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科技创新

网络科技创新（共12篇）

网络科技创新 篇1

2016年3月22日北京市政府常务会审议《北京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方案》, 《方案》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 提出北京塑造创新驱动、发挥创新引领, 激发原始创新动力, 为首都发动创新驱动提供新引擎, 全面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发展环境, 力争2020年使北京成为具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升城市综合实力

科技创新中心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形态, 这种类型的城市具有与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的经济活动内容和经济增长方式, 是一个以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核心功能并集中了先进制造、文化、教育、金融等多种功能的城市。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是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集中体现和核心依托。因此, 积极融入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最大程度聚集国际创新要素以提升本国实力, 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如今, 中国创新水平迅速提升, 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因其区位条件相对优越而成为全国科技创新要素最为集中的创新重镇, 并且在积极参与全球创新活动的过程中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成为跨国企业在全球研发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枢纽。为全面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打下基础。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路径

政府扶持型

在形成这一类型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 政府在其成长初期起到了关键支配性的作用, 政府大量直接投资, 通过自上而下的引导确立主导产业, 代表类型:日本筑波科技城, 新加坡科技园。

筑波是日本政府首个尝试建立的科技城, 国家的资助是筑波的主要资金来源。同属于这一类型的新加坡, 被誉为“科技天堂”。目前, 中央政府还出台了指向性的产业鼓励政策, 对相关产业减免税收, 并且还给予经费支持。为了在政府制定创新创业政策上进一步提供智力支持, 新加坡成立“研究、创新及创业理事会”, 协助国家出台各项科技计划以及制定科技战略。新加坡在学习硅谷模式的经验之上, 建立风险投资机制, 与风险投资商共同为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研发经费投资。

市场导向型

随着交通运输的便利以及网络通讯技术的完善, 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区位的选择上, 更倾向于劳动力价格低廉, 市场广阔的发展中国家。1991年, 印度成立第一个班加罗尔科技产业园区, 迄今为止, 印度超过30%的信息人才聚集在班加罗尔从事IT类行业, 并且吸引了数千家高科技企业来此设立分部, 包括美国微软、中国华为、德国西门子等知名跨国公司。同时, 印度政府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入驻, 比如, 免征进口关税、允许外商独资经营、10年内免征所得税等等。

人才驱动型

这种类型的科技创新中心更侧重于自我发掘, 通常是知识人才重镇, 聚集了大量的创新型人才、研发实力较强的大学或国家实验室。知识和技术在这类城市成为优质资源, 吸引全球顶尖的管理人才和资本。典型代表就是硅谷。硅谷地区集中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州立大学圣何塞分校, 它们分别在科学、工程、应用技术领域全球顶尖, 因此, 为硅谷人才的培育、技术的支持提供了不竭动力。

中关村的创新发展模式与硅谷最为接近

在总结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之后, 本文认为北京中关村与美国硅谷在创新特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更接近其发展模式。

第一, 硅谷属于自生型创新中心, 高度聚集的科技型企业是其发展的关键所在。超过2万家公司在硅谷入驻, 并以每年约四千家的数量在新增。与此相似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也承载着近2万家企业, 每年的企业增加速度接近3000家。2016年3月发布的《2015中关村独角兽企业》, 有40家企业入选。中关村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美国硅谷, 成为全球独角兽数量排名第二的地区。并且, 与“瞪羚企业”认证标准吻合的企业超过2000家。

第二, 班加罗尔、新竹、首尔等创新聚集区属于凭借其廉价的劳动力等明显的区位优势, 得到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进行产业迁移的有利时机, 在完成承接跨国公司进驻和产业任务转移的过程中实现飞跃式发展、相比而言, 硅谷和中关村则凭借其自生增长型发展模式以及多样化的产业结构, 先后出现全球信息技术、新能源产业、下一代互联网和卫星应用等多个科技产业增长点。

第三, 世界顶尖的大学培养人才、生产知识、衍生企业, 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和发展输送了养料。中关村所位于的海淀区, 集中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近百所高校, 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为代表的科研院所100多家。目前, 中关村汇集了80家海外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海外归国人才创业公司累计超过4000家, 从业的海龟近万人;每年获得的风险投资额占到中国总量的1/2。为中关村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中关村在建设科技创造中心中的一些障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虽然在本质上都有相似的特质, 但是中关村和硅谷和在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差距, 中关村在走向硅谷的成功时仍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例如:中关村支持鼓励创新创业环境氛围已经得到巩固, 但中小微企业仍然占据中关村的大半江山。并且, 支撑企业做大做强的机制并不成熟;目前一些中关村本土企业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并掌握了业内领先的核心技术, 但园区整体实力仍无法与国际知名科技创新中心抗衡;局部创新网络已构建, 但园区内各部分间缺乏统一合作机制。这些现状依然制约着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北京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议与对策

一, 全球科技创新聚集地发展通常以重要的国家制度创新作为保障, 如美国的移民制度, 新加坡的风险投资保障制度。北京在建设中关村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也应将制度创新工作纳入创新体系, 冲破体制束缚。二, 奋发有为的政府始终是构建创新网络节点的前提条件, 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优势, 制定相关科技战略, 有导向型的优惠政策, 针对性的科技产业计划, 促使中关村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健康发展。三, 人才仍然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因素。北京需要进一步完善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体制, 使中关村成为汇聚世界顶尖人才的基地。四, 创新型企业是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发动机, 北京要增强科技创新中心影响力, 就要扩大关键企业在整个创新区域活动中的投入竞争力和技术成果产出力。北京需要形成有重点“领头羊”企业引领、众多中小企业参与的企业创新体系, 突出企业在创新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 才能实现真正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摘要：当今世界快速流动的创新资源, 使得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大量聚集高质量的创新要素, 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因此, 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凝聚创新要素形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成为提升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根据《北京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方案》, 北京提出在“力争2020年成为具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本文通过整理总结知名的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模式, 为北京全面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选择提出可行性建议。

网络科技创新 篇2

性 别：男 身 高：174CM

婚姻状况：未婚 籍 贯：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群众 目前所在地：浙江义乌

• 求职意向

期望职位：外贸/贸易/采购类

职位类型：均可 工作地点：义乌市

工资待遇：面议 住房要求：面议

•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1年

工作经历：

于暑假期间，我来到了宁波百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实习，实习期间，我主要工作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找产品”为主，目的是熟悉义乌市场，为后日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 教育背景

最高学历：大专 毕业院校：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所学专业：网络技术 毕业时间：0-0

第一外语：英语 水平：普通

迭代创新：网络时代的创新捷径 篇3

小米、阿里、乐视等一批互联网企业杀进智能电视领域，使一些传统企业感受到互联网开发模式的压力。那什么是互联网思维的开发模式呢？

一个简单的总结：迭代。

李开复认为中国创业者更需要的是迭代创新，而不是许多美国创业者崇尚的颠覆式创新，因为前者更专注用户和效率，能以较小投入，更快地开发出产品，抢占市场。微信就是很好的例子。创新工场孵化的很多项目也都以迭代创新见长，首家孵化的企业豌豆荚就一直保持着快速的产品创新和迭代，2013年内，豌豆荚 Android 及 Windows 版累计发布了 46 次更新。

那么什么是迭代创新？为什么要采取迭代创新的路径？中国企业如何适应迭代创新的战略？

什么是迭代？

迭代是一个重复反馈过程的活动，每一次迭代的结果都会作为下一次迭代的初始值，从而不断逼近目标或结果。

迭代本源于一种数学求解。一般的数学计算中，多是一次解决问题，称为直接法；但问题复杂，需要考虑很多未知量时，直接法方向错了就可能永远达不到终点。这时，迭代法就发挥功效了。迭代从一个初始估计出发，寻找一系列近似解，发现一定的问题求解区间，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遗传算法即为最常见的迭代法之一：模仿自然界生物进化机制，根据适者生存的原则，在每一代算法中，据个体在问题域中的适应度，产生一个近似解，从各种潜在的解决方案中逐渐产生一个近似最优解。例如在和谐号的车鼻设计中，减少风阻，达到最优的空气动力造型，靠的就是遗传算法运算。

如何把迭代的思想，应用到设计开发的规划、组织中呢？迭代开发同样借鉴了进化、淘汰的观点，整个开发工作被组织为一系列短周期项目，每一次迭代都包括了需求分析、设计、实现与测试，并以上次迭代的结果为起点再次开始迭代过程。

图1，图2比较了循环迭代式开发流程与传统计划-瀑布型开发流程的不同。

传统的瀑布型开发，往往在需求调研完全结束，进行预算、规划后，开发工作才开始。在确定性高的环境下，这种“大教堂”式的开发模式，可以取得一定效果，例如格力开发空调发动机。但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芯片、零部件、供应链迅速更换，消费者习惯快速多变的复杂环境，要求小米采取与传统的瀑布式开发不同的开发过程，克服传统开发方式的弱点，取得更高的成功率和生产率。

迭代开发就是：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高，需求在没被完整地确定之前，开发就迅速启动。每次循环不求完美，但求不断发现新问题，迅速求解，获取和积累新知识，并自适应地控制过程，在一次迭代中完成系统的一部分功能或业务逻辑，然后将未成熟的产品交付给领先用户，通过他们的反馈来进一步细化需求，从而进入新一轮的迭代，不断获取用户需求、完善产品。

例如谷歌的开发战略，就是这种“永远beta（测试）版”的迭代策略：没有完美的软件开发，永远都可以更好，永远在更新或改善功能。谷歌邮箱Gmail推出5年之后才撤掉beta版的字样，成为稳定的服务。在与苹果iOS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竞争中，后发的谷歌采取了与苹果完全不同的迭代开发战略。谷歌在其操作系统安卓（Android）上采用了开源软件的模式，与多家企业合作生产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安卓系统从 Android 2.3.3 到 Android 4.0，只有约半年，许多手机都来不及更新换代以支持新版本的操作系统。但Android 4.1、4.2 紧接而来。这么快的迭代，使谷歌的许多合作厂家应接不暇，不同操作系统之间产生适配问题。但谷歌更新的速度与决心都远超苹果，在合作厂家之间掀起迭代竞争，迫使他们不断更新产品，从而使安卓系统在短期内赶上了苹果iOS系统（图3和图4）。

微信遵循迭代开发的过程，迅速达到亿级用户——尤其是微信的早期版本，迭代非常迅速，使微信得以快速发展核心功能，奠定用户基础。

由此可见，循环迭代式的开发特别适用于高不确定性、高竞争的环境，也适合分布在全球的不同企业、不同开发小组之间的合作，其本质是一种高效、并行、全局的开发方法。

迭代开发的四大原则

原则一：问题先行

学者托姆科（Thomke）与藤森（Fujimo）认为，如果在开发与测试阶段才建立模型，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所需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可能非常高。如果“问题先行”，也就是将问题的确认和解决，移转到产品开发流程的早期，将会提高开发绩效。“问题先行”原则后来成为迭代开发的首要原则。

李开复经常提一个自己的例子：在SGI（硅谷图形公司）负责多媒体研发业务时，由于沉迷于酷炫的3D浏览器技术，忽视了用户，导致自己的部门被出售，100多名员工失业。他因此陷入抑郁情绪，最后不得不接受心理辅导。李开复犯的错误就是技术至上，而忽视了用户需求这个产品开发的核心问题。

提前发现问题并解决则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开发的绩效。苹果在开发iPhone过程中，乔布斯举起放在口袋中被划伤的iPhone，愤怒地说：“我们产品的屏幕是不允许这样轻易被划伤的，我要换防划玻璃屏幕，我要在6周之内让它变得完美。”苹果开发团队开始去找不易被划伤的玻璃，并很快发现了康宁的微晶玻璃技术。事实上，康宁的微晶玻璃技术曾于70年代应用于汽车玻璃，终因成本太高而被打入冷宫。当乔布斯提出制造1.33毫米厚度高强度玻璃的想法后，康宁迅速组织团队，改善玻璃生产工艺，实现了大猩猩玻璃的诞生。与李开复的例子相反，乔布斯的“问题先行”而不是技术先行，即首要解决手机屏幕不易被划伤这个问题，然后苹果终于找到了防划手机屏幕，也激活了康宁的技术。

硅谷创业者埃里克·莱斯（Eric Ries）所提出的“精益创业”理念，可以看作是迭代开发的“创业版”，莱斯也提出要问题先行：先找出创业计划中风险最高的部分（或者客户最需要的部分），作为切入点，开始系统地测试；注重从测试版实验中发现问题，而非精心构建商业计划；注重聆听用户反馈而非相信直觉，而在此之前，无需一次性投入开发完善的产品。目前，这一理念被硅谷的很多创业公司奉为创业圣经。

原则二：快速试错

李开复经营创新工场的逻辑是：“先向市场推出极简的原型产品，以最小的成本和有效的方式验证产品是否符合用户需求，然后再结合需求，迅速添加组件。”这正是迭代创新中快速试错的思路。如果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最好能“快速而廉价地失败”。

失败并不可怕。莱斯在 “精益创业”中提出，重要的是，失败给出了最好地验证原来各种假设的机会，在失败后要有精准的测量，从而为下一次试错提供学习的机会。图5莱斯描绘了每一次迭代中的“建设-测量-学习” 过程。

从学习的角度看，在没有任何蓝图可循的时候，与频繁的试错能够创造更多反应机会一样，开发者通过测量可以检验各种因果关系，提高学习结果。这样，通过尝试不同的设计，在产品各种参数的敏感度和设计的稳健度上，开发者获得直观的感受，加速对产品的理解。和体验式学习一样，通过多次迭代的实践学习方式比那些缺乏参与、侧重认知策略的学习方式速度会更快。在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这种学习方式对开发团队培养对产品的感觉尤其有价值。

张小龙在研发微信过程中总结出“把产品做简单”的原则：“产品规则越简单，越能让群体形成自发的互动。……但并不是说规则简单就一定会传染开来。这里存在一个引导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在群体里做一个加速器、催化剂。”这正是在多次试错中积累起来的产品设计经验与感觉，即如何在手机的小屏幕上，通过功能设计，加速用户的互动。

多次迭代可以使设计团队快速获取经验；迭代也将灵活性植入开发过程，使开发团队的认知能力随着新的信息而变化。当见证了很多次的迭代后，设计团队就不会倾向于过分依赖某一种特定的变化，而产生类似张小龙的经验，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这样，迭代的试错反倒提高了开发团队的信心和成功几率，加速了设计的进程。

原则三：微着力 微创新

德国创新学者冯·希佩尔（Von Hippel）提出粘滞信息（sticky information）的概念，认为信息在不同的个体中转移的时候会存在粘滞，或者说，要多付出成本。在新产品/服务的开发中，刚开始存在两种信息，第一种是需求信息，开始的时候在用户中；第二种是解决方案信息，刚开始的时候在开发者中。这两种信息都对产品或服务的开发非常关键，但由于各自粘滞于不同的物理位置，两者的结合实际上非常难。例如张小龙举例说明：“在一个聚会，来了好几个女生，我跟她们说装一个微信吧，她们问为什么。我说装微信可以免费发短信、发图片，省了彩信的钱；还可以直接说话，连打字都不需要。这几个女孩没有一个有兴趣，很奇怪地看着我，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

要让开发者的解决方案无限接近用户的需求信息，迭代试错是低成本、快速地捕捉到用户需求的好方式。尤其对于一些深藏于用户内心深处的隐秘需求，用传统的调研方式可能很难奏效，而用迭代试错（拿出测试产品让用户体验）则更可能由用户反馈发现用户的真实需求。

张小龙说：“然后我现场给这几个女孩演示了微信，说你看附近有很多美女，我可以跟她们直接打招呼（微信中‘查看附近的人’功能）。这些女生立马两眼放光，一个个拿出手机让我帮她们装。我当时很震撼，我理解的需求和她们的真实需求差别会这么大。”

迭代试错要挖掘出用户的隐秘需求，需要的不是颠覆性的大创新，而是微创新。开发团队可以先根据用户特征开发出符合基本要求的测试版；然后交付给领先用户在模拟环境下测试，从而证实其功能和用户需求的准确性。如果两者的匹配不是很理想（通常都不是很匹配），就需要对需求信息和解决方案信息的位置进行再次修正，再次匹配。这个循环迭代的过程不断重复，直到获得可接受的匹配度。因此，微创新在从产品定义到生产上线的周期中间的各种迭代中扮演重要角色。

暴风影音CTO杨立东在总结自己的开发经验时说，我们海量的“微创新”更能留住客户。

原则四：和用户一起High

迭代开发还意味着亲民的用户关系——让用户参与研发过程，在体验参与中树立品牌与影响。在社交网络时代，用户参与战术既是开发要素也成为营销策略。

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总结，小米的主战场是社会化媒体渠道。“小米跟很多传统品牌最大的不同是：和用户一起玩，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每次产品发布的时候，我们都在想，怎样让用户参与进来。”

小米从手机硬件到MIUI（小米手机软件平台）开发的每次迭代，都有用户的热情参与，一方面核心用户对于小米的测试版产品提出很多重要的反馈意见，承担了小米产品的大部分测试职能；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小米核心用户由于很强的参与感和受尊重感而对小米更加忠诚，其中一些意见领袖影响了更多普通小米用户。也就是说，用户参与的迭代开发，同时是外部创意开发、产品测试、产品营销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互联网企业能通过迭代减少产品交付周期的原因。

另外，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小米将硬件以接近成本的价格销售，并更快地迭代，通过软件增加用户的粘性，在增值服务上建立商业模式。传统的营销成本会占到总销售额的20%，渠道成本会占到15-20%，但通过“粉丝经济”，小米可以将这两项费用降到1%以内，从而给用户更低的价格、更好的体验，从而将每一次产品迭代过程变成与用户一起狂欢的过程。

建立迭代组织

在迭代开发中，企业面临的是全新开发环境：路径非常不确定，往往要经历模糊不清的技术环节、变幻莫测的市场环节。在此环境下，要加快迭代速度，就意味着要快速培养研发团队的各种直觉、经验；设置灵活的选项，以适应模糊变换的市场。同时还要提供足够的结构，培养感觉，避免拖延，并且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保持自信，克服各种焦虑和冲突。这些都使迭代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腾讯的战略是去中心化，实行产品经理负责的小团队化，实现敏捷开发。

小米管理三板斧中的核心则是：解放团队，让员工对产品有爱；拆掉大平台，团队项目化；取消常规意义上的KPI，用目标和用户反馈来改进产品。

迭代组织共同的取向是采用小团队作战的模式。迭代开发的小团队运作非常适合使用Scrum（橄榄球竞赛中的争球）方式，这种方式在敏捷软件开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Scrum的组织模式是：

一个迭代的研发项目分成产品负责人、Scrum主管、团队开发人员。产品负责人为发包方，确定用户的需求，编写用户画像，排出优先级，并放入产品订单（product backlog）；Scrum主管是项目的协调者与促进者，但并非是管理者（因为Scrum是自组织的）；团队开发人员由5至9名具有跨职能技能的人组成小团队。

开发周期叫冲刺，一般15到30 天，长度由开发团队自主根据产品订单决定，形成冲刺订单（sprint backlog）。

在冲刺中，每天固定时间举行项目状况会议，称为“每日站会”，迟到的会有搞笑的惩罚，会议被限制在15分钟。每个会员分享：今天你完成了哪些工作？明天你打算做什么？完成你的目标是否存在什么障碍？

每日站会可以在燃尽图前举行——这是一个公开展示的图表，显示当前冲刺中未完成的任务数目。

每一个冲刺完成后，都有一次冲刺回顾会议，所有团队成员都要对冲刺进行复盘，目标是持续改善，会议的时间限制在4小时。

Scrum的小团队组织模式，不仅可以应用于研发团队，也可以应用于销售团队，使营销活动更加高效灵活。

组织拆分为很多小团队使得迭代组织非常扁平，这对组织的最高管理者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他可能要同时面对十几甚至几十个直接下属。从目前微信、小米的实践看，用户参与部分解决了这个挑战——用户通过反馈、投票等方式决定了很多创意和功能的生死，替代了传统管理中的领导决策功能，分担了最高领导对于很多具体应用的管理和决策工作（后文小米案例中将详细阐述）。

迭代组织的管理还处于边实践边探索的过程中，总而言之，迭代组织是对各种不确定性的灵活反应，是一种非线性的过程，往往是基于经验在小步快跑，而不是基于计划。

当前的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经济结构正在优化，整个宏观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去年上升至1.97%，为过去十年罕见，且其中74%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在这场研发浪潮中，互联网企业所引发的迭代创新将深刻地改革中国的经济全貌。

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更多的中国企业或许能够从格力与小米的赛局中得到启发：如果你还没能飞起来，那就赶紧站到迭代的风口上去。

Box

关于迭代的适用性

中小企业也可以采用迭代吗？

中小企业可以发挥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在迭代中磨练自己的适应性。例如房屋租赁共享网站Airbnb早期获取用户时，就进行了迭代。Airbnb的创始人最开始采取的方法是挨家挨户访问纽约的用户，说服他们使用Airbnb。从一个小市场开始迭代，积累经验，然后迅速到其他城市推广。目前，风险投资家对Airbnb的估值已经达10亿美元以上。

国内极路由公司虽然由小团队起家，但开发出一款新路由器，通过软件的迭代，方便客户完成网络配置、去除广告、游戏加速与出国代理等功能。谈到与大公司的竞争，该公司的创始人张利鹏认为：“传统行业为了竞争，进行各种所谓差异化竞争，可能电路板是一样的，但他给用户去贩售肯定是用不同的外壳跟型号。同质化的后果就是白菜价。他们也很难做到跟我们一样的快速迭代，因为它迭代的是一个产品线，而不是产品的品质。”

由此可见，在路由器这种硬件日益趋于同质化的竞争中，极路由利用软件的迭代从众多的竞争者当中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大型企业采用迭代创新战略与中小企业有什么不同？

大企业由于组织层级多，反倒不易大胆地采用迭代战略。这时候就需要转换思维，用扁平化的结构来推进迭代战略，给第一线产品经理以更多的创新空间，从多个“试验田”同步进行迭代，可能更能得到好的结果（参见本刊《创新变阵》一文，2013年12月号）。

硬件企业也可以采用迭代创新吗？

当然。今天所有的产品都会因联网而变得更加易于控制与智能，这些硬件产品也都在迭代中完成进化。在车企中，无论是通用、福特还是国内的比亚迪，都从导航和车载娱乐等开始进入联网汽车。通用走得更远，准备将汽车变成轮胎上的智能设备，例如让加入车辆共享计划Relay Rides的车主可以通过OnStar技术（主要为安全信息服务）来解锁预约的汽车，而车辆共享服务的供应商或者租车公司则可以实时查看旗下所有汽车的动向。通过app，用户走近汽车的时候，车门会自动打开，而且还能同步准备好导航路线和其他设置（比如空调、音乐）。硬件企业必须适应迭代的开发战略。

孙黎：任教于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全球创新与创业系，邮箱sunsli@umkc.edu

江苏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网络研究 篇4

关键词：文化企业,科技创新,创新网络,服务平台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2015)。技术创新有助于推进文化企业可持续发展,开发市场需求,促进业态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由重速度与规模向追求质量和效益转变,提升整个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重点强调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技术创新体系,加快产学研战略联盟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培育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的文化科技企业。2012年6月科技部颁布了《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通过完善文化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文化和科技融合机制、运营机制和保障机制,加快文化科技创新环境与平台建设,加强文化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培育和发展新兴文化产业,提升文化产业区域特色与核心竞争力。“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文化业态创新,大力发展创意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与科技、信息、旅游、体育、金融等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近5年,我国文化产业保持年均20%左右的高增长,2015年实现增加值2.58万亿元,占GDP的3.82%,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力。科技创新平台与网络在改革产业发展模式,孵化和培育科技型、创新型文化企业,以及培育新兴文化市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网络的内涵与需求

(一)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网络的内涵。

文化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就是文化企业之间、文化企业与和其它相关企业或组织之间,基于共同的技术创新目标,以技术合作、共享、服务为路径,形成的一种显性和隐性的网络组织形式,其主要功能是促进知识、文化、技术因素在网络中的自由流动,推动文化产业科技化、产业化和特色化,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文化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由文化企业、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其它相关企业、用户、中介和金融机构等多种主体构成。这种混合型网络,既包括文化企业与上下游关系的供应商以及用户之间形成的垂直合作网络,也包含文化企业与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或竞争对手之间形成的水平合作网络;既包括以产业园区为基础的实体平台,也包括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虚拟平台。

(二)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网络的需求。

1. 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创新网络是增强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科技与网络的发展,不仅带动了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催生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新兴文化业态与形态,对传统文化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创新网络的建设与发展,可以促进文化资源的集聚,加快文化市场的开发,实现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目标。

2. 从文化企业的角度看,科技创新是实现企业持续发展的依据。

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资源稀缺性以及企业内部技术创新能力有限性等因素促进了文化企业对与外部技术与资源的渴求。科技创新网络为文化企业的合作与共赢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寻求和利用外部资源,提升核心技术与装备,同时,可以解决技术创新需求与供给的瓶颈,降低技术研发的成本与风险,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3. 从文化产品的角度看,内涵价值与外延形式是提升文化产品创新的前提。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文化产品和服务呈现出特色化、科技化、产业化的特征,知识与技术成为现代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要素,对于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打造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网络运营模式

(一)政府投资型。

创新网络往往需要有一定的主导力量进行组织、协调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在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网络与平台的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向同质和异质主体提供制度供给和政策保障,消除利益分歧和资源分割等现象,而且促进了跨产业、跨区域创新主体和要素的融合与集聚,实现了技术、产品、市场的无缝衔接。在首尔市政府的大力投资和政策支持下,2012年,以传媒娱乐为主题的首尔数字媒体城正式启用,集合文化产业研发、生产、销售、培训等,涵盖媒体娱乐、动漫游戏、广播影视、音乐制作及远程教育等领域,集合了文化产品研发中心、体验中心、展示中心等功能,形成了系统化、规模化的数字媒体产业链。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加速了资源整合和集聚,技术创新的发展推动了韩国数字媒体的发展,带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打开了新兴文化产业的国际和国内市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韩国的国家主导产业。

(二)市场集聚型。

文化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是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基础。市场集聚型主要依托于深厚的文化底蕴、成熟的文化市场和显著的区域特色,通过展览、体验、竞赛、旅游等方式,集聚文化企业与资源,挖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体现了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产品研发与市场开发相结合。2000年,日本杉并区以文化博物馆为中心构建了东京杉并动画产业中心,通过卡通节、动漫展、电影节、购物游等形式,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游客。文化消费需求的激增,促进了动漫企业、传媒企业、艺术工作室、广告公司和投资机构、银行的入驻,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旅游、商务投资、科技研发的自主性创新网络与平台,不仅迎合和挖掘了文化消费,引导文化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而且促进了创新资源的集聚,构建了文化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三)高校依托型。

大学作为现代科技的发生器,不仅是各类人才的聚集地,也是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因此,依托大学发展文化产业园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途径。2004年由昆士兰科技大学与昆士兰市政府共同建立了世界知名的澳洲昆士兰CIP文化产业园区,集聚了国内知名的印刷媒体、视觉表演、音乐创作、新媒体企业,还入驻了世界上第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学院、文化产业国家重点研究所ICI、创新研究院和大洋洲ACID互动设计中心等一批高科技研究机构,实现了科技研发、产业服务、教育培训等功能一体化的文化产业创新基地。以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为依托,CIP创新平台实现了数字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商业应用相结合,带动了澳大利亚电子媒体、产品设计等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国际文化产业园区的典范之一。高校及科研机构所具有的技术研发和分析能力,以及独立和专业化的运营体系,决定了其在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江苏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网络存在的问题

(一)创新服务较窄、规模效应不大。

技术革新快、信息不完备以及技术、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的成本与风险,再加上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的脱节,创新服务和应用渠道和平台较少,无法满足中小文化企业科技创新的需求。网络模式具有较好的对环境变化作出相机反应、快速廉价重新整合资源的特质,不仅可将各种不确定性内化,增强技术创新过程的可控度,而且通过链化结构将同质和异质主体的需求和供给有效集聚,开发技术服务市场,优化创新服务功能。

(二)创新资源稀缺、互补效应不强。

文化科技创新不仅需要创新的硬件,更需要创新的软件。创新资源稀缺和分散,不仅降低了资源价值效应,更延迟了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反映速度。此外,文化科技创新还需要多种互补性技术的同步发展,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文化企业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创新网络不仅整合了技术合作的渠道和平台,促进新技术研发及其技术在文化产品和服务中的应用,而且实现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知识与经济的交互,提升产业竞争力。因而,资源的稀缺和创新需求使文化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及中介组织等异质主体的网络化合作成为必然。

(三)创新平台分散、集聚效应不高。

创新网络以产业链为依托,为文化企业提供政策、运营、技术、投资、担保等一系列服务,其服务功能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运营成效。目前,江苏省创新基地和平台较多,但受地域或产业链的限制,苏南、苏中和苏北的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再加上创新政策不一、服务功能单一、缺乏共享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创新网络的作用及创新资源集聚效应的发挥。

四、复合型、市场化创新网络的构建

(一)政策支持与市场运营相结合。

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网络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通过政府资助、奖励、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多种措施支持和培养创新网络。近年来,江苏省设立了专项引导资金、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保证保险服务平台、版权抵押贷款服务等措施,大大激发了文化企业创新动力。同时,要发挥市场化运营的优势,整合文化产业链,优化资源配置。只有政策支持与市场运营相结合,才能真正理顺创新网络的运营思路,优化管理模式,提升产业创新网络的活力和价值。

(二)硬件建设与软件支持相结合。

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网络既包括以园区、基地、场所、设备为要素的硬件和实体建设,又包括以技术、服务、人才为要素的软件和平台建设。目前,江苏省建有14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包括4个国家级动画产业基地、10个国家级和27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7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只有实现硬件和软件的同步发展,才能促进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实现文化与科技、产品与服务、企业与市场的真正融合。

(三)产业规划与区域特色相结合。

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网络的建设不仅要满足网络运营的基本软硬件需要,更重要的是创新网络的发展要贴合市场,才能实现创新网络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特色化、差异化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江苏省地跨长江、淮河南北,集聚吴、金陵、淮扬、中原等多元人文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现代科技与网络为传统文化和业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提升文化产业的区域特色和竞争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现代文化产业是具有特殊的增值能力和区域特色的复合型产业,文化产业链的市场化、科技化、集约化,构成了新时期文化产业升级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的发展思路,让我们认识到文化体制改革要突出科学与持续的双重目标,文化产品生产要符合价值与艺术的双重规律,文化产业发展要满足经济和市场的双重要求。面对着资源环境的制约、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压力,只有将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相融合,文化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构建复合型、市场化的文化企业创新网络,才能真正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江苏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促进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元浦.创意产业的全球勃兴[J].社会观察,2005,2:22~24

[2]毛牧然、陈凡、董雪林.论我国文化科技创新产业政策的现状、不足及对策[J].科学管理研究,2014,3:9~12

[3]程强、顾新、周全.国外文化科技创新研究评述与展望[J].国外社会科学,2013,3:39~47

[4]张扬,郭梅芳.文化产业金融创新路径的基本逻辑——基于文化产业特殊性的研究[J].商业时代,2014,6:133~135

创新申报——网络发票 篇5

一、项目背景

（一）客户背景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作为国家税务总局的福建分支机构，直属国家总局，并承担福建省内的税务任务，管辖除厦门外的其余八个地市。

（二）项目背景

福建省国税局计划2011年对全省国税纳税户启用网络机打发票系统，采用数据全省集中的方式，有效规避纳税户逃税现象。作为国家税务总局新推行的网络发票的应用的试点省份，采用由国家总局制定的运营商合作运营的思路，率先在福建省内与三大运营商合作共同推出网络发票系统。

（三）合作背景

福建国税网络机打发票系统建设基本思路：采用税务局端、运营商端、客户端分层建设方案，由3大运营商完成对纳税户的支撑和服务。减轻国税后期服务的压力，降低服务成本。

目前，福建国税已经采用浙科方案建设完成国税局端平台，并部署了提供3个运营商接口的前置机。

浙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联通总部网络机打发票系统的合作商，总部已经在青岛云计算平台完成全国网络机打发票测试平台的建设，并可以支撑福建国税项目。在总部的指导下，我司与浙科公司洽谈合作，共同推进国税网络机打发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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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方案

（一）需求分析

目前国税全省税户大约15万户，预计市场目标为5万户。

根据联通总部同浙科公司合作建设税务机打发票全国支撑平台情况，福建联通公司联合浙科公司共同设计、研发，并提出基于中国联通VPDN网络和全国网络机打发票平台的福建国税网络机打发票应用综合解决方案。

方案是基于现有新版机打发票业务需求专门设计并且运用VPDN专用网络的机打发票集成智能终端设备，全面保障纳税人开票业务随时随地和安全可靠进行，同时减轻税局端的系统负荷和服务压力。

浙科公司负责发票系统客户端软件和运营商端软件的开发。联通负责组建基于VPDN国税专用网络及专用上网卡开发。

（二）解决方案

1、实现方案

根据浙科机打发票解决方案，浙科公司联合福建联通公司共同设计、研发，并推出基于任何公网环境及WCDMA 3G网络的机打发票纳税人端VPDN功能包产品 “票信通”。联网开票是基于票信通平台，利用安全专网连接平台页面内容的开具发票的应用服务。包括电脑版和手机版，同时支持他网用户通过二次拨号方式接入。

2、系统功能

可用于纳税人：

 实时在线开票

 在线分票

 离线数据同步

 初始化软件安装

 软件升级安装

 身份绑定验证

 移动化开票

传统发票:离线开票，定期汇总，人工上报

网络发票：联网开票，数据实时回传

 随身携带发票数据

 公告通知接收短信

产品形态：电脑+通用打印机税控机+3G上网卡移动终端+蓝牙打印自助开票与专用终端

 故障自动检测

 在线客服请求

 远程协助发起请求

四、商务模式

（一）运作模式

1、各方职责：依据总部在青岛部署的云平台，浙科提供软件系统开发、应用、培训、软件售后服务等；我司提供通信通道、开通受理等；税务局提供企业的组织集中培训等工作。

平台的运行及维护由浙科公司统一负责，由省公司统一与浙科厂家结算，我司向用户每户收取20元月租费，按年支付240元/户。

2、营销方案：由各地市分公司集客部依据当地国税局的网络发票推广计划安排，配合国税局做好集中培训工作，按计划分批培训，由浙科负责培训工作，我司在培训现场进行开通受理工作。

（二）项目实施情况

依据省国税局的进度安排，2012年6月底完成万元版企业的推广工作，12月底前完成千元版企业的推广工作。其余的在2013年完成。今年的预计覆盖计划在4万户左右，目前我司已完成1万多户，预计占市场总额的1/3。

五、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经验总结

（一）客户/合作方效益

1、能够为税务部门加强对企业税收的管理，防止企业虚开发票、提供了税务监管信息化的一个有力手段。

2、有效帮助企业实现实时核查受票信息真伪，杜绝了接收假票的风险,对开票受票信息查询统计分析，方便企业票据核算管理，降低了发票管理成本，提高了财务核算的效率

3、向税务行业展示良好的业务水平，提供优质的服务能力。加强与纳税企业的客情关系，增强企业用户的黏度，稳定原有固网用户；创造3G应用需求，能大力促进3G业务的发展。

（二）联通效益

1、作为中小企业的业务拓展敲门砖，票信通可以作为捆绑宽带、固话、手机等业务叠加，可间接带来其他巨大的经济效益。

中信网络科技 “金角”成势 篇6

我们把这些“藏龙”称之为“隐形冠军”。专注是他们的特色；低调是他们的风格。我们寻找这些隐形冠军，是因为他们置身行业深处，更懂这个“圈子”，透过他们来看行业、看热点、看趋势，会更加真实和清晰。本期，我们将重新开始隐形冠军栏目，首先一睹中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如何找到金融信息化市场布局中的“金角”。

金角银边草肚皮——围棋术语，指的是围棋棋子放置的位置不同，其效率也相应不同。在围棋的争锋里，黑白双方谁能够用更少的棋子围出更大的地盘就是最后的赢家。围相同的地盘，角部需要的棋子最少，边次之，中间位置最多，因此有“金角银边草肚皮”之说。

对中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说，金融IC卡业务就是其市场布局中的“金角”，从这个领域逐渐向金融信息化的核心市场延伸，进而将整盘棋盘活。

卧薪尝胆

2001年，中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时候，做的是政府和企业的OA（办公自动化）和HR（人力资源管理）。2004年，中信网络科技接触金融信息化时，该市场已经被高伟达、神州数码、宇信易诚、东南融通等几家大的集成商占得大半江山，几近饱和。于是，中信网络科技选择以自身优势业务——OA和HR切入银行市场。在银行来说这两项是相对边缘的业务，进入相对容易，但这也间接导致了在银行用户眼中，中信网络始终是一个“二流公司”。

“好在这个市场一直是变化的。有变化，就有新的机会出现。”中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建回忆说，很快银行业信息化市场出现了两个新的机会——风险控制和金融IC卡替代磁条卡。

2006年，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控制正面临与国际接轨的节点。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业需要新建风险管理控制系统。此时，中信网络科技果断加大了研发力度，一举拿下建设银行、中信银行、江苏银行等银行的风险管理控制项目。

此外，中信网络科技还成为了国内最早实施PBOC2.0金融IC卡项目的厂商，也是与银行合作最多、并率先实现PBOC2.0二次个人化在行业应用上开展具体应用的服务提供商。截止到目前，中信网络科技已经为40多家银行提供了领先的金融IC卡业务系统建设解决方案。

当前，金融IC 卡的应用和风险控制已经被银行广泛关注，并提升到战略层面。而进入较早的中信网络科技也因此在业务上获得了快速发展。一家股份制银行的资深人士对沈建开玩笑说：“你们终于跨进一流公司的行列了。”

的确，集中力量突破风险控制和金融IC卡这两个新的市场领域后，中信网络科技已经成长为一家颇具实力的应用服务提供商。“这就像围棋当中的‘金角’，以相对少的兵力去获取，一旦占据了一个角地，虽然这个市场不大，但是别人要抢夺我们的地盘并不容易。”沈建表示，在金融IC卡领域，中信网络科技已经取得了市场的绝对优势。

帮客户“黏”住客户

“金融IC卡对于中信网络科技是机会，对银行业更是机会，这个机会在于能更好地整合银行大型企业客户的资源，甚至会拓展成为行业资源。”沈建说。

事实上，自从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PBOC2.0规范（第二代金融IC卡规范），中信网络科技就看到了金融IC卡给IT厂商带来的机会。

2007年，宁波成为央行指定的金融IC卡试点城市。中信网络科技凭借此前对金融IC卡相关技术的研究和积累、对银行业业务的熟悉、以及在宁波地区形成的良好客户口碑，获得了先发优势，在宁波和上海做了很多项目，这让他们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2008年从宁波起步，中信网络科技为建设银行宁波分行完成了全国首家金融IC卡系统的技术改造后，又为宁波地区的6家银行建设了金融IC卡业务系统，并协助其实现了IC卡的行业应用。

银行业以金融IC卡替代磁条卡的初衷是IC卡比磁条卡更安全。IC卡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一卡多用。既有金融功能，又有行业信息化的功能。建设银行宁波分行为宁波市的八家大医院升级了信息化系统，从而让金融IC卡（健康龙卡）应用于各家医院，帮助他们解决了患者看病“三长一短”（挂号排队时间长、看病等候时间长、取药排队时间长，而医生问诊时间短）中的“三长”问题。给患者带来方便，给医院提高了工作效率。

事实证明这项业务给建设银行宁波分行带来的效益是很明显的，截至2011年末，其发行健康龙卡40多万张，赢得了大量新客户，存款增量达到数十亿元。毫无疑问，金融IC卡的应用，增加了银行与医院客户的粘度。

“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刘建表示，中信网络科技看到的不仅仅是银行系统改造和升级的机遇，更看重未来金融IC卡在各行业应用的机遇。

采访手记

市场预测最重要

沈建认为，目前对中信网络科技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对市场的正确预估。2011年沈建估计市场的爆发是在3月份，于是在3月份前配置了比较充足的人力，但是市场确切的爆发时间却是在7月份。虽然提前为市场爆发做好了准备。但是，四个月的人力储备的成本也是很高的。因此，对市场有准确的判断对集成商来说非常重要。

集群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篇7

1 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现状

目前, 国内外相关学者普遍关注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 并对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 涉及多个方面, 主要包括集群创新网络的内涵、功能、结构、成因、演化动力、运行机制、集群网络结构域集群创新的关系等。其中, 集群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产业集群的网络式创新能力评价和以网络结构为出发点探讨集群创新能力。首先, 在产业集群的网络式创新能力评价方面, 有学者深入研究, 以区域创新网络、区域创新投入、区域创新产出和行为主体自身创新能力为基本要素, 构建集群创新网络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 分析集体学习的优势及方法, 形成了网络式创新能力评价体系[1];此外, 在以网络结构为出发点探讨集群创新能力方面, 有学者提出网络结构直接影响集体创新能力, 然而不同的网络结构对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不同。例如, 在研究日本九州、长野、滨松的区域产业集群时, 通过平均路径长度和聚集系数来刻画集群网络结构, 得出创新网络结构及网络中资源和知识的通道是影响创新集群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2];进而有学者将平均最短路径长度和聚集系数作为影响创新集群能力的变量, 探析其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3];此外将网络分析方法融入理论探究, 从实践中得出结论:产业集群中若各组成员之间具备中等程度的关联性、中等程度的异质性、中等程度的控制水平, 则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将会更强。[4]

现阶段, 集群网络的研究以传统产业集群与高兴技术产业集群为主, 在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企业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不完善, 缺乏对集群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

2 集群创新网络模型及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2.1 集群创新网络模型

创新网络最早是为了应付系统性创新的现代网络信息技术, 其不断地发展推动了集群创新网络的出现, 进而推动了集群创新网络模型的出现。集群创新网络是一个创新系统, 包含辅助网络和核心网络两部分, 核心企业是网络核心和创新主体, 中介机构、政府部门、大学和科研机构是辅助网络。这些不同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共同作用于集群的发展。

创新是集群创新网络的关键, 创新人才是集群创新网络的创新主体, 创新人才由“高创造力的核心群体”和“创造性职业从业人员”两部分组成。创新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作为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的主体, 成为集群创新网络创新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有机结合, 不断创造出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 并以企业为载体, 将这些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投入市场, 实现经济效益。

2.2 产业集群创新能力

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是一项技术性强、创新要求高的综合性项目, 其形成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 产业所在地的经济基础或技术资源配置是其内部影响因素;另一方面, 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条件是其外部重要影响因素。科学、合理有效的分析和评价集群创新能力, 是企业长期立足于市场经济中并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有利于企业进一步了解创新的重要性, 从根本上认识自身的发展状况与创新能力。进而从实际出发, 制定合理的创新战略, 不断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以实现社会和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

2.2.1 知识流动能力

知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知识流动能力是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技术合作、技术转移和外国直接投资三个指标衡量, 其流动水平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因此, 提高知识流动水平有利于提高科技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知识流动能力有效地促进了创新能力朝着系统性方向发展。

2.2.2 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作为集群创新的主体, 其创新能力是集群创新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表现在企业本身技术方面的创新性和先进性, 由创新能力、R&D能力、科研机构和人员素质四个指标来衡量。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长期健康发展, 就必须积极迎合市场需求, 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商品投入市场, 实现产品的创新价值。

2.2.3 创新环境

当知识流动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条件下, 环境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就显得至关重要。良好的创新环境氛围有利于提升集群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 因此, 一个企业要想提升创新能力, 除了提高知识流动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 还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氛围, 以最终提升整个企业的集群创新能力。

2.2.4 创新经济绩效

产业集群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 实现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新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方面, 创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 创新又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其经济绩效可以由宏观经济、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企业发展情况三个指标来衡量, 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效益。

2.3 集群创新网络模型及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模型及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性的复杂过程, 是在上述理论认识的基础上, 进一步认识不同的网络节点在创新能力的运用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影响程度, 并与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现状相结合, 从实际出发, 以科学性、完备性以及可操作性为原则, 以创新主体网络、创新支撑网络和创新环境网络为要素, 构建集群创新网络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主要是由四个一级指标和十四个二级指标共同组成。

湖南邵东打火机产业集群在短短十几年间, 从无到有, 快速发展成为一个市场份额占全球产量60%以上, 极大地推动了邵东县域经济的发展。下面以邵东打火机产业集群为研究样本, 运用模糊评价法对该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进行评价, 其中评价数据通过专家评分法获得。

2.3.1 确定各权重指标

首先, 将一级指标列出, 进行模糊评价, 在表3的基础上, 设计调查问卷, 请10位专家给每个指标评分, 同时在每一层次上确定指标间的相对比重。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 并结合相关资料, 得出各因素的权重:

X1指标系统:W1= (0.063, 0.100, 0.626, 0.301)

X2指标系统:W2= (0.455, 0.263, 0.141, 0.141)

X3指标系统:W3= (0.788, 0.153, 0.029, 0.030)

X4指标系统:W4= (0.230, 0.122, 0.648)

2.3.2 综合评价

(1) 通过问卷调查, 得到模糊评价矩阵R, 根据B=W×R, 得出指标层综合评价结果:

(2) 对各指标层进行评价, 得到准则层指标权重结果:

由S=W×B得到:

(3) 最后得出目标层综合评价M=S×D, 其中D为加权向量赋值, D= (100, 80, 60, 40, 20) 。由上述数据得邵东打火机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评价结果为M=56.108。数据表明, 当前打火机产业集群创新能力仅为一般, 主要依靠人力资源优势、低价格占领市场。在以后的集群过程中, 应当合理利用各种创新资源, 重点提高技术创新, 加强产业合作, 营造良好的集群发展环境, 进一步提升该集群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更是一个企业积极进取、追求进步的精神状态和保持发展活力的重要源泉。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 企业不断注入创新因素, 推动了集群创新网络技术的出现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 集群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经济的发展, 提升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 走有企业特色的集群创新之路, 从根本上提高集群创新网络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提升国民经济水平。

摘要：正确分析和评价集群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 对提高企业的整体创新水平、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现状, 构建了集群创新网络模型及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以实例验证了这一评价方法的合理性。

关键词：集群创新网络,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何亚琼, 秦沛.一种新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视角——区域创新网络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6) .

[2]盈利.创业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硕士论文, 2008.

[3]余晓泓.创意产业集群模块化网络组织创新机制研究[J].经济与管理, 2010 (8) .

网络科技创新 篇8

所谓企业创新网络,就是在创新过程中围绕企业形成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合作关系的总体结构[1]。在企业创新网络中,受到企业资源、能力、机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整个网络的网络主体规模,网络关系数量、结构因此不断变化,内涵逐渐丰富,从而使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呈现不同的特点。然而,在探讨这些主导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因素问题上,不同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Gulati(1998)认为在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中,初始条件即企业所嵌入其中的关系网络,从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企业建构新的网络关系的决策,甚至影响着企业创新网络进化的全过程[2]。在Hite和Hesterly(2001)的研究中,他们提出包括人际关系、双边经济互动和社会资本在内的社会性要素是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决定性要素[3]。与上述学者比较抽象的理论诠释不同,一些学者将网络能力的概念引入到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研究中来,认为企业的网络能力对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网络能力直接影响着网络合作关系成功的可能性和组织间信任和承诺水平[4]。

从资源观理论来看,企业加入企业创新网络的根本动因是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是企业运用“能力”追逐资源、组合资源以获取竞争优势的结果。因此,网络能力的概念的提出为研究企业创新网络演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网络能力与企业创新网络

1.1网络能力的内涵在企业创新网络的实践中,由于并不是拥有互补资源的企业之间就能建立起有效的关系网络,有些企业网络研究领域的学者注意到了嵌入到企业网络中企业拥有的某些特殊能力。例如网络能力(Ritter,2002)[5]、战略网络能力(Hagedoorn et.al,2006)[6]、关系能力(Collins&Hitt,2006)[7]等等。尽管这些学者提出的能力具有不同的名称,但都为企业所拥有。更为重要的是都是基于企业所嵌入的企业网络的特殊形态或特征,成为企业在网络环境下建立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的能力。唯有Kogut(2000)[8]提出了嵌入在企业间网络的组织拥有一种基于关系网络的能力,利用这种能力,企业能够获得经济租金并增加企业价值的观点,将资源观引入社会网络研究领域。

本文采用网络能力的说法,借鉴Kogut(2000)的研究成果,将其界定为网络中的企业所具有的集聚、整合和配置网络资源以提高网络绩效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能力,其本质就在于通过寻求和运用网络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

1.2网络能力与网络演化根据网络能力的定义,从其目标来看,企业网络能力是集聚、整合和配置网络资源以提高网络绩效和获得竞争优势;从其过程来看,能力填补了意图与结果之间的差距,网络能力保证了网络关系的成功构建,使得网络主体的资源需求得以实现。一般来说,可以用网络构想能力、网络角色管理能力和网络关系组合能力来概括企业的网络能力。网络构想能力主要是指企业对外部网络关系的战略识别能力和发展网络关系的规划能力。网络构想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发现加入新的网络组织的机会,消除企业“锁定”某一网络组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预见竞争者、主要顾客、供应商等关联因素影响企业自身战略的变化,找出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机会、资源和能力。因此企业的网络构想能力影响着网络关系的形成;角色管理能力主要指企业在网络组织中创造、维持企业的地位角色,同时与网络内其他成员组织合作完成具体的项目或任务的能力;而关系组合能力则着眼于把企业与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的网络关系看成是资源和能力的组合,通过组合来发挥协同效应,提高企业的能力,而不再是停留在按照合约来履行规定的职能。从网络演化的角度看,网络角色管理能力和关系组合能力影响着网络关系的发展、维护,并决定了关系解体的风险。

2模型设定

“虫口模型”由美国数学家May.R(1976)[9]在1976年提出,是无世代交叠单一生物种群系统演化的典型模型。模型假定有某种昆虫在不存在世代交叠的情况下,即每年夏天成虫产卵后全部死亡,第二年春天每个虫卵孵化出一个虫子。设第n年的虫子数目为Xn,则显然第n+1年的虫子数目Xn+1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设每只虫子产卵数,即增殖系数为α,则增殖数为αXn;另一方面,由于争夺有限的食物和生存空间导致虫子间互相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又会使虫口减少,设减少数与Xn2成正比,系数为β,则减少数为βXn2。因此第n+1的虫口数目为:

令Xn=αXn/β,则式(1)可化为:

式中:

Xn———第n年的虫口数;

Xn+1———第n+1年的虫口数;

λ———控制参量。

式中各参量的取值范围为:n∈[1,∞];Xn∈[0,1];λ∈[1,4]。

模型中,假定虫口环境所能支撑的虫口数量上限为N0,且N0叟1。第n年虫口数为Nn,则Nn=Nn/N0为第n年的相对虫口数。显然,1就是最大虫口数目,故Xn不能大于1。虫口模型要求λ∈[1,4]是因为在λ>4时会出现发散现象,方程就将失去意义。

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与生物种群的繁衍过程极具相似性。在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中,在网络能力的作用下,从两个或多企业建立网络关系开始,网络中的网络主体逐渐增加,网络关系日趋复杂和紧密,并伴随着网络主体的新老更替和网络关系的消亡、重建。因为更加具有网络竞争优势的企业会取代原有的网络主体,而特定网络关系则随着资源互补和系统性的消失而消亡,被新的网络关系所取代。同时,企业创新网络的规模也不会无限制增长,因为一方面规模的增长必将导致网络关系更加复杂,网络治理的难度也随之上升,从而降低网络效率;另一方面,在网络关系的不断重构中,具有更强的资源互补性和系统性的企业群落会形成更紧密地子网,最终为了实现更高的网络效率而脱离现有网络,从而衍生出新的企业创新网络[10]。

因此,可以用式(2)的虫口模型来模拟企业创新网络中网络关系和网络主体规模的演化。

式中Xn———第n年的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数量;Xn+1———第n+1年的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数量;λ———创新网络的集聚能力系数,反映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

从国内外企业创新网络的发展实践来看,在企业创新网络形成的初始时刻,网络能力主要存在于一个大的核心企业之中,核心企业利用这种网络能力聚集相关的网络主体,结成网络关系。例如丰田公司对丰田创新网络的聚集作用、惠普公司对于硅谷的聚集作用等等。因此,我们设定企业创新网络形成初始时刻的企业主体和网络关系为1。企业创新网络中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数量没有一个确定的值,但考虑到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无限扩大会导致网络治理效率的下降,甚至最终导致网络的消亡,我们不妨假设最大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数量为10000。这样,在虫口模型中N0=0.0001。

3仿真与分析

在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时,我们根据λ的不同输出五个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模拟图,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3.1当λ=1时,即企业创新网络的集聚能力系数较低时,企业创新网络演化过程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当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集聚能力系数较低时,企业创新网络几乎不能聚集一定数量的网络主体并形成一定数量的网络关系。这样的企业创新网络主要是由于萌芽时期的核心企业网络能力较差,聚集能力弱,就不能吸引外围企业加入到网络中来,则企业创新网络就会走向夭折。从更普遍的意义来说,在企业创新网络的整个演化过程中,网络集聚能力弱的企业网络将无法形成紧密的网络关系,网络结构也呈现松散的状态。因此企业创新网络的稳定性较差,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很容易因外来事件的干扰和破坏而走向解体。

3.2当λ=1.5、λ=2及λ=2.5时,随着企业创新网络集聚能力系数的提高,企业创新网络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

图2的仿真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强的情况下,随着集聚能力系数的提高,企业创新网络聚集网络主体和结成网络关系的速度和数量逐渐提高,最终都演化成一个稳定的企业网络。当然,这里所谓的“稳定”,并不是说企业网络中的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是静态的,而是指在大量企业的不断进出,网络关系不断建立、撤销、重构的动态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整体上的动态稳定。即:在网络主体的个体层面,网络是变动的;在网络整体层面,网络是稳定的。

3.3当λ=3即企业创新网络集聚能力系数的更高时,核心企业聚集网络主体和建立网络关系的速度更快、规模更高。企业创新网络演化过程如图3所示。

图3的仿真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网络集聚能力系数更强的条件下,核心企业能够迅速吸引大量企业加入企业创新网络,形成范围更广的网络关系,企业网络规模迅速扩大。由于大量的网络主体迅速形成企业网络,网络关系建立和重构的速度变快,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缺乏稳定性,随着集聚能力的进一步增大,极有可能形成分叉的阶段,有可能继续走向成熟,也有可能走向衰退。我们也可以从核心企业对企业创新网络的控制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振荡现象。一般而言,在企业创新网络中,企业的成长是借助网络环境和核心企业的优势逐步建立自身优势的动态过程,核心企业协调着网络中所有企业的创新活动[11]。而核心企业在确定合作项目、建立网络关系时,可能会选择一定数量的、特定的网络主体,从而造成网络关系随着核心企业合作项目的变化不断重构,从而在导致网络关系和网络主体的规模出现震荡现象。

3.4当λ=3.5即网络集聚能力系数很强时,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仿真结果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出,当λ=3.5时企业创新网络形成的规模比λ=3时的规模更大,形成的速度更快,但网络的震荡现象也更加明显,企业创新网络的稳定性更差。这说明当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集聚能力很强、或者说核心企业的网络能力很强时,一方面能够加快企业创新网络的形成速度,另一方面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迅速增加增强了企业创新网络的复杂性,提高了企业创新网络的治理难度。同时也说明核心企业对企业创新网络的高度控制使网络容易受到核心企业的高度影响。在λ=4时这种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图5)。

4结论

本研究从网络能力的角度构建了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仿真模型。仿真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企业创新网络的集聚能力尤其是核心企业的网络能力太弱或太强,对于企业创新网络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如果集聚能力过低,企业创新网络将失去聚集功能,网络关系和网络主体的规模成长缓慢,整个企业创新网络也将逐渐失去网络化创新功能而走向消亡。而集聚能力太强虽然会迅速提高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规模,但容易导致企业创新网络的高度震荡,网络的稳定性恶化,治理难度提高,创新效率也将随之下降。

同时,仿真结果对企业创新网络的实践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在构建企业创新网络时,应该围绕具有较强网络能力的核心企业,最好从具有产业相关新的产业集群出发来构建。以便快速集聚一定数量的网络主体,在网络主体间形成网络关系,促进网络创新活动的开展。但随着企业创新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应该通过政策协调实现企业间网络能力的相对平衡,以保证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相对稳定。

摘要：借助计算机仿真技术和虫口模型,从网络能力的视角刻画了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仿真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太弱则难以形成有效的企业网络,太强虽然有利于企业网络的形成,但也会带来网络稳定性差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应根据网络演化的进程适时协调网络能力的平衡。

网络科技创新 篇9

一、科技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1. 科技档案整合不足。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科技档案的数量日益激增, 但由于没有统一的管理规范, 造成科技档案的保存和管理更加分散, 使得科技档案的整合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此外, 不同的科技档案管理部门在开发利用科技档案时, 由于管理档案的系统软件、数据库类型、网络拓扑结构等不尽相同, 也使得科技档案管理部门之间的资源整合无法实现, 更无法进行网络互通、资源共享。大多数科技档案管理部门处于信息孤岛的状态, 对科技档案的开发和利用造成不利影响。

2. 科技档案开发利用制度不完善。

部分科技档案管理部门创建了内部档案开发利用规章制度, 但这些规章制度大多数是结合某个企业或组织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虽然在运作管理中逐渐成熟规范, 但始终无法作为一个行业的总体科技档案开发利用规范。目前, 我国科技档案开发利用的相关研究并不深入, 国家出台的科技档案开发利用规范只是简单对其进行规定, 对于真正的开发利用缺乏指导意义。因此, 导致无法对科技档案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完善的资源平台, 使得科技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得不到良性发展。

二、传统科技档案服务模式的优化

1. 视听传播服务。

科技档案视听传播服务本质是由科技档案管理部门将传统的纸质信息服务模式,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 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介进行资源共享和传播。用户可以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来实现对科技档案资源服务的各项需求, 以视听的方式来掌握和了解科技档案资源信息。科技档案视听传播服务模式能够引起社会公众对于科技档案的认识和了解, 从多个方面提高群众主动利用科技档案的思想意识, 用户也可以将实际需求转化为利用行为。科技档案视听传播服务模式是基于社会信息化飞速发展而形成的创新利用渠道, 能够使得科技档案管理部门充分利用网络优势, 不断拓展科技档案服务的新途径。

2. 网络咨询服务。

科技档案网络咨询服务也是基于互联网提出的创新服务形式。基于现代网络环境下, 用户对科技档案的各种需求可以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向科技档案管理部门提出咨询和需求, 科技档案管理部门为其提供一对一网络解答服务, 为用户提供其需要的科技档案。用户也不需要到科技档案管理部门亲自查阅, 可以通过即时通信的方式得到所需信息, 为用户的查询需求带来了更大的方便, 使用户提出的科技档案需求不再受到任何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提高了用户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部门协作服务。

科技档案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 能够为用户提供高效、便捷和快速的服务。多个科技档案管理部门相互联通, 与企业、高校等机构之间建立协作网络, 充分满足不同用户的科技档案需求, 用户在查询需要的科技档案时, 还能够了解该学科科技的最新信息和学术成果。通过现代通信技术, 在科技档案管理部门之间构建完善的交流共享平台, 保证用户能够及时获取到需要的科技档案, 有效提高了科技档案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效率。如果单个科技档案管理部门对科技档案进行收集和管理, 即使追求最全面的信息收集, 还是无法将各个领域的科技档案集中管理, 构建科技档案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网络, 能够将每个部门的最大优势充分发挥。

三、网络环境下科技档案创新服务模式的构建

1. 用户自助创新服务。

科技档案用户自助创新服务模式属于单向服务模式的一种, 用户根据自身对科技档案的实际需求, 通过访问科技档案信息化平台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从而得到自身的信息需求。用户可以通过计算机终端登录到科技档案信息化系统中, 通过完善的信息检索界面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自助检索查询服务。用户能够查阅到不同科技档案管理部门之间整合的信息资源, 包括科技档案的完整目录、科技档案数据、科技档案文献等。通过这种用户自助创新服务模式, 能够得到比在任何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中得到的科技档案更加准确可靠, 专业可信。

2. 资源专题创新服务。

科技档案资源专题服务是由科技档案管理部门确定科技档案需求, 从科技档案中查询手机与其相关的信息资源, 形成科技档案专题, 为用户提供服务。科技档案专题服务要时刻注意与其相关的最新科技动态, 同时要收集过去与科技专题相关的信息资源。科技档案专题服务要针对某一专题进行长期的定向跟踪收集整理, 随时及时了解用户对科技档案专题的使用效果和建议, 通过统计分析客户的实际需求调整科技档案专题服务策略和方法, 科技档案专题服务属于我国科技档案管理服务的创新模式, 能够不断深入挖掘更深层的科技档案, 发挥其内在的真正价值, 科技档案专题服务应该向主动服务转变, 使社会群众能够真正享受到科技档案专题服务。

3. 个性化定制创新服务。

网络科技创新 篇10

此次“规定”中对于侵权行为的界定趋于严格以及对互联网避风港原则适用范围的缩小化, 或许长期来看将构成与互联网发展趋势相反的制度约束。

观察“规定”可以看出, 在对侵权的认定上, 尽管一方面解放了搜索引擎的侵权风险, 例如对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的“网页快照、缩略图等并向公众提供的应当认定其构成提供行为, 但允许合理使用”, 但是另一方面却对基于用户的内容分享网络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 例如对网络用户上传他人拥有权利的作品, 只要是“置于向公众开放的信息网络中, 使公众可以以下载、浏览或者其它方式获得的”即可认定为侵权行为。

这种规定显然对于正在日益蓬勃发展的社交网络, 尤其是以内容分享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来说并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中国司法当局应该认识到, 互联网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以社交分享为主要模式的新时期, 大部分人需要拥有的是获取知识的自由和分享知识的自由, 而不是被置于随时随地侵权控诉的阴影之下。

因为对于大部分网络用户来说,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在绝大部分时间, 他们只是一个内容的浏览者和分享者, 而不是一个内容的生产者。那么在浏览和分享的时候, 作为个体来说, 其获得一个作品的版权许可的行为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实际中几乎不可能, 那么严格地对网络用户行为进行司法管制只能造成巨大的数字鸿沟。

也就是说在非互联网领域,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性缺失以及并不具备的个人对个人的知识产权交易有效市场情景下, 对网络侵权行为的严格管制的结果之一则是以个人用户为基础的内容分享社交应用创新受到进一步抑制。

另一方面, “规定”并没有注意到互联网经济的免费经济特征所具有的注意力外部性经济收益。互联网发展实践已经证明, 大部分的所谓侵权行为对于当事人来说, 恐怕是一种巨大的收益益, , 而而不是损失。

其实在互联网大国的美国, 网络版权保护司法实践也是慎之又慎, 这是因为, 人们普遍担心, 相比版权保护所带来的利益, 失去获取和分享知识的自由所产生的损失可能进一步加剧既有的数字鸿沟, 从而使得更多的弱势群体成为信息化背景下的“数字孤儿”。

监管规范创新　构建和谐网络 篇11

当今，互联网的发展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其发展之快、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国互联网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趋势和特点：

第一，发展速度非常快。截止到今年6月底，全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1.62亿人，比2000年同期增加了3900万人，增长率达到了31.7%，普及率达到了12.3%，同比提高近3个百分点。宽带网民数达到1.22亿，以手机为终端的无线网民达4430万，互联网带宽总量已经达到312G。

第二，创新十分活跃。网络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下一代网络技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取得重大突破，下一代互联网市场工程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网络信息资源结合各种应用日趋丰富。在早期的电子邮件、网站下载之后，以互联网为手段的通讯、电子政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网络金融、社会服务等业务日新月异，搜索引擎、即时通讯、在线娱乐、音视频等方面也得到快速发展。

第三，渗透应用广泛。互联网以及网络的开放性、技术的渗透性、信息传播的交互性，能够与人类生活、生产紧密相连，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第四，影响日益突出。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影响不断扩大。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严峻挑战，网络攻击、并购传播、网络犯罪、有害不良信息泛滥等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对社会稳定、对文明群众的切身利益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第五，网络环境明显改善。近年来针对互联网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了阳光绿色网络工程，大力倡导绿色网络文化建设，网络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为互联网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10年来，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已经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互联网在发展中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发展与管理并重，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中国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使信息技术、信息资源更好地造福于社会。

一、要抓住历史机遇，推进互联网又快又好地发展。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认真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加快互联网发展步伐。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进一步扩大网络覆盖面，优化网络结构，提高网络性能，特别是要加快互联网向农村的发展步伐，缩小数字鸿沟，力争“十一五”末实现乡乡能上网的目标。

二、要加强技术创新以及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国内互联网企业要大力坚持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和商务模式的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努力突破关键技术，掌握更多的知识产权，积极开发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业务，延伸和拓展互联网产业价值链，推动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渗透的广度和深度。要从政策标准制订、市场监管、资源配置等方面加大支持创新力度。物色、推动IPTV、手机电视等融合性业务的发展。

三、要大兴网络文明之风，扎实推进中国网络文化建设。要加强正面引导，倡导绿色网络文化，努力建设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管理高效的网络，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要大兴网络文明之风，扎实推进中国网络文化建设。

四、要加大行业管理。行业管理部门要主动适应业务发展趋势和要求，进一步强化互联网行业管理，扎实做好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制订，完善网络备案管理，加强技术保障能力建设等基础性管理，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继续深入推进阳光绿色工程。加强绿色上网过滤软件推广应用，着力推出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业务和绿色网站，净化网络环境。

五、要进一步发挥中国互联网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全球性特征，使得行业之内加强互联网管理，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非常明显。中国互联网协会等中介组织，社会团体，要进一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引导和督促国内互联网企业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共同维护好市场秩序。

网络科技创新 篇12

现代企业创新行为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单个企业不可能在其内部获得创新所需的全部知识及所有资源,特定信息、知识、资源需要逐步共享,且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专业分工向纵深发展,技术研发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创新周期缩短,创新成本和技术复杂性增加,企业主体间联系和依赖加强,企业必须从封闭式独立创新走向开放式协同创新,创新模式也要求从简单的线性模式向交互作用模式或网络模式演化,创新网络应运而生,并被认为是企业适应市场竞争变化,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必然选择。

1 传统治理机制在网络治理中的局限性

企业创新网络是由多个企业及其相关组织(大学、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在交互式作用中建立起来的,以知识交流、共享为基础,以激发或促进创新为目标,松散耦合的动态开放新型技术创新合作组织[1]。王大洲(2001)认为,企业创新网络的运行需要解决三个困境:其一,如何激励网络成员分享知识,并防止知识外溢给网络外部竞争对手?其二,如何防止搭便车行为?其三,如何降低发现、评估和转移各种知识尤其是难言知识的成本[2]?这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创新网络进行治理的问题。

在传统的治理机制中,市场与科层是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治理机制。市场治理的机制是“价格机制”,层级治理的机制是“命令机制”,网络治理机制的本质是成员间的互动、协调及资源的整合。网络是介于科层与市场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但由于网络内的组织都是独立的法律实体,因此传统的科层治理的命令机制受到限制;网络内的组织又在为获取协同效应相互联系,因此市场治理的价格机制很难奏效。威廉姆森富有远见的提出,治理机制包括层级机制、市场机制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机制”,当交易双方没有资产依赖性时,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治理机制,随着资产依赖性的逐渐增加,治理机制依次从混合制转向科层制[3]。遗憾的是威廉姆森没有对“混合制”作出深入的解释,但“混合制”的存在明显标志着科层与市场两种治理机制的不足。本文认为这种不足体现在对实践中创新组织形态的动态演化和学理上社会网络嵌入性的忽略。创新组织形态从单个企业发展到跨越组织边界甚至国界,网络化的组织形态对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社会网络嵌入性要求重视经济活动的社会本质,必须将信任、声誉等纳入到可行治理机制中去。

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野里,网络被看作一种治理方式,人们致力于解释各种替代的治理形式如层级、网络、市场等的相对效率及其经济合理性。但这种方法假定机会主义是一种标准的行为方式,并隐含地将每次交易看作孤立发生的事件,没有认识到任何交易都嵌入在此前关系的历史和更广泛的关系网络之中[4]。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而自利的,很少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也主张不论在早期社会或现代社会,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与制度,可以从理性与独立个人的自利动机中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但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对称信息只是一个假设;商业关系与社会关系互相浸润,尤其是商场精英间的纽带无处不在,在中国尤甚。

2 创新网络治理机制的制度释义

治理的本质含义是对社会、经济系统内各种关系的协调,具体可分为结构观、过程观和制度观等三种视角,治理“结构观”侧重于系统内主体的权力结构安排,“过程观”依赖于情境的系统协调过程,“制度观”指系统主体间协调所遵循的各种规则,即治理机制[5]。威廉姆森将治理机制定义为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一次交易或一组相关交易得以完成。青木昌彦的制度观认为制度是博弈参与人在博弈规则下的策略均衡,制度既可以是内生的也可以是外生的[6],所以制度不一定都是外在“设计”的。当网络治理中特有的关系影响到经济主体决策行为时,他就是某种制度的体现[7]。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以使机会主义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从而达到约束的目的。但契约具有不完备性,而且在网络组织中,对于被治理的对象而言,并非多数情况下都涉及权力的控制问题,而是成员之间通过合作性的协作方式,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7]。信任、互惠、声誉、文化等能够使公司在治理网络关系时减少对契约与股权治理结构的依赖。格兰诺维特指出,制度设计并不产生信任,而是取代信任,唯一能产生信任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有学者对社会网络嵌入视角下的信任机制、声誉机制与互惠机制等有不同的归类方法,如非正式制度安排、关系契约、非正式规则等。笔者认为信任可以作为一种“内生制度”在创新网络治理机制中担当角色,内生动力是组织效率提升的自适应过程。尽管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思想是被格兰诺维特作为“低度社会化”批判的对象,但在博弈均衡制度观下似乎是可以调和的,正如青木昌彦所言“对制度的定义无所谓正确与否,只是体现了理论家的偏好”。这种内生性的制度和外在设计的制度共同作用于创新网络的治理,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3 基于社会网络嵌入性的创新网络治理机制

3.1 社会网络嵌入性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经济史学家波拉尼提出。他认为人类经济活动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1985年,格拉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从此以后,“嵌入性”视角得到广泛重视,并成为目前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格拉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的核心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8]。社会网络分析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性限制来解释行为,而不是行动者的内在驱力。

格拉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理论的经典分析框架: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框架。结构嵌入性从网络成员间相互联系的总体性结构出发,强调网络的整体功能和结构以及网络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在结构嵌入性研究中,博特提出的“结构洞”观点认为,企业在网络中拥有的结构洞的数量越多,企业在整个信息传递网络中占据的位置越有利[9]。关系嵌入性的研究视角集中于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它是以双边交易的质量为基础,表现为交易双方重视彼此间的需要与目标的程度,以及在信用、信任和信息共享上所展示的行为[10]。行为主体间的紧密程度、信任、合作规范、对未来价值的预期以及通过资源交换、组合参与知识创造的动机对企业当前的经济绩效和未来合作都有直接影响[11]。

3.2 结构嵌入与创新网络治理

结构嵌入是网络整体结构和布局,以及这些结构怎样影响行为结果。作为一种更为有效的网络成员间的信息传播方式,结构嵌入可以看作成员间双边共同合约相互连接的扩展,这意味着网络内除了双边关系,还与第三方有同样的关系。这使得网络内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连接,并形成以系统性的关联结构。因此,成员行为会受声誉机制的控制,成员间不愿意相互欺骗,因为这个成员与共同的第三方成员相联系,这些共同的联系会影响到他们的行动。通过第三者间接联系可以发挥信息通道的作用,成为一种阻止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当共同的第三者与其他两个合作者建立了可信任的关系,通过这些社会关系可以传递可信的信息,并通过这些社会联系流动,通过共同的第三者提供的经验信息,合作双方可以对彼此有更好的了解和评估。一个企业如果存在欺骗行为,将很快会通过网络传播开来,其它网络成员会重新评估这个合作者,并在未来不会信任这个合作者,潜在的制裁包括失去交易的机会和良好的声誉。失去信任带来的损失阻止了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持续的互动关系,企业不仅仅能够彼此了解对方,而且能发展出共同的行动标准以及基于知识的信任。

琼斯认为,结构嵌入包含着四个主要因素:宏观文化、限制性进入、声誉与集体许可。结构嵌入的四个因素对网络治理机制具有综合的作用。宏观文化是指一个在思想、价值、产业特色、职业知识上广泛共享,并能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指导网络成员的行动与创造特征性的行为,此外,宏观文化还是成员间交流的特色语言与原则的隐喻理解的桥梁,是意识形态、价值领域上整合的前提,文化因素上的默认越多,则互动的频率就越高;限制性进入可减少协调成本,合作伙伴的选择性吸纳保证了网络内部的高融合度和协调性,这将增大行动者之间协调的动机与能力;这里的声誉指一个人的特征、技能信任度及其它重要属性,它通过提供关于个人意愿度与信任度的信息来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增强集体或个体间合作的有效性;集体许可通过展示违背集团的价值、准则与目标的结果来定义和强化可接受行为的参数,以保护成员间的互动环境,同时,集体通过惩罚低效的组织成员以促进合作效率[12]。所以,结构嵌入对网络治理中交易的协调与维护具有关键作用。

3.3 关系嵌入与创新网络治理

关系嵌入性的研究视角集中于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以双边交易质量为基础。作为社会网络研究中一个核心变量,关系强度反映了特定关系的双方通过该关系进行传递的信息量[9],以关系强度为标准,关系可以被区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在弱关系构成的开放性社会网络中,由于存在着结构洞效应,企业可在相应结构洞中建立起其经纪人地位,通过广泛的信息桥接与获取来取得伯特租金[13]。创新网络的本质是知识创造,组织通过知识扩散和共享实现创新。知识共享应包含两个方面:隐性知识的社会化和显性知识的内在化[14]。隐形知识的流动是网络成员间共享经验与观点的过程,需要成员间通过感性经验交流,而不是靠书面交流获取难以用文字表达的知识。关于知识流动的“溢出与集体学习”(Spillovers and Collective Learning,SCL)视角认为,知识扩散由于地理临近性、信任关系与地方社会文化背景的同一性而变得容易。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弱关系在知识转移中的作用。兰卡斯特认为弱联结可以传递新鲜或异质性信息和知识[15]。社会网络中的弱联结使得网络成员具有广泛的多样性,从而不被固定的角色限制,更易进行探索式学习[16]。正如Bidault和Fisher所指出的,技术的特殊属性决定需要设计一种特殊的形式来实现其交易,这种组织形式要求建立一种特殊的企业间“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市场机制中纯粹的“买卖关系”,也不同于企业的内部“层级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之上,长期合作、相互沟通、彼此信任、共担风险、合理划分收益的介于纯组织和纯市场之间的交易方式即网络化交易[17]。

在强关系中存在着关系成员企业间的高度相互信任和互惠程度,构建起高度的情感契约水平,可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从而在特定关系中产生由于交易成本降低而带来的经济性,即产生科尔曼租金[13]。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成本及道德风险,网络成员必须采取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双方的合作经验决定了成员间的交易是一次性交易还是重复交易,对于建立起信任关系的企业而言,在未来的合作中,企业可以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无需再花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去获取对方的信息;其次,在合作过程中,信任可以使成员间降低监督费用,从而释放更多的资源去从事创新活动;此外,信任能增加合作关系的灵活性,环境变化时,合作各方对环境变化后果的判断不一致及相互猜疑将延误决策调整的最佳时机,使合作利益受损,而较高程度的信任有利于推动决策的迅速达成。

4 结论

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和集体学习机制奠定了创新网络在应对现代创新复杂化中的优势地位,但创新网络的优势能否真正发挥取决于对网络的治理。在治理研究中,囿于威廉姆森对治理机制的经典分析,经济活动的社会本质仅仅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等一直被淡化或边缘化,本文通过博弈均衡制度观,将经济活动的社会性作为一种内生的制度与那些外在设计的制度共同视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同”(如同事、同学、同乡)与“缘”(如血缘、姻缘、地缘)的情意成分无需忽略,信任、声誉、文化等都可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借助新经济社会学大家---格兰诺维特的经典分析框架,从结构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社会网络嵌入与创新网络治理机制的关系,在以后的研究中将通过实证研究来尝试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