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通用8篇）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篇1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科学技术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没有什么别的事物象科学技术那样如此巨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才使人类真正脱离了动物界。科学技术萌芽于原始社会而发展于奴隶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世界各民族相对封闭居住在本民族的聚居地，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明形式。比如中国和古希腊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模式，综观其特征，我们不妨把它们概括为中国古代的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和古希腊的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

一、两种科学技术模式的主要区别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和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各自发展完善，形成自己显明的个性特征，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方面面，二者存在显著区别。1.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诚然，无论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成果，对人类社会都有其实用的一面，对于某些基础性理论成果，可能当时看不到它的意义，但最终它的作用总是会显现出来的。但是，关于科学家为什么而进行科学发现和发明的问题，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则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具有极其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则具有“为科学而科学、以科学认识本身为目的”的非功利性色彩。中国古代从秦汉到南北朝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农学上的《齐民要术》、天文学上张衡的侯风地动仪，还是数学领域的《九章算术》和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都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实用性的特征。唐、宋、元、明、清时期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实用科学技术模式，这一时期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对世界的最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上，而这些科学技术成就都直接来源于实践而服务于实践，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征。我国科学技术体系实用性的特征甚至在现时代也有表现，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普遍人心浮躁，难以沉下心来做学问，安贫乐道、把科学发现本身当作快乐的人少之又少。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技术的关系上，科研人员对能快出成果的实用技术关注较多，而对周期性较长的基础理论研究则较少涉及。我国在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中一贯主张“经世致用”，仅仅将科学技术视为改善生活状况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把“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从我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上讲，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依然有较大市场。与此相反，古希腊科学技术体系则具有鲜明的“为科学而科学”的非功利性色彩，这一特点在古希腊前后期是一以贯之的。文艺复兴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部分地继承了古希腊的这一传统。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从他开始，古希腊科学技术非功利性的特征就已明朗，正是他首先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万物皆源于水”的命题。当时，这一命题对于改变他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看来并没有多少帮助，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这一问题的热情。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还提到一则故事。说泰勒斯曾经很贫穷，别人都嘲笑他的无能，对此泰勒斯不以为然，有一年冬天，他运用天文学知识预测到来年橄榄将大丰收，他低价把周围的榨房全部租了下来，第二年由于橄榄大丰收，榨房租金提高了许多，泰勒斯一下子发了大财。泰勒斯借此向人们说明，科学家要想致富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是他们的抱负不在此处而已。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出：哲学和科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惊异”，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有了惊异就感受到自己的无知，自知其无知者为了摆脱无知就求知识，求知并非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欧几里得是希腊化时期的数学巨人，正是他总结了当时的数学成就并使之体系化，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几何学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关于欧几里得，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位青年向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刚学了一个命题，就问欧几里得学了几何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得不满地对仆人说：“给这个学生三个钱币，让他走，他居然想从几何学中得到好处。” 这则故事具有象征意义，这说明整个古希腊一直十分强调科学的非功利性。2.关于科学研究的方向和范围。这一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紧密相联，正由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模式具有极端的实用性特征，所以与人类生活直接相关的学科得到了超常发展。在哲学领域，哲学家对自然观的问题关注甚少，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哲学体系，但是却突出发展了伦理学、人学的方面，统治我国二千年的儒学思想本质上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在数学上，我国古代将数学称为“算学”、“算术”，称谓上的差异反映了数学研究内容上的不同，我国古代数学是“形数结合，以算为主”，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算法体系，侧重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突出发展了应用数学的方面，对基础数学则甚少研究。此外，我国古代在对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农学、医学和天文学上颇多建树，但是在与人类生活看似关系不大的逻辑学和理论物理上则没有多少成就，甚至可以说我国古代没有逻辑学。古希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范围上，把科学发现本身当成目的，突出了它的非功利性，而近代西欧则继承了这一传统。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基础理论研究很难在短期内见到“经世致用”的实际效果，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古希腊科学家正是对这些看似与人类社会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哲学、基础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在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正是这样一种科学技术模式才可能有西方近现代以来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等基础性理论成果的诞生。此外，如果我们把科学与技术看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事物的话，那么，我国古代突出发展了技术应用的方面，而古希腊则主要发展了科学的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方面。前者更多地考虑了“经世致用”，后者则更多地考虑了回答世界“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3.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①经验直观与抽象推理的对立：我国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主要考虑从经验和直观出发，强调“格物致知”。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认为：“中国数学只注重具体数字，阻碍人们考虑抽象的概念，不管怎样，中国人注重实践与经验的性格总是使他们倾向于向这方面发展。” 而古希腊则更重视事物的“理念”。比如柏拉图就认为，真正实在的是“理念”，它是超越事物的存在，而一切感性经验仅仅是对“理念”世界不完善的临摹，是靠不住的。他还认为科学与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把握“理念”。②科学数学化上的对立：在我国古代各学科门类的发展中，数学没有起基础性的作用，没有将数学引入数学以外的科学；而古希腊则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科学数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对数学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推崇备至，主要进行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柏拉图学园门口竟然立着“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的牌子。③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方法的对立。我国古代除墨学有关于逻辑学的只言片语外，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逻辑学体系，学术发展与民族心理相互影响，使我国古代对逻辑推理、抽象思维未予重视，而只是突出发展了形象、直观思维的方面；而古希腊则开创了逻辑学，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已经建立起庞大的逻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还被西方称为“逻辑之父”。因此在整个古希腊时期，科学家善于运用逻辑思维方法来考虑问题。这一点甚至在我国和古希腊的神话中也有反映，我国古代强调“天人合一、人神同一”；而古希腊则是“人神同构”。同构意味着，首先这是两个东西，其次才是两个东西相似，区别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人神之别反映了古希腊已具有对象性思维的原始形式。此外，我国古代神话谱系不严密，同一个神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人们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造神”；而在古希腊神话中，每一个神话人物都各司其职、互不混同，有着完备的诸神谱系，这种完备的诸神谱系实际上就是逻辑系统的原始形式。中国古代和古希腊在神话谱系上的区别反映了双方已形成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思维习惯。以上所述，说明中国古代与古希腊在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上具有显著的区别，看不到这种区别是不对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区别绝对化，这种区别与对立是出现在世界整个统一的科学进程之中的区别，是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事实上，在整个科学发展史上，两种模式和方法确实也是相互渗透而非单一纯粹的。比如我国古代在众多学科领域也曾出现非实用化的倾向，道学中就有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数学在宋元时期也已部分程度地超出了实用的范围。反之，古希腊科学发展史上，也曾出现科学技术化，用以改造客观世界的倾向，阿基米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既是一名数理科学家，同时也是技术上颇多建树的工程师，他运用浮力定律成功地解决了国王金冠掺假的问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了一批实用器械，据说还利用光线聚焦的原理将入侵的罗马军舰烧毁。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上的区别看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否则便会导向神秘主义，那就既无法理解中国古代也无法理解古希腊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了。

二、两种不同科学技术模式形成的原因 看到两种科学技术模式的区别是基本的，更重要的在于找出形成两种不同科技模式的原因，而这一个问题又可以分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首先是“为何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科学技术发展会形成两种不同模式，而不是一个模式”？其次是“为何中国古代会形成特定的经验实用型科技模式，而古希腊则会形成特定的逻辑数理型科技模式”？ 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借用生物进化论中的有关理论来加以解释。达尔文曾在《物种起源》中提出：“隔离，在物种的形成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先决条件。”也就是说，“闭合系统”是新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事实上，长期存在的“闭合系统”是所有特定种族、语言、文明和文化模式形成的必要条件。只要是两个相互隔离的区域，其文明就会沿着不同的方向演化。在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各个区域之间交流极少，受外来文化影响也较小，基本上可以看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闭合系统”，这是古代在世界上出现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科学技术模式的地理因素，当然也是使中国古代和古希腊形成不同科学技术模式的主要原因。第二个问题，中国古代为何会形成特定的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而古希腊则会形成特定的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从封建社会开始，我国就形成了政府功能强大而社会功能弱小的特殊社会结构，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和各级官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使我国逐步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在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这一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甚至现在都能看到它的痕迹，为官者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经济、社会地位都高高在上。与此同时，我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始终没有形成尊重科学、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全体公民被划分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知识分子位居九等，仅在乞丐之上。由于官和儒的巨大反差，导致厚官轻儒的“官本位”观念产生，知识分子中则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思维定势，能否做官、官大官小成为判断为学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这对读书人选择奋斗目标起了非常不好的导向作用。而在古希腊乃至整个近、现代的西方，尽管同样存在官民差别，但并未形成象中国如此严重的“官本位”观念，有成就的科学家同样能够赢得社会的尊重。2.知识分子队伍上的差异。由于我国古代长期存在重官轻儒的“官本位”观念，经济上有来源、生活上有保障的富人和有才华的人完全不屑于从事科学技术工作，而真正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是一些工匠、失意的文人学者、僧侣学者和少数官方科学家，而工匠是其中的基础力量，这使我国古代知识阶层具有鲜明的贫民化色彩。而知识阶层的贫民化是导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中重技术轻科学、重实用而轻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与科学的诞生应具备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闲暇”，也就是说知识阶层不用为生活而奔波劳碌。基础性科学研究的成果并不会马上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因此科学研究与养家活口在一定程度上是二律背反的。既然我国古代知识阶层主要是一些下层人物，他就只能在技术应用等周期短、见效快的科技领域开展工作，使自己的科研工作与养家活口尽量地统一起来。与此相反，古希腊的知识阶层主要是由上层人物组成，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些科学巨匠都出身于奴隶主贵族家庭，他们不为生计所迫，因而可以为科学而科学，为求知而求知，从事自己真正喜欢的研究与探索，因而能在一些基础性研究上取得成就。也因为这些贵族居于社会上层，使他们与工匠、手工业者等下层人物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也使古希腊始终存在重科学而轻技术的倾向。3.体制上的差异。我国从秦始皇开始，在政治上确立了家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并且这一制度一以贯之,一直延续二千余年,历代王朝统治社会都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把社会的方方面面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国历代皇帝的皇权都大大超出了古希腊乃至近代西方国家国王的王权。而古希腊即使在奴隶制时期就已经确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像雅典，国家的首脑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最高执政官，而且有任期限制；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五百人会议是最高行政机关；陪审法庭负责重要案件的审理。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继承了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汉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儒学思想在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提倡儒学是可以的，但“独尊儒术”、意识形态一元化就严重地限制了其它文化的健康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任何制度，凡是实行政治和文化专制的时期都是文化发展的低潮时期。同样是希腊人，斯巴达城邦实行相对专制的寡头政治，社会生活中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这使它尽管在军事上攻无不克，但在文化上却没有一样出色的成就。同样是西欧，在基督教文化一统天下的中世纪也曾经历一个文化上的黑暗时期，在科学技术上没有多少建树，哪个时期科学与哲学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说明某种信仰体系的合理性。反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黄全时期，儒、道的一些基本思想皆形成于此时，而那个时期正是我国东周后期 “礼崩乐坏”，周天子对诸侯国失去控制，因而政治上相对民主、文化上百家争鸣的时期。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哲学与科学诞生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自由”。自由是科学的空气，没有政治上的相对民主、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科学技术就不会有健康的发展。因此，政治与文化上专制与民主的差异是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沿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体制根源。4.经济基础的差异。我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密切，因而经济生活有什么样的要求，科学技术便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然而不幸的是我国古代政治上长期维持封建制度，经济上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农业占据统治地位而工商业发展不足，因而没有为科学技术向更深层次发展提出更高要求。这是我国科学技术长期维持旧模式而且在近代走向衰落的经济根源。而古希腊，科学的发展与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是相互脱节的，在一定时期，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体系本身不需要经济、社会生活直接为之提供动力。如果说古希腊的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生活也存在一定联系的话，古希腊由于地处爱琴海，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始终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也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超常发展。

三、两种科技模式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无论是中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还是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都不是科技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各偏于一方的两种极端情形。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走上了一条类似经验主义的路子，而古希腊则走上了类似唯理主义的路子。前者更多地强调了直观、经验和感性认识的重要性，而忽视理性思维；而后者更多地重视抽象、逻辑推理和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而忽视感性直观。因此，对上述任何一种科技模式都不能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两种科技模式本身都是利弊参半的。首先，我国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具有明显的优长。这就是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科学技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始终坚持了科技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原则，社会对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达到了最大限度，科技对社会进步、经济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国明清以前封建社会长期繁荣的重要保证。此外，我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技体系在计算机时代还具有格外的优势，这在数学上表现尤其明显。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国古代“形数结合、以算为主”的数学模式在近代逐渐落伍，但在计算机时代则又重新恢复了生机，其典型代表就是吴文俊院士机械化算法体系的发明与推广。机械化算法的思想最早由笛卡尔提出：“一切问题化为数学问题，一切数学问题化为代数问题，一切代数问题化为代数方程求解问题。”事实上，我国古代重视算法体系的数学模式就是一种机械化的思想方法。沿着这条道路，吴文俊院士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即，从几何公理体系出发，引进坐标，将任意几何问题代数化→ 将证明题的假设与结论分别表示成多元多项式方程→在电子计算机上运算，以判断定理是否成立，这就是所谓的“吴方法。”吴院士通过运用这种方法，在电子计算机上完成了几百条定理的证明工作，终于实现了千百年来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梦想。吴院士还运用自己的方法，证明了可以用计算机程序从开普勒定律推导出牛顿定律，这已经超出了数学定理机器证明的范畴，而属于自动推理了。其实各个学科研究的问题只要涉及到方程求解，“吴方法”都会有用武之地。美国《自动推理杂志》编委穆尔高度评价了吴文俊院士的工作，认为“吴方法”建立之前，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处于一片黑暗，吴不仅冲破了这种沉寂的局面，而且带来了光辉的前景。相反，我国经验型科学技术模式的优长正好是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技模式的缺陷。这种科技模式的致命缺陷表现为科学与技术相互脱节，重科学而轻技术，科学是由有身份、有地位、有学问的贵族老爷所掌握，而技术则由一些无名的工匠传授，科学家对工匠的工作完全不屑一顾，使科学很难为更新技术做些什么。此外，古希腊科学家不重视对自然现象的实际、细致的考察，注重的是说明和理解自然，而不是支配和改造自然。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技模式的这一缺陷使它辉煌的科学成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因而古希腊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物质上的株儒，随着外敌入侵导致国家衰落，科学与文化发展陷于全面停顿。科学技术必须用来改造现实的社会存在，科学技术只有在新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才能有新的发展与突破。因此，古希腊科学技术的衰落看似外敌入侵的结果，其实更主要的是由古希腊科技模式自身的脆弱性所造成的。其次，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具有自身的优势。古希腊科学技术模式的最主要特点是善于运用逻辑思维和演绎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成功地将数学运用在几个科学领域，进行定量分析，重视事物的抽象与一般，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系列科学概念和原理、命题。古希腊这种逻辑数理型科技模式的一个明显优点就是容易透过现象把握到事物的本质，通过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正因为如此，古希腊才能在自然哲学、数学等诸多科学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相反，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优越的地方也正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模式欠缺的地方。我国传统经验实用型科技模式重技术应用而轻解释说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与科学相脱节，对有形、物质的东西关注太多，而缺乏对无形、抽象概念和原理的研究，这使我国科学技术发展难以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未能建立起严密的科学数理体系。我们常常把科学与技术放在一起称之为科学技术，其实二者还具有相对独立的一面。科学告诉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属于世界观的范畴；而技术告诉我们如何改造世界，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人们只有充分地认识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世界，二者属于“源”和“流”的关系。一个科学原理总有其技术应用的意义，但任何一种科学原理，它的技术应用总是有限度的，人们想要进一步改造世界就要发现和探索新的科学规律。因此，我国传统科学技术到近代走向衰落，尽管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主要是我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技模式重技术轻科学的自身缺陷所造成的。宋元时期我国对已有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已经达到极限，技术应用要想有新的发展，除非突破原有科学发展滞后的瓶颈，而这在我国原有科学技术模式内是难以实现的。最后，关于如何看待当代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的问题。尽管我们认为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借鉴、继承了古希腊的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但这种继承并非全盘吸收，而是批判的继承。继承了古希腊重推理、数学演绎的方法，但批判、否定了它重科学轻技术的极端倾向。在科学大发展的情况下，突出了它改造世界的功能，使“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使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我国在现代也逐渐改变了原有经验实用型的科学技术模式。比如我国现代数学家陈景润，为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几乎耗费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并取得很大成果。这说明我国科技界已经开始进军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科技模式相互借鉴，正在走向相互融合。总之，研究世界上不同的科学技术模式就是要发挥我国原有科技模式的长处而克服自己的不足，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在新世纪里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篇2

关键词：孔子,斐洛,伦理道德

引言

儒学主要是以其伦理文化起作用并著称于世的。在儒学起作用的时代, 整个社会生活几乎都被伦理化了, 所以梁漱溟先生把中国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1]孔子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扮演着一个说教者的角色, 用他的伦理智慧和文化真精神来探求中国传统的伦理哲学。它寻求的是如何更合宜, 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智慧的抉择。而斐洛则是在一个两希文明首次并列存在、相遇、相互叩问、互相交融的历史时代充当“哲学医疗”的心灵导师, 聚焦在“幸福”和“心灵宁静”的追求上, 侧重介绍伦理性—治疗性的哲学思想, 从而对人生的苦难和治疗的各种深刻反思投入更为广泛的思考和关注。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哲学, 分析研究这两个时代的伦理哲学观, 也许可以让今天的人感到更多的共鸣。

一、论道德本体—仁爱 (Humanity)

美国的学者罗思文在诠释孔子的“仁”的概念时指出:“仁”是指一个完整的人而言, 即:在礼仪角色和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来的, 后天所获得的感性的、美学的、道德的和宗教意识。正是人的“自我领域”, 即重要人际关系的综合, 使人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2]

这段文字, 对孔子“仁”的认识是准确而又到位的, 给“仁”添加了社会性的色彩, 使人更容易领悟到其中的哲学意蕴。孔子自己对“仁”也有诸多阐释, 仅在《论语》中就有一百零九见。其基本内涵, 浓缩在他与樊迟的问答中: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孔子把“爱人”作为一种明确主张提出, 在《论语》中还有两见, 即“节用而爱人” (《学而》) 和“君子学道则爱人” (《阳货》) 。孔子认为, “仁爱”除了“爱人”之外, 还应该具备其他诸多优良的品格和特点, 从而使“仁”成为统摄诸德行的核心范畴。当然, 孔子的仁学体系还远不止这些, 除了“仁”的基本内涵, 目前的学者还探究出“仁”的调节范围、“仁”的理论基础、“仁”的精神境界、“仁”的道德境界和“仁”的实现途径等多元化研究方式。[3]

总而言之,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 也是儒家学说得以确立其主流文化地位的主要根据。“仁”字的概念虽然不是由孔子提出的, 但是经过孔子的诠释和倡导, 意义更加明确, 内涵也更加丰富, 推行更加有力。孔子首次提出和论证了人性、人道、人格与人的生存、发展权利等重大问题。他试图用仁爱精神融化封建等级的讲解, 使“仁”由原始的道德概念上升到具有实践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哲学范畴, 构建了以人为本位的仁学体系, 启动了从人的发现到人的自觉这一历史进程。

与孔子主动积极宣扬自己的学术相比, 为了犹太教的生存, 斐洛不得不迎合统治者的思想, 使犹太教学说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向希腊文明妥协。这一妥协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痛苦的, 但是他的思想却在客观上成为基督教学说的佐证, 为基督教人道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论仁爱》一章中, 斐洛以自己独特的思想来诠释仁爱的境界。他为发扬仁爱所立的一条诫命就是穷苦人的工价要当天支付, 因为按着公正来说, 人若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付出了汗水, 就当为此得到完全而及时的报偿。除此以外, 他又论到关于定居者的条例, 要求那些迫于环境迁居他乡的人对接纳他们的人民要表示尊敬, 把仁爱所能发挥出来的影响扩展到更远的地方。

犹太传统在斐洛的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这在他的伦理学书中有集中的体现。斐洛的伦理观念建立在摩西律法的基础上, 而严格遵守律法本身就是犹太人最根本的标志。在斐洛的伦理观中, 仁爱和公义占据重要地位。他甚至断言, 这两种德性在人与其同胞的关系领域中是主要的德性。而仁爱和公义都是犹太伦理中的核心要素。斐洛曾在其《论美德》中谈到:“仁爱在本性上最接近虔诚, 是虔诚的孪生妹妹”。[4]仁爱, 在斐洛看来意味着帮助穷人, “自愿招献”[5]这正是犹太伦理特征的体现。

二、论道德准则—中庸与logos

如果我们把肯定人性及对人性的完善作为出发点, 那么我们可以说, 孔子的儒家思想与斐洛的德性伦理学强调的人的一种天性的完善与实现, 是人的一种自我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仁爱”是德性之德。那么, 我们探讨的内在道德准则是什么呢?作为可能性, 是潜在的。它必须依赖于人类的行为呈现出来。德性蕴含在行德这一行为中。行为, 在儒家那里, 是中庸。

儒家的中庸之道, 既是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又是人伦道德上的行为准则。“中庸”的精神实质, 乃是把普遍的道德原理与具体的伦理实践相结合, 达到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境界。[6]在这里, 所谓“中”, 体现了处理事物的正确性;所谓“庸”, 体现了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普遍性。因此, 所谓“中庸”, 就是正确而普遍的真理。

在《论语》一书中, 中庸不仅是孔子的真理观, 也是孔子的矛盾观。他的“君子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命题, 就是对矛盾构成、矛盾处理和矛盾转化的认识, 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在孔子那里, “中庸”已由原始的道德范畴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由道德意识演进为哲学理念。

首先, 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 是对矛盾构成和矛盾处理的正确认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孔子虽然不能对矛盾的表现形式作出全面而理性的分析, 但是他所主张的“君子和而不同”显然已经看到了事物存在的多样性, 以及这种多样性和谐共处的可能和必要。例如, 对“文”与“质”, 孔子反对“质胜文”或“文胜质”

的单方面胜利, 主张“文质彬彬”;对“宽”与“猛”, 孔子主张“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政事以和”。这些都说明了孔子对矛盾转化和谐共处的正确认知。其次, 孔子的“过犹不及”, 解释了客观事物普遍具有的质的规定性, 是对矛盾转化的新的认识。实际上是看到了保持事物质的量的界限, 就是我们所说的“度”。例如, 以“勇敢”为中道, 过为“鲁莽”, 不及为“怯懦”。根据这种思想, 孔子对许多行为进行了考察, 提出了这些行为保持“中”的量的界限及超过了这个界限而引起的变化:“周” (团结) 之过为“比” (勾结) 、“乐”之过为“淫”、“哀”之过为“伤”、“群”之过为“党”等等。这种思想, 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辩证法的质、量、度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 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一次飞跃。孔子的“中庸”之道, 不仅是伦理道德层面上一种信仰, 更是披上了理性的色彩的外衣, 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圭臬, 需身体力行。

如果说孔子的“中庸”是理性的信仰, 是一种辩证法的矛盾对立转化, 那么斐洛的“logos”则是信仰的理性, 是一种融通。[7]对斐洛来说, 哲学对《圣经》的从属就意味着理性对信仰的从属, 这在斐洛对《圣经》中的话“亚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的解释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一种非理性的冲动产生和发挥作用都是来自我们那能腐蚀真理的理性和精神”。[8]

在希腊哲学中, logos是希腊思想的标志, 但是, logos理论也同样是斐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斐洛赋予logos以各种名称和含义, 甚至称logos为“Eternal logos”, 把logos说成是上帝, 这样不仅赋予logos以神性, 而且也赋予了logos以人格特性。斐洛所说的logos存在的三个阶段, 首先作为上帝的智慧、圣灵、圣言、观念和思想而存在, 其次作为上帝创世的模型而存在, 最后作为被创造世界的一部分, 存在于世界之中。如果logos同时也是上帝本身, 那么上帝就通过它进入了世界, “智慧所具有的勇气和弃世观念就可能被植根于救世观念中的信仰和勇气所代替, 这是一种对这样一个上帝的信仰, 这个上帝违背自己的本性, 加入到人类的苦难中来了。[9]如果按照斐洛的观点, 世间一切智慧都来自logos, 而logos最高的存在形式是上帝的道 (圣言) 和上帝本身, 因此, 智慧的勇气一旦与logos相结合, 便解决了智慧勇气如何可能的问题。这种可能性来自人的信仰, 是信仰使人获得了生存的勇气, 也使人获得了正视死亡的勇气。如果人能够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与死的挑战, 那么像耶稣一样受难, 便不仅仅是一种理想, 而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三、论道德哲学意蕴及其现代价值

人类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充满悖论的, 正如血与火的奴隶社会把人类带入文明社会一样, 商品经济社会也一定会在使人物化或异化的同时开辟人发展的崭新阶段。[10]我们发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中包含有心性修养的因素和作为制度和礼仪的因素。就精神信仰而言, 这里只涉及心性修养的层面。心性修养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超越个体意识的理念和为达到这种理念所作的自我修养。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并且相互融会贯通的。而作为理性工具的制度和礼仪, 则在最大程度上给予了心性修养超越自我品质的可能性。市场经济一方面使人们物化, 另一方面又为人漾起这种物化, 占有人的内在本质准备了条件, 但这种扬弃必须以人的精神品质为依托, 在所有的精神品质中, 对世俗活动的超越为最根本的精神品质。因为超越是一种境界、一种信念, 有了这样的境界和信念, 其他品质才有了产生的平台。

再来看看斐洛。斐洛的寓意解经及其相关的著作中已经体现了自己的思想倾向。它体现了希腊化犹太人看待自身传统和希腊传统的方式。隐藏在这种世界观背后的是斐洛本人的价值取向。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 容易想到的是如何有尊严地宁静地生活在这样一个需要全面重新求解的世界中, 伦理学是他首先想到的一个维度。然而他的伦理学又之中与神学以及他内心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 追求智慧的安宁、中止世界之纷乱、渴望回归内心生活的愿望与斐洛关于犹太教的希腊化解释在伦理上是趋和的。他崇拜亚伯和该隐。亚伯是追求内心生活的人, 是内在的人;该隐则是在世界中沉浮, 为外在欲望支配的人。在市场经济繁荣的今天, 沉思的生活只是在沉沦张扬至极致的时候才会有所显现, 在日常生活状态中更多的只是遮掩了神圣直观的该隐的世界, 这是一种多么似曾相识的险境!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篇3

摘要：神话反映的是原始人的观念，用此解释天地是如何形成的，人类万物产生的根源。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这一类神话，但又因自身的地域、文化、民族、政治观念因素等的不同，不同国家间的神话形象也有所不同。其中又属希腊和中国的神话故事更为典型，因此，本文试从中国、希腊神话产生的背景，神话中英雄的相同之处与相异之处来进行系统阐述，并从相异之处解释其根源。

关键词：中国与希腊

英雄

比较

高尔基说：“一般说来，神话仍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反映，要把费尽一切力量去为生存斗争的两脚动物想象成为离开劳动过程，离开民族和部落的问题而抽象地思想的人，这是极端困难的。”1这就说明了神话的产生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并非出于人类头脑里的空想。因此，在神话产生的根源上，中国和希腊神话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在长时期中，生产力条件落后，原始人无论对自己或自己借以生存的自然条件都没有任何有联系的观念。后来渐渐才开始对自己和周围环境有了机有限的幼稚观念。再厚一点，当人类的两手教导头脑，随后聪明一点的头脑教导两手，以及聪明的两手再度有力地促进头脑发展的时候，原始人类才开始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并赋予自然中那些神秘的现象以魔力和生命。

随着生产力条件不断改善，原始劳动者们开始有了减轻劳动的渴望，开始创造了可以作为劳动模范的诸神。当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剥削和等级制度时，统治者们便把这些神占为己有，有的成了上帝，有的成了威武的天神，用以麻痹人们的反抗意识从而更好的维护其统治地位。

然而，有压迫就一定有反抗。因此，在民间人们又创造出用以反抗神的神，借以表现对于统治者的反抗意愿。具体表现为希腊的普罗米修斯，中国的后羿等 1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商务印书馆出版，1951年版，第18页。并冠以英雄之名。因此，可以说神的世界是人的世界的投影，神话实质上是人话。

一、神话中英雄形象的相同之处

《圣经·旧约》中《创世纪》一章中开篇便提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性，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那人就成了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与上帝用泥造人相似，中国神话中人类的起源也是由女娲造人开始的。从出生及他们具有的品质上看，中希英雄神大都有着高贵的身世，非凡的能力。精卫填海；盘古开天辟地，身体化为江河；大禹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在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历经艰险率领众英雄远航到科尔卡斯国去夺取金羊毛，并娶美狄亚为妻，但却遭到美狄亚的报复，最后拔剑自刎。俄狄浦斯几经周折却始终逃不掉神谕的安排，杀父娶母等。从人类文明发展角度看，中希英雄都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如中国的炎帝尝遍百草，燧人氏游历日月，到了不识昼夜的遂明国，看到鸟啄火树燃烧起了火，就用小树枝钻木取得了火。希腊神话中被马克思称为“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为人间带来了光明。从反抗斗争上看，英雄神都与邪恶势力展开斗争从而成为人类庇护者。《淮南子》中记载后羿的一段话：“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1而希腊神话中有建立了十二宫勋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脚蹬飞鞋的珀尔修斯，到弥诺宫去为民除害的忒修斯以及“阿尔戈”船上的希腊英雄们，这些英雄为民族利益出生入死，披荆斩棘，受到古希腊人的崇拜。

二、中希英雄形象的相异之处

尽管中希两神话中英雄神有着相同的地方，但由于地域、文化和宗教等因素影响，中国和希腊神话中英雄神又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类：

（一）形象差异

瑞典古希腊罗马研究专家安·邦纳认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 1 刘安：《淮南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人，它以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1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2，就体现了希腊人强烈的意识表露。因此，希腊神话很早便摆脱了兽形妖灵阶段，而走上了神人同形的道路。如太阳神阿波罗，他俊美、阳刚、聪明、通晓世事、多才多艺，是男性美的典型。爱与美之神阿芙洛狄忒，她拥有最完美的身材和样貌，一直被认为是女性体格美的最高象征。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的全身冑甲挺举金矛的女神雅典娜，拥有威力与智慧，是宙斯最宠爱的女儿。还有小爱神丘比特，总是像个小孩，背上有一对翅膀，手持弓箭掌管爱情等等。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神话中，原始部落中，人们常把猛兽看做是力量的象征，采用猛虎野兽作为图腾和部落文化，因此神常常是以半人半兽的形象出现。《山海经·海外东经》中对于奢比的描写：“奢比之尸在其北，兽身，人面，大耳，饵两青蛇。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3又如对于雷神的描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4这类神庄严高贵，神秘莫测，某种程度上是人格化的自然物。

（二）性格差异

就性格而言，古希腊民族对“人”的重视根深蒂固，反映在文学中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在神话中，神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神的情欲就是人的情欲，神就是人自己。因而神和英雄们为所欲为，恣肆放纵，有爱有恨也有人性中阴暗自私的一面。较之中国神话，英雄神的形象多是庄严肃穆，他们的形象是基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之上，保守含蓄的“文化型”代替了“好战型”。又因为中国儒家学派长期以来占思想的统治地位，所以神话中神的形象多少带有“德”的观念，他们大多是没有情欲的，是庄重和善的。也是一心只为百姓的。如炎帝教人播种五谷，辨别草药；黄帝教人盖房取暖，伏羲为人类发明记事符号等等。

（三）价值观不同

在价值观上，希腊神话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世俗的人本意识，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激 12 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3 刘歆：《山海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4刘歆：《山海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荡着人的原始欲望自由外泄的强烈渴望，蕴藉着人的生命力要求充分实现的心理驱动力。1阿喀琉斯宁愿走向战场，为建立功勋而英年早亡，却不愿享受安乐中寿比南山，荣誉对他来说高于生命。为此，当阿伽门农夺走他的女俘，使他的荣誉受辱时，他一怒之下退出战场，置民族与集体之危亡于不顾。这一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以个人主义为本质特征的希腊文化精神。

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神话体系并未被完整保存下来，加之孔子出世儒家思想诞生，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古洪荒的传说，孔子和他的弟子都绝口不提。因此神话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中国，渐渐地被历史化，统治者为了更好的治理人民，历史及人物也常常被披上儒家的色彩，而那些英雄的神也大都具有“仁爱”的精神，对苍生怀有一颗博爱宽宏仁慈的心，以牺牲自己为民众为己任。大禹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舍小家为大家；女娲补天体现了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和博大的爱心。这些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都是克己奉公，理想崇高的圣人。

（四）伦理观不同

随着父权社会渐渐兴起，在民族中，族长占有民族中所有女性，包括其母亲、姐妹和女儿。体现在希腊神话中，就是以宙斯为中心的奥林波斯体系，但在这一体系中，却没有明确严格的伦理界限。宙斯有七个妻子，仍不满足，频繁到人间作乐。阿尔克墨涅是珀尔修斯的孙女，而珀尔修斯是宙斯与阿尔戈斯公主达娜厄生下的半神英雄。这样看，宙斯的行为是违背伦理的，但这却并不影响他在希腊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中国神话中却有着严格的伦理道德界限和三纲五常要求。而伦理意识的核心是对“德”的推崇，对“德”的推崇是儒家学派人对“力”进行排斥，所以当孔子弟子南宫适说：“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时孔子大加赞赏。神仙们常常是被看做理想的化身，凌驾于世俗之上，因此当天蓬元帅对嫦娥动了凡心，便被贬下凡尘，受尽轮回之苦。

（四）英雄们的结果不同

在希腊神话中，英雄们总是因命运之重负而深感行动的艰难，在反抗命运的同时往往结局趋向悲惨。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盗取火种被宙斯发现，为了人类进 1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步与幸福，蒙受了最残酷的酷刑。俄狄浦斯是一位意志坚强的爱国爱民的国王，为解除她拜人民的灾难，他不顾一切地追缉凶手，他的动机是崇高而又无私的，行动的坚决的，但效果却相反，他越是认真地进行追查，就越把自己的杀父娶母行为暴露出来，一步步陷入了不可抗拒的命运罗网。

中国神话中英雄由于其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造福，在此过程中都竭尽所能，无私奉献。因此，他们最终都成了美德和理想的化身，受到世人的敬仰和爱戴。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上决战，经过激烈的斗争，获得胜利，统一中原各部，与炎帝共治天下。女娲经过自己努力，完成了补天填地，平息霍乱，使大地重获新生，因而被奉为人类慈爱的母亲。炎帝女儿在化身为精卫后，不分昼夜地向大海投掷石子，想要填平大海，她的精神一直被视为坚韧与毅力的代表而被后人推崇。《西游记》中孙悟空为保唐僧西天取经，一路斩妖除魔，历经艰险，最终取得真经功成身退，被封为斗战胜佛，成为佳话。

三、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中英雄形象差异的根本原因

上述从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希神话中英雄神的差异，但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孕育着两者的地域、文明不同。希腊文明发源于克里特岛，然而起初这里只是一片荒山野岭，希腊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开辟出了一个理想的生存空间，使暴虐无常的海域变成了纵横千里、贯通八方、仪态万千、美不胜收的平川。随着文明的进步，海上贸易接踵而起，希腊成为地中海区最早的海上霸国。随之城邦制建立，武力成为镇压城邦间斗争，维护秩序不可或缺的方式。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氛围，使希腊人比较重感觉，对肉体的崇拜更甚于对精神的关怀。以宙斯为首的一系列奥林匹斯精神并不是一些枯燥乏味的道德偶像，而是一大群相貌俊美，体魄健壮有血有肉的神灵，诸神在精神或道德方面并没有超人之处，只是在肉体上比人类更强壮，更健美，而且能够长生不死。这些极具感性色彩的神成为希腊人的生活理想。对人的自然形体之美的崇拜使希腊出现了特有的运动形式裸体竞技，并以之为荣，这也是后来奥林匹克精神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相对希腊，中国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地处平原，农耕文化占据主流。厚德载物成为中国人精神思想的重要支柱。又因儒家思想兴盛，神话逐渐被历史化，所以英雄多具有传统的“德”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化身。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等级制度的出现，人们之间有了尊卑之分，产生了剥削。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满于统治阶级的压迫，便将反抗意识加诸于文学作品之中，而那些敢于反抗的文学形象也被称作英雄而受人爱戴。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篇4

基于ANP的中国东西部技术创新能力比较

介绍了ANP(网络层次分析法)的基本理论,并运用ANP方法建立了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各指标的权值,对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四川、陕西6省市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并从知识创造、知识流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环境、技术创新的经济绩效5个方面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研究.为中国东西部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的制定提供了定量依据.

作 者：董玉成 陈义华 DONG Yu-cheng CHEN Yi-hua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数理学院,重庆,400044刊 名：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ISTIC PKU英文刊名：MATHEMATICS IN PRACTICE AND THEORY年，卷(期)：36(3)分类号：Q93关键词：网络层次分析法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 比较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篇5

一、开门见山，指向明确

涂老师直接展示“一杯食用油”和“一杯水”，通过“你有什么方法比较油和水”这一问题，直截了当地引出新课，并让学生思考两者比较可使用的科学方法。在动手操作前，首先就应明确该过程所采用的方法，学生才不会在整个过程中处于被动的状态。学生明确用“看”、“闻、”“摸”等方法对“水”和“食用油”进行比较，大大提高活动效率，也有助于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直观演示，体现细节

演示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展示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实物、图表、图片、幻灯片及示范实验等感性材料，以及指导学生进行观察、分析和归纳的教学方法。

本节课涉及的三个小组实验中，涂老师采用以学生记录、学生汇报为主，教师的指点和引导为辅进行。学生记录方式为填写记录单，学生汇报则是以投影的形式展示小组记录单。

在第二个小组实验——“液滴实验”中，为了强调本实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该内容并不只以文字的形式展示，还出示3组图片，学生通过每组两幅图片较为直观地的辨析，明确“液滴实验”的实验细节。图片两两对比，既反映学生是否清楚实验细节，也可通过比较图片纠正学生错误的认识。此外，图片是学习者很容易接受的信息，一幅图片可以形象、生动、直观地表现出的信息量也很大。我认为此处为一大亮点。

在演示实验——“水和食用油没有固定形状”中，涂老师运用烧杯、圆底烧瓶和锥形瓶，水和油的形状由圆柱形到半球形再到锥形的过程，学生可以清楚、直观地看到两种液体的形状随时在发生变化，使“液体没有固定形状”更有说服力。

总结本堂课采用“维恩图”，将学生得出的水和食用油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展示出来，具有准确性、整体性和实用性。

三、优化教材内容，注重启发诱导

此处为本堂课的另一大亮点体现在对混合水和食用油的处理。第三个小组实验——“混合水和食用油”实验，它在教材中出现的目的是验证水比食用油重。我认为，混合水和食用油来判断水和食用油哪个重这种方法不够严谨，另外在其他课堂中发现水和食用油混合后，出现了意外，油滴沉在了水底。而涂老师则是另辟蹊径，他利用这个实验引出“水和食用油哪个重”这一问题，对水和食用油的轻重判断是采用等体积的两种液体在天平上平衡情况的方法。

在问题到验证这一过程并不是一步到位。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验证，涂老师采用启发式教学，一步步引导。启发式教学是我国教育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优秀教育遗产，在常规的科学教学教学中对启发提问、启迪学生积极思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第一步的设疑提问——水和食用油哪个重，到第二步的循循善诱——启发学生采用天平称重比较，再到第三步的探讨解疑——提出“一大一小比较水与食用油轻重是否具有可行性”问题让学生思考，第四步的追问揭疑——引导学生说出“相同体积的水和食用油在天平上的平衡情况”来反映两者的轻重关系，最后到第五步的交流再启——相同体积下，水比食用油重。整个过程是一个探讨学习的过程，用事实说话，以达到对问题解决和对其本质的.认识。

四、课外拓展，一举多得

课外拓展的设计是让学生比较厨房中其它液体和水，其目的一是巩固本堂课的知识概念与研究方法，目的二是让学生对液体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目的三是暗示学生生活中处处有科学，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五、意见和建议

每一节课的成功都离不开对课堂不断地反思和改进，也要接受别人的真挚意见。对于涂老师的《水和食用油的比较》这节课，我有几点建议：

1. 在引出科学方法时，学生的回答总是偏离问题的内容，其主要原因是涂老师在提出问题时没有强调“方法”二字，而且没有给出一个例子，让学生对“方法”没有感性的认识，只是一味地在比较水和食用油的不同。

2. 个人认为小组记录单可以每人一份。如果一组一份，会导致小组内某些成员会无所事事，不知所措。当然，一组一份有利于组内成果的汇总，但采用一人一份时，只需要汇报人汇总四人信息，而一般大部分同学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所以信息汇总也花费不了多少时间。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篇6

有趣的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希腊古典时期的彩陶纹饰中都出现了人物形象。虽然两者采用了相同的纹饰主题, 但是在纹饰内容、风格等方面却风格迥异。

一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希腊古典时期彩陶人物纹饰的比较

古希腊彩陶装饰中的人物纹主要体现在希腊古典时期“黑像式”与“红像式”陶瓶中, 且这一时期采用人物纹饰的彩陶数量较多。而中国的彩陶纹饰却以几何纹饰为主, 人物纹饰在陶器纹饰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其中最典型的是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鱼纹”和“舞蹈彩盆纹”。以下从多个方面对两者人物纹饰进行比较。

1. 纹饰特征的比较

第一, 希腊古典时期人物纹饰重写实, 人物形象轮廓完整、讲究比例。阿喀琉斯与埃阿斯玩骰子 (如图1) 是古希腊瓶画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 也是黑绘风格的代表作。画面描绘的是荷马史诗中的两个英雄在帐篷中下棋的场景。他们以投骰的木箱为“轴”, 相向而坐, 皆弯腰屈膝俯首, 手握武器, 身边各有一侍从。他们弯曲的身体姿态与器形曲线一致, 使画面构图与器物轮廓的优美曲线高度统一融合, 强化了陶器弧线的节奏, 给人以美感, 具有剪影式的装饰效果。陶土的浅赭色, 使形象轮廓鲜明, 富有深浅对比的节奏感和装饰情趣。

总的来说, 这幅作品用纤细灵巧的线条勾画出了完整的人物轮廓, 捕捉了一个动态生活场景的瞬间, 刻画生动且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写实特征十分明显。另外, 在人物造型上讲究比例关系, 讲究形象细部刻画的准确性。最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已经敢于只画出阿喀琉斯左手的一小部分, 把其余部分隐藏到肩膀的后面。这意味着古风时期的希腊画家开始信赖自己的眼睛从特定的角度观察到情况, 特别是绘画中敢于运用短缩法来表现特定的视觉感受。

第二, 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物纹饰重写意, 人物形象简练概括、赋有神韵。中国的彩陶纹饰以几何纹饰为主, 纹饰较抽象。即使是表现写实性质的人物纹饰, 中国先民们在刻画的过程中, 也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模仿, 而是将其中许多自然属性省略淡化, 表现出一种带有经验性的程式化倾向, 这使最初的模仿象形赋予了“意”的内容。

如人面鱼纹彩陶盆 (如图2) 中的人物纹饰。彩盆中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轮廓, 而仅出现了人面。而且这种人面又具有了初步的概括性, 主要用圆形细线与直线结合勾勒人的圆形头部和线形眼睛, 用近似三角形的形状代替鼻子, 然后配上两耳旁的两条小鱼, 构成了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 以此表达祈求生殖繁衍人丁兴旺的含义。

又如在舞蹈纹彩陶盆 (如图3) 中也可以看到浓郁写意特征的描绘, 用“逼真”一词描述显然不很恰当。在形象描绘上, 十五个人基本相差无几, 流于程式。虽然形象“神态生动”, 却十分简练、粗略, 仅“写其大意”。可见, 在这里描绘场面并非真正目的, 而是为了表现先民们对这一“舞蹈”仪式的态度、情感意识。

2. 纹饰风格、装饰位置的比较

古希腊的彩陶带有一种西方特色, 装饰一般布满器身, 色彩华丽、风格高雅, 人物纹饰有秩序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情;中国的原始彩陶具有一种古朴气质, 更加灵活多变, 装饰一般集中在器物的上半身或肩部, 或视线所及的范围。

3. 纹饰内容的比较

古希腊彩陶中的人物纹以具象为主, 并带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出现, 多以希腊神话故事 (如图4的圣餐杯, 图6的酒壶) 、历史传说、荷马史诗作为装饰主题。此外,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物 (如图5的双耳尖底瓶) , 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人的喜怒哀乐等普通情感, 是一种叙述性描绘的装饰艺术。

相对于古希腊装饰主题的叙事性质, 中国人物纹饰中虽也有描绘的场景, 但这些场景并非来自于故事、史诗等, 而多是来源于古代先民日常生活中具有深刻象征意味的宗教仪式, 更多体现了先民的主体心理意识, 诸如巫术观念、崇拜心理等。

二运用自由的技术经验实践理论, 剖析两者人物纹饰产生差异的原因

“从艺术类型与材料的适合上讲, 最适合陶器器形的纹样是一种抽象图案类的东西。但为什么古希腊彩陶彩瓶却充斥着人物画?可见, 陶器纹样以什么形式出现, 向什么方向发展, 不是完全由器物的功能和描绘彩陶的过程等自然的和工艺的因素决定的。”

可见, 器物形状、绘制工艺等客观因素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形式的表达, 但从根本上来说, 决定形式的却是与群体密切相关的自由技术经验实践。所以说, 希腊古典时期的人物纹饰虽然写实特征明显, 但并非意味着其单纯为了写实, 它与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物纹饰一样, 都与各自的技术经验实践密切相关。两者人物纹饰的差异更多的是因为技术经验实践造成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中国的古人认为天人合一, 万物有灵, 因而古代先民们往往将具有神力的动物当作部落的图腾和保护神, 或是通过进行巫术仪式将他者的神力转嫁给自己。所以人物纹饰自然就较少出现, 即使出现也并非仅是为了刻画人物, 更多地将人物与某些动物纹饰进行组合, 从而将先民诸如巫术观念、崇拜心理、愿望表达出来。

古希腊每个公社都有它自己表示公社团结的保护神。因此, 人们多以古代神话为主体, 用朴素的幻想和艺术来表现陶器的纹饰, 创作风格反映了以神话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纹饰创作方面主要通过对人本身的描绘、神本身的描绘及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来表现的。而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是因为在当时艺术和神话的直接联系要比与科学的联系多得多。当时艺术和人们的美学概念及伦理概念是相联系的, 而古希腊人的伦理和美学体系, 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每一个希腊人所熟悉的古代神话中的形象、化身与情节而表现出来的。如智慧、法律、秩序等都在阿波罗、雅典娜、赫里克斯、泰西的形象中体现出来。

三结束语

中国新石器时代与希腊古典时期彩陶中的人物纹饰起源于各自的技术经验实践。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 在彩陶上绘制纹饰更加美观, 而究竟选择哪一种纹饰又是自由的。而先民们在历史选择的过程中要受到各自技术经验实践的深刻影响, 技术经验的不同造成了两者人物纹饰的诸多差异。中国先民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认为万物有灵, 因而多是将人物形象与动物形象相结合的奇特组合, 以期通过这种方式将动物的神力转嫁给自己。希腊先民受以神话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绘制内容多是神话中“神”的形象。由于人物纹饰既满足了先民们宗教信仰、审美的目的, 同时也符合陶瓶自身的规律, 是合规律、合目的的, 因而才能在漫长、自由的技术经验实践过程中, 被群体约定俗成、定型化。所以说, 形式化是在自由经验实践的过程中被逐渐约定俗成、经验转移的产物, 且物化形式的背后往往蕴含着与主体内形式密切相关的价值意义。

摘要：彩陶艺术是人类迈向文明门槛的见证, 同时也是人类情感外溢的物化形态。有趣的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希腊古典时期的彩陶纹饰中都出现了人物纹饰, 然而两者的纹饰内容、风格等却大相径庭。本文运用自由的技术经验、实践的相关理论, 在比较中深入剖析装饰纹饰与群体技术经验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人物纹饰,新石器时代,希腊古典时期,技术经验实践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周益民、左奇志、石秀芳编著.外国美术史[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1

[3]李应龙.经验实践美学引论——美与自由的技术操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篇7

全站仪和GPS测量技术在水下工程测量中的应用比较

测量定位在水下工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中探讨全站仪和GPS测量技术在水下工程测量中的应用比较.以期能有效提高水下工程施工质量和效率,建立一套快速、精确的测最控制定位系统.

作 者：申太祥  作者单位：云南省弥勒县水电勘测设计队,云南,弥勒,652300 刊 名：中国水运（下半月） 英文刊名：CHINA WATER TRANSPORT 年，卷(期)： 10(1) 分类号：U452.11 关键词：全站仪   GPS   水下工程   测量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篇8

【摘要】: 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文学的先河。神话产生的基础是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的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本文根据中国神话故事与古希腊神话故事的特点、地位和影响对其异同进行解析。

关键字： 特点，影响，异同。

一、神话故事的影响

神话中充满神奇的幻想，它把原始劳动者的愿望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它是根据原始劳动者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想象出来的。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农耕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多与农业有关。人以刀斧、弓箭为武器，神话中的人物也就变成以这种工具武装起来的英雄。神话中的主人公被想象为超人的，但有时也要遇到挫折和厄运。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透过神话幻想的折光，从神话人物的作为和斗争，可以约略看到当时的人的作为和斗争。

神话是人们借助于幻想企图征服自然的表现。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神话中的人物大多来自原始人类的自身形象。狩猎比较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大多与狩猎有关；农耕发达的部落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多与农业有关。神话中的英雄也以刀斧、弓箭为武器。从神话中，可以看到先民的一些事迹。

二、中国神话的特点

1、神话与历史难以分开：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的历史，部分地根据传说，而传说和神话是交结在一起的。如伏羲、神农、黄帝、夏禹这些古代的英雄和领袖，既是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也是神话中的重要角色。

2、歌颂劳动创造：这一类的神话故事多得很，如燧人钻木取火，伏羲仿蜘蛛网而造打鱼捕兽的网、神农尝百草，后稷教民稼穑，夏禹治水，等等。魏晋以后的志怪小说中也有一部分以能工巧匠为主角，对他们的智慧大加称赞。

3、赞美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英雄精神：鲧和禹相继治水是个很典型的例子。鲧窃天帝的“息壤”以堙洪水，结果天帝派人把他杀了。可是鲧的肚子里生出禹来，继承他的治水大业。禹历尽千辛万苦，三十岁还没结婚，婚后四天便又去治水，终於治水成功。“愚公移山”的故事的可贵处，正是在於它歌普通劳动人民的苦干和坚毅的精神。

4、劝善惩恶：在魏晋以后的志怪小说中这是个重要的主题。可能是受儒家关於仁义道德的教导和佛家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思想影响，许多文人创作的故事都有人皆应做好事，不应做坏事的寓意。例如董永是个勤劳、诚恳、又顺父亲的好人，所以天帝就派仙女来帮

助他。而那些做坏事的人、神、怪，到头来都自作自受，没有好结果的。

这些特点，也许可归结为一个总的特点：中国的神话，不论远古的还是后人创作的，都富於人情味。许多 神、鬼、狐、怪都被描写得有人的气质和人的感情。他们多数很善良，如好人一样地善良；少数很凶恶，如坏人一样地凶恶。在许多故事中，神怪和人有割不断的联系。他们变成人，渴望和人在一起过人的生活。

三、古希腊文化的特点

古希腊神话是世界上最好的神话，它最丰富、最美丽，影响最深远，除了印度神话，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能与之相比。理由如下： 首先，它的数量极多，古希腊是一个著名的多神教国家，古希腊人的宗教是泛神论，每个城邦、部族、大自然的山、水、森林、动植物都有自己的神，这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不同。其次，它的形式美。古希腊神话是人神同形同性，“同形”，就是说不是怪物，而是与人同形，或者比人更美。“同性”，就是神也有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而且 比人的感情更强烈。希腊神话没有恐怖感，英国神话家劳斯说：“希腊神话繁荣时，英、法、德、俄还是野蛮人，他们的神话都是些怪物，从这地上灭亡了，几乎无痕迹。”形式美，主要是神的形象美，并不是所有民族的神都是具有人神同形同性的特点的，这是古希腊神话独有的特点。第三，神与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恋爱、婚姻、战争关系。也就是说，神与人的思想感情是交流的，希腊神话有浓厚的人情味。第四，它是希

腊文艺的土壤。史诗、戏剧（悲剧）的素材绝大部分来源于神话，雕刻、建筑、绘画等艺术也大量取材于神话。第五，古希腊的文艺成就极高，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世界珍品，于是古希腊神话也流传下来，影响深远。并非所有民族的文艺都是以神话为土壤的，古罗马没有神话。英、法、德、俄、美等国的文艺与神话没有什么关系。我国亦如此，诗经以及先秦诸子的著作，都谈不上以神话为素材。

四、古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的异同

1、共同之处：第一、最初的宇宙是混沌一片的。

中国的神话是：“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古希腊神话是：最初宇宙混沌一片，只有混沌神哈俄斯。第二：人类是由神创造出来的。

中国的神话最著名的便是“女娲造人”，女娲用黄泥来造人，因为精疲力竭，女娲便用绳子鞭打泥沟里的水来造人，用黄土做成的是富贵的人，而泥点溅落变成的则是贫寒下贱的人。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是普洛米休斯创造的，他用河水调和泥土，依照天神的形象揉捏形体，让泥做的人体获得生命。第三：早期人类畏惧自然，但又有英雄们征服自然的赞歌。中国神话中有女娲炼石补天、后弈发明“弓矢”，射掉九个太阳，战胜灾异、鲧从天庭偷取能积山堆地来阻塞洪水的宝物——“息壤”帮助人民制服洪水英雄故事。而古希腊有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象征光明的天火给人民带来温暖与光明的美好传说。第四：有不少爱情故事。中国神话有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天仙配等。古希腊神话有“俄狄浦斯情结”、宙斯与欧罗巴、特洛伊王子与海伦等；

2、不同之处：第一：神的形象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多呈“半人半兽”状，如伏羲女娲是人面蛇身，炎帝人身牛首，蚩尤是人身牛蹄。古希腊人按照人的形象来创造神，使诸神形象非常接近于人，而且拥有漂亮的外表，比如宙斯就拥有漂亮的外表。神实际上是人之美质的集中体现者。第二： 叛逆性与顺从性在中国神话中，天帝这个位置相对稳定，很少有天帝更替的情况发生，即使以懦弱无能出名的玉皇大帝也一直在天帝的位置上坐得好好的，不曾有神叛变。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的位置都是靠武力夺来的，而且多半是儿子夺取父亲的位置。如：克洛诺斯杀了乌拉诺斯，宙斯杀了克洛诺斯。第三：民族的责任性与自我的放纵性中国神话中的“神”往往是“德”的化身。他们承担着维护宇宙秩序的崇高责任，行为动机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如：“神农尝百草”、大禹在治水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等。在希腊诸神中大地女神该娅与其子乌拉诺斯的“天地相交”，而后乌拉诺斯在该娅的教唆下阉割了父亲乌拉诺斯，之后他又与自己的妹妹瑞娅结婚，后来其子宙斯打败了他，宙斯又与其姐姐赫拉结合，建立起庞大的神的家族，此中关系极为复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