪的炒作手段而已。在实践中, 这种选择上的偏颇既无助于人们了解事件的全貌, 也不利于形成正确的舆论帮助政府解决问题。所以国内也有学者对“宜黄拆迁”报道做了理性的反思, 萧武指出, “宜黄县政府不是不想与媒体好好沟通, 通过媒体把真相传递出去, 但是媒体传递出去的往往是被剪裁、加工过的, 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而且, 让当事的钟家误以为有社会舆论给自己撑腰, 更加不愿妥协, 从而激化了矛盾。最后, 钟家死了人, 宜黄县政府的两位主要官员被免职, 钟家的邻居们眼看着就要到手的一大笔现金收入泡汤, 只有媒体再次得到了‘社会良心’之类的评价, 影响力提升, 广告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成为唯一的赢家。”[2]这足以引起每个新闻记者的反思。

二、报道的不平衡

孙旭培教授认为, 平衡就是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 还要顾及其他因素, 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 还要注意点出其他意见, 特别是相反的意见。[3]

平衡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要求, 该理念也已成为当今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特别是涉及冲突的报道, 平衡的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就具体的新闻报道而言, 这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冲突的各方都应具有同等地位的话语权, 新闻要为他们保留足够的阐释、辩护的空间;其次是报道的事实与观点之间应保持平衡。如果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一下当前的拆迁报道, 我们就不难发现很多报道在这方面存在缺陷。

还是以关于“宜黄拆迁”的报道为例。大多数报道中, 对此事件过程的描述与解释基本上都源自钟家姐妹, 而政府一方的声音很难寻觅。作为当事人, 钟家姐妹很难做到, 甚至也是不可能做到客观的。如果记者不对作为矛盾的另一方的政府加以采访, 并在报道中给他们以说话和解释的机会, 这样的报道就很难说是平衡、公正的。事实上, 我们在大多数关于此事的报道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记者在事实和观点的选择以及文字表达方面对钟家一方的倾斜。

当前的拆迁行为涉及的利益错综复杂, 它不仅牵涉到被拆迁的老百姓, 也牵涉到政府、开发商、社会公众等多个方面的利益。我们也要承认, 和政府、开发商相比较, 被拆迁户通常都是属于弱势的一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正因为拆迁所涉及的巨大利益, 当事的各方都有可能为争夺这些利益而做出损人利己的行为, 因此报道应该对各方的观点都要关注, 以客观平衡的报道让受众自己去判断。

不可否认, 今天的大众传媒要承担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功能, 但显然更重要的是, 作为社会公器, 它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揭示真相, 为公众传递准确而不失偏颇的信息。在拆迁报道中记者若是不能客观、平衡地报道各方的行为和观点, 任何形式的偏袒都只能是对公众误导, 而最终损害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 当然也包括真正的弱势群体的利益。

三、调查缺乏独立性

新闻始终都应该是一种有距离的守望, 而这种有距离的守望就是独立的姿态与中立的原则。它强调报道立场的中立性, 不带个人偏见和感情色彩, 客观平衡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记者要不追随利益集团或政党组织的价值判断, 要避免任何预设的成见和立场。喻国明教授也指出, “媒介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兼顾和平衡, 它意味着传媒和传媒人要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任何一种社会意见表达、任何一种社会情绪宣泄保持适当的距离, 成为多元利益表达和情绪宣泄的协调者、平衡器”。[4]

然而在如今众多拆迁报道中, 媒体立场的偏倚却是很明显的。《财新网》上刊登了一篇参与此次事件报道的记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而写的采访札记, 名为《免于恐惧的自由》。[5]在这篇札记中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记者赶到当地时, 小楼西边的加油站有人蹲守, 工地上有人看管;北边的小区有人骑摩托巡逻, 南边的马路上有汽车停留, 可谓戒备森严;记者为了接近小楼, 也曾经扮作业主、泥水小工, 从西、南、北三个方向, 爬上三座楼盘, 查看动静。”但是如果综合一下所有关于“宜黄拆迁”的报道, 很少看到有记者被阻挠、被抓或者被收缴采访设备、记录的新闻, 因此记者是如何判断加油站的人是蹲守的人、北边的小区的人是巡逻的人、南边的马路上的汽车是监视他们的, 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描述让我们怀疑这位记者是否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来看待这场拆迁事件。记着所言的“戒备森严”也可能只是他本人的主观臆断, 而那些乔装打扮似乎也无必要, 因为如果真如记者所称的那样“戒备森严”, 这样简单的手段是很难逃过一个小镇里互相熟悉的监视网络的。从这位记者所使用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他所持有的立场, 一开始就是带着主观感情来看待宜黄拆迁。另外, 记者还在札记中写道:“我在黑暗中等了很久, 终于听见开门声。在一番对暗号般的盘问后, 我随邓香英、邓母、邓4岁的儿子上了楼。”面对这样的叙述, 我们是否应该追问, 记者与钟家人走得这般近, 更像是与其“并肩作战”的战友, 如此还能保持应有的中立立场吗?

喻国明教授也提到, 在今天复杂的社会中, 媒体为弱势群体说话源自社会责任与良知。但是要让媒体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 客观上不可能, 事实上也做不到, 所以媒体最好的立场只能是只代表自己。在公共事件中不要以介入者的姿态去代表当事的某一方, 而是把相关各方的实际情况与诉求尽可能充分地呈现给社会公众, 引起社会去探讨让各方利益都能够尽可能满足的解决方案并监督其实施。也就是说, 记者唯有秉持客观公正的基本职业要求才能够有助于事件的解决。[6]

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舆论环境将媒体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媒体在努力摆脱长期以来对公权部门和商业利益的依附, 回归它本来的社会公器属性;另一方面, 面对复杂的社会情绪宣泄特别是偏激的网络舆论, 媒体往往容易在道德的名义下逾越了新闻的界限, 而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些拆迁报道就属于后者。也许这些报道有助于维护某些弱势个体的利益, 但是对于全体社会公众而言却是有害的。如果说人们已经受到了某些权势的不公正伤害, 而媒体不够全面客观的报道无论是出自何种目的, 也都使本已受伤的公众的正当权益再一次被剥夺。因此, 我们这里讨论新闻专业主义也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新闻媒介必须保持客观、中立、平衡的原则, 因为新闻媒介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责任。这一点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杨晓文.社会新闻呼唤新闻专业主义——以“艳照门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杨丽娟事件”为例[J].东南传播, 2008 (6) .

[2]萧武.理解拆迁[J].绿叶, 2011 (1) .

[3]孙旭培.论新闻报道的平衡[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4]喻国明.什么是传媒人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J].新闻与传播, 2007 (11) .

[5]谢海涛.宜黄事件采访手记——免于恐惧的自由[EB/OL].财新网:http://policy.caing.com/2010-10-12/100187764.html.

专业主义 篇8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专业主义,坚守

新闻专业主义它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 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反权威精神。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 挖掘事实的真相, 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1]

1 媒介融合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

1.1 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

《波士顿环球》的专栏作家坚持认为一份好的报纸需要时间来考虑该写些什么东西, 而所谓的内容提供者只能跳跃式地、盲目地满足各种媒体形式的需求。[2]

但是, 随着新技术的进步, 其为公众参与新闻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在媒介融合环境下, 信息的传播主体进一步的平民化, 人人都可以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传播观点, 每个人都拥有多个信息的发布平台;传播内容的多元化, 造就了信息的视角和内容的复杂化;传播方式的互动性, 引起了信息的裂变式扩散和增加。面对新的复杂的新环境, 新闻从业人员常常会陷入信息的汪洋大海中, 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波士顿环球》专栏作家所说的一个“内容提供者”。这势必会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一定的挑战。

1.2 媒介本身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

对于媒介集团而言, 媒介融合的最终目标是将各种媒介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最大化的实现新闻资源整合, 实现各平台协同作战, 最终达到1+1>2的效果。

要实现这个目标, 必然会给新闻从业人员提出巨大的挑战, 因为媒介融合首先带来的是业务融合, 这就要求媒介从业人员成为能够熟练运用多种媒介技术工具的多面手, 成为全能型记者和编辑。媒介从业人员要在这个行业中生存下去, 必须首先学会在新的环境下的最基本的“术”, 否则的话就不能满足新媒体环境的需要。

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技能的过分要求, 势必会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也必将对新闻的传统准则造成一定的影响。

1.3 用户需求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

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提出了消费社会的这一概念, 他提出人们消费的地点是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的平庸和重复使得人们需要外界的刺激使日常生活得以延续。于是, 暴力、灾害、犯罪新闻频频出现在报纸上, 明星隐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鸡毛蒜皮的邻里小事登上报纸电视。[2]

在“新闻消费主义”的影响下, 在追求利润的终极目标的驱使下, 媒介公司的经营方向必然会向用户的需求倾斜。大量满足用户的猎奇心理, 娱乐心理的新闻就频频见诸媒体, 这必然会对媒介从业人员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提出严峻的挑战。

2 媒介融合是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机遇

2.1 信息流通更快使真相凸显更容易

就新闻的本质来说,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 技术的进步使信息来源更丰富、信息的流通更迅速, 但是新闻挖掘真相、讲真话的核心价值一直没有改变过。

信息量的裂变式递增以及信息流通速度的迅捷越来越考验媒体专业处理的能力。相关技术要求对专业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要求相应提高。受众参与机会的增多也使得更多的非理性被带入, 进行有效的, 必要的舆论引导更为重要。

理越辩越明。信息越多就越透明, 让虚假的信息无处可逃。那么怎么样在海量的信息中找到真相, 就需要我们媒介工业人员运用专业的眼光来探寻真相, 追求真理, 为用户把好关, 这为我们专业的媒介从业人员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2.2 互动反馈的可统计使新闻从业人员更懂用户

随着技术的发展, 为用户的测量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即使没有专业调查机构的帮助, 用户的使用过程也留下了大量的数据, 互动反馈的可统计性使媒介从业人员更懂用户。

美国著名报人约瑟夫·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 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 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 及时发出警告。”

随着数字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新闻从业人员可以更加准确地分析数据, 有针对性地为用户提供更客观、公正的信息, 更好得承担那茫茫大海上瞭望者角色。

3 媒介融合视域下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途径

3.1 坚守行业自律, 培育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

人类经过千百年的孜孜不倦追求, 使媒介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真正成了我们人体的延伸。随着媒介的频繁使用, 海量的信息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显然大众还没有真正的做好心理准备, 面对这一状况, 无所适从, 终日沉醉在这些无聊繁琐的信息中, 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这时就正需要媒介从业人员站出来, 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为用户在无穷的信息中摘取那最美丽、最有价值的信息。

面对媒介融合环境的挑战, 专业的媒介从业人员更突显出其存在价值。只要存在社会分工, 只要新闻人自己不放弃, 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 坚守行业的道德底线, 专业的媒介人员还是大有作为。最后一只“看门狗”并没有走远, 比谈论媒体融合更重要的, 是守护自己的价值与尊严, 加强行业自律, 培育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弄清楚我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检测环境、守望社会使我们的天职。我们需要的, 只是时间, 我们信赖的, 还有时间。

3.2 加强规制他律, 减少从业人员的失律现象

长期以来, 我国的传媒产业规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特别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 这些问题更加突显出来, 主要表现为正式制度供应不足, “潜规则”泛滥成灾;权力寻租现象严重, 消磨传媒产业的整体利益等。

政府作为大众传播的监管者、服务者, 一方面要为大众传播良性、健康的发展提供完备的公共传播设施, 另一方面还要为大众传播的健康发展做好相应的规制建设, 尽量减少媒介从业人员失律现象的发生。

4 结论

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 互联网对于各种行业的重塑, 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无论其怎么变化, 中国梦的实现, 我国的健康、良性地发展都离不开媒介从业人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媒介融合视域下的媒介从业人员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 注定是充满荆棘与坎坷。但是, 时间终将会证明, 新闻媒体最终的价值所在是对于社会责任的坚守。[3]

参考文献

[1]徐沁.反媒体时代的生存法则——论媒介融合[D].浙江大学, 2008.

[2]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 全志钢,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3.

试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四大源流 篇9

关键词：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源流

随着大陆新闻改革的缓慢推进, 新闻专业主义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大陆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的一个重要议题。新闻专业主义虽然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 但其中包含的一些普遍性的精神理念并非专属西方。而且即便是引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 也存在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这种本土化的过程既有“有意栽花”, 也有“无心插柳”。追根溯源, 新闻专业主义引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在中国的发展演变, 既有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呼应, 也有与中国传统的嫁接融合, 更有本土新闻实践的改造。而中国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恰恰就形成于这种复杂的历史环境之中。托克维尔说过, 仔细观察一个人, “应当追溯他的过去, 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同样, 对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考察也应该追根溯源, 一探究竟。

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构成

(一) 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元素”:新闻专业主义发源于西方, 是西方新闻理论界关注和讨论多年的概念。尽管从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诞生之日起, 就不乏批判的声音, 但其在西方的广泛理论市场仍不容置疑。大多数学者认为,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和商业主义盛行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理念, 其精神的核心是报道的客观、真实、全面、公正、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 而不是某一团体。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 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1美国学者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认为, 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指“ (1) 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 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来自公众的干涉; (2) 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 (3) 新闻媒介探求真理, 反映真理; (4) 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2

(二) 新闻专业主义的“中国元素”: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除了受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 还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与本土化的新闻实践, 尤其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 形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独特元素, 即“文人论政”、“群众办报”与“政治家办报”。 (1) “文人论政”强调新闻媒体并不能一味追求自由, 将自己置于与政府国家的对立面, 而是将自己置于政府和政党的政治框架之中, “通过论政来影响政府决策, 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3] (2) “群众办报”也即“群众办新闻”, 就是“依靠群众, 联系群众, 走群众办报路线, ‘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 并团结起来, 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这是中国媒体有别于其它任何国家媒体的重要标志。”[4] (3) “政治家办报”, 核心内涵体现为:“首先, 新闻工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与大局意识。其次新闻工作者要有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的执着与胆识。再次, 新闻工作者要分析不能片面, 要曝‘负’不可‘颠覆’。最后, 新闻工作者也要有世界眼光与全球竞争意识。”[5]以上三个方面相互补充、纠偏, 形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最核心的内涵, 这也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本区别。

那么, 构成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各种源流又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呢?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

回顾历史,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经历过两次高潮, 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 近代中国报业发展初期, 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是通过三种路径来实现的。一是通过近代西方传教士的办报活动被动传入。近代西方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引介和启蒙作用, 如言论出版自由等西方的新闻理念开始传入中国。而且, “他们还撰写了不少论述近代报刊的性质、作用、职能和新闻自由观念的文章, 引导国人用新的眼光审视报刊事业。”[6]二是通过近代中国报人的主动学习。追溯到近代,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于1926年接办的新《大公报》, 可以说是我国报刊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先行者。张季鸾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原则, 主张办一张经济独立、言论自由、客观中立的报纸。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中主张, 报纸应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 应代表国民提出建议和要求。他在《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一文中, 也指出报纸的第一个职务是:“供给各方平等发表之机会。新闻既为国民之言论机关, 社外一切来件, 但须所记不虚, 言之有理, 不应问其属何党派, 及与本报主旨向背, 而予刊出, 供世人之讨论, 给各方平等待遇。”[7]这是国人首次从理论层面提出新闻应独立、中立。其实, 严格说来这些思想观点无不受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 《大公报》的主办者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均是留日学生, 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徐宝璜则于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 公费留美攻读新闻学和经济学。三是通过近代新闻教育。“20世纪初, 现代大学在中国发轫, 此时美国的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成功移植到了中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士作为文化使者多次访问中国, 包括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在内的多所中国大学积极与密苏里新闻学院进行交流和合作, 借鉴和效仿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 培养新闻专业人才。”[8]这种西方新闻教育的引入与发展与报界的实践遥相呼应, 风生水起, 新闻专业主义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

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 新闻界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和探讨再次兴起, 中国新闻界呈现出“政治家办报、企业家办报和专业主义办报交错”10的局面。但“国内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意识更多地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制与自律, 属惯性实践与边缘突破, 是对西方新闻报道方式有意无意的有限借鉴”。[9]正如刘建明教授所言:“中国新闻学者在上个世纪初就接受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 但某些原则同后来的党报理论发生了冲突, 不可能在媒体的实践中有完善的体现。”[10]陆晔和潘忠党则从另类的视角审视新闻专业主义, 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 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11], 但“在中国的媒体生态中, 专业主义不再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而是成为一种‘话语实践’”, “一种特定语境下的社会化建构”。[12]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下, 新闻从业者建构专业主义话语面临三股相互推拉的力量:“党对媒体的控制, 市场对媒体的诱惑和支配, 专业服务意识对媒体自主的压力。”这导致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话语实践中只能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13]因此, 新闻专业主义并未在中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 成熟完备的理论框架。

“文人论政”的历史传统

与西方相比,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并不长, 而且发展得并不成熟, 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 不可避免地带有“文人论政”的色彩。中国早期的新闻学者虽然受到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 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论仍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陆晔和潘忠党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办报启迪民心、针砭时政的传统”[14], 张季鸾则概括为“文人论政”。何谓“文人论政”?我国新闻史学者方汉奇教授认为:所谓文人论政, 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 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 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 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15]这种传统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之中, 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 中国文坛历来洋溢着一种“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气象, 而“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理念, 更是深入中国人的头脑。

“学而优则仕”, 古代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科举取士来实现这一价值关怀。近代则不然, 封建制度的解体彻底将知识分子阻隔在体制之外, 于是, 知识分子选择了以报刊论政报国, 从而造就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文人论政”的高潮。可以说, 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相伴而生。例如早期的著名报人, 包括王韬、黄远生、梁启超等, 多是因变法失败或不事科举而走上以办报参与社会变革的道路。办报成为知识分子实践传统的“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16]“从王韬等‘秀才办报’, 到张季鸾等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传统的文人论政精神充分结合, 在一百多年的新闻历程中, 中国知识分子既坚守着文人论政精神的理想家园, 又不断借鉴和运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并努力将二者进行整合, 这是现实的新闻职业信仰的发展路径。”[17]但信仰常常要妥协于现实, 随着中国革命的蓬勃兴起, 一些知识分子被卷入其中, 迅速转变为近代革命知识分子。而且随着社会各阶级的分化, 团结和壮大群众力量与阶级力量成为了革命的重要任务。因此, 报刊作为思想舆论宣传之工具成为了近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共识, 而如何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 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报思想则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

政治家办报:文人论政的历史纠偏

其实, “中国知识分子以入世为目的, 把自身融于政治框架之内, 通过议论政事, 实现政治愿望。”[18]但传统知识分子在实现自身政治目的时往往缺少社会基础, 所从事的新闻报道活动也往往忽略了其公共性质, 表现为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论战。但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 传统文人也开始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 而这种转变中最显著的是政治意识的进步, 突出地表现为认识到广大民众的力量并对其进行启蒙与动员。在办报理念上体现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与人文关怀。“事实上, ‘政治家办报’投射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与报刊之间的生存关系……是指以一种政治家的责任意识、远见卓识与人道关怀来从事新闻传播活动。”[19]的确,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以传统文人士子为班底的近代知识分子构成了中国第一批形式意义上的‘办报的政治家’。他们身上虽有些许瑕疵, 却仍不失守护公益的特质。”20继往开来, 在随后的革命与建设中, 政治家们的政治意识不断更新发展, 办报理念也随之跟进。可以说, “政治家办报”已然沉淀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传统。而此种办报理念正好契合了近代中国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潮流, 在一定程度上对“文人论政”进行了与时俱进的现代改造。

群众路线: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创新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将目光凝聚在精英阶层, 试图通过精英的觉醒来扭转社会之颓势, 于是“精英救国”的理念甚嚣尘上, 在新闻事业中表现为维新派与革命派之间的论争, 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恶化, 知识分子的“精英救国”理念日渐化为泡影。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其实, “中国知识分子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性探索和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巨大震撼已经暗含了他们将目光转向更广泛的下层民众的动力和必然性。”[21]于是, 新闻工作者开始将广大的下层民众纳入到自己的统战范围。1920年末创刊的《共产党》就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之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纸杂志也都践行了团结底层民众的路线, 工人、城乡流民、商贩、家庭妇女等社会边缘群体成为了革命的团结力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 群众路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 同时也成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工作方法。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最早明确提出“群众办报”, “陈力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的“群众办报”的内涵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第一, 要意识到党报也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 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关注是立足之本;第二, 要鼓动群众参与报纸的工作, 保证报纸能够反映群众和指导群众;第三, 组织通讯员队伍, 通过他们与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第四, 编辑部要有常设的群众工作部门, 答惑解疑, 听取各种意见和帮助反映问题。”[22]“从历史发展进程看, ‘群众办报’是对‘精英办报’缺陷的一种弥补与纠偏。”[23]而且长期的新闻实践中, “群众办报”也已内化为一种新闻理念。

结语: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发育的两大历史土壤

政党国家化: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已经被视为一个亦以完成和定型的、与国家一样扮演着中立的、协调不同利益的功能的体制。”24自近代以来, 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实际上是在完成政党国家化的社会转型。在政党国家化的社会结构下, 新闻事业从制度上颠覆了媒体与国家的结构关系, 使之成为了代表政党协调不同利益群体间关系的工具。政党在政治意识与执政理念上的进步也相应地成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演进的主要推动力。而且随着政党国家化历史进程的演进, 新闻事业越发明显地分化为一个独立的、专司新闻宣传的职能部门。但与此同时, 新闻事业的职业化发展则受到了这种特殊国情的制约, 落后于西方, 与之相应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也难觅沃土, 无以为继。

市场社会化:市场社会化是指转型中国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 市场逻辑逐渐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其组织力量。在市场社会化的过程中, 社会自主力量与自由活动空间逐步发育成长, 政府的“公共权力”主体地位开始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也趁此时机得到了一定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的市场化不断推动着新闻事业的职业化进程,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也在逐步回归。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篇10

新闻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 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另一个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 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 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集团;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 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者。新闻专业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新闻传播界, 被我国新闻工作者重视, 但是也难免会出现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的现象, 而新媒体的出现使新闻专业足以缺失的更加明显。

二、新媒体概述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传统媒体而言的概念, 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 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新媒体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是指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 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 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 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地说, 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新媒体的本质特征是互动性和数字化的。互动性主要指的是新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双向性增强, 改变了传统传播过程中受众的被动地位, 在这里没有传播者与受传者的概念, 强调受众不仅仅在听别人说, 也可以跟别人说, 受众也能成为传播者, 这种互动变革是前所未有的。数字化主要是指数字技术是新媒体全部功能的前提, 是新媒体发展的基础。从技术层面看, 传统媒体的信息载体是原子, 而新媒体的信息载体是比特;从传播特性来看, 传统媒体使用的语言都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电磁波语言, 而新媒体使用的多是数字语言。此外, 新媒体还具有时效性、个性化、开放性、整合性、多媒体性等多个特点。

三、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互联网的兴起, 带来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巨大变革, 媒介生态更加复杂,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生的态势逐渐形成, 它们既是竞争对手, 又是合作伙伴, 彼此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诸如新闻失实、新闻侵权等违背新闻业务原则、道德责任缺乏的现象在传统媒体中已经比较普遍, 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兴起, 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的现象更加多样化, 危害更加巨大。因此,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在广度与深度两个维度上都比传统传媒时代更加凸出。

(一) 新闻“从业者”自律性不强

伴随着新媒体的兴起, 在信息化技术起决定作用的传播中,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互联网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集散地”。而在这个信息集散地, 因为监管力度不够, 也逐渐成为虚假新闻生产和传播的重要阵地。目前, 网络产生的虚假新闻主要有两种形式:

(1) 网络媒体转载报纸上刊载的不实报道, 这些不实报道最终通过网络媒体而广泛扩散出去。尽管实时传播是互联网的先天优势, 但是因为网络媒体不具备独立采访权, 所以在内容上还需要仰赖传统媒体。因此, 一些因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失律制造的假新闻得到网络媒体的大肆传播后, 借靠网络媒体的温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由微博、微信率先发布信息, 然后经过朋友圈大规模传播。从微博、微信传播出来的信息, 大众往往难辨真伪。例如, 2011年9月, 用户名为“湖南台天娱传媒中心”的微博声称“正式接到广电总局的限娱令, 以后港台艺人不会出现在内地电视娱乐节目中”。一石激起千层浪, 短时间内, 此条微博被网友疯狂转发, 并引得多家传统媒体报道。后来广电总局紧急辟谣, 湖南卫视随后也发表声明, “湖南台天娱传媒中心”这个微博账号和湖南卫视没有任何关联, 纯属冒名, 并且他们也并未收到广电总局的通知。

(二) 网络舆论压力下, “媒介审判”现象频繁出现

随着网络技术的深入发展和新媒体的日益普及, 网民的意见和态度也逐步与传统媒体形成一种默契的互动, 一些重大案件在网络的推动下相继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一起个案逐渐演变为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 司法便无法逃避舆论的关注。网民通过在网上留言评论, 媒体对事件追踪报道, 公众现实参与进来, 民意一步步让司法感觉到其深刻的存在。

(三) 新媒体被商业利益所操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新闻媒介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集团和商业主义的影响, 唯资本集团和商业主义马首是瞻。网络传播具有“多对多”的传播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 看似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因而不管是政治因素还是商业因素都不会影响媒体;但实际情况是新媒体信息的发布毕竟要依靠一定的平台。例如, 博客网站、搜索引擎等, 但是这些带有商业性质的平台更容易受资本集团及商业主义控制与影响。一旦控制着网络传播入口的重要门户网站, 也就是说“把关人”丧失了新闻专业主义操守, 和一些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垄断信息, 操作传播, 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危害。就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 21世纪网的新闻敲诈事件在传媒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据警方初步调查, 21世纪网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新闻敲诈。一是通过负面新闻逼迫企业支付合作费用。二是收取企业的“保护费”。21世纪网高管和少数记者, 以21世纪网为平台, 以不报道负面新闻为诱饵, 联合公关公司招揽广告客户。凡是与其签订广告协议的客户, 网站就不再刊登其负面新闻, 或删除已上网的负面报道。这种方式成为其经营思路, 业内称之为收“保护费”。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

(四) 网络传播匿名化所带来的“完全感”迫使人们肆意传播信息

一般来说, 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传播者的身份是明确,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这条信息是从哪里传播出来的。人们如果觉得这条信息失真或者侵犯了权益, 可以直接找媒体进行交涉;政府认为哪家媒体侵犯了法律, 也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关闭他。但是, 在互联网中, 情况大不一样了。互联网具有积极大的开放性, 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消息和言论, 而不受身份、职业等任何限制。如此一来, “沉默的大多数”不沉默了, 因为不会有人知道是你发布了这条信息, 在匿名状态下, 传播者的道德责任感也会降低。

(五) 平民传播者的行为失控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 新闻传播是职业记者的分内之事, 一般人很难以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传播, 传播的单向性也决定了受众是一种被动的存在, 不可能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与传统媒介环境相比, 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和参与性都比较高, 而其门槛又低, 你只要具备最基础的上网条件就可以在互联网上各抒己见, 发表自己的观点, 也难怪有人将网络称为“平民的媒体”。正是由于网络的这种高参与性, 受众可以运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数码相机等工具第一时间将自己发现的新闻上传在网络中, 这些新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统媒体的新闻源, 很多都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新闻素材, 这些传播者被称为“平民记者”。不可否认, 平民传播者是网络媒介特有的产物。平民传播者在第一时间发布自己捕捉到的新闻, 与此同时发布的还有图片、画面、声音等, 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因此, 许多人将这些平民传播者的崛起看作是新闻传播“春天”的到来。但正如网络是把双刃剑, 平民传播者在积极传播新闻的同时, 由于自身的媒介素养、道德修养等因素, 这些个体传播者在行为上往往表现出种种失控状态,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与警醒的。

四、结语

新传播技术的出现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使新闻传播活动更加快捷和方便;但是, “祸福相依”, 新媒体的出现也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一定的伤害。在当今的新闻传播中, 一些虚假、耸人听闻的信息基本都是在新媒体上广为流传的。所以, 我们在享受新媒体带来便利的同时, 更应该关注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新闻传播者应该更加理性、客观地进行传播活动, 守卫好“社会的良心”。

摘要：随着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 新闻传播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变革, 网络的开放性使更多人参与到新闻传播中来, 传播更加快速和便捷, 但这种方便同时也带来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现象。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缺失

参考文献

[1]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郭镇之.典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 1999 (5) .

腾讯视频：媒体专业主义的胜利 篇11

继今年的欧洲杯之后，经过激烈的奥运营销大战，腾讯视频又一次找到了胜利者的感觉。

奥运营销不客气

“尽管在视频行业中竞争激烈，但腾讯视频出招并不客气。”一位业内人士对腾讯视频在伦敦奥运中的表现如此评价。

实际上，腾讯视频为伦敦奥运的报道下足了工夫，也赢得了行业的尊重与用户的认可。连作为全球最“苛刻”的媒体之一，英国广播公司BBC也直呼：“腾讯伦敦奥运报道是一次富有雄心的运作，代表了中国网络行业发展雄心的指向。”

本届奥运会中，腾讯视频在内容原创、技术体验、运营策略、广告招商以及用户满意等各个方面都拿到了漂亮的成绩单。

内容是视频网站竞争的制胜法宝。伦敦奥运会期间，凭借“中国茶馆”系列等若干个原创栏目，腾讯视频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好评，英国广播公司（BBC）还专门进入腾讯前方演播大厅，对腾讯视频原创节目进行了报道。

此外，腾讯视频制作的《金牌第一时间》、《奥运父母汇》和《杯中话风云》等十档原创视频栏目，以“快速的资讯播报、准确的情感表达、犀利的赛事视角”的风格，不仅获得了网民极高关注度，最终也反向输出到很多传统媒体，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浙江卫视等全国24家电视频道共计28档栏目中被转播达225次;在中央级广播中国之声、都市之声以及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23个省市级广播44个频率94档栏目中，使用腾讯三档原创节目音频达4308次。在《第一财经日报》、《京华时报》、《新闻晨报》等主流平面媒体报道、转载视频专访超过上百次。由此，腾讯视频进一步巩固了在线媒体的属性，形成了专业的主流媒体影响力。

腾讯视频的媒体属性和专业性不仅体现在专业级的原创内容上，其创新的视频技术和全平台的运营策略也充分体现了腾讯视频的在线媒体品牌。

据腾讯视频的工作人员介绍，腾讯视频采用四项视频技术的创新来保证用户的观赛体验，即视频直播回放；视频跨平台播放；赛事订阅、主动推送和3G回传技术。让用户不受时间和空间钳制，通过腾讯视频第一时间了解到奥运赛事的实况。

此外，在全平台运营方面，腾讯视频依托腾讯网、腾讯微博、QQ空间、腾讯朋友、QQ音乐、QQ秀、QQ会员、QQ游戏等优势平台，告别了视频网站单一向用户输出内容的内容播放模式，通过平台联动让视频内容立体触达用户。让用户在观看内容的同时，形成及时有效的互动，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用户观看视频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用户的使用体验。

练好了以上的基本功，腾讯在广告招商和用户满意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本次奥运中，腾讯斩获50家冠名广告主数量。其中包括服装、日化、汽车、金融、家电、电商等12大领域知名企业的广告客户，不仅有可口可乐、宝洁、宝马、麦当劳、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大品牌，也有李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上海大众等国内企业巨头。

腾讯视频在腾讯奥运营销战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充分展示出自己的营销价值。宝洁跟腾讯视频独家合作，全程独家冠名《奥运父母汇》节目。后期的数据显示，《奥运父母汇》相关视频总播放量达1.6亿次，视频专题页PV达8千万，《奥运父母汇》正片视频总播放量有9099万，宝洁品牌总曝光高达75亿。双方的合作也被业内看作是奥运广告营销的典范。

目前已经有数据证明腾讯视频所获得的用户认可：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线调研数据结果显示，伦敦奥运期间腾讯视频在四大指标上成为领先者。其中，26.9%的用户将腾讯视频作为收看奥运视频的主要平台；26.1%的用户认为腾讯视频是奥运视频内容最丰富的视频网站；24.2%的用户认为腾讯视频是奥运原创节目最精彩的视频网站；26.6%的用户认为腾讯视频是奥运冠军访谈最多的视频网站。

专业主义优势

有评论曾指出，腾讯视频在奥运营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腾讯视频所一直秉持的媒体专业主义的胜利。客观来讲，这一论断不无道理。一方面，腾讯视频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了媒体基因，十分重视内容的制作和用户体验的提升，在综合实力上已经领先网络视频行业；另一方面，凭借iSEE内容精细化运营战略，腾讯视频在原创内容、长视频播放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专项优势，构建了牢固的竞争壁垒。

综合实力优势

一般来讲，综合优势是视频网站实力的基本面。回顾视频网站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视频网站的格局演变必然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视频网站起于2005年，经过一番几起几落的角逐，目前市场格局已经初步清晰。凭借媒体专业主义的精神，腾讯视频在大事件营销上持续发力，不断刷新着整个视频行业的竞争格局。

据艾瑞最新统计数据，腾讯视频的月用户覆盖量达到了24331.9万人，跃升至行业第二位。而同时腾讯视频也在用户黏性方面体现出巨大优势，数据显示人均单日浏览时间3976.8秒，行业排名居首。

易观国际的研究数据表明，腾讯视频的用户比QQ用户在年龄上更成熟，20-24岁用户比例占到34%，25～29岁用户比例占到28%，30-34岁用户比例占到17%，成熟用户占据绝对主流。

业内观察者认为，腾讯视频的用户覆盖增长潜力可以说是国内视频网站五强中最引人注目的。对此，腾讯在线视频部总经理刘春宁表示：“一年多来，腾讯视频采取‘弯道超车’的非常规策略，通过对奥运会的报道、欧洲杯、欧足联六大焦点赛事等一系列大事件的运营，稳扎稳打，凸显出腾讯视频的原创战略和内容优势，收获了漂亮的成绩单，同时也为广告主们创造出了更加丰厚的营销价值。”

经过世博会、南非世界杯、欧洲杯的不断磨练与角逐，直至今年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腾讯视频已通过本届伦敦奥运展示出强大的大事件运营能力。”刘春宁指出。腾讯前期所有积累的成效开始显现，凭借多年积累的在大事件上的品牌影响力，已经稳居行业的第一集团。

专项独特优势

严格来讲，腾讯视频的综合实力优势是由一个个专项独特优势支撑起来的。刘春宁认为腾讯视频的独特优势至少体现在媒体基因、丰富优质的内容资源、长视频播放以及原创内容的专业制作等方面。

腾讯视频被认为是国内最具媒体基因的视频网站，在大事件运营、新闻等资讯视频上体现明显优势。据了解，通过承接腾讯网7年多的专业媒体资源优势，腾讯视频的媒体属性愈发凸显，已经引入了众多专业电视人才，形成了3000平方米演播群。有媒体甚至还指出，在腾讯视频的平台上出品的作品质量也向传统媒体靠拢甚至出现赶超之势。

腾讯视频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就拿体育资源来说，腾讯视频在欧洲杯、奥运会中的优异表现就已经足够说明。而在伦敦奥运刚结束不久，腾讯视频就宣布又斩获欧洲冠军联赛和欧洲联赛（欧联杯）两大杯赛直播权，截至今年9月，腾讯视频已经囊括了在中国最有人气的六大欧洲顶级足球赛事欧洲冠军联赛、欧洲联赛、欧洲超级杯、英超联赛、西甲联赛和意甲联赛。而这些节目对于很多电视台和其他门户网站来说，都是难以提供的高规格内容服务。

而基于独特的内容资源，注入腾讯专业媒体资源独家制作的原创精品体育节目，更是体现了腾讯视频的媒体属性和实力。9月17日首播的《豪门》，就是由腾讯体育国际足球频道组织、策划并制作的精品视频栏目，与央视五套的《天下足球》一样，同属于欧洲联赛的集锦类节目，在网络媒体层面是唯一一家；重量级嘉宾、稀缺性内容、专业级制作，彰显腾讯视频媒体品质。

而在大剧运营方面，腾讯视频坚持“大剧托管产业共荣”原则，同湖南卫视等多家主流卫视电视台深度合作，自2011年至2012年8月6日，播放过亿剧目已经超过45部，《新还珠》播放量10亿也创造在线视频行业纪录，同时覆盖了超过80%的年度热门影视内容。同时腾讯视频还将《宫锁珠帘》、《北京爱情故事》、《新西游记》、《大唐女将樊梨花》、《怪侠欧阳德》等卫视春节强档热播剧“一网打尽”，进而创下点播率历史新纪录─月用户覆盖增长率达到249%、月度视频播放量突破27亿、周用户覆盖8600万人次，稳居中国在线视频网站第二位。

以“海量正版，精品原创”为核心发展思路，腾讯视频自2011年4月进入市场就大力发展视频内容，而UGC方面腾讯视频推出“腾讯播客”不断向用户输出优质原创作品。同时大力打造“腾讯出品”原创节目，围绕原创节目、自制网剧、微电影、短片大赛/扶持计划四个维度，持续在内容原创方面不断发力。

腾讯视频出品的原创社会纪实类人物访谈《某某某》因高度纪实性和对平凡人物的不凡人生关注和解读而备受关注。以腾讯视频出品的《某某某》第28期《拓荒母亲王瑞娥》为例，视频一经播出，感动了无数网友，随后王妈妈一家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获得了广大网友的帮助。传统电视媒体纷纷自发关注，中央电视台、北京卫视、上海东方卫视、台湾中天卫视、深圳卫视、河南卫视、江西卫视等多家知名电视台在节目中已多次引用《某某某》内容。伴随其线上线下影响力正在不断积聚，腾讯视频在洞察社会现状、关注民生百态、弘扬主流价值观等方面的媒体价值也进一步得到提升。

除《某某某》外，目前腾讯视频的原创节目涵盖新闻、财经、娱乐、体育、游戏、时尚、汽车等各个领域，为不同细分受众提供差异化的原创内容。

资源与平台的跨界整合

网络视频的媒体属性由其提供的内容资源来决定，平台属性由其平台的特点来决定。这两大属性是广告主判断视频网站营销价值的重要准绳。作为全覆盖的综合网络视频平台，腾讯视频的媒体基因在大事件运营、新闻等资讯视频上体现明显；在长视频播放、专项稀缺资源上有强大的实力后盾，在专业制作、出品等原创中也有突出表现，成为广告主不容忽视的媒体平台。除此之外，“腾讯视频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联动的视频平台，以用户观看为核心。腾讯将微博、体育频道、SNS和无线平台整合起来，使用户可以在多个平台下观看直播和点播的提示性内容。同时，还能进行分享和互动，这是独一无二的。”显然，刘春宁眼中的腾讯视频不是一个孤立单一的媒体平台。

腾讯视频上线之初就开始整合WEB端和客户端，随后推出手机客户端、PAD客户端，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让用户使用腾讯视频时不再考虑空间限制。而慧眼计划、火眼计划和高清计划的推出加上亚洲最大的CDN网络的完善，使用户能够在腾讯视频获得最流畅的观看体验。

“视频网站作为新媒体，是传统媒体的重要补充，二者在内容上的互补与相互输入，是两种媒体跨界融合趋势的集中体现。随着视频网站出品内容数量和质量的增多，视频网站将会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内容反哺作用。”刘春宁十分重视网络媒体与传统电视台的合作联动。实际上，自腾讯视频与湖南卫视实现台网联动以来，已经推出了多部优秀的电视剧，而前不久腾讯视频再一次与湖南卫视合作，通过网台联动共推爱情大剧《童话二分之一》，被媒体称作是中国影视产业链条网络延伸的标志性事件。

最被广告主看重的是，腾讯视频对微博、网媒、无线等多个平台的整合打通。借助和腾讯微博、QQ空间的深度结合，腾讯视频打造出集合视频资讯化、视频互动化和视频社交化于一体的运营模式，最大限度地体现出腾讯视频的社会化媒体属性，大大释放了在线视频媒体价值。

与此同时，通过给用户创造出一键启动多条人群关系链，腾讯视频可以让用户在观看视频的同时，享受到互动分享的乐趣。而通过用户之间的互动，腾讯视频极大地拓宽了品牌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最大限度地提升腾讯视频的营销价值。

专业主义 篇12

所谓课题教学范式,是指高等院校师生群体,在学校课堂教学领域里所承认的教育价值标准、教学行为方式和教学观点的总称,它既代表了教师在课堂教学的时候相对来说较为稳定的一种思想倾向,同时也包括了学生群体在进行课堂学习时,所表现出来的统一的观念意识。课堂教学范式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客观范式和建构范式,而目前国内经管类专业主要采用传统的客观范式。虽然客观范式拥有它自身的优点,它在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原因和技能方面,表现得较为高质和有效,也能较为符合目前社会追求效率的价值观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学生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传统的客观范式的缺点就被暴露出来,它已经成为学生身心发展的严重障碍。建构主义教学范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能调动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让学生用发展和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教与学、知识等方面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体现个人特征的教育价值信念。因此,为了适应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目标,课堂教学模式必须从传统的客观教学范式转变为建构教学范式。

经管类学科有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联系密切的特点,该学科应用性和时效性很强,发展变化与时代保持同步,新概念和理论层出不穷。因此,该学科更需要建构教学范式,侧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对经管类学科的课堂教学范式进行改革,是实现建构教学范式必然之路。

2 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1)传统的客观教学范式注重如何把现有的知识灌输给学生,而忽视了学生自觉学习新知识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范式对培养新型人才是非常不利的。对于经管类专业的教学范式改革,我们应该把贯穿教学全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调整,进而有效地提升学生学习和运用知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我们希望能通过建构教学范式来改变传统的客观教学范式中存在的问题,其关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把学生潜能的无限开发作为经管类专业课堂教学目标;把生活与实践作为经管类专业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把怀疑反思与创造发现作为经管类专业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把建构学习作为经管类专业课堂的主要学习方式;把网络学习作为城南学院经管类专业学生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

(2)国内外研究现状。对课堂教学的研究,始于菲利普·杰克逊(Philip.Jackson),他的著名著作《课堂生活》揭示了与课堂相关的众多问题。紧接其后的是古德(Thomas L Good)和布罗菲(JereE.Brophy),他们通过大量的课堂观察结果,并结合案例分析,阐述研究课堂行为的方法和途径。除此之外,《自主课堂》、《健康课堂管理》、《丰富教学模式》和《教学行为指导》等专著也在不同的角度,对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现象进行了剖析和论述。自美国著名的教学研究专家盖奇(N.L.Gage)提出教学范式之后,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对教学范式形成比较明确的概念,即指对教育领域教学这一特殊现象和复杂活动的最基本的理解或基本看法。

而在国内,以往一般专业课程主要采用客观教育范式。这种教育范式的优点是有利于教师发挥其主导作用,使得教学活动进程在教师的掌控之中;有利于知识体系的传授。但这种教学范式也有一些不足和缺陷。如过分强调教师对知识的灌输作用,一般采用讲授法进行教学,无法调动学生自觉学习的积极性。学生面对新知识、新理论感知不敏感,并表现得无所适从。客观主义的学习理论和教学模式把学习看成“刺激一反应”的单向联接,忽略学习者内心过程,片面夸大外部的刺激对学习的作用,无法刺激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

自90年代中期以来,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空前的发展,互联网教育也随之得到广泛的应用,这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模式正是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张学习的重点在于学生认知新事物的程序,即建构新的认知图式。学习并不完全通过教师的教学来完成,更多的是学习者在师生之间、学习伙伴之间的协作、交流和讨论,逐步建构出新的知识图式。通过这种教学范式,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面对知识的不断更新,他能主动自觉去学习提高自己技能和知识。

3 课程改革的内容、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通过对教学范式的改革与实践,预期实现的课程教学改革内容、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如表1。

4 课程改革的特色与实施方案

4.1 课程改革的特色

经管类专业课堂建构教学范式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对学生的影响力比较大,可以较大范围进行实施,受益学生多,有较大的研究和实践价值。建构范式的课堂教学目标,主要体现在大学生多方面素养的培养,以及个体潜能的无限发展。建构范式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教学的内容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将产生一些新的认识、观念和成果。建构范式学习是学生的主动建构过程,它不是一个封闭、静止和僵化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动态和生成的系统。

4.2 课程改革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学生学习方式上的改变

教与学的过程不是教师把知识传递给学生的单一过程,而是学生在各种情景中,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并对新信息重新认识和编码,进而自我建构知识。

4.3 实施方案

①广泛地收集资料与调研,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教学成果和经验进行归纳、分析和总结,并制定相关的教学案例和资源库文件。②在完成教学范式转变的基础上,通过小范围的试验,吸引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随之对相关教学程序进行相应的调整。③制定出完整的教学案例实施方案,并在相关经管类专业的课程教学中应用,继续跟踪调查教学情况,及时了解教学改革效果,以便不断补充教学手段和调整教学方法,并向院系普遍推广实施。

在实施方法上需要注意两点:①循序渐进更新教学范式:改变传统过分强调教师的“教”,让学生“学”的主体性不能很好发挥的客观主义教学范式,从而转变为更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建构教学范式。②小范围试验到大面积推进:制定的教学案例现在个别的班级实施,积累经验再向各年级与其他专业课程推广。

5 结论

经管类专业建构主义教学范式的研究与改革,其价值主要体现两点。第一是它转变了传统客观主义教学范式的教学目标,重点不在于学生获得了多少知识,而是培养学生获得知识的能力和方法。而获得知识的途径不是单一以灌输式为主要手段,而是让学生根据自身的经验,把新的知识融入到已有知识体系中去,从而构建出一个拥有个人特性的知识体系。这种构建能力,是当今社会发展和知识更新速度异常快的特点所要求的。同时,它不单单是一个自觉获取知识的能力,更是学生在构建自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我的创造能力。第二,建构主义教学范式,它在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的同时,也影响了教师的自身的知识体系。教师在与学生互动交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激发教师对现有知识的反思,从而引起教师对新理论和新知识的进一步研究和学习,这是一个双向受益的教学范式。

参考文献

[1]张桂春.激进建构主义教学思想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2.

[2]何克抗.对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三版)的学习与思考之一——对“建构主义学习原则”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认识的深化[J].电化教育研究,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