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共12篇）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篇1

摘要：文章就医学发展和突破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分析了医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即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取决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随后指出医学发展和突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并就难题的4个成因与破解所需的大智慧作了详细论述。最后就破解难题的思路谈了几点见解:1医院领导注重三个称谓的使命和责任担当;2医学服务不能脱离国情;3医学发展和服务应遵科学发展观,即突出以人为本,不忘医学初始目的、充分发挥医务人员的智能和潜能、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4医学发展与服务应有中国特色;5医学人才晋升与优劣评价标准应优化;6应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修炼,因为人的存在和发展、人的未来的研究需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缺一不可。

关键词：医学,哲学,社会科学,智能化,顶尖人才,管理能力

多数人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在人人传播、多向传播、海量传播……又如何提高自己的发现力,见人之所见,也见人之所未见[1]”。“维护网络安全……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2]”。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命题与观点对每个人都具有指导启示价值。若想有见“山不是山,水不是水[3]”,必须依赖哲学社会科学的修炼。

1医学发展和突破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4]”。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自然科学是发动机,人文科学是方向盘。作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的国家分开,也有的国家是不分的[5,6],1930年时,我国有11所院校开设了社会学系[5]。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更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1956年制定了1956年~1967年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1977年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必须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5],促进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医学虽具有多学科属性,多将其纳入自然科学对待,由于其涉及人,1977年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后[7],其多学科属性更强,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从业者必备的理论知识体系也更加密不可分了。

1.1当今时代的特征

当人们进入21世纪,为知识经济快速发展而欢欣之际,2008年因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至今复苏艰难,本次经济危机改变了历次1年~2年即可复苏的规律。世界上自称或被称为顶级经济学家者也无良方,被其奉为圭臬的东西被放在一边了,《资本论》2008年在英国就卖了2千多册。这是为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观察-感知-思考-领悟,我认为时代真的因快速发展的带动即产生了量变→质变,导致了不少工业经济时代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失灵,由此显现出人适应于当今时代的显性特征。

1.1.1现时代的10大特征:(1)真正的自主选择;(2)虚拟与真实并存;(3)全脑思维并脑力劳动替代体力劳动;(4)经济增长模式更替;(5)顶尖精英人才决定国家命运;(6)世界一流成果取胜;(7)智能化产品替代常规产品;(8)知识分子是获取知识能力强伴有世界一流成果者;(9)用大视野、大智慧、大构想、大布局、大逻辑、大融合、大战略思考者取胜;(10)官员提供优质服务。

1.1.2顶尖精英人才必备的20条特殊能力:(1)讲清别人讲不清的-功底;(2)道明别人道不明的-才学;(3)拥有别人没拥有的-睿智;(4)抓住别人抓不住的-灵性;(5)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灵感;(6)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学识;(7)识别别人识别不了的-能力;(8)决策别人不敢决策的-胆识;(9)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底蕴;(10)做到别人做不到的-灵魂;(11)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创意;(12)激活别人激不活的-艺术;(13)团结别人不敢团结的-智慧;(14)启用别人不敢启用的-眼光;(15)谢绝别人不愿谢绝的-品德;(16)宽容别人不能宽容的-心胸;(17)传授别人不愿传授的-自信;(18)认可别人不愿认可的-人品;(19)否定别人不愿否定的-境界;(20)取得别人难以取得的-才智。

1.1.3优秀管理人才的12条特殊能力:(1)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学识;(2)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底蕴;(3)抓住别人抓不住的-灵性;(4)做到别人做不到的-灵魂;(5)激活别人激不活的-艺术;(6)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灵感;(7)启用别人不敢启用的-眼光;(8)团结别人不敢团结的-智慧;(9)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创意;(10)决策别人不敢决策的-胆识;(11)谢绝别人不愿谢绝的-品德;(12)拥有别人没拥有的-睿智。

1.1.4常人的12项特殊基本能力:一是学会学习:(1)学什么;(2)怎么学。二是学会读书:(1)读懂;(2)读活。三是学会观察:(1)看什么;(2)怎么看。四是学会感知:(1)知什么;(2)如何知。五是学会思考:(1)思之价;(2)如何思。六是学会领悟:(1)悟什么;(2)如何悟。七是学会否定自我:(1)过时的我;(2)无知的我;(3)僵化的我。八是学会获取知识:(1)听觉;(2)视觉;(3)直觉。九是学会转化知识:(1)经历;(2)物象;(3)现象。十是学会统率知识:(1)文化课;(2)专业课;(3)隐性知识。十一是学会生产知识:(1)实践;(2)激活;(3)重组。十二是学会创造方法:(1)知识;(2)智慧;(3)灵性。此12种学会应归于父母家教传授,有部分属于每一个体的灵性、灵感、悟性获得,遗传有关。如“詹森估计人近乎75%左右智商上的差异可用遗传和25%为环境可作解释”。

1.2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

医学史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中都提到了“经验主义”和“人文主义”、“科学主义”间的分歧[8,9,10]。为化解分歧,两大学科间也都有思路的调整。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否分开有不同的观点[5,6]。不过,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社会及人文科学中的主流学科为11种: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人类学、史学、艺术及艺术科学、法学、哲学[5,6]。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学科均涉及人的智力、利益、精神等为主要内容。相反,自然科学主要以自然界的现象与物为主要观察研究对象。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突出的是“以人为本”,对自然科学的“能做,必须做”[11]的主张,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首先是考虑“人”和“社会”,依此考量“是否该做”?“如果做,应该如何做”才不对“人”和“社会”造成损害进行把关。社会进步与文明,体现在对万事万物的处理中把“人”和“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世界离开了“人”就没有意义,而人是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之中,人与社会大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其每一构成要素的功能互不能替代。因此,接受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可提高人的综合素养和开启智慧之窗。发展繁荣该学科“使之更好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12]。”该功能又可使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中悟出自我的成功之道,促进自然科学的大发展与大繁荣。故两大学科体系具有互补,促进发展的功能。医学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滋补功能。

1.3医学发展和突破难题凸显

“医学的成功可能正导致一个自己创造出但又无法控制的怪物……而是为了在医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强调医学的责任,认清其已被模糊了的目的……也可能是困境开始之时[11]”。WTO研究影响人健康的因素:遗传占15%,膳食营养占13%,社会因素占10%,气候因素占7%,运动与生活习惯占47%,医疗因素占8%。当今各电视台所开设的养身与健康类讲座,应邀讲授者并非将医学知识科普化后进行,采用培养医学人才的模式进行,相当的讲授者背离了辩证法,把医学的功能上升到了万能的层面,以展示自身才华与学科地位,有人公开说没有疑难病,也有人说没有诊断和治疗不了的病,这留下的后患无穷。从目前显现出来的现象:(1)医疗费用飙升;(2)大医院挂号难;(3)医学伦理缺失,过度医疗服务,如忽视X线对人体的使用频度限制等;(4)医患矛盾破解困难;(5)医学教育与大医院医师诊疗中运用脱节;(6)医疗管理中的差错、事故的检查与审视更为严峻复杂;(7)基础护理已不适应现时需求;(8)医疗中的乱象。

2医学发展和突破难题的成因及其破解方略需要大智慧

2.1医学发展和突破难题的成因

2.1.1管理者的担当责任精神弱化:医院管理者均有医院相应级别的头衔,在路线、政策、方向确定之后,领导就是决定因素。医院是事业单位,院领导有局级、处级之分,各自内涵应是担任职务者应履行政府管理医院的职能,明确此内涵的领导有多少?客观是有相当的医院领导把自己降为普通医师对待医学发展和医疗服务,思考政府方针和社会、大众意见者有多少?为何在其岗位不解决,有的还将责任推向政府?只能说“只缘身在此山中”。

2.1.2医学教育及其内容和现实诊疗服务脱节:医学史早就明确“医学不仅是门艺术,而且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8,11]”。“审美教育对于培养人的想象力作用非常大[13]”。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理论分为七个层级,“审美需要则是自我实现的根本标志之一[13]。”1977年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现实医疗服务中准确理解这一模式和依此模式提供医疗服务的医务人员有多少,也是医学教材、医院的再教育均未及时进行修改、补充所致。

2.1.3外因决定论:凡工作中出现缺陷,均强调外因,而不是从自身寻找根源。因此,医疗服务中的缺陷难以根除。古文化十分明确:“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志不强者,智不达”。

2.1.4价值观因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有学者指出:一个境界低的人,讲不出高远的话;一个格局小的人,讲不出大气的话。墨菲教导学生定律一句名言即真正的财富并非来自于金钱,而是来自为他人服务。一个只顾自身利益的人,不可能为民族、社会、他人作奉献,自然不能把本身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2.2破解医学发展与服务难题的方略需大智慧

当今时代已飞速进入智能化时代的初期,未来的20年绝大多数工作岗位将被智能化设备取代[14]。作为迎接这一时代的每个人必须运用大视野、大智慧、大构想、大布局、大战略思考问题,获取知识,提高综合素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其核心就是需具有大智慧。

2.2.1何谓大智慧:所谓大智慧,实质就是政治智慧。只有具有政治智慧者视野宽,眼光远;不计一时得失、屈尊,知其取与舍—该退则退,该让则让,该忍则忍。时机成熟,该进快进,不惜一切代价向前挺进。眼光永远盯住未来,最终实现宏图大略。凡有大智慧者,均有高的政治素养、灵敏的政治嗅觉,有灵魂、有品德、有定力、有底线、有战略思想,还有敏锐的嗅觉和强的视觉穿透力,能把握人、事、势、识的态势,通过统率知识、统筹全局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与挑战。

2.2.2医学发展和突破困局的难题破解是世界性难题:当今时代,即便称为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的医疗开支,在数年前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11],但至今仍未能解决贫民的医疗保险问题,其他发达国家对高额医疗支出压力倍增,导致媒体报道的某些发达国家,医院对危重病人,尤其老年人抢救失时造成死亡不少……这均是高昂医疗费开支谁也承担不起的恶果。正如有名人指出的“实际上个人能消耗的卫生资源是无限的[11]”相关。这就是医学快速发展和高新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医疗费快速增长及民众求生的需求的一种困局。各国对该困局的破解都是无能为力的,这是稍有头脑者公认的难题。作为我国有独特的优势—文化、制度、多种医学并存与并用、中国文化孕育出的每一位医务工作者都具有独特智慧与潜能,只要管理者组织好绝对有妙方破解此难题。

2.2.3大智慧之源就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之中: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社会现象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机体比生命机体复杂得多,其中最大差别是社会中有个人的存在和作用,有个体与集体和国家等之间的复杂关系,“每一社会事件都充满着偶然、随机因素的作用[6]”。尤其这一学科群体中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著作详细阐述如何认识事物本质,如何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列宁说:“方法是工具”。凡能把书读活的人,均可从中获得许多理论知识,而且将其转化为自己破解工作难题的方法即工具,爱因斯坦说:“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而知识面窄的人,因缺少相关学科的理论,即便看到了有价值的现象,因缺少相关理论无法认识其本质,也就缺少了破解难题的能力。尤其是哲学,哲学是智慧之学,方法之学。克罗吞提出“医学的研究应该结合哲学理论”[8],“盖仑年轻的时候曾先学习哲学,然后又学习医学[8]”。“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比较重视哲学,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都提出了不少哲学思想,有的还专门写了哲学著作[15]”。其次,是我国传统文化,先哲们强调万法就在自我心中,中国文化充满智慧,每一汉字、词、成语、典故、歇后语、名句、俗语、榜样都隐藏有助人破解难题的大智慧。例如科考船雪龙号在南极遵“蚂蚁啃骨头”中的智慧取得破冰脱困的成功。

3医学发展和突破的困局破解思路

1984年是我国医院因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启动改革的开局之年。当年积水潭医院的创伤骨科病人因X线摄片量大而出现摄片难。为破解困局,放射科作为改革试点科室。当时只能用发挥医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提高现有设备使用效率破解患者的三难,但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患者大受其益。而今医院运行中似乎忽略了发挥医务人员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单从钱上考虑,这带来难以破解的难题,故提出以下见解供思考。

3.1医院领导要注重承担三个称谓的使命和责任的担当

我认为医院领导的每一称谓头衔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政府文件称政府事业单位,医院定性事业单位,紧随政府之后即可证明。首先是有教授头衔者应承担规范的科学研究与教学任务,并对相关失误承担责任;其次是主任医师头衔,主要承担临床医疗中常规与疑难和危重患者的诊断、治疗救治及康复的指导任务,对工作中的失误承担责任;三是承担正副院长职务者,主要把政府的相关方针政策在全院医疗服务中认真贯彻落实,并及时将相关问题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若失误应担当主要责任。

3.2医学发展与医疗服务不能脱离国情

中国国情从三个方面看。首先从病源方面看:(1)中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过千万的人在2020年才能脱贫进入小康;(2)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当的家庭人均收入难达10000美元,仍属发展中国家水平;(3)老年人口快速增加,医疗消费额快速增长。其次,从医务人员方面看:(1)医学教育课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少。故有人把哲学称为“政治”,有人说医学进入21世纪才赋予艺术性,更有人认为学习美学、艺术是耽误时间等不正确认识。直接影响医务人员综合素养提高。(2)研究生教育相当人是赶时尚,而不是为追求知识,做学问。读研究生者不是独立选题开展科学研究,而是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的某些工作,最后完成研究生论文并作答辩后而获学位,相当的研究生并未掌握科学研究的全程的运作规矩与规范……此现象在国外也同样存在。(3)学校教育及其毕业后基地培训的目的是培养能独立诊察处理病人的医师,而当下大医院的医师在诊疗工作实践时,忽视了“三基”过程教育,培养依靠诊疗设备为病人服务的医师,这将导致医疗事业的悲剧。医学从古至今是把观察、感知、思辨放在首位的学科,不能把观察仅仅理解为看……[16]”,“观察病人是医生最基本的职责[8]。”医师忽视三基有惨痛的教训[17]。“科学发展表明,观察在认识过程中永远是必要的,没有观测就没有科学[18]。”“刚开始露头的机遇,只存在于观察的领域[18]”。“敏锐的观察力不是天生的……它要靠知识、经验,靠以学问为基础的思索、细心[18]”。“某些科学知识的对错可以由单纯的观察来证实[18]”。“哈定说:‘如果科学家一生注意细致的观察,训练自己注意寻求类比……就将成为神通广大的仙杖’[19]”。(4)当今医界静不下心来读书,认识不到阅读经典的价值。“传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19]”,“经典自然科学孕育了现代科学[19]。”王东京教授指出:“被传承的经典,一般都有学术框架”。不读经典,就不会有学术框架,而学术框架则是做学问者不可缺的工具。再次,医疗消费太高:一次重病救治可让一个家庭致贫或返贫。其救治中有效使用比重占多少?有专家讲:“80%只是白白糟蹋了医疗费[20]。”这观点虽不一定完全精准,但值得思考。

上述国情对医疗机构的每一成员而言,可以思索,我们如何从国情出发,把工作做得更好,为全民小康贡献力量。

3.3医学发展与医疗服务应遵循科学发展观

3.3.1医学发展与医疗服务应突出以人为本:“医学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它的最高目的是解除人类痛苦,促进个人体质及种族改良[8]。”我国专家认为:“医学的目的是预防疾病、促进身心健康,其核心是为了人的健康和提高生命质量[7]”。从古今中外医学的目的看,均是为病人消除病痛和不适。为此,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服务中必须遵循我国传统文化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突出以人为本,让每个人需要医疗服务时都能得到及时的诊疗服务。为此,每一位医院管理者和行医者应当牢记医学初始目的,深刻反思当前医学发展与医疗服务的不和谐的根源与破解策略路径的妙方在何处。

3.3.2医疗服务中应充分发挥医务人员的智慧和潜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21]”。只要复习中国古今历史,尤其近代史,就可知道中国文化孕育出的每个中国人,其头脑中都有过人的智慧和妙方。只要管理者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主观能力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与潜能,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因为“知识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技术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变量[22]。”改革开放初期,在不增加投资与人力资源的情况下,通过发挥广大医务人员的潜能,病人就医的三难立即破解就可证明。

3.3.3医院管理者与医务人员均应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这个命题涉及人生观、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亨特认为品德的死亡始于信仰丧失、文化的颠覆等。我认为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这一结论的源头:“希波克拉底的看法,身体内有自己的治疗方法[8]”“……从无需医生干预,自然常可以治愈疾病[8]”。我曾组织抢救一位消化道出血不止,几个止血方案应用无效的病人,他凭对家庭责任担当精神求生存,在医护人员精心救治和自身机体机能作用下最后痊愈出院。另外,两弹一星的先辈创业同样体现的是精神的力量无穷。再者,“泰勒斯认为精神是一种原动力,并且认为精神和身体是有区别的[8]。”每个人如何对待人,如何对待物,核心在于领导及每一个体的人生观、世界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和为贵,家和万事兴;万法就在自我心中,“心欲小而志欲大”,“黄金若粪土”,“智者不愁,多为少忧”,“孤则易折”,“神思求百通”。只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领悟精准,就不会被物挡住我们的目光,全院就会形成真善美的洪流,冲走一切污泥浊水,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医务人员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最高的全新境界。

3.4医学发展与医疗服务模式应有中国特色

我国是多民族和用多种医药资源保障人民健康的国家。不少民族医药工作者、民间医药工作者为维护人民健康,挽救病人生命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而且成本低,效果好,“东方医学医治成年人病……比西方医学绝对有效[20]”。我国的医学发展与医疗服务模式依国情,以西医、中医为主,充分发挥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工作者的作用,既满足民众医疗需求,又可降低个人、社会、政府的费用负担。政府应对他们从政策上给予支持。

3.5注重医务人员的晋升与优劣评价体系的优化

“人才是第一资源”。医学发展和医疗服务的高水平,均离不开顶尖精英人才,每一行业都如此。有人提出:偏经独旨—“名家”,具范兼容—“大家”。实际上两类人才均需要,但在对时代的贡献上有差异。其获取知识能力、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自然也不同。对于“大家”,一是不仅看他储存现有知识的多少,而是要看他是否具有强的获取知识与生产知识的能力。二是评价其有无与众不同的品格和智慧。品格观其价值观、精神世界也即灵魂,听取不同意见和与人合作风格及心态。而智慧观其灵性,其从三步考量:(1)观察-感知-思考-领悟的能力;(2)在日常活动中心领神会的能力;(3)关键时心灵熔铸能力。这对于“大家”是不可缺的能力的考量、评价。因“大家”必须为国家创造出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的成果,缺少这些能力,成不了“大家”。目前医界对晋升、业绩评价本应有差异,现实在职称晋升也好,业绩评价也好,似乎十分模糊。我认为,临床职称应突出临床诊疗疑难与危重病人救治的能力,作为管理者,应依不同职称的使命优化其“角色”的必备能力、知识结构等,依其进行考评,以促进事业兴旺。

3.6医院管理者注重自身和医务人员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修炼

管理者不学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肯定难有大的作为。“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首先需要的是伟大的社会科学理论管理方式、决策方式、领导方式……都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围,需要有强有力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5]”。“医生也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7]”如此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必读,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中每一学科都有其特定的阅读价值: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的灵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重视本民族文化传承与价值观坚持[23]。“现代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或发展战略问题,都是高度综合的大课题,要想合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合作[24]”。我认为哲学是人类智慧之学、方法之学;伦理学是扬善抑恶之学,教人应当与不应当和应有与不应有的学问;公共关系学是内求团结,外求发展之学;法学是教给人遵规守矩、维护公平正义之学;经济学教给提高效率、效益、降低成本的学问;史学教给人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美学、艺术学是提高人视觉穿透力、知其取舍、合理布局、统率统筹、综合、概括、提炼的智慧之学。

修炼方法应精读经典原著,常欣赏古典音乐、艺术展,背颂中国古代诗词,学会分享、感知,必要时动笔练习书法、国画……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篇2

在老师的推荐下，我仔细地阅读了法国作家莱昂·罗斑的作品《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这一本哲学范畴的书籍。在此之前，我也阅读过哲学类的书籍，不过都是些别人的评注，感悟，里面的内容比较浅显，但现在读这本书，真的挺费劲的，刚开始的时候是读不懂的，一不留神，就忘了前面讲什么了。我都选在大脑比较清醒的时候认真地读这本书，颇有收获。

罗斑认为希腊哲学诞生于道德和宗教，一方面是缘于公共思想上的道德要求，以及在宗教之中关于宇宙的过去或现在的历史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是希腊的思想家企图把关于自然秩序或行为秩序的反省思考组成一个系统。

我是完全是赞成罗斑的这一说法的。它首先是从要对公共思想上的道德要求有明确的意识，或从宗教信仰中抽象出它所包含的关于宇宙过去或现在的历史的各种观点的努力开始。但是这种努力呢，要看它所从事的对象是行为的规律还是外界事物的规律而大有不同，对于行为规律。后者更大程度上发展为一种科学，一种哲学。回想一下荷马史诗里的叙事几乎是和道德分不开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虽然更多的接近了今天所谓的科学，但是还是更多的想用科学的知识来解释道德世界的事情，那个时代为什么科学发展的那么缓慢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忽视了科学本身的价值，而是希望科学的知识能为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道德服务，希望找到一个解释的突破口，甚至任何一个小的科学知识想囊括所有的道德范畴，这就会是的科学的知识失去了真实的意义，而戴上了神秘的面纱。想苏格拉底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裁判判以死刑。

直到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大家公认的希腊时代的第一个科学家，把世间万物归因于水。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有水构成的。他是以一种经验中的实在的东西来作为它的基础和始基的。他已经把他的方法确定为一种归纳法，是将从感觉中所得的事实上升为普遍性的命题。他看到或相信看到的一切都来自水的一种变化，并且最后又回复到水，然后他就以一种极大胆的类比把这一观察的结果推广到全部的事物上去。这一种推理虽然在今天看来不合理，但在科学上已经算迈出了很大一步了。也可以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推理三段论的始祖吧。这说明这时候他已经有科学 1 思想的萌芽了，已经试图找一种方法推理了。

而后的思想可能较为科学和严谨，米利都学派的成员都把世界本源归结为一种始基，可能较为机械但是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不过那时的人更多的关注的是上帝和宇宙等一些外在的东西，很少关注人本身。这也是这一时代的局限性。在其后的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哲学史上很多的哲学思想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一群人甚至是几个年代的人的共同的努力的结果，但是以某一个人为主导或者是某一个人创造了这么一个集团，所以很多的人都在这个集团下被埋没了，没有被后人记住。像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有很多发现、发明的，一些经典的思想和知识，一定不是毕达哥拉斯亲自发现的，但是都统一归入到这个团体名下。总体上来说，到毕达哥拉斯时代数学已经被抬到很高的地位，而且数学的发展也是想当的丰富的，他们甚至偏执地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数构成的。像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到现在还是被广泛地采用着呢。说明那个时候最起码数学学科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从赫拉克利特开始，有一种变化的思想来解释世间的一切，他提出一切皆流的想法：“一切都要消失，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着，在同一条河流中，永远是另外的水冲洗着你，你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之中。”这在今天的辩证法中还是一种常用的思想来研究变化。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已经可以看出他的辩证的思想，用一种变化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这种思想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而后的埃利亚学派的观点，更为典型的，比如芝诺的思想对于这种变动的提出了更为犀利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数学问题：最快的赛跑者脚步轻捷的阿基里斯，去赶动物中最慢的乌龟，永远也追不上。他的解释是，阿基里斯要想追上乌龟，必然先要到达他们距离的中点，然后再以这个一半的距离为始基，还要到达这个一半中的一半，但是这个距离可以无限制的分割下去，也就是说阿基里斯永远跑不完这个距离，那也就是他永远赶不上乌龟。那个时代这种严密的推理已经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这在我们今天数学的初学者估计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貌似没有逻辑的错误。他的这种归谬法也就引起了著名的数学第一次危机，于是无限分割的思想应运而生了，所以，数学的进步是伴随着问题的出现，当然不仅仅是数学，其他科学也是一样的。是一个个问题刺激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些问题也就是科学发展的阶梯。他们同时也就构成的一部鲜活的科学史。

但是在这之前呢，大家的研究都是停留在对大自然以及宇宙的研究上，研究他 们的构成啊，运转啊，以及社会方面，很少关注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限和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但是到毕达哥拉斯时代，这个科学方面的进步还是很显著的，大家争先用科学的知识来解释宇宙，但是也一定程度上夸大的某一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和适用性。

直到后来的苏格拉底，他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外在的对自然宇宙的研究转入到研究人作为人自身的研究，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把苏格拉底放到很高的哲学方地位上。可能苏格拉底更多的是关注伦理的教育和道德教育，但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显然把很多的科学知识作为提高善的一个途径，设置到亚里士多德时代，数学已经系统化了。这一时代不管是科学还是哲学都得到迅猛的发展，大家对哲学的研究也从很狭隘的宗教伦理上发展到各个方面，比如怎样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苏格拉底特别强调节制，还是比较强调伦理这一块，对科学知识强调就很少了，到柏拉图时期，他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辩证法上的研究，导致很多人都学习和研究辩证法，也发展成为一门很有地位的科学，在七艺里面就有修辞、辩证法，以至于后来大家都强调一种辩证，可能这就是科学思想的另一个源头吧。

当我通读完本书后，感觉自己像是在古希腊的各个历史中神游了一番，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和内容组织，把很多史料也给读者解析了一下，很真实，很有可读性。唯一遗憾的就是它里面出现的时间太少了，我看过以后 没有相对的时间概念，比如这个思想大致是多少年代的很少出现。不过，我也有一点不是很认同作者莱昂·罗斑的对于哲学和科学的观点。我不是很赞成莱昂·罗斑关于科学的说法。他认为：“哲学史就是哲学本身，哲学家对于它感到一种万古常新的兴趣····反之，科学史就不再是科学，那是科学的过去，是它的追求真理的努力的已死部分，或者是目的达到后已被遗忘的努力，所以科学史可以满足博学者的好奇心，但不像哲学史可以满足思想的最普通的、最深刻的需要。”

可能莱昂·罗斑作为一个哲学家对于科学的偏见，其实科学史和科学本身应该有相同的价值，更是一部必不可少的科学资料，不是像他说的那种已死的部分，这样说来也就是可以把之前的东西都摒弃掉，仅仅保留最后的答案，我没看到哪个科学家不知道科学史的。就比如说数学家，他首次就必须了解历史中数学家是怎么样做研究的，他的思考的过程，甚至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结论，他们也会如数家珍。虽然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东西，或者认为不科学，但是在能够流传下来就一定有它的价 值。如芝诺的谬论，但是它对于我们并不是死去的东西，而是鲜活的，过去是、今天是、我相信未来也一定是。所以科学史也就是科学本身，它和科学享有同样高的价值，即使是错误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也有它存在和研究的价值。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篇3

晚清以降,“儒学”作为普适价值的危机,首先来源于其他宗教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哲学”这一新概念的引进,儒学开始面对自身是“哲学”还是“宗教”的命题。当“哲学”受到“科学”挑战的同时,儒学也受到“哲学”与“科学”的双重挑战。本文所讨论的,就是现代中国与儒学相关的两条线索:哲学与科学之争,以及哲学与宗教之争。

一、哲学与科学

作为一个经由日文中介的外来词,“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西方的学科。在张之洞的理解中,“哲学”与“自由平等”这样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与张之洞相反,王国维认为“哲学”就是传统儒学中的“理学”,并建议以“理学”之名代替“哲学”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中国,“科学”话语尚未全然兴起,“哲学”虽被理解为西洋之“学科”,但尚未被全然“科学化”地理解。如王国维,就同时力图证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注:王国维:《哲学辨惑》,见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57页。)随着“科学”话语的兴起,是否具有“科学性”成为衡量是否“哲学”的一个标尺。中国传统之学与“科学”的距离,使得现代学人们在判定中国思想是否能称为“哲学”的时候颇多踌躇。葛兆光在《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一文中梳理了这一脉络:

1918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反对哲学算是文科,理由是西洋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哲学以历史为基础,那么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十年以后,他更是直接说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并且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没有哲学”的健康的欣喜。1922年,章太炎讲《国学概论》,也说“今姑且用‘哲学’二字罢”,在“姑且”二字中,能看到他的一丝无奈。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把哲学史有意识地称为“道术史”,连1903年翻译过《哲学要领》的蔡元培,在1924年自己写《简易哲学纲要》的时候,也把哲学比作“道学”,但又无奈地强调“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哲学纲要,不能不完全采用欧洲学说”。(注: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冯友兰的《郭象的哲学》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在文中,冯友兰指出:“看下文我们可知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

③(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尚志学会出版),第104、123页。)

在这里,冯友兰对“哲学”的期待是:“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同样,虽然探讨了郭象学说与佛教之间的渊源,冯友兰仍着意将二者撇清:

不过他的哲学根本上是与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学大概是观念论。而郭象的形上学则是实在论。佛学所说之真如门,是形上学底,郭象所论之玄同无差别,是认识论底。所以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③

以“与科学并不冲突”,来为郭象学说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来作辩护,可见当时“科学”话语的强大。与此同时,既然是哲学,就必须要有“系统”。冯友兰指出,虽然“上所引庄子注,究竟是郭象的,或是向秀的,”并不能够确定,但至少“以上所述是一个很好底哲学系统”。日本学者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一文中也指出,胡适之所以用“哲学史”来构建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因为在胡适看来,是否“自身内部有系统”,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前提。(注: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龚颖译,《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第72页。)

在《哲学评论》的第一卷第二期,瞿菊农发表了《哲学与近代科学》一文。作者名下有小标题《牛顿与牛顿以前之科学的哲学》。作者开篇即言:

我个人以为在最近的将来哲学界所讨论的问题,一定比较的着重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之哲学,一方面是价值哲学。Broad, Rusell, Whitehead, Cassirer等学者,对于科学之哲学,很下了一番细密的工夫,但这种工夫,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并不能说是已经有什么系统的建设。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怀悌黑教授,他总算是在往建设的路上走,亦可以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系统。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在价值哲学上用功,平常所说的伦理学,美学,乃至于国家哲学,教育哲学,都可以说是应当以一种价值哲学做基础的。培黎教授(R.B.Perry)新出版的价值概论(A General Theory of Values)便可以代表这种倾向。

我们现在且不问价值哲学的内容与倾向;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所谓科学之哲学究竟是什么?……

在哲学方面,很不幸的,许多康德以后的哲学家,脱离了科学的大潮流,结果两方面都受到了损失。哲学成了空洞的意见,放弃了他的一部分的责任;科学缺少了批评,渐渐的忘却了他背后的假设。现在的哲学有重新恢复从前批评科学的工作的必要。在科学方面,近年来一方面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一方面自相对论出来之后,数理物理学上有许多旧的假设,急待哲学来做一番批评工夫。因此之故,科学之哲学就成为现代哲学上急须研究的问题。

瞿菊农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哲学”必须结合“科学的大潮流”,指导科学,关注科学。为此,瞿菊农上溯到牛顿及牛顿之前的时代,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的紧密关系作了考察。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二十年代,“科学”思维是怎样影响着学者对“哲学”的思辨。《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日本学者桑木严翼《日本哲学界之倾向》(程衡译注),在此文中,桑木也介绍了明治之后,“哲学”的引进如何不同于旧时思潮:

明治初年之学者和政治家均学了汉学教育,说政治与道德合一是人生最高的理念,将道德之研究看做对于社会指导者是最尊贵,是适宜的。于是此等学者开始学习西洋的学问时,如可以预想的,惹起最高兴味的题目,即是实践性质的,而当时之哲学亦不过是这样实践的哲学。其后与此题目相关的哲学体系大部亦输入来了。但此新哲学,自然是与旧思潮是处于相反地位。如既所述之思潮,即是儒教及武士道,此种思潮是单重人类的精神方面,要改革须先由现时的兴味的哲学开始不可。如此,贲撒姆(Bentham)及米尔(Mill)的功利主义,斯宾塞(Spencer)及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还有若干英美的哲学的科学,如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便是当时的主要科学。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注:译者原注:“英日文原文均系[主要题目],独德文为[主要科学],今据德文译成。”见《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第100、100、107、107、107、107、108、108、110-111页。)尚有若干政治家及实际活动的人们,实行翻译此等哲学者的著述,且要将此等学理应用在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用的此等科学的术语,多赖于此等学者的功绩。例如,[哲学](日读为(Tetsugaku)(Philosophie)一语,亦是由此等学者中之一人西周才应用。西氏又译了若干关于心理学,论理学之著作。②

在考察了西洋哲学在日本的传播之后,桑木严翼进而对“日本现代哲学的运动”进行了考察。桑木指出:“许多专门学者及非专门学者之中,想建设独创的思想的亦不少。为达到此目的而有两种方法:即直接的与间接的。前者是非科学的形式,大抵要于生活的实际的法则或哲学的方法的基础下寻出新的概念来。此种思想之特性第一是:直观的非论证的,第二综合的非分析的,第三实际的非理论的。要以此思想观念求独创的思想家,一般的均主张东洋文明较比于物质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的西洋文明,有精神性之优越性。”

③与此同时,桑木也指出:“我们更可以考察求独创性之第二的,即间接的方法。我所谓间接的意思,是要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此间接的作用或方法的研究,常受不能达到独创性之目的之非难,这就是科学者被一般人们和文学者所非难的地方。”

④在桑木看来,任何哲学体系的独创性必要有其“某处之根据,有时是西洋哲学,但是还是以东洋哲学为至。”⑤

在这里,桑木提出了“东洋哲学”的问题。桑木指出,“[东洋哲学]一语的意义,绝非单纯,所以学者研究以哲学的目的也非单纯。我们可以先区分印度及中国哲学之二大系统”。⑥桑木将印度哲学的特性定义为“主观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将中国哲学的特性概括为“客观的,实在论的,经验论的”,⑦并据此,将日本哲学理解为“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综合:

日本民族原始的精神极似古代希腊民族。自两个古代哲学输入之后,此固有的精神就因之稍变,其古代的文明亦因着此二源泉有了二大倾向,即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⑧

我所以于专门哲学者之对面,即关于所谓[俗人哲学](Laien-philosophie)附录几句话。因关于[哲学](Philosophy),有二不同之用法,即:作为科学之哲学与单是一思想之哲学。……在日本青年间所嗜好之哲学,较比专门学者,更是实际的,非唯理的,更是直观的,主意论的。除了尼采(Nietsche)及葛特(Goethe)外,德国的哲学及思想并不为此等青年所爱。有的由其实际的点来采取英美的哲学,有的採取法伊哲学,因为其存直观的与超睿知的特性。自然亦有要想结合此东西思想而创造新的哲学的。与此等哲学的学说相接近的尚有若干文学及艺术上之诸运动。到近来又有许多社会的与政治的学说输入来,研究了之后,常时与旧来的思想发生冲突。此等文学者因富于感受性,故常常作了新运动的开振者,于此照常是先于体系的思想家,而实际的人们则于最后应用于社会的法则及秩序上。⑨

在桑木的区分中,“科学之哲学”乃是一大重要分支。“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是通向“独创性”的第二途径,也是科学的时代,“实践的哲学”发生转向后最有效的途径。

由日本到中国,“科学”话语的强大,使得“哲学”不得不始终为自身作辩护,或力图证明与科学的紧密关联。所幸在现代中国,关于“哲学”与“科学”之争,始终也有另一种声音。王国维于“可信”与“可爱”间的徘徊,事实上正映证着他对于“科学”话语的怀疑: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注: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张东荪的《因果律与数理》同样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该文有小节《从哲学上批评科学的两个柱石》。

③④⑤(注:《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第1、17、26、123页。)在文中,张东荪指出“哲学”相对于“科学”的独立性:

西洋哲学中所谓唯理派(Rationalism)大抵就是作这样的论调。(参观拙作《名相与条理》载本年度东方杂志。读者请勿轻视这个唯理运动!须知科学即导源于此。不过科学因为又侧重经验上的实证,所以只是所谓自然的唯理派:即把理性主义灌入于自然主义中而为其副脉。但哲学上的唯理主义仍把理性为正宗以吸收自然,乃适与之相反。所以哲学总能在科举以外而自有其天地。

③……我撰此文的目的,于正面想说明唯理派哲学的本义以外,又想于傍面唤醒中国人对于如实的科学方法的迷梦。④

二、哲学与宗教

当现代中国学人开始探讨“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讨论“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儒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哲学”?学者们的共识包括两方面:(一)“儒学”是否能将自身由“宗教”转化为“哲学”。(二)“儒学”是重逻辑,还是重直觉。这两方面同时也紧密相连,即“儒学”是否能被视为“哲学”,取决于“儒学”是否吸纳了“逻辑”“科学”“实证”的思维方式。

冯友兰在《郭象的哲学》一文中对郭象哲学与佛家的区分,很重要的一点即:佛家是“形上学底”,郭象哲学是“认识论底”。“形上学底”就更接近于宗教,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认识论底”则更接近于“哲学”,“与科学并不冲突”。但与此同时,同期《哲学评论》又有许地山的文章《大乘佛教之发展》,这里对“佛教”问题的收入,也显示出在当时,“哲学”与“宗教”也并非截然分开。⑤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指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注:《先秦名学史》,第4页。)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是以“科学主义”梳理中国哲学史传统。在《中国哲学的线索》(1921年)一文中,胡适将中国哲学的线索分为两层,一为“外的线索”,一为“内的线索”,并将“内的线索”归结为“逻辑”的“哲学方法”。胡适说道:

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吾国原把逻辑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辑原意不是名学和伦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辑)。(注:见《哲学与论理》(教育杂志十六年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页。)

在日后为《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写的文字中,胡适重复道: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注: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张菘年在为瞿菊农所翻译的William Ernest Hocking的Types of Philosophy(中文书名翻为《哲学大纲》)的序言中说道:

著者固也有他自家的见地。他的见地是属于唯心论的。但这也无妨。你读时,但凡遇到称扬唯心论的地方,都打一折扣就是了。著者本出身于哈佛——美国哲学中心——是美国维新派泰斗罗依士的及门弟子。但罗依士却很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听过查理裴士的讲,极提倡,而且颇有贡献于记号逻辑(Symbolic Logic)。凡是学过记号逻辑的,头脑大体清楚。著者本书之有条理,不单因为曾在哈佛讲过多少遍,学过记号逻辑也许是一因罢。(注:该序言作于1931年8月,见瞿菊农编著《哲学大纲》,上海:独立出版社,1948年版。)

在这里,张菘年将“学过记号逻辑”作为称赞一本哲学史教科书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在谢幼伟《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作者以1947年3月出版的熊十力《新唯识论》为例说明“中国哲学的进步”,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其“逻辑”性。作者说道:

第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方法,恃性智,也恃量智。他不仅运用他的直觉,而且也是运用他的逻辑。我们虽可以说熊先生这部书都是体验的话,可是体验有得之后,他却以一种严格的逻辑表达出来。这部书系统的完整,说理的圆融,思想之深入而谨严,不是于逻辑有极好的训练的,决不能写。他提出来的主张,都有理由,都有论证,而决不是武断肯定的。这点我们不能不说,熊先生是把中国哲学过去的缺点纠正了。③④

(注:《熊十力哲学评论集粹》(《熊十力全集》附卷[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73-674、674、675页。)

紧接着这一点,作者继续论证:

“我们更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态度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他也不像宋明理学家,要做什么卫道的工作……他只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而求理之是。这无疑的是哲学的态度,而不是宗教的态度。无疑的,熊先生也是把中国哲学的过去缺点纠正了。”③

在谢幼伟看来,与“道”、“形而上”相关联,就是所谓“宗教”。与之相反,哲学应当具有“逻辑”的一面,即,“站在真理的立场”,“求理之是”。

同样被谢幼伟视为“改正了中国哲学的缺点”的,还有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撇却纯讲逻辑的《逻辑指要》不谈,谢同样强调了贺麟“哲学方法”上的“逻辑性”:

“他也有论《宋儒思想方法》一文,对宋儒的直觉法颇表同情。不过,他所同情的直觉不是前理智的直觉,而是后理智的直觉。所谓后理智的直觉,也即是经过逻辑洗礼后的直觉。而且他复兼采‘分析矛盾破除矛盾以求统一’的辩证法和‘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的几何方法,所以贺先生的哲学方法,不用说也是兼有了直觉法和思辨法之长的方法。至他的哲学态度之不是宗教的,那更不待言。”④

谢幼伟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就指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注: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第75页。)胡适将“格物致知”理解为科学的路向。在胡适这里,偏向科学、脱离宗教,被目为哲学之发展。但真正的儒者或许会对所谓“逻辑体系”持怀疑态度。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林宰平:“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但在当时,“哲学vs科学”的问题,很容易就转为““哲学vs宗教”的问题,也转为了“直觉/形而上vs逻辑/实证”的问题。

葛兆光先生在《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一文中称“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否算一个‘宗教’”是一个“伪问题”,但同时也认为“伪问题”背后“隐藏有真历史”。(注:见葛兆光《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在我看来,这一“历史”隐藏的正是现代学人重建儒学体系的努力。以“科学”理解“哲学”,从而使儒学脱离“宗教”的这一线索之外,还有另一条路径。从二十年代的“科学人生观”论战,到日后贺麟、张君劢、牟宗三以“直觉”重说中国哲学传统,这些都展现了现代中国学人在“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之争中的另一尝试方向,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值得借鉴的。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

对繁荣鹤岗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考 篇4

关键词：鹤岗,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是指导实践的思想理论武器。一个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 也是一个地方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国来看,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不均衡, 经济发达地区水平强于经济落后地区。鹤岗作为经济落后的欠发达地区, 在哲学与社会科学方面与发达地区比相对落后, 没有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 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不突出, 因此研究并推动鹤岗市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鹤岗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经过多方努力, 鹤岗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展。截止2014年, 鹤岗市已经成立了哲学和社会科学学会30余个, 有部分学会能够定期开展学术交流,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氛围的形成。2011年, 创办了地方社科类刊物《鹤岗社会科学》, 并依托该刊物进行相关理论探讨, 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在全市范围开展了多次开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课题评审工作, 助推了一大批学术成果的产生等等。当然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鹤岗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还相对落后, 经过笔者调查研究, 当前影响鹤岗市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各学会单位的领导对社科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制约鹤岗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哲学学会单位领导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鹤岗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开展程度, 很大一部分是由各种学会活动开展多寡决定的。经过多年的筹备和组织, 鹤岗市各类社科学会也不少, 但这些学会都是依附于有关单位和部门成立的, 学会秘书长都是由各单位一把手或主管科室负责人兼职。由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 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短期内可以直接快速地转化为生产力, 经济效益可进行量化计算, 并直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历史积淀, 成果转化见效慢, 有时还“看不见”, 部分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对社科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总是觉得社科研究工作是务“虚”和可有可无的, 他们基本上不过问学会工作, 对社科工作的开展支持有限。因此, 目前全市只有三分之一的学会能够保证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活动, 而大部分学会形同虚设, 致使鹤岗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氛围不浓。

(二) 社科工作激励机制不足

健全的激励机制可以激发人的内在潜能, 是做好各项工作必不可少的手段。鹤岗市在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激励机制不足, 这也成为影响鹤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截止目前, 鹤岗市对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还没有完成落到实处, 特别是没有建立健全完善合理的引导、奖励社科人才和学术成果的工作机制, 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社科成果、尊重社科人才的良好氛围, 导致原有社科人才越来越没有工作积极性, 年轻人则认为社科“没前途”, 客观上造成了社科人才青黄不接、社科研究力量匮乏的局面。市社科联每年根据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确定的重点研究课题很少有学会响应和承担。

(三) 对社科工作资金支持不足

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 课题立项、调查研究、成果鉴定、评比奖励等各个环节, 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 没有资金支持, 这些工作都很难开展。多年来, 鹤岗市在对哲学社会科学工经费不足, 这是制约鹤岗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开展的重要瓶颈。一是财力投入严重不足, 从黑龙江省各地市在资金投入上的横向上比较, 鹤岗市的确落后了。如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黑河等地市都设立了社科研究专项资金, 与鹤岗同属资源型城市的鸡西市每年经费也在15万元, 七台河市每年经费10万元。而鹤岗市目前还没有设立社科研究专项资金,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主管部门的社科联, 每年办公经费少, 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的经费严重不足。二是自筹资金渠道窄。由于鹤岗市社科学术活动的影响面小, 宣传和品牌效应不足, 很少有单位愿意提供“赞助”, 导致自筹集资也非常困难。

(四) 社科工作人才储备不足

没有人才支撑, 鹤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难以开展。近年来, 鹤岗市高素质的人才储备不足。主要原因, 一是鹤岗市由于地处偏远经济落后, 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很难引进高素质的人才。二是鹤岗现有的人才流出非常严重, 有人才形象的比喻:在鹤岗80年代孔雀东南飞, 90年代喜鹊东南飞, 现在连麻雀都东南飞了。这些流失的人才中除了专业人才, 也包括高级的社科类人才。三是每年鹤岗本地考入高校毕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到发达地区就业, 回到鹤岗发展的寥寥无几。

二、进一步推进鹤岗市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 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

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个地方的高层领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决定一个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为了提高领导干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 仅仅放在口头上, 体现在会议上的软约束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把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成就做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促使各单位领导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同时还要结合鹤岗实际, 尽快制定《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实施意见》, 确定社科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推进措施和基本要求, 并以市委名义下发, 推动全市各单位、各部门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加大力度、创造条件, 推动社会科学加快发展。

(二) 加快推动鹤岗智库建设

智库又叫智囊团或外脑, 它是一个国家或地方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 一个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企业, 如果没有智库的话, 其生命周期不会超过5年, 因为只要有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 就会葬送这个企业。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智库也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鹤岗市也要按照三中全会要求, 尽快建立起吸纳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在内的智库, 并引导各类智库有序高效参与决策咨询, 为提升鹤岗软实力和治理能力提供智力支持。

(三) 引导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只有能够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才更有存在的价值。鹤岗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深化对基础理论的研究, 而应该放在能够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上, 引导鹤岗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务“虚”的误区,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当前可以借助《鹤岗社会科学》这一学术交流平台, 组织动员并鼓励支持市级学术团体和有关单位, 围绕鹤岗市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课题, 开展深入研究, 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研究上推出一批有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的成果, 从而营造活跃、健康、有序的学术氛围, 为鹤岗市经济社会实现更好更快更大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 推动鹤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成为鹤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四) 必须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 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当前鹤岗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队伍力量还相对薄弱。因此, 要把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使用和管理等工作纳入到全市人才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 营造良好的社科人才培养和发展环境, 激发各类社科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督促各学会完成新老交替, 使社科人才重新活跃起来。并优选一批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骨干力量, 组建鹤岗市社科研究核心队伍, 提升社科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五) 加大财政向哲学社会科学上的投入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篇5

亚里士多德:日常语言、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

亚里士多德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角度,对语言的层次进行了划分,他提出了约定俗成语言论、由种加属差来定义的本质主义语言论、不能定义的最高的`种即哲学范畴的意义分析理论.深入理解和把握亚里士多德的日常语言、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三种不同语言形式的思想,对现代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 者：张守夫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长春,130012 刊 名：理论探索  PKU英文刊名：THEORETICAL EXPLORATION 年，卷(期)：2006 “”(2) 分类号：B502.233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日常语言   科学语言   哲学语言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篇6

顺应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

重视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优良传统。马克思早在一八四四年就已经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然而自然界却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的对象。”(《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82页)这是因为，人是自然界某一部分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人是通过自然界中存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相互作用的。因此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社会科学不能不包括自然科学，不能不与自然科学相结合。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深入探讨了工业、农业，讨论了机器、自然力与科学的应用，涉及大量的自然科学内容，以及科学的社会方面。一八七○年以后，他甚至在因病休息期间，还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他十分重视数学的研究。他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参见拉法格：《马克思回忆录》)

恩格斯为了创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自然辩证法》，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自然科学。他是把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结合起来研究的先驱。今天，欧、美有不少科学史家转而研究科学社会史、国别科学史(或称外部科学史)，有些科学哲学家重视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的结合。他们也承认这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订了《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案》，他要求把自然科学问题、技术科学问题与社会科学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参见维里克霍夫等编：《科学、技术与未来》(英文版)，牛津，一九八○，4页)一九一八年，列宁倡议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进行社会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探索，因为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互有关联的。”(《苏联政府法令》，第11卷，莫斯科，一九五九年版，469页)一九二○年在列宁指导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订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是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经济建设计划的一个重要尝试。列宁对此作了高度评价。

列宁早在一九一四年就指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189页)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已经汇合成为滚滚洪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结合的趋势势不可挡。这突出地表现在：

(1)自然科学创造并首先应用的定量方法(数学方法)、模型方法、计算机技术等开始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与社会学)中推广应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为机器控制、动物行为、大脑思维与社会管理的研究提供了统一的方法。

(2)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诸如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技术经济学、科学技术法、科学伦理学等，都是近几十年来发展极快的学科，成了哲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中的重要分支。

(3)心理学、人类学、地理科学、社会生态学、社会生物学这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发展很快，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工程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作为人改造自然界的理论工具，实质上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它们的巨大发展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4)人们日益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来处理解决能源危机、材料资源匮乏、人口激增、粮食不足、环境污染、城市与农村建设、交通紧张、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等等当代重大社会问题。有些国家已经开始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统一起来。这些都要求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紧密协作。

现在，欧、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已于一九七七年开始设立名为“科学、技术与社会计划”的教学科研中心，并开设了科学、技术与社会概论、科学史(包括通史、断代史、学科史与国别史，包括苏联与现代中国的科学与社会)、技术史(也包括通史、断代史与国别史)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问题、科学技术的组织等四十九门课程。许多别的大学也有类似的教学科研组织。苏联近年来也一再强调“知识的整体化”，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当然强调结合与综合，并不排斥分科深入与分析。综合与分析，整体化与分科深入总是相辅相成、结合进行的)。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篇7

社会科学有两方面的旨趣,一方面,旨在理解社会事件的意义和联系; 另一方面,旨在解释它在历史上成其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然而这两种旨趣似乎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因为要理解事件的意义恰恰在于其不能满足于以规律的方式把握,而解释它的原因又必须诉诸因果关系之合规则性的知识。那么,意义理解( 简称“理解”[understanding]) 和因果解释( 简称“解释”[explanation]) 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对此问题主要有三种立场: 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和多元论。自然主义试图坚持某种程度的科学统一性,认为因果解释才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反自然主义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质性,着眼于意义理解或诠释理论的发展,贬低因果解释在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地位。多元论延续韦伯未尽之事业,主张理解与解释在社会科学中均是不可或缺的。

理想类型方法1( methodology of ideal type,下称MIT) 是韦伯提出的多元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纲领,它是社会科学理想化方法的方法论基础,所以MIT在方法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弗里茨·马克卢普( Frutz Machlup) ,1978[1]; 玛丽·摩根( Mary S.Morgan) ,2006[2]; 利亚德·阿罗诺维奇( Hiliard Aronovitch) ,2012[3]。当代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均对MIT提出批判,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针对MIT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因果机制探索何以可能,批判实在论提出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改进,笔者赞成其本体论改进,但质疑其方法论改进,具体而言: 批判实在论在方法论上提出了RRRE模式以取代MIT,二者的逻辑基础虽然都是回溯,但RRRE模式更契合最佳解释推理对回溯的推进,亦即通过可爱性原则和可能性的关系来反映理解和解释的互动关系。然而最佳解释推理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推理形式。因此,关于理解和解释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探究。

二理想类型方法( MIT)

韦伯对于理解和解释的关系持多元论立场,认为虽然社会科学的主题是价值关联的,但只要社会科学家秉持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原则,就可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MIT是韦伯方法论的核心,它是在论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时提出的。

( 一) 理想类型与MIT

理想类型是研究者建构出来的一种纯粹的思想图式,故不可能经验地存在于任何实在之中,但也不是随意的虚构,理想类型的构建过程要运用客观可能性范畴( 如因果性范畴) ,在该范畴中,历史实在及其“成分”被一个无限的因果网络安排在某个固定的位置———因果关系中。据此,“我们以抽象的方式把在事件的材料中发现的一部分条件分离出来,成为‘可能性判断’的对象,以便根据经验规则获得对事件之 具体的成 分的因果‘意 义’的洞识。”[4]101

很明显,理想类型是研究者以“抽象的方式”分离出来的,其作用是和现实相比较,并根据经验规则得出对具体成分的因果意义的理解。帕森斯将韦伯的这种MIT概括为如下几个步骤:[5]

( MIT1) 把这个复杂的历史个体加以分析,分解成为一些各自都可以根据一种一般经验规则加以归类的成分;

( MIT2) 对于这种一般的经验规则预先有所了解;

( MIT3) 假设去掉或改变过程中的一个或数个因素———需要研究的就是这一个或数个因素是否是该过程结局的导因;

( MIT4) ( 去掉或改变了一个或数个因素之后)猜想( 运用客观可能性范畴) 预期的事件会是什么样子;

( MIT5) 把关于可能的发展过程的假设的概念同事件的实际进程加以比较;

( MIT6) 根据这一比较,如果实际发展过程同可能发展过程不同,那么可以认定这种差异是由“被设想去掉了或改变了的”那个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若是设想中改变的并未带来不同,则说明所研究的这些因素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上的重要性。

针对上述概括,两个问题凸显出来: 韦伯所说的一般经验规则是什么? MIT中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 二) 意义上妥当是因果上妥当的必要条件

在韦伯那里,这种一般经验规则并非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普遍规律( 恒常联系) ,而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下的行动原则。韦伯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性格易怒的年轻母亲被孩子的倔强行为激怒,她狠狠地打了孩子一记耳光。事后,她向老公辩解说,如果她在那一刻不是已经与女厨师争吵而被激怒,那么她不会以冲动的方式管教孩子。她请他注意自己有关她的“经常性动机”的“经验知识”,那些动机在绝大多数完全可能的状况下本来会导致另外一种不那么非理性的结果。换句话说,她宣称那记耳光是一种偶然反应,而不是合适的反应。[4]97这里一般经验规则是“有关她的‘经常性动机’的‘经验知识’”,是一种统计性规则,但是这种规则被使用的目的是说明在通常情况下行动者动机导致的结果是理性的。这一规则预设行动者对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算计是符合理性的。

并且韦伯强调,理想类型所指的这种一般经验规则必须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相联系。他说: “对一个典型的行动( 可理解的行动类型) 所做的因果性诠释,意指其被宣称是典型的过程,既可以在意义上妥当的( sinnhaft adquat) 展示出来,又可以因果妥地( kausal adquat) ( 不论何种程度) 确认。不管我们处理的是外在的或心理的过程,也无论这种过程的规律性在精确估算下的几率有多高,只要是缺乏意义的妥当性,它就仍然是个不可理解的统计几率而已。”[6]33因而,“只有在那些和某种社会行动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相吻合的统计规律上,我们方可建构出可 理解的行 动类型,亦即社会 学规则。”[6]这些社会学规则就属于理想类型。

至此可知,韦伯的多元论要义在于理解是解释的必要条件; 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获得对行动的因果诠释,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建构的理想类型必须既是因果上妥当的,又是意义上妥当的。

( 三) 价值中立与工具 - 目的理性

意义上的妥当性指在知识层次上满足行动者主观心灵的特定目的[6]32。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基于外在于行动者的经验统计性规则如何与行动者的特定目的或者心理状态联系起来呢?

这个问题关涉到上面所讲的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如上所说,价值关联指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决定了选择怎样的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问题是什么。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理解行动的可能意义,从而以概念构建的方式设定行动者可能的目标和价值,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任务就是批判地考察这些设定目标,从而显示行动者的价值。

价值中立要求,一旦目标确定,研究者就应在研究中摒弃自己的价值判断,而理想类型是假定目标已给定,对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揣想。因而,理想类型实际上是对经验性规则和行动者目的之间联系的一种虚构。它的任务就是达致对行动者的目的的合理性理解。因而,对理想类型的检验不在于其是否与经验实在相符合,而在于该类型是否服务于理性地( 逻辑的或数学的) 确证行动的主观意义( 或文化意义) 。这是为什么呢?

理性的确证是理性的理解或诠释学理解的目标,理性的理解指“以知性直接而清楚地掌握主观意义的理解,在最极致的情况下表现为与数学公式或逻辑命题相联系的意义关联”[6]23。比如,当某人引用2 + 2 = 4这样的数学公式或者以勾股定理进行推演,或者当她依据“普遍接受的思考模式”推演出逻辑上的正确结论时,我们可以完全清楚地理解其意义关联。这里,“普遍接受的思考模式”韦伯指的是目的 - 工具理性。

显然,理性的确证预设了目的 - 工具理性行动的理性标准是被研究者和行动者共享的。也只有基于此预设,才可能构建理想类型,把经验的统计规则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联系起来。然而,MIT也因此遭受指责。

三对MIT的批评

对MIT的批判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批评韦伯对意义的理解; 第二类针对价值中立原则,认为目的工具理性不适于作为合乎理性的典范; 第三类否认意向性因素具有因果效力,也就是说意义的恰当性和因果的恰当性不能同时兼具。

( 一) 意义与规则

第一类批评主要来自于反自然主义,他们不同意韦伯对意义的理解,对其批判主要从两方面: 理解社会科学概念如何可能,构建社会科学概念框架如何可能。温奇开启了第一个方面的批判,吉登斯则是第二方面批判的代表。

温奇根据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即使用”语言游戏观,指出: 识别行动的意义要将行动放入特定社会背景下考察,其关键在于掌握在该社会背景下所遵循的规则,而不是对行动者主观意向的理解。因此,温奇认为,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企图将社会关系从行动者的行动所体现的观念中剥离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故韦伯的MIT是不成功的。

温奇的批评有一定道理,那就是基于一定的生活形式,意向、动机才是可理解的。然而,温奇走向了极端,认为所有行动都是受规则支配的。而这些规则是由行动者所在的生活形式决定的。这似乎蕴涵着我们要用行动者的语言做出对其社会行动的阐述。这会使得社会科学变得不可能。因为如果这样,我们的参与会影响甚至改变行动者所处的语言游戏,或者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类似于我们的社会诠释之实践的原始社会的话,用这个社会的语言构造我们的诠释,几乎是不可能的。

吉登斯提出了双重诠释学,在预设社会科学家以及行动者均为理性者的前提下,论证构建社会科学概念的可能性。主张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就是社会科学家建构的,但是这些概念的意义本身是属于行动者构建的生活形式,社会科学家既是日常生活者又是专业研究者: 作为日常生活者理解和参与构造概念的意义,作为专业研究者创造专业概念框架对意义作重新诠释。双重诠释学可以说是对韦伯的一种批判性发展,一方面吸收和回应了温奇关于意义理解的批判,另一方面具体阐述了理想类型与日常概念之间的关系。然而,吉登斯尚留下两个问题:一是双重诠释学得以可能是基于合理性预设的前提下,但吉登斯并未讨论由于对合理性的反思带来的辩驳; 二是吉登斯基本认同韦伯的多元论进路,在因果妥当性和意义妥当性的关系问题反对诠释学的立场[7],但是对于因果妥当性未做深入探讨。

( 二) 目的 -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

第二类批评质疑理想类型得以构建的理性预设。MIT得以成立的前提是预设了目的 - 工具理性是研究者和行动者共同的理性判断依据。然而,在跨文化研究中,这一预设显示出局限性。雷克斯·马丁举出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土著人,意外地在他自己腿上造成了一处刀伤。他试图用清洗小刀来治愈他的伤口,可是伤口本身并没有被包扎。我们现在提出对这个( 真实) 陈述的解释: 那个人想治愈他的伤口,并相信清洗他的刀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尽管该解释陈述了行动者的手段 /目的信念,我们却仍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清洗他的刀却不管他的伤口。[8]这说明土著人并非遵从目的 - 工具理性,在此类研究中,无论是理解还是解释,都面临一个困境: 要么假定目的 - 工具理性是研究者和行动者共享的价值体系,但是会导致辉格式解释; 要么承认研究者和行动者双方各自有一套价值体系,那么理解或者解释何以可能呢?

哈贝马斯提出了基于交往理性的交往行动理论,指出目的 - 工具理性的特质在于其宰制或支配功能,目的 - 工具理性行动不但不能发挥人的主体性,反而成为压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备合理性,任何将理性等同于目的 - 工具理性的主张都是意识形态。一个行为是否合乎理性,只能在这种行为和其他行为的关系中加以认定,这时候互动双方的言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交往互动中为达到相互理解而做出的行动才是合乎理性的,这种理性被他称为“交往理性”。但是,哈贝马斯的目标在于构建一种批判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因此,他虽然对韦伯的理性化模式予以批判,而且基于交往理性重新论证了存在一种普适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并未进一步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模型。

( 三) 理由不是原因

第三类批评延续温奇关于社会背景对理解行动者意向的重要性,否认因果妥当性与意义上的妥当性可以同一于社会科学解释中。他们认为主要理由的社会背景在意向性行动的解释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意义上妥当的解释必须包含主要理由与行动之间的规范性关系。

而因果解释有一个必要条件R: X因果地解释Y仅当X是Y的因果历史中的一个事件( 或过程) 。这个表达被称为“本体论模式”,它蕴涵着解释是事件或实体间的关系,而不是语句之间的关系。[9]根据这个条件,规范性关系不能算作因果解释的解释项,因为意向( 即主要理由) 不是事件也不是过程。因此,意义上妥当并不保证因果上妥当,即主要理由不是原因。

上述批评的错误在于: 将本体论的问题和认识论的问题混到一起来谈。条件R是把因果关系当成一种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因果解释是一种本体论解读。但是,讲到主要理由与行动的关系又是从认识论层面来谈的。因此上述批评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由此却引出两个相关的论证路径,一个是原因和理由的关系; 另一个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对因果关系的分层解读。前一路径以戴维森为典型,后一路径以批判实在论为代表。

戴维森在其著名的文章《行动、理由和原因》中曾经论证过“主要理由即原因”。其基本思路如下:R是主要理由,解释在描述D下为什么行动者实施行动A,仅当R构成了行动者倾向具有某一性质的行动的前态度,并且行动者在描述D下相信A具有那个性质的信念。[10]语句的关系例示了事件的关系,而根据主要理由对行动的描述就例示了“合适的”因果关系,处于“合适的”因果关系中的信念、前态度导致了后续事件,即行动。规范性关系被包含在前态度中,故而规范性关系也可能作为因果解释的解释项。

但这样的分析并不会令社会科学哲学家满意,因为戴维森预设了理性化行动就是对行动的前态度和信念等主观意向的描述,但经过温奇、吉登斯等人的批评可知: 理解行动的意义不能独立于社会规则而探究主观意向,所以戴维森的讨论更适合心灵哲学而非社会科学哲学的讨论。

综上所述,当代社会科学哲学上述各派对韦伯关于意义、价值中立和意向性因果关系均进行了批判和改进,但对于解释中的因果恰当性并没有给出进一步澄清,因而也没有针对MIT提出新的方法论纲领。据我们所知,批判实在论对因果关系的分层解读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超越性视角。

四批判实在论对MIT的批评和改进

批判实在论是由巴斯卡提出的,其最重要的哲学主张是分层的本体论,并且在本体论领域把重心由事件和事态转移至产生这些事件与事态的结构和机制。他指出,无论是实证主义1、反自然主义还是韦伯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都认为只有事物之间的经验恒常关系才是科学追求的目标。只有在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前提下,才能在“科学发现的逻辑”引领下,制定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纲领”。[11]2本节首先梳理巴斯卡的上述思路,然后考察巴斯卡的新“纲领”———探寻因果机制的RRRE模式,得出结论: 该模式和MIT模式的方法论基础都是回溯推理,但是相比于MIT,RRRE模式在两个方面有突出改进: 第一,其中的因果概念得到了澄清; 第二,RRRE模式更契合最佳解释推理对回溯的推进。

( 一) 分层的本体论

在巴斯卡看来,知识有两面( sides) : 不变的维度( intransitive dimension) 和可变维度( transitive dimension) 。前者凸显知识所捕捉到的机制独立于认识活动,而后者强调知识产生是一个依赖于人类的社会行为。科学作为生产知识的活动,就必然具有这两面,并且在这两个维度间贯通。如果只强调可变维度,则会产生“认识论谬误”,从而使得知识脱离于真实世界而存在,这使得“科学”无法促进人类对真实世界的任何了解。为了避免“认识论谬误”就必须同时考虑知识的两个维度。为此,巴斯卡提出了分层的本体论。

分层的本体论认为,实在由三个由浅至深的层次所构成: 经验域( domain of empirical) 、实际域( domain of actual) 和真实域( domain of real) 。如图1所示: 这三个领域依次包含,即实际域包含经验域,真实域包含实际域和经验域。人类的经验生活存在于经验领域; 实际领域除了包括经验还包括事件,但事件不一定能被我们经验到,但可以通过它们的作用来认识到其存在; 而真实域包含经验、事件和机制,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利用自身的理念来直接触及世界运行的机制,只能通过科学活动发现或接近机制。

批判实在论进一步认为,经验和事件都必然产生于某种特定的机制之中,因此,“世界是由机制而非事件构成的”[12]37。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这些深层机制,而不是科学认知上的恒常联系或者因果关系( causal regularity) 。这恰恰是实证主义、反自然主义和韦伯的错误之处。那么,深层机制和因果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 二) 深层机制和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巴斯卡看来,机制就是事物起作用的方式。机制存在于事物本身的结构内或者存在于事物与事物所构成的结构中。一事件的发生就是事物中的机制被启动了,因此,机制是事物或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或者说使得事件发生的是因果机制,而不是科学认知上的因果关系。因果机制所具有的必然性比上节所提的“R条件”更强,不但说机制的启动( 在没有其他机制干扰的情况下) 必然产生结果事件,而且指即使在未被启动之下,机制也必然存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 机制虽然可促使结果事件必然发生,其启动与否和是否体现,却是或然的。

那么,科学活动怎样才能获得对深层机制的可能描述呢? 巴斯卡认为只有通过科学活动创造出“人为的封闭系统”,使得该体系内的因果关系趋于稳定化,就能够接近对因果机制的可能描述。这里,因果关系是科学认知意义上的,具有或然性,但其得以稳定的基础是因果机制,因果机制具有本体论上的必然性。因此,有学者说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是“在本体论绝对主义前提下强调认识论的相对主义”[11]1

因果机制是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因果关系是科学活动所获得的对因果机制的可能描述,因此因果关系可能是错的,它需要通过科学活动不断地检验,也能帮助科学不断地接近真实,接近因果机制。这就是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因果观。韦伯对因果关系语焉不详,温奇、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把因果关系理解为经验上的恒常关系,瑞斯玖德把因果关系等同于本体必然性,相比而言,巴斯卡的因果观明确地区分了本体上因果必然性和认识论上或然的因果关系,并且据此阐明了科学的统一性在于都是对因果机制的探寻。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批判实在论关于事件生成机制的认识,要比实证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认识更深刻[13]。

( 三) RRRE模式

批判实在论虽然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本体论上统一的,但认为在具体结构上,社会结构有别于自然世界和自然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行为依赖性: 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不独立于其所影响的行为之外; 观念依赖性: 社会结构的存在也不是独立于行为者的行为观念之外的,行为者的观念组成了所描述事实中的一部分,并不外在于这些事实; 时空依赖性: 社会结构只有相对的持久性,以至于其显现出来的趋势是相对于一定时空的。上述三种特性正是吉登斯双重诠释学所表达的社会特性,但是巴斯卡由于有批判实在论的因果观,所以可以进一步阐明解释和理解的关系。

巴斯卡认为,正是由于上述特性,社会科学活动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创造“人为的封闭系统”,更无法完全保持数据的真实性,所以价值中立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对开放系统中的历史事件进行非预测解释( non - predictive explanation) : RRRE解释模式。它由四个阶段组成: ( R1 )对事件进行因果分析或分解( resolution) ; ( R2) 对分解出的组成 成分进行 理论重述 ( redescription) ;( R3) 通过规范性的陈述( normic statements) 回溯( retroduction) 出这些组成成分的原因; ( R4) 排除( elimination) 其他的原因。[12]115

让我们把RRRE和MIT相比较,形式上看,R1和MIT1都讲因果分析; R2与MIT2表达同一个阶段,MIT中的一般经验规则是有意义的统计性因果规则,对这类规则有所了解也就是理解,能理解体现在能对其进行理论重述; R3和R4相当于MIT3MIT6四个步骤的合取。但内容上看,两个模式有三处重大不同,( 1) 因果观上不同: RRRE模式的因果观是批判实在论的,比MIT含糊其辞的因果观有了重要的改进; ( 2) 基本预设不同,MIT要求价值中立,工具 - 目的理性是其基本预设,但RRRE基于分层本体论,认为社会世界是个开放系统,故而批判价值中立,坚持批判理性; ( 3) 逻辑基础有改进,依据巴斯卡所说: “回溯论证( retroductive argument) ,也就是从某现象的描述、回溯到产生该现象之某物的描述的一种论证。”[14]11RRRE和MIT的逻辑基础可以说都是回溯,但二者对回溯的侧重是不同的,MIT侧重于珀斯意义上的回溯,RRRE则更侧重于后来由利普顿等人对回溯的发展,即最佳解释推理。

回溯最早由珀斯( C. S. Peirce) 提出,其形式如下: 令人吃惊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但是,如果假说A是真的,C当然也是真的; 因此,有理由猜测A是真的。珀斯一再强调,回溯性假说不同于理论,回溯是猜测一个假说或者发现一个概念的逻辑,至于假说A是否是真的则属于科学验证的范畴。同样韦伯的MIT也只是旨在对行动或事件的意义,而不重视理想类型与实在是否相符合; 那么,回溯是否体现了MIT关于意义恰当性和因果恰当性同时兼具的要求呢?

在珀斯的回溯形式中,假说A是一个尝试性的猜测,其能否被承认取决于A能够解释引起惊奇的现象C或者至少是其中的某些现象。因此,回溯的重要特征是: 通过解释上的考虑而产生猜测性假说。但什么是“解释”? 以及“解释上的考虑”所依据的合法性规则是什么,珀斯语焉不详,只说“它的合法性依据一些与其他种类推理的原则截然不同的原则。”[15]利普顿等人由此提出最佳解释推理,认为解释就是对“为什么P而不是Q”的回答,而不只是对“为什么P”的回答。故而,是一种比较性解释,解释上的考虑所依据的原则就是用来过滤Q,而留下P。这个原则是所谓的“可爱性( loveliness) 原则”,最佳解释就是最可爱的解释,亦即提供了最多理解的解释。可爱性不同于可能性( 高的验后概率) ,可爱性与潜在的理解有关,可能性和“真”有关[16]58,但“可爱性是可能性的向导,用以使这一建议得以工作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即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在两个阶段上运行的。解释的可爱性被用来作为似然性( 给定H时E的概率) 的征兆,并且似然性对于可能性或验后概率的决定是有帮助的。”[17]验后概率高的假说相当于韦伯所说的统计性规则,但是在回溯中验后概率高并不等于更可爱,而是反过来,可爱性有助于可能性,即可爱性是可能性的必要条件。

可见,最佳解释推理中可爱性之于可能性的关系,相当于MIT中意义恰当性和因果恰当性的关系。不过,利普顿认为最佳解释推理是“一种特殊的归纳模型”[16]55归纳通常被视为科学验证范畴,它对假说与实在的符合有所要求,因此最佳解释推理暗含了一种实在论诉求,在这一点上,RRRE模式的批判实在论立场与之更为契合。韦伯和珀斯则站在另外一边,从逻辑上珀斯强调回溯是独立于归纳( 笔者注: 珀斯理解的归纳为简单枚举) 的推理模式,利普顿则从现代归纳逻辑( 以贝叶斯主义为主)出发,比较回溯和归纳的关系; 从哲学立场上看,韦伯持工具主义立场,其MIT在逻辑上和珀斯的相契合,而巴斯卡持实在论立场,其RRRE模式在逻辑上和最佳解释推理相契合。因此可以说,在方法论上,批判实在论的RRRE模式是对MIT的改进。

五结语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篇8

1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有待提高的原因

1.1 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普遍不深

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需要普及, 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从政府领导干部到普通大众, 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甚至有些局限。一些领导干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时候过于形式和教条化, 不能真正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武装自己的思想、指导行为实践, 不能理论联系实际。普通大众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还相当局限, 大部分人不关心哲学、不懂哲学, 对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认识也较少, 甚至出现学科偏见、职业偏见等现象。

1.2 创新能力不强, 缺乏重大的理论成果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不强与缺乏重大的理论成果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纵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无疑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的结果。当然, 许多重要的学科在我国起步较晚, 还需要时间来打磨。创新能力不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目前我国拥有学术期刊6000多种, 社科类学术期刊约2800种;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有数十万篇, 是当前世界第一论文发表大国。但是我国社科类学术期刊、论文被收录入世界三大引文索引的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 在一些指标上甚至不如印度和韩国。”[2]由此可见, 多而不精、影响力弱, 是当前我国学术期刊论文的一大特点。

1.3 科研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行科研管理体制还存在一定的弊端,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资源配置不均衡不合理。我们现行的资源配置法主要是课题制, 好的方面是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重新组合人力和资源, 但是由于管理的漏洞, 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科研经费长期积压的浪费问题。二是科研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对不同学科、不同研究类型的评价激励措施采取大一统的管理办法, 尤其是没有区分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的评价方法。三是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机制不健全。科研成果转化太少太慢, 没有形成政府宏观调控、研究机构和市场自主运作。

2 几点现实看法

2.1 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 高校首当直冲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有40万人左右, 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80%。高校已成为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阵地和示范区, 成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要力量。[3]

首先,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学科应覆盖到专科以上的全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里的重点学科不是每所普通高等院校都有的, 大部分专科院校和一部分本科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科建设不完善、不规范。专科院校在发挥各自特长的同时, 多设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科的开放公开课, 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还能从整体上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和学科地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在招收研究生时, 应从考试内容、考试方法 (初试、复试) 的深浅上适当设置本校学科的招收门槛, 而不应该限制学生跨专业、跨学科报考等。

其次, 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类教师队伍建设。教师是整个教育活动的主体, 也是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关键。鉴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高度关联性, 应注意吸纳和培养具有广博视野、多元学科背景的人才, 使团队具备攻克剖解跨领域、跨学科课题的能力。教师应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关注学生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和当下热点问题, 用积极正确的学术态度和方法引导学生脚踏实地、勇于创新。

2.2 要加强与自然科学的交流融合

近代以来, 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逐渐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促进作用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肯定。量子力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引起了科学上的争论, 也有哲学上的争论。哲学的理性分析和无限思维方式往往对科学的重大研究和创新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 许多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 科学最前沿领域往往是科学家与哲学家共同作战的地方。没有哲学意识的科学家同没有自然科学知识基础的哲学家一样, 在科学前沿的探索中都将无能为力。[4]

我国自古以来在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交流融合方面都做的不是很好, 或者重人文伦理, 轻科学技术;或者重实践科学, 轻理性思考。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哲学社会科学能够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和自身发展, 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应用有着价值导向的作用;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给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问题新现象来思考, 同时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2.3 必须完善科研成果激励评价体系和应用研究转化机制

良好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能够促进事业的发展。一是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科研经费的投入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资助, 还要利用国家社科基金的引导作用, 充分调动市场参与的积极性。二是要完善科研成果激励评价机制。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类型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 既要重基础研究, 又要重视应用研究。三是要完善科研成果应用转化机制。必须形成政府宏观调控、研究单位和市场自主运作, 建立起政府、高校、社会、市场有效结合的运行机制。

2.4 要学习伟人的创新精神和方法

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不竭动力和灵魂。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缔造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引领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创新理论成果, 它们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高成果。学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伟人思想、理论成果, 更要学习伟人们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学习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扬光大的创新精神, 如何从实践中发展新的理论。

总之, 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实现中国梦, 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又一重大机遇期, 克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困难和桎梏,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功能, 使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并驾齐驱, 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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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伟光.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3 (05) .

科学、哲学与计算机科学 篇9

关键词：哲学,科学,计算机科学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和科学事业家蔡元培先生 (1868-1940) 曾对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屏科学而治科学, 则易涉臆说;远哲学而治科学, 则不免拘墟。两者可以区分而不能离绝也。今日最持平之说, 以哲学为一种普遍之科学, 合各科学所求得之公例, 为之去其互相矛盾之点, 而组织为普遍之律贯。又举普遍知识之应用与各科学而为方法, 为前提者, 皆探寻其最高之本体而检验之。”哲学追求普遍规律, 必须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哲学作为普遍知识又必从方法, 前提等根本方面对自然科学有所帮助。所以既不能远离科学而治科学, 也不能远离哲学而治科学, 二者本应相得益彰。

一、科学需要哲学

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思想的精华, 是人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当然也是科学工作者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这种精神食粮能使科学家具有一种哲学的头脑和眼光, 有助于提高对问题的分析力, 统摄力, 洞察力和判断力。许多科学家对于哲学的积极作用都深有体会。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所说:“爱因斯坦以探索理论物理学的基础, 解决物理理论中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生地主要任务, 这就迫使他比较深入地接触到哲学上的重大问题。他认为, 物理学家在理论革命时期必须亲自去作哲学推理。他少年时代就开始对哲学发生兴趣, 青年时代读过大量的哲学著作, 他在科学上之所以能缺德重大突破, 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哲学的批判精神。”我国许多科学家对于哲学的积极作用也都深有体会。例如, 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说了这样一番话:“我钻研业务多年……也摸索出一套进行研究的方法, 像处理问题应该怎样入手, 怎样去看问题, 怎样克服困难, 怎样从失败和错误中取得教训, 等等。当时倒也‘自鸣得意’, 因为这些道理在科学技术书籍中是学不到的, 算是我的科学研究心得吧。以上说明, 好的哲学作为一种好的思维方法, 能够帮助科学工作者分析和处理好实际遇到的各种关系和各种问题, 从而能够帮助科学工作者取得好的科研成果。

二、哲学需要科学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 自己的人民的产物, 人民的最精致, 最珍贵和看不出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蔡元培认为:“哲学是文化的中坚。”哲学要成为“活的文明的灵魂”, 要成为“文化的中坚”, 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更不可以是自封的, 必须想蔡元培所说的那样, 使哲学成为“融贯科学的哲学”, 既依据科学, 又超越科学。看来, 不论怎样定义哲学, 都是不能外于科学的。不论对于哪种哲学, 科学都是哲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更是开宗明义的阐明“要确定辨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今天, 计算机技术作为现代技术的标志, 已成为世界各国许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计算领域也已成为一个极其活跃地领域。计算机学科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发展, 并大大延伸到传统的计算机学科的边界之外, 成为一门范围极为宽广的学科, 它的研究道路上依然少不了自然辩证法的哲学指导。当然, 这也是哲学的也只将在计算机科学中获得营养, 并从中获取自己的研究方向, 从而促进哲学的研究。

何谓“大陆科学哲学”? 篇10

一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奎因提出了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以来,这种分析模式的科学哲学就处在“危机”之中。它表明科学哲学需要进行范式的重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科学哲学界的研究兴趣也发生了转移,其中一个趋向就是发掘欧洲大陆传统比如法国和德国的科学哲学。像巴士拉(Gaston Bachelard)、康吉兰(Georges Canguilhem)、尼采、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从这个时期才逐渐进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近年来,有些学者干脆提出了“大陆科学哲学”概念。我们这里着重介绍两个典型代表:古廷(Gary Gutting)和芭比奇(Babette Babich)。前者于2005年编辑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大陆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书即《大陆科学哲学》。在本书的前言部分,古廷专门对大陆科学哲学给出了自己的界定。芭比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大陆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她也是从科学哲学上研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先锋人物,近年来还多次解释和重申大陆科学哲学概念,可以说是这个方面的资深研究者。

首先我们介绍古廷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他区分了三种对科学的不同态度:第一是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态度,将科学看成是最名副其实的知识。哲学,充其量是一种元反思,即解释清楚科学的结论和产生这种结论的方法。第二种态度是康德的或批判的态度,认为科学给出了最优秀的知识,哲学则揭示了真理的专有领域。第三种态度是本体论的或形而上学的态度,即声称哲学真理领域完全独立于(在某种程度上优越于)科学。[1]1实证主义的态度典型地体现在与科学牵连的反思科学家和哲学家这里,其最著名的代表包括德语界的马赫和法国的彭加勒和迪昂(Pierre Duhem)。在法国这种实证主义受到复兴的新康德主义影响,像拉舍利埃(Jules Lachelier)、布特鲁(Emile Boutroux)、布伦士维格(Léon Brunschvicg)和巴什拉的科学哲学就表现为这个特征。与法国不同,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分裂为两个阵营,长期争吵不休。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态度来自于柏格森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ie),后来通过现象学(胡塞尔)和实存主义(海德格尔和梅洛·庞帝)而得到彰显。在法国这个传统甚至延续到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差异”哲学家,德勒兹和女权主义代表伊莉格瑞(Luce Irigaray)。[1]2

古廷上述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仍然局限在大陆范围内,也就是法国和德国的思想,他并没有关注欧洲其他国家比如意大利等国的科学哲学。实际上,古廷也认为大陆科学哲学并不限于“大陆”范围,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其他的情况。大陆科学哲学的另一位主张者芭比奇,她给大陆科学哲学的定义是宽泛的,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古廷的问题。“大陆科学哲学示例了将秩序和偶然性、问题和答案、作者和读者、说者和听者关联起来的整体性的主题。这种科学哲学也倾向于特别强调作为意义的话语的历史和文化的条件;将说者和听者的相互协调;强调前语言的认识的必要性,这种认识被置于人参与的共同的社会-文化的历史世界的根基上;强调叙述和隐喻的说明作用;持续不断地强调理解的问题;将真理看成是视域的,敞开的,或视角的;容忍矛盾的、复杂的表达形式。”[2]545芭比奇解释说,这种大陆传统的科学哲学包括(这正是分析传统没有做到的)关于科学史的观点以及科学发现的社会的、实践的观点。在分析的传统关注还原的地方(这无论如何取消了哲学的永久问题),大陆哲学则关注海德格尔所谓的“思”(Denken)的问题,追问科学得以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大陆科学哲学不仅关注科学家的世界图像,而且关注科学家本人。如梅洛·庞帝在他的《知觉现象学》中所说:“我不能把自己设想为世界的一个点,设想为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单纯对象。”[3]像梅洛·庞帝一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进行了意义的追问,并将科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在一起。

与古廷不同的是,芭比奇对大陆科学哲学的定义不是专门强调地域分界,而是从一种研究倾向上将大陆科学哲学标示出来。如果主流的科学哲学珍视普遍性和单义性的话,科学哲学的大陆形式则赞同多元的观点。像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后殖民地思想和女权主义都有其科学理论,在自然哲学和环境哲学基础上形成的整体主义的科学哲学,受到福柯思想影响的科学哲学比如哈金(Ian Hacking)的思想以及其他法国思想影响下的分析哲学等,它们都可以算在大陆科学哲学的范畴内。[2]546-7另外,大陆科学哲学不仅出现在欧洲大陆,就是英美分析哲学内部,也有趋向于大陆思想的,比如现在的分析模式的科学哲学关注历史问题、科学的社会研究等。像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可以看成是赞同大陆哲学的。所以,芭比奇对大陆科学哲学的定义非常灵活和富有弹性,只要属于这种研究倾向的科学哲学,不管是分析的还是大陆的模式,都属于她所谓的大陆科学哲学的范畴。不过,芭比奇在某种程度上也吸收了古廷的观点。她也对大陆科学哲学进行了内部的划分:核心部分就是批判的(尼采)、现象学的(胡塞尔)和解释学-现象学的(海德格尔)的模式。[2]546

总之,古廷和芭比奇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大陆科学哲学代表了一种来自于欧洲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研究倾向,它与强调逻辑-语言分析的科学哲学的传统形式不同。也就是说,他们提出的大陆科学哲学概念,首先是与英美分析的科学哲学主流抗衡,比如他们都将逻辑经验主义排除出研究的范围。但是,他们都表示,这种大陆科学哲学并不仅仅局限在大陆范围内。像奎因、普特南、戴维森、库恩和罗蒂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成是大陆科学哲学的主张者。所以,大陆科学哲学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学术阵营之间的壁垒,它真正地成为了一种多元的思想,一种整体的视角。第二,大陆科学哲学不只是重复大陆哲学的观点。很明显,它将概念的界定置于两个哲学阵营“对话”和“融合”的时代背景中,看到了两个哲学阵营以及各种不同的哲学派别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从这方面看,它坚持了一种开放的精神,有着一种全球视野。

二大陆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

在梳理法国和德国的科学哲学传统时,古廷抓住了这个显著的特征,即法德两国的科学哲学的发展都与新康德主义有着很深的关联。在法国,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布伦士维格肯定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独特的贡献是将历史方法引入到批判的科学哲学中,以此反对此前实证主义的观点。布伦士维格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他将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看成是科学家对经验的成功的解释历史反思的结果。“我们凭借着经历科学的历史进步而得知了真理……这一历史是心灵构建解释经验的越来越成功的框架的记录。”[4]在布伦士维格之后,对科学史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的是巴什拉和康吉兰。福柯可以说是这个科学史研究传统的受益者。[1]2法国科学哲学的这条路线是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结合。另一条科学哲学路线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它产生的影响,柏格森代表了法国对科学的一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态度。

柏格森认为科学方法是“电影摄影的方法”。也就是说,科学将现实不是看成持续的流,而是一系列从流变中抽象的瞬间“快照”。康德将知识等同于科学知识是错误的,因为这充其量是一个有限的、不完整的领域,超出这个领域,还有关于现实本身的知识,即关于绵延的形而上学的知识,它实际上是更为丰富的整体。因此,必须超越智力的形式主义,走向绵延的经验,哲学或形而上学应当具体地恢复科学所忽略的东西。[1]43-58柏格森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后来法国的现象学尤其是梅洛·庞帝对科学的理解,而且还一直影响到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如德勒兹和伊莉格瑞。梅洛·庞帝在《知觉现象学》中形成了现象学优越于科学的思想,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看成是科学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德勒兹接受了柏格森的绵延理论,将哲学概念看成一种差异的绵延,而科学则是对绵延的限定,一种“减速”(slow-down)活动。[1]258-261伊莉格瑞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看到科学被性别化(男性化)的一面。她要求科学重视性别差异,重视女性化的东西比如欲望、情感、想象、爱好的认识论作用,从而突破科学的中立的、客观的描述。[1]265-280

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分裂为两个主要阵营,一个与马堡大学相关,另一个与海德堡大学相关(或者说西南地区),经常争吵不休。两个阵营都继承了康德对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将科学看成是知识的首要事例,哲学知识乃是通过对科学可能性的条件的反思得来的。但是,两个新康德主义阵营都拒绝了康德的感性的先天形式这个中间过程。马堡学派否定了康德在形式和材料之间的区分,因为知识客体既是形式的,也是材料的;与此相反,西南学派则坚持了这种区分。德国新康德主义经过来自现象学、解释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挑战之后,它的余续在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早期哈贝马斯的思想中被继承下来。哈贝马斯的思想可以看成对新康德主义的接受和拒绝的过程。在1968年的《知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给出了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表述,将知识建构在人的兴趣之上。自然客体用科学方法是可知的,因为这是我们在技术地控制自然并满足我们的兴趣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兴趣将自然世界建构成为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正如康德思考感性形式和理性范畴所为一样。但是,我们作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控制自然,而且还需要我们组成社会群体。这就需要我们考虑交往兴趣。[5]哈贝马斯后期的作品将他对知识的讨论和兴趣放到了交往的标题下,认为技术控制的兴趣需要交往(“话语”)的特殊形式,解放就暗示在有效的交往的规范之中(例如,平等参与的权利)。形成了这些观点后,哈贝马斯好像远离了康德的先验反思,他更像一种社会科学建构模型的社会实践。

在德国,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也同样挑战了新康德主义,他认为需要一门“精神科学”来理解生命现象,将之从自然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不仅启发了现象学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而且对海德格尔的实存主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拒绝了经验科学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客观化的方法,它没有考虑我们在经验中实际遭遇的东西。超越科学,需要有一门现象学,对事物本身的严格的、全面的描述。我们在经验中发现的东西先于科学的客观化的抽象和理想化。但是,胡塞尔继续坚持将生活世界的历史经验奠基在理想的、非历史的本质的清晰分析基础上,海德格尔则拒绝了这种分析的层次。胡塞尔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的理论描述,这是作为旁观者的科学家形成的,海德格尔认为在我们实践的关系上生活世界乃是一种实践而不是理论视域,这导致了海德格尔强调了技术批判的必要性。

与古廷大致相似,芭比奇也将大陆科学哲学核心内容集中在法国和德国思想传统上,但是她并不想比较两个国家的科学哲学的异同,而是指出了一种整体的研究倾向。她区分了批判的、现象学的和解释学的模式,在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模式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是中心人物。就批判的立场来说,她也将康德看做一个关键人物。古廷偏重于讨论新康德主义以及它所受到的挑战,并将之作为德法两国的科学哲学的引线,芭比奇则将从康德到尼采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激进的批判方式。尼采认为,在科学的精神和其进步的意义上,物理学规律只能被认为是“解释”。 数学和逻辑乃是一种人化的结果,即一种虚构。这些主张不仅直接影响了法国的巴迪乌(Alain Badiou)、福柯、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的科学观,而且也使后分析时代的哲学家(比如罗蒂)感兴趣。

所以,与古廷不同的是,在芭比奇这里,尼采肯定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不仅影响了大陆科学哲学范围,而且对所谓的后分析时代哲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分析哲学最近的努力,不仅诉诸胡塞尔,而且大量引用尼采、海德格尔、巴迪乌、福柯和德勒兹。总之,从基本倾向上看,古廷和芭比奇都将大陆哲学主流看成是德国和法国的传统,这是大陆科学哲学的重心所在。并且,其他属于大陆科学哲学范畴的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两个传统有关。

三主要成就和研究前景

实际上,包括古廷和芭比奇在内,国外近20年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成绩是斐然的。首先是研究专著,包括芭比奇的《尼采的科学哲学》(1994)、克鲁姆比(A.C.Crombie)的《欧洲传统的科学思想风格》(1995)、诺里斯(C.Norris)的《留意分裂:两种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2000)、格莱斯布鲁克(P.Glazebrook)的《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2000)、麦克圭尔(J.E.McGuire)和图前斯卡(B.Tuchanska)的《解缚的科学:社会历史本体论的哲学研究》(2000)等。其次是出版的研究丛书,包括芭比奇编的两卷本的《尼采与科学》(1999)、颇莱杜(C.G.Prado)编辑的《被分割的房子:比较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2003)、法斯特(R.Feist)编的《胡塞尔与科学》(2004)、古廷编的《大陆科学哲学》(2005)、布莱那(A.Brenner)和盖杨(J.Gayon)编的《科学哲学中的法国研究》(2009)、斯戴德勒(F.Stadler)编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的现状》(2010)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论文。

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包括以下研究成就:第一,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以英美分析模式为“主流”的格局。我们姑且不论古廷和芭比奇的贡献,其他许多研究都明示了这一点。它们不仅研究了大陆哲学家的科学哲学或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而且还强调了两个哲学阵营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这种打破哲学阵营之间的分裂的研究倾向大大超越了此前的状况。在上述研究中,就是谈到两个传统的科学哲学,也都是对哲学分裂持否定态度。比如,最近出版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的现状》。它是2008年在维也纳大学召开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国际公开会议的成果。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启动欧洲国家的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哲学的现状》标志着这个研究的第一步,其研究计划将持续到2013年。根据编者的介绍,研究不是排外的“欧洲中心论”,而是相互合作研究,协同作战,以提高欧洲科学哲学的潜能,复兴欧洲传统。它强调根据欧洲的历史根源和现代发展来研究科学哲学,即强调欧洲现代问题的历史起源。[6]也就是说,这里不存在两个哲学阵营的问题,像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就有着共同的根源。

第二,充当了分析的科学哲学的“解毒剂”。 它表明,科学哲学不能仅仅局限在英美哲学“主流”上,它应当是一个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放的概念。比如芭比奇就认为,大陆科学哲学概念不仅突破了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说,英美哲学“主流”,而且将触角伸展到东方思想(印度和中国)、殖民地地区。它处处揭示科学中潜藏的暴力、种族主义、欧洲中心论、极权主义、殖民主义。它批判的是科学自启蒙以来的半宗教的神话,认为科学是向批判敞开的。[2]554

这种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的兴起表明,科学哲学的传统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一种科学哲学的新视野正在形成。同时,它也隐含着这层意思,只有科学哲学自身的多元化才能解决科学哲学自身的问题,比如科学主义的问题、对科学的狭隘理解、以科学之名行权力之实等。

第三,研究方法的革新。大陆科学哲学挑战了传统的教条比如分析和综合、理论和观察、归纳和演绎之间进行区分,这些都是分析模式的科学哲学的主要方法。这种大陆科学哲学不是反科学的,而是将科学与历史、社会、文化、艺术(诗)、权力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比如,有些学者从自身知识的优势出发,形成一种综合的视角。以希伦(P.A.Heelan)为例,他兼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背景。他首先肯定科学理论对形成当代生活世界的十分积极的作用。反过来说,如若某人真地离开了对于现代科学的有效性的承认,他就根本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一天,从这个角度来看,若我们硬是要在日常生活现象与科学世界之间划出一条楚河汉界的话,这种做法反而会褫夺技术时代的日常现象本身。为此,希伦给我们指出了认识的两种视角:一种是文化实践-荷载的视角;一种是理论-荷载的视角。他认为不同的视角理解事物不同的侧面(或剖面)。这些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侧面(剖面)是相互补充的。[7]所以,如果科学理论缺乏道德和文化的目的,就不能服务于生活,并将坠入贫乏,无意义或者说虚无主义。只有科学理论和文化实践在历史、道德和文化对话中结合起来,科学理论才能避免这个命运。

总之,大陆科学哲学的整体主义的研究取向,无论如何超出了科学哲学主流的形象,即超出分析模式的独角戏,它秉持了一种开放的态度,一种全球的视野。这些都是它的优点。更重要的是,它还使我们看到两个哲学阵营的一些研究趋向的改变:一方面,大陆思想家比如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巴什拉、康吉兰、巴迪乌、福柯、德勒兹等人在分析哲学阵营,尤其是后分析时代产生的影响不断扩大,使分析哲学阵营内部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有其内部原因,但是大陆哲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大陆思想也在引入分析哲学的一些方法。在法国人们会想到福柯和德勒兹,在德国人们会想到哈贝马斯。这些都可以说是科学哲学今天的改变。

我们看到,这种大陆科学哲学的研究正被学界赋予光明的前景。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使其影响逐渐扩大。普遍认为,它对于打破学术壁垒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可以促进两个哲学阵营之间的“和睦”和相互理解,而且也可以增进同一阵营的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交流。另外,它对于打破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有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大陆科学哲学的一个趋势是,它把视角伸展到东方世界以及不发达地区,关注对科学思考的不同声音,像这样有意扩展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将会突破对科学理解的西方中心主义,使科学哲学真正走向多元化。

四简评

我们说,提出大陆科学哲学的概念,使人耳目一新的是,它不是专门与分析哲学相抗衡,也不是在大陆-分析哲学分裂的背景下坚持一个狭隘的大陆哲学视角,而是一种全球视野的科学哲学的新理解。这种科学哲学的新概念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将科学哲学看成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形式多样的开放的研究倾向,这突破了科学哲学的“统一科学”的传统模式。与分析的传统相比,它的包容性更强、视野也更开阔,因此它被看成科学哲学的未来方向。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第一,大陆科学哲学的界限、范围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模糊性。比如古廷和芭比奇都没有提及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大陆的科学哲学思想,这多少有些视角局限,他们将重心放在德国和法国的科学哲学传统上。正在展开的欧洲视角的科学哲学研究虽然研究范围涵盖了整个欧洲地区,但是它的意图仿佛更愿意强调在欧洲起源并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而不是像古廷和芭比奇那样,看到两个哲学阵营之间的渗透和交流。这些对大陆科学哲学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真正地摆脱欧洲中心论。芭比奇的定义虽然富有张力,但是她也忽视了大陆科学哲学内部的区别,比如德国和法国的科学哲学之间的差异。

第二,贴上了“分析的”和“大陆的”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忽视了每一个哲学阵营或派别内部的复杂性。比如,在美国就存在着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波兰、意大利的有些哲学家也进行概念分析的工作;说德语的国家和东欧并不代表一个统一的传统。还有,在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现象学家和托马斯主义者之间意见并不一致,甚至缺乏交流。这说明,学派壁垒不仅存在于两个哲学阵营之间,就是在大陆哲学内部也是如此。比如,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从巴什拉经过康吉兰到福柯的发展路线,两条路线都可以看成是一种批判的思想,尤其是福柯将知识和权力关联在一起,在法兰克福学派学派这里也形成了类似的看法,认为科学的技术化导致了一个宰制社会。奇怪的是,两派思想虽然平行发展,但是绝少交流。

最后,虽然近年来出现了所谓的大陆-分析哲学“融合”的趋势,但是双方互相认同仍然任重道远。在这个方面,分析哲学虽然率先迈出了可敬的一步,但是这种“转向”乃是用分析哲学的术语来表达的,它并没有使大陆哲学真正地认同,反而使得自己的“赌注”变得更加混乱。就大陆哲学这边来说,虽然有些哲学家使用了概念分析的方法,但是正如诺里斯所见,大陆哲学家一般还是倾向于将分析哲学看成是一种自毁的事业。[8]由此可见,双方的对话和交流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尽管双方都承认封闭的视野将带给哲学危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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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岱年.P.A.希伦和诠释学的科学哲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1):24-28.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篇11

(1)关于医学的性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医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辞海》，一九七九)。这种说法没有正确而全面地反映医学的性质。一些著名的医学家例如魏尔啸、西格里斯等，都曾强调医学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西格里斯，一位极有影响的医史学家曾经这样说：“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九五九)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表达方式上没有把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同时加以揭示，反而不利于人们接受。前些时候于光远同志对医学的学科性质作了一个很完善的表达：“很明显，医学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两大科学门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引者注)相结合的科学。因为医学的对象一方面是作为自然界物质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人又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的，他的健康和疾病受到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有些疾病甚至完全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引起的。”(《关于科学分类的一点看法》)

(2)关于医学模式的转变，由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和医学的发展，“疾病谱”、“死因谱”、“人口(年龄)谱”出现了很大的改变。例如，白喉，在一九○一——一九一○年间，十五岁以下儿童每百万人口死亡五百七十一人，到一九六九年已降为零，结核病、烈性传染病等过去严重威胁人类的疾病已受到很好的控制，不再成为人类的主要死因，并且还由于营养的改善等因素，人类的平均寿命大为延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健康不再受到威胁了，只是威胁的来源有所改变，细菌、病毒这些生物因素已经不是最主要的，而心理的、社会的因素则大大增高了。以目前前三位死因的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来说，都包含有心理紧张、吸烟、环境污染等因素在内，至于公害病、交通事故、自杀、吸毒、酗酒、犯罪、饮食过量、心因性疾患的广泛发生等等在一些发达国家是威胁人们健康的突出原因，则更是社会性、心理性损害了。因此，一些医学家已经呼吁要将现行的“生物医学模式”改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就是说，光用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和器官、组织、细胞、细胞内小器官和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来解释疾病和健康，来防治疾病，已经不够了，而必须把人作为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水平来综合地考察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并采取综合的措施来防病、治病，增进人类的健康。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和医学的结合，就决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了。事实上，在一些国家的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机构中，已有称为“社会工作者”、“临床心理学家”、“谘询心理学家”等人员参与工作，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开设了一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3)关于医学领域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现代医学科学领域中，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学科，这些学科完全是对医学领域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例如，医学经济学：医疗保健服务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门，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得很为突出，一九七八年美国医疗保健方面的金额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点一，因此医学经济学的研究最近这些年很受重视，如何合理使用医疗保健经费，提高其效果，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问题；医学概论：日本主要在战后在许多医科大学开设了医学概论课程，对医学进行总的规律性的研究，很象我们说的“医学辩证法”课程；医学伦理学：虽然这一课程历史很悠久，但现在受到新的推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六十年代以后，日、美等国都更为重视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教学，甚至现在出现了一门包括内容更为广泛的新学科，叫做“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或译“生物伦理学”)，现在的医学伦理学除了讨论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品质、职业义务等传统内容外，还随着医学的发展讨论新出现的诸如“无痛致死”(安乐死)、“抢救或人工维持生命的中止与继续”、死亡的定义和“摘取器官”的道德原则、人体试验的伦理学等很有现实意义的难题；医学逻辑学：虽然从形式逻辑方面对医学诊断思维的研究早已开始，但从一九五九年莱德里(R.S.Ledley)和拉斯特德(L.B.Lusted)发表《医学诊断的推理基础》，把数理逻辑和概率逻辑应用于医学诊断，提出以贝叶斯公式为基础的电子计算机诊断模型以来，电子计算机的自动诊断发展很快，医学逻辑学的研究也就更为必要而具有极其明显的实践价值；医学社会学：近年来美、日等国医学社会学的专门著作不断涌现，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会组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病人、医生作个体的、群体的研究，对病人和医生相互关系的研究，对医院等机构作为社会组织进行研究，对医学团体、患者团体等等的医学社会学研究，都是有利于改进医疗保健服务，提高社会福利的；此外，医学未来学、医学法制学、医学政策学等近年在国外也得到很大发展。

(4)关于医学的分类和医学学，考虑到现代医学领域的扩大，我国目前通行的把医学分为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三大类的做法，已不能反映医学领域的全貌。一九八○年我曾提出一种新的三分法，将医学分为基础医学、应用医学(实践医学)和医学学(理论医学)三大部类。基础医学除包括原有学科之外，还应列入正常心理学和病理心理学、人类生态学等；应用医学包括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特种医学、康复医学、法医学、医学工程学六个并列的次类；医学学则以医学、医务工作者和医药卫生工作本身为研究对象。医学学(science of medicine，或medicinology)是我新造的一个词，用以概括以医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学科分支，并曾试将这些分支归为四个并列的次类：把医学作为历史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史、医学概论、医学未来学；把医学作为认识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体系论、医学哲学、医学方法学、医学逻辑学；把医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职业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制学、医学政策学、医学管理学、医学经济学、医学教育学；把医学作为一种语言文字和情报信息现象来研究的医学学分支有医学术语学、医学辞书学、医学文献学、医学情报学。这里所列举的一些学科分支，不少即便在我国医学界也是很少为人所知的。然而，这只是说明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与医学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方面十分落后于国际水平，还有许多空白急待填补。事实上，这些分支在国外有大量的著作出现，并不亚于人们熟知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领域。

科学与自然哲学辨析 篇12

一科学与自然哲学具有共同的起源、目的、本质和研究对象

我们今天的科学是从文艺复兴后诞生的近代科学逐渐发展而来的, 它一开始是以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的复归形式出现的, 因此现代科学的前身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 或者说, 现代科学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诸如原子说、四根说、种子说等关于宇宙构成学说和对时间、空间、运动等概念的早期定义同时出现在哲学史和科学史的著作中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讨论的几乎全都是科学问题, 诸如对质量、力、加速度等概念的定义, 力学三定律以及万有引力定律及其应用, 对潮汐现象的解释等等。这就是说, 直到17世纪末, 西方人仍然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自然哲学。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古代人由于经验和知识都非常贫乏, 因而对周围的种种自然现象感到非常惊异和迷惑不解, 为了摆脱这种无知的状态, 人们就凭自己天生的直觉和思辨能力从总体上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 这种对自然现象存在、产生和变化原因的猜测及其总体解释就是早期的自然哲学。比如说, 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 江河湖海、高山峡谷、花草鱼虫、飞禽走兽、日月星辰等等是从何而来的?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吗?自然界是发展变化的吗?自然界是统一的吗?等等。古代许多科学家或哲学家都根据理性猜测提出了各自的解释, 我们把这类对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解释叫做对自然现象的第一类解释。

但是, 人类求知的本性使它并不满足于对自然现象的总体解释, 而总是力图对自然现象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和各个层次进行分门别类的、具体的、精确的解释, 于是科学的诞生就成为可能。比如说, 木头为什么会浮在水面上, 而石头为什么会沉到水底?太阳为什么每天从东方升起至西方落下?气候变化为什么每经过大约365天就会重复一次?为什么石头下落的速度比鸡毛、树叶、灰尘下落的速度快?等等。古代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也都根据理性猜测提出了各自的解释, 我们把这类对自然界的分门别类的、具体的、精确的解释叫做对自然现象的第二类解释。

不过, 古代人无论对自然现象进行总体的、抽象的解释, 还是分门别类的、具体的解释, 所采用的方法都是直观和思辨, 一般情况下都无法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而且, 通常对自然现象的总体的、抽象的解释和对自然现象的分门别类的、具体的解释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根本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 所以, 古代的自然哲学和科学通常也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人们很难把它们严格区分开。或者说, 作为分门别类的、具体的自然知识的科学, 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被包容在作为总体的、抽象的自然知识的自然哲学体系中的。

不难看出, 在古代科学与自然哲学之所以同为一家, 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起源, 即都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惊异、好奇和试图揭示自然之谜的强烈欲望;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目的, 即都是为了摆脱对自然界的愚昧无知, 都是为了认识自然界;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本质——对自然现象为什么会如此产生的理性猜测和解释;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自然界。而且, 在古代科学和自然哲学还具有共同的研究方法——直觉、思辨。因此, 在古代科学和自然哲学之所以同为一家, 是由它们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是必然的。

二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的根本原因———实验方法的诞生

尽管在古代社会由于科学和自然哲学具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本质、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共同的研究对象, 因此人们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 但科学毕竟是对自然现象分门别类的、具体的解释, 所以从本质上讲它完全可以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 而自然哲学作为对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解释, 从本质上讲它压根儿就不可能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 因为人类经验作为感性知识是分门别类的、具体的、个别的, 不存在总体的、抽象的经验。实际上, 自然哲学主要是关于宇宙的本体学说, 是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 它永远无法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比如, 我们永远不可能用通过观察或实验而获得的经验对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世界的本原究竟是“数”、“理念”、“逻各斯”还是“道”, 世界究竟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世界究竟是统一的还是多元的等形而上的知识, 作出最终判断。

然而, 就对自然现象分门别类的、具体的第二类解释而言, 情况就完全不同。由于这类解释实质上是对自然现象某个方面、某个部分、某个层次、某个类型的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解释, 因而这种解释是否符合事实可以通过人类的经验加以严格检验, 因为人类经验都是具体的、个别的, 所以它可以与人们对有关自然现象的解释之间对应起来。比如, 阿基米德猜测, 木头之所以不沉到水底, 是因为水对木头有向上的浮力。既然水对浸没在其中的物体都有向上的浮力, 那么其他液体肯定也有这种力。这种浮力的大小究竟如何呢?阿基米德进一步猜测, 浮力的大小应当等于排开液体的重量。这样一来, 就非常简洁明了地解释了为什么木头会浮在水面, 而石头会沉到水底这类自然现象了。那么, 阿基米德的这种猜测或解释是否成立呢?是否正确呢?很显然, 我们只要做简单的实验, 就可以根据其结果 (人类所获得的经验) 对之进行评判。今天, 我们之所以把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看作是科学, 就是由于它已经千百次地被人类经验所证实。

但人们也许会问, 既然自然哲学作为有关宇宙本体的学说, 作为对自然界总体和抽象的解释, 作为形而上的知识, 在人类的经验范围内永远不可能得到检验;而科学作为对自然现象分门别类的、具体的解释, 作为形而下的知识, 完全可以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 那么这两类解释或知识应当在一开始就可以区分开, 为什么在古代社会它们却无法截然分开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知道, 对科学而言, 人类经验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获得——观察和实验。在古代社会系统的实验方法还未诞生, 人类只能通过观察方法获得经验。而观察是在天然条件下进行的, 用这种方法获得经验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首先, 天然的自然现象是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 其中有些因素是主要的、必然的、本质的, 而有些因素则是次要的、偶然的、非本质的,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 使人们根本分不清哪些是主要的、必然的、本质的因素, 哪些是次要的、偶然的、非本质的因素。这样一来, 人们获得的经验很可能是错误的。例如,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观察发现, 石头、砖头等较重的物体在空中下落得快, 而树叶、灰尘、鸡毛等较轻的物体在空中下落得慢, 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得到一个经验:物体下落的速度与重量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甚至猜测, 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再如,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观察发现, 要维持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 必须施加力, 一旦力撤去, 该物体就会逐渐趋于静止, 因此亚里士多德猜测, 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其次, 天然的自然现象由于受到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 尤其是许多自然现象只有在像超高温、超低温、超真空、强电磁场等极端情况下才出现, 而这样的极端情况在自然界中是不具备的, 因此, 有许多重要的自然现象在自然界中是极少或根本不会出现的。这样, 人类就永远不可能获得有关经验。比如, 住在赤道附近的人们也许永远不知道水还能变为固态的冰;人们不知道地球在自转, 并绕太阳公转;更不知道导体在极低温时会出现超导现象等等。

再次, 天然的自然现象的出现受到种种偶然因素的影响, 一般都没有系统性和规则性, 因而人们获得的经验也没有系统性。

所以, 在古代社会人们要想仅仅通过观察, 尤其是仅仅通过人的感官而不使用仪器完成的直接观察所获得的经验对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 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第二类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同样不可能得到人类经验的严格检验, 那么它与第一类解释在被人们承认或接受方面就没有什么本质差异。这就意味着, 在古代社会, 科学和自然哲学不仅在研究目的、方法、对象、本质特征等方面是相同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人们对自然界的解释体系都难以被人类经验严格检验。因此, 我们实在拿不出一个确定的标准把古代的科学和自然哲学严格区分开。像阿基米德的静力学、托勒密的地心说等也只属于个别现象, 它们远没有成为人类的独立知识体系, 或者说, 它们只能算作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萌芽。

根据以上讨论, 我们已经弄清楚, 只要人类能够对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 那么就可以把科学与自然哲学区分开。这样一来, 问题就变成, 人类如何才能获得合适的、精确的经验对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不言而喻, 运用实验方法可以使人类获得这样的经验。

最早认识到实验方法对检验自然知识的重要性的人是哲学家R·培根, 他一生中进行过许多物理学、化学, 尤其是光学实验, 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设想。“他清晰了解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2]R·培根不愧是实验方法的先驱。

对实验方法的创立, 并把它应用于检验科学知识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无疑是伽利略。伽利略有目的、有意识地创立了系统的实验方法, 并应用它论证了斜面、落体运动的规律, 从而奠定了动力学基础。从此以后, 实验方法和逻辑推理方法 (包括数学方法) 就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 使科学知识能够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 从而最终推动了近代科学从自然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 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正如伽利略自己所说:“我们可以说, 大门已经向新方法打开, 这种将带来大量奇妙成果的新方法, 在未来的年代里定会博得许多人的重视。”[3]伽利略所倡导的科学研究方法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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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伽利略的功绩在于发明创造了系统的实验方法, 那么F·培根的功绩则在于不遗余力地宣传实验方法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从而为实验方法的推广和普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指出:“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 乃是由适当的论证和实验得到的, 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 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4]他把人类经验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发生的, 叫偶然事件;另一类是有意去寻找的, 就叫实验。F·培根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为了与亚里士多德极力主张的通过“演绎-推理”获得真理的方法《工具论》相区别, 他把自己所极力倡导的通过“实验-归纳”获得真理的方法叫《新工具》。为什么F·培根认为实验方法可以使人们获得合适的、精确的经验, 而且事实上正是由于实验方法的诞生才真正促进了近代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 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呢?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又一重要问题。

实验方法的本质在于它是人们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 运用适当的物质手段 (科学仪器和设备) , 人为地控制模拟或创造自然现象, 使之以简单、纯粹、典型、精确、系统、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而获取人类经验的方法。由于这样的经验具有典型性、精确性、系统性、定向性, 所以它可以对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 从而使近代科学成为所谓的“实证科学”, 并完全脱离作为“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的自然哲学体系。具体来看, 实验方法的主要特点或优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实验可以简化和纯化自然现象, 使之以“纯粹的”形式显现出来。天然的自然现象通常是非常复杂的, 各种因素都相互交织在一起, 这样人们就很难分清哪些是偶然的、次要的因素, 哪些是必然的、主要的因素, 所以也很难真正搞清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实验方法可以用人工手段根据研究目的, 突出主要因素、必然因素, 排除次要因素、偶然因素和外界影响的干扰, 使人们需要认识的某种属性或关系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显现出来。例如, 使用抽气机抽去封闭玻璃管中的空气, 从而排除了空气阻力的影响后, 我们会发现羽毛和铁块下落速度一样快,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验证伽利略关于“所有物体下落速度都一样, 与其重量无关”的猜测, 同时也证明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猜测是错误的。

第二, 实验可以强化自然现象, 使之处于极端状态, 从而产生天然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一般说来, 人类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都不会处于极端状态, 因为自然界本身通常不会出现极端状态。但是, 事物的许多性质、许多特征只有在某种极端的状态下才显现出来, 而且这些在极端状态下才显现出来的事物的性质或特征对科学研究 (人类认识自然界) 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实验方法, 人们可以创造出自然界中通常不可能出现的特殊、极端的条件, 如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超高真空、超强电场和磁场、超纯物质、过饱和气体等等, 以发现事物在这些极端状态下的性质和特征, 从而使人们获得“极端的”经验。例如, 在通常情况下物质只有三种状态:固、液、气态。但在超高温条件下, 物质会处于由离子、电子及未经电离的中性粒子组成的“等离子体”态, 它与气体有非常不同的物理性质。很显然, 如果得不到这些重要的科学事实或经验, 将非常不利于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研究和对有关科学假说的严格检验。

第三, 实验可以延缓、加速或再现自然过程, 从而使人们获得“人造的”经验。自然界中有许多现象对人类的认识而言, 其过程的变化不是太慢, 就是太快, 有些现象甚至出现过一次就再也不会重复, 这样一来, 就给人类研究自然界和检验有关科学假说造成极大困难。要克服这一难题, 人们可以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 在实验室中通过人为的控制方法加速、延缓或再现所要研究的自然过程, 从而获得相关的可靠信息。比如, 人们为了研究地球气象的变化, 可以进行大气环流模拟实验, 它可以将距地面几万米的整个大气层的运动在实验室中模拟出来。大气环流模拟平台, 每半小时左右转一圈就能模拟一天气候的变化, 三个小时可以模拟一年气候的变化。

此外, 实验方法还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 不受时间、空间和其他客观环境因素的限制获得系统的实验数据, 使人们获得系统的经验等等。

所以说, 实验方法不仅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创造出检验第二类解释 (科学假说) 的经验事实, 还可以创造出天然自然界中不出现或极少出现的自然现象供人们进行更广泛的科学研究, 即可以为人们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经验事实作为科学研究的第一手感性材料。前者通常叫验证性实验, 后者通常叫探索性实验。这就意味着, 有了验证性和探索性实验, 人类不仅可以对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 使之成为“实证知识”, 从而把它与作为“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区分开, 而且还可以获得更纯粹、更精确、更系统、更典型、更专业的经验事实供人们更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 从而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这样一来, 科学 (实证知识) 终于从自然哲学 (形而上学) 体系中分化出来, 成为人类的独立知识体系或知识领域。

三结论和推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终于弄明白, 之所以在古代科学与自然哲学是一家, 是因为它们不仅有共同的起源、目的、本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它们作为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体系都无法通过观察获得的经验事实对其进行严格检验, 所以人们实在拿不出一个客观有效的标准把它们两者截然区分开;之所以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 与之分道扬镳, 成为人类独立的知识体系, 是因为实验方法诞生后, 人们可以获得纯粹、系统、典型、精确、专业的经验事实, 用这些经验事实不仅可以对关于自然界的分门别类的、具体的第二类解释进行严格检验, 使之成为“实证知识”, 而且还可以为人们进行科学研究提供更丰富、更有效的经验材料。所以说, 实验方法是促进近代科学诞生的关键因素。

据此, 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

1.科学与自然哲学、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既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具有共同的起源、目的、本质和研究对象, 它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是“实证知识”, 后者属于“形而上学”, 因此我们可以把科学看作是自然哲学的延伸, 看作是能够被人类经验严格检验的自然哲学;而把自然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母体”, 看作是无法得到人类经验严格检验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 “科学与哲学两个领域的划分是很不容易的事。”[5]这就意味着, 科学和自然哲学一样也是多元的, 在不同的自然哲学基质上会诞生出不同的科学形态。而且,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 因此科学同样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文化的烙印, 携带着明显的文化特色。比如, 中西方的自然哲学具有显著差异, 属于不同形态的自然哲学, 所以中西方在科学方面也存在重大差异:中医学与西医学, 中国的天文学说浑天说、宣夜说、盖天说与西方的天文学说地心说、日心说等就明显不同, 它们各自都与其相应的文化基因非常吻合。

2.科学能够被经验严格检验, 故有对错之分;自然哲学不能被经验严格检验, 故没有对错之分。人类对客观知识的检验只有两种方法:逻辑分析和经验对照。前者检验客观知识作为解释体系或理论体系, 其内部必须具有逻辑自洽性, 即不能出现悖论, 或者说, 要能够自圆其说;后者检验客观知识作为对客观现象为什么如此出现的解释体系 (不是对客观现象的记录或描述) 是否正确, 即类似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说法。因此, 科学和自然哲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解释体系, 作为对自然界的看法 (即自然观) , 它们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是, 科学作为理论体系不仅要能够自圆其说, 而且要接受经验的检验, 即科学必然有对与错之分;而自然哲学作为理论体系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行, 由于经验无法对之进行严格检验, 所以它们永远没有对与错之分, 永远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读者如果不信, 请举一两个反例来。笔者发现, 每一个哲学家几乎都有自己的自然哲学理论, 但实在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 哪一个是错误的, 因为没法判别。如果读者诸君有人知道如何判别自然哲学理论的对与错, 请无论如何告诉大家。这样, 大家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正确的”理论上, 而不必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学习“错误的”理论上了。

3.科学创新实质上是思想创新或哲学创新或文化创新。中国的科学创新能力差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 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科技体制上有缺陷, 有人认为是由于评价标准有问题, 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科学工作者学风浮躁, 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教育上存在弊端等等。其实, 所有这些“原因”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从本质上讲, 这些“原因”都是结果, 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结果, 是文化的结果, 因为人及其整个社会都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核心是哲学, 因为哲学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信仰信念等特定思想观念。科学作为自然哲学的延伸, 作为人们认识探索自然界的知识体系, 属于思想观念, 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显现出了它的文化特色。所以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大爆炸宇宙假说、混沌理论等, 都属于哲学思想的创新。因此, 我们要想在 (西方) 科学上取得重大创新成果, 就必须具有与之相协调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基因, 而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必须首先彻底解放思想 (而不是进一步解放思想) , 尊重和保护思想自由, 让各种思想都能得到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1.

[2] (英) 丹皮尔.科学史[M].李珩,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5:146.

[3]郭奕玲.物理学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3:19-20.

[4]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