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精选12篇）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 篇1
一 地方性知识概念及其意义
我们首先讨论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界定,以明了知识何以都是地方性的?何以是语境主义的立场。
首先,让我们看看劳斯给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为了全面和准确起见,我们引用他的解释如下:
科学知识的标准模型是把其看做是普遍规律的知识,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正当有效。然而,只有使用各种桥接原理(bridge principle),并且确定各种与情境相关的事实,而这种情境需要被包括在该规律的实例之中,这些定律才能被应用于这些特定的情境中。因此,这始终是一个如何把普遍有效且正当的知识带入地方性情境之中的问题。……新经验主义主张把分析移向与此相反的方向。即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实际上只获得了一种对于地方性地、情境地现象的实践性掌握。[1]
……我将对科学实践进行分析,这一分析将揭示科学实践之理解的地方性和存在性特征。科学知识首先和首要的是把握人们在实验室(或者诊所、田野等等)中如何活动。当然,这种知识能够转移到实验室之外的其他各种场合。但是,这种转移不能理解为只是普遍有效正当的知识主张的实例化……,我们必须把转移理解为对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改造,以促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我们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性理论走向其特定例证。[1]72
……在我看来,理解是地方性、生存性的,指的是它受制于具体的情境,涉身地包含在代代相传的解释性实践的实际传统中,并且也存在于由特定情境和传统所塑造的人的身上。理解因此不是一个对世界的概念化,而是对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述行性领会(performative grasp)。[1]63
第一段文挑明传统科学哲学是如何看待知识的,传统标准观点认为:普遍性知识通过桥接原理应用于地方性情境。第二段文指出,不是普遍性的知识被我们带入地方性情境中,而是我们只能在实践上掌握地方性、情境性现象,从而说明从来掌握的是地方性的东西,而不是普遍性的东西,传统科学哲学把方向搞错了。第三段文指出他所理解的地方性的涵义。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其地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 or status),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等”[2]36。劳斯的地方性知识的科学说明较多地吸收了库恩关于科学知识包含于使用具体范例能力之中的主张,也吸收了新经验主义者的关于科学发展并不依赖于理论的观点;也特别吸收了海德格尔关于所有的理解和解释都需要处于地方性、物质性和社会性情境中的技能与实践的说明的观点。[1]72
我们对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语境性的基本观点如下:
(1)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识,一切科学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由于一切科学家的实践活动必定是情境化的,是定位于某一实验室内或者某一探究场合的,因此,从任何特定场合和具体情境中获得的知识开始都是局部的,这些知识虽然经历了反事实条件的抽象,但是一经回到经验场所,就会再次把情境带回来。
(2)表面上,科学知识给人以普遍性的假象,但这是知识标准化和抽象化造成的。科学知识只是看似具有普遍性,而实际上,这是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的一种表征。(1)
从科学实践的视角看,我们把科学看做是具体实践活动,而不是一套全称命题陈述之网,那么,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科学家在具体情境中通过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产生出来,并且依据具体情境进行辩护的,因此,离开科学实践,科学知识不仅无法产生,而且也无法理解、传递和辩护。专业X光师可以解释X光片反映的东西,专业外的普通人则无法理解X光片反映了什么,就是因为X光师的学科训练与普通人的情境和训练是不同的,他们当然处于不同地方性知识背景中。这就是劳斯所明确指出的,“科学知识根本就是地方性知识,它具体包含于实践中,而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和独立于情境的规则”[1]72。哈金也明确指出过,知道如何在实验室这样的地方性座架中行事,是新手和老手的重要区别,是科学家建功立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这都表明了科学知识的掌握与运用需要地方性把握,科学知识无法独立于地方性情境。
二 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看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与语境性特征
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我们看看它的运用是否不需要具体情境。我们认为,万有引力定律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尽管在普遍主义科学观下它被表述为一种“万有”的普遍性表述。
首先,没有什么知识所框限的认识不是有条件的,有较好的经验证据支持这个立场。科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的相对性历史。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诞生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某些方面已经失效,其质量是运动质量还是静止质量?其引力作用是瞬时的、超距的还是需要传递的?很明显,这时万有引力定律就露出了它在牛顿力学语境下的特性了。这也表明了这个定律是一种依赖于牛顿时代,依赖于经典理论作为其正确性的辩护语境的地方性知识。任何科学知识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这本身就是地方性的表现。
第二,我们之所以把万有引力定律认为是普遍性的知识,还有一种混淆,就是把知识在何种条件下为真与普遍为真混同了。卡特赖特指出:“我们最好的物理学理论的巨大经验成功可能论证了这些理论为真,而非它们的普遍性。……所以,物理学定律只适用于它的模型适合的地方”[4],“不存在定律的普遍涵盖”[4]8。的确,卡特赖特支持了地方性知识的观点,针对具体的科学理论,她进一步指出,我们倾向于问:“‘怎么可能存在不受牛顿定律支配的运动?’答案是:存在着不包括在牛顿理论中的其他运动原因。……风是寒冷的和一阵阵的;纸币是绿色的和白色的以及揉皱的。这些属性是与纸币质量、地球质量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无关的”[4]。
第三,万有引力定律的形式,在不涉及具体地点的引力作用时,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意义的数学形式,它与静电平方反比定律的数学形式完全一样。
以上的公式是什么?是万有引力定律吗?要使得这个公式被称为万有引力定律,就要使得它具有经验意义,就要把它运用到具体情境中,要与环境和条件给予的境况相关起来,这变得极其必要。第一,在运用万有引力定律时,两个物体究竟是相向运动还是相背运动,还是互成90°角度运动,或者静止呢?当这些条件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计算和不同的情境化的运动景象。第二,万有引力定律从来在自然状态下绝不是就只有它在起作用,可能有其他力同时起作用。这是对于具体情境就需要根据需要考虑混合情况。第三,要使得万有引力定律单独发挥作用,必须作出有效的屏蔽,这在卡特赖特看来,就是要求设定条件,要求建立一个律则机器。当条件和屏蔽不同时,引力给我们的运动情境和经验是不一样的(1)。这都表明,引力作用的经验表现在不同境况下是不同的,而不是普遍有效的,是与具体情境联系在一起的。
更为重要的是,万有引力定律针对的是质点,或者可以把质量集中于质心的物体之间的引力作用,对于质点,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一种经典物理学的理想化的东西,自然中没有质点。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热力学中的容积、温度与压强关系定律,也是理想气体的定律,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在现实中则需要修正,比如以范德瓦尔斯经验定律来进行修正。
三 科学这种地方性知识何以看似是祛语境化的?
如果没有普遍性知识,为什么科学这种地方性知识常常看似普遍性知识?
事实上,上述问题已经不那么尖锐,因为经过理性批判主义和历史主义对于普遍性知识的批判后,该问题早已被弱化。我们知道,波普尔就认为经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可以被证伪,或具有可证伪性。这在事实上已经潜在地指出了科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一定地域和一定时间范围内适用的知识。历史主义更加激进地说明科学知识是掌握在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手中的,不存在一切科学共同体共同享有的科学知识。这都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知识具有地方性特性,是暗含着语境主义立场的。
随着科学实践哲学的诞生,人们一旦采取系统的科学实践观点看问题,视野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劳斯对于认同科学知识普遍性的普遍主义科学观所采取的批判论证和阐释策略,与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他采取的是两类论证策略:第一类关于知识本性的一般性论证,这种论证不是采取把科学仍然看做为知识表征,而是进入到实践介入世界的活动里看待科学和研究科学;第二类则重点在揭示地方性知识如何走向普遍性知识的实践机制。我们在前面已经或多或少揭示了第一类论证的观点,所以我们只对第一类观点包含的方面作出说明,而在这个部分重点讨论第二类论证。
我们先来展示第一类观点的要点,它至少包括三条:
第一,基于实践,应该把科学视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而不是像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家那样,只把科学视为理论语句系统,命题陈述之网。由于科学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因此,尽管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有着区别,但是这种区别绝不意味着本质的绝对的差异,绝不意味着科学是唯一具有独特性的文化活动。一旦科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本质区别被解构掉,那么,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就同样被解构掉了,认同其他文化的相对性的观点就同样可以移植到科学这种文化现象上了。
第二,在所有科学实践活动中,指出决定科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活动是实验室实践,它们在理解科学知识和说明科学知识本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必须重新确立实验室实践在科学说明中的地位。作出这样的论证后,只要再对实验室的地方性作出说明,这个部分的论证就可以结束。劳斯等人通过解释不同的实验室的发现的地方性特征,对此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比如关于DNA为什么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由华森和克里克首先作出发现的说明[1],拉图尔和伍尔伽关于科学实验室的科学家活动的说明[5],以及塞蒂娜类似的实验室文化研究工作[6],都是此类较为突出的说明。
第三,由于科学实践的参与性、建构性,科学实践活动具有地方性的存在论和解释我们参与的地方性世界的同构特性,因此,只有在一个地方性情境中,科学说明才有意义,而所谓的普遍性恰恰是通过地方性转移的标准化来完成的。关于科学说明的合理性问题,已经有许多科学哲学家对科学说明需要语境作出了论证,这里实际上只需要表明这里的语境不只是知识的上下文关系,而是与实验室及其仪器设备等皮克林意指的物质力量相关的情境,这个论证就可以完成。劳斯也是这样作出的论证。
由于理论活动就是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是无法离开具体的情境的,它们都处于具体的情境中。如此,科学知识在其本性上就具有满足地方性知识的必要条件。而任何科学知识的产生、形成与辩护都需要具体的科学家及其相应的地方性共同体来完成,因此,就科学知识的承载主体也不是无个性和主体间性的统一的人类,也是具有地方性的主体。
现在,我们把论证重点放在论证地方性知识何以看似普遍性知识,或者论证地方性知识如何走向“普遍性知识”的机制是什么。
事实上,在人类学中,并非没有人类学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些人类学家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或者一个佐证:把地方性知识转译为“亲密知识”,按照生产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远近把地方性知识称为与亲密处所有关的知识。当然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这种亲密处所应该作广义理解,比如视之为自觉情感的天地,它生产知识的社会场所,重新划定着人类-自然之间的边界。它也是理性的。如拉弗勒斯认为,一切知识即使地方化程度各自不同,实际上都可以当做地方性知识来看。由于这许多知识从中生产的实践的缘故,一切知识也都是亲密知识,尽管其亲密程度各不相同[7]56。并且认为,亲密知识的提法同样会导致如下结论,即“一切亲密关系在其面前都要成为地方性的东西——这样一种普遍性是不存在的。这个提法以对称方式言说研究者、田野工作助手、树木和伐木人。它既坚持肯定相互遭遇(人与人之间的以及人和非人之间的遭遇)的时间和空间的重大作用,也强调具体行为者在特定环境中的实践的决定性意义”[7]56。
普遍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经历了真正的祛情境化的过程,然后才走向普遍性知识。地方性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经历的所谓祛情境化的过程,并非是真正的祛情境化,而是标准化的过程。劳斯充分意识到这两个观点的分野,也意识到论证科学知识标准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科学知识常常表现出似乎剪除了情境性的指涉,有能力把科学力量扩展到实验室之外业已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特色,这在形塑科学的文化形象上特别显著。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说明那些超越地方性的显而易见的广泛的证据,那么先前关于科学从根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就无法得到稳固的确立”[1]112。
让我们首先从类比出发。我们的某种工具总是根据特定的目标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设计和制造的,但是一旦在特定情境中为完成特定任务而设计和制造的工具创制出来了,它本身有可能变成一种更具有完成其他任务的工具,经过试试的阶段,它可能进一步改进,变得更具有一般目的的设备了。特别是按照所谓的标准尺寸和样式制造工具,而不是根据日常做法制造工具时,比如制造锤子或者按照标准尺码裁剪服装时,它们的确开始失去了与特定的人、特定的任务或者特定情境之间的指涉关系,但是它们仍然是“上手”的事物,只是功能“平均化”了。劳斯把这种平均化称为“科学问题、工具、程序和结果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涉及两个方面:事物自身的转换,从而可以在原初座架之外可用;以及发展更为普通的解释,使得它们有被外行使用的可能性”(1)。因此,在实验室内外,的确存在研究产物和使用工具的平均化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标准化的产物。工具标准化了,研究产物经过标准的说明被实验室之外的研究者理解了,可在相同条件下重复了;这种标准化的确会给人以抹杀科学知识与生产这种知识的特定地方性及其偶然性之间的直接的指涉关系,但是,按照劳斯的观点,其实这里的标准化只是使得这种指涉关系变得不确定而已,并没有消除科学知识与要理解事物的活动场所和地方性领域之间的指涉关系。类似于用具的普遍适用化进程,某种科学知识只有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可适用具有不同特殊用途的各个具体情境,知识的可理解性才能大大加强。这是一个过程。只有面对科学史作出过程性的实例解释,才能理解这样的过程和标准化的结果。
四 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扩展
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的,它之所以能运用于实验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技术的扩展。技术扩展包括两个部分:第一,科学知识在技术上的标准化运用;第二,科学知识发展要求技术本身更大的发展。劳斯指出,为了把科学家实际所知知识(包括技巧、诀窍等等)扩展到它的地方性语境之外,人们不仅必须精炼和改编程序、策略和工具本身,而且还必须部分地重构实际所知技能知识得以应用的情境[1]118。所以,事实上是我们通过改造世界使之适应科学,才使得科学的地方性知识扩展到实验室之外的。而在通常,这种标准化改造常常被遮蔽。但是,只要看到出现了大量的标准化部门,我们就知道这是事实:测量、观察、计量和监控,专门的更为通用的实验中心造就了这样的境况。比如,通过划分时区,把标准化的时间计量扩展到各个地方,这样对于知识的标准化会首先带来标准统一的技术。如时间的标准的改变,从沙漏、机械时钟到铯原子钟,以及各地地域时间计量的不同标准的逐步统一化,时间的测定不仅变得越来越精确,而且变得越来越标准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关于时间的地方性知识是如何被标准化的,即日本的时间计量如何与西方对接的。(1)更意味深长的是,直到最后,日本“不定时法”网络被西方“均匀”时间网络所取代,也并不是因为“不定时法”自身多么“不科学”、多么“繁琐”,按照一些日本学者委婉表达出来的看法,这是因为日本“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全盘移植”,并且最终还是靠明治天皇———这位锐意使日本栖身于西方列强之列的年轻君主———的圣旨才得以在日本全境实现的。[8]
在论证现代科学即“数理科学+实验科学”是地方性知识时,还有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贡献。在此,卡特赖特作出了突出贡献。卡特赖特的论证策略是为现代科学找到它的适用条件,即现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为真和有效的条件。卡特赖特把这种条件称为反事实条件,把这种境况称为“其他情况均同”,并且认为,现代科学成立的条件境况是一种律则机器(nomological machine)。按照卡特赖特,模型就是一种律则机器。模型就是律则机器的蓝图。[4]62律则机器和其他情况均同的条件,使得现代科学可以在实验室里把要研究的对象和关系简化到只留下一对因素,然后操控它、干预它使之按照人为设定的因果关系出现。这样在对象和人工设定的条件共同作用下,满足律则机器条件的定律在这种律则机器成立的地方自然成立、有效。于是我们无需移植定律,我们只需把定律成立的实验室条件移植到世界的另一实验室,让这种条件被设定出来,定律就可以在这个实验室为真。卡特赖特指出,“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如行星系,我们对物理学定律最漂亮、最准确的运用,都是在现代实验室中那些完全人为的、精确限定的环境里”[4]54。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被科学及其实验室改造的越来越人工化了,我们几乎生活在一个人工的世界里。野生的果蝇不适宜于实验室研究,要把果蝇改造几代后成为实验室果蝇;小白鼠也被改造得纯而又纯,甚至成为某种公司的专利产品(可见小白鼠不是自然物,而是科学的人工制造物)。反过来看,从逻辑上说,科学研究的不是真实的自然,而是被抽象了的自然,是抽空了的自然,是改造为人工物的自然。是反事实条件成立条件下的“自然”。自然若是自然的,就必不是反事实条件的。因此,这种人们以为研究的自然,实际上是人工物。是塞蒂娜所说的,通过实验室,科学家把自然带回家的那种自然。“实验室科学可以把对象带回‘家’,并在实验室中‘以自己的方式’来操作它们”[6]113。因此,在我们看来,卡特赖特事实上是找到了现代科学的地方性特征和条件。它之所以是地方性条件,就是因为它只适合于实验室,超出实验室,它就无效(只有星空在某些方面例外)。而之所以现代科学看上去那么有效、那么普遍,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把适合科学某种定律使其为真的实验室从一处搬到了另一处,当某类实验室扩展到全世界时,适合于这个实验室的那些科学定律就在全世界为真,也就看似普遍了。科学正是通过实验室对自然界的这种大规模的人工化改造,才获得在全世界运用的资格,并且使得其知识形态具有表观的“普遍性”。
在我们看来,卡特赖特的这种说明比劳斯诉诸权力和知识关系的说明要更为内在些、更为自然些,因此也更容易让人接受。拉图尔的一个类比用在这里似乎很能说明问题:
当人们说知识“普遍为真”的时候,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知识就像铁路,在世界上随处可见,但里程有限。说火车头可以在狭窄而造价高昂的铁轨之外运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魔法师却力图用“普遍规律”迷惑我们,他们说,这些规律哪怕在没有铁路网的灰色地带也是有效的。[9]209
五 结语
以上我们从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例证的角度分别讨论了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地方性问题。地方性知识观是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观点之一,对于地方性知识本性的阐释使得科学实践哲学与传统科学哲学区别开来,这种知识观针对人们长期受到污染的知识观,即形成的普遍性知识观,提出了所有知识都具有地方性本性的观点,是有很大震撼力的,在人们的知识观普遍受到污染的现时代,它的确很难被人们所一下子接受。但是,想想这种知识观给予我们的价值,我们就会认同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
一旦持有这样的知识观,所有的知识在价值上就都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异只在地方性及其地方性条件上,而不是等级和好坏上。当然,不同的知识在有效性上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对于地方性知识的选择上并非是完全无约束的,而是要受到解决问题的机会、有效性等等具体情境的制约。
无可否认,西方科学知识走向标准化的过程比其他民族和地域的自然知识要好,正因为如此,它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科学语言和方法,被标准化和认可的一些共同遵循的方法和术语。而这一切都是实验室和律则机器的原因。
总之,劳斯的“地方性知识”是这样一种知识:首先,知识的生成和辩护具有其特定的情景,这种情景包括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群体价值观和利益关系等。其次,知识是随着我们创造性参与而正在生成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普遍的,在任何时间,一切场合都能拥有并有效的东西。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ongoing——在途中。第三,“地方性”丝毫不意味着“封闭性”。地方性向一切参与开放,向一切实践开放。地方性情境永远是动态的、开放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就不难理解“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的观点。它是实践互动的结果。
摘要：科学实践哲学在本质上是语境主义的;科学实践哲学与提倡语境性的观点和立场不谋而合。那么,科学实践哲学在哪些方面是提倡语境主义的呢?我们以为,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与语境主义高度一致;科学知识的索引性也强调语境解释的不可祛除性,这些都是科学实践哲学与语境主义高度关联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科学实践哲学,语境主义,地方性知识,索引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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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 篇2
（l）“科学之科学”是把哲学当作包括一切科学在内、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永恒不变的理论体系。古代哲学家把哲学看成是“知识的总汇”，近代一些哲学家把哲学说成是“科学之科学。”
（2）近代以来，随着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就成为人们必须正确回答的重要问题。（3）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阐明了哲学与具体科学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二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①二者的区别是，具体科学以世界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哲学则以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②二者的联系是，哲学以具体科学的成果为基础，并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哲学所概括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对具体科学的研究又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代替论”和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具体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的“取消论”都是错误的。
（4）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科学之科学”，这既限制了具体科学的发展也使哲学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不利于发展。
1.实践的本质是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 篇3
关键字：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当前中国的国情需要建设和谐社会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发展很不平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和谐问题比较突出。对于不和谐问题，必须用发展和改革的方法予以解决，这既是党在长期执政中经过艰辛探索所积累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必然选择。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例如，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问题、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问题、资源消耗过度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等。为了减少和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为了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并把新的社会阶层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就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二、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
“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时代主题，这是一种理念。“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对象，本是原则、理念、要求。人有三层：个人、群体、人类；本有三义：相对人对物的依赖，把人当主体；相对人被边缘化，把人当作依据；相对把人当作手段，把人当作目的。因此，它要求我们尊重人、关怀人、为了人。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人为本”之所以是时代主题是因为以前我们对人的关注不够，对人的尊重不够，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并为实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和谐社会，人人共享；构建和谐，人人有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在于不断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多一份宽容。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社会，只有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心情才能舒畅，发展才有活力。人际关系和谐了易于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产生科学的决策，提高工作效率。在和谐的氛围中，大家可以集思广益，畅所欲言，更容易制订出适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在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中，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够形成强大的向心力，自然就提高了工作效率。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前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对自然资源的盲目的无限制的掠夺，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自身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断提高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解决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呢？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财富的最大化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分配的公平化就是要把蛋糕分好，蛋糕做大是前提和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蛋糕做大。同时不能忽略了公平问题，不能忽略公平分配问题，要把蛋糕分好。
五、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坚持以人为本，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继承、运用和发展，而且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不仅要把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第一，必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只有把各面群众的利益反映好、协调好、处理好，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好、处理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第二，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在体制、机制、法制上保障他们想干事业、能干事业、干成事业，真正做到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第三，坚决贯彻执行一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只有既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又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第四，必须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等方面关系的和谐。
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近年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党自建党以来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哲学，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换着研究的重点或主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本身却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去讨论理论创新，要从理论与实际、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上去理解或解读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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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 篇4
传统知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近代以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从经验与理性角度为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试图将科学建立在感觉经验或人类理性的可靠基础之上。但广义而言,他们都属于近代理性主义的哲学范围,是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一种理性知识论。在20世纪分析哲学兴起后,逻辑实证主义随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它们对科学知识地考察仍停留在理智哲学范围内,无论是科学知识的检验、证明还是知识的标准或意义问题,都坚持在经验和逻辑范围内的检验和证实原则。这种知识论蕴涵了一个基本的规范主义假设:科学家的科学认识是理性的活动,科学知识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而科学哲学,就是探究科学活动的理性规则,以便更好地指导科学家们的科学认识活动。总之,这种规范主义在理论的选择和评价标准上表现为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主要是看科学理论是否能够经受住经验和事实的验证以及理论自身逻辑是否内在一致,这也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所谓经验标准和逻辑标准。
具体而言,这种规范主义认识论是以客观主义和基础主义为前提的。西方近代哲学在笛卡儿和培根那里就已开始确立的认识论,正是以绝对的客观性为知识之理想的,他们强调科学是一项客观性的事业,由此我们必须尽量排除各种人为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所有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基础的前提,就是科学家所持有的关于事物之普遍本性的信念”[1],科学方法论的重点就是要强调科学的“非个体性”特征。人类认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所有个体性的成份都被视为有悖于客观主义知识理想的否定性因素,即使难以彻底根绝这些因素,也应该尽量克服、减少它,科学研究应当是一个冷静客观、排除情感纠缠的过程。波普的证伪主义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主张,科学家不仅应该对科学猜想的结果持中立的态度,而且应当设法来反驳它,科学家对于自己所提出的猜想应该不偏不倚、公正处之。
而且,传统知识论表现出浓厚的基础主义色彩。它强调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某种客观基础之上,这样知识大厦才可以搭建得足够坚实。施泰格缪勒说过,西方哲学一直都在试图为人类知识寻找一个最根本的、绝对的不容置疑的阿基米德点,因为世界必然有一个终极的本质,而只要哲学家将这一本质和意义揭示出来,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科学哲学肩负着为科学认识寻找基础并说明科学知识本质的重任,只有为知识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才能更好地说明科学知识的合法性。
在客观主义和基础主义基础上,形成了理性主义、规范主义的科学认识论。理性是自然科学的最大特点,所以传统知识论也被赋予“理性主义”的立场,理解科学就是要理解一种由个体科学家们运用理性方法的过程。所以,近代知识论把科学哲学的核心工作看作是寻求统一方法论的过程,并且这种方法在科学家决定、选择数据资料过程中已被验证了。从理性主义的立场来看,对科学核心部分的研究是逻辑和传统认识论的领域,并且与任何类型的社会分析都是无关的。[2]总的来说,在规范主义看来,人类科学认识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理性的活动规范,它是科学合理性的基础,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规范,无论这种规范本身是理性的还是先天的,以便认识论者能够获得关于人类认知本质的知识,而认识的合理性就在于对规范的遵循。普特南对这种规范主义的总结是最有代表性的(他称之为“方法崇拜”),“许多哲学家一直相信,科学活动是通过遵循一个独特的方法进行的。如果事实上真有这样一种方法,借助于它,一个人可保证发现真理;如果其他方法都没有发现真理的真正机会,并且,如果正是科学且唯有科学对这种方法始终如一的运用,才能说明科学的非凡成功和非科学领域的无休止争论,那么合理性(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也许应该等同于这种方法的拥有和运用。”[3]
二 “方法论崇拜”的理论难题
但20世纪后期以来,规范主义的“科学方法论(scientific methodology)看起来是已陷入了困境。方法论曾经为自己在科学哲学中的拥有的地位感到骄傲,但现在许多人对它的前景感到怀疑。”[4]194劳丹点出了规范主义认识论当前发展的基本状况,“方法论崇拜”面对着诸多理论难题。
“方法论崇拜”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经验决定的不充分性问题(the thesis of underdetermination),即理论与经验关系的复杂性问题。所谓经验决定的不充分性就是说,科学理论是在观察经验的基础上归纳得到的,但有限的观察经验却不足以决定哪个科学理论为真,由此我们可以从同一组观察事实之中发展出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理论。[5]正因如此,经验决定理论具有不充分性的特点,因为我们有关自然世界的理论总是从有限数量的经验现象中总结出来的,而理论则超越了我们对现象观察的有限性,换句话说,我们的理论是被我们所有可能的观察所不充分决定的,我们注定有在经验上等价但逻辑上不相容的理论存在。其实奎因(W.V.Quine)早就指出,“边界条件即经验对整个场的决定是如此不充分,以致于在根据任何单一的相反经验要给哪些陈述以再评价的问题上是有很大选择自由的。除了因为影响整个场平衡所发生的间接联系,任何特别的经验和场中的特别陈述都没有什么联系。”[6]奎因认为经验对理论判断的决定是不充分的,即经验决定具有不充分性和不确定性,理论与经验的矛盾问题是科学方法论面对的一个主要难题。
经验决定的不充分性问题认为,在有限的经验基础上,人们可以建立许多个在经验上等价的理论或假说。但劳丹和利普林(J.leplin)却认为,没有理由去假设所有理论都有在经验上真正等值的假说,即使两个理论在经验上是等值的,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样都能得到很好的证实。人们没有理性的根据选择“经验等值”理论中的一个,理论、观察实验结果和方法论原则之间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科学原理、假说、观察陈述、背景知识等并不是整齐划一的逻辑对象,所以,经验证据决定理论选择在逻辑上存在着难题。
其次,“悲观归纳”(the pessimistic induction)对传统科学方法论也带来了巨大冲击(“悲观归纳”,我们在这里借用了劳丹和希洛斯(S.Psillos)等人的提法,它最初是指对科学实在论的一个重要批评,但我们认为这种思路也适用于对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批评)。这种思想主要来自历史主义,“近年反对方法论的最有影响的论证大概根源于所谓‘历史主义的转折’”[4]195,以及之后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力图从“历史史料本身展现出来的科学观”来揭示“真实的科学状况”,以反驳传统哲学的科学观。他们论证说,我们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种种“哲学概念(体现在各种熟悉的科学方法论中)完全没能把握科学中伟大历史成就的合理性”,这些“历史主义者”声称规范主义的科学哲学违背了科学的历史事实。例如,“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与哲学家所提出的理论评价的方法论规范相悖。历史主义者主张,伟大的科学家没有按照任何科学方法论的建议做出选择,这彻底表明那些方法论是错误的。他们说,现有的方法论不允许把上述那些科学家的行动重建为合理行动,这是表明那些方法论之不恰当的决定性根据。”[4]195所以,科学哲学的规范主义合理性的重建性既不应该也无必要。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广泛汲取了当代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进一步通过经验方法来解构科学方法的合理性,试图将它纳入社会解释之中,从而彻底取消科学方法论的特殊地位。他们借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指出正如不存在私人规则一样,也不存在私人的发现,“要使发现成为一项‘发现’,就必须建立起新的公共规则”[7],而公共规则的建立,则是科学共同体集体协商的结果。而理性的科学方法如理性推理、科学实验事实上起不到判决性作用,实验作为检验的标准和进行实际检验是两回事,只有当人们发现某一科学解释存在疑问时,实验的可重复性才成为科学检验的标准。
第三,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借用了“不可通约”概念,指出传统理性方法论的独断性。库恩认为,经验和逻辑不足以构成理论选择的实际标准,这只是哲学家的理想而已,它与历史事实不符。历史上科学革命时,科学家持有根本不同世界观,对于理论选择,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观察或实验证据。这样一来,决定选择结果的决不能仅仅靠逻辑和经验,“新理论替代旧理论的革命性过程,在替代过程中旧理论应对不了逻辑、实验、观察所提出问题是尤为重要的”[8]。齐曼评价说,“在相互竞争的模型或类比之间的选择不可能在逻辑上自动的实现:它最终取决于人类的评价。这种选择常常通过某种‘约定’或社会性理解(即只有某个特定的系统应该被传授和使用)来解决。这样,约定主义就为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他们描述生活事实时,相当自然、相对合适地采用不同的概念约定”。[9]理论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科学方法的无效。
费耶阿本德则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经验事实在理论选择中的重要作用。他明确指出,“新思想的效忠必须靠论证以外的方法来达到”,科学理论正是靠着各种非理性因素支持与实验结果相矛盾的假说的产生和发展,必须靠宣传、鼓动、特设假设和诉诸各种成见这样的非理性方法达到。在他们看来,科学知识、方法的标准也都是相对的、都是随着范式的不同而改变的,[4]194当范式改变时,决定各种问题和提出的各种解答的合法性准则等方面通常都是有重要变化的,科学家获得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所谓“理性的规律、合理性的标准或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则”束缚的结果。
事实上,库恩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隐含了另一条理论思路,即自然主义进路。因为在库恩看来,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众多的科学理论只有通过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过程而进化和发展的。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所以应将科学像自然现象一样对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后,科学哲学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就是向自然主义的转折,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开始提倡自然化的认识论,普特南所谓的“科学方法论崇拜”也被“自然化”了。
三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兴起
为解决规范主义问题,许多哲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考察由哲学方法论转向了对自然科学的描述分析,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式解决规范主义难题。例如古德曼提出:“因为很多理由,哲学和认知科学应该联手,或者至少在其发现和理论方面应该语调一致”。[10]而以哥尼克为代表的认知主义科学哲学更强调了一种新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倾向,他把认识论与心理学结合在一起,把科学家的活动与儿童的认知活动加以比较,从而真正实现了心理学与认识论的结合。在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奎因,他主张认识论与自然科学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应该将认识论同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使认识论附属于自然科学,他为认识论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进路。在《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他提出了自然化认识论的基本纲领:“认识论,或某种与类似的东西,都将成为心理学的一章,进而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章”。[11]研究自然的现象,也就是认识的本质,科学认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样一来,历史主义的“悲观归纳”指责也就不复存在了。
由此一种被普特南称之为肤浅的、科学家式的、非哲学观点的自然主义逐渐成为当代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方向。可以说,自然主义认识论是在传统知识论遭遇到巨大困境之后的一次新的理论努力,在西方认识论、分析哲学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以奎因、古德曼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是在对基础主义批判的前提下提出的。在感觉刺激与信念输出、经验证据与理论、观察与科学问题上,归纳主义强调从观察材料概括出一般理论,即关注观察与科学的关系。但休谟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科学理论的证明问题,例如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理论的可证实性,经验证据与科学理论的关系等问题而科学发现更多的是心理学问题,这就是有名的“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的区分”。自然主义认为,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科学认识进行逻辑的研究,还必须包括对科学认识进行经验的研究。这是把心理学、自然科学成果直接引入到科学认识论之中的结果。
自然主义认识论指出,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科学知识实际上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用经验科学方法来研究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呢?针对语言哲学的分析性、规范性特点,自然化认识论更强调经验性和描述性,科学哲学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心理学。相对于分析哲学传统中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的二分,自然主义认识论强调二者的结合,反对在科学之外研究科学,为科学活动提供先验的规范标准。要用一种描述性的、经验的方法客观对待科学认识,在科学内部研究科学问题,以科学本身作为评价标准。事实上,自然主义认识论改变了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它不是在给科学提供前提,而是使哲学认识论附属于自然科学。这样一来,前面我们提到的经验决定的不充分性和不可通约问题也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人类认知模式是一种信息输入和信息输出的过程。这是反对规范性的认识论的根本原因,奎因的自然化的认识论超越了“第一哲学”的困境,取消了哲学原有的优越感,强调在哲学中贯穿自然科学的方法。正是由于把哲学与认识论科学化、自然化,抛弃了传统经验论对世界的逻辑构造的先验作法,因而开辟了认识论研究的新方向,最终确立了认识论研究的自然化方向,奠定了心理学在认识论中的地位。有趣的是,自然主义从此又走上了反弗雷格分析哲学的道路。根据科学研究成果,打破弗雷格禁止心理学进入认识论的警告,强调认识论不是先验的,我们的心理、生理能力与我们的知识密切关联。只通过个人心理过程解释认知问题,科学家具体的心理机制说明科学理论的产生,成功的科学理论通过认知因素解释,而失败的科学则借助社会外部因素给以说明。自然主义的进路确实基本消除了规范主义面对的指责,但这种“消除”是一种消极的消解。
四科学认识论的前景:规范化还是自然化?
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从规范主义发展到了自然主义,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科学认识论研究实际上还是徘徊在规范化与自然主义之间。
首先,自然主义并没有彻底解决传统认识论难题。它在将认识论研究从规范性转向描述性的同时,却导致了科学哲学的“取消主义”,在把认识论自然化的过程中,也就取消了认识论的自主性。例如奎因把“认识论看作是心理学的一章”,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事实上他在强调哲学与科学之间密切关系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取消了哲学认识论研究的自主性。而在吉尔看来,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就是要取消哲学认识论的自主性,因为传统的哲学认识论是一种“自主的认识论”,在理论主张上它要避免无穷倒退或循环论证,“科学理论必须能够按照独立于任何科学主张之外的原理要求进行证明,否则,这种证明只能是循环论证。”但是,吉尔认为,“认识论原理不存在任何自主的领域。”[12]但这样一来,自然化的认识论还怎样独立发展呢?
所以,普特南等人认为如果自然主义排除了科学认识的规范性与合理性,那么其行为无异于自杀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普特南对奎因等人的消除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科学理性不应当也无法被自然化”正是切中要害,这样的自然化认识论其实并没有进行任何认识论的研究,它至多可以算作是从经验层次上对科学知识认知的研究。但我们认为,知识论研究的自然化不是要像自然主义认识论那样要消解知识论,而是要确立其边界,使之成为一种经验研究纲领,“认识论学家提出的发现与辩护(语境)的区分其目的就在于防止社会学家不恰当的限制知识主张的有效性范围:牛顿定律在牛顿发现它以前和以后都是同样有效的,并且事实是,我们距离牛顿有三个世纪,但无论如何不能减少我们相信他定律的确证性。”[13]进一步讲,一个没有规范的认识论最终会走向怀疑论,规范性还是认识论的必要条件。
其次,自然主义认识论同传统规范主义一样,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体主义的认识论,并且,“大部分科学哲学的自然化进路都不重视科学实践的社会性”。[14]452唐斯认为,自然化科学哲学由于不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它所注重的只是用认知科学的成果(采用认知个体主义)来解释科学,这种认知个体主义立场,完全根据个体的心理过程来解释科学认知现象,强调对科学家个人的心理机制的说明就能充分地说明科学中哪些因素具有认知特点。但事实上,这是一种事后评价形式的认知解释,只解释了科学理论成功的认知原因,而忽视了存在大量科学失败的事实,或者暗示了失败科学的解释只能是一些非认知因素的原因。为此,堂斯强调说,科学家们应努力超越经验对每一个人的限制和制约,以便于对认识论研究进行分工。如果忽视这一事实,认识论家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生产事实上所拥有的社会要素这个重要要素的作用。
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认为,当代科学哲学的认识论研究,应该实现规范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协调和融合。
事实上,面对规范与自然化理路的争论,许多当代科学哲学家也开始主张摆脱方法论的这种二元对立。例如劳丹针对这个问题,明确提出了规范自然主义以融合这两种方法论的极端应用,他认为科学哲学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普特南也认为,人类知识和规范的性质虽然还无法明确地给出解释,但肯定存在着一种正确的规范化的认识论原则。自然主义认识论者用来解释真理和证据的术语,都是依赖于那些能够预设合理性的认识论基础概念,因而合理性既不能被取消也不能被自然化。如果取消了合理性,那么我们的陈述将仅仅是“噪音的制造”,思维也将仅仅是“不出声的说话”,理性不应当也无法被自然化。而劳丹也希望在自然化认识论和相对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规范自然主义,其主旨就是在强调认识论的经验性同时又要保持它的规范性功能。劳丹认为自然化的认识论以适当的方式保持规范性是可能的,如价值论对合理性理论和元方法论具有相对先验性,价值论的辩护是一种从价值论内部进行的概念性的辩护。所以劳丹指出,“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4]194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 篇5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与以往的哲学否认、掩盖其阶级性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申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表明，它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服务的，是无产阶级阶级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论武器，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学说。
2、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体现在哪里？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核心的观点。它要求把理论和实践贯通起来，打破了以往哲学知行脱节的严重弊端。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阶级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基础。科学的实践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地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了科学的说明。
3、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同时就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观点，蕴含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学习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方法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重大任务。‛
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1、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
实事求是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之中。
第一，实事求是体现了唯物论的基本观点。
第二，实事求是体现了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第三，实事求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第四，实事求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基本观点。
第五，实事求是包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
2、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党的思想路线有着丰富的内涵，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理论联系实际‛，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途径。理论联系实际，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必要途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都违背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都无法做到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
3、怎样做到实事求是？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满足现状、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与时俱进，就是要把握时代的新特点，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用这种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实践。
求真务实，就是正确地认识世界，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注重实践，脚踏实地，身体力行，追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是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掌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人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包含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即世界观，也包含基于这些总体看法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世界统一于物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价值是人的活动的内在尺度；等等。这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不仅彼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而且渗透着人民大众的根本立场，体现着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它们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这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的强大思想武器。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 篇6
关键词 新农村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城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由于当时国内矛盾突出等因素，该提议搁浅。2005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集中国内力量，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农村风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不仅是一部系统的理论蓝图，更将是一项改造农村面貌、城乡关系的伟大实践，而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理论方面、政策方面和实践方面的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我们以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哲学头脑去分析，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方法论指导下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我们一切实际工作的立足点。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毛泽东选集》第3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国人民共同期待的奋斗目标，但是，任何工作都要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展开，虽然我国已由农业国发展成为现代工业国，GDP总值连续攀升至世界前列，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城乡差别大。因此，在我国实行的新农村建设需要符合中国特色，而且在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建设应当有不同的具体规划。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不同地区的情况和条件，创造性地开创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二、尊重规律，积极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
唯物论认为，意识是对客观物质的反映，并且这种反映功能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规律具有客观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條件，从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客观世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人类社会领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同时社会意识也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我国城乡差距大，农村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比较落后，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实施一些惠民政策，如适当增加建设新农村的补助、政策上鼓励农民自主创业、改变愚昧落后，倡导文明科学。另一方面，要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探究和总结新农村建设规律，激发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选集》第1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供借鉴，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实践中获得真知，在连续的乡村调查中制定方案。需要大批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深入乡村学习、调查研究，对理论进行检验和升华。再从实践中归来，做出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统筹与安排。
四、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普遍性即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也必然与普遍性相联系而存在。要求我们既要能够从特殊性中概括出普遍性，又要在普遍性的指导下去研究特殊性。即遵循从特殊到普遍，再由普遍到特殊的认识秩序。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哲学依据。新农村建设不仅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字方针，但还有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实稳步推进的要求。体现出先从具体地区的个性中总结统一的共性标准，又以共性要求指导地区建设。及统筹兼顾，又鼓励个性发展。鼓励“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抓好典型，鼓励示范，反对“跟风跑”和“一刀切”盲目作风。
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生产关系能够反作用于生产力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基本矛盾，其中生产力其决定性作用生产力的因素包括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一方面要实现生产工具的革新，另一方面要着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进步，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新型农民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最具活力、最能够赖以支撑的力量。从生产关系角度讲，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不容小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不仅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更要激发农民参加生产的积极性。保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脚步和谐一致，稳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勾靖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考[J].财会通讯，2006 （01）.
[2]张勇.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哲学思考[J].现代农业，2007 （07）.
[3]温铁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J].人民网，2005 （12）.
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 篇7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 可以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社会系统内部诸种基本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或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其中心环节毫无疑问是“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人的个性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前提。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 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 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做到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促进个体的人的和谐成长与发展是社会的主要工作和责任。社会关爱人, 集体承认个人、尊重个人, 给人以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 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体现在人自身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的和谐发展等诸多方面。和谐社会说到底是人的和谐, 是人的身心解放、人格完善、人权保障、人际关系良好、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
胡锦涛强调:“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要通过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 深化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反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它之所以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 是因为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矛盾的稳定性与动态性辩证统一的社会, 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共存互动的社会, 是否将和谐社会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是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人们在认识和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 应该用辩证的、发展的和历史的观点来审视和指导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事物作为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 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它内部各种矛盾力量是不断变化着的, 这就会造成各种矛盾力量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表现着各种矛盾力量的不同地位、不同作用, 也规定了矛盾发展的具体内容、态势和方向, 这样就有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由于在事物发展过程中, 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是不断变化的, 因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不是凝固不变的、僵死的, 而是可变的, 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只有在认真研究事物的主要矛盾的同时, 又注意各种次要矛盾的发展, 注意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变化, 才能正确地预见主要矛盾的变化, 并且在主要矛盾一旦发生变化时, 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及时地把主要精力放到新出现的主要矛盾上来。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到邓小平的“和谐哲学”, 再到十六大以来提出的“和谐社会”新理论, 集中体现了上述原理。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 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和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 协调好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
三、努力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创建是党和国家当前工作的重点, 它包括了人伦和谐与天人和谐, 深刻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决定着社会面貌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更新、社会和谐地发展。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贫穷的社会也不可能和谐。胡锦涛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仅仅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 努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
和谐社会的内涵里无处不显示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始终坚持这一取向。在“以人为本”这一概念中, “人”有两个尺度, 即泛指任何一个具有公民资格的人和特指这些公民中的弱势群体。只有对“以人为本”这两个层次把握好了,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以人为本”不仅要求每个个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得到发挥, 个体得到充分的尊重;而且要求作为劳动者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保障, 能够充分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 并免除他人的侵害。然而, 我国在公民按自身能力发展的制度平台上还存在诸多问题, 突出的是政策性支持所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 以及精英与大众的剧烈分化而引发的社会断裂。现在的迫切任务就是要优化社会结构, 保证每个公民的身份资格得到平等的承认, 并有公正的机会促进其发展与利益的实现。最根本的措施是健全社会的流动机制, 保证每个公民都具有流动的权利和自由。这种弹性的社会结构才是有活力的, 才更具有和谐性。这样就能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 使各个社会阶层处于不断变换和更新中, 缓和社会冲突。具体地说就是要取消农民进城的就业限制, 破除户籍制度, 解除公务员的身份资格限制等等, 用流动性来缓解社会的不稳定, 用流动性来增强社会活力, 用流动性来使社会结构和谐。
3、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 只有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事物才能健康成长。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基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永恒追求所内含的一种必然要求。然而, 自工业文明以来, 旧式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导致了全球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灾害频发等一系列问题, 使人类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 也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界需要索取、利用, 更需要补偿建设。党和国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建立“五个统筹”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改善生存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 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等, 走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是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南, 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创新。
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博大精深, 其中心环节是“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和辩证的认识论为其哲学基础的, 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目前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和谐社会,矛盾观,认识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2]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讲话[N].人民日报, 2005-02-23 (3) .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 篇8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准确把握, 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在马克思那里, 矛盾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双方不是绝对对立或者绝对排斥的, 而是既相互对立, 又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 并都以一方的转化为条件, 转化融合为新的统一体。和谐即是矛盾辩证运动中的同一性状态, 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同一性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任何事物都必须在对立双方统一体中存在和发展, 矛盾双方互为前提、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吸引、相辅相成, 矛盾双方在统一体中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 并通过对方获得自己的规定性, 从而使矛盾双方都得到发展, 这就是和谐。第二, 同一性规定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同一性使矛盾双方相互贯通, 规定了矛盾转化的方向, 即一事物只能转化为与其有内在联系的另一事物, 这种转化即表现为矛盾的斗争性, 和谐则是事物转化的基础, 系统论中的“整体效应”便是矛盾的和谐所产生的结果。
从矛盾的基本属性可以看出和谐的如下特性:首先, 和谐是事物的一种状态, 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和谐是同一性状态, 是斗争性突变之前的平稳的量变阶段。量变表现为渐变, 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 人们看到的是事物的和谐状态, 及其带给人类的“益处”——稳定, 因而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其次, 并非只有斗争性的质变才能对事物发展起推动作用, 处于同一性的和谐也为推动事物发展起着量的积累作用。其三, 和谐是在矛盾转化前的上升阶段, 当矛盾双方具有某种相容性时方有可能实现, 一旦矛盾双方处于对立面分离的不和谐状态时, 再强调和谐反而会阻碍事物的发展。
在新世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2003年,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 000美元, 这是一个重要台阶, 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人均GDP从1, 000美元到3, 000美元的时期, 走出低收入国家行列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这也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微妙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 这一时期是社会矛盾多发期, 对社会矛盾解决方法的取舍可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向两种前途发展: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 因为经济社会变革, 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因而可以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 有利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新加坡等国是最为成功的范例。另一种是进入“矛盾凸显期”, 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露出来, 如果处理不当, 矛盾激化, 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 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拉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结构也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 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已经发挥出基础性作用。但是, 经济发展了, 经济结构调整了, 社会结构, 包括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 尽管已有了明显的变化, 但并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 许多矛盾不断暴露。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变过来, 各级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 我们在进行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 要特别强调进行社会结构的调整, 逐步消除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协调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同步, 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 广大人民群众都不同程度地分享了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但是, 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分享社会成果中是否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是否各得其所, 是人们关注的, 也是人们质疑最多的。同时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增长具有与时俱进性, 其需要总量的增长、需要内含的丰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具有更高的要求。相比而言, 社会管理体制由于缺少相应的规划和政策, 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 不能及时满足人们的需要。诸如此类的矛盾表现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同时, 改革开放后, 伴随着政府和社会职能的分离和企业中社会职能的剥离, 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为“社会人”, 大量与公民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要由社会各种组织来承担。但由于社会组织的不健全, 社会功能的不完善, 公民各种公益性的需求并不能得到全面的满足。因此, 只有协调各方矛盾, 培育和健全各种社会组织, 完善社会化服务网络, 才能真正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等各种需求, 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 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随之出现, 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所谓“利益多元化”, 就是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基础上, 社会关系和利益主体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趋向上呈多元化和多样性。其主要表现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都有其发生的根据, 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呈现出一元化与多元化、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局面。各自的利益愿望必然带来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必然导致政治诉求, 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我国目前所处的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过程, 也是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易发、多发期, 就业问题、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 是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其解决途径必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站在统揽全局的战略高度, 正确引导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协调与和谐。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抓住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和中心环节, 同时统筹兼顾, 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 事物是发展的, 事物的发展以矛盾的解决为条件。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但每一个具体事物所包含的矛盾及其侧面各具不同的特点;在矛盾的发展过程中, 矛盾及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要求我们坚持重点论,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 同时兼顾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对事物发展的影响, 在全面分析矛盾的基础上突出重点, 抓住根本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及其方面。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对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问题具有破题意义, 将“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动力”, 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党的十七大精确阐述了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辩证关系:“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 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 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性和人类的美好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 既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具体表现为“对外构建和谐世界、对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
(一) 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 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发展道路以实现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2005年4月, 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提出“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倡议, 同年9月,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 胡锦涛主席系统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阐发为“各国人民携手努力,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和谐世界的新理念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复杂多变的当前国际形势、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情出发, 提出的中国在和谐的世界环境中进行和平崛起的国家发展道路和国家发展目标。和谐世界理念是科学发展观从国际关系角度的灵活表述, 也是广义的和谐发展, 其提出对于完成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 迎接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挑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尤其是在21世纪上半叶, 我国既面临“黄金发展期”, 又面对“矛盾凸显期”, 其中, 最具根本性的是“三大挑战”:一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三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问题的挑战, 如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公平与效益的矛盾问题、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问题、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一系列挑战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关系紧张化的结果。应对这一系列挑战的有效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有力武器是坚持科学发展。 (1) 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就是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发展, 也就是坚持社会各个方面都要得到相应的发展, 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统一。全面发展追求的是和谐共荣, 即通过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共同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只有经济不断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命质量和生活水平,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 协调发展, 协调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 协调即平衡的过程, 是全面发展的一种模式, 也是一种手段和方式。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 齐头并进式的发展是不存在的,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先有后, 有快有慢, 有主有次, 这就需要协调, 只有经过协调才能实现全面发展。当前, 协调发展就是要克服单纯以经济收入或经济增长衡量发展水平的观点, 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城市与农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注重发展的整体协调, 强调各种发展要素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整合, 实现各方面发展的良性互动, 使各方得到利益最大化、最优化、防止相互作用中能量与优势的耗损与弱减, 从而实现协调发展。 (3) 可持续发展, 就是寻求社会不断发展与资源永续利用之间的动态平衡, 既保持人类财富积累的不断增长, 同时满足人类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需求,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科学运用自然规律, 克服单纯的利用和被利用、征服和被征服的狭隘关系, 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 将人与自然看作为一个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动共存。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遵循人的本质, 尊重人的价值, 坚持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观点出发, 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发展的历史, 是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和推动的历史。根据这种认识, 社会是人的社会, 人是社会的主体, 创造着社会的历史、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和谐需要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追求, 只有人与人之间形成共同认可的秩序, 相互协作, 相互协调, 才能整合出强大而持久的社会推动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出发, 正确地解决了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问题, 认为劳动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 是人所具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认识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 正确认识“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人, 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存在形式, 其本质在于探索与创造, 其发展在于这种探索能力和创造能力在实践中的实现与升华。历史与现实表明, 一方面, 人的存在是基础性的, 没有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人的经济活动, 也就无所谓人们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善即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在于保障人们更好地存在, 在于满足每一个人对其尽可能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经济的增长、成长、发展, 社会的进化、变革、进步——和谐都要由人来体现。因此, 只有充分认识人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主体地位, 才能彻底转换发展理念, 确立以人为主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也只有充分重视人的发展, 不断提高人的素质, 才能有效增强人的创造力、发展力, 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 充分重视人的价值, 不断满足人的需求。首先, 人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改造客观世界, 创造价值, 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要遵循人的本质, 尊重人的价值, 坚持以人为本, 一切以人为出发点, 一切以人作为最终目的, 即“人的价值至上, 人的权利至上”;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 尊重人民、依靠人民, 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思想强调人的需要的多层次性及人的要求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其客观内容则是顺从民意、关注民生。其次,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自主劳动为前提的社会, 在这种经济制度下, 人人都是劳动者, 且“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从而为劳动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提供了契合的基础。在劳动还普遍成为人们谋生手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劳动者的整体需求层次还不高, 在劳动者的需求满足上必须优先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 这是实现以人为本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当今中国社会, 以人为本的实现必须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入手, 积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 建设人性化的服务型政府, 真正为人民着想, 切实为人民服务。
(三) 认真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 充分尊重个人权利。人, 就其本性来说, 具有个人性和社会性两重心理。这一特质, 要求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中应有个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两块天地”。如此, 人性 (个人性和社会性) 、人的价值 (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方可充分实现, 从而人的自主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能有效实现。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中, 国家、集体、个人分别代表着不同层次的利益, 它们是平等自立、相互依存、互相制衡的关系。只有充分尊重和保障三者利益的现实独立性, 特别是尊重和保障个人合法的私有财产权利, 才能有效调动劳动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确保国家、集体利益的不断增长。因此, 激励劳动者个人的探索力和创造力, 促进以劳动者个人为基础的多层次利益主体的形成和相互协调, 乃是现阶段加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确保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
(四) 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 实现自然、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和谐社会就是要让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相处融洽协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善、气氛良好,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实现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开明。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激发活力、尊重创造、鼓励成功、肯定财富。构建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思想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构建和谐社会, 首先, 要围绕人的权利、需求来制定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在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 要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注重社会的文明进步, 不断提高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 使更多的人能够亲身体验经济增长的乐趣, 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只有使社会文明的进程与经济发展的速度保持同步, 才能逐步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 防止社会结构的失衡, 激发社会创造的活力, 使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状态得以实现。
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 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论的基本原理, 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 实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反映出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更加科学。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哲学意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人民出版社, 1995 (1) :144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C].人民日报, 20003-10-14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四次全体会议公报[C].人民日报, 2004-9-20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 篇9
一、社会主义本质论坚持了一般实践观和特殊实践观的统一
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基本点。正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了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是比人类理性历史更为深刻的历史依据,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它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以自然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为前提条件,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包括人类全部物质生产和生活、精神生产和生活在内的,具有多层次复杂结构的庞大系统。在这个庞大系统中,劳动生产的方式——生产方式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结构,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基础,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意识结构都是在其上建立的。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制约着经济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而劳动者又是生产力中的主导因素,劳动工具的使用、劳动对象的开发都是由劳动者来进行的。理所当然,社会发展的前途不可能是少数人的解放,而只能是全人类的解放,故而应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一言以蔽之,实践是实现人的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哲学意义上,实践和价值本身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那么改造世界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一问题直到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后才得以明朗化,即人类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显然,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本质同满足人民需要的价值取向真正统一起来了,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果。针对以往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片面理解,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这里包含了我国一度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损害社会主义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实践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实践观结合起来,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变成了活生生的实践运动。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构想只是描述了社会主义的大致框架,而对具体的细节却始终涉笔不多。这样,马克思就为后人探索社会主义埋下了实践的“伏笔”。在社会主义制度由书本的原则变为现实的制度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史中产生了种种争论,究其根源,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诚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实际不是应该设立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实的运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结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邓小平研究社会主义本质没有囿于已有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直面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面对实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于中国的实践,邓小平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样,邓小平一方面通过拨乱反正坚持和恢复社会主义的实践,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在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基础上,得出了当前最大的实践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双重结论。因为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正是从这一双重结论的思考、探索和经验总结出发,邓小平逐渐认识和确立了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3]在这一本质论述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社会发展和存在的基础,其实质在于重新阐明和恢复了生产实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实践活动这一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主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联系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的“中介” ,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主要阐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变革实践的趋势;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根本目的,则揭示了这两种实践活动的价值目标。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都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其核心内容。由于我国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加速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就显得更为紧迫。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第一要求,故而邓小平特别重视生产实践的基础性、决定性地位,多次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中心。由此可见,邓小平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坚持了一般实践观和特殊实践观的统一,所以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既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本质规定的深刻理解,又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国的时代特征,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实践人学思想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二、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逻辑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在认识思维中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发展过程。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从资本主义现实分析中得出的科学抽象,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则是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而来的思维具体。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预测,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以只能从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认识的基础上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在19世纪还只能是一些抽象的规定。建立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抽象,这只是对社会主义进一步认识的开端,而不是结束。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和进行,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抽象必然要达到思维和实践中的具体,必然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却相继在一些经济政治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些国家的实际生产力水平与马克思当初的逻辑设想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这就决定了由此而建立的生产关系必然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伴随着各国社会主义实践所必然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逻辑性的继续,而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的、跳跃性的社会历史途径。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这种特征,各国共产党人必须独立地作出自己的认识和把握,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加以深化和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的产物,也是在马克思抽象规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维具体。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虽然揭示了社会主义最普遍和最一般的关系及特征,却显然舍弃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丰富内容和多样联系,这是历史发展特殊性造成的理论和实践局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抽象规定变为中国的现实,必然获得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形式,在现实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规定。在邓小平时代的社会实践中,现实中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的,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其他经济成份和分配方式作补充,当然就有一个特定的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的问题。因此,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必然与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规定中有差异,要对马克思的抽象规定作辩证性的否定。这种否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原则规定的最普遍的一般的本质,是对原则规定的深化和补充。可以说,从解放生产力到发展生产力,从消灭剥削到消除两极分化,都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而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共同目标,更是不能不以公有制为前提。共同富裕本身就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标志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标志着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按劳分配的充分实现。这时候的生产关系才又回到马克思当初的逻辑设想,只不过它是更高意义上的回复,是包含着差异和发展的回复。
三、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了过程论的思想
在不同的时代和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随着实践的发展其表现形式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因而从过程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恩格斯曾说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然而历史上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却往往忽视这样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忽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富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社会主义从“建立”到“完全建成”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在吸取前人合理思想的基础,从现实出发,不仅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将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界定体现了目标与过程的统一,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静态概念转向了动态实践过程。
首先,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社会主义本质是一个历史范畴,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自然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必然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局部到全局、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长期发展过程。与此相应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必然是一个渐次展开的过程,因而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是一次就完结了的,而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概括和提炼的过程。事实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就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就开始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四人帮”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谬论,邓小平给予了坚决的批判。同时一次又一次地、越来越深入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使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以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的确不是完全清醒的,必须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新的概括。1985年,他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3]1231986年,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3]1990年,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邓小平用精确而简洁的语言,表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至此,社会主义本质不仅首次有了明确表述,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由片面到全面、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其次,社会主义本质系统及每一个要素自身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往界定社会主义定义时,往往只从静态的角度注重某些既定的特征,而忽视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因此很难作出一种既适用于社会主义过去,又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现在,同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一个能够涵盖全过程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表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克服了过去仅从静态揭示社会主义的局限,而用了五个动词:“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在动态中生动地描述了社会主义本质,沟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揭示了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理想,也不是永恒不变的社会制度,而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实践活动,因而它不可避免也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因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要有一个过程,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也要有一个过程,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样要有一个过程。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全国共同富裕的实现,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地区上讲,都将是逐步推进的,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动态发展过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较低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阶段与较高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阶段联结成为一个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整体,在二者之间,也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架起了一座“钢铁桥梁”。这是邓小平智慧的体现,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发展。
当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绝不会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终结和最终答案,我们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之中。这些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创建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就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
摘要：社会主义本质论是由生产实践和社会制度变革实践的手段及其目的构成。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目的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一般实践观和特殊实践观的统一、是社会主义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哲学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
关键词：实践哲学,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 篇10
1自信之基础——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立足基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比于十七大报告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阐述, 增加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根据我国实际国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而道路自信正是在道路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形成的。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
(1) 顺应历史发展之潮流的时代性。
任何发展道路都离不开历史发展的潮流, 历史在不断地发展, 道路也在不断地前进,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道路才能走的更远。同时, 道路也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因为它是对于时代交往实践、时代的社会生活、生产状况的客观反映, 要体现时代发展的特征, 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 触及时代面临的问题。“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证明, 凡是比较正确地认识国情并深刻理解所处时代的特点, 就能实事求是地制定出切合客观需要的战略方针, 并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反之, 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一样, 正因为具备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时代性特征, 才能坚定道路自信不断前进。
(2)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特色性。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 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 不同民族和国家面临共同的时代问题, 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共同的时代主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反映全球化的时代背景, 反映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但同时也不能完全消融掉民族的差异和特色。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民族在时代背景、民族文化与时代实践相结合的背景下选择的, 由于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发展水平、历史传统以及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不同, 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和国家也会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 所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具有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特色性。
(3) 立足国情着眼未来的科学实践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表现形态, 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 在实践中找到符合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正确道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无论是旧中国的革命斗争, 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建设,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 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我们没有现成答案,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 立足国情着眼未来, 在科学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自信之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理论、创新实践和历史主体
(1)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理论依据——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道路无科学理论的指引则显盲目。马克思1843年9月在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讲到工人运动内部的思想混乱时说:“看来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 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马克思的意思很明确, 由于工人运动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 因而在道路选择的问题上陷入思想和行动的混乱。因此, 探寻和解决道路“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 就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 使社会实践能够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向前推进, 选择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正确道路。
从党的奋斗历程看, 道路的选择和前进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而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 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再到科学发展观,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党的理论发展不断开拓创新, 开启新的道路征程。显而易见,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科学引导和精神支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会随着新的实践要求而得到深化和提高, 这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科学而成熟的理论准备, 因此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理论依据。
(2)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现实依据——创新的社会主义实践。
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 这一科学先进的思想理论成果不是从书斋中产生的, 而是在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互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同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不是仅在思想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 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时代特征和创新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性实践, 而实践又证明了选择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 是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 还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 还是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 这是走什么道路、道路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最终, 在创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 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探索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坚持改革开放, 促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建设, 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使中国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路, 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这成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现实依据。
(3)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主体依据——党的领导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关键;唯物史观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历史实践的主体, 因此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则是道路自信的最广泛而深厚根基。
中国的历史表明,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群众找到国家和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 并且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之路。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可以看到, 在党的领导下, 我们民族复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因此我们可以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保证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不动摇, 有能力组织起广大人民群众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向繁荣富强、幸福安康的光明之路, 人民群众愿意为其贡献自己的力量, 也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 因此坚定道路自信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3自信之使命——沉着应对挑战,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 坚定道路自信, 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 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全面把握机遇, 沉着应对挑战, 赢得主动, 赢得优势, 赢得未来。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因此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 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加大工作力度, 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 从而畅通实现途径。
联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内外形势,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极大的挑战和考验:一方面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国际舆论此起彼伏, 中国同美国等大国在贸易、汇率等问题上磨擦不断, 中国周边的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接踵而至;另一方面是国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建设滞后、群体性矛盾冲突不断等问题, 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难度更大。面对当前的困难和挑战, 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挑战中所包含的机遇,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信心。坚定道路自信, 善于运用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 在应对挑战中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2) 坚定道路自信,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它从一开始就拒绝自我封闭, 而是积极借鉴吸纳当代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因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进步因素之大成, 因而有着占据历史制高点的自信。我们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 担负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使命。
坚定道路自信,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不走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不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十八大报告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原因就在于“封闭僵化的老路”故步自封, 有悖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改旗易帜的邪路”盲目西化, 不符合中国国情民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根本指向, 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基本目标, 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追求, 因而具有政治感召力、社会凝聚力和价值导向力。因此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义不容辞的使命。
在历史浪潮中无数仁人志士对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进行过艰辛的探索, 最终唯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创造性地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同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一致的。但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审视现在,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 道路决定命运, 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因此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发展前进, 就要始终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 不为任何困难和风险所惧, 不为任何杂音和噪音所扰, 扎扎实实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10) .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11) .
[3]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2-3.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7) .
[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 篇11
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中道路自信就是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不动摇，这体现着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它要求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有了其内在的一般与个别的哲学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不仅鲜明的反映着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它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对世界历史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中国模式；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3
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重要宣言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其中道路自信就是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不动摇，这体现着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来源及内容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有其内在的一般与个别的哲学依据，邓小平曾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鲜明的体现着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性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来源涉及马克思主义扬弃观、发展观和价值观三方面的内涵。
首先，扬弃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产生中有其重要的历史依据。“扬弃”就是既要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顾本国实际特点，僵化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指导实践的弊端，又保留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发展模式。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遭到了普遍的质疑，而中国共产党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它既不是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道路，也不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上抄来的道路，它是对封闭僵化老路的否定和批判。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克服一切困难不断努力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几代领导人坚持在否定意识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国内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创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富有创造性地成功的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对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开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万分宝贵的经验和物质基础。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明确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体系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国内外纷繁复杂的时代下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从“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破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向了新世纪。新世界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提出了怎么样发展的问题。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如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继续深入推进把这条道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正披荆斩棘，中国梦也愈加清晰，民族的伟大复兴越来越近。
其次，科学的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意识产生的重要条件。整个世界处于一种永无止境，不断变化和永恒发展的过程中，而创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须在正确意识即正确的发展观指导下才能不断地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正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在历史发展选择的洪流中抓住了时代的背景、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做出的正确的道路抉择。实践证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以正确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循序渐进式的改革，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顺利的实现了社会的稳定转型，避免了中国在发展中走向极端化。这一发展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到的那样，全党全国人民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
最后，正确的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实现的最终目的。道路自信这种创新意识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在于形成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也就是中国人要对自己的道路有自信心。只有中国人自己对自身的整体价值观具有充分的自信，才能自觉的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让中国不断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以一种无可比拟的发展速度崛起的中国，充分展示了对自己革命道路和理论价值选择的自信，只有坚定这种道路自信，奋发向上、百折不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证明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道路自信，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定对自己所选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自信，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的实现途径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坚持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所阐述的普遍发展道路，又密切联系了中国当代的具体发展道路，它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都已证实了我们道路选择的正确性，只要中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既不走死板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中国梦”的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由于中国目前并将长期处于的特殊的发展阶段，就赋予了“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时代特征。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建党百年的“中国梦”，这是实现建国百年“中国梦”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基于中国实际的国情，以实践为依据，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创造性地成功开辟的道路，它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之所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成为了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是因为它是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道路，具有独特的优势，更为“中国梦”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坚持道路自信是实现“中国梦”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推进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稳定的政治核心，有其独特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决策者也好，各级干部或老百姓也好，有一种特殊的哲学思维，就像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因为有这样的态度，遇到问题时，大家并没有卷入了抽象地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认为问题出现了，我就应该解决问题。这种意识非常的重要，首先承认了问题的存在，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实事求是的针对问题，有效的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国情，得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很不发达，综合国力很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因此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承载亿万人民的梦想和重托，不断增强了综合国力，这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成为党的十八大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就标志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更高阶段成为中华文明格局开启的演进新里程。“中国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入了全新的能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不仅为“中国梦”的实现指明了方向，而且也必将以“中国梦”为精神寄托和承载主体。实践证明，实现“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终归宿，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道路自信，中华文明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文明型国家必将崛起，“中国梦”必将实现。
（二）坚持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改革开放为基点的以全面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道路。正像我们领导人一再强调的那样，自从建国以来中国的发展历史是不能割裂的。中国之所以能成长为今天如此强大的中国，既要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构建的国家制度有关，又要和邓小平等一些领导人开辟的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的模式密不可分。所以，直到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体始终没有改变，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仍然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探索着，不断发展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政治等体制的改革，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地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抉择要求我们要抓住国内国外两个方面，既要联系国内自身的发展特点，又要根据国内外的发展要求，把握发展方向。充分发扬国内资源的优势和特点，在国内外条件相互转化中抓住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把握发展全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发展的道路，它又是在改革开放中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向往，只有真正的实现了“国富民强”它才不是一个“梦”。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不仅为了告诫人民，中国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又取得了什么，不断激发我们追求中国梦的正能量，更重要的是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方式，走向了世界文明的舞台。
（三）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特征的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主流的发展道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为了更好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发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的力量。因为自己的道路一边连接着自己的国情，一边又衔接着中国的理想世界。它既承载着过去的历史，也预示着未来的明天。中国道路的开创是有历史源头的，也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是几代人的共同奋斗、创造和积累的伟大成就。然而，中国道路的内在灵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没有这个科学的主义，这个理想的层面，道路也就不可能有灵魂的指引。更重要的也是因为，道路自己本身也是传承着中国五千年伟大的历史的辉煌，有其传统的道义。为了寻梦、实现梦、就必须先寻路。中国的道路，本来就承接着中国梦的，而中国梦也就是中国道路的信仰。无论在探索积累还是在发展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信我们对现代化的现代梦、社会主义的国家梦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梦的不懈追求和高度自信。中国梦虽然很让人向往，很诱惑人，但它绝不虚幻。因为在道路探索的开创中，一直坚持以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梦既是国家的民族的梦，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我国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不仅要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要使全体人民、全部地区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十几亿中国人的民心所向，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真正的主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有真正的使每个人感受到发展的利益和发展的成果，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实现方法和途径，进而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肯定，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历史影响及世界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在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独特的中国风度、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国特色，努力占据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辉煌，需要一代又一代国人为之奋进、有所作为。我认为，其中“坚定信念”是尤为重要的，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点，振奋精神、激动人心，有助于增强自信从而坚定信念。
单纯的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巨变和发展经验。近代以来，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围绕着实现现代化进行了不同模式或发展道路的探索，而我国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通过艰苦奋斗、努力创新和大胆实践，探索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开拓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与苏联等一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改革开放3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国力的巨大提升，突破了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道路既不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但又能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点而不失去自我，成功的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作出独创性的贡献。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相比较，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的联系起来，创造性地实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有效地化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独辟蹊径的创造了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模式。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成果上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确立了我们选择道路的正确性，更加激发了我们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向前的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更使人们看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希望，进而更加有力的推动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实践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时候，中国模式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中国梦能否实现，成为了中国人民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何更好的完善中国的发展模式，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也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理想和追求。而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个方面，我们既要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广阔前景，又应该看到发展道路中的挫折和曲折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诸如思想上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不一致，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但这些问题与我们的成绩不能等量齐观。更重要的是历史没有终结，未来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存在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是，该做好自己该办的事，走好自己脚下的路。如今，中国模式的成功更加坚信我们的宏伟目标，和伟大的历史使命将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
在未来的发展中，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中国就能打赢经济仗，打赢制度仗，打赢信念仗，打赢虚拟世界的传播仗。到那时，中国人将会对自己国家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和制度深怀自信，中国模式也将被世界所尊重。在这个大变局中，坚定这个道路自信，就是坚信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只要我们坚定这个自信，中国必将战无不胜，百年复兴之梦就必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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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12-13.1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3，63，371.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复兴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 篇12
关键词：心灵哲学,科学倾向,功能主义
一、心灵哲学的科学主义倾向
从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内部分化出的一些哲学家在坚持经验主义实在论的传统时, 促使逻辑主义思想中强调科学客观性和实在性的观点得到更大的发展, 以更灵活的方式承认了科学理论实在的存在, 事实证明了将科学和哲学严格地区分开是不现实的。归根到底, 心灵哲学的研究对象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为心灵哲学寻求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理论、方法或者知识。首先, 科学主义的心灵哲学在方法论上是多元化的, 无论是费格尔、斯马特、阿姆斯特朗、刘易斯等倡导的当代心身同一论, 还是普特南、福多等人强调的“心灵就是大脑内的计算机”的功能主义观念, 罗蒂、斯蒂克等主张的取消民间心理学的变革, 以及以突现论的观点阐释心理想象的斯佩里、邦格等哲学家的理论来源和出发点, 以及支撑这些思想内容的形式各有不同或者说毫不相干, 但是这些思想、理论却有着共同的倾向, 意在寻求一种一般规律, 使得心灵哲学的理论能够遵循科学的、普遍的规律, 并且尝试通过科学的方法阐述和解答心灵哲学中的问题。
作为认知科学的核心内容, 人工智能哲学同心灵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对认知科学的狭义理解, 可以说认知科学不是一个研究领域, 而仅仅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假设。就像大脑的计算理论就是一个假设的理论, 人们根据计算理将大脑比作是一台计算机。而广义的认知科学涉及了对于认知科学研究的领域, 还包括了在该领域研究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规程。它不仅能够获得对于心灵、学习及心智能力的理解, 还能在理论的基础上研发智能装置并以此增强人的心智能力的原理[1]。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及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被认为是构成当代认知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将这些学科联系在一起体现了认知科学在当代科学及心灵哲学研究中的作用, 同时也体现了认知科学在认知革命中重要地位。
认知心理学把智能思维是如何产生的作为该学科探讨的重点。此外, 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 认知心理学研究人类的内在的心理相关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在脑中得以实现的。将外部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加工的一系列过程是认知心理学考察的重点也是认知心理学中的核心问题。心理事件被赋予某种结构的同时能够折射出心理及意识等心理学中的问题同样可以被列为有组织、有结构的对象被考察。认知心理学把主义、模式识别、记忆、知识的组织、语言、推理及分类等方式作为认知心理学研究的论题。认知心理学具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及这两种理论为核心的发展倾向, 第一种是具有信息加工取向的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 第二种是建立在和联结主义相关理论基础上而被称作是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的心理学研究倾向。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将心理活动看成计算机的运行并以此为隐喻, 然后对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 进而以此方式揭示人的认知过程, 人的认知过程就是对一个信息的接收、加工、储存以及输出等方式构成的一个系列操作。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建立在神经与数学的基础之上, 并且不像认知的信息加工那样对心理现象进行抽象的分析, 联结主义的模型不是抽象的。联结主义者的理论模型从神经系统的次级神经中产生的, 联结主义眼中的理想化的神经系统是一种以数学和计算为基础形式的模型[2]。此外, 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的核心理论就是把神经活动看成是计算的过程, 联结主义者要做的工作就是证明神经系统进行着系统化的、规则性的运算。另外, 联结主义认为中枢加工器的内部本身应该具有一个控制系统存在其中, 控制论不仅仅适用于与外部事物之间的关系上, 也应该指向系统的内部。科学倾向是当代心灵哲学发展的催化剂, 是当代脑科学、认知科学及信息科学等科学领域的发展促成的, 从科学意义上揭示心灵的本质。
二、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功能主义思想及理论的形成离不开科学主义的兴起, 当语言哲学的地位逐渐衰退时候, 科学伴随着人类思想史的进步而得到发展, 相应的, 有关心灵哲学的研究也开始被添加了科学的色彩, 因此, 哲学家们着从科学的角度探索人类心灵的本质问题。一种以强调人脑功能和计算机功能相似的观点开始出现并且成为讨论的热点, 引起了一些哲学家们的争论, 其中以心灵哲学中的功能主义是直接受到图灵机的影响和启发, 功能主义旨在通过功能的角度、因果的规律等方式、方法寻找抽象的层次了解关于心灵内部的状态。普特南则认为以物理化学为范式的脑或神经系统的内部状态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心理状态, 然而, 心理状态却囊括了生物界中所有有机体的功能类型和功能状态。不同的心理状态相互之间, 以及心理与感官的刺激、相应的行为反应之间相互影响, 并且具有因果性的关系和扮演着不同功能结构“角色”的作用[3]。功能主义是要揭示人类心理活动、状态及心理事件等均是大脑功能的种种体现, 而大脑的功能恰恰是和机器及机器人对于信息的储存到信息的加工、处理, 再到信息的输出的过程和功能是相似的。这样一种过程是大脑内部的封闭的、独立的过程, 不受外界各种介质的影响, 大脑的这样一种功能不同于将心理状态等同于大脑的神经状态的“同一论”的观点, 功能主义的产生可以看做是对于同一论的反驳, 功能主义并不善于将本体论的问题作为解决心灵问题的出发点, 却擅长解释外在的必然联系, 这种相互间的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心灵状态和心灵状态以外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二个方面是心灵状态同相应行为反应之间产生的关联, 第三个方面是不同心灵状态之间的“磨合”和相互作用。功能主义中的功能属性可以通过数学及生物学等方面进行描述, 这样的描述过程必须遵循逻辑数学的语言规律[4]。
三、功能主义对心灵哲学问题的划分解及解决途径
功能主义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心理属性是功能属性上, 如此说来, 解释功能说明也就间接地解释了功能主义理论中的心理属性。对于功能是什么, 从功能主义者那里得出了不同的理论, 也代表着功能主义的不同种类的划分。
常识功能主义的理论受到了心灵因果作用理论的影响, 假设心理状态之间包含了因果关联性。平常生活中, 人们的行为总是和来自某些愿望的信念相关, 一个信念可以导致适当行为的发生, 常识功能主义认为一个心理事件由其他的心理事件的输入及输出条件的方式所决定。不同种类的心理活动参照所有心理系统的内部构建及输入输出与外界事物的联系机制。所以, 常识功能主义者认为我们的心理状态都具有特定的因果关系和因果作用, 这些关系和作用又源自于我们的欲望、信念以及直觉等状态[5]。
机器功能主义的理论是心灵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功能主义理论, 该理论来源于普特南所提出来的“心灵是计算机”理论, 人类的认知能力就是一种“数学能力”, 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和利用功能的映射。图灵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模型, 作为以台计算装置, 图灵机由输入、执行单元及输出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执行单元根据输入的状态而转到该状态上, 并以此状态给出相应的输出。机器功能主义以数字的计算方式为模型进而解释人的内心。图灵机的发出的不同指示被提前进行了预设和设置, 先前的内在状态及输入决定了接下来的工作, 后来机器功能主义者将随机自由的观点对原有理论进行了补充。
小人功能主义的理论是对机器功能主义的补充。首先, 小人功能主义认为机器功能主义对于心理层面和功能之间的划分不清晰, 并不是每一个自然等级都适用于机器式的结构和功能。其次, 机器功能主义的心理解释是建立在实证论基础上的, 这就需要建立在心理和物理现象的一般规律之中, 然而这种规律却不存在, 于是以解释人的行为是根据该行为系统的功能作用的理论被运用到了小人功能主义中。小人的概念是根据每一个系统中的每一个子系统, 就像每一个小人都是由次级的小人构成, 以此类推, 次级小人由更次级的小人构成, 每一次级的小人都有他自己的作用。由此说来, 系统由一个个的子系统所构成, 每一个小的系统都有其独立的功能和作用。在这种理论里心灵也被认为是由一个个小的模块组成的, 再复杂的结构都能被分解为完整的、单独的、小的单元模块。
目的论功能主义理论的产生是对机器功能主义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它和小人功能主义的发出发点是一样的, 但是理论却不一样。机器功能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将机器的机械式方法运用在普遍的事物之中, 使得一切事物都具备了心理状态, 而目的论的功能主义通过限定功能的运用来消除这个问题[6]。目的论的主张是在完整的有机体组织结构中发挥有机体本身拥有的功能和作用, 目的论的功能主义是从生物学和目的论的角度出发诠释功能。
参考文献
[1][英]罗姆·哈瑞.魏屹东译.认知科学哲学导论[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176.
[2][美]罗伯特.索尔索.邵志芳等译.认知心理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0:35.
[3]高新民.唯物论的难题与取消式唯物主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 (2) :1-3.
[4]张雷, 林丹.进化认知心理学的模块说[J].心理科学, 2006 (6) :1412-1414.
[5]殷筱.心灵哲学中唯物主义理论在语言向度上的螺旋式发展[J].哲学研究, 2011 (7) :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