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

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精选6篇）

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 篇1

“科学”自鸦片战争起给传统士大夫带来的巨大震撼就不止于“天朝上国”所遭受的军事耻辱，更让他们警惕的是它开启了中国人“师夷”的帷幕，“夷夏大防”的突破应该可以算是近代众多知识分子群体需要选择“保守”立场以应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防备之举。另外，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科学社会功能的认识是沿着科学可以提高自身“技艺”、可以为变革社会制度提供物质准备、可以更新文化内核的线索而不断深入的，从洋务派到现代新儒家，期间所展开的一系列关于科学知识的宣传以及科学技术的实践活动为近代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提供了富有意义的理性借鉴。

1“器”进于“学”:洋务派的科学观

鸦片战争的爆发，清军“器不良”、“技不熟”、“船炮之实实不相敌”的劣势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中暴露无遗，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经世派开始注意到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于是，他们从“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出发，把类似火炮、战舰、练兵等“西洋诸国视为寻常”的绝技，都列为自己学习的对象。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科技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军事装备方面，但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统治者不得不重新放低姿态以审视来自西方的“奇技”，部分开明的知识分子被迫启动了对西方科技认知的最初历程，继起的洋务运动所体现的科技实践精神正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升华式发挥。

如所周知，洋务派中坚人物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直接由内战而引起”[1]。如洋务派中央代表人物奕䜣曾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军事装备的先进是自强的先决条件，将治国之道与“制器”相联系，客观上反映了洋务派从制器上谋取自强的迫切心情。于是，“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习机器制轮船”[3]成为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从1862年开始陆续创建了一批大型兵工厂，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使得清朝的军事技术逐渐迈入近代化进程。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发展需要，洋务派又提出“求富”的口号，以发展近代民用工业作为解决军事工业发展的原料短缺以及资金紧张等困难。正如李鸿章所指出的:“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发入财富动以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之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3]。其后，开平矿务局、甘肃机器织呢厂、汉阳铁厂等相继创办，西方的科学终于随着“制器”的需要，从军事技术领域延伸到民用生活领域。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洋务派中的有识之士逐渐注意到西方富强之背后乃在于“讲求格致之学尤推独步”[4]。李鸿章直接指出“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5]。薛福成也主张:“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讲求之说，不外二端;以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而已”。可以说，“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洋务派知识分子对西方“技”与“学”的认识转换。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要学习西方的具体科学———如算学、格致，才能在根本上追赶西方，因此，创办同文馆以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创办新式学堂等等都被提上议程并得以逐步实施，这些举措进一步扩大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格致学得到了清朝部分统治阶层及知识分子的初步认可，其功能也被逐步放大。当时格致书院学生王佐才主张:“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盖格致学者，事事求其实际，滴滴归其本源，发造化未泄之苞符，寻圣人不传之坠绪……自有此学而凡兵农礼乐政刑教化，皆以格致为基，是以国无不富而兵无不强，利无不兴而弊无不剔。”[7]虽然这反映了当时的学子对格致之学的功能已经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体会到科学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并不表明这一观点已经取得了当时社会的共识。“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8];“中国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高出于万国之上”[9]等等认识仍然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中体西用的思维框架仍是左右部分统治者以及思想家的精神内核。另外，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列强的侵略并未稍懈，“海防”、“塞防”之争以及各种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使得这场自救运动不得不采用十分急功近利的方式，而无暇顾及精神领域的自由怀疑精神，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便无从谈起。

当然，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当时科学活动的失败，科学功能仍然以不可遏制的力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念中去，但学习西方的态度与内容都是为“中学”服务的，西学的功能无论有多强大，都是被框定在“用”的范围里。很显然，洋务派大多数是要想“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图自强”而已[10]。这种在中体西用观念主导下形成的尊经崇圣的思维定式，使得这场学习西方科技的运动只能是零星的、肤浅的、松散的，包括洋务派在文化事业上的改革，如“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11]这实际上是将科学技术与整体的文化结构剥离开来，自然也使得科学成为无本之源，严复甚至把这种向西方的学习称为“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12]。虽然洋务运动对西方科技的传播还缺乏“科学精神”，这固然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使然，但也迫于当时严峻的救亡现实。洋务派虽然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及科学思维尚未注目，但却真正点燃了科学精神的火把，对此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也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甲午战争打破了洋务运动的正常进程，洋务派数十年学习西方技术的可怜成绩也被一笔抹杀，但学习“科学”的进程并未中断，它继续成为改良派变革政体的理论工具。

2 由“学”至“道”:戊戌维新时期的科学观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这一描述似乎应该是从他的老师康有为身上概括出来的。康有为17岁时(1874年)便接触并阅读了介绍西方世界的书籍，不久他又努力研究天文，这些书籍深切地影响到他的思想和人生观。1879年，康有为“薄游香港”，近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巨大震撼使他“益知西人之治术有本”[13]。此后他“大购西书”、“大讲西学”、“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并“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语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14]。

由于康有为早年周游列国的经历，使他对中西利弊得失有了较为深刻的体会，也由此率先对中国缺乏科学的现状进行了反思。首先，他承认西方的强盛在于科技的发达:“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15]，且西方科学的进步“惟在物质一事”[16]。何为“物质”呢?实际上就是启动现代工业的科学技术:“工艺兵炮”者，物质也，即其政律之周备，及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亦不出于力数形气之物质[16]。康有为认为近代以来国家生机日尽、危机日深的原因主要“在不知讲物质之学”[16]，从魏源到洋务派都没有意识到“无论为强兵，为富国，无在不借物质之学”[16]。在世界“政俗学艺，日新月异，优胜劣败，淘汰随之”的大背景下，他深感讲求物质与否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产生了一种时代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其次，康有为积极阐发科学的功能，以此引发人们对科学功能的价值认同。实际上，康有为对科学功能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他游历各地以及饱读西学书籍后就特别专注于牛顿力学和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称赞科学技术是“改易数万千年之旧世界为新世界”的巨大杠杆[17]。另外，西方交通和通讯技术也飞速发展，他认为“最变易世界者有三事，则铁路、汽船、电线为力最大”[17]。康有为运用欧美新颖的电线文化、铁路文化、汽船文化等技术革命的成果，进一步论证了文化的发展取决于科学的进步。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创办了《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等报刊，并积极组建学会、翻译西方书籍，这些文化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对西方制度及科学知识的介绍，较早地传播了西方科技文明。

还有，康有为提出了在中国发展科学的具体主张。首先，要通过科学来振兴实业。在《上清帝第一书》、《请厉工艺奖创新折》、《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垦民而富国本折》等奏章及文章中，他都反复申述了通过科学技术以发展实业的迫切愿望:“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的结论[15]。可见，兴“物理”是欲扭转中国之时局的根源所在。其次，发展教育培养科学人才。西方农工商矿等实业发达的基础“不在治炮械军兵，而在务士农工商。农工商之业，皆有专书千百种，自小学课本，幼学阶梯，高等学校皆分科致教之，又皆有会，以讲格致新学新器，俾业农工商者考求。故其操农工商业者，皆知植物之理，通制造之法，解万国万货之源，用能富甲大地，横绝四海。”[18]后来，他考察各国并比较其教育内容、方式等之后，愈发明确了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养成终须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在后来的变法主张中，康有为主张将“改试策论”代替“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和“弓石刀武试”，“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17]在自主培养人才的前提下，康有为还主张要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学习他们的技艺。他指出当今世界“人才至多，争欲自炫其长，若我能出重资而聘之，则各国实业专门绝出之技艺，不数年间可尽收吸之也。”[16]此外，还要多派留学生广泛学习西方诸国的哲学、海陆军、化电、光重、农工商矿、工程机器等科;对国内“开专门学以育人才者，皆优与奖给”[18]。只有“举国移风，争讲工艺……日发新议，民智大开，物质大进”，才能“立国之才，庶几有恃。”[17]

康有为是近代率先将“科学”一词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不仅如此，后人推崇科学的诸如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功能等都能从康有为那里找到些许端倪。他对科学价值的揭示以及对实证与理性精神的倡导，对于荡涤国人旧有的思维定势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同时也须指出的是，他对物质之学的任何礼赞都是在为政治作注脚，他的《物质救国论》中对儒教的强调并不逊于科学。而且，通读康有为对物质之学的相关阐述，其关注点始终倾向于技术等应用科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方面，这是因为他希望中国也可以复制西方国家由“政艺之学”达至理想“治体”的道路，只是他间接获得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仍然是在传统的框架内被运用，即便是在事关变法的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中亦难寻“科学”的踪迹。虽然科学仍然未超出“用”的范畴，科学仍然是他用以实现政治目的的中介和手段，但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却被不断发现和发掘。这正如杨国荣[19]对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科学活动的总结:“19世纪后期，维新思想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较之他们的前辈，维新思想家更多将目光由形而下的器和技，转向了思想、观念、制度等层面，与之相对，对科学的理解和阐发，也往往与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相互融合。”

3“新瓶装旧酒”:学衡派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泛化”虽是不可遏制的现象，但科学也无法解决当时社会政治混乱下道德失衡与物欲膨胀的现状，于是，消解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学说自然受到了拥护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学衡派就是接受西方新人文主义学说以抗衡科学主义思潮的重要力量。

实际上，“学衡派”以1922年1月1日南京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等人创办的《学衡》杂志而得名，是新文化运动后期保守主义思想的中坚力量。时值国内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但国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以及对异己之学的排斥心态却难以短期内消除，对民主、科学浪潮席卷下国人伦理道德不断沦丧以及社会秩序失范充满担忧和愤慨。学衡派自然也是抱持这种心态的学术群体之一，如夙“以国粹为中心，尊奉孔教”的学衡主帅吴宓[20]对当时各种激进主张十分排斥，仍提倡尊崇孔子，坚持使用文言文，主张“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这一主张虽然有中国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其受到美国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亦十分明显。换言之，学衡诸君是新人文主义的服膺者，他们一般都以新人文主义为核心观念来抗衡日益居于主流的民主主义与科学理性思潮。

新人文主义是在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功利主义相对盛行的背景下诞生的，以白璧德(Babbitt I)为首的学者观察到科学的发展形成了物质上的富足与宗教道德势力衰微的双重矛盾，如此以往将会导致是非善恶观念灭绝，个性张扬和感情泛滥之祸日甚，于是他主张要重视道德意志的力量，要崇尚传统，并主张内省自省的内涵。这与中国传统儒学有着内在的契合。这一契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更加紧密。一战及其造成的毁灭性灾难“照见了西洋政治社会生活的黑面，发现了世界是怎样残忍、残酷、无情的世界”[21]。这场战争使得欧洲人陷入了惶恐与绝望，出现了所谓“理性危机”。白璧德认为机械主义与人欲横流“导致了时代的登峰造极的愚蠢大战，在人们所目睹过的疯狂表演中，恐怕再也没有比成千上万的人动用着有科学效用的庞大机器彼此将生命送进地狱更疯狂的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开始就遵循了错误法则的世界之中，这个尽管已经受到了很多警告，却允许自己再一次陷入可怕的自然主义的陷井。”[22]这种恐慌也使得本来对学习西方文化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中国人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同时使得知识界对以西学为核心的科学功能进行反思，促成对科学推动的物质繁荣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进行检讨，进而重温中国传统道德主义的文化精髓，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再次成为思想界的主要焦点，新人文主义的主张也由于倾向于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和重建而受到欢迎。

但是，学衡派不同意一战后国人所谓的“科学破产论”，因为支持这一说法的人是“以科学全出实用，或以科学理想低下，实混工程机械与理想科学为一，俱未探源立说”[23]。这是将具体科学与科学精神割裂开来，未能看到“物质科学之不发达，无以解除人生物质方面之痛苦”[24]。另一方面，新人文主义指出科学也有局限性，因为“物质与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律。科学家发明物质之律，至极精确，故科学之盛如此。然以物质之律施之人事，则理智不讲，道德全失，私欲横流，将成率兽食人之局。”[24]尤其是在人事经验方面不必处处相信科学，而要以健全的人性作为精神上的皈依，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窠臼，站在充分理解并综贯东西古今文化精华的立场上去构建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

从学衡派的主旨可见，他们不是单纯地反对科学，而是反对过度倾向科学而忽视人文道德的重建，因为“新文化运动者反对中国的传统，但他们在攻击固有文化时，却将其中所含之普遍性文化规范一并打倒，徒然损害了人类的基本美德与高贵情操。”[25]吴宓特意声明自己“非反对科学”，科学可以发展也可以运用，但“科学有其范围，不可举科学而抹杀一切经验，不可使人为物所宰制”[26]。因此，“今日救世之正道，莫如建议第二级之道德，昌明人本主义”[27]。他所说的“一切经验”主要就是指道德和宗教，这一点显然也是受到了白璧德的影响。在质疑“科学万能论”的声浪下，梅光迪[28]就倡言，现在的中国，科学就是一切“是很危险的”，科学只能推动物质的发展以及解释自然的变化，而于人文的内容无助。这表明物质的发展和人们的物欲均无止境，若因此而无条件地接受科学主义，不但不能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会带来恶果。重视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试图从传统的人文道德精神中追寻一种现代意义的开拓”[29]，显然是学衡派致力的方向所在。吴宓还在《论世之标准》一文中还指出科学之弊只能依赖“道德”来弥补:“今日救世之道，端在不用宗教，而以人文主义救科学与自然主义之流弊也。”他甚至概括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在于“理想人格”，这也是维系民族精神的“元气”。学衡派对人伦道德的执着体认应与当时的民族危机相关，国内的政治混乱加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野心的暴露，都使学衡诸君对国势阽危的忧心忡忡，提倡“道德救国论”或许也是当时在政治、经济全面式微的前提下一种无奈之举。

由于学衡派对近代科学主义的抵制以及对实验主义、白话文学等等的抨击，使得他们长期以来被视为顽固保守的文化派别。实际上，学衡派一方面坚持对历史传统价值的内涵进行发扬，并有着接续文化发展道统的自我担当精神，但他们也毫不回避固有文化自身的弱点;另一方面，他们对科学理性又有着十分宽容的态度:“夫理性运用得其宜，固可谓吾人之良师益友，然理性乃极危险之物，常易超出其实际经验之范围。”[30]进而在此基础上，学衡派十分强调能适用于中国的西学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以其为中国向所缺乏，可截长补短者，或以其能救中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者。”[28]从中可以看出，学衡派有自觉的目标和主张，那就是在中国固有的历史习俗以及西方近代文明之间批判与选择，进而寻找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打破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中与西的二元对立格局，与当时激进的新文化派的主张形成了一组相互制约又相互交撑的张力，从中不但可以反观新文化运动的误区与盲视，也开启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融合思想主流之先河。

学衡派信奉人文主义，就是以为人文主义可以补救中国固有文化的缺陷，又能弥补科学主义盛行之下对道德的牺牲。在学衡派的价值世界中，道德精神是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他们把分析、评判事理的起点和终点都落实在道德方面，即便是对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与人性自然论的义愤，他们表达的途径仍然是坚持道德谴责。儒家思想不仅是人文主义理论的核心，也具有全人类的普世意义，因此他们要从中找出“普遍有效和亘古常存的东西”来重建民族自尊[20]，并使之成为治疗西方强调个性、追逐私利等恶俗流弊之良药。他们主张个我德性的完善，追求以理制欲的克制工夫，抛弃了维护道德精神的外在权威，同时也就拒斥对社会制度的重构。学衡诸君同时也就回避了一个现实:“不改变物质条件、社会关系和限制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一切实际环境，不使人们在改造外在环境的实践中改变自己，一切道德说教将毫无实效”[31]。所以，他们鼓吹的尊崇圣贤遗训并融合西方新知而开辟的未来发展道路中，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民主的位置，有的只是中国先贤道德理想闪烁的耀眼光芒。也基于此，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系统化、体系化最终还要由现代新儒家来完成。

4 返本与开新:新儒家的科学观

西学入侵以及封建体制自身衰相毕露等作用下，数千年来居于至尊地位的传统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少人甚至将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欺凌的罪因归咎于儒学，无论是当时苟延残喘的清政府还是后来袁世凯的种种尊孔活动，都未能挽救儒学江河日下的命运。但是，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讨中，儒学复兴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现代新儒家一反时人将科学、民主作为拯救中国的价值工具和理念信仰，而是认为各种社会危机的根源都在于文化危机，即丢失了儒家传统，因此要解决这一危机，只有护持住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此即“返本”。但“返本”并非完全回归传统儒学，而是在西学肆虐的环境下主动融合西方文化之精华，完善和振兴东方文化并使其具有现代价值，此即“开新”。

新儒家虽然十分看重中国传统儒学，但也不否认近代科学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如张君劢指出:“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可以变为强盛之国”[32]。这是将国家、人民的存亡与科学联系起来。贺麟[33]甚至认为“经过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新儒家思想不惟可以减少狭义道德意义的束缚，且反可以提高科学兴趣，而奠定新科学思想的精神基础。”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无非是要沟通古今中西，“给儒学以新的生命力”[31]。同时，由于维新变法后新知识阶层的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受到了极端的推崇并在一时间成为救国良方。对此，张君劢站出来否认科学万能论而直陈科学的局限性:“一言及于科学，若临以雷霆万钧之力，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在此空气之中，我乃以科学能力有一定限界之说告就青年同学”[34]，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清醒之论。他明确声称“为使人类不因科学之故而牺牲，而要使知识服务人类，则知识必须合乎道德的标准。”[34]这是因为新儒家时刻也不会放弃道德作为“奠定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33]。

梁漱溟[35,36]也承认科学有“绝对价值”、“普遍价值”，他特意指出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点就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要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而这也是中国所缺乏的。梁漱溟[36]还进一步断言中国的出路:“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但他又对西方科技形成的工业社会深为不满，认为资本家和工人都被机械化做工所俘虏，这种枯燥繁累的生活只是为了换来片刻欢愉。因此，西方社会人欲横流的现状是社会结构性问题，这种问题导致西方社会“丧尽生机”，只有从根本上予以改变才有转机;而且，这种转变的趋向是“中国的路，孔子的路”。可见，他更多的是关注实践形态的科学，主张用拿来主义态度对待“全盘承受”科学，最终回归到传统文化。另外，梁漱溟[37]也指出科学在人生领域方面的局限:“西方科学家一味以向外察物为事，不曾识得生命。生命———生生不息的活生命———唯在反躬体认以得之。”这已经超越了五四新文化派高喊科学口号的肤浅，而是认识到科学精神是植根于某一传统中的有机文化体中的元素，具体的方法就是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再“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36]。

熊十力[38]是新儒家中将儒学的功能从社会领域转向人生的代表人物，他对科学的功能分析道:“科学在其领域内之成就，直夺天工，吾无间然。然人类如只要科学，而废返己之学，则其流弊将不可言。返己之学废，即将使万物发展到最高级之人类内部生活，本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者，今乃茫然不自识，其中藏只是纲罟式的知识遗影堆集一团，而抛却自家本有虚灵之主”。科学处于经验世界，是一种求真的行为，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物乃是科学成立的基础;反之，哲学处于超越层面，是一种“真善双彰”的活动，关注天地人心之本。可见，新儒家思想的主要方向就是从整体来衡量(科学)知识与生命，以“返己之学”立本，最终融合中西文化。

如所周知，现代新儒家并非是传统的守旧派，他们大多经历过新学的洗礼，对儒学并非一味盲从，而是在接受西方科学民主(开新)的基础上力图重建和复兴儒学，以凸显孔子和儒家学说的真精神(返本)，从而使得儒学具有现代社会的生活意义，在现在和将来的文化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因此，即便是对科学功能的评判，也被纳入到民族本位的立场。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并不相斥，反而开出科学、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之道德精神求其自身之完成与升进所必然要求之事”[39]。科学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无论有多大，都只是彰显儒学“真精神”的注脚。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以及中西文化可以融合的态度，既驳斥了科学万能论，也回应了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由个人道德修养和人格的自我完善，进而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路，才是现代新儒家心仪的理想路径，但是，在面对西方科技日新月异的形势下，现代新儒家还在凸显宋明理学中的个人涵养和心性修养，宣扬道德理想主义，妄想从温情的传统道德伦理教化中开出救时良方。换言之，就是想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今日所需的民主和科学观念，作为其核心部分的人道观念经过改造，还足以成为维系现代社会人文价值系统的中枢。”[40]文化固然可以吐故纳新，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也可以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但这并不代表科学理性及儒家人文精神各自独立的价值世界是可以混淆的，过于强调传统儒学的“开新”功能，实际上也就褫夺了科学自身产生及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及价值体系，这样也就不可能形成对科学内涵、功能、地位及价值完整而客观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可能为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在环境。

5 结语

近代科学文化作为一种舶来品，它要在中国扎根和成长，就必须要经历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洗礼，这样，它的意义和价值才会更好、更多地释放出来。显然，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并非因为它是一份民族遗产，而看中它对现实生活的调适、整合以及道德修养与人际关系的提升与维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验性知识、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因此，其“保守”主要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守成，强调一种适当的文化道德人格对于治学处世的意义，试图通过对古今中外文化的批判、选择、汇通、融合，寻求道德理想实现的道路。”[41]而这种文化建设思路显然是与近代中国的国情悬隔太远，继而他们对科学的审视、反思以及批判最终都随着自身理论实践的破产而烟消云散，客观上既证实了近代中国文化普适主义的困境，也证明了唯科学主义在人文意识形态领域的功能局限。从这一点上来说，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与科学的交锋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余英时[42]曾指出:“严格说来，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在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中也确实很难找到彻底的、全盘性的反传统者，更多的是立足于传统之上为中国传统开辟新境界的“新儒”[43]。艾尔曼[44]曾说:“格致学的衰落终结了精英们对儒学价值的千年信仰，终结了包含中国传统自然研究和本土技术在内的全国范围的五百年经学正统”。而实际上，无论儒者的新、旧，“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的终极政治关怀仍然一如既往，不同的是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因为有了“科学”的加盟而产生了政治—科学—道德等多层关系的相互转换，知识分子在科学的价值体系与传统的政治、道德信仰之间自我扬弃，这种扬弃应该不同于艾尔曼所说的“终结”，因为儒家的传统信仰不会轻易被颠覆，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从未想去颠覆，他们大多是想通过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探索儒学命脉的新生，使儒学实现“创造性转化”，从而具有现代性意义。但也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科学的态度可能是出自于坚守传统的虔诚或是“对因变动而产生的新事物持一种懦怯的不信任的态度”[45]，又或者是“中国传统已日趋瓦解，而其子孙们为了抱残守缺，只得借助西方入侵者的文化精神来诠释这些破碎的传统价值”[45]。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会使他们对儒学的推崇和提倡具有情绪化和片面化的偏向，例如上述新人文主义学说在学衡派的阐述中就发生了外延的扩大和边界的模糊，类似种种断章取义和牵强附会都是在回避儒学自身的虚伪性、人伦异化等缺陷，从而突出儒学中正心诚意、推己及人的修养方式，这些都与近代以来的社会背景相隔太远，最终难免陷入曲高和寡的落寞境地。

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 篇2

试析社会科学中的规律观

本文试图为社会科学中存在规律的可能性作一辩护,通过分析反驳社会科学中存在规律的理由,得出结论:按当代科学哲学的新规律观,社会科学中存在的`规律本质上与自然科学规律没有不同,并且与社会科学中的规则无法严格区分,因此我建议将规律与规则看作处在同一连续统中,规则处在规律保护带的边缘,社会科学的目标是逐渐地尽可能地改善和精确化那些不同范围内的规则,使之成为在该范围内更具解释力的规律.

作 者：袁继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0(3)分类号：C0关键词：规律 规则 社会科学

坚持科学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 篇3

贫富差距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有学者认为,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但愿贫富差距的忧虑仅是杞人忧天, 问题在于, 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 还有许多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正是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 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 只是出于一个国人的良知, 以求未雨绸缪, 早预则立。

1.国有资产的流失, 催生少数人“一夜暴富”。近年来, 国家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转制, 出现相当一些“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的蛀虫, 一批政府官员、国企经营者与个体户相勾结, 低价变卖国有资产, 损公肥私, 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少数人的“一夜暴富”。马克思论述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血腥腥的, 而少数民营企业的原始积累是罪恶的。这些一夜暴富的人, 往往要隐瞒到手的真实资产, 而这个社会群体却是隐性的, 这样一来,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当前, 一些既得利益者却侈谈赦免原罪, 真不知是何居心。

2.灰色收入的份量过大。目前, 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 法律监督不力, 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灰色收入不仅仅是个人行为, 甚至是行业行为, 只要肯私下花钱打点, 工商年检可以放宽政策、自来水的查表员能为你调表、电力的人员可将工业用电记为民用电、环保收取的排污费可不了了之, 更不要说银行的放贷和税务的征缴了, 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呆死帐, 与银行的信贷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税地税的征收专管员每人负责几百户企业, 哪户企业不得打点打点。于是, 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 权力寻租现象在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中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3.地下经济活跃。相当一些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被忽视, 如地下钱庄、地下六合彩、民间借贷等, 造成财富的转移, 大量的地下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 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考虑这些因素,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

4.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 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 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 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于高收入者来说, 占有住房、土地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 随着资产的不断增值, 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在不断提高。如果我们将近年来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考虑进去, 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会更加严重。由此可见, 在一个社会当中, 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那么, 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

5.造成贫富差距的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 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不可避免的原因, 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 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 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 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其次, 由于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同, 创造的物质财富价值不同, 取得的劳动报酬也会不同;再如, 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 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 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 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 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 同这些原因相比, 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非正常的因素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 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 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民众之所以对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不满,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 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 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导致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较小。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

1.共同富裕的必要性。严峻的客观事实告诉我们, 改革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先富论”, 必将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 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共同富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 是科学发展的前提。

第一、共同富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只有解放全人类, 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这是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改革时, 已经提出了相当清晰的思路, 即“两个大局”思想与“两步走”的思路:内地先要支持沿海, 指出“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 “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 也要有一定的限制, 例如, 征收所得税”, 并指出“这也是个大局, 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思想的背后显然是改革分“两步走”的思路, 即改革的第一步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的第二步, 是先富起来的地区与先富起来的人群反过来帮助后富地区与人群,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共同富裕是科学发展的前提。贫富差距过大, 会抑制社会消费, 影响经济增长。当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时, 财富分配向富人急剧倾斜, 20%的高收入者拥有市场80%的购买力, 而80%的穷人却消费不足, 社会经济在经历了快速增长后将陷入由于消费不足导致的萧条之中。

第三、共同富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贫富差距过大, 将导致各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增加, 同时, 腐败及一夜暴富的现象, 也让一些人认为社会不平等, 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的不稳定, 使投资者对投资的安全性丧失信心, 因而减少投资。

2.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是一次历史性考验。近几年, 在经济学界有一种说法, 即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是各种社会矛盾多发期。所谓各种矛盾, 其中就包括收入差距拉大。但是, 学者们说明这一观点基本上用的是战后拉美国家的资料。拉美国家确实在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上出了问题, 陷入了所谓的“拉美陷阱”中难以自拔。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之一, 是贫富悬殊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不仅国内市场难以开拓, 更为艰难的是人心无以凝聚。

我们不仅要把眼光远远地望到拉美国家, 更应仔细看看近在咫尺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在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 城乡发展差距拉大问题同样遇到过。但他们是在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左右就下决心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 当人均GDP达到二三千美元时, 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就一并解决了, 此后一直没有较大的反复。韩国即使经历了1998年那样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 虽然人均GDP也曾经大幅度下跌过, 但城乡差距没有明显扩大, 而且能够迅速在危机中站立起来;日本在十多年的低速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情况下, 城乡居民的收入一直保持着农民略微超过市民的格局, 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没有明显拉大。我国台湾农户的收入水平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市民的80%左右, 基本上实现了均富的发展目标。面对贫富差距拉大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解决, 中国应该解决的更好, 这是历史性的考验。

3.共同富裕, 也是市场均衡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不同, 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是均衡, 失去均衡, 交换就难以进行, 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活力。当然, 市场经济要求的均衡是有弹性的, 尤其是以货币交换为内容的价格机制起着巨大的调节失衡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价格机制打破了被计划经济长期固化了的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 制度性地解决了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短缺问题。但是, 多年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新的非均衡因素, 最基本的是供过于求, 表现为大量商品和生产能力过剩闲置, 金融机构大量资金无处放贷。这就产生了同计划经济时期异曲同工的怪现象:以前是消费者手里有钱买不来商品, 现在是消费者手里缺钱买不来商品。解决过剩性质的非均衡问题, 基本思路是增加穷人的收入, 让他们拥有提高生活水平的货币支付能力。否则, 过去的短缺会让计划经济的危机因素愈积愈多, 同样, 现在的过剩则会让市场经济的危机因素愈积愈多。每一件商品和每一份生产能力的过剩, 在本质上都意味着债务。债务因素积累过多, 不但会让债务人破产, 同样会导致债权人破产。因此, 穷人收入水平低, 不仅是穷人的问题, 也是全局性的社会经济问题。

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 篇4

所谓科学技术观，即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某个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依据时代要求和实践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寻求和不断开拓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由此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所认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是指根据中国时代要求和实践的需要，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寻求和不断开拓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由此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

而在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那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科学观。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表现。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之前，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虽然有所进步，但是在经历了大跃进等活动后，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科学技术都是处于一个止步不前、岌岌可危的状态。而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立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的最高地位，把知识分子的地位从地底泥平反成了工人阶级。它既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科学技术发展必然结果。社会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自然科学，必然包括在社会生产力之中。科学技术一旦渗透和作用于生产过程中，便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现状告诉我们，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生产力诸要素全面渗透，同它们融合。

纵观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科技兴国是我国的必由之路。还记得小的时候学历史，非常喜欢看清朝之前的历史。那是因为以前的科学技术虽然发展的比较缓慢，但总体上是不断交流和提高的，而且我们的科学技术比其他国家的要高超，使得我国处于领先的地位。而清朝则闭关锁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但是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跟不上其他国家的脚步，就容易挨打。而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提出“洋为中用”、“西体中用”等说法，但由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握在他人手中，而他们非常清楚

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就等于掌握了世界，所以我们学到的科学技术就只有普及的或者是落后的。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让我国重新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找

到了我国发展的根本方向。

现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首先，高科技及其产业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据统计，我国现

阶段高新科技产业的人均产值，是传统工业人均产值的5到10倍，是手工

业的50到100倍。其次，当代产品中的科技含量高度密集，极大地提高了

产品的商业价值。从以前的出口初级产品为主，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变

为现在的出口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为主，将资源的利用价值提高，其中科

学技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

决，要靠尖端技术和人才。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使其

成为我们的武器。

因此，我觉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

大大推动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推进了中国总体的发展。虽然在很多方

面我们仍然在学习当中，甚至出现了类似融合日法德技术的中国高铁的事件，但

这些不正是牛顿所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更远的风景”的境界么？只不过在时间和效率上有一定的问题而已。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凡事不能急功近利，关于人民的事情还是要以人为本，科学技术也需要长期的实验去验证其安全性和

实用性才能广泛应用于公共事业，造福人群。科学技术的安全性和实用性将会是

我们未来重要的研究重点之一。

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

我是来自10级经济学（2）班的学习委，我叫张盼盼，很

荣幸有这次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担任学习委员这一职务的经验。

转眼间大学生活已经过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担任着学习委员这一职务。回望这一年多，自己走过的路，留

下的或深或浅的足迹，不仅充满了欢愉，也充满了淡淡的苦涩。一年

多的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下面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大家一起

分享。

学习委员是班上的一个重要职位，在我当初当上它的时

候，我就在想一定不要辜负老师及同学们我的信任和支持，一定要把

工作做好。要认真负责，态度踏实，要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执行能

力，并且做事情要公平，公正，公开，积极落实学校学院的具体工作。

作为一名合格的学习委员，要收集学生对老师的意见和老师的教学动

态。在很多情况下，老师无法和那么多学生直接打交道，很多老师也

无暇顾及那么多的学生，特别是大家刚进入大学，很多人一时还不适

应老师的教学模式。学习委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学习委员要及时地向老师提出同学们的建议和疑问，熟悉老师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再次，学习委员在学习上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要有优异的成绩，当同学们向我提出问题时，基本上给同学一个正确的回复。

总之，在一学年的工作之中，我懂得如何落实各项工作，如何

和班委有效地分工合作，如何和同学沟通交流并且提高大家的学习积

极性。当然，我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比日：有的时候得不

到同学们的响应，同学们不积极主动支持我的工作；在收集同学们对

自己工作意见方面做得不够，有些事情做错了，没有周围同学的提醒，自己也没有发觉等等。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没有把英语四六级报名的时间，地点通知到位，导致我们班有4名同学错过报名的时间。这次

事使我懂得了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能马虎。

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 篇5

本书从我国卫生绩效50多年变化的事实总结出了“国家决策者和社会各界对卫生事业的认同和支持力度是影响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提出应建立科学健康观, 进而从政治健康观、经济健康观、文化健康观的角度对政治、经济、文化与健康的关系作了开拓性的论述;并对健康型社会的理论构建作了探讨, 还分别从家庭、农村、城镇、生态、生活、单位组织及角色诸多方面对健康型社会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尤其是对学术界长期很少研究、又不易阐明的政治与医学、政治与健康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 读来使人深受启发。正如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生命伦理学家沈铭贤评价的:该书在学理的层面上, 对健康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 以倡导科学健康观、促进健康型社会。我以为正当其时, 很有现实性。尤其是对健康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分析, 以往涉及较少, 颇有难度和新意。

本书注重理论论述与实践叙述相结合, 论述凝练严谨, 语言生动有趣。适合于卫生事业决策者、公共管理者、经济管理者、文化管理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医学工作者、医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阅读。

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 篇6

一、由先富到共富是共同富裕的一条捷径

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如何从时空的运动中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经历过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是邓小平作出了科学的规划,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即有先富到共富, 有序致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途径, 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但这样的发展途径并不是一个自发随意的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不可或缺, 它将通过政策调整和机制运行, 发挥调节贫富差距和稳步推进有序致富, 防止两极分化的作用和功能。“如果富的越来越富, 穷的越来越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2]也就是途径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轨迹发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映, 科学地提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更是长期以来积极探索求解的实践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 如何走上一条在经济较快发展中人民较快地富裕的捷径呢?邓小平早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 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 影响左邻右舍, 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 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 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3]。“这是加速发展, 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

二、先富到共富具有明确的规定性

邓小平共同富裕和关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思想, 具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1.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是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 小生产思想在中国占有绝对优势, 因此, 绝对平均主义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再加上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偏差,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把共同富裕视为平均主义, 容不得出现一点先富后富、多富少富的差别。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 “左”的思想开始占主导地位。在分配领域里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把按劳分配中包含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当做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把如计件工资和奖金等较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报酬形式, 统统砍掉。其结果只能是同步贫穷、同等贫穷。对此, 邓小平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 实际上是共同落后, 共同贫穷, 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2]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有先有后, 有高有低, 波浪式、非平衡发展, 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刀切”、“齐步走”, 追求无差别境界, 追求绝对平衡, 只能是一种幻想。因此, 平衡只是相对的, 而不平衡是绝对的, 事物发展总是呈波浪式向前发展的, 即使是共同富裕还会有不同, 绝不会一模一样。因此, 共同富裕不能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 更不等于平均主义。奔向富裕实际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实现的过程, 要求所有地区、所有人一齐富裕起来, 这是不切实际的。因此, 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同时, 事物的发展和运动是有序的, 其有序性的效率高于无序性的效率。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 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也是同样的道理。”[2]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打破了平均主义, 打破了“大锅饭”,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对此, 邓小平指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 新办法比老办法好。”[2]“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 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总的说来, 除了个别例外, 全国人民的生活, 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2]

2. 一部分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两极分化有原则区别。

我们实行让一部分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 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保证, 从而避免两极分化。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 其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因而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巨大积累, 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 造成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的阶级分化。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 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两极分化产生的条件。而且“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 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 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只要我们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1986年9月, 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 就是说, 不会导致富的越富, 贫的越贫。坦率地说, 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1990年12月, 邓小平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 情况就不同了, 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 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2]1992年初,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说:“如果富的越来越富, 穷的越来越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2]

三、先富是为了辐射致富和有序共富

让辛勤劳动、合法经营的人先富和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 从而通过发挥“辐射效应”, 形成“辐射共富”。

1. 邓小平讲得很清楚, 要让“那些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先富。

先富必须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实现。这些人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 创造了较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他们的劳动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他们应该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而光荣的。对于遵法守法, 通过合法手段抓住机会搞经营而致富者, 这也是正当的, 是党的方针政策允许的, 是值得鼓励和允许的。而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 使“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 影响左邻右舍, 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3]。

2. 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 先富裕起来。

中国是一个大国, “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2], “能发展就不要阻挡”[2], “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 可以更广大地开源”[2]。由于自然、文化、经济结构、历史等多方面综合因素的作用, 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在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发展质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邓小平还具体地要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 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邓小平认为, 上海目前也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 也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 先富裕起来, 这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 而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构想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 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 要用全局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3. 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是从辐射致富, 进一步在地区间达到有序共富的战略理念。

邓小平在1988年9月提出了“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 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 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 发展到一定时候, 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精髓是从“先富到共富”。在邓小平看来, 对东部沿海优势地区的优先发展, 重点支持、政策倾斜, 就是为了使改革开放取得良好的效益, 使该地区尽快富裕起来, 然后以此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实现有序致富、先富到共富, 邓小平在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具体设想, 他说:“可以设想, 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 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间题。到那个时候, 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 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由此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很显然, 这是一个有效缩小地域差距, 逐步摆脱落后状况, 消灭贫穷, 实现有序共富的过程, 也是一个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过程。在进入世纪之交、中国总体实现小康目标的时候,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进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 即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强调国家要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西部支持的力度, 东部地区要在率先发展中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发展, 最终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这是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的坚持、丰富和发展。

四、防止贫富差距过大, 必须筑堤引流

防止贫富差距过大, 避免两极分化, 必须实行“筑堤引流”。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致富行为可以不采取什么限制措施。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 也要有一些限制, 例如, 征收所得税。还有, 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 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 决不能搞摊派, 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 但是应该鼓励。”[2]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并通过政策和法律法规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加以调整和调节, 进一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 避免两极分化的出现。改革越是向前推进,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越是成功, 越要注意防止出现两极分化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此后, 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不搞两极分化, 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 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 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2]

对于出现的贫富差异扩大现象, 邓小平指出要采取切实措施, 防止两极分化。先富后富, 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 不是“两极分化”。为了使“先富后富”的政策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致于走到两极分化, 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措施。其中包括, 第一, 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他说:“只要中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第二, “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 也要有一些限制, 例如, 征收所得税”。第三, 对困难群众, “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 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予有力的支持”。第四, “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 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等等。实践证明, 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五、在发展道路上注意解决新问题

实践证明, 先富带后富是一条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正确道路, 是一条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 在处理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上, 目前还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认真加以分析和解决。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之间的差距过大, 而且有愈来愈大的趋势。早在1993年, 邓小平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4]。一是要对中国发展起来后如何富裕以及富裕起来后如何分配作为大问题研究, 当做大事来抓。他说, 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 富裕起来以后怎样分配, 这都是大问题。二是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基础上仍然有一个如何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 不能仅仅满足于公有制制度这个基础。他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 实际上两极分化会自然出现。三是必须注意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要用各种手段、方法和方案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问题。他说, 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又说,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 大多数人没有, 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 会导致两极分化, 这个问题要解决。现在看,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些话高瞻远瞩, 又有很强的预见性。这是在新形势下对原有先富与共富科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由过去那种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由过去的平均主义守穷到讲究效率、兼顾公平, 收入分配领域出现差距, 这本身是事物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性是其规律性的反映, 但非平衡不等于失衡。我们主张和力求在非平衡中努力追求和保持相对平衡。因此, 在当前, 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的矛盾, 首先要在解决分配不公和后富人们的问题上下工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坚持“先富后富”这个大政策的同时,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在保护合法收入的基础上,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整顿不合理收入,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保障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水平, 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缓解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 并通过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第二次分配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正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所强调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基和税率结构, 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 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 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逐步建立健全财产税制度”;“加大执法力度, 加快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这些重大的决策和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同邓小平先富与共富科学思想完全统一, 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至今有的把邓小平理论定为“先富论”、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共富论”的观点, 显然是片面的, 不科学的, 完全是一种误解。而且这种割裂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观点, 十分有害。因此, 全面地解读、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先富与共富的科学思想, 对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推进解决当前分配不公和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1-07-02.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3-375.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