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精选12篇）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篇1

摘要：本文将具体分析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依据历史发展实际分析两者的相同点和异同点, 并指出两者之间相互学习的具体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

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好坏问题争论由来已久, 我国学术界早在改革开放时期就已对此问题展开过集中讨论, 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 传统的社会主义走到了尽头, 中国学术界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解遭到了巨大冲击。因此许多政治家在当时提出“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论点, 并宣扬中国应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大力宣扬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我国伟大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在此紧要关头毅然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并建立了以市场为核心、政府为辅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解决了争论已久的中国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实践表明, 我国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仅摆脱了社会危机, 而且带领国家走向富强。新世纪以来, 我国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持续发展观, 这些思想又进一步引起大批人士的争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当代社会民主党派所宣扬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些人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同化。在这种大背景下, 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比分析显得尤为需要, 本文就是针对这些具体问题阐述一些自己的观点。

一、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的相同点

1、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左翼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支。社会主义的本质为“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句话早在初中时期就已耳熟能详, 并且我国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要求, 远期目标为实现共产主义, 符合我国具体实际国情, 具有进步意义, 既立足于我国初级阶段国情, 又提出了适宜的目标。民主社会主义是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的一股重要力量, 因为最初时期民主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 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 主张改良当代资本主义, 使资本主义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大部分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大力促进了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也带来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 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所以应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 而不是放任其自由发展。历史书中记载:“在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初期, 欧洲地区民主社会党发展迅速, 社会党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下层人民的利益, 他们通过和平的方式争取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 运用合法手段引导欧洲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欧洲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起来更加人道更加公正公平”。但是随着冷战的爆发, 欧洲政治党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不断向中间靠近, 其左翼思想不断减退, 也开始脱离工人阶级和中下层劳动人民, 自封为人民党和选民党。虽然如此, 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价值目标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党, 其政策取向也是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 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 仍然是左翼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 国际联合组织的基本性质为社会民主党, 该组织大约有一百六十个成员, 这些成员分布于世界各个大洲, 拥有强大的选民力量, 且这些成员党组织将近三分之一为执政党”。国际联合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 该组织拥有的党员数和选民数量是右翼政党国际组织的数倍。就欧洲来看, 欧洲社会党联盟拥有来自四十个成员国的一千多万的党员和达一亿之多的选民, 甚至在上世界末期, 欧洲社会党是当时的最大党, 是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所以, 社会民主党是世界左翼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是世界左翼力量的主力军。这些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相符,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左翼力量的主力军。

2、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源但不同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起源于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 苏联传统社会主义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而来, 民主社会主义同样也起源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就同源。

“1848 年, 欧洲革命尚未爆发, 欧洲第一次爆发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传入欧洲, 受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等同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19 世纪末期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开始盛行, 国际工人运动以此为指导思想,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欧洲社会民主党重新进行了分化,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发生较大变化。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 建立了影响巨大的布尔什维克政权, 俄国十月革命也就随之成为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革命左翼分子自称为共产党, 主要以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为代表, 其领导组织为共产国际,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随之展开;另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演绎为右翼分子或者保持中立, 他们极力反对俄国的十月革命, 与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相对立, 这部分分子坚决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逐渐合流并发展为社会改良主义, 最终没有坚持共产主义, 自居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欧洲社会党随着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得到公认, 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斯大林在上世纪提出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系统理论, 且进行了明确的阐述, 欧洲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为了与苏联的专制社会主义区分开来, 开始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说法,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提出没有系统的论述作为支持, 直到1951 年的社会党国际法的声明才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

二、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世界左翼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接下来将从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斗争策略手段和对基本理论的认识几个层面来做具体分析。

1、两者的指导思想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至今, 其最基本的思想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 其指导理论始终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不局限于个别理论, 坚决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不断创新。而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 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较为广泛, 他们不以一种具体的思想为依据, 没有固定的宗教、哲学和政治思想, 强调指导思想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能够吸收所有符合自身原则的思想, 而且民主社会主义批判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思想的理论。

2、两者的奋斗目标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为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决反对私有制和剥削。民主社会主义最开始的奋斗目标为改造资本主义, 使资本主义越来越公正公平, 但是随着后期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越来越中立化, 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转变为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 但是所宣扬的“和平”和“人权’等思想没有很明显的政治取向和政治内涵, 也就说明民主社会主义者越来越趋向于中立。

3、两者的斗争策略手段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长久的革命斗争时期,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变革, 但是并不是全盘否定我国在传统社会主义革命时的革命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就是革命与改革的结合, 而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策略手段为通过和平的途径, 运用合法的形式, 采用民主的手段, 并且制定了渐进的战略, 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改良的目标。

4、两者对基本理论的认识不同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一些理论的认识并不相同,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民主解释为阶级的民主, 即民主是有阶级性的, 民主社会主义则认为民主是所有价值的基础;其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国家定义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被统治阶段的机器,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将国家定义为国家即全民;最后, 对于所有制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归结为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 所以, 我国坚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 而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变私有制到保留私有制的变化。

三、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互学习与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时间较短, 有许多地方尚不成熟, 不论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都时间较短,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悠久, 对国家的管理等都有更多的经验, 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有许多地方可以相互借鉴与学习。虽然两者在思想上有许多分歧, 但是不论在政治经济生活领域、还是社会政策对外交往领域, 民主社会主义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1、政治经济生活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经济政策, 在实施经济干预的同时, 大力运用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同时, 经济决策和管理应是全民性的经济管理。西方思想认为, 市场是自由的, 市场的自由运转就是自然规律的结果, 自身就含有公正性, 国家不应该对其进行任何人为干预,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必要的改良, 他们考虑到市场竞争存在不公平性, 例如市场无法提供社会基础性设施和公共服务, 所以, 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具有必要性。民主社会主义宣扬经济民主的思想, 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一些经济问题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借鉴欧洲社会党的一些做法。

2、社会政策和对外交往领域

社会政策领域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借鉴民主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 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方面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民主社会领域以社会民生为基本目标, 注重满足人们基本需求, 分配原则不能以利润为基本, 同时要保障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 维护公民的尊严。

民主社会主义的对外交往的核心目标是国际民主, 其拥有先进的对外交往理念和完备的外交政策, 民主社会主义推行多方位、多元化的外交政策, 并且能够灵活处理各种国际问题, 这些政策都值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习。

四、结束语

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相同点, 也有不同处, 两者因相互借鉴与学习, 综合两者优点, 摒弃缺点, 带领中国走向富强民主。

参考文献

[1]宋晓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比较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 2010.

[2]曹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13.

[3]王彦伟.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 2013.

[4]徐晓雷.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 2012.

[5]丁宁.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较研究[D].新疆大学, 2010.

[6]孟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 2014.

[7]蒋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2, 04:23-43.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篇2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区别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产生

民主社会主义是由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逐步演变而来的。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的法国，一个以赖得律·洛兰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与另外一个以路易·勃朗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党合并，建立了社会民主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社会民主党”命名的政党。它主张在法国建立共和国，实行民主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其实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这个时期，他们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为此，马克思一方面揭露他们的阶级实质和目的，指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和舒服”，“他们希望用可以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1]。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着重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1]。马克思当时虽然都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但是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后者则是指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可见，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一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时候，就有其相互对立的不同含义，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并存，彼此在斗争中沿着迥然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

（一）二战前民主社会主义的传播与发展

19世纪60年代，德国独立工人运动发展起来，并组织了工人政党。1869年8月，在爱森纳赫城由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论述党的政治立场时曾经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认为“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异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2]。当时，不仅讲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且揭露了不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的虚伪性。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时髦的政治术语。当时各国所建立的工人政党中，不问其指导思想和纲领如何，大多数取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其成员则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不再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工人政党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19世纪90年代，一批在欧美各国建立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党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当时的工人政党“实际上也是拿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的基础的”[3]。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民主主义剧烈地向两极分化，作为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在第二国际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法国，米勒兰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无须通过暴力革命，只要依靠普选制和全民投票就可以夺取政权；在英国，费边社则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鼓吹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主张用换缓进的方法和点滴的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在德国，伯恩斯坦则全面系统的提出了修正主义理论，其否定以生产资料为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代替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二）二战后（至今）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1951年6月30日，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们公开把自己的名称定为“民主社会主义”，并阐述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这次大会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形成。

1959年11月13—1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在格的斯堡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即《格的斯堡纲领》，宣称“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它本身在自由和公正中经受检验。”同时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是“在欧洲根植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转而追求伦理社会主义，致力于建立社会福利国家，逐渐放弃了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目标。同时，为了凸显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民主党人将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以此区别于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以后的二十年中，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西欧国家普遍上台执政。民主社会主义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

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给福利制度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私有化和放任的市场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替代了民主社会主义，但其对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束手无策。此时，民主社会主义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挑战，做出了理论、策略和政策方面的修正。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布莱尔在1994年当选英国工党领袖后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它一经推出，便由于其实用主义而得到选民的响应，使民主主义政党凭此取得了欧洲政坛的优势地位。这样，“第三条道路”便成为当今多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施政纲领。

在政治上，“第三条道路”突破了长期以来政党和阶级政治在西方政坛一统天下的局面，明确以“中左”身份标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经济上，“第三条道路”超越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问题上的争论，主张建立一种新的混合经济；在社会福利上，“第三条道路”要彻底改革福利国家，变“消极的福利制度为积极的福利制度”，力图建立一个“社会投资国家”，以便有效地消除旧福利制度存在的负面作用。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追求，为了与苏联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他们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重新改成了“社会民主主义”，一再表明它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民主主义”。

三、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一）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与一元化之间的区别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时得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到的必然规律。因此，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从来就是一元化的。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则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民主就首先表现在思想民主、思想自由，考茨基在他的《唯物史观》中提出：“社会民主党为反对任何压迫和剥削进行斗争的人都是公开的，而不管那个人在理论上如何来论证他的这种意见，是根据唯物主义、康德主义、基督教义或别的什么学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纲领》中进一步声明：“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民主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后真理”，“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

（二）奋斗目标上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党人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而民主社会主义始终把自由、平等、友爱、正义、民主、互助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抽象的伦理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把理性看做是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源泉，并以此出发坚决地发对共产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1975—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中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其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和相助……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公正是通过在社会中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权利和均等生存机会，而实现着个人的自由……相助表现在……各阶级之间的同舟共济”[4]。《法兰克福宣言》称“共产主义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并使许多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实现推迟了几十年。”

（三）对待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民主社会主义则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允许在重要生产领域内，如在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和中小型企业内部都可以有私有制的存在”。认为“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几种所有制可以并存”[5]。

（四）关于党的性质的区别

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具有坚定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民主社会主义却把党说成是由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是人民的党、全民的党、改良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纲领》中明确宣布：“工人的解放帮助扩大了一切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法国社会党1971年重建时也宣布自己是全民党。在这样的思想多元化和组织派别化的原则下，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各国党，经常遇到一个让他们烦恼的问题：一方面要为他们的那个目标去奋斗，需要一个团结、坚强、步调一致的党；另一方面现实却是思想芜杂、派别林立、组织涣散、争斗不休的党，这怎么会有战斗力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385.

[2][德]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19.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4]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67-168.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篇3

当今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和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与建设道路的行动指南，促使社会主义更好地同本国国情相结合，进一步探索各具本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论证了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一）苏联的探索：

斯大林选择了一条高速度建设工业化的道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又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又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从而建立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对于在短时间内能够迅速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物质基础，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模式，忽视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关系，导致在实践中片面追求公有化；过分强调计划经济，忽视发展商品经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使得经济结构不合理，消费资料不足，挫伤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大多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经济恢复时期探索过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以后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原因，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都走向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二）东欧各国之探索

半个多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社会主义者逐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偏颇和弊端，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20世纪中期南斯拉夫率先冲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提出“自治社会主义”。1956年波匈事件以后，“经互会”各国也先后开始改革。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苏联模式，但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触动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两个基本特征——高度国有化和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改革终于陷入困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政治经济体制僵化造成发展滞缓和西方的“和平演变”；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政局的动荡；使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严重的曲折。

（三）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苏东剧变后，越共为了防止在革新开放的进程中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在提出“五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发明了“社会主义定向”一词，以此来提醒人们时时刻刻明确革新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越南的经济革新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又一个比较成功的试验，已引起世界的瞩目。

（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建国初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面对时代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率先成功地突破苏联模式。中国共产党人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成功经验和重大失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社会主义摆脱困境、向着健康方向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近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7%的增速，人均GDP由1978年的226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00多美元，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跨越。我国的综合国力也大幅度跃升。与此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也全面推进，实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五）结论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国家，不顾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具体国情，曲解马恩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断，照抄照搬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取胜以后的设想；并把它们硬套到本国实际上去。离开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致使社会主义建设再三遭遇挫折。

进入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探索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持续稳定，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加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正在向着全面建设小康水平的目标加速发展。

以华为样板，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积极进行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复兴大有希望。

[1]陈跃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篇4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 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条件下, 按照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模式。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为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这种新型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基于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修正和反思为基础的, 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具有创新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 也结合市场经济, 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79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 在中国搞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政策从此变更。1992年春,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经济是中性在外国它就姓资在中国就姓社。”

市场经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出现, 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颠覆了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的预判, 这一成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第一次进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模式, 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并完善其理论成果。它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理论的创新, 也改写了西方社会主流的经济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 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 作为“开天辟地”的改革开放战略, 在实践过程中需要新的理论作为基础来指导。改革之初, 邓小平便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实事求是,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 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当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后,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 理论结合实践的过程中, 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提出了符合“先进性”的生产力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方式。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基, 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土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指引下, 日益完善, 使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篇章。

2. 理论来源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便确立了“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重要命题。这一命题先后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提出, 此后, 又分别在1982年和1986年中党的文件里提到。次年, 邓小平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出了系统论述的同时进一步确立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发展路线。党的十四大则明确指出我党在制定政策时需要优先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此后, 党的领导人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既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2007年, 新一届领导人胡锦涛又先后于中央党校6·25讲话及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判定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了该理论。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则恰恰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所确定的, 作为理论来源基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明了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命题的科学认识、持续贯彻和准确把握, 使得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 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

3. 理论特点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这衣服有创新性的经济运营机制, 实在充分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端, 并吸收部分发达国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经济制度后所确立的。而后, 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时, 随着我党在实践中, 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探索和认识的不断深人, 提出了“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加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现阶段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 促进和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制度化, 强调“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实际调控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市场并非救世主, 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职能在市场所不能为的范围内需要重点发挥其职能。邓小平曾提出:“实际工作中, 在调整时期, 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 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 搞得更灵活一些。”就是在阐释市场的调节与计划调节的相互运用需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结合实际, 灵活运用。此后, 在探索过程中, 其理论内涵不断地被发展和丰富, 党的领导人提出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将市场机制的优点贯彻到实践中去, 并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深入阐释这一论点, 又要通过宏观调控在市场出现局限的同时, 靠计划调节来消除。此外, 党的十七大之后, 国家将部委机构调整作为改革重头戏, 将“大部制”的蓝图在宏观调控中找到了新路子, 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失控, 加强并完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磨合, 并在调节机制中解决现阶段存在的不利因素。

4. 理论实践

通过上述过程在理论层面上的探索总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在与改革开放“同呼吸, 共命运”的过程中被丰富与完善。1992年,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重要概括作为前提意义, 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基础的保障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前提需要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去完成的。

除此之外, 这当中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其奋斗前提离不开社会基本制度的确立:“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 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

在此基础上, 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问题:地区发展的公平;贫困地区的在发展过程需要的相关政策扶持;避免两极分化就要将社会形态定义在“枣核型”的框架内, 扩大中产阶级占比;同时还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底线, 避免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先考虑的问题, 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经济发展的效率。在此理论实践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过程与不断发展, 则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进一步补充和继续探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 作为一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流流派, 以美籍波兰裔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所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表后, “兰格模式”的形成为诞生标志。近一个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学者都在对其本身存在的矛盾观点争论不休:究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结合之后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发展?这其中, 持不同看法的学者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还存在着一定不同意见, 但其表现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相结合的观点都被接受。由此可见, 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于一个特例, 究其根本与社会主义的差别使得其有别于苏联模式的计划社会主义, 而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生产方式有不同于美国为首的市场资本主义。这也使得市场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思潮中, 值得深究的独特观点。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发现, 市场社会主义其本质, 似乎与我国所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道路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称虽不相同, 但主张市场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主要特点, 在公有制为生产关系框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都让许多西方学者高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是“西为中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现阶段,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当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 有必要将我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广为传播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加以区别和比较。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相同点

1. 理论认知的相同点

自苏联模式起, 社会主义似乎就被烙印上了计划经济的标签, 以至于在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公有制及计划经济, 即使想要寻求改变, 也被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而压制下来, 包括现在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 也以计划经济为标签。而市场的概念一直以来就被社会主义理论划分到资本主义阵营中, 特别是市场中受到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标签一直被保留下来。

在此背景下, 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者首先对固有观念提出了质疑并有力抨击。早在20世纪30年代, 兰格模式就已经提出了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结合的构想, 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等号打破。随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这一思想经过“市场机制中性化”、“联姻论”以及“市场机制主导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发挥。其核心主张就是:市场将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所有制中独立开来, 因而市场的概念并不倾向任何一方而作为中性定义存在;社会主义可以而且能够搞市场经济, 其资源配置的主导形式是市场而不是计划。

而从时间上来看, 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则要追溯于1979年。前文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详细论述。1979年, 邓小平就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5年,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后来, 他又引导人们将计划和市场都视为方法, 认为“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 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 就是资本主义的。”由此可见, 邓小平在当时就已经表明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分配形式不仅仅被资本主义社会所用, 社会主义一样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发展经济。

2. 模式定性的相同点

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根本目标, 就是讲市场与社会主义合二为一。在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定性过程中, 学者运用了“中性机制”论、“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等三个理论工具。

“中性机制”既把市场这一概念从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剥离开来, 把其“被拥有”的资本主义角色中心化, 使其仅仅变成资源配置的手段与工具, 从而使其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社会阶段中。“联姻”论则是将“市场”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有制进行结合, 公有制用于国家队市场调控时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将市场做大, 而市场经济所代表的多种所有制则将市场搞活, 为社会发展的局部利益提供游戏规则。在这其中, “市场主导机制”论则阐明了经济发展的根本还是在于市场, 通过市场作为主导, 能够充分合理的进行资源分配, 是经济能够真正的良性发展, 证明市场是具有能被社会主义接纳并运用的特性:首先, 市场机制既是一种信息体系, 又是一种激励机制。其次, 市场最有魅力的地方是, 它可以实现一些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如自由、民主和社会福利等。

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性”问题中, “中性论”与“手段论”则与上述三点不谋而合, 只不过在市场主导的问题上,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为前提来提出的。

3. 价值取向的相同点

如上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其实具有许多相同点, 这样的前提下, 它们对于价值取向的判断也有相重合的部分: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甚至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必须相结合。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 可能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生产方式的效率问题相矛盾时选择牺牲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换取更高的效率, 但是尽管在协调效率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可能出现的矛盾时, 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以不同程度地牺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目标的实现, 可是我们仍然能从他们的社会中发现社会主义中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价值取向的经济基础, 来自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具有典型社会主义属性的价值观。在最近几年西方世界所发生的经济问题中, 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对于私有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检讨和批判, 西方学者纷纷捡起《资本论》来研究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现在西方的主流思想, 他们主张把私有产权关系与市场经济相剥离而以某种形式的公有产权取而代之, 主张消除非劳动收入和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分配劳动收入[4]。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点

正是因为上述三点提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相同点, 导致了现在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取自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更有甚者仅仅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上判断, 就将我国社会主义体制判定为市场社会主义。

实际上,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在实践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 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特殊国情所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所以,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存在以下几点不同:

1. 实践过程的不同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过实践所检验的,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市场社会主义并未在西方世界得以推行, 所以现阶段也只是一股社会主义思潮, 并未具有完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系。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性的品格高于理论性的品格, 它比市场社会主义更具实践性, 理论成果也更加丰富。如果市场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没办法找到实践过程所需的物质支持, 那它很可能就止步于此, 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学者的美好愿望。

2. 诞生基础的不同

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 通过市场进行调节作用将资源合理分配作为基础手段之一,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从而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真正步入社会主义发挥其优越性所诞生的。它是通过我国在社会主义前行道路上遇到的挫折与不断的探索进而诞生的理论。

而作为西方处在经济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诞生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 市场社会主义的诞生环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 它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未达到马克思所提到的高度发展的前提下, 顺利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探索。正是由于我国与西方市场所面临的经济制度环境的不同, 才导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状态。

3. 任务实现的不同

市场社会主义确定任务的前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确立的, 所以其任务, 更多的是为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式方法, 为这其中的企业构建新的企业制度, 而不是改变和健全市场经济本身。这样的目的决定了对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在发到的市场经济中, 在微观层面上讲社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更多的运用到企业, 准确来说就是创建一种更为人们所接受的企业模式。

我国则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当中去, 是以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任务的。这是一项自上而下从政府到企业, 在自下而上从企业到市场的改造。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造的这一任务, 我国在经济基础层面改革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结构方面进行了重大的突破, 并且在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 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张嘉昕, 田佳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之比较[J].学术交流.2013 (5) :108-112.

[4]吴宇晖.市场社会主义——世纪之交的回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篇5

社会主义激情，在初期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表达的，我们已经无法重现，这是因为历史的图像没有人能够再次翻拍。但是，那一时代出版发行的传媒为我们提供了初期社会主义时代的场景和语言，这些经典的画面和语言用另一种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并形成了此后中国官方传媒的宣传报道模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华社记者李普的电讯稿这样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宣布的。典礼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参加这个典礼的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和首都各工厂职工、各学校师生、各机关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共30万人。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列满群众和飘扬着红旗的人民广场。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14

1951年10月3日，新华社记者从朝鲜前线发回了一则报道，他报告说：“我国志愿军在朝鲜前线阵地欢度祖国的国庆节。10月1日，天还没有亮，前线阵地上就沸腾起来了。一位家住在北京市郊的战士，一起床就欢乐地说：‘这时候我的妈妈该穿上新衣裳到天安门前去看毛主席了!’许多掩蔽部里，战士们在壁上挂起了毛主席的相片。……上午9点多钟，有些单位的指挥员和战士们便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祝典礼的实况。他们的心情像亲临天安门广场一样的愉快。15

这些报道，都有热烈的场景描写和情绪渲染，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新国家都怀有无比热爱的激情。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人民和“大救星”的关系、战士和祖国的关系，其水乳交融，不能分离，在这样的报道中都给人以出自内心的迸发感。语言的力量在于它传播过程中的感染，它所叙述的场景不能说不是客观和真实的，但一经语言的渲染，它便具有了真实场景所不具有的诱惑，它诱发了人们的想象并在传说中演变为神话。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象征的场所，人们一想起它，就联想到庆典、狂欢、红旗招展、人潮如涌，领袖虽然远在城楼云端，俯瞰着人群招手致意，但人民并不觉得这是距离和等级，仍然会感到幸福，感到领袖和自己在一起并向他发出狂热的欢呼。这就是“广场文化”的魅力所在。“广场文化”不只是对亲临者产生魅力，对不能亲临的人来说，因传说而产生的魅力更会成倍地被放大。在朝鲜战场上，对天安门广场的想念由那位北京籍的志愿军战士说出，就更具有了不同语义：一方面，他的“出身”使他具有了话语的优先权，他的出生地就是天安门的所在地，他言说的“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一方面，“倾听者”在言说者并非刻意的表达中，调动了更多的想象，而想象的模糊进而演化为神秘和崇拜。因此，话语权利的拥有者和倾听者之间——传播和接受之间，是存在着心理学意义上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

天安门的欢乐场景、翻身农奴欢迎解放军、远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战士对祖国的怀念，就是传媒中的社会主义的经典形象。但是，如果说这些形象因其政治意义还多少具有“象征性”的话，那么，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形象，则以更感性的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实施。《土地改革法》从颁布实施到1952年，除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部完成。农民参加了斗争地主分田到户的运动。他们焚烧了租约、地契、高利贷，拔掉了地主界碑，丈量的是分给自己的土地。他们领到了土地证，领到了耕牛和农具的同时，也领到了对社会主义无比感戴的心情。8月26日，新华社特派记者报道说，“在历史上一向被称为‘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山西太行山区，经过了土地改革和初步的建设工作，广大乡村改变了过去的贫苦面貌，千万个富裕的家庭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报道进一步叙述说：“记者进入山区正值春末夏初的时候，一个农民指着村边的树木说：要是在土地改革以前，现在这时节树上的叶子早被吃光了。但现在在这个所谓青黄不接的季节吃糠咽菜的已经没有。平顺县川底村去年是个歉收的村庄，村上保存着八石义仓粮，准备接济缺粮户，但粮食一直保存到新麦登场，一升粮食都没有借出去。许多农民用下面的谚语来赞美他们今天的伙食：‘早晨金皇后’(一种新推广起来的玉蜀黍)，晌午169(一种品种优良的小麦)，晚上玻璃秀(一种小米)。这样一个食谱，在过去，在土地改革以前只有占乡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可以享受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简直是不敢想象的。”16土地改革之后，农村到处是一片升平美好的田园风光，在传媒中得到了突出的表达。

1951年2月，政府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工人开始享受劳动保险。上海国棉12厂的一位62岁的老工人领到保险金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今年62岁了，已经做了50年工，本厂也做了30年。从前工人像当牛马，解放后，样样事情都好了。工人生活也好了。老工人有养老金。这是毛主席领导得来的。我一定在生产上加劲。打倒美帝国主义，保住我们的好日子。”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城里的工人开始用“铁饭碗”吃起并不丰盛的“大锅饭”。17

这些报道并不是个别的。随着社会各个领域变革的弥漫性展开，新生事物和新的景象被不断播散开来：“全国日用品价格降低”、“陇海铁路全线修通”、“玉门原油开始东行”、“鄂伦春人第一次看电影”、“我国自制飞机成功”、“上海市最后两辆人力车送交博物馆”、‘解放’牌汽车试制出来”、“向秀丽舍身救工厂”、“西藏木犁即将绝迹”等等。这些消息来自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带来的都是令人激情澎湃的消息：工业战线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社会主义将以神奇的创造力改变中国的面貌；人力车历史的终结，意味着等级和身份在新社会的消失；西藏木犁的绝迹所要诉说的是，即便在遥远的边疆，陈旧的生产方式也即将成为过去；为了保卫国家财产，英雄可以以身许国。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消息，不仅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形象，同时，它在不断传播中演变为“人民记忆”。他为人们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才能够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欢乐。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比现实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激进理想和改变现实的急切诉求。

我们还发现，传媒在塑造社会主义形象的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这种新的言说方式集中地体现在它的修辞方式上。现代修辞学特别注意研究倾听者和读者，它关注语言创作或发生的过程，也关注话语分析或解释过程。它要求通过语境来考察话语，把话语内容看作时间、地点、动机、反映诸要素的综合。按照修辞学派的观点，修辞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言语说服对象并激发或增强人们对某些论点的同意。社会主义的传媒并不回避自己的功利诉求，在实现这些诉求的过程中，包括文学艺术、新闻报道、会议报告、社论等不同文体形式的主流，事实上都在没有宣告的规约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修辞方式。这一方式的来源于中国说来，就是毛泽东文体。但是，毛泽东文体中存在的象征、对比、承诺以及对未来事物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和鼓动性，我们在无产阶级导师的经典作品中同样可以读到。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蟊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列宁《纪念赫尔岑》)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欧仁·鲍狄埃》)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只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章中，类似的表达随处可见。他们的文章充满了澎湃的激情，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特别是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对改变现实的肯定和自信，给人带来无限的希望和喜悦。这是一种全新的文体，也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青春写作”。这一文体对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无产者和农民阶级来说，无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他们被这种激情所点燃和激励，于是，他们不仅纷纷参加、追随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就随之产生了对革命的认同和献身的冲动。后来，我们在许多不同文体的写作中，特别是在社论、通讯、报告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新事物、新人物的热情的倡导或诗性的礼赞，这些人与事都被赋予了极其壮丽的情感色彩和崇高意义，它们在传播中又感染了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敌对势力的腐朽、堕落、绝望，在对比中得到了有力的揭示。1955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记者这样描述了岛上的情形：“我们走进了一个像披瘟疫劫掠过的世界。一只惊慌的猫，突然从我们面前跳过。裸体女人的照片和光头的蒋介石的画像，出现在塌了顶的阴暗的屋角处。在一个拐弯处，我猛然看见在一块白屋墙上画着一个被头散发的女人，她手里捧着一个大酒瓶子。我们从飘飘的白纸堆里，看到有的上面写着这样的字句：‘残酷的光阴哪，度过了我青春的光阴!’‘是为了实现远大的希望，然而希望又是何等的渺茫、苦闷、忧伤、孤岛飘零……到死，可怕，太可怕了!”18?这一景象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比较起来，传媒受众选择什么，就已经不是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文体策略和修辞风格深刻影响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传媒中不断地普泛化。因此社会主义的进步、美好，可以使人得到提升、前途充满希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形象，就在传媒中被塑造出来。

①②③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新华出版社版4-5页。

④《刘少奇选集》下卷，82-83页。

⑤⑥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1月版262页，264页。

⑦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482-483页。

⑧约·拉弗列茨基著《格瓦拉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248-249页。

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41页。

⑩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革命的中国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507页。

11?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数字，他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国民收入在1958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见该书486页。

12?同上，489页。

13?14?15?16?郭超人《国内新闻选1949-1999》，新华出版社19版1页，20-21页，22页，6页。

17?《读图时代》第三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版6页。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篇6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近年来，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开放的发展中我们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考验，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同样存在着许多问题。而民主社会主义一些国家的成功典范使得国内一些人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理论产生了质疑。因此，这里有必要对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加以强调和区分，达到厘清人们头脑中的困惑之目的，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

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它是当代西方国家较为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当代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奉行的思想体系的总称，他们主张社会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起源于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提出的“修正主义”，在书中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修正。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因此工人阶级不必像过去那样一定要通过革命手段才能取得政权，而只要通过议会斗争就可以使资本主义逐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法兰克福宣言》，第一次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而他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民主加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意思，而是为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不民主”。在经济上，他们主张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征税、建立职工基金等一点一滴的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声明》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同重要生产领域内……私有制的存在是相容的。”在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上，既有民主社会主义的，也有凯恩斯主义的，例如，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刺激社会的有效需求等等，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改良。通过以上观点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它实际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

在当代，有些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经济方面，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因此，我国长期以来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注重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实现了公有制条件下的经济高速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强调坚持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在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绝不会像西方一样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办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再一次坚定地表明我们党的立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

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抵制思想的多元化倾向。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就很难保持国家和社会的安康和稳定。苏联剧变、东欧解体以及南斯拉夫国家的分裂都向各国昭示着除了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外，具有巩固的指导思想是维持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不懈的努力，党在十七大中终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引领中国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因此要努力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精髓，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抵制西方多元化的思潮，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三、中国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在这一实践中取得了各方面的巨大成绩，但与此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无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而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和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缺乏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才有机会对我国进行进攻和渗透。因此，要铲除民主社会主义在我国存在的土壤，关键还在于自身的发展和强大，只有我们在政治民主、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到尽善尽美，才是回击民主社会主义恶行的有力武器。因此，我国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争取在各方面都取得更大的进步。

正如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在十七大报告再一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探索的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富强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中国的历史向党和国家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同样行不通。因此，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一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之下加以解决，并从理论上划清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坚定不移地走科学社会主义与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各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使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更加繁荣富强的道路。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篇7

由于戈尔巴乔夫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重工业上, 使得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生活消费品生产规模, 远远小于重工业产品的生产规模, 苏联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 并没有得到重视, 戈尔巴乔夫依旧把生产的重点放在重工业方面, 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大方向上, 摇摆不定, 致使企业管理混乱, 轻重工业发展比例失调, 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期, 国家的粮食得不到丰收, 生活类商品奇缺, 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购买, 致使苏联的权贵阶层有机可乘, 大力发展不合法的私人企业, 攫取国家的大量资源, 动摇了苏联的国家公有制基础, 人民群众的生活困苦不堪, 使得人民群众对苏共失去了信心。“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观, 由于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领导苏联进行经济改革,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严重缺乏, 其改革最终必然要摧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

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政治领域改革中误入歧途

在苏共19大中, 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民主化”、“公开性”与“多元化”这三大目标。戈尔巴乔夫使苏联的改革走上了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执政党不应只有共产党, 而应充分地体现民主, 实行多党制, 各加盟共和国有决断自身问题的权利, 人民群众可以持有不同的思想观点。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政治改革理念从意识形态上逐步摧毁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被西方国家利用来达到破坏苏联主权, 瓦解苏联的目的。戈尔巴乔夫在使苏联的政治改革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邪路之后, 开始在思想领域大肆批判斯大林时期所创立的一系列制度, 通过宣扬历史虚无主义, 用来抹黑苏联前几任领袖的历史功绩, 在感情上离间了人民群众与苏共的关系, 导致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仰不断丢失, 致使苏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下降。为了实现所谓的民主与自由, 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 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实行多党制“从某种意义上说, 苏联修宪是苏共走向垮台和苏联走向解体的第一步。”[1]

三、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民族问题的忽视所导致的恶果

戈尔巴乔夫在进行错误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同时, 忽视了对国内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的重视, 认为国内的民族关系是稳定的, “他虽然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 却没有解决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 并且忽视原本就很复杂的民族问题, 很快就把苏联推进了政治斗争和民族纠纷的漩涡。”[1]国内日益激化的经济问题, 致使不同民族, 不同利益方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戈尔巴乔夫缺乏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 在苏共十九大通过了政治“民主化”决议之后, 各主要民族所在的各个加盟共和国, 为了纷纷摆脱苏联所处的经济困局, 产生了摆脱苏联中央, 希望独立的离心倾向。1990年的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 取消了宪法第6条, 苏联新制定的总统制, 成为了各加盟共和国陆续开始独立的标志, 同年, 各民族所代表的加盟共和国中, 有多国通过了主权宣言, 其中的四个国家正式宣布独立。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优势

“一个国家是否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关键是看其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 是否能促进这个国家的发展, 是否能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幸福。”[2]中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以及国内在不同时期存在的主要矛盾与国际的环境变化, 所制定出的与时俱进的改革方式。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种经济体制既不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又允许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同时在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下, 及时地纠正着市场经济存在的盲目性, 使得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政治方面, 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通过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四大制度, 可以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更加的先进;可以保障国家的政策制定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可以使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自身的情况, 在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的基础上, 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政策, 这样既可以使各民族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又可以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 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可以使社会各基层单位, 通过该项制度, 实行各单位内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有利于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促进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五、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之基。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关键。”[3]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 结合国内外发展的具体情况, 不断深化着社会主义改革方法, 用先进的理论去武装全党, 指导实践。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 通过修改宪法, 最终使多党制取代了苏共的执政地位, 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 从上层放弃了党的领导, 导致国家各项改革发生混乱, 民族分裂势力趁机戳去了国家的主权, 最终导致苏联走向了解体。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领导权必须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手中, 通过不断培养有着坚定政治信仰的接班人来领导我国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可靠的保障。

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到了后期, 苏联的特权阶层不断为自己聚集社会财富, 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极大地伤害了苏共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 由此可见作为领导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执政党, 要加强自身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 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以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为执政目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 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摘要：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 采取了许多激进的改革措施,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从经济、政治、民族三个领域的改革, 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后期, 苏联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模式最终葬送了苏联的命运。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 采取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模式, 既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无限光明, 同时也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关键词：苏联,社会主义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吴恩远.苏联社会主义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朱宗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篇8

关键词：利他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一、概述

孔德认为, 人类既有利己的冲动, 又有利他的冲动。所谓道德, 就是使前者从属于后者。纵观中国的历史, 利他主义精神是贯穿在中华儿女血脉中的优良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利他精神, 提倡人与人的和谐。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见利思义”, 认为遇到有利可图的事情, 应当把义作为取舍的标尺。西汉的董仲舒以“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使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传承下来。到宋明理学时, 理学家们更是以“存天理, 灭人欲”将义利关系推向极端。清朝末年, 无数爱国志士在“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的口号下, 牺牲小我, 救国图强。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 正是靠着“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 我们的先辈才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 “为人民服务”就是这种利他情愫和价值追求的最高时代表现!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从经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会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 并造成不同程度的人格偏差。当今社会中人们人格上的偏差导致社会的利他行为弱化现象愈来愈普遍, 利己与利他观念的倒置,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利他行为的弱化和道德品质的滑坡, 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 并制约着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 利他行为是亟待注意和发展的。大学生的利他行为倾向尤其应该受到重视, 因为大学生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1世纪的国际竞争是人才素质的竞争, 只有培育出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我们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研究综述

在我国对于大学生利他行为的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我国著名的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家张增杰 (1986) 对大学生心理发展水平、主要心理特点, 以及内心矛盾等三个基本方面的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虽然我国大学生重视友谊和集体, 但自我意识强烈, 眼光指向自我内心多于外部世界。侯积良 (1990) 研究发现应该努力培养大学生的利他性的人生观, 减少功利性交往目的, 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当他人取向多于自我关注时, 才能表现出助人行为。近年来, 国内对大学生利他行为的研究日益增多, 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1. 从心理学角度对大学生的利他行为进行分析。

何安明 (2007) 对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 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大学生移情能力与利他行为的相关性极其显著的结论。邵贵平 (2000) 通过对大学生利他行为与心理健康的研究, 表明利他行为与心理健康存在高度正相关。

2. 从教育学的角度探讨对大学生利他主义精神的培养。

牛巨龙、田爱民 (2006) 在分析大学生利他行为弱化原因的基础上, 从制度建设层面阐述了培养大学生利他行为的方法和途径。张爱社、蒋建国 (2003) 认为当前培养大学生的利他主义精神, 必须从加强教育和转变社会风气两个角度入手, 以塑造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格。

3. 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各种因素对于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影响。

张会平、李虹 (2006) 探索了性别因素、独生子女因素、家庭地点因素和学校性质因素同大学生利他动机的关系。杨美荣、李建明 (2007)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 认为大学生的利他行为受到性别和专业的影响。

三、利他行为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1. 在当前对利他行为进行研究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对道德的追求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体现了这种道德的诉求, 并且是人类历史上道德目的的一次深刻认识和实践。

(2)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利他行为的产生和维持模式。根据定义, 利他行为是牺牲自身利益以提高别人利益的行为。理解利他行为的产生和维持模式, 对于当前提高我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也具有重要意义。

2. 对利他行为进行研究的实践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 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发展观, 其根本目标是确保全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为此, 要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观。

(2)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 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利他主义的教育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克服个人中心主义思想, 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大学生的价值观及价值取向状况如何, 在某种程度上将直接决定未来几十年内社会主导价值观和价值取向, 并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10

[2]叶航.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J].经济学家, 2005 (3) :22-29.

[3]杨春学.利他主义经济学的追求[J].经济研究, 2001 (4) :82-90.

[4]王健, 彭晓娟.有限理性与利他行为的动态模型[J].北方论丛, 2008 (5) :148-152.

[5]王健, 彭晓娟.辛普森悖论与利他行为的进化[J].经济经纬, 2008 (5) :5-7.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篇9

一、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其主张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等方面, 作出了系统的回答。

首先, 市场是一种手段, 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市场。在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 就提出了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的观点。米勒在《一种社会主义的构想它的动作及其问题》的论文一开始就说道:“苏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瓦解再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即在发达的社会, 是否存在一种可以接受并得到广泛支持的社会主义形式。极为坦率地讲, 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使人想到, 这样一种制度必须依赖市场机制。”[1]从米勒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出, 他认为市场不过是一种组织经济的手段, 它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无关, 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市场机制。证券市场社会主义者罗默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宣布:“这本小册子的任务, 是提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体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2]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罗默认为市场体制与效率相关, 而社会主义与平等相关。由此可见,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均认为市场是中性的, 而且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 可以带更多的效率, 社会主义应该实行市场经济。

其次, 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上,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做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罗默指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好被考虑成一种平等主义, 而不是被考虑成一种具体的财产关系的实施。换句话说, 我的意思是, 社会主义者评价财产关系必须根据这些财产关系提供平等主义的能力。”[2]他还进一步论述了这种平等。他认为, 社会主义者需要的是在自我实现和福利、政治影响及社会地位三个方面的机会平等。关于平等,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 市场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上, 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批判, 提出要实现经济平等、政治平等的价值目标。

再次,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普遍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但其实现形式是多样化的。罗默的证券市场社会主义, 设想让每个成年公民从社会领取数量相等的有价证券, 用以购买企业的股票收取股息, 但不得买卖证券, 死后证券回归公共财产。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更强调合作社会内部经济剩余的“公有”, 与此同时, 他还强调劳动者当家做主民主管理企业, 公平分配。施威卡特则强调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和工人的民主管理, 国家的基本财产被视为集体财产, 由利用他们的劳动者来掌握。总之,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均认为劳动者要占有生产资料, 实行公平分配。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1.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计划多一点, 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这就从根本上打破思维定式, 突破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束缚, 实现了思想解放。

2.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标准来评判市场经济的优劣与是非, 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谈话多次指明这一中心思想, 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 多年的实践证明, 在某种意义上说,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 加速经济发展。”[3]

3.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 是方法, 具有工具价值, 不是目标价值, 是为目标价值服务的。“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 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就是社会主义的, 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3]

三、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一)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联系

1.两者均认为市场是手段和工具, 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20世纪80年代, 英国市场社会主义提出联姻论。联姻论既批判了社会主义思潮由来已久的所谓市场与社会主义颇难相容而不能联姻, 计划与社会主义联姻不可分解的观点, 也批判所谓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联姻不可分解的观点。联姻论认为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极不可能的, 但市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可能的。美国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施威卡特认为, “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是保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辩护者和大多数市场改革的左翼反对者的致命错误”[4]。在施威卡特看来, 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固有的, 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

同样,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这种传统思维定式进行了突破。1979年11月26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时, 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不正确。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3]

2.两者对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认识趋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 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主导作用。在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上,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突破早期的兰格模式市场为辅以及后来苏东欧改革中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制论, 形成了市场机制主导论。其核心思想是: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成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

与之相比,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过程中, 同样经历“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阶段。“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 也结合市场经济, 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这是1979年邓小平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思考。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时, 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3]。关于资源配置上, 要引进市场经济, 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1992年,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 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4]实际上, 这就表明市场经济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 同年, 党的十四大召开时, 就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

(二)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区别

尽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 然而, 两者都有本质的不同。从两者的产生的背景、理论主张和实践效果来看, 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 从理论产生的背景来看,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左翼理论家对苏东剧变的困惑和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的双重反思中建构起来的, 主张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 改变或替代资本主义社会, 实现社会平等、公正。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曲折后的反思, 同时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 它是集正反两方面教训, 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主张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提高效率, 促进经济发展, 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

其次, 从理论主张来看,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想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改变资本主义现行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的政治民主平等自由。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已突破了经济障碍, 同时涵盖政治上的真正的民主平等自由。如“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米勒代表作《市场国家和社会: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更多地从非经济视角研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市场经济来解放发展生产力, 消灭贫穷, 实现共同富裕, 其理论主张是经济方面的, 通过引进市场机制, 发展经济, 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再次, 从实践效果来看,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心脏英、美等国举起了社会主义大旗, 探讨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发展社会主义, 以市场社会主义替代现行资本主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只能说是一种天才设想, 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通向他们理想的市场社会经济模式的中间道路如何走?依靠什么政治力量来实现变革?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对此避而不谈。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中, 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 有广泛的实践基础, 并且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取得了丰硕成果。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参考文献

[1][美]黄安年.争鸣[R].1991年夏季号:406.

[2][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6:6-11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48-373.

[4][美]伯特尔·奥尔罗.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的争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7.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普遍性,矛盾特殊性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我们研究事物应该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上去把握, 而不能只看普遍性而不看特殊性, 或只看特殊性而不看普遍性。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 而不是背得滥熟并机械加以重复的教条。”[1]681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去丰富和发展它。历史表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 关键是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随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进程中,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但亦应遵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哲学原理, 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一、新中国的创建和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世界文明最优秀的成果, 科学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体系。它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本, 是指导中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 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不能丢, 丢了就丢了灵魂、丢了根本。新中国的创建和建设历程, 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

俄国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 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 摈弃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 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 逐渐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毛泽东思想, 并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反对不顾各国的具体实际, 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的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 我们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建立后,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 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 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方针, 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由于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致使这一探索过程出现了严重失误, 且造成了十年动乱的恶性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在新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同志通过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左”的教训, 逐步创建了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他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 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3]2其原因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 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 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 各自的经历也不同, 所以要独立思考”, [3]260结合具体实际情况, 走自己的路。

继承前人而不墨守成规, 立足实践以求新的发展, 是唯物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品格。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出发, 继续发扬与时俱进的传统, 结合中国具体实际, 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毛泽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 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 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这是在时代、实践和形势都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 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未来的准确把握和科学预见,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与时俱进的新特点新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点是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没有固定范式的伟大工程,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693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探索, 但决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但马克思、恩格斯只能从当时所看到和掌握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未来社会做出预测, 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比他们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所以马克思主义若不与时俱进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就会失去其指导地位, 而“教条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4]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 马克思主义就一直保持着与时俱进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 实际上就是一部生动的与时俱进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 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6]一般而言, 科学的理论都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否则, 即使是科学的理论也会变成不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 且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 但它同样要受时代发展的制约。因为时代进程“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 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 什么都不存在”。[1]217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是时代、历史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客观要求。

新中国建立后,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很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以独有的历史眼光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积累了宝贵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对社会主义制度继续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改革, 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焕发出了蓬勃生机。在十二大开幕词中,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改革初期, 我们党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接着, 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十三大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与创新的观点。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观点, 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十四大则明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突破。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成果概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范畴。这些创造性的思想、理论、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20世纪末, 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和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同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要求抓住本世纪前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等。

特别是进入21世纪, 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 面临着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 建设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总结我国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适应新的发展需求提出来的。它是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我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

总之,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应当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但又应认识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的客观现实。[5]406只有立足我国新的伟大实践,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 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方能胜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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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406.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 篇1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权利；社会分配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2）０6－００73－03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平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属性。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角度来剖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本质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始终牢固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进而为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条件和权利等。在马克思这一论述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深刻而又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2]。”所以说，彻底消灭阶级和剥削，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条件和权利，进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实质内容和本质要求。由上述可以看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本质要求即通过彻底消灭阶级和剥削，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条件和权利，最终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比，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现实体现

马克思主义平等观所要追求和实现的平等无疑是令人向往的，但是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真正的平等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恩格斯就曾经深刻地指出：“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永远不可能消除[3]。”恩格斯为什么说某种不平等永远不可能消除呢？因为平等从产生、发展到最终实现，不平等从产生、发展到最终消灭，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众所周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还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现象，要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需要一点一滴地推进平等、巩固平等、发展平等、实现平等。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这个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步或一个阶段。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解决和消除当前社会发展中存在和出现的大量不平等现象和问题，可以不断地解决不平等、缩小不平等、消灭不平等，可以不断地发展平等、扩大平等、实现平等。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发展的一步、是前进的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现实体现。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历史把握

根据马克思主义平等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未来社会平等主体的范围将是“一切人”，平等将是人们的基本权利，平等将会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里实现。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4]。”我们知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想实现社会和谐这一目标，从根本上说还是得通过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解决和消灭现存的各种不公平不平等，不断促进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和实现和谐。由此可以断定，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属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即可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以不断实现和发展平等，可以不断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享有更加真实全面的平等权利。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正反映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平等将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平等不仅要在政治领域里实现，而且还要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里实现”这一发展要求。从这一角度来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历史性把握。

二、和谐社会构建中需要迫切解决的突出问题

由上述可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平等观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平等观为指导，大力破解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促进政治权利的公平

从法学角度看，政治权利指社会政治权利主体依法所享有的参与国家生活、管理国家以及在政治上表达个人见解和意见的权利。从政治学角度看，是指社会政治权利主体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从而得以在政治生活领域作为自决、自主的存在的权利。我国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对公民政治权利作了详尽规定，主要有：自由权、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诉愿权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公民实有的政治权利与法定的政治权利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有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又深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导致民主曾经长期远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因此，现实中很多公民避谈政治、远离政治甚至厌恶政治，对自己的政治权利冷漠麻木。从现实角度看，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监督制约机制等还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民的法律意识、监督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科学主义反思与构建和谐社会 篇12

一反思的缘由:科学主义的理论回应

时下, 科学发展观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已经成为共识。它的提出凝结了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沉的理性思考。在这样的战略中, 发展为第一要务, 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则被视为实现科学发展观切实有效的手段, 这饱含了对科学技术的坚定信心。科学发展观既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和人的全面发展, 也同时强调“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 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样的认识已经表明我们对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问题的关键还是贯彻和落实。要落实这样的一种科学发展观, 除了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外, 文化建设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文化领域, 对科学技术保持一种客观的、合理的理解尺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前提。

无疑, 科技进步的作用是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对目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尤其是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来说, 强调科技进步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而科技进步的基础则是以“求实、怀疑和创新的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精神的普及。但是我们看到科学精神的普及在我国情况并不容乐观, 还不够深入。这是我们当今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多年来我们往往陷入一个怪圈:我们越是强调科技的进步发展, 就越是背离科学精神。甚至在人们心中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任何东西只有与科学攀亲, 才能获得它的合法地位。人们普遍将科学与绝对真理观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科学缺乏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社会学的反思批判, 把它当作富国强民的工具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就必然导致科学精神的失落, 阻碍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应该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对待科学给我们带来的福祗, 在高度重视科技发展的同时, 也要对其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和清醒的认识。毕竟, 任何一件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已经成为基本的共识。所以, 加强文化建设以避免人们认识上的偏差虽然任重道远, 却也是当务之急。由此, 贯穿20世纪中国发展过程始终、并一度获得了最高和最终的权威的科学主义思潮就凸现了出来。它作为一种形上的价值观念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 对科学主义进行全面的审视和反思是至关重要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科学主义反思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维度上。

第一, 回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能使我们以史为鉴, 匡正目前现代化建设的决策方向和行动原则。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居核心地位, 政道合一, 束缚了社会发展。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 但完全停留在封建衙门之内。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展现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 昭示了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了推翻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 我国很多学者为引进西方经验而不断奔波, 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成效甚微。这一问题直到建国之后才逐渐得到解决。只有通过实例引导和政策出台, 才能使科学技术在我国产生实效, 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而在制订相关科技政策的时候, 掌握分寸至关重要。对科技的重视不够就会影响经济发展、人民文化道德素质的提高, 对科技过于倚仗就会导致人文关怀的缺失, 也同样会阻碍人们文化道德素质的提高。所以, 对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剖析, 能够为当今的科技决策提供有力的借鉴并为政策的执行提供一种客观的准则。

第二, 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有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 优化民族文化。以民主、自由、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精神对于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来说是必需的、迫切的。遗憾的是, 我们目前恰恰缺少这种精神。若考察中国现代史, 我们就会发现科学主义的盛行恰恰是科学精神缺失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在实用理性的支配下对科学的急切渴求, 导致了人们对科学的绝对化理解, 排除了思想宽容和思想自由, 从而导致了科学本身的失落, 也必然地造成科学精神的失落。所以, 清醒地认识科学主义, 客观地评价科学主义, 深刻地体认中国科学主义较之西方科学主义的特色, 结合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把握科学主义的本质, 有利于扬长避短, 建设更优的民族文化。

第三, 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有利于改变目前的文理分隔的局面, 积极寻求两种文化的沟通和交融的建构途径, 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理论上的和思想上的基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从对峙走向合流, 文科、理科从分离走向沟通, 这是世界发展的主流, 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趋势。重文轻理, 是我国长期停留在小农生产和闭关锁国的主要原因;重理轻文, 也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弊端。只有重视文科教育, 才能为科学技术发展形成良好铺垫;只有重视理科教育, 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力量引擎。所以, 必须认清科学主义的本质及其在中国发展的特殊情况, 积极寻求能够解决中国现存问题的新途径, 寻求一种超越科学主义的融合科学与人文的新模式, 更好发挥科技的生产力功能和文化功能, 改善人的生存状态, 以更快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观的美好目标。

上述分析说明了科学主义研究, 尤其是科学主义批判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树立提供了理论的前提和铺垫。不管我们承认与否, 科学主义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研究方法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而且它作为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现象的反映, 在当前不但没有消失, 而且还在发展当中, 所以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 对这样的一股思潮给予高度的关注非常必要。

二必要的反思视角:社会和生态之维

当前, 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必须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和目标为依据, 在关键领域和必要的衔接点上多下功夫。“中国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 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 走共同富裕道路, 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1]这样的一个目标中包含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的内容。所以, 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也应该在这样框架内进行。实际上, 科学主义与社会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间是存在着悖论的。

尽管科学主义在形成之初曾经走过了凯歌行进的辉煌,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所显露出来的弊端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主义的局限性。科学主义把科学当作神圣的偶像来崇拜, 企图以科学垄断全部人类文化, 并以君临一切的傲慢姿态对待非科学, 陷入费耶阿本德所抨击的科学沙文主义。尽管科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 其具有真理性的光辉成就, 具有其永恒的、持久的价值。然而, 这绝不是说科学所提供给人们的一切观念、方法、模式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和时代。科学主义把自然科学的一般有限原则加以不适当地推广和转换, 将自然科学的观念、方法不加限制地外推搬用并规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导致了一种教条和独断。这样的教条和独断对社会和谐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和民主自由精神都是一种阻抑, 对人与自然的和谐来说也是一种桎梏性的观念。

首先, “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价值, 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在这里内在地包含着对民主自由精神的崇尚。而科学主义这种极端化的价值观念必然导致对人文精神的漠视、科学精神的缺失, 也导致了对人性的压抑。在中国当下特定的语境中, 人文精神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 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科学精神是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人格, 主要包括求实、怀疑和创新的精神。说到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一样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而科学主义作为一种价值极端化的教条, 势必会泯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中的自由, 也导致了对人性的压抑。比如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对这种社会现实就深有体悟。他在对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 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 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 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2]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 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 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 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可见, 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不是科学主义者, 他们深知科学的限度。另外, 在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那里, 现代科技并未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为人们带来空前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科学技术的极大成功带来的科学主义信念, 在深刻地改变社会与人类生活的同时却也使人陷入异化之中, 它压抑了人性的自由。比如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 随着人对自然控制能力的提高, 人类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 使人的目的和手段倒置, 人沦为物——机器的奴仆, 成为无感情、无灵魂的工具。马尔库塞也指出:“科学凭借它的方法和概念, 已经设计并促成了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仍是联系在一起的。”[4]因此, 人类要努力摆脱逻辑和数学的“专制主义”。[5]

其次, 科学主义与人和自然的和谐之间的内在冲突也是当代的一个重要课题。人们一直以来关注的都是科学主义与生态危机的某种渊源。科学视自然对象为供人类利用开发的客体资源, 科学主义则将之推进为人役自然的信念。这一信念从根本上支持着现代人类单方面地从人类自身的利益与欲求出发, 毫无顾忌地开发与占有自然, 引发了生态危机。人们一般多将此种自然生态破坏归咎于19世纪为代表的早期工业生产方式, 却没有注意到科学主义在深层观念塑造引导上远甚于特定生产方式的危害。所幸的是, 人类在20世纪60年代伊始就开始了对科技发展的伦理反思, 并引发了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标志着对科学主义进行生态视角反思的结晶。1962年,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 (Rachel Carson) 花费4年时间, 调查了使用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后, 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指出, 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 无异于饮鸩止渴, 人类应该走“另外的路”, 犹如晴天霹雳一样引发了人类对环保问题的思索。之后, 资源、环境、人口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日益尖锐和全球化的所谓“人类困境”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其中, 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目。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 是一个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小团体, 宗旨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的理解, 同时激励那些能纠正现有问题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1972年3月, 梅多斯领导的这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篇研究报告, 题为《增长的极限》。他们选择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数: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这项耗资25万美元的研究最后得出地球是有限的, 人类必须自觉地抑制增长, 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结论。这篇报告发表后, 立刻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同年, 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 由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著的《只有一个地球》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委员会的协助下完成, 为此次大会准备的非官方报告。报告呼吁人类应该保持地球不仅成为现在适合人类生活的场所, 而且将来也适合子孙后代居住。在1987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主题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能力的发展”。这个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在呼吁对科学技术的限制以及对科学主义的非人化思想进行批判, 反对无休止地发展科学技术用以开发能源、消耗资源、牟取暴利, 反对把科技无条件地运用于工业生产, 以免制造污染、破坏生态平衡。而在当前, 人与自然的和谐仍然是每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所必须要遵循的原则。失去了这样一个前提, 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三超越之路:和谐社会文化底蕴的培育

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来说, 科学主义的反思还应该包括对科学主义超越之路的探索。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化的教条, 势必会导致人的目的和价值的迷失, 也就是导致了人文关怀的缺失。而人类最终的目的恰恰是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所以, 在对科学主义的超越中, 强调关注终极关怀、理想信念、神圣使命等价值理性的人文主义就成了重要的一极。这样一来, 在正视并积极地剖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现状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基于科学发展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就成了寻求科学主义超越路径时的一种理性化选择。而这样的一种理念恰恰构成了和谐社会的文化底蕴。

科学人文主义最初源于萨顿首倡的“新人文主义”。他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写道:“新人文主义”是建立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 “它赞美科学所包含有的人性意义, 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6]。他强调:“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 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都是人性的。每一次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 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6]他在另一部著作中更积极的呼吁:“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 最好是说明科学和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科学和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不是贬低科学;相反地, 科学仍然是人类发展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标;使科学人文主义化, 不是使它不重要, 而是使它更有意义, 更为动人, 更为亲切。”[8]后来, 波兰尼从认识论出发, 通过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观, 证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一样, 充满人性因素, 深化和发展了萨顿的理论。科学史家瓦托夫斯基也强调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这里强调的新人文主义不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简单汇流, 而是以科学精神为基础, 以人文关怀为价值指归。这样, 它就既可以弥补科学主义的不足, 也可以为人文主义找到现实的根基。那么, 这样的科学人文主义何以可能, 又如何可能呢?

科学人文主义何以可能?早在19世纪中叶,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就出现了相互结合的趋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趋势:“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 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9]而在今天, 不仅存在着从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 同时也存在着从人文、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汇流发展的趋势, 使得科学与人文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 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对话。在这方面,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吸取概念、理论和方法, 不断丰富各自的内容, 改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这为避免或减少科学和人文的冲突提供了现实基础。

那么, 科学人文主义又如何可能呢?首先, 科学家通过对科学的至深探索可以将他的眼光引向人文关怀的终极问题;而对科学局限性和科学家责任感的双重把握, 则使科学家有可能走向对科学的人性效应的深切关注。在这种情况下, 科学家将一方面继续追求更新的科学成就, 另一方面则同时致力于发掘其人文意义, 实现其积极的人性价值。这样, 科学和人文在他那里就不是必然冲突、二者择一的选择, 而是可以统一的事业 (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典型) 。这是一个自发的、但却也是极其艰难的、曲折的过程。其次, “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这两大知识主体之间的对话、沟通、相互理解是必要的前提。而且,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要求实施“文理融通”, 造就既有科学知识又有人文素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也为科学人文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的路径。另外, 以社会科学为“中介”, 实现科学人文主义也是一条可取之途。因为社会科学在学科上, 它的某些学科既可以看作是社会科学, 也可以看作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研究;在对象上, 它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有交叉之处;在方法上, 它既可以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也可以使用人文研究的方法。因此, 在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中, 社会科学在某种语境中可能更靠近科学, 也可能更靠近人文, 还可能以横跨两域的“中介”来展示自己, 是科学与人文两者相互过渡的地带, 也是促进科学与人文相互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此, 值得一提的是, 实现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科学人文主义的途径时, 马克思主义是一条绝对绕不开的道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科学思想与人文思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完美融合的集大成者, 并由此成为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马克思主义从研究的起点和设想社会发展的目标, 从哲学思想到经济分析, 从社会批判到社会发展, 都无一不是关注人的苦难和人的发展, 无一不是饱含着对人的思考与关怀, 无不包含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 无不洋溢着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标是人的自由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这样的目标面前, 科学技术成了必要的手段, 所以,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 既代表着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也代表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精神, 这样的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 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 走共同富裕道路, 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精神内涵是完全吻合的。它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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