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共12篇）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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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篇2

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及关键

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作 者：夏保华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江苏,南京,210096刊 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PKU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ALECTICS年，卷(期)：21(4)分类号：N09关键词：技术哲学 技术创新哲学 学科定位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篇3

关键词：行动者；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纯科学资本；制度化科学资本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6-0073-04

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场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行动者，各自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进行交流、竞争的实践空间，它是科学场域的次场域。场域是一个力量关系的场所，作为社会场域中的次级场域的科学场域也不例外，它是一个为保存或改变这种力量关系的较量的场所。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是依靠各自拥有的科学资本进行交往的，科学资本分为纯科学资本和制度化科学资本，纯科学资本是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建立在同行认识和承认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制度化科学资本是社会制度和科学体制的产物，与行动者本人的科研能力没有必然联系。科学资本除了能够产生知识效果之外，还可以部分地通过这些效果获得特权，比如：规定科学场域中的游戏规则和游戏的合法性等。科学资本不同于经济资本，显然，爱因斯坦的资本不是金融性的。科学资本家是在科学场域里拥有话语权的资本家，与经济场域的那些资本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科学场域和经济场域一样，其间有权力的关系，有资本和权力集中的现象(甚至是垄断)，也有为了争夺生产资料(职位、职称、声誉、待遇等)和再生产资料(任命权、任职权等)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总之，哲学社会科学场域具有科学场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两种资本的关系：理论上对立、实践上统一

处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所拥有的制度化科学资本是以政府权力为基础而形成的，政府权力是一种国家认可的制度化的权力，这种权力与科研机构、行政部门的领导层和学术评审委员会所占据的优势位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权力与作用于科学场域的生产资料以及再生产资料的权力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纯科学资本是行动者依靠独立于制度化的个人声望而形成的权力，这种个人声望完全建立在同行认可的基础之上，这种认可并不具体化，也没有制度化，尤其是那些通过互相尊重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这两种科学资本有着不同的积累法则，纯科学资本主要通过对科学进步的贡献以及科学发明、发现和创造积累起来；而制度化科学资本，主要通过政府权力和与之相应的体制策略来实现。纯科学资本的得到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社会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需要知识的长期积累，并且提出的观点能够指导社会实践。两种科学资本在实践中是互相冲突的，比如在教授、研究员、博导、院士等位置的遴选和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的评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制度化科学资本的拥有者倾向于组织一些程序，完全按照行政管理的那种运作逻辑进行，而纯科学资本的拥有者则更倾向于依据申报者的个人声望，按照同行专家匿名评审的逻辑进行。

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纯科学资本和制度化科学资本，理论上难以共存，实践上却相依为命，二者往往存在着反比例关系。一方面，纯科学资本所有人拥有的科学声望越大，其政治声望反而很小；另一方面，制度化科学资本所有人的政治声望令人如雷贯耳，其科学声望却微乎其微，科学管理人员尤其如此。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这里也许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任何机构，特别足像我们这样复杂的社会，缺少了管理机关便无法存在。知识分子进入管理机关对我们有好处，这一点我不怀疑，但是我又想，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正常运行，而不是思考和批判。这两种责任是相互矛盾的。我知道，我也亲眼目睹，当艺术界的人由批判转入管理机构或展览会的组织工作时，他们发生了多么大的、无法避免的变化。”在现实的科学场域中，为了避免两种权力的彻底决裂，造成纯科学资本家陷入最无权力的境地，人们往往采取折中的妥协方法，即两种科学资本为了创造最大的效益，常常共存于同一个研究室，这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葛兰西曾说过：“何谓‘科学本身，这一问题必须提出来。科学改变了人们，使他们和以往不同，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本身不正是‘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吗?”在葛兰西看来，由于科学家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被赋予了科学的权威，因此，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也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已经卷入到为夺取符号资本而进行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必然涉及到其他从事符号资本生产的科学家的权力范同。因为，在科学场域里，行动者都是在谋求提出有关社会世界的新观点并希望使之普及化、合法化。这样以来，科学场域就不可避免地同时遵守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一是制度化科学资本家所希望的政治场域的逻辑，在其中，观念所具有的力量，主要是决定于提出这种观点的个人或群体的权力的函数；另一是纯科学资本家所追求的科学场域的逻辑，在其最理想的状态，只承认真理的力量。科学场域所遵守的政治场域的逻辑，使得科学活动难以获得完全的自治，而受制于时势；由此，就会造成逻辑上不一致的命题，即与经验观察相矛盾的命题(纯科学资本与制度化科学资本存理论上对立、实践上统一)能够在科学场域中长期存在。

二、两种资本对立的表现：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度

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的科学场域中，很少有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存在，科学家的活动完全是自主的，甚至，可以和艺术、游戏相媲美。“权力成其为权力，知识成其为知识的本质而言，权力与知识原则上都不受对方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特别是资本家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代替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统治策略的转换，肉体上的强制与压迫渐渐让位于象征性暴力的更温和、更隐蔽的统治策略的时候，科学场域的自主度就会受到威胁。“象征性暴力的一个效果，就是将统治和顺从的关系改换成情感关系，将权力改换成神秘的‘克里斯玛(charisme，韦伯语，意为屏障)，或者改换成能够在情感上引起神秘魅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早期的统治活动动辄与警察和监狱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警察与监狱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学校和科研机构。在封建社会里，教会这种制度就是负责将以对武器、土地和财富的控制为基础的地主的权势，转换成神授的权力，教会的权威被用来为新兴尚武阶级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明证，并进一步巩固这一统治基础。在当今社会里，为社会再生产提供正当性明证的这项工作已由学校和科研机构接管。作为知识和符号的生产者——社会科学家无意中取代了中世纪教会中的教士和神父的位置，成为生产和维持既定社会秩序的特殊工具。针对制度化科学资本对哲学社会科学场

域的渗透，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听之认之，他们通过集体的努力和反抗，不断揭露出影响科学场域运作的社会因素及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制度化科学资本对纯科学资本约束；通过增强科学场域相对于外部力量和权势的集体自主性，科学家的个体自主性的条件，以及科学场域中理性沟通的社会机制在不断地形成。在当今的科学场域中，社会科学家从政治经济权力中分离出来了一部分权力，获得了一些自主性，这一成果是启蒙运动以来，层出不穷的纯科学资本家同制度化科学资本家斗争的结晶。

在当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制度化科学资本挤压纯科学资本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社会科学家正在从公共论辩中被挤出去，位居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正在威胁着科学家经过长期斗争获得的自主性。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越缺乏自主度，其竞争就越不完善，行动者也就越容易在科学斗争中引入非科学的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获得的独立程度越有限，越不完全，世俗权力就越能够借助外部权力介入这一特殊的场域，这种介入是通过对学术头衔、职位、津贴、荣誉等的控制，使学术委员会成员中的制度化科学资本能够维持一定数量而实现的。相反，科学场域越独立，其竞争就越纯粹和完善，科学工作就越能排除社会力量的干扰，使科学活动中的检查、评比、审核等工作变得规范化。如果外在的力量和约束少的话，建立在理性和争论基础上的纯科学的竞争就会进展得比较顺利。然而，科学活动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科学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为求得自我生存而对经济资本的依赖程度，也取决于科学场域抵御外侵、自我保护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学科开展正常的科学活动所需要的经济资本的数量不同，从这个方面来看，数学家比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需要经济资本多的学科的科学家拥有相对多的独立性。社会科学虽然需要经济资本少，但由于大部分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因此，社会科学场域更缺乏自主性。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针对社会学这一研究社会的科学变成实用社会学，并成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工具时，曾主张“科学必须发掘隐秘”。然而，“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能得到必不可少的研究经费(社会学是很费钱的……)，同时又能保证独立性而不蜕化。由于社会学家对自主性的必要性没有清楚的感受与思索，由于他们缺乏集体思考，社会学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实用科学，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科学之外的目的”。

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性、独立性不断受到形形色色外力的威胁。当今社会最可怕的外力要算是新闻界，而新闻界也受制于其他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特别是其中缺乏自主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商(出版商、美术馆馆长等等)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这种统治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记者型哲学家”。

科学在古代是被作为人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活动来看待的，它既不是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实用。但是，伴随着商业社会的来临，科学活动作为自由活动的性质被遮蔽了，它沦落为科学家的生存工具和谋生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是，这只是科学在商业社会的表象，科学活动的自主性质只是被遏制了，并没有被消除，科学在当今社会实际兼有工具性(目的性)和自主性的双重特征。而恰恰是这种被遮蔽的自主性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科学的自主性要求科学家不是把科学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事业、作为生命来看待和追求，也正是有了对纯科学资本充满敬意的科学家的存在，才使科学场域在今天仍然能够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缺乏自主性，会导致一些科研人员时常转变成科学活动管理人员，从全职的科研人员转变为或多或少地参与到科学研究当中的兼职研究人员。正如法国的科学场域经过1968年5月危机的集体反思后得出的格言：“忙忙碌碌的研究员随处可见，而能够出成果的研究员却凤毛麟角。”这种现象非常符合日丹诺夫规律，即科学生产者在科学场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也就是说，缺乏纯科学资本的研究人员更需要制度化的科学资本，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增加和外界的干预的结果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被制约。

三、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转化：知识权力化

由于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的转化，使现代科学技术同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现代科学技术一方面是现代知识及其理性力量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进行无穷转化的结果。为了使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社会极少数技术特权阶层所垄断的专利，在其生产和运用过程中，总是穿着神秘化的外衣。现代科学技术的神秘化过程同文化的神秘化过程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运作过程中之所以采用神秘化手段和程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社会行动者产生“误识”和“合谋”。“任何支配，如果不通过使人们误识(misrecognized)作为支配基础的任意武断性(arbitrary)，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rec-ognized)，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今天，现代科学技术的神秘化，已经达到使其彻底异化的程度，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统治力量的宰制手段，成为社会大众崇拜的对象和受到新奴役的强有力的工具。更可悲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宰制社会行动者时，社会成员在其受到奴役时，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奴役，反而觉得当代科学技术是社会大众的“救世主”。正如伽达默尔所说：“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由于支配阶级看到科学技术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把它作为社会再生产运行的工具，所以，科学技术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社会领域也成为统治力量。

知识权力化的直接结果是，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支配力量，并在许多情况下成为社会统治和宰制的主要手段，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显著下降。当代社会不折不扣地成为了科学技术专制的社会；而少数掌握和控制科学技术的“精英”分子，简直成了横行于一切场域的科学技术贵族。科技在当代社会的泛滥及其在社会场域的肆虐，已经使当代社会实现了全面的技术化，不但在经济场域，而且，在政治和文化场域也实现了技术化。科技贯穿一切，管理一切，宰制一切。科技本来就是理性的一种表现，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同理性的关系转化成双重性

和吊诡性，现代科学技术往往既是理性的，又是反理性的；现代科技的社会效果往往既是肯定的和积极的，又是否定的和消极的。现代科技的这种双重性格主要决定于产生它的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基于某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优最聪明者(哈佛的格言)得胜……在统治者国际的世界主义观念的后面。有一种才能哲学：最有才能的人主宰，有工作。这意味着，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就没有才能。这里有胜者和败者，有贵族，我称之为国家贵族，即那些拥有中世纪意义上所有特征的贵族。他们是靠教育，据他们自己说是靠才智获得权威。他们说这种才智是先天的禀赋，而我们皆知，事实上它是社会所赋予的，才智的不平等乃是社会的不平等。才智论意识形态极适于解释一种类似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对立：一边是有才能、占有很少高薪职位的全权国民。他们可以挑选雇主(而其他人最幸运的情况是被雇主选中)，可以在国际劳务市场上获得很高的收入”。布迪厄1996年10月在雅典希腊劳工全会上的这段讲话，揭示了才智论的虚伪性以及知识权力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知识权力化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就是才智论。才智论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学术上的成功主要是归功于遗传轮盘，它是在或多或少的随机基础上分配智力与能力的。才智论在社会分层中，尤其在证明当前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体系合法化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传统的支配阶级不同，现代发达社会的精英不再根据出身来证明他们对特权的要求是正当的，而是号称自己有科学资本。在当今追求民主和平等的社会中，权力需要有能力背景来支持，才智论使得那些在教育上成功的人，标榜自己有能力、有专长、博学多才，从而理所当然地在科学场域中，甚至在其他社会场域中占据关键的有利位置，并因此有资格获得非同一般的物质报酬。相反，教育不成功的社会行动者则被贴上无知和无能的标签，这些社会经历和体验则有助于证明他们应当被排除在特权之外，而且让他们觉得自己从事体力劳动和处于从属的社会地位也是应当的。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郑重声明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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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篇5

规划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管理，促进全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特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齐齐哈尔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遵循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以事关齐齐哈尔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扎实开展应用性和基础性研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建设服务，为推动我市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服务。

第三条 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全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工作，其下属办公室简称市社科规划办，设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市社科联），具体负责项目管理的日常工作。

第二章 选 题

第四条 市社科规划项目以规划研究为主，其选题主要以齐齐哈尔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指南的形式公布，一年发布一次，时间—般在每年的第二季度。

第五条 规划研究项目指南的制定，须首先向有关部门广泛征集研究课题，并委托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提出建议，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由市社科规划办公室汇总整理，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称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审定。

第六条 市社科规划项目的选题，要以我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以应用性研究为主，同时，注重基础研究、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积极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章 申 报

第七条 市社科规划项目设置。

市社科规划项目按资助经费来源划分为：政府资助项目、委托单位资助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三类。其中，政府资助项目有：重大决策咨询项目，重点项目，青年项目。委托单位资助项目有：委托项目、学科共建项目。自筹经费项目有：一般项目。

市社科规划项目在立项管理上可分为：常规性项目和专题性项目。

常规性项目，是指在课题指南指导下按滚动立项的课题，包括重点项目、青年项目，一般项目。其中重点项目为研究重大问题及学术前沿的课题；青年项目为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年龄都在40周岁以下的单列的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为围绕主攻方向和学科发展立项的具有某一方面价值的项目。

专题性项目，是指在课题指南以外，根据需要设立的不定期立项的列入市级社科规划管理的项目，包括重大决策咨询项目，委托项目和学科共建项目。重大决策咨询项目是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的需要，所设立应急对策研究项目，采用招标或委托研究等形式立项，由市政府提供专项研究经费。委托项目，是指由相关单位提出立项申请、以招标形式确定或指定委托项目组负责人并资助研究经费，由市社科规划办立项并纳入市级社科规划项目管理的非常规项目。学科共建项目是指市社科规划办公室与市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扶持学科发展而设立的项目。

第八条 市社科规划常规性项目的申报，从课题指南公布之日起开始受理；市社科规划专题性项目的申报，一般从专项性项目招标通告或申报通知发布之日起开始受理。受理期限以当年申报通知发布时规定的期限为准。

第九条 申报市社科规划常规性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 1．选题须符合当年发布的课题指南的要求。

2．申请人必须真正承担项目研究任务。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者，不得申请。

3．项目负责人只限一人。除青年项目和一般项目外，一般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4．实行一人申报一项的原则，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前三位成员不能同时申报二项以上(含二项)的项目。

5．具有在研的国家、省、市社科规划项目，未完成研究任务者(指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前三位成员)，不得申报新的项目。

6．曾主持市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受到撤题处分或有学术不端等信誉不良记录者，在规定的三年时限内，不得申报新的项目。

7.凡与省市社科规划部门所立项目雷同，不得接受申请。以后发现的，要给予撤项处理，防止重复立项。

8．申报项目的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论文等，研究的时限为一年。

第十条 申请人可由所在单位向市社科规划办公室索取《项目申请书》及有关材料(也可从省社科规划办公室公布的信息网站上下载)，并根据《课题指南》和申请书的要求设计课题，认真填写申请书。申请书中的《项目设计论证》活页须做匿名处理，供通讯评审，不得出现申请人姓名和所在单位的背景材料。

第十一条 项目承担单位按本办法第九条规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签署意见。项目承担单位须在申报期限内，将本单位审查合格的申请书统一送交市社科规划办公室。

第四章 评审和立项

第十二条 市社科规划项目实行同行专家评审制。市社科规划项目评审设立学科组专家库，届时抽取一定数量的成员参加评审。学科组专家由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聘任，聘期一般为五年，每年可视需要作部分调整。

第十三条 市社科规划项目评审贯彻民主、科学、公正、择优的原则。

第十四条 项目评审程序：

项目评审程序因不同类型的项目有所不同。常规性项目的评审程序为：

1．资格审查。市社科规划办公室按本办法第九条各项内容进行资格审查，初审合格者由市社科联党组审定后，进入通讯评审。

2．通讯评审。评审专家主要由市社科规划学科组专家组成。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将申报材料中的《项目设计论证》活页分送若干名同行专家进行匿名评审，专家根据统一制定的评估指标写出评审意见并得出评分。

市社科规划办公室组织人员汇总评审意见和分值，报市社科联党组研究审定拟立项名单。

3．开题论证。开题论证是属于会议评审的一种形式。评审组由市内专家组成。学科评审组成员应对进入会议评审的申请书进行认真审读和全面评议，并采取面对面方式，充分听取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研究价值、目的、意义和研究路径、应用推广前景的介绍，在讨论的基础上，根据立项要求，对每个项目均做出完善或修改等指导建议，帮助项目负责人确立正确的选题、研究方向和路径。在会议评审中发现严重不符合立项要求的，有权建议免于立项。

4．复核审批。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对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结果进行复核后，报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决定立项名单。

重大决策咨询项目，评审程序原则上参照常规性项目的评审，但一般采用会议评审的形式进行招标，评审专家组主要由市内同行专家组成，评审中可视具体情况采取项目申报人答辩等形式进行。“学科共建”项目其立项方法另定。第十五条 项目评审标准：

1．选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论证，或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2．项目承担者对本课题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把握准确，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科学，观点明确且论证充分，具有创造性； 3．项目组成员结构合理，并具有较好的前期研究成果，经费预算合理；

4．项目研究预期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成果有出版、使用、推广的可能。

第十六条 为保证评审的公正性，评审专家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下列评审制度：

1．保密制度。在通讯评审中，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透露评审组专家名单，评审专家也不得或向外泄漏评审情况。

2．回避制度。申请本项目的学科组专家，与申请人具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学科组专家，均不得参加本项目评审。

第十七条 获得立项的项目，由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发出《立项通知书》，通知项目负责人及项目承担单位在规定时间内，与市社科规划办公室签订《项目协议书》。《项目协议书》由市社科规划办公室、项目负责人、项目承担单位三方各执一份。项目名称、完成时间、资助金额、最终成果形式以及各方承担的责任均以《项目协议书》中的规定为准。无特殊情况逾期未签订《项目协议书》者，视为自动放弃立项。

市社科规划办公室根据协议签定情况，发布立项文件。

第五章 项目的中期管理

第十八条 为保证项目研究正常进行，按时高质量地完成研究任务，项目负责人和各级管理部门要各负其责，共同搞好课题的中期管理。

项目负责人要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和管理部门的要求搞好项目的自我管理，组织项目组成员按计划进度和质量要求完成研究任务。

项目承担单位要将市社科规划课题纳入本单位的科研工作计划，加强项目的跟踪管理，重点做好中期检查工作。要建章立制，严格执行。

市社科规划办公室要对各项目的执行情况、经费使用情况和各单位管理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和指导，并及时通报。

第十九条 市社科规划项目实行中期检查制度，检查项目研究的进度、质量和经费使用情况。市社科规划办公室负责市社科重点项目（含青年项目）、重大决策咨询项目及委托项目的中期检查，根据项目完成的期限下发《项目中期检查表》。市社科规划办适时深入项目承担单位，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研究开展情况的汇报。对不按规定报送《项目中期检查表》或检查不合格者，市社科规划办予以通报批评，对严重违规的要予以追究。

学科共建项目的中期检查由各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根据市规划办通知，每年一至两次对当年在研项目的进展情况和已完成的项目情况，撰写检查报告，填写《市社科规划项目执行情况表》，按通知时间送达市社科规划办公室。

第二十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须由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经项目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同意，报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审批： 1．变更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组主要成员(指前三位参加者)； 2．改变最终成果形式； 3．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4．变更项目承担单位； 5．延期3个月以上； 6．中止项目研究；

7．其他重要事项的变更。

其中第1项变更须附有原负责人或主要成员对新更换成员的“委托书”，以及新参与者的“承诺书”；第4项变更须有新更换承担单位管理部门的签章；第5项延期次数最多不超过两次，总期限最长不超过半年。

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应对申请及时作出批复。

第二十一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市社科规划办公室报批后，撤销项目：

1．研究成果有严重政治问题；

2．研究成果未通过第一次鉴定，经修改后仍未能通过第二次鉴定；

3．剽窃他人研究成果； 4．擅自更改研究内容和计划； 5．无故不完成研究任务；

6．逾期不提交延期申请，或延期3个月以上到期仍未完成研究任务；

7．严重违反财务制度。

被撤销项目的负责人三年内、主要研究成员(指前三名参加者)两年内不得再申请市社科规划项目。

第六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二条 市社科规划项目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专项拨款，用于资助市社科规划重大决策咨询项目、重点项目、青年项目的研究工作。市社科规划项目经费的使用，由市社科联党组决定，市社科规划办公室、项目承担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管理。

第二十三条 市社科规划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政、财务制度和本办法的规定，同时要方便科研。项目经费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和挪用，也不得用于与完成规划项目无直接关系的开支。规划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四条 每年立项评审前，由市社科规划办公室根据当年经费情况提出资助项目数及资助金额标准，报市社科联党组审定。市社科联党组对资助金额行使最终审批权。

第二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按计划自主支配项目经费。

第二十六条 规划项目资助经费一次核定，一次性拨付。资助经费下拨到项目承担单位的银行帐户，不分拨给项目组成员个人。

第二十七条 成果鉴定费(包括鉴定专家劳务费、鉴定会会务费等)在项目经费中列支，由市社科规划办在签订项目立项协议（合同时）时提前收取，重点项目、青年项目和一般项目每项收取1000元。每位鉴定专家的劳务费根据项目类型、最终成果形式和字数，标准为200-500元。

第二十八条 为保证项目研究按计划完成，确保研究质量，市社科规划对重点项目、青年项目收取风险抵押金1000元，在签订立项协议（合同）书时交纳。对未按时完成项目的，严重延期的，市社科规划办公室有权根据延期情况，在风险抵押金中按一定比例直至完全扣除。

第二十九条 因项目负责人出国、生病、死亡或其他原因而要求中止的项目，或按本办法第二十二条予以撤销的项目，应追回已拨经费(从该项目承担单位下立项项目应拨经费中扣除)。

第三十条 委托项目经费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务制度及本办法的规定。一般项目鉴定费用在自筹经费中自行解决。委托项目的鉴定经费由委托方提供，每项不少于2000元。

第三十一条 学科共建项目的经费，于每年第一季度由共建单位直接转入市社科规划办公室指定的帐户，由市社科规划办公室管理，并在当年年底前将使用情况向各有关单位通报。

第七章 成果鉴定、验收和结项

第三十二条 为保证市社科规划项目研究成果的质量，项目最终成果须进行鉴定，通过鉴定后方能验收结项。

市社科规划办公室负责组织重大决策咨询项目、重点项目、青年项目、一般项目的成果鉴定；学科共建项目承担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受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委托，组织对其鉴定。受委托单位由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发给《委托鉴定书》。

第三十三条 鉴定专家的选定：

1.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建立学科鉴定专家库，届时由市社科规划办公室根据项目内容随机挑选。鉴定专家一般应具有正高或相当于正高专业技术职务；熟悉被鉴定课题涉及的学科领域和情况，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思想作风正派。

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成果的鉴定，必须聘请相关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参加(人数不得少于1／3)。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2.每个项目的鉴定专家一般选定5人(一般项目可考虑3-5人)。3.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参与鉴定的专家人数不得超过2人。项目组成员不能担任本项目的鉴定专家。

第三十四条 成果申请鉴定程序：

1．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向市社科规划办公室报送完整的项目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汇报提纲(包括项目研究执行情况、成果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成果创新之处，不超过3000字)1份、检索查新报告各1份，提出项目鉴定申请。

2.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对项目成果初稿进行审读。项目组负责人根据审读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后，方可申请鉴定。对未完成在学术期

刊上公开发表 2篇项目阶段性成果（每篇不少于4000字，并标有“齐齐哈尔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字样及编号）的，不能申请鉴定。检索查新报告有严重问题的，不能申请鉴定。

3.市科规划办公室按照项目预期设计要求，对成果进行审查合格者，批准鉴定申请，并发给《申请验收报告》模本。研究时限的计算时间，以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始点。

4.鉴定申请批准后，项目负责人应将填好的《申请验收报告》，连同完整的项目成果、《项目成果汇报提纲》各7份，《成果要报》（成果中最有价值、最能引起领导或学界关注的主要观点及其论证，字数6000字左右）和检索查新报告各1份，报送成果鉴定组织单位。

第三十五条 市社科规划项目成果的鉴定一般采用聘请同行专家，采用会议鉴定的形式。

鉴定组织者须将成果提前寄送评审专家审读；鉴定组织者须对鉴定专家的人选、鉴定过程中的具体内容严格保密。

会议鉴定程序：

1．由鉴定组织者宣布鉴定组成员名单，明确鉴定要求； 2．鉴定组组长主持鉴定； 3.项目负责人简要汇报研究成果； 4.鉴定组成员分别发表鉴定意见；

5.鉴定组总结评议，作出鉴定结论，并确定成果等级(项目组成员回避)。

第三十六条 项目鉴定的标准和内容是：

1．项目研究成果是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否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

2．项目研究成果是否达到了项目预期设计要求；

3.成果中提出的理论观点是否科学并具有新意，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如何；

4．研究所依据和使用的资料和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5．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以及手段是否可靠、先进；

6．成果提出的对策建议是否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预期综合效益如何；

7．项目研究尚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尚需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8．成果是否通过鉴定。未达到项目预期设计要求，限期修改，不能通过鉴定。

第三十七条 未通过鉴定的，允许项目组在2个月内对成果进行修改，并重新申请鉴定；二次鉴定仍不能通过的，按撤项处理。

第三十八条 项目鉴定专家在成果鉴定中要严格把关，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对成果质量进行评估，对自己的鉴定意见和结论承担学术和道义责任。如发现研究成果有严重政治错误，或学术质量低劣甚至有剽窃等情况，应及时向鉴定组织单位报告。

第三十九条 委托鉴定单位应认真做好鉴定组织工作，及时市社科规划办公室报送专家鉴定意见书(原件)及相关材料。对不能按要求完成鉴定组织工作的单位，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将收回委托鉴定权。

第四十条 最终成果通过鉴定后，由市社科规划办公室负责办理项目的验收结项手续，向课题负责人颁发《项目验收鉴定证书》。

第四十一条 市社科规划办公室接受非规划项目的委托鉴定。1．需鉴定的成果作者可向市社科规划办公室索取并填写《委托鉴定申请书》，并根据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第4款规定提交相应材料。2．委托鉴定一律采取会议鉴定形式。项目组成员及项目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一律不参加鉴定。鉴定程序、鉴定要求参照市社科规划项目鉴定的程序、要求。委托鉴定专家人数不得少于5人，其中市社科规划学科组成员不得少于3人。

3．通过鉴定的成果，由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出具《项目验收鉴定证书》，并转告专家鉴定意见，并在适当时候发文公布。

4．委托鉴定所需费用由申请者承担。鼓励委托鉴定申请人所在单位对有重要创新的委托鉴定项目提供鉴定费用。

第八章 成果的宣传与推广

第四十二条 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各项目组和项目承担单位应建立相对稳定的宣传推广渠道，充分利用刊物、报纸、网站、广播电视等媒体和专题报告会、教学、学术讲座等形式，加强对市社科规划项目成果的宣传、推广和转化。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重要学术意义的成果，应及时摘报市委市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

第四十三条 鉴定验收合格的市社科规划项目成果，在正式出版、公开发表或向有关领导、决策部门报送时，均应在醒目位置标明“齐齐哈尔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字样及编号。

第四十四条 市社科规划项目每两年举行一次优秀成果评奖活动，办法另定。

第四十五条 凡正式出版或发表的市社科规划项目，其著作权和版权归属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办理，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对成果可非经营性免费优先使用。

第九章 附 则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篇6

关键词：成果转化 二元视角 价值定位 路径创新

中图分类号：C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116-02

2011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以教社科20113号印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针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机制，《计划》提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①因此，《计划》的出台标志着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机制建设进入到了一个面临改革创新的关键时期。

1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元结构分析

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创新实践的基础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本质属性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主体二元结构特征。这种二元结构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若非基础研究成果即应用研究成果。

1.1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价值定位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受众是社会大众，成果形式主要是著作与论文。基础研究是有关人类科学体系顶层设计的研究，更多的涉及“形而上”学，它不是生产力，却能对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产生正效应，是高于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其社会价值取向定位于：能影响、改变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使认识能够跟上变动不惜的社会变迁过程，为人们创设健康的理性心里家园，为人们提供科学的、先进的价值观和高品质的人文关怀，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②

1.2 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价值定位

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受众是政府、企事业单位，成果形式主要为研究报告与论文。宏观上，应用研究为各级政府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发展战略提供了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政策设计方案，这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功能体现。微观上，哲学社会科学根据其学科属性渗透于企业日常运营的各个方面，例如：财务管理、投资运营、法律保障等。其社会价值取向定位于：一方面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出政策建议，坚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另一方面紧跟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当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企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急需服务。

2 成果转化阻力分析

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占全部科研成果数量的60%以上，其中仅有5%～6%被转化，3%的成果形成产业。③可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面临的阻力系统问题突出。

（1）成果质量不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是决定成果转化效率的基本要素。从总体而言，我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自身质量水平不高，难以得到社会及实际工作者的认可和接受。主要表现在：一是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远离实际，缺乏创新。很多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并不是来自于社会调研与实践，针对性不强，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甚至只是进行经典的诠释与阐发，内容空泛、缺少创新。二是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比较突出。为了追求个人绩效，一些科研人员在常常将粗制滥造、东拼西凑、质量平平的成果不负责任地抛向社会，而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有很大的实用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还不很多。④

（2）转化意识不强。科研人员以及管理部门缺乏成果转化意识是影响成果转化效率的主观因素。

首先，由于部分高校科研、人事考核机制并不完善，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重点集中放在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上，并不关心成果的转化与应用问题。这就导致虽然教师的科研成果产出颇多，但是真正做到成果转化的却寥寥无几。其次，管理部门缺乏跟踪管理意识。成果转化要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个双向通道上进行，不但要使广大科研工作者树立转化意识进而影响管理者，还要从管理者本身入手，通过制度建设推进成果转化观念的形成。

（3）中介体系不完善。科研中介体系不完善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效率的主要外部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中介体系尚未建立像自然科学成果转化中介那样独立的市场化应用部门，仅仅依托高校和科研人员自身完成成果转化任务是远远不够的。

在美国，智库承担了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中介的角色，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智库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的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其职能主要包括：整合人才、思想产出、影响社会。智库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刊物出版、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

在研究美国智库发展和运作过程之后，我们发现，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体系必须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思想为基础，这种成果要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和转化方向，这种服务对象和转化方向是在研究伊始就已经确定的，而非在成果形成之后的硬性转化；在成果形成之后，要借助一定的媒体，特别是刊物、论坛等使成果面向服务对象，包括潜在的服务对象。

3 成果转化机制创新与实践

若要化解成果转化阻力系统、改善现有成果转化现状，就必须对成果转化机制进行管理创新。而这种管理创新的原则与依据就是其特有的二元结构特性。

3.1 基础研究成果转化

2012年5月，教育部社科司首次开展了一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征集工作，宗旨在于通过“学术‘大家写‘小书”，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推向社会大众。这次科研普及读物项目资助力度高达15万元，而且由教育部统一出版，为科研人员从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工作提供了一个信号、一个典范。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项工作中抽象出未来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实践创新的方向。

政府主导。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其巨大的社会价值，而社会价值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这个公共服务部门。所以说，在未来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工作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引领的作用，把握成果转化的方向不动摇。

深入浅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接受群体是人民大众，在保证成果学术质量的同时要把握深入浅出的基本原则。由于人民的教育程度不同、身份背景不同、兴趣爱好不同，所以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就是深入浅出，也就是说，从学术前沿热点入手，解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才能使人民大众真正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力量，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可以切实的服务人民。

重视质量。质量和创新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之所以强调的是“学术‘大家写‘小书”，就是为了切实保障成果质量，以质量推动成果转化。提升成果质量的核心是改善研究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深入实践、积极创新，切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做调研、认认真真做数据。

3.2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

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存在一种依托“关系型管理框架”的转化路径。简单来说，大部分高水平的应用研究成果都是通过点对点、人对人的方式进行转化的，这种成果转化机制的优点在于成果供需双方相互了解、成果供给方普遍科研水平较高、成果转化过程较为简单；其缺点在于这种转化路径是少数人参与的成果转化，大部分科研人员无法进入这种“关系型管理框架”，以至于较多优秀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失去其应有的时效性。而少数人参与的成果转化正是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在。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虽然原有路径具有一定的研究惯性，但就当前情况来说，必须就原有路径进行修正，使其进入到更加完善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的使更多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得到转化，从而更好地辅助政府决策、切实服务社会。

对于原有路径修正的关键是从关系型管理模式到规则型管理模式的修正，而规则型管理的核心是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平台的具体形式就是成果转化中介机构，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能够使广大科研工作者能够公平、平等的参与到项目研究和成果转化过程中来，通过中介机构把社会科学成果推向社会，发挥市场机制，促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化。[6]

参考文献

[1]吴方.基于KANO模型分析远程开放教育学生满意度产生的切入点[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82-84.

[2]袁贵.组织内员工隐性知识转移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1.

[3] 郝荣峰.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2.

注释

①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

②郭秀丽.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科学成果转化问题研究，社会发展论坛，2008.

③束洪福.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率仅5%[EB/OL].http：//www.sinoss.net/18074.html，2010-01-10.

④陈翁翔，林喜庆，高校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制约因素及应用策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篇7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实践,人才培养

一、科学技术哲学教育概述

1. 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内容

科学技术哲学的教育内容包含三个方面——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观。自然辩证法是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哲学认识、总结和说明。科学技术方法论就是对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发展领域的实践进行总结。科学技术观是一种创新思维, 以科学技术成果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体现科学技术的价值性, 以实现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

2. 科学技术哲学教育特点

科学技术哲学从学科教学的角度来说, 具有非常重要的渗透性, 科学技术哲学属于哲学门类, 但是以科学的视角反映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科学技术哲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之间存在着交叉, 但是又是独立的学科研究内容, 科学技术哲学实现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融合, 反映了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自然成果, 体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概括。从学科特点上来分析, 科学技术哲学起到了纽带的作用, 联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实践应用, 呈现出了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具体实践的统一,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3. 科学技术哲学精神实质

科学技术哲学学科教学体现了科学性与创新性的特点, 其培养的是具有综合素质能力的人才, 通过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内容的建构, 实现对学科内容的融合。通过科学技术哲学的探索精神提升学生对于科学技术的感知能力, 提升大学生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二、高校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实践方向

1. 培养具有批判和探索能力的人才

科学技术哲学教学实践除了传授专业性的理论知识, 所传达的更是一种学科研究的态度, 科学技术哲学内容非常丰富, 从思维能力上启发学生思考和总结, 鼓励学生深度分析问题成因, 找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有较为客观的认知, 以批判性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性的探索精神, 在不断的追问和反思的过程中, 将客观社会的发展放置于科学理性的审视之下。科学技术哲学要求学生时刻保持勇于探索的精神, 保持对于事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勇于去大胆尝试, 以科学的精神来对待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2. 培养具有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科学技术哲学的教育实践应该为学生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 鼓励学生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和学习, 注重形成独立完善的思维架构。同时在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教学实践中应该通过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完善思维认知, 培养学习思考的能力。科学技术哲学实践研究是基础性的科学研究, 在学习和创新的过程中, 应该注重合作和交流, 通过教学互动, 使学生们形成个性化认知, 为创新实践奠定良好基础。

3. 培养具有严谨性和包容性的人才

科学研究需要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也是一样,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 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形成严谨的学术风格, 透彻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中, 善于运用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 注重培养包容性的学术研究态度, 对于相关学科研究都进行借鉴性的学习和吸收, 对于中西方的理论研究内容都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总结和分析, 吸收其合理的理论内核, 从而实现实践的转化, 提升学生的科学技术哲学思维能力, 自觉面对学术研究中的挑战。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在高校教育中应该体现理论和应用的具体价值, 能够满足社会人才需求的综合能力培养目标。鼓励学生以科学研究的决心和勇气, 以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深入到科学技术哲学的应用中。

参考文献

[1]甘卫星.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特点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2011.

管窥教育技术哲学研究 篇8

关键词：哲学,技术,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哲学

一、教育技术走向哲学的必要性

哲学( Philosophy) 源自希腊语( Philosophia) ,philein是动词,指爱和追求,sophia是名词,指智慧,故哲学即“爱智慧”。这一动宾词组形象地表述了哲学是人类为了寻求智慧而进行思想认识活动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最早使用Philosophia一词的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把自己称作Philosophos( 爱智者) ,认为生活中一些人生来就是具有奴性的名利猎手,只有爱智者才是寻求真理和自由的人。可见,他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一起,也即把哲学和真理联系到了一起。因而,可以把哲学看作是一门寻找真理的学问。另外,从科学发展史来看,哲学是科学的母体,最初的学问只有哲学一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相继从哲学母体分离出来。因此,任何科学,倘若追根溯源都要回到哲学上去。

其次,从主观方面看,教育技术作为教育学的一门二级学科,它进入我国有一个短暂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自身发展能力有限,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因此,教育技术亟须汲取哲学逻辑的精华,并在教育变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发挥作用。

最后,从客观方面看,教育技术在我国发展存在多方面困境的干扰,如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深刻,被接受的程度不高等原因,而被当作边缘学科,甚至被误认为是工具。而且在判定一门学科的发展功用时,人们往往容易去考察这门学科背后的哲学支撑。因此,为了夯实教育技术学科地位,扭转人们对教育技术的片面认识,扩大教育技术的学科影响力,亟待从哲学的高度引导人们走近教育技术。正如桑新民教授所说: “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最后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 1999)

二、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多重视角

教育技术哲学提倡教育技术与相关学科对话,从而使研究重点从应然走向实然,不提倡盲目的技术理性而忽视人文关怀,主张克服技术凸显,人文凹陷,克服从单一的技术角度来考察教育技术的思维定式。因此,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具有多重视角,本文主要从人文、教育、工具理性和辩证法这四个角度来论述。

1. 人文视角———实现人的和谐存在与圆满发展

我国教育技术起步相对较晚,在不到百年的历程中,它取得卓越发展时也有许多不足。如受技术理性的支配,人们过度关注效率、结果,而轻视人文关怀和过程体验,导致教育技术疏离人、硬技术等走向日益突现,以致“工具”的面纱难以揭去,也就很难让人们全面地去理解它存在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价值的本质是主体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任何价值都有其客观的基础和源泉,具有客观性。价值是客体属性的反映,又是对客体属性的一种评价和应用。因此,教育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客体人对它的能动作用。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观认为: 个体的存在即是世界的存在; 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 人本来是自由的; 在与存在的问题。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描述人存在的意义,并提出人有四种存在形式: 此在、一般意识或意识本身、精神、存在。而且他认为,生存才是人的真正存在形式,而唯一能达到生存途径的是发现人的各种生存的可能性。可见,他们都肯定人的存在和自由发展。

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其浓郁纯真的人文气息和对人对自然的无限敬畏感染着现代教育。它以人为本,以善为先,以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诠释和追寻着那个时代教育的本质。

2. 教育视角———教育技术具有教育的品性

不可否认,当技术为教育所用成为“教育技术”这一身份时,它也就被赋予了教育品性。“教育品性可以看作是一切教育现象中‘教育身份’的象征。”( 李美凤,2010)因此,教育技术具备教育的种种特征和功用。首先,教育技术促进了传统教育的变革。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载体,学习者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育影响变得越来越丰富。其次,教育技术为现代教育思想的践行提供更多途径。随着教育技术发展而兴起的各种网络教育等为现代教育的国际化、终身性、个性化、多元化等提供了实现的条件。最后,优化教学,提高了教育效果。动态教学取代了传统静态教学; 生态、理解、生命、对话等成为教学中必须被关注的问题; 多途径获取知识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强化了教育效果。

3. 工具理性视角———教育技术具有技术的品性

以上对教育技术人文关怀和教育品性的呼唤并不是否定它的技术性,旨在呼吁教育技术在发展过程中要综合适应,不可偏废其一。

“技术”一词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利,它源于希腊文词根“Tech”,意为技能、技艺、能力,家庭世代相传的方法等,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对技术的认识也变得多元。如:技术是物; 技术是知识; 技术是人的一种活动; 技术指人类一切有效的活动; 技术是人类强化自身能力的手段。这些定义虽不尽完善,但也肯定并折射出了技术某一方面的特点: 物化支撑性( 工具性) 、知识性、活动性( 交往性或对话性) 、绩效性和反身性等。

技术哲学对技术的最早认识是从工具层面展开的,而从AECT05定义来看,教育技术中的技术已不单是工具层面的技术,它还包含了创造、使用、管理技术的思维活动和意识形态,最终的落脚点不仅是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还将目标上升到了塑造人、培养人、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伦理道德的高度。

实践透视价值。人即人类,是人的总称。人是地球上有史以来已知生物钟最具智慧且目前居于统治者地位的生物。所以,人类似乎都有追随“为我所用”的本性,对于教育技术价值的考虑也不例外。教育技术具有技术的品性,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教育技术在实践中也具有两面性。一是积极方面。它的出现为现代教育教学的模式到方法,环境到资源,内容到形式,过程、管理到评价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催化剂。影响着师生关系、师生角色及他人与他人间的关系,产生新的教学组织方式和教育问题。二是消极方面。首先,由于教育技术的观念还没有足够深入人心,人们对它的使用存在戒备心理; 其次,教育技术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误读”而导致教育技术的作用异化; 再次,受当今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获取产生了依赖性,功利性色彩严重。没有手机、电脑等就会明显感到信息的缺失,但很少去审视所获信息的可靠性,以致有些错误信息带来很多不良社会影响。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的资源危机,人们越来越重视高效率、低投入、高产出、批量化、模式化的流水线生产,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人生活的主体参与性、幸福感、安全感、自由感等极度降低,使得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表面上越来越密切,实际越来越疏远。因此,人们不可能指望拥有十全十美的教育技术,只有尽可能合理使用、趋利避害,将成本和不利因素降到最低。

4. 辩证法视角———实现教育与技术的和谐归一

联系观: 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的联系之中。因此,当“教育”与“技术”相结合形成“教育技术”的时候,就更应该用联系的观点来审视它的存在,即不存在没有教育的教育技术,也不存在没有技术的教育技术。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可以看作是一项特殊的劳动。“人的生存以劳动为基础,而劳动与技术合二为一,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技术生存视为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技术成为人作用于自然的中介和手段,通过改造世界的社会劳动,满足了人的这种有意识的类生存,赋予人超越动物的目标和手段,使人真正成为历史的社会的文明的存在物。”( 王治东,2012)

变化观: 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教育技术的产生、发展、演变也不例外,不能用静止、孤立的眼光去肯定或否定教育技术的存在,因为任何事物的价值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反应时间和周期,因此应该用全面、包容的心态来看待教育技术在变革教育中的价值。

发展观: 物质世界是不断发展的; 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其实质是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灭亡; 发展是客观的、有规律的。纵观教育技术发展历程,它无不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更迭发展着。所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教育技术的未来,既要能适应教育技术的积极发展,又要能客观地正视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切不可“一刀切”。

三、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意义及启示

《易经》上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教育技术哲学研究就是对教育技术之道的追求,以便其在这种“道”的普遍规律下实现“教育”和“技术”的和谐归一。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篇9

在高校面临转型发展时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学校的哲社研究及其评价工作。10年前,中共中央在 《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要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评价哲学社会科学要注重原创性,注重实际价值[1]。教育部、财政部在2011年下发的关于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 2011—2020年) 》 的通知中,指出: 深入实施 “繁荣计划”,需要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制度。教育部社科司在2014年工作要点中提出: 统筹推进科研评价综合改革,积极开展评价改革试点。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标准和指南建设,组织编写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南》[2]。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哲社研究的评价工作,将为提高哲社研究的创新能力和成果质量提供保证,为高校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基础资源保障,为社科学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保障。高校哲社研究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的内容比较广泛,笔者结合国内普通高校现行的一些科研评价条件,对高校哲社研究评价的指标进行适当的选取,对于相关指标内容的应用进行剖析,仅供同行参考。

1高校哲社研究评价指标的主要内容

参照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评价的常规指标构成体系,高校哲社研究评价的指标内容体系也应有多个层级。一级指标是评价的统领,二、三级及以下层级的指标是评价的细化和入手点,也是评价的观测点。本文在坚持以研究成果为主要评价对象的基础上,把科研产出、科研效益和科研投入作为一级指标,其他相应层级的指标也同时列出并予以分析。 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选取的不同评价指标所占权重也所不同,尤其基础指标 ( 也称底层指标) , 它是评价指标体系中不能再进一步分解的指标,包括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类[3]。具体指标及其权重见表1。

1.1科研产出

高校哲社研究的产出是指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利用科研投入,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形成的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科研成果。科研产出不仅以多种载体文献和实物形式存在,还以潜意识的理论思想形态存在。 “科研产出” 作为高校哲社研究评价指标体系构成要素中的主要指标 ( 一级指标)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服务。由于哲社研究是以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为主,那么高校哲社研究的产出不是只看科研成果对当年社会的影响,还要看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成果 可能在未 来相当长 的时期内 产生的影响[4]。

高校人文教育和教学的实际需要带动了高校哲社研究的发展,哲社研究也紧紧围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地方服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科研产出。从较为宽广的范围看,高校哲社研究的产出涵盖了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 ( 二级指标) ,二者也有多种表现形式。作为科研直接产出评价指标的具体成果 ( 三级指标) ,主要有论文、著作 ( 教材) 、普及读物、研究报告、咨询报告、非纸质出版物等。 哲社研究的间接产出主要包括: 培养的人才,形成的科研群体、科研团队,新增的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 包括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重大重点项目、高级别成果奖、省级以上重点学科等。在现有的科研评价中,间接产出的相关内容往往被人们忽视,今后对高校哲社研究评价指标的选择与具体应用时,应充分考虑和完善间接产出指标的有关内容,以建立和完善有数量但不唯数量、以质量为导向和核心的评价体系[5]。

1.2科研投入

通常我们论及的科研投入,多指科研经费投入。 从哲社研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整体考虑来说,科研投入还包括其他方面的指标内容。具体地说,高校科研投入是指高等院校及其附属科研机构在科研活动中,为满足科学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所投入的人、财、物等要素的总和[6]。不可否认,科研经费作为科研投入的主体部分,是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 购置研究设备必需的基础条件。然而,长期以来国内高校社科类研究经费的投入就如社会公益事业一样,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相比,哲社研究的投入显得更少。比如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经费从 “十一五”初的4亿元投入至今,已连续5年没有增长,高校哲社研究经费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7]。把科研经费作为哲社研究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将有利于解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在具体评价中,既要考虑高校筹集的哲社研究总经费,还要考虑其占学校科研总经费的比例。

高校哲社研究能够出多少成果,成果的质量水平如何,要看投入的科研人员数量尤其高层次的人才比例,以及形成的科研团队、协同创新团队的数量与水平。一些高校在下达科研任务时,往往把二级单位中所有文科类教学科研与管理服务部门的人员都计入哲社研究队伍行列,这几乎成了 “全民” 科研。科研人员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需要重视以下几个观测点: 从事哲社研究的人员总量,哲社研究人员占本校科研总人数的比例,科研团队的数量和能力水平,科研基地的数量及其作用。目前, 众多高校在哲社研究团队的形成与科研基地的建设上,大大逊色于自然科学。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高校建立的社科类研究院所、政府决策基地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人员、基地这些指标内容是高校科研评价活动中容易忽视的内容,也是哲社研究考评的薄弱环节,需要对此改进。科研投入中的设备设施、文献信息资源等指标内容见表1所示。

1.3科研效益

对高校而言,学术研究也是追求效益的。高校哲社研究的效益标准往往定位在花费的财力、人力、 时间尽可能地少,而得到的利益尽可能地多[8]。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涉及价值判断、性质判断和时间判断等问题,这些都是无法量化的。因此,哲社研究的效益评价难度较大。为利用好 “科研效益”这项指标,对其给予客观、科学地评价,哲社研究效益评价指标的选取应把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结合起来。 在定性方面,具体考察代表性学术成果的创新性、 科学性、前沿性、社会与经济效益以及其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9]; 在定量方面,把社会服务效果、科研成果影响力、科研投入直接利用率等内容作为评价的观测点。

1. 3. 1高校哲社研究的直接效益体现于社会服务效果。高校哲社研究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服务,通过深入开展政策研究,为民族振兴建言献策,为社会文明传承创新,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引领与决策的智囊作用。这些服务主要体现在对政府、 企业等相关部门提供的咨询报告、调查报告等方面[10],还体现在为地方服务业发展提供的人才据教育部社科司统计,近3年来,我国高校社科界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2. 4万份,其中1. 3万份被采纳[11]。社会服务的效果如何,直接展示了高校哲社研究成果的效用程度。然而,目前多所地方高校没有把学校对地方经济贡献度、对人才培养贡献度等直接效益内容列入哲社研究评价体系[12],这难免使哲社研究出现研究方向不明、学科建设滞后、服务社会脱节的现象。

1. 3. 2高校哲社研究成果影响力主要取决于3项指标

( 1) 成果获奖。在不同部门组织的社科类成果奖评选中,人们常常把 “社会影响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分点,这反过来说明成果获奖能够体现科研成果的社会效应。这里笔者选择省部级哲社成果奖为观测点,如: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国家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社科优秀成果奖,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有关部委办评定的人文社科成果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 2) 论文论著的社会影响力。众多高校把论文被 “SSCI、A&HCI、CSSCI”收录、被 “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作为评价标准,论著则是以出版发行数量为标准。 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完全反映出论文论著的学术水平。比如很多低质量的论文只要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就会被CSSCI数据库收录; 众多的所谓 “专著”,为了多方经济利益,一次性大量印刷的比比皆是。因此,在利用 “论文论著的社会影响力”这一评价指标时,对于学术论文,既要看论文被检索刊物及其数据库的收录情况,更要侧重于论文被引用率的高低以及获得的成果奖励级别; 论著则在同一个学科内部来看其被引用率的高低, 同时适当兼顾印刷次数、数量以及被文献信息机构收藏情况。( 3) 国际交流与合作。主要是考察学校独立举办或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的情况,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数量和宣读篇数,本校人员被国外学术机构外聘或讲学的人数和人次。这一指标可作为哲社研究成果社会影响力评价的补充,以促进学校高层次人才的交流和培养。

1. 3. 3科研成本效益体现于科研投入的直接利用率。高校哲社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多参量投入和多参量产出的开放系统,其投入的直接利用率是指科研经费、设备资源、人力资源等有效利用率。这是一项衡量哲社研究活动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一项很难精确计算的指标内容,它涉及科研过程的管理和监督。选取此项指标是为了提高科研经费投入与使用效率,改变哲社研究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调的现状, 形成财力、人力、物力等比较合理的构成关系。在积极争取经费投入和研究设施投入的同时,敦促哲社研究人员把科研经费能更有效地用在研究项目上。 通过对科研投入直接利用率的评价,恰当地反映出一个学校哲社研究的整体实力和创新能力。科研经费的直接利用率即直接用于研究的 ( 直接和间接) 费用与来源总经费之比; 设备资源包括各种设备设施、可用文献信息资源等,其直接利用率可以从利用频次来评价,比如研究基地设施的利用频次; 人力资源的直接利用率可以把本单位哲社研究人员的参与率、科研团队成员、科研项目成员的参与率作为观测点。

2高校哲社研究评价指标的科学应用

2.1制定较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高校哲社研究评价指标选定后,在一定时间内应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评价工作的常态化和连续性。但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内,对低层级指标的权重可做适当调整,同时不断完善观测点的具体内容。 为保证高校哲社研究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对所确立的各级指标要设定参考系数 ( 权重) ,以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结合以上选取的指标,在此给出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框架和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2.2科学使用可量化的评价指标

量化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主要方式之一,更多的高校是利用指标量化评价法,通过对科研成果,如出版的著作 ( 规划教材) 数量、发表论文的数量及被引频次、期刊级别等,进行量化统计分析[13]。然而,现实期哲社研究成果评价中有些指标是无法量化的,一些单位对无法量化的指标强行赋值量化[14],致使体现科研产出的质量指标被忽略。所以,笔者在进行哲社研究评价时,能够量化的指标一定要科学使用,不能简单化滥用。比如, 不能简单地把欧美发达国家信息服务机构的社科类文献索引强作定量指标,毕竟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15]。

从表1可以看出,能够量化的评价指标较多。 把一些可量化的内容作为评定哲社研究学术水平的指标,既能保证评价标准稳定、操作容易,又能有效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16]。但在评价中,还需要对一些量化指标灵活应用,不能过分看重数量,否则容易造成评定标准的机械化。有的高校过于看重核心论文的刊发篇数,导致许多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质量低下,专业论文却不在本专业的核心期刊上, 盲目追求发文率,形成了 “为发文而发文”的学术坏风气。还有一些高校在科研绩效考核中,过于看重论文被索引、文摘等二、三次文献的转载量。例如,某一地方高校的科研工作量考核办法规定: 论文发表后若被SSCI、A&HCI、CSSCI等源刊检索、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每篇计800分。而聘任在科研为主正高四级岗位的人员,一年的科研工作量要求仅仅是360分。对于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这一指标也有不科学的地方,譬如职业教育类的刊物,全国公开发行的只有十几种,《复印报刊资料· 职业技术教育》收录的论文,绝大部分遴选于这些刊物。相对而言,该专业刊物的论文被转载率就比较高,其转载量并不能客观地反映出该专业的学术水平。对于这些可量化的指标,在具体评价时还需要结合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前沿性。

2.3正确处理研究成果的效益指标

2. 3. 1正确对待经费投入与成果产出的关系。因为哲社研究成果具有社会效益的滞后性、衰减性,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现[17]。高校哲社研究产出的成果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大部分成果的效益性是无法与金钱对等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用产出成果数量来衡量科研经费的效用性,而应把经费作为改善高校哲社研究物质基础条件的指标,使学校内部重视并加大对哲社研究经费的投入,同样也让政府、社会、企业等部门重视对哲社研究的投入。另外,通过对成果产出情况的考核,加强高校哲社研究队伍的学风建设,提高社科研究中有限经费的利用效率。

2. 3. 2正确运用科研产出的相关指标内容。对于科研产出,不仅要注重直接产出,还要高度重视间接产出。高校哲社研究过程中人才的培养、科研团队的形成、新获批的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和重大重点课题等,都是间接产出的成果,体现了高校哲社研究的潜在价值效益。在具体应用时,学校和评价机构要不断提高间接产出这一指标的权重,加大考评力度。运用产出的综合评价指标,有利于高校培育青年学术骨干,为高校哲社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构筑强有力的学术后备人才梯队。

2. 3. 3正确处理成果效益的综合评价。尽管高校哲社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当前哲社研究成果的总体转化应用率低,成果转化率亟待提高。学校需要 “以评促建”,积极引导社科研究人员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以原创为价值取向, 及时把咨询报告、调研报告等研究成果进行转化。 同时建设学校智库,更好地服务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对哲社研究成果社会影响的测评力度, 引导高校社科研究人员重新认识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不再局限于论文论著的被引用和收录的传统评价。 开阔研究视野,把国际学术交流和国内高层次成果奖作为评价指标和新的推动力,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走出去”,不断提升在社会上的综合影响力, 从而使高校各项社科成果发挥出更佳的社会效益。

3结语

当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紧迫性和现实需求愈加凸显。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积极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工作更显重要。 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我们在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指标体系时,需要科学选用定性评价指标和定量评价指标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在今后的科研评价工作中,按照 “以定性指标为指南,以定量指标为依据”的原则, 不断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并保证相关指标数据的易得性、有效性、权威性。通过对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进一步改进科研评价工作,引导高校学者直面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领域中的重大问题, 从而顺利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服务能力。

摘要：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工作急需改进,从定性考评与定量考评相结合的原则出发,选取并分析不同层级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确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指标体系,提出相应评价指标应用的建议和对策。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篇10

整个20世纪,伴随着一系列科学上的革命性进展,因其而产生的科学哲学也经历着从初期到兴盛再到转型的过程。在刚刚步入21世纪之初,面对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发问,一批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家被召集起来共同完成了这部迄今门类规划最为全面的科学哲学丛书———《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它以宏大的视角来展现步入新世纪的科学哲学研究面貌,通过对一般科学哲学以及各具体科学哲学研究的梳理与阐释,试图为未来科学哲学开启一幅远景。正如这套科学哲学手册的三位英文版主编道·加比(Dov Gabbay)、保罗·撒加德(Paul Thagard)、约翰·伍兹(John Woods)所共同认为的,在已知的任何时期,科学在其前沿的运行总是遭遇到有关知识与实在的本质的哲学议题。科学论战会引发诸如理论与实验的关系,解释的本质以及科学接近于真实的程度的问题。在具体科学中,关于存在是什么以及如何知晓它的问题会引发特殊的关注,例如,物理学中的时空本质问题、心理学中的意识本质问题。因此,科学哲学是对世界进行科学调查的必要部分,并且总的来说,科学哲学正日益成为哲学的核心。尽管仍有哲学家认为关于知识与实在的理论可以通过纯粹的沉思而发展出来,但大多数的哲学研究表明,重视相关科学发现才是必要和有价值的。例如,心灵哲学已经很明显与经验心理学绑定在一起,而政治理论经常与经济学产生交叉。这些科学哲学研究为哲学反思与科学探索架起了一座宝贵的桥梁。科学哲学本身也越来越不再局限于关注一般的科学本质与科学合法性议题,而是格外关注在具体科学哲学内部所引发的特有议题。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该丛书的英文版主编们规划了目前最为齐全的科学哲学子学科群,并且力图确立一种偏向于具体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模式。这一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具体科学哲学已经成为未来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造成这种趋向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当代科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研究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哲学研究也有必要顺应这种变化来对自身的研究目标和方式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以便保持连接哲学与科学之间这座桥梁的通畅;另一方面,科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关系已经愈发紧密,存在着普遍的交叉,而产生的影响又多体现在科学中的子学科甚至一些研究前沿与人文、社会领域的交互上,这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将科学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而是应该在各个具体科学领域中来探讨科学之于人文、社会领域的交叉与影响。基于这些判断,可以认为,未来科学哲学研究必将伴随着各个领域上的科学发现而不断走向前沿和深化,并在一些传统议题上走向新的理解与探讨,将科学哲学引向新的发展阶段。

为了实现最初的意图,丛书邀请了众多熟谙各门具体科学的分卷编者,他们从通晓科学的哲学家们以及(少部分)通晓哲学的科学家们那里征求来的宝贵稿件令人欣喜。这16卷系列丛书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门类提供了一种目前最为完善和齐全的纵览。这套丛书由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与其他科学文献出版机构之一的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推出,具体目录如下:

《一般科学哲学:焦点主题》(2007年7月出版)

《物理学哲学》(2006年10月出版)

《生物学哲学》(2007年2月出版)

《数学哲学》(2009年6月出版)

《逻辑哲学》(2006年10月出版)

《信息哲学》(2008年12月出版)

《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2009年8月出版)

《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哲学》(2006年10月出版)

《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哲学》(2006年10月出版)

《复杂系统哲学》(2011年5月出版)

《统计学哲学》(2011年5月出版)

《经济学哲学》(2012年4月出版)

《医学哲学》(2011年7月出版)

《化学哲学》(2011年11月出版)

《语言学哲学》(2012年1月出版

《生态学哲学》(2011年4月出版)

这些分卷广泛考察了基础以及应用科学中业已提出的哲学议题。目前,与这套丛书类似的其他著名丛书有:

———《剑桥指南系列丛书》(The Series of Cambridge Companion),这套丛书十分宏大,不过主要是从整个哲学体系的角度来分卷探讨不同的人物哲学思想、哲学领域或命题,其中自然包含了科学哲学,但依然主要是以某种思想或领域的形式来进行撰写(比如,《逻辑经验主义》《生物学哲学》)。整体提纲偏重于哲学的历史性脉络,而内容同样是采取收录相关专家供稿的方式。

———《牛津哲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s in philosophy)与上一部相似,在这套丛书中,科学哲学同样是作为整个哲学体系下的一个分支或衍生命题,甚至其学科定位在丛书规划中没有专门的体现。

———《劳特利奇指南系列丛书》(The Series of Routledge companion)也是同样的风格,与前面介绍的丛书的最大共同点在于,直接将科学哲学纳入到哲学框架之下,注重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主要议题,而没有专门突出其学科性质。

———《哲学与科学》(Philosophy and Science)系列丛书由欧酷曼(Acumen)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大·伯德(Alexander Bird)作为总主编,丛书主要偏向于有关科学知识的理论与方法论中的核心论题(比如,《科学方法的理论》《经验主义》《模型与理论》),重在梳理有关这些论题的最新探讨,介绍一些新出现的子学科领域。该丛书同时也期望尽力覆盖到近年来从科学理论以及一般哲学层面涌现出的重大基础性议题(比如,《生物学哲学》《精神病学与科学哲学》)。总之,虽然专门针对科学哲学,但该套丛书的内容规划范围有限,依然偏重于一些传统领域和问题。

———《波士顿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Boston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这部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则属于十分浩大与深入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系列。这套丛书当属目前科学哲学界最为浩瀚夺目的系列成果,面向各个领域的具体论题,而不是偏重于学科领域来划分,这也成就了该书的专业性质以及宏大论题规划,目前已滚动出版数十年,出版300余册,依照分属不同学科、层面以及角度的论题来进行收录,几乎涵盖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各个时期的科学哲学研究内容。

———《西安大略科学哲学丛书》(The Western Ontario Ser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则表现为类似杂志的期卷形式,每一卷都会设定一个具体的主题,而其中收录的文章都是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因而某种程度上每一卷更像是一部专题文集,它们共同表现出科学哲学丛书的特点。目前该丛书已经更新至78卷。

———《匹兹堡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系列丛书》(Pittsburgh Series in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Science)由科学哲学研究重镇———匹兹堡科学哲学中心完成。该丛书目前只出版了五部,虽然内容规划性并不强,主题也较为松散(包括《精神分析基础》《演绎主义的局限》《科学的界限》《科学与价值》《推理、解释以及其他的挫折》),彼此之间不存在内容上的联系,但学术水平以及思想深度毋庸置疑。

目前国内已出版的较为知名的类似丛书有: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哲学文库》系列,该文库目前已经收录了50余部著作,其中主要是中心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体现了该中心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实力。丛书内容规划全面,采取滚动收录的方式,突出前沿性,通过持续出版,保持着与国际该领域研究的同步,很受国内相关研究领域人士的重视。另一部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哲学基本著作》丛书,这套丛书偏向于经典导读以及基础性介绍,主要收录了一些科学哲学领域代表性人物的经典译著(例如,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导论》、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以及一些国内科学哲学领域的学者所著的科学哲学基础性读物。

二

通过以上同类丛书的比较,可以发现爱思唯尔出版的这部《科学哲学手册》最大特点在于其所规划的严密学科体系,并且面向基础性的学科导论,与具体科学发展的历史联系紧密(甚至邀请许多具体科学领域的学者撰写一些重要科学人物的传记以及某些学科或命题的发展简史),科学色彩浓厚,所涉及的哲学论题十分前沿,不仅受到许多哲学学者的关注,也受到了来自于各相关领域科学家们的好评。在内容上兼顾了基础性及前沿性,是一部特点鲜明、不可多得的科学哲学丛书。下面我们对首批出版的9部译著做一简要的概览:

———《一般科学哲学:焦点主题》由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理论哲学系教授西奥·A.F.库珀斯主编,是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一卷。本书精心挑选了一般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若干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度阐释,提纲挈领地勾勒出一幅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全景画卷。本分册包含十个系统论述:第一章“定律、理论和研究纲领”,对经验科学的这三大主要单元进行了综合研究;第二章“对解释的以往和当代观点”,全面描述了历史上若干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牛顿、休谟、康德到穆勒对“解释”的理解,以此为基础对最重要和有争议的当代解释模型提供了一种系统性考察;第三章“理论评价”考察了一致性、真、先天和后天的可能性、信息内容、经验内容、解释力和预言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简单性、精确性、近似为真和似真性等理论评价的核心标准,并进一步讨论了如何从比较的以及量的方面来阐释理论确证;第四章“自然科学中实验的功能”,以物理学与生物学为例,提出了一种实验的认识论,即在实验结果中提供合理信念的一套战略;第五章“社会科学中实验的功能”,以经济学为案例,集中在社会科学中实验的发展上,尤其考虑了莱因哈德·泽尔腾的贡献;第六章“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立场”,指出在科学史中本体论课题具有最高的重要性,认识论难题主要涉及归纳推理,最具基础性的是阐释理论与证据之间的关系,方法论问题中最关键的是科学方法的单一性或确定性问题;第七章“还原、整合与科学的统一”,考察了替代统一的支持整合的论证以及基于机械论的支持还原的论证,提供了热物理学、分子与发育生物学、考古学以及语言学中关于推定的还原与整合的案例研究;第八章“逻辑的、历史的与计算的方法”,指出对机器学习的研究为诸如归纳和溯因提供了新的洞见,推进了新的阐释,同时也使得科学发现的问题被提到了一个更加形式化的层面;第九章“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探讨了划界问题的标准,提出了描述性与规范性科学指标的综合名单;第十章“科学哲学的历史”,创造性地重建了一种自20世纪初以来科学哲学从中欧到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长期转换、变形和互动发展。全书各章节主题各异,但都从不同方面揭示和印证了“阐释”这一在科学哲学中极为重要,却由于其隐含性而长期被忽视的科学哲学方法。在这一意义上,“阐释”也是贯穿整套科学哲学手册的一条重要逻辑线索。

———《物理学哲学》在整套丛书中拥有最长的篇幅。物理学哲学是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领域,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又是所有哲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与物理学相关的哲学探讨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相对来说,物理学哲学依然是一个新兴学科,正如其编者巴特菲尔德所说,物理学哲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一个强大而且充满生机的哲学分支,还只是过去近半个世纪的事。

现代物理学的三大支柱———统计物理、量子理论与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它们不只为哲学理论提供了具体的研究案例,更促使科学哲学家们转向了对实在论与工具主义、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等问题的争论。自20世纪60年以来,物理学自身内部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引起了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关注,并且越来越成为物理学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物理学哲学》的两位编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取了14篇论题相对集中的代表性文章结集成册,来为我们展现近代物理学的这些基本问题。

《物理学哲学》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对当代物理学五个主题中基本问题的探讨,即热物理学、量子理论、相对论、量子场论和量子引力,它们一共占据了前十二章内容。对热物理学基本内容的介绍主要由尤菲克和埃姆什给出,他们分别从经典与量子两方面阐述了热力学与统计物理中基本概念的演变。关于量子理论的内容主要有三章,分别是:迪克森对非相对论量子力学形式体系及其中涉及的基本问题的回顾,兰兹曼从数学物理学的视角对量子与经典理论间关系的探讨,以及巴布对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中一些核心思想和结果的阐释。与相对论有关的论题由马拉蒙特、贝罗特和埃利斯完成,其中马拉蒙特讨论了三个特定论题:狭义相对论中同时性的定义、牛顿引力的几何化以及因果结构如何决定时空几何的问题;贝洛特主要对发生在经典广义相对论中的“时间难题”做了一个详细的陈述;埃利斯通过回顾相对论宇宙学理论的研究现状,探讨了包括人择原理和多宇宙的存在可能性等九个哲学主题。在量子场论方面,特霍夫特从粒子物理学的视角对量子场论进行了权威的纵览,霍尔沃森和缪格则借助代数量子场论工具,讨论了粒子和定域化的本质、非定域性、量的赋值和单个时空点上量子场的可定义性问题。在量子引力方面,主要有两篇文章,其中罗韦利的论文介绍了该学科的历史,当下两种主要理论(弦理论和圈量子引力)以及量子宇宙学的现状;埃利斯在其撰写的章节提出关于“终极”物理理论观念等基本问题,可以看作是对罗韦利一文的自然补充。最后的两章则分别讨论了经典物理学和当代物理学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基本问题,即决定论与对称性。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也为彼此相互分割的各物理学分支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密切的联系。各章与各类物理学哲学期刊中的论文相比,在研究方法上,更偏重于对问题的历史性回顾,而非逻辑性论证;在探讨的问题方面,则尽量回避了偏向形而上学的问题,而集中对物理学哲学中的具体问题进行阐释。

现代物理学哲学与物理学自身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而且,物理学哲学领域的一些非常突出的成果甚至都是物理学家做出的。这一点从各章作者的身份就可以看出,因为在他们之中除了专门从事物理学哲学研究的学者之外,还有几位是理论物理学家,即埃利斯、埃姆什、哈维、兰兹曼、罗韦利、缪格和特霍夫特,其中特霍夫特还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从另一方面看,完成其他各章的科学哲学家们,包括贝洛特、布拉丁、巴伯、巴特菲尔德、卡斯特拉尼、迪克森、厄尔曼、霍尔沃森、马拉蒙特和尤菲克,都接受过完整的哲学训练,也掌握了充足的物理学知识。因此每一章都非常专业且完整地介绍了它们所涉及的论题,明确展示了现代物理学哲学研究偏重物理学前沿问题的特点。

———《生物学哲学》由多伦多大学的莫汉·马修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克里斯托弗·斯蒂芬斯两位加拿大学者共同主编。生物学哲学作为近几十年迅速崛起的科学哲学子学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成果。它形成于逻辑经验主义晚期不断走向衰落的历史背景之下,将生物学及其理论作为一种另类科学形式展开全方位的讨论,覆盖了从科学到社会人文领域的广阔论题,使人们看到了一种充满活力并多姿多彩的科学哲学研究。

本书较之其他的同类著作,最大的特点在于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在进化理论上。特别是在第一部分,收录了达尔文、费希尔、赖特、霍尔丹、木村资生这五位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进化理论家的传记,充分体现了这本书的主编强调进化理论的意图,同时也隐晦地表明一种态度,即自达尔文以来的进化理论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充满哲学思辨性的议题,特别是关于物种起源与进化的理论化本身需要哲学的参与。第二部分直接将进化作为该部分的标题,在其中探讨自然选择、中性论、选择层级、可演化性、发育论、进化规范性、进化伦理学议题,从本质、机制、层次以及社会性议题等方面全方位阐述有关进化所引发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在理论层面上的问题。这一部分充分体现了哲学分析方法在进化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三部分则聚焦遗传,这一议题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进化论题的补充,而在讨论内容上则更加偏向于生物学研究的方法论。例如,遗传分析、群体遗传的理论构建问题、生物学中的还原论问题、遗传代码的定义与分析等。这一部分主要还是继承了生物学哲学中的一些传统议题,只不过是在现代生物学语境下对它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解读。第四部分探讨分类学问题,就生物学命名体系所面临的概念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其中的哲学问题主要还是围绕传统分类学理论与当前进化理论观念之间的概念冲突与结构分析,充分体现了分析哲学方法在生物学中的应用。最后一个部分专门设为特殊话题,包括生物学理论的形式化议题、生物学功能概念的分析、生物学路径下的心灵问题研究、先天性的概念分析以及对于人工生命问题的哲学探讨。应该说,这一部分既囊括了像功能分析这样的传统哲学话题,也涵盖了人工生命这样的新兴话题,它们分别代表了生物学哲学研究开枝散叶的不同方向,很有可能发展为极具潜力的交叉研究。

从本书的章节作者上看,这部书不但请来了迈克尔·鲁斯、萨赫托·萨卡尔、拉斐尔·福尔克等老一代科学哲学家作为撰稿人,同时也邀请来了亚历山大·罗森伯格、金·斯特林等如日中天的一线学者,甚至包括詹姆斯·F.克罗这样的遗传学家。可见这本书的主编们用心良苦,尽力为读者阐述当下的生物学哲学研究究竟是什么人在做,怎么做,有哪些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将生物学哲学研究的面貌展现出来,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

———《数学哲学》的写作立脚点在于,提供一种尽可能全面并具有一定深度的数学哲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当前,数学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为数学的本质及其数学实践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连贯的、普遍的和整体的哲学说明。由此数学哲学的核心论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数学的本体论;数学的本质是什么?即,数学的研究对象是个别的作为个体的数学对象还是数学结构?数、函数、集合、群等这样的数学实体存在吗?它们是物质实体、心理实体抑或是柏拉图世界中的抽象实体?它们的存在独立于我们的物质世界以及我们人类的大脑吗?由此延伸出一系列有关数学实体的认识论问题和数学真理问题。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引发了各种数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立场及争论。典型的有:数学柏拉图主义、数学对象柏拉图主义、结构主义、虚构主义、不可或缺性论证、数学的自然主义实在论、新逻辑主义或新弗雷格主义,等等。第二,数学知识的本质及其确定性;数学知识的本质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数学知识确实有一个确定的基础吗?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引发了数学知识的先验论和经验主义解释,继而激发了康德对数学知识所做的著名的先验综合说明,寻求数学基础的努力则造就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三大基础主义学派: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第三,数学实践中的哲学问题;这又包括两方面:(1)与一般科学哲学问题相类似的一般的数学哲学问题:数学说明的本质是什么?数学中有哪些推理?数学与实在世界的关系是什么?选择新的数学公理依赖的根据是什么?等等。(2)具体数学分支领域中的哲学问题,比如集合论、概率论、可计算性理论、范畴论等引发的哲学问题。

本书从历史的脉络围绕数学哲学探讨的主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内容较丰富且较全面的数学哲学图景:传统理论(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验主义、康德主义);三大基础主义学派(逻辑主义、形式主义、构造主义);当代的观点(虚构主义、全面柏拉图主义、不可或缺性论证、结构主义、演绎主义、约定主义、自然主义实在论、模态主义解释等);具体数学分支领域中哲学问题的前沿研究(集合论、可计算性理论、概率论、弗协调性)。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尽管没有面面俱到地涵盖数学哲学的所有发展和观点,然而它仍不失为一本兼具前沿视域宽广和信息量丰厚之作。本书既可以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料,又可以为想了解数学哲学发展的所有人提供一种源自历史视角的全面概览。

———《逻辑哲学》主编戴尔·杰凯特,是当今最著名的逻辑学家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逻辑、内涵性、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及哲学史等领域。在他主编的《逻辑哲学》中,收录了当代最著名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和集合论学家在逻辑哲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运用示范性的专业技术,在广度和深度上囊括了数理逻辑和哲学逻辑中的广泛主题。本书共收录29篇论文,这些论文代表了当代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现状。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为学生和专业研究人员了解逻辑哲学的主要发展提供基本背景;二是收集了逻辑及其哲学中的新视角、新挑战和新进展,可作为当前逻辑实践的典范和逻辑未来发展的风向标。本书每章都具有特定主题选择和问题及方法说明,较为全面且深入地呈现了逻辑哲学这一领域的丰富性,既鼓励读者去探索数理逻辑最新发展的技术进步,同时保持了哲学对逻辑本质的敏锐关注。这些论文包括目前形式符号逻辑某些最重要的子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围绕逻辑的新理论发现和应用的哲学本质及其影响,涉及形而上学基本概念、知识论、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价值观,特别是美学规范的基础,反映了以逻辑系统构造和评价这些概念的基本方式。在我们看来,这些论文均是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对具体问题进行详尽阐释,旨在呈现研究的现状和成果,同时保留了问题的讨论空间。因此,通过学习和参考这些论文,读者不仅可以直接了解当前的论题、各作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及逻辑技巧,而且能够直接进入对开放问题的深入探讨。

———《信息哲学》分卷的设立体现了丛书主编们的前沿视野。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其研究对象为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以及哲学等学科交叉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信息的概念本质与基本性质,例如其动态分析、使用方式以及相关科学等。同时,也包括对信息理论的细化与应用以及对各种哲学问题所使用的算式方法。信息哲学源自人工智能哲学、信息逻辑、控制论、社会学、伦理学以及语言与信息研究。近来这一领域逐渐以“信息哲学”的形式为人们所知。

本书虽然内容纷繁浩杂,但是编纂主线明晰,由哲学入手,与信息结合,从整体思想到具体学科,因而从中不难看出学科间的相互交织与促进。第一章至第五章为信息与哲学的基本关系介绍,弗雷德·德雷斯克作为将信息论引入哲学研究的先驱,对信息概念在认识论中的作用,以及如何与其他为人们所热议的论题相结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彼得·阿德里安斯从计算学的角度,对物理学宇宙的可知性进行了重点介绍。值得一提的是,阿德里安斯本人原先从事的是古典哲学研究,后来成为研究机器学习的专家。这足以说明信息科学与哲学之间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第六至八章为技术性讨论,对相关手段、方法予以了介绍。弗莱明·托普索和彼得·哈瑞莫斯这两位数学家对香农信息论及其与数学的结合应用进行了阐释。然后,彼得·格伦瓦尔德和保罗·威塔涅对算法复杂性理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介绍,同时也对该理论与概率以及香农信息论的关联进行了讨论。而逻辑学家约翰·范·本瑟姆和马瑞卡门·马丁内斯通过对认知逻辑以及情境论研究传统的介绍,研究讨论了信息在逻辑中所起的作用。第九至十三章讨论了若干基于“信息学”的重要论题。其涉及范围变得更为广泛,包括凯文·凯利围绕奥卡姆剃刀原理撰写了学习、简化以及信念修正等方面的相关内容。逻辑学家亚历山德鲁·巴尔塔格、汉斯·范·迪特玛施以及劳伦斯·莫斯描述了“动态算法逻辑”中知识与信息更新问题。汉斯·罗特则对信念修正结构及其相应体系结构进行了讨论。而致力于研究“信息动态”的重要学者阿布拉姆斯基使用基于博弈论的交互处理模型,对计算过程中的信息流进行了讨论,并将其与量子信息流联系起来。经济学家伯纳德·瓦里泽也讨论了博弈中的信息和理性代理人本身等问题。第十四至十九章列举了许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的信息案例。逻辑学家、哲学家、计算机专家迈克·邓恩对信息在计算机研究中的各种运用做了调查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拜斯和法默则把物理中的信息与香农信息论和柯尔莫哥洛夫复杂性联系在了一起。基思·德夫林和杜斯卡·罗森伯格以情境论作为工具,建立起用于语言交际的深度处理模型。约翰·麦卡锡作为人工智能理论创始人之一,在其撰写章节中研究了信息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同时也给哲学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还有两章讨论了生命科学的相关内容。马格丽特·博登讨论了信息在认知心理学中的作用,并对近期的一些神经学观点有所涉及。约翰·柯利尔则对当前信息以及编码技术在生物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并产生了广泛反响。本书所讨论的论题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并且多为前沿性研究,因此不少章节都以开放的方式结尾,这也充分表明信息哲学研究的多样性以及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

———《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分卷的设立显现出丛书的别出心裁。技术哲学是长期以来不被科学哲学家认可的一个领域,甚至存在论者声称技术哲学是不存在的。由荷兰技术哲学家安东尼·梅杰斯主编的《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手册就是针对这一传统科学哲学观点而提出的挑战,不仅论证了“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拓展和深化了传统技术哲学研究领域,极大地推进了技术哲学从批判传统向经验实践的转向,强化了技术哲学的工程传统。

本书除“总导言”之外,共有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技术、工程与科学”,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并且辅之以同样有差别的社会性与规范性问题的描述;指出20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间的区别逐渐模糊,而工程科学也转化成为一门技术性科学。第二部分“人工物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提出人工物是心智依赖存在的主张;论证了工程中功能性的部分-整体关系不能被标准的部分论所理解;探讨了在技术与工程中极具重要性的隐性知识的问题;讨论了应用于工程设计中的工具主义的可替代方式规范论。第三部分“工程设计哲学”,讨论了如何创造设计实践类型论和如何将客户需要转变成技术说明;阐明工程设计在本质上不同于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可以被解释成一个要将功能结构转译成物质结构的过程。第四部分“工程科学中的模型化问题”,认为工程中模型化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可靠的人工物或技术流程;认为基于模型的推理与形式演绎推理有着巨大的差异,因为前者还取决于内容,并非单纯的形式推理;认为与科学解释相比,技术解释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第五部分“技术与工程中的规范和价值”,阐述了技术与工程是价值负荷观点的几种论证策略;认为规范性既内在于作为一种实践的工程中,也内在于技术人工物和技术系统中;规范标准不仅体现在技术守则和技术标准中,而且也体现在工程道德守则的基本准则中。价值冲突实际上是设计过程中的核心,认为技术评价越来越被发现其本身就是一项赋有价值的事业。第六部分“工程学科中的哲学问题”,认为目前致力于技术哲学中具体工程学科的研究比例,远低于致力于科学哲学中具体科学学科的研究比例。本书对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领域相关问题的分析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引用文献资料丰富,为更好地了解西方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研究内容,开阔了视野,弥补了国内该领域资料的欠缺,这对于促进我国技术与工程哲学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哲学》的编者保罗·萨伽德教授是一位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现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系教授。该书的题目很有特色,将认知与心理学较好地糅合在一起。心理学是一种关于思想的研究,认知科学是一种关于心灵、智力,并且包括哲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许多涉及方法和核心概念的论题也随之而产生。本书共包括当前领军的科学哲学家撰写的16篇论文,这些论文阐明了心灵研究中理论与解释的本质,所讨论的论题包括表征、机制、还原、知觉、意识、语言、情绪、神经科学以及进化心理学等,涉及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哲学的广泛领域,这些文章都与科学研究紧密相关。

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密切结合,以至于哲学家们讨论的所有话题都只有通过科学的论证才能得到更多的认同。而心理学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个特征。本书向我们很好地展现了当代哲学家们是如何利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传统哲学中提出的身心问题、意识问题和当代哲学中提出的知觉问题、认知问题等都给出了哲学上的论述。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体现了三个明显特征:第一,通过对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哲学研究,突出这种哲学的科学主义倾向。本书特别强调要把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与传统的扶手椅上的概念研究区分开来,要把心理学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与当下活跃的心灵哲学研究区别开来。这两个区别清楚地表明了本书讨论的问题的确与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研究有了很大差别。如果说心理学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么,心灵哲学研究则更接近于传统哲学研究的范畴。第二,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明确采用了自然主义的策略,强调哲学研究的普遍性和规范性必须结合科学研究的描述性。从科学的观点讨论哲学问题,这原本是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但自然主义则更重视哲学对科学的不可还原性。这就凸显了哲学研究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三,通过对科学活动的解释,强调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为我们的认识活动提供了机械论的策略。无论这样的解释是认识论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似乎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理论与实验结果的关系,由此可以产生关于科学本质的实在论观点。虽然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都是职业哲学家,但他们的确都在科学研究领域独领风骚,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更加感觉到机械论的实在论的确是当代心理学哲学和认知科学的主流倾向。

———《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是一部综合的、覆盖多问题的论文集,它收录了当代社会科学哲学领域内众多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深入地探查了这两门社会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本书共收录了23篇学术论文,可以认为每篇论文都包含着作者深邃的思想和精妙的阐述。按照研究主题的不同,该书将这些文章划分成五个部分,它们是社会学与量化,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人类学、文化与解释,理性与规范性以及批判方法。

第一部分主要关注了社会科学中的量化、测量以及因果模型等问题,它以定量化、模型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通过方程和公式的运用以及模型的建构,独辟蹊径地为我们展现出当代社会科学的定量化的另类研究路径;第二部分主要关注了社会科学中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既阐述了社会的层次问题,又包含了对整体主义和附随性的研究,当然对理性的选择以及社会科学的进化性解释和功能性解释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而对社会科学本身的解释机制做出了很好的说明;第三部分主要关注了人类学中的若干议题,如常人方法学、民族志,这些独特的研究方法深化了当代人类学研究。除此之外,该部分还重点突出了解释的方法研究,如诠释学研究、现象学研究,这些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内容,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第四部分各章的共同特征在于对理性和规范性的强调,当然它们的出发点和切入视角也各不相同,如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非理性问题、实践理论、语言翻译、自然主义,相对来说前两篇更加关注理性,而后三篇则更突出了规范性本身。第五部分的四篇论文都基于一种批判的认识态度和方法,其观察视角分别聚焦于性别、种族、阶级等特殊群体上,表征为女性主义的批判观、族群批判观、社会建构的批判观,所有这些批判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当代社会科学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剖析。

从讨论的内容来看,该书主要关注生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内部实践的哲学问题,既包括了社会科学哲学的中的传统问题,也包括这些学科中的具体问题。很显然,两位编撰者既关注到目前正处于争论的问题构成及其过往历史,也为这些议题的未来探讨搭建了良好的讨论平台。

三

整套《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始终在强调科学与哲学的紧密联系,其中涉及的案例大都聚焦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前沿,丛书的宗旨便是为这些前沿问题提供一种最新、最深入的哲学分析,从而在整体上描绘当前科学哲学的研究面貌及其未来走向。因此,学科专业性与问题前沿性便是本丛书的基本特点,它在为读者带来一场思想盛宴的同时,也给翻译造成了相当大的难度。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作为这套丛书翻译工作的独家承担者,在时间短、工作量大的情况下,为翻译好这套丛书,启用了中心几乎全部的人力资源,将翻译工程列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工作的第一要务。鉴于丛书涉及学科面十分广泛,问题艰深、前沿,容量巨大,需要许多熟悉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协力完成,因此,在整个翻译期间,中心的大部分专职研究人员以及部分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全程投入到这项艰巨的任务当中,形成老中青搭配的全方位人员架构,其中青年研究人员无疑占到了多数,通过在工作上取长补短,力求将这套巨著准确、流畅地呈现出来。

丛书的中译本工作自2010年1月正式启动以来,历时五年多完成。丛书书目和主要译者分别为:《一般科学哲学:焦点主题》(郭贵春)、《信息哲学》(殷杰)、《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张培富)、《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哲学》(王姝彦)、《生物学哲学》(赵斌)、《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尤洋)、《物理学哲学》(程瑞、赵丹、王凯宁、李继堂)、《数学哲学》(康仕慧)、《逻辑哲学》(刘杰、郭建萍)。

不可忽视的技术哲学 篇11

技术需要哲学，才能有超前的发明，否则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特别是在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科学革命相继连续发生的今天，对于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的我国，尤其需要技术哲学的研究。技术哲学是解决人的技术观，帮助人正确处理人与工具、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因此，是否可以说，技术哲学主要不是研究硬技术，而是研究作为最复杂的软件——人，人的技术观念。可以相信，技术哲学的研究将大大促进各行各业，各门科学技术观念的更新，从而促进政策、体制、立法改革的步伐。系统论和系统工程学，可以认为是宏观的“技术哲学”，现已显示出它的威力，推动着人们的整体思维，和一个又一个系统对象的改善。

贝弗里奇的《发现的种子》吸收了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从而取得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这再次证明了把技术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是很重要的观念。技术作为知识，正如贝弗里奇所指出的，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技术是由“物质客体和非物质的现象或过程组成的”……技术也是由硬件和软件组成的。机器是硬件，“为什么发明这种机器”，即发明机器的原因、条件、过程才是软件(非物质成分)。这种特殊因素既不能称量，也不能用仪器测量和跟踪，因为它本身是捉摸不定的、抽象的、既非物质也非能量。“它是一种既能传递信息，又能传递指令程序的模式”，贝弗里奇把它简称为“模式”。一种模式可以有不同的载体，载体可以有无数种——机器、书籍、电影、广告、人等等都是，重要的不是引进载体而应是引进“模式”，加以消化、学习，然后创造出自己的模式来。而模式的引进、消化、学习、创造的全过程，特别需要技术哲学的指导和帮助。贝弗里奇的书介绍各种思维方式(批判性思维、想象性思维、无控性思维)，怎样促使直觉和灵感的产生，抓住机遇和机会，有所发明和发现，并深化这种发现……。对这全过程的提示和经验传授无疑有助于读者智力的自我开发，原来“发现的种子”就在我们自己手中，在发现客观世界万物之前，首先需要“发现”自我的潜能。

轻视技术哲学，使古代中国伟大发明很多却社会效益不大。眼下的盲目引进硬件而轻视软件研究的现状，不免令人担忧历史悲剧的重演。因此我想，这一册篇幅无多却份量不轻的书当有更多的人读一读。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篇12

正如20世纪的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引发的物理学哲学研究热潮一样,当代蓬勃兴起的认知神经科学和脑认知研究也为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素材。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传统的认识论问题求解能力不足以揭示人类的认识之谜,因此就需要从认知科学内部以一种经验的方式、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对人类认识机制、模型以及原因作出讨论和建构;另一方面,认知神经科学本身越来越多地涉及传统哲学问题,比如意识解释、记忆原理以及语言本质,类似“如何理解心脑的关系研究”、“如何看待脑处理中的计算和表征分析”、“如何解释神经科学中的意识与现象”这样的问题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特别是科学哲学家投身其内,由此衍生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成为当前最热门的科学哲学研究领域。

一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关注大脑神经生物活动到关注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从关注部分层面到关注全脑层面;从关注脑活动与行为的关系开始到关注动态考察脑结构和功能的发育;从关注脑和外在行为开始到关注‘基因和环境——脑——行为’。”[2]因此,由于认知神经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复杂性,使得对其的哲学研究也从一开始表现出差异。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和神经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Neuroscience)就成为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的两类不同称谓,而这个领域中的工作也常常因为关注焦点和研究兴趣不同而被划分至两个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

神经哲学,顾名思义,是以哲学的视野来审视神经科学学科内部的概念和主题,或者说对神经科学的研究内容给予哲学式的解读和讨论。按照这样的理解,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和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这种研究范式之中。比如一方面,它尝试使用来自神经科学中的信息来探讨宽泛的哲学问题,包括传统上属于心灵哲学研究视域下的身心(mind-body)问题等研究主题。另一方面,神经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也从客观上深化了哲学与神经科学二者研究之间的关联。

基于神经哲学中的理论往往建立在神经科学的发现基础上,这些理论往往内在地表现出唯物的特征,也就是诉诸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去解释感觉、知觉、记忆等精神现象以及语言的脑机制问题。通过肯定身体与行为的联系就将思想、情感等精神现象与物理性质的身体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包括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以及脑损伤研究方法等实证研究就进一步地将认识论中的传统问题(如感觉、直觉、记忆、推理等)脑认知化,从而使神经哲学显现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这样一来,在研究基点上包括在观点和立场上自然地对立于试图依据心灵和思想去解释精神的唯心论、二元论以及功能论中的部分理论。当然,神经哲学的关注点仍然在于传统的主流哲学问题上,比如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愿望的本质、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构成了神经哲学的主要内容,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被赋予了更多的有关神经科学的经验发现,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受到了相关神经系统研究成果的支持与限制。

神经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它更多地使用了源自于科学哲学的严格概念和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释神经科学的内容和成果,也因此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相比神经哲学来说要更加集中和收敛。随着神经科学最近20年来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成就,特别是受到最近有关脑认知发现的显著增加的鼓励,神经科学哲学开始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当中凸显出来,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的关注和介入。这一情景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过去的30年当中科学哲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局域性,关注点从科学行为的一般特征转换到具体的特定学科的概念、问题和难点上。”[3]另一方面,“认知和计算神经科学持续地关涉和影响了人文学科传统上所强调的问题,包括意识的本质、行为、知识和规范性,特别是有关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经验发现表明自然主义的方法可以在传统的哲学命题上得到详细的应用,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思考”[3],这就为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打开了大门。由此,尽管传统的哲学包括心灵哲学的分析方法,相当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精神和主体自我存在的抽象思考之上,但新兴的神经科学哲学则更多地借鉴了来自于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从而表征出了自然主义的研究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化的哲学研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经科学哲学”与“神经哲学”之间的区分还可以由两个范式内探讨的问题加以区分。“如果说神经科学哲学关注了神经科学中的基本问题,那么神经哲学则关注了神经科学的概念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应用。这样,探索神经科学理论中使用的不同的表征概念就是前者的适用范围,而检查神经逻辑综合症的应用就是后者的例子。”[3]具体来看,与神经哲学主要关注于什么是情感和什么是愿望以及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相比,神经科学哲学则主要倾向于从有关神经科学内部提问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形而上学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包括:什么是神经科学的发现与解释?什么是神经科学的表征和解释机制?对此,既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回答又可以用规范的方式给予分析。依照前者,神经科学哲学就演化为一种对认识机制的自然主义的说明,它将对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给予支撑;依照后者,神经科学哲学就过渡为一种认识论的替代,尽管并非所有的认识机理都能够获得有效的建构。

综上所述,当代神经科学与脑认知研究的蓬勃兴起在回答和解决人类认知功能机制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充实和支持了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以神经元和脑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神经科学就与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联系起来,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两种范式尽管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点毫无疑问是相同的。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探讨人类认识机制的必然过程,毕竟相较于传统的拷问内心的心灵反思,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使得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直接看到大脑的认知活动,即大脑在进行各种认知加工时的功能定位和动态过程”[4],而这显然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出现在哲学领域的直接推动力。这样,以心理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为基础、以思维和大脑结合的神经研究为目标、以心理和认知功能在大脑中实现为核心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和繁盛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关注问题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明显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鼓励和支持,而后者的出现则源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成功,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人类探索认知活动的脑机制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对智能信息系统越来越高的需求,认知科学的诸多核心学科分支,如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都意识到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出现的难点需要在统一的脑认知平台上加以解决。由此诞生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在充分汲取认知科学营养的同时,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问题和理论,而对这些理论的形而上学思考就构筑起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

1.认知功能定位。

认知功能定位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凸显源自于最近20年来的神经影像技术的突飞猛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和方法就是fMRI和PET技术。但是与此前的脑损伤研究相类似,神经影像研究同样遇到了挑战和质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脑皮层中有许多不同的细胞群负责和控制不同的肌体,然而无论是脑损伤还是神经影像研究都暗含一种假设,即存在着单一的皮层区域和细胞结构控制和负责了有机体的某一种构成性功能。但这一假设受到了诸多神经科学哲学家的质疑,认为其过分依赖于单一区域控制前提。他们认为脑处理过程行为应该是一个整体过程,大脑的绝大多数区域都涉及认知行为过程本身,而绝不仅仅只是局部区域,此前的定位理论不过是将功能与效果相混淆。应该说,这一解释实际上是符合复杂论和整体论原则的,大脑的复杂认知过程绝不仅仅是各部位的简单堆积和组合,因此从这一观点来看,定位理论确实先在地表现出了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的思想,但是鉴于大脑研究的特殊性,在实际研究中确实又需要将大脑进行适当的还原和定位,因此有关认知功能定位理论的争论也将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中长期存在下去。

2.意识解释。

意识问题是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但最近开始频繁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和脑认知研究中,特别是有关意识的本质以及意识等同理论。一些哲学家认为意识经验是主观的,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客观的科学理解。但是这样一来,意识就成为一种无法得到解释的主观现象,而这显然就脱离了科学的讨论范围,甚至是哲学的。更多的哲学家则主张一种等同理论,即意识等同于一种可解释的神经物理属性,而心理状态可以被视为特殊的物理状态。但如此一来意识的大脑处理解释将在大脑处理和意识经验之间留下“解释鸿沟(Explanatory Gap)”。也就是说,尽管心物相互作用问题得到解释,但是将意识等同于物理状态,并不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能够产生人的意识复杂性与意识经验问题。由此,如何看待意识的本质?是否意识来源于大脑中细胞分子的神经机制?意识仅仅是人的心灵产物还是一种综合神经反馈?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成为有关意识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关注。比如塞尔就指出,“意识问题研究首先需要探索与意识相关的神经活动,并去证实意识活动与神经事件间的必然因果关系,最后需要发展出包含若干法则的理论来说明神经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转化。”[5]

3.大脑的计算与表征。

有关将大脑与计算机对比联系的思想实际上在神经科学研究当中早有出处,20世纪30年代起计算神经科学就与人工智能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和沃伦·麦卡鲁(Warren McChulloch)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则发展出了最初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皮茨和麦卡鲁的工作建立在神经元可以执行解释认知的逻辑计算的假设基础上,并使用神经元发展出用于计算的逻辑门(Logic Gate)。其后,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范式成为科学哲学家研究和反思的对象。最近,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神经计算与表征的研究方式大多采纳了根据表征转换来假定计算定义的方式。因此,大多数关注计算与表征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有关表征分析与看待的问题。尽管在谈论问题上有所区别,但是可以将这些问题的关涉内容划分至三类:即,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以及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具体来看,“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就是指一个具有句法和语义学的神经系统如何得到建构?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就是指该系统中表征的形式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以其形式为基础各种表征如何相互作用?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就是指表征如何能够表征,表征如何具有内容及意义?”[6]

4.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

有关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问题目前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中逐渐引发了争议。通常来说,这一解释机制主要分为两类:机械论与还原论。神经科学的机械论解释往往具有因果性,其目的在于论述构成部分及其行为如何因果性地解释了某一特定现象。与机械论的解释机制相比,还原论的解释机制就是神经科学中的另一个主要解释模式。神经科学中的还原论主要体现在高低层次间的理论与实体解释上,例如,用低层次理论解释高层次理论,主张高层次的“实体”只不过是低层次实体的组合等等。与机械论的因果性相比,还原论则更加强调了层次性,特别是强调了在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的转换与递归。但无论是机械论抑或是还原论,本质上都具有无法回避的缺陷,前者过分地强调了因果关系,因而忽视了导致行为的其他事实上的复杂性与非决定性,而后者则突出了层次性和决定性,忽视了高层次与低层次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还原过程中的遗失现象,因此如何理解当代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如何定位机械论、还原论以及新兴的动态系统理论,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趋待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论题。

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认知功能定位、意识解释、大脑的计算与表征以及解释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重点关注了包括感觉、知觉、记忆、语言、意识在内的一系列神经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相继运用了诸多来自认知心理学、计算建模、动物实验技术、脑损伤定位、神经病学中的实证方法,深入地分析了传统认识论所回避的“大脑-心灵”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关注问题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其他的研究议题。比如,有关“解释”所引发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现象可以在神经科学中得到解释?什么构成了神经科学的充分解释?)、有关“理论结构”所引发的问题(神经科学理论的结构是什么?神经科学理论如何表征?)、有关计算、模拟与神经网络问题(计算机多大程度上可以模拟大脑?模拟和解释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讨论中不绝于耳,它们在丰富该学科的理论议题的同时也对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建立在神经科学的成果之上,致力于理解认知神经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所承载的目标、分析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解读它建构理论所使用的推理与假设、思考它应用过程中面临的限制和隐患、探索它在解读心脑问题中使用的理论概念与背景。因此,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是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哲学分析和思考,它的出现和发展就与神经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智力引导。当然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哲学思考并不能取代神经科学研究,为神经科学提出理论也并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只能在可以澄清心灵的概念以及与相关概念形成逻辑语法关联网络的意义上研究心灵的本质,这是哲学的领域。……神经科学只能在可以探究我们的心理和行为能力以及行使这些能力的神经基础的意义上研究心灵的性质。哲学事业和神经科学事业完全不同,而且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因为关于心灵的概念和相关心理概念的含糊和混淆会妨碍对神经科学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描述和理解。”[7]

具体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将关注个体意识与行为现象的整合。大量的研究表明,个体在认知、情感上的差异将导致其意识与行为现象整合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反映在神经活动的功能-结构的关系解读上。因此,在个体水平上揭示不同层次活动之间的意识与行为的对应和相互作用关系,将有助于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具体来看,这种整合可以表现为:在意识层面上分析不同语境下的心理与行为;在认知层面上分析行为的信息加工机制;在神经层面上解读信息加工的脑处理机制,从而最终构成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主题。

其二,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将关注伦理与道德的研究。对神经伦理的思考目前已经出现在神经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内,并展现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总体来看,神经伦理研究既涉及借助神经科学的数据来理解道德认知,也存在使用道德伦理来规范神经科学的应用。比如,神经伦理学关注了神经逻辑损伤患者的治疗和对待,关注了“读心术”技术对心灵内容的解读和伤害,关注了神经科学研究中动物实验的伦理现状。另一方面,神经伦理学则试图扩大研究范围,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儿童和老年人身上,试图解读儿童神经发育以及老年人神经衰退现象,试图解释遗传与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大脑的活动模式。

其三,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与传统社会科学的交叉。近来的认知成果表明,对大脑活动的研究绝不能是孤立地处于密闭容器中的缸中之脑式的研究,因此必须要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社会环境中,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才是有意义和符合认知结果的。而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人就受到了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而对这些规范的认同和执行就建立在人的心理与意识基础之上。很显然,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显现出的与传统社会科学的交叉有助于我们在脑层面机制上认识人的社会特征及其本质。

其四,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与计算神经科学的交叉。计算神经科学旨在探讨心理过程的神经机制,也就是大脑的运作如何造就心理或认知功能,因此有关计算模型的运用在计算神经科学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目前,大脑计算与模拟问题开始广泛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论域中。根据认知理论和神经活动的相关知识来建立计算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多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就有助于回答和解释单神经元的建模、感观处理以及行为网络等神经现象,从而有助于回答结构-功能间的本质关系。

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受到了神经科学的推动和支撑,同时也受到了心理学、社会科学、计算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和关涉。因此,有关认知神经现象的实证研究和概念研究常常同时出现在该领域内。一方面,神经科学的实证需求就要求神经科学哲学能够确证相关神经系统结构和活动的事实,解释感知觉、记忆、运动控制、语言、学习、情绪等功能的可能条件,这样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不可避免地充斥了大量的来自神经科学的概念、术语和实证方法,从而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来自神经科学的概念研究就先在性地容纳了包括意识、解释以及心灵感受问题等哲学命题,从而为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考铺平了道路,并成为哲学的适宜领域,这样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能够解释有关结构与功能、语言与思维等一系列传统的哲学问题,进而回答心脑的关系问题。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无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表征出的是自然主义的立场抑或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考,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的出现为人类解决长久以来的认识困境,揭示心灵与大脑的关系提供了最合理和充分的认知理由,而这显然就是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出现和繁盛的根由所在。

参考文献

[1]熊哲宏.认知科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

[2]Bernard J Baars,Nicole M Gage.认知、脑与意识:认知神经科学导论[M].原著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导读1页.

[3]Bickle J,Mandik P,Landreth A.The Philosophy of Neuro-science[EB/OL].[2010-5-25].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neuroscience/.

[4]Gazzaniga M,Ivry R,Mangun G.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心智的生物学[M],周晓林,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序1.

[5]Seade J.Consciousness[J].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2000(23):557-578.

[6]Brook A,Mandik P.The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 Move-ment[J].Analyse&Kritik,2004(26):392-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