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主义比较研究

科学哲学主义比较研究（共9篇）

科学哲学主义比较研究 篇1

一、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

从我国的发展历史来看, 发展成了中国摆脱贫穷的道路, 发展的道路是从历史总结出来的, 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发展的过程就是对以前的经验进行总结, 在总结的基础上, 找出整个社会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根据邓小平理论, 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首先要做到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生产力实际上标志着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 即它是人类控制人与大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能力。所以, 社会主义强大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发展了就能够为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以发展观为物质基础, 发展过程中要讲科学, 科学地进行生产力发展。从我国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可知,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重视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对科学发展进一步阐述和评价, 认识到其重要性, 并把科学发展确立成我国的主导指导思想之列。科学发展第一要义是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视科学发展思想深入, 因为科学发展是我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力量, 能够推动社会发展, 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 我们必须弄清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 把发展作为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坚持走科学发展观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不断创新发展思路, 从而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共同实现我国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的工作核心。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发展观, “以人为本”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宗旨。“以人为本”是共产党的宗旨, 党的工作理念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造福而奋斗和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制度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并提倡尊重人民群众、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的发展观点。

二、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 是继承马克思主义中“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论点,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即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以人为本”等基本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产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 其创始人有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自然、社会与人类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一般的规律, 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统一, 也是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找出了关于人类思维方式、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的一般性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领域, 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般规律是一个相对的真理。所以说, 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理论基础, 它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资源, 是科学发展的基础。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 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愈来愈明显, 生产行为在引起较远的自然后果。从此, 我们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 我们必须弄清自然界与人类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在实际生活中尊重大自然, 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指出“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 而且有下降的过程。”, 这就是现在我们认识到人与环境的一体性的理论基础。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与基础, 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对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主导思想起铺垫作用。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科学发展也继承了毛泽东“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内包含着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他从这些重要思想中汲取关于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 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 变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理念走向成熟的标志。

结语:

科学发展观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思想, 它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 在更好更快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要：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科学发展体现出了整体性精神, 科学发展观遵循了“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 即它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认识和分析问题。科学发展通过党的十八大进行的阐述和评价, 已经被确立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的党的主导思想行列, 它给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工作思想和方法策略。本文从科学发展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开始入手, 主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科学发展观目前的发展状况进行探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1]余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的科学发展观[J].福建党史月刊.2010 (14)

[2]岳江勇.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下的科学发展观[J].学理论.2011 (06)

科学哲学主义比较研究 篇2

现代性、科学主义与科学哲学

现代科学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现代性的话语,带有浓重的科学主义色彩,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科学主义弊病的.逐渐暴露,科学主义开始成为批判的对象,然而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各种探索尝试仍然共享着现代性的叙事策略,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要彻底超越现代性,必须要从科学实践的角度入手.

作 者：蒋劲松 JIANG Jin-song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100084刊 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9(6)分类号：B082关键词：科学哲学 现代性 科学主义

科学哲学主义比较研究 篇3

一、两部教材具体内容的递进性和重复性比较分析及处理建议

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必然性。

(2) 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3) 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比较分析与处理建议:

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在高中的《生活与哲学》中专门以“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为框题进行了详细介绍。这一框题分为三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必然性”和“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问题, 高中教材阐述和大学教材阐述差不多, 而且难度也不大, 所以可以考虑这部分主要由学生自学。而要重点介绍和详细论证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所以, 中学所学的这部分知识有助于充分理解大学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下的分观点之一: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关于其他方面的分观点中学教材只是蜻蜓点水般提及, 并没有详细说明。所以大学思政课教师, 在教学中就要注意在这一点上多加分析, 加强理论传授。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2)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3) 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4) 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5) 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比较分析与处理建议:

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与之相关知识在高中《生活与哲学》中的第二单元和第三单元。

第二单元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这一单元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入手, 通过引领学生正确认识外部世界, 正确处理物质和意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 在实践中探索和发展真理来实现的。本单元主要设置了三课。前两课主要讲物质和意识关系, 第三课主要讲实践和认识的关系。

第三单元与第二单元的主题相同:如何正确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只是本单元侧重于从方法论的角度回答这一主题, 用思想方法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世界是怎么样的”壮丽画面。本单元可以看作是第二单元的续篇。

经过比较发现, 除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观点外, 其他内容在高中《生活与哲学》中都有详细阐述。所以大学教师在这一单元的教学中可抓住“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重点说细说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第一章的学习, 为科学世界观的树立打下理论基础。高中已经详细学习过这部分知识, 为了避免重复学习带来的学习厌倦, 建议大学教师不要局限于具体知识点的说明上, 而着重引导学生把握这一章的论证思路和知识间的逻辑结构, 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

第二章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

(2) 认识的本质。

(3) 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4) 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5)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 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7) 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比较分析与处理建议:

与这部分内容相关的高中知识是在《生活与哲学》中的第六课“求索真理的历程”中学习的。本课设计了两框:第一框是人的认识从何而来, 第二框是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

通过比照发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 “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知识点, 高中《生活与哲学》没有提及。而且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要求辩证思维能力较强, 尤其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影响到现实生活中对待真理的态度, 直接关系着正确价值观的确立。所以, 大学政治教师在本章其他知识点略讲的同时, 建议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使命。而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在几节课内完成, 更不可能在学习“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这节课上一下子铸就。我们的思政课在学习“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时, 就要着眼于增强学生的价值感和幸福感, 所以这部分知识的学习, 忌讳纯理论讲述, 建议选取学生身边的、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使学生处于价值取舍的两难境地的真实场景, 让学生畅所欲言, 从而发现问题, 做到对症下药, 药到病除。

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内容与《生活与哲学》的内容相关联的部分就在于绪论和前三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第四章到第七章内容, 与高中课程也有交叉, 但散落在不同学科、不同课程内容中, 我将在其他文章中作论述。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3)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4) 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5) 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6) 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及其意义。

(7)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比较分析与处理建议:

与这部分知识相衔接的高中知识在《生活与哲学》中的第四单元: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本单元的核心问题是在如何正确看待我们周围世界的基础上,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本单元设置了两课内容:第一课介绍社会历史观, 第二课专讲人生价值的实现。

经过比较发现, 其中, 第一课学习的理论与大学教材直接一致。而第二课内容大学教材是渗透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教学中的, 所以就没有再单独设置一章。这种思路也符合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关系。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

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与高中《生活与哲学》在这部分知识方面, 论证思想非常一致, 重点难点也相差无几, 只是在个别问题上与高中教材有详略差异。

第一, 关于社会发展状态问题。《生活与哲学》是直接点明在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下, 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 而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介绍的“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对大学新生来说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新观点。作为老师, 在介绍这部分内容时, 尤其是介绍社会形态的内涵时, 一定要说细说透。只有概念清晰, 才能有效理解和分析相应问题。

另外, 虽然这里提到的观点在中学教材里没有明确提出过, 但观点论证所用的史实和道理, 高中生却早已掌握。所以, 突破这一重点, 建议教师在讲清概念, 观看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突出强调反映的哲学观点。

第二, 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对高中毕业生来说, 科技的重要作用非常熟悉, 但不是《生活与哲学》中强调的, 而是在学习其他课程中获得的。所以对于高中生来说, “科技的作用”这一命题是一个经济命题, 而不是一个哲学命题。所以, 大学教师在这一问题的教学上要加强学生的哲学意识。

第三, 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生活与哲学》是在“实现人生价值”这一问题下提到了个人, 但也只是强调:个人离不开社会, 个人只有在与社会的统一中才能实现价值。所以, 如何正确看待个人的作用, 不仅仅要向学生讲明白这个道理, 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信服, 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对大学思政课教师教学的建议

(1) 树立资源观, 把教材当做资源之一。

教材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依据, 但作为大学政治教师,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利用的资源很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更要求教会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所以大学政治教师应把教材当做资源之一, 而不是教学的唯一依据。同时, 积极利用现代教学手段, 收集编辑更多的生活中的教育资源, 将书本内容与生活事件结合起来, 在指导生活中落实教材知识点, 在教学知识点时指导生活, 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促进学生政治素养的提高。

(2) 树立学生观, 把学生当做教学中心。

教学, 是师生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处于主导地位, 起主导作用。但是, 教学的效果却不是看教师状况如何, 而是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作为评判教学质量的依据。所以, 大学教师要树立学生观, 时刻把学生的状况作为自己教学的主要依据。

(3) 树立实践观, 注重身体力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发展的科学 篇4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发展的科学。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各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其表现方式与内容也必然有所不同。每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及其精华。改革开放的中国，其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邓小平思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由毛泽东最先倡导的。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实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找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革命成功以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导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又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提出要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历史经验，确立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路线。以后，各种实践经验当中使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续发展，在党的十四大上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第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主观符合客观的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其他如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的观点，对事物作辩证分析的辩证思维也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这一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造发展的部分，也是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一切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实践的哲学。邓小平依据实践的具体发展，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哲学思想也突出地表现了对主体能动性的重视，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邓小平一贯的和论述最多的一个中心思想。科学的生产力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理论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作出的贡献之一。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新发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提供了“生产力标准”的独特的判断标准。用“生产力标准”论来解决姓“社”姓“资”的问题。他提出“不搞争论”，因为抽象的争论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和发展生产力的探索过程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很相似的。可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邓小平思想也是列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在现代史发展中，有三次历史性的巨变转型。第一次是，孙中山指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思想武器，指导了反封建革命。第二次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邓小平继承了中国的优良的革命传统，提出了以“改革开放”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路，这又是一次历史飞跃。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批评毛泽东的功过，而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科学哲学主义比较研究 篇5

传统知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近代以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从经验与理性角度为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试图将科学建立在感觉经验或人类理性的可靠基础之上。但广义而言,他们都属于近代理性主义的哲学范围,是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一种理性知识论。在20世纪分析哲学兴起后,逻辑实证主义随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它们对科学知识地考察仍停留在理智哲学范围内,无论是科学知识的检验、证明还是知识的标准或意义问题,都坚持在经验和逻辑范围内的检验和证实原则。这种知识论蕴涵了一个基本的规范主义假设:科学家的科学认识是理性的活动,科学知识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而科学哲学,就是探究科学活动的理性规则,以便更好地指导科学家们的科学认识活动。总之,这种规范主义在理论的选择和评价标准上表现为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主要是看科学理论是否能够经受住经验和事实的验证以及理论自身逻辑是否内在一致,这也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所谓经验标准和逻辑标准。

具体而言,这种规范主义认识论是以客观主义和基础主义为前提的。西方近代哲学在笛卡儿和培根那里就已开始确立的认识论,正是以绝对的客观性为知识之理想的,他们强调科学是一项客观性的事业,由此我们必须尽量排除各种人为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所有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基础的前提,就是科学家所持有的关于事物之普遍本性的信念”[1],科学方法论的重点就是要强调科学的“非个体性”特征。人类认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所有个体性的成份都被视为有悖于客观主义知识理想的否定性因素,即使难以彻底根绝这些因素,也应该尽量克服、减少它,科学研究应当是一个冷静客观、排除情感纠缠的过程。波普的证伪主义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主张,科学家不仅应该对科学猜想的结果持中立的态度,而且应当设法来反驳它,科学家对于自己所提出的猜想应该不偏不倚、公正处之。

而且,传统知识论表现出浓厚的基础主义色彩。它强调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某种客观基础之上,这样知识大厦才可以搭建得足够坚实。施泰格缪勒说过,西方哲学一直都在试图为人类知识寻找一个最根本的、绝对的不容置疑的阿基米德点,因为世界必然有一个终极的本质,而只要哲学家将这一本质和意义揭示出来,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科学哲学肩负着为科学认识寻找基础并说明科学知识本质的重任,只有为知识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才能更好地说明科学知识的合法性。

在客观主义和基础主义基础上,形成了理性主义、规范主义的科学认识论。理性是自然科学的最大特点,所以传统知识论也被赋予“理性主义”的立场,理解科学就是要理解一种由个体科学家们运用理性方法的过程。所以,近代知识论把科学哲学的核心工作看作是寻求统一方法论的过程,并且这种方法在科学家决定、选择数据资料过程中已被验证了。从理性主义的立场来看,对科学核心部分的研究是逻辑和传统认识论的领域,并且与任何类型的社会分析都是无关的。[2]总的来说,在规范主义看来,人类科学认识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理性的活动规范,它是科学合理性的基础,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规范,无论这种规范本身是理性的还是先天的,以便认识论者能够获得关于人类认知本质的知识,而认识的合理性就在于对规范的遵循。普特南对这种规范主义的总结是最有代表性的(他称之为“方法崇拜”),“许多哲学家一直相信,科学活动是通过遵循一个独特的方法进行的。如果事实上真有这样一种方法,借助于它,一个人可保证发现真理;如果其他方法都没有发现真理的真正机会,并且,如果正是科学且唯有科学对这种方法始终如一的运用,才能说明科学的非凡成功和非科学领域的无休止争论,那么合理性(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也许应该等同于这种方法的拥有和运用。”[3]

二 “方法论崇拜”的理论难题

但20世纪后期以来,规范主义的“科学方法论(scientific methodology)看起来是已陷入了困境。方法论曾经为自己在科学哲学中的拥有的地位感到骄傲,但现在许多人对它的前景感到怀疑。”[4]194劳丹点出了规范主义认识论当前发展的基本状况,“方法论崇拜”面对着诸多理论难题。

“方法论崇拜”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经验决定的不充分性问题(the thesis of underdetermination),即理论与经验关系的复杂性问题。所谓经验决定的不充分性就是说,科学理论是在观察经验的基础上归纳得到的,但有限的观察经验却不足以决定哪个科学理论为真,由此我们可以从同一组观察事实之中发展出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理论。[5]正因如此,经验决定理论具有不充分性的特点,因为我们有关自然世界的理论总是从有限数量的经验现象中总结出来的,而理论则超越了我们对现象观察的有限性,换句话说,我们的理论是被我们所有可能的观察所不充分决定的,我们注定有在经验上等价但逻辑上不相容的理论存在。其实奎因(W.V.Quine)早就指出,“边界条件即经验对整个场的决定是如此不充分,以致于在根据任何单一的相反经验要给哪些陈述以再评价的问题上是有很大选择自由的。除了因为影响整个场平衡所发生的间接联系,任何特别的经验和场中的特别陈述都没有什么联系。”[6]奎因认为经验对理论判断的决定是不充分的,即经验决定具有不充分性和不确定性,理论与经验的矛盾问题是科学方法论面对的一个主要难题。

经验决定的不充分性问题认为,在有限的经验基础上,人们可以建立许多个在经验上等价的理论或假说。但劳丹和利普林(J.leplin)却认为,没有理由去假设所有理论都有在经验上真正等值的假说,即使两个理论在经验上是等值的,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样都能得到很好的证实。人们没有理性的根据选择“经验等值”理论中的一个,理论、观察实验结果和方法论原则之间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科学原理、假说、观察陈述、背景知识等并不是整齐划一的逻辑对象,所以,经验证据决定理论选择在逻辑上存在着难题。

其次,“悲观归纳”(the pessimistic induction)对传统科学方法论也带来了巨大冲击(“悲观归纳”,我们在这里借用了劳丹和希洛斯(S.Psillos)等人的提法,它最初是指对科学实在论的一个重要批评,但我们认为这种思路也适用于对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批评)。这种思想主要来自历史主义,“近年反对方法论的最有影响的论证大概根源于所谓‘历史主义的转折’”[4]195,以及之后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力图从“历史史料本身展现出来的科学观”来揭示“真实的科学状况”,以反驳传统哲学的科学观。他们论证说,我们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种种“哲学概念(体现在各种熟悉的科学方法论中)完全没能把握科学中伟大历史成就的合理性”,这些“历史主义者”声称规范主义的科学哲学违背了科学的历史事实。例如,“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与哲学家所提出的理论评价的方法论规范相悖。历史主义者主张,伟大的科学家没有按照任何科学方法论的建议做出选择,这彻底表明那些方法论是错误的。他们说,现有的方法论不允许把上述那些科学家的行动重建为合理行动,这是表明那些方法论之不恰当的决定性根据。”[4]195所以,科学哲学的规范主义合理性的重建性既不应该也无必要。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广泛汲取了当代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进一步通过经验方法来解构科学方法的合理性,试图将它纳入社会解释之中,从而彻底取消科学方法论的特殊地位。他们借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指出正如不存在私人规则一样,也不存在私人的发现,“要使发现成为一项‘发现’,就必须建立起新的公共规则”[7],而公共规则的建立,则是科学共同体集体协商的结果。而理性的科学方法如理性推理、科学实验事实上起不到判决性作用,实验作为检验的标准和进行实际检验是两回事,只有当人们发现某一科学解释存在疑问时,实验的可重复性才成为科学检验的标准。

第三,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借用了“不可通约”概念,指出传统理性方法论的独断性。库恩认为,经验和逻辑不足以构成理论选择的实际标准,这只是哲学家的理想而已,它与历史事实不符。历史上科学革命时,科学家持有根本不同世界观,对于理论选择,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观察或实验证据。这样一来,决定选择结果的决不能仅仅靠逻辑和经验,“新理论替代旧理论的革命性过程,在替代过程中旧理论应对不了逻辑、实验、观察所提出问题是尤为重要的”[8]。齐曼评价说,“在相互竞争的模型或类比之间的选择不可能在逻辑上自动的实现:它最终取决于人类的评价。这种选择常常通过某种‘约定’或社会性理解(即只有某个特定的系统应该被传授和使用)来解决。这样,约定主义就为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他们描述生活事实时,相当自然、相对合适地采用不同的概念约定”。[9]理论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科学方法的无效。

费耶阿本德则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经验事实在理论选择中的重要作用。他明确指出,“新思想的效忠必须靠论证以外的方法来达到”,科学理论正是靠着各种非理性因素支持与实验结果相矛盾的假说的产生和发展,必须靠宣传、鼓动、特设假设和诉诸各种成见这样的非理性方法达到。在他们看来,科学知识、方法的标准也都是相对的、都是随着范式的不同而改变的,[4]194当范式改变时,决定各种问题和提出的各种解答的合法性准则等方面通常都是有重要变化的,科学家获得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所谓“理性的规律、合理性的标准或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则”束缚的结果。

事实上,库恩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隐含了另一条理论思路,即自然主义进路。因为在库恩看来,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众多的科学理论只有通过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过程而进化和发展的。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所以应将科学像自然现象一样对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后,科学哲学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就是向自然主义的转折,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开始提倡自然化的认识论,普特南所谓的“科学方法论崇拜”也被“自然化”了。

三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兴起

为解决规范主义问题,许多哲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考察由哲学方法论转向了对自然科学的描述分析,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式解决规范主义难题。例如古德曼提出:“因为很多理由,哲学和认知科学应该联手,或者至少在其发现和理论方面应该语调一致”。[10]而以哥尼克为代表的认知主义科学哲学更强调了一种新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倾向,他把认识论与心理学结合在一起,把科学家的活动与儿童的认知活动加以比较,从而真正实现了心理学与认识论的结合。在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奎因,他主张认识论与自然科学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应该将认识论同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使认识论附属于自然科学,他为认识论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进路。在《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他提出了自然化认识论的基本纲领:“认识论,或某种与类似的东西,都将成为心理学的一章,进而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章”。[11]研究自然的现象,也就是认识的本质,科学认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样一来,历史主义的“悲观归纳”指责也就不复存在了。

由此一种被普特南称之为肤浅的、科学家式的、非哲学观点的自然主义逐渐成为当代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方向。可以说,自然主义认识论是在传统知识论遭遇到巨大困境之后的一次新的理论努力,在西方认识论、分析哲学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以奎因、古德曼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是在对基础主义批判的前提下提出的。在感觉刺激与信念输出、经验证据与理论、观察与科学问题上,归纳主义强调从观察材料概括出一般理论,即关注观察与科学的关系。但休谟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科学理论的证明问题,例如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理论的可证实性,经验证据与科学理论的关系等问题而科学发现更多的是心理学问题,这就是有名的“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的区分”。自然主义认为,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科学认识进行逻辑的研究,还必须包括对科学认识进行经验的研究。这是把心理学、自然科学成果直接引入到科学认识论之中的结果。

自然主义认识论指出,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科学知识实际上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用经验科学方法来研究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呢?针对语言哲学的分析性、规范性特点,自然化认识论更强调经验性和描述性,科学哲学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心理学。相对于分析哲学传统中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的二分,自然主义认识论强调二者的结合,反对在科学之外研究科学,为科学活动提供先验的规范标准。要用一种描述性的、经验的方法客观对待科学认识,在科学内部研究科学问题,以科学本身作为评价标准。事实上,自然主义认识论改变了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它不是在给科学提供前提,而是使哲学认识论附属于自然科学。这样一来,前面我们提到的经验决定的不充分性和不可通约问题也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人类认知模式是一种信息输入和信息输出的过程。这是反对规范性的认识论的根本原因,奎因的自然化的认识论超越了“第一哲学”的困境,取消了哲学原有的优越感,强调在哲学中贯穿自然科学的方法。正是由于把哲学与认识论科学化、自然化,抛弃了传统经验论对世界的逻辑构造的先验作法,因而开辟了认识论研究的新方向,最终确立了认识论研究的自然化方向,奠定了心理学在认识论中的地位。有趣的是,自然主义从此又走上了反弗雷格分析哲学的道路。根据科学研究成果,打破弗雷格禁止心理学进入认识论的警告,强调认识论不是先验的,我们的心理、生理能力与我们的知识密切关联。只通过个人心理过程解释认知问题,科学家具体的心理机制说明科学理论的产生,成功的科学理论通过认知因素解释,而失败的科学则借助社会外部因素给以说明。自然主义的进路确实基本消除了规范主义面对的指责,但这种“消除”是一种消极的消解。

四科学认识论的前景:规范化还是自然化?

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从规范主义发展到了自然主义,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科学认识论研究实际上还是徘徊在规范化与自然主义之间。

首先,自然主义并没有彻底解决传统认识论难题。它在将认识论研究从规范性转向描述性的同时,却导致了科学哲学的“取消主义”,在把认识论自然化的过程中,也就取消了认识论的自主性。例如奎因把“认识论看作是心理学的一章”,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事实上他在强调哲学与科学之间密切关系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取消了哲学认识论研究的自主性。而在吉尔看来,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就是要取消哲学认识论的自主性,因为传统的哲学认识论是一种“自主的认识论”,在理论主张上它要避免无穷倒退或循环论证,“科学理论必须能够按照独立于任何科学主张之外的原理要求进行证明,否则,这种证明只能是循环论证。”但是,吉尔认为,“认识论原理不存在任何自主的领域。”[12]但这样一来,自然化的认识论还怎样独立发展呢?

所以,普特南等人认为如果自然主义排除了科学认识的规范性与合理性,那么其行为无异于自杀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普特南对奎因等人的消除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科学理性不应当也无法被自然化”正是切中要害,这样的自然化认识论其实并没有进行任何认识论的研究,它至多可以算作是从经验层次上对科学知识认知的研究。但我们认为,知识论研究的自然化不是要像自然主义认识论那样要消解知识论,而是要确立其边界,使之成为一种经验研究纲领,“认识论学家提出的发现与辩护(语境)的区分其目的就在于防止社会学家不恰当的限制知识主张的有效性范围:牛顿定律在牛顿发现它以前和以后都是同样有效的,并且事实是,我们距离牛顿有三个世纪,但无论如何不能减少我们相信他定律的确证性。”[13]进一步讲,一个没有规范的认识论最终会走向怀疑论,规范性还是认识论的必要条件。

其次,自然主义认识论同传统规范主义一样,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体主义的认识论,并且,“大部分科学哲学的自然化进路都不重视科学实践的社会性”。[14]452唐斯认为,自然化科学哲学由于不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它所注重的只是用认知科学的成果(采用认知个体主义)来解释科学,这种认知个体主义立场,完全根据个体的心理过程来解释科学认知现象,强调对科学家个人的心理机制的说明就能充分地说明科学中哪些因素具有认知特点。但事实上,这是一种事后评价形式的认知解释,只解释了科学理论成功的认知原因,而忽视了存在大量科学失败的事实,或者暗示了失败科学的解释只能是一些非认知因素的原因。为此,堂斯强调说,科学家们应努力超越经验对每一个人的限制和制约,以便于对认识论研究进行分工。如果忽视这一事实,认识论家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生产事实上所拥有的社会要素这个重要要素的作用。

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认为,当代科学哲学的认识论研究,应该实现规范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协调和融合。

事实上,面对规范与自然化理路的争论,许多当代科学哲学家也开始主张摆脱方法论的这种二元对立。例如劳丹针对这个问题,明确提出了规范自然主义以融合这两种方法论的极端应用,他认为科学哲学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普特南也认为,人类知识和规范的性质虽然还无法明确地给出解释,但肯定存在着一种正确的规范化的认识论原则。自然主义认识论者用来解释真理和证据的术语,都是依赖于那些能够预设合理性的认识论基础概念,因而合理性既不能被取消也不能被自然化。如果取消了合理性,那么我们的陈述将仅仅是“噪音的制造”,思维也将仅仅是“不出声的说话”,理性不应当也无法被自然化。而劳丹也希望在自然化认识论和相对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规范自然主义,其主旨就是在强调认识论的经验性同时又要保持它的规范性功能。劳丹认为自然化的认识论以适当的方式保持规范性是可能的,如价值论对合理性理论和元方法论具有相对先验性,价值论的辩护是一种从价值论内部进行的概念性的辩护。所以劳丹指出,“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4]194

科学哲学主义比较研究 篇6

关键词：心灵哲学,科学倾向,功能主义

一、心灵哲学的科学主义倾向

从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内部分化出的一些哲学家在坚持经验主义实在论的传统时, 促使逻辑主义思想中强调科学客观性和实在性的观点得到更大的发展, 以更灵活的方式承认了科学理论实在的存在, 事实证明了将科学和哲学严格地区分开是不现实的。归根到底, 心灵哲学的研究对象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为心灵哲学寻求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理论、方法或者知识。首先, 科学主义的心灵哲学在方法论上是多元化的, 无论是费格尔、斯马特、阿姆斯特朗、刘易斯等倡导的当代心身同一论, 还是普特南、福多等人强调的“心灵就是大脑内的计算机”的功能主义观念, 罗蒂、斯蒂克等主张的取消民间心理学的变革, 以及以突现论的观点阐释心理想象的斯佩里、邦格等哲学家的理论来源和出发点, 以及支撑这些思想内容的形式各有不同或者说毫不相干, 但是这些思想、理论却有着共同的倾向, 意在寻求一种一般规律, 使得心灵哲学的理论能够遵循科学的、普遍的规律, 并且尝试通过科学的方法阐述和解答心灵哲学中的问题。

作为认知科学的核心内容, 人工智能哲学同心灵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对认知科学的狭义理解, 可以说认知科学不是一个研究领域, 而仅仅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假设。就像大脑的计算理论就是一个假设的理论, 人们根据计算理将大脑比作是一台计算机。而广义的认知科学涉及了对于认知科学研究的领域, 还包括了在该领域研究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规程。它不仅能够获得对于心灵、学习及心智能力的理解, 还能在理论的基础上研发智能装置并以此增强人的心智能力的原理[1]。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及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被认为是构成当代认知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将这些学科联系在一起体现了认知科学在当代科学及心灵哲学研究中的作用, 同时也体现了认知科学在认知革命中重要地位。

认知心理学把智能思维是如何产生的作为该学科探讨的重点。此外, 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 认知心理学研究人类的内在的心理相关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在脑中得以实现的。将外部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加工的一系列过程是认知心理学考察的重点也是认知心理学中的核心问题。心理事件被赋予某种结构的同时能够折射出心理及意识等心理学中的问题同样可以被列为有组织、有结构的对象被考察。认知心理学把主义、模式识别、记忆、知识的组织、语言、推理及分类等方式作为认知心理学研究的论题。认知心理学具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及这两种理论为核心的发展倾向, 第一种是具有信息加工取向的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 第二种是建立在和联结主义相关理论基础上而被称作是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的心理学研究倾向。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将心理活动看成计算机的运行并以此为隐喻, 然后对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 进而以此方式揭示人的认知过程, 人的认知过程就是对一个信息的接收、加工、储存以及输出等方式构成的一个系列操作。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建立在神经与数学的基础之上, 并且不像认知的信息加工那样对心理现象进行抽象的分析, 联结主义的模型不是抽象的。联结主义者的理论模型从神经系统的次级神经中产生的, 联结主义眼中的理想化的神经系统是一种以数学和计算为基础形式的模型[2]。此外, 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的核心理论就是把神经活动看成是计算的过程, 联结主义者要做的工作就是证明神经系统进行着系统化的、规则性的运算。另外, 联结主义认为中枢加工器的内部本身应该具有一个控制系统存在其中, 控制论不仅仅适用于与外部事物之间的关系上, 也应该指向系统的内部。科学倾向是当代心灵哲学发展的催化剂, 是当代脑科学、认知科学及信息科学等科学领域的发展促成的, 从科学意义上揭示心灵的本质。

二、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功能主义思想及理论的形成离不开科学主义的兴起, 当语言哲学的地位逐渐衰退时候, 科学伴随着人类思想史的进步而得到发展, 相应的, 有关心灵哲学的研究也开始被添加了科学的色彩, 因此, 哲学家们着从科学的角度探索人类心灵的本质问题。一种以强调人脑功能和计算机功能相似的观点开始出现并且成为讨论的热点, 引起了一些哲学家们的争论, 其中以心灵哲学中的功能主义是直接受到图灵机的影响和启发, 功能主义旨在通过功能的角度、因果的规律等方式、方法寻找抽象的层次了解关于心灵内部的状态。普特南则认为以物理化学为范式的脑或神经系统的内部状态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心理状态, 然而, 心理状态却囊括了生物界中所有有机体的功能类型和功能状态。不同的心理状态相互之间, 以及心理与感官的刺激、相应的行为反应之间相互影响, 并且具有因果性的关系和扮演着不同功能结构“角色”的作用[3]。功能主义是要揭示人类心理活动、状态及心理事件等均是大脑功能的种种体现, 而大脑的功能恰恰是和机器及机器人对于信息的储存到信息的加工、处理, 再到信息的输出的过程和功能是相似的。这样一种过程是大脑内部的封闭的、独立的过程, 不受外界各种介质的影响, 大脑的这样一种功能不同于将心理状态等同于大脑的神经状态的“同一论”的观点, 功能主义的产生可以看做是对于同一论的反驳, 功能主义并不善于将本体论的问题作为解决心灵问题的出发点, 却擅长解释外在的必然联系, 这种相互间的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心灵状态和心灵状态以外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二个方面是心灵状态同相应行为反应之间产生的关联, 第三个方面是不同心灵状态之间的“磨合”和相互作用。功能主义中的功能属性可以通过数学及生物学等方面进行描述, 这样的描述过程必须遵循逻辑数学的语言规律[4]。

三、功能主义对心灵哲学问题的划分解及解决途径

功能主义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心理属性是功能属性上, 如此说来, 解释功能说明也就间接地解释了功能主义理论中的心理属性。对于功能是什么, 从功能主义者那里得出了不同的理论, 也代表着功能主义的不同种类的划分。

常识功能主义的理论受到了心灵因果作用理论的影响, 假设心理状态之间包含了因果关联性。平常生活中, 人们的行为总是和来自某些愿望的信念相关, 一个信念可以导致适当行为的发生, 常识功能主义认为一个心理事件由其他的心理事件的输入及输出条件的方式所决定。不同种类的心理活动参照所有心理系统的内部构建及输入输出与外界事物的联系机制。所以, 常识功能主义者认为我们的心理状态都具有特定的因果关系和因果作用, 这些关系和作用又源自于我们的欲望、信念以及直觉等状态[5]。

机器功能主义的理论是心灵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功能主义理论, 该理论来源于普特南所提出来的“心灵是计算机”理论, 人类的认知能力就是一种“数学能力”, 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和利用功能的映射。图灵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模型, 作为以台计算装置, 图灵机由输入、执行单元及输出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执行单元根据输入的状态而转到该状态上, 并以此状态给出相应的输出。机器功能主义以数字的计算方式为模型进而解释人的内心。图灵机的发出的不同指示被提前进行了预设和设置, 先前的内在状态及输入决定了接下来的工作, 后来机器功能主义者将随机自由的观点对原有理论进行了补充。

小人功能主义的理论是对机器功能主义的补充。首先, 小人功能主义认为机器功能主义对于心理层面和功能之间的划分不清晰, 并不是每一个自然等级都适用于机器式的结构和功能。其次, 机器功能主义的心理解释是建立在实证论基础上的, 这就需要建立在心理和物理现象的一般规律之中, 然而这种规律却不存在, 于是以解释人的行为是根据该行为系统的功能作用的理论被运用到了小人功能主义中。小人的概念是根据每一个系统中的每一个子系统, 就像每一个小人都是由次级的小人构成, 以此类推, 次级小人由更次级的小人构成, 每一次级的小人都有他自己的作用。由此说来, 系统由一个个的子系统所构成, 每一个小的系统都有其独立的功能和作用。在这种理论里心灵也被认为是由一个个小的模块组成的, 再复杂的结构都能被分解为完整的、单独的、小的单元模块。

目的论功能主义理论的产生是对机器功能主义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它和小人功能主义的发出发点是一样的, 但是理论却不一样。机器功能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将机器的机械式方法运用在普遍的事物之中, 使得一切事物都具备了心理状态, 而目的论的功能主义通过限定功能的运用来消除这个问题[6]。目的论的主张是在完整的有机体组织结构中发挥有机体本身拥有的功能和作用, 目的论的功能主义是从生物学和目的论的角度出发诠释功能。

参考文献

[1][英]罗姆·哈瑞.魏屹东译.认知科学哲学导论[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176.

[2][美]罗伯特.索尔索.邵志芳等译.认知心理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0:35.

[3]高新民.唯物论的难题与取消式唯物主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 (2) :1-3.

[4]张雷, 林丹.进化认知心理学的模块说[J].心理科学, 2006 (6) :1412-1414.

[5]殷筱.心灵哲学中唯物主义理论在语言向度上的螺旋式发展[J].哲学研究, 2011 (7) :76-79.

科学哲学主义比较研究 篇7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

就本意来说, 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统一物质分为两个部分及对它的矛盾的部分的认识, 是辩证法的实质[2]。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世界是处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过程中的,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能彼此孤立地存在, 而是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之中。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发展是全面的深刻的, 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求把重点发展和全面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种点与面的结合, 是互相推进的。

矛盾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 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不仅存在于事物的内部, 还存在于事物的外部, 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据, 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是立足国情, 总结我国的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 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 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 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 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 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 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发展内部各方面、各因素保持辩证统一。统筹各方面的发展, 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不断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 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 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 坚持唯物辩证法, 因地制宜, 及时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群众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两个归结”, 提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动因, 社会之所以不断发展就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经济基础) , 进而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 从而使社会形态发生更替。我国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 提倡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 一方面可以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正如胡锦涛所说,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国家现代化, 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 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可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人类社会最终进入到无阶级社会奠定必需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 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历来把人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 强调“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 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 而不是当作由别的东西来“鼓励”的被动的客体。这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或“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就是生产满足人们衣、食、住以及其他所需要的东西,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词均是由“社会的” (social) 这一形容词衍生出来的, 而它的出现是与“个人的”相对而言的,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以强烈的否定性的批判精神来对待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和个体主义, 反对资产阶级理论中的统治阶级实行的个人权利[4]。所谓以人为本, 从一般意义上说, 就是要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尊重人的价值。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 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有原则的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西方人道主义产生于14—16世纪, 人道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和教会以神权压制人性, 鼓吹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 提倡关怀人, 尊重人, 后来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博爱的口号也是这种世界观的发展。这种人道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根据的。抽象人性论的根本特点是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来谈论普遍的人性, 而这种普遍人性其实是以资产者为模板描绘出来的, 只不过被解释为一切人共有的人性而已。作为马克思主义命题的以人为本与此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它并不否认个人主义, 核心是要以人民或人民群众为本, 它是建立在群众史观基础上的, 是以确认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地位为前提的。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 目的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逻辑展开, 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 是“现实的人”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这是社会主义发展观的飞跃。必须正确理解以人为本, 不能把它理解为以个人为本, 尤其不能理解为以我为本。以人为本中的人当然要落实到个人, 人是相对于物来说的, 不是相对于社会来说的, 所以, 这个“人”不是一个人, 而是许多人, 甚至是每一个人, 即全人类。如果把这个“人”理解为一个人, 即我自己, 那么, 人本主义便成了个人本位主义, 即个人中心主义或个人主义, 从而与社会本位主义或社会中心主义对立起来了, 甚至变成了自我中心主义或唯我主义。而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中的“人”, 主体是指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 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 包括社会各阶层人民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以人为本中的“本”, 就是根本, 即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最新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 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我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经验表明, 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 按什么样的思路和方法来发展, 对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

科学发展观, 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总结我国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 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我们就一定能够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今后的一段时期, 特别是“十二五”规划期间, 关注社会和谐, 注重解决社会矛盾, 全力降低发展成本, 以人民的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对于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有关资料表明, 我国人均GDP将在近期突破三千美元, 依据世界性发展经验, 该阶段将是一个矛盾高发期, 而目前我国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了大量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较为集中而突出的问题是, 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而在居民中不同部分的人群收入差距仍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若不及时扭转这一趋势, 就会使我们的发展偏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并直接损害公平原则, 甚至威胁社会稳定。胡锦涛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强调科学发展观也是一个涉及人与自然和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 我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中仍存在着单位产出能耗和材耗较多, 这既制约着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也包含着代内和代际间公平问题, 按照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经济效益, 合理分配发展成果, 促进社会和谐这一总体思路, 来解决我国目前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矛盾, 都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果说“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是针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贫穷落后的实际, 提出的一种促进社会发展调节人们利益的基本原则, 而当它发挥自己的历史性作用, 在经济发展达到目前这种状况, 则应该将执政党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转向社会公平问题, 按照“注重公平, 促进效益”的原则来解决当前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雪灾、5·12汶川地震等事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全党同志都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大精神, 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 深刻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更好地完成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肩负的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1]胡锦涛.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2]列宁哲学笔记[M].人民出版社, 1962:278-407.

[3]当前政治理论教育读本[M].人民出版社, 2007.

科学哲学主义比较研究 篇8

虽然这里论述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流派的主旨之一, 但是扩大到整个语言学学界, 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注意到了思考某一现象的总体性。鉴于篇幅所限, 本文不可能将所有的语言学流派进行穷尽式的概括分析, 以下将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进行论述:

一、文学语料的客观选取与研读

从语体来看, 最大的分类为口语和书面语, 而书面语中的文学语言则是语言学丰富的资料来源之一。本文拟单就文学语料方面, 分析马克思对其的关注和相关研读。

1. 马克思对文学的关注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扎实地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 阅读了著名的古希腊、罗马作家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和塔西佗的原作。 (2)

语言和文学的关系, 犹如果树上树干与花叶的关系。文学脱离了语言无所附着, 而语言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则是文学。马克思认为, 英国出色的小说家如狄更斯等人, 他们的描写明白晓畅且令人感动, 而小说中揭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 比那些政治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要多。

2. 马克思的文学修养

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在其名作《绿化树》中曾经描写过主人公阅读《资本论》的心理活动, 主人公张永麟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 从衣食无忧的有产者的少爷突然跌入社会最底层, 而且是以被约束的对象进入最朴实的农民阶层, 他心理的巨大落差在阅读《资本论》后得到了释然:我还没有完全弄懂他说的意义, 但他那明快流畅的文学性的美就紧紧地攫住了我:每一页都有今我叫绝的句子。他的思维逻辑是严密的, 而阐述时采用的却是写诗的大跳手法和意指手法。 (3)

这里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 老百姓 (包括主人公章永麟这种特殊身份的人) 只被允许阅读的文本仅限于马恩列斯著作、毛选、鲁迅著作或者官方文学。文中马缨花的形象, 厚重如油画, 美丽如雕塑。张贤亮在小说中, 借用主人公的心理语言艰苦剖析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命运, 而他则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3. 借用文学语言表达哲学理念

马克思对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语言非常熟悉, 他经常拿莎剧中的名句来说明问题:

“金子!黄黄的, 发光的, 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 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 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 懦夫变成勇士。”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2-153页;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第176页) 马克思借用戏剧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哲学理念。即在金子面前, 人人拜倒。

《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这本书收集的语料非常广博, 可见马恩的文学修养极为丰厚。再如但丁的“走你的路, 让人们去说吧”世人耳熟能详, 但马克思并不介意借用众人皆知的名句, 他的文风具有雅俗共赏的一面。

4. 马克思哲学语言中的隐喻与类比

⑴隐喻。第179号《科伦日报》枯燥无味的社论究竟是海尔梅斯本人写的或是他的儿子山羊神帕恩写的, 让读者去解答吧。但该者首先应记住一点:希腊的海尔梅斯是一位雄辩之神和逻辑之神。 (马克思;《第179号, <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9页)

马克思用希腊神话中神使海尔梅斯同德国反动政论家、《科伦日报》编辑海尔梅斯的同名, 讽刺了编辑海尔梅斯—伙文学水平低劣。马克思说《科伦日报》的社论不论是海尔梅斯写的还是他的同伙不中用的宣传家所写的, 反正一样, 都是“枯燥无味”。 (4)

这里是顺势拈来的类比, 而神话中山羊神的形象则让德国的普通读者理解了马克思的寓意。

“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 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 劳动的重压, 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3页)

息息法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国王, 他因为受罚永远推运推不到山顶上去的巨石。比喻的力量在马恩文本中随处可见。此处, 文中已经消解了息息法斯作为恶人而受罚的意味, 而仅仅用推永远也推不完的巨石来比喻工人的无休止的劳作。

⑵类比。诗人们记述, 独眼巨人波利菲米斯答应乌利斯, 要对他表示友好, 那就是先吃掉他的同伴, 最后再吃掉他。是啊, 这也是一种服务和很大的行善。 (马克思《资本论》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692页)

上文中运用了类比的手法, 深刻揭露了高利贷者的吃人本质, 而这一本质却掩盖在所谓“后吃”的伪善之下。

皮佩尔一天天越来越自满和庸俗了, 他笑的时候, 脸上出现的皱纹, 比两个印度地图上的弯纹还要多。真是个老马伏里奥!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4年4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47页) 马克思把皮佩尔比做马伏里奥, 批评他因庸俗自满而屡出洋相。

马克思的嘲讽用语辛辣而不留情面。令人忍俊不禁。讽刺笔法, 似乎在写作具有批判性的作者笔下颇为常见。如毛泽东、鲁迅。此处的超常类比, 实际也具有夸张的意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这本书辑录的语料, 从圣经到莎士比亚的作品, 从格林童话到海涅的诗歌, 马克思恩格斯的引文、隐喻、类比俯拾皆是。

二、辩证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

在1844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各自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转变。这个转变, 是他们后来合作的基础。在马克思理论活动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 (5)

反对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中重要的理念之一, 如果能理解这一点, 那么, 在语言哲学中, 所谓一以贯之的语言分析方法似乎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就拿转换生成语法来说, 乔姆斯基早年创立了这一学说, 试图论证所谓的普遍语法, 而所谓先验的儿童习得语法的过程, 又难以通过实例加以验证, 于是该学说自身也在不断修正, 而在修正的过程中, 所谓最简方案, 是近期的成果。

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一直到1844年, 马克思在批判和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张一兵先生也特别强调, 不顾历史发展, 同质地看待思想家的理念具有非法性。

由此, 语言观也是如此, 针对不同民族的语言, 分析方法的立场的异质性, 同一语言观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扬弃性, 以及某一语言观的局限性, 都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以黄伯荣本的《现代汉语》为例, 学界对这本经典已经展开了一些批评, 比如语料陈旧, 分析方法不能与时俱进等等。但是就目前看来, 诸多版本中想要拿出一本与其抗衡, 并获得很多高校的认同, 也非易事。黄本现代汉语如果想不被动摇地位, 必须与时俱进, 更新语料, 并且拓展视野, 吸收诸家之长。而其他的同类教材, 则可以在学习或扬弃前人的基础上, 获得一席之地。

语言观的辩证法也是对语言观的不断自否定、他否定, 从而进行发展。当然, 观点本身毫无争议的部分, 必须要加以坚持和肯定。“常人不是人, 而是一种对人的周围性指引。这种指引, 是一种无脸的暴力。” (6) 为了避免这种“无脸的暴力”,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则是语言学应有的态度和方法论。

三、历史唯物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启发

马克思一再强调问题的解决只能由人们根据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拉照历史辩证法的逻辑来解决。语言观的语境问题由此显得特别重要。一般来说, 语言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 有两个大的层面可以分析, 即历时的和共时的。历时的如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比较 (如广韵音韵体系与现代汉语语音的对照) , 共时的可就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来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而其中流派众多。

站在印欧语系的立场上, 无疑会得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词性没有英语明确的结论, 但是如果站在客观的立场上, 我们会发现, 汉语词语的多功能性是其重要特点, 而多功能当中看其主要功能, 会对我们确定词语的词性有帮助, 至于其次要功能是否能使其获得某一词性, 得看该词语出现的频率, 被认同度有多高, 以及生命力如何。 (当然, 也得注意其词汇意义, 以及结构关系)

比如近些年出现的副名结构“很中国”“特男人”“很淑女”, 后面的这些名词有人认为具有了形容词的特征, 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名词具有了描述性的语义特征, 就简单地认为它们转化为了形容词, 理由如前。

1. 马克思主义及相关理论中的生成性

⑴共产主义宣扬手段的普及性。《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草拟于1847年6月9日的伦敦, 当时的秘书是海德, 主席是卡尔·席尔。

这一草案, 采用了问答式来拟定, 问题和回答都简洁明确, 令人耳目一新。

如第22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摈弃现存的宗教吗?答:共产主义则是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它使一闭现存的宗教成为多余的东西, 并归于消亡。 (7)

在1847年, 共产主义同盟成立之初, 领导人们就将普及这些思想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加以贯彻执行。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者们, 对其用太多专业哲学理念的术语, 完全起不到推广和传播的效果。而问答式, 做到了细则化, 明确化, 简易化。而在《共产主义同盟章程》中特别指出, 同盟分为支部和区部, 其中第十条中提到“各支部彼此不得相识”。从问答式草案以及这条规定可以看出, 当时的大语境使得共产主义的信条普及时, 既要注意到针对普及对象的大众性, 又要注意到组织关系的机密性, 而后者是保证政党纯洁性以及使之能够存活并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⑵从相似到表象。福柯以为“词语反映对象、主体投射和拟人化客体。” (8) 概念义主要指一个词语的理性色彩, 即“人对物的客观塑形”, 而附加义则是一种“主观语言投射”, 比如情感色彩、语体色彩。 (如红色在中国的特别寓意) , 在语境中, 某一词语的主客观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 (一位马来西亚同学说她们过年时, 发“青包”, 用绿色的纸包钱。)

关于客观事物, 就笔者所见, 应存在好几种类型:

其一是可见可感的物质世界, 而对于客观外在事物的模拟, 这也是汉民族早期造字法以象形字为主的原因之一, 象形字的理据在于模拟自然界事物的外形,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容易沟通理解。即使是当下, 婴儿在牙牙学语时, 对于名词和动词的掌握也比抽象的代词容易。 (对于3岁的孩子, “阿姨叫你把糖给她吃”这句话, 孩子有时会难以转换其中的人称代词)

其二是口耳相传的物质世界, 即并没有亲见。如笔者从来没见过真正的埃菲尔铁塔, 但是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其三是无形的物质世界, 如空气、粉尘、阳光。

其四是人们的心理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投射, 如唯心论者创造出的神的世界。而唯心论者多坚持一神论。

人们从事物的直接认识转向语言从客观世界的抽离, 即语言成为再现式的表象是福柯的主要观点之一。“词与物”的构序是主观与客观的紧密联系, 同时也具有异质的区别, 主要表现为抽象与具体, 一般和特殊。

2. 象征性概念

黑格尔常说, 一个纯真童稚的孩子与一个饱经世事的老者说出同一句话 (能指) , 所指将完全不同。 (9) 说话人由于阅历和经验的差异, 在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上, 所指即该事物的概念义会有所不同。如“年轻”这个概念, 不同年龄的人对其的范围具有模糊性的理解。象征义则存在于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抽象中。

拉康以为“树”的概念并不代表具体存在的某一种树, 而只有去除了一切具体实体, 作为象征的概念才能得以存在。在语言学中, 一般认为, “树”为上位词, 各种树为下位词。个人觉得, 拉康将上位词和下位词的概念和功能加以混淆 (或曰做了别解) , 语言中充斥着大量的上位和下位概念, 上位词往往具有抽象概括性, 如“笔”, 其下位词有“水笔、粉笔、钢笔、铅笔”, 二者是抽象和具体之分, 抽象的概念, 偏“虚”, 具体的事物, 偏“实”。词语语义的虚和实, 应从具体语境出发, 在认知交际的过程中获得阐释才是语言哲学的关键所在。

从当代语言学发展的两大潮流来看, 第一大潮流是从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到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确立, 第二大潮流是从欧洲功能语言学派发展到认知语言学, 再到构式语言学。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重视口语, 主张穷尽式的观察, 这一点与马克思恩格斯注重语料的学习和选取不谋而合;其局限在于过于关注形式而忽略意义。转换生成语言学在描写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于20世纪30至50年代掀起了所谓的“乔姆斯基革命”, 其局限在于采用过多抽象难懂的符号。就乔氏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语法规则而言, 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开放性和批判精神。重视语言的社会属性的欧洲功能语言学派由20世纪70年代的韩礼德创立, 发展到80至90年代, 认知语言学确立, 二者观点皆对立于转换生成语言学, 80年代又形成了构式语法, 既注重形式, 也注重意义。

而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观照下的语言哲学, 宜兼容并包, 吸收各大语言学流派的长处, 尽量避免其局限性, 从多维的角度出发,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客观评价并采用其理论及方法。

语言现象的历史性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而不同年代的语言现象, 也鉴证了语言中词汇系统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从一定的有限的具体现实出发, 必然会通过发现所有的人类社会具体存在的历史性、生成性和暂时性, 进而达到对客观现实的科学批判认识。” (10) 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学习和继承, 会给语言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和借鉴。

注释

11 张一兵.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J].南京社会科学, 2004 (10) :3.

22 孟宪强.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14.

33 张贤亮.绿化树[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9:170.

44 孟宪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35.

55 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6.

66 张一兵.交道性操劳:世界最后的遭遇[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1) :60.

77 新发现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Z].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图书资料室, 1978:12.

88 张一兵.从相似到表象:走向大写的构序——福柯的《词与物》的构序论解读[J].辽宁大学学报, 2013 (5) :10.

99 张一兵.拉康:作为存在之尸的象征性语言[J].浙江学刊, 2004 (6) :83.

科学哲学主义比较研究 篇9

1 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最早接触到共产主义问题是在《莱茵报》时期。那时, 他对英法共产主义文献还不很熟悉, 对共产主义问题也还没有深切的认识。但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他仍然积极参加了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论战, 并严肃认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马克思能洞察到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劳力的异化, 所以他对于扬弃这种异化的运动有了一种崭新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不仅表现在自己的观点的正面阐述中, 也表现在对其它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中。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中主要分析了空想共产主义最初的几种形式:“粗陋的共产主义”、“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是废除国家的, 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 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这几种空想共产主义, 尽管形式不同, 观点各异, 但都有其共同特征, 这就是它们都主张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 即不是消灭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 而是把私有财产当作客体、物来对待, 通过均分私有财产来反对个别的私有财产, 使人人都成为私有者。这种特征在“粗陋的共产主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它看来, 既然物质财产的统治那么厉害, 那么, “对物质的直接占有就是生活和生存的唯一目的。” 因而, 凡不能被当作私有财产占有的东西, 如人的才能、个性等等, 都应当被消灭。与此同时, 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 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 使每个人都成为挣工资的劳动者。对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解, 实际上是一种对私有财产的嫉妒和平均化欲望, 而绝不是私有财产的消灭。因为在这种理解中, 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 还根本没有深人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所以,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嫉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 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 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 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 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

2 关于共产主义的主体本质

既然空想共产主义的错误在于它只是从客体或物的方面来理解私有财产, 来理解共产主义, 那么,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就必须深人到它的主体本质。而《手稿》中的共产主义观集中表现在这么一段话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 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 (即人的) 人的复归, 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 关于《手稿》中的共产主义观,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 共产主义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过程。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人本性的一步一步的丧失, 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进行自由自觉实践活动的理想社会, 它首先是在与私有财产进行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这就是说, 共产主义的运动与理论不过是对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过程的反映并与之相对立的表现。因而在私有财产发展的不同阶段, 反映并反对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也必然有不同的表现, 从而形成种种不同的共产主义主义学说。“无产和有产的对立, 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所以, 只有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发展到顶点而要扬弃它自身的时候, 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而对于各种共产主义学说, 也必需对它作历史的考察, 才能知道它们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第二,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马克思已在《手稿》中明确地说明, 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手段和必然结果, 而异化劳动也是导致了人的自我的异化。要真正扬弃异化, 就必须消灭产生异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在《手稿》中, 马克思已经有了劳动的异化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初步思想。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不过是上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 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 就是异己的现实。”

这样, 马克思就从私有制的内部, 从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中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首先, 作为自我异化之扬弃的共产主义, 并不是“彼岸”的东西, 实际上, 它同这个异化的世界有着本质的、内在的关联, 换句话说, 异化的世界本身-它的内部的对立和矛盾运动- 构成扬弃异化的现实基础, 尽管是它的否定性基础。其次, 既然自我异化在“异化劳动”的概念中表现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 因而从根本上表现为经济的必然性, 那么, 自我异化的扬弃就决不可能离开这种经济上的对立和矛盾, 相反, 它必然首先从这种经济必然性的方面去获得它自身的必然性, 即“发展到矛盾状态”的私有财产本身就构成促使矛盾解决的现实前提。最后, 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否定, 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 而是辩证的否定, 即它并不取消私有财产和自我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的成果。它扬弃异化劳动, 但不扬弃对象化劳动, 而是对劳动本身及其对象和成果的真正占有。

第三, 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马克思认为, 共产主义的占有同私有制下的占有有着根本的不同, 它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在劳动中创造出体现自己本质的对象;又通过消费这些对象来确证和发展自己的本质。而在私有制条件下, 人失去了自己从事活动的材料和对象, 失去了进行活动、生活和感性意识的源泉, 也就失去了获得自己的人的本质的源泉。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使我们对人的本质的占有的理解, 变得愚蠢而片面, 并且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一个对象, 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 或者被我们直接占有, 被我们吃喝住等等的时候, 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 才是我们的对象。概言之, 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我们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变成了对物的占有;人的丰富多样的特性, 他的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异化为一种单纯的感觉, 一种对物的“拥有”的感觉。共产主义则不同, 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 从主体上说, 共产主义的人不再是一种异己的、不被当作人看的对象, 而是一个完整的、全面占有自己丰富的本质规定的人。他的一切个体的器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等等, 不再受到私有财产或异化劳动的局限和束缚, 而是通过自身同对象的真正的人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如有音乐感的耳朵, 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等等…从客体上说, 扬弃了异化劳动的社会的人, 在生产劳动中把自己的全部创造力、全部本质力量都加在自然对象上, 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现实, 这样, 自然界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也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的本质。我们在感受和享受这种自然界时, 也就从中感受到人的本质力量, 感受到人的真善美。因此, “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 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 成为他的对象, 而这就是说, 对象成了他自身。

第四, 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即社会的人的复归。

我们已经看到, 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 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 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 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也就是说, 在私有制社会里,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价值, 为了得到物的财富。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是为了人, 人们彼此互为地生产着。所以人通过劳动, 不仅生产产品, 更重要的是生产着别人和自已的存在以及相互的关系, 生产着人本身和社会。而人的本质不再是动物的“物种”或是抽象的“类”, 它具有了无比丰富的历史发展特性。

共产主义的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恢复人的社会本质, 在这里, “活动和享受, 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 都是社会的, 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也就是说, 不仅活动和享受的内容是社会创造的, 而且就连活动和享受的方式也成为社会的了。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他们的活动和享受都是同其他人一致的。比如说, 某一个餐厅制作的美食, 这一产品在私有制下虽然也是给别人吃的, 但它绝不是为社会的, 只是为那些持有货币的人所提供的东西。而在共产主义的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前提下, 这一餐厅的产品, 才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存在方式上也是社会的, 是真正具有人的性质的劳动和对象。

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局限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正确人生观、世界观的起点, 但还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观, 实际上是对“异化劳动”的一种批判, 因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他对私有制的批判, 不是因为它和历史的现实发展规律相矛盾, 而是因为它和人的本质的要求相矛盾;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也是以人的绝对自由的、自觉的、超历史的、应有意义上的劳动作为标准的, 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还处于一种不成熟的阶段。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合理化的成份, 这些合理化的思想, 正是以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余源培, 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