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科技哲学

2024-10-16

科学技术科技哲学（共6篇）

科学技术科技哲学篇1

引言

现状下, 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 重点放在了科学技术方面, 与此同时科学哲学与自然哲学, 则属于科技哲学研究过程中的延伸部分[1]。科技哲学相关联的问题很多, 并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能够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科技哲学如果能够对知识结构创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那么将会使科技哲学所研究的领域范围进一步扩充, 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有利的推进作用。鉴于此, 本课题对“科技哲学的前沿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探究具有较为深远的重要意义。

1 科技哲学的前沿分析

1.1 思想流派纷呈方面

科学文化哲学在现代西方文化科技中的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 例如女权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便是耳熟能详的哲学文化, 并且这些哲学文化有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进入二十一世纪, 在自然科学范畴当中, 人文社会科学逐渐渗透进来, 虽然女性主义在科学界所维持的时间较为短暂, 但是从认为社会科学的角度分析, 可以看出它从独特的视角很好地对主体科学进行了理性的批判[2]。与此同时, 还构思了有关女性主义科学的一些假想及实践。对于哲学研究来说, 显然不仅仅局限在上述所论述的内容当中, 还涵盖了政治、文化、科学以及技术等, 这些均会对我国科技哲学产生尤为深远的影响。

1.2 意识形态批判方面

对于科学文化哲学来说, 里面所研究的学科及内容诸多。我们知道学科之间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性的, 进一步便会呈现科学划界等呈现上的问题。以所发布的学术论文为依据, 可以看出科学文化哲学意识形态是存在批判这一特质的。通过批判便能够认识问题的存在, 从而剖析问题的根本, 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效依据, 这显然也是科技哲学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优势一致。结合近年来在各大学术权威网站所发表的文章来看, 基于科学文化哲学中有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文章占了3.6%[3]。从学术分支广泛的层面分析, 这一数据很好地说明了现状下在科学文化哲学中意识形态占据有利地位。对于哲学文化批判讨论来说, 其前沿问题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其一是科学, 其二是人文。因此,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相关性成为了诸多学者所研究的对象。有学者经研究表明:在人文与科技哲学两者充分融合的前提下, 才能够使哲学科技充分有效地发展起来, 进一步使科学文化哲学在促进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充分有效地展现出来。

1.3 科技哲学的热点问题分析

对于未知世界, 吸引了大批学者进行探索, 并且在探索过程中通常带有极为强烈的哲学思辨色彩。这是由于未知的不可预知性, 在事实缺乏有效证据的前提下, 哲学思辨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恩格斯说过:“历史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不同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丰富经验能够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起到极大的帮助[4]。”这说明了, 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依赖于历史, 并将历史作为自然科学理论在构建方面的重要参考凭据。在哲学学术界, 科技哲学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属于一大热点问题。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引起重点关注的年里约会议中所表法的有关保护全球黄金的国家元首宣言。世界各国均将此问题称为“21世纪议程”, 并且该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充分重视。

2 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探究

2.1 科技哲学将延伸到对自然界进行研究

对于科技哲学来说, 其内容是包括了诸多观念的, 比如世界观、方法统一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等[5]。基于科技哲学发展历程分析, 它能够对自然界自身的辩证法进行研究, 从而形成独特的科学自然观。显然, 科技哲学在未来发展过程中, 将延伸到对自然界进行研究, 从而形成正确的科学观与自然观。随着科学问题、社会问题以及自然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后, 便能够形成合理性高的自然哲学, 基于自然角度将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两者进行有效区分, 进一步为解决社会问题与自然问题提供充分有效的保障依据。

2.2 科技哲学的多元化发展

科技哲学要想在未来中更具发展空间, 朝向多元化发展是一大必然趋势。所谓多元化发展便是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充分融合, 从而使科技哲学的研究更加丰富、更加具有价值性。对于人文科学问题来说, 主要体现在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思考, 主要研究人生的意义何在。换而言之, 便是研究“人为什么要活着, 为什么而活?”对于这个问题, 百家争鸣, 各抒已见,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所作出的回答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 对于物质决定精神这一学说, 我们是无法否认的, 因此正确答案只有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 西方一些较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 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其自身传统价值观念也会随之改变。针对“物质决定精神”这一学说, 对其进行透彻理念, 便能够看出为什么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会将自身所持有的家产贡献出来, 从而设立慈善机构, 并且建设学校[6]。对名牌大学进行创办,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便是对资本私有制进行否认的最好解释。总之, 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将自身所持有的家产拿出来做慈善事业的行为正是对学术研究的最好支持。与此同时, 该家族的这种做法也是科技哲学与社会、人文等多元化融合的有效体现。做好科技哲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充分融合, 能够使科技哲学的科学基础更加扎实。除此之外, 在新的学科纷纷呈现的基础上, 便极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分支学术研究内容, 比如生物工程、生命科学等。在这些研究领域加以完善, 显然能够为社会的进步带来不小的推进作用。

3 结束语

通过本课题的探究, 认识到二十一世纪科技哲学的前沿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其一为思想流派纷呈;其二为意识形态批判;其三为科技哲学的热点问题。从科技哲学的前沿的角度分析, 可以发现科技哲学与人文哲学、社会哲学等密不可分, 能够让人思考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 同时深入研究还有助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 作者认为科技哲学要想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更具发展前景, 一方面需要将科技哲学向自然界的研究领域进行延伸;另一方面需要让科技哲学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进行充分融合, 从而使科技哲学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有价值。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 在社会经济稳健发展的势态之下, 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也进一步扩张, 基于传统模式下所研究的主要内容为自然观以及科学观, 而近年来则向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等方面延伸。文章在分析科技哲学的前沿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究, 希望以此为科技哲学的稳健发展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科技哲学,前沿,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胡为雄.国内科技哲学研究回顾 (1976-2012) [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3, 6:46-53.

[2]刘大椿.黄婷.科学技术哲学反思中的思想攻防--刘大椿教授学术访谈录[J].哲学分析, 2011, 3:155-168.

[3]周远方.科技哲学文献学及体系的建构刍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 7:73-77.

[4]桂起权.沈健.论科学哲学前沿与自然辩证法传统的一体性[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1:1-10.

[5]段伟文.科技哲学的进路重整与时代观照[J].哲学动态, 2014, 5:14-25.

[6]林慧岳.未晓霞.庞增霞.我国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实证研究—“三大期刊”与“两大中心”技术文化类论文分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2, 6:94-100.

科学技术科技哲学篇2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哲学社会科学类参赛作品参考题

（经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帮助参赛同学更好地围绕时代发展主题、社会变革需要和人民群众期待，开展参赛作品选题制作，特请有关专家拟定了本参考题目。

总体要求：鼓励参赛同学认真学习理论，深入社会实际，用建设性的态度和改革发展的眼光，了解新情况，反映新问题，学习新经验，参加新实践，了解社会，亲近群众，典型调查，以小见大，独立思考，创新认识，拓展视野，加深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把握，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培养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和科学严谨的精神，锻炼运用科学理论来洞见、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于参赛作品，论文类每篇在8000字以内，调查报告类每篇在15000字以内。为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所做的给类发展规划、工作方案和咨询报告，已被采用者亦可申报参赛，同时附上原件和采用单位证明的复印件和鉴定材料等。

本届组委会不接受没有列为竞赛学科的作品参赛。哲学类：

1．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独立自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典型调查。

3．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

体现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5．改革开放伟大历史作用的典型调查

6．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调查

7．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和经验的调查 8．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建设的典型调查 9．弘扬中华文化，培养时代精神的调查研究 10．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调查研究 11．新形势下信仰问题研究经济类：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2．市场取向经济体制改革30年历程的典型调查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典型调查 4．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途径和形式调查研究

5．我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进行的调查研究

6．农村依法流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的调查研究 7．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途径和模式典型调查 8．农业产业机构调整和优化典型调查 9．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调查研究

10．开发人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本问题的调查研究

11．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开展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改革创新的典型调查

12．扩大国内需求，刺激消费需求问题的调查研究 13．货币、保险和期货市场发展与规范调查研究 14．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和规范调查研究 15．中国式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发展和完善调查研究 16．民间投资问题研究

17．各地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践调查研究 18．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资关系问题的调查研究 19．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典型调查 20．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典型调查 21．垄断行业改革问题研究

22．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的典型调查 23．各类企业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调查 24．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调查研究

25．积极利用外资、优化外商投资结构的调查 26．资源节约型企业典型调查 27．小城镇现代化建设的典型调查 28．生态环境产业发展调查分析 29．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典型调查 30．名牌战略案例研究 31．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法律类： 1．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实现机制研究 2． 3． 4． 5． 6． 7． 8． 9．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和法律保障研究宪法实践性研究物权法实施问题研究知识产权法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问题研究刑事法律问题调查研究中国民事法律制度完善研究未成年人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10．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和创新调查研究 11．社会舆论监督的法律对策 12．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13．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法律对策 14．我国行政法治实践的调查研究 15．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有关法律研究 16．我国反垄断法的理论和实践社会学类： 1．各地加强和完善社区建设的政策和实践调查研究 2． 3． 4． 5． 6． 7． 8． 9．各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举措和效果典型调查研究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分析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分析社会信任问题调查研究社会融合问题的调查研究国家认同问题的调查研究我国当代社会结构变动的单项调查就业方式和就业观念变化的调查研究

10．我国人口素质问题调查研究 11．城镇老龄事业发展的调查研究 12．社会安全感现状和原因调查分析 13．社会转型中妇女地位变化调查研究 14．当代社会变迁中消费文化兴起问题调查研究 15．新的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调查研究 16．社会工作服务活动和组织的建设的调查研究 17．我国社会救助工作体制和状况调查研究 18．我国志愿者事业的发展状况和影响调查研究 19．新社会阶层的调查研究

20．城市中务工人员医疗保险改革和创新典型调查 21．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典型调查 22．大众传媒中表达的价值观对受众的影响调查 23．时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24．网罗发展及其对青少年影响的调查 25．公民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 26．代际关系变化的调查研究教育类： 1． 2． 3． 4． 5． 6． 7．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我国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调查研究鼓励创新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研究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瓶颈问题的调查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课题研究

各地解决中小学应试教育现象的举措和实践调查研究各类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教育与培养的典型调查 8． 9．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和心理素质的调查分析

10．加强和改革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典型调查 11．各地解决城镇学龄前儿童教育问题调查研究

12．在大中小学逐步开展和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色实践和典型经验调查研究

13．各地对城市务工人员子女就学享受同等教育的举措和实践调查研究

14．中西部农村教育发展新矛盾新问题调查研究

15．国家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问题政策和实践调查研究 16．中外学校间学生交流活动的调查研究管理类管理类： 1． 2． 3． 4． 5． 6． 7． 8． 9．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典型模式研究电子商务在某一行业的应用的调查电子政务建设现状和问题的调查研究新型科技企业的定位和管理调查研究社区物业管理体制和模式的典型调查大型零售企业物流系统发展调查

信息化对企业经营管理发展的作用调查研究我国企业家队伍成长发展的调查研究

资源、环境、生态保护和管理体制问题调查研究

10．企业在创新中崛起和发展的典型调查 11．工矿企业安全监管体制和状况的调查研究 12．食品卫生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和现状的调查研究 13．医疗与药品的监管体制、机制与状况的调查 14．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及其法制化、规范化的调查研究 15．新世纪我国商会（企业家协会）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16．影响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的因素调查与分析 17．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转型和行政改革典型调查 18．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个案研究

道通科技：产品至上的商业哲学篇3

作为一家世界领先的汽车诊断监测分析设备及方案供应商，深圳市道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通科技）成立的时间其实不长。2004年9月，现任道通科技总经理的李红京归国创业，把业务锁定在汽车电子、汽车诊断检测分析系统以及汽车安全行驶监控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领域。

2005年，道通科技推出国内第一个智能汽车读码器，走上高速发展之路。道通科技国内市场总监谢田青介绍说，因为国内人力成本较低，汽车有问题都交给了修车厂，没有养成自己维修检测的习惯，而欧美人力成本高，而且汽车市场庞大，国外车主养成了一个习惯，自己购买小件维修用产品，检修自己的汽车。因此，道通科技一开始主攻欧美市场。

由于在功能、型号、外观、质量等方面用心钻研，道通科技的读码器赢得了欧美用户认可。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占据了中国读码器企业出口欧美市场的领先地位。道通科技跃居中国读码器企业出口欧美市场第一位。

2007年，道通科技开始投入资金开发新产品—汽车诊断检测分析系统MaxiDAS DS708。道通科技一共投入5000多万，上百人的技术团队用了近4年时间，于2010年把该产品推向市场。

李红京说：“该产品问世，说明我们正式跻身于世界汽车诊断检测系统顶尖的供应商行列”。

据了解，汽车诊断检测系统以前被称为解码器，是使用者为专业的汽车维修人员，其主要功能帮助维修技师准确地把汽车故障解读出来。因为道通科技的新产品增加了许多新功能，比如编程，而不只是解码，因此如今被称为汽车诊断分析系统。

“我们的产品其实是一个类电脑，不仅有内存，还有CPU，能通过WIFI上网，进行网上升级，配置非常丰富。”谢田青说，这款产品已经在海外多个国家做到了行业领先位置，超过了一些世界５００强的企业，而解码器是它们的业务之一。

目前，道通科技的这款产品的售价为6500元，而在4年前，国内同类产品的售价为1万多元。这款产品已经取代了读码器，成为道通科技的主打产品。谢田青透露，2011年该产品在欧美市场销售了数万台，在国内市场刚开始销售，目前已经销售了数千台。

产品永远是第一位的

“作为一个企业，要做好产品，这就成功了一半。如果没有好的产品，营销就是空中楼阁。我们不需要虚幻的营销。”李红京说。

对于好产品的理解，李红京认为在汽保行业意味着工业设计外观要好，质量要好，针对用户的使用感受做到极致，性价比好，产品简单，傻瓜都能用，这才是好产品。他概括了三个关键词：“方便，快速，准确。”

李红京认为，道通科技在解码器领域起步比较晚，能做到如今的市场地位，其中的关键就是开发产品追求极致，坚持一切基于产品的商业哲学。

在MaxiDAS DS708的研发过程中，道通科技本可以更快地推出新产品，但是为了将产品做到极致，道通科技针对硬件做了20多个版本，外观设计也做了多个版本，在产品成熟后才推向市场。“诊断系统其实是类电脑，因此也会出现死机、白屏、开不了机等情况，而这些硬件上的问题我们希望控制到最低。在外观上我们争取做到即使是专业人士也挑不出大的毛病。”谢田青说。目前，道通科技已获得数十项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汽车诊断检测行业为数极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之一。

在李红京看来，对待产品的态度其实涉及企业的价值观。产品研发涉及时间、人力、财力等投入，很多企业耗不起，于是希望赚快钱，觉得产品差不多了就推向市场，其实这是责任感不强的表现。

谢田青说：“企业的价值观不能出问题，道通科技5万元起家，目前达到1个多亿的规模，做到行业第一，凭的就是价值观，凭的是经营哲学，是逻辑，是工作方法。”

欧美经销商戏称李红京是“汽保行业的乔布斯”，因为产品出色，道通科技在欧美市场受到欢迎。其实更关键的是，道通科技开发的诊断系统，针对各种品牌的不同车型开发软件和界面，适用性非常强，几乎可以以一款产品检测市场上的所有车型，远远大于国外解码器可以检测车型的范围，产品优势明显。

“诊断产品是一个特殊的产品，其功能性很强。这个行业的很多企业都把目标放在资本运作上，但是我们更看重产品。我们没有背景和太多的资源，只能踏踏实实地把产品做好。”谢田青说。

渠道为王

业内曾有人提出质疑，面对专业维修客户的汽保企业，很有可能因为客户面太窄而面临生存窘况。

资料显示，中国汽车市场发展迅猛，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25亿辆，其中汽车1.06亿辆；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达2.36亿。

而与汽车制造业相比，汽车后市场的维修保养服务则是“黄金产业”。与汽车企业竞争激烈、盈利模式单一、容易受到冲击不同，汽车经销商、维修商反而是产业链条中盈利最为稳定的群体。据统计，在欧美、日本等国家的汽车产业链上，利润的20%来自整车，20%来自汽车零部件，60%来自汽车服务业，汽车后市场产生的利润超过汽车前市场的一倍以上。目前国内汽车销售额中制造业占的比重偏大，服务环节占的比重偏小：制造商占到43%，配件占到37%，零售占8%，而服务仅占12%。如果达到欧美市场的水准，国内汽车维修服务市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道通科技以前主要开拓欧美市场，2011年年底才开始进入国内市场。

关于国内市场的规模，谢田青算了一笔账：“我们主要的用户是维修厂、4S店，以及整车厂和汽车职业院校等。目前中国有60万家维修厂，从业人员多达400万。我们的产品作为专业设备，最少的需求量是60万台。”谢田青说，现在修车必须用解码器，甚至保养都要用解码器。国内车型繁多，这要求检测产品能够检测很多种车型，一个厂就需要几台，一些大维修厂甚至拥有十几台。算下来，市场规模起码在百亿元以上。而且，作为一种电子设备，它肯定面临老化问题，几年之后就要更新换代，因此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美国，道通科技的产品已经进入多家一流汽车用品连锁店。“我们认为，首先要与顶级渠道商合作。我们做渠道、做市场，不给渠道商画饼，而是向他们介绍我们产品的优点，渠道商一点都不傻，你的产品如何，他们心里清楚。而且，我们会换位思考，想想自己到底能给渠道商带来什么。渠道商是要赚钱的，他们也要成功。”

而在国内，虽然不是第一家做汽车检测设备的企业，但是进入国内市场时，道通科技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建立了渠道体系，到目前已经进入了90%的渠道。“我们正在优化调整渠道。除了西藏，我们在每个省都设立了网点。”谢田青说。

国内渠道体系得以顺利建立，谢田青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AUTEL品牌欧美市场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国内的一些渠道商甚至是在等着与道通科技合作。在满足渠道需求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渠道体系就很容易建立。

但是，面对一个相对独立、相对狭窄的专业市场，道通科技的产品还需要让客户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我现在不担心渠道，不担心技术和服务，只担心品牌在国内的认知度。如何采取措施提高品牌认知度，是我们今后要做好的工作。”谢田青认为，让客户知道道通科技的产品能够帮助他们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很关键，客户根本不了解你的产品，你的产品也就产生不了价值。

为了打开知名度，道通科技与专业类汽保行业媒体合作。未来，道通科技将通过广告投放、技术竞赛、培训、展会等推广产品。

事实上，在汽保行业，培训对于销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国内维修技师对越来越多使用电子产品的车型不熟悉，迫切需要培训。国内的本土汽保企业，如深圳元征、车博仕、金德等都善于通过培训推销产品，甚至有自己的培训体系和队伍。

中日科技哲学比较研究纲要篇4

中国与日本有关研究科技哲学的文献都比较匮乏.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中日两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重点应集中在中日双方对各自研究特点进行概括,同时,对中日科技哲学研究进行比较分析.以此加强我国科技哲学教育,丰富科技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内容.

作者：张富国解恩泽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科技哲学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 刊名：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 CHU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0(3) 分类号：N031 关键词：科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日本

科学技术科技哲学篇5

晚清以降,“儒学”作为普适价值的危机,首先来源于其他宗教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哲学”这一新概念的引进,儒学开始面对自身是“哲学”还是“宗教”的命题。当“哲学”受到“科学”挑战的同时,儒学也受到“哲学”与“科学”的双重挑战。本文所讨论的,就是现代中国与儒学相关的两条线索:哲学与科学之争,以及哲学与宗教之争。

一、哲学与科学

作为一个经由日文中介的外来词,“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西方的学科。在张之洞的理解中,“哲学”与“自由平等”这样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与张之洞相反,王国维认为“哲学”就是传统儒学中的“理学”,并建议以“理学”之名代替“哲学”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中国,“科学”话语尚未全然兴起,“哲学”虽被理解为西洋之“学科”,但尚未被全然“科学化”地理解。如王国维,就同时力图证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注:王国维:《哲学辨惑》,见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57页。)随着“科学”话语的兴起,是否具有“科学性”成为衡量是否“哲学”的一个标尺。中国传统之学与“科学”的距离,使得现代学人们在判定中国思想是否能称为“哲学”的时候颇多踌躇。葛兆光在《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一文中梳理了这一脉络:

1918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反对哲学算是文科,理由是西洋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哲学以历史为基础,那么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十年以后,他更是直接说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并且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没有哲学”的健康的欣喜。1922年,章太炎讲《国学概论》,也说“今姑且用‘哲学’二字罢”,在“姑且”二字中,能看到他的一丝无奈。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把哲学史有意识地称为“道术史”,连1903年翻译过《哲学要领》的蔡元培,在1924年自己写《简易哲学纲要》的时候,也把哲学比作“道学”,但又无奈地强调“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哲学纲要,不能不完全采用欧洲学说”。(注: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冯友兰的《郭象的哲学》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在文中,冯友兰指出:“看下文我们可知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

③(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尚志学会出版),第104、123页。)

在这里,冯友兰对“哲学”的期待是:“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同样,虽然探讨了郭象学说与佛教之间的渊源,冯友兰仍着意将二者撇清:

不过他的哲学根本上是与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学大概是观念论。而郭象的形上学则是实在论。佛学所说之真如门,是形上学底,郭象所论之玄同无差别,是认识论底。所以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③

以“与科学并不冲突”,来为郭象学说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来作辩护,可见当时“科学”话语的强大。与此同时,既然是哲学,就必须要有“系统”。冯友兰指出,虽然“上所引庄子注,究竟是郭象的,或是向秀的,”并不能够确定,但至少“以上所述是一个很好底哲学系统”。日本学者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一文中也指出,胡适之所以用“哲学史”来构建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因为在胡适看来,是否“自身内部有系统”,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前提。(注: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龚颖译,《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第72页。)

在《哲学评论》的第一卷第二期,瞿菊农发表了《哲学与近代科学》一文。作者名下有小标题《牛顿与牛顿以前之科学的哲学》。作者开篇即言:

我个人以为在最近的将来哲学界所讨论的问题,一定比较的着重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之哲学,一方面是价值哲学。Broad, Rusell, Whitehead, Cassirer等学者,对于科学之哲学,很下了一番细密的工夫,但这种工夫,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并不能说是已经有什么系统的建设。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怀悌黑教授,他总算是在往建设的路上走,亦可以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系统。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在价值哲学上用功,平常所说的伦理学,美学,乃至于国家哲学,教育哲学,都可以说是应当以一种价值哲学做基础的。培黎教授(R.B.Perry)新出版的价值概论(A General Theory of Values)便可以代表这种倾向。

我们现在且不问价值哲学的内容与倾向;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所谓科学之哲学究竟是什么?……

在哲学方面,很不幸的,许多康德以后的哲学家,脱离了科学的大潮流,结果两方面都受到了损失。哲学成了空洞的意见,放弃了他的一部分的责任;科学缺少了批评,渐渐的忘却了他背后的假设。现在的哲学有重新恢复从前批评科学的工作的必要。在科学方面,近年来一方面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一方面自相对论出来之后,数理物理学上有许多旧的假设,急待哲学来做一番批评工夫。因此之故,科学之哲学就成为现代哲学上急须研究的问题。

瞿菊农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哲学”必须结合“科学的大潮流”,指导科学,关注科学。为此,瞿菊农上溯到牛顿及牛顿之前的时代,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的紧密关系作了考察。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二十年代,“科学”思维是怎样影响着学者对“哲学”的思辨。《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日本学者桑木严翼《日本哲学界之倾向》(程衡译注),在此文中,桑木也介绍了明治之后,“哲学”的引进如何不同于旧时思潮:

明治初年之学者和政治家均学了汉学教育,说政治与道德合一是人生最高的理念,将道德之研究看做对于社会指导者是最尊贵,是适宜的。于是此等学者开始学习西洋的学问时,如可以预想的,惹起最高兴味的题目,即是实践性质的,而当时之哲学亦不过是这样实践的哲学。其后与此题目相关的哲学体系大部亦输入来了。但此新哲学,自然是与旧思潮是处于相反地位。如既所述之思潮,即是儒教及武士道,此种思潮是单重人类的精神方面,要改革须先由现时的兴味的哲学开始不可。如此,贲撒姆(Bentham)及米尔(Mill)的功利主义,斯宾塞(Spencer)及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还有若干英美的哲学的科学,如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便是当时的主要科学。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注:译者原注:“英日文原文均系[主要题目],独德文为[主要科学],今据德文译成。”见《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第100、100、107、107、107、107、108、108、110-111页。)尚有若干政治家及实际活动的人们,实行翻译此等哲学者的著述,且要将此等学理应用在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用的此等科学的术语,多赖于此等学者的功绩。例如,[哲学](日读为(Tetsugaku)(Philosophie)一语,亦是由此等学者中之一人西周才应用。西氏又译了若干关于心理学,论理学之著作。②

在考察了西洋哲学在日本的传播之后,桑木严翼进而对“日本现代哲学的运动”进行了考察。桑木指出:“许多专门学者及非专门学者之中,想建设独创的思想的亦不少。为达到此目的而有两种方法:即直接的与间接的。前者是非科学的形式,大抵要于生活的实际的法则或哲学的方法的基础下寻出新的概念来。此种思想之特性第一是:直观的非论证的,第二综合的非分析的,第三实际的非理论的。要以此思想观念求独创的思想家,一般的均主张东洋文明较比于物质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的西洋文明,有精神性之优越性。”

③与此同时,桑木也指出:“我们更可以考察求独创性之第二的,即间接的方法。我所谓间接的意思,是要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此间接的作用或方法的研究,常受不能达到独创性之目的之非难,这就是科学者被一般人们和文学者所非难的地方。”

④在桑木看来,任何哲学体系的独创性必要有其“某处之根据,有时是西洋哲学,但是还是以东洋哲学为至。”⑤

在这里,桑木提出了“东洋哲学”的问题。桑木指出,“[东洋哲学]一语的意义,绝非单纯,所以学者研究以哲学的目的也非单纯。我们可以先区分印度及中国哲学之二大系统”。⑥桑木将印度哲学的特性定义为“主观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将中国哲学的特性概括为“客观的,实在论的,经验论的”,⑦并据此,将日本哲学理解为“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综合:

日本民族原始的精神极似古代希腊民族。自两个古代哲学输入之后,此固有的精神就因之稍变,其古代的文明亦因着此二源泉有了二大倾向,即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⑧

我所以于专门哲学者之对面,即关于所谓[俗人哲学](Laien-philosophie)附录几句话。因关于[哲学](Philosophy),有二不同之用法,即:作为科学之哲学与单是一思想之哲学。……在日本青年间所嗜好之哲学,较比专门学者,更是实际的,非唯理的,更是直观的,主意论的。除了尼采(Nietsche)及葛特(Goethe)外,德国的哲学及思想并不为此等青年所爱。有的由其实际的点来采取英美的哲学,有的採取法伊哲学,因为其存直观的与超睿知的特性。自然亦有要想结合此东西思想而创造新的哲学的。与此等哲学的学说相接近的尚有若干文学及艺术上之诸运动。到近来又有许多社会的与政治的学说输入来,研究了之后,常时与旧来的思想发生冲突。此等文学者因富于感受性,故常常作了新运动的开振者,于此照常是先于体系的思想家,而实际的人们则于最后应用于社会的法则及秩序上。⑨

在桑木的区分中,“科学之哲学”乃是一大重要分支。“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是通向“独创性”的第二途径,也是科学的时代,“实践的哲学”发生转向后最有效的途径。

由日本到中国,“科学”话语的强大,使得“哲学”不得不始终为自身作辩护,或力图证明与科学的紧密关联。所幸在现代中国,关于“哲学”与“科学”之争,始终也有另一种声音。王国维于“可信”与“可爱”间的徘徊,事实上正映证着他对于“科学”话语的怀疑: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注: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张东荪的《因果律与数理》同样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该文有小节《从哲学上批评科学的两个柱石》。

③④⑤(注:《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第1、17、26、123页。)在文中,张东荪指出“哲学”相对于“科学”的独立性:

西洋哲学中所谓唯理派(Rationalism)大抵就是作这样的论调。(参观拙作《名相与条理》载本年度东方杂志。读者请勿轻视这个唯理运动!须知科学即导源于此。不过科学因为又侧重经验上的实证,所以只是所谓自然的唯理派:即把理性主义灌入于自然主义中而为其副脉。但哲学上的唯理主义仍把理性为正宗以吸收自然,乃适与之相反。所以哲学总能在科举以外而自有其天地。

③……我撰此文的目的,于正面想说明唯理派哲学的本义以外,又想于傍面唤醒中国人对于如实的科学方法的迷梦。④

二、哲学与宗教

当现代中国学人开始探讨“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讨论“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儒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哲学”?学者们的共识包括两方面:(一)“儒学”是否能将自身由“宗教”转化为“哲学”。(二)“儒学”是重逻辑,还是重直觉。这两方面同时也紧密相连,即“儒学”是否能被视为“哲学”,取决于“儒学”是否吸纳了“逻辑”“科学”“实证”的思维方式。

冯友兰在《郭象的哲学》一文中对郭象哲学与佛家的区分,很重要的一点即:佛家是“形上学底”,郭象哲学是“认识论底”。“形上学底”就更接近于宗教,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认识论底”则更接近于“哲学”,“与科学并不冲突”。但与此同时,同期《哲学评论》又有许地山的文章《大乘佛教之发展》,这里对“佛教”问题的收入,也显示出在当时,“哲学”与“宗教”也并非截然分开。⑤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指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注:《先秦名学史》,第4页。)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是以“科学主义”梳理中国哲学史传统。在《中国哲学的线索》(1921年)一文中,胡适将中国哲学的线索分为两层,一为“外的线索”,一为“内的线索”,并将“内的线索”归结为“逻辑”的“哲学方法”。胡适说道:

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吾国原把逻辑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辑原意不是名学和伦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辑)。(注:见《哲学与论理》(教育杂志十六年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页。)

在日后为《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写的文字中,胡适重复道: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注: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张菘年在为瞿菊农所翻译的William Ernest Hocking的Types of Philosophy(中文书名翻为《哲学大纲》)的序言中说道:

著者固也有他自家的见地。他的见地是属于唯心论的。但这也无妨。你读时,但凡遇到称扬唯心论的地方,都打一折扣就是了。著者本出身于哈佛——美国哲学中心——是美国维新派泰斗罗依士的及门弟子。但罗依士却很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听过查理裴士的讲,极提倡,而且颇有贡献于记号逻辑(Symbolic Logic)。凡是学过记号逻辑的,头脑大体清楚。著者本书之有条理,不单因为曾在哈佛讲过多少遍,学过记号逻辑也许是一因罢。(注:该序言作于1931年8月,见瞿菊农编著《哲学大纲》,上海:独立出版社,1948年版。)

在这里,张菘年将“学过记号逻辑”作为称赞一本哲学史教科书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在谢幼伟《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作者以1947年3月出版的熊十力《新唯识论》为例说明“中国哲学的进步”,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其“逻辑”性。作者说道:

第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方法,恃性智,也恃量智。他不仅运用他的直觉,而且也是运用他的逻辑。我们虽可以说熊先生这部书都是体验的话,可是体验有得之后,他却以一种严格的逻辑表达出来。这部书系统的完整,说理的圆融,思想之深入而谨严,不是于逻辑有极好的训练的,决不能写。他提出来的主张,都有理由,都有论证,而决不是武断肯定的。这点我们不能不说,熊先生是把中国哲学过去的缺点纠正了。③④

(注:《熊十力哲学评论集粹》(《熊十力全集》附卷[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73-674、674、675页。)

紧接着这一点,作者继续论证:

“我们更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态度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他也不像宋明理学家,要做什么卫道的工作……他只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而求理之是。这无疑的是哲学的态度,而不是宗教的态度。无疑的,熊先生也是把中国哲学的过去缺点纠正了。”③

在谢幼伟看来,与“道”、“形而上”相关联,就是所谓“宗教”。与之相反,哲学应当具有“逻辑”的一面,即,“站在真理的立场”,“求理之是”。

同样被谢幼伟视为“改正了中国哲学的缺点”的,还有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撇却纯讲逻辑的《逻辑指要》不谈,谢同样强调了贺麟“哲学方法”上的“逻辑性”:

“他也有论《宋儒思想方法》一文,对宋儒的直觉法颇表同情。不过,他所同情的直觉不是前理智的直觉,而是后理智的直觉。所谓后理智的直觉,也即是经过逻辑洗礼后的直觉。而且他复兼采‘分析矛盾破除矛盾以求统一’的辩证法和‘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的几何方法,所以贺先生的哲学方法,不用说也是兼有了直觉法和思辨法之长的方法。至他的哲学态度之不是宗教的,那更不待言。”④

谢幼伟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就指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注: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第75页。)胡适将“格物致知”理解为科学的路向。在胡适这里,偏向科学、脱离宗教,被目为哲学之发展。但真正的儒者或许会对所谓“逻辑体系”持怀疑态度。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林宰平:“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但在当时,“哲学vs科学”的问题,很容易就转为““哲学vs宗教”的问题,也转为了“直觉/形而上vs逻辑/实证”的问题。

葛兆光先生在《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一文中称“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否算一个‘宗教’”是一个“伪问题”,但同时也认为“伪问题”背后“隐藏有真历史”。(注:见葛兆光《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在我看来,这一“历史”隐藏的正是现代学人重建儒学体系的努力。以“科学”理解“哲学”,从而使儒学脱离“宗教”的这一线索之外,还有另一条路径。从二十年代的“科学人生观”论战,到日后贺麟、张君劢、牟宗三以“直觉”重说中国哲学传统,这些都展现了现代中国学人在“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之争中的另一尝试方向,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值得借鉴的。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

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篇6

关键词：哲学；定义；科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2009206

什么是哲学？许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尤其是哲学家自己。但这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元哲学问题。柏拉图、黑格尔以及诸多哲学家都给出了哲学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并不令人满意[1]。然而，要学习或研究哲学就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为了使问题变得简单与清晰，可以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转化为下列问题：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包含哪些研究对象？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哲学的涵义有没有发生变化？哲学与科学有什么样的关系？未来的哲学将是什么样的？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较为准确地刻画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

一、诸种哲学定义及其分析

如果你问不同的哲学家：哲学是什么？他们会从自己的立场给出答案，并辩护自己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就是哲学的核心工作。因此，要想给哲学下一个一般的定义是很难的。许多重要的工具书都变得非常聪明，极力避免给哲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例如，德国哲学界权威工具书《哲学史辞典》对哲学的介绍多达297页，依次梳理了历史上不同哲学学派和重要哲学家对哲学的认识，但始终没有给哲学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与之类似，十卷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没有给哲学下定义，只是介绍了世界上的主要哲学流派[2]。的确，不下定义可以省掉不少麻烦，但何谓哲学这一问题并没有消失。

哲学研究聚焦困难问题，而何谓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困难问题，所以哲学研究者或哲学家不会放弃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发表看法的机会。例如，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认为，哲学是一种极其抽象的观念上层建筑，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3]。黑格尔主义者认为哲学是对“绝对物”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存在主义者认为哲学是对存在者的存在状态的认识。语言哲学家认为哲学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活动。

早在20世纪初，胡适和冯友兰在引用西方哲学概念确立中国哲学学科的时候，就对哲学做了极为宽泛的理解。胡适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哲学”[4]。而冯友兰指出，“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5]。此外，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认为，哲学是对宇宙和人生根本问题的回答，即对性与天道的把握。

显然，上述观点各不相同，如果单看一个定义，似乎还能明白哲学大概是什么样的学问。但综合起来看就糊涂了，因为这些定义给人的感觉就是哲学什么都研究。实际上，什么都研究的学科可能什么都研究不透，或者说研究什么都不行。对于何谓哲学，近年来有一些学者专门做了分析和回答。那么，他们的观点是否体现了哲学概念的发展历程，是否反映了当前哲学界的研究现状，是否科学展望了哲学发展的趋势？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它们逐一作细致的分析。

干春松认为，哲学超越常识，回答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关于善恶、正义、幸福等常识不能回答的问题。哲学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帮助人们确立了宇宙中的位置。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提出问题，哲学关注的问题一般是难以回答的，甚至不知道是怎么提出来的。此外，哲学不像科学以新的发现取代旧的发现，而是不断提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新角度。而且，这些新角度要以旧的方法或角度为参照[6]。在笔者看来，干春松没有给哲学直接下定义，而是指出了哲学的主要任务：一方面回答与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提出问题，有些问题甚至不知道是如何提出来的。实际上，很多学科都具有这样的任务，仅仅以提出问题和回答与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来界定哲学就难以使其与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区别开来。

在《何谓哲学？》一文中，潘德荣梳理了自古希腊以来哲学研究对象的转变过程。他认为哲学定义虽然难下，但“我们可以大而化之地说，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形而上学，所关注的乃是形而上的——根源性、终极性、普遍性的——东西”[2]。潘德荣承认，这样的定义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进一步来说，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定义根本就不存在，要想了解什么是哲学，只能通过了解哲学的功能、哲学探索的方式以及哲学和哲学史所研究的问题间接得到答案。笔者认为，将传统哲学的本质视为形而上学是不准确的，17世纪之后，西方哲学研究依次出现了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形而上学的研究随之处于次要位置。此外，虽然哲学定义很难下，但并不意味着不能下。哲学的功能和探索方式并不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问题极为庞杂，通过研究对象也难以将哲学与物理学、心理学、数学等学科区别开来。

此外，陈修斋主张“哲学无定论”，具体来说就是，“事实上不仅对于哲学的定义无定论，对于哲学是否应有或能有公认定义问题无定论，对于哲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也都无定论。我认为，无定论正是哲学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如果一旦有了定论，则它就是科学问题，而原本并不是或不再是哲学问题了”[7]。笔者认为，如果坚持彻底的无定论，那么哲学将成为一门混乱不堪的学科，因为各种“伪哲学”可以滥竽充数，甚至自称为真正的哲学。同时，由于哲学研究的问题是没有确切答案的，因此，哲学将成为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学科。显然，这样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许多哲学问题是有答案的，而且哲学也能给出答案。此外，陈修斋的“哲学无定论”作为一种定论与其自身是相矛盾的。对此，有学者早就指出来了[8]。

高捍东等人认为，虽然哲学没有公认的定义，但总有一些线索可以把握哲学的内涵。例如，研究哲学的人不应该是玩弄晦涩概念、制造思维混乱的能手，而是思想深邃、眼光犀利、善于批判和理性思维的理论研究者。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其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恰是精神世界的内容，是人们普遍坚持的各种法则或根据，是带有决定性和根本性的观念系统。哲学虽然以精神世界的内容为研究对象，但哲学研究本身不能脱离人类的现实生活。相反，哲学研究立足于实践活动，通过改造人自身来实现对世界合乎理性的改造。哲学惯于在无用处探究意义，在无疑处提出疑问，在确信处展开质疑，于安静处发出异响，哲学往往在没有答案的问题上下功夫，从无确定性的宏观高度透视分析问题的实质，哲学惯于在人类思维的极限处发出出乎意料的断言。哲学最突出的内在特征就是分析和批判，哲学质疑的不是稀松平常的问题，而是与时代精神有关的问题。按照哲学的上述特征，高捍东认为，可以给哲学下这样一个定义，哲学是担当社会责任和道义的哲学家立足新的现实，吸收新的认知成果，根据新的价值取向审视和批判人们普遍接受的各种观念系统，然后利用新观念系统更新旧观念系统，从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认识能力的纯粹思辨活动及其理论成果[9]。

高捍东等人罗列了一堆哲学特征，但绝大多数不是哲学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其他学科也具有这些特征。例如，并不是只有哲学研究才以精神世界的内容为研究对象，此外，心理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也把精神世界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采用分析和批判的研究方法，都需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都追逐着令人惊奇的新成果、新发现。此外，高捍东等人给出的哲学定义也不准确，原因有三：首先，哲学应该担负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和道义？对此，高文没有给出说明。其次，人们普遍接受的各种观念系统涉及很多学科和领域。哲学家不可能对所有的观念都展开批判。最后，哲学的确可以提高认识能力，但能否利用新观念系统更新旧观念系统以及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答案因人而异。实际上，哲学没有这么艰巨的道德责任，也很难完全改变人们普遍接受的各种观念系统，至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更是高估了哲学的应用价值。

俞吾金指出，要从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所包含的内容上给它下一个公认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指出，现在普遍使用的哲学概念来自于西方，然而，西方哲学却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物。这是因为西方哲学史包含着许多观点不同甚至对立的哲学流派。既有经验主义，又有先验主义；既有实在论，又有反实在论；既有理性主义，又有非理性主义；既有体系主义，又有反体系主义。不同流派的哲学家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什么是哲学”给出回答，那么，哪一个回答才是真正的哲学定义呢？显然，这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大家争来辩去，最后将使哲学成为一团模糊不清、毫无确定性的学说集合。俞吾金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罗素的思路，将哲学限定在一边是科学，一边是宗教和艺术之间的区域，那么哲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就明确下来了[10]。

的确，要从哲学研究的对象和所包含的内容给哲学下一个公认的定义比较难，但俞吾金将哲学限定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的作法并没有给哲学实质性的说明。因为现在出现了很多具体哲学，例如，数学哲学、物理哲学、生物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那么，这些具体哲学研究什么样的对象呢？显然不会是处于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的内容。此外，有些哲学研究对象与科学、宗教学、艺术学研究的对象存在交叉或重叠。例如，身心关系问题就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存在紧密联系，认识论研究的对象与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存在重叠，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有些本身就是宗教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按照俞吾金的定义，这些具体学科和交叉领域的哲学研究就不包含在哲学范围之内。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也说明俞吾金给哲学下的定义并不准确。

二、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

既然哲学的定义如此繁多，是不是意味着哲学有许多种呢？有人主张哲学可以有很多种，而且不同哲学之间存在家族相似性[11]。还有人认为存在一般性的世界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地区性哲学是世界哲学的特殊表现[12]。在笔者看来，哲学只有一种，那就是从古希腊延续下来的哲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哲学研究的对象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研究方法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推理过程更加复杂、论证结构更加细腻。就拿现代西方哲学来说，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区分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13]。不同地区或民族的哲学，其研究对象可以不同，但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应该一致。与此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许多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不了解已经成熟且普遍使用的语言分析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甚至排斥和无视这些方法，一头钻进故纸堆或用一大堆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概念编织思想体系，进行自言自语的哲学研究。这样的研究活动毫无意义和价值，甚至根本就不是哲学研究。

进一步来说，哲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虽然它与自然科学存在较大差别，但可以像经济学、管理学一样成为更加规范、更具科学性的一门学问[14]。哲学研究不是关起门来的自说自话，而是要时刻关注本研究方向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动态，继承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要采用国际通行的研究方法，切实推进哲学研究向前发展。哲学研究不应是原地踏步，更不能退到以前（不管是回到古希腊抑或先秦）。需要指出的是，哲学研究有时需要回溯到历史上的问题和学说，但回溯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向前发展。

哲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哲学研究的领域应该是开放性的，一切有意义的问题都可以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只不过随着学科的细化，许多原来的哲学问题交由专门学科进行研究。相比于具体学科，哲学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没有优势。因此，哲学退出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有些问题，虽然哲学不能彻底解决，但可以给出自己的回答，从而有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前，哲学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传统的哲学问题。例如，何物存在的问题、同一性问题、身心关系问题、知识及其辩护问题等。二是新产生的哲学问题。例如，安乐死、堕胎的合法性问题，克隆技术的伦理道德问题等。三是对具体学科的哲学研究。例如，对政治学、法学、数学、物理学的哲学反思等。四是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对象。例如，认知哲学、生态哲学、医学伦理学等。其中，交叉领域的哲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5]。

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很多，但最根本的方法有三：一是掌握关于研究对象的已有成果和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哲学中很多问题古人早就研究过了，现代学者想继续深入研究，如果不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来就发表一堆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研究就是重复研究，甚至还不如前人研究得透彻、深入。因此，追踪学术动态，继承研究成果，是开展哲学研究的第一步。二是进行严格推理。聚焦某一研究对象，对前人的成果和学术动态进行仔细分析，认真梳理他们的论证过程，分析论证的前提、推理过程以及结论当中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存在不足或问题，这一研究对象就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下一步就是设计一个新的论证来反驳或完善前人的结论。当然，新的论证往往并不完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给出解答或说明。同时，要预设潜在的批评意见，并逐一给出说明。三是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引入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哲学史上争论的许多问题现在都得到自然科学的圆满解答，而且，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哲学研究带来了新思路、新对象。例如，对心物关系、归纳推理的哲学思考就不能忽视认知科学、人工智能、数理统计、量子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不懂得自然科学就想搞好哲学研究，在以前或许可以，但在21世纪的今天几乎不可能成功。或许有人说，从事古代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人可以不掌握现代科学。是的，研究古代哲学的人可以不掌握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但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否则仅仅重述古人对世界本源和人生意义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这有什么学术意义和价值呢？

此外，哲学研究一定要采取合理的形式。西方学术界为我们从事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学术规范、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10]。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哲学没有根本的区别，差异之处就在于各自关注的对象不同、采取的视角不一样。过分强调哲学的特殊性和区域性，恰是一种懦弱无能的表现。此外，要加强学术交流，激发学术研究的灵感和火花。学术交流在研究内容相同或相似的领域容易开展，在研究内容不同的领域也可以顺利进行，只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并采用通行的叙述方式。

在早期哲学研究当中，研究对象非常广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自然科学，同时，还对社会、历史和艺术进行了理性反思。现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小多了，但它不会局限于固定的研究领域。相反，它要不断地审视其他学科、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甚至自己的发展历史。由此可以归纳出哲学的本质，这就是反思批判、重视证据和论证以及真诚地希望人们能按照最佳理由形成自己的各种信念和主张[16]。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哲学的发展前途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之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对哲学研究的影响愈来愈深远，很多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必须要借助于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一些科学研究需要哲学提供合理性说明。例如，研究核爆炸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克隆技术会不会挑战甚至破坏人类一贯接受的伦理观念？器官移植会不会改变人的同一性？等等。相对来说，科学对哲学的影响要大于哲学对科学的影响。此外，哲学研究包含许多流派，他们与科学的具体关系也不完全相同。就拿西方哲学的两个主要板块来说，重视人文传统的大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比较疏远，科学对其影响是间接的、微弱的。相反，重视逻辑推理和琐碎问题研究的分析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比较密切。近年来，许多分析哲学家就直接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开展哲学研究。例如，使用脑成像技术研究意识与人脑的关系，利用心理学的成果研究情绪、运气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利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成果研究“他心”问题和身心关系问题。

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哲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不断被蚕食。哲学的地位由原来“一切知识的总和”降低为后来的“知识王冠上璀璨的明珠”，现在则成为一门极为普通且被科学不断侵蚀甚至还经常被质疑其合法性的学科。从表面上来看，哲学似乎没有重要地位了，实际上这是哲学回归本位的表现，也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结果。哲学研究者要理解和接受这个现实，切不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造闭门车，幻想建构一套终极理论体系彻底把握世界的本源和人生的根本意义。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17]的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旧的哲学问题有些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有些则被自然科学完美解决了，有些交给具体学科比留在哲学营地更合适。由此，哲学存在的合法性也就变得更为突出了。

无独有偶，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对知识论研究也给出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作为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论还将继续存在，只不过以一种新的方式在新环境中存在。具体来说，就是作为心理学或认知科学的一章内容而存在[18]。这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哲学内容的知识论将不复存在了？答案是否定的，哲学知识论不会消失，因为知识论不仅存在描述性内容，还存在规范性内容，后者是哲学知识论存在的坚实基础。同样，哲学并不会终结，因为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同一性问题、身心问题、因果关系、知识辩护问题等。同时，新的哲学问题不断产生，这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例如，经济发展与全球正义、核能源与核威胁、工业化与气候变暖、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存、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等。

哲学是一门古老但又充满活力的学问。哲学之所以古老，就在于人类文明出现不久就产生了哲学。哲学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和发展一路走到今天，还将继续走下去。哲学之所以充满活力，就在于人生和社会充满着矛盾，许多矛盾的化解需要哲学家贡献自己的智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哲学逐渐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未来，哲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不同，但研究方法必须科学规范，语言表达必须清楚明晰。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但将与自然科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

对于笔者给出的哲学定义，也许有人认为其研究范围太窄，因为它把一些非论证但包含哲理的写作排除在外，把通过理性直觉和顿悟得到的观点视为非法结论。对此，笔者认为，这些非论证的写作、顿悟的观点或许放到文学和宗教学领域更为合适。此外，有人或许会认为，笔者给出的哲学定义过分强调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然而，许多哲学研究尤其是哲学史研究可以不使用科学知识。对此，笔者认为，科学知识的使用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研究者的知识储备，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着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研究结论的取得。一是直接作为哲学研究的论据或方法。如果说某些哲学研究根本不涉及科学知识，那就说明这样的研究不属于哲学领域或压根就不具备任何学术价值。或许，还有人会对本文提出批评，认为笔者主张哲学研究要通过论证得出结论，但本文通篇没有一个论证，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对于这一批评，笔者认为哲学的定义不是论证的结论，而是在遵从科学研究方法和国际通行学术规范的基础之上，对哲学研究活动进行的客观描述和准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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