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理论（共10篇）
解构理论 篇1
1 解构主义理论概述
解构主义的兴起主要存在于20世纪60年代的末的法国, 从本质上来看, 它其实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一出现, 就引得人们的广泛关注。解构主义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之上的, 它以消解性作为它的主要特征, 并根据这一特征对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构, 而且在解构的过程中遵循了体系化的原则。因此, 我们将其称作为“解构主义”。而随着解构主义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其的研究也逐步深入, 并逐渐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 主要有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麦克·福柯 (Michel FoucaulO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等。而在这些代表人物当中, 德里达起到了奠基作用, 被人们称作为解构主义之父。他曾先后发表了3部著作, 分别是《论书写学》、《书写与差异》以及《言语与现象》, 在这些著作当中, 德里达对解构主义进行了十分深刻的阐述, 并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解构主义哲学。在这三部著作当中, 尤属《论文字学》最为经典, 受到相关学者的广泛好评。在这本书中, 他提出文字学的目标就是颠覆以“Logocentrisim”为别名的西方理性主义的解读传统[2]。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 存在着一项最为基本的解构主义策略, 即对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进行一定程度的解构, 然后抓住一个特定的时期, 实现对于等级秩序的颠倒, 当这些步骤完成之后, 再说其他。同时, 在德里达的理论当中, 他还提出对于符号来说, 它们并不存在着固定的同一性, 能指以及所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距的。而且这种差距往往难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弥合。因此, 意义就会在这种差异中进行不断的扩张与发展。所以, 对于德里达的哲学观来说, 它具有较大程度上的辩证性, 坚持了动态、发展的观念。
2 解构主义会对传统的翻译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冲击
2.1 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里原作者的权威性造成冲击
一般情况下, 传统的翻译观之中都将原作者作为主宰者来对文本的主要意义进行确定。人们认为原作者创造了作品的文本思想以及文本言语, 因此能够对本文进行随意的处置。但是作为翻译者来说, 却不能如原作者这般随意, 他们必须对原作品的思想、语言等严格遵循, 不能对其内容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增减或者更改。只有这样, 才能够对原作者所要表达的相关内容以及思想进行准确有效的传达。传统翻译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翻译理论家德莱顿 (John Dryden) 以及法国著名翻译评论家于埃 (Deniel Huet) 。后者曾在其著书中, 发表了如下的观点:“因此, 我说, 这才是最好的翻译方法:译者首先紧扣原作者的意思;其次, 如有可能, 也紧扣他的字眼;最后尽可能再现他的性格:译者必须仔细研究原作者的性格, 不删减削弱, 不增添扩充, 非常忠实地使之完整无缺, 一如原作。”[3]在这其中, 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 在传统的翻译思想之中, 翻译者仅仅只能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有效的传达, 却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以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此, 他们的地位很低, 仅仅被视作为传达文意的“工具”。但是, 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思想之中的“作者权威”的观点进行了否定。主要代表人物有巴尔特, 他在1968年发表的《作者之死》一文中对作者及其创造活动进行了否定, 从理论上将主体的在场设置为中心问题并加以消解。对于解构主义来说, 它对原作者在文学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嗤之以鼻, 并极力排斥。甚至有意将作品的原作者赶出本文, 以达到无作者的境界。坚持解构主义理论的相关学者认为:传统翻译思想当中的“作者权威”观点错误地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但是, 其实文本真正意义的来源是在对文本的阅读过程之中读者与文本相接触时的产物。随着解构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推广, 翻译者在对文本进行翻译时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以及能动性, 他们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权, 可以拥有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与思考。而不用整日揣摩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而陷入迷茫之中。因此, 翻译者的权威性被逐渐建立起来。
2.2 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的“忠实性”造成冲击
对于解构主义来说, 它主要来源于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与继承之上。在结构主义的理论之中, 所有事物之前都被认为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关联, 并且相应的事物通过这些联系组成一个整体。同时, 它还设想存在着一个超然结构决定符号的意义的依据或中心, 并且希望能够对这个结构做出具有一定客观性的描述。因此, 结构概念可以说是结构主义的基础。但是, 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之中, 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结构的概念进行消解, 并且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 展开猛烈的攻击。[1]在这一挑战传统的过程中, 德里达创造了一系列他称为“新概念”的术语, 如“印迹” (trace) 、“延异” (differance) 、“散播” (dissemination) 、“增补” (supplement) 等。德里达把语言符号理解为“印迹”, 他认为, 对于一定的符号来说, 它总是与其它符号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关系, 而在符号与符号对立的过程之中, 它们的意义也就会被显现出来。同时, 其它的符号也能够对界定本符号的意义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之中, 所有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都不具有自足性, 也就是说一个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必然会与其它符号的组成要素之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 并带有其它符号的相关印迹。然而, 符号组成要素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而在形成差异的过程之中对符号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进行体现。因此, 如果按照这一逻辑进行推论的话, 那么一篇作品中的相关语言符号必然会与这篇作品以外的符号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关联, 也就是说文本与文本之间是相互交织的。与结构主义所不同的是, 解构主义的文本理论都是在设法找出似乎清楚严密的原作中一些弱点和缝隙, 然后努力扩大已经露出的裂口, 突显原来似乎稳定的文本里存在的各种游移不定的差异, 使原来似乎明确的结构最终消失在一片符号的游戏中。因此, 对于解构主义来说, 它并不承认文本存在着终极意义, 这样一来, 它对传统的翻译理论所造成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 甚至是致命的。
3 解构主义对现代翻译的影响———互文理论对翻译的影响
德里达对语言与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研究, 并在研究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语音中心主义”, 这一思想并不具有辩证性, 相反, 它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思想, 德里达还对这一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构。他提出了“异延”概念。在空间上, 符号意义所指不是源自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源自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间的差异关系, 在差异比较中产生事物的意义。而在时间上, 符号往往, 反映推迟了的在场。因而符号的意义只不过是在文本网络中暂时得以确定, 但随着不断产生的空间上的区分和时间上的推移, 意义又在不断变化, 出现许多新的可能性, 因而任何词语都没有终极和固定的意义。既然词的意义不能确定下来, 句子和文本的意义也就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 也就是说文本不存在终极意义, 而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着的。意义虽说难以确定, 然而人们还是可以在延时的在场找到其留下的踪迹, 顺着踪迹, 就可以暂时找出其意义。德里达认为, 在翻译中, 原文本身并不完整和统一, 存在多重意义, 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能穷尽其可能的意义。即使权威或完美的译本也不可能因穷尽原文意义而使原文封闭起来。文本并非是具有固定内容和意义的现成产品, 而是一个差异化的网状结构, 它由各种踪迹交织而成, 但这“踪迹”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指示功能, 而只具有某种弱指示作用。因为“踪迹”虽然在先, 但却不是固定的本源, 每篇文本都是一次新的书写, 因而不同的“踪迹”必然相互重叠, “踪迹”的意义就永远处于“延宕”、“缺席”的而非“在场”状态, 这也就是所谓“异延”。它的在场就是缺场, 它就是无, 它压根儿就不存在。所以异延没有存在的形式, 也没有本质可言。[4]在《文字学》一书中, 德里达指出“文本之外无他物”。这就是说整个世界在文本中, 作为再创造过程的翻译也不例外。而译者, 首先是原文的读者。作者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翻译过程, 一个用语言符号翻译自己思想的过程, 而这一翻译或意指 (signification) 生成的过程未必就是准确的。互文性否认任何结构或中心, 认为文本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 并无终极的意义, 就像巴特所说的那样:文本就像一个葱头, “是由许多层 (层次、系统) 构成的, 里面并没有心, 没有内核, 没有隐秘, 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质, 唯有无穷层的包膜, 其中包含着的只是它本身表层的统一。”…因而每一种不同语境的阅读都是一种解构, 都是一种翻译过程。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是以文本有一定的意义为前提的, 翻译的任务主要首先是重现原文的意义。而本雅明 (Ben-jamin) 在其《译者的任务》中则认为, 文本不断被进行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 这就意味着原文不断地被做出新的阐释, 也意味着不断地被人阅读。而读者读到的, 不是原文, 而是译文。没有不断更新的译文或注释, 就没有读者, 原文也无法存在下去。秦文华这就是为什么解构主义者说, 原文要依靠译文才能存活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文本能存在下去, 不是依赖文本本身所包含的特征, 而是有赖于译文所包含的。就翻译来说, 德里达认为原文信息和编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译文的不同表达形式和相互联系。因而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形式差异, 而忽视内容 (中心) 。与传统原文意义再现的定义不同, 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的过程以置换原文预期命名的可能性。原文即使从未翻译过, 它也包含着一种生存的结构或形式。德里达认为结构既非有形又非完整统一, 它具有静态文本开放性和生命延续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 通过修改和转换, 原文在成长、成熟, 最后得到“再生” (renewal) 。于是, 原文就通过译文得到了存活。德里达由此结束了翻译“忠实”的时代。德里达把语言符号理解为“印迹”, 认为符号总是在与别的符号相对立和比较中显示意义, 别的符号也有助于界定意义。因此, 文学作品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的范围不断变动游移, 没有任何文本是真正独创的, 所以文本必然有“互文性”。在翻译的过程中, 由于语言的转换, 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重新构建, 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 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作为原作生命延续的译作, 面对新的读者, 开始了新的阅读和接受的历史, 原作的生命得以在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拓展、延续, 对每一部作品而言, 被翻译的机会越多, 其生命力越强大。因此, 根据互文性理论, 原文与译文的关系, 不是传统理论所主张的“模式一复制”的关系, 而是平等互补的关系, 按德里达的说法, 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 译文是另一个早先存在的译文的翻译, 原先的译文又是更早的译文的翻译, 如此向前不断循环, 形成德里达所说的“无限回归的意指链”。这样, 就无所谓原文与译文之分了。译文不仅与原文的地位是平等的, 而且, 原文还得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
4 结论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思想, 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 如它强调原文意义的相对性和不稳定性, 提倡不同的读者 (当然包括译者) 可以有不同的阐释, 为以后的翻译中, 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质疑和挑战也有其不足之处。解构主义否定结构, 否定意义, 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其本质可以说是否定性的。否定恒定的结构和明确的意义, 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 必然导致阐释的多元论, 最终使翻译陷入混乱虚无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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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晶.解构与建构:互文性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7.
解构理论 篇2
杰弗瑞·菲佛（Jeffrey Pfeffer）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讲席教授（the Thomas Duncombe DeeⅡProfessor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菲佛的生平资料很少，我们连他的出生时间都未能查到，仅仅知道他的本科与研究生阶段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度过，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菲佛先到伊利诺伊大学商学院任教，之后又去了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分校。1979年，辗转回到斯坦福大学，从此，他的学术声望直线攀升，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学者。
除了在斯坦福任教外，菲佛还有众多的学术兼职。他是哈佛商学院、新加坡管理学院（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客座教授，也是位于巴塞罗拉的西班牙IESE商学院（Instituto de Estudios Superiores de la Empresa）的访问学者。在社会兼职上，他担任美国Audible Magic公司、帕托拉包装公司（Portola Packaging）和索诺声公司（SonoSite，一家设计和生产便携式超声诊断设备的企业）的董事，还是量子飞跃医疗非营利组织和旧金山剧场的董事。
作为一个面向大众的学者，菲佛的普及文章影响更大。2003年到2007年，他在发行量达60万册的《商业2.0》（Business 2.0）杂志上开辟《人性因素》（The Human Factor）专栏。2007年，他为土耳其的《资本》（Capital）杂志撰写专栏。近期，他频繁出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周末清晨（Sunday Morning）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的栏目里。他在全世界34个国家开办过高级主管培训课程，并为美国多家企业、协会和大学提供教育及咨询服务。在一定意义上，他是美国管理学界一位类似于讲三国的易中天式的学者。
步入学术领域之初，菲佛循规蹈矩、扎扎实实作学问。早在1978年，菲佛与杰勒尔德·萨兰基克（Gerald R. Salancik）合作，出版了专著《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该书东方出版社2006年出版有汉译本），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在组织理论上自成一家。菲佛创立的这一组织变迁理论流派，与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变迁理论并驾齐驱，具有广泛的影响。所谓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与环境的相互依存，任何组织的生存都需要从环境中吸取资源，但组织对资源的依赖并不能否定组织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组织能够运用自身的权力，在依赖环境资源的过程中创造环境，组织对环境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组织的行为过程。菲佛论证组织对资源的依赖性，彰显了三个主题：一是环境在组织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二是组织在环境的制约下具有消除依赖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三是通过组织与环境的依赖关系来理解组织内部行为和组织之间行为。
一提到资源依赖，很多人就会联想到环境决定论。其实，资源依赖理论恰恰特别强调组织的能动性。资源依赖理论立足于这样一些假设：组织最重要的事情是自身的生存；生存需要资源，这些资源不是组织自身固有的，要从环境中获得；组织要与它所依赖的环境形成互动，这种互动包含了其他组织，任何组织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组织的生存，建立在对自身与其他组织关系的控制能力这一基础之上。所以，组织的战略及其行为，都与获取资源、控制其他组织的行为相关，组织行为的本质，是组织权力及其运作。组织力求能够支配环境，避免对外界的依赖。由此，组织理论必须研究组织的外部限制和内部权力结构。组织的关键在于环境和自身的“连结”，任何组织行为，都建立在组织控制环境的努力上。兼并、垂直整合和水平扩张、多样化，都是组织控制环境的必要策略。所以，有人批评这一理论过多地关注组织权力而忽视了组织的其他方面。
从组织的资源依赖出发，菲佛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组织权力方面，1993年，菲佛出版了《权力管理：组织中的政治与影响力》（Managing with Power：Politics and Influence in Organizations）。此后，他关于权力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2001年，他又出版了《权力：为什么总是掌握在部分人手中》（Power：Why Some People Have It And Others Don't），研究为什么有人有权、有人无权的现象，反驳那种“别人行，你为什么不行？”的论调。
正是组织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使菲佛对管理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组织的环境差别极大，克服依赖的措施多种多样，即便是看起来普适性的管理原理，能否在不同的组织中产生同样的效用？有些组织能够成功地扩展自己的权力，有些组织则惨遭失败。许多学习管理的经理人，在商学院记住了某些管理的教条而忘记了特定组织在资源依赖方面的特殊性。由此，他开始对商学院的教育方式乃至管理学的发展方向开始提出疑问。2000年，菲佛与萨顿合作出版了《知行裂隙》（The Knowing-doing Gap: How Smart Companies Turn Knowledge into Action，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尤咏译本名为《管理者的误区》），剖析了经理人在所知与所行之间存在的裂隙。许多时候人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在实际中却不去那样做。包括商学院的教授们，课堂讲的头头是道，自己当了领导人却不能把自己的知识用在实际上。各种管理培训、信息，大量的图书、文章，很少能对管理者起到实际作用。于是，菲佛和萨顿提出了如何实现知行转换的设想，用四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此后，菲佛一边继续思考管理活动中的知行关系问题，一边对现有的管理教育进行批判。2002年9月，他在管理学会主办的《管理学习与教育》（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杂志上发表《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The End of Business Schools? Less Success Than Meets the Eye），对MBA教育提出批评。菲佛指出，越来越多的经理人攻读MBA，然而，即便是学生取得了优秀的课程成绩，与他们的职业前景有多大关系？商学院的教授们不断研究各种理论，这些理论能否对管理实践起到好的作用？2004年12月，菲佛在《管理科学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上又发表《商学院的生意：美国经验的教训》（The Business School ‘Business’：Some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再一次对MBA课程和商学院的运作方式提出反思。菲佛对MBA的质疑，对商学院发展方向的思考，对那些过分热衷于理论而不重视事实证据的学者们，无疑是一种警醒。
从对商学院的反思出发，以对知行裂隙的研究为铺垫，菲佛和萨顿提出了“循证管理”的设想。2006年1月，菲佛与萨顿合作，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循证管理》（Evidence-based Management）一文，拉开了循证管理研究的序幕。同年，他与萨顿合作出版《管理的真相：事实、传言与胡扯》（Hard Facts: Dangerous Half-truth & Total Nonsense。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闾佳、邓瑞华译本名为《管理的真相》，台北梅霖文化公司出版的蔡宏明译本名为《循证管理：依循证据找问题，正确决策破迷思》）。在这本书中，菲佛指出，循证管理并不是列出一堆供你记忆、模仿、使用的技术，而是给人们勾勒出一幅组织生活的透视图，提供一种思考方式，用来引导人们判定你和你的公司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下一次该尝试什么。循证管理并不给人们提供一次性解决方案，也不能神奇地搞定你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它能提供一些每天应用的有效步骤，用以保持管理者的健康心态—关注确凿的事实，免受危险传言的伤害，看穿并拒绝彻头彻尾的废话。
2007年，菲佛再接再厉，在“人性因素”专栏文章的基础上，整合和扩充已有的成果，出版了《他们到底在想什么》（What Were They Thinking？Un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Management。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恒、闾佳译本名为《你所知道的管理都是胡扯》。台北梅霖文化公司出版的蔡宏明译本名为《破除旧思维建立管理新观念：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这本书由28章构成，篇篇都有实例，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充实和发展了循证管理的内容，挑战那些被广泛接受却效用可疑的管理理论。
菲佛的研究还在继续。作为管理学会的会员，他获得过管理学会的欧文奖（Richard I. Irwin Award）。《纽约时报》以“相信证据而非直觉”（Trust the Evidence, not Your Instincts）的标题，高度赞扬菲佛和萨顿提出的这一管理实训。2008年5月5日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以“在创新、动机激励方面的探索型大师：全球化时代多元训练的思想领军人物”（Quest for Innovation, Motivation Inspires the Gurus：Leading Thinkers Apply Varied Skills For Global Solutions）为题，选出了20名商业思想家，菲佛排第11名。维基百科（Wikipedia）的民间自由投票排列出50名杰出商业人士，菲佛排第20名。
菲佛在管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点像中国的作家王朔。王朔在80年代，曾经写了一连串京味十足、解构崇高的市井小说。赞扬者认为王朔开了小说新局面，批评者认为王朔开了“痞子文学”的先河。不管对王朔如何评价，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以“侃大山”的方式，把过去罩在文学身上的神秘色彩扒了个精光。那些表面上很崇高、很伟大甚至很感人的东西，在王朔的笔下全都“不是个玩意儿”。后现代的解构精神，在王朔身上得到了充分发挥。正是王朔这种解构，使小说回归了常人生态。如果读者看不惯貌似反面的“顽主”，那你还可以看正面小人物串演的“编辑部的故事”。“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被王朔彻底消解。菲佛在管理学中的作用，正是这种解构。他把貌似神圣的管理学原理，用企业经营中的一件件事实予以臧否，一切从证据出发，辨析加棒喝，揭开笼罩在管理理论上的神话，区分真假参半的传言，澄清没有根据的胡说，使管理学回归现实，坚持对真相的尊重和对生活的回归，从而使管理学看到了穿越理论迷宫的路标。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的影响 篇3
翻译的存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自然更便捷。翻译理论的出现给翻译带来了全新的发展, 比如结构主义理论的出现, 这也是传统翻译理论的典型。而解构主义理论又被叫做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是法国德里达提出的, 代表了当时反传统的思潮。解构主义理论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它提倡用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辩证眼光解决问题。本文将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起源, 发展, 研究现状等进行阐述, 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对该理论有更深的了解。虽然这对翻译来说是一个新的认识, 新的挑战, 但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吸取可取之处, 将其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去。
二、文献综述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随着文学解构批评时期的到来, 德里达等人提出了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对稳定的封闭的观点进行否定, 要求译者足够充分的了解原文的原始含义。解构主义被他们归到翻译研究当中, 是为了让译者成为一种新语言的开创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西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开始逐渐引入中国, 大量的学者开始研究和学习,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郭建忠、张永喜、王守仁、王东风等人。当时,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被视为翻译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王东风说过, 解构主义对翻译的关注也恰恰是一些语言方面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能够通过翻译这个平台充分的表达出来。解构主义哲学给翻译注入了正能量, 拓展了研究新视野, 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
三、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
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存异”, 它没有固定的翻译规则, 所以再优秀的译者也不敢说自己的译法是百分之百正确。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不提倡标准翻译一说。许多专家、学者们认为受译者、译文和读者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角度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文本, 所以才不被人们所接受。这种翻译的关键不是发现错误、纠正错误, 而是讨论为什么这样翻译, 它给译者留下了无限的自由空间。
文本是言语符号的集合。从传统翻译视角来看, 作者利用语言符号、语法规则来创造源文本。只有他有权利说明文本的含义, 使用他想用的方式来表达意思, 而源文本与译作之间的关系则是重复和复制的过程。因此,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信”是翻译中的最高标准, 译者必须诚信的, 准确的通过翻译表达作者的思想, 他没有特权去增加其他的观点或者他本人的观点。然而,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则是倡导译者发挥想象力, 充分利用自由空间, 不采用固定标准来翻译。
文学翻译服务于读者, 旨在引入文化和习俗, 文化的沟通是文化符号标志的交流。源文本能够深刻反映作者当时的心境, 而在读者看来, 只有译文文本的保存。源文本的水平, 文化与译文存在差异, 解构主义的出现让读者从新的角度来体会译文文本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从外国文学作品来看, 大多数的读者认为, 阅读这些作品就是体会其独特的语言魅力和文章的语言风格。由于目标文本的灵活性, 失去源文本的语气和风格是难免的。译者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有的译者愿意将它们翻译为通顺流利的语言, 可被接受的译文表达方式。例如:“Wait a moment, professor Mac Hugh said, raising two quiet claws.”甲翻译为:“且慢, 麦克休教授从从容容地举起瘦削得像爪子一样的两只手说。”乙翻译为:“等一下, 马克教授竖起两根安静的爪子说。”从两种翻译来看, “two quiet claws”可以从不同视角来译。“安静的爪子”看起来与汉语习惯不相符, 但是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相反, 这更能让读者体会源语言的语言风格情调。试想, 如果我们盲目的接受这种翻译方式, 而不是去考虑文化差异, 那么现在也不会有同一意思不同表达方式的存在了。 很典型的例子, 汉语的猫哭老鼠, 英语中鳄鱼的眼泪 (shed crocodile tears) , 全副武装, 被翻译成武装到牙齿 (be armed to the teeth) , 一箭双雕, 译为“一石二鸟”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因此, 读者对这种方式的接受毫无疑问。在翻译过程中, 必须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心态和期望, 才能有好的译文。
四、结语
解构主义理论引导我们走出误区, 不让我们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内。在翻译过程中, 充分利用开阔的眼界, 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创造力。因此, 该理论扩展了翻译研究理念, 从文化、思维、社会符号学等不同角度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 有了突出的进步, 同时也存在缺点和不足。我们也正准备面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本身的不足和负面影响, 从而激励更多的研究者在以后的探索研究中有新的发现。
摘要：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翻译的理解, 推翻了人们心目中一元中心理论, 倡导人们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翻译。本文将从解构主义入手, 引导读者在了解理论的基础上就其对翻译的影响产生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与传统翻译的比较之后, 体会解构主义的进步, 并以翻译实例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同时指出, 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存在缺陷与不足, 希望在将来的研究中会有更多的突破。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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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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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侃大师解构经典 篇4
这本书一面是树大招风，文坛上一出名就变成了靶子，难以招架四面八方射来的枪子。一面是默默无闻，有人借写骂名人而挤进名人圈：有人不畏权威，仗义执言。
阿赫玛托娃名气不小，有“俄罗斯的萨福”之美誉。她有一首《诀别之歌》写与恋人诀别的悲情，缠绵悱恻，煞是动人。其中有“昏昏然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竟把左手的手套戴到了右手上”等名句为人传诵。她的另一首诗，题为《蓝眼睛的国王》。这些就成了戏拟的靶子。有位俄罗斯男人，扛着西班牙骑士封号般的笔名：堂·阿米纳多，从刺斜里杀将出来，立马高叫：“阿氏妇人，休将好名声带走！”随即高声吟道：“啊！／我通晓爱的真谛，／将相思之苦饱尝，／——我将左手的手套／戴在了右手上！／昨儿个我进了包间，／爱上了个蓝眼睛的国王。／我原以为，捡文雅的话说，/那心上人儿该抱定爱情至上，／可到而今敌不过男人的暴力／我痛苦难当！……／我将大披肩套上纤纤素手，／却把紧身内裤穿在了肩上。”骂人用语之恶毒，与后来在大会上骂阿氏的日丹诺夫不相上下。足见文人相轻，中外皆然。这位“西班牙骑士”什帕良斯基走的是跟骑士完全相反的路子，骑士靠傍贵妇得势，他靠骂女诗人出名。
其实，这本书并不是借文学公报私仇个案的卷宗汇集，其中有很多严肃的东西值得思考。庸俗社会学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的苏联是颇为主流的。可就有些小人物不信邪，放胆唱出些不和谐音。卢那察尔斯基挟教育人民委员之尊，成了苏联当前及古典文学的首席批评家。有个姓布霍夫(笔名Л·阿尔卡季斯基)的小品文作者，发表了一出题为《卢那察尔斯基风格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短剧，用类似于归谬法的手法，让古典名著按卢氏的要求脱下“资产阶级的衣装”，而进入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令人读后领悟到庸俗社会苛责前人的荒唐可笑。作者的预见力不但令俄国人叹服，在我们的样板戏中也得到了印证。
将古人现代化和神化，也是某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流弊。有感于此，德·哈尔穆斯写了一组“普希金逸闻”。其中一则是：“一九二九年夏天普希金是在农村度过的。他早早起床，喝完一罐牛奶后，就跑到河里去游泳，游完泳后他就躺在草地上睡觉，一直睡到吃午饭。午饭后他又到吊床上睡觉。碰到一个满身臭气的农夫时，普希金冲他点点头，赶紧用手捂住自己的鼻子。可满身臭气的农夫摘下自己的帽子说：‘没关系。’”这则显然是虚构的逸闻，意在消解当时学术界制造的两种神话，其一是，普希金总是冥思苦吟，挥毫不已，以致晨昏颠倒，废寝忘食。其二是，普希金作为人民诗人，无比热爱受苦受难的人民。哈氏在一则则充满机智的逸闻中，把普希金还原为一个原原本本的诗人。
对话、争论、谩骂，这是《哈哈镜中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提供的新景观。客观乎，真实乎，这不是笔者所能断定的。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从来就不是某位首席的独奏。
解构理论 篇5
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是西方著名翻译理论家。阐释学 (Hermeneutics) , 又称解释学、诠释学, 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后期的阐释学, 在伽达默尔手里被发展成人文学科, 他认为作品的表现和玩游戏的过程相似。游戏本身乃是游戏者和观赏者所组成的统一整体, 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被展现的过程。 (汉斯-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1999) 文学阐释学研究中心是文学作品与读者的关系。译者的解释和再创造与阐释学的关系密不可分。斯坦纳用阐释运作的四步骤说明了翻译行为: (1) 最初的信任 (initiative trust) ; (2) 进攻 (或侵入) (aggression or penetration) ; (3) 吸收 (incorporation) ; (4) 互补或补偿 (reciprocity or restitution) 。 (George, 2001)
2 按照翻译阐释运作理论对王佐良“论读书”翻译过程解构分析
(1) 最初的信任
信任是斯坦纳翻译阐释运作的第一个步骤, 指的是相信原文能够被理解, 一种信心的投入, 以过去的经验为保证。不过, 这种信任在译者面对所要翻译的文本时, 它的意义和严肃性受到影响。 (谢天振, 2008)
“论读书”写于十七世纪初期。王佐良充分发挥了翻译活动主体选择和信任的主观能动性, 选择并且信任由古英语向现代英语过渡时期的, 大胆借鉴外来思想文化、抒发情感、表现自我的散文文本。作为一个诗人, 王佐良讲诗、评诗、译诗得心应手。他的不少著述是讲诗的, 如《英国诗选》《读穆旦的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等, 散文作品翻译涉猎不多, 《论读书》的翻译对他来说不像译诗那样驾轻就熟, 但是译者考究了原文文本的丰富内涵和原文作者的深厚文学功底, 他认为原作是一部持之有故、言之有物的、有学术价值的严肃作品。而且, 王佐良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研究生时, 师从英国著名的文艺复兴学者威尔逊教授, 深受英国文学的熏陶, 拜读了许多培根的作品, 喜欢他的简约风格, 这更是让王先生信任“论读书”的可译性和翻译价值。
(2) 进攻
“信任”之后, 便进入翻译阐释运作的第二个步骤——“进攻”, 即两种文化、两种意识形态间的矛盾。在斯坦纳看来, “进攻”是具有暴力性质的抢掠行为, 译者抢掠的资源是异国丰富的语言宝库, 因而这个阶段“不可能不存在成见, 译者不得不对他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视域妥协”。 (George, 2001)
例1 :
原文:They perfect nature, and are perfected by experience:for natural abilities are like natural plants, that need proyning by study; and studies themselves do give forth directions too much at large, except they be bounded in by experience.
译文:读书补天然之不足, 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 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 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 如不以经验范之, 则又大而无当。
王佐良的译文超越了原文的表层结构, 把原文中的被动语态转化成汉语表达习惯常见的主动语态, 又深入探究了原文的思维逻辑层次、信息分布以及原作者的真实意图。如and are perfected by experience译作主动语态的“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 加入了逻辑词“又”, 而且把perfect很好地译为了“补……不足”。在句子后面的读书类比中, 王佐良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 根据汉语阅读与思维习惯, 颠倒了句子顺序, 对原文进行侵入, 使译文更倾向于译语读者。我们由此可见, 译本深受译者文化意识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译者积极地“侵入”并非被动翻译, 并使原作在译入语中获得了第二生命。
(3) 吸收
“进攻”的目的便是“吸收”, 这是译作的表达阶段。吸收的程度有所不同, 有完全归化的, 有彻底直译的。正如斯坦纳所说不管“本土化”的程度如何, 引进原文的行为都会使整个本土结构潜在地错位或重新定位。 (George, 2001)
《论读书》语言古朴简练, 保留了一些古英语词汇, 如nay, sloth。原文中还有一些拉丁文, 如Abcunt studia in morse, for mey ale cymini sectores。此外, 原文中的长词、大词显得庄重。王佐良充分吸收原文古英语特点和散文风格, 用汉语中语言色彩正式的文言文进行翻译, 保持了原文句式对称的特点。
例2 :
原文: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s witty; the mathematics subtile; natural philosophy deep; moral grave; 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 Abeunt studia in morse.
译文: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 数学使人周密, 科学使人深刻, 伦理学使人庄重, 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 皆成性格。
可以看出, 原文句子中有许多带有长元音/ei//ai//i:/的词, 如make, wise, deep和带有流辅音/m//n//l//r/ 的词, 如men, mathematics, natural。在处理这一类的排比句时, 王佐良竭力保留原文平衡对称的节奏, 但英语和汉语毕竟属于不同的语系, 译文不能完全吸收。他巧妙地使用“使”字句结构, 补充了后五处排比句中省略了的谓语动词和宾语, 且把原文中的拼写简短的单个形容词译为汉语中多见的双音节性质形容词。在译最后一小节时, 用中国人更能接受的“凡……皆……”的四字结构来处理, 这便是吸收。
(4) 互补或补偿
斯坦纳翻译阐释运作理论的第四个步骤是互补或补偿。如果没有第四个步骤, 阐释运作是危险且不完整的。斯坦纳认为对于翻译工作和翻译职业道德而言, 通过这种互补行为来恢复平衡至关重要。 (George, 2001)
例3 :
原文: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 to use them too much for ornament, is affectation; to make judgement wholly by their rules, is the humor of a scholar.
译文:读书费时过多易惰, 文采藻饰太盛则矫, 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
原作中的sloth和affectation对应的直译应该是“怠惰”和“矫揉造作”, 王佐良考虑到汉语文化因素和典型文言文的语言特色, 作为补偿, 将它们译作单字的“惰”和“矫”, 更加精悍、醒目。此外the humor of a scholar没有译为“一个学者的幽默”。原文中的humor在这里表示A person’s characteristic disposition or temperament, 即“人的气质”。王佐良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 他为了让译文读者更加明白原作者想要论述的道理, 考究了上下文, 没有选择直译, 而是译作“学究故态”, 很好地在形式对等的基础上补偿了意义对等。
《论读书》被王佐良译成中文后, 被广大中国人民所熟知、传诵、研究, 赋予了原语语言以力量, 经翻译后成为了经典, 这就是补偿的互惠互利行为。
3结语
斯坦纳将翻译看作四个步骤的阐释行为, 从哲学的高度而非技术操作层面来解释翻译的操作过程, 克服了长期统治翻译理论的传统翻译三点论的不足, 为后来学者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87, 93, 95, 312, 313.
[2]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上) [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5.
解构理论 篇6
一、百森商学院创业教育与全球创业观察 (GEM)
百森商学院作为高校创业教育的开拓者, 其创业教育的有效性已被全球所公认。合格的百森商学院的毕业生可获得一个科学学位, 同时根据学生的兴趣与未来职业生涯规划, 百森商学院也为学生规划了包括会计、金融、经济学、创业管理、市场营销等27 个专业方向 (concentrations) , 不同方向的学生需修读的课程有不同的要求。本文所讲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主要是指创业管理方向的课程体系。当然, 由于百森商学院课程体系具有高度的整合性, 包括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智力教育与非智力教育的整合、课堂教育与创业实践的整合, 所以理解百森商学院创业教育课程需采用“广义课程”的概念, 将教学计划内外的一切努力都纳入创业教育课程范畴[1]。
全球创业观察项目 (Glob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 是由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共同发起, 面向全球的国际创业研究项目。GEM旨在研究全球创业活动态势和变化, 发现国家创业活动的驱动力和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 评估国家创业政策[2]。GEM项目第一次实施是在1999 年, 有美国、英国和德国等10 个国家参与, 中国从2002 年开始参加GEM项目, 并一直实施至今。虽然每年参加GEM项目的国家不完全相同, 但主要核心国家一直参与了项目的研究。2014 年共有73 个国家与地区参与了项目调查, 覆盖了全球72.4%的人口总量和90%的经济总量, 是全球公认的创业研究权威项目。
GEM的理论模型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状况划分为两类条件:一般国家条件和创业环境条件, 两类条件互相影响, 并最终决定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一般国家条件是现有大中企业发展的基础和环境, 具体包括:开放程度、政府角色、金融机构、技术与研究开发、基础设施、管理、劳动力市场和制度;创业环境条件是创业活动的基础和环境, 具体包括: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R&D转移 (研究开发转移) 、商务与法律环境、国内市场开放程度、有形基础设施的可得性、文化与社会规范[2]。创业环境条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创业机会的产生与识别和创业者能力。GEM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 首先是创业环境条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其次是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百森商学院作为GEM项目的主要发起人, 其创业教育思路与GEM理论模型设计具有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 利用GEM的理论框架解构百森商学院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为我们从创业环境约束视角审视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蓝本。
二、创业教育目标:培养最具革命性的机会型创业者
GEM根据创业动机的不同, 将创业划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GEM将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分别定义为:生存型创业是指创业者把创业作为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因为其他选择不是没有就是不满意, 创业者必须依靠创业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谋求出路。机会型创业是指创业者把创业作为其职业生涯的一种选择, 看到有比目前工作机会更好的创业机会而选择创业[3]。
从GEM的调查结果来看, 相较于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预期能够在未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自GEM发布相关的调查调查报告以来, 从数据中可以观察到美国的创业活动一直以机会型创业为主, 2001 年美国机会型创业指数为10.3% (即每100 名18-64 岁的成年人中参与机会型创业人数所占比例) , 而生存型创业指数为1.2%[4] (即每100 名18-64 岁的成年人中参与生存型创业人数所占比例) , 机会型创业活动是生存型创业活动的8 倍。2013 年美国机会型创业指数为9.4%, 而生存型创业指数为2.6%[5], 虽然生存型创业指数增加反映美国就业形势的严峻, 但机会型创业依然是创业活动的主导力量。
百森商学院的创业教育是在美国创业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产生的, 其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领袖人物杰弗里·蒂蒙斯教授认为, 创业教育不应以追求眼前的功利为目的, 而应当着眼于为美国的大学生设定“创业遗传代码”, 以造就“最具革命性的创业一代”作为其价值取向[6]。何为最具革命性的创业?根据GEM对创业类型的划分, 最具革命性的创业必然是以实现创业者的创业梦想, 敏锐的发现和把握创业机会为主要特征的机会型创业。而最具革命性的创业一代也必然是指最具革命性的机会型创业者。
根据GEM的调查数据, 我国的创业类型在2005 年之前以生存型创业为主, 2005 年之后机会型创业的比例逐步增加, 2007 年机会型创业在创业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 机会型创业成为了我国创业活动的主要类型[3]。虽然在2007 年的机会型创业者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创业者占比49.8%,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比50.2%, 从数量上看两者基本持平, 但如何考虑两者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的机会型创业活动更活跃。根据以上现实, 我国大学开展创业教育, 最终目标不应是缓解学生就业压力, 进而培养学生的生存技能而使学生开展生存型的创业活动, 而应是通过创业教育能使学生在未来愿意并且能够开展机会型创业, 不管这样的机会型创业是抓住商业机会开设新的企业还是在现有的工作岗位上的创新创业。
三、创业教育的核心路径:创业实践
(一) 创业实践与创业活动的调查分析
机会型创业者的典型特征是识别创业机会并付诸实践。创业机会的产生是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导致市场需求发生变化而产生的, 而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则需要在不断的创业实践中获得。创业能力因素包括创业技能和创业动机, 创业技能可以通过教育与培训获得, 但创业动机或者说创业热情, 很难单纯依靠课堂教育和教科书学习获得。
全球创业观察美国报告 (2012) 的调查数据显示, 在2012 年参与调查的美国成年人中, 有43%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可以识别创业机会, 56%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有能力创业, 但有32%的被调查者惧怕失败, 且只有29%的被调查者知道如何创业, 很显然对创业失败的惧怕是阻碍人们进行创业的一个主要障碍, 而惧怕失败的原因则是对创业缺乏了解, 尤其是缺乏来自于创业实践的感知。
2010 年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指出有50%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具备创办企业的技能和经验, 但同时有35%的大学生认为对失败的恐惧会妨碍创业, 这种对自身创业能力的高估与对失败的恐惧形成鲜明的对比, 反映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缺乏实践性。
根据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 (2007) , 在我国的机会型创业者中,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比为50.2%, 基本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创业者占比持平。分析其原因, 一方面是虽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职业技能, 具备较好的创业基础和潜力, 但他们一般也面临更多的选择机会, 更加倾向于规避风险而不选择创业;另一方面是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相对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群更早踏入社会, 创业实践经验更加丰富, 而这足以弥补了其在职业技能上的弱势。
(二) 百森商学院的创业实践
百森商学院非常重视创业实践在创业教育中的作用, 其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也是按照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知思路进行设计。学院所有大一新生均需修读为期一年的创业实践类课程:“管理与创业基础” (Foundations of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百森商学院认为理解一个公司是如何运行的唯一途径就是实际运行一个公司, 所以“管理与创业基础”课程采取典型的“干中学”模式:学生组成创业团队, 学院提供至多3000 美金的启动资金, 学生团队负责投资、发展、创办、管理一个FME企业, 并在学年末进行清算, 企业最终盈利全部捐赠给“社区服务计划”。学生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完全“沉浸”在真实的商业世界里, 有机会了解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 并确定未来学科与职业生涯发展的方向。
除此之外, 百森商学院还安排有创业俱乐部、创业计划大赛和创业项目孵化等丰富的课外创业实践活动, 使学生在创业实践中了解创业, 激发创业热情。
(三) 对我国创业教育课程建设的启示
强化创业实践是百森商学院创业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 不论是大一新生必修的“管理与创业基础”还是丰富的课外创业实践活动, 均为学生提供了多种从实践了解创业的渠道, 且行之有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指出要强化创新创业实践, 主要途径包括促进实验教学平台共享, 建设包括大学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和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在内的创业教育实践平台, 继续开展创新创业竞赛和建设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促进项目落地转化, 支持高校学生成立创新创业协会和创业俱乐部等社团, 举办创新创业讲座论坛等。在创业实践途径选择上, 百森商学院的创业实践活动均纳入了实施意见。
我国高校目前开展的创业实践活动主要围绕团中央主导的“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以及由教育部主导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展开。基于此现实, 建设从创新创业项目立项到参与创业竞赛再到创业项目孵化的创业实践系列活动, 并纳入本科教学计划, 是高校可选择的一个创业实践活动建设方案, 当然如何将项目立项建设、参与创业竞赛和项目孵化有机衔接, 实现校内多部门协同合作、校内外资源协同育人, 还需要高校根据自身特点科学设计。
四、创业课程解构:提升创业软环境约束的适应性
(一) 百森商学院课程体系
百森商学院本科生基础课程由三个阶段的课程群组成:发现、探索和专精, 每一阶段的课程群都包括课内和课外的教学内容 (见表1) 。
资料来源:根据百森商学院网站课程信息整理。
(二) 创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
创业管理专业要求至少修读两门核心课程, 并在指定的选修课程中至少修读一门, 且给出了除以上课程之外的建议修读的课程, 见表2。
(三) 课程设置与环境适应
潜在创业者对自己所处地区创业环境的了解和感知, 会影响其对创业前景的判断和创业成功的预期, 从而进一步影响从事创业活动的决定[9]。潜在创业者面临的创业环境约束可以划分为硬环境约束和软环境约束。
硬环境约束主要是指潜在创业者无法通过学习或接受培训来更好的适应或者改善的环境条件, 比如有形的基础设施;软环境约束则是可以通过学习或者培训来改善, 并且通过改善可以提高创业者创业能力的环境条件, 比如文化与社会规范。如果从创业软环境约束的角度来看待大学生创业教育, 创业教育的核心作用则是使学生深入了解创业所面临的软环境约束, 从而提高其适应各种创业软环境约束的能力。
在GEM确定的创业环境条件中, 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R&D转移、有形基础设施的可得性和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可以归纳为创业硬环境约束, 而金融支持、政府政策、商业与法律环境和文化及社会规范则可归纳为潜在创业者面临的创业软环境约束。下面将从更好的适应创业软环境约束的角度来分析与解构百森商学院的本科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1. 金融支持
GEM模型将金融市场纳入经济增长的一般国家条件, 将金融支持归为创业环境条件, 但创业所能获得的金融支持必然受制于金融市场状况。金融支持条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创企业资金筹集和既有企业创业活动融资。
2012 年GEM美国报告调查显示阻碍潜在创业者创办新企业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创业失败的恐惧, 二是缺乏创业资金支持。新创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银行贷款, 二是创业者的个人储蓄, 以及从家庭和朋友方面获得的资金支持, 其中82%的创业企业资金来源于创业者个人储蓄以及家庭和朋友的支持, 16%的创业企业资金来源于银行系统, 2%是其他途径[7]。
创业资金来源的单一性说明了创业者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支持的能力并不乐观。从金融市场筹措资金能力的提高, 需要创业者了解本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和可筹措资金的渠道。百森商学院面向创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开设了“创业融资”必修课程, 并在选修课里开设了“众筹”和“融资:风投、天使资金和孵化器”等课程, 从金融市场结构到主要融资渠道, 全方位的为学生构建有关金融支持的知识体系, 提升学生创业获得金融支持的能力。
2. 政府政策
对政府政策的理解是潜在创业者或者企业家必须掌握的技能。除了每个本科生必修的“中级综合管理类课程SME”和“宏观经济学原理”外, 创业管理专业还建议修读“货币、银行与经济”和“科技创业与市场经济”课程, 同时经济学部还开设有“工业组织与公共政策”“发展中国家的商业与经济政策”“当代经济体系”“管理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和“区域经济学”等经济学类选修课程, 旨在提升学生理解政府政策的能力。
3. 商业与法律环境
商业与法律环境是所有创业者面临的环境约束, 对本国商业与法律环境的深入了解, 是创业者成功创业的基础, 提高商业与法律环境的适应性, 则可以通过教育或培训来实现。除了需要学习“商法”“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等必修课程外, 创业管理专业还建议修读“公司合同”和“管理沟通”等课程, 同时会计与法律教学部还开设有“美国宪法”“娱乐法”“国际商业法律”“国际公法和世界秩序”“审计”和“税收”等选修课程供学生修读。
4. 文化及社会规范
对文化与社会规范的重视, 是百森商学院创业教育课程的一个特色。百森商学院不仅在本科生的基础必修课中开设了大量的人文类课程, 并且在层次划分为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级, 面向不同年级的学生开放。创业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中开设的“亚洲创业概览”“拉美创业概览”“开明的企业家”“社会责任—来自土耳其生态企业的观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与创业”等人文类课程, 专注于全球不同国家的文化与社会规范介绍, 培养具有全球视角的创业者。
大学生作为潜在的机会型创业者, 高校需要通过创业实践培养其创业意识和企业家精神, 克服对创业的恐惧, 同时通过科学的课程设置, 提升其适应创业软环境约束的能力。在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尚需深化, 商务与法律环境需要进一步健全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背景下, 强化大学生的创业环境适应能力, 比单纯从商务能力角度来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应该更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丁蕙, 陈风华, 肖云龙.美国百森商字院创业教育的特点[J].教育评论, 2004 (4) :98-100.
[2]姜彦福, 高建, 程源, 等.全球创业观察2003中国及全球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11-13.
[3]高建, 程源, 李习保, 等.全球创业观察中国及全球报告 (2007) ——创业转型与就业效应[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8-28.
[4]Paul D, Reynolds.GEM USA 2001 Report[EB/OL].http://www.gemconsortium.org, 2001.
[5]JOSÉERNESTO AMORS, NIELS BOSMA.GEM USA2013 Report[EB/OL].http://www.gemconsortium.org, 2013.
[6]张婷.蒂蒙斯创业教育思想初探[J].当代教育论坛, 2007 (6) :51-53.
[7]Babson Undergraduate Academics.Foundations of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EB/OL].http://www.babson.edu/Academics/under-graduate/Pages/coursecatal-og.aspx, 2015-06-05.
[8]Babson Undergraduate Academics.Concentrations[EB/OL].http://www.babson.edu/Academ-ics/undergraduate/conce nt-rations/Pages/def-ault.aspx, 2015-06-05.
解构理论 篇7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说, 诗是讲究别材别趣的。别材, 诗歌创作在题材和内容方面有着自己特殊的要求和规定, 即吟咏性情。别趣, 就是诗歌的艺术旨趣, 要求诗人在诗歌的语言、情感、意趣等方面做到“不落言筌”, “无迹可求”。
诗歌是诗人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的, 用极富节奏感和韵律美的语言, 来进行思想与情感的宣泄。其表现往往依赖于动、静态的组合意象。正因如此, 诗歌的翻译才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难的, 尤其是诗歌自身根植的民族文化内涵的解读与转换, 诗歌中文化理解与传达的是否正确, 直接影响到译语读者对原作的欣赏与解读。
诗化了的语言是从语言中提取出来的精华, 作为高级形式的语言, 其融合了情感、社会、文化、历史、环境等各种各样的因素。诗歌本身所蕴含的各因素都可以看做是诗歌整体系统能量的一部分, 在翻译的过程中, 某种因素的能量可以释放、转化, 而在此过程中, 总能量必定是不变的。
2 解构主义、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徐渊冲《静夜思》的英译文的对比分析
每个人对同一作品或其中同一人物都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理解。同理, 不同的译者的翻译也不可能是一样的。原文作为一个已经生产了的能量集合体, 在不同读者的解读翻译过程中, 其内部的能量和外部能量一直处在相互转化之中, 在翻译中, 原文系统内贮存的势能的能量以动能的方式释放或转化到译文。
2.1《静夜思》原诗与译文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徐渊冲的翻译:
A Tranquil Night
Abed, I see a silver light,
I wonder if it's frost ground.
Looking up, I fou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2.2 解构主义角度分析
从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 翻译观的思想来说, 原作者早已死去, 即使“在场”, 作者的身份也不是意义的保证, 译者作为“一个从自身的历史存在出发通过视界融合, 达到对原文创造性理解的解释者”。以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到作品中唯一的某一个解读, 探索的是一个文本所蕴含的不同解读与多种含义。文本没有固定的意义, 其意义只是在特定的上下文和语境中被确定下来。译文与原文都是一种创造, 两者是平行并列的关系, 甚至可以认为原文依赖译文才得以生存和发展。把译者从原来以原作者为中心的定势中解脱了出来。
从此理论看许先生的译文。通过把原文的aaba模式的韵转换成了“light”“bright”, 和“round”“drowned”的abba押韵模式, 是许译文对原文的一种创造性叛逆, 在韵律上做到尽量与原文接近, 在对“床”、“明月”、“霜”、“头”、“故乡”等意象的处理上, 很好地传达了诗人要表达的思想情感。
2.3 生态翻译学角度分析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依据, 在2006年正式提出并诠释了生态翻译学 (Eco-translation) 这一概念。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既要适应又要选择。
此观点认为不同的译文是由于译者本身的语言环境、文化心态、交际习惯等一系列因素交叉交错影响下的异同所致, 而最佳的翻译文本就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度”选择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相互关系的层面上。
下面就对许译《静夜思》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的转换加以分析。
(1) 语言维层面的适应性转换。语言维层面就是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的适应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汉语中虚词的数量很少, 而一句话所包含的信息量绝非英语几个单词承载的。原文中“床”、“明月”、“霜”、“头”、“故乡”诸意象, 以及“疑”、“举”、“抬”等动词之间巧妙的搭配运用, 所传递的意境是很饱满的。而从许译文可以看出, 英语语言本身的特性, 由于其冠词、介词、连词等虚词和各种句式结构的丰富多彩, 在把汉诗翻译过来够很难保持原诗的句子结构。
(2) 文化维层面的适应性转换。生态文化层面是在特定生态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 在性质上与内容上都存在差异, 生态文化具有独特性, 使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需关注两种语言文化内涵的传递与解释, 译者在进行语言转换的同时更要关注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
在处理相对模糊的词时, 比如对“床”的理解上, “床”的含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是“窗”的通假, 可以是井台, 也可以是坐卧的器具或仅仅是普通的一种床, 徐译文中在词汇的选择调整, 以及语言的形式的转换上做出了符合英语语言读者理解的诠释。
(3) 交际维层面的适应性转换。交际维层面就是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转换。要求译者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 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能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意境作为诗歌灵魂, 是一种境界和情调。在《静夜思》诸意象中, “明月”尤其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 如许译文用到“silver light”, 其表达意境优美, 比用“moonlight”更能让读者产生联想, 更适应了译语文化。
3 能量守恒定律对两种翻译理论的解读
从上面两种翻译理论对徐渊冲英译《静夜思》解读来看。解构主义由于从根本上解放了翻译的思想, 使译者能用一种灵活和辨证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实践和做翻译研究。解构赋予了译者更宽广的自由与创造性, 充分调动了译者的积极性。这方面正契合生态翻译中所强调的核心, 即译者的适应选择与选择适应, 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两者有共通之处。
从上面两种翻译理论来看, 解构主义认为任何翻译都不能穷尽原文本的意义, 译者的任务不是把原文的意思完完全全的复制出来, 而是利用语言的差异, 用另一种语言把原语没有表达的东西展现出去。生态翻译学提倡“动态/平衡”与“多样/统一”, 对一些作品的复译和再译都是一种自然现象, 每一个译本都是一定社会的产物, 并由于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才获得成功。这些思想观点无不契合翻译过程的能量动态守恒规律, “差异”与“展现”, “动态”与“平衡”, “多样”与“统一”, 所有的能量在翻译过程中相互的转移、转换、转化, 最终朝着平衡、统一而去。从徐的译文与李白的原诗来看, 原诗自身蕴含的能量的各种势能只有在翻译的过程中才会发生转移, 译文只在翻译过程各个势能的相互转换之后才拥有了可以匹敌原诗能量, 如此能量从原文传递动态地传递到了译文。
4 结论
人类对各种能源如天然气、石油、煤等燃料以及风能、水能、光能、核能等的利用都是应用与遵循能量守恒定律的结果。而在诗歌翻译也不例外, 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 也无一不循着这一基本规律。
翻译的价值在于对原文知识的广泛交流和传播, 与原文文本相关的各种因素内蕴含的各种势能会在翻译的过程中, 在程度上方式上发生变化, 从一种势能变成另一种势能, 两者或相互融合或相互抵消, 而势能在动能的转化、融合、抵消过程中只是能量之间的转移, 是能量在原文译文所相关的各种因素之间彼此的对冲。而原文的能量不会在转换也就是翻译的过程中凭空产生或凭空消失新的能量, 它只能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 从一种势能到另一种势能, 在这个过程中, 能量的总量不变, 必然会全部体现在译文所蕴含的总体能量之中。运用能量动态守恒规律, 能让我们从能量动态守恒这个角度去看待翻译, 去理解翻译的过程, 本文就对这个问题做一次浅显的分析和探讨, 可以看出正是在翻译过程中原文与译文之间这些势能此消彼长、生生不息的循环与发展, 使原文与译文合作共生, 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繁荣, 也从另一个角度摆脱了可译不可译的逻辑对立, 更加深刻的理解了翻译的本质。
摘要：诗歌翻译一直在翻译界存在着可译不可译的争论, 文章着眼于对诗歌的可译性, 从流行的两种翻译理论的对比着手, 结合物理学关于能量动态守恒的基本规律, 对诗歌本身所蕴涵的能量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守恒性来分析。试图从中探索出诗歌各要素蕴含的不同变量在翻译过程中所达到的整体平衡性。让用不同理论指导下分析的诗歌翻译都能找到一个归结点, 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上给诗歌的可译性打开一个突破口。
关键词：诗歌翻译,解构主义,生态翻译,能量守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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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军明.知识溢出的机理分析[J].科技与经济, 2008 (3) :22-24.
解构理论 篇8
归置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文学场景, 一个特殊现象不能被忽视:文本言说与阐释的互置在带来显学建构效益的同时, 也容易造成对事物经典化的执拗判断。具体到《蝴蝶君》, 国内外学者已从众多视角与批评理念加以解读, 逐渐形成一个近似庙堂祭拜意义的定论:黄哲伦“·完全解构了西方观众心目中西方男子与东方女子之间的关·系, ·倒·置了东方主义长期以来构建的东西方关系, 解构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女子刻板印象, 讽刺了西方白人·对·东方女子不切实际的幻想, 向西方文化霸权提出挑战”[1], 然而这种解构不是最彻底、最完全的, 主要体现在“没能塑造出正面的中国女子和男子形象”[2], 以及“东方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摆脱受西方控制的阴影, 东方仍然是以依附于西方男性的柔弱‘女性’形象出现”[3]。看似铿锵有力且无懈可击, 却要么陷入争夺文化霸权中心的“一元论”观点, 要么在国家与身份认定的模式下恪守西方文化优势论而显得一厢情愿, 终究无法真正揭示出《蝴蝶君》“伪解构本质”和可陋的东方主义顽疾。
二、被遮蔽的女性性别扮演
所有进入过《蝴蝶君》叙事场的观众, 无论他来自西方还是东方, 几乎第一眼就能看出所谓“女主人公”宋丽玲其实是个男儿身 (纵使不能在一开场知晓这一信息, 当宋丽玲以男子身份出现在西方审判庭上也足够明晰) 。这一意识表象上被视为隐形存在, 却由于宋丽玲对女性身份过于真实地扮演———尤其在作为中共间谍背负着窃取情报这样一个饱含意识形态对抗背景———而逐渐上升, 成为超脱文本表层而存乎观众脑海深处的显性存在。由此, 我们必须树立这个概念:宋丽玲的行为, 无论是否或真或假地包含着女性性别因子, 都应该被视为欺骗的假象, 毕竟他 (她) 是本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并且切切实实地达到了目标。忽视了如此重要的事实特质, 批评只能被规囿于主人公伽里玛的单一视角, 而围困在对东方女性的纠缠不清, 将文本套进“西方男性—东方女性 (叫人惊诧的所谓男女爱情:性爱和身体较量) ”的幼稚对抗结构, 再延宕至“西方—东方 (强势国家与弱权国家的激烈抗争) ”的政治隐喻, 最终形成类似“解构以往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强势地位和解构以往文学作品中西强东弱的权力对比关系, 击毁了东方主义的核心———西方中心的优越感”[4]的荒谬论断。
真实的情况是, 《蝴蝶君》根本不在讲一个西方男性与东方女性的权力对比关系, 而是对一个东方男性变态可怖的东方主义固有思维的极致展现。那场大使馆的歌剧表演早就预示着这个趋向了, 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伽里玛, 被宋丽玲的女性伪装深深吸引:“……这个蝴蝶几乎没什么嗓子———但她有那种优美和娇弱……她说服了我。……我想拥她入怀———好娇小, 甚至我都保护得了她……”他把宋当成了西方对东方女性的经典表述———蝴蝶夫人乔乔桑来看待、去爱。但是不管这所谓的爱多么热烈、多么凄美, 我们都不能忘记作为恋爱重要一方宋丽玲的男性真实性别和女性扮演性别。因而, 即使宋丽玲真的对伽里玛有爱慕成分在里面, 女性扮演性别也早将它毁得一干二净。也就无怪乎伽里玛在知道真相后那般痛恨:“他 (指宋) 只配得到屁股上的一记猛踹……”由此, 所谓宋丽玲从东方人的角度对白人男子的爱情幻想进行辛辣讽刺的经典表述也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设想一下, 如果一个曾经在大学校友会上当选为皇后的金发女郎, 她偏偏爱上了一个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日本商人, 您会怎么说呢?他对她很残酷, 然后他扬长而去, 丢下她独自一个人回了国, 一去就是三年。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 她天天以泪洗面, 日夜对着他的肖像祈祷, 而且拒绝了肯尼迪家族里一个小伙子对她的求婚。接着, 当她知道他又和别人结了婚的时候, 她就自杀了。我想您会把这个女孩看作一个精神失常的白痴, 对不对?可是因为这部戏里说的是一个东方女人为了一个西方男人而自杀。啊———您就认为它很美了。”其真实的存在意义只能是作为进一步引诱伽里玛的诱饵。学识丰富的东方女性同样符合西方对东方的传统想象, 甚至对伽里玛来说远比一个沉闷过于本分的闺房小姐更具吸引力。随着情节展开, 宋丽玲一步步采取措施, 如邀请伽里玛到家里参观, 与之身体相触又富有中国古典意味的害羞, 一段时间不见便心切地写信表达思念, 直至声称怀孕并有了一个蓝眼睛的男孩, 欺骗的手段与程度不断上升。一切的累积在最终的审判庭上被倾然推倒, 正是宋丽玲这个伽里玛曾经的爱人指证了后者的罪, 指出后者爱上的不过是个幻影, 并在囚车上的最后一刻上演疯狂的“脱衣秀”, 面对惊恐万分精神崩溃的伽里玛还不断叫嚣:“Look At Me!”这样的情节设置, 几乎让东方观众都在情感上偏向后者, 也就将东方男性的冷血无情变态极致化地展现近似魔鬼。西方文学史上, 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男性是陈查理 (Charlie Chan) 与傅满洲 (Fu Manchu) 。然而陈查理还只是一个胖胖的时常脸带微笑, 性格懦弱, 操着蹩脚的洋泾浜英语而行为举止女性化十足的聪明侦探, 傅满洲也顶多是“黄祸 (Yellow Per il) ”的代表, 体格弱小, 狡猾而又作恶多端的恶棍。宋丽玲的出现则彻底抹去以上两位残存的优点, 顺利为中国男性添加新的阐释符码:奸诈, 残忍, 变态, 冷血, 以致恐怖, 对中国男性的塑造可谓到达极致的巅峰。这也是在此之后, 我们再也没有从西方寻得比宋丽玲更奸诈变态冷血恐怖的东方男性的原因了。需要指出的是, 宋丽玲对女性性别的扮演同样加深了西方对东方女性的固有想象, 阴柔、逆来顺受的特征始终存在, 尽管这样的加深是片段性和浅层性的。
因此, 在我们看来, 女性性别的扮演实质是西方对当代东方进行污蔑式描述的新式范例。这一切也映衬着东方主义的流动特质, “从中世纪到‘探险时代’、到启蒙运动、到殖民主义、再到现代性, 东方主义不断重塑自己, 将有关‘东方’的传统表述保持在欧洲心智的最前沿”[5], 它不断吸收提与炼新的关于东方的最新印象, 转化成血液, 却始终是通过固有的血脉去补给那颗依旧充斥着传统东方主义意识思维的大脑。这样的大脑, 即使它处在最新最具变化力的时代, 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三、“伪解构”本质及其它
所谓解构, 用浅显的话来讲就是打破旧有结构, 树立新的结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常用的策略是通过凸显旧结构中受压制的一面并将之置于一个显要的位置, 以此颠覆原有结构的中心”[6]。按此理解, 对东方主义的解构, 合理的方向应是塑造一个占有西方女性的强势东方男性或者一个足够强势的东方女性对西方男性的控制压抑, 而让后者变得女性化。《蝴蝶君》的理路似乎只与后者对应。但参照以上分析, 足够强势的东方女性没有被塑造, 女性化的西方男性也同样没有诞生, 而所谓的控制压抑依旧无从说起。如此现状, 只能让我们略显轻巧却智慧地得出《蝴蝶君》的“伪解构”本质。从这一层面出发, 《蝴蝶君》对《蝴蝶夫人》文本象征性倒置也不具有“解构”的意义, 所有的只不过是人物和结局的对应式改变, 而未能在文化观念和人物精神资源方面有所解构。
事实上, 无论是“解构”还是“不完全解构”都不应该出现在《蝴蝶君》的批评范围。首先, 理论的先验存在只会导致文本阐释的狭隘与片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 国内学者总是热衷于文化视角的阐发, 却又陷入文本所在的国外政治斗争环境。我们并没有对文本产生空间作足够的“在场”式理性分析 (这样的分析往往也囿于语言与空间的限制而变得遥不可及) , 而往往急于跳入西方现成理论的框架。那样的阐释, 在获得一定的建构空间后, 只能陷入原地打转境地, 而不具备深度的阐发可能。其次, 在我们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对东方主义有了解构冲动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解说。时代前进的脚步似乎还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事实上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当下, 即便我们认为东方已经取得了一份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优秀成绩单, 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强势地位依旧没有改变, “科学家、传教士、学者、商人或士兵……想去就可以去, 想思考就可以思考, 几乎不会遇到来自东方的任何阻力”[7]的情状和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8]的现实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西方依旧是强势的象征, “雄性的———枪炮大、工业大、钱财也多”的地位也始终没有被撼动。在这样复杂的情状下去试图解构东方主义, 不要说是否有人拥有这样的勇气, 就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面前也充满荒诞的意味。企图以一时冲动来毁坏几个世纪来西方人的心理坚石, 除了有英雄就义的气概外, 更多的是盲目者的盲目意念。
四、结语
替《蝴蝶君》树立全新、合理的定位势在必行。那么, 合理的定位究竟在哪里?我们认为, 《蝴蝶君》至多只能算西方话语系统内部的一次反叛尝试。当然, 黄哲伦能意识到西方“单向思维模式”的荒谬性, 而展开异质性思考是值得称赞与尊敬的, 但是也只能到此为止。除了在意识形态的幕布下绞尽脑汁构建了一个比以往更神秘莫测的东方和设置更多的符合西方猎奇心理的情节外, 我们看不到任何新的突破。这多少包含有实施者的作为少数族裔身份欲跻身主流社会的企图, 也包含后殖民书写中对话语的反叛与掌控。然而一切的一切, 只是西方内部的纠缠与斗争, 作为东方的外围者, 不管所谓“解构”的欲望如何真实与强烈, 都不可能真正触及偏见的根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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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几何空间 篇9
设计师解析
本项目是位于上海市郊区的“SAC北竿山国际艺术中心”的别墅项目，该建筑的最大特色是室内空间没有任何一根柱子，因此它给予室内空间设计最大的可变性与创造性，室内格局自由的塑造，也正因为空间的自由，可变，所以室内设计的手法更是以多变、可自由延伸的几何形来塑造室内空间，也符合“艺术中心”追求创造性的理念。室内空间中是以错层式的结构，中间是主楼梯，而左右两边每层为相互错层，所以在室内中共有五支不同的楼梯区连接空间。小区中有艺术中心，可提供许多的文艺活动，别墅可办公也可作为工作室或住宅，小区景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湖面，本样板房项目是直接临湖的，拥有宽广无碍的景观视野。整个建筑形态不仅仅展示了周边优良的自然环境，同时贴合了“艺术中心”的人文定位。设计师面对这样良好的空间条件，将多用于建筑或公装项目中的解构手法引入其中。把规整的几何造型，经过分离、扭曲、夸张展示在天花、立面、楼梯和家具造型中，形成一定冲突，却带来更大的新奇的居住感受。这种处理手法与该空间既是住宅也可用作办公的定位是相符合的。更何况这种冲突的美感，相较于建筑和公装项目中结构性的颠覆，尺度也更为平和，这些几何体在此处更大的意义在于装饰性，让平直界面更富立体感和律动感。唯一具有实用价值的解析几何体是五支不同形态的楼梯，有的蜿蜒而上，有的螺旋升腾，相互交错联系在一起组成了这个大型空间的交通枢纽，将各区域空间联为一体。为了吻合该项目艺术气息浓郁的定位，在家具和饰品方面，设计师也倾向于选择具有不规则线条或是造型独特的类型。客厅里的六边形茶几棱角分明，在宽大的沙发围合中可自由调整角度，与楼梯形成空间上的遥相呼应。餐厅中的吧台用整块大理石切割而成，末端设计为不规则几何断面，与整个主题相对应。同样，书房中的桌椅一样引人注目。书桌像一张硬朗的折纸，呈现出多角度多剖面的转折；靠椅则像柔软的面条般叠加起来，形成了刚柔相济和单纯的造型之美。
翻译研究之解构 篇10
翻译实践活动,古来有之,从早期的中介于宗教传播,到如今的服务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什么是翻译?广义的说它包括的范围特别广,甚至可以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但是我们经常讨论的翻译还是指如何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翻译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说出来。尽管古今中外的译界学者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可以截然不同,这个核心问题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逐渐开始转变。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到了70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将翻译学科的科学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语言学家的结构主义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但是结构主义者却始终无法真正实现他们自己努力鼓吹的“忠实翻译”。“几乎所有的翻译者都试图接近原文的意义,结构主义者都试图发展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但是所有人都发现,要想进入忠实这一境地确实是难之又难,甚至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由于众多的原因,源语中的意义是不可能在目标语中得到绝对忠实的表达的,任何忠实都只能是相对的,其中一个突出原因就是文化因素”。(王宁,2009)
二、翻译研究之解构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反驳和超越。“在以德立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推进下,书面语言摆脱了语言结构的束缚,为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多元性铺平了道路,这也是他的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诸多启示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宁,2009)
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结构稳定性、整体性思想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质疑。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一次讨论美国结构主义时代到来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德里达开始对结构主义发难。他认为:“结构主义大师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被赋予了一个既制约结构又逃避结构制约的中心,而自柏拉图直至结构主义以来的的许多哲学观念都存在着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问题。于是消解中心与本源,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论便成为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基本内容”(王洪涛,2008:65)。解构主义思想从法国传播到美国并渐及西方其他国家,而整个解构主义思潮则波及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神学等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而对于急需一种理论来摆脱结构主义束缚的翻译研究者来说,解构主义思想无疑是一缕春风,吹散翻译研究止步不前的阴霾。
解构主义翻译观主张用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解构主义者反对机械地把原文看成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系统。他们认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原文的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由于原文意义不能绝对确定,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能使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语言间的转换,使原文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使译文和原文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传统理论中的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
三、解构原作与译作之等级关系
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忠实于原作,也即屈从与原作。译作的好坏只能有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是否忠实于并服从于原作。也正是由于原作与译作之间被人为赋予的等级关系,使得译者的地位被人为地贬低了,译者只能扮演着原作者“奴隶”的角色。因此,译者的翻译活动常常被称作是戴着脚镣跳舞。然而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远不止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联和互动关系,译作不仅发掘出原作中的潜在意义和价值,把原作中未完成的东西进一步完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赋予原作以新的生命,或来世的生命。在这一点上,本雅明也和所有的解构主义者一样,颠倒了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等级序列,赋予译者更为主要的作用。推而广之,优秀的翻译可以促进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的经典化进程,反之,拙劣的翻译则有可能使得本来已列入经典的优秀作品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黯然失色甚至被排除在经典之外。凭借译作的努力而使得原作声名鹊起的例子不在少数,比如英国文学史上匿名创作的史诗《贝奥武甫》,长期以来这部文学经典由于原文语言难懂或早先的现代英译文过于散文化而在当代英语世界不甚畅销,以至于一些大学的英国文学课教师干脆不讲授这部作品。但是到了世纪之交,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爱尔兰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莫斯希尼的《贝奥武甫》现代英语诗体译本却一下子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从而使一部长期以来处于死亡状态的文学经典再度获得了重生。与其说《贝奥武甫》抬高了希尼的身价,倒不如说是正是靠着译者的智慧才使得一部几乎沦为鸡肋的文学作品重新获得了生机,不是靠着译作的广泛传播,《贝奥武甫》的原作不知何日才能重见天日。
四、解构忠实翻译之“神话”
1985年,德里达发表论文《通天塔》,详细阐述了其解构主义翻译观:由于语言一开始就是混乱的,而不同语言中不同习语的多重含义更是具有不可还原性,因此便导致了人们之间交流的困难和不便,于是翻译便成了一个十分必要但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英汉语言差别很多:汉语一个字一个音节,而英语一个词可能有很多音节;汉语有四个音调,英语没有。假如中文写作者试图强调这些特殊的语言特征,以表达意义,翻译的时候就会有很大困难,甚至往往带来不可译性。汉语里的绕口令往往就无法用英文真正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意思。比如我们中国人熟知的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译成英语之后就成了Four is four.Ten is ten.Forty is forty.Fourteen is fourteen.从内容上看英译得还算忠实,但形式上和目的上,英译的结果却远远未达到忠实的标准。其语音承载的特殊意义根本无法用翻译表达。除此之外,语言文字背后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无法真正实现忠实表达。比如汉语的红色对应英语的red,英译过后形式上的对等却无法消除中英两方读者对于红色在情感接受上的巨大差异,忠实的翻译标准此刻恐怕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就像很多的西方人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婚礼现场为什么要以大红作底色。“翻译是一门妥协的艺术,翻译的诸多问题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法,最好的翻译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比最坏的翻译好一点罢了”。(王宁,2009:68)况且译文是否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主旨,唯一的标准不应该是理论家们设立的各式各样的结构准则,而是原文作者在创作时的真情实感。要在这一点上实现忠实,就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因为好多原文的作者早已百年,无从考证。与其信守所谓忠实法则,一枝独秀,不如打破成规,百花齐放,为文学经典松绑,为翻译实践鼓掌。
五、解构翻译研究之封闭堡垒
多年以来,翻译研究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译者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各学科在相互结缘,甚至融合的同时,却很少有人关注翻译学的研究,人们只是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技能而已,甚至是雕虫小技,人们普遍认为,翻译学科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翻译是语言学研究的附属,人们只需钻研语言结构的研究,就能最终轻而易举实现翻译的重视表达,这种想法不仅存在于译界之外,也偶见于译界之中。翻译研究学者们一心一意地关起门来搞研究,可是这种研究方式的结果就使翻译学科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窄。翻译学科的独立之路也越走越漫长。然而,现代文明的发展一再证明,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其他学科而存在,一门学科不仅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而且也必然实现对其他学科的反哺。翻译研究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属性更是决定了翻译研究之路必定是走出去、迎进来。解构主义思潮彻底解构了翻译研究的封闭堡垒,如果说翻译研究之前同其他的学科的接触还是试探性的,那么解构主义思想则实现了翻译研究与多学科的亲密接触。广义上来讲,当前已经发展成为翻译学中一股强势力量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其理论根基和批判武器就是解构主义。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到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从翻译学的学科建构再到社会翻译学的学科构想,如今翻译学研究的繁荣景象的出现不是一人之功,但是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可谓功不可没。
摘要：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翻译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繁荣。除了几代翻译人的不懈努力之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理论思潮都对翻译学的学科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这其中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关键词：翻译研究,学科发展,解构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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