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时代论文

殖民时代论文（精选11篇）

殖民时代论文 篇1

在历史上,包括南洋各个岛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东亚、东南亚国家间的“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核心、为宗主,以东亚、南亚各国为藩属的朝贡体系,作为藩属国的东南亚各国,为了获得维持本国生存的政治、军事、经济保障,定期或不定期的向宗主国朝贡;而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则以册封和赏赐维护天朝的尊严和权威。在这种“国际格局”下,无事则各安现状;有事则中国出面,给遭受侵略的国家以援助,给遭遇灾难的国家以安抚,充当正义的主持者、矛盾的调停者、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这种东南亚的“国际秩序”一直维持到16世纪。16至18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向南洋渗透,与此同时,中国的百姓大量到南洋一代谋生,中西共同开发南洋,这就产生了中西文化、中西力量在南洋的碰撞、交融。西方殖民主义开发南洋的特点是先用各种方式与手段将南洋的独立国家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使这些国家或地区失去独立性,然后建筑炮台,设置官吏,发布法律,组织生产,发展贸易,征收赋税。中国开发南洋的特点是没有政府介入,百姓自然活动,或者到南洋经商,或者到南洋耕种,久而久之繁衍生息,流寓人口逐渐增多,形成一个华侨群体和华侨社会。随着华侨数量在已经沦为殖民地的南洋国家的增加,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警惕与恐慌,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华侨采用高压政策,也容易引发华侨的激烈反抗。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的《海国图志》,对鸦片战争前的东南亚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这里列举《海国图志》中两次典型的排华事件,以此来研究鸦片战争之前的几百年间中西在南洋的对抗与融合。

一、明朝末年西班牙排华事件

《海国图志》所辑之《明史》记载:明朝中后期到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的福建人达到数万人,这些中国人在吕宋久居不返,繁衍子孙。西班牙在1571年左右夺取吕宋后,担心华人对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大多数华人被驱逐回国,留下的则故意侵夺。万历二十一年(1593),吕宋的总督郎雷敝里系朥攻取美洛居,役使华人250人助战。华人潘和五为哨官,西班牙人每天喝酒睡觉而让华人操作战船,稍微懈怠就用鞭打,甚至有致死者。潘和五等处出与义愤,夜里刺杀总督郎雷敝里系朥和西班牙兵,尽收其财宝武器架舟返国。潘和五等在广南遇到越南海盗遭抢劫,只有惟郭惟太等32人附他舟获返祖国。总督子郎雷猫吝听说后,率众赶到中国,派遣传教士陈明父冤,请求归回战舰、财宝,巡抚徐孚远上疏皇帝,皇帝将郭惟太治罪,潘和五留在广南不敢返国[1]528。此事就此告一段落。

潘和五刺杀吕宋总督之初,西班牙人将华人驱逐出城外,毁坏华人的房子。猫吝回到吕宋后,命令华人在城外筑室以居。当时传闻有日本海盗来抢掠,猫吝担心华人与日本海盗交结为患,准备再次驱逐华人。当时很多中国人纷纷开矿取利,有叫阎应龙、张嶷的传言吕宋机易山(今菲律宾甲米地)素产金银,开采课每年得十万两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万历三十年(1602),奏请皇帝知道,皇帝即同意往吕宋开矿。福建地方官迫于朝廷压力,派遣海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与张嶷通往勘探。西班牙总督稍表面上像接待朝使一样接待王时和等人,而暗自陈兵以待。在酒宴上双方话藏机锋,一场斗争即在眼前。宴会后华人劝解下众人得意释归,王时和回国后就惊吓而死。福建地方官请治张嶷妄言罪。但事情已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西班牙终认为中国将袭取吕宋并且以流寓华侨作为内应,所以决心攻击华人。第二年(1603),西班牙人声称攻打别的国家,高价购买铁器,华人贪利,把铁器都卖完,手无寸铁。吕宋总督命令登记华人姓名,将华人每三百人集中在一个院子中,华人集中后就杀死。事情败露后,华人集众据守菜园(今菲律宾溪亚婆等地)。总督发兵攻打,华人没有武器,死伤无数,逃到大仑山(今菲律宾圣巴勃罗山)。西班牙人又来攻打,华人殊死抗击,西班牙兵受挫。西班牙总督旋即悔悟,遣使议和。华众怀疑是假,扑杀使者。总督大为生气,收敛兵众入城,城旁设伏。华人饥饿难忍,下山攻城,西班牙伏兵出击,华众打败,先后死者2.5万人[1]529。

这次排华事件的起因于西班牙殖民者疑心中国攻打吕宋,应该讲这是一种误判。西班牙殖民者不了解中国对南洋诸国政策与其有巨大差异,不会采用军事手段攻取一个远离中国大陆的海上岛国。明政府对华侨在海外的利益保护上的力度不够,甚至两万华人无辜被害后也没有采取军事措施,而只是象征性的谴责一下。虽然有这次血腥事件,但那时南洋的开发符合世界的潮流,同时中西方都在贸易中获利,所以事变并没有影响到日后两国间在南洋地区的经贸往来,华人继续往吕宋移民,时间长久了又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华侨群体。

二、雍正年间荷兰排华事件

另一次排华事件发生在清朝雍正年间。《海国图志》所辑之《皇清通考·四裔门》载:葛剌巴本来是瓜哇(即爪哇)故地,后属荷兰,“闽广人浮海为业者,利其土产,率流寓不返。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葛剌巴口岸多聚汉人,恐浸长海盗,禁止南洋往来。其从前出洋之人,限三年籍,然亦尚有留者。雍正五年(1727),弛洋禁,嗣后通市不绝。初,葛剌巴自明季为荷兰人所据,委夷目镇守,汉人居之者以数万计。生长其地,曰土生仔。司汉人贸易者,曰甲必丹。人有罪则流戍西陇(即今斯里兰卡)。西陇在西洋中,距葛剌巴甚远,荷兰旧国所属地也。雍正六年(1728)闰六月,为群番所扰,荷兰力不胜,遣流人戍西陇,许立功后令还葛剌巴。诸流人奋勇效力,战屡捷,群番败走。荷兰既有立功赎罪之令,又虑释还流人,则西陇孤弱,一再令葛剌巴调无辜汉人往代。时有甲必丹连富者,以汉人在此贸易,惟领票输银,无调取之例,不受命,番目拘之。被徙者先后不胜计,于是汉人大恐,鸣金罢市。番目怒,举火鸣炮相攻,杀伤颇多。”[2]571

这次排华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荷兰殖民者命令无辜华侨为其戍守边疆,引起华侨罢市抗议,结果荷兰动用武力镇压,被杀华人无数。

排华事件发生后,署理福建总督向皇帝奏言说:“被害汉人,久居番地,屡奉招来,而自弃王化。今被戕杀,孽由自作。”但是荷兰所据葛剌巴“地隔重洋,恃其荒远,残害罔忌”。恐怕往后华人商船受其骚扰,请禁止到商民到南洋经商,以使其知道畏惧,等革心悔罪后再请求恩准到南洋经商。清朝的封疆大吏认为这次排华事件中被害华人是咎由自取,提出应对荷兰排华的措施是禁止百姓到南洋贸易,这是一种消极防御的办法。广东道监察御史李清芳上疏皇帝说:商民往东洋经商的十分之一,往南洋经商的十分之九,如果一律禁止商民往南洋经商,那么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海关税收势必大减,不下数十万两白银。而且民间贸易,都是“先时而买,及时而卖,预为蓄积,以俟流通”,如果一旦禁止,商旅一定大困,应该禁止葛剌巴一国的贸易,此外南洋诸国的贸易不宜禁止。之后王公大臣会同兵部奏言:目前听说葛剌巴已将排华事件中的荷兰头目黜责,对我国赴其国经商的商民返国时加意抚慰护送,嘱咐我国商民并没有为难骚扰之意。所以应该仍然准许百姓到其国经商。皇帝准奏[2]572。从此可以看出,虽然出现了严重的排华事件,对中荷在爪哇的贸易有一定消极影响,但是因为经贸往来是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需要,不仅中国政府要靠海关税收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荷兰殖民者也主动提出保护中国商民,所以两国在葛剌巴又恢复了正常的贸易秩序。

三、两次排华事件的特点

综合看发生于明清两代两次排华事件,有如下特点:一是事件发生在西方国家向世界各地拓展殖民地的大背景之下。16至18世纪,西方殖民国家将原来南洋的独立国家失去独立性,并且设置殖民机构进行管理。二是两次排华事件的原因上看,既有引发事件直接原因即导火索,又有根本原因。从直接原因上看,前一事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起因是西班牙强迫华人参加侵略战争和虐待华人;后一阶段的起因是怀疑中国政府攻打吕宋,而吕宋华人援为内应。后一事件的起因是西方殖民机构对华人采取不公正的待遇导致华人罢市。从事件的直接起因上看,西方殖民国家排华的理由并不充分,而华人往往是为了保护和争取自身的正当权益而战。这说明导致事件的直接原因只是一个导火索,而根本原因则在于西方殖民者与华侨在南洋利益的冲突。三是从明清朝廷对排华事件的处理办法来看,政府基本上采取较为低调平和的措施。明政府仅仅对西班牙发布檄文,斥责西班牙擅杀之罪,令西班牙人送死者家属归国,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清朝的地方官员竟然认为是华人自己招祸,为了防止以后西国人对中华商民侵夺骚扰,请求皇帝下令禁止沿海商民带南洋各地经商贸易,即实行“海禁”。四是从排华事件的影响来看,并没有对中西贸易往来带来太多的负面作用。由于中国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西方殖民者也采取了一些怀柔措施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商民很快从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不断有华人因利益的驱动赴南洋地区经商谋生,形成不可抗拒的移民潮。

两次排华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局势是,在16至18世纪也即明朝后期到康乾时期,西方殖民势力深入到原本为中国属国的南洋地区,并且运用政府的力量和军事的手段将南洋地区变成自己统辖的殖民地。而中国对南洋地区仍然沿袭传统的政策,既无心于南洋国家的领土,也不会采取强硬的政治军事行动,而是一心维护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当中国赴南洋的商民遭到压迫甚至屠戮时,从政府层面讲并没有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不断扩展市场和争取利益最大化,既然触角已经深入到南洋岛国,下面就不可避免伸向中国这个东南亚秩序的大本营和总管家。从《海国图志》看当时的世界格局,早在鸦片战争发生前的二三百年,西方与中国发生一场战争就已经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殖民时代论文 篇2

1、黑奴贸易：在美洲，欧洲殖民者强占印第安人土地种植甘蔗、棉花和烟草等作物，需要大量劳动力。由于当地印第安人遭到屠杀和奴役人数锐减，无法为种植园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于是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购买黑人，当作奴隶使用。欧洲一些人看到黑奴贸易有利可图，纷纷加入罪恶的黑奴贸易行列。

2、在贩卖黑奴的过程中，英国人后来居上，奴隶贩子大发横财，许多奴隶贩子赚到钱回国后投资工商业，成为资本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

3、在殖民扩张过程中，英国战胜了荷兰和法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从殖民地获得的大量财富，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殖民地人民的抗争

1、玻利瓦尔：19世纪初，西属拉美殖民地人民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18xx年起，玻利瓦尔率领起义军，从北向南，横扫南美大陆上的西班牙军队，解放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玻利瓦尔后来被誉为“南美的解放者”。

学习与思考

民主与法制是政治文明最坚实的基础，回答下列问题

(1)英、法、美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文件。试各举一例。

后殖民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 篇3

许多人都接受，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但对于这种社会的文化特点的认识就不那么一致了。我认为这个特点就是中西二元对立思维。无论流行的文化自大主义，抑或文化自卑主义，其实都深陷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框框中不可自拔。前者盲目自信，坐井观天，后者全盘西化，望洋兴叹，说来说去，反正在在皆是不离什么“中国的”“外国的”。进入二十一世纪，情况变了，全球化来了，中国崛起了，然而似乎两种“主义”仍在拉锯战，从不消停，也间或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由于后殖民理论大都以“二元对立思维”为其特征，即使其关于全球化的论述也充满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如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查特吉等无不如此，所以我又称其为“后殖民情结”，这是说，它已经深入到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了。这种情结会不时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冒出泡来，如“原教旨主义国学”“文化民族主义”“极端爱国主义”，其特点是不变的理论和此起彼伏的情绪。

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共同体，进入全球秩序，在践行着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球治理”，甚至还展望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我们要对这个正在形成的共同体有所贡献，从中求得生存和更好的发展，那就不能总是将自己定位在弱势、他者、另类、特殊、边缘的位置上吧？！全球化需要对话，而对话则需要平等！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不是同质化、制式化，全球化本身就是对话，是作用与反作用，是赫尔德所谓的“相互对接”（interconnectedness），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后民族星丛”（虽然在他只有话语的层次）。我们尽可以强调、强化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差异、文化特色，但那总是为了更好地对话，在对话中取得最佳位置。阿多诺早就指出，特殊性唯在“星丛”即关系中才能浮现出来。一切后殖民理论和实践对各种差异的强调，无论看似多么决绝，但其实都是以极端的方式拴牢与主控世界的联系。差异从不属于事物自身！离开事物之间的关系，差异便无从谈起。因而也可以说，差异即关系。

我们感到特别欣喜：目前官方层面已经号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家要“提供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向！众所周知，过去我们一直奉行的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们反对拿西方那把钥匙来开中国的锁，我们自己也坚持锻造中国自己的钥匙，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从没想过大老远去触碰人家西方的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变得自信了，不仅经济自信，而且还“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等，以“解决人类问题”为鹄的。这当然不是要抛弃自己的传统，不是摆脱自己的现实，而是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胸怀人类、世界、宇宙，将我们中国人特殊的经验汇入人类经验的辽阔海洋，实现由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过渡，让“中国史”成为马克思所谓“世界史”的一个部分，让“中国”成为“全球”的一个部分。站在全球化的历史制高点上，检视我们过去的被殖民创伤，而非只是抚摸和心绪难平，并超越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对立，化开百余年来郁结在心的“后殖民情结”。窃以为，唯如此中华民族才能不仅在经济上复兴，同时也才能在精神、文化层面复兴。

罗如春的大著研究西方后殖民的身份建构，对于中国来说，当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能够忆起自己屈辱和反抗的历史，但更重要的是，还能看到在全球化的新格局中后殖民怨恨、后殖民复仇、后殖民抗争在现今时代的不合时宜、自小气象和自我捆绑。我们需要从全球化中获得超脱、超越和升华！如今学界时兴的关键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本就包含着世界与城邦（国家）两方面的内容，由此而言，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不得不置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之中。全球化在事实层面是必然，在理论上、态度上就是应当了！顺带说，时下的英国脱欧、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的喧闹，以及恐怖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并非意味着全球化就要终结了，那是全球化的波动、波折，是全球化的再调整。

剥削、压迫，新的权力关系，新的边缘群体和垃圾人口，如哈维、阿明和鲍曼所观察的，因而全球化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要求我们必须不绕圈子立即回答的话，我们可以非常马克思地说，全球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全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后殖民全球化”是从后殖民角度理解全球化，它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继续批判，但与全球化的本质全然无关：全球化是一种交往形式，即相互联系，由于这种新的或者被增强的交往形式才引发交往内容的变化。全球化无关乎全球化的内容。可以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也可以有共产主义的全球化，或者其他任何主义或“装置”的全球化。所谓“全球化”只是说让所有原本独立存在的个体、民族、文化、制度、信仰等等走进一个统一场，在此统一场中，在此相互存在中，它们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从而便不再依然故我，其自身都要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资本主义不会长驱直入这个统一场，它必然会遇到坚如磐石的地方，后者会迫使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自身。罗伯森曾力推一个怪词“球域化”（glocalization）来描述全球化过程，其潜台词就是全球化最终是要被地方化的，无论主动（作为一种营销策略）或被动，结果都一样。目前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上基本是一枝独秀，因为在它之外尚不存在能够与之抗衡的已经成熟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迄今尚未发生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如果说有的话，那是苏维埃，但它的全球共产主义宏大工程已然失败，因而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后殖民无疑是可依赖的一种主要的力量。但反过来说，如果后殖民只是盯着眼前的一隅之方、一族之民、一己之私，与殖民者一般见识，甚或睚眦必报，冤冤相报，他东“方”化你，你就西“方”化他，如查卡拉巴提的“省区化欧洲”（provincializingEurope），而不能够放眼人类整体及未来，那将不过是用一种地方的资本主义去代替另一种资本主义而已，因为虽然历史是否终结可以悬置，但后殖民并未想象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什么主义来，而且后殖民与它所反对的资本主义还享有共同的理论资源，即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启蒙价值都有其无可逃避的“辩证法”。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结果无非改良、改朝换代而已，变不出什么新的思想和制度来，后殖民的抵抗也只能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打转转，不仅不会颠覆资本主义，反而会通过敲敲打打、修修补补，让资本主义显得更加万寿无疆。不过，我们还不能说后殖民的抵抗毫无意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乃一个亘古不变的定律，但它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全球化则可能昭示它的未来。我们不仅要从后殖民认知全球化，也必须从全球化角度体察后殖民，不文饰其狭隘局促之处。后殖民眼中的全球化不是全球化，精准言之，它只是全球化的一个维度，即现代性，其另一维度是后现代性，因为全球化内在于现代性，如布罗代尔在“长时段”中所考察的，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越界的。

全球化的视角对西方后殖民知识分子可能显得有些奢侈和邈远，但于中国人来说，则就是我们当前亟须迈出的一步。中国必须告别后殖民，而后才能成为世界民族大家庭中堂堂正正的一员。这当然也是西方后殖民的愿景了，虽然比我们要稍微迁延一些。这是我们中国人小小的“文化自信”。但必须指出，这不是后殖民的“文化自信”，不是“原教旨主义国学”或“文化民族主义”的“文化自信”，而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信”，是敢于对话和厕身“星丛”的“文化自信”！

（《后殖民身份认同话语研究》，罗如春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殖民时代论文 篇4

一、流放中的身份危机

身份是一个群体的身份,或者是受到个人所在的那种文化或群体所影响的个人的身份,他通常与地域观念和群体文化紧密相连。因此身份认同是一些决定“我”是谁,以及“我”如何被承认的特征,它由种族、血统、肤色等与生俱来的固定的属性特征以及时间、空间、历史和文化等限制或塑造个体身份属性的“变化”因素所构成。19世纪以来的殖民扩张、愈演愈烈的移民潮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文化的碰撞和渗透使得移民有了双重甚至是多重的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而这种双重性或多重性的碰撞与交锋是移民面临着地域流放、种族流放、心理流放和文化流放,使身份主体产生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导致身份危机的出现。

《河湾》的主人公萨林姆本是印度穆斯林家族的后裔,但他从小就生活在移民家庭,处于地域和种族流放状态。他“离开了自己所属的文化语境,被流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当新的环境很难融入而旧的自我有又无法延续下去时,他们就面临着地域流放和种族流放,成了无根的漂泊者。”[1]131一方面,他不属于穆斯林的文化群体。因为他一出生就生活在远离自己的故土,对自身的印度及穆斯林文化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也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的民族语言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宗教在延续的同时也在被迫接受着另外一种文化评判标准的“仲裁”,这种继承的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造成了他“心理流放”的产生。另一方面,他也不属于非洲丛林文化,虽然他生活在非洲大陆,他还是保持着印度穆斯林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非洲对萨林姆来说只是居住地,并不能带给他民族归属感。同时他早年所接受的殖民教育又使他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权威。因此他既不是一个真正的印度穆斯林,也不能被归类为非洲人或者海岸上的其他群体,更不能以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自居。正是这种多元的文化背景造成了萨林姆文化身份的混杂或跨越状,成了一个没有自我身份的流放者。萨林姆在小说中叙述了这种无归属感和疏离感“真是疯了,我走错了方向,走到头也不可能有新的生活”、“现在有家也难回了,家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我己经失去它了。”[3]04

二、文化碰撞中的身份追寻

在后殖民时代,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移民潮的开始,面对西方宗主国意识、混杂的多元文化以及自身的种族主义,身份危机很容易出现在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移民身上。在小说《河湾》中,奈保尔用它的独特视角为我们再现了文化多元及宗主国意识影响下的文化无根这一后殖民主题。

主人公萨林姆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厌倦,而非洲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动荡政局以及朋友因达尔的政治远见使他产生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自卑感,促使和他开始了关于“我是谁?”、“如何界定自我?”和“对谁肩负何种责任?”等身份问题的自我求证。

最初,伴随着“流放”的失落感,萨林姆企图通过“寻根”来获得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他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印度穆斯林后裔,与曾在非洲称雄的阿拉伯人有紧密的种族血缘关系。在这种身份认同思想的引导下,萨林姆决定放弃安逸的生活,前往未知的非洲内陆经商。他要继承先辈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谋求商业上的成功,实现家族和种族的复兴。但是这种对民族文化模仿式的“寻根”之行并不能给萨林姆带来文化归属感,因为他已经远离了“根”的文化中心。所以当河湾小镇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残酷的现实与他的希望背道而驰时,他梦境般的民族幻像和民族被记忆打破,这种文化身份的寻求也随之失败。

后来,随着小镇的重建,萨林姆迎来了个人事业发展的高潮,他的身份寻求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对小镇产生了依赖和归属感,逐渐放弃了自己印度穆斯林的使命感,有了新的道德身份和商人身份,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他向丛林小商贩扎贝思推荐新品,希望藉此改善丛林人的生活;担当起当地非洲年轻人教育者;把他人从学校偷来的从殖民时代后期流传下来的公立学校账簿还给了学校,担保护非洲文化遗产。在一场叛乱中,他曾说“我在这场战争中是中立的……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只是希望回到过去的平衡场面”。[3]66但是随新政府的成立,小镇上流血事件不断升级,商人相继逃离,政府对他的的私有产业从限制到剥夺使他丧失了商人的身份,也失去了对小镇的归属感。

非洲商人身份追寻的失败,以及与“大人物”雷蒙德以及欧洲白人妇女耶苇特的相遇唤起了萨林姆一直以来对西方文化的欣赏与崇拜之情,并因开始了新的身份寻求之路。他羡慕“类似于伦敦的地方”的新领地里的生活,并渴望通过与耶苇特的性关系来获得新的文化认同。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入,新领地里西方人及时行乐的寄生虫般的生活、雷蒙德西方非洲问题专家的伪学者身份、惠斯曼斯神父对非洲文化热爱背后的“恋物癖”情结都让萨林姆逐渐看清了西方文化的虚伪自私,也使他发觉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非洲与有欧洲,前者不遗余力地迎合后者,但永远不会得到白人主流文化的认同。后来,当动乱再次降临时,他的英国之旅使他对西方文化的幻想彻底崩溃,也宣告了他寻求西方文化认同努力的失败。

三、逃避与迷失中的身份建构

后殖民时代的多元文化背景以及所带来的地域、种族、心理及文化的流放使萨林姆面临着身份危机和文化认同的困惑。尽管萨林姆在身份寻求的路上格外努力,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萨林姆渴望寻找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单一文化的身份,而这一愿望在文化多元、变动不居的后殖民社会中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思想,整个后殖民文化就是一个“混杂体”。在其代表专著《文化的位置》中,他提出“我们应该结束以前那种根据所谓民族性对人群进行简单的划分。如今的社会是由不同民族背景和社会经历构成的交杂体,因此边缘生存就是当今的生存状态。”[1]51在此基础上,霍米·巴巴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空间”和“杂合”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东方和西方、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为多种文化并存状况下的身份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霍米·巴巴强调,“文化的定位在如今已经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和交接处有一种居间的、混杂的身份正在形成;所有无归属的族群,必然处在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自己的身份认同将在矛盾的冲突中创造。”[5]换句话说,只有超越主流文化与自身文化的束缚,被殖民者才能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定位,新的文化身份意识才能生成。

面对身份认同与重建中的迷惑与困难,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萨林姆并不能超越主流文化与自身文化的束缚,没有在文化协商中进入文化“杂合”的“第三空间”。他执着的想要追寻并建构起某一族裔可能被赋予一种万古不变的文化身份和属性,而逃避着多元文化背景所赋予他的居间的、混杂的身份。起初,他选择逃避到非洲内陆开始新的生活。当他发现自己新的商人身份被新政府的独裁暴政所粉碎时,他又选择转向西方文明寻求认同和归属感,而当他接触到了真正的欧洲时,他发现这与他幻想中的乌托邦有极大的不同,于是陷入了极大的失落和绝望中。在小说的结尾,萨林姆在黑暗中乘汽船顺河漂流而下离开河湾镇,再次选择了逃避,身份寻求的道路上迷失了自我。

四、结语

在文化多元的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人民尤其是移民因背离故土,多元文化的背景使他们在割裂了自身文化属性的同时又无法适应新的文化氛围,产生心理和文化上的流放状态。陷入身份的自我和社会认同危机。《河湾》主人公萨林姆在身份寻求得道路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民族身份、非洲商人身份和西方文明的追随者。但由于对后殖民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缺乏清醒地认识,沉迷于对某种长期的、单一的文化身份的追寻,因此身份的重构最终在绝望中失败。奈保尔的这个作品从后殖民社会的身份危机的视角出发,以期唤起人们对前殖民地人民困境的关注。说明在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的人民只有超越主流文化与自身文化的束缚,在文化协商中进入文化“杂合”的“第三空间”,接受居间的、混杂的身份定位,才能实现身份的重构。

参考文献

[1]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2]方杰.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虚构与纪实:V.S.奈保尔作品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奈保尔.河湾[M].方伯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1-258.

[4]徐彬.奈保尔《河湾》中“逃避主题”的政治伦理内涵[J].外国文学,2015(3).

早期殖民掠夺教案历史 篇5

教学难点：殖民扩张与掠夺的影响

2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21世纪是蓝色的世纪，海洋，对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国政治家沃尔特·雷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

早在5前，为了争夺对海洋的控制权，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等国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演绎了一幕幕大国兴衰的历史大剧，今天让我们回到500年前的欧洲，看看西方各国如何进行殖民霸权的角逐。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16课：早期殖民掠夺。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殖民掠夺(16世纪)

1.教师提问：葡萄牙、西班牙为何最先进行殖民扩张?

提示：最先开辟新航路。

2.教师提问：它们扩张的情况如何?

提示：葡萄牙——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建立殖民据点与商战(如巴西、印度果阿、马六甲和中国澳门);控制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上通道;以殖民据点为基础进行掠夺式贸易;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一个殖民大帝国。

3.教师过渡：16世纪西葡两国建立起以亚洲、非洲为主的东方殖民帝国和以美洲为主的西方殖民帝国，成为最早的海洋霸主，两国在殖民地进行赤裸裸的残酷掠夺，财富像水一样流进西葡两国，如何支配这些财富呢?两国都是封建君主制国家，把掠夺来的财富主要用于购买法国、荷兰、英国的奢侈品，财富又像云一样地飘走了，西葡的辉煌成为过眼云烟，代替其殖民霸主地位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风车王国”。

目标导学二：“风车王国”——荷兰(17世纪)

1.教师提问：荷兰扩张的情况如何?

提示：一度控制波罗的海、印度及美洲的全部贸易;入侵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从葡萄牙手中夺取马六甲和锡兰;强占中国台湾;在好望角经营殖民地;在北美洲建立新尼德兰殖民地。

2.教师讲述：荷兰位于欧洲北部，一半以上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国土面积只有葡萄牙的一半，比西班牙小得多;人口只有150万;资源如煤、铁等缺乏。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在17世纪，却创造了一个奇迹，成为世界头号贸易强国和商业霸主，被誉为“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创造的辉煌让我们惊叹，这样一个小国，究竟是凭借什么崛起的呢?带着这个问题，请大家阅读材料，总结荷兰成就“大业”的原因。?

3.材料展示：?

材料一荷兰的造船业非常发达，最大的商船可装载900吨货物，商船总吨数居当时世界首位，占欧洲的四分之三。荷兰对外贸易发达，阿姆斯特丹是重要港口，每天停泊的船达多艘。?

材料二东印度公司?

荷兰的独占贸易公司是其建立殖民霸权的重要工具。公司按股份多少分红，荷兰政府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政府颁发特许状，公司可以享受许多特权，甚至可以建立自己的陆、海军，有权建立并管理殖民地。

荷兰人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和世界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银行。材料三每日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公司在亚洲的贸易若无土地征服即无法存在下去。

——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安东尼奥·范迪门?

4.讨论探究：?

(1)在殖民扩张中荷兰具有哪些优势

提示：荷兰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荷兰造船业和航运业发达;政府的支持商业体制的创新等。

殖民时代论文 篇6

目标要求

(1)简述“三角贸易”的基本内容，了解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性与残酷性。

(2)讲述英国殖民者克莱武在印度疯狂掠夺的史实，认识殖民扩张和掠夺是英国最早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重要条件之一。

(3)概述玻利瓦尔和章西女王领导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主要事迹，体会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反抗殖民侵略的正义性。

知识梳理

考点分析

充满血腥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是近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殖民者凭借经济优势、军事优势，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进行了异常残酷的殖民掠夺，掠夺的巨额财富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亚非拉地区遭受侵略和奴役，民族灾难深重，人民不断起来抗争。

三角贸易路线：欧洲——非洲——美洲——欧洲。

拉丁美洲的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其余地区基本上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拉丁美洲在玻利瓦尔的领导下通过革命斗争赢得独立；1857-1859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章西女王是印度民族女英雄。

区分：巴西统治者为大势所迫宣布独立，不是玻利瓦尔、圣马丁解放的。

应用迁移

一、选择题

1，新航路开辟以后，以下哪些国家先后走上了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的道路()

①英国②美国③葡萄牙④法国⑤日本⑥西班牙

A，①②③④

B，③⑥①④

c，①②④⑥

D，③④⑤⑥

2，最先进行黑奴贸易的是()

A，英国

B，法国

C，葡萄牙

D，西班牙

3，16世纪，为补充和增加美洲殖民地的劳动力，欧洲殖民者的做法是()

A，从非洲贩运黑奴

B，从亚洲招收华工

c，从欧洲大陆移民

D，從北美招收劳工

4，马克思抨击欧洲资产阶级“丢掉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的罪恶是指()

A，赤裸裸的暴力抢劫

B，贩卖黑人奴隶

c，推行种族灭绝政策

D，进行不等价交换

5，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英国相继打败了()

①荷兰②法国③西班牙④德国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

c，③①②

D，①②④

6，英国负责对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是()

A，总督府

B，殖民军队

C，东印度公司

D，议会

7，由南美各国足球俱乐部冠亚军参加的足球联赛冠名为“解放者杯”，这是为了纪念“南美的解放者”()

A，拿破仑

B，玻利瓦尔

c，圣马丁

D，伊达尔哥

8，在印度掠夺的巨额财富对英国产生的最大影响是()

A，为英国资产阶级挥霍提供了财富

B，为英国扩充军备提供了军费

C，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本

D，使英国的对外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

9，玻利瓦尔向祖国发誓：“在没有打碎殖民者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之前，我的手将不停止打击敌人。”玻利瓦尔所说的“殖民者”是指()

A，英国

R法国

c，西班牙

D，葡萄牙

10，历史上的西方贩奴行动约从16世纪初开始

19世纪初结束，1807年英国立法废除了奴隶制度。在历史上被称为“三角贸易”的黑奴贸易中，英国殖民者从美洲运回的主要是()

A，工业产品

B，黑人奴隶

C，机器设备D，SE，业原料

二、非选择题

11，请列举19世纪反殖民侵略中的英雄人物。(至少两个)

12，阅读材料后完成问题。

材料一如下图。

材料二当英国殖民者占领孟加拉后，他们首先窃取了孟加拉的国库，仅此一项，就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了3700万英镑……东印度公司使印度人民遭受了无穷灾难，仅1770年的大饥荒就夺走了1000多万人的生命，占孟加拉人口的三分之一。

(1)在材料一所示的贸易中，交易对象主要是什么?在此项经营中后来居上的是哪一个国家?

(2)根据两则材料概述这些活动对东方和西方造成了哪些重要影响。

参考答案：

一、1，B 2，C 3，A 4，B 5，C 6，C 7，B 8，C 9，C

10，D

二、11，中国：林则徐、关天培、左宗棠、邓世昌、左宝贵等；印度：章西女王等；拉丁美洲：玻利瓦尔、圣马丁等。

殖民时代论文 篇7

一、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与跨国高等教育的早期发展

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是“二战”后跨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莱维特(Theodore Levitt)率先使用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首先指向的是经济的全球化,即资本、商品、劳动力、技术、服务和信息日益加剧的跨国流动。相应的,全球化总是被理解为: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二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主要表现为所谓人类价值的普遍化,即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被视为人类的共同价值。[4]

如果将全球化进程的起源追溯至地理大发现和随后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之伴生的则是欧洲国家全球性的殖民活动。在其极盛时期的20世纪30年代,地球上84.6%的土地是或曾经是殖民地。[5]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与过程的殖民主义大致经历了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三种形态或者说阶段。如果说“二战”前殖民主义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资源的掠夺,新殖民主义则主要是对人的劳动的掠夺,后殖民主义大致可以归结为对文化与精神的渗透。[6]当然,这三种形态或者三个阶段的划分,仅仅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策略、手段主要特征的描述。

新殖民主义是在旧殖民体系解体和非殖民化运动取得成功后,是西方发达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实行间接统治的一种方式或者体系、制度等的总称,是殖民主义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7]“二战”后,亚非拉国家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殖民列强被迫放弃了旧的殖民政策,转而采取各种掩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8]以维护其在原殖民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除了利用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以获取各种利益和借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活动以维持旧的国际分工,从而强化发展中国家作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产品销售市场的依附地位之外,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欧美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国际援助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与教育的控制和渗透,从而推行“西化”或者说“美国化”。[9]也正是在美国自“二战”后开启的国际教育援助的推动下,跨国高等教育才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

据联合国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统计,1993年美国的国际援助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540亿美元,1994年大约在2,000亿美元。[10]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国际援助体现着欧美国家的人道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9月4日,路透社的一则报道就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话指出,国际援助在发展中国家所能获得的财政收益要大一些,而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谋取较高的利润。据香港《信报财经周刊》(1994年第4期)估算,美国20世纪90年代在亚洲投资回收率超过23%,是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回收率的2倍。[11]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金融资本与政治力量不仅以一种共谋的形式将触角伸至世界各地以获取经济利益,而且由垄断资本控制的新闻机构牢牢控制着各种文化与传播媒体,使得主导这一进程的美国的价值观念、市场经济观念与文明在世界范围得以传播。[12]

至为关键的是,“二战”后,为了与前苏联在各条战线上展开竞争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是有意识地把教育援助作为保持对前殖民地影响的工具。[13]1946年,美国国会即通过《富布赖特方案》,决定将美国在海外的剩余资产用作美国学生和教授在海外讲学和研究的基金,并设立奖学金计划支持外国学生和学者到美国学习和从事研究。1958年,作为《国防教育法》通过的联邦教育资助项目,一大批高校现代外语教学和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建立起来,主要承担美国与其他国家互派学者进行教学与研究,以及培养外语与国家研究的人才。[14]进入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进一步尝试通过教育援助来培养那些亚非拉国家未来的掌权者,并把给留美学生提供“奖学金”看作是一种政治投资。1961年8月17日,在乌拉圭召开的泛美经济会议上,美国就提出以奖学金形式鼓励拉美国家学生到美国学习。[15]1961年9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确认了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并提出要建立一个机构管理经济援助计划。[16]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得以建立,专门负责开展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援助工作。1951~1969年间,美国根据教育援助合同对来自75个国家的11,000名人员进行了教育训练,同时派出大量外援人员到亚非拉开展培训工作。[17]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开发署制定的教育援外战略从早期主要是为受援国学生提供奖学金转向与受援国的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如实施“高等教育发展计划”(Higher 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HED)旨在为美国综合性大学和社区学院与受援国大学院校开展合作提供机会。[18]这些援助与合作计划的实施,不但是跨国高等教育早期的一种实施形式,也成为之后其进入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阶段的一种主要形态。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教育法》,推动美国高校纷纷建立国际事务办公室,制定各种国际交流与合作计划。[19]当然,参与跨国高等教育合作的欧美大学,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国内高等教育市场供给不足和自20世纪70年代的高等教育财政紧缩带来的经费不足的局面。最初,他们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为主要手段,这一举措确实为他们高校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如1999年,仅英国79所大学外国留学生带来的收入就高达7亿英镑。[20]1993年,美国以研究生为主的高等教育出口贸易净收入约55亿美元,约为当年中美贸易总额的1/10。[21]由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绝大部分跨国高等教育的输出国和地区在开展跨国教育活动时,开始关注的就不再是如何更好地开展教育援助,而是如何能够从中获利。

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剧,尽管欧美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活动仍然频繁,但已经开始向教育合作和教育国际贸易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世贸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不仅视教育为“市场购买品”,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产业的观念,为跨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且相信服务贸易的合理自由化将有助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在高等教育领域更为关注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贸易投资。[22]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一系列双边、多边和地区性协议的签署允许各类教育产品和院校进入市场,从而“保证高等院校或其他教育提供者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建立分支机构,出口学位课程,以最少的限制授予学位和证书,在国外教育机构投资,为其国外风险投资聘任教师,不受控制地通过远程技术建立教育和培训项目等”。[23]

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全球范围高等教育带来了变化:一是促使各国教育开放,拉动教育的跨境扩展和资源交流,加剧高等教育的竞争与合作;二是为社会提供各种新的就业机会和广阔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人们对传统的学术资格、各种专业资格证书及终身教育所需的各种“产品”的需求显著增长;三是使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凸显,高等教育服务和产品的跨境流动加剧,形成了无边界、跨国界的高等教育市场,使高等教育机构也有条件像跨国公司那样在全球范围内结盟并提供高等教育“产品”。[24]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从英国、澳大利亚开始,在推崇市场作用和贸易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政策主导下,其教育领域的变革就已经开始出现市场化的趋向:一方面是大幅削减教育财政,另一方面不仅开始对本国大学学生收费,而且对国外留学生也从提供奖学金转变为微额收费直到全额收费,并逐渐将留学生缴纳的学费看作财政创收的重要手段。[25]作为较早确立教育为服务贸易和创汇的支柱性产业国家的澳大利亚,为打开国际教育市场,成立了若干或官方或非官方的专门教育推广机构。如,1969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IDP)在全球19个国家设立办事处;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基金会(Australia Internationa1 Education Funds,AIEF)则在海外有近40个办事机构;1993年成立的国际教育司(Australia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AEI)在18个国家设有海外办公室,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就教育培训相关事宜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协商。[26]进入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还为大学的跨国办学活动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1994年,澳政府投入104万澳元,支持26所本国大学与印尼、泰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高校共同开展26个试验合作项目。2003年预算中,又专门拨出1,040万澳元,以保证和提高澳大利亚高校跨国高等教育活动的质量与水平。[27]基于教育服务贸易理念的跨国高等教育的推广,确实给澳大利亚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据统计,1993年,澳大利亚的教育出口收入达30亿美元,2000年,高等教育的年收入中更是有10%来自海外留学生学费收入,比1999年增长19%。[28]

可见,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协议框架,发达国家的跨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更为隐蔽的经济掠夺手段。而且,也正是通过长达7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和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运作,欧美发达国家才基本实现了其新殖民主义战略到后殖民主义战略的转变。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协议第一次列入关于知识产权的条款,使此前多次引发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冲突的知识产权问题,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形式在世界性贸易协议中确定下来。[29]

应该说,后殖民主义既是发达国家新时期殖民行为与活动构成的历史现象和过程,也是对其殖民策略的概括性分析与描述。作为发达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后在世界贸易组织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兴起的殖民新策略。后殖民主义主要是指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时期积累的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高举“普遍主义”的大旗,在全球跨国教育、文化活动中,广泛推销其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观念,力图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纳入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及其文化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30]换句话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是以资产阶级人权、民主、自由等为灵魂的“文化殖民主义战略”。[31]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实际上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欧洲殖民主义在亚非拉国家的殖民历史及其造成的种种后果。而且,其理论话语的注意力也转向了文化认同的问题。[32]就其对教育领域的意义而言,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世界推行其知识产权、高科技垄断和文化渗透进行揭露和批判。或者进一步说,后殖民主义认为,在实行以文化殖民为核心的殖民战略时,发达国家更多地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发展中国家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33]

正是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战略转向主导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与掠夺更具隐蔽性,或者说是隐藏在将发展中国家也深深卷入其中的教育服务贸易和跨国高等教育活动之中,以至于一方面所谓的具有普适性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通过日益扩大的教育贸易逐步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制度与课程教学内容之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仅因处于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劣势而损失了人力资源和经济利益,而且很容易忽视发达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力对其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损害。

三、中国应对后殖民主义时期跨国高等教育的策略选择

应该说,作为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源头,欧美大学的历史传统和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声誉影响,是强大的教育服务输出能力的保证。实际上,自地理大发现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都有过被殖民的经历,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都是按照西方模式被重建起来的,并普遍采用西方大学范式来建立和发展其高等教育。这就为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谋求高等教育、大学的跨国合作带来了便利。也正因此,在跨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合作活动中,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主动或被动接受一种自身无法主导的学术系统,包括教学与科研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正如阿尔特巴赫(Altbach,P.E.)指出,“第三世界的大学”是一种“殖民机构”,因为“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模式上,反映着西方体制下的多种价值观念和组织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教学语言用的是外语,很多教师曾在国外受训”。[34]

由于曾经同样有过被殖民的经历,作为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与倡导者,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应对欧美国家推动跨国高等教育进程中,始终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1993年,原国家教委下发的《关于境外机构的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就提出,中外合作办学要坚持“积极慎重、以我为主、加强管理、依法办学”的原则。1995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虽未明确提出原则立场,但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制定该文本是为了加强管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对外开放,并提出了“扩大对外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方针。由此可见,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原则立场经历了“慎重开放——促进开放——扩大开放”的变化。[35]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签订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时,虽然也承诺有限开放高等教育、成人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学前教育和其他教育市场,并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允许外方获得多数拥有权,但同时并没有承诺给予外方国民待遇,也不允许外国机构单独在华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36]

当然,由于重视教育的传统,加之在就业与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上优势明显,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接受得到国际认可的海外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业已成为当下中国民众的普遍要求,也成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内在动力。为满足普通民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中国政府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为更好地吸引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入中国,特别是鼓励一些具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大学在中国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2010年12月,教育部指定北京市、上海市等省市以及12所部属高校作为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试点地区和学校,以探索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与此同时,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国固然要积极应对国际高等教育资源竞争与流动,借助国际上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但也必须时刻警惕,与跨国高等教育合作相伴而来的是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隐藏在各种跨国合作之中的发达国家新的殖民策略。如何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既选择性地接受由西方国家确立的世界经济、文化与教育规则,又不丧失自身政治、文化、教育传统的主体价值,是摆在中国政府和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实际上,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教育机构的办学与项目的实施,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与水平,2007年4月,教育部即开始重点推进了“两个平台(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与颁发证书认证工作平台)”和“两个机制(质量评估机制与执法和处罚机制)”的建设,将中外合作办学纳入更为制度化的管理系统之中。2009年,教育部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的评估方案,随后即根据具体的评价指标组织实施了对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评估。持续的监管与认证工作的开展,对于保证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和质量提高而言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与此同时,还必须注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在课程建设、教学内容等方面应强调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应强调对隐藏其中的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甄别,形成有利于学生基于中国文化塑造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机制与途径。

殖民时代论文 篇8

一、多丽丝·莱辛非洲题材小说中的反殖民意识

莱辛早年曾在非洲生活了二十五年, 曾亲眼目睹了非洲殖民地白人与土著黑人的生存状态和相处状况, 青年时期甚至投身于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中, 想要改善土著黑人的生活处境, 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对莱辛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关怀人们的现实生活, 她的非洲题材小说表达了她对生活在非洲殖民地困窘的白人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土著黑人的深刻同情, 体现了反殖民意识。

首先, 莱辛的小说颠覆了白人优越的殖民神话。在殖民时代, 欧洲白人殖民者一直以为黑暗野蛮的非欧洲地区带去光明者自居。他们认为白人是优于其他种族的, 宣扬白人的道德观念、宗教礼仪, 说要替那些“未开化”的荒蛮地区送去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 推动殖民地的文明化进程。但是在莱辛的笔下, 真实的非洲殖民地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白人一方面, 莱辛刻画了失败、无能且穷苦的白人殖民者形象, 如《野草在歌唱》中的迪克, 《第二座茅屋》中的范·希尔登等, 并且揭露了白人的虚伪残暴, 颠覆了殖民神话中白人光鲜优越的形象。在黑人一方面, 莱辛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内外兼慧的形象, 《野草在歌唱》中勤劳踏实、热心宽容的摩西, 《高地牛儿的家》中礼貌友好、喜欢打扮的查理, 《饥饿》中向往美好生活的青年扎巴兀, 等等。他们都有着美好的品质, 闪耀着珍贵的人性光辉, 颠覆了殖民神话中黑人肮脏、懒惰、好吃、愚笨的刻板印象。

其次, 对殖民主义走向衰落的揭示。莱辛的非洲题材小说通对白人与黑人生活状态的描写, 揭露了殖民主义、种族偏见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特别是精神上的困顿与扭曲。殖民主义体制下种族的偏见与隔离不仅给土著黑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创伤, 而且给白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特别是一些穷苦白人, 由于在殖民意识强烈的非洲, 白人贫困就像是一种罪过, 遭到白人社会的排斥, 而固有的社会体制与自己的思想又使自己不可能融入黑人所在的社会圈子, 边缘感让他们处在崩溃的边缘。黑人与白人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更是显示出了殖民统治的穷途末路。在非洲系列小说中, 莱辛透露出殖民地政府的管理政策正悄悄改变:削减殖民者的一些特权, 赋予土著人一些权利, 以维护殖民地的统治。白人不似以前可以随意打黑人, 否则黑人可以去警察局控告, 而且黑人有选择是否为白人工作的权利, 以前是用卡车、士兵把土人押送给白人农场主, 强迫他们劳动, 如今却要让土人签订契约来雇佣他们, 虽也时有强迫的成分, 可半哄半吓地留住土人工作还是与以前的暴力强制有着本质区别, 显示了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力量正在弱化。

二、多丽丝·莱辛非洲题材小说中潜伏的殖民意识

莱辛虽然在作品中处处为黑人鸣不平, 尽可能地体现出要与土著黑人平等共处的态度, 把他们称为“同胞”, 但是她的英裔白人身份总是会让她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尽管莱辛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批评, 但经过进一步阅读分析可以发现在莱辛的作品中, 她更偏爱于描写白人殖民者的艰苦生活和痛苦的精神状态, 对白人倾注了更多的感情, 这明显区别于土著黑人。

莱辛作品中有白人中心主义意识的残余。首先是莱辛更青睐描述白人殖民者。在殖民地非洲, 土著黑人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 与白人的殖民者的生活是紧密联系的。综观莱辛的非洲题材小说的创作, 从长篇的《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孩子们》到收录于《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抟日记》中的短篇小说, 共有三十多篇, 但从黑人的视角来展开故事的却只有《饥饿》这么一篇小说而已, 其他则都是通过白人的视角讲述的。黑人在莱辛的小说中成为第一主角的也就只有两三篇, 而白人成为主角则完全是压倒性的多数。在众多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个丰满而复杂的白人殖民者主人公形象, 土著黑人作为非洲生活中的一个庞大存在, 多数时候却只不过是表现白人世界的一个标志性的背景而已。其次是夸大白人的痛苦, 缩小黑人的痛苦。莱辛非洲题材的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地是在殖民地, 当时正值种族矛盾激化的时代, 还有许多殖民地土著黑人处于白人的残酷剥削之下, 处于水深火热的生存斗争之中。土著黑人是遭受种族歧视伤害最大的一个群体, 其痛苦却在莱辛的文本中被淡化、被漠视。这里主要分析《野草在歌唱》中的受害者分析莱辛的这种态度。玛丽一出场就是一具丑陋恶心的尸体, 让人生厌, 后来又写了她的苛刻与神经质, 让人生恨, 可随着对玛丽的出身环境、生存现状的深入展开, 就让人越来越同情她。她受困于教育与现实的落差之中, 既深恶痛绝地排斥又不由自主地沦陷在对摩西的情感中, 身心的痛苦与折磨最终使她形容枯槁、精神陷于错乱中, 而摩西无形中对她的压力似乎成了玛丽疯狂的直接主因, 最后摩西还罪恶地剥夺了似乎要看到光明了的玛丽的生命。于是, 作者不露声色地让读者的情感转向了:玛丽是最大的受害者, 摩西是残忍与罪恶的。

白人殖民者尽管残酷、虚伪、贪婪, 被赋予了诸多负面形象, 但在刻画时其形象往往是非常复杂的, 总是有其他值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且白人的负面形象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引起的, 而不是主人公本性就是如此, 与土著黑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如《野草在歌唱》中的迪克, 虽是失败者的象征, 却不得不让人承认他是一个正直的白人农场主, 在他眼中, 黑人不仅是必需的发财工具, 而且是可以交流的人。他有一颗仁爱之心。玛丽固然不讨人喜欢, 却拥有白人引以不傲的美德:诚实。于是, 读者一般都不会彻底否定一个有着诸多缺陷的白人, 而多数时候也是抱有一种复杂的态度, 让人既痛恨又同情, 在谴责的同时不由得赞赏, 这是莱辛的无意还是故意?

此外, 莱辛非洲题材的小说创作虽然相对以前的白人作家而言, 对黑人倾注了更多的人道关怀。但是, 通过其小说的叙述, 原本的殖民体系所构筑的黑人世界的整体印象并未得到本质性的改变, 反而强化了殖民神话中的黑人形象。如在对黑人的住宅区进行描绘时, 往往是一种脏、乱、差的景象。黑人搭建的小棚子“不像人为搭建的住所, 好似从天空中伸下的一只巨大的黑手, 抓起了一把木棍和草, 变魔术般地丢弃到地上, 于是就形成了这些小棚子……这里到处都是苍蝇。……在那十来个挺着肚子、几乎赤裸的黑人小孩眼睛上飞来飞去。……这儿的女人们身上披着当衣服穿的肮脏布料, 有的人从腰部以上都是赤裸的, 两只干瘪的乳房下垂着。”[1]P102-103诚然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黑人土著确实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 生活条件与白人根本就没得比, 但莱辛的描写未免太带有厌恶感。再看《高地牛儿的家》中, 白人住的地方干净整齐, 繁花似锦, 雅致迷人, 而以保洁道为界, 土著仆人住的地方就是另一番景象:苍蝇乱飞, 腐烂酸臭的味道四溢, 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在她的笔下, 土著黑人的住所几乎就没有干净的, 或者是精心收拾过的, 让人觉得土著黑人好像不懂房子的建设, 不知道讲究卫生一样。

莱辛在花笔墨想塑造一个血肉丰满的个性化的黑人时, 即使他起先表现出了诸多优点, 但最终都摆脱不了殖民神话所赋予的劣根性。可以说黑人一旦受到了作家的关注时, 都是以偷盗、撒谎、狡猾的居多。就如在多部小说中都会有这样的语言:“他是黑人, 一有机会就要偷盗、强奸或是谋杀, 一辈子也改不了这种本性。”[1]P18即使是《小檀比》中一向对土著表现出友好的简, 在面对自己的物品丢失时, 也会自然对土著起疑, 因为“是土著就不可信, 甭管表面有多好;随便逮谁来细查, 保险就能查出个贼, 这句格言可是久经考验的”[3]P131。《饥饿》中的主人公扎巴兀进城时忍不住去偷了好心给他吃食的萨姆一行人的箱子, 虽然后来又主动地悄悄还了回去, 但写到他在草地上匍匐着去摸箱子, 又拎着箱子跑开时是那么娴熟, 就好像是天生就擅长这么做一样。进城后他很自然地就把手伸向了别人自行车篓里的面包, 偷衣服时“一眨眼的工夫, 他已经翻过篱笆, 拔腿跑了”[3]P314。后来混入杰瑞的组织时, 他首次偷起东西来就如老手一般干净利落, 暗合了殖民神话中恶劣的黑人本性。莱辛的写作有时就成了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合理性的宣传, 与殖民统治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共谋关系, 暴露了她潜意识里的殖民意识。

作为白人殖民者阵营的里的一员, 莱辛敏锐地意识到了殖民统治终将土崩瓦解, 但她在高调地反对殖民主义地同时, 她在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了对白人的偏爱和对黑人的歧视, 并使殖民话语得到了强化。尽管莱辛在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上表现了一定的矛盾性, 但相对于其他来自殖民地的白人作家而言, 莱辛的写作对殖民主义的揭露与批判是真诚而热烈的, 而且她也一直致力于反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实践中, 走在时代的前列, 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她创作时所体现出的不惧权威、坚持批判、勇于创新的精神, 值得我们一生去求索。

摘要：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女作家, 她走向文学创作时正值二战后反殖民、反霸权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 殖民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一名有责任感、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作家, 莱辛关注时事, 作品紧扣历史进程, 反映了非洲殖民地的现实状况。她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身份赋予了她独特的视角和立场, 使她既有鲜明的反殖民意识, 又不可避免地沾上了殖民意识的印迹, 矛盾的意识也反映在她的早期非洲题材作品中。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非洲题材小说,殖民意识,反殖民意识

参考文献

[1][英]多丽丝·莱辛.一蕾, 译.野草在歌唱 (修订本) [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8.

[2][英]多丽丝·莱辛.陈星, 译.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非洲故事一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英]多丽丝·莱辛.范浩, 译.抟日记:非洲故事二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美]赛义德等著.陈永国, 等, 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动画被“殖民”的出路 篇9

在80-90年代出现许多优秀的国外动画电视涌进我国电视平台。1982年第一部日本的《铁臂阿童木》进入了中国观众的视线, 这也是日本成功打开中国动画市场的第一步。1994年, 中央电视台开播首挡介绍外国动画资讯的板块《动画城》。2000年, 外国动画电视已经接近完成了对中国动画电视的垄断, 直到2004年, 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 国产反垄断的动画电视市场开始了奋力的反扑。

“外包”在国内这个概念出现大约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 最初是在广东深圳这一带的动画从业者与日本的公司合作, 日本之所以选择与我们合作, 主要是因为我国内从业者的基础画功很好。从经济运作角度上讲是国内的人员的费用较低。与中国合作也并不是日本第一个合作国家, 日本与韩国的合作已经长达50多年, 韩国近些年来有长足的发展, 有部分比较优秀的作品问世, 这实际上与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动画殖民”有直接的关系。

探索日本动画成功最最重要的原因有几点:1、动画电影、动画作家、都是以非常严谨的态度进行创作。其中老一派比较著名的有:宫崎骏、大友克洋、押井守, 年轻代表:冲浦启之等。从他们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部作品本身, 其实从作品的主题思想, 作品的故事构成中都可以体现出这些作家们对整个民族和日本社会本身的深入的思考, 这些思想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明确的表达与体现。目前我国内有部分电影学院或其他学院的动画学生毕业后还是有想去日本留学继续深造, 这应该是值得鼓励的。目前我们的动画在国家的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近些年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我们还是与日本的动画表达的水准, 包括表达的主题的深刻性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因为长久以来, 中国的普通观众的概念甚至一部分从事动画的人员都觉得动画是比较肤浅的, 动画不能够承载更沉重的思想主题。其实并非如此, 可以从日本的很多成功的动画电影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像押井守这样的大的电影作家, 他既拍电影又做动画, 他的作品里面都承载着非常深刻的乃至于沉重的主题, 这些作品不仅在日本, 应该是载入世界动画史册的优秀动画作品。我们国内现在尽管国家有很大的政府政策、资金力度的支持, 但是还是需要有一段涵养的时间, 我们国家的作家的养成还需要每一个作家个人独立的思考, 我们还缺少必要的精品。目前我国动画的量已经足够了, 是全世界第一, 总的播放时间已经超过了20万分钟, 但是从总体的作品当中, 我们还很难看到让全民能看到认可的精品, 任何作品都是一样, 要能让观众从心里接受, 那就是大师的作品。什么是大师的作品?大师的作品就是能够传世, 隔代以后, 观众还能够达到共鸣。

日本动画制作精髓从绝对意义上来讲, 无疑就是制作的技术。动画电影作品它的思想是别人所不能学的, 那只能是从业者自身有所感悟, 才能够创作出打动别人的作品。一个国家的动画如果能够走出自己的路, 第一是需要时间、第二需要与比自身好的、水平更高的国家进行合作。目前我国从动画制作技术层面上讲, 我们已经不缺什么了, 技术不是我国动画前行的障碍。我们对动画的认识还需要提高, 动画到底是什么?动画需要承载什么东西。这才是我国从今以后要特别注意的, 也是我们要虚心向他国学习的。日本在动画无论是在电视动画特别是剧场版的动画电影, 有大量的优秀作品。我国目前恰恰就是缺少这个层面的作品, 就是受众面比较宽的, 比如说从中学生开始到成年人甚至到五六十岁的老年人都能够接受的动画作品, 从制作的角度、从讲故事的角度, 包括价值观的宣导, 我们的确需要从日本从业者学习的, 中国存在太多的人对动画的误区都需要我们进行引导去调整去转变。动画这样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带给人一种误解, 它仅仅是为孩子的一种简单的表现。其实动画不是, 动画恰恰是能比电影更能够传达普通的媒介不能够承载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它可以把想象、思考更加扩大、更深入的进行下去。

论殖民主义的双重作用 篇10

一、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殖民主义

1853年, 马克思在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接连撰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 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所产生的客观历史作用作了总结性的评价和预测。他认为,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一方面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另一方面又必然会造成“新的生产力”, “播下新的社会因素”。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 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 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70页。) 这就是著名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断。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呢?

首先, 就殖民主义而言, 它在早期和中晚期的表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不能一概而论。资本主义的早期殖民侵略活动以赤裸裸的掠夺为主要特征, 对遭受殖民侵略的地区来说, 殖民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 谈不上有客观积极作用, 更不用说有什么双重使命。就破坏性的使命而言, 殖民者对旧的落后制度触动的程度并不深, 就建设性的使命而言, 它也没有传播多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19世纪中期以后,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经济实力迅速壮大。资产阶级殖民掠夺的方式不再局限于赤裸裸的金银财富掠夺, 而是要为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占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资产阶级凭着价廉物美的工业品和坚船利炮, 开始有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落后的旧制度和旧的生产关系进行破坏。为了能够直接利用殖民地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 占领当地市场, 殖民者开始在殖民地开办工厂、兴建铁路等工业基础设施。这就是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断。19世纪晚期以后, 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列强深受垄断性高额利润的刺激, 纷纷增加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输出, 掠夺性进一步加强, 双重使命的表现也更加突出。

其次, 就殖民地区而言, 由于资本主义殖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 遭受殖民侵略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以及遭受殖民侵略的程度不同, 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表现及其影响也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别。例如, 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的封建专制势力比较浓厚,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 它们在殖民地基本上也是按照封建制的方式进行管理。西班牙在它的拉美殖民地就建立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 而葡萄牙也在巴西建立了封建专制体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 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地通过大量屠杀土著居民和移民, 直接移植了本国政治观念和经济制度;同时, 它也竭力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给印度等土著居住的殖民地。日本在吞并中国台湾以后, 也没改变当地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度, 而是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农村封建结构, 在此基础上榨取垄断利润。

二、如何正确看待殖民主义的客观历史作用

首先, 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19世纪以来殖民主义的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使命。尽管殖民主义者主观上满怀着无可怀疑的侵略、掠夺的目的, 但是, 受高额利润的诱惑, 他们不由自主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投资兴办了许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等近代化的产业, 如英国在统治印度期间, 就修建了长达6.5万多公里的铁路。同时, 为了便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有效地进行殖民剥削, 他们也需要推进目的在于破坏自然经济、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改革, 于是, 殖民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推行西式教育, 培养新式知识分子, 建立近代化的政治机构, 宣传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样, 就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实现着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 客观上促进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改造和进步。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所说的, 不管英国干出了多大的罪行, 它在造成印度社会变革的时候, “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68页。)

其次, 更要充分正视殖民主义的罪恶和“双重使命”的局限性。毫无疑问, 殖民主义的罪恶罄竹难书。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破坏了当地人民的和平生活, 摧毁了当地的民族工业, 破坏了当地的传统文明, 有的地区甚至导致种族灭绝。

第三, 不能把殖民主义带来的客观后果理解为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进步的唯一推动力。殖民主义的客观后果只能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近代化进程起了一些催化剂作用。如果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本身没有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能力, 只有依靠殖民入侵, 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

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策略研究 篇11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西方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异军突起, 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最新理论思潮之一。后殖民理论作为一种激进的理论批评话语, 首次将西方对殖民地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将研究中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之上, 显示了西方当代理论批评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动向。后殖民主义理论侧重分析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 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干预, 以及关于种族、文化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 揭露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局限性, 旨在考察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如何被表述。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则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翻译实践的过程, 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权利差异, 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 旨在通过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关系来深化对翻译实践的认识。

二、后殖民理论及其发展

学界一般认为后殖民理论 (Postcolonial Theory) 发萌于19世纪后半叶, 在印度独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崭新的意识, 然后糅合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侬 (Frantz Fanon) 的反殖民主义写作理论, 最后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话语。其理论的成熟以萨义德 (Edward W.Said) 的《东方主义》出版为标志, 主要代表人物有萨义德、斯皮瓦克 (Gayatri C.Spivak) 和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等。事实上, 后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都属于作为强势群体的西方对所谓弱势群体的东方的一种操控。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将着眼点放在对现行西方文明的主流话语进行改写的目标上。该主义的多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 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研究者们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 一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采用文化霸权, 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判性入手, 纠正了20世纪中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 从而拓展了其文化视角及研究策略的空间。

在道格拉斯·罗比森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 (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一书中对后殖民理论作了系统的归类, 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 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制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 从16世纪起到现在, 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三是研究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 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 后殖民研究包含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殖民主义开始以后的文化状态, 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由于后殖民理论本身的复杂性, 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野, 对后殖民理论源流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考察。

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渗透, 许多学者通过后殖民视角进行翻译研究, 在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外部历史环境中的同时, 还将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文化霸权主义、语言殖民与文化殖民、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等对翻译的影响纳入翻译研究, 深刻揭示了难为人们所洞察的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权力、翻译与文化霸权、翻译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历史共谋关系。

三、后殖民主义翻译及策略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是建立在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翻译研究的新视角。该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 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 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 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真正平等的对话”。由于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政治经济的不平等, 便产生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 翻译难以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信息转换。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 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不自觉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多个世纪以来, 翻译活动几乎是单向的, 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本质上是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的表现。而要打破这一局面, 建立起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翻译运作在自身领域应采取如下对策。

1. 重解原作与译作, 拟定新的翻译标准和策略

传统翻译观认为译作必须完全忠实于原作, 原作应优于译作。而翻译中原作的许多风格、特色不可避免地会失去, 无法完全传达原作的神韵。旧有的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是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体现, 是殖民者对外扩张的需要。到了后殖民时代, 原作的重要性遭到了后殖民理论家的质疑。

重新阐释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必然带来翻译标准的革新。原作地位的下降使得几个世纪以来翻译中一统天下的“忠实”标准遭到瓦解。译者不再以原作束缚自己, 翻译不再是“带着镣铐跳舞”。而是以本民族的利益为需要, 译出有利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作品。在后殖民语境下, 新的翻译标准应表述为: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西方模式和受其文化殖民的局面。翻译的标准和翻译目的重合。凡能达到这一目的或符合这一标准的翻译策略皆可采纳。如增删、改写、加注、加评等方式, 这些都“非翻译之正法”, 但其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非“正统的”翻译所能替代。

2. 译介第三世界民族文学以及西方作品

长期以来, 翻译实行的是欧美语言译成第三世界民族语言这一单向操作, 在西方看来, 只有依靠西方先进文明的输入, 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才能得以发展。所以在殖民时期, 几乎就没有第三世界民族语言被译为欧美语言的先例。在后殖民时代, 情况有了一些改观, 但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 译入和译出的作品数量仍相差悬殊。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 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 第三世界国家应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大量翻译出来。在后殖民语境下, 第三世界译者应让自己的作品以新的标准、新的策略进入西方世界, 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东方。从而消解西方世界的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 建立起文化多元主义, 翻译文学在此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在西方世界推行文化殖民的历史语境下, 第三世界仍要译介其作品, 主动汲取其文化的精髓, 为我所用。翻译文学通过译介西方作品, 让第三世界国家了解西方文明的丰硕成果, 了解其怎样发展、成熟, 这有助于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其次, 通过对“后殖民”文本的译介, 可以了解西方世界对东方的误解、偏见, 了解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文化渗透, 从而对症下药, 消除误会, 抵制文化霸权。

四、结语

后殖民翻译理论仅仅是后殖民理论的一部分, 其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社会、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利关系导致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攻击。强势与弱势权利间的话语斗争、文化霸权、文化身份、东西方文化认同的问题阐述可以为我们对其研究领域和策略提供借鉴。对于后殖民翻译理论我们不能采取极端的方式, 要取其精华, 同时不断探索, 立足本国, 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摘要：本文概述了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过程, 以及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翻译研究, 讨论了在西方世界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历史语境下, 翻译担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 应采取何种对策。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策略

参考文献

[1]Said, Edward.Culture and Imperialism[M].London:Routledge, 1993.

[2]Robinson, Douglas.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Beijing:Foreign 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导读的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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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 200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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