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家

技术哲学家（精选12篇）

技术哲学家 篇1

北京市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wn828@126.com

一百多年来, 众多的技术哲学家们都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技术?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的立场, 但都从自己的视角思考着、探寻着技术的本质。下面这三位技术哲学家就给出了既有趣、又值得深思的回答。

美国技术哲学家伊德讲述过一个幽默故事:一个教授宣布他发明了一种“完美阅读机器”, 这种机器可以把书页扫描下来, 然后拿给你看, 并且朗读它们。人们一下子就发觉, 这个“完美阅读机器”不过相当于把我们扔进图书馆里, 和人们自己阅读图书没什么两样。其实, 伊德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技术:只有能使人们自己的身体能力和原有经验得到提升和放大的技术才是好的技术, 伊德把它叫做技术的“放大效应”。而像这个“完美阅读机器”, 不过是直接复制了人自身的能力, 就不是一种好的技术, 是不会引起人们关注的。

在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的过程中, 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 虽然用了电子白板, 但仍然以书写为主, 那岂不是把白板当成了黑板用?用了多媒体课件, 但整堂课下来都只是播放视频让学生看, 那多媒体岂不是变成了DVD?“黑板搬家”、“电视搬家”说的正是这一类现象, 在应用新技术时依然重复着原有技术的功能, 没有发挥新技术的优势。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在课堂上引入信息技术时, 必须考虑一下, 这个技术能不能使学生的身体能力和原有经验得到提升, 否则它的意义就不大。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从技术政治学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一种“技术批判理论”。芬伯格对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他看来, 在教育中一种好的技术应该是用来加强个体交往而不是用来强化中央控制的。这倒是说出了信息技术应用于课堂的一个真理:在课堂上的信息技术应该是加强师生交互而不是强化教师灌输的。那种在课堂上无视师生、生生交流, 只把课件当作信息灌输容器的教学, 即使信息量再大, 也只能把课堂从“人灌”变成“电灌”。而只有注重课堂交互, 才能使教学“以人为本”, 这样的技术才是好的技术。

西班牙技术哲学家奥尔特加则为我们揭示了技术的另一个“迷人的秘密”, 在他看来, 好的技术是用来“省劲儿”的, 也就是使人们尽可能费最少的“劲儿”来满足需求, 或是用来躲避不得不做之事 (这些事让我们在工作中不停地忙活) 的手段。若把这个观点移植到信息技术教育中, 还颇有几分道理, 你看, 现在教师们上课使用的课件, 教案、学案的电子化, 难道不是为了省却年复一年的重复劳动吗?从这个意义上, 信息技术确实为教师的教学工作“省了劲儿”。

但是且慢, 在奥尔特加看来, “省劲儿”只是“正面”来看技术, 它还存在“反面”的谜, 那就是为了“省劲儿”, 我们不得不去“费劲儿”, 甚至要“费好大劲儿”去“省劲儿”。对教师制作课件时间的统计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教师为了制作一节课的课件, 通常要花去数倍于一节课的时间, 这就值得我们考虑一下了。循着奥尔特加的思路, 我们不妨问问自己:我们在信息技术教学应用上的投入与回报成正比吗?我们“用的劲儿”合理吗?是不是“费好大劲儿”去用那些不切实际、投入过高的技术?其实, 奥尔特加“费好大劲儿”告诫我们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您在教学中理性应用技术了吗?

在上面三位流派不同、观点各异的技术哲学家看来, 好的技术一定是有“放大效应”的, 能加强个体交往的, “省劲儿”的。放之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环境中, 是否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呢?

技术哲学家 篇2

2012 年

春

季学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辩证法概论》）试题

一、辨析题（每小题10分，共40分）

1.科学即是通过逻辑和实验发现自然规律，正是逻辑的合理性和科学事实的客观性保证了科学理论的正确性。

3．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当一个科学理论被某个实验证实时，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

3．与科学的普适性相比技术具有更强的地方性或民族性，因此，在技术活动中更应该强调其与社会的兼容性。

4．对于科学家来说科学成果的优先权是其获得同行承认和学术地位的重要标识，因此，学者们需要对自己的科学成果进行保密以防范他人剽窃。

二、材料分析题（25分）

材料一：2012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3月23日起在科技部网站公示，其中，国家烟草专卖局推荐的“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出现在国家科技进步奖轻工评审组中。公示材料称该研究成果的应用，“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适应性，近三年累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735.74亿元，新增利税1421.8043亿元”。引发热议，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10年来，烟草行业已陆续有7项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申请人谢剑平因长期从事烟草化学、烟草香料和卷烟降焦减害的应用研究工作，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院士，被舆论称为“烟草院士”。

材料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规定：获奖成果的应用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安全和人民健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九条则规定：国家禁止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

材料三：4月10日，《中国科学报》刊登了中国30位院士联名反对“中式卷烟”入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消息，引起轰动。记者致电“中式卷烟”推荐单位国家烟草专卖局，新闻处等几位相关人员对此事表示沉默。

问题1：对于上述申报奖项的理由，以及谢剑平当选院士的理由，你有怎样的看法？

问题2：该事件涉及到本课程哪些相关原理？请你以相关原理分析上述事件。

三、讨论题（1小题20分，2小题10分，共35分）

1．科学理论的建立往往基于抽象的理想模型或理想实验，同时每一个理论的建构还基于很多预设，所以，科学对世界的认识始终是有限度的，甚至并不一定朝向真理，是人类有限理性的一种权宜之计。你同意这种看法吗?结合科学方法论的相关问题以及你在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的体会，谈谈科学在人类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

科学家掌握血型转换技术等 篇3

搜狐网报道：科学家已经掌握了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血型间的相互转换。这一技术的突破意味着像Ｏ型血这样的“万能”血型将不会再出现紧缺的现象。一个国际性的研究小组在《自然科学技术》杂志上撰文表示，他们已经掌握了如何将Ａ型、Ｂ型或ＡＢ型血转换成Ｏ型血的技术。这些研究者还在文章中表示：“这种方法的临床使用可以使得血液供给得到改善，增强病人在输血医疗中的安全性。”科学家还将在正式投入医疗使用之前，将这种通过转换技术得来的Ｏ型血进行一系列的病人试验。

盲目采用中草药美容

可致中毒

《卫生与生活报》报道：近来，很多新奇、诱人的美容法很是流行，女士们纷纷效仿。与此同时，许多医院的皮肤科里因试用这些方法而致面部严重过敏者也多了起来。接诊过此类患者的医生表示，这些所谓的新奇美容法，如巧克力美容、清晨花叶上的露水美容、酵母美容、阿司匹林美容、自配中药美容等极易引发过敏反应。另有相关人士透露，这些新奇的美容法多是时尚写手杜撰的。

试管婴儿智力发育较迟缓

《卫生与生活报》报道：“单精子卵浆内注射”的“试管婴儿”技术，是近年来医治少精、弱精男子不育症的新突破。通过这种技术出生的孩子，虽然在身高、面貌上未发现明显的缺陷，部分染色体出现问题的几率，比正常受孕出生的婴儿要大得多。澳大利亚就曾对1岁以内的这种“试管婴儿”做过调查，发现近20％的孩子，智力和综合运动评分相对较低。专家提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不是无法回避的原因，最好都在最佳的生育年龄段内完成生育计划，因为只有通过精子的“自然选择”，才可能有“高质量”的下一代，这也是对家庭、社会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美ＦＤＡ称所有处方类安眠药

都可能导致梦游驾车

《信息时报》报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ＦＤＡ)从去年开始不断接获报告，指有13种须医生处方的安眠药，可致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梦游驾车并将车撞毁。ＦＤＡ日前宣布，所有处方类的安眠药都有可能导致服用者出现“梦驾”，即人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驾车上路。由于“梦驾”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ＦＤＡ的神经学方面负责人拉塞尔·卡茨博士建议，失眠患者在服用任意一种安眠药的同时，绝不要喝酒或者是服用镇静类药物，也不要超剂量服用安眠药。

坚持戒烟能使动脉恢复弹性

光明网报道：美国心脏学会日前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吸烟者在戒烟10年后，其动脉弹性会恢复到吸烟前的健康状况。该研究负责人爱尔兰都柏林学院的佐特伊说，香烟有害物质会导致动脉硬化，引发各种疾病，长期吸烟或被动吸烟，是导致肺癌、中风、心血管病等疾病的主要原因。他们对554名高血压患者的长期调查显示，在吸烟、曾吸烟及从不吸烟的3组人动脉硬化对比中，戒烟未满1年的动脉硬化程度明显比从不吸烟者严重，戒烟10年的动脉硬化有所改善，但要恢复到从未吸烟的健康状态，则要戒烟10年以上，瘾君子越早戒烟效果越好。

英研究发现妇女分娩后

多受病症困扰

新浪网报道：英国研究人员报告称，许多妇女在分娩一年后仍然被小便失禁、性交疼痛等病症所困扰。总之，妇女产后健康问题十分普遍。在受访的妇女中，高达87％的人表示她们被某种病症所困扰，而这些病症尤其在那些分娩过程中医务人员曾经用镊子进行过辅助生产的妇女中更为普遍。尽管许多妇女面临很多产后健康问题，但是羞于启齿向医生求助，因此伯明翰大学的阿曼达·威廉姆斯博士及其同事表示，医生、护士及助产人员应该在病人分娩前及时向妇女介绍这些知识。研究人员呼吁对各种分娩方式的后遗症进行长期观察研究，并要求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用镊子进行辅助生产。

薄荷茶可以治疗女性多毛症

东方网报道：土耳其的科学家发现，每天饮用两杯荷兰薄荷茶对女性多毛症有积极的治疗作用。女性多毛症好发于面部、胸部和腹部，主要是由于过于旺盛的雄性荷尔蒙加上良好的血液循环造成的。每日饮用薄荷茶可以控制雄性激素的分泌，达到缓解症状的作用。此外，荷兰薄荷茶已被证实对感冒、鼻炎、咳嗽、消化不良及恶心呕吐等均有疗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荷兰薄荷茶作为草药可以控制某些症状，但大剂量使用也会造成中毒现象。

女性久坐看电视易患高血糖

新浪网报道：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糖尿病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大卫·邓斯坦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中分析了久坐看电视与血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发现，女性看电视的时间越长，她们在喝下含有葡萄糖的饮料之后两小时的血糖水平就越高。但研究人员指出，这一现象在男性身上并不明显。邓斯坦表示：“我们的研究结果再次证明，久坐，尤其是看电视的时间长短与糖尿病和肥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即使是未患糖尿病或身体锻炼还算积极的女性，如果长时间坐着看电视也会导致她们的血糖升高。除了坐着看电视之外，其他一些以坐着为主的行为或是生活方式也会对女性血糖产生负面影响。”

中医认为眼睛

是全身疲劳的发源地

《健康时报》报道： 中医专家认为“累从眼入”，这是首次从中医角度阐述全身疲劳症状的发生。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针灸界泰斗程莘农院士的两名弟子，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杨威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王宏才博士。杨威指出，视疲劳最易产生“疲劳毒素”，90％的外界信息由眼睛接收，信息爆炸增长了人的见识，却使眼睛超负荷工作。视疲劳产生的“疲劳毒素”最终使身体产生“累”。因此，眼睛是全身疲劳的发源地。同时，视疲劳又是全身疲劳的主要表现之一。王宏才认为，当你感觉到眼睛开始疲劳时，全身疲劳甚至更大的危险正在向你的健康逼近。

缺乏安全感使人免疫力减弱

《信息时报》报道：意大利研究人员调查了61名健康女士，发现那些较难与人建立互信和亲密关系的人，免疫系统的表现也比较差。实验室化验显示，这些女士的免疫细胞比不上其他人那样具杀伤力。负责研究的意大利国家医学院的安杰罗·皮卡迪博士指出，面对严峻压力时，免疫系统免不了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有多大，要看个人如何回应压力。至于常常在亲密关系中感到焦虑的人，总是担心自己会被所爱的人遗弃。这种不安从孩童时代萌芽，渐渐成为一种牢固的性格特征，影响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甚至波及生理反应。

警惕最易发

急性心肌梗死的魔鬼时间

《河北日报》报道：人体的生物代谢与自然界的变化息息相关，专家们通过观察发现，一些疾病的发生有着比较明显的时间规律，比如要防范急性心肌梗死，千万不能忽视最易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魔鬼时间”。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每天6时至11时是全天最危险的时段。专家们还发现，急性心肌梗死在一年之中，以冬春寒冷季节发病率最高；一周之中，以周日、周一发病率最高。

医学观察表明

耳朵大与长寿确有一定关系

《健康报》报道：民间一向把耳朵大作为有福和长寿的象征。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大与长寿确实有一定关系。一是耳大者肾气健。古人认为肾开窍于耳，故耳大是肾气健的征象，肾气足则寿命长，所以欲想长寿健康，护肾很重要。二是寿命长者耳朵长得大。现代研究认为，人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成年后虽然全身和内脏的生长发育停止了，但耳朵却是唯一的例外，它一辈子都在不断长大，平均每10年长1．4～2．2毫米。虽然其增长的速度很不明显，但确实是在增长的，这与身体的器官有一定关系。由于耳廓的长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长，因此老年人的耳朵比青年人的确实要大。

奥地利研究称同床共枕

使男性智力水平受影响

新浪网报道：奥地利科学家研究发现，男性与伴侣同床共枕时，他们的睡眠会受到干扰，无论他们做爱与否，第二天他们的精神状态都不比平常，大脑反应能力下降。据刊载于最新一期《新科学》杂志上的研究称，女性不会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她们的境遇同男性截然相反，同床共枕会让她们的睡眠质量更高，原因是这会让她们更快陷入深睡眠状态。

日本研制出

早老性痴呆症疫苗

技术哲学家 篇4

1 两种传统的划分对技术哲学的制约

米切姆指出, “技术哲学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包含两层含义:当“of technology (属于技术的) ”作为主语的所有格, 技术是主体或作用者时, 技术哲学就是指以技术专家或工程师为主体的一种技术的哲学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当“of technology (关于技术的) ”作为宾语的所有格, 技术成为是被论及的客体时, 技术哲学就是指人文学者, 特别是哲学家, 把技术当作专门反思的对象的学问。这表明了技术哲学自诞生以来就存在两个传统: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沿袭这两个传统向前发展。

米切姆在《朝向一种后技术哲学》一文中指出, 人文主义者从18世纪的开始, 贯穿整个19世纪, 一直到20世纪晚期, 从哲学家卢梭到马克思和尼采到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已经对技术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作为回应, 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家也已经成功地对抗了由芒福德、海德格尔等人文学者所倡导的对技术的批判。可见, 技术哲学是在两个传统的论争中向前发展, 技术哲学因此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然而, 由于双方固守各自的传统, 分别处在不同的语境和视域下, 使得人文学者的技术批判被限定在技术的边缘或外围, 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 而工程师对批判的回应也变成无的放矢。这又使得貌似强大的技术哲学事实上变得软弱无力。

陈凡教授指出, “早期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采用的是工具主义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把技术本质物质化、手段化, 遭到人文学派的诘难;而人文学者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 如海德格尔的晦涩阐述, 也受到工程的技术哲学家的抵制, 认为SPT像绿党一样意识形态化了。[1]”两种传统的争论致使技术哲学缺少应有的一脉相承的理论传统, 缺乏可传承的统一的研究纲领、研究范式以及方法论原则, 更谈不上公认的经典著作和代表人物。

此外, 伊代同样批评把技术哲学二分为工程和人文两个传统的做法是在技术哲学内部画地为牢, 认为事过境迁, 不应仍过于强调这种划分, 否则将阻碍技术哲学的发展。拉普、费雷和皮特等都曾指出由于两个传统的存在, 致使技术哲学研究中多元性有余, 而统一性不足, 认为这导致各种思想之间对话困难, 从而严重影响了技术哲学的发展。米切姆本人也提出这样的疑问:在技术哲学中是否不止两种传统?可见, 他并不完全赞成技术哲学两个传统的划分。

两种传统各具特色, 长期以来, 它们之间的分歧与斗争贯穿技术哲学发展的始终。工程师立足于技术、工程实践内部, 主要从本体论层面对技术进行考察, 视技术为某种简单的、静态的、无生命的工具、手段, 他们从技术之中看技术, 缺乏哲学传统以及社会背景因素的考察。人文学者有着深厚的人文背景, 却缺少技术、工程的亲身实践经验, 他们从技术之外看技术, 因此, 只能诉诸于宏大的构想, 抽象地谈论技术, 将它们视为黑箱, 缺少对技术的经验描述。两种传统之间存在固有的隔阂, 工程师与哲学家之间缺少应有的对话与交流。这导致技术哲学处于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境地, 正像皮特所言, 当前技术哲学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或走向繁荣或走向衰败。

2 经典技术哲学研究范式的缺陷

综观技术哲学发展的历史, 不难发现, 在不同历史时期, 技术哲学中的两个传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起步较早, 活跃于工具理性膨胀的近代, 与此相对应, 工程师对工程的哲学反思较早。但转入现代以来,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与人们对价值理性的诉求相对应, 更为活跃的是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研究更多地引起了人们对技术问题的反思, 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技术中的形而上学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 新一代的技术哲学家不再满足于由芒福德、海德格尔、埃吕尔等开创的“经典”技术哲学研究范式, 而开始致力于具体的技术操作过程及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进的研究。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 经典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是一种无可怀疑的创新。它努力表明现代技术使人类历史处在一个新的根本的转折点。如米切姆所言, 人类对与技术相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回答涉及到两种理论的选择:一种理论将人视为本质上的工具制造者及劳动中的人;另一种理论认为人是被语言刻以特色的存在。经典技术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的鸿沟, 它试图超越前一种由培根开创的纯粹地、技术地向现实逼近的众所周知的研究路径, 努力把现代技术理解为通向现实的另一种符号语言, 继续引领着技术哲学前行。经典技术哲学的观点更深入地考量了现代技术的本质, 比习惯性的把技术描绘成一种工具或一种文化的表达更深刻。但这同时也暴露出这一研究纲领中存在的“固有缺陷”。

作为经典技术哲学家的典型代表, 海德格尔将以往人们对技术本质的解读归纳为两种:即工具主义的和人类学的技术本质观。在此基础上, 他指出:但是“现代技术本质不是人”, “现代技术也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简单展现”[2], 这正是技术给哲学带来的新的挑战。然而, 在他的强有力的但又过于简短的“技术非人”的论述之后, 海德格尔转向了语言。他认为, “只有跳出语言, 作为最高危险的技术的本质才能被思考, 只有跳出语言, 才会有拯救力量出现。[5]”然而, 海德格尔又清楚地意识到, 在技术与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他在具体描绘了这一鸿沟后, 指出, 作为哲学家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退回到语言之中, 惟有这样, 技术才能被理解、命令、限制。

这一海德格尔式的技术解读模式得到其他经典技术哲学家的认同, 并在他们那里被重复表达和进一步发挥。埃吕尔继续隐喻在语言和技术之间的差异是根本的和不可超越的, 与海德格尔相比, 他走得更远, 他甚至否认任何技术文化的可能性, 进而认为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也是不可能的。像海德格尔一样, 埃吕尔看到了计算机语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危险, 它将使得人脱离其作为人的本质从而沦为技术的奴隶, “如果人被剥夺了他们的自然语言, 他们就因此失去了本质。[4]”此外, 在许多其他经典技术哲学家看来, 技术从属于语言, 技术是语言的等级从属。如Ardent指出:“如果人们不想使人类变成技术的无能的奴隶, 就必须把技术从属于语言和思考。[6]”上述观点表明, 经典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是有缺陷的。经典技术哲学家采用一套符号-语言的关系模式努力向现实技术逼近, 然而, 他们最终却又退缩了。在他们看来, 语言与技术之间的差异是难以调和的, 符号-语言的关系模式难以成为通向技术的桥梁, 这迫使经典技术哲学家又撤回语言之中, 转而求助于语言遥控之下的工具制造者。语言的诉求没能达到对技术本质的真正领悟, 也没能真正超越工具主义惯常范式, 事实上, 他们从培根的挑战面前败下阵来。他们囿于某种自我的语言关系模式之中, 对技术进行形而上学的抽象摹写, 与真正的技术世界隔离开来。

这样, 首先, 在方法上, 由于缺少与工程师的对话与交流, 经典技术哲学家只能从技术之外将技术抽象为一个固化的整体, 无法对其进行经验性描述, 使技术成为一个黑箱, 忽视了真实的、生动的技术内部的过程性存在;其次, 在主题上, 经典技术哲学偏离了正确方向, 难以触及真正应该关注的技术、工程本身, 正如高亮华教授所言:“经典技术哲学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问题, 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不是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的问题;技术与工程本身, 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维修游离于经典技术哲学家的视野之外。[6]”这就使得哲学界与工程界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 使哲学家与工程师之间的范式不可通约。这进而加深了技术哲学两种传统之间的矛盾, 扩大了二者之间的分歧。

这样, 20世纪70年代以后, 新一代技术哲学家致力于超越旧有传统, 倡导一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正如荷兰技术哲学家汉斯·阿奇特休斯 (Hans Achterhuis) 所指出的:必须与古典传统从根本上决裂, 才有可能使技术哲学得到发展。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给陷入困境中的经典技术哲学带来新的生机, 并衍生出新事物——工程哲学。

3 经验转向——开辟工程哲学新领域

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中出现的经验转向, 人们往往单纯将其归结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转向, 即要克服经典技术哲学囿于抽象的思辨及先验的人文原则的方法论缺陷, 而提供一种建立在对现代技术的适当的经验描述基础之上的新的研究方法。但是, 经验转向的关键在于研究对象的转向。致使经典技术哲学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忽视技术、工程本身, 即研究主题的“遮蔽”, 这才是经典技术哲学的症结所在。而方法论的缺陷只是其外在表现, 或者说, 正是研究对象的转向要求采用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因此,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的实质内涵是实现研究对象的转换, 拓展其过于狭窄研究领域。技术哲学不仅要关注抽象的技术, 还要关注现实中活动的技术, 要关注现实的活动的科学, 更要关注现实中活动的工程。“如皮特在读到Ferre的《技术哲学》一书时写到, 你怎能去写一本技术哲学的书而不去讨论工程与科学呢?[7]”具体而言, 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实质内涵如下:

首先, 经验转向的核心是开放技术哲学边缘地带, 使其研究主题由技术问题转向与技术相关的问题域, 将工程问题纳入其中。经验转向代表人物Kroes和Meijers在以“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为题的文集中指出, 这种转向不是简单阐明和分析已有的技术哲学思想, 而是要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去关注那些和技术与技术哲学相关的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以及伦理学问题。陈凡教授在《论当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及其转向》一文中指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不是把关于技术的哲学问题由关注的中心转向边缘, 从而使其失去“哲学味儿”, 也不是要消除技术哲学中的规范和伦理价值, 为更好地理解技术的本性, 需要把对技术的哲学分析, 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和充分的经验描述基础之上, 这涉及到对技术哲学的本性和任务的重新理解。[8]我国学者高亮华在《论当代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转向》一文中进一步表明:经验转向不是用更详细的经验材料去说明现有的哲学观点, 也不是要将现有的哲学思想应用到技术中去。经验转向的唯一目标是为技术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答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因此, 它将带来技术哲学研究问题的漂移, 甚至揭示新的问题群, 从而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9]”上述思想表明, 经验转向是要让技术哲学的“边缘软化”, 形成开放区域, 使技术哲学的研究主题由抽象、单一的技术问题转向与技术相关的问题域, 尤其要将工程问题纳入其中, 因为工程与技术紧密相关。

其次, 与研究主题的转向相适应, 技术哲学研究方法由过去的抽象摹写转向经验描述, 突出技术、工程的过程性特征。由于技术哲学研究主题的回归与开放, 现实中的技术与工程被“解蔽”, 并凸显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人们发现, 技术并非铁板一块, 技术本身具有多重意义, 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和逻辑意蕴, 对现实中的技术、工程的哲学反思不应基于虚妄的空想。这样, 过去人文学者的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不适用, 抽象神话与虚构难以揭示技术、工程的真实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共同演进过程。因此, 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要求技术哲学家们更慎重的看待技术, 要打开技术黑箱, 以对工程的内在洞察为基础, 使他们的分析基于对工程实践的内在的洞察和从经验上对技术的充分的描述。新的分析方法的采用不是要把技术哲学这门哲学分支转变为一门经验科学, 使其失去哲学特点, 而是将其分析建立在可靠的经验材料上。

第三, 上述两种转向的综合结果可以导向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研究对象的转向首先将工程作为与技术密切相关的、独立的同质因素纳入技术哲学框架, 方法的转向使人们对工程同样采用一种经验分析原则, 这样, 就需要哲学家与工程师的合作与交流。作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的代表人物, 米切姆首先指出了技术哲学研究存在的两种传统及两种研究传统的分裂使技术哲学研究陷入困境的现状, 并进一步阐明了为了摆脱这一困境, 哲学之于工程的重要性及工程哲学这一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指出:“在过去, 由历史和社会建构的工程疏远了哲学, 哲学也没有眷顾工程。但是时间和世界已经改变了。工程也已经改变了。我将大胆地指出, 工程变得越来越哲学化了。的确, 工程不只是伴随着哲学问题同时也是伴随着哲学意义的生活方式而成熟了。而哲学也变得越来越向工程思想和工程实践敞开”[10]。作为回应, 工程学教授路易斯·布恰雷利 (Louis Bucciarelli) 提倡哲学界与工程界的联盟, 努力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 强调哲学之于工程设计及工程教育的重要性, 他认为, 哲学与工程看似两个分离的世界,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实物与思想是不能分开的, 它们的综合正是工程设计的本质[11]。从事工程学教育的Taft H.Broome 进一步阐明了工程与哲学的三个层次的关系:首先第一个层次是把工程与哲学看作相互独立的两种不同文化-哲学与工程 (philosophy and engineering) ;第二个层次是在把哲学与工程看作是两个独立的学科的前提下, 使用正式的哲学质询工具去检查评估工程的某些方面-哲学于工程之中 (philosophy in engineering) ;第三个层次是将哲学质询的工程问题综合为统一理论—工程的哲学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他认为这三种哲学与工程的接合模式都遭遇到了根植于工程与哲学各自文化的阻力, 并致力于探究这一阻力的本质, 旨在于促进二者的融合[12]。

工程黑箱的开启, 让人们发现, 工程内部具有同技术一样丰富、复杂的内部结构及内在逻辑, 它与技术之间即有交叉重叠之处又有重大区别, 完全可以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对工程的哲学反思, 能够揭示工程本体论、工程认识论、工程价值论等一系列新的问题群。并且, 在经验转向背景之下, 工程哲学研究应具有以下特点:从本体论层面看, 工程哲学应关注人工物本身, 重点考察工程人造物的设计和使用与社会相互“嵌入”的过程, 即工程是由社会多因素建构而成的集合体;从认识论层面看, 工程哲学应关注工程设计过程中工程师应该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知道以及对设计中错误的认识论分析;从价值论层面看, 工程哲学应关注工程师的角色责任伦理及其向公众的合作责任的伦理的转向及其扩大化趋势等工程伦理学基本问题, 米切姆认为, 与哲学相关联的工程伦理学的出现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一个信号。

这样,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 西方的技术哲学研究逐渐向一种新的、充满朝气的经验性的方向发展。其目的有二:其一, 试图超越价值理性所设定的藩篱, 消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隔阂, 达到理性的统一;其二, 打破技术哲学两个传统之间的坚硬界限, 实现两个传统的融会贯通, 消除二者之间的内在分歧。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不仅是研究方法的转向, 更重要的是研究对象的转向, 即将工程正式纳入哲学研究的范畴, 进而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

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走向成熟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这一学科本身研究范式上的缺陷, 由此引发了当代西方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不仅是研究方法的转向, 更重要的是研究对象的转向, 即将工程正式纳入哲学研究的范畴, 进而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

关键词：工程哲学,技术哲学,经验转向

参考文献

[1]陈凡.论当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及其转向[C]//多维视野中的技术——中国技术哲学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3.24.

[2]HANS ACHTERHUIS.Borgmann, technology and good life?and theEmpirical Turn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J].Techne, 6:1 fall2002.96.

[3]HANS ACHTERHUIS.Borgmann, technology and good life?and theEmpirical Turn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J].Techne, 6:1 fall2002.96.

[4]HANS ACHTERHUIS.Borgmann, technology and good life?and theEmpirical Turn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J].Techne, 6:1 fall2002.97.

[5]HANS ACHTERHUIS.Borgmann, technology and good life?and theEmpirical Turn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J].Techne, 6:1 fall2002.97.

[6]高亮华.论当代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转向[C]//多维视野中的技术——中国技术哲学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3.33.

[7]高亮华.论当代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转向[C]//多维视野中的技术——中国技术哲学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3.33.

[8]陈凡.论当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及其转向[C]//多维视野中的技术——中国技术哲学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3.25.

[9]高亮华.论当代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转向[C]//多维视野中的技术——中国技术哲学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3.35.

[10]Carl Mitcham.The Importance of Philosophy to Engineering[J].Tecnos.vol.XVII/3 1998.28.

[11]LOUIS BUCCIARELLI.Engineering Philosophy[M].Delft Univer-sity Press, 2003:1-5.

伊德技术哲学解析的论文 篇5

[摘 要]通过对已有技术理论的“悬置”，伊德直接从技术与人和世界的相关性研究技术，认为不存在纯粹的技术本身，技术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技术既改变了人对宏观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人对微观世界的感知，使用技术的知觉与不使用技术的知觉具有本质的区别。

[关键词]伊德 人－技术－世界 相关性

Abstract: By the reduction to the old theories about technology, Don Ihde study technology from the relevance between“Human-instrument -World”. Don Ihde believes, there are not pure instruments,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l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instrument-World.

Key words: Don Ihde，Human-instrument-World，Relevance.

作为当代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1934－）的技术思想在国内已不陌生，我们主要研究伊德技术哲学的本体论基础。伊德的技术哲学研究建立在对以前的各种技术理论的“悬置”之上。通过现象学还原，伊德将各种赞成和反对技术的理论放入括号中存而不论，直接面向技术的实事，通过“人－技术－世界”的相关性研究技术。

一、技术的常项和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影响

伊德技术哲学研究的是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起点是通过技术协调的经验与没有技术协调的经验之间的区别，是技术的使用对人类经验的影响——既包括技术所作用的对象，也包括技术使用者自身。伊德认为，技术的使用既改变了意向相关项，也改变了意向活动，技术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技术在改变人们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常项。“工具既改变了意向相关项的某些特点，也改变了意向活动的某些特点，我将试图揭示在工具使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结构或常项。”[1]69

以每天早晨为例。闹钟的铃声把我们吵醒，看看是几点，起床走进浴室，最先使用的技术产品是牙刷。早餐利用现代技术生产的电炉和咖啡壶，并把各种碟子放进微波炉。出门上班启动汽车，汽车是由各种零部件组成的整体。在办公室使用传真机、打字机、复印机，更不用说电话。与此同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被荧光灯和机器发出的声音所包裹，机器的能量由看不见的管道提供。尽管这些人－技术关系只是我们一天之中所遇到的一小部分，但足以说明我们已生活在一个技术组成的世界之中。不过，伊德认为，虽然初步的反思可以揭示出技术存在的普遍性，但是对技术的熟知不能直接给予我们对技术的真知。技术哲学必须研究人－技术关系中常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背后隐藏着的东西，研究丰富和具体的技术现象描述性变量后面的不变的常项。

伊德用狐狸和葡萄的故事说明技术如何改变了人对世界的感知。狐狸发现树上有葡萄，想吃，可树太高，不管它如跳跃，但就是够不着，于是狐狸得出结论：葡萄是酸的。人会不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呢？伊德认为，只要人类会使用工具就不会这样。人可能也够不着葡萄，而且跳起来仍然够不着，但是人可以拿起一根棍子把葡萄打下来，因而没有必要得出酸葡萄的结论。狐狸和人的微观知觉都把葡萄感知为能吃的，都渴望得到这种对象，但直接的或没有使用技术的知觉有可能把葡萄感知为酸的，使用技术的知觉则不会这样。即使是最原始的工具也会改变人们对被感知对象的知觉。随着技术在人类生活之中的不断积累，技术对人类知觉的改变越来越大。同一种自然、社会或文化现象，使用技术与没有使用技术，甚至使用不同技术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知觉：一个穿着厚厚羽绒服、望着雪花满天飞舞的人，觉得这是人间美景；相反，一个衣着单薄、在寒风中冻得发抖的人对此会发出难听的诅咒。

伊德认为所有技术都以某种方式扩展或改变了人对世界的知觉。通过对身体意向关系（完全不使用技术）与工具意向关系（以某种方式使用一定的技术）的对比，伊德寻求工具使用中不变的常项。比如，当牙医使用探针收集患者牙齿信息的时候，探针一方面扩展了牙医的感知，放大了牙齿的某些特征，让牙医对牙齿表面的硬度和柔软性有更好的感知；另一方面，探针减少了牙医对牙齿其他方面如牙齿湿度的感知。探针不仅改变了牙医的直接经验，而且这种改变呈现出一种不变的特征：“放大－简化”的结构——通过探针放大了的每一个感知都伴随着一个相应地简化或缩小的感知。

工具以自己的倾向性使我们对世界的知觉带有工具的意向特征。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技术协调的知觉与没有技术协调的知觉的区别，伊德设想一个完全没有使用技术的世界：伊甸园里的亚当。伊德认为，亚当与我们的差别是典型的技术协调的`知觉与没有技术协调的知觉之间的差别。然而，虽然我们的知觉与亚当的知觉之间是不连续的，但二者之间仍有交集。比如，当炎热的夏天走出家门来到海滩散步时，我们可以找一个四周无人的僻静地方脱掉衣服，坐下来，环顾四周。海面微风轻轻吹拂，沙滩热浪迎面袭来，波涛细浪的潺潺水声——所有这一切都呈现在我们没有技术协调的感觉面前。我们把这一切看作理所当然。这种直接的未协调的知觉伊德称之为“人－世界关系”。

当我们随意坐在沙滩时，我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目光的指向，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与背景之间的格式塔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反思中可以轻易地被我们捕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反身指向和确定我们自身的位置，指向一种具体的、身体的空间性的“此在”。这种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单向的和明白无误的，相反，它是灵活和多面的。伊德认为，所有这一切是我们与亚当共有的，亚当没有与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离开伊甸园之后所有的由技术协调和体现的知觉。比较一下亚当和现代人。亚当爬上伊甸园最高峰了望他的王国；现代人乘坐电梯来到摩天大楼的顶层观看城市的空中轮廓。亚当用肉眼观看他的王国；现代人隔着玻璃窗户观看下面的城市。亚当“人－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今日“人－窗户－世界”的关系。如果窗户一尘不染，显现给我们的是“（人－窗户）－世界”。但窗户在观察者的感觉中不可能完全消失，它或多或少改变了观察者对世界的感知。如果玻璃是有色的——玻璃一般都是有色的，它还会改变景象的颜色；如果玻璃有气泡，它将放大和扭曲被观察的对象。通过各式各样的“玻璃”，特别是各种光学仪器，我们的视觉改变了；不管这种变化多么轻微，它都会改变我们身体的空间知觉：远的变近了，模糊的变清楚了，看不见的看得见了。

技术不仅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空间知觉，而且改变人们对世界的时间知觉。时钟创造出一种与非时钟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对自然计时的分析曾以‘原始的’此在作为根据；如果我们拿‘原始的’此在与‘现代的’此在相比较，就会显示出白日与阳光的在场对‘现代的’此在不再具有优先作用，因为这种此在具有化夜为昼的优点。”[2]60时钟的创造和发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但这种方便从根本上改变了技术聚集、反映生活世界的方式和内容。时钟的形成和运行，聚集和反映的是机械的和电子的运动规律，不再聚集和反映太阳、月亮和星空的运动，时钟的运行成了一种与天地运行无关的东西。时钟的世界没有给天地留下位置，人们从天地的大世界跌入了时钟的小世界。不再聚集天地的时钟一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不言而喻”，它就切断了人的活动与天地神人的联系，人的行动只需考虑无生命的机械或电子时间。如养鸡场可以通过人为的时间安排，借助灯光调节鸡的生理节奏，以便让母鸡多下蛋。

二、伊德技术哲学的启示

技术“不可能是一种纯粹中立的东西；它是在世存在的一种可能方式的选择。”【1】xxvi此在是在世的存在，这种存在并非动物式的纯粹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借助于技术的在世。通过对人类技术在世方式的详细研究，伊德的结论是：伴随着技术对世界的每一次放大，同时也存在着相应的简化和缩小。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使用技术呢？伊德认为是为了追求对事物或世界的放大，但是任何对世界的放大必然伴随着相应的缩小和简化。伊德成功之处是指出了技术放大与缩小效应的相关性，不足是没有指出经验技术的放大－缩小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区别。我们不仅要看到放大与缩小是技术结构性的特点，而且还要看到经验技术的放大与缩小与科学化、商业化技术的放大与缩小之间的区别。经验技术时期，技术对世界的放大不明显，没达到失真的程度，所伴随的减少也不明显，而且这些减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或方法加以弥补，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现代技术的放大所伴随的减少不仅影响人们对世界整体的认识，而且塑造了我们生活的周围世界，塑造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进而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技术如锤子、马车等，它们结构简单，但功能丰富，利用它们人们可以实现自己多元化的目的，它们可以让人从事丰富多彩的工作和生活。相反，现代技术主要是机器，机器结构虽然复杂，但功能却呈现出一种单一、固定和简化的趋势。随着机器功能的单一和固定，使用和操作机器的人的工作与生活也表现出一种单一、固定和简化的倾向。因此，尽管技术放大的一面在某些方面丰富和扩展了人类的工作与生活，但是技术缩小的一面却让我们轻视、忽视生活世界的其他方面。比如光学仪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而忽视对世界其他方面的感知；人们的业余时间大部分花在电视上而忽视了读写、户外活动和人际交往方面的锻炼。

伊德认为，在直接感知的意向相关项与技术协调感知的意向相关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1）直接感知的对象处于宽广的背景之中；在光学仪器协调的知觉中，对象所处的区域被改变了。如经过望远镜的放大，月亮不再悬挂在半空之中，而是直接呈现在人们眼前，它的视域由望远镜的镜框决定。工具协调改变了对象的区域变量。（2）对象的深度变量也改变了。望远镜对月亮的感知是一种非真实的和抽象的感知：月亮似乎离我们更近，但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在月亮“那里”。技术协调的身体感知与没有技术协调的身体感知不一样，后者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工具使用虽然也有身体参与，但这种参与或多或少被工具替换掉了。“通过工具协调的对象可能显现为一种知觉上被减少了的对象。工具的能力在这里就是‘分析地’把一个知觉上丰富的对象简化为它的某一个单一的特征。”【1】76现代技术只是某些（个）方面的功能非常卓越，通过它们感知世界只会突出世界某些（个）方面的内容。直接身体感知的对象的丰富性被简化为被技术放大了的个别方面的特征。比如望远镜。望远镜最重要的不是对月亮位置、运动状态的改变（运动变为静止），而是对主体观察状态和主体知觉的简化。对月亮的全部知觉只剩下单一的视觉——一个没有声音、温度和气味，仅有视觉图像的“单向度”月亮。

伊德的启示是不能简单地看待技术对人类经验的改变。一方面，工具决定知觉的水平，“正是通过工具新的和未曾预料的知觉被发现并形成新的感知领域。”【3】93人们所拥有的技术决定他们的知觉水平，而知觉水平直接决定他们认识世界的范围和深度。如没有光学仪器我们就不可能跟宏观和微观宇宙打交道。另一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认识揭示了世界的方方面面，这些认识是通过对世界的多种知觉获得的。现代技术给我们提供的主要是光学工具，或最后都通过光学工具体现出来。借助于现代技术，人类正在走向一条用完全单一的尺度建构世界的道路。伴随着现代科学对工具实在论日益强化的信仰，人们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工具（现代科学仪器）建构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在越来越复杂和精致的仪器的帮助下，现代科学日益集中于对宏观宇宙和微观世界的探索，这导致先是科学家，随后是工程技术人员对日常世界的遗忘——更准确的说法是对日常生活世界其他因素的遗忘。科学家，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相信工具协调的世界是更加真实的世界。大众日常生活之外的微观和宏观世界才是当今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现代技术对“人－世界”关系的改变在生活世界之中产生了不同于经验技术的影响。如果我们将技术的现实与电影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有一种颠倒的感觉：“不是电影像现实，而是现实像电影”【1】89。生活世界呈现出一种电影化的倾向，日常生活成为电影或电视镜头中的一个片断。但这不是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不像电影和电视，生活世界在时间上无始无终，空间上无边无际。生活世界中的视域是不断变换的，是没有固定边界的。可是电影电视中的对象时间上有始终（片头片尾），空间上有边界（电视机的框架）。现代技术的对象缺乏活生生的视域：没有“更多”。电视中的距离与电视的准－现时有关：世界大事“发生”在起居室之中；电视中的他者不是我们对他有全部理解的他者，但是他与我们的“亲密性”，我们跟他接触的时间、我们对他命运的关注超过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的父母、配偶和子女。可这是一个我们不能跟他有现实交往的他者。电视反映的是他人的生活和世界，这一生活和世界不仅与我们自己本真的生活和世界有很大差异，而且也不是他人本真的生活和世界，只是他人生活的一个片断，一个被有意裁剪、挑选和包装了的失真世界。电视把经过精心修饰、包装了的他人生活和世界展现乃至展销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沉浸在他人的生活和世界之中，把画面上的世界当作真实的、值得自己向往和模仿的东西，结果必然是对我们自己本真生活和世界的遮蔽和遗忘。关心“他人”生活，关注“他人”命运，可是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却心不在焉，这是电视文化——当今最流行的文化——最大的特点。

伊德的技术观是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而且技术有着自己的“意向性”。在伊德看来，正是借助于技术的协调，人们才产生对世界的新的感知。在红外线图片中，通过从肉眼可以直接感知的图像转化为根据红外线所拍摄的图片，人类肉眼看不到的图像通过红外线的拍摄可以看见了。肉眼的可见性被工具意向性即通过工具的使用所产生的意向性代替了。工具所作用的对象是什么（意向相关项）是由所使用的工具（意向活动）决定的。现象学在胡塞尔那里是有什么样的意向活动就有什么样的意向相关项，在伊德这里是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对象——既包括“在手”的对象，也包括“上手”的对象，对象是什么与人们使用什么样的技术相关。比如，使用显微镜的人在一碗常人看来很干净的水中会发现许多细菌；用望远镜看月亮的人在月亮上会看到肉眼看不到的环形山；在乡村小道和公园林荫道上的跑步与跑步机上的跑步所体现的对待生活世界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差异。同一个世界，展现在使用技术的人与不使用技术的人眼中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伴随着现代技术的意向性越来越突出，技术放大和缩小的效应越来越明显，最后导致人的生活和人类所居住的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技术哲学，如果研究人类生活中更为宽广的问题域，必须实现一种转向：把它的重点转向日常生活问题，转向技术伦理上的影响……转向技术和生活世界界面的整个领域。”【3】140伊德技术哲学最大的贡献是把技术哲学从形而上的思辨转向了对日常生活中技术问题的研究，转向技术伦理上的影响。伊德是当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主要代表之一。不足的是，在“人－技术－世界”的相关性之中，伊德主要研究技术对人和世界的影响，至于人和世界对技术的影响伊德研究的不多。在我们看来，与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影响相比，生活世界对技术的影响更为关键。这就需要我们把技术放在一个更加宽广的领域中加以研究。

[参考文献]

【1】 Don Ihde 1979. Technics and Praxis [M].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Dordrecht, Holland.

[2] Don Ihde. 1991. Technology and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 and Indianapolis.

技术哲学家 篇6

科技哲学课堂教学运用信息技术的必然性

(1)时代的需求。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信息技术逐渐被运用到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带来了教学观念的革新。而国外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并被广泛地运用于教学中，这些情况也在指示着我们在教育教学中应该改变传统模式。可以看出，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课堂教学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科技哲学教学中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2)科技哲学学科特点的要求。科技哲学教学承担者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接受的知识局限于教材和教案，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不利于学生知识面的拓展。而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科技哲学教学中，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与不足。由于计算机的信息存储量无比巨大，且更新速度快，老师和学生可以很方便的获取所需要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知识。这样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科技哲学学科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对于丰富学生的阅读量，拓展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3)人才培养的需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而人才竞争又集中表现为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的竞争。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科技哲学教学之中，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信息技术下，运用网络进行教学，学生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图像、视频获取知识，这样不仅会加深学生对科技哲学知识的理解，还会提高学生获取信息，处理问题的能力。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会培养他们的集体协作能力，使他们在科技哲学的学习过程中既感受到乐趣，又提高了各方面的综合能力。

(4)传统教学模式的呼唤。传统教学模式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将老师作为课堂主体看待，忽视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调动。这种方式会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收到的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而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科技哲学教学中，能够将不同的资料，比如文字、图像、数据、视频等融合在一起。这种方式能够将原本枯燥乏味的科技哲学知识变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创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更愿意去主动学习知识，理解知识、接受知识。时代在发展、在变化，教师必须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改变教学观念，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科技哲学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5)学生的需求。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教学需要以学生为本，满足学生的需求，为他们的学习创造良好条件。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科技哲学教学中，由于计算机知识海量，可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展他们的视野，进而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

运用信息技术，提高科技哲学教学效果的措施

(1)思想上高度重视。要想运用信息技术，提高科技哲学的教学效果，首先在思想上就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各学科课堂教学中的广泛运用，对科技哲学的授课老师更新教学观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授课老师要深刻领悟运用信息技术的精神实质，在教学实践中要结合科技哲学的学科特点制定有关运用信息技术的教学方案。同时还要关注教学的实际工作，开发新的学科教材，使得信息技术和现有的科技哲学的学科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此外，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运用科技哲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加强软件、硬件设施建设。要在科技哲学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加强软件和硬件设施建设是必须的。总的来说，加强软件和硬件设施建设具体措施内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信息技术建设的资金投入；加强学校计算机维护和管理；重视科技哲学教学软件的购买工作；加强对科技哲学教学软件的开发；建立科技哲学教学数据库；建立科技哲学教学网站，促进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

(3)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时代赋予了科技哲学授课老师以更高的要求，面对信息技术逐渐运用到科技哲学教学的趋势，科技哲学授课老师需要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提高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加强自身的学习和培训，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顺应时代的变化和教学的需求。一方面，科技哲学老师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学习，熟练掌握信息技术。另一方面，科技哲学老师要进一步转变传统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案、优化教学内容，将信息技术熟练地运用到科技哲学课堂中去，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管窥教育技术哲学研究 篇7

关键词：哲学,技术,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哲学

一、教育技术走向哲学的必要性

哲学( Philosophy) 源自希腊语( Philosophia) ,philein是动词,指爱和追求,sophia是名词,指智慧,故哲学即“爱智慧”。这一动宾词组形象地表述了哲学是人类为了寻求智慧而进行思想认识活动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最早使用Philosophia一词的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把自己称作Philosophos( 爱智者) ,认为生活中一些人生来就是具有奴性的名利猎手,只有爱智者才是寻求真理和自由的人。可见,他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一起,也即把哲学和真理联系到了一起。因而,可以把哲学看作是一门寻找真理的学问。另外,从科学发展史来看,哲学是科学的母体,最初的学问只有哲学一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相继从哲学母体分离出来。因此,任何科学,倘若追根溯源都要回到哲学上去。

其次,从主观方面看,教育技术作为教育学的一门二级学科,它进入我国有一个短暂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自身发展能力有限,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因此,教育技术亟须汲取哲学逻辑的精华,并在教育变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发挥作用。

最后,从客观方面看,教育技术在我国发展存在多方面困境的干扰,如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深刻,被接受的程度不高等原因,而被当作边缘学科,甚至被误认为是工具。而且在判定一门学科的发展功用时,人们往往容易去考察这门学科背后的哲学支撑。因此,为了夯实教育技术学科地位,扭转人们对教育技术的片面认识,扩大教育技术的学科影响力,亟待从哲学的高度引导人们走近教育技术。正如桑新民教授所说: “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最后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 1999)

二、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多重视角

教育技术哲学提倡教育技术与相关学科对话,从而使研究重点从应然走向实然,不提倡盲目的技术理性而忽视人文关怀,主张克服技术凸显,人文凹陷,克服从单一的技术角度来考察教育技术的思维定式。因此,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具有多重视角,本文主要从人文、教育、工具理性和辩证法这四个角度来论述。

1. 人文视角———实现人的和谐存在与圆满发展

我国教育技术起步相对较晚,在不到百年的历程中,它取得卓越发展时也有许多不足。如受技术理性的支配,人们过度关注效率、结果,而轻视人文关怀和过程体验,导致教育技术疏离人、硬技术等走向日益突现,以致“工具”的面纱难以揭去,也就很难让人们全面地去理解它存在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价值的本质是主体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任何价值都有其客观的基础和源泉,具有客观性。价值是客体属性的反映,又是对客体属性的一种评价和应用。因此,教育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客体人对它的能动作用。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观认为: 个体的存在即是世界的存在; 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 人本来是自由的; 在与存在的问题。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描述人存在的意义,并提出人有四种存在形式: 此在、一般意识或意识本身、精神、存在。而且他认为,生存才是人的真正存在形式,而唯一能达到生存途径的是发现人的各种生存的可能性。可见,他们都肯定人的存在和自由发展。

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其浓郁纯真的人文气息和对人对自然的无限敬畏感染着现代教育。它以人为本,以善为先,以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诠释和追寻着那个时代教育的本质。

2. 教育视角———教育技术具有教育的品性

不可否认,当技术为教育所用成为“教育技术”这一身份时,它也就被赋予了教育品性。“教育品性可以看作是一切教育现象中‘教育身份’的象征。”( 李美凤,2010)因此,教育技术具备教育的种种特征和功用。首先,教育技术促进了传统教育的变革。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载体,学习者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育影响变得越来越丰富。其次,教育技术为现代教育思想的践行提供更多途径。随着教育技术发展而兴起的各种网络教育等为现代教育的国际化、终身性、个性化、多元化等提供了实现的条件。最后,优化教学,提高了教育效果。动态教学取代了传统静态教学; 生态、理解、生命、对话等成为教学中必须被关注的问题; 多途径获取知识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强化了教育效果。

3. 工具理性视角———教育技术具有技术的品性

以上对教育技术人文关怀和教育品性的呼唤并不是否定它的技术性,旨在呼吁教育技术在发展过程中要综合适应,不可偏废其一。

“技术”一词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利,它源于希腊文词根“Tech”,意为技能、技艺、能力,家庭世代相传的方法等,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对技术的认识也变得多元。如:技术是物; 技术是知识; 技术是人的一种活动; 技术指人类一切有效的活动; 技术是人类强化自身能力的手段。这些定义虽不尽完善,但也肯定并折射出了技术某一方面的特点: 物化支撑性( 工具性) 、知识性、活动性( 交往性或对话性) 、绩效性和反身性等。

技术哲学对技术的最早认识是从工具层面展开的,而从AECT05定义来看,教育技术中的技术已不单是工具层面的技术,它还包含了创造、使用、管理技术的思维活动和意识形态,最终的落脚点不仅是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还将目标上升到了塑造人、培养人、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伦理道德的高度。

实践透视价值。人即人类,是人的总称。人是地球上有史以来已知生物钟最具智慧且目前居于统治者地位的生物。所以,人类似乎都有追随“为我所用”的本性,对于教育技术价值的考虑也不例外。教育技术具有技术的品性,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教育技术在实践中也具有两面性。一是积极方面。它的出现为现代教育教学的模式到方法,环境到资源,内容到形式,过程、管理到评价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催化剂。影响着师生关系、师生角色及他人与他人间的关系,产生新的教学组织方式和教育问题。二是消极方面。首先,由于教育技术的观念还没有足够深入人心,人们对它的使用存在戒备心理; 其次,教育技术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误读”而导致教育技术的作用异化; 再次,受当今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获取产生了依赖性,功利性色彩严重。没有手机、电脑等就会明显感到信息的缺失,但很少去审视所获信息的可靠性,以致有些错误信息带来很多不良社会影响。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的资源危机,人们越来越重视高效率、低投入、高产出、批量化、模式化的流水线生产,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人生活的主体参与性、幸福感、安全感、自由感等极度降低,使得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表面上越来越密切,实际越来越疏远。因此,人们不可能指望拥有十全十美的教育技术,只有尽可能合理使用、趋利避害,将成本和不利因素降到最低。

4. 辩证法视角———实现教育与技术的和谐归一

联系观: 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的联系之中。因此,当“教育”与“技术”相结合形成“教育技术”的时候,就更应该用联系的观点来审视它的存在,即不存在没有教育的教育技术,也不存在没有技术的教育技术。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可以看作是一项特殊的劳动。“人的生存以劳动为基础,而劳动与技术合二为一,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技术生存视为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技术成为人作用于自然的中介和手段,通过改造世界的社会劳动,满足了人的这种有意识的类生存,赋予人超越动物的目标和手段,使人真正成为历史的社会的文明的存在物。”( 王治东,2012)

变化观: 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教育技术的产生、发展、演变也不例外,不能用静止、孤立的眼光去肯定或否定教育技术的存在,因为任何事物的价值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反应时间和周期,因此应该用全面、包容的心态来看待教育技术在变革教育中的价值。

发展观: 物质世界是不断发展的; 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其实质是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灭亡; 发展是客观的、有规律的。纵观教育技术发展历程,它无不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更迭发展着。所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教育技术的未来,既要能适应教育技术的积极发展,又要能客观地正视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切不可“一刀切”。

三、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意义及启示

《易经》上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教育技术哲学研究就是对教育技术之道的追求,以便其在这种“道”的普遍规律下实现“教育”和“技术”的和谐归一。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郑重声明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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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技术哲学的荷兰学派 篇9

“判断一个学派的存在与否,一是看它是否存在学术代表人物,并在其周围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二是看它是否具有个性鲜明的学术思想,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学科范式。”[1]135笔者在此借鉴刘则渊先生的衡量标准,来判定是否存在一个研究技术哲学的荷兰学派。

一 国内研究现状

纵观国内学术界对荷兰技术哲学的研究,其探究者主要有潘恩荣、林慧岳、陈多闻等少数几人。具体来说,在标题中使用荷兰学派的论文,仅有陈多闻的《荷兰学派的技术哲学思想初探》一文;将荷兰技术哲学的研究作为国外技术哲学研究新进展来介绍的,有陈凡、朱春艳的《技术知识:国外技术认识论研究的新进展》一文;论述荷兰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特文特模式”的,有林慧岳的《荷兰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及其当代启示》一文;而立足荷兰技术哲学中的技术人工物两重性理论来探究的,有潘恩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走向工程设计哲学》、《当代分析的“技术哲学之”难问题”研究》、《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等文章;评述关于“会聚技术”伦理的有胡明艳、曹南燕的《人类进化的新阶段——浅述关于NBIC会聚技术增强人类的争论》等。

具体到以上探索者各自探究的内容来说,陈凡作为2002年6月召开的“技术知识的哲学反思”国际技术哲学会议与会者,对荷兰“技术知识:哲学的反思”国际技术哲学会议作了一个述评,在该述评中陈凡介绍本会议着重解决这样两个议题:一是汇集多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技术知识的范畴进行综合和一体化的研究;二是分析关于技术的人工制品(笔者译为“技术人工物”)及其意会的和规范化特性的知识。[2]91浙江大学的潘恩荣博士,亲自参与到技术人工物两重性理论中,并提出“类函数模型”试图完美解答结构与功能的关系[3]153,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一直将荷兰技术哲学研究这个团队称为荷兰学派。陈多闻简单梳理了1998年以来在荷兰上述三所大学所举办的一系列国际技术哲学会议,通过会议主题来简要介绍荷兰学派的技术哲学研究内容,并最终得出:“在国际技术哲学的舞台上,荷兰已有取代美国成为研究中心的趋势。”[4]29长沙理工大学的林慧岳则重点指出,荷兰技术哲学研究“从‘经验转向’转向后形成‘特文特’模式”,通过“对人-技术-世界关系的后现象学分析是以一种新方式来思考主客体关系,为技术的道德意义、技术的文化角色等现实问题提供哲学分析框架”,进而得出当代技术哲学是“通过文化转向形成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范式”[5]31。清华大学的胡明艳博士,作为3TU技术伦理研究中心的访学者,她在评述会聚技术增强人类的争论后,指出“应以人类福祉为目标,谨慎推进会聚技术的发展”[6]106。就以上几篇文章中展现出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来讲,国内学者对荷兰技术哲学研究尚且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至少表现出一种互不相干、不成系统的缺憾,没有一个共通的内在逻辑。当然,不可否认是,以上研究成果都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甚至有些本身就是开创性的,譬如潘恩荣博士所做的工作,不论是他解决的问题还是他采用的方法,都是笔者认真学习和借鉴的。正是基于国内学者在荷兰技术哲学上的研究现状,笔者才提出“荷兰学派何以可能?”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国外技术哲学界对荷兰学派的关注远远高于国内,其研究的成果也极其丰硕,鉴于诸多要素的考量,关于国外学者对荷兰学派的研究与论述,笔者将拟另撰文讨论。

二 荷兰学派的形成与由来

1997年9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召开的第10届SPT(Society of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国际学术会议上,将近一半的论文是由荷兰技术哲学家提交[7]187,这是荷兰技术哲学研究者第一次以集体的身份亮相,自此之后,荷兰技术哲学研究团队频频高调亮相于国际技术哲学界;1998年4月,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举办了“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研讨会,“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这个论题的提出在国际技术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这也是荷兰技术哲学研究者在接下来十余年中的研究范式;2002年6月,在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召开了商讨“技术知识的哲学反思”国际技术哲学会议;2004年10月,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召开了“技术人工物哲学”会议,这是继克洛斯和梅耶斯提出技术人工物两重性理论之后,进一步探讨技术人工物的研究计划,在该计划书中展现出较强的价值敏感性设计取向;2005年7月,国际第14届技术哲学会议在代尔夫特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技术和设计”,这仍旧是技术人工物哲学实践展开的必然走向,也是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独特路径[7]187;2006年3月,在乌特勒支大学召开了“技术发展道德评估的方法论”会议,而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则召开了“风险的伦理评估”学术会议,技术伦理开始上升到荷兰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中来;[4]292007年10月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又举办了“哲学与工程”国际会议,等等。

就荷兰技术哲学研究展现出的理论路径而言。笔者以为,荷兰学派的形成是以“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的提出为基点,并以此为研究范式,以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为逻辑起点,以技术人工物哲学为理论向现实转换的工具,以“会聚技术”及其带来、或将要带来的社会效应为研究对象,进而走进以“‘技术-伦理’实践”为核心的研究课题。这个过程,荷兰技术研究者,前后花费十几年,而且目前这个进程仍旧在进行中。

荷兰学派起始于1998年彼得·克洛斯(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和安东尼·梅耶斯(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提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克洛斯与梅耶斯共同组织编辑《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8](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该论文集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技术哲学的新研究进路的展开。因此,笔者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的提出作为荷兰学派在场的起点。

与此同时,克洛斯和梅耶斯于1998年提出的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让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荷兰技术哲学研究状况。而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让国际上诸多著名的技术哲学家都开始重视荷兰学派,尤其是在techné杂志2002年冬季期上,包括米切姆、贝尔德等诸多学者对技术人工物两重性理论合法性的探讨(参看笔者拙文《关于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的述评》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5期),将荷兰技术哲学研究的问题置于国际学术的焦点之上。随着该项目跨国界的探究,荷兰技术哲学研究者的影响也日益地扩大。

在2004年底,克洛斯和梅耶斯在技术人工物两重性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问题扩展到技术人工物哲学,并制定出相应的研究纲领,在2005~2010年这份研究计划中,克洛斯提出三个主要的设计伦理的研究域,而每个研究域下面又划分出了三个子问题域。具体说来:第一,设计、风险和道德价值(Design,risks and moral values):工程设计中的道德问题,价值冲突和设计以及价值的性质。[9]5-7第二,社会-技术系统的模型化和设计(The modelling and design of sociotechnical systems):社会-技术系统的特性,社会-技术系统关注的道德问题以及问题的浮现与控制。[9]10-11第三,机构(主体)和人工物(Agency and artefacts):人工物的特性(The nature of artefacts),作用者、行动和人工物(Agents,actions and artefacts),人工物作为主体(Artefacts as agents)。[9]13-15透过这份计划书,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研究的价值指向已经漂移到“‘技术-伦理’实践”层面上来,技术伦理问题被置于首要地位。

在保罗·杜尔滨(Paul Durbin)的《技术哲学:话语体系的寻求》(Philosophy of Technology:In Search of Discourse Synthesis)一书中较系统地论述了荷兰学派的技术哲学,该书的第十九章的标题就是荷兰学派(Dutch Schools)[7]177-190,该书还刊载在2006年冬季卷techné杂志上。杜尔滨在该文章中针对特文特大学的彼得·缇吉姆(Pieter Tijmes)教授的调查提出异议,该调查是对荷兰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发表在1997年秋季卷的techné杂志上[7]177,杜尔滨逐一论析了荷兰主要的技术哲学研究团队、研究者,得出荷兰学派更大程度上是Schools而非School,这也就是说,杜尔滨笔下的荷兰技术哲学,仅仅流于某某大学派(如代尔夫特学派),还达不到荷兰学派的高度。[7]177-190另外,杜尔滨还指出“在一定程度上,荷兰技术哲学的研究类同美国技术哲学的研究传统”[7]190。虽然荷兰学派在此时只能算做某某大学意义上的学派,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荷兰技术哲学研究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单从杜尔滨这本书来说,荷兰技术哲学研究团队,能在这册论述技术哲学发展历程的著作中占得一席之地,可见荷兰技术哲学研究在国际上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笔者以为荷兰技术哲学研究者,真正被视为一个学派,应该从荷兰的三所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特文特大学——共同组建伦理-技术研究中心算起。三所大学组建的技术-伦理研究中心(3TU.Centre for Ethics and Technology)是在3TU.Ethics基础之上,于2007年初成立。组建此研究中心的初衷就是为了通过解决一系列有革新意义的技术伦理问题,如信息技术的应用、卫生保健技术、人类的提高和技术风险等,进而将该研究中心提升为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唯一的“技术-伦理”研究中心。

依照荷兰技术哲学前期的研究成果,荷兰学派的代表人物,有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彼得·克洛斯(Peter Kroes);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的安东尼·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特文特大学的菲利普·布瑞(Philip Brey)。当然,除这三个主要代表人物外,还有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杰罗恩·霍温(Jeroen Hoven)、赛尤莫斯·米勒(Seumas Miller)、赛宾·罗瑟尔(Sabine Roeser);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的彼得·沃玛斯(Pieter E· Vermaas);特文特大学的汉斯· 阿特胡斯 (Hans Achterhuis)、麦克·布恩(Mieke Boon)、彼得-保罗·沃比克(Peter-Paul Verbeek)教授等。这些学者共同成就着荷兰学派。这些学者大多都拥有工科背景的知识储备,如克洛斯早年曾在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学习物理学、工程学;而梅耶斯起初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专业。由于他们都拥有较渊博的工学知识背景,这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在主观条件上提供了可能。

就其研究视域来看,彼得·克洛斯的研究旨趣在于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思想;二是社会-技术模型系统;三是实践推理。安东尼·梅耶斯的研究聚焦在如下几个问题:人工物理论;技术科学的认识论;技术的哲学与伦理意蕴;集体活动和集体意向性理论;言语行为和交际理论等。菲利普·布瑞将其研究中心置于:信息和通信交际技术哲学(ICT);生物医学技术哲学;可持续技术哲学及其工业设计等。

透过如上几个人的研究视点,技术伦理无疑是其共通的价值指认。而将如上提到的研究者的研究技术集合起来,这无疑就是“会聚技术”。如此一来,荷兰学派的共同研究域就展现在我们面前:通过具体的探究“会聚技术”及其设计、生产与使用过程,来解答会聚技术所面临的或可能将面临的伦理难题。这是荷兰技术哲学研究者所共同要解答的课题。

三 以“经验转向”为主要特质的技术哲学研究范式

经验转向作为荷兰技术哲学研究的立派之范式,其引导的不仅仅是荷兰技术哲学研究,它也是当前国际界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范式,它促逼着技术哲学研究由三大批判传统(社会政治批判、现象学批判、人类学-文化批判)切换到经验实践中来。

对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本身而言,它探究的主题是从何种语境转换到经验的语境中来?经验本身又有怎样的预置?依照克洛斯和梅耶斯的思想,可将经验转向归结为如下几点:一,研究语境的转换。从使用者阶段切换到技术人工物的设计、发展和生产阶段[10]7;这一点在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中有详细的论证,这也是笔者将技术人工物两重性理论纳入到 “技术-伦理”实践中来的缘由。二,分析层次的跃迁。从高度抽象的和普遍的层次转换到具体的和局部化的层次[11]27-28;因为面对不同具体技术,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各种技术之间有较大差异,就算是同一种技术在不同的使用情景中,研究结果也各不相同。就是说,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可靠的工程(技术)设计的经验研究之上。三,研究方法的转换,由传统的批判方法转向侧重分析描述的方法。[11]28简言之,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就是从分析事物的层面转向主要聚焦事物本身的事实中来[8]xx,当然这种聚焦事物本身又不同于经验学科,它是紧邻具体的经验学科的哲学研究。

荷兰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到底是如何践行的呢?在这个践行的过程中,荷兰技术哲学研究又是如何成长为一个学派意义上的技术哲学研究团队的呢?首先简述一下2006年以前如上提到的三所大学的研究状况。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研究中心在工程学实践(engineering praxis),其核心是工程设计,其探究的是工程(技术)设计伦理;[7]177对于埃因霍温大学,工程(技术)设计也是其研究重心,但是与代尔夫特不同的是它侧重于创造产品过程的方法论分析,即研究工程决定、制作过程中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法律以及审美等诸因素的相互作用;[7]178就特文特大学的研究视点来说,特文特大学的研究总体上是隶属于技术文化哲学的,他们探究当前事务(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人类的潜力和欲望等[7]179。如上是杜尔滨书对2006年前荷兰技术哲学研究现状的一个分析。如果荷兰技术哲学研究仅仅停留在了此阶段,那么荷兰技术哲学研究算不上一个学派。然而,当三所大学开始组建技术伦理研究后,荷兰技术哲学研究展现出一个新的境况,他们的研究有了一个共同的价值指向与研究范式。

透过诸位荷兰技术哲学研究者的研究视域,可以发现,当前整个荷兰学派研究的技术实际上就是“会聚技术”。譬如,梅耶斯的认知科学,布瑞的ICT(信息通信技术)等。所谓会聚技术就是会聚了信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认知科学四大技术。按照学者吕乃基的思想,会聚技术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会聚”的四大技术而言,“纳米尺度是包括神经细胞在内的生物反应和功能执行的量级;生物技术必须在纳米尺度实现;信息技术负责存储、记载、计算、处理、分析、传播在认知过程中的巨量信息;最后,认知科学居高临下,对上述内容加以集成,把人的知识、智能以及技能提高到新的高度”[12]62。可以这么讲,会聚技术是“认知科学家的思想、纳米科学家的制造能力、生物科学家的使用能力、信息科学家的监控能力的全新组合”[13]430。会聚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当前给予社会影响最大的技术群,其带来的诸问题必然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视点。

如上所述,荷兰技术哲学研究团队,能够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派,应当从2007年组建技术-伦理研究中心算起,正是三所大学主动依照共同的研究范式,基于共通的研究对象,指向共通的伦理价值,才使荷兰技术哲学研究从一个团队提升为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流派。

四 以“‘技术-伦理’实践”为价值导向

笔者以为,荷兰学派主要经历了(同时也是经历着)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从1998年初提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到“技术人工物哲学”,再走到“‘技术-伦理’实践”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在这个过程中,经验转向是研究范式,技术人工物哲学是“价值敏感性设计”的逻辑进展,“‘技术-伦理’实践”是整个荷兰学派技术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价值导向。当然,值得说明的是,荷兰技术哲学研究,展现出的这几个阶段在很多时候又是处于一种同时、共存的状况,譬如,经验转向就是贯彻始终的研究范式。

从荷兰学派当下研究的三大主题来看:1.工程设计、研发过程中的道德问题(Moral issues in engineering design and R&D);2.技术使用和管制中的道德问题(Moral issues in the use and regulation of technology);3.工程与社会中的价值(Values in engineering and society)。三大研究主题其价值导向都是技术操作中展现出的伦理道德问题,而这些主题探讨的伦理道德又是基于技术实践之上的。这个技术实践可能是工程(技术)设计、技术人工物(技术制品)的使用、技术变迁带来的社会价值转换等。

荷兰技术哲学研究团队,之所以称其为一个学派,无异于它拥有一个学派所应具有的特质:第一,它有主要的代表人物彼得·克洛斯、安东尼·梅耶斯、菲利普·布瑞等,并且以这几个代表人物为核心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团队;第二,它有共同的研究范式:基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研究范式之上;第三,它有共通的研究对象——工程(技术)敏感性设计、会聚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认知技术);第四,它有共同的价值指认——“‘技术-伦理’实践”。

技术哲学家 篇10

一 科学哲学

中山大学的李珍探讨了“意向性和因果性”这一科学哲学中的重要议题。她认为意向实在论者仍然坚持意向性是因果有效的, 并且意向性本身在本体论上不可还原。同时她对塞尔所提出的意向的因果性理论做出评价, 认为塞尔所提出的意向的因果性理论是意向实在论的自然主义学派的代表, 他的理论若能成功, 则一方面为意向性和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意向性不再是先验的、高于自然的概念, 另一方面因果性的概念也得到了拓展, 意向性不再被因果性拒之门外。同时, 她认为塞尔的理论仍然遇到了三个困境, 而这三个困境的解决都有赖于一种更为精确的因果理论——干预主义的因果理论。

东南大学的郑玮就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从超越理论与实践的传统对立并从更为一般的角度认识科学哲学“实践转向”的内涵及其意义:这不仅为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不同进路, 而且也从总体上提供了关于科学实践 (包括“概念实践”与“实验实践”) 性质的一种新的分析。同时有助于更为明确地提出“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任务, 实现“外推式的研究”向“内生式的研究”的重要转变。

山西大学的程瑞从阐述结构实在论的方法论特征开始, 继而分析了时空本体论争论中时空点的地位、结构实在论的作用, 最后探讨时空理论为结构实在论提出的要求和时空结构实在论的方法论特征, 指出它的语义概念下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趋向。她认为结构实在论自提出以来, 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物理学的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领域。而事实上, 时空物理学作为一个高度数学化的物理学领域, 其中存在的对时间和空间本体论问题的哲学思考也很适合结构实在论的框架。其原因有二:第一, 时空理论是数学化的, 其中数学结构的重要性大于其他任何可能与实验相联系的物理学;第二, 时空本体论的争论中存在着科学哲学一直关注的本体论不连续性问题和非充分决定性问题, 需要关注和解决。另外, 时空本体论争论中对于时空点的看法, 直接地构成了对结构实在论的某种要求。

中山大学的刘小涛分析了模块性假定在生成语法研究的系列假定中所具有的基础地位。他从“模块性假定是否是一个有充分理由的假设”以及“模块性假定对于解释语言能力是否必要”两个问题切入, 倚重于哲学论证和实验证据, 指出:乔姆斯基的学习理论论证存在一些缺陷, 它并不足以为提出模块性假定提供辩护;并且, 认知科学中的联结主义进路以一些极具说服力的模型表明, 模块性假定对于解释语言能力并不必要。因此, 学习理论论证实际上将模块性假定置于一种二难的境地。

山西大学的赵晓聃认为意义归因是探讨规则遵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中涉及怀疑论悖论的内涵、语义实在论、反实在论和非实在论等内容。提出克里普克的怀疑论悖论蕴含着意义归因的非事实论, 从逻辑角度可以更清晰地解读怀疑论悖论, 而将规则遵循问题与非实在论的意义概念相联系来探讨也是一种视角。文章在对规则遵循中非实在论的意义概念作出相关的逻辑分析之后指出意义归因问题的语境选择。

二 技术哲学与STS

南京大学的王治东从马克思生存论的视角对技术哲学进行研究, 认为马克思生存论是技术哲学研究的一种新进路。她提出了马克思生存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新转向, 这种转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 也开启了技术哲学解读的新视域, 打通了技术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和建构论等各范式之间的壁垒, 为认识技术的复杂性开辟了新道路, 提供了新方法。她对马克思生存论视角的技术研究进行了必要性反思;她对马克思生存论的运思方式研究技术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行了合理性追问;对马克思生存论视角下技术本质、人的本质和生存本质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可能性证明。特别是她提出了八个范畴, 即“需要与创造”、“目的与手段”、“人与物”、“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物资与精神”、“人性与共性”、“主体与客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大连理工大学的朱勤认为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工具, 更是调节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中介, 它在使用过程中影响着用户的知觉和行为, 进而影响人们的伦理行为决策。因此, 需要对技术中介与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把握, 通过中介分析和设计, 将道德物质化人工物的设计之中, 以促进技术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源于现象学的技术中介理论引入技术伦理学领域, 有助于丰富对技术自身特性的认识, 有助于建立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高技术伦理学”。

山西大学的卫华对陈赓军事技术思想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运用语境论分析方法, 在考察陈赓军事技术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基底上, 从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作用、武器装备使用中协同使用、军事技术教育同国防现代化的关系、军事技术发展与军事技术管理体制等方面概括和总结了陈赓军事技术思想的主要内容, 认为陈赓军事技术思想是对他长期军事战争及管理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指出研究和学习陈赓的军事技术思想对促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实践的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的夏文利对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科学实践哲学认为科学知识本性是地方性的, 根本就不存在普遍性的科学知识。所谓普遍性知识是知识标准化的结果。他以美籍科学哲学家琼·藤村通过深入癌症科学研究实验室的实证研究工作为例, 描述了科学地方性知识的标准化过程。有力地支持了科学实践哲学关于科学知识从始至终就是地方性知识的观点。

中共中央党校的杨斌对中国科技政策理论与实践的特性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在一般问题之外有着自己特殊的情境:首先, 科技发展和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存在政治因素;其次, 科技政策的解读往往需要在两层张本上进行;最后, 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始终面临着探索和创新。中国科技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从科技政策的产生到制定, 还是科技政策的表达与颁布无不体现着中国科技政策的现实特征。对中国科技政策理论与实践的特性的分析一方面是寻求政策相关群体的相互共识;另一方面也是为科技政策的一般研究提供现实样本, 丰富科技政策理论的建构和实践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的鲍金对消费文化的资本化及其后果进行研究。他认为作为消费文化的资本化结果, 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支配下、为资本再生产服务的附属性意识, 由此导致意识形态成为消费主义的基本性质规定。自然性和虚假性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两大性质特征, 消费主义实际上创造出一种人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新型方式, 这就是资本化的人格。

三 科学技术史

山西大学的韩炳华对灵石旌介青铜器铸造工艺进行分析。通过肉眼观察、X射线拍摄、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等手段, 对灵石旌介青铜容器进行初步的分析, 总结了其合范的规律性, 并指出旌介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与同时期殷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接近, 有些工艺如焊接, 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领先殷墟青铜器。但由于等级地位的区别, 在合金上略有差异。她的研究填补了商代晚期王畿之外的西北边陲地区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的空白, 为进一步探讨殷商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汪丽对华釉上低温红彩呈色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采用显微激光拉曼光谱和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方法, 对宋金、元、明时期8块红绿彩瓷的红彩进行了测试分析, 其结果显示:各时期红彩的着色剂皆为α-Fe2O3晶体, 表明红彩的制作工艺具有明显的承继性;其着色元素铁主要表现为三价, 证实红彩确经氧化气氛烧成。此外, 红彩中α-Fe2O3的微观结构已有一定程度畸变, 推测其为影响红彩颜色的重要因素。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聂馥玲对“重学”一词及其含义的演变进行了历史追述与探究。聂馥玲认为“重学”一词在晚清力学传播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而“力学”一词在当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有其内在的原因。聂馥玲通过对“重学”一词的发展、变化的梳理, 力图勾勒出晚清力学这一学科性质、功用及其内容体系在当时中国的传播情况。

上海交通大学的姬永亮对唐代误差思想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他认为唐人对误差思想有过广泛的探讨, 唐人已经认识到在计量中误差不可避免, 还讨论了产生误差的各种原因和相应减少计量误差的方法, 并且从制度上对误差的避免或减少做了规定。他认为这些内容是唐代计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析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与全球化 篇11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为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世界各国为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既进行着全方位的剧烈竞争，又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转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登上全球经济形态的宝座。

政治全球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带来政治全球化，要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合，要求建立更公正、更具同情心、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受益，越来越少的人受害；要求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议程的首要目标和主题。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现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大国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握手、全球论坛的创造等等，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证明。

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凝结在人类劳动产品上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包括哲学信仰、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当代科学技术及成果本身就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高级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普及、虚拟组织的出现等，促进了全球性交往，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性交往中碰撞、磨合，取长补短、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全球性文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下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

全球化下的科技哲学是什么

全球化下，科学技术发生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多次革命、系统科学革命、新技术和高技术革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除了提供自然界纵向演化图景，还提供了横向的新的特征图景。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应该是人类为获得人化世界的科学图景和辩证发展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知识体系进行思维综合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论上作出的理性追求。

科学技术的主体——人是什么

全球化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人是具有由生理、心理、思维器官组成的自然结构，由人际交往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和目标达成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情感、意志、知识组成的精神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相对应产生的以生理性、心理性和思维性为标志的自然属性，以实践性、角色性和个性为内容的社会属性，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唤醒、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需要性的全面满足。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理解的人是以自然、社会、精神结构和属性为本质，以生物性、劳动性、智慧性、情感性、社会性、需要性、非特定性为本性，以本体力量、异体力量和提升力量形成的本质力量向世界展示其行为和价值的不断发展的理性存在物。

科学技术的本体——世界是什么

科学技术本体的根基是外部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 这是科技哲学终极存在追求的主题。传统自然哲学把科学技术的本体看成是自然界，而且仅仅是以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自然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人构成的世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世界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多级递阶结构的整体大系统，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所能把握的和暂时不能把握的胀缩永恒循环的世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线性和非线性、渐变和突变等相统一的一切皆关系的世界。

人类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人类产生出来后，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同外部世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是科学技术哲学终极解释探求的基本问题。传统自然哲学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主人，而把自然界看成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因此，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只能是异质的对立，是人类对自然界单向作用的主客体关系。全球化下，依据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对人类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得出:人类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摇篮、基础和前提，人类同世界的关系是世界的一部分同世界的另一部分的关系，是同质的和谐、协调关系，是双向作用的对象性关系——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审美与被审美的关系。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平顶山市委党校）

哲学视野下的会聚技术探析 篇12

关键词：会聚技术,技术会聚,伦理

21世纪初美国科学界联合其他部门预测新世纪的技术趋势,认为会聚技术将在今后取得重大突破。会聚技术指的是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会聚融合,因而又称为NBIC会聚技术,会聚技术是新世纪具有引领作用的技术。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之间的融合已取得很大进展,会聚技术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的重视。除了四大技术之间会聚以外,与其他技术之间的会聚也是技术发展的趋势。会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发挥其蕴藏的巨大潜力,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人类自身。这也意味着会聚技术与传统技术存在重大差别。会聚技术的进展与人类的未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技术哲学应该探讨会聚技术的本质内涵和涉及的伦理问题,积极参与到会聚技术的发展进程之中。

一 会聚技术及其研究

会聚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ies)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出现的前沿技术领域,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四大技术的会聚将极大改变人们对传统技术的认识。不仅如此,其他新兴的技术领域也在走向会聚,可以说技术走向会聚是当代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目前国外对会聚技术的研究与探讨主要集中于会聚技术与人类能力增强、会聚技术与社会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反思上,国内也有学者开始注意会聚技术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伦理争论。

会聚技术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2001年由美国商务部技术管理局、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纳米科学工程与技术分委会(NSTC-NSEC)在华盛顿联合发起的由科学家、政府官员等各界顶级人物参加的圆桌会议上。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会聚四大技术,提升人类能力”的议题,首次明确提出以纳米技术与纳米科学、生物技术与生物医学(包括基因工程)、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与通讯技术)和认知科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领域走向会聚,从而形成会聚技术[1]1-2。并且围绕会聚技术抛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1.科学与会聚技术一体化的涵义是什么;2.科学知识与新兴技术的演化与可预见的未来发展动向是什么;3.如何行动才能取得未来10-20年内会聚技术对人类发展的最优效果;4.什么样的观念能引导会聚技术最大限度地实现对人类发展的效益;5.围绕会聚技术的研究与教育问题的最大压力是什么;6.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战略来促进人类能力的增强与社会收益[1]1?

2004年欧洲委员会专家小组发布《会聚技术—塑造欧洲社会的未来》的报告,提出了会聚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ies)的一般性概念,认为会聚技术指的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形成的技术与知识系统的组合[2]14。并基于知识社会与经济讨论了会聚技术与欧洲社会的发展问题,提出一种“为了心灵与身体的工程”(Engineering for the Mind and for the Body),而不是“心灵与身体的工程”(Engineering of the Mind and of the Body),认为只有将会聚技术的可能性跟复杂的欧洲社会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才能成功[2]3-4。

在由此引发的会聚的公共争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会聚技术是在纳米技术影响下的纳米与其他技术的交叉学科性的简单会聚;另一种将会聚技术看做是一种全新的知识与实践领域。如意大利皇家工程研究院认为“会聚涉及了纳米技术通过多种路径与其他未来发展的新技术的合并,并体现了其交叉学科的特性”。欧洲通讯产业委员会在“纳米技术的欧洲战略”中提出“纳米科学作为‘基础性’、‘使能性’、‘关键性’的技术渗透到各个技术领域中,它能够通过交叉学科和会聚的方法将不同领域的科学与利益整合到一起,并引导技术创新,用以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3]。

2009年的第16届国际技术哲学会议(SPT)也专门讨论了会聚技术的问题,并以“会聚技术,改变社会”作为此次大会的主题。除了会聚技术与人类增强这个议题,这次会议还围绕着会聚技术与工程科学、会聚技术与风险、会聚技术的一般性问题展开讨论。会议还讨论了新兴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中的存在的伦理问题。会议组织方面还将技术会聚的定义扩展到“各种不同技术间的会聚”。菲利普·布雷(Philip Brey)从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以及人类学、伦理学的各个角度分析了会聚技术带来的挑战,并将技术会聚的历史追溯到二战后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诞生。黛安·米歇尔菲尔德(Diane michelfelder)说明了NBIC会聚技术的几个特征,认为会聚技术作为技术变革转折点的承诺涉及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对其影响的推测[4]2。会议中关于会聚技术与未来的一般性问题的讨论,包括通过会聚技术监视、会聚技术对人的身体和心智的影响以及“谁开始会聚及为了什么会聚”的疑问等[4]3。

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会聚技术的哲学问题,并开展了对会聚技术的思考,认为会聚技术具有科学技术的一体化以及科学与人文学科综合的两个特征[5]63。会聚技术体现了科学与技术越来越紧密的关系。现代科学发现越来越需要技术的支撑。不同于以往传统技术的尝试性发明,高新技术的创造迫切需要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然而科学与技术具有各自的特点,如科学研究具有自由、发散和不确定的特点,而技术具有目的性、收敛和确定性,在一体化的进程中需要注意两者之间的互补与矛盾;会聚技术还体现了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特性。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涉及人自身的会聚技术也需要结合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成果。

会聚技术的概念起源于科学家与工程师群体,实际上在进入21世纪之前,技术走向会聚的趋势已经出现。会聚技术以其整体潜力、扩展人类认知和沟通潜力、增进人类的健康和体能、增加团队和社会成果、保障国家安全及促进科学与教育的统一等潜在功能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会聚技术的概念引入我国以后,引起人们对学科交叉、科技管理、人才教育培养方面的广泛探讨。后来引起了社会学家、哲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与思考。

二 技术“会聚”的辨析

技术的“会聚”不仅仅局限于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四大技术领域,还是“各个技术领域间的会聚”,也就是任何技术都有可能会聚,技术会聚“是不同技术要素,集成或整合成新的技术系统”,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重新组合,并导致新技术的产生。既然目前的新技术在走向会聚,那么回顾过去已经“存在”的技术,是不是也是由“先前”的技术会聚而成的呢?既然当代知识形态技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走向会聚,那么古代的经验形态的技术与近代实体形态的技术是不是也存在会聚的特征,它们与当代技术的会聚有什么共性与不同?技术是怎么样走向会聚的或者技术会聚的类型机制是什么?技术会聚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技术会聚实际上是从工程技术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技术的形成机制,属于技术认识论里技术发展模式的研究范围。早期人类凭借经验积累了许多的技术,再通过人们的改造或发明以及它们之间的“会聚”产生了新的技术,在性能上获得跃迁,进而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如弓箭的发明在人类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首先了解了弓、弦、箭的性能,通过它们之间的“会聚”并逐渐改进形成能猎取动物的弓箭。现实生活中的技术,总是在和其他技术“会聚”后一起发挥作用。如信息革命中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及与通信技术的结合、与原有技术的结合带来效率上的提升。技术会聚可以作为技术发展的模式之一。

技术会聚的动力来自技术自身的发展和社会需求增长两个方面。从技术本身来说,通过技术的会聚,使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得到优化,技术自身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也是技术会聚的动力。技术会聚使技术产品的功能种类增多、效率提升,从而满足人们增长的需求。

伯格曼通过对海德格尔的考察认为,海德格尔开始把技术(或多或少在本质意义上)看成是超越前技术时代会聚的一种力量。在他看来,技术是形而上学长远发展的最终形态。当意义的伟大化身,即艺术作品,失去了它们聚焦力量时,我们如何在这个使人向往和分心的技术时代中重新确定方向?在条件的复杂性中,我们必须解开物的简单性。一个酒壶,我们用来倒酒的陶制器皿,就是这样的物。它教给我们如何去把持,去供给,去倒,去给予。在它的黏土中,它为我们会聚了地,正如在盛装来自土壤的酒时,同样会聚了地。它会聚了天,天空的雨水和阳光在酒中呈现。它在我们的必死性中振奋和鼓舞着我们。在祭酒仪式上,它感谢并要邀请神。通过这些方式,该物会聚并揭示了海德格尔所称的四重性,即天、地、人、神四个重要纬度的相互影响。在海德格尔著名的意义上,一物就是一个焦点,谈论焦点物就是对这个中心点的双重影响[6]。

唐·伊德在“科学工具的形变与会聚”中提出,用科学工具及其物质性来解释科学知识在产生过程中的建构与分配的问题。伊德考察了科学工具是怎样产生我们日常的经验世界与知识是怎样现象学形成的。虽然他的后现象学方法体现了科学必须要追随技术装置的发展,在当代自然科学里,例如新的医学成像技术或者天文学,正是工具会聚了不同的现象并提供了多方面的视角。只要有一方面得到认可,便能产生坚实的科学知识,在伊德眼中,这一过程也包含了视觉解释学[4]3-4。现代技术与科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持。即使如爱因斯坦那样从事纯理论研究,其推论前提也是来自现有技术获得的事实或数据。

技术哲学不仅在总体上研究技术现象和技术本质以及关注技术广阔的历史前途与它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地位,还要研究技术本身的内在发展。拉普认为,对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系统”的方法,另一种是“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比较,拉普认为,“分析的科学哲学研究对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不同类型等问题提出了重要见解。”[7]由于技术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变革和生态环境,所以对于技术问题,如果撇开具体活动过程和社会背景对语句系统的事实内容和逻辑分析进行集中探讨的话,有可能造成对实际问题的过分简化。

似乎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技术哲学界后来发生了“经验转向”,注重对具体技术的研究,提倡从描述性角度来看待技术。以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和特文特大学三所大学学者为代表的“荷兰学派”积极组织并参与到具体的技术特别是会聚技术的研究之中。如特文特大学教授菲利普·布雷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信息通信技术,保罗·维贝克对人类增强技术及其人类学关联较为关注。

处于我们现实生活世界的某项技术,总是通过与其他技术“会聚”发挥作用。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主要精力用在诠释技术会聚的原理、制造出使用的会聚技术产品之上。技术哲学应该进一步思考会聚技术带给我们的启示。

三 会聚技术的科学与哲学意蕴

会聚技术由兴起之中的四大技术融合而成。中国学者裴钢认为技术的融合最终源于自然的统一及对它的整体研究。NBIC四大技术能实现会聚,一是因为技术的发展为其走向融合准备了必要的手段,二是有了从整体上理解自然和意识的方法。他还认为我们要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及学科交叉、推进教育和科技的结合和教育改革,并为我国会聚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注重素质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国际交流等[8]。会聚技术带给我们的启示还有:

(一)密切关注技术会聚的科学发展趋势

人们总结出技术的发展模式,主要有技术进化、技术集成等形式。它们主要是技术自身的提升以及技术之间的简单集合。如小汽车构成虽然复杂,集成了照明系统、动力系统、点火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冷却系统等,但各项系统只是机械集合在一起,各自发挥作用,并不产生新的技术或效应。技术会聚立足于一项技术自身的发展,与其他技术有机融合,力求取得更大的技术成效。如纳米技术与医药结合,实现靶向治疗后,改变了传统医药用药量和副作用大的弊端。达到纳米级别计算机芯片的制造工艺,不仅降低了能耗,还提高了计算机的处理能力。

关注会聚技术有利于我们了解技术会聚这一技术发展模式。现代社会中,一项产品中完全原创的技术较少,基本上是在某一主导技术的基础上,辅以其他技术而成。市场竞争的需要迫使技术产品不断更新与升级,通过技术会聚使产品的功能更强、用途更广。以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为例,早期只有发信息和打电话等简单功能,技术的融合使得手机变成一个多功能的手持智能终端,用户可以听音乐、上网、拍照、处理个人业务以及购物刷卡等。这是将不同技术功能会聚,将不同的技术在一个平台上联系起来,让产品实现更多功能,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社会进步。

科学家们从众多科学技术中挑选出NBIC这四大技术作为21世纪的带头学科,乐观估计其发展潜力与前景。事实也证明,21世纪头10来年来,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革命给所有行业带来变化至今仍在继续,其他三项技术也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组成会聚技术的四大技术,本身早已出现。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三次技术革命称为“信息革命”,可见人们对信息技术的影响已充分认识。新世纪伊始,科学家们预测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四大技术之间的会聚融合将对社会和个人产生深刻影响。学界多次举行研讨会,并发布了多项研究报告。虽然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技术形式,会聚技术仍然体现了技术发展模式的变化。

会聚技术体现了丰富的科学意蕴。纳米尺度的物质性质研究是其他技术发挥作用的基础,这一层次为研究认知科学中的人脑机制提供了可能,为生物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凸显出“信息”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还产生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认知科学将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纳入到科学技术研究视野中,也体现了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走向融合的趋势。

不同于前三次技术革命,随着全球技术扩散与转移、传播与应用的加快,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较为迅速。而且与前几次技术革命不同的是,现在的技术呈现齐头并进的趋势。这得益于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科学技术,投入较多人力物力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争相抢占包括NBIC会聚技术在内的各项技术的制高点。

(二)深入探讨NBIC四大技术会聚的哲学意蕴

1.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

会聚技术加深了我们对物质的理解。科学理解的物质是具体的某物。哲学中的物质概念与此不同,列宁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9]可见,哲学视野中的物质主要指事物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性。哲学中的物质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会聚技术很有帮助。技术人工物的化学元素构成以及尺度、结构都是客观存在的。石墨和金刚石的组成元素相同,只是元素排列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物理性质。四大会聚技术中,纳米技术主要是利用具体物质在纳米尺度上的特殊性能。随着材料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不同尺度、不同结构以及在不同环境下具体物质的性质也不相同。认知科学所涉及的学科包含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以往人们觉得人的意识很神秘,甚至觉得不可思议,现在人们可以通过CT扫描仪等技术研究脑电波,通过神经科学来研究大脑的构成与运行。国际上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有望了解天才头脑的构成及运行机制。这也从科学的角度说明了人的意识的客观性,从而进一步证明了物质的统一性。

2.会聚技术的系统涌现性。

系统科学的发展为人们看待自然提供了新的视角。NBIC四大会聚技术之间的重新组合能产生巨大的效益,在于技术会聚之后带来新的系统质。如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融合,推进了生物技术的进步。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通过数字技术模拟真实的人体器官而合成的“虚拟人”,可以充当新药研制的试验者,从而替代人体药物试验。通过程序设置让“虚拟人”出现相应症状,研究人员将试用新药数据输入计算机,调整用药剂量和用药方法,不断观察“虚拟病人”的反应,最终得出结论。这种方法节省了药物的研究时间。虚拟人在临床医学、军事应用、肿瘤治疗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我国首例女性虚拟人数据集于2003年2月18日在位于广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构建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韩国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本国虚拟人数据库的国家。虚拟人可以替代真实的人体来做实验,并能获取较为准确的数据[10]。技术会聚后往往涌现出原有技术单独不具有的性质,为会聚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新的可能。

3.体现了分析与综合思维相结合的时代特性。

20世纪分析哲学兴盛,科学技术也是通过条分缕析获得很大进展。然而也使得各学科越分越细,人们的专业领域也越来越狭窄,科学家们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会聚技术的出现打破了原本应该拆除的界限,促进了学科交叉融合。我们可以把认知科学看做是文理工的综合,会聚技术更是新兴技术更大的综合[11]。当然,分析与综合并不矛盾: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分门别类的研究与会聚融合的发展并行不悖;单项技术的研究更加精深,在此基础上的技术会聚也更有成效。

四 会聚技术的未来反思

我国科学界一直关注会聚技术的发展。今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438次香山科学会议以“纳米-生物-信息-认知新兴会聚技术(NBIC)”为主题,邀请了中、美、澳各领域的科学家讨论会聚技术的前景。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表示NBIC会聚产生的新技术有望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国家创新带来更大的机遇。而且中科院已启动与各级政府、国有及民营企业在会聚技术方面的合作[12]。对于当代的新技术革命——会聚技术(NBIC),刘经南院士认为每一个领域的发展都潜力巨大,而其中任何技术的两两融合、三者交叉或四者汇聚,都能产生难以估量的效能。他还指出,会聚技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不断创造新的产业、新的市场、新的生活、新的文化、新的社会进步。刘院士还认为会聚技术带来的创新理念要求我们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变革,使教学科研从原先独立分开的状态走向融合,使之适合培养懂会聚技术的新型人才[13]。吴丹青、张菊认为需要创新学术组织以应对技术会聚。具体做法是建立多元、复合、并存、互补的组织系统,建立竞争、开放、流动、高效的新的运行机制,对管理模式也应创新。要科学集成、合理配置平台类学术组织,向不同学科背景、不同潜质、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研究者开放,使有限的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合理地配置、科学地管理、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推动学科的交叉和技术的会聚[14]。

技术间的会聚有利于突破已有某项技术的限制,对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技术与商品流通业的结合,对产品生产、流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产业的影响还在发展之中,微博、网购的兴起使得社会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起着重塑社会的作用。

不同于科学家们的乐观与积极,哲学界更关注会聚技术可能引起的伦理困境。我们应该妥善应对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会聚技术不仅涉及外界,而且对人本身具有再造的能力。人类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涉及技术:一是服用或植入人工制品,如药物、人工替代品如假肢等;二是通过技术辅助手段获取身体信息,如基因诊断技术的运用。现在技术辅助已从人体扩展到人的思维;三是通过技术组织和社会优化来影响个人,如官僚化、军队化与警察管制等[15]。而会聚技术不仅改变外界,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参与到对人自身包括身体与思维的改变。技术在何种程度上会改变人之为人的本性值得深思。

从自然进化而来的人掌握了自然进化的秘密以后,正以更大的热情参与自然进化的进程,如进行基因移植、物种培育等。如果说此类“人工进化”还只是重塑人类与原有自然的关系,会聚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在制造技术人工物以外,从根本上设计出新物种,从而打破已经略显脆弱的生态平衡。现在农作物的转基因技术就引起非议,而会聚技术的作用特别是增强人类自身能力更易引起争论。如曾经的环法世界冠军阿姆斯特朗服用兴奋剂“提高自身能力”。从技术上来说,是可行的,只不过违背了竞技体育比赛公平的社会原则,从而受到惩罚。还有类似技术需要我们找到开发、运用的伦理规范。正因于此,技术哲学界不应满足于对技术的评论,而需运用上溯式的伦理原则,积极参与到会聚技术的设计、开发环节之中[16]。

以前的技术简单说来是人与外界作用的中介组成(人-技术-世界)的关系。会聚技术可能是目前高技术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会聚技术的发展已涉及我们人类的身体和心智[5]62。以前我们主要是对人体之外的世界进行技术变革,主要是人的意识直接与外在技术发生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不再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个体,而是参与技术之中,形成((人-技术)-世界)的关系。从技术演化的角度看,会聚技术也许只是高技术的起始阶段。当然,我们应该谨慎对待会聚技术的发展。通过生物技术与其他技术的融合来提升人类能力可能还在人类的控制范围之内,我们应考虑人工智能的水平会不会有一天超越人而且进化更加迅速?会不会及应不应该通过基因改造或重新设计制造“超级”人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