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科学哲学

计算机科学哲学（共12篇）

计算机科学哲学 篇1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科学与哲学相互扶持、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 并专门阐述了一些哲学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哲学,科学,计算机科学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和科学事业家蔡元培先生 (1868-1940) 曾对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屏科学而治科学, 则易涉臆说;远哲学而治科学, 则不免拘墟。两者可以区分而不能离绝也。今日最持平之说, 以哲学为一种普遍之科学, 合各科学所求得之公例, 为之去其互相矛盾之点, 而组织为普遍之律贯。又举普遍知识之应用与各科学而为方法, 为前提者, 皆探寻其最高之本体而检验之。”哲学追求普遍规律, 必须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哲学作为普遍知识又必从方法, 前提等根本方面对自然科学有所帮助。所以既不能远离科学而治科学, 也不能远离哲学而治科学, 二者本应相得益彰。

一、科学需要哲学

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思想的精华, 是人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当然也是科学工作者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这种精神食粮能使科学家具有一种哲学的头脑和眼光, 有助于提高对问题的分析力, 统摄力, 洞察力和判断力。许多科学家对于哲学的积极作用都深有体会。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所说:“爱因斯坦以探索理论物理学的基础, 解决物理理论中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生地主要任务, 这就迫使他比较深入地接触到哲学上的重大问题。他认为, 物理学家在理论革命时期必须亲自去作哲学推理。他少年时代就开始对哲学发生兴趣, 青年时代读过大量的哲学著作, 他在科学上之所以能缺德重大突破, 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哲学的批判精神。”我国许多科学家对于哲学的积极作用也都深有体会。例如, 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说了这样一番话:“我钻研业务多年……也摸索出一套进行研究的方法, 像处理问题应该怎样入手, 怎样去看问题, 怎样克服困难, 怎样从失败和错误中取得教训, 等等。当时倒也‘自鸣得意’, 因为这些道理在科学技术书籍中是学不到的, 算是我的科学研究心得吧。以上说明, 好的哲学作为一种好的思维方法, 能够帮助科学工作者分析和处理好实际遇到的各种关系和各种问题, 从而能够帮助科学工作者取得好的科研成果。

二、哲学需要科学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 自己的人民的产物, 人民的最精致, 最珍贵和看不出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蔡元培认为:“哲学是文化的中坚。”哲学要成为“活的文明的灵魂”, 要成为“文化的中坚”, 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更不可以是自封的, 必须想蔡元培所说的那样, 使哲学成为“融贯科学的哲学”, 既依据科学, 又超越科学。看来, 不论怎样定义哲学, 都是不能外于科学的。不论对于哪种哲学, 科学都是哲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更是开宗明义的阐明“要确定辨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今天, 计算机技术作为现代技术的标志, 已成为世界各国许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计算领域也已成为一个极其活跃地领域。计算机学科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发展, 并大大延伸到传统的计算机学科的边界之外, 成为一门范围极为宽广的学科, 它的研究道路上依然少不了自然辩证法的哲学指导。当然, 这也是哲学的也只将在计算机科学中获得营养, 并从中获取自己的研究方向, 从而促进哲学的研究。

计算机科学家唐稚松院士在讲述他的研究工作的文章《XYZ系统的设计思想》中, 谈到了哲学对他的工作的作用, 他写道:“我在大学读书时曾学过哲学。当时最流行的西方哲学流派为著名的剑桥学派, 其代表人物有罗素、摩尔以及稍后地维特根斯坦。这一学派又名分析哲学学派, 其方法论主要特点时对概念作逻辑分析……他们所提倡的分析方法一直在我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中起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起, 我又从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学到另一种分析方法。这就是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我深感这方法使用得当, 对发现事物的发展变化趋势, 分清问题中各方面的主次, 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有帮助。”他还推崇中国古代儒家的“中庸之道”, 引用朱熹对“中庸”的解释:“中者不偏不倚、五过不及之名, 庸, 平常也。”程颐对中庸理论的解释:“始言一理, 中散为万物, 末复合为一理”。他说:“由此可见, 中庸并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 而是告诉人们如何处理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的方法。而且在融合矛盾的两方面时, 应从实际出发注意防止片面, 避免偏激, 掌握分寸, 做到按事物的常理将对立的方面安排地恰如其分。而且这种安排应根据当时发展的具体条件来选择, 所以说‘君子而时中’。这是一种处理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当然, 要解决计算机学科的问题, 就必须有一套专门的科学的方法来指导。就哲学方法论而言, 学科方法论就是认知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它有助于人们对学科认识的逻辑化、程序化、理性化和具体化。现在, 人们对计算学科的认知已经相当成熟, 从而使我们能够以一般科学技术方法论为指导, 科学地建立起计算学科自己的方法论。

计算机科学哲学 篇2

另一种科学另一类哲学--女性主义立场论科学哲学评析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女性主义的一种形式.女性主义立场论科学哲学作为另一类哲学,对主流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客观性进行了批判,并依据女性主义的`立场,建构出自己的知识理论,即作为另一种科学的女性主义后续科学.

作 者：郭丽丽 洪晓楠 GUO Li-li HONG Xiao-nan  作者单位：郭丽丽,GUO Li-li(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辽宁,阜新,123000)

洪晓楠,HONG Xiao-nan(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研究所,辽宁,大连,116024)

刊 名：自然辩证法通讯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2005 27(2) 分类号：N031 关键词：女性主义立场论   客观性   科学哲学   科学文化  

哲学是科学之母？ 篇3

假设有一个气急败坏的哲学人这样主张：“哲学是科学之母！”

这时，任何具有基本思辨能力的人，第一时间的反应应该会是：“‘科学之母’是什么意思？”一个可能的定义是：说X是科学之母，就是在说X是其他所有科学的基础；要是不懂X，你就不可能懂任何一个其他科学。

这个“科学之母”的定义确实够伟大。然而，这个定义救不了哲学人，因为在这种定义之下，“哲学是科学之母”这个主张是错的。理由很简单：就算你没念过哲学系，完全没碰过哲学，你依然可以理解其他大部分的科学，甚至还能学得很好，所以，哲学不会是其他所有科学的基础。

有人可能会说，哲学是所有思考活动的总和，不管是数学还是心理学都需要用到思考，所以哲学的确是所有科学的基础，要是你不懂哲学，就不可能理解其他科学。我同意所有科学都需要思考，但这没办法替哲学系辩护。这里的“哲学”被廉价化成“思考”了，当你在这种意义下说“哲学”很重要，你其实是在说思考很重要，而这没办法拿来为哲学系的那种“哲学”背书。

另一种“科学之母”的可能定义是：说X是科学之母，就是在说：在历史上，所有其他科学都是从X分化出来的。

在这种定义下，“哲学是科学之母”的处境和它在上面那种定义下的处境刚好相反：它应该可以算是真的，但即使如此，哲学也依然没什么了不起。

要是你回顾历史，应该确实会发现，所有科学都始于哲学思考：探究运动和变化的物理学始于泰利斯和亚里士多德；心理学之父是哲学家威廉姆-杰姆斯，剩下的我无法继续列举，因为我对科学史只知道这一丁点。

然而，就算所有科学真的都始于哲学，这又代表什么？让我们换个方向，想想一门科学是如何诞生的：

①首先，有一群人对一群特定的现象（如物体总是会落地）感兴趣，想知道它们是怎么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②一开始，他们先乱猜，例如猜是物体本身喜欢的位置促使它们这样移动，石头喜欢躺在地上而非停留在半空中，所以要是你“强迫”石头停在半空中，它会一直挤压你的手，直到你手酸得不得不把它放下来为止；

③后来，几个比较聪明的人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关的计算公式，他们拥有这些独特的、专业的研究方法之后就不再瞎猜了，开始计算和验证理论。

为什么其他科学始于哲学？不是因为哲学特别厉害，而是因为只有哲学缺乏独特的、专业的研究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还没找到自己的研究方法因此只好成天瞎猜沉思的人所做的事情，在别人眼里看来都跟哲学家没什么两样，所以他们就被统统当成哲学家。“所有其他科学都始于哲学，因此哲学是科学之母”这句话不是在恭维哲学，而只是在说：哲学家做的事情在别人眼中看起来跟其他科学在最原始、最简单的时期做的事情差不多。要是你看到一个人在古希腊的大街上一边沉思一边喃喃自语，你基本上无法区分他是哲学家还是因微积分和运动定律尚未被发现所以只好在那空想的准物理学家。

第三种可能的定义是：说X是科学之母，就是在说被其他科学当做预设完全不加以质疑的命题，常常是X研究的对象。因此，哲学研究的常常是作为其他科学基础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在这种定义下，哲学确实可以说是科学之母：生物学家默认归纳法是有效的，但哲学家质疑；物理学家预设原子存在，但哲学家质疑；数学家预设“1+1=2”是毫无疑问自己证明自己的事实，但哲学家质疑。然而，就算这些都是事实，哲学为什么就比较伟大？哲学家质疑别人预设的前提，不管这是源于独特的兴趣，还是源于对知识（超乎实际需要）的高要求，都是哲学家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无关，也不会让哲学家做的事情因此就比较有价值。

冯·诺依曼的计算机科学哲学思想 篇4

一 逻辑简洁性和数学和谐性:

建构“冯·诺依曼机”的方法论原则

冯·诺依曼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研制者,他在其中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计算机的逻辑理论。他的计算机逻辑结构的设计奠定了后来的计算机逻辑理论的基础。下面我们来看看“冯·诺依曼机”的逻辑设计是如何体现数学和谐性和逻辑简洁性原则的。

20世纪30年代,电子学的发展以及研制穿孔卡片式统计分析机的经验,为创立电子计算机提供了主要的技术前提。当时,负责研制第一台计算机即ENIAC机的成员主要是一些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例如,负责电子计算机总设计方案的是物理学家莫齐利(John W.Mauchly),芬兰人艾克特(J.Presper Eckert)担任总工程师,他负责解决制造中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戈德斯汀(Godesting)负责科研管理。虽然ENIAC机的制造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技术,但由于存储容量太小、程序不能存储其中等缺陷,极大地限制了机器的运算速度,它的先天不足预示着计算机需要更合理的结构设计。尽管从当时的技术条件看已具备制造通用电子计算机的条件,但在计算机的结构设计上还缺乏原理指导。正在这一关键时刻,冯·诺依曼适逢其时地出现了。

冯·诺依曼来到摩尔学院,参观了正在建造的ENIAC电子计算机。在研制现场,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计算机的逻辑结构是什么?这就让那些原来对他心存疑虑的人们不由得暗暗佩服:不愧是一位天才的科学家,一下子就点到问题的要害。从那以后,冯·诺依曼实际上成为摩尔学院有关计算机逻辑结构设计的顾问。一来到摩尔学院,冯·诺依曼就开始研究新机器的逻辑结构。在他出场之前,摩尔学院的研究小组主要关注的是技术问题,自从他来了之后,他就成了逻辑问题的引导者。1945年6月,在ENIAC的基础上,冯·诺依曼提出了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一是用二进制代替十进制,进一步提高电子元件的运算速度;二是把存储程序放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储器中。按这一结构建造的计算机称为存储程序计算机,又称为 “冯·诺依曼机”。他提出的EDVAC方案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这个方案确定了电子计算机由以下几部分构成: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这也被称为“冯·诺依曼结构”。 冯·诺依曼的逻辑设计具有以下特点:

(1)把电路设计与逻辑设计分开,为建立理想化的自动机奠定了基础。

(2)研究了计算机的一般组织结构、程序编制和控制问题,为具体实现通用电子计算机铺平了道路。

(3)把人的神经系统与人工机器加以比较,开创了生物自动机研究的新方向。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冯·诺依曼本是一个数学家,此前他对计算机的研究、特别是技术方面知之甚少,他何以能一下子看出计算机设计的关键在于其逻辑结构呢?他的第一个问题何以就是“计算机的逻辑结构是什么”?

这与冯·诺依曼把数学和谐性、逻辑简洁性看做一种重要的启发性原则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30和40年代,申农(Shannon)的信息工程、图灵(Turing)的理想计算机理论、匈牙利物理学家奥特维(Rudolf Ortvay)对人脑的研究引发了冯·诺依曼对信息处理理论的兴趣,而关于计算机的逻辑设计的思想则深受麦卡洛克(Mcculloch)和皮茨(Pitts)关于人工神经网络研究成果的启发。

在《神经活动中思想内在性的逻辑演算》(1943)一文中,麦卡洛克和皮茨把简单的数学规则应用于复杂的大脑信息处理过程的研究成果给冯·诺依曼留下深刻的印象。皮茨用一种简单的逻辑演算方法表征了极其复杂的人脑神经网络。他们的工作使冯·诺依曼看到了将人脑信息过程数学定律化的潜在可能。“当麦卡洛克和皮茨继续发展他们的思想时,冯·诺依曼开始沿着自己的方向独立研究,使他们的思想成为其自动机逻辑理论的基础。”[1]冯·诺依曼研究了麦卡洛克和皮茨的工作以及图灵在通用计算机上的工作,认为这些想象的机器都是与数理逻辑共存的。在他看来,自动机所能做的都可以用逻辑语言来描述,反之,所有能用逻辑语言严格描述的也可以由自动机来做。他认为麦卡洛克-皮茨理论的优点在于,用一种简单的数理逻辑模型来刻画人脑的复杂神经系统,而不局限于神经元真实的生物和化学性质的复杂性;相反,神经元被当做一个“黑箱”,只研究它们输入和输出信号的数学规则以及神经元网络的结合方式。冯·诺依曼认为麦卡洛克和皮茨运用了数学中的公理化方法,是对理想细胞而不是真实的细胞做出研究,理想细胞具有真实细胞的最本质特征,前者比后者更简洁。显然,这里需要的是数学上的和谐且逻辑上的简洁。

在有关EDVAC机的设计方案(1945)中,冯·诺依曼所描述的存储程序计算机便是由麦卡洛克和皮茨设想的“神经元”(neurons)所构成的自动机而不是由真空管、继电器或机械开关等常规元件构成的机器。在EDVAC报告发表的那一年,冯·诺依曼已经清楚地指明了电子计算机的设计背后的逻辑基础。他在一篇文章的引言中指出:“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不仅从数学的观点,而且从工程师和逻辑学家(即真正适合设计科学工具的人)的观点来探讨(大规模计算)机器。”[2]32受麦卡洛克和皮茨的理想化神经元的逻辑设计的启发,冯·诺依曼设计了一种理想化的开关延迟元件。这种理想化计算元件的使用有以下两个优点:

(1)它能使设计者把计算机的逻辑设计与电路设计分开。在ENIAC的设计中,设计者们也提出过逻辑设计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与电路设计规则相互联系、相互纠结。有了这种理想化的计算元件,设计者就能把计算机的纯逻辑要求(如存储和真值函项的要求)与技术状况(材料和元件的物理局限等)所提出的要求区分开来考虑。

(2)理想化计算元件的使用也为自动机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理想化元件的逻辑设计可以借助数理逻辑的严密手段来实现,能够抽象化、理想化;而工程设计则是一种技巧,不能做这样的处理。另外,理想化计算元件的使用,能使我们把人脑与计算机,神经元与计算元件相互对照,相互比较。[3]9

可见,在冯· 诺依曼看来,计算机的本质是逻辑的抽象。正如戈德斯汀所说:“就我所知,冯·诺依曼是第一个把计算机的本质理解为行使逻辑功能而电路只是辅助设施的人。他不仅是这样理解的,而且详细地研究了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以及相互的影响。现在看来,这似乎非常陈腐不值一提,但在1944年,这是思想上的伟大进步。在给冯·诺依曼的信中,我这样写道,‘带着强烈的兴趣我仔细读完了你的报告,我认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它给出了机器的完整逻辑结构。’”[4]

我们知道,柏拉图说过,“自然界爱好简单性和统一,自然之中没有无用和多余的东西存在”,[5]这一思想对冯·诺依曼影响极大。冯·诺依曼在晚年,当他的学生问起他做事的秘诀时,他只是说了“简单”这两个字。实际上,他一生的研究都遵从数学和谐性和逻辑简洁性原则。在《计算机的一般逻辑理论》的演讲中,冯·诺依曼曾多次使用了为使问题更简单的划分与剔除方法。例如,在探讨生物自动机和人工自动机的数字特征与模拟特征时,他曾这样说道:“生物有机体是部分数字化部分模拟的机制。计算机器——我这里所讨论的计算机器的最近的模式——都是纯数字化的,于是我必须要求你们接受这种系统的简单化。虽然我深知否认生物有机体中模拟成分的重要性是荒谬的,但为了讨论的简单,忽略这一部分,我将把生物有机体作为纯数字化自动机来考虑。”[2]297在探讨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与人工自动机的相应系统时,他也对所要探讨的问题做了划分,对两类自动机的元素合成进行了公理化的讨论,“在比较生物有机体,特别是复杂的有机体——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与人工自动机——的时候,下列局限性必须被考虑。自然系统非常复杂,需要把系统中表现的问题分成几个部分。划分的方法在现在的背景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机体可以被看成是由几个部分的元素构成的,这些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的、基本的单位。问题的第二部分是了解这些元素如何构成一个整体,整体的功能如何由这些元素来表现。问题的第一部分现在在生理学中占支配地位,它与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联系紧密。量子机制可能对它的发展也非常有帮助,我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这也不是我在这里所要关注的。另一方面,问题的第二部分,可能更吸引我们这些具有数学或逻辑背景口味的人。带着这种态度,我们将倾向于在公理化的过程中,移除问题的第一部分,而集中于第二部分。”[2]289

冯·诺依曼认为,强有力的计算机可为数学家提供启发性提示,这一观点与他坚信纯数学在观念和问题上强烈依赖于实验科学有关。他认为数学家对问题的选择标准的成功主要源于审美。[3]2-4在他看来,数学和谐体现在形式美和对称中,计算机科学追求的目标之一是数学和谐性。另一方面,冯·诺依曼特别强调逻辑简洁性在计算机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所谓逻辑简洁性方法是指对认识对象进行最大程度的抽象和简化处理后体现出其性质和规律。按照毕达哥拉斯主义精神,科学研究中不论多么复杂的现象,都服从几条简单的规律,可以作量化处理,可以用符号语言描述。冯·诺依曼的上述研究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冯·诺依曼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始终贯彻和执行了毕达哥拉斯主义的数学和谐性和逻辑简洁性原则。

二 数理逻辑与自动机:冯·诺依曼发展自动机逻辑理论的构想

冯·诺依曼早期在计算机逻辑和程序设计上的工作,使他认识到数理逻辑将在自动机理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研究自动机理论时,注意到了数理逻辑与自动机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哥德尔在当时已经阐明了数理逻辑与自动机的关系。哥德尔认为,逻辑本质上是递归的,他认为可以把数理逻辑还原为计算理论,认为递归函数是能在图灵机上进行计算的函数。所以,可以从自动机的角度来看待数理逻辑;反过来,数理逻辑亦可用于自动机的分析和综合。自动机的逻辑结构能用理想的开关—延迟元件来表示,然后翻译成数理逻辑符号。而冯·诺依曼却进一步认识到,自动机的数学和逻辑在形式特点上与数理逻辑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当时的数理逻辑虽然有用,但对于自动机理论来说是不够的。他相信一种新的自动机逻辑理论即将兴起,它与概率理论、热力学和信息理论非常类似并有着紧密的联系。

冯·诺依曼认为,要真正掌握自动机理论,就需要恰当的数学和逻辑理论,他把自动机数学与当时的逻辑学作了比较,并指出了自动机数学理论的特点,并指出缺乏恰当的数学和逻辑理论所造出的后果。在他看来:

(1)自动机数学中使用分析的数学方法,而数理逻辑是组合的。

自动机数学中使用分析的数学方法有方法论上的优点,而数理逻辑是组合的。 “搞形式逻辑的人谁都会承认,从技术上讲,形式逻辑是数学上最难驾驭的部分之一。其原因在于,它处理严格的全有或全无概念,它与实数或复数的连续性概念没有什么联系,即与数学分析没有什么联系。而从技术上讲,分析是数学最成功、最精致的部分。因此,形式逻辑由于它的研究方法与数学的最成功部分的方法不同,因而只能成为数学领域的最难的部分,只能是组合的”。[2]303

冯·诺依曼指出,比起过去和现在的形式逻辑(指数理逻辑)来,自动机数学的全有或全无性质很弱。它的组合性极少,分析性却较多。事实上,有大量迹象可使我们相信,这种新的逻辑系统接近于别的学科,这个学科过去与逻辑少有联系。也就是说,具有玻尔兹曼所提出的那种形式的热力学的特征,[6]它在某些方面非常接近于控制和测试信息的理论物理学部分。它多半是分析的,而不是组合的。

(2)自动机的理论是概率的,而数理逻辑是确定性的。

冯·诺依曼认为,在自动机理论中,有一个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自动机出现故障的概率的问题,该问题是不能用通常的逻辑方法解决的,因为数理逻辑只能进行理想化的开关—延迟元件的确定性运算,而不包括处理自动机故障的概率的逻辑。因此,在对自动机进行逻辑设计时,仅用数理逻辑是不够的,还必须使用概率逻辑,把概率逻辑作为自动机运算的重要部分。冯·诺依曼还认为,在研究自动机的功能时,必须注意到已有数理逻辑的不足。既然自动机逻辑中包含故障出现的概率,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运算量的大小。数理逻辑通常考虑的是,能不能借助自动机在有穷步骤内完成运算,而不考虑运算量有多大。但是,从自动机出现故障的实际情况来看,运算步骤越多,出故障(或错误)的概率就越大。因此,在计算机的实际应用中,我们必须关注计算量的大小。总之,冯·诺依曼认为:“就整个现代逻辑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一个结果是否在有限几个基本步骤内得到。”[7]

在冯·诺依曼看来,我们需要一个高度数学化的、更简洁的自动机与信息理论。缺乏恰当的自动机逻辑理论是限制计算机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如果我们没有精确而简洁的自动机和信息理论,我们就不可能建造出具有更高复杂性的机器,也就不太可能产生更具精确性的自动机。注重数学和谐性、对称性和简洁性是冯·诺依曼计算机逻辑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三 简要的评论

冯·诺依曼是计算机科学哲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了实现莱布尼茨把人的理性还原为计算的梦想,冯·诺依曼基于图灵通用计算机的数学模型,提出了一种理论计算机模型,即以生物系统为参照系的自动机理论。冯·诺依曼计算机科学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冯·诺依曼用数学和逻辑的形式化方法揭示了计算机最本质的方面,为计算机科学尤其是自动机理论奠定了逻辑基础。

冯·诺依曼对自动机数学的分析开始于数理逻辑,并逐步转向分析数学,转向概率论,最后讨论热力学。通过这种分析而建立的自动机理论,能使我们把握极其复杂的自动机,尤其是人的神经系统。在他看来,数学推理是由人的神经系统实现的,而数学推理借以进行的“初始”语言类似于自动机的初始语言。因此,自动机理论将影响逻辑和数学的基本概念,这是很有可能的。他指出:“我希望,对神经系统所作的更深入的数学研讨……将会影响我们对数学自身各个方面的理解。事实上,它将会改变我们对数学和逻辑学的固有的看法。”[8]由此可见,冯·诺依曼自动机理论实际上是毕达哥拉斯数学自然观的产物。

第二,冯·诺依曼关于计算机逻辑结构的考虑、对自动机理论的不断探讨,都是寻求自动机理论背后的数学和逻辑基础的顽强努力。

冯·诺依曼的计算机逻辑和方法论所强调的是,用数量极少的术语和规则就可以在计算机上作出极其复杂的计算或推理。不断追求数学的简洁性、对称性和形式美,是计算机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这恰恰体现了数学理性和逻辑理性的精髓。毕达哥拉斯主义的数学和谐性、逻辑简洁性和形式美的理念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换言之,他的逻辑方法论中充分体现了数学和谐性原则和逻辑简洁性原则。

第三,追求数学的和谐性、对称性和形式美在其计算机科学哲学观念中占主导地位。冯·诺依曼认为逻辑体系具有普遍性,而形式化的逻辑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刻画了事物的抽象本质。他对寻找逻辑体系的局限性不感兴趣,但当某种局限性被他发现后,他便开始考虑如何利用更加形式化的手段去克服它(体现在他对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态度上)。对他来说最高层次的抽象——如逻辑和数学基础——应当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手段去完成。在接触到实际问题时,冯·诺依曼也总能迅速地给出适当的数学形式化表述并进行纯形式的推理,不仅如此,将数理逻辑和数学付诸最大限度应用,是他终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在他看来,利用抽象的形式结构可以了解整个世界——包括社会生活和精神意识,这在他对数学基础、量子理论和计算机组织的形式化工作中都有所反映。可以说,冯·诺依曼坚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只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才可能包含永恒的普遍真理,追求数学的和谐性、对称性和形式美是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永恒目标,这一切都与毕达哥拉斯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毕达哥拉斯主义是冯·诺依曼计算机科学哲学的核心理念。

摘要：冯·诺依曼是计算机科学哲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计算机科学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自动机理论中。冯·诺依曼为自动机理论奠定了逻辑基础。他认为最高层次的抽象应当借助严密的数理逻辑方法去完成。在他看来,只有抽象的形式结构可以了解整个世界;只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才可能包含普遍真理,计算机的设计必须追求逻辑简洁性。在他看来,借助数量极少的术语和规则可以在计算机上作出极其复杂的计算或推理。不断追求逻辑的简洁性和形式美,是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永恒目标。逻辑简洁性、数学和谐性和形式美的理念在他的自动机理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冯.诺依曼的自动机理论源于毕达哥拉斯主义,是毕达哥拉斯主义数学自然观的产物。

关键词：冯·诺依曼,自动机理论,计算机科学哲学,毕达哥拉斯主义

参考文献

[1]Aspray W.John von Neuman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Computing.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0:181.

[2]Taub A H,Von Neumann.Collected Works[C].New York:Pergamon Press,1963(5).

[3]John Von Neumann,Arthur W.Burks.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M].Urban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6.

[4]Gddststine H H.The Computer from Pascal to von Neuman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192.

[5]桂起权.科学思想的源流[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103.

[6]任晓明,桂起权.计算机科学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2.

[7]Aspray W,Burks A.Papers of John von Neumann on Com-puting and Computer Theory[M].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87:402.

科学哲学学习心得 篇5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改变这个状况，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倍努力，不断在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很显然，相对于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领域，我国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在改革开放以来是乏善可陈的。根据以上所引用的习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战略不明确、水平总体不高，原创能力不强，体系不健全，评价不够科学、机制不完善，人才队伍素质极待提高。以上所列举的这么多问题，哪怕是一两条，都足以令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学者们汗颜，何况有七八条之多，难怪习总用了两个“极”字，也就是“极待解决”和“极待提高”。我不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个关心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科技工作者，我读到这些讲话，都很脸红，感到没有为大变革时代，做一点力所能及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片面地理解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忽视了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在引领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要问为什么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极待解决的这些问题?这是学界片面理解一切以经济建设中心和社会急功近利之风也刮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果。与之相似的还有历史学等文科领域，戏说历史和歪曲历史者大行其道、发财致富，而埋头故纸堆做学问者，连发表一篇论文都难。更不谈职称评定之类的困惑。可喜的是这些正在开始改变，只要有了顶层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改正起来会比较容易。战略确定了，评价体系科学了，潜心和专心于学术的人多了，事情就好办了。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不是那么容易纠正了，或者说正是需要针对这个方面的原因展开讨论和辩论，才有可能产生出新的思想。这就是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守旧与出偏的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导致思想混乱，莫衷一是。从守旧的角度，往往将学术问题都当做政治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当成思想禁区，不能讨论、也不需要发展。由于这种思想方法脱离实际，因而不得人心，令人们远离马克思主义，甚至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思潮。从出偏的角度，就是言必称西方，将资本主义价值观当做普世的世界观，从而只能是重复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思潮，并无新意，却又误导现代青年。这两方面的思潮指向的是同一个结果，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过时了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的东西。要纠正这种思潮确实需要“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呢?只有创新这条路可走。包括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在旧体制内用旧的思维肯定是不行的。现在的哲学与社会科学体系是学阀制，发表什么和不发表什么都要层层审批，且只能是守旧或出偏(绝不是创新!)的东西，才有可能发表。因此，要改变的第一条，就是广开言路，让非体制的人士，工、农、兵、学、商都能发言，发表见解。不只是那些个“社会主义科学院”的事。理论创新就是要允许不同观点和思想的讨论和交流，不要用保守的“政治”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观点和新思维，都应该可以发表，而不应该加以阻止。这方面虽然组织出版了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译著，包括所谓“后马克思时代”的著作，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自己从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研究的作品则很少能看到，不是没有，是民间的这类作品没有办法进入“主渠道”。因此，要鼓励民间人士也能申请到社科基金支持，出版有水平的理论著作。

习的发言已经公开发表。我国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水平已经被评价。更重要的是历史使命也已经提出，下面就看所有从事这些领域工作的人们如何行动了。

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 篇6

恩格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断言：全部哲学都随着黑格尔体系没落了，“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反杜林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是指“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这种哲学又被称为“科学的科学”，黑格尔体系既是它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也是它没落的标志。哲学史的事实证明，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确实是无可挽回地没落了。但是，作为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的哲学却不会没落，也不会被实证科学所代替。在旧哲学涅的圣火中诞生了新哲学，这些哲学不再把眼光只朝向无生命的自然，也不再把自己的标杆只停在摹写和反映自然的水准上。

从黑暗的中世纪到近代文明的过渡，其最本质的变化是人的觉醒，是人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的意识。十六世纪是以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降下帷幕的，而培根则以这样一段话拉开十七世纪的序幕：“人类以往有时梦想着自己的身份只比天使稍低一点儿，现在却认为自己既是自然的仆人，又是自然的主人。这同一个演员是不是能扮两个角色还有待证实。”进入十八世纪，康德却以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公开宣告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他断言，对象意识的成立，取决于自我意识，对象要符合我们的直观能力，这是人在认识领域里的主体地位的体现；他断言，人是目的，任何财富珍宝都代替不了人，道德使人超出一切自然物之上，这是人在实践领域里的主体地位的体现。

梁启超说：“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十九世纪就是一个思潮迭起文化昂进的时代，在起伏嬗递的思潮之中，新康德主义尤其引人注目。提到新康德主义，我们自然会联想起它“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并本能地与“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流派”划上等号，这兴许是苏联和我国的一些哲学史著作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说新康德主义提出自己的理论，就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许把他们说成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庸俗唯物主义者相对抗，会更合适一些(其实也不尽然)。这股思潮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力图恢复和突出在康德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的思想。它在思想史上起了一种桥梁作用，这座桥梁把康德和本世纪西方人文哲学家联结了起来。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一八九九年问世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翻译出版，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新康德主义的价值。

新康德主义者都称自己是“康德世界观的使徒”，并坚信自己“永远是康德的真正传人”，但他们也和其它任何学派一样，对自己宗师的学说加以修正补充，希冀灌注给它新的生命，因此，不免各有所持，门派分裂。在康德的旗帜下，马堡学派和巴敦学派就发生了这样的分裂。马堡学派认为新的哲学可以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那托普(Natorp)说：“我们是把作为哲学对象的自然、把自然科学的自然看成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哲学就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拼写出经验”。他们致力于寻找科学的先验逻辑结构，寻找自然的规律，认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根源就是这些“规律”。这些规律是自然的普遍联系，但又是先于自然的人的知识的先验形式，它们极其类似柏拉图的“理念”，那托普声称“我们力图用柏拉图来深化康德”，其原因皆出于此。

自然科学能否代替哲学？“理念”能否代替现实？巴敦学派和马堡学派相反，作了否定的回答。巴敦学派的文德尔班把哲学喻之为莎翁悲剧中的李尔王，把自然科学喻之为李尔王的诸女儿，李尔王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了女儿，自己却只留下一个乞丐的讨饭袋。如果自然科学真能代替哲学，那么，哲学除了束手待毙，没有别的出路。这种命运当然不是巴敦学派所希望的。巴敦学派指责马堡学派的泛自然主义，指责他们把伦理学和历史自然化。李凯尔特指出，他们“认为‘理念’就是现实；而且，由于理念是一般的，是与处处特殊的、个别的而其实本来并非真实的感性世界相对的，因此个别的东西不是真实的，只有一般的东西，因而反映理念的表象，才是真实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28页)。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专门科学的认识局限于直接所与的、内在的感性世界，它的任务仅仅在于模拟这个世界。”(第29页)这样，科学只能起到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的作用。在李凯尔特看来，如果只是让这种由理念组成的自然科学代替认识现实的一切科学，那么，科学所起到的作用还远远及不上一面镜子。因为，现实是异质的连续。它具有普遍性，所以是连续的；它具有个别性，所以是异质的。普遍概念只能反映前者，因此，自然科学“不能借助于概念而表述所研究的对象的一切特征”。(第40页)

李凯尔特从自然科学与现实的鸿沟以及理念与现实的鸿沟中，得出了自然科学不能代替哲学、理念不能代替现实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可以追溯到康德。李凯尔特承认，正是康德，“在哲学中结束了自然概念的独霸地位”；康德在理论上把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从一种自以为绝对合法的地位下降到一种相对合法的地位，从而把自然科学的方法限制于专门研究。”(第9页)这里还可以顺便提一下，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发表前半个世纪，丹麦思想家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也提出了相类似的看法。克尔凯戈尔指责抽象思维为了追求普遍和永恒而抹杀了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好比医生为了消退病人的高烧，先用药毒死病人一样，他不无激忿地说：“所有的腐败最终来自自然科学”。克尔凯戈尔从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李凯尔特从理性主义的立场，不约而同地都对自然科学的绝对合法地位投以怀疑的眼光，这种眼光出自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全面凯旋的时代，应当引起我们的思索。十九世纪中叶在德国曾出现过以毕希纳为代表的“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他们在自然科学成就面前忘乎所以，断然宣布自然科学可以代替一切，而把以往的哲学体系都视之为“精神骗术”。恩格斯嘲笑这些小贩“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列宁则把他们称为思想僵化的不能从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珍珠的“一群雄鸡”。与这群“雄鸡”相比，李凯尔特等人的眼光不失为哲学家的眼光，它尽管不合时宜和过于偏激，但其可贵就在于具有智慧的火花，这些火花可以把人类的视线引向更深邃的远方。事实上，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以牛顿力学为支柱的旧自然科学体系就迅即崩溃，由之构画的世界图式也随之而销匿。

对于普遍和个别，李凯尔特的态度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他要把普遍和个别都纳入科学领域。根据认识方法的不同，自然科学采用普遍化方法，文化科学采用个别化方法。读者也许会问：自然由个别的物体和事件组成，为什么对自然的认识要采用普遍化方法？文化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对文化的认识要采用个别化方法？这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自然不具有价值，文化具有价值。李凯尔特在另一部著作《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里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不具有价值的自然和具有价值的文化之间的区别。他把一块煤比作自然的个体性，而把英国王室珍藏的科伊诺大钻石比作文化的个体性。一块煤随时可被另一块煤代替，它的个体性不具有任何价值，所以谁也不会看重它，人们把这块煤分割或砸碎，可它依然还是煤。而科伊诺大钻石则不同，它永远不可能用另一块钻石去代替，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个体性，把它分割或砸碎就不成其科伊诺大钻石。自然的个体性如同一块煤的个体性，不具有任何价值，科学不可能也不必要去认识它，自然可以被数量化(分割和砸碎，也就是抽象)，认识自然的科学应当也只能采用普遍化方法。文化的情况就不同了，“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第20页)，每种文化现象都只出现一次，它们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这一次”和“这一个”，如果用普遍化方法去认识它们，抽象掉它们的个别性，那就无异先把科伊诺大钻石砸得粉碎再珍藏起来一样。

指责李凯尔特把自然和文化、一般和个别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也许是不公正的，因为在他的论述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他竟无知到去否认自然界里有个别的东西以及社会历史领域里有一般的东西。其实，他并不排斥自然科学“对于个别特殊与细节作详尽深入的考察”，也不排斥历史学家可以利用普遍化的科学。李凯尔特只是认为，科学应当作为人对现实的能动的认识，而不是消极的反映。“认识不是反映，而是改造”(第30页)，因此人与现实相比较，应当始终采取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因此，“科学需要一个选择原则”(第34页)，把所研究的对象加以改造，选择其本质成分，省略其非本质成分。面对一尊商鼎，凡夫俗子立时联想到的也许是和尚庙里的香炉，因为他选择了庙祭礼器作为这尊鼎的本质成分；而一位考古学家则不会作如是的联想，他的眼光只盯住“这一尊”，他要研究的也只是“这一尊”，他完全明白，面前的鼎，对于人类的价值就在于“这一尊”，显然，考古学家选择了文化价值作为这尊鼎的本质成分。

要把个别性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真是谈何容易，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没有这种关于单一的和特殊的东西的科学，在自然科学旁边要安插一门文化科学，无异是想在他人卧榻之侧安睡一样。李凯尔特对这个困难是充分认识到的，他指出，直到今日，文化科学“还没有获得大体上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第11页)。可以说，《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的意义就在于要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李凯尔特认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伊诺大钻石是件自然物体，但它对人类具有其他自然物体所不可能替代的意义，因而被人保存珍藏，从而成为文化科学的对象；美尼尔氏综合症是人类的精神现象，但却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真正区别在于方法的(即形式的)区别。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不同，文化科学利用个别性概念，采用个别化方法，这对我们也许是陌生的。举个例子来说，歌德和某个普通人都是现实的个体，普通人的个别性是任何别的普通人都可以替代的，而歌德却具有普通人都不具有并因此永远不能被替代的个别性，这种个别性就是他对人类的意义，也就是他的个别性与文化的价值联系，这种联系是文化科学在歌德身上所选择的本质成分，概括这种成分，就形成了歌德的个别性概念，而用个别性概念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就是个别化方法。文德尔班最先运用这种方法，并把它称为表意化方法。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与这种表意化方法有所不同，文德尔班追求突出事实性的直观效果，李凯尔特则追求意义性的概念效果。

十九世纪是人类值得自豪的一个世纪，一提到它，人们就会想起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的突破、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突破，以及类似铁路电报的数不清的发明。然而，怀特海(Whitehead)的说法却出人意料：十九世纪最大的发现是找到了发现的方法。他指出：“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新鲜事物”。巴敦学派特别是李凯尔特所提出的个别化方法是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索的一个突破，并且已经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社会学研究，现在已越来越为各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瞩目，他确定历史和社会学研究以主体的价值判断和主体的价值取向为对象，断言概念形成的基础，不是客体共性的抽象，而是主体对问题的设定。韦伯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变革，正是从李凯尔特那里获得启示的。探索，攀登，独辟新径，我在阅读《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时，对于作者的理论勇气，是时时生发出一种敬佩之感的。

人们爱读史书，这不仅因为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更因为它所记载的人事兴废，变迁沉浮，最能激起人的共鸣。梁启超称赞王船山的历史评论最富价值，认为“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其实，也不尽然。人们喜爱《史记》《汉书》，往往“读项羽之破王离，则须眉皆奋而杀机动；览田延年之责霍光，则胆魄皆张而戾气生”。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项羽田延年这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栩栩如生、震撼人心，这本来是值得称道的，王船山却斥之为“喜为恢奇震耀之言”。史书应当具有鲜活生动的特色，古人曰，“欲免迂儒，必兼读史”，这也许是他们痛定思痛后的经验之谈。

李凯尔特历史观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强调历史的个别性。他在《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一书中提出，历史概念的构成问题就在于：“能不能对直观的现实作出一种科学的处理和简化，而不至于象在自然科学的概念中那样，在处理和简化中同时失掉了个别性。”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他进一步提出：“历史学认为对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作出表述是它自己的课题”(第50页)。我国史学界是否有必要借鉴一下李凯尔特的观点呢？“历史的个体对众人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人们读到的拿破仑，应当是不同于亚历山大与恺撒的拿破仑；读到的贝多芬，应当是不同于巴哈与勃拉姆斯的贝多芬；读到的黑格尔，也应当是不同于柏拉图的黑格尔。这样的著作才称得上是政治史、艺术史和哲学史。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不正是一部有鲜明历史个别性的著作吗？恩格斯称誉它是“天才的著作”，绝不是出于寻常的恭维，这部著作需要天才的历史洞察力和富有独创性的选材和表述能力。这部历史著作表述了一八四八年二月路易—菲力浦被推翻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这段时期法国的阶级斗争，在它里面没有“铁的规律”、“必然性”和“曲折性”这类用语，有的是对这段时期法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书中出现的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这段特定时期的小农，闭塞隔离的生产方式、落后的交通、自给自足、相互敌对、迷信的传统，使他们成了波拿巴复辟帝制的支柱。书中表述的军队是“没有从共和党人中得到光荣和附加军饷”的军队；这段时期的大资产阶级把波拿巴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而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则把他作为对共和派将军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正是这些具体的个别性的历史关系，使路易·波拿巴这位不只丧失法国公民资格而且当过英国特别警察的平庸可笑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这部非凡的历史著作在我们眼前活现了路易·波拿巴帝制复辟的闹剧。据说，马克思这部著作的这一特色已引起国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并出现了专题研究论文。我想，在这方面参考李凯尔特关于历史科学的论述，不会是没有益处的。

康德说：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以及我的更深邃的自我是谁。历史是文化的积累过程，在这过程中，沉积着各个时期人类的认识功能、道德实践和审美情感的结晶。这里贮存着各个时期人类创造意识、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的无数信息。对于哲学来说，这里展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在这天地里驰骋和开掘，可以达到对人类自身的更深邃的认识。今日，当我们处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热”之中时，对于文化科学的倡导者李凯尔特，也许是会产生一种亲切感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何谓“大陆科学哲学”? 篇7

一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奎因提出了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以来,这种分析模式的科学哲学就处在“危机”之中。它表明科学哲学需要进行范式的重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科学哲学界的研究兴趣也发生了转移,其中一个趋向就是发掘欧洲大陆传统比如法国和德国的科学哲学。像巴士拉(Gaston Bachelard)、康吉兰(Georges Canguilhem)、尼采、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从这个时期才逐渐进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近年来,有些学者干脆提出了“大陆科学哲学”概念。我们这里着重介绍两个典型代表:古廷(Gary Gutting)和芭比奇(Babette Babich)。前者于2005年编辑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大陆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书即《大陆科学哲学》。在本书的前言部分,古廷专门对大陆科学哲学给出了自己的界定。芭比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大陆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她也是从科学哲学上研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先锋人物,近年来还多次解释和重申大陆科学哲学概念,可以说是这个方面的资深研究者。

首先我们介绍古廷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他区分了三种对科学的不同态度:第一是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态度,将科学看成是最名副其实的知识。哲学,充其量是一种元反思,即解释清楚科学的结论和产生这种结论的方法。第二种态度是康德的或批判的态度,认为科学给出了最优秀的知识,哲学则揭示了真理的专有领域。第三种态度是本体论的或形而上学的态度,即声称哲学真理领域完全独立于(在某种程度上优越于)科学。[1]1实证主义的态度典型地体现在与科学牵连的反思科学家和哲学家这里,其最著名的代表包括德语界的马赫和法国的彭加勒和迪昂(Pierre Duhem)。在法国这种实证主义受到复兴的新康德主义影响,像拉舍利埃(Jules Lachelier)、布特鲁(Emile Boutroux)、布伦士维格(Léon Brunschvicg)和巴什拉的科学哲学就表现为这个特征。与法国不同,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分裂为两个阵营,长期争吵不休。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态度来自于柏格森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ie),后来通过现象学(胡塞尔)和实存主义(海德格尔和梅洛·庞帝)而得到彰显。在法国这个传统甚至延续到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差异”哲学家,德勒兹和女权主义代表伊莉格瑞(Luce Irigaray)。[1]2

古廷上述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仍然局限在大陆范围内,也就是法国和德国的思想,他并没有关注欧洲其他国家比如意大利等国的科学哲学。实际上,古廷也认为大陆科学哲学并不限于“大陆”范围,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其他的情况。大陆科学哲学的另一位主张者芭比奇,她给大陆科学哲学的定义是宽泛的,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古廷的问题。“大陆科学哲学示例了将秩序和偶然性、问题和答案、作者和读者、说者和听者关联起来的整体性的主题。这种科学哲学也倾向于特别强调作为意义的话语的历史和文化的条件;将说者和听者的相互协调;强调前语言的认识的必要性,这种认识被置于人参与的共同的社会-文化的历史世界的根基上;强调叙述和隐喻的说明作用;持续不断地强调理解的问题;将真理看成是视域的,敞开的,或视角的;容忍矛盾的、复杂的表达形式。”[2]545芭比奇解释说,这种大陆传统的科学哲学包括(这正是分析传统没有做到的)关于科学史的观点以及科学发现的社会的、实践的观点。在分析的传统关注还原的地方(这无论如何取消了哲学的永久问题),大陆哲学则关注海德格尔所谓的“思”(Denken)的问题,追问科学得以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大陆科学哲学不仅关注科学家的世界图像,而且关注科学家本人。如梅洛·庞帝在他的《知觉现象学》中所说:“我不能把自己设想为世界的一个点,设想为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单纯对象。”[3]像梅洛·庞帝一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进行了意义的追问,并将科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在一起。

与古廷不同的是,芭比奇对大陆科学哲学的定义不是专门强调地域分界,而是从一种研究倾向上将大陆科学哲学标示出来。如果主流的科学哲学珍视普遍性和单义性的话,科学哲学的大陆形式则赞同多元的观点。像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后殖民地思想和女权主义都有其科学理论,在自然哲学和环境哲学基础上形成的整体主义的科学哲学,受到福柯思想影响的科学哲学比如哈金(Ian Hacking)的思想以及其他法国思想影响下的分析哲学等,它们都可以算在大陆科学哲学的范畴内。[2]546-7另外,大陆科学哲学不仅出现在欧洲大陆,就是英美分析哲学内部,也有趋向于大陆思想的,比如现在的分析模式的科学哲学关注历史问题、科学的社会研究等。像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可以看成是赞同大陆哲学的。所以,芭比奇对大陆科学哲学的定义非常灵活和富有弹性,只要属于这种研究倾向的科学哲学,不管是分析的还是大陆的模式,都属于她所谓的大陆科学哲学的范畴。不过,芭比奇在某种程度上也吸收了古廷的观点。她也对大陆科学哲学进行了内部的划分:核心部分就是批判的(尼采)、现象学的(胡塞尔)和解释学-现象学的(海德格尔)的模式。[2]546

总之,古廷和芭比奇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大陆科学哲学代表了一种来自于欧洲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研究倾向,它与强调逻辑-语言分析的科学哲学的传统形式不同。也就是说,他们提出的大陆科学哲学概念,首先是与英美分析的科学哲学主流抗衡,比如他们都将逻辑经验主义排除出研究的范围。但是,他们都表示,这种大陆科学哲学并不仅仅局限在大陆范围内。像奎因、普特南、戴维森、库恩和罗蒂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成是大陆科学哲学的主张者。所以,大陆科学哲学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学术阵营之间的壁垒,它真正地成为了一种多元的思想,一种整体的视角。第二,大陆科学哲学不只是重复大陆哲学的观点。很明显,它将概念的界定置于两个哲学阵营“对话”和“融合”的时代背景中,看到了两个哲学阵营以及各种不同的哲学派别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从这方面看,它坚持了一种开放的精神,有着一种全球视野。

二大陆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

在梳理法国和德国的科学哲学传统时,古廷抓住了这个显著的特征,即法德两国的科学哲学的发展都与新康德主义有着很深的关联。在法国,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布伦士维格肯定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独特的贡献是将历史方法引入到批判的科学哲学中,以此反对此前实证主义的观点。布伦士维格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他将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看成是科学家对经验的成功的解释历史反思的结果。“我们凭借着经历科学的历史进步而得知了真理……这一历史是心灵构建解释经验的越来越成功的框架的记录。”[4]在布伦士维格之后,对科学史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的是巴什拉和康吉兰。福柯可以说是这个科学史研究传统的受益者。[1]2法国科学哲学的这条路线是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结合。另一条科学哲学路线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它产生的影响,柏格森代表了法国对科学的一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态度。

柏格森认为科学方法是“电影摄影的方法”。也就是说,科学将现实不是看成持续的流,而是一系列从流变中抽象的瞬间“快照”。康德将知识等同于科学知识是错误的,因为这充其量是一个有限的、不完整的领域,超出这个领域,还有关于现实本身的知识,即关于绵延的形而上学的知识,它实际上是更为丰富的整体。因此,必须超越智力的形式主义,走向绵延的经验,哲学或形而上学应当具体地恢复科学所忽略的东西。[1]43-58柏格森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后来法国的现象学尤其是梅洛·庞帝对科学的理解,而且还一直影响到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如德勒兹和伊莉格瑞。梅洛·庞帝在《知觉现象学》中形成了现象学优越于科学的思想,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看成是科学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德勒兹接受了柏格森的绵延理论,将哲学概念看成一种差异的绵延,而科学则是对绵延的限定,一种“减速”(slow-down)活动。[1]258-261伊莉格瑞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看到科学被性别化(男性化)的一面。她要求科学重视性别差异,重视女性化的东西比如欲望、情感、想象、爱好的认识论作用,从而突破科学的中立的、客观的描述。[1]265-280

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分裂为两个主要阵营,一个与马堡大学相关,另一个与海德堡大学相关(或者说西南地区),经常争吵不休。两个阵营都继承了康德对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将科学看成是知识的首要事例,哲学知识乃是通过对科学可能性的条件的反思得来的。但是,两个新康德主义阵营都拒绝了康德的感性的先天形式这个中间过程。马堡学派否定了康德在形式和材料之间的区分,因为知识客体既是形式的,也是材料的;与此相反,西南学派则坚持了这种区分。德国新康德主义经过来自现象学、解释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挑战之后,它的余续在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早期哈贝马斯的思想中被继承下来。哈贝马斯的思想可以看成对新康德主义的接受和拒绝的过程。在1968年的《知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给出了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表述,将知识建构在人的兴趣之上。自然客体用科学方法是可知的,因为这是我们在技术地控制自然并满足我们的兴趣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兴趣将自然世界建构成为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正如康德思考感性形式和理性范畴所为一样。但是,我们作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控制自然,而且还需要我们组成社会群体。这就需要我们考虑交往兴趣。[5]哈贝马斯后期的作品将他对知识的讨论和兴趣放到了交往的标题下,认为技术控制的兴趣需要交往(“话语”)的特殊形式,解放就暗示在有效的交往的规范之中(例如,平等参与的权利)。形成了这些观点后,哈贝马斯好像远离了康德的先验反思,他更像一种社会科学建构模型的社会实践。

在德国,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也同样挑战了新康德主义,他认为需要一门“精神科学”来理解生命现象,将之从自然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不仅启发了现象学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而且对海德格尔的实存主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拒绝了经验科学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客观化的方法,它没有考虑我们在经验中实际遭遇的东西。超越科学,需要有一门现象学,对事物本身的严格的、全面的描述。我们在经验中发现的东西先于科学的客观化的抽象和理想化。但是,胡塞尔继续坚持将生活世界的历史经验奠基在理想的、非历史的本质的清晰分析基础上,海德格尔则拒绝了这种分析的层次。胡塞尔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的理论描述,这是作为旁观者的科学家形成的,海德格尔认为在我们实践的关系上生活世界乃是一种实践而不是理论视域,这导致了海德格尔强调了技术批判的必要性。

与古廷大致相似,芭比奇也将大陆科学哲学核心内容集中在法国和德国思想传统上,但是她并不想比较两个国家的科学哲学的异同,而是指出了一种整体的研究倾向。她区分了批判的、现象学的和解释学的模式,在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模式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是中心人物。就批判的立场来说,她也将康德看做一个关键人物。古廷偏重于讨论新康德主义以及它所受到的挑战,并将之作为德法两国的科学哲学的引线,芭比奇则将从康德到尼采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激进的批判方式。尼采认为,在科学的精神和其进步的意义上,物理学规律只能被认为是“解释”。 数学和逻辑乃是一种人化的结果,即一种虚构。这些主张不仅直接影响了法国的巴迪乌(Alain Badiou)、福柯、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的科学观,而且也使后分析时代的哲学家(比如罗蒂)感兴趣。

所以,与古廷不同的是,在芭比奇这里,尼采肯定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不仅影响了大陆科学哲学范围,而且对所谓的后分析时代哲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分析哲学最近的努力,不仅诉诸胡塞尔,而且大量引用尼采、海德格尔、巴迪乌、福柯和德勒兹。总之,从基本倾向上看,古廷和芭比奇都将大陆哲学主流看成是德国和法国的传统,这是大陆科学哲学的重心所在。并且,其他属于大陆科学哲学范畴的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两个传统有关。

三主要成就和研究前景

实际上,包括古廷和芭比奇在内,国外近20年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成绩是斐然的。首先是研究专著,包括芭比奇的《尼采的科学哲学》(1994)、克鲁姆比(A.C.Crombie)的《欧洲传统的科学思想风格》(1995)、诺里斯(C.Norris)的《留意分裂:两种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2000)、格莱斯布鲁克(P.Glazebrook)的《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2000)、麦克圭尔(J.E.McGuire)和图前斯卡(B.Tuchanska)的《解缚的科学:社会历史本体论的哲学研究》(2000)等。其次是出版的研究丛书,包括芭比奇编的两卷本的《尼采与科学》(1999)、颇莱杜(C.G.Prado)编辑的《被分割的房子:比较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2003)、法斯特(R.Feist)编的《胡塞尔与科学》(2004)、古廷编的《大陆科学哲学》(2005)、布莱那(A.Brenner)和盖杨(J.Gayon)编的《科学哲学中的法国研究》(2009)、斯戴德勒(F.Stadler)编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的现状》(2010)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论文。

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包括以下研究成就:第一,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以英美分析模式为“主流”的格局。我们姑且不论古廷和芭比奇的贡献,其他许多研究都明示了这一点。它们不仅研究了大陆哲学家的科学哲学或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而且还强调了两个哲学阵营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这种打破哲学阵营之间的分裂的研究倾向大大超越了此前的状况。在上述研究中,就是谈到两个传统的科学哲学,也都是对哲学分裂持否定态度。比如,最近出版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的现状》。它是2008年在维也纳大学召开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国际公开会议的成果。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启动欧洲国家的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哲学的现状》标志着这个研究的第一步,其研究计划将持续到2013年。根据编者的介绍,研究不是排外的“欧洲中心论”,而是相互合作研究,协同作战,以提高欧洲科学哲学的潜能,复兴欧洲传统。它强调根据欧洲的历史根源和现代发展来研究科学哲学,即强调欧洲现代问题的历史起源。[6]也就是说,这里不存在两个哲学阵营的问题,像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就有着共同的根源。

第二,充当了分析的科学哲学的“解毒剂”。 它表明,科学哲学不能仅仅局限在英美哲学“主流”上,它应当是一个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放的概念。比如芭比奇就认为,大陆科学哲学概念不仅突破了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说,英美哲学“主流”,而且将触角伸展到东方思想(印度和中国)、殖民地地区。它处处揭示科学中潜藏的暴力、种族主义、欧洲中心论、极权主义、殖民主义。它批判的是科学自启蒙以来的半宗教的神话,认为科学是向批判敞开的。[2]554

这种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的兴起表明,科学哲学的传统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一种科学哲学的新视野正在形成。同时,它也隐含着这层意思,只有科学哲学自身的多元化才能解决科学哲学自身的问题,比如科学主义的问题、对科学的狭隘理解、以科学之名行权力之实等。

第三,研究方法的革新。大陆科学哲学挑战了传统的教条比如分析和综合、理论和观察、归纳和演绎之间进行区分,这些都是分析模式的科学哲学的主要方法。这种大陆科学哲学不是反科学的,而是将科学与历史、社会、文化、艺术(诗)、权力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比如,有些学者从自身知识的优势出发,形成一种综合的视角。以希伦(P.A.Heelan)为例,他兼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背景。他首先肯定科学理论对形成当代生活世界的十分积极的作用。反过来说,如若某人真地离开了对于现代科学的有效性的承认,他就根本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一天,从这个角度来看,若我们硬是要在日常生活现象与科学世界之间划出一条楚河汉界的话,这种做法反而会褫夺技术时代的日常现象本身。为此,希伦给我们指出了认识的两种视角:一种是文化实践-荷载的视角;一种是理论-荷载的视角。他认为不同的视角理解事物不同的侧面(或剖面)。这些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侧面(剖面)是相互补充的。[7]所以,如果科学理论缺乏道德和文化的目的,就不能服务于生活,并将坠入贫乏,无意义或者说虚无主义。只有科学理论和文化实践在历史、道德和文化对话中结合起来,科学理论才能避免这个命运。

总之,大陆科学哲学的整体主义的研究取向,无论如何超出了科学哲学主流的形象,即超出分析模式的独角戏,它秉持了一种开放的态度,一种全球的视野。这些都是它的优点。更重要的是,它还使我们看到两个哲学阵营的一些研究趋向的改变:一方面,大陆思想家比如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巴什拉、康吉兰、巴迪乌、福柯、德勒兹等人在分析哲学阵营,尤其是后分析时代产生的影响不断扩大,使分析哲学阵营内部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有其内部原因,但是大陆哲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大陆思想也在引入分析哲学的一些方法。在法国人们会想到福柯和德勒兹,在德国人们会想到哈贝马斯。这些都可以说是科学哲学今天的改变。

我们看到,这种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正被学界赋予光明的前景。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使其影响逐渐扩大。普遍认为,它对于打破学术壁垒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可以促进两个哲学阵营之间的“和睦”和相互理解,而且也可以增进同一阵营的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交流。另外,它对于打破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有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大陆科学哲学的一个趋势是,它把视角伸展到东方世界以及不发达地区,关注对科学思考的不同声音,像这样有意扩展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将会突破对科学理解的西方中心主义,使科学哲学真正走向多元化。

四简评

我们说,提出大陆科学哲学的概念,使人耳目一新的是,它不是专门与分析哲学相抗衡,也不是在大陆-分析哲学分裂的背景下坚持一个狭隘的大陆哲学视角,而是一种全球视野的科学哲学的新理解。这种科学哲学的新概念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将科学哲学看成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形式多样的开放的研究倾向,这突破了科学哲学的“统一科学”的传统模式。与分析的传统相比,它的包容性更强、视野也更开阔,因此它被看成科学哲学的未来方向。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第一,大陆科学哲学的界限、范围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模糊性。比如古廷和芭比奇都没有提及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大陆的科学哲学思想,这多少有些视角局限,他们将重心放在德国和法国的科学哲学传统上。正在展开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研究虽然研究范围涵盖了整个欧洲地区,但是它的意图仿佛更愿意强调在欧洲起源并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而不是像古廷和芭比奇那样,看到两个哲学阵营之间的渗透和交流。这些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真正地摆脱欧洲中心论。芭比奇的定义虽然富有张力,但是她也忽视了大陆科学哲学内部的区别,比如德国和法国的科学哲学之间的差异。

第二,贴上了“分析的”和“大陆的”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忽视了每一个哲学阵营或派别内部的复杂性。比如,在美国就存在着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波兰、意大利的有些哲学家也进行概念分析的工作;说德语的国家和东欧并不代表一个统一的传统。还有,在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现象学家和托马斯主义者之间意见并不一致,甚至缺乏交流。这说明,学派壁垒不仅存在于两个哲学阵营之间,就是在大陆哲学内部也是如此。比如,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从巴什拉经过康吉兰到福柯的发展路线,两条路线都可以看成是一种批判的思想,尤其是福柯将知识和权力关联在一起,在法兰克福学派学派这里也形成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科学的技术化导致了一个宰制社会。奇怪的是,两派思想虽然平行发展,但是绝少交流。

最后,虽然近年来出现了所谓的大陆-分析哲学“融合”的趋势,但是双方互相认同仍然任重道远。在这个方面,分析哲学虽然率先迈出了可敬的一步,但是这种“转向”乃是用分析哲学的术语来表达的,它并没有使大陆哲学真正地认同,反而使得自己的“赌注”变得更加混乱。就大陆哲学这边来说,虽然有些哲学家使用了概念分析的方法,但是正如诺里斯所见,大陆哲学家一般还是倾向于将分析哲学看成是一种自毁的事业。[8]由此可见,双方的对话和交流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尽管双方都承认封闭的视野将带给哲学危害。

参考文献

[1]Gutting G.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Science[C].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

[2]Boundas C V.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ies[C].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Press,2007.

[3]Merleau-Ponty M.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viii.

[4]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M].辛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1.

[5]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303-328.

[6]Stadler F.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C].London and New York:Springer,2010:7-10.

[7]范岱年.P.A.希伦和诠释学的科学哲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1):24-28.

关于建筑的科学哲学 篇8

《建筑的科学哲学》是我为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开设的建筑哲学课程的一部分, 其内容包括建筑学的认识论基础、建筑的理性问题、建筑理论范式、建筑学科的边界问题以及建筑研究的方法论。这些专题是在现代科学哲学的视野中加以探究的。关于科学哲学的概念, 大致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由《牛津哲学词典》给出的词条解释, 即: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对科学实践的反思所产生的问题的探究 (1) ;另一种理解是在20世纪初期, 石里克、莱欣巴哈等德国哲学家将科学哲学视为一种与传统的思辩哲学相对立的新的哲学 (2) 。英国哲学家罗素也主张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哲学的领域中。在此意义上的科学哲学似应称做“科学的哲学”。这种以现代逻辑为工具、从日常语言分析入手进行认识论探究的分析哲学传统, 不仅在当代科学哲学, 而且在形而上学、心灵哲学等领域都有较强的影响。

二、关于建筑学的认识论问题

建筑学的认识论问题涉及建筑知识的概念、信念的证成及解释, 现代证成理论是它的基础, 如果进一步探究的话, 就溯源至现代逻辑了。迄今为止,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建筑学的知识问题, 还不很常见。科学哲学家们在关于知识的复杂论证过程中, 一般是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知识加以例说, 分析哲学家们更倾向于通过日常事实以及日常语言的分析, 来说明知识的普遍性问题, 而很少用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加以例说。而建筑理论家们, 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在建筑学的知识体系内进行探讨的。这样的状态也许正应验了德国哲学家石里克的说法:各门科学从它们的共同母体哲学中解放出来, 则表示某些基本概念的意义已变得足够清楚, 可以用来进一步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 (3) 。不过, 这里的问题是, 作为共同母体的哲学本身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如果20世纪由现代逻辑所引发的哲学转变, 特别是知识理论方面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那么过早脱离母体的建筑学的基本概念是否仍然足够清楚呢?

我们知道, 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系统, 建筑理论的起始, 一般是以罗马帝国的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为标志的。不过, 就理论的反思意义而言, 建筑理论似应出现得更早一些。像希腊建筑那样成熟的古典建筑体系, 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理论上的思考, 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因而, 建筑理论往往回溯至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 只可视为是就留存的书面记载的意义而言的。在那本书里, 维特鲁威提出了关于建筑的坚固、适用、美观等三项原则, 奠定了建筑学知识的基础。这三项原则一方面体现出很强的经验论特征, 如房屋的结构与构造的安全性问题, 以及房屋的使用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唯理论倾向, 如建筑构件乃至整体的比例与均衡的问题 (图1)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维特鲁威的建筑原则与基本原理为理论家们提供了大致的研究框架, 不过建筑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抵抗维特鲁威的倾向。对他的《建筑十书》的指责不外乎“语焉不详”、用语晦涩。其实这样的指责本身就是语焉不详的。由于维特鲁威的陈述涉及建筑学的知识基础, 对它的合理的批评应该建基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从认识论出发来考察维特鲁威的建筑三项原则, 就是以证成理论来分析其知识基础。而对这三项原则的证成, 意味着要论证维特鲁威相信这三项原则有其正当的理由, 而且也要弄清引起他拥有这三个信念集合的东西是什么, 同时也要辨明他的陈述的局限性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哲学家苏珊·哈克的精细表述的基础融贯论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这个表述的0基本原则是区分信念的状态含义 (S-信念) 与内容含义 (C-信念) 。信念状态与经验相关, 信念内容则是以命题的形式对信念状态的表达, 两者分别构成A关于p的S-证据和C-证据。最终在评价阶段, 通过刻画A关于p的C-证据有多好, 来完成A的信念p或多或少被证成的辨明 (4) 。以坚固这个信念集合为例。建筑要坚固这个S-信念, 即维特鲁威所相信的事物, 与人们 (包括他自己) 关于安全的经验之间有因果关系。但在现代结构力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 建筑何以能够符合坚固的信念集合, 却是难以判定的。因此在考察维特鲁威关于坚固的陈述时, 不能不考虑他所处时代的科学水平的限制。此外, 在相关信念证成的问题上, 也允许有证成程度上的差别。于是, 适合的被辨明项应该是:A的信念p在t时或多或少被证成, 这取决于…… (5) 。一个粗略的考虑是, 维特鲁威关于建筑的坚固信念在他的时代或多或少被证成, 这取决于他的C-证据有多好。他以命题的形式表达了与坚固有关的三个信念内容, 即:基础, 坚硬地基, 经过慎重选择的、数量充足而不过度节约的各种材料, 构成关于坚固 (A的信念p) 的C-证据。在这些证据中, 基础、坚硬地基是在经验上得到证成的, 基础要求其下地基具有坚硬的性质也是正当的, 而地基之“坚硬”可以得到直观的验证。从结构的角度来看, 他本该提出建筑的上部结构作为证据, 但他没有, 而是提出“经过慎重选择的、数量充足而不过度节约的各种材料”这个证据。这里所谓各种材料, 应是指构成基础及建筑上部结构的材料。经过慎重选择的材料应是针对其结构与构造的性能而言的。如果它们能够支持“坚固”这个信念集合, 必是具有足够强度的材料。然而“足够强度”这个信念在那个时代是难以确定的。维特鲁威想到的是将材料的足够的量与坚固联系起来, 在当时可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因为从经验来看, 同一种材料的构件, 粗壮一些的比纤细一些的要结实一些。如此看来, 材料的足够的量作为他的信念p的C-证据, 是可以接受的。

在维特鲁威以后, 建筑学的基本概念得到持续的探究, 新的概念也不断地引入, 诸如装饰、构造、结构、功能、形式、风格、体量、空间等。建筑理论史上诸多莫衷一是的争论表明, 诸多基本概念并非是足够清楚的。20世纪建筑理论对哲学与批评理论开放, 并越界至上述领域, 但是对当代科学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传统下的科学哲学了解得还不够, 更难以从认识论出发来重新审视自身的知识基础。不过, 我们并不能说建筑理论与现代认识论完全隔开了, 从杰弗瑞·斯科特在《人文主义建筑》 (1904) 一书关于维特鲁威的建筑原则的解释以及对后世诸多谬见的论述, 可以体会出一种辩明的分析精神, 只是建筑理论界对他的工作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威廉·J·米切尔在《建筑逻辑:设计, 计算, 与认知》 (1990) 一书中, 通过现代一阶逻辑将关于建筑的描述形式化, 可以视为很有意义的尝试。

1. 建筑理性

建筑理性是个敏感的论题, 涉及理性的概念、建筑的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等方面的问题。建筑理论界更多是在建筑历史的视野里考察建筑的理性问题的, 在那里, 理性与反理性成为不同建筑风格的有效归类的标准。通常人们将以希腊建筑、罗马建筑为代表的古典传统视为理性主义的, 将哥特建筑、如画的建筑与浪漫主义这个源于文学艺术的术语联系起来。而浪漫主义, 更多地与情感相关, 倾向于野性与激情, 与崇尚理智、讲究秩序和比例关系的理性主义相对立。

在对现代建筑运动的考察中, 学者们将这个时期的建筑师们分为理性主义者与反理性主义者两大阵营。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和J.M.理查德兹将新艺术运动、表现主义、波希米亚立体派以及维也纳学派划入反理性主义者之列, 丹尼斯·夏普则在所编辑的《理性主义者》一书中, 收录了彼得·贝伦斯、奥古斯特·佩雷、阿道夫·路斯、赖特、格罗庇乌斯、密斯、勒·柯布西耶、马歇尔·布鲁尔、威尔斯·寇蒂斯、贝索尔德·鲁伯特金、几位意大利理性主义者以及20世纪后期的几位非理性的理性主义者。其实这两个阵营并非泾渭分明, 只能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 就那个时代的技术能力而言, 佩夫斯纳所谓的反理性主义者这个术语太强了, 因为那些建筑师的作法不过是在理性的结构框架下添加了些活跃的因素 (图2、图3) 。因而夏普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6) 。相形之下, 夏普对建筑中的理性主义问题理解得要深刻一些。特别是他收录了杰弗瑞·布罗德本特的《理性与功能》、亨里克·斯科里莫斯基的《在建筑学和设计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等两篇重要论文, 这两篇论文探究了建筑理性问题的哲学基础, 是建筑理论界向哲学寻求理论支持的极有意义的尝试。

在建筑领域谈论非理性或反理性的问题, 是件冒险的事情。建筑从设计到建造都是要讲原则、讲方法的, 而原则与方法都是要合于理性的。在很多场合, 建筑理性体现出很强的特征。比方说, 为了抵御冬季严寒, 北方建筑的外墙部分封闭性很强, 南方常见的通风良好的外廊式建筑在北方是极不适用的。建筑对气候条件所作出的回应, 体现出一种很强的理性, 在这方面, 反其道而行之是难以接受的。再比方说, 建筑空间的公开性、私密性是与人的交往行为性质密切相关的。在建筑的处理上, 一般是以透明性对应空间的公开性, 实体性对应空间的私密性。这也是一种较强的理性。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人愿意将自己的私生活展示出来, 除非他或她有暴露癖。在空间形式的处理上, 一些指标也体现出很强的理性特征, 比方说观众厅、餐厅的人均面积指标, 是根据个体的人在开会、看演出、就餐时所需的面积、交通面积制定的, 高于它, 可以使人在空间中的活动舒适一些, 低于它, 使用起来就显局促。至于建筑结构与构造, 为了构成一个安全的、自成一体的系统, 更是要求符合科学原理的理性。凡此种种, 都是建筑所要遵从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基本理性。由上述的分析可见, 建筑的基本理性是由科学的原则所决定的, 是建筑合理存在的前提。即使理论家们所认定的那些反理性主义者, 在设计他们的非理性建筑时, 也不可能违背这样的基本理性。看来建筑上的非理性做法只能是在建筑空间形式的艺术处理方面。

2. 建筑理论范式

建筑理论范式这个概念, 起初是由凯特·奈斯比受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启发在《建筑新议程的理论化:建筑理论文集1965-1995》一书中所提出的。库恩所说的范式指的是一种概念、结果以及程序的框架, 随后的工作在其中加以安排。根据奈斯比的分析, 20世纪中期以后, 建筑理论范式大致有现象学、崇高美学、语言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 (7) 。理论范式问题在建筑理论领域的提出, 语境主义的意义多于科学革命的意义。一个理论范式包含一些特别的信念, 它们只在本范式框架内可能是正当的, 或是可被解释的, 而在另外的范式中, 则可能是无效的。例如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下建筑的意识形态功能、建筑的阶级性等信念在其他的范式中就不会被涉及。另一方面, 这些范式来自哲学与批评理论, 在原来的框架内得到证成的信念, 在建筑理论的对应的框架中是否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仍然是成问题的。例如现象学中关于场所的概念, 在建筑理论中成了不容置疑的信念, 其地位被过高地估计。建筑环境与身体的关联、与潜意识的关联, 被指望有助于取消视觉的首要地位, 继而克服形式主义倾向, 但是人们并不去深究这样的关联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是有效的。比方说, 当一个人通过触觉获得某种材质的真的信念 (例如柔软、坚硬、光滑、粗糙等) 的同时, 也通过视觉对此加以认知。当他第二次见到这种材料, 如果他的记忆足够好的话, 或者这种材料并不是造假的, 那么他就无需再通过触觉也能得出这种材质的真的信念 (图4) 。关注触觉在建筑体验中的作用, 并不是为了否定视觉的优先地位, 而是为了让有关建筑的经验更丰富。

3. 越界

建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其边界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我们知道, 20世纪知识领域的倾向是迅速膨胀和不断的专门化。知识的专门化意味着知识门类之间的分界, 而且在一个门类之中也存在次级甚至更多级的再分。于是在庞大的知识领域里存在着多重界限。然而在相当多的埸合, 特别是在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应用科学门类之间, 此类界限并非是很清晰的, 有时甚至是彼此叠盖的。这样就存在着交接区域。真正的界限存在于学科自身区域和交接区域之间。20世纪的知识领域还存在一种倾向, 那就是越界。如果专门化可以看作是一种纵向趋势的话, 越界就可以看作是横向的趋势, 不过, 它并不阻碍专门化, 而是在专门化的领域之间留下连接, 使之以一定的普遍性与差异化的过程辩证地相关联。

越界通常在学科间的交接区域发生。按照福柯的说法, 越界就是将界限显露为界限 (8) , 那么, 越界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探明本学科领域和交接区域之间的边界, 以及交接区域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边界。前者是一般的越界, 后者是深度越界。越过这个边界, 就意味着进入另一学科的从教育到执业的专门化领域 (图5) 。一种情况是, 具有原本学科背景的越界者在穿越这个边界之后, 仍然保持其固有的身份。但在返回交接区域之后, 越界者新获得的专门化知识将叠加在原有的复合知识背景上。另一种情况是, 越界者进入新的专门化系统, 其固有身份发生变化。尽管如此, 其原有的知识背景仍将起作用。事实上, 大多数思想家只是越界至建筑学与哲学、语言学、文化批评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的交接区域。建筑学作为与人的生存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学科, 其专业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是人们所熟悉的, 然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其生成机制又是常人所难以了解的。这样就产生对建筑的理解上的困境。一方面, 建筑作为一种具体的现象, 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足以使每个人对建筑的感受、评价都有话语权;另一方面, 高度综合化与高度专门化的知识构成与传授系统、技术规范与注册职业制度构成建筑生成机制的核心域。一般而言, 来自人文学科的思想家们难以进入这个核心域。德里达曾经分别和埃森曼、屈米合作进行具体的工程项目设计, 这标志着哲学家向建筑生成机制的核心域进行了深度越界。特别是在与埃森曼合作的拉维莱特公园设计中, 自认为这种合作并非基于想当然的劳动分工:埃森曼提供建筑形态, 他自己提供论述;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他自己提出建筑形态的初始理念, 甚至还动手画出概念草图, 埃森曼为之取名合唱作品 (图6) (9) 。不过这种角色互换并不能贯穿整个合作过程, 为概念赋形最终还是由埃森曼完成 (图7) 。可见哲学家向建筑学的深度越界只能是暂时的、有一定限度的。这也说明了建筑生成机制的专门化方面的排他性和非开放性特征。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们对建筑学的越界大多是一般性的, 不过, 他们将自身的分析精神带入交接区域提供了建筑学以外的视角, 可说是敲开了我们的门户的他者, 这可能也是哲学向建筑学越界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Simon Blackburn:《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上海, p347。

(2) :赖欣巴哈著, 伯尼译, 《旧哲学和新哲学:一个比较》, 见《科学哲学读本》, 蒋劲松、刘兵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北京, p9—11。

(3) :石里克著, 李德齐译, 《哲学的转变》, 同 (2) , p7。

(4) :苏珊·哈克著, 陈波、张力锋、刘叶涛译:《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北京, p73。

(5) :同 (4)

(6) :丹尼斯·夏普编著, 邓敬等译:《理性主义者:现代与动中的理论与设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北京, p.iv

(7) :Kate Nesbitt:《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1965-1995》,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6, New York, p28。

(8) :《Rethinking Architecture: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edited by Neil Leach, 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 1997, London, pxviii。

计算机科学哲学 篇9

一、从本能管理到科学管理

人类由聚居部族到城邦, 最原始的管理, 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供参考, 主要依靠管理者的“悟性”和个人的地位与魅力。那个时候, 大凡优秀一些的管理者通常被视为圣人, 他们是“上帝”或者“道”的化身, 他们凭借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开创了一些初始的管理理念, 例如中国的“仁政”。东周“百家争鸣”的时候, 诸子开始总结前人的智慧, 本能管理已经进入了尾声, 开始进入另一个时期———经验管理时期。

当人类积累一定管理经验的时候, 借鉴前人经验成为管理智慧的主要来源, 在这个阶段, 管理者一般都精通历史, 从历史中找到管理的得失和方法, 《资治通鉴》也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但是, 经验管理容易厚古薄今, 而且经验毕竟是前人的经验, 不可直接使用。更让人惋惜的是, 中国的经验管理因循色彩和习惯都很浓重, 以至于没有朝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

科学管理起源于西方的企业管理, 经过工业化的催动从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到今天为止, 从泰勒到德鲁克, 管理科学已经成了一门内容丰富、使用范围广泛的科学。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科学, 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二、从科学管理向哲学化管理是大势所趋

科学管理思想是不是人类最好的管理理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中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的历史都看到这样的局限, 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以往的经济问题, 印证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局限甚至失败。

首先, 科学止于人性。科学管理是以物质为基础的, 原先所说的科学层面的管理, 其实都是单模块的“事”与“物”上的管理, 如物流、财务、营销、生产、甚至人力资源的部分内容。当管理上升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时, 科学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其次, 科学管理是分专业的, 是以相对特定的领域和静止的环境为前提的。科学管理系统, 大多是方法和工具, 而研究这些具体的方法与工具之间的关系、研究更高层的规律, 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人和事变化无常, 确立组织的根本规律, 就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辨模式了, 这就是管理哲学。

当人类管理进入真正的“人本”时期, 进入整体思维时期, 进入不是对具体表象而是对规律加以研用的状态, 就是管理的哲学化开始。管理的哲学化不是否定科学, 相反, 管理哲学化是以管理科学为基础的。

那么管理哲学研究什么呢, 有人用企业文化来代替, 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按照中国术语来说, 管理哲学的内容起码应包括:立心、立制、立人;其中, 立心为本。立心, 就是确立企业的基本精神、性格、价值取向、基本思路, 包括企业在若干问题上的决策依据, 如:稳定与发展, 合作与竞争, 知与行, 个体与团体等。这些问题与企业文化的理念部分有相似的地方, 但不是绝对的相等。立制, 就是建立企业基本的运行模式与规则, 尤其包括企业权利体系, 这是企业运行的基础。立人, 在企业是培养团队, 在个人则是安身、立命、智慧,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此, 我们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 管理哲学的生成, 首先是以对管理科学从学理与现实运作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 勘定其合理与合法的范围为前提。同时, 管理哲学的崛起, 内在要求现代管理必须植入文化与科学两个基本因素, 达到对文化有新的自觉, 对科学也要有新的自觉, 从而实现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综合, 并在人的感性与理性, 在个体、组织与社会之间探寻管理的新平衡。由此可见, 管理哲学对管理科学的内在超越, 是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演进的必然。虽然管理哲学的生成步履艰难, 但从管理科学向管理哲学的深层转变却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和无法抗拒的现实动因。

管理哲学对“以人为本”的深度解读, 既使人、人性、人的价值在管理活动中得到落实, 也使人在管理中的自我激励、自我创造和自主开发真正得以实现, 充分显示了管理哲学以价值理性为逻辑起点的管理思维。由此出发, 管理获得了新的“画面”, 管理不再仅是采取单一的技术手段, 而应是技术、伦理、文化和哲学综合作用的过程, 这为真正提升现代管理水平、改进现代管理方法提供了具体的路径。这就打破了管理科学的僵化模式, 推动着现代管理从具体操作层面到价值前提与管理理念的更新, 使管理的“人化”空间得以充分地成长。管理哲学, 以新的价值原则、思维方式和理论逻辑把握“管理”、运用“管理”、推进“管理”, 为我们带来了管理理念的革命性变革。

三、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哲学轨迹

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 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丛林”, 直至今天的“企业文化”阶段。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1900～1930) , 是以F·W泰罗、M·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 主要把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引入企业管理, 提高效率, 但其实质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它忽视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动精神的主体。这个时期, 泰罗尽管侧重研究管理技术问题, 但他却注意到了科学管理的本质问题。他认为:“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 包含某种哲学。”因此, 有人把泰罗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学的管理论者。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1930～1960) , 是以梅奥、麦格雷戈、马斯洛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阶段。行为科学的崛起及其广泛应用, 心理学展开了对管理科学的实验研究, 社会学也开始把管理作为社会群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研究。此外, 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学科也日益与管理学相结合。在上述诸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管理方法论、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管理逻辑学、管理伦理学等各门分支学科相继发展起来。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阶段的自然科学数量方法转向理论研究的哲学思辨方法, 以探求管理主体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和人文倾向。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1960～1980) , 是以多种管理学派并存为特点的“管理丛林”阶段。这个阶段上的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 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管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使得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哲学色彩大大加深。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1980～) , 就是“企业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 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 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来, 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在当今企业经济活动中, 人是最宝贵的财富。许多发达的国家把聚集培养人才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生存发展的源泉。这就是说, 在现代管理中, 重视管理主体的价值, 进而形成现代化管理的主导力量和核心, 是现代化管理思想哲学倾向的重要方面。

从管理哲学的视角来看, 管理决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手段, 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因为任何管理都不仅仅要满足组织目标的实现, 而应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展开与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由此, 任何管理组织、管理方式、管理方法与管理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 并以这一目标的实现状况作为标准来评判、矫正、重建管理组织、管理方式与管理行为。毋庸置疑, 就管理科学总的发展趋势而言, 管理科学正在经历着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化, 对管理文化和管理伦理的认识和分析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而“以人为本”, 重视企业发展中人的要素影响, 重视组织精神和组织价值理念的培育, 把员工素质的提高作为组织绩效提升的重要手段, 更成为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

四、中国式管理哲学

所谓中国管理哲学, 是以“中国管理科学化, 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 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 用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来统帅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 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学。

中国的管理哲学中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专制, 一个是仁义。前者来自法家, 后者来自儒家。汉以后, 王霸杂用, 成外儒内法。但不管是法家还是儒家, 都是针对“人”的管理, 更重要的是, 都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权意识的提高, 中国的管理哲学必将走出一条抑“专制”而兴“仁义”的道路。未来的中国管理哲学体系也不仅仅是传统哲学, 更不是专指儒家文化, “文化大融合”是必须的, 所以, 未来的中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可能是在“中庸”原则下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神秘主义的统一。中国的管理比西方早得多。西方所谓科学管理, 无非几百年历史, 无论是霍桑试验还是泰罗制。中国的管理有几千年历史, 《孙子兵法》、《论语》中, 都有重要的管理思想。我们为中国的悠久历史而骄傲, 为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而骄傲。不过中国的管理发明那么早, 为什么近代以来管理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那么多呢?“中国有管理哲学, 没有管理科学”, 什么是管理哲学, 什么是管理科学呢?

(一) 哲学是理念, 科学是实操

兵法云: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这是典型的理念, 即指导思想。没有理念, 我们做事就没有方向, 不知道价值。但是, 仅有理念行不行?当然不行, 必须解决实操问题。

如何知己, 如何知彼?需要运用大量的科学方法, 如:调查、侦查、信息收集、数据分析、沙盘推演等等。这些, 需要很多自然科学知识, 仅仅依靠社会科学的理念和逻辑, 肯定远远不够。

(二) 哲学是战略, 科学是战术

战略, 表现在某一时点的总体布局, 某一阶段的综合谋划。在中国的管理哲学中, 对战略管理描述很多。如:围魏救赵, 这是很好的战略布局。如何去围, 派谁去围, 什么时间开始围, 围的程度如何, 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战术动作去完成。这不是几个字的战略目标可以解决的, 需要大量的排兵布阵来实现。

其实, 今天的科学发展观, 同样是哲学问题。这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思想, 如何实现科学发展, 则需要解决大量战术层面的问题。

(三) 哲学是宏观, 科学是微观

古人讲:“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何等的气派。其实, 这里说的治, 主要是从宏观的哲学思想来讲。治理国家, 不要说现代国家, 即使在古代, 仅有哲学思想也远远不够。国家需要组织、法律、管理、技术;需要物质生产、精神建设、文化事业;等等。

这里讲的管理哲学, 也是经过实践检验属于科学的范畴。而管理科学特指西方近代产生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给了我们组织、制度、管理、流程、分析、控制等手段。这些, 发源于西方伴随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中国历史上, 没有真正的工业革命时期。所以,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定性多、定量少;行为方式, 满足差不多, 不追求精细化;表达方式, 纵论天下多, 具体分析少。

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以来, 才真正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开始了科学管理的发展。打开窗户看一看, 日本人的精细、德国人的严谨, 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要用几十年时间, 完成西方人几百年的科学管理历程, 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五、结语

在未来的道路上, 我们不仅需要传统、经典的管理哲学, 同样需要严谨、量化的科学管理。两者充分结合, 才能使中国在管理方面, 完成新的跨越, 达到新的水平。所以, 中国式管理的价值点是:找到了任何管理思想的最初的那颗种子, 那就是人或者组织的文化基因, 我们现在称为组织哲学的那种东西。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进一步的哲学式管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成思危.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与发展重点选择[J]管理科学学报, 2000, (1) .

[2][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4][美]约瑟夫M.普蒂, 等.管理学精要:亚洲篇[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9.

[5]阮平南.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基于管理哲学的思考[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2) .

计算机科学哲学 篇10

人类生活在一个由技术所构成的世界中。从时间观念上来说, 技术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 它是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权力意志的体现, 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它不仅改变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 而且也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不断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与现实。

有学者认为, 马克思把技术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 认为技术是人和自然的中介, 因而把它们归结为工具、机器和装置这些机械性的劳动资料。马克思还提到其中有理性因素, 但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技术决不是非哲学的, 更不是反哲学的, 技术接受了这样一个哲学原理, 即认为我们能通过经验和理性获得对现实的某些认识, 然后去变革现实。技术是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 对技术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另有学者认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我们的技术所构成的世界之中, 到处可以看到技术装置、产品与工艺。我们可以把技术理解为那些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以满足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体系。根据这一定义, 技术至少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技术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干预。 (2) 技术涉及到物质装置。 (3) 技术涉及到技艺。 (4) 技术涉及到知识。 (5) 技术是一种可操作性的体系。这意味着技术可以作为一种手段, 人类正是借助技术这种手段去改变与控制自然的。

综合以上观点, 我们看到, 技术是由人来创造的, 但技术一旦形成, 则反过来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现代社会中的人类再也不能无视技术的存在及其作用。技术构成要素的异质性表明, 技术是负载价值的, 而对技术的价值负载的深入认识直接关涉到两种基本的技术观。一方面, 技术决定论者认为, 技术所负载的独特价值主宰着人类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另一方面, 社会建构论者将技术看作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显然,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 技术的价值负载是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的。

二、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

我们常常能够听到“科技”的说法, 但是科学与技术仍然是有很大差异的。单从结构来看, 很难完全将科学与技术分开。整个科学技术可分为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 这说明了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划出明确界限是困难的, 同时也说明了应用科学正是由于既有科学的特征又有技术的成分而从两者中分离出来的;基础科学虽距离技术较远, 但是通过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发生联系, 而且在实验科学领域这种联系本身就十分的明显。所以说, 在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时代, 如果剔出了科学中技术的成分, 科学就难以发挥它的正常功能。那种仅仅从社会功能方面来理解“科技”, 以为“科技”主要是指技术, 科学仅仅只是“科技”中的次要部分的话, 这是没有真正把握技术和科学的本质与相互关系。因此, 我们不必回避“科技”一词的使用, 而是要防止“科技”的涵义被曲解。

另外, 有文献认为, 科学和技术至少在目的、对象、语词、逻辑与社会规范上有着基本的区别:第一, 科学的目的与价值在于探求真理, 弄清自然界或现实世界的事实与规律, 求得人类知识的增长。技术则要通过设计与制造各种人工事物, 以达到控制自然、改造世界、增长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社会福利的目的。第二, 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 是客观的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系统, 包括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 它要研究它们的结构、性能与规律, 理解和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而技术的对象是人工自然系统, 即被人类加工过的、为人类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人工物理系统、人工化学系统和人工生物系统以及社会组织系统等等。两者在存在的模式、产生与发展的原因, 以及与人的关系上, 有着太大的区别。第三, 由于科学和技术所问的问题不同, 就产生了所使用的逻辑和语言有所区别。在科学中只出现事实判断, 从来不出现价值判断和规范判断, 只出现因果解释、概率解释和规律解释, 不出现目的论解释及其相关的功能解释, 因而它只使用陈述逻辑。

综上所述, 在科学与技术是否有区别和有何种差异问题上, 还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不过科学和技术都反映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都与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 二者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和互动。但科学与技术又毕竟是两种不尽相同的社会文化, 它们各有自己的性质、任务、内容、方法、研究过程、评价标准和意义。

三、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人对自然的关系经历了长期演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能动性与受动性常常在历史上被割裂开来, 人们不是置受动性于不顾, 夸大自己的能动性, 就是成为自然的奴隶, 任凭自然造孽, 但是人类从来没有意识到不正当、不合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会有很大的危害性。

21世纪, 应该是一个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更加觉醒的世纪。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人类对自身力量的滥用, 以及对科学技术的滥用, 给有着如此灿烂生命的这个蓝色星球到处以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经济危机、战争, 以致威胁到所有生命的未来前途。如此之多的问题, 促使人类猛醒, 有着忧患意识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率先思考人类应该如何协调自然、科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相互关系。那么, 人类社会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呢?

人类已经认识到无论如何人类都是大自然的一个物种, 她与其他物种不同的只是她具有自觉的意识, 因此她更赋予一种道德、责任, 这种道德和责任是对其他物种和所有生命的保护责任和对这个蓝色星球自然演化得以延续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责任是即赋予使所有现存物种或生命得以自然地可持续演化的责任。无论如何, 人类大家庭正在努力, 通过科学技术、通过全球合作与斗争, 通过人类被唤醒的良知, 正在逐步将绿色科技、绿色创新、生态文化等等概念、理论化为操作和行动。在联合国《21世纪议程》之后, 我国率先制订了国家级《中国21世纪议程》, 并进一步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我们相信, 21世纪的地球将是一个生态、科技、经济和社会更加和谐的世纪。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对这种正在发展中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做出更深刻的阐释。

四、创新、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科学界不言的信条一直就是:探索自然、追求大自然真理, 认识自然并能动地改造自然。而我们在进入新的世纪时已经发现, 科学技术的目标和任务不仅如此, 科学技术目前有更重要的、更直接的目标和任务。

当代科学技术知识已经积累到这样的程度, 人们能动地利用科学技术知识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以致科学技术能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一个基本方面, 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利用程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基本方面, 科学技术与社会包括社会经济结合的程度已经成为决定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速度和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创新理论, 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而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 创新经济学成为了显学, 从技术创新, 发展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 以及国家创新系统。创新, 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创新, 成为我们争取较快发展的关键。

创新发展, 就要发展先进生产力, 使得科学技术始终处于演化过程的前沿, 带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所谓先进, 还有空间上的层次性, 时间上的先后性。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它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我们一方面要实现共同的发展, 另一方面更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对于哲学而言, 则要在理论上研究这种创新的非平衡和非线性发展的动力、条件、机制和途径, 研究创新的社会建构。

五、科学道德、伦理和法律观念问题

20世纪上半叶的典型科学观念问题, 在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感人至深的长达30年的学术争论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其主题基本上只涉及到科研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而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和进展, 则把科学技术的价值论问题凸现出来, 深深地联系着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秩序, 甚至还包括与生命本质、人生价值这样的问题内在地相联系。这些问题, 不仅涉及对科研方式、方法和程度的影响, 甚至成为科研是否应该或者是否可以进行的前提。

近年来, 学界的有识之士已形成一个共识, 即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已不能仅仅在辩护、逻辑、合理性、可靠性和方法论中兜圈子, 对科技理性作盲目的崇拜、赞美与强化, 而应更多地具有一些历史性、实践性、思辨性和批判性的思索。学者们已普遍意识到在新世纪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正面临来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系列挑战, 进而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

有学者认为当前应提倡的, 一是问题研究, 只有把握那些构成科学哲学学科论域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我们才能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水平线进行对话;二是本土化, 通过充分利用独特的思想资源进行话语转换, 从我们自己的理论视野来考察这些经典的科学哲学问题, 提出与我国的科学技术理论发展相关的哲学问题, 并寻求与欧美传统的结合点, 我们有可能作出一些既有自身特色和现实意义、亦为国外同行感兴趣的工作;三是原创性, 立足于问题研究和本国特色, 扎实进行独立思索, 我们就有可能作出一些原创性、在历史上留得住的工作, 我们的学术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和繁荣。

总之, 新世纪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将会得到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对21世纪科技发展的趋势 (信息化和生态化) 将作出新的诠释;对高科技产业化的运作及其后果, 也将更为关注。对当代世界的两大危机:外在自然的破坏 (生态危机) 和内在自然的失落 (生存危机) , 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作出更恰当的回应。同时关注生存哲学、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的研究进展, 努力创造一种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坐标系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学术环境。

摘要：从哲学的视角探索当代科学技术的几个基本特征及其所包含的哲学问题, 并对当前研究热点中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创新、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以及科学道德、伦理和法律观念问题等进行哲学的解读, 使之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之上, 旨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得到更大的发展。

关键词：哲学,科学技术,科技伦理

参考文献

[1]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3]甘绍平.科技伦理:一个有争议的课题[J].哲学动态, 2000 (10) .

[4]胡新和.重建学术规范三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0 (2) .

[5]李伯聪.走向新世纪的科学技术哲学[J].文史哲, 1997 (3) .

[6]赵景来.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若干问题研究述要[J].教学与研究, 2004 (6) .

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篇11

杨斌（1987.05），男，汉，河北省张家口市，研究生，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丽君（1990.03），女，河北省邯郸市，研究生，河北经贸大学，传播学。

摘 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与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哲学的不断丰富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哲学的发展也制约和影响着科学的发展，两者具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与哲学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对两者关系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

关键词：科学；哲学；辩证；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与哲学呈现出分离的发展状态：哲学家认为具体的科学家总是被限制在某项具体的技术研究范围内，研究总是限于很小的领域内，而哲学则是统筹整个世界；而具体的科学家则认为哲学家无所事事，一直局限于某种空想的理论当中，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而具体的某一项科学技术则能够直接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两种思想对于科学家和哲学家无疑都是有害无益的，他们没有真正的把握科学与哲学的内在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对科学与哲学自身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

一、哲学与科学分别什么

1、哲学是什么

“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philosophia”，是“爱智慧”的意思，最早使用这一词语的是毕达哥拉斯。哲学即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西方的哲学最早始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判断依据是其区别于迷信，并且以理性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进一步奠定了哲学的基础，他们提出了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问题，一直沿用至今。

“哲”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哲”或“哲人”是指善于思辨以及学问精深者。我国的哲学起源于东周时期，代表人物为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还有法家，然而事实上在这之前的《易经》一书中易经讨论了诸多的哲学问题。1874年，日本的启蒙家西周最先在《百一新论》中用汉子字“哲学”来翻译philosophia，后经康有为等将这一译称带回国内，并逐渐通行。在十九实际末二十实际初，“哲学”一词在我国书报杂志上频繁出现，逐渐取代了过去的“玄学”、“形而上学”等不准确的名词。

2、科学是什么

“科学”英文翻译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知识”、“学问”的意思。科学一词在我国古代汉语中解释为“科举之学”。在明治时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首先用汉字“科学”来翻译“science”，之后由我国进步人士康有为等带入国内，并且被广泛的运用。“Science”主要是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科学总是在人们的“争议”中，一次次地取得胜利。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在总结和反思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二、科学与哲学的区别

1、科学与哲学的内涵不同

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观察和体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它们所表示的是人的存在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有：一、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为本源，主要依据是是否承认物质的第一性；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大部分的哲学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阵营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各有不同。两个基本问题也就构成了哲学的主要内涵。从古至今，人们对科学内涵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在《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一书中这样写道：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同时也有人说科学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而非知识本身。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就是不断的问“为什么、怎么办”。这与哲学的内涵具有着较大的区别。

科学与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运动，即科学是线性运动，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科学必定超过古代的；而哲学则是钟摆式的运动，它以一个中线为轴回来摆动，这个中线就是人的存在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哲学不存在现代优越于古代的问题，现代人也不比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聪明，甚至现代人比他们离那根中线更远。

2、科学与哲学的地位及作用不同

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科学进步是哲学发展的基础，而哲学发展是科学进步的指导。哲学是统筹整个人类、甚至整个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普遍理性体系构成了高层哲学体系，哲学对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都具有指导作用，应用范围广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始终是在正确的哲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哲学在指导科学发展的同时也逐渐的指导着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是获取知识的认识与研究活动，是哲学发展进步的基础。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和自然界，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最终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具体的某一方面技术上的服务，因此科学的使用范围与哲学相比要小的多。科学的发展能够更加直观的促进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

3、 科学与哲学属性不同

科学始终追求的是客观真理，无论出于怎样的地域或时代背景，它的成果属于全人类，科学没有阶级性，它具有中立性的特点。科学主张通过经验和理论的结合去探索客观世界各种食物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人的智慧和力量，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现。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以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为全人类服务。而哲学的发展却有一定的时代和地域烙印。哲學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例如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而我国从古至今的哲学思想都以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主。另外，哲学的发展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西方哲学的天赋人权思想，主要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我国古代著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

三、科学与哲学的共性

作为理论的科学和哲学，都具有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三方面特征，都具有解释性、规范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的四种基本功能。

科学与哲学在理论上都有三个基本内涵：1、两者都是由诸多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组成的知识体系。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类了解现实世界，又为人类提供了改变世界的理论。2、两者的知识体系在构成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3、作为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是人类智慧力量的体现，两者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邬焜 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01）

[2] 魏一霞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比较[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4（03）

科学实践哲学与语境主义 篇12

我们首先讨论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界定,以明了知识何以都是地方性的?何以是语境主义的立场。

首先,让我们看看劳斯给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为了全面和准确起见,我们引用他的解释如下:

科学知识的标准模型是把其看做是普遍规律的知识,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正当有效。然而,只有使用各种桥接原理(bridge principle),并且确定各种与情境相关的事实,而这种情境需要被包括在该规律的实例之中,这些定律才能被应用于这些特定的情境中。因此,这始终是一个如何把普遍有效且正当的知识带入地方性情境之中的问题。……新经验主义主张把分析移向与此相反的方向。即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实际上只获得了一种对于地方性地、情境地现象的实践性掌握。[1]

……我将对科学实践进行分析,这一分析将揭示科学实践之理解的地方性和存在性特征。科学知识首先和首要的是把握人们在实验室(或者诊所、田野等等)中如何活动。当然,这种知识能够转移到实验室之外的其他各种场合。但是,这种转移不能理解为只是普遍有效正当的知识主张的实例化……,我们必须把转移理解为对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改造,以促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我们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性理论走向其特定例证。[1]72

……在我看来,理解是地方性、生存性的,指的是它受制于具体的情境,涉身地包含在代代相传的解释性实践的实际传统中,并且也存在于由特定情境和传统所塑造的人的身上。理解因此不是一个对世界的概念化,而是对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述行性领会(performative grasp)。[1]63

第一段文挑明传统科学哲学是如何看待知识的,传统标准观点认为:普遍性知识通过桥接原理应用于地方性情境。第二段文指出,不是普遍性的知识被我们带入地方性情境中,而是我们只能在实践上掌握地方性、情境性现象,从而说明从来掌握的是地方性的东西,而不是普遍性的东西,传统科学哲学把方向搞错了。第三段文指出他所理解的地方性的涵义。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其地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 or status),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等”[2]36。劳斯的地方性知识的科学说明较多地吸收了库恩关于科学知识包含于使用具体范例能力之中的主张,也吸收了新经验主义者的关于科学发展并不依赖于理论的观点;也特别吸收了海德格尔关于所有的理解和解释都需要处于地方性、物质性和社会性情境中的技能与实践的说明的观点。[1]72

我们对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语境性的基本观点如下:

(1)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识,一切科学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由于一切科学家的实践活动必定是情境化的,是定位于某一实验室内或者某一探究场合的,因此,从任何特定场合和具体情境中获得的知识开始都是局部的,这些知识虽然经历了反事实条件的抽象,但是一经回到经验场所,就会再次把情境带回来。

(2)表面上,科学知识给人以普遍性的假象,但这是知识标准化和抽象化造成的。科学知识只是看似具有普遍性,而实际上,这是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的一种表征。(1)

从科学实践的视角看,我们把科学看做是具体实践活动,而不是一套全称命题陈述之网,那么,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科学家在具体情境中通过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产生出来,并且依据具体情境进行辩护的,因此,离开科学实践,科学知识不仅无法产生,而且也无法理解、传递和辩护。专业X光师可以解释X光片反映的东西,专业外的普通人则无法理解X光片反映了什么,就是因为X光师的学科训练与普通人的情境和训练是不同的,他们当然处于不同地方性知识背景中。这就是劳斯所明确指出的,“科学知识根本就是地方性知识,它具体包含于实践中,而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和独立于情境的规则”[1]72。哈金也明确指出过,知道如何在实验室这样的地方性座架中行事,是新手和老手的重要区别,是科学家建功立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这都表明了科学知识的掌握与运用需要地方性把握,科学知识无法独立于地方性情境。

二 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看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与语境性特征

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我们看看它的运用是否不需要具体情境。我们认为,万有引力定律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尽管在普遍主义科学观下它被表述为一种“万有”的普遍性表述。

首先,没有什么知识所框限的认识不是有条件的,有较好的经验证据支持这个立场。科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的相对性历史。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诞生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某些方面已经失效,其质量是运动质量还是静止质量?其引力作用是瞬时的、超距的还是需要传递的?很明显,这时万有引力定律就露出了它在牛顿力学语境下的特性了。这也表明了这个定律是一种依赖于牛顿时代,依赖于经典理论作为其正确性的辩护语境的地方性知识。任何科学知识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这本身就是地方性的表现。

第二,我们之所以把万有引力定律认为是普遍性的知识,还有一种混淆,就是把知识在何种条件下为真与普遍为真混同了。卡特赖特指出:“我们最好的物理学理论的巨大经验成功可能论证了这些理论为真,而非它们的普遍性。……所以,物理学定律只适用于它的模型适合的地方”[4],“不存在定律的普遍涵盖”[4]8。的确,卡特赖特支持了地方性知识的观点,针对具体的科学理论,她进一步指出,我们倾向于问:“‘怎么可能存在不受牛顿定律支配的运动?’答案是:存在着不包括在牛顿理论中的其他运动原因。……风是寒冷的和一阵阵的;纸币是绿色的和白色的以及揉皱的。这些属性是与纸币质量、地球质量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无关的”[4]。

第三,万有引力定律的形式,在不涉及具体地点的引力作用时,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意义的数学形式,它与静电平方反比定律的数学形式完全一样。

以上的公式是什么?是万有引力定律吗?要使得这个公式被称为万有引力定律,就要使得它具有经验意义,就要把它运用到具体情境中,要与环境和条件给予的境况相关起来,这变得极其必要。第一,在运用万有引力定律时,两个物体究竟是相向运动还是相背运动,还是互成90°角度运动,或者静止呢?当这些条件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计算和不同的情境化的运动景象。第二,万有引力定律从来在自然状态下绝不是就只有它在起作用,可能有其他力同时起作用。这是对于具体情境就需要根据需要考虑混合情况。第三,要使得万有引力定律单独发挥作用,必须作出有效的屏蔽,这在卡特赖特看来,就是要求设定条件,要求建立一个律则机器。当条件和屏蔽不同时,引力给我们的运动情境和经验是不一样的(1)。这都表明,引力作用的经验表现在不同境况下是不同的,而不是普遍有效的,是与具体情境联系在一起的。

更为重要的是,万有引力定律针对的是质点,或者可以把质量集中于质心的物体之间的引力作用,对于质点,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一种经典物理学的理想化的东西,自然中没有质点。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热力学中的容积、温度与压强关系定律,也是理想气体的定律,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在现实中则需要修正,比如以范德瓦尔斯经验定律来进行修正。

三 科学这种地方性知识何以看似是祛语境化的?

如果没有普遍性知识,为什么科学这种地方性知识常常看似普遍性知识?

事实上,上述问题已经不那么尖锐,因为经过理性批判主义和历史主义对于普遍性知识的批判后,该问题早已被弱化。我们知道,波普尔就认为经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可以被证伪,或具有可证伪性。这在事实上已经潜在地指出了科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一定地域和一定时间范围内适用的知识。历史主义更加激进地说明科学知识是掌握在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手中的,不存在一切科学共同体共同享有的科学知识。这都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知识具有地方性特性,是暗含着语境主义立场的。

随着科学实践哲学的诞生,人们一旦采取系统的科学实践观点看问题,视野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劳斯对于认同科学知识普遍性的普遍主义科学观所采取的批判论证和阐释策略,与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他采取的是两类论证策略:第一类关于知识本性的一般性论证,这种论证不是采取把科学仍然看做为知识表征,而是进入到实践介入世界的活动里看待科学和研究科学;第二类则重点在揭示地方性知识如何走向普遍性知识的实践机制。我们在前面已经或多或少揭示了第一类论证的观点,所以我们只对第一类观点包含的方面作出说明,而在这个部分重点讨论第二类论证。

我们先来展示第一类观点的要点,它至少包括三条:

第一,基于实践,应该把科学视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而不是像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家那样,只把科学视为理论语句系统,命题陈述之网。由于科学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因此,尽管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有着区别,但是这种区别绝不意味着本质的绝对的差异,绝不意味着科学是唯一具有独特性的文化活动。一旦科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本质区别被解构掉,那么,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就同样被解构掉了,认同其他文化的相对性的观点就同样可以移植到科学这种文化现象上了。

第二,在所有科学实践活动中,指出决定科学知识的最为主要的活动是实验室实践,它们在理解科学知识和说明科学知识本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必须重新确立实验室实践在科学说明中的地位。作出这样的论证后,只要再对实验室的地方性作出说明,这个部分的论证就可以结束。劳斯等人通过解释不同的实验室的发现的地方性特征,对此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比如关于DNA为什么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由华森和克里克首先作出发现的说明[1],拉图尔和伍尔伽关于科学实验室的科学家活动的说明[5],以及塞蒂娜类似的实验室文化研究工作[6],都是此类较为突出的说明。

第三,由于科学实践的参与性、建构性,科学实践活动具有地方性的存在论和解释我们参与的地方性世界的同构特性,因此,只有在一个地方性情境中,科学说明才有意义,而所谓的普遍性恰恰是通过地方性转移的标准化来完成的。关于科学说明的合理性问题,已经有许多科学哲学家对科学说明需要语境作出了论证,这里实际上只需要表明这里的语境不只是知识的上下文关系,而是与实验室及其仪器设备等皮克林意指的物质力量相关的情境,这个论证就可以完成。劳斯也是这样作出的论证。

由于理论活动就是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是无法离开具体的情境的,它们都处于具体的情境中。如此,科学知识在其本性上就具有满足地方性知识的必要条件。而任何科学知识的产生、形成与辩护都需要具体的科学家及其相应的地方性共同体来完成,因此,就科学知识的承载主体也不是无个性和主体间性的统一的人类,也是具有地方性的主体。

现在,我们把论证重点放在论证地方性知识何以看似普遍性知识,或者论证地方性知识如何走向“普遍性知识”的机制是什么。

事实上,在人类学中,并非没有人类学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些人类学家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或者一个佐证:把地方性知识转译为“亲密知识”,按照生产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远近把地方性知识称为与亲密处所有关的知识。当然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这种亲密处所应该作广义理解,比如视之为自觉情感的天地,它生产知识的社会场所,重新划定着人类-自然之间的边界。它也是理性的。如拉弗勒斯认为,一切知识即使地方化程度各自不同,实际上都可以当做地方性知识来看。由于这许多知识从中生产的实践的缘故,一切知识也都是亲密知识,尽管其亲密程度各不相同[7]56。并且认为,亲密知识的提法同样会导致如下结论,即“一切亲密关系在其面前都要成为地方性的东西——这样一种普遍性是不存在的。这个提法以对称方式言说研究者、田野工作助手、树木和伐木人。它既坚持肯定相互遭遇(人与人之间的以及人和非人之间的遭遇)的时间和空间的重大作用,也强调具体行为者在特定环境中的实践的决定性意义”[7]56。

普遍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经历了真正的祛情境化的过程,然后才走向普遍性知识。地方性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经历的所谓祛情境化的过程,并非是真正的祛情境化,而是标准化的过程。劳斯充分意识到这两个观点的分野,也意识到论证科学知识标准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科学知识常常表现出似乎剪除了情境性的指涉,有能力把科学力量扩展到实验室之外业已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特色,这在形塑科学的文化形象上特别显著。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说明那些超越地方性的显而易见的广泛的证据,那么先前关于科学从根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就无法得到稳固的确立”[1]112。

让我们首先从类比出发。我们的某种工具总是根据特定的目标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设计和制造的,但是一旦在特定情境中为完成特定任务而设计和制造的工具创制出来了,它本身有可能变成一种更具有完成其他任务的工具,经过试试的阶段,它可能进一步改进,变得更具有一般目的的设备了。特别是按照所谓的标准尺寸和样式制造工具,而不是根据日常做法制造工具时,比如制造锤子或者按照标准尺码裁剪服装时,它们的确开始失去了与特定的人、特定的任务或者特定情境之间的指涉关系,但是它们仍然是“上手”的事物,只是功能“平均化”了。劳斯把这种平均化称为“科学问题、工具、程序和结果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涉及两个方面:事物自身的转换,从而可以在原初座架之外可用;以及发展更为普通的解释,使得它们有被外行使用的可能性”(1)。因此,在实验室内外,的确存在研究产物和使用工具的平均化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标准化的产物。工具标准化了,研究产物经过标准的说明被实验室之外的研究者理解了,可在相同条件下重复了;这种标准化的确会给人以抹杀科学知识与生产这种知识的特定地方性及其偶然性之间的直接的指涉关系,但是,按照劳斯的观点,其实这里的标准化只是使得这种指涉关系变得不确定而已,并没有消除科学知识与要理解事物的活动场所和地方性领域之间的指涉关系。类似于用具的普遍适用化进程,某种科学知识只有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可适用具有不同特殊用途的各个具体情境,知识的可理解性才能大大加强。这是一个过程。只有面对科学史作出过程性的实例解释,才能理解这样的过程和标准化的结果。

四 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扩展

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的,它之所以能运用于实验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技术的扩展。技术扩展包括两个部分:第一,科学知识在技术上的标准化运用;第二,科学知识发展要求技术本身更大的发展。劳斯指出,为了把科学家实际所知知识(包括技巧、诀窍等等)扩展到它的地方性语境之外,人们不仅必须精炼和改编程序、策略和工具本身,而且还必须部分地重构实际所知技能知识得以应用的情境[1]118。所以,事实上是我们通过改造世界使之适应科学,才使得科学的地方性知识扩展到实验室之外的。而在通常,这种标准化改造常常被遮蔽。但是,只要看到出现了大量的标准化部门,我们就知道这是事实:测量、观察、计量和监控,专门的更为通用的实验中心造就了这样的境况。比如,通过划分时区,把标准化的时间计量扩展到各个地方,这样对于知识的标准化会首先带来标准统一的技术。如时间的标准的改变,从沙漏、机械时钟到铯原子钟,以及各地地域时间计量的不同标准的逐步统一化,时间的测定不仅变得越来越精确,而且变得越来越标准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关于时间的地方性知识是如何被标准化的,即日本的时间计量如何与西方对接的。(1)更意味深长的是,直到最后,日本“不定时法”网络被西方“均匀”时间网络所取代,也并不是因为“不定时法”自身多么“不科学”、多么“繁琐”,按照一些日本学者委婉表达出来的看法,这是因为日本“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全盘移植”,并且最终还是靠明治天皇———这位锐意使日本栖身于西方列强之列的年轻君主———的圣旨才得以在日本全境实现的。[8]

在论证现代科学即“数理科学+实验科学”是地方性知识时,还有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贡献。在此,卡特赖特作出了突出贡献。卡特赖特的论证策略是为现代科学找到它的适用条件,即现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为真和有效的条件。卡特赖特把这种条件称为反事实条件,把这种境况称为“其他情况均同”,并且认为,现代科学成立的条件境况是一种律则机器(nomological machine)。按照卡特赖特,模型就是一种律则机器。模型就是律则机器的蓝图。[4]62律则机器和其他情况均同的条件,使得现代科学可以在实验室里把要研究的对象和关系简化到只留下一对因素,然后操控它、干预它使之按照人为设定的因果关系出现。这样在对象和人工设定的条件共同作用下,满足律则机器条件的定律在这种律则机器成立的地方自然成立、有效。于是我们无需移植定律,我们只需把定律成立的实验室条件移植到世界的另一实验室,让这种条件被设定出来,定律就可以在这个实验室为真。卡特赖特指出,“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如行星系,我们对物理学定律最漂亮、最准确的运用,都是在现代实验室中那些完全人为的、精确限定的环境里”[4]54。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经被科学及其实验室改造的越来越人工化了,我们几乎生活在一个人工的世界里。野生的果蝇不适宜于实验室研究,要把果蝇改造几代后成为实验室果蝇;小白鼠也被改造得纯而又纯,甚至成为某种公司的专利产品(可见小白鼠不是自然物,而是科学的人工制造物)。反过来看,从逻辑上说,科学研究的不是真实的自然,而是被抽象了的自然,是抽空了的自然,是改造为人工物的自然。是反事实条件成立条件下的“自然”。自然若是自然的,就必不是反事实条件的。因此,这种人们以为研究的自然,实际上是人工物。是塞蒂娜所说的,通过实验室,科学家把自然带回家的那种自然。“实验室科学可以把对象带回‘家’,并在实验室中‘以自己的方式’来操作它们”[6]113。因此,在我们看来,卡特赖特事实上是找到了现代科学的地方性特征和条件。它之所以是地方性条件,就是因为它只适合于实验室,超出实验室,它就无效(只有星空在某些方面例外)。而之所以现代科学看上去那么有效、那么普遍,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把适合科学某种定律使其为真的实验室从一处搬到了另一处,当某类实验室扩展到全世界时,适合于这个实验室的那些科学定律就在全世界为真,也就看似普遍了。科学正是通过实验室对自然界的这种大规模的人工化改造,才获得在全世界运用的资格,并且使得其知识形态具有表观的“普遍性”。

在我们看来,卡特赖特的这种说明比劳斯诉诸权力和知识关系的说明要更为内在些、更为自然些,因此也更容易让人接受。拉图尔的一个类比用在这里似乎很能说明问题:

当人们说知识“普遍为真”的时候,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知识就像铁路,在世界上随处可见,但里程有限。说火车头可以在狭窄而造价高昂的铁轨之外运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魔法师却力图用“普遍规律”迷惑我们,他们说,这些规律哪怕在没有铁路网的灰色地带也是有效的。[9]209

五 结语

以上我们从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例证的角度分别讨论了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地方性问题。地方性知识观是科学实践哲学的主要观点之一,对于地方性知识本性的阐释使得科学实践哲学与传统科学哲学区别开来,这种知识观针对人们长期受到污染的知识观,即形成的普遍性知识观,提出了所有知识都具有地方性本性的观点,是有很大震撼力的,在人们的知识观普遍受到污染的现时代,它的确很难被人们所一下子接受。但是,想想这种知识观给予我们的价值,我们就会认同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

一旦持有这样的知识观,所有的知识在价值上就都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异只在地方性及其地方性条件上,而不是等级和好坏上。当然,不同的知识在有效性上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对于地方性知识的选择上并非是完全无约束的,而是要受到解决问题的机会、有效性等等具体情境的制约。

无可否认,西方科学知识走向标准化的过程比其他民族和地域的自然知识要好,正因为如此,它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科学语言和方法,被标准化和认可的一些共同遵循的方法和术语。而这一切都是实验室和律则机器的原因。

总之,劳斯的“地方性知识”是这样一种知识:首先,知识的生成和辩护具有其特定的情景,这种情景包括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群体价值观和利益关系等。其次,知识是随着我们创造性参与而正在生成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普遍的,在任何时间,一切场合都能拥有并有效的东西。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ongoing——在途中。第三,“地方性”丝毫不意味着“封闭性”。地方性向一切参与开放,向一切实践开放。地方性情境永远是动态的、开放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就不难理解“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的观点。它是实践互动的结果。

摘要：科学实践哲学在本质上是语境主义的;科学实践哲学与提倡语境性的观点和立场不谋而合。那么,科学实践哲学在哪些方面是提倡语境主义的呢?我们以为,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与语境主义高度一致;科学知识的索引性也强调语境解释的不可祛除性,这些都是科学实践哲学与语境主义高度关联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科学实践哲学,语境主义,地方性知识,索引性

参考文献

[1]Rouse J.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2]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36-44.

[3]Hacking I.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Introductory Topics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4]卡特赖特N.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M].王巍,王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5]Latour B,Woolgar S.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Scientific Fact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6]塞蒂娜,卡林.诺尔.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M].王善博,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7]拉弗勒斯H.亲密知识[J].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3(3):47-59.

[8](1)佐々木勝浩．日本の機械時計の歴史[J].国立科学博物館こユース,2003(414):6-8;(2)小田幸子.セイコー時計資料館蔵和時計図録[M].東京:セイコー時計資料館,199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