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论文)

科学与哲学(论文)（精选11篇）

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1

科学编史学的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问题

一、历史、编史学与科学编史学 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科学编史学问题,所以有必要把涉及到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学术结构等问题作一交待.

作 者：任军 Ren Jun 作者单位：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温州,325011刊 名：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英文刊名：MANAGEMENT AND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4“”(4)分类号：B0关键词：

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2

关键词：哲学,科学,计算机科学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和科学事业家蔡元培先生 (1868-1940) 曾对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屏科学而治科学, 则易涉臆说;远哲学而治科学, 则不免拘墟。两者可以区分而不能离绝也。今日最持平之说, 以哲学为一种普遍之科学, 合各科学所求得之公例, 为之去其互相矛盾之点, 而组织为普遍之律贯。又举普遍知识之应用与各科学而为方法, 为前提者, 皆探寻其最高之本体而检验之。”哲学追求普遍规律, 必须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哲学作为普遍知识又必从方法, 前提等根本方面对自然科学有所帮助。所以既不能远离科学而治科学, 也不能远离哲学而治科学, 二者本应相得益彰。

一、科学需要哲学

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思想的精华, 是人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当然也是科学工作者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这种精神食粮能使科学家具有一种哲学的头脑和眼光, 有助于提高对问题的分析力, 统摄力, 洞察力和判断力。许多科学家对于哲学的积极作用都深有体会。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所说:“爱因斯坦以探索理论物理学的基础, 解决物理理论中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生地主要任务, 这就迫使他比较深入地接触到哲学上的重大问题。他认为, 物理学家在理论革命时期必须亲自去作哲学推理。他少年时代就开始对哲学发生兴趣, 青年时代读过大量的哲学著作, 他在科学上之所以能缺德重大突破, 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哲学的批判精神。”我国许多科学家对于哲学的积极作用也都深有体会。例如, 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说了这样一番话:“我钻研业务多年……也摸索出一套进行研究的方法, 像处理问题应该怎样入手, 怎样去看问题, 怎样克服困难, 怎样从失败和错误中取得教训, 等等。当时倒也‘自鸣得意’, 因为这些道理在科学技术书籍中是学不到的, 算是我的科学研究心得吧。以上说明, 好的哲学作为一种好的思维方法, 能够帮助科学工作者分析和处理好实际遇到的各种关系和各种问题, 从而能够帮助科学工作者取得好的科研成果。

二、哲学需要科学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 自己的人民的产物, 人民的最精致, 最珍贵和看不出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蔡元培认为:“哲学是文化的中坚。”哲学要成为“活的文明的灵魂”, 要成为“文化的中坚”, 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更不可以是自封的, 必须想蔡元培所说的那样, 使哲学成为“融贯科学的哲学”, 既依据科学, 又超越科学。看来, 不论怎样定义哲学, 都是不能外于科学的。不论对于哪种哲学, 科学都是哲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更是开宗明义的阐明“要确定辨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今天, 计算机技术作为现代技术的标志, 已成为世界各国许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计算领域也已成为一个极其活跃地领域。计算机学科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发展, 并大大延伸到传统的计算机学科的边界之外, 成为一门范围极为宽广的学科, 它的研究道路上依然少不了自然辩证法的哲学指导。当然, 这也是哲学的也只将在计算机科学中获得营养, 并从中获取自己的研究方向, 从而促进哲学的研究。

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3

晚清以降,“儒学”作为普适价值的危机,首先来源于其他宗教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哲学”这一新概念的引进,儒学开始面对自身是“哲学”还是“宗教”的命题。当“哲学”受到“科学”挑战的同时,儒学也受到“哲学”与“科学”的双重挑战。本文所讨论的,就是现代中国与儒学相关的两条线索:哲学与科学之争,以及哲学与宗教之争。

一、哲学与科学

作为一个经由日文中介的外来词,“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西方的学科。在张之洞的理解中,“哲学”与“自由平等”这样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与张之洞相反,王国维认为“哲学”就是传统儒学中的“理学”,并建议以“理学”之名代替“哲学”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中国,“科学”话语尚未全然兴起,“哲学”虽被理解为西洋之“学科”,但尚未被全然“科学化”地理解。如王国维,就同时力图证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注:王国维:《哲学辨惑》,见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57页。)随着“科学”话语的兴起,是否具有“科学性”成为衡量是否“哲学”的一个标尺。中国传统之学与“科学”的距离,使得现代学人们在判定中国思想是否能称为“哲学”的时候颇多踌躇。葛兆光在《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一文中梳理了这一脉络:

1918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反对哲学算是文科,理由是西洋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哲学以历史为基础,那么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十年以后,他更是直接说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并且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没有哲学”的健康的欣喜。1922年,章太炎讲《国学概论》,也说“今姑且用‘哲学’二字罢”,在“姑且”二字中,能看到他的一丝无奈。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把哲学史有意识地称为“道术史”,连1903年翻译过《哲学要领》的蔡元培,在1924年自己写《简易哲学纲要》的时候,也把哲学比作“道学”,但又无奈地强调“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哲学纲要,不能不完全采用欧洲学说”。(注: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冯友兰的《郭象的哲学》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在文中,冯友兰指出:“看下文我们可知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

③(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尚志学会出版),第104、123页。)

在这里,冯友兰对“哲学”的期待是:“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同样,虽然探讨了郭象学说与佛教之间的渊源,冯友兰仍着意将二者撇清:

不过他的哲学根本上是与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学大概是观念论。而郭象的形上学则是实在论。佛学所说之真如门,是形上学底,郭象所论之玄同无差别,是认识论底。所以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③

以“与科学并不冲突”,来为郭象学说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来作辩护,可见当时“科学”话语的强大。与此同时,既然是哲学,就必须要有“系统”。冯友兰指出,虽然“上所引庄子注,究竟是郭象的,或是向秀的,”并不能够确定,但至少“以上所述是一个很好底哲学系统”。日本学者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一文中也指出,胡适之所以用“哲学史”来构建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因为在胡适看来,是否“自身内部有系统”,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前提。(注: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龚颖译,《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第72页。)

在《哲学评论》的第一卷第二期,瞿菊农发表了《哲学与近代科学》一文。作者名下有小标题《牛顿与牛顿以前之科学的哲学》。作者开篇即言:

我个人以为在最近的将来哲学界所讨论的问题,一定比较的着重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之哲学,一方面是价值哲学。Broad, Rusell, Whitehead, Cassirer等学者,对于科学之哲学,很下了一番细密的工夫,但这种工夫,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并不能说是已经有什么系统的建设。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怀悌黑教授,他总算是在往建设的路上走,亦可以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系统。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在价值哲学上用功,平常所说的伦理学,美学,乃至于国家哲学,教育哲学,都可以说是应当以一种价值哲学做基础的。培黎教授(R.B.Perry)新出版的价值概论(A General Theory of Values)便可以代表这种倾向。

我们现在且不问价值哲学的内容与倾向;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所谓科学之哲学究竟是什么?……

在哲学方面,很不幸的,许多康德以后的哲学家,脱离了科学的大潮流,结果两方面都受到了损失。哲学成了空洞的意见,放弃了他的一部分的责任;科学缺少了批评,渐渐的忘却了他背后的假设。现在的哲学有重新恢复从前批评科学的工作的必要。在科学方面,近年来一方面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一方面自相对论出来之后,数理物理学上有许多旧的假设,急待哲学来做一番批评工夫。因此之故,科学之哲学就成为现代哲学上急须研究的问题。

瞿菊农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哲学”必须结合“科学的大潮流”,指导科学,关注科学。为此,瞿菊农上溯到牛顿及牛顿之前的时代,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的紧密关系作了考察。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二十年代,“科学”思维是怎样影响着学者对“哲学”的思辨。《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日本学者桑木严翼《日本哲学界之倾向》(程衡译注),在此文中,桑木也介绍了明治之后,“哲学”的引进如何不同于旧时思潮:

明治初年之学者和政治家均学了汉学教育,说政治与道德合一是人生最高的理念,将道德之研究看做对于社会指导者是最尊贵,是适宜的。于是此等学者开始学习西洋的学问时,如可以预想的,惹起最高兴味的题目,即是实践性质的,而当时之哲学亦不过是这样实践的哲学。其后与此题目相关的哲学体系大部亦输入来了。但此新哲学,自然是与旧思潮是处于相反地位。如既所述之思潮,即是儒教及武士道,此种思潮是单重人类的精神方面,要改革须先由现时的兴味的哲学开始不可。如此,贲撒姆(Bentham)及米尔(Mill)的功利主义,斯宾塞(Spencer)及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还有若干英美的哲学的科学,如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便是当时的主要科学。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注:译者原注:“英日文原文均系[主要题目],独德文为[主要科学],今据德文译成。”见《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第100、100、107、107、107、107、108、108、110-111页。)尚有若干政治家及实际活动的人们,实行翻译此等哲学者的著述,且要将此等学理应用在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用的此等科学的术语,多赖于此等学者的功绩。例如,[哲学](日读为(Tetsugaku)(Philosophie)一语,亦是由此等学者中之一人西周才应用。西氏又译了若干关于心理学,论理学之著作。②

在考察了西洋哲学在日本的传播之后,桑木严翼进而对“日本现代哲学的运动”进行了考察。桑木指出:“许多专门学者及非专门学者之中,想建设独创的思想的亦不少。为达到此目的而有两种方法:即直接的与间接的。前者是非科学的形式,大抵要于生活的实际的法则或哲学的方法的基础下寻出新的概念来。此种思想之特性第一是:直观的非论证的,第二综合的非分析的,第三实际的非理论的。要以此思想观念求独创的思想家,一般的均主张东洋文明较比于物质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的西洋文明,有精神性之优越性。”

③与此同时,桑木也指出:“我们更可以考察求独创性之第二的,即间接的方法。我所谓间接的意思,是要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此间接的作用或方法的研究,常受不能达到独创性之目的之非难,这就是科学者被一般人们和文学者所非难的地方。”

④在桑木看来,任何哲学体系的独创性必要有其“某处之根据,有时是西洋哲学,但是还是以东洋哲学为至。”⑤

在这里,桑木提出了“东洋哲学”的问题。桑木指出,“[东洋哲学]一语的意义,绝非单纯,所以学者研究以哲学的目的也非单纯。我们可以先区分印度及中国哲学之二大系统”。⑥桑木将印度哲学的特性定义为“主观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将中国哲学的特性概括为“客观的,实在论的,经验论的”,⑦并据此,将日本哲学理解为“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综合:

日本民族原始的精神极似古代希腊民族。自两个古代哲学输入之后,此固有的精神就因之稍变,其古代的文明亦因着此二源泉有了二大倾向,即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⑧

我所以于专门哲学者之对面,即关于所谓[俗人哲学](Laien-philosophie)附录几句话。因关于[哲学](Philosophy),有二不同之用法,即:作为科学之哲学与单是一思想之哲学。……在日本青年间所嗜好之哲学,较比专门学者,更是实际的,非唯理的,更是直观的,主意论的。除了尼采(Nietsche)及葛特(Goethe)外,德国的哲学及思想并不为此等青年所爱。有的由其实际的点来采取英美的哲学,有的採取法伊哲学,因为其存直观的与超睿知的特性。自然亦有要想结合此东西思想而创造新的哲学的。与此等哲学的学说相接近的尚有若干文学及艺术上之诸运动。到近来又有许多社会的与政治的学说输入来,研究了之后,常时与旧来的思想发生冲突。此等文学者因富于感受性,故常常作了新运动的开振者,于此照常是先于体系的思想家,而实际的人们则于最后应用于社会的法则及秩序上。⑨

在桑木的区分中,“科学之哲学”乃是一大重要分支。“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是通向“独创性”的第二途径,也是科学的时代,“实践的哲学”发生转向后最有效的途径。

由日本到中国,“科学”话语的强大,使得“哲学”不得不始终为自身作辩护,或力图证明与科学的紧密关联。所幸在现代中国,关于“哲学”与“科学”之争,始终也有另一种声音。王国维于“可信”与“可爱”间的徘徊,事实上正映证着他对于“科学”话语的怀疑: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注: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张东荪的《因果律与数理》同样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该文有小节《从哲学上批评科学的两个柱石》。

③④⑤(注:《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第1、17、26、123页。)在文中,张东荪指出“哲学”相对于“科学”的独立性:

西洋哲学中所谓唯理派(Rationalism)大抵就是作这样的论调。(参观拙作《名相与条理》载本年度东方杂志。读者请勿轻视这个唯理运动!须知科学即导源于此。不过科学因为又侧重经验上的实证,所以只是所谓自然的唯理派:即把理性主义灌入于自然主义中而为其副脉。但哲学上的唯理主义仍把理性为正宗以吸收自然,乃适与之相反。所以哲学总能在科举以外而自有其天地。

③……我撰此文的目的,于正面想说明唯理派哲学的本义以外,又想于傍面唤醒中国人对于如实的科学方法的迷梦。④

二、哲学与宗教

当现代中国学人开始探讨“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讨论“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儒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哲学”?学者们的共识包括两方面:(一)“儒学”是否能将自身由“宗教”转化为“哲学”。(二)“儒学”是重逻辑,还是重直觉。这两方面同时也紧密相连,即“儒学”是否能被视为“哲学”,取决于“儒学”是否吸纳了“逻辑”“科学”“实证”的思维方式。

冯友兰在《郭象的哲学》一文中对郭象哲学与佛家的区分,很重要的一点即:佛家是“形上学底”,郭象哲学是“认识论底”。“形上学底”就更接近于宗教,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认识论底”则更接近于“哲学”,“与科学并不冲突”。但与此同时,同期《哲学评论》又有许地山的文章《大乘佛教之发展》,这里对“佛教”问题的收入,也显示出在当时,“哲学”与“宗教”也并非截然分开。⑤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指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注:《先秦名学史》,第4页。)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是以“科学主义”梳理中国哲学史传统。在《中国哲学的线索》(1921年)一文中,胡适将中国哲学的线索分为两层,一为“外的线索”,一为“内的线索”,并将“内的线索”归结为“逻辑”的“哲学方法”。胡适说道:

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吾国原把逻辑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辑原意不是名学和伦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辑)。(注:见《哲学与论理》(教育杂志十六年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页。)

在日后为《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写的文字中,胡适重复道: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注: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张菘年在为瞿菊农所翻译的William Ernest Hocking的Types of Philosophy(中文书名翻为《哲学大纲》)的序言中说道:

著者固也有他自家的见地。他的见地是属于唯心论的。但这也无妨。你读时,但凡遇到称扬唯心论的地方,都打一折扣就是了。著者本出身于哈佛——美国哲学中心——是美国维新派泰斗罗依士的及门弟子。但罗依士却很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听过查理裴士的讲,极提倡,而且颇有贡献于记号逻辑(Symbolic Logic)。凡是学过记号逻辑的,头脑大体清楚。著者本书之有条理,不单因为曾在哈佛讲过多少遍,学过记号逻辑也许是一因罢。(注:该序言作于1931年8月,见瞿菊农编著《哲学大纲》,上海:独立出版社,1948年版。)

在这里,张菘年将“学过记号逻辑”作为称赞一本哲学史教科书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在谢幼伟《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作者以1947年3月出版的熊十力《新唯识论》为例说明“中国哲学的进步”,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其“逻辑”性。作者说道:

第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方法,恃性智,也恃量智。他不仅运用他的直觉,而且也是运用他的逻辑。我们虽可以说熊先生这部书都是体验的话,可是体验有得之后,他却以一种严格的逻辑表达出来。这部书系统的完整,说理的圆融,思想之深入而谨严,不是于逻辑有极好的训练的,决不能写。他提出来的主张,都有理由,都有论证,而决不是武断肯定的。这点我们不能不说,熊先生是把中国哲学过去的缺点纠正了。③④

(注:《熊十力哲学评论集粹》(《熊十力全集》附卷[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73-674、674、675页。)

紧接着这一点,作者继续论证:

“我们更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态度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他也不像宋明理学家,要做什么卫道的工作……他只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而求理之是。这无疑的是哲学的态度,而不是宗教的态度。无疑的,熊先生也是把中国哲学的过去缺点纠正了。”③

在谢幼伟看来,与“道”、“形而上”相关联,就是所谓“宗教”。与之相反,哲学应当具有“逻辑”的一面,即,“站在真理的立场”,“求理之是”。

同样被谢幼伟视为“改正了中国哲学的缺点”的,还有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撇却纯讲逻辑的《逻辑指要》不谈,谢同样强调了贺麟“哲学方法”上的“逻辑性”:

“他也有论《宋儒思想方法》一文,对宋儒的直觉法颇表同情。不过,他所同情的直觉不是前理智的直觉,而是后理智的直觉。所谓后理智的直觉,也即是经过逻辑洗礼后的直觉。而且他复兼采‘分析矛盾破除矛盾以求统一’的辩证法和‘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的几何方法,所以贺先生的哲学方法,不用说也是兼有了直觉法和思辨法之长的方法。至他的哲学态度之不是宗教的,那更不待言。”④

谢幼伟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就指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注: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第75页。)胡适将“格物致知”理解为科学的路向。在胡适这里,偏向科学、脱离宗教,被目为哲学之发展。但真正的儒者或许会对所谓“逻辑体系”持怀疑态度。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林宰平:“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但在当时,“哲学vs科学”的问题,很容易就转为““哲学vs宗教”的问题,也转为了“直觉/形而上vs逻辑/实证”的问题。

葛兆光先生在《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一文中称“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否算一个‘宗教’”是一个“伪问题”,但同时也认为“伪问题”背后“隐藏有真历史”。(注:见葛兆光《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在我看来,这一“历史”隐藏的正是现代学人重建儒学体系的努力。以“科学”理解“哲学”,从而使儒学脱离“宗教”的这一线索之外,还有另一条路径。从二十年代的“科学人生观”论战,到日后贺麟、张君劢、牟宗三以“直觉”重说中国哲学传统,这些都展现了现代中国学人在“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之争中的另一尝试方向,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值得借鉴的。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

人类学:科学与哲学 篇4

人类学:科学与哲学

设定人类学是一门科学 根据哈里斯所说,博厄斯*以很简明的.方式表述这个论题:“人类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是历史”.[1]马林诺夫斯基**则寻求一种关于文化的科学的定义.在他死后发表的一部题为<科学的文化理论>的文本中,[2]他为人文学者提供了一种关于“科学”的最低限度的定义,从而使科学得以有别于抽象思想和常识.

作 者：比阿特丽斯・鲁伊斯 姚介厚 作者单位：刊 名：第欧根尼英文刊名：DIOGENES年，卷(期)：“”(2)分类号：关键词：

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5

Internet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Internet进入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提出的`大量新课题,并向传统理论提出的新挑战,以及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势产生的影响.

作 者：汪小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北京,100732刊 名：情报资料工作 PKU CSSCI英文刊名：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WORK年，卷(期)：“”(2)分类号：B0关键词：Internet 哲学社会科学 网上文献

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6

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

本文考察和分析了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确定了该学科的研究重点和内容,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提出了今后的奋斗目标和措施.

作 者：张明国 崔伟奇 蔡永海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北京,100029 刊 名：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 分类号：N02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   学科   历史   展望  

科学哲学的兴起、发展与价值探讨 篇7

关键词：科学哲学,兴起,发展,价值

一、科学哲学的兴起

探寻科学哲学的起源问题, 首先要了解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科学来源于哲学, 所谓科学, 从起源上意指从哲学当中分化出来的各门具体学科的总和。古代思辨哲学是一种追求普遍性思维的哲学思维方式, 它把寻找“变种不变”作为世界的本原与万物的“基始”, 即万物统一的基础。这也是最早的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形态, 古代自然科学处于萌芽阶段时, 一切有关自然的知识基本上都包含在一种从整体上对自然界进行思辨研究的普遍性命题的学说之中, 这就是自然哲学。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近代自然科学应运而生, 它是对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及其过程与细节作分门别类的实证性的认识, 即对客观事物进行可操作性、可检验性的研究, 这是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标志。自古希腊以来到现在的科学史, 就是哲学中的某一部分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出来, 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比如, 公元前3世纪, 欧几里德的工作使得几何学成为一门“空间之科学” (Science of Space) 从柏拉图 (Plato) 学园的哲学中分离出来;物理学从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是以伽里略、牛顿等著名物理学家的物理学革命为标志的;1859年的《物种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使生物学与哲学和神学相分离。

科学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和精确化———“问题发展的历史”。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 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 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 不仅现在有, 而且一直就有。从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 这种哲学在我们时代的科学里已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 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科学哲学的核心是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沉思。“科学哲学就是对科学的沉思 (或反思) , 即以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科学哲学不断地向科学发问:科学的基础是什么?是否合理?科学基础的限制是什么?与此同时, 科学哲学又不断地想回答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这包括:一阶问题———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时遗留给哲学的问题, 二阶问题———为什么此问题不能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 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每一门学科, 都给哲学留下了一些独特的问题, 一些在新学科的层面不能解决的东西, 却使得哲学必须永久面对或者至少要暂时面对的问题。例如, 物理学知道如何计算时间, 却无法给出“时间是什么”的答案;生物学可以给出关于生命现象的知识, 然而, 这些知识意味着什么, 关于人的本性、生命的意义等的探讨就是生物学哲学的问题。

二、科学哲学的发展

从哲学到科学再发展到科学哲学, 实则是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螺旋形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也就是自然的社会化过程。与此同时, 从哲学思维到科学思维是人类认识的深化和精确化。哲学属于理性思维, 在思辨和理念的层次上来把握世界。它以本体为对象, 追求无限的和绝对的思维, 它在本质上是辩证的矛盾的。它用理念来统一思维, 是超经验的。科学属于知性思维, 科学活动的过程是处理经验材料, 它是实证的、有限的, 服从严格的逻辑规则, 科学必须是前后一致, 无矛盾的。而科学哲学则是科学化的哲学或哲学的科学化。

纵观中国哲学史, 中国古典传统哲学 (或“道统”) 是伦理的、思辨的、先验的哲学, 它明显不同于与以科学活动的过程为前提的, 面向处理经验材料的, 实证性的, 服从严格的逻辑规则的, 注重实践, 探究客观事物的可操作性、可重显性和可实证性等特征的科学哲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观念背景下, 伴随着欧洲解析性科学的传播, 作为其精神和观念层面的科学哲学也随之进入了中国的哲学殿堂。

广义的科学哲学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是与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同步发生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 使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理念得到广泛的传播。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主要是翻译和传播重要的科学哲学论述, 许多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著作被引入国内。50年代后, “自然辩证法”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在我国兴起。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举行, 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始不断深入思考“科学”和“真理”的关系, 同时也开始更加关注科学哲学的基本论题。

改革开放至今, 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此时, 科学技术哲学被人们更多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加以研究, 例如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思想史、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等。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多元化发展, 在自然科学领域当中涌现出许多新兴学科。与此同时, 科学哲学的研究也与时俱进地走在科学的最前沿, 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例如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生命伦理、大数据探究等新兴学科。总而言之,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知识经济日见端倪的全新时代, 科学哲学的发展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潜力和无限的创造力。

三、科学哲学的价值

1. 科学哲学推进了社会的现代化。

科学哲学间接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的转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 它包括科学哲学所提供的各种现代科学观念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技能。因此, 科学哲学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价值观的引导。正如刘大椿先生所言, “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生产力, 使社会物质生产各个领域的面貌为之一新, 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并正在改变着劳动活动的条件、性质和内容, 改变着整个生产力布局的变化, 尤其导致生产工具的变革, 使人类物质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过去的社会生产是一种低级的, 传统的, 落后的方式, 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使社会生产向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方式转变。这体现在农业方面由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耕作的落后小农经济向依靠大型设备, 机械化、一体化的方向转变;工业发展由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 高耗能高成本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逐步向依靠新技术、新工艺, 增加科技投入, 加强技术改造, 低消耗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生产方式转变;与此同时, 第三产业也迅猛快速地发展起来。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还体现劳动对象的变革层面, 在传统的生产中主要利用化石燃料, 而先进的现代工业开始利用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 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 人们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能力逐渐提高, 因此社会生产力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此之外, 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促使生产分工越来越细, 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 组织形式更加严密, 管理机制更加健全, 从而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水平。

2. 科学哲学促进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科技改变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内容和方式, 科技哲学也成为推动人类拥有科学、美好、健康的生活观念的重要来源。这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生活由依附性生活方式向自主性生活方式转变, 由封闭性生活方式向开放型生活方式转变, 由僵固不变的单一的生活方式向不断变动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转变, 由愚昧盲目的生活方式向科学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转变。科学哲学的推动使现代人的生活充分彰显着人的自主和个性, 洋溢着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 人们的生活更趋向于“自我取向、自由选择、自我设计、自我调节的创造性的个性化的方式”。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价值观, 在不断检视着科学、反思着科学的界线和人类的行为的底线, 其有所为, 也有所不能为, 从而改变了人们错误的行为方式, 为人们树立了一种尊重自然、敬畏自然,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正确的科学自然观和科学世界观。让现代人学会了如何善待自然环境, 摒弃了人定胜天、无所不能的盲目和迷信, 从根本上转变生活方式, 从而来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和持续繁荣。

3. 科学哲学促进了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科学是客体主体化过程的知识。它是回答了物质客体的结构、功能、机制等方面的可操作、可观察、可验证的知识体系。技术是主体客体化过程, 解决如何将主观愿望具体变为客观现实的途径与操作问题。因此, 科学哲学不仅告诉人们客观世界“是什么”, 更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告知人们“怎么做”, 如何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将人们的主观愿望客体化。

“理性”是科学哲学主要精神, 过去人们在感性思维的主导之下, 在生活中会陷入盲目无序、过度崇拜的困境。具有理性精神的科学哲学会使人们摆脱主观唯心和虚无主义, 去追求客观的、理性的、符合逻辑的更为严密和精确的真理。同时, 科学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公平精神, 使任何人在科学面前是平等的, 这种科技中的公平精神造就了人们求同存异, 崇尚真理的理性意识, 也培养出人的科学精神、科学品德、科学情操。与此同时, 人类思维方式更加理性和科学的转变也促进人类道德的进步。新的思维方式对旧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冲击, 促使人们剔除陈旧、落后、迂腐的道德观念, 用科学、进步、高尚的道德理念来武装头脑, 从而提升个人修养、完善自我品行, 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德]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2]黄顺基, 刘大椿.科学的哲学反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3]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关于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的随想 篇8

依照制度，“法学理论”构成了“法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但是，关于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法学教科书中，找不到一本教材叫做“法学理论”。法学教育与研究的从业者，则习惯于把这门学科称为“法理学”——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以“法理学”命名的教材或著作比比皆是。

把“法理学”视为“法学理论”的代名词，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它同样没有解决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问题。因为，当前流行的各种版本的“法理学”，几乎都是若干理论板块（法的概念、法的历史、法的价值、法的运行、法与社会等）的简单堆积，也很少有人深究各个理论板块之间的逻辑关系。

近几年，在思考“法学理论”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又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并由此引发出多种不同的观点。比如，有学者相信两者是一回事，即法理学就是法哲学；也有学者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码事；还有学者认为，法哲学是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等等。

其实，单从字面上看，“法理学”之“理”与“法哲学”之“哲”，在汉语中都是含义宽泛的术语。比如，传统中国有“理学”，后来还有“新理学”。但传统中国却无“哲学”这个概念，更无“法哲学”概念可言。概而言之，“哲学”是一个西方传来的概念，“理学”倒是一个中国本土的范畴，二者分别出自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仅仅通过词义上的辨析来厘清汉语中“法理学”与“法哲学”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并进而为“法学理论”学科找到一个相对确定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恐怕将难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也很难在短期内达成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共识。

当然，通过其他的路径来深入细致地探讨“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也许都会推进学术界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知识考古学”的角度、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等等。但是，通过从价值与事实二元划分的认识论这种更古老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法学理论”的内容到底包含了什么，或许能够更有效地理解“法学理论”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

简单地说，所谓“法学理论”，就是关于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理论，也可以简称为“法理学”或“理论法学”。在本文看来，它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

法律哲学关注的对象是法的应然问题，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研究法律哲学的基本方法是价值分析。有关法的本质问题、本位问题、伦理问题、价值问题；有关自然法、上帝法、神法、人法的问题；有关天理、天道的问题；有关权利、正义、自由等等之类的问题，也包括女性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等等西方后现代主义法学关心的问题。总之，只要涉及到“法律应当是什么”，都可以归入“法律哲学”的范围。对于这一类问题的探讨，没有终点，也不大可能获得某种“科学”的结论。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反复的交流与不断的对话，有可能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达成共识。

法律科学关注的对象是法的实然问题，即“法律是什么”。法律科学的研究立场是价值中立，坚持实证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研究路径。这里的实证主义既可以是逻辑实证主义，也可以是经验实证主义。从逻辑实证主义出发，可以获得关于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问题的认识。这部分内容，大致可以归属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范围。经验实证主义关注的主要是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现实主义法学和各种交叉科学研究，比如：法律与科学技术、法律与经济发展、法律与生态环境等。“法律科学”的研究大致可以获得一个实证意义上的“科学”结论。

概而言之，作为“法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的“法”，既是一个价值问题，也是一个事实问题。关于“法”的价值问题的研究，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法律哲学”。关于“法”的事实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法律科学”。两个方面的整合构成了“法学理论”或“法理学”这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

法律哲学的历史与法律科学的历史

法学理论从横向上划分为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从纵向上可以分成两条线索：法律哲学的历史与法律科学的历史。通过对这两条历史线索的清理，可以对法学理论的源流获得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

法律哲学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价值问题，法律理论家对这个问题的反复解说构成了法律哲学的历史。法律科学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事实问题，法律理论家回答这个问题的历史即是法律科学的历史。在法学理论漫长的变迁过程中，这两条历史线索始终相伴而行。

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分别萌生于古希腊与古罗马。古希腊作为法律哲学的诞生之地，孕育了西方历史上最初的法律哲学思想。比如，柏拉图的《法律篇》《共和国》《政治家》等经典著作，都曾以正义理论作为核心，阐述了西方法律哲学的永恒主题：法律如何达致正义。他提出的“正义就是以善待友，以恶对敌的艺术”，作为一个著名的判断，也一直为后世所传颂。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阐述的“良法”观念，斯多噶学派表达的自然法思想，都在“法律应当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给出了各自的回答。与之相对应，古罗马的法律科学主要是以私法（即罗马法）作为研究的对象。罗马的法学家阶层通过阐释法律概念、探索法律渊源、讨论法律体系，提供了有关法律科学的一系列知识。虽然，古罗马也出现了西塞罗论述的自然法理论，但是毫无疑义，法律科学构成了古罗马法学理论的主流。

在中世纪，法律哲学受到了基督教教义的支配性影响，几乎就是神学的一个分支。中世纪法律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对法律与理性关系的揭示，根据宗教教义对法律做出的分类（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法），都体现了中世纪法律哲学之旨趣。至于那个时期的法律科学，则主要表现为早期的注释法学派以及后期的评论法学派。法学家们阐释法律的内部关系、研究法律的基本文献，讨论法律的适用问题……如果要从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中世纪注释法学派与评论法学派的成就，实际上就是古罗马时代的法律科学延伸下来的结果。

十七、十八世纪资本主义革命时期，法律哲学的主流即为后世所说的古典自然法学。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贝卡利亚是古典自然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普遍认为，法律应当符合自然法，应当体现人的理性。与之相对应，这个时代的法律科学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有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大宪章与森林宪章》《从1746至1779年威斯敏斯特各法院判例报告》。“革命”是这个阶段各国社会运动的主流，这就使得极具颠覆性的法律哲学（即古典自然法学）成为法学理论的重心。

19世纪，科学主义思潮和实证主义方法，为法律科学的发展推波助澜。这个时代的法律科学主要体现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的著述中。如英国法学家奥斯汀1832年出版的《法理学的范围》。此外，法国兴起的科学法学派、德国的潘德克顿法学等，也可以归属于法律科学的范畴。法律哲学仍然在那个时代的法学理论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最重要的法律哲学思想是由德国的哲学家们阐述的，诸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法哲学著作：《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康德）、《自然法权基础》（费希特）、《法哲学原理》（黑格尔）。也有同时跨越于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这两大领域的法学理论家，比如德国的萨维尼，他阐述的历史法学属于法律哲学；但他对于法律解释理论、法律关系理论的研究，是对法律科学的重要贡献。

到了20世纪，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都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图景。在法律哲学领域，出现了以富勒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以及形形色色的价值论法学、后现代法学。法律哲学家们批评法律现实，呼吁正义与权利。法律科学的成就也令人瞩目，既有庞德、卢埃林、弗兰克等人阐述的具有经验实证主义倾向的法律科学，也有哈特、拉兹等人为代表的偏重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分析法学。此外，法律解释理论、法律论证理论，以及法律与经济、法律与医学等交叉学科研究，都带有比较浓厚的法律科学色彩。

以上概述尽管挂一漏万，仍足以说明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都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可以分别地加以叙述。大致说来，法律哲学体现了人类对于“法律之善”的不懈探寻，它主要是由哲学家、政治学家、伦理学家发展起来的；而法律科学则反映了人类对于“法律之真”的永恒追求，它主要是相对纯粹的专业法学家、法律家的智慧的结晶。如果说人类的法律永远都有“向善”的憧憬、永远都有“求真”的冲动的话，那么区分法学理论的两种历史——法律哲学的历史与法律科学的历史，就构成了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的对话

全增嘏先生在1933年完成的《西洋哲学小史》一书中引用了美国人霍金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对信仰的批评。全先生因此认为，哲学是叫我们不要被偏见或权威所支配，因此其功用是在解放思想，是在改变武断的怪癖，是在保持人类的好奇心，使他们努力求知，以尽他们的天职。对宇宙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宇宙论和本体论；对知识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知识论；对于价值方面的种种信仰的批评，就是价值论。

如果把这种哲学思维的方式再做进一步的延伸，把哲学应用于对法律价值方面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的也就是法律价值论了。法律价值论本身就是法律哲学的永恒主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饶有意味的悖论：近年来，法律信仰一直是法学理论界极感兴趣的话题，很多法律学者都把当代中国的法治问题归因于法律信仰的缺失，发出了“信仰不存，法治焉在”的叹惜。他们认为，法治的生成有赖于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然而，根据霍金、全增嘏一派的观点，关于法律的哲学思考，就是要批评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这样说来，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难道是冤家对头？而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分歧呢？

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的诉求方向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按照上文的逻辑，法律哲学的精神是怀疑，而法律信仰的灵魂则是相信。法律哲学始终怀疑：法律应当是这样吗？如何才能使法律变得更好一些？法律信仰始终相信法律的力量，坚持把法律作为行动的准则。

不仅如此，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还拥有各自的正当性依据。其中，法律信仰体现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依赖关系，反映了人们对于秩序、稳定、可预期的生活状况的追求。整齐划一的法律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与相互对话的平台，使生活在相同法律下的人们，可以形成一个相互理解的共同体。此外，法律还可以有效地调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可以相对和谐地建立起共同的人类生活……正是这些支撑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试想，如果法律（包括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遭到了各种社会主体的普遍蔑视，正常的社会生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从这个角度上看，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不可或缺。

然而，如果所有人都不经省察地信仰所有的法律，也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纳粹德国制定的有关种族歧视的法律，就曾经得到了帝国官方和普通民众相当广泛的信仰，但这种法律信仰却为犹太人、德意志民族、世界和平带来了一场浩劫。人们反思：为什么对于法律的信仰会导致如此荒诞的结果？正是在对于法律信仰的怀疑与批判之中孕育了关于法律的哲学。法律哲学反对的是有缺陷的法律，针对的是人们对于法律不加分辨的迷信。其实，法律哲学不仅要质疑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同时也要对法律的各种价值追求进行反复的比较与权衡。察看现行法律秩序中存在的缺陷、偏私与迷误，指出法律信仰可能导致的弊害，这就是法律哲学的基本功能。

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9

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看当前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思辨倾向

主要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两个维度,梳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通过阐述科学史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地位和作用,强调科学史的史实和案例研究,对于匡正自然辩证法领域的思辨倾向、促进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 者：葛长虹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刊 名：黑龙江科技信息英文刊名：HEL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年，卷(期)：“”(17)分类号：B0关键词：逻辑 历史 科学哲学 科学史

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10

高科技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

科学,应该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国内外学术界现在对这一观点似乎没有什么异议.最近两三年,我国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总是指出: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进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无疑说到了问题的本质,但绝不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能够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平分秋色.

作 者：潘正祥 作者单位：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26刊 名：学术界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S IN CHINA年，卷(期)：“”(5)分类号：C9关键词：

科学与哲学(论文) 篇11

(1)关于医学的性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辞海》，一九七九)。这种说法没有正确而全面地反映医学的性质。一些著名的医学家例如魏尔啸、西格里斯等，都曾强调医学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西格里斯，一位极有影响的医史学家曾经这样说：“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九五九)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表达方式上没有把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同时加以揭示，反而不利于人们接受。前些时候于光远同志对医学的学科性质作了一个很完善的表达：“很明显，医学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两大科学门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引者注)相结合的科学。因为医学的对象一方面是作为自然界物质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人又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的，他的健康和疾病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有些疾病甚至完全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引起的。”(《关于科学分类的一点看法》)

(2)关于医学模式的转变，由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和医学的发展，“疾病谱”、“死因谱”、“人口(年龄)谱”出现了很大的改变。例如，白喉，在一九○一——一九一○年间，十五岁以下儿童每百万人口死亡五百七十一人，到一九六九年已降为零，结核病、烈性传染病等过去严重威胁人类的疾病已受到很好的控制，不再成为人类的主要死因，并且还由于营养的改善等因素，人类的平均寿命大为延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健康不再受到威胁了，只是威胁的来源有所改变，细菌、病毒这些生物因素已经不是最主要的，而心理的、社会的因素则大大增高了。以目前前三位死因的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来说，都包含有心理紧张、吸烟、环境污染等因素在内，至于公害病、交通事故、自杀、吸毒、酗酒、犯罪、饮食过量、心因性疾患的广泛发生等等在一些发达国家是威胁人们健康的突出原因，则更是社会性、心理性损害了。因此，一些医学家已经呼吁要将现行的“生物医学模式”改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就是说，光用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和器官、组织、细胞、细胞内小器官和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来解释疾病和健康，来防治疾病，已经不够了，而必须把人作为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水平来综合地考察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并采取综合的措施来防病、治病，增进人类的健康。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和医学的结合，就决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了。事实上，在一些国家的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机构中，已有称为“社会工作者”、“临床心理学家”、“谘询心理学家”等人员参与工作，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开设了一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3)关于医学领域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现代医学科学领域中，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学科，这些学科完全是对医学领域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例如，医学经济学：医疗保健服务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门，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得很为突出，一九七八年美国医疗保健方面的金额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点一，因此医学经济学的研究最近这些年很受重视，如何合理使用医疗保健经费，提高其效果，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问题；医学概论：日本主要在战后在许多医科大学开设了医学概论课程，对医学进行总的规律性的研究，很象我们说的“医学辩证法”课程；医学伦理学：虽然这一课程历史很悠久，但现在受到新的推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六十年代以后，日、美等国都更为重视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教学，甚至现在出现了一门包括内容更为广泛的新学科，叫做“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或译“生物伦理学”)，现在的医学伦理学除了讨论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品质、职业义务等传统内容外，还随着医学的发展讨论新出现的诸如“无痛致死”(安乐死)、“抢救或人工维持生命的中止与继续”、死亡的定义和“摘取器官”的道德原则、人体试验的伦理学等很有现实意义的难题；医学逻辑学：虽然从形式逻辑方面对医学诊断思维的研究早已开始，但从一九五九年莱德里(R.S.Ledley)和拉斯特德(L.B.Lusted)发表《医学诊断的推理基础》，把数理逻辑和概率逻辑应用于医学诊断，提出以贝叶斯公式为基础的电子计算机诊断模型以来，电子计算机的自动诊断发展很快，医学逻辑学的研究也就更为必要而具有极其明显的实践价值；医学社会学：近年来美、日等国医学社会学的专门著作不断涌现，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会组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病人、医生作个体的、群体的研究，对病人和医生相互关系的研究，对医院等机构作为社会组织进行研究，对医学团体、患者团体等等的医学社会学研究，都是有利于改进医疗保健服务，提高社会福利的；此外，医学未来学、医学法制学、医学政策学等近年在国外也得到很大发展。

(4)关于医学的分类和医学学，考虑到现代医学领域的扩大，我国目前通行的把医学分为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三大类的做法，已不能反映医学领域的全貌。一九八○年我曾提出一种新的三分法，将医学分为基础医学、应用医学(实践医学)和医学学(理论医学)三大部类。基础医学除包括原有学科之外，还应列入正常心理学和病理心理学、人类生态学等；应用医学包括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特种医学、康复医学、法医学、医学工程学六个并列的次类；医学学则以医学、医务工作者和医药卫生工作本身为研究对象。医学学(science of medicine，或medicinology)是我新造的一个词，用以概括以医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学科分支，并曾试将这些分支归为四个并列的次类：把医学作为历史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史、医学概论、医学未来学；把医学作为认识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体系论、医学哲学、医学方法学、医学逻辑学；把医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职业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制学、医学政策学、医学管理学、医学经济学、医学教育学；把医学作为一种语言文字和情报信息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术语学、医学辞书学、医学文献学、医学情报学。这里所列举的一些学科分支，不少即便在我国医学界也是很少为人所知的。然而，这只是说明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与医学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方面十分落后于国际水平，还有许多空白急待填补。事实上，这些分支在国外有大量的著作出现，并不亚于人们熟知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