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策略

2024-10-11

解构策略(精选12篇)

解构策略 篇1

一.译者的隐身

对翻译研究来说, “异”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性的问题。没有“异”, 就没有翻译的必要性了。正是因为语言的“异”造就了翻译的必要性, 那么翻译的根本任务, 便是“克服”语言之“异”造成的障碍, 以进行思想的沟通和交流。但是, 各种语言有着不可简化的多样性, 在德里达看来, 这种多样性的不可简化, 是无法“克服”的, 也是无法翻译的。 (1) 他认为, 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 而是“存异”, 翻译的根本任务之一, 就是要“设法保持这种语言的多样性特征”。 (2)

韦努蒂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一书中, 彻底地考察了从17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 他认为“通顺的翻译”策略一直在西方翻译史上占据主导地位, 其原因是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准, 在英语中形成了一种外国文学的规范。韦努蒂认为, 以往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 提倡的是“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翻译。他对这种翻译的原则提出了质疑。

《译者的隐身》是指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 即所谓的“不可见性”。流畅而透明的翻译会给读者以忠实的感觉, 并且成为译者的主要追求。但是这种流畅的翻译掩盖了译者的主观阐释, 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斡旋过程隐于无形, 译者的辛劳被作者的权威所掩盖, 许多文化与语言差异也随之被掩盖。

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是以解构主义的观点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他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 用目的语的能指链来代替原语文本中的所指链的过程。”解构主义学派的创始者德里达认为, 意义是一个可能在无限的链上的关系和差异所产生的效果, 因此, 意义永远是有差异和被延迟的, 永远不会是一个原文的整体。因此, 各种文本, 不论是外国的文本, 还是译文, 都是派生的:都是由各种不同语言和文化材料构成的。作品的意义是一种多元的、不定的关系,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整体。因此, 翻译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翻译不是求同, 而是“存异”。 (4)

二.异化翻译的历史和影响

韦努蒂追溯了异化翻译的历史。19世纪初, 异化的翻译在德国兴起, 以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在1813年的演讲为标志。一方面, 施莱尔马赫认为德国文化优于外国文化, 另一方面, 他也认为德国的语言文化也有不足的地方, 要发展德语和德国文化, 就必须吸收外国语的表达方式和外国文化。施莱尔马赫认为异化的翻译有助于建设民族文化, 吸收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助于丰富祖国语言。 (3)

异化翻译保留了外国文本中的异, 但是破坏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译文在忠于原文时, 就背离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韦努蒂指出, 异化的翻译抑制了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策略上的文化干预, 以此来反对英语国家文化上的霸权主义, 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

三.归化翻译的历史和影响

韦努蒂同样追溯了英美文化中归化翻译的历史, 他认为归化翻译始于17世纪的英国。从此, 通顺的翻译就成为了英语翻译的规范。通顺的翻译要求译文读起来不像是翻译, 而要像英语原文创作的作品。韦努蒂认为, 这种主张, 在理论上是把语言看作是交际的工具;在实践上, 通过强调通俗易通, 避免多义或者歧义。

归化的翻译能够有效地替代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既通顺又易懂。当然, 翻译不可能把所有的差异都抹掉, 但译文中的差异也会被打上目的语文化的烙印, 使之变得可以理解, 并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和禁忌, 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伦理道理和意识形态。

在当代英美翻译流派中, 归化的翻译理论应该以美国奈达 (Nida) 的理论为代表。韦努蒂认为, 奈达是想把英语中透明话语的限制, 强加在每一种外国文化上, 以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这是用通顺的翻译策略, 把归化隐藏在透明度之中。这与其说是文化交流, 还不如说是为了归化的目的对外国文本进行文化侵吞。

四.抵抗式翻译

韦努蒂说, 这种翻译策略可以称之为“抵抗” (resistancy) ;这种翻译不仅避免译文的通顺, 而且对目的语文化提出挑战, 因为通顺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外国文本进行篡改。“抵抗”, 即抵抗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

韦努蒂以自己的翻译实践来实现自己异化翻译的主张。他以自己翻译当代意大利诗人德安吉利斯 (De Angelis) 的作品为例。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追求重现德安吉利斯诗歌的不连贯性。韦努蒂说, 他的翻译不能说是忠于源语文本。他的目的是要在目的语 (英语) 中重新创造原文中相类似的特殊表达方式。对德安吉利斯来说, 这些特殊的表达方式就是意义的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

运用抵抗的策略, 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远感, 其目的是要把译文读者和译者从原来支配他们阅读和写作的文化中解放出来。这种翻译实际上是对英语文化中透明翻译的霸权地位的抵抗。

结语

韦努蒂通过对西方归化和异化翻译历史的考察, 指出了一直在西方翻译界占主导地位的“归化”、通顺透明的翻译策略中显露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 并由此提出译者要在翻译中采用抵抗式的翻译策略, 以“异化”的翻译来抵抗这种“归化”、通顺透明的翻译, 使原文主要特征更为鲜明, 保存原文本中的“异”。由此来发展他自己的美学观:在翻译过程、翻译阅读和翻译评论中应更尊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摘要: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常常采用的两种策略。美国翻译理论家, 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对西方翻译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而后他批判了以前在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倾向, 并提出了他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 即反对译文通顺的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其目的不是要在翻译过程中消除语言上的和文化上的差异, 而是恰恰要在翻译过程中表达这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

关键词:归化,异化,隐身,透明,抵抗

参考文献

①许钧:《翻译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277页

②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第284页

③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第305页

④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194页

解构策略 篇2

而无论是在哪种社会,人们对奉献总是褒奖有加的:在奴隶社会奴隶必须对主人奉献,在封建社会要求奴才对主子奉献,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倡工人对工作、也就是对资本家的奉献,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对发扬自觉奉献的主人翁精神加以讴歌和赞扬,雷锋精神就是这种主人翁意识的最好体现,因而雷锋精神首先是一种奉献精神。对于这样一种奉献精神,哪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也是十分赞许的。所以那些仇恨雷锋精神的人并不便于把它直接树为对立面加以打击,而是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进行,因而这样一股诋毁雷锋精神、丑化雷锋形象的潮流出现了,它采取的主要手法是进行解构,其核心如果不是开涮雷锋精神,就是把学雷锋异化为其它庸俗行为,使人们不再严肃地对待雷锋精神,从而达到恶俗化雷锋精神的效果。如某通信公司在其群发的幽默短信中写到,今天是学雷锋日,老奶奶严重紧缺,一位老奶奶被扶过马路几百次,养老院的老奶奶被洗了几十次脚„„有人说,今年学雷锋我给领导办了什么什么好事„„更有甚者,编造一个黄色笑话说是一对男女搞一夜情,女人醒来后,问男的叫什么名字,男的悠悠地说,做好事不留名,我是学雷锋。

同时,对有钱人做好事即所谓“慈善”进行大肆宣传,使人们艳羡,形成一种模式化的“好事”观念,即做好事要用金钱来量化,即有钱才能做好事,有大钱做大好事,没钱就做不来好事,似乎做好事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普通人即使做了好事意义也不大。雷锋做的好事并不惊天动地,不能用金钱来量化,但与资本家“善行”的可量化相比,它对社会的精神激励效应却是不可量化的、无价的。这时,雷锋精神与“慈善”的对立就出现了:如果大家都被雷锋精神感召,都去学习雷锋,这样做好人好事的成本和门槛就很低,那么谁还会对资本家可量化的、有限的慈善感兴趣呢?

马克思早就点破过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虚伪性,指出,这种慈善尽其可能地做大排场,做成一场社交盛事,无非就是为了彰显他们的善心,更重要的是彰显他们的雄厚财力与影响力。如果资本家真有善心,为何不把生产资料交由工人所有,让他们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而犯不着定期或不定期地大发善心呢?但另一方面,又有人对雷锋进行挑剌。海派名嘴周立波先是说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但全写日记上了”。日记是个人行为,能与有钱人的派对、慈善盛典相提并论吗?而周立波高调参加各种公益派对,难道不是对自己的讽刺吗?

另外,既然资本家需要工人在工作中的无私奉献,那么提倡雷锋精神对他们有什么坏处呢?为什么他们还要千方百计地诋毁雷锋精神呢?

对雷锋精神的解构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全盘改造战略的一部分。雷锋精神的实质是消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立、消灭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的共产主义实践,它同时也显示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一个螺丝钉有一个螺丝钉的价值,一个普通人也有一个普通人的价值,如果普通人意识到做好事是自己所能的、不需要金钱、没那么复杂,是人人皆可为的事情,那么进一步意识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离接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精神就不那么远了。这才是资本家对雷锋精神最忌讳的,他们解构雷锋精神,是为了除却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外,争夺和占据道德的至高点从而从经济到意识形态掌控整个社会,使个人和社会的解放成为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被调侃成多种版本,人们即使可能佩服雷锋的所为,但是没有勇气、没有动力去做好事。

消解、解构雷锋精神的实质就是要消灭工人、农民和普通人对社会、对他人的关心,把做好事定位成主要是有钱人的慈善行为,把整个社会建构成一个冷漠的社会,只能等待公知、有钱人的良心和善举来拯救。那么,社会的进步就与庶民无关,人们也意识不到社会的进步与每个个体的行为有关。资本家需要的是奴隶对奴隶主、奴才对皇帝的忠诚和奉献,是强调个体对少数人的奉献,而绝不是雷锋那样的一个人对绝大多数人、对全社会的奉献,这与资本家的要求和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解构策略 篇3

【关键词】 《登堂入室》;结构;解构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法国新锐导演弗朗索瓦·欧容的近作《登堂入室》再次将解构的目光投向了他最熟悉的中产阶级。《登堂入室》(Dans la maison)在法语中可以直译为“在屋子中”,带有某种心照不宣的属于中产阶级的闲适。而欧容在这个标题下,用他一贯单刀直入的风格,讲述了一个窥视与被窥视的循环倒转的故事,将残酷、冷静与边缘化的隐秘心理隐藏在温情的中产阶级家庭、文学和现代艺术背后,然后毫不留情地撕开其乐融融的温馨表面,展现了内里的脆弱、失控和分裂。虚虚实实的真相和无法拨开迷雾的强烈代入感给整部影片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1]

虽然还是导演熟悉的主题和风格,但是《登堂入室》这部电影却在结构上和内容上与文学传统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我们能在欧容的早期电影,例如《失魂家族》(1998)及《八美图》(2002)中找到卡夫卡和阿加莎的影响痕迹,但是在《登堂入室》中,文学对欧容电影的渗入更多地表现在了叙事结构和心理探寻上。尽管在影片中还能看到福楼拜、拉封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成为内容的点缀和推动者,但是更加吸引观影者注意和思考的,是支撑内容与情节的奇妙结构,而这种结构,更多的是受到了西方现代及后现代文学的影响。在层层递进的精妙结构之中,学生克劳德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不断地被赋予隐喻性的巧妙指涉。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物入手,梳理出导演纷杂立意中的一点脉络。

一、注定虚幻的“理想自我”

《登堂入室》的故事开始于一个法国高中,刚刚谋到一份教职的吉尔曼是一个怀才不遇、生性悲观的法语老师。他给班上的学生布置了周记的作业,但是大部分的学生都只能写出平淡、简略的流水账,只有一名叫做克劳德的学生让他眼前一亮。这篇以“未完待续”结尾的习作引起了吉尔曼和她妻子的兴趣,吉尔曼开始了解和辅导克劳德,从最基础的语法修辞到情节的安排和发展,他向克劳德推荐福楼拜的作品,试图引导他的写作,而克劳德似乎也听从他的指导,并将习作中的情节真正地实现在了生活中。吉尔曼一直与妻子分享着克劳德一篇接一篇的习作,在不知不觉中随着克劳德的笔触,偷窥拉斐尔的家庭生活,欲罢不能。克劳德在他的习作中用不自觉的讽刺语言和冷静的现实主义风格撕开了这个家庭的和睦幸福表象,赤裸裸地展现出中年危机、事业瓶颈的父亲和貌合神离只想着如何重新装饰房子的母亲,以及偷窥者对拉斐尔母亲隐晦的欲望。道德的枷锁已经阻拦不了吉尔曼想要继续窥探下去的欲望,克劳德开始掌握辅导关系中的主动权。最终,克劳德的逾矩行为掀开了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幸福表象,他也遭到了驱逐,为了完成习作的写作,他最终推开了吉尔曼的家门,点醒吉尔曼的妻子,同样也揭开了吉尔曼家庭背后的暗疮。影片的最后,吉尔曼与克劳德两个被放逐的人并肩坐于长椅上,继续窥探和猜测着对面楼上每一间屋内的别人的生活。

我们不难发现,影片中包含着两对窥视和被窥视的关系,同时也包含着两个窥视者的创作结构,即克劳德通过对拉斐尔一家的偷窥来进行写作以及吉尔曼和他的妻子通过阅读克劳德的作文,在指导写作的基础上间接地窥探拉斐尔一家的生活。在第一个创作结构中,克劳德可以看作是一个寻求他者认同的形象。

克劳德家庭破碎,父亲残疾失业,母亲离家出走,而他在学校里也不过是一个“金色头发的内向小男孩”,沉默寡言,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而同学拉斐尔的家庭看起来和谐美满,他对父母的爱让他并不以父母接自己放学为耻(克劳德的旁白告诉我们,这在高中是很不常见的)。于是克劳德对拉斐尔这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产生了兴趣,他以辅导拉斐尔的数学功课为由,带着窥探与审视的目光一次次地出入拉斐尔的家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家庭,用冷峻而微带讽刺的笔触来记录他所看到的一切。拉斐尔一家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克劳德的孤独和破碎感。然而克劳德的“闯入”和“偷窥”仅仅是为了取代同学拉斐尔的位置,寻找完整家庭的代入感吗?当然不是。从自己破碎的家庭走向拉斐尔的幸福家庭,越发深入的接触和观察让克劳德踏入了“想象界”,建立起了内在的“理想自我”。不论是父亲拉斐尔还是儿子拉斐尔都是克劳德借以构成虚像自我的参照,在影片50分钟处,克劳德和父亲拉斐尔并肩坐在屋外看着街心花园,此时克劳德寓有深意的作文旁白,暗示了他不可言说的欲望:“他和儿子在一起只谈论体育、车、篮球赛,和我却不同。路灯照射下,我看到一个醉汉在喂鸭子和鸽子,如果他抬起头看我们,他肯定以为我是拉法的儿子。”更进一步的,由于俄狄浦斯情节作祟,他从欲望着母亲变成了欲望着成为母亲的欲望,从习作的开篇,克劳德就隐晦地表达了对拉斐尔的母亲埃丝特的带有欲望色彩的描写。埃丝特是符合克劳德幻想的,“带着中产阶级香水味儿”的母亲,是标准画像的母亲,于是,他走向了对父亲拉斐尔的认同和对母亲埃丝特的占有。克劳德想要更进一步地,彻底地拥有这个家庭,他欲望成为能与父亲拉斐尔平起平坐的成年人,更欲望取而代之成为母亲埃丝特的欲望,在习作结尾处的禁忌之吻和私奔请求作为一个隐秘的偷窥者,克劳德知晓这个家庭的裂缝和脆弱,知道父亲拉斐尔乐天的外表下是被工作折磨到崩溃的疲惫,也知道母亲埃丝特仅靠着思考着重新装修房子来汲取生活的动力,而他差一点就成功了。

二、“自我理想”的实现与解构

在“想象界”里,主体借助于镜像认同而完成了自我的构成,但自我并非真正的主体,它只是主体借助镜像而构建的一个想象性的存在,就像克劳德永远不可能真正取代拉斐尔父子的地位,理想自我不过是一种镜像的误认与投射,所以主体的构建还需要经历“象征界”,即通过认同于社会化的象征秩序和法则,通过把外在于自身的社会的大法内化为自己的自我理想,使自己成为被认可的社会性存在。对于尚未觉醒的克劳德来说,吉尔曼是导师,代表着社会化的象征秩序。拉康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就是因为他试图实现他者的欲望,以使自己可以成为他者所欲望的对象,进而得到他人的认同或承认,简而言之,要想获得他人的注视就必须要拥有他人想要得到的东西。吉尔曼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他者的存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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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一向觉得自己擅长的只有数学:“在开学的第二天早上,我已经想扔掉所有的书离开这该死的学校,然后您让我们写篇作文,您给了我的作文17分。”是吉尔曼发觉并肯定了克劳德的写作天赋,是吉尔曼的肯定让克劳德脱离了自我否定和放逐。在本片的第二个窥视结构中,吉尔曼透过克劳德加工过的目光和文字窥视着拉斐尔一家。这亦真亦假的故事让曾有过文学梦的吉尔曼欲罢不能。克劳德在偷窥和写作中意识到理想自我的必然挫败,转而想要获得他者的完全认可。他看出了吉尔曼在文学天赋上的匮乏,他了解吉尔曼在文学之路上的失意,而这种天赋恰恰是他所具有的。克劳德在吉尔曼的注视下,尽其所能地展现自己的文学天赋和创作能力,他使得吉尔曼完全折服其中。当吉尔曼试图跳过创作主体克劳德,去探究作为创作客体的拉斐尔的现实性时——他让拉斐尔当众朗读自己的作文《我最好的朋友》,这种试图跨越读者与文本界限的行为使得早已深陷其中的吉尔曼再次一步步地走向克劳德设好的陷阱,顺理成章地被卷入作文的情节之中,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他突破了阅读主体与创作客体之间的距离成为文本描述的对象,同样陷入了被克劳德窥视的境地。克劳德的观察视线和描写笔触早已触及到了吉尔曼和他的妻子,他笔下的文字和吉尔曼的生活重合了,文中出现的检举信也在第二天登上了吉尔曼订阅的报纸,但当吉尔曼意识到不对,想叫停这一切的时候,克劳德说:“……而现在,我已经停不下来了。”最终,吉尔曼还是捡起了被扔掉的文稿,继续放任自己,沉迷其中。这一次克劳德成功了,他不仅成为吉尔曼所欲望的对象,更将吉尔曼同化为了自己的共谋窥视者。人类欲望的根本对象是要获得他者的认可,而一个人是否可以获得他者的认可不是由自我规定的,而是由作为大他者的社会秩序所决定的,但是,克劳德同化了吉尔曼代表的某种象征秩序。从拉斐尔到吉尔曼,克劳德获得了从想象性认同到符号性认同的过渡,拉斐尔是想象的能指,意味着完美中产阶级家庭形象的虚幻美好;吉尔曼是象征的能指,它不仅具备一个重要的符号身份,更在象征层面上对想象的情节进行了升华。而克劳德,他是真实的能指,不仅在想象的层面上揭露了中产阶级家庭的隐秘欲望与内在危机,而且在象征层面上瓦解了吉尔曼的符号价值。[3]

三、解构的意图和策略

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先锋电影导演劳拉·穆尔维曾在《观影快感与叙事性电影》这篇论文中指出银幕之于观众,相当于镜子之于婴儿的作用。[4]电影的幕布背后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观众观看电影的行为就好像是婴儿时期在镜子中寻找和确认自我一样。观赏电影实际上也是在电影角色的人物形象中关照自我,观者会随着片中人物的情绪变化而一同经历喜怒哀乐。这种感情的共鸣和欲望的投射在漆黑一片仅有“镜子”存在的影厅内被无限放大,真实的影像投射和环绕立体声效果更混淆了荧幕形象的真实与虚幻,观众也就如镜像阶段的婴儿一样,产生了想象的“误认”,即把幻象当成了真实。《登堂入室》在影片的带入感上做得更加真实,观者不再是上帝视角全知全能的旁观者,他们同样被卷入电影的情节结构之中,无法窥得全貌,只能随着情节的发展沉浮其中。在克劳德的故事中,他是作者,拉斐尔一家是被观察的对象,而吉尔曼是读者;而在吉尔曼的故事中,他是作者,克劳德及其作品是被塑造的对象,而观众是读者。这个完美的两两对应的三项结构,令人想起了拉康在《<被窃的信>研讨班演讲》当中所构建的两个三角形结构,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5]影片不再满足于先构建后消解克劳德与吉尔曼的主体地位,而是决心将观者拉入结构的漩涡之中,消解其全知全能的观看地位,真实的生活在这个结构中变为浮动的无意识能指,利用窥得全局的诱惑吸引主体深陷其中。

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彻底将作者抛弃了,他引入了语言学力图将作者消解,用语言取代作者。巴特认为是语言在说话而不是作者,他认为在文学活动之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不是作者而是语言,主体为语言所支配。在写作过程中,不是作者在写作,而是语言在起作用。作者在此变得名存实亡,没有任何价值和任何意义,这颠覆了传统的文学理论,欧容却对其产生了共鸣。巴特指出:“这个主体,在确定它的说明之外是空洞的,但它却足以使语言‘结而不散’,也就是说,足以耗尽语言。” [6]511作者失去了父亲式的权威地位,在文本中“死去”,文本本身获得了自由,成为开放、多元的文本。但这种多元的开放使得读者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他们并不是巴特所期望的那种中性的、摒弃了个人情感和意向的个体。但是自由阅读的后果往往会导致文本与社会的割裂,以及个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泛滥,也使得文本的中心地位走向虚无。而这种文本的去中心化也使得读者处于失去了价值导向和历史背景的环境之中,只懂得追求身心的享乐,最终必然走向精神的困境之中。

影片第40分钟,吉尔曼夫妇走进电影院,镜头从屏幕的视角凝视观众,仿佛在宣告某种可能,即荧幕外的观众也同对应结构中的吉尔曼一样,以读者的身份被卷入到电影之中,电影在象征层面介入了观者,他们再也无法窥得故事的全貌与真实。在结构的回环重复中,行为和对象的转换,主体与客体的转换,使观者被迫卷入某种话语之中,再没有什么所谓故事的主宰与创造者,这个故事里的主体或许就是下一个故事的表述对象,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成为故事的主人,故事自有其发展轨迹,并以此决定主体的行动和命运。欧容想告诉我们,在作者被剥夺了对作品的解释权后,读者也被剥夺了诠释和游戏文字的能力,这不仅是一个“作者已死”的时代,而是到了讨论“读者已死”的时候了,语言和文本自行其说,结构洪流中作者和观者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语言和文本所控制和裹挟的,叙事的发展永远先于克劳德的观看和记叙,先于吉尔曼的阅读和指导。

欧容力图拉回和重新确立文本的中心地位,他在影片中突出放大了故事的力量,不断强调象征循环机制运转的无情。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一旦对故事产生了欲望,便被拖拽进了故事的漩涡之中,陷入不可自拔的幻觉和错觉。吉尔曼分不清现实和克劳德的作文之间的区别,他害怕拉斐尔的自杀、急于知道埃丝特的最终归宿。观众也无法分辨影片中的情节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只是克劳德想要呈现给我们的,吉尔曼的妻子真的同克劳德出轨了吗?这个真相对于被卷入结构中的人来说永远是一团迷雾,然而任何企图逃离的行为都将让主体陷得越来越深,最终的结局只能如影片结尾的吉尔曼一样,端坐于长椅上,驱使于支配的欲望。

参考文献:

[1]孙宁,李忠阳.《登堂入室》作为窥视之窗的电影语文学[J].文艺争鸣,2013(09).

[2]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克里斯蒂安·麦茨,吉尔·德勒兹,等.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M].吴琼,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方汉文.结构与解构之分野:拉康与德里达关于《被窃的信》之争[J].外国文学评论,2008(01).

[6]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G]//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解构策略 篇4

1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概述

解构学派翻译理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存异”而非求同, 其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的一篇题为“译者的任务”的序言。本雅明从根本上质疑传统的翻译思想, 认为译文和原文本无忠实可言, 译作不是去复制或传递原文的意义, 而是与原作的一种和谐, 是对原作的二元对立关系, 打破了原文的权威地位, 将译者从次等、屈从的处境中解放出来 (谢天振, 2000:316) 。但真正深刻影响了翻译理论的研究模式的是德里达的解构思想。60年代末期, 德里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解构主义哲学。解构主义冲击传统翻译理论里的“忠实”原则, 解构主义源自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继承。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关系结构的整体, 都有结构模式。结构决定事物的本质, 而研究事物的本质在于研究事物的深层结构。结构主义设想有一个超然结构决定符号的意义的依据或中心, 并且力求对这个结构做出客观的描述。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首先要消解的就是结构主义作为基石的“结构”概念, 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展开猛烈的攻击。在这一挑战传统的过程中, 德里达创造了一系列他称为“新概念”的术语, 如“印迹” ( t race) 、“延异” (differance) 、“播撒” (dissemination) 、 “去中心化” (decentering) 等。德里达把语言符号理解为“印迹”, 认为符号总是在与别的符号相对立和比较中显出意义, 别的符号也就有助于界定它的意义, 在它的上面留下印迹。以“differance” (可译为“延异”) 为例。这一新概念是德里达在《哲学的边缘》里的一个杜撰, 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区别、区分、差异, 即“to differ”;二是指拖延、推迟、延宕, 即“to delay”。前者是指空间上的不同, 而后者则是指时间上的差异。“延异”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是不确定性, 即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显然, “differance”是由“difference”衍生而来的。通过对这个新名词的杜撰, 德里达意在表明任何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都不是自足的, 必然与其他符号的要素相关, 带有其他符号的印迹, 但又彼此有别, 并在形成差异时显出自身的价值。按此逻辑推论, 每一篇作品里的语言符号都与作品以外的符号互相关联, 每一个文本都与别的文本互相交织。因此, 没有任何文本是真正独创的, 所有文本都必然是互文。“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说明文学作品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的范围, 不断变动游移。因此, 解构主义否认任何内在结构或中心, 认为文本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 并无终极的意义。与结构主义不同, 解构主义的文本理论都是在设法找出似乎清楚严密的原作中一些弱点和缝隙, 然后努力扩大已经露出的裂口, 突显原来似乎稳定的文本里存在的各种游移不定的差异, 使原来似乎明确的结构最终消失在一片符号的游戏中。解构主义将结构主义非中心化, 否认文本有终极意义, 对于传统翻译理论来说不啻于致命的一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传统上翻译历来强调一个“信”字, 将“忠实”原则奉为圭臬, 认为译文应该完全复写原作的思想。而解构主义消解了文本的中心, 使意义四处游移不定, 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忠实”原则的基础。既然文本的意义已经散播在互文的海洋里, 散播在符号的游戏中, 那么, “忠实”、“准确”、“等值”又何从说起? 在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韦努蒂在《重新思考翻译》的前言里指出: “译文是永远不可能‘忠实’于原文的, 多少总是有点‘自由’发挥。它的本体从来不确定, 总是存在对原文的增减。它也从来不可能是透明的表述, 而只能是一种诠释的转化, 把外语文本里的多义与歧义显露出来, 又代入同样多面、同样分歧的意义。” (Venuti , 1992 : 8转引至李红满, 2001) 。

2 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

韦努蒂用解构主义观点来建立他的翻译理论, 他对翻译下的解构主义定义是这样的: “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 用目的语中的能指链来代替源语文本中的能指链的过程。” (李文革2004:305) 因为意义是一个可能在无限的链上的关系和差异产生的效果, 因此, 意义永远是有差异和延迟的, 永远不会是一个原文的整体。无论是外国的文本, 还是译文, 都是派生的, 都是由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材料构成的。因此, 不论是外国的作者, 还是译者, 都不是原作者, 同时也使作品的意义产生不稳定性, 以致会超越作品的意图。这与传统的翻译观念是大不同的, 传统观念认为, 作者是一个独特文本的原创者, 文本是作者抒发自我感情的场所, 它对文本有绝对的权威和最终的解释权, 而译者的工作只能是对原文的模仿, 译文既不抒发自我感情, 也不独特, 是原文的派生物。在这一观念长久的统治之下的翻译, 决定了将译者放在从属于作者、翻译从属于创作的地位。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增加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忠实感和逼真感。韦努蒂认为, 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 一个译本只是临时固定了作品的一种意义, 而且, 这种意义的固定是在不同的文化假设和解释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 并受到特定的社会形式和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制约。意义是多元的, 不定的,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的整体。因此, 翻译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 而所谓确切翻译的规范、所谓“忠实”与“自由”的概念, 都是由历史决定的范畴, 所以, 译作的生存是由译作与译作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

2.1 译者的“隐形”

隐形 (invisibility) 是韦努蒂使用的一个术语, “用来描述译者在当代英美文化中的状况和活动” (Venuti, 1995:1转引至Jeremy Munday:146) 。

1) 译者本身倾向于译成“流畅”的英语, 译出一篇地道可读的译文, 因此, 造成一种“透明的幻觉”。

2) 目的语文化阅读翻译文本的典型方式: 翻译文本——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 小说还是非小说, 读起来流畅, 没有任何语言或风格上的独特之处, 从而显得透明, ……译文看上去根本不是译文, 而是“原作”。只有这样, 多数出版商、评论者才认为 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流畅而透明的翻译给读者以忠实的感觉, 成为译家的主要追求。但流畅的翻译掩盖了译者的主观阐释, 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斡旋过程隐于无形, 译者的辛劳被作者的权威所掩盖, 许多文化与语言差异也随之被掩盖。有鉴于此, 韦努蒂提出了抵抗式的翻译策略。一方面, 他要抵抗的是占据译界的流畅的翻译和透明的审美价值观。另一方面, 他要抵抗的是原文, 他大胆地增删原文, 使原文主要特征更为鲜明。所以, 韦努蒂的抵抗式、异化的翻译对原文的阐释同样是片面的。但与之不同的是, 异化的翻译勇于承认并提示这一点, 而不是将它掩藏起来 (Venuti, 1995 :34) 。韦努蒂抵抗占据译入语世界的流畅的翻译观念, 并不是说要与原文亦步亦趋, 造成译文的不通顺。

2.2 异化与归化之争

2.2.1 定义之争

早在1813 年, 施莱尔马赫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时就指出, “有两种翻译方法: 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 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 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 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这两种方法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异化”和“归化”。 韦努蒂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 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 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 (Venuti, 1995:20) 概括而言, 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 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 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 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 来传达原文的内容。韦努蒂所定义的归化和异化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直译和意译。后者只涉及翻译的语言操作平面, 而韦努蒂所定义的异化和归化则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选材, 即“翻译什么”, 其次才是语言转换策略, 即“如何翻译”。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是异化的, 那么其翻译策略就可以定义为异化翻译 (王宾, 2006:221) 。

2.2.2 归化与异化的运用之争

无论是采取归化还是异化, 都应该考虑哪一种翻译策略更有利于促进跨文化交流, 加强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理解。而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际交往行为, 译者把原文文本翻译成本国语或把本国语译成外国语, 不仅仅是根据语法把句子和篇章进行归化和异化的过程, 而且要考虑到文本之间的对话生成性和主体间性, 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的互动。主体间性理论强调的是我作为一个主体是否或为什么能认识另一个主体, 而不仅仅把人类的认知活动看成单纯的二元对立的主客体的认识行为, 所以翻译活动不是独白, 所要说明的是, 读者的层次不同, 译者不可能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满意和理解译文。针对不同层次的读者, 译者可能对译文语言进行必要的改动。不论归化或是异化都是翻译策略, 在何时何地选取哪一种策略, 不是凭译者主观臆断, 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既然译文的服务对象是读者, 无论采取哪一种翻译策略, 理所当然都应当尽量替他们考虑, 为原作和读者架起跨越文化鸿沟的桥梁。那如何在归化和异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呢?其实, 归化和异化各有所长, 归化以目的语为归宿, 而异化则以源语为归宿, 两者并非矛盾, 而是互相补充的。文化移植必须考虑各种因素, 其中之一便是遵循在对读者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归化和异化的选择 (单文波:2008) 。

2.2.3 归化与异化之争的焦点

归化与异化之争的焦点集中于到底以“源语文化为归宿”, 还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韦努蒂指出, 异化翻译的前提是, 文化有差异, 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和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异化是承认并容忍差异, 并在目的语中形成文化差异, 主张异化的译者, 不仅可以在译文的表达手段上异化, 而且会选择对目的语中的外国文学规范提出挑战的外国文本来翻译。翻译是一个语言和文化之间求同的过程, 尤其是寻求相似的信息和相似的表达形式或技巧, 需要进行这样的寻求, 正因为是译者经常面对着差异。但译者永远不能、也不应该把所有的差异都抹杀掉。译本应是不同文化出现的场所, 是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的场所。异化的翻译, 把差异放在异国文化之中, 它追求文化的多样性, 突出源语文本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并在目的语中改变文化价值的等级。异化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引进、吸收外来文化营养, 为本土文化及语言带来全新的成分, 促进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渗透。同时, 异化的翻译是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远感, 把译文的读者从原来支配他们阅读和写作的文化紧箍咒中解放出来, 这种翻译实际上是对英语文化中翻译的霸权地位的抵抗。抵抗使得译文成为表达英语文化中被排斥的, 处于边缘地位的思想和特殊技巧的载体。韦努蒂说: “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 主张异化的翻译, 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 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实质上是抵御目的语文化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就归化翻译, 韦努蒂曾作过精辟论述:“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目的语进行翻译, 在这类翻译中, 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 译者为之隐性,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 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 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 译作由此变得透明。”归化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 总是依照译入语特点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语进行调整, 人们常说:“最好的翻译就是读起来不像是翻译。”这就是归化翻译的极致表现。归化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翻译有效地代替了外国文本种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既通顺有又易懂, 同时起到了巩固目的语文化规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它也包含着一种把外国文化完全归化的危险 (郑玲玲:2007) 。

3 结语

翻译从来不是以一种不受影响的方式进行的。异化翻译也好, 归化翻译也罢, 其实都是翻译活动受到影响后的产物。从翻译伦理上看, 很难断言那个好, 那个不好, 因为翻译实践表明, 两者在目标语言文化中“起着各自不能相互替代的作用, 完成各自的使命, 因此, 两种翻译将永远并存, 并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 (郭建中2000:199转引至谭载喜, 2004: 246) 韦努蒂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展现了原文和译文的不连贯状态。

以及译者如何卷入文化生产中, 分析了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 给我们提供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 对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翻译现象可以从异化归化的角度等到合理的解释。再从发展的眼光来看, 当今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作为文化交流形式之一的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交融。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其具有不可估量的包容力。源语文化的新鲜事物很容易通过异化而为目的语文化的人们所接受, 具体选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可以由译者来多方考虑、估量, 以实现在文化对等和可接受性之间寻求平衡, 取得文化交流与文学欣赏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李红满.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5) .

[2]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王宾.翻译与诠释[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4]单文波.对归化和异化之争的再思考[J].长江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8) .

[5]郑玲玲.从韦努蒂解构主义思想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大学英语, 2007 (3) .

《解构心灵》 诗歌赏析 篇5

当我还不确定你的底细

一颗迷蒙的心啊

便悬挂起娇小的我自己

我不得不照猫画虎

把你幽闭在我的心底

等着春风早些为我破译

我的`幼小

与你建立起对等的秩序

这可不要怪我不心虚

因为我探索的心怀啊

还无法把展望的目标凝聚

所以,直到现在我也还总是迷离

刻骨铭心的记忆

早已远离

最初的定格却依然无比清晰

我甚至有些小小的得意

其实,手拿木棍的孩子

一直在摹画着另一个自己

所以,当梦魇来临的时刻

我只轻轻地呼唤起你

心就不再有丝毫的恐惧

你是我救命的三根毫毛

就隐藏在我幽深的耳廓里

随时为我效命前驱

我喜欢转动如意金箍棒

舞动着猴子的惊喜

其实一直僭越的还是儿时的典律

隐隐的有一个紧箍咒

时时箍紧我的额头

何时你才能解除魔咒的秘语

可是,当命运降下及时的春雨

我早已青葱了武功的秘笈

你也不再随意将我耍戏

心灵的泉水汩汩奔流

满溢着神爱的惊喜

解构颜色女孩 篇6

红女孩:这是中国人最喜欢最喜庆最吉利的颜色,这个颜色特质的女孩,热情奔放,对生活充满热爱。因为豪爽好客,她的生活永远都是热热闹闹,充满刺激。她前卫新潮,喜欢时装、美食,会毫无节制地狂欢。因为她总是走在时尚的前沿,追求更刺激的生活,在善变的同时,也需要大量的金钱供她挥霍,没有足够精力和财力者勿近。

小贴士:她热情爽朗,活力四射,跟她在一起,别指望寂寞会来敲你的大门,她会让你的生活总是动荡不安。与此同时,她的情绪非常容易冲动,花起钱来大手大脚,需要相当的金钱才能满足她的虚荣心。

橙女孩:橙色是旭日的颜色,充满温暖与随和。这种特质的女孩,秀外慧中,对家人呵护备至。橙女孩的感情含蓄内敛,只对自己关心在意的人,和她在一起,总会觉得,生活充满阳光和温暖。她非常会过日子,节俭成性,买任何物品之前,都会先物比三家。

小贴士:她的温柔体贴和善良不庸置疑,绝对是一个生活好手和贤内助,但她有时候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罗嗦半天,总是让别人感到有些头疼。

黄女孩:黄色是感性的颜色,这种特质的女孩,娇俏靓丽,慧黠可人,跟她在一起,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黄色女孩大多拥有娇小可爱的身形、灿烂明丽的笑容和调皮捣蛋的本性,她会在你睡觉时用发丝轻轻地挠你的鼻子,在你被吵醒要生气的时候,却看到她无辜又可爱的笑容。她感情非常脆弱,不懂温柔耐性为何物者勿近。

小贴士:和她在一起,是很单纯的快乐。她没有什么心机,只会耍一些小聪明,让你不由自主地开心,但她的依赖性非常强,强烈需要别人的呵护怜惜。

绿女孩:绿色具有让人安定的力量,绿女孩亦清爽宜人,和她在一起,她的理智和冷静总是能让一颗沸腾飞扬的心慢慢地安定下来。她不多话,极少有情绪波动的时候,就算在喧嚣的热闹中,她的冷静从容也是那样的自然。绿女孩从来都是用心去看人,用心去交朋友,她喜爱知识和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不会轻易对一件事情沉迷。

小贴士:绿女孩常常是一个小圈子里的智囊,大家有什么心事都喜欢向她寻求安慰,但她那双过于冷静理智的眼睛,总是让人觉得有一种被洞彻的尴尬,不了解时,常常会被她的清高孤傲吓退。

青女孩:青色是厚重暗沉的颜色,这种颜色特质的女孩,多半是步入社会多年,在生活的洗炼下,变得作风强悍,行事干练,不会轻易被他人和感情左右。她是上司寄予厚望的下属,是朋友极度信赖的密友,谈吐不俗,进退得宜。

小贴士:青女孩永远不会让你多等她一分钟,但她的理智和吹毛求疵却让人觉得有些不近人情。她对小男人不屑一顾,只有比她更强大的男人,才能征服她。

蓝女孩:蓝色干净和清新,蓝女孩的气质,就像来自雨后天空那一抹浅浅淡淡的蓝,明快,纯净,充满阳光气息。她既活泼开朗,又善解人意,蓝女孩在过马路时,会温柔地把手放在男友的手里,让男友感觉自己保护者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蓝女孩最不能容忍的,是来自于亲人和朋友的背叛,一旦背叛她,就不要再指望她的原谅,所以花心者勿近。

小贴士:善解人意,活泼开朗,却有着让人不得不佩服的倔劲。如果背叛了她,就赶紧自己乖乖离开,不要等她怒发冲冠,一旦发怒,她是很可怕的!

解构策略 篇7

针对第二学段段落教学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笔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认为段落教学应更多地指向内在的“微结构”。所谓“微结构”,就是着眼于语文课堂中某个教学环节或某项教学内容的细致设计,重视对思维过程的展现。那么,我们该如何将隐性的“微结构”予以显性化,提高段落教学的有效性呢?利用“思维导图”无疑是一种简便、高效的教学方式,它能深入解构段落,全方位地关注学生的思维过程,在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同时提升段落教学的效率。

一、“图”解大意,理清脉络

如何提升段落教学的实效?首先要帮助学生建立鲜明的段落概念。思维导图能将隐性的段落概念以显性化呈现,帮助第二学段的学生对段落有初步的了解。那么要建立段落概念,首先就要读懂段落内容,理清段落中句子的脉络。

(一)“图”显内容,了解段落大意

思维导图清晰的条理性,能直观地显现段落各部分内容,从而帮助学生对段落的构件进行分析、判断、整合,读懂段落内容,同时提高思维能力。

例如,教学人教版三年级上册《富饶的西沙群岛》第二自然段,教师引导学生分别用一个词概括每个句子的意思,明晰句子之间的关系后,完成思维导图,并进行如下教学。

师:你能根据上面的思维导图,用“因为……所以……”说说这个自然段主要讲了什么吗?

生:因为西沙群岛的海底高低不平,所以海水瑰丽无比,相互交错。

师:能把原因和结果换一下来说说吗?

生:西沙群岛的海水之所以瑰丽无比、相互交错,是因为海底高低不平。

用一个词概括句子的意思是学生二年级时就已掌握的能力,教师将三个词构成一幅思维导图,学生瞬间明晰了句子之间的因果关系;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利用思维导图,串联句子意思,概括成段落大意。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读懂了段落内容,同时在“因果”顺序的转变中提升了思维和语言的能力。

(二)“图”现语序,梳理段落脉络

段落中句子的排列是有一定规范与顺序的。根据第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语言基础,不能机械地去讲解段落中句子的排序。教师可以利用思维导图,将语序清楚地显示在学生面前,引导学生整理排列,体会段落表达的规范,更好地梳理段落的脉络。

例如,教学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科利亚的木匣》第三自然段,教师利用思维导图展开了如下教学。

(教师引导学生自读课文第三自然段,并用一个词语概括每句话的意思:干吗埋打到村子离开村子躲避东西不能带走 妈妈埋箱子科利亚埋木匣)

出示鱼骨图框架:

师:请大家把刚才咱们概括的这些词语贴到这张框架图中。

(学生在学习单中完成后,投影展示交流)

师: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顺序填呢?能不能把这几句话的顺序打乱呢?

生:不能,因为法西斯快打到村子了,所以他们才要离开村子躲避。

生:因为要离开村子躲避,东西不能带走,所以妈妈才埋箱子。

生:科利亚看到妈妈埋箱子,所以也要埋木匣。

师:你看,作者写的时候多有条理啊,现在你能借助这张图来说一说科利亚为什么要埋木匣吗?

(学生自由说后进行交流)

段落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理解段落内容,更要发现段落的脉络,发现段落中句与句之间的排列关系。上述教学片段中,在学生理解段落中句子意思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将词语填入“鱼骨图”中;再借助思维导图,让学生发现段落中句子之间的关系。

借助“鱼骨图”进行这样的思维和语言训练,不仅让学生感受到段落中句子的规范、有序表达,同时也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能力。

二、“图”理结构,明晰关系

在建立段落概念的基础上理清段落结构,是段落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思维导图来凸显段落结构,能清晰地呈现句子关系,让学生在形象的图式中把握段落结构。

(一)“图”释段落中句子的关系

段落内部句子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借助思维导图,可将段落内部的关系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帮助学生明晰段落中句子间的逻辑关系。

例如,教学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秋天的雨》第二自然段,笔者设计了这样的思维导图(见右图)。

在思维导图的参与下,笔者就这段话的教学作了如下设计。

师:请同学们默读这段话,看看一共有几句话,标上序号,想想每句话写了什么。

(生自由读,边读边思考)

师:这段话一共有几句话?

生(齐答):7句话。

师:我们一起来读读第一句,想想这句话写了什么。

(交流时,引导学生抓住句子中的关键词进行概括;交流后,请学生将关键词写在卡片上,并贴到黑板上)

师:这7句话是怎样连在一起变成一段话的呢?我画了一张结构图,你们看——(出示段落结构图)

师:下面就请同学们再默读这个自然段,想想句子之间的关系,把每句话的序号填入合适的方框中。

(生默读,完成结构图后展示交流,交流中引导学生发现第2~6句都是围绕第1句话写的)

师:作者就是这样把一句句话连成一段话的。下面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读读这个自然段,我读总起句,同学们读后面的句子。

句子组成段落,不是简单的“1+1=2”,而是句子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教师只有引导学生发现这一隐性的内在关系,才能在学生头脑中构建段的概念,发现构段的规律。

上述片段中,教师利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在理解句子的基础上,串联段落中的7个句子,将句子之间的隐性关系显性化,了解总分段落的构段方式,让学生站在“段”的高度理解文本,发现语言的秘妙。

(二)“图”示段落之间的关系

不仅段落中句子之间存在逻辑关系,段落之间也是如此。借助思维导图,理清段落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帮助学生读懂文本,提升阅读能力,更能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例如,教学人教版四年级上册《颐和园》一课,笔者针对课文第2~5自然段之间的关系设计了这样的思维导图:

结合上述思维导图,笔者进行了如下教学。

师:课文介绍了颐和园哪些地方的景色呢?分别是哪几个自然段在介绍?请大家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考。(生自由读,边读边思考)

生:课文主要介绍了颐和园的长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前向下望和昆明湖的景色,分别是第2~5自然段在写。

(课件出示结构图)

师:下面就请同学们根据课文内容把相应的自然段序号填入结构图相应的空格中。

(生自由填写后进行交流)

师:作者写的这几个景点能否交换顺序进行介绍呢?请大家默读课文,画出相关语句。

(生自由读,交流第2~5自然段中表示方位顺序的句子)

师:是啊,作者就是这样移步换景,一个景点一个景点地进行介绍,非常有条理。下面老师跟大家合作着来读一读,我来读表示方位顺序的这些句子,同学们来读具体介绍的语句。

(师生合作读)

一张思维导图将课文第2~5自然段之间的关系清晰地呈现在学生面前。由图及文,学生很快厘清了段落之间的承接关系。通过思维导图,学生明晰了段落之间的关系,了解了作者的写作顺序,思维能力也得到了锻炼。

三、“图”助积累,强化运用

由读到写,实现语言的转化,提升表达能力,是我们教学的终极目标之一。运用思维导图,就能创设积累语言的平台,为有效实践和运用段落铺设台阶。

(一)“图”佐段落积累

“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思维导图能顺应学生的思维特点,将文本的语言直观而有序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既能帮助学生正确解读文本,又能帮助学生快速积累语言。

例如,教学人教版三年级上册《花钟》第一自然段,笔者先借助思维导图,帮助学生理清自然段结构,读懂自然段内容,接着就围绕思维导图,设计了积累语言的环节。

师:下面就请同学们借助这张思维导图,向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的花不同的开放时间。

出示思维导图:

(生借助思维导图背诵第一自然段)

师:下面老师把图中的词语拿掉了,你还会背吗?

(生背诵第一自然段)

师:看来,同学们已经把这张图记在心里了,谁能把这些词语再贴回图里去?

(生上台将词语贴回导图中)

师:让我们看着图,一起来背诵第一自然段。

上述教学片段中,教师借助思维导图进行了四个层次的教学。第一层次,利用思维导图厘清自然段结构,读懂自然段内容;第二层次,引导学生利用思维导图尝试背诵第一自然段;第三层次,拿掉思维导图中的关键词语,引导学生将导图转化为“脑图”,学会记忆的方法;第四层次,让学生将词语再次贴回导图中,教给学生绘制导图的方法。

在思维导图的参与下,学生不仅积累了文本语言,同时思维能力也得到了训练,达到了由“学会”到“会学”的转变。

(二)“图”促段落仿写

指导学生有条理地写段落是我们教学段落的最终目的。教材中的典型段落,就是学生练习写段的好材料。教师既要有一双能捕捉文本典型段落的“慧眼”,又要有一颗能借助思维导图显现段落结构特点的“慧心”,并通过有效引导,让学生在迁移运用语言的同时,培养思维的发散性。

例如,教学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爬山虎的“脚”》第三自然段,教师引导学生研读段落,完成如下思维导图。

之后教师引导学生模仿该段的结构和写法,写一写课前观察过的绿豆芽。

师:大家看,作者就是从位置、形状、数量、颜色四个方面有序地描写了爬山虎脚的样子。下面,让我们学着这样的方法也来写一写课前咱们观察过的绿豆芽。先把这张图补充完整。

(课件出示)

(补充完思维导图后,学生自由写段,写完后交流)

教学中,教师发现该段从四个方面有序地描写了爬山虎脚的样子。首先让学生阅读自然段,想一想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写爬山虎的,并找出相关语句。学生交流后绘制思维导图,明确段落结构和作者描写的四个方面;接着迁移课外,为学生搭建实践和运用语言的平台。教师通过让学生补充思维导图,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绘制思维导图的能力,努力使“思维导图”成为学生的“学习导图”,将导图植入学生的心田。有了思维导图的全面介入,学生对这类段落描写有了直观的认识,提高了表达段落的能力,拓展了思维空间。

解构策略 篇8

归置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文学场景, 一个特殊现象不能被忽视:文本言说与阐释的互置在带来显学建构效益的同时, 也容易造成对事物经典化的执拗判断。具体到《蝴蝶君》, 国内外学者已从众多视角与批评理念加以解读, 逐渐形成一个近似庙堂祭拜意义的定论:黄哲伦“·完全解构了西方观众心目中西方男子与东方女子之间的关·系, ·倒·置了东方主义长期以来构建的东西方关系, 解构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女子刻板印象, 讽刺了西方白人·对·东方女子不切实际的幻想, 向西方文化霸权提出挑战”[1], 然而这种解构不是最彻底、最完全的, 主要体现在“没能塑造出正面的中国女子和男子形象”[2], 以及“东方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摆脱受西方控制的阴影, 东方仍然是以依附于西方男性的柔弱‘女性’形象出现”[3]。看似铿锵有力且无懈可击, 却要么陷入争夺文化霸权中心的“一元论”观点, 要么在国家与身份认定的模式下恪守西方文化优势论而显得一厢情愿, 终究无法真正揭示出《蝴蝶君》“伪解构本质”和可陋的东方主义顽疾。

二、被遮蔽的女性性别扮演

所有进入过《蝴蝶君》叙事场的观众, 无论他来自西方还是东方, 几乎第一眼就能看出所谓“女主人公”宋丽玲其实是个男儿身 (纵使不能在一开场知晓这一信息, 当宋丽玲以男子身份出现在西方审判庭上也足够明晰) 。这一意识表象上被视为隐形存在, 却由于宋丽玲对女性身份过于真实地扮演———尤其在作为中共间谍背负着窃取情报这样一个饱含意识形态对抗背景———而逐渐上升, 成为超脱文本表层而存乎观众脑海深处的显性存在。由此, 我们必须树立这个概念:宋丽玲的行为, 无论是否或真或假地包含着女性性别因子, 都应该被视为欺骗的假象, 毕竟他 (她) 是本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并且切切实实地达到了目标。忽视了如此重要的事实特质, 批评只能被规囿于主人公伽里玛的单一视角, 而围困在对东方女性的纠缠不清, 将文本套进“西方男性—东方女性 (叫人惊诧的所谓男女爱情:性爱和身体较量) ”的幼稚对抗结构, 再延宕至“西方—东方 (强势国家与弱权国家的激烈抗争) ”的政治隐喻, 最终形成类似“解构以往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强势地位和解构以往文学作品中西强东弱的权力对比关系, 击毁了东方主义的核心———西方中心的优越感”[4]的荒谬论断。

真实的情况是, 《蝴蝶君》根本不在讲一个西方男性与东方女性的权力对比关系, 而是对一个东方男性变态可怖的东方主义固有思维的极致展现。那场大使馆的歌剧表演早就预示着这个趋向了, 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伽里玛, 被宋丽玲的女性伪装深深吸引:“……这个蝴蝶几乎没什么嗓子———但她有那种优美和娇弱……她说服了我。……我想拥她入怀———好娇小, 甚至我都保护得了她……”他把宋当成了西方对东方女性的经典表述———蝴蝶夫人乔乔桑来看待、去爱。但是不管这所谓的爱多么热烈、多么凄美, 我们都不能忘记作为恋爱重要一方宋丽玲的男性真实性别和女性扮演性别。因而, 即使宋丽玲真的对伽里玛有爱慕成分在里面, 女性扮演性别也早将它毁得一干二净。也就无怪乎伽里玛在知道真相后那般痛恨:“他 (指宋) 只配得到屁股上的一记猛踹……”由此, 所谓宋丽玲从东方人的角度对白人男子的爱情幻想进行辛辣讽刺的经典表述也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设想一下, 如果一个曾经在大学校友会上当选为皇后的金发女郎, 她偏偏爱上了一个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日本商人, 您会怎么说呢?他对她很残酷, 然后他扬长而去, 丢下她独自一个人回了国, 一去就是三年。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 她天天以泪洗面, 日夜对着他的肖像祈祷, 而且拒绝了肯尼迪家族里一个小伙子对她的求婚。接着, 当她知道他又和别人结了婚的时候, 她就自杀了。我想您会把这个女孩看作一个精神失常的白痴, 对不对?可是因为这部戏里说的是一个东方女人为了一个西方男人而自杀。啊———您就认为它很美了。”其真实的存在意义只能是作为进一步引诱伽里玛的诱饵。学识丰富的东方女性同样符合西方对东方的传统想象, 甚至对伽里玛来说远比一个沉闷过于本分的闺房小姐更具吸引力。随着情节展开, 宋丽玲一步步采取措施, 如邀请伽里玛到家里参观, 与之身体相触又富有中国古典意味的害羞, 一段时间不见便心切地写信表达思念, 直至声称怀孕并有了一个蓝眼睛的男孩, 欺骗的手段与程度不断上升。一切的累积在最终的审判庭上被倾然推倒, 正是宋丽玲这个伽里玛曾经的爱人指证了后者的罪, 指出后者爱上的不过是个幻影, 并在囚车上的最后一刻上演疯狂的“脱衣秀”, 面对惊恐万分精神崩溃的伽里玛还不断叫嚣:“Look At Me!”这样的情节设置, 几乎让东方观众都在情感上偏向后者, 也就将东方男性的冷血无情变态极致化地展现近似魔鬼。西方文学史上, 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男性是陈查理 (Charlie Chan) 与傅满洲 (Fu Manchu) 。然而陈查理还只是一个胖胖的时常脸带微笑, 性格懦弱, 操着蹩脚的洋泾浜英语而行为举止女性化十足的聪明侦探, 傅满洲也顶多是“黄祸 (Yellow Per il) ”的代表, 体格弱小, 狡猾而又作恶多端的恶棍。宋丽玲的出现则彻底抹去以上两位残存的优点, 顺利为中国男性添加新的阐释符码:奸诈, 残忍, 变态, 冷血, 以致恐怖, 对中国男性的塑造可谓到达极致的巅峰。这也是在此之后, 我们再也没有从西方寻得比宋丽玲更奸诈变态冷血恐怖的东方男性的原因了。需要指出的是, 宋丽玲对女性性别的扮演同样加深了西方对东方女性的固有想象, 阴柔、逆来顺受的特征始终存在, 尽管这样的加深是片段性和浅层性的。

因此, 在我们看来, 女性性别的扮演实质是西方对当代东方进行污蔑式描述的新式范例。这一切也映衬着东方主义的流动特质, “从中世纪到‘探险时代’、到启蒙运动、到殖民主义、再到现代性, 东方主义不断重塑自己, 将有关‘东方’的传统表述保持在欧洲心智的最前沿”[5], 它不断吸收提与炼新的关于东方的最新印象, 转化成血液, 却始终是通过固有的血脉去补给那颗依旧充斥着传统东方主义意识思维的大脑。这样的大脑, 即使它处在最新最具变化力的时代, 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三、“伪解构”本质及其它

所谓解构, 用浅显的话来讲就是打破旧有结构, 树立新的结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常用的策略是通过凸显旧结构中受压制的一面并将之置于一个显要的位置, 以此颠覆原有结构的中心”[6]。按此理解, 对东方主义的解构, 合理的方向应是塑造一个占有西方女性的强势东方男性或者一个足够强势的东方女性对西方男性的控制压抑, 而让后者变得女性化。《蝴蝶君》的理路似乎只与后者对应。但参照以上分析, 足够强势的东方女性没有被塑造, 女性化的西方男性也同样没有诞生, 而所谓的控制压抑依旧无从说起。如此现状, 只能让我们略显轻巧却智慧地得出《蝴蝶君》的“伪解构”本质。从这一层面出发, 《蝴蝶君》对《蝴蝶夫人》文本象征性倒置也不具有“解构”的意义, 所有的只不过是人物和结局的对应式改变, 而未能在文化观念和人物精神资源方面有所解构。

事实上, 无论是“解构”还是“不完全解构”都不应该出现在《蝴蝶君》的批评范围。首先, 理论的先验存在只会导致文本阐释的狭隘与片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 国内学者总是热衷于文化视角的阐发, 却又陷入文本所在的国外政治斗争环境。我们并没有对文本产生空间作足够的“在场”式理性分析 (这样的分析往往也囿于语言与空间的限制而变得遥不可及) , 而往往急于跳入西方现成理论的框架。那样的阐释, 在获得一定的建构空间后, 只能陷入原地打转境地, 而不具备深度的阐发可能。其次, 在我们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对东方主义有了解构冲动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解说。时代前进的脚步似乎还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事实上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当下, 即便我们认为东方已经取得了一份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优秀成绩单, 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强势地位依旧没有改变, “科学家、传教士、学者、商人或士兵……想去就可以去, 想思考就可以思考, 几乎不会遇到来自东方的任何阻力”[7]的情状和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8]的现实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西方依旧是强势的象征, “雄性的———枪炮大、工业大、钱财也多”的地位也始终没有被撼动。在这样复杂的情状下去试图解构东方主义, 不要说是否有人拥有这样的勇气, 就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面前也充满荒诞的意味。企图以一时冲动来毁坏几个世纪来西方人的心理坚石, 除了有英雄就义的气概外, 更多的是盲目者的盲目意念。

四、结语

替《蝴蝶君》树立全新、合理的定位势在必行。那么, 合理的定位究竟在哪里?我们认为, 《蝴蝶君》至多只能算西方话语系统内部的一次反叛尝试。当然, 黄哲伦能意识到西方“单向思维模式”的荒谬性, 而展开异质性思考是值得称赞与尊敬的, 但是也只能到此为止。除了在意识形态的幕布下绞尽脑汁构建了一个比以往更神秘莫测的东方和设置更多的符合西方猎奇心理的情节外, 我们看不到任何新的突破。这多少包含有实施者的作为少数族裔身份欲跻身主流社会的企图, 也包含后殖民书写中对话语的反叛与掌控。然而一切的一切, 只是西方内部的纠缠与斗争, 作为东方的外围者, 不管所谓“解构”的欲望如何真实与强烈, 都不可能真正触及偏见的根基。

参考文献

[1]姬蕾.试析戏剧《蝴蝶君》中的倒置关系.科技文汇 (下旬刊) , 2007.11.

[2]丁文莉.论黄哲伦在《蝴蝶君》中对东方主义的不完全解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3, VOL33, (2) .

[3][4][6]羌春燕.不完全的解构:《蝴蝶君》与东方主义.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VOL25, (1) .

[5]齐亚乌丁, 萨达尔.东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翻译研究之解构 篇9

翻译实践活动,古来有之,从早期的中介于宗教传播,到如今的服务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什么是翻译?广义的说它包括的范围特别广,甚至可以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但是我们经常讨论的翻译还是指如何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翻译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说出来。尽管古今中外的译界学者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可以截然不同,这个核心问题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逐渐开始转变。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到了70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将翻译学科的科学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语言学家的结构主义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但是结构主义者却始终无法真正实现他们自己努力鼓吹的“忠实翻译”。“几乎所有的翻译者都试图接近原文的意义,结构主义者都试图发展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但是所有人都发现,要想进入忠实这一境地确实是难之又难,甚至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由于众多的原因,源语中的意义是不可能在目标语中得到绝对忠实的表达的,任何忠实都只能是相对的,其中一个突出原因就是文化因素”。(王宁,2009)

二、翻译研究之解构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反驳和超越。“在以德立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推进下,书面语言摆脱了语言结构的束缚,为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多元性铺平了道路,这也是他的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诸多启示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宁,2009)

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结构稳定性、整体性思想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质疑。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一次讨论美国结构主义时代到来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德里达开始对结构主义发难。他认为:“结构主义大师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被赋予了一个既制约结构又逃避结构制约的中心,而自柏拉图直至结构主义以来的的许多哲学观念都存在着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问题。于是消解中心与本源,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论便成为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基本内容”(王洪涛,2008:65)。解构主义思想从法国传播到美国并渐及西方其他国家,而整个解构主义思潮则波及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神学等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而对于急需一种理论来摆脱结构主义束缚的翻译研究者来说,解构主义思想无疑是一缕春风,吹散翻译研究止步不前的阴霾。

解构主义翻译观主张用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解构主义者反对机械地把原文看成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系统。他们认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原文的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由于原文意义不能绝对确定,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能使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语言间的转换,使原文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使译文和原文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传统理论中的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

三、解构原作与译作之等级关系

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忠实于原作,也即屈从与原作。译作的好坏只能有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是否忠实于并服从于原作。也正是由于原作与译作之间被人为赋予的等级关系,使得译者的地位被人为地贬低了,译者只能扮演着原作者“奴隶”的角色。因此,译者的翻译活动常常被称作是戴着脚镣跳舞。然而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远不止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联和互动关系,译作不仅发掘出原作中的潜在意义和价值,把原作中未完成的东西进一步完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赋予原作以新的生命,或来世的生命。在这一点上,本雅明也和所有的解构主义者一样,颠倒了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等级序列,赋予译者更为主要的作用。推而广之,优秀的翻译可以促进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的经典化进程,反之,拙劣的翻译则有可能使得本来已列入经典的优秀作品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黯然失色甚至被排除在经典之外。凭借译作的努力而使得原作声名鹊起的例子不在少数,比如英国文学史上匿名创作的史诗《贝奥武甫》,长期以来这部文学经典由于原文语言难懂或早先的现代英译文过于散文化而在当代英语世界不甚畅销,以至于一些大学的英国文学课教师干脆不讲授这部作品。但是到了世纪之交,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爱尔兰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莫斯希尼的《贝奥武甫》现代英语诗体译本却一下子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从而使一部长期以来处于死亡状态的文学经典再度获得了重生。与其说《贝奥武甫》抬高了希尼的身价,倒不如说是正是靠着译者的智慧才使得一部几乎沦为鸡肋的文学作品重新获得了生机,不是靠着译作的广泛传播,《贝奥武甫》的原作不知何日才能重见天日。

四、解构忠实翻译之“神话”

1985年,德里达发表论文《通天塔》,详细阐述了其解构主义翻译观:由于语言一开始就是混乱的,而不同语言中不同习语的多重含义更是具有不可还原性,因此便导致了人们之间交流的困难和不便,于是翻译便成了一个十分必要但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英汉语言差别很多:汉语一个字一个音节,而英语一个词可能有很多音节;汉语有四个音调,英语没有。假如中文写作者试图强调这些特殊的语言特征,以表达意义,翻译的时候就会有很大困难,甚至往往带来不可译性。汉语里的绕口令往往就无法用英文真正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意思。比如我们中国人熟知的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译成英语之后就成了Four is four.Ten is ten.Forty is forty.Fourteen is fourteen.从内容上看英译得还算忠实,但形式上和目的上,英译的结果却远远未达到忠实的标准。其语音承载的特殊意义根本无法用翻译表达。除此之外,语言文字背后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无法真正实现忠实表达。比如汉语的红色对应英语的red,英译过后形式上的对等却无法消除中英两方读者对于红色在情感接受上的巨大差异,忠实的翻译标准此刻恐怕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就像很多的西方人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婚礼现场为什么要以大红作底色。“翻译是一门妥协的艺术,翻译的诸多问题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法,最好的翻译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比最坏的翻译好一点罢了”。(王宁,2009:68)况且译文是否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主旨,唯一的标准不应该是理论家们设立的各式各样的结构准则,而是原文作者在创作时的真情实感。要在这一点上实现忠实,就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因为好多原文的作者早已百年,无从考证。与其信守所谓忠实法则,一枝独秀,不如打破成规,百花齐放,为文学经典松绑,为翻译实践鼓掌。

五、解构翻译研究之封闭堡垒

多年以来,翻译研究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译者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各学科在相互结缘,甚至融合的同时,却很少有人关注翻译学的研究,人们只是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技能而已,甚至是雕虫小技,人们普遍认为,翻译学科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翻译是语言学研究的附属,人们只需钻研语言结构的研究,就能最终轻而易举实现翻译的重视表达,这种想法不仅存在于译界之外,也偶见于译界之中。翻译研究学者们一心一意地关起门来搞研究,可是这种研究方式的结果就使翻译学科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窄。翻译学科的独立之路也越走越漫长。然而,现代文明的发展一再证明,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其他学科而存在,一门学科不仅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而且也必然实现对其他学科的反哺。翻译研究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属性更是决定了翻译研究之路必定是走出去、迎进来。解构主义思潮彻底解构了翻译研究的封闭堡垒,如果说翻译研究之前同其他的学科的接触还是试探性的,那么解构主义思想则实现了翻译研究与多学科的亲密接触。广义上来讲,当前已经发展成为翻译学中一股强势力量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其理论根基和批判武器就是解构主义。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到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从翻译学的学科建构再到社会翻译学的学科构想,如今翻译学研究的繁荣景象的出现不是一人之功,但是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可谓功不可没。

摘要: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翻译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繁荣。除了几代翻译人的不懈努力之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理论思潮都对翻译学的学科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这其中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关键词:翻译研究,学科发展,解构主义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2]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3]吕俊.翻译学构建中的哲学基础[J].中国翻译,2002.

[4]王洪涛.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5]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6]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商事担保概念解构 篇10

一、商事担保概述

(一) 商事担保概念

所谓商事担保, 是商人以营利为目的所提供的或为商行为提供的担保,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商事担保的概念是商法范畴的学理概念。

(二) 商事担保的特征

1. 商事担保目的营利性

商事担保作为典型商行为的一种, 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营利性。如果从事担保活动的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则该担保活动则不是商事担保, 不能纳入商事担保制度予以规范。商事担保中, 被担保人通过支付对价而获得担保人提供的担保, 完全不同于民事担保中的无对价[2]。商事担保已经成为了一种复杂的特殊商事行为, 要求法律应当从其营利性属性的角度出发进行制度安排, 提高商事担保活动的效率, 保障商事担保活动的安全, 谋求商事担保活动的利润最大化。

2. 商事主体的限定性

从事商事担保活动的主体主要包括专门从事营利性担保活动的担保公司、商业银行以及专门从营利性担保活动的其他金融机构。对担保商的资格认定以及对其行为进行规制, 有利于商事担保相对人可以迅速地基于担保人的主体资格、行为权限以及资信情况等信息做出准确的判断, 以保证商事担保的效率性以及安全性。在我国, 民事担保主体的外延远远大于商事担保主体的外延, 只有具备法定条件, 并且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民事主体, 才能从事商事担保活动。

3. 担保行为的营业性

商业担保公司的经营范围由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 禁止担保公司超范围经营或者挪用注册资金从事投资业务, 更不得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从事高利贷, 触碰刑事犯罪的高压线。由于商事担保以营利为目的, 为了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 往往要求商事担保人具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以及敏感的专业判断能力, 迅速快捷地作出商业判断。商事担保往往通过可以反复多次适用的标准合同条款订立, 具有定型化、标准化的特征。

二、商事担保的责任划分

商事担保通过与民事担保制度不同的责任划分安排来实现其营利的目的, 提高商事担保的效率。这种责任和认定上的不同安排, 进一步特显了商事担保的特殊性。

1.独立担保责任的承担

独立担保责任要求担保人独立承担担保的责任, 而不受担保合同从属性的约束。独立担保合同打破了担保从属性的传统民法理念, 担保人向债权人承诺, 当被保证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由担保人向债权人无条件地偿付所担保的债务[3]。在独立担保制度中, 担保合同不再是从属合同, 因其特殊的独立性, 担保人应无条件地向债权人承担责任。这样的责任承担方式可以使得被担保人在国际商事交易中获得较高的资信。由于担保公司的营业性和专业性的特点, 要求这些职业化的专业担保人承担较一般担保人更为严格的独立担保责任是切实可行的。商事担保合同的效力完全独立于担保基础合同的效力, 独立担保责任成为一种完全的连带责任, 保障了商事交易活动的安全和便捷。

2.分担责任的适用

我国《担保法》第7条规定, “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 债权人无过错的, 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 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 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上述条款构成了我国担保立法目前的责任划分机制。商事担保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商行为, 商事担保人往往具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以及敏感的专业判断能力, 因此应当要求担保人对担保合同的有效性承担更为严格的审查义务, 并且承担与其收益相平衡的风险。以过错原则对商事担保中的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作出相应的划分, 在保护债权人利益强调商事担保人承担较为严格的责任同时, 谨防商事担保责任的无限扩大。

三、新增担保方式的立法构想

(一) 独立担保

独立担保是指担保人向债权人承诺, 当被保证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由担保人向债权人无条件地偿付所担保的债务, 而不能享有传统担保中担保人的抗辩权之担保方式。独立担保合同最本质的特征是, 独立担保合同与担保基础合同相分离, 效力不受基础合同的影响, 即使存在基础合同无效、变更或被撤销的情况时, 担保人也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在独立担保中, 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基础是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作出的约定, 并且不受担保基础合同效力的任何影响。同时, 担保人应承担第一位的担保责任。

就我国关于独立担保总体的实践情况来看, 法院在对待独立担保的态度上是内外有别的。由于担心独立担保制度会给国内整个担保法律体系带来重大冲击以及独立担保带来的欺诈、滥用权利等弊端, 最高人民法院对独立担保的国内适用效力并不予以承认。在独立担保效力内外有别的这个问题上, 笔者认为, 第一, 从我国目前《担保法》的立法角度来看, 将独立担保合同的效力与担保基础合同的效力相分离, 是符合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的, 不会在体系上对传统立法体系造成冲击。第二, 独立担保制度是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展起来的, 目前得到了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融资中的广泛应用。随着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以及全球化, “一刀切”的否认独立担保的对内效力, 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合理需求。我国也应当通过立法确认独立担保制度的对内效力以及对外效力, 以适应我国目前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 否认独立担保的国内效力, 将严重损害当事人之间的订约自由, 只要该担保条款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都应该认定为有效。第四, 应当在民事立法中和商事立法中区分对待独立担保的效力。在民事担保领域, 不应当承认独立担保的效力。例如法国《消费法典》规定禁止自然人在借贷中设立独立担保。而在商事领域, 商人基于其专业性的判断以营利为目的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 法律应当予以允许。

(二) 让与担保

让与担保是指债权人和担保人之间通过转移担保财产的所有权的方式, 以担保债务人债务之履行, 当债务履行完毕后, 标的物的所有权返还给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当债务不履行时, 担保权人有权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的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

目前, 我国《担保法》以及《物权法》均未采纳让与担保这一非典型担保制度, 我国应当用让与担保制度代替现存的动产抵押制度, 单独立法。第一, 仅设立让与担保制度有利于实现我国物权法体系的完整性。废除动产抵押制度, 使抵押权回归不动产物权。第二, 废除动产抵押权制度有利于物权公示效力统一性的维护。废除动产抵押制度而采用让与担保制度, 这一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第三, 让与担保制度完全可以代替动产抵押制度实现其媒介融资的功能。从动产抵押在日本的实践现状来看, 动产抵押适用范围的局限性较强, 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在让与担保制度中, 让与担保可以设立在具有让与性的权利或财产上, 因此, 动产抵押制度的媒介融资功能完全可以由让与担保制度来承担。第四, 有些学者认为让与担保本质上违反了禁止流质的规定, 这种顾虑可以不复存在。根据目前的各国的立法例以及我国的通说, 在商法领域, 应当承认流质契约条款的效力。在让与担保的实现方法中, 无论是变价受偿型还是估价受偿均不同于依据流质中直接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笔者认为应当废除动产抵押制度, 以特别法的形式对让与担保制度加以确认。

(三) 营业质权和营业抵押权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经营营业质权的商人不断增多, 典当行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典当不考虑借款人的信用, 手续简单快捷, 可以有效降低借款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小额借款问题。所谓营业质权是指, 当铺营业人以约定的期限和利息向借款人出借款项, 并以借款人交付占有的动产为标的而设定的质权。在经营的过程中, 如果出当者逾期不能归还借款并支付约定的利息和管理费用, 则出当物归当铺经营人所有或者当铺的经营人可以将该出当物变卖而取得其价金。在典当的立法模式选择上, 笔者认为应当制定单行法规, 对典当的组织形式和行为规则进行统一规定, 实现组织法和担保法的有机结合, 通过典当行业的发展实现对经济繁荣的促进。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商事担保学理概念的确立, 建立和完善商事担保的法律体系, 对完善我国商法理论和实践, 促进市场交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和担保市场经济规律的商事担保法律体系过程中, 认真研究并确立我国商事担保概念, 则是我国商事担保法律体系工程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建设。

参考文献

[1]王艳华.以营业为视角解释商法体系[J].河北法学, 2010, (5) .

[2]陈义华.担保公司分支机构的保证人资格新论——基于商事外观主义的理性思考[J].经济与法, 2012, (12) .

解构 中国“有色”产业 篇11

然而与经济高速增长拉动有色金属工业高速增长的局面形成反差的是,有色金属工业的基础——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短缺情况日趋严峻。铜矿匮乏、铝土矿匮乏、铅矿匮乏,中国有色金属行业面临全面资源瓶颈。如何在全球配置资源,是有色金属行业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国内市场涨声一片

伴随着国内宏观调控趋紧,有色金属行业也面临调整,但市场需求却令生产企业对有色金属资源的追捧一刻不曾停止。

据海关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今年3月进口铜精矿(包括铜矿砂)14万吨,1~3月进口铜精矿59万吨,前3个月进口同比增加0.7%。3月进口废铜30.6万吨,1~3月进口废铜80万吨,今年前3个月废铜进口同比增加9.2%。

由于国内氧化铝的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引发国产的氧化铝价格不断上涨,去年氧化铝平均现货销售价格为每吨2817元人民币,同比上升46%。目前更上扬至每吨4300元人民币。显然,尽管国家对电解铝工业的调控力度加大了,但对铝产量的影响还未有明显显现。

据权威人士介绍,随着今年中国氧化铝缺口继续增大,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因此今年氧化铝的价格仍会于高位运行。以较保守的态度估计,全年国产氧化铝的平均售价将在每吨3500元人民币左右。

在今年年初,商务部公布《2003年生产资料市场发展状况及2004年展望报告》称,去年在主要有色金属产品中,镍的资源增势最为强劲,全年新增资源14.5万吨,增长52.9%;其次是铝,全年新增资源637.3万吨,比上年增长28.8%。

今年5月初,商务部公布的研究报告还透露,国内有色金属市场今年将延续去年的态势,价格仍将出现上涨。

国内经济将在未来保持高速增长,一些以有色金属为原材料的行业如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等行业的增长速度仍将加快,从而将带动有色金属市场需求的回升和价格的上扬,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相应地增加了对有色金属的需求,预计国内有色金属的需求增长率仍将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群雄逐鹿 步调不一

中国有十大有色金属产区。在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风雨洗礼后,在近些年国家开始加大力度扶持现代重工业的基础上,这些地方的有色金属产业正按照各自的特点不断壮大着。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等林林总总的原因,各地的有色金属产业的前进步伐并不一致。

南海:广东的铝业奇葩

翻开南海历史,不难发现,南海有色金属加工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清时代起,民间就出现了较多的铁匠、金银铜器加工行。近年来,南海区政府十分重视有色金属产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和措施鼓励扶持该行业。下面的一组数字足以证明其在行业中的地位:

广东省是我国铝型材出口大省,年出口量10万吨,南海占了40%;南海铝型材年加工能力80万吨,占全国建筑类铝型材份额的40%,广东的60%;全区有色金属产业的产值约200亿元,占了南海工业总产值的20%。

目前,南海是国内铝材企业最为集中,铝材产业规模最大,铝材产业体系最完备,产业配套最成熟的地区。南海大沥更是闻名全国的有色金属贸易基地和铝型材产销基地,现有铝型材企业11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年生产能力60万吨,约占全省50%、全国35%。

今年2月,南海区政府正式出台了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战略,将创新专业镇的发展方式进行产业升级。同时,根据南海及全国有色金属产业的配套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的实际情况,南海区的有关部门将搭建一个国家级的有色金属交易中心及现代化的专业市场及物流配套区相结合的产业配套体系提上了议事日程。最后决定建设“南海金庞(国际)有色金属展览交易中心”来填补国内的空白。

但也有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南海有色金属产业链有待进一步延伸,在产业链中,缺乏精铝冶炼与制造及有色金属期货交易交割能力,成本控制困难;与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铝型材产业配套的“配件”企业较少,而且尚未形成规模,这意味着行业有更广阔、更深的发展空间;缺乏附加值高的深加工及终端科技产品,如门窗、其他民用品或尖端科技产品。其次,南海有色金属产业行业整体的技术研发和技术管理环节薄弱,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都不高。企业与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尚需拓展。缺少统一、集中的专业展览与展示中心;专业的大型电子交易平台有待完善。

湖南:揣着金饭碗乞讨

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尴尬:有着“有色金属之乡”美誉的湖南省,已发现矿种达140多种,已探明储量的有80多种,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巨大。钨、锑、锡、铅、锌等矿石储量居全国前五位。而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目前湖南省主要有色金属矿石原料自给率不足1/4,其余都得指望省外与国外矿山。业内人士预测,资源供给也许将成为湖南省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制约。有色金属产业揣着金饭碗乞讨,问题出在哪?

湖南省有色金属产业出现“资源危机”,关键是地质勘查经费严重不足。据湖南省地勘局地质调查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地质找矿由预查、普查、详查与勘探4个循序渐进阶段构成。目前国家投入仅限于预查和普查。

而这几年因国际有色金属行市不景气,湖南省有色金属开采与加工企业效益普遍下滑,要这些企业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详查与勘探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湖南省近年曾尝试着将外资与民间资本引入矿产资源详查与勘探领域。因地质找矿风险较大,几年过去,也是雷声大,雨点小。除韩国一公司在祁东留书塘进行铅锌矿普查投入了30万美元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两公司分别在雪峰山、湘西寻找金矿,还只打来了少量保证金。

事实上,就是国家给予的普查资金也并不充足。目前湖南省承担的地质大调查项目在中南六省区中数量最多。国家拨给的经费仅1000多万元,其中还包括工作人员工资。据介绍,要真正满足矿产地质、基础地质、水工环地质这几大调查项目所需,至少要3000万元以上。资金不足,连一些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无法满足。如今省地质调查院的探矿仪器设备已相当陈旧,大多是10年以前添置的。

人才短缺也是湖南省地勘事业发展的致命伤。省地勘局7756名在职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达2702名、高级技工以上的熟练技术工人达1554名。从总量上看似乎人才并不缺少,但专业技术人员中45岁以上的占到18.4%,30至45岁的占到59%,30岁以下的仅为22.6%。众所周知,地质找矿作为一种野外作业,还是一种“吃青春饭”的事业,应当以年轻人为主,省地勘局技术人员这种年龄结构显然不能满足地勘事业发展的需要。

广西:锰业呼吁产业集群效应

广西锰矿资源丰富,已探明锰矿资源储量2.56亿吨,占全国锰矿资源的38.5%,保有储量2.23亿吨,居全国首位。2003年,全区锰矿石产量达140万吨,锰系铁合金达58万吨,电解金属锰达2.2万吨,电解二氧化锰达1.2万吨,硫酸锰达14.5万吨。

现在,广西锰业已形成了以桂西南锰矿石原料及粗加工为主,以大锰锰业、新振锰业、三叠锰业为代表的一大批锰系深加工企业群;依托便利的交通、充足的电力,形成的以“八一”等为代表的桂中锰系铁合金产业集群以及在北部湾畔即将崛起的超大型沿海钢铁冶金产业集群。

近几年,随着国内锰矿资源日益减少,广西锰矿资源优势逐步显现,特别是科技水平的提高,储量丰富的碳酸锰矿的成功开发,使拥有锰矿资源企业的深加工成本竞争优势增强,区外锰加工企业又纷纷向广西资源地转移,在短短不到5年的时间内,广西锰业发展迅速,产业已初具规模。

但桂中地区锰矿资源已近枯竭,原料供应紧张。桂平市木圭矿虽然还有一定的锰矿储量,但因松软锰含水量高,经多年试验证明不适合用于治炼,近年来虽然在湿法冶炼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生产成本偏高、质量不稳定等。因此,桂中地区锰业基地仍应依靠外来资源,稳定现有铁合金生产能力,发展精炼等。

总的看来,广西锰系列产品虽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产业之间、企业、项目之间关联度不高,无法形成真正的产业集群,产业链延伸不够,很多深加工产品还亟待开发,因而未能发挥应有的产业效应和效益。

有业内人士指出,根据锰矿石资源特点及深加工产品市场前景,广西应拉长锰产业链,充分利用丰富的锰矿石为原料,选择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的锰深加工产品为对象,形成几个完整的产业链作为锰业发展的方向,到2010年建成比较完整的锰工业体系:锰矿石——电解金属锰——四氧化三锰——锰锌软磁铁氧体——各种电器元件;锰矿石——电解二氧化锰——无汞碱锰电池;锰矿石——电解金属锰——200系列不锈钢。合理布局“三个锰业基地”:桂西南锰业基地,生产高附加值的电解金属锰、电解二氧化锰、中低碳锰铁合金等锰系列产品,打造桂西南锰业加工基地;桂中锰业基地,以生产锰系列铁合金产品为主的锰业加工基地;沿海锰业基地,以生产四氧化三锰、锰锌铁氧体及器件、高锰低镍不锈钢等产品为主。

形成以上规模后,广西锰工业将实现销售收入超百亿元,届时桂西南将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锰工业基地,成为真正的锰业产业集群。

云南: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云南地质现象繁多,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素称“有色金属王国”。有色金属是云南最大的优势矿产,铅、锌、锡保有金属储量居全国第1位,铜、镍保有金属储量居第8位。在黑色金属矿产中,云南有铁、锰、钛、铬、钡5种。其中,钛砂矿保有矿物储量居全国第4位,铁、锰保有矿石储量居第6位(其中富铁矿储量居全国之首)。

根据市场供需预测,今后10年内,云南主要有色金属产品在省内、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前景良好。

尽管如此,目前云南的有色冶金工业比较薄弱——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材仅占有色金属的6.4%,而全国为45.7%,差距甚大,且加工材多为铜、铝板带条等初级加工产品,占产量比重较大的铅、锌延伸加工比较薄弱。

根据资源、能源、交通、市场条件和现有的产业基础、技术基础,云南矿业总体布局是:突出中部,展开东西,全面结合。

有色金属布局的重点是在现有基础上加快开发,建成4大基地,即:继续扩大滇中铝、铜的生产规模,加快大红山铜矿建设,形成滇中铝、铜、铅及压延加工材生产基地;扩大澜沧铅矿,开发蒙自白牛厂银矿、都龙锌锡矿,形成滇南银、锡、铅、锌、锑及全省生产基地;加快建设兰坪铅锌矿和开发迪庆铜资源,形成滇西北以锌、铜为主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建设滇东铝工业基地。黄金工业布局的重点,是开发镇沅金矿,形成以镇沅金矿、墨江金矿为主的哀牢山国家级黄金生产基地。有色金属工业的产品发展重点,是铜、锌、铝、金等。结构高速的重点,是建设一批具有经济规模的骨干矿山,大力发展有色金属深加工,主要是铜、铝、锌压延加工材、合金、特殊金属材料,因地制宜发展地县乡镇矿业。

根据上述布局和思路,云南省近期推出了一批开发条件较好、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项目招商引资,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扩大优惠范围和限度,为外来投资者降低成本创造良好的投资机会和环境。

春潮涌动下的暗流

在中国有色金属产业“蒸蒸日上”的同时,由于国内有色矿产资源所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我国有色金属产业遭遇了严重的资源危机。随着这股资源危机的暗流逐步公开化,许多有远见的中国有色“大家”已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

以往常有人称中国是有色金属大国,这很容易让人们误解为我国有色金属矿藏丰富。其实,中国只是有色金属生产大国,而非资源大国。由于人均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加之冶炼产能的盲目扩张,原料供应早已吃紧。事实上,除了钼、镁等少数品种外,我国可采资源储量只有10年左右,资源问题业已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最大隐忧。

目前,我国铜、铝、铅、锌等4种有色金属的原料均需进口,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有色金属消费市场,在全球有色金属消费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以铜为例,近年来,中国铜精矿、废杂铜的进口逐年增加。2002年中国进口铜精矿、废杂铜分别为207万吨和308万吨,进口铜原料超过国内需求的60%,因此,国际铜原料供应紧张将对中国铜冶炼企业形成较大影响。

而尽管中国铝矾土储量较大,但其品质较低,导致生产成本缺乏竞争力。中国铝土矿储量仅占世界铝土矿储量的2.3%,然而,如今中国的铝土矿产量却为全球铝土矿产量的10%。

早在2001年,中国就取代韩国和土耳其成为全球最大的废金属进口国家,近年来进口势头一直不减。根据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2003年中国自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废金属供应国总共进口了280万吨废铁(包括钢,但不包括不锈钢和合金),占美国此类废金属全部出口的30%;中国还进口了占美国全部出口79%的废铜、72%的废锌和49%的废铝。业内人士指出,全球最大的铝土矿在澳大利亚,全球最主要的铜精矿在智利以及南美洲一带,我国属有色金属资源贫国,铜、铝资源储备已经不足。对于中国来说,金属资源是大问题。如果只依赖国内资源,几年内铜就会用光,从国外取得资源将是中国长期的战略。

要打破这种资源瓶颈,实施“走出去”战略已成为中国有色工业谋求发展的必然所为,也是我国有色金属资源国情的客观要求,因为把我国有色金属资源巨大的供需缺口完全建立在依赖国内资源的基础上是十分不现实的。

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 篇12

戴维斯在《解构主义与翻译》一书中在第一部分探讨了翻译中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

1.延异(différance)

这一章探讨了延异及由此产生的印记(trace)的相关内容。延异是解构主义中的核心概念,它是由德里达杜撰出来的,取自法语单词“différer”,有两层含义,即延迟(to defer)和差异(to differ)。意义体现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不同之处,而非符号本身。意义是语言产生的效果或作用, 而不是语言所表述的实物在场的现象。“意义的产生不能先于延异,因为它是延异的嬉戏的结果。所以,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了其不可译性,因为意义体现在符号之间。

2.限制(limit)

这一章阐释了解构主义对于语言或文化有清晰界限这一观点的质疑,从单一性和普遍性(singularity and generality),文本(text)以及书写(writing)三个方面具体阐释了可译性的限度问题。任何语言或文化、具有其单一性,这使得文本不能被完全翻译,同时,任何语言或文化又与其它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重叠的内容,这就使得其具有普遍性,从而阻止了文本的完全的不可译性。 如果某一文本是完全可译的,那么它只是完全重复已经存在的,这就表明它没有单一性,也就没有个性 ;反言之,如果某一文本是完全不可译的,那它同任何意义系统毫无关联, 就表明它是完全自我包容的,将会很快消失。

3.可重复性(Iterability)

这一部分论述了“可重复性”这一德里达理论的关键点。 这一部分从稳定性不稳定性辩证角度说明意义的重复性是相对的,暂时的。德里达认为稳定性和不稳定性,二者是相互依存的,正如单一性和普遍性。语言中的稳定因素,使得我们接近文本,但这又是有限的,因为它具有局限性 :一个文本的作者,或者一个文本在一个语境中的展现不能完全决定其在另一件语境中的重复,也就是说原文本不是固定的, 每一次重复都意味着有所不同。所以译文不是对原文的完全重复。

二、解构主义与译介学研究

《译介学导论》在论述译介学研究理论前景时,结合解构主义的某些观点对翻译研究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做了阐述 :

1.译者和译作的地位问题

译者是特殊的读者,结合巴尔特的这种“作者死了”的观点,译者和译作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同时凸显了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作用,译作和原作是互文性的,译者通过译作复活的是原作,从而使得原作获得再生,流传下去。

2.何为翻译

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的过程,它是一种改写,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再这样的文化行为当中,译者首先要服从的是在原作问世前目的语中就存在了的价值观、信仰和表达方式等。此时,所谓的“忠实”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同当时的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结合的产物罢了。这正是译介学所强调的。

3.解构主义是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解构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是学术层面上的翻译研究, 它对原文和原作的“解构”,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同时注意到诸如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多元的研究。笔者认为译介学的研究角度正是多元研究的一种体现,它从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学的角度入手,考虑到“诗学” 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的影响,同时根据译作的独立性,提出了翻译文学地位的问题

三、总结

将解构主义的某些观点引入翻译研究,不仅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也回答了翻译过程中的某些问题 :

1)解构主义从根本上说明了文本的可译性问题 :即, 文本是可译的,但是完全的可译性和完全的不可译性是不可能的 ;

2)译者和译作的地位得到提高,译者并不从属于原作者,译作不从属于原作,译作和译者具有独立性 ;

3)解构主义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僵化局面,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和视角,是翻译研究趋于多元化。

参考文献

[1]王辰玲.从解构主义视角评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J].科技信息.2009(15).

[2]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Kathleen Davis.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陈浪.德里达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影响[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2).

[5]Mona Baker&Gabriela Saldanh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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