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里达《文字学》看解构主义

从德里达《文字学》看解构主义（共3篇）

从德里达《文字学》看解构主义 篇1

论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解构

德里达把一切具有等级结构和以结构为中心的哲学理论体系叫做“逻各斯中心论”.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在场形而上学”和“语音中心论”的结合体.通过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打乱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传统,从而颠覆了形而上学的根基,改变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使我们以一个全新的思维角度来审视一切.

作 者：俞胜 李培山 李季萍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中心,辽宁,大连,116024刊 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5(5)分类号：B565.5关键词：德里达 结构主义 解构

从德里达《文字学》看解构主义 篇2

雅克·德里达是法国著名哲学家, 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他的思想成为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 这也使他成为颇受争议性的人物。

对于德里达的思想, 一直以来都存有较大争议。支持者认为其理论观点不但可以矫正长期以来人类对理性近乎偏执的崇拜, 而且可以打破正统形而上所形成的僵化的认知方式, 以及各类遏制差异和活力的权威;然而反对者则指出德里达认为言语并无明确的含义, 真理也皆为人所臆造, 这些观点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不可否认的是, 德里达的理论确实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 我们想要全面的理解其要义, 必须以20世纪的历史语境为背景, 并在充分了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 对德里达的主要著作仔细分析和解读, 这样才能对德里达的重要哲学思想形成一个较为直观的印象。

2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与解构主义

德里达一生的著作共50余部, 其中较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有《马克思的幽灵》、《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声音和现象》等。其中《马克思的幽灵》一书详细探究了解构哲学或者说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论。从一种激进的或彻底的解构批评的立场来说, 马克思主义看待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体化方法仍然属于那种“大话式”的“宏伟叙事”, 即宏大叙事。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建制的批判性分析, 同时也为解构批评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接打入了革命性的楔子。正如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一书中曾经说的:“对不同的东西的价值分别进行的研究所得到的十分相似的内容, 如马克思对货币和商品的研究, 弗洛伊德对情欲的研究, 尼采对伦理学的研究以及德里达对语言的研究, 本身就是决定这些不同对象的东西:黄金、阳物、父亲或君主或上帝以及口说语言 (parole pleine) 相互之间的隐蔽关系的一个标志”[1]。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德里达解构主义之间相同性的同时, 也表明其各自之间的差异性, 正是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两者理论不同的价值, 也使解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挪用成为可能。

事实上, 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在尼采、福柯、赛义德等诸位大师的哲学理论中寻觅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子, 这也是为何德里达将其著作命名为《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的原因, 因为无论在何种哲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都如同幽灵般徘徊, 尽管都已被改头换面, 但终究难以摆脱其本质上的影响。正如德里达所指出:“我们都是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幽灵,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情驱除或热情拥抱, 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的‘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2], 因此德里达提出在“幽灵学”系谱语境中认识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切理论。

由此可见, 幽灵学的提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外在形态, 加深了人们使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确定的, 因而不能仅凭某一特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崩溃”就断定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终结, 或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已经瓦解。在德里达看来, 马克思的幽灵无处不在, 他的精神影响着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使他们无形中成为幽灵学谱系中的一员, 人们一次次的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清除, 然而马克思主义却如同幽灵般一次次的以各种形式显现或复活, 人们只是在徒劳的妄想去否定一个不可否定之物。

众所周知, 德里达是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解构概念旨在针对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 消解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解构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话语分析, 而且更是对既有文化逻辑和社会建制的颠覆;不仅不会导致虚无主义, 而且正是对虚无主义的清理;不仅仅是宣扬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 而且呼唤新的哲学写作和阅读样式的诞生。解构有别于单纯的批判, 解构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增补, 其对认知的方法论有助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德里达不仅仅是阐述其解构哲学的基本理论, 他还积极尝试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的分析。《马克思的幽灵》这部著作正是理论联系实践的一个典型文本, 它对媒体帝国全球一体化政治幻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回应了那种认为解构哲学取消了政治立场的误解。在这本书中, 德里达通过对马克思的文本, 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作了互文性的阅读揭示了他所谓的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对新国际神话所具有的解构意义。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解构主义的是逻各斯主义的思想精髓, 马克思与德里达分别作为两种思潮的代表人物, 他们所批判与解构的某种同构性确保两者思维方式上的互补与类似。马克思的“历史“和“关系”与德里达的“踪迹”和“异延”概念很相似, 皆表现出批判性和反意识形态性。马克思的“历史”旨在打破自然状态, 开始建构和生产, 相同地, 德里达的“踪迹”旨在打破意指与现实的自然纽带, 展开自由的游戏。德里达强调的是语言与理论之间的不确定性, 这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不确定性也十分相似, 马克思强调的是科学与理论之间的不确定性, 认为历史只是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名称, 处于不断的发展中。《马克思的幽灵》并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整合, 而是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拯救, 通过拯救旨在复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 寻回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力量。这一力量是马克思留给人类的遗产, 德里达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尤为需要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德里达所指的幽灵, 它让人们即使处于黑暗时代, 也能够拥有实现乌托邦的理想。

那么通过这部著作, 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措施, 持何种态度呢?德里达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那就是:我们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例如, 当我们需要对有关国家的概念进行重新阐述时, 必须参照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的论点。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更局限于其精神, 而这一精神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 因此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不是试图消除幽灵, 而是更好的让人们意识到其精神的价值。德里达的解构为在资本主义霸权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非“学者型”的理解方式, 促进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保存。

3 结束语

以上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 特别是有关解构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这对我们来说有着重大的借鉴和参考意义。解构主义可以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 同时也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索了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文化评论。

参考文献

[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语言的牢笼[M].钱佼汝, 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7:152.

[2]雅克·德里达著.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2.

[1]包亚明.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语言的牢笼[M].钱佼汝, 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7.

[3]美乔纳森·卡勒著.论解构[M].陆扬,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5]雅克·德里达.人文科学语言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M]//王潮.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 敦煌: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6.

[6]Michael R.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M].Baltimore and London, 1982.

[7]Geoffrey B.Interrupting Derrida[M].London:Routledge, 2000.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 篇3

德里达于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５日生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艾尔毕阿尔的一个犹太家庭。在他１１岁，即１９４２年的时候，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者把他赶出了学校。尽管那时他还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那次被驱赶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终生抹不掉的创伤。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童年生活经历对一个人长大之后性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因为此时的创作是留在他们稚嫩记忆里的第一印迹，这次印迹带有撕裂的痛楚。从此以后，他开始学会冷静地观察理智的事情，也就是关注语言和文化问题。在他孩提时代的这一事件铭刻的记忆是如此之深，他朦胧的觉得法语尽管是他的母语，但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被驱逐使他没有了归属感，觉得自己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异类。他自己说：“一种精神创伤，它不仅导致了我对法国文化和法国的非归属感，而且也以某种方式排斥属于犹太文化。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间的几个月，某种东西凝固了，变成了我身上永远的一部分。”

他出生前，他的兄长就已经夭折了，他１０岁的时候又失去弟弟，１１岁的时候，他又被迫走出学堂的大门。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恐惧、无助、孤独和悲伤的心境中。在他１９岁的时候，法国脱离了实行犹太种族灭绝政策的希特勒的统治，他终于进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成为预科班的学生。那是他一生难以忘怀的最困难、最可怕的岁月。他一直经受着病魔的困扰，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更糟糕的是学校里严酷的学习竞争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巨大的折磨，有如电影《生死时速》里的镜头，逼得人喘不过气来，考试失败则意味着回家，回到阿尔及利亚去。那是他在１９岁以前从没有离开过的地方，可是他不想回去，因为“住在家里，我永远不能写作”。他对于写作是如此的热爱，文学是构筑他精神疆界的一个重要领地，他说：“文学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同被称为真理、小说、幻觉、科学、哲学、法律、权利、民主的东西相关联。”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因其民族血统而被社会排斥于大众之外，同时也造成他对所出生民族的敌视，两边都不可能让他有归属感，总而言之，他被社会解构了，他成为一个社会的游荡者，就象化学中的离子一样，游离于人类社会的一致性之外。他的兄长和弟弟也被排斥于人世间，那些考试的失败者惨遭淘汰于大学的门墙之外，所有这些，在他的灵魂中留下了深深的缺口，这个缺口就是不完整性、边缘性和非中心性。解构思想之成形于他就是在所难免的，正如什么样的土壤能长出什么样的花朵一样。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因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社会所赐。边缘性，非一致性，非共性是社会存在的实体，是不可能消灭的，在遇上了天然具有这一思想渊源的德里达之时，解构主义就应运而生。即使没有德里达，人类社会的思想领域也一定会有别的人来建构这一理论。这正应了哲人的话语：“苦难是财富”。

１９６５年，德里达开始在享有法兰西思想家摇篮之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执教。在这几年里，他的解构思想逐渐成熟，成为西方社会一个激进的叛逆者。他说：“我的解构工作是从指出希腊哲学、欧洲思想的局限开始的。”他最先就是拿他最熟知的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开刀，然后，他又对现象学创始人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大动手术，再后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与他的导师福柯的决裂，他把老师的《疯狂史》就像疱丁解牛一样进行了游刃有余的解剖。娴熟的刀法从来就是在无数的锻炼中得到升华的，他接着就走到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面前，说声“对不起，你们的命题荒谬”。

他并非故意从批判这些名人的行为中求得自己的声威，他不求名不求利，只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到了这步田地，不得不这样去做而已。就像疱丁解牛看见一头牛，自然而然地就看到那是一块块的松散的结构，而不是一头整牛一样，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不禁轻而易举地解掉它。正像他的纪录片的拍摄者考夫曼所言：“德里达过去和现在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个人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荒谬可笑的。”在１９７９年以前，他一直都是抵制摄影和电视的，他本不想把自己的照片弄得满天飞，去博得俗名，但是出版界却把米歇尔·福柯的照片当作他的印出来，人们错误的以为这就是德里达。此时他才不得不承认他长久以来对新闻界、出版界和纪录片的拍摄者考夫曼的拒绝是错误的，他开始接受媒体。他说：“如果他们愿意在任何地方刊发我的照片，那最好刊发一张正确的照片。”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２日，他接受了迪迪埃为“法兰西文化”制作的一次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卡昂问：“使我、使你的读者印象极深的是你极其警惕公开露面，并有某种退却，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就是出版物上很少有你的照片，也很少看到有关你的采访，这是一种刻意的选择，还是一种必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回答说：“我也有某种抛头露面的欲望”，“我对拍摄我的照片很感兴趣”，“在我试图不拍照片的１５年或２０年里，我完全不是为了造成一种形象上的空白、缺席或者消失，而是因为同时控制形象制作、设计及其社会含义的规则。诸如在书架前探出来的作者的脑袋在我看来非常的无聊。并且与我所从事的写作和工作的意义相违背。因此我始终坚持不加申辩地不向这类事情屈服。”

他的理论著作晦涩难懂，他的书原来就没有多少人问津过，他自己曾明确宣称：“一方面，人们没有开始读我的书，诚然，如果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读者（可能，在世界上可能有几十个），实际上，这将在不久后有机会出现；但另一方面，在我死后十五天或一个月，什么都不复留下，除了在图书馆的正规收藏。我向你发誓，我由衷而同时相信这两种假设。”早在１９９２年，《经济学人》在其社论中就直言不讳地说：“阅读德里达的麻烦是，出汗太多，回报太少。”而德里达说真正的书应该是造就读者的教育，而现在的新闻和出版物都把读者预设成平庸的接受者。

在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中，他参与了示威游行，并组织了高师的第一次大集会，但是他很快发现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行为。后来他评价这场运动时说：“我并不反对这场运动，但我总是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我并没有感到我是在参与一个伟大的变革。”但是正是在对这一运动的冷峻观察中，我“才开始赋予我的作品一个明显的、更具‘战斗性’的形式。”

１９８１年底，德里达前往布拉格参加一次“私下的学术讲习班”时，受到“生产和非法买卖毒品”的指控而入狱，后在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介入下才于１９８２年１月２日获得释放，由布拉格返回巴黎。

他在中国复旦大学答学生问题“解构是不是就是摧毁一切？”时，他对解构主义的界定是“解构不是摧毁，解构不是在摧毁一切之后再建立一个新的东西”，“解构本身是一种构建”。他质疑中心主义和一切成型的理论，他主张边缘与中心同时存在，他认为“一个问题不可以一次性、终极性地解决，而只能是分步走，分时间、分空间、分不同的角度来解决。”

２００１年９月７日，德里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与《马克思的幽灵》”的讲演，并回答了在场听众的有关问题。从中读者也许可以体会一下他的思维方法：

“‘幽灵’意味着既不是真实的，又不是想象物，他既不是生者，也不是死者。他制造传播、印迹、技术的形象。我对幽灵（ｓｐｅｃｔｒｅ）这个概念的研究已有很长时间，具有价值和解构的意义，这恰恰因为“幽灵性”的特点就是非生非死、非在场非缺席、非真非假。我要说，他不是正面而来，而是从上、从下、从后而来。我认为，我可大胆地说，事件，要来到的事情，不可预见地像‘鬼魂’、而不是像‘幽灵’和‘鬼’两者那样来临。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历史事件看作要来到的、不能事先把握的事情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强调历史的时间、节奏的原因。我们不能预见什么事情会发生，比如在前苏联，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事情会发生，什么时候，怎样发生，没有任何人能知道。这就是事件的不可预见。”

“解构不是简单的哲学。从严格意义上讲，哲学是一种希腊－欧洲式的东西，马克思是哲学家。解构力图超越哲学思考。在哲学内部解构。解构不是哲学，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是哲学。”

“政治就是把城邦秩序与某特定地点，比如雅典的财富和权力安置相联系在一起的东西（ｐｏｌｉｓ）。今天，政治危机实际上在于：今天社会中的人的组织，权力的必然性等不再与一个地点相系，这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对于财富的决定，人们可以在纽约、东京等的股市在三秒钟内做出决定世界财富的事情，就是说今天，时间和节奏、速度和科学技术的问题成为在传统形式－比如地产、国土等之外决定政治的东西。”

“解构总是和‘自己固有’相联系。我坚持用一个观念，那就是‘ｅｘ－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意为以社会的方式在剥夺占有的同时进行占有的运动。这个词在法文里也很难把握，就是剥夺占有，为的是占有。这是与财富和权力相关的问题。”

在德里达晚年，他关注宽恕。有点类似中国人总结老年人的一句经典：人老心慈。他的一生以拿刀解剖别人为本，古稀之年或许生出一份善心来，不再肢解人了，宽恕他们吧！宽恕自己吧！佛教有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他后来就出了一本名为《宗教》的书。这真是他幡然悔悟的结果吗？非也，他是江山难改，本性难移，他还是在解构宽恕的本质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最终很难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是他只好归结于上帝了。这是中国的“江郎才尽”呢，还是像伟大的牛顿一样，如果他不死，还活下去，是不是最终走向神的怀抱呢？

他一生都在解构别人的理论和思想，追求的是多极性、非共性，但是在面对人类的共同问题的时候，他还是与曾经与之决裂的人———哈贝马斯走到了一起，在２００３年５月３１日，同另外５名世界著名的知识分子一起，联袂投下重磅炸弹，在欧洲７家媒体同时发表《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呼吁重整联合国，实现欧洲一体化。他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的举动，这与他一生的信念和主张是背道而驰的，他自己曾说过：“我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但是在这里，他并没有像“五月风暴”之后的思路那样不参与了，而是改弦易辙了，他对一致性投了赞成票。那么这一举动是不是他发现他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人，是不能置身于社会之外的，他的非中心性，非一致性的观点要进行解构了，他原来的解构主义已经走不下去了呢？也许是这样，他的理论才又再一次被自己解构，正如否定之否定，他正在进行解构的解构。如果真这样，你还有何话说？这才是真正的解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