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精选7篇）
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篇1
1、比较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
（1）方法论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思想家孔德，他明确地将科学方法规定为实证方法，并将实证方法与形而上学的思辨方法对立起来，提出拒斥形而上学并以科学方法取而代之；后实证主义经由波普等人的批判理性主义发展而来，后实证主义是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唯物的后实证主义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采取“文化客位”的路线，即从自己设定的理论假设出发，通过量或质的方法对于研究对象展开分析和研究。唯心的后实证主义主张采用“文化本位”的方法才能找到真实之物，即采用质的方法，到实地田野去了解被研究者的观点和思维方式，然后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建立“扎根理论”。
（2）目的实证主义的目的就是发现自然规律或存在于事实中间的恒常关系，而这只能依靠观察和经验才能得到；后实证主义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细致严谨的手段通过“证伪”的方式，对不尽精确的表象不断进行排谬而逐步逼近客观真实。
（3）内容
实证主义将知识等同于理论，强调认识的途径和建构理论的主要方法就是在受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并且主张以一整套固定的“科学主义”原则和标准衡量知识增长。这些主张与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高扬的局面形成了高度的契合，并且成为这一理性主义的组成部分；后实证主义认为，客观实体是存在的，但其真实性却不可能被人的认识穷尽。人们所了解的真实无非只是客观实体的一部分或其中一种表象。
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篇2
一、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与跨国高等教育的早期发展
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是“二战”后跨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莱维特(Theodore Levitt)率先使用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首先指向的是经济的全球化,即资本、商品、劳动力、技术、服务和信息日益加剧的跨国流动。相应的,全球化总是被理解为: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二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主要表现为所谓人类价值的普遍化,即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被视为人类的共同价值。[4]
如果将全球化进程的起源追溯至地理大发现和随后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之伴生的则是欧洲国家全球性的殖民活动。在其极盛时期的20世纪30年代,地球上84.6%的土地是或曾经是殖民地。[5]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与过程的殖民主义大致经历了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三种形态或者说阶段。如果说“二战”前殖民主义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资源的掠夺,新殖民主义则主要是对人的劳动的掠夺,后殖民主义大致可以归结为对文化与精神的渗透。[6]当然,这三种形态或者三个阶段的划分,仅仅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策略、手段主要特征的描述。
新殖民主义是在旧殖民体系解体和非殖民化运动取得成功后,是西方发达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实行间接统治的一种方式或者体系、制度等的总称,是殖民主义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7]“二战”后,亚非拉国家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殖民列强被迫放弃了旧的殖民政策,转而采取各种掩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8]以维护其在原殖民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除了利用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以获取各种利益和借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活动以维持旧的国际分工,从而强化发展中国家作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产品销售市场的依附地位之外,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欧美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国际援助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与教育的控制和渗透,从而推行“西化”或者说“美国化”。[9]也正是在美国自“二战”后开启的国际教育援助的推动下,跨国高等教育才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
据联合国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统计,1993年美国的国际援助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540亿美元,1994年大约在2,000亿美元。[10]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国际援助体现着欧美国家的人道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9月4日,路透社的一则报道就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话指出,国际援助在发展中国家所能获得的财政收益要大一些,而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谋取较高的利润。据香港《信报财经周刊》(1994年第4期)估算,美国20世纪90年代在亚洲投资回收率超过23%,是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回收率的2倍。[11]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金融资本与政治力量不仅以一种共谋的形式将触角伸至世界各地以获取经济利益,而且由垄断资本控制的新闻机构牢牢控制着各种文化与传播媒体,使得主导这一进程的美国的价值观念、市场经济观念与文明在世界范围得以传播。[12]
至为关键的是,“二战”后,为了与前苏联在各条战线上展开竞争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是有意识地把教育援助作为保持对前殖民地影响的工具。[13]1946年,美国国会即通过《富布赖特方案》,决定将美国在海外的剩余资产用作美国学生和教授在海外讲学和研究的基金,并设立奖学金计划支持外国学生和学者到美国学习和从事研究。1958年,作为《国防教育法》通过的联邦教育资助项目,一大批高校现代外语教学和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建立起来,主要承担美国与其他国家互派学者进行教学与研究,以及培养外语与国家研究的人才。[14]进入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进一步尝试通过教育援助来培养那些亚非拉国家未来的掌权者,并把给留美学生提供“奖学金”看作是一种政治投资。1961年8月17日,在乌拉圭召开的泛美经济会议上,美国就提出以奖学金形式鼓励拉美国家学生到美国学习。[15]1961年9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确认了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并提出要建立一个机构管理经济援助计划。[16]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得以建立,专门负责开展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援助工作。1951~1969年间,美国根据教育援助合同对来自75个国家的11,000名人员进行了教育训练,同时派出大量外援人员到亚非拉开展培训工作。[17]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开发署制定的教育援外战略从早期主要是为受援国学生提供奖学金转向与受援国的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如实施“高等教育发展计划”(Higher 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HED)旨在为美国综合性大学和社区学院与受援国大学院校开展合作提供机会。[18]这些援助与合作计划的实施,不但是跨国高等教育早期的一种实施形式,也成为之后其进入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阶段的一种主要形态。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教育法》,推动美国高校纷纷建立国际事务办公室,制定各种国际交流与合作计划。[19]当然,参与跨国高等教育合作的欧美大学,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国内高等教育市场供给不足和自20世纪70年代的高等教育财政紧缩带来的经费不足的局面。最初,他们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为主要手段,这一举措确实为他们高校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如1999年,仅英国79所大学外国留学生带来的收入就高达7亿英镑。[20]1993年,美国以研究生为主的高等教育出口贸易净收入约55亿美元,约为当年中美贸易总额的1/10。[21]由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绝大部分跨国高等教育的输出国和地区在开展跨国教育活动时,开始关注的就不再是如何更好地开展教育援助,而是如何能够从中获利。
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剧,尽管欧美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活动仍然频繁,但已经开始向教育合作和教育国际贸易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世贸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不仅视教育为“市场购买品”,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产业的观念,为跨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且相信服务贸易的合理自由化将有助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在高等教育领域更为关注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贸易投资。[22]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一系列双边、多边和地区性协议的签署允许各类教育产品和院校进入市场,从而“保证高等院校或其他教育提供者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建立分支机构,出口学位课程,以最少的限制授予学位和证书,在国外教育机构投资,为其国外风险投资聘任教师,不受控制地通过远程技术建立教育和培训项目等”。[23]
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全球范围高等教育带来了变化:一是促使各国教育开放,拉动教育的跨境扩展和资源交流,加剧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二是为社会提供各种新的就业机会和广阔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人们对传统的学术资格、各种专业资格证书及终身教育所需的各种“产品”的需求显著增长;三是使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凸显,高等教育服务和产品的跨境流动加剧,形成了无边界、跨国界的高等教育市场,使高等教育机构也有条件像跨国公司那样在全球范围内结盟并提供高等教育“产品”。[24]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从英国、澳大利亚开始,在推崇市场作用和贸易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政策主导下,其教育领域的变革就已经开始出现市场化的趋向:一方面是大幅削减教育财政,另一方面不仅开始对本国大学学生收费,而且对国外留学生也从提供奖学金转变为微额收费直到全额收费,并逐渐将留学生缴纳的学费看作财政创收的重要手段。[25]作为较早确立教育为服务贸易和创汇的支柱性产业国家的澳大利亚,为打开国际教育市场,成立了若干或官方或非官方的专门教育推广机构。如,1969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IDP)在全球19个国家设立办事处;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基金会(Australia Internationa1 Education Funds,AIEF)则在海外有近40个办事机构;1993年成立的国际教育司(Australia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AEI)在18个国家设有海外办公室,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就教育培训相关事宜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协商。[26]进入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还为大学的跨国办学活动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1994年,澳政府投入104万澳元,支持26所本国大学与印尼、泰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高校共同开展26个试验合作项目。2003年预算中,又专门拨出1,040万澳元,以保证和提高澳大利亚高校跨国高等教育活动的质量与水平。[27]基于教育服务贸易理念的跨国高等教育的推广,确实给澳大利亚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据统计,1993年,澳大利亚的教育出口收入达30亿美元,2000年,高等教育的年收入中更是有10%来自海外留学生学费收入,比1999年增长19%。[28]
可见,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协议框架,发达国家的跨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更为隐蔽的经济掠夺手段。而且,也正是通过长达7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和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运作,欧美发达国家才基本实现了其新殖民主义战略到后殖民主义战略的转变。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协议第一次列入关于知识产权的条款,使此前多次引发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冲突的知识产权问题,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形式在世界性贸易协议中确定下来。[29]
应该说,后殖民主义既是发达国家新时期殖民行为与活动构成的历史现象和过程,也是对其殖民策略的概括性分析与描述。作为发达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后在世界贸易组织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兴起的殖民新策略。后殖民主义主要是指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时期积累的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高举“普遍主义”的大旗,在全球跨国教育、文化活动中,广泛推销其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观念,力图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纳入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及其文化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30]换句话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是以资产阶级人权、民主、自由等为灵魂的“文化殖民主义战略”。[31]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实际上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欧洲殖民主义在亚非拉国家的殖民历史及其造成的种种后果。而且,其理论话语的注意力也转向了文化认同的问题。[32]就其对教育领域的意义而言,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世界推行其知识产权、高科技垄断和文化渗透进行揭露和批判。或者进一步说,后殖民主义认为,在实行以文化殖民为核心的殖民战略时,发达国家更多地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发展中国家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33]
正是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战略转向主导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与掠夺更具隐蔽性,或者说是隐藏在将发展中国家也深深卷入其中的教育服务贸易和跨国高等教育活动之中,以至于一方面所谓的具有普适性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通过日益扩大的教育贸易逐步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制度与课程教学内容之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仅因处于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劣势而损失了人力资源和经济利益,而且很容易忽视发达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力对其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损害。
三、中国应对后殖民主义时期跨国高等教育的策略选择
应该说,作为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源头,欧美大学的历史传统和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声誉影响,是强大的教育服务输出能力的保证。实际上,自地理大发现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都有过被殖民的经历,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都是按照西方模式被重建起来的,并普遍采用西方大学范式来建立和发展其高等教育。这就为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谋求高等教育、大学的跨国合作带来了便利。也正因此,在跨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合作活动中,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主动或被动接受一种自身无法主导的学术系统,包括教学与科研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正如阿尔特巴赫(Altbach,P.E.)指出,“第三世界的大学”是一种“殖民机构”,因为“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模式上,反映着西方体制下的多种价值观念和组织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教学语言用的是外语,很多教师曾在国外受训”。[34]
由于曾经同样有过被殖民的经历,作为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与倡导者,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应对欧美国家推动跨国高等教育进程中,始终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1993年,原国家教委下发的《关于境外机构的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就提出,中外合作办学要坚持“积极慎重、以我为主、加强管理、依法办学”的原则。1995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虽未明确提出原则立场,但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制定该文本是为了加强管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对外开放,并提出了“扩大对外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方针。由此可见,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原则立场经历了“慎重开放——促进开放——扩大开放”的变化。[35]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签订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时,虽然也承诺有限开放高等教育、成人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学前教育和其他教育市场,并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允许外方获得多数拥有权,但同时并没有承诺给予外方国民待遇,也不允许外国机构单独在华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36]
当然,由于重视教育的传统,加之在就业与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上优势明显,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接受得到国际认可的海外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业已成为当下中国民众的普遍要求,也成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内在动力。为满足普通民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中国政府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为更好地吸引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入中国,特别是鼓励一些具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大学在中国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2010年12月,教育部指定北京市、上海市等省市以及12所部属高校作为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试点地区和学校,以探索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与此同时,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国固然要积极应对国际高等教育资源竞争与流动,借助国际上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但也必须时刻警惕,与跨国高等教育合作相伴而来的是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隐藏在各种跨国合作之中的发达国家新的殖民策略。如何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既选择性地接受由西方国家确立的世界经济、文化与教育规则,又不丧失自身政治、文化、教育传统的主体价值,是摆在中国政府和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实际上,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教育机构的办学与项目的实施,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与水平,2007年4月,教育部即开始重点推进了“两个平台(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与颁发证书认证工作平台)”和“两个机制(质量评估机制与执法和处罚机制)”的建设,将中外合作办学纳入更为制度化的管理系统之中。2009年,教育部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的评估方案,随后即根据具体的评价指标组织实施了对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评估。持续的监管与认证工作的开展,对于保证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和质量提高而言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与此同时,还必须注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在课程建设、教学内容等方面应强调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应强调对隐藏其中的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甄别,形成有利于学生基于中国文化塑造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机制与途径。
如何解除殖民主义？ 篇3
然而，这并不是说殖民研究只有短浅的历史，或只是属于中国思想界所称为“三后”(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或“后学”的那类西方学院时髦思潮。相反地，侧重在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殖民研究，或对殖民论述的探讨，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战后在不同的殖民地出现的殖民心理学研究。曼诺尼(Mannoni)、塞沙尔(Cesaire)、敏米(Memmi)和法农(Fanon)，都是在不同意义上目睹或经历了国族主义运动如何在各殖民地抗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处身于这些殖民主义不同形态、环节之间的过渡。上述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今日受到参与“(后)殖民研究”者的反复钻研，除了是因为西方学院体制理论专业操作的需求外，更也因为他们的探索，有助于开展对殖民体制下文化心理操作的更深认识。他们并且留下重重线索，让人们可以反省解除殖民主义(decolonization)这任务的艰巨和险阻。
敏米的《殖民者与受殖者》一书提到，被殖民者在文化心理上处于一种持久的两难境地：要么是仿效殖民者，要么就是起来造反。然而，仿效殖民者或追求同化到殖民者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去的做法，根本没有可能让受殖者成功突破殖民关系下根本的不对等情况。反过来说，造反所追求的是民族身份的重立，重建自我。可是，这种对民族身份的认识，却仍然是依据着殖民者为被殖民者构作的迷思塑像而建成，将原来的负面形象转化为正面形象。于是，被殖民者就只有在盲从欧风与排外的自我膨胀两极之间不断摇摆。被殖民者如何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完整与自由的人，冲破殖民关系的迷思塑像，是今日解殖课题的首要工作。
敏米所谈及的迷思塑像，是从殖民关系中衍生出来的。但殖民关系往往又是(虽不总是)由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所强化，所以政治上的反帝斗争，往往被认为是反殖斗争(anti－colonialstruggle)的同义语。政治上反帝的诉求如果是被压迫民族的争取独立、建立自主的主权国家，那么反殖运动在文化层面上的诉求，往往就是民族主义。而当建成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被民族主义者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至高理想模式，事事以独立建国为先，民族主义就会蜕变为国族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最终从过去数十年这些新兴国族政权的经验，认识到帝国主义离去后，带给人们的不一定是解放、平等与自由，而是过去压迫形式的复制、转型和变异，我们就有必要重新检讨殖民主义与民族／国族主义的关系，区分以政治斗争为主调的反殖和全方位(包括深远文化意识反思)的解殖。而如果殖民关系所塑造出来的文化心理塑像，根本就是潜藏在很多民族／国族反帝斗争背后的想像框架，我们就不可能简单地将文化上的解殖，视为与政治反帝相平行的文化反帝——虽然文化解殖的问题，并不能脱离帝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权力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学。
赛义德在其著名的东方论述学说中，就曾深入地探讨了文化学术体制与生产“东方”这个刻板定型(stereotype)的关系。不少对赛义德这项东方论述课题的误读，都将他对东方论述的拆解视为反对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些被挪用为国族运动或原教旨主义的宣传斗争工具，一些以此非难赛氏理论的完整性，以减弱其政治实践的效用。其实，赛义德在近作中，已很清楚地道出他批评东方论述，一方面是要突显不断生产“东方”的文化操作，是如何紧密地和欧洲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治进程扣连，但另一方面，东方论述作为一个论争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将文化界划僵硬化的意识形态虚构。如果“东方”是一个文化生产制造出来的东西，那“西方文化”也并非只是铁板一块。所以，批判东方论述，并非要为“东方如何压倒西方”之类的国族式文化反帝事业服务，而是为探讨如何彻底超越殖民主义而奠下基石。
文化心理层面上解殖工作的困难，在兰迪那里以下面更彻底的方式被表述出来：他在《亲内的敌人》一书的《导言》中说道，我们正处身于一种不单控制人们的身体，更占领了人们的思想，还先占领了人们对自身解放条件的认识的第二次殖民化。在这种殖民化当中，人们自以为是参与西方而可以打败西方的参与者，或者是与西方霸权对着干的参与破坏者(counterplayer)，但其实都只是如凯撒大帝跟前的马戏团那些被驯服了的竞技者。他们以为可以以参与游戏来学习打败对手或破坏游戏，但结果都只是发展了不同种类的处理那份憎恶自己的感情的方法。所以，这种第二次殖民是一种自内殖民主义(internalcolonialism)和外压殖民主义(externalcolonialism)相互纠结的产物。兰迪认为，我们不可能在根除一种殖民主义的同时，不去根除另一种殖民主义。
当今的所谓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studies)，突出地探讨和展示了殖民论述和反殖论述的内在矛盾。这些研究所挑战的，既是殖民者过去以其自诩的文化使命，企图全面驾驭和改造受殖者的文明大计的失败，也暴露出民族／国族主义试图重拾受殖者失去的自我时，所面对的困惑和陷阱，它们包括殖民论述和国族论述都往往遗忘及排挤掉的多元文化、离散、流徙、混种等等模棱两可(ambivalence)的经验。它们共同地体现了简化的内部与外部、中心与边陲、殖民与受殖、帝国与本土、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图式所具有的缺陷。然而，不少这些后殖民理论，却往往在强调两可经验的同时，过份草率地就将殖民主义的过去，视作明显摆在那儿的事实，从而以一种普遍的所谓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来作为他们论辩分析(discourseanalysis)的起点。这种以时序性为基础的“后学”论述，一来过于笼统，无视区域、国情及各地受殖程度与样式之间的差异，二来也不自觉地在模仿着一种帝国式的宏大理论论述结构，妨碍着当地的、杂异的反抗异议的声音。所以，如果后殖民研究具有真正的动力，那就是去重新解读殖民历史，清理各种各样殖民主义在文化、心理、意识形态、概念术语、想像结构等，如何透过形象、文本、政策和体制，在新的全球与各地域环境下延衍再生，以打破殖民论争构成所主导的意象。
彼埃特思和巴域比较仔细地区分了和三种不同的超越殖民主义事业相联系的意象，探讨了这些意象在不同的抗争境遇下，各自突显的问题和挑战。这里所界划的研究课题，显然比一般化的“后殖理论”和文本分析技巧，更能连结到现实问题，提出更仔细的研究纲领。
当简化的内外对立图式被拆解之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建设事业的优先性立即成为问题，数百年来世界文化发展和各种族群身份、群体生活模式和理想，便变成需要深入反思和检讨的问题。沃勒斯坦的《族群身份的建构》及巴利巴尔的《种族主义和国族主义》，分别探讨了种族主义、民族／国族主义和族裔身份这几个观念的错综关系。沃勒斯坦将种族主义和国族主义与历史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历程相联系，认为在历史资本主义的要求下，世界建成一个多国系统。在多国系统之内，国家机构的建立，是相应于不同的生产过程在空间上的分布。而种族和国族意识的出现，也是体现了世界体系内与主轴分工相关的地区性集结。种族主义是顺应维持中心与边陲对立的格局而存在，国族主义则是因应中心内部和边陲内部，以及中心与边陲之间的竞争而得以发展。一如沃勒斯坦所指出，国家机构建设的需要是先于民族认同的意识，今日生产分工上愈益明显的族裔聚合(ethnicization)现象，也是资本的分工安排和矛盾的体现。他预期各种族裔和群体的身份会随经济系统的运作周而复始地诞生、重组和消亡，并突显更多的矛盾和冲突。
如果说沃勒斯坦的文章，开拓了一个重要的领域，让我们检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在族群身份问题上的交汇，那么这项分析既动摇了种族、民族、族裔等概念的稳定性，也改变了传统左派分析所特别关注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例如阶级等。也就是说，要了解分工、剥削和阶级分化问题，找寻新的实践策略，也不能抽空了种族、民族、族裔等范畴。而这也是当今文化与社会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最能成功交汇，孕育理论和实践洞见和视野的地方。所余下的就是更深地探讨这些范畴之间的矛盾冲突，它们所描述的社会制度形式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巴利巴尔就试图在更深广的范围，检讨种族范畴和国族范畴的共犯和冲突。
巴利巴尔质疑了种族主义可以和国族主义分开讨论的看法，虽然他也不以为两者简单地就是同一种东西。他认为将两者等同或将两者分隔，都无助我们去了解诸如纳粹主义这种复杂现象，更重要的是妨碍了我们去反思这些范畴互相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不能检视和警醒当今各地反移民浪潮所内含的种族主义想像逻辑。他认为种族主义其实是国族主义的滥溢(excess)，既是为国族主义的巩固而服务，也是国族主义不可或缺的。它甚至不时超出国族主义的视界，破坏了国族主义的事业。巴利巴尔的批评，指向一种国族主义内藏的倾向，那就是一种结合着现代人文主义的文化优越论，亦即追求建立以自己(国族)形象为本的，更高、更“文明”的人性，以使(自以为)优越的国族文化，领导人类文明，使人有别于兽性和自然。巴利巴尔不认为种族主义借用了达尔文主义就是一个反人本主义，反而是某一种人本主义思考的极致。国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亲和与共犯，就在于种族主义为国族主义开拓了一个让国族主义连结上具有普同性面向(即人类文明水平)的范畴，让国族主义踏上超级国族主义之路。这是纳粹主义由欧洲民族主义孕育，以至今日演化出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因素。他认为要认清理论上的人本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共涉关系，我们才能在实践上更好地推行实践上的人道主义。他所呼吁的是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之外去实践人道主义，它的基本前提是反种族主义。
巴利巴尔细密的历史和论辩逻辑分析，成功地拆解了欧洲中心的帝国主义和民族／国族主义运动的二元对立关系，也解释了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结束之后，以西方人本主义及进步论为核心的价值，是怎样仍然制约着人们的政治和文化思维，而这种有限的意识，又是如何变种衍生为遍及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和民族／国族主义的祸害和冲突。他也提醒那些为抗衡西方而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背后可能只是复制着西方的人本主义，而其危险就是种族主义。巴利巴尔的分析既是辩证的，亦是解构的，更清楚的是它立基于广义的后殖民状况，但却不拘泥于政治上和论述风格上的模棱两可。可是，这些却被认为是不少后殖文化研究的特色。
事实上，由赛义德的东方论述批判开始，西方学院的文化研究就在不同程度上卷进一场辩论，讨论究竟后殖民研究是否只是强势的西方学术体制下，另一种持续以理论取得霸权统识优势位置的学术游戏。后殖理论家们一些理论过份(overtheorize)的倾向，模棱两可的发言立场是促成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但是一些理论观念是否真正有助受殖社群发展其文化抗争策略，厘清其在强势的殖民专制文化下自我的构成的形式，以及所牵涉的权力关系，是十分惹人关注的。如曾引起广泛辩论的东方论述命题，就在强调西方学术体制的权力时，被认为过于概括和单向，缺乏容纳受殖社群建立自主的主体性的可能。但后殖民研究当中的一些倾向，却又反过来将受殖者反抗与颠覆的可能，作过于浪漫化的处理。特别在一些大量无批判性地借取心理分析和文本分析技巧的后殖研究，这些弱点就很明显。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理论的问题，而是如何将殖民研究的理论探讨和实质调查研究，重新置放到具体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脉络里去。既要处理文本的政治，但也不要以为政治可以在纯文本的世界里完成，而是要僭越文本与政治的界限，让文本与抗争主体性的形成，扣上更紧密的关系。
虽然有来自各方对东方论述的批评，但日本青年学者岩渊功一的“共犯的异国情调”，却另辟蹊径地将赛义德的东方论述命题逆转过来，从日本如何环绕来自西方的日本变异形象，透过文化工业对日本人心理文化特性的建构，形成一种所谓自我东方论述。这种在异色眼光底下形成的民族自我，既非惹来反抗，亦非带来同化，而是起着有利于日本国内权力集团操纵和管理人民的作用。这种情况不单在日本工业化及国族主义兴起的时期发生作用，就是在所谓全球化的年代，日本的经济神话，反而更强化了在异色眼镜下，西方与日本共同对所谓“日本特性”的凝视和迷恋。作者的探讨一方面否定了所谓西方文化霸权下，被异色凝视民族只是无能消极，至少，日本是主动地挪用来自西方的异色情调；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权势集团在挪用当中，亦是文化主宰过程的共犯者。殖民者与受殖者的二元对立讨论，在此不得不拉开更广阔的分析面。
将殖民研究放回历史当中，是盖提斯《评论家笔下的法农主义》的核心题旨。他非常仔细地评论了环绕殖民文化研究的经典作家法农而引起的多番论战，参战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后殖评论名家，例如赛义德、斯皮瓦克(Spivak)、巴巴(Bhabha)、默罕默德(JanMohamed)、巴莉(Parry)等。他们针对心理分析模型的适用性、后结构主义的适用性、法农对拉康(Lacan)的解读、法农如何“代表”第三世界等问题，展开一连串的辩论。盖提斯对此不单作出细密的疏解和评论，更引用敏米的法农小传，一一展示这些评论家对法农的挪用，如何背离了历史上的法农，以及他本身投身的政治和面对的困惑，法农变成只是一个可供理论家们发展宏大统一理论的对象，被树立为一个“代表”第三世界的世界级理论家而已。
盖提斯的文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警示，显示出全球解殖事业的一些根本问题。如果斯皮瓦克的著名命题：“属民如何可以发声？”足以概括后殖评论塑造的那个文本化的世界，或世界化的文本个中的核心问题框架，那么法农的文本被急切提升为“代表”第三世界发声的世界级理论家，只能显示赛义德所批判的全球文化强势体制不是日薄西山，而是转化为另一种形态。那是一种符合新的全球化政经秩序的形态，也就是说受殖者不再是被完全排斥在全球性的秩序之外，而是以一种族裔代表的身份，给予事先已安排好的发言位置，按日新月异的理论潮流、话语消费起落而说话。在这种情况下，“属民”的“代表”当然可以“发声”，但都只是兰迪所谓的经官方剪裁的异见方式，凯撒大帝跟前被驯服了的竞技者而已。
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篇4
题
请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问题谈谈你的看法，提出相应意见和建议。
资料准备
一、背景：
今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下达总动员令，剑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求从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项具体表现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总书记认为，上述表现虽然不及贪腐严重，但同样分离了党群关系，而且成为产生腐败等问题的温床。
二、与”八项规定“一脉相承
前不久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大致内容是：不铺迎宾地毯、开会力戒空话套话、无实质内容文件一律不发、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压缩会议和活动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
“八项规定”明确具体，内容针对实弊，切合党风整顿，切合简洁高效，是转变观念作风伟大的一次举措。“八项规定”像一阵吹进人民的心理。他更加亲民，更加务实。十八大后，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亲为表率，更如一股扑面春风，给人温暖，给人信心。不得不说，“八项规定”让人感觉非常温暖、非常带劲、非常给力！我想，这与此次提出的要立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我记得，习近平同志履新后首次离京视察赴深圳，他在深圳行程１５０多公里，沿途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毯，与群众相伴而行，为“八项规定”做出了良好的表率。王岐山同志在一次研讨会上，要求开会不准念演讲稿，要少说客套话，并说“参加我王某人的会议，不准念发言稿，要多思考”。李克强在主持会议时也说过，不要念稿子。这就是中央领导主动带头改变作风，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决裂的实际表现！也是种宣告式的政治表白，彰显的不仅是执政党的坚强意志，是对人民的郑重承诺。这里面传递出来的信号鼓舞人心，激起我们更多的期盼、更大的信心和更强的前行动力。
三、改正不正之风，要着重在三个字上下功夫
真。真干，真做，要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扎扎实实做工作，深入一线解决问题。作为干部需要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需要对工作的专注和认真，更需要领导干部带领群众团结奋斗。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在实际工作上不着力，不下劲，是永远做不了事，做不成事的，群众也不会拥护。实。工作要扑下身子，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做到对基层的情况亲知、真知、深知；要勇于揭露矛盾和问题，在不断克服薄弱环节中谋求发展进步；要以效求实，就是要讲求实效，追求工作效益的最大值。比如，那些没有实效的会议尽量不开，没有实际意义的文电尽量不发，从而减少基层的负担，集中时间和精力抓建设、干工作，减少事业的成本。
治。一要“治懒”振精神。要振奋精神，树立争先创优意识，锐意进取、勤于思考，实行奖勤罚懒，让勤者上、懒者下、庸者让，从机制上促使干部积极向上、勤奋工作。二要“治虚”正风气。治“虚空”就是要坚决纠正布置多、落实少的现象。做到少开会、开短会，静下心来抓工作。树立只争朝夕、一抓到底的敬业精神，真正下大功夫抓大事、抓实事。三要“治假”树形象。不讲真话，不做实事，造假数据、写假总结、作假汇报、搞假承诺。治“假”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秉持公道正派，勇于正义直言，一切从实际出发。四要“治奢”保廉洁。领导干部要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另外，也可以做好以下三点：（另一套说法）一是，领导要做好样子。要想坚决刹住四风，我认为领导干部就要特别注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给群众做出好样子。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力戒官僚主义；要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追求，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力戒享乐主义；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力戒奢靡之风。
二是，给侥幸者曝光。
关于反对四风的制度、规定很多，也非常具体明确，而且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经常做出调整，为什么四风还是刹不住、减不下来呢？就在于有些人不把四风当回事，胆大妄为，顶风违纪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曝光和处理，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形成一种不良风气。因此，上级部门和领导在听到和发现身边人有四风现象的，要在一定的场合上曝光，进行严肃的批评，责令人写出检讨，取消评先资格，这种行为就一定会有所收敛，也能起到以儆效尤、教育一片的目的。只有领导敢于把举起的“板斧”砍下去，着实让干部群众看到狠刹四风的决心，那么，谁也不敢再去违禁违规。
三是，让群众监督。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把自身放在群众的显微镜下，不仅可以防止四风的发生，更能拉近干群关系。领导机关作决策、订计划，要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防止闭门造车，违背群众意愿。把群众欢迎不欢迎、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标准。坚持让群众评议领导机关工作，机关是应付差事还是为下面办实事，一问群众就清楚。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无藏身之地。
四、我们单位的一些做法
1、今年公司纪委下发了《公司“廉洁从业八不准”规定》文件，落实廉政责任，强化清廉作风。
2、与基层单位签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承诺书》；结合基层单位各自特点，分析财务、工程项目管理、物资采购、抄表收费等关键岗位，与其签订《岗位廉洁从业承诺书》，并进行廉政教育；在各单位设立举报箱，加强群众监督。
3、今年公司提出“走动式管理”，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
4、深化厂（党）务公开，通过公司内网、杂志、会议、公开栏、电子屏等载体，确保公司重大决策、重要事项、重点工作及时向党员群众公开。
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篇5
普遍主义的崇高,浪漫主义的深度,实用主义的狡诈
在几乎长达25的历史之中,相对主义一直是哲学讨论的一个核心论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这样一个观念,恰恰是柏拉图对普罗泰戈拉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张加以反对的产物.柏拉图对智者派和真正的.哲学家所进行的区分包含着下列坚定信念,即人们必须加以尊重的标准是由存在于人类之外的某种东西确立的.柏拉图曾经竭力试图使人们认为“相对主义哲学”是自相矛盾的.
作 者：R.罗蒂 艾彦 作者单位：Universalist Grandeur,Romantic Depth, Pragmatist Cunning刊 名：国外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ABROAD年，卷(期)：“”(5)分类号：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下的《进步前哨》 篇6
一、作者生平与作品简介
约瑟夫·康拉德是20世纪著名的英国小说家。他年轻时是一名水手,曾随船游历过许多殖民地国家,因而对殖民地的生活有切身的体会。回国后他创作了一系列的航海小说和丛林小说,将他的所见所闻融入到作品中,揭露了西方殖民者的伪善,残忍和愚蠢地丑恶嘴脸,表现了他坚定的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但在他的作品里却经常无意识地流露出作者作为西方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即作者的后殖民主义思想。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正是他“殖民主义思想”的矛盾之处。小说《进步前哨》是康拉德1890年游历非洲后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两个白人被派遣到荒凉的非洲大陆上的贸易站负责收集象牙,最后一个被枪杀,另一个自杀的故事。
二、小说中的后殖民主义
2.1 后殖民的叙事视角
《进步前哨》的主体部分是凯亦滋和卡利尔在贸易站的生活。凯亦兹曾经在电报局工作过17年,但还是抛弃了那个职位,来贸易站为他的女儿赚一笔嫁妆。而卡利尔是从部队退役后成天好吃懒做,他的一位连襟对此非常恼火,于是想方设法帮他寻到这门差事。这两个来自文明社会的白人带着后殖民的视角来观察非洲,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和交谈都带有浓重的种族主义歧视。
在康拉德的小说《刚果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非洲是一块开放的土地 , 山峦绵延起伏 , 路况很好……非洲的人民热情好客” [1] 由此可见非洲人民非常的淳朴善良,并没有受所谓的“文明”社会的污染。然而,在小说中黑人被严重地丑化,作者忽视了他们善良的天性,而着重描绘了他们野蛮愚蠢的一面。在小说里,作者从来不把他们当做平等的人类,而是唤他们“畜牲、动物”。例如 :贸易站里有时会来一些黑人进行象牙的生意,此时凯亦兹完全听不懂,但“他的圆圆的蓝眼睛看着他们,大声叫唤卡利尔说 :‘喂,瞧啊!瞧那个家伙——还有旁边那个。你看到过这样的脸吗?哦,有趣的畜牲!’”。[2]而卡利尔就会用很傲慢的姿态来观察他们,并给出评价 :“很好的动物。带骨头来了吗?……哼!他们太臭了!喂,马可拉!把那群牛赶到物神那儿去。” [2]小说中 , 黑人被描绘了西方人观赏的对象 , 是西方人凝视的对象和客体 , 而这种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 , 一种意识形态压抑 , 一种种族歧视。这种观赏行为体现了《进步前哨》的后殖民主义思想。
在《进步前哨》中 , 这两个白人就是西方殖民者的代表。在他们的价值观里 :白人具有强大的种族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切外族都是异类,是被欺压,被奴役的对象。而他们所从事的殖民活动是来拯救黑人们的伟大善举,是令人骄傲的进步事业。因此,在凯亦兹和卡利尔在看完几份来自国内的旧报纸之后心情非常愉悦和激动 , 报纸上 :“夸夸其谈地讨论叫做什么‘我们的殖民地的扩展’。说了许多文明人之权利和责任 , 传播文明这一工作之神圣 ,赞美那些到处奔走 , 把光明、信仰和贸易带到地球的黑暗地带的人的丰功伟绩”。[3]作为白人社会的产物,这两位缺乏独立思想的白人在看到社会对他们殖民活动认可赞美时不禁产生了无限的自豪和骄傲之情。他们希望自己能在这块非洲大地上有所作为并得到白人同胞们的认可。在他们得知贸易站上的黑人跑了时,凯亦兹的第一反应是大骂道 :“‘我简直不相信,我们关心他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4]卡利尔则嚷到 :“‘我才不在乎他们跟什么人跑了呢——这些忘恩负义的畜牲!’” [4]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就是比黑人奴隶更高一等的。自己愿意照顾他们就是最大的恩赐,他们反而忘恩负义,这就是最大的罪过。由此可见 , 西方人种族歧视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 不管他们身在何处,西方的价值观仍然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小说的结尾,两个白人不仅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反而都死于非命。这表明康拉德的思想水平已经超越同时代思想家。他敢于质疑处于巅峰时期的殖民主义,表现了他坚定的反殖民主义立场。
2.2殖民地人民的他者形象
马可拉是个地道的黑人,却是这个贸易站真正的负责人。他精通英语和法语,善于经营,可以说是欧洲殖民者的代言人。虽然表面上他得听从凯亦兹和卡利尔的指挥 , 但是实际上他更了解怎样为贸易站谋得更多的利益(这两个白人只是摆设而已)。同时 , 他经营贸易站的方式比两位白人更加有“效率”。贸易站收购象牙的生意不顺利,马可拉就与当地的人贩子做了一笔交易,将贸易站上的黑人奴隶们灌醉后换了一批上等的象牙。按理说,马可拉与黑人奴隶们是同胞,同样深受白人殖民者的压迫和奴役 , 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同情和怜悯 , 可是马可拉却残忍地将他们变卖出去 , 事后也毫无悔意 - 在整个交易过程中 , 一些来参加酒会的当地部落的黑人也被灌醉变卖了 , 其中的一位因酒醒后反抗而惨遭枪杀。事后,马可拉对于自己采用如此残忍的处置方式毫无悔意 , 当两位白人责备他偷偷卖走劳工们时 , 他申辩道 :“‘我为你 , 为公司,尽了最大的努力,’[5]马可拉镇定地说道。‘你为什么大吵大闹 ? 看看这个象牙。’”[5]“镇定”说明了马可拉的冷酷无情 , 而他也为自己行找到了很好的借口。贸易站的生意不好,为了免于上头的责难,他必须想办法搞到一批精美珍贵的象牙。他的价值观在他与凯亦兹的另一段对话中暴露得更为清楚 :“这可不是一般的交易啊。他们把象牙带来给我 , 而我则让他们从贸易站带走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他们带来的象牙又多又漂亮。没有哪个贸易站拿得出这样的象牙。那帮商人非常需要挑夫 , 而我们的那些人在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账本里不会记载这笔交易 , 因此账面上毫无差错。[6]可见,他做这种事驾轻就熟,造假也不止这一次。此外,凯亦兹误杀卡利尔之后 , 整个人都崩溃了,可是马可拉却非常冷静,迅速帮他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谎称卡利尔死于热病。这不禁使人联想贸易站的前任也据称是死于热病,但真正的死因就不得而知了,会不会他的死也与马可拉有关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普通的黑人一味地服从白人的统治,卖力干活,最后还是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 ;只有像马可拉这样彻彻底底向白人同化的黑人,才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这也再次说明了在当时殖民地人民的痛苦与无奈。
三、殖民者形象的崩溃和他者形象的颠覆
小说的结尾凯亦兹和卡利尔发生了剧烈的争吵,他失手枪杀了卡利尔。之后,他很害怕,觉得自己杀害了在这非洲大陆上唯一的同胞。他精神恍惚,最后吊死在了前任站长坟上的十字架。至于他为何自杀,作者并没有明确告知。他究竟是害怕将来自己在这个岛上孤零零的一个人,还是害怕事情败露后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猜想,这可能只是凯亦兹自杀的部分原因 , 但不是导致他自杀的所有因素。在他们发生争吵之前 , 一直生活都生活在西方殖民者虚构的殖民话语里。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殖民活动是一项进步的事业,然而,随着事实真相的揭露和残酷现实的显现,凯亦兹一直坚信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彻底地瓦解了,以至于他的肉体也随之毁灭了。
小说里有段话是这样描述凯亦兹和卡利尔的 :“不是出于任何善意,而是因为稀奇古怪的需要,社会曾经小心照顾过这两个人,禁绝了他们所有的独立思想,所有的首创精神,所有的超越常规的事 ;是以违者必死的法则禁绝的。” [7] 在这里作者就暗示了凯亦兹自杀的原因。作为西方社会的合格公民 , 他们是不需要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一旦他们违反这条禁令,就会有生命危险。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凯亦兹的思想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他和卡利尔刚来到这片荒凉的贸易站时,还能够坦然地面对荒凉的环境和乏味的生活。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开始发生了变化,凯亦兹也开始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最先使他觉悟的是卡利尔对他的蔑视和挑战。当他们因为缺少食物而争吵时,后者极度地羞辱他。这些辱骂对自负的凯亦兹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凯亦兹在发现是马可拉卖掉贸易站上的黑人时,还大声骂他是“魔鬼”,“奴隶制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可见在凯亦兹的心中,自己是文明高尚的象征,马可拉是邪恶低等的动物,是无法与他相提并论的。可是现在卡利尔对他的指责让他突然领悟到原来他们都是一样的。甚至于自己在开枪杀掉自己同伴后,还要从这个低下的魔鬼处寻找同情和安慰。这让一向自傲的凯亦兹怎么受得了?于是自杀成了他最好的解脱方式。
四、结论
康拉德时期的英国正处于海外殖民扩张的鼎盛时期,整个英国社会都充满了自豪感和骄傲感。尽管他在很大程度上反对这种残酷的殖民方式,但是通过对《进步前哨》的后殖民主义的解读,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作为西方人不自觉所流露的种族优越感。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一体化促使不同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运用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方法来解读西方文学作品里的文化殖民思想,使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东方,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和平衡,加强东西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共同发展。
摘要：康拉德的作品中总是以批判殖民主义为主题,但却经常无意识地流露出西方霸权主义的思想。本文拟从后殖民的角度来分析《进步前哨》,挖掘作者矛盾的反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思想。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转向 篇7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再思考》一文中明确表示：“东方主义首先是指欧洲和亚洲之间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一段具有四千年历史的关系；其次是指发端于西方19世纪早期，人们据以专门研究各种东方文化和传统的学科；最后是指有关世界上被称为东方的这个目前重要而具有政治紧迫性的地区的意识形态上的假定、形象和幻想。”由此可见，萨义德对于东方主义的定义是殖民者对于东方的研究，而不涉及东方本身，东方不是欧洲的对话者，而是其沉默的他者。
霍米·巴巴在《后殖民与后现代》中提出，后殖民批评旨在揭露以下三种“社会病理”：一是，在争夺现代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的斗争中，文化表象之间不平等和不均衡力量对比关系；二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为不同的国家、种族和民族设定一个霸权主义规范的；三是，揭露现代性的“理性化”过程是如何掩盖和压抑其内在矛盾和冲突的。在他看来，在后殖民和后现代的语境中，真正的学者必须质疑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阶级民族立场，甚至性别为何？自己究竟是以怎样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言说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声音？任何抹平差异的做法，隐藏了一种话语暴力、意义误读和更大的文化危机，只有承认这种危机和矛盾，才能促使双方达到真诚的理解和对话的可能。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强调，被压制的、非主流的"弱势文化"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改写，这种改写不仅是话语权利和文化策略方面的，也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批判方面的，这种改写也许是第三世界文化获得自己合法性，使自己的边缘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不至于过分恶化的重要前提。他的关注点聚焦于文化定位，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进行改写时要注意它所具有的边界，一切忽视文化差异的结果，一切抹平少数话语立场的做法，其最终结果都可能是复制老牌的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使得全球性的文化丧失差异变成一块模块。
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中用大段篇幅论述"属下"即殖民地人民，女性没有话语权。在属下阶级主体被抹去的行动践线内，性别差异的踪迹被加倍抹去，问题不在于女性对叛乱的参与，或性别劳动分工的基本规则，这二者都有据可查。相反，既作为殖民主义历史编撰的客体，同时又是叛乱主体，性别意识形态构建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
不同于这三人的后殖民理论，《逆写帝国》论述的是殖民主义阴影下的殖民地文学。欧洲帝国主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长期维持文化统治，不过与此相伴的是殖民地本土文化的抵抗，后殖民文学正是这种帝国文化和本土文化斗争的结果，作为结果，后殖民理论是用来描绘这个现象的，当被殖民者开始反省和表达由帝国语言与本土经验竞争而有力的混合所带来的紧张时，后殖民理论就形成了。其中"后殖民"术语意指"从殖民时刻直至今日，所有受帝国进程影响的文化"。
《逆写帝国》一书，首先在绪论中探讨了什么是后殖民文学，后殖民文学与英语文学研究的差别，后殖民文学的发展，霸权，语言，地方与移置，后殖民性与理论等问题。后殖民文学不断发展脱胎于殖民经历，通过突出与帝国强权的紧张关系，强调自身鲜明的地方特色、表现自我与帝国中心假想的不同。英语文学研究在作者看来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文化性的现象，一种使语言和文学为深刻而又含蓄的民族主义服务的实践，核心构成中供奉着一种“特权范式”，否定“外围的”“边缘的”和“非经典的”价值观的典范。而后殖民文学的各个阶段，与民族意识或区域意识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主要与帝国中心相区别的进程都是相互呼应的。早期的后殖民文本的特点是主题内的颠覆性潜质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后期的文本虽然强有力地抗拒着任何企图摧毁它的力量，然而英国英语文学传统在以及被附加的价值观，其经典性和不可置疑的地位，依然在文化、教育和文学意识形态架构中保持强势。帝国压迫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语言的控制，作者为了集中关注英语在后殖民社会的复杂用法，并揭示它们各自的差异。将帝国传承下来的“标准”英国英语（English）和后殖民国家的地方英语（english）区别开来。作者明确指出：“实践中的英国英语和地方英语的区别，存在于权力“中心”与被指定为“边缘”的大量交叉用法之间。”其中，对于地方与移置的关注也是后殖民文学的主要特征。地方经验与表述这种经验的语言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后殖民文本经典而普遍的特征。即由于地方经验是用英语或殖民国家的语言来表述，因此造成了疏离感。因此为了描述后殖民经验英国英语需要拓展出一种“挪用” 用法，这种语言挪用的特色在于质疑和颠覆了帝国主义文化形式的能力。
在第一章中探讨后殖民写作叙事模式的发展涉及到后殖民文本挪用和呈现语言文化素材的方式。作者将后殖民文学的批评模式归纳为四种：一是，民族和地区性模式，民族文学及其文学批评的发展是后殖民研究进程的基础；二是，两个或更多地区之间的比较模式，这种模式必须打破以英国为参照标准的模式，为思考殖民地共有的文学和文化模式提供空间，依靠民族主义传统的力量；三是，基于种族的模式，尤指黑人写作模式，这种类别的写作基于种族观是经济和政治歧视的主要特征的理念；四是，更为广泛的比较模式，主张杂糅性和交融性是所有后殖民文学的构成元素。
作者认为前殖民地区"逆写帝国"的方式，一是重置语言，二是重置文本。在第二章中，作者以具体文本为例分析后殖民写作的语言重置策略。挪用和重构帝国中心语言是后殖民写作中最常见的策略，是一个获得并重新塑造语言新用途的过程。而弃用是对帝国文化类别的拒绝，包括其美学、规范性和“正确”用法的虚拟标准，以及它对渗透在文字中的传统和固定含义的假设。后殖民社会的语言以地方英语为主，被称为地方英语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交集”的连贯题，在这个连贯体里，不同群体的说话习惯彼此干涉，重构语言。后殖民写作凭借语言变型有助于在占有语言的同时，又不被它改变或覆灭。这可以被视为对“英国英语文本”的隐喻性文化侵入。典故、注解、未被翻译的词语、交汇语言、句法融合、语符转换和俗语音译都作为后殖民写作的手段被运用，证明了英国英语文化与被殖民地文化之间的间隙。这种间隙在跨文化文本中的保持，对于发挥其种族功能具有深刻的重要意义。对于间隙的探索并接受间隙，这对于后殖民作家的挪用策略至关重要。
在第三章中作者分析了文本重置在后殖民写作中的作用及意义。通过对写作权力的挪用，后殖民话语抓住了强加于己的边缘性，使杂糅性和融合性成为定义文学和文化的依据，并提出交叉"边界"的合体是经验的真正实体。对后殖民文本进行症候式阅读，可以描述后殖民写作的三大重要特征：后殖民声音在帝国中心的失声和边缘化；对文本内部帝国中心的废弃；以及对中心语言和文化的积极挪用。作者通过分析路易斯·尼柯西的《配种鸟》得出国家对交流手段的掌控是钳制个体声音的办法，小说置身于反抗和摒弃的话语之中，提供了通过静默进入南非殖民意识的例子。通过对奈保尔的《模仿者》的分析得出由于否认后殖民经验的自身价值又阻止后殖民文本书写那种特定类型的经验，后殖民作家陷入了模拟和仿效的世界，因为他被迫去写那些与后殖民重要经验有隔离感的素材。而米歇尔·安东尼的《桑德拉大街》表明依据中心授权的真实性来对经验进行分类，这一过程以牺牲那些被贬到帝国边缘的经验为代价。为了实现对阐释和交流手段的掠夺和掌控，许多后殖民文本通过“重写”经典故事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使用对抗性论述的策略，重新进入西方认知论的最原始基本点，把帝国话语强加于世界其它地方的行为合理化的理念和过程结构了。
语言和文本的挪用，导致理论的论述。因此，在第四章作者探讨了后殖民地区的本土理论构建。每个地区都具有各自独特的特点，因此所采用的理论都有所差异。然而它们在抵抗殖民时，首先都要寻找自己的文化。印度本土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本土理论早在殖民入侵前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后殖民理论家们所困惑的是如何将本土美学传统运用到现代批评上。非洲地区塞萨尔及森各等人建立的"黑人性"概念，强调非洲的文学、文化传统的特性成为黑人文学的基础。美国、澳大利亚等欧洲白人侨居地区在本土理论建构上还必须处理殖民地的本土居民和外来殖民者的关系。然而，后殖民经验在与当代理论进行结合时，出现断裂和不符合的现象。作者认为非洲文化的引进直接启发了欧洲现代主义，这种启发不仅仅是提供了材料和灵感，而是打破了欧洲中心的艺术的普遍性，使得欧洲艺术家开始质疑欧洲艺术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