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银行制度（共5篇）
主银行制度 篇1
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形成于企业与特定的银行之间, 指的是两者之间长期且稳定的交易关系。与企业形成这种交易关系的银行就是主银行。通常认为日本在战后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交易关系。这种交易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公司把主银行作为自己的主要贷款行并接受其相关监控, 主银行对企业拥有治理权和股份。日本主要的企业大都有主银行。可以说, 主银行制度是日本企业和银行关系的基本特征。
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形成是有着相关历史背景的。1868年明治维新后, 日本的银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此时的政府对银行实行宽松的政策。而1927年的“昭和金融危机”之后, 政府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约束。后随着日本对外扩张, 1944年日本开始实行“军需指定融资金融机构制度”, 这被看成是日本主银行制度的雏形。而二战后, 主银行制度越来越多地在战后经济重建中发挥了作用, 随即定形、发展起来。
学者一般认为, 主银行有以下4个特征:⑴对于企业来说, 持有客户企业的大股东是主银行。同时, 对于主银行来说, 一般不会持有与自己没有业务或交易关系的企业的股份。⑵主银行向客户企业提供系列贷款, 包括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主银行向企业提供占有绝大份额的贷款, 也因此承担相当大的贷款损失责任。一旦企业不能如期归还贷款、或者出现坏帐时, 主银行还要分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⑶主银行向客户企业派遣董事或经理。具体分为两种情况:正常情况下——以大股东的身份派遣董事或者经理到客户企业;企业出现问题时——派遣人员接管企业。⑷主银行管理客户企业的结算账户。主银行几乎都是所属企业的结算银行, 负责企业的账户管理、现金支付和结算。
综合主银行的概念和特征来看, 主银行既是企业最大的债主, 往往又是企业最大的股东。二战后, 日本经济一片废墟。要从废墟中起步发展, 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资金。在这种情形下, 主银行制度很好地满足了企业旺盛的资金需求, 及时、大量、低成本地向企业提供了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此举既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 又提高了银行资金运用的效率, 成功实现了企业和银行的共同发展。可以说, 主银行制度为后来日本的经济高度增长做出了贡献。同时, 主银行可以对企业进行内部的监督控制。因此在日本, 基本上不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或者股票市场来监督企业。除此之外, 主银行可以为企业提供保险, 保证企业日常经营的稳定, 或者在必要时刻给企业提供救援, 避免企业遭受巨大的经营危机。可以说, 主银行制度促进了日本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 主银行制度有所削弱。究其原因, 便要说到主银行制度的基础。主银行制度的基础和发展在于企业和银行的关系。而主银行和企业的关系,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规模。主银行的优点在于能够及时、稳定地提供借款, 这和从不稳定的资本市场筹措资金相比,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除去企业中的大家——这些大企业本身资金力量雄厚, 又有着多种资金筹措渠道, 对主银行的依赖相对较小, 其他广大的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 在筹集资金方面确实存在困难, 所以必须和主银行保持密切的关系。而现在的一种发展趋势是资金筹措越来越多样化, 使得企业对于银行的借款依存度降低。这样就导致了主银行和企业关系的疏远, 主银行制度也便逐渐削弱。
综上所述, 日本主银行制度体现了银行和企业之间密切的联系。曾经靠着这样紧密的银企关系, 日本经济创造出“高度经济成长期”的奇迹, 主银行的效用不容否定。可是20世纪90年代起,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不景气, 主银行制度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这一点同样不可否认。
导致主银行双重作用的原因在于, 主银行制度发挥良好作用必须要有经济增长这个外部条件的配合。经济增长, 则企业与主银行之间形成资金需求和供给的良性循环:经济增长——企业经营良好——主银行获得持股企业的股票溢价收益和贷款利息——支持企业投资——企业和银行共同收益, 两者就是这样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而若经济萧条, 企业与银行会产生不良债权的恶性循环:经济不景气——大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银行无力救助——企业危机——银行危机——企业与银行共同萧条。
现在日本经济依旧处在低迷期, 怎样才能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主银行制度虽然是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但是除此之外, 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还有许多, 如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传统的年功序列、社会现象——少子化和老龄化等。总而言之, 日本经济想要重新获得活力, 需要整体的变迁。而主银行制度在这场变迁中, 又将扮演什么角色、走向何方, 这也是亟须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国华.日本大企业的成长模式[J].中国经济快讯周刊, 2002 (09) .
[2]于潇.日本主银行制度演变的路径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 2003 (06) .
主银行制度 篇2
青木昌彦 (Masahiko Aoki) 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 也是比较制度分析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简称CIA) 的代表人物之一, 比较制度分析是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 它是通过将经济体制看作各种制度的集合来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活力1。青木昌彦擅长运用博弈论来对制度进行理论分析, 强调制度具有多样性, 而且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 他特别注重现实问题研究, 对日本经济制度进行了大量地研究分析。他的理论思想以及这种研究思路在其代表作《比较制度分析》与《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都有所体现。
银行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的重要安排。日本的主银行制在日本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更好地理解青木昌彦的理论思想与研究方法, 本文将介绍两本书中关于日本主银行制形成的比较制度分析内容, 在总结日本主银行制形成理论的同时, 重点介绍青木昌彦所采用的研究范式。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 第二部分为介绍日本的主银行制, 第三部分阐述青木昌彦的日本主银行制比较分析分析内容, 最后一部分为相关评论。
二、日本主银行制概述
日本主银行制在日本的经济腾飞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 其也渐渐表现出了一定的不适应性。目前, 对于日本主银行制并没有准确定义, 在青木昌彦看来, 可以通过一个关系和三个安排来理解日本的主银行制。
1. 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是日本主银行关系, 需要从企业和银行间存在的五个方面的主要关系来了解这个主银行关系, 对其各自随着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点加以整理, 然后从企业与银行之间存在的多元关系出发, 来对主银行制加以定义2。五个关系分别是:
借贷关系, 通常, 企业借贷总额中主银行所占份额最大;
企业为了结算日常的交易, 必须在银行存放货期存款;
主银行持有企业的股份, 在通常情况下, 主银行都名列该企业股东的前五名之内, 而与其他银行相比, 则属于最大的股东;
主银行会通过接受企业委托来为其发行公司债;
主银行会参与企业的经营。
2. 三个安排
日本主银行制度作为一种跨越组织、金融交易和政治多个域的制度安排是由如下三个安排和相应的信念构成的3:
关系型相机治理:主银行制为非金融企业的相机治理提供了互补的制度框架。
金融一系列制捆绑:日本主要银行和多个客户企业按照各自的金融系列形成排他性的主银行关系, 在金融系列中, 银行和企业双方以相互持股的方式紧密联结在一起。主银行则从系列捆绑中获得声誉和垄断租金。
多元化官僚主义的银行治理:负责银行的行政部门 (原大藏省) 并不直接干预主银行的贷款决策, 但它通过金融约束和对非金融企业债券发行的限制确保主银行的相机租金。主银行的多元官僚主义框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证券业和银行业分属于大藏省的两个不同部门管辖。银行被禁止从事证券承销业务, 而证券商可以免费享受银行的监督之列, 赚取丰厚的经纪人佣金。
三、主银行制形成的比较制度分析
要明白青木昌彦对日本主银行制的比较制度分析就需要先对青木昌彦的制度观有所了解。
1. 青木昌彦的制度观
青木昌彦认为, “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 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 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 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 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 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4。其注重制度变迁的内生性, 在书中提到“我们认为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的5”, “在多种可能性 (即多重均衡) 中, 共有信念引导着参与人朝着一特定的方向行动。在此意义上, 控制或说制约自然是制度化的内生特征6”, 并且还注意共有信念与制度均衡之间的关系, “参与人基于共有信念而做出的策略决策共同决定了均衡的再生, 均衡的再生反过来又强化了关于它的概要特征。7”
青木昌彦在研究分析时, 所采用的分析单位是“域”。“域”并不是独立的个体, 而是相互联系的。8“我们分析的基本单元式博弈的域, 它由参与人集合和每个参与人在随后各个时期所面临的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组成, 参与人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组织。9”并且他还对“域”进行了分类。10“我们将涉及六种基本的域类型:共有资源, 交易 (经济交换) 、组织、社会交换、政体和一般性组织领域。我们将考察何种类型的制度或规范在相关领域或跨域是由生命力的。11”
简而言之, 青木昌彦认为域的多样性决定了制度的多样性, 内生于域的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对整个制度体系有重要影响。
2. 主银行制的起源
青木昌彦认为, 水平层级制12、关系型的相机治理机制13、主银行关系融资和官僚多元主义14国家形态在主银行制的鼎盛期相互关联和相互支持, 构成一个内在一致的制度安排15。这个是日本主银行制独有的特点。
日本的主银行制并不是日本政府刻意为之, 而是不同制度相互作用进化而成的。在第一阶段, 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日本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总体倾向可以概括为自由放任。大型的财阀银行在企业融资方面不占显著地位, 主要公司企业外部融资的来源是证券市场而非银行贷款。进入第二阶段, 日本军方于1937年秘密发动了军事政变, 控制了政府。在这段时期, 日本政府政策旨在限制竞争性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的控制力以及限制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与主银行制的演进特别相关的政府政策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政府鼓励成立银行财团, 代替资本市场提供长期信贷, 并与1944年引入指定型银行制度。并且古典层级制16集中的管理方式被修正, 决策权开始下放给低一级的生产单元, 这种演进成为后来水平层级制的前身。进入第三阶段, 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 在盟军司令部的指挥之下, 日本的政策倾向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的转变, 即从集权控制迅速过渡到民主管理。战后还成立了各类作为准行政组织的产业协会, 它们成为官僚多元主义国家形态形成的催化剂。
青木昌彦认为, 制度共时关联的动态过程导致了日本主银行制的产生。这种内生机制正是金融域的关系融资策略和组织场的水平层级制下的策略的历时互补性, 组织场的水平层级惯例和组织域的关系型相机治理机制在制度上市互补的17。水平层级制和关系型相机治理机制的互补性导致了主银行制作为内在一致的制度安排的起源。
四、评析青木昌彦的主银行制比较研究分析
青木昌彦的主银行制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主银行制的起源以及形成过程, 验证了其比较制度分析理论的合理性。并且其采用博弈论进行经济问题的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进行学习。但是他的分析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首先, 在进行对比分析的过程中, 青木昌彦没能进一步深入对英美银行制度进行比较制度分析, 其只是在两本书中对英美的银行制度与日本的主银行制度进行了比较说明。
其次, 青木昌彦的共有信念较为模糊, 不易界定, 只是说其是大家通过遵守的信念, 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青木昌彦提到, 对于日本主银行制而言, 主银行制的特征没有一项是明文写成法规或合同的。它们基本上成为相关参与人内生形成, 并通过策略互动加以维持的集体共有信念, 并没有对这种信念进一步进行解释。
最后, 平层级制、关系型的相机治理机制、主银行关系融资和官僚多元主义构成了日本主银行制鼎盛时期的内在一致性制度安排, 青木昌彦并没有对这个一致性进行具体解释, 而且这样制度安排可以说是日本制度的特殊性, 将其理论推广去总结其他国家模型会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摘要：日本主银行制是日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木昌彦对日本主银行体制的形成进行研究后, 得出结论:水平层级制和关系型相机治理机制的互补性导致了主银行制 (作为内在一致的制度安排) 的起源, 合理地解释了日本主银行制的形成。本文在总结青木昌彦两部著作中有关主银行制内容的基础上, 重点介绍其在研究主银行制过程中所使用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 并在最后对其主银行制研究进行概要评述。
关键词：青木昌彦,日本主银行制,比较制度分析
参考文献
[1][日]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 周黎安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2][日]青木昌彦, 奥野正宽编著:《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 魏加宁等译,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版.
[3]彭涛、魏建:2011, 内生制度变迁理论: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比较,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双月刊) 》, 2011, 2:P126-P133.
主银行制度 篇3
一、了解研究方法
第一, 设计不良贷款成因列表。本次在大量阅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从企业、银行和宏观环境等方面构建了不良贷款成因, 列出了所有的不良贷款成因, 详细分析了研究成果。
第二, 了解成因列表的可行性。在初始化列表中出现的很多成因较类似, 表述的观点基本相同;一些成因较抽象, 增加了真实调查数据的难度;成因列表可以促使银行人员结合成因采取相应的防范行动。所以相关人员必须加强沟通, 制定出合理的成因列表, 形成企业不良贷款成因列表。
第三, 设计并测试问卷。将企业不良贷款成因转化为问卷, 主要由企业、银行和宏观环境组成, 结合实际需求细化问题, 并借助Likert五点尺度进行填答, 1最低, 5最高。另外一部分利用选择填空方式, 及时对对象的年龄、工作性质以及职务等进行分析。
第四, 对问卷效度与信度进行检验。为了保证问卷可信度, 可以利用Cornbach`sα信度系数了解问卷量表的可信度。问卷内容中涵盖了较多人员的研究成果, 必须认真操作, 得到真实的问卷数据, 符合专家效度。
二、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不良贷款的成因
基于探索性因子了解不良贷款, 可以构建完善的探索性因子模型, 进而从众多不良贷款的成因变化中寻找出相互独立且具有共性的因子, 替代原始具有关联的变量, 并反映出原始变量中所包含的不良贷款成因, 给新架设或理论基础提供参考依据。
第一, 对问卷量表因子进行检定。一般采用KMO值的决策标准与球面性鉴定法及时对因子的适当性进行检定, 可以根据偏相关系数了解, 通常KMO值超过0.8之后, 表示所选因子较合适;Bartlett球面鉴定必须拒绝零驾驶, 可以进行因子分析。经过计算发现企业不良贷款所的KMO值为0.8968, Bartlett球星表示近卡方为1042.7, 自由度为275, 明显低于显著性水平, 可以作因子分析。
第二, 决定公共因子个数。通常人们利用H.Kaiser大于1方法、陡阶检定等方法进行判断, 但是一般依然由研究人员结合参考文献等进行判断。本次主要利用H.Kaise进展测定, 保留了特征值超过1的共同因子, 明确各个因子意义。第一阶段可以对企业产生的所有不良因子进行分析, 将因子载荷在0.55以上的变量保留下来, 然后清晰展示出因子意义, 更好的命名, 获得企业不良贷款变量构面。第二接单主要在不良贷款变量垢面中寻找出大于1的共同因子, 一般使用特征值大于1方式可得到五个独立因子, 可以反映出原变量差异。此外, 借助经验分析, 也可以解释很多方差决定因子个数的取舍。
第三, 得出主因子负载量。负载较大的因子可以清除的展示因子意义, 同时简化了命名难度。一般可以采用斜交转轴法与直交轴法进行操作。直交转轴法一般可分为化四次方最大法、和变异数最大发, 斜交可以分为双四次方最小法、共变量最小法以及四次方最小法等几种。本次主要利用最大变异转轴法进行研究, 可以得出八个独立因子及变量的良好程度, 经过分析可知, 24个因子变量共同度较高, 所以选取的八个独立因子可以反映出网子变量信息, 另外矩阵中绝对值超过0.05的因子模型变量也是可适用的。
三、企业不良贷款主成因分析
(一) 企业经营层决策因子和信用风险因子
经营决策和信用风险已经成为企业的主要因子, 主要包含以下内容:1.经营决策层不稳定。受高级管理及董事会等人员变动, 导致技术管理出现断层, 企业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增加了企业贷款压力;2.经营决策融资与运行分享。由于企业盲目扩展金融, 从事股票等操作, 一旦产业链条出现问题, 就会产生不良资产;3.经营层信用不足, 出现严重的拖欠贷款、贷款动机不纯等问题。
(二) 相关政策不完善
第一, 企业没有形成不规范监控机制。近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时, 部分企业进行了不规范改革, 出现了废债逃离等问题, 经常帮助企业逃避银行债务, 这些现象的产生与政府法律法规不严密具有很大关系;第二, 金融法规和政策不健全。目前金融市场还没有找到一种非常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方法, 不能严格惩罚市场恶意欺诈问题, 出现了较多的不良贷款;第三, 没有建立完善的金融制度。国家为了遏制通货膨胀, 采取了宏观调控。在银行“惜贷”的影响下, 企业资金受到猪仔, 影响了产业运转, 出现了坏账, 而且贷款到期还旧成本高, 宁愿承受逾期贷款利息, 增加了不良贷款比。
(三) 企业财务信用风险因子
第一, 财务信用缺失出现了欺诈行为。企业利用虚假财务报表向企业提供项目论证数据, 希望可以遮盖企业道德风险等行为, 如用建设资源发放奖金福利;借助企业关系借款虚饰营业收入。第二, 利用财务杠杆运行, 增加了利息负担, 提高了企业负债, 降低了企业盈利, 出现了较多的不良资产。
(四) 银行授信质量风险因子
银行授信质量风险因子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 即使银行内部已经制定了相关准则和规定, 但是依然出现授信准则不严等问题, 增加了贷款风险;第二, 授信审批及流程较多, 增加了成本, 形成了不良资产;第三, 银行授信专业人才较缺乏, 对银行授信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银行授信质量在银行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关的领导机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其风险因子进行详细的分析, 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 减少相关的风险危险, 为公司的健康、顺利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
四、结束语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 国有商业企业面临的风险也不断上升, 产生了较多的不良贷款。为了提高银行管理和决策水平, 必须加强授信管理, 提高审核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降低此部分风险, 同时还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构建完善的法制和规则, 提高政策科学性;另一方面, 构建一套完善的信用体系, 形成符合公司发展的内部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周小川.防止商业银行在改革后继续出现大量不良贷款的若干议题[J].中国金融, 2012 (03) .
[2]李德.我国不良贷款产生原因及对策[J].金融研究, 2010 (01) .
[3]肖细根.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货款形成的原因及化解途径[J].引进与咨询, 2013 (04) .
主银行制度 篇4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截止2007年底, 我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 上缴税收接近税收总额的50%, 解决75%以上的就业。然而, 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最大的融资难题。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具体如下:
1、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 特别是在创业阶段, 中小企业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积累, 即中小企业内源融资比重较高, 外源融资比重较低。
2、在中小企业发展初期, 亲友借贷、职工内部集资以及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是其融资的主要方式, 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及民间信用体系的差异, 民间借贷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发育程度差异极大。
3、在外源融资中, 银行贷款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 而抵押、担保成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主要方式。而存在融资难的中小企业中, 90%以上的认为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抵押物。
4、中小企业普遍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不仅权益资金的来源极为有限, 而且很难获得长期债务的支持。
5、资产规模决定企业能否获得借贷及长期债务资金的重要因素, 而中小企业的资产规模一般都较小, 融资成本与大企业相比, 一般都偏高。
怎么才能使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被资金这一瓶颈所束缚?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使其成为利益相关者, 直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到上市或有能力解决好资金的问题为止。也就是本文所要提出的崭新金融中介———“私募-主银行制”。
二、私募股权资金的优势与不足
所谓的私募股权资金 (简称PE) , 一般是指从事私人股权 (非上市公司股权) 投资的基金。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分享企业成长的红利, 选择合适时期退出。
1、私募股权资金的优势。
由其定义可以看出, 私募股权资金对中小企业融资是长期动态共赢的。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具有如下优点: (1) 私募股权资金不仅有投资期长, 增加资金的好处, 还可能给中小企业带来管理、技术、市场和其他需要的专业技能; (2) 相对于波动大、难以预测的公开市场而言, 私募股权资金是更稳定的融资来源; (3) 在引进私募股权资金的过程中, 可以对竞争者保密, 而不像上市那样公之于众。私募股权资金在投资交易中, 选择那家机构作为合作伙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 从而实现企业与投资者双赢。
2、私募股权资金的不足。
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其正反两方面, 私募股权资金虽说能给中小企业带来融资及以外的增值服务, 但亦有其不足之处, 它的最大缺陷就是投资的覆盖面过于狭窄。具体情况如下: (1) 拟投资的中小企业要具有良好的成长性, 能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经营规模; (2) 拟投资的中小企业必须具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特别是要拥有良好的技术优势和销售渠道; (3) 拟投资的中小企业拥有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管理团队, 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来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 (4) 拟投资的中小企业可以提供给私募股权良好的退出渠道, 项目能够给私募股权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预期。
不难看出, 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 能获得私募资金的中小企业是少之又少, 而大多数中小企业只能徘徊在资金门之外。
三、主银行制的优势与不足
在日本的金融体系中, 主银行是公司融资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银行是企业的主要贷款人, 并且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务。青木昌彦对主银行体制的定义是:这一体制是指包括工商企业、各类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管理当局间一系列非正式的惯例、制度安排和行为在内的“公司融资和治理体制”。其核心是主银行与企业间的关系, 包括相互持股、提供管理资源、派遣管理人员、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如一般贷款与其他信贷、担保, 甚至包括有关投资银行业务。
1、主银行制的优势特征。
主银行制能够减少代理成本、降低交易费用、救助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 是中小企业和银行“双赢”的融资模式, 其主要特征如下: (1) 主银行是客户企业的大股东; (2) 向客户企业提供系列贷款; (3) 向客户企业派遣董事或经理; (4) 管理客户企业的结算账户。主银行几乎都是所属企业的结算银行, 由主银行负责企业的账户管理、现金支付和结算。
2、银企关系。
银企关系是日本产业关系中最普遍的一种关系, 几乎每个公司, 不论规模大小, 都有一个可以称为主银行的金融机构与之保持长期联系, 最主要的有五个方面, 即信贷关系、承销债券关系、持股关系、支付结算关系、信息交流关系。
3、主银行制的不足。
主银行制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的最大“优势”上, 在企业自身拥有大量剩余资金的时候, 企业对主银行的依赖性将会下降、吸引力将会降低。所以, 主银行需要做到什么时候抛售其手中的企业, 以确保自己对企业的价值。从某种角度上讲, 主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是有效率的, 当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 主银行要向私募股权资金一样选择时机退出。
四、“私募-主银行制”的提出及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启示
通过上文分析, 私募股权资金和主银行制各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与不足, 那么我们如果克服它们的不足之处, 发扬它们的优势互补作用。也就是说吸取其精华于一体, 形成一个崭新的金融中介来为我国的中小企业服务。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私募-主银行制”金融中介。
私募-主银行制金融中介既继承了私募的股权融资、增值服务及寻找时机退出等优势, 又保留了主银行制的持股、监督管理、覆盖面广等优点, 有很多现有金融中介无法比拟的优势。
基于此, 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启示如下: (1) 它有助于减少中小企业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2) 它有助于缓解因区域差别而造成的融资不平衡问题; (3) 它有助于增加中小企业的内源融资; (4) 它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5) 更主要的是建立私募-主银行体制, 实现银企融合, 将会有力地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效率。
摘要：中小企业是激活市场竞争、增进市场效率的基本力量, 但是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地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融资难已成为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研究日本主银行制和私募股权资金, 融合两者的比较优势, 使之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崭新的金融中介———“私募-主银行制”, 以此为改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提供帮助。
关键词：中小企业,主银行制,私募股权资金
参考文献
[1]包小忠.日本企业融资结构与治理结构效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主银行制度 篇5
一、超然主计制度下财政统计的职能定位
(一)超然主计制度的原理
1934年,民国党政府在原财政部会计处基础上所创立的超然主计制度是财政统计和监督领域的一个创举, 这种制度当时在中国是首创,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宋丽智,2007)。财政统计制度是超然主计制度中的一环,其制度设计和职能定位是由超然主计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超然主计制度的特点体现在制度安排上与行政的“计划、执行和考核”三联制相结合,制度运行中具有超然的独立性。在行政三联制中,政府的职能行使分为三部分,即事前设计、事中执行、事后考核(马寅初, 1948)。这三个阶段是与主计制度中的岁计、会计、统计相对应的。在主计制度中,岁计中的预算便是行政三联中统计计划数字的反映;遵照计划的执行则是会计;而对执行结果进行考核,则有赖于统计。行政三联制的三个环节和主计制度的三个阶段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可以这样说,行政三联制必须借助主计制,而主计制亦必须配合三联制(马寅初,1948)。
超然主计制度的超然性主要体现在机构设置上,具体包括组织上的超然性和人事上的相对独立性。在组织制度安排上,中央的主计处直接对国民政府负责(后改为对行政院负责),地方各主计机关则接受上级主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而以接受上级主计机关的领导为主。在人事任免上,主计人员的任免、调遣、培训、绩效的考核方面都是由主计机关负责,而不受所在机关职能部门的干扰。在职责的行使过程中,主计人员所办理的主计事务是独立于相关职能部门的,在办理主计事务的时候直接向主计机关负责,而不是向所在机关的长官负责。这样能够防止职能部门的长官任用私人,施行串通舞弊,也不会因行政长官的好恶或政策的变动而影响到主计政策,保持了资料的连贯性和科学性,更避免了行政长官交任时将账册席卷而去的不良影响。
(二)超然主计制度下的财政统计职能定位
财政统计是主计制中统计环节的一个子系统,是为行政三联制和超然主计制的政府行政和计政体系服务的,其职能定位与这一制度相符,具体而言,它与主计制中的统计职能相适应。超然主计的主要目的是革除贪污腐化,提高政府效率,而财政统计职能的设置正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在分析财政统计职能时,也需要从行政三联制角度看问题,即通过财政部门运行的计划、执行、考核这三个过程来对财政统计的任务进行分析。
在行政三联制下,财政设计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是指财政部门对工作进行的计划。当然,财政设计不仅仅是财政收支的计划,还包括其他行政事务方面的计划。简言之,财政设计就是对于财政工作进行准备,并设定预定目标。财政执行是依据事业的规模与组织的范围,将人、 事、时、地、物五者分别进行安排,即为预定事业顺利进行、理想目标的实现做好妥当的准备(陈寿标,1945)。财政考核分为政务考核和事务考核。政务考核是根据既定政策,考核其事业整体的成败。事务考核则是对具体工作的完成质量进行考核。如工作进度的考核、经费的考核、 人员的考核。而财政统计的职能则是为财政行政运行的各个阶段提供所需要的资料,为提高财政部门效率服务。 而超然主计制度下的财政统计的职能定位决定了财政统计的构成要素——统计对象、统计范围、分类基础、机构设置等自身具有的特点。
二、财政统计的制度安排
(一)统计对象与统计范围
由于财政统计的职能定位是提高财政部门的效率, 因而财政统计实际上肩负着财政部门政务考核的任务。 而财政部门的考核不仅是对财政部门收支的统计,而且是对财政部门的人、事、物的考核,这就决定了财政统计的对象不仅局限于财政收支,而且包括与财政部门相关的人、事、物。在财政收支统计方面,统计的对象是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及财政部门内的交易,包括各种收入和支出。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财政收支不只以货币的形态表现,还以实物的形态表现。而对人、事、物的统计则使得财政统计的对象更加复杂,包括了财政部门运行所涉及的所有方面,如机构、人员等。
由于此时的财政统计实际上是财政部门的统计,这使得财政统计的范围局限于财政部门,即财政部门的职责所涉及的内容都要纳入到财政统计的范围中。具体而言,包括预决算、各项收入、公产、地方财政、贸易、公债、 金融、外汇、花纱布等内容。这些内容不仅包括所涉及的收支情况,还涉及了能表现财政部门成本和成果的机构、 部门推广等情况。以金融为例,包括了储蓄推进实况、票据推进及银行承兑贴现实况、市场利率及其管制实况、督促各银行推设西北金融网实况、健全地方金融组织实况、 限制各银行分配盈余实况、各国立银行存放款实况、各商业银行存放款实况等方面的统计。
(二)分类体系
这里的分类体系主要是收支分类体系,虽然民国财政统计中的非收支统计项目不少,但是由于非收支统计项目实际上并不是典型的财政统计的内容,因此我们仅就民国政府收支统计中的分类进行研究。而在该时期收支体系中,规定政府的所有收支都必须经过预算,所以这时的收支分类实际上是政府预算的收支分类。政府预算的收支分类是由主计机关公布的,就收入而言,它是以收入的来源为分类标志进行列示,而对支出的划分则主要根据政府的职能为分类标志进行划分。这种分类方式实际上不具有稳定性,会随着政府收入形式的改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改变,因此主计部门需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出台关于政府收支科目的文件。本文以1934年的收支分类体系进行说明。
1934年度的收支分类中收入以收入形式的不同为分类标志,支出以资金用途为分类标志,它又根据具体的需要分为不同的级别。收入分类中分为类、款、项三级科目。 类级科目将收入分为普通门类和临时门类;款级科目的分类标志为收入类别,项级科目的分类标志是收入类别和主管部门。在普通岁入大类中,款级科目中分为关税、 盐税、协款收入、其他收入等十四个款级科目;项级科目则按照收入的类别对款级科目进行细化,如第一款关税的项级科目分为进口税、出口税、转口税、船纱等几项;而在涉及多部门收入来源的收入款级科目下的项级科目, 则按照主管部门进行分类,如第十一款国家行政收入便不仅仅是财政部门的收入,因涉及不同的主管部门,在该款级科目下还分为国民政府主管、内政部主管、外交部主管等九个项级科目。在收入的临时门类项目中,基本上也采用了相同的划分方式。
支出科目则是以资金的用途和资金的流向为分类标志。在1934年的总预算中,分为门、款、项、目四级,门级科目分为经常门和临时门;款级科目按照支出的用途分为党务费、军务费、国务费等十六个款级科目;项级科目以主管部门或者用款单位为分类标志进行划分,当项级科目下还有目级科目时,项级科目以用款的主管部门为分类标志,如第二款国务费中的第一项国民政府,其下级还包括目级科目,因此项级科目便是目级科目的主管部门; 如果款级科目已经是最终的用款部门,则款级科目便是最终的用款单位。目级科目的分类标志是最终的用款单位,但并不是所有的项级科目都有目级科目。
(三)机构设置
民国政府的财政统计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形成了对财政统计实施的制度支撑。在主计制度建立之初,财政部门便有相应的统计部门开展统计工作,而到了1941年财政部设立统计处,财政统计体系制度保障基本构建完成。民国政府时期的财政统计制度包括统计处内部组织、财政部各单位的统计机构组成。
1. 统计处内部组织。财政部统计处为配合该部各部门的业务,共分为三科,第一科职责是关于国税收入的等级调查审核及编制等事项,并拟定上项统计进行计划、表报格式、指导考核部属各机关主办上项统计人员的工作。 第二科职责是关于国库、钱币、公债、贸易等项统计之登记、调查、审核、编制等事项,并拟定上项统计进行计划、 表报格式、指导考核部属各机关主办上项统计人员之工作。第三科职责是关于财政统计材料的归集编译,本处及部属各机关统计人员之任免、遣调、训练、考核、奖惩、汇编校核总制各种统计图表与报告,统计工作之报告,以及文书、印信等,以及其他不属于各科等事项。凡不属于科之工作,如研究、设计考核等另设专员分别担任。
2. 财政部所属机关、单位统计机构。财政部统计处的成立标志着财政部门的统计主管机关设置的完成,但是财政部门相关统计工作的完成依赖于内部相关部门和所属单位统计工作的开展。因此,统计处成立之后便根据各单位业务的繁简程度,分别提出要求。在继税务署和和盐务总局设立统计处之后,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部直属机关都设置了统计处或统计室。至1944年8月,财政部直属各单位统计机关已设置完备。至1945年6月底,共有盐政局统计处,税务署、直接税署、国库署、关务署、贸易委员会及花纱布管制局等统计室,未设统计机构的各司处,则确定专人办理该主管业务的统计事宜。
(四)数据编制
财政统计的编制采用登记为主、调查为辅的统计方式。财政部统计处为了使财政统计顺利施行,呈请主计处授权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公务统计方案》,涉及数据编制的有以下两条:1财政部为使本部及所属各级机关办理公务之经费与结果,以统一方法经常记载并整理统计编成报告,以为设计执行与考核之根据,经依照统计法与党政工作考核办法及其他有关法规制定财政部公务统计方案。2财政部所属各级机关所办公务,亦应由各部组织经常登记,并由统计人员按期整理编成各种报告表,报表格式由财政部在公务统计方案中公布。财政部所属最下级机关将各种报告递送主管部门审核登记,并由统计人员汇编报告,然后呈送上级机关递送主管部分审核登记, 并由统计人员汇编报告表,如此逐级审核登记汇编送至财政部。对财政统计编制责任的界定保证了以科学的方式得到准确的财政统计信息。
三、评价及启示
(一)民国政府财政统计制度评价
1.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财政统计制度建立初期,很受重视,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自始积极策进,粗具规模, 1939年11月并举行全国主计处预备会议,以资检讨,有利推进”。“各级主计制度多已次第建立,各级主计机构亦已渐趋健全,工作成绩颇具成效”。主计制度虽成立不久,但已有相当成绩,今年对于中央与地方的预算,大致都能按年编造(陈长蘅,1935)。
作为财政部门的统计,财政统计对财政部门事务的统计有效地支持了财政部门工作的开展。财政部门所属的各种收入部门的机关遍布全国,业务繁忙,因此这些部门统计工作的开展对于其工作的开展尤为重要,即“机构分布若网,材料之归集,时间之控制,诚属机关重要”。为了及时获得最及时的数据,在统计处设立之后实行了电报税收旬报制度,这样,能够及时地获得全国的税收征收情况。在1933年技术改进之后,又相继对税源进行统计, 用以估计课税客体的纳税能力,并对征收费用进行统计, 用以考核税收成本,使得税收、税源、税政三者联为一体, 彼此参证,以此作为税务行政的改革和核定预算的参考。 其他如金融统计、国库收支统计、贸易统计、公债统计、地方财政统计等,也都是相关部门主管业务的重要资料,在处理国家财政与决策上,各项统计资料之运用,均有其连环性,互相配合,融会贯通。
2. 制度存在不足,政府腐败、时局动荡多变也影响了制度的执行。
(1)制度上的缺陷。民国政府时期超然主计制度下的财政统计制度具有自身的特征,也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其固有的缺陷。在超然主计制下,财政统计实际上是财政部门的统计,其职能的重点不是提供给政府财政收支,而是提供财政部门的政务信息。在这种制度下,财政统计的最终任务是对财政部门的效率进行考核,这种职能定位实际上没有将财政活动作为一个经济层面的活动进行考察,不但与现代的财政统计的职能定位有差距,也与当时一些国家先进的财政统计职能定位存在差异。事实上,当时西方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将预算、会计以及附带的财政统计职能赋予财政部门主管。
深刻分析当时民国政府实施超然主计制度的原因, 无外乎中国的各项法规制度不完善,西方的那些制度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唯有将预算、会计、统计赋予一个具有超然地位的部门即财政主计机构,方能遏制当时贪污腐化、政府效率不高的乱象。总的来看,与其说超然主计制度下的财政统计是一种创新,不如说其是该时期法律、人事、政治等制度缺失情况下的一个次优选择。这也导致民国政府时期的财政统计更加侧重服务于政府自身行政效率的提高,更多地为维护政权服务。根据日本汐见三郎对财政统计的分类,民国政府时期的财政统计属于第一类,即对国家行政部门的财政做研究的统计,这类财政统计并没有考虑财政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和财政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汐见三郎,1934)。
(2)政府腐败,政局不稳。这是民国政府难以真正实施主计制度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战争频发,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使得包括财政统计制度在内的超然主计制度难以推行下去。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交通时有阻隔,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讯息不能够及时地传达,超然主计制度的各种法令、规则不能够有效地贯彻,如国民政府主计处工作报告披露:有关执行预算“二十九年度起实行预算法,其所定核转程序及期限,在此非常时期事实上困难重重,以致各第一级机关单位之概算,均未能如期送到”。
多变的时局环境导致计划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频频转变,以至于实施效果未能连贯有效(陈寿标,1945)。以收支科目为例,今年存在的科目可能在明年便不复存在,而本来去年没有的科目,在今年可能会增加。并且统一科目即使名称一样,具体内容也可能会发生变化。这都使得财政统计的数据口径发生变化,给财政统计的编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数据口径和具体含义不断变化,很难进行不同年份数据的比较。这一时期所获得的相关财政统计资料不具有连贯性,不同时点的比较存在较大困难。
(二)研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