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保定教育（共6篇）
清末民初的保定教育 篇1
清末民初约三十年的时间里, 作为直隶首府的保定在教育上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兴盛, 许多教育措施开风气之先, 令全国瞩目。先是甲午海战后, 作为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创办了蒙养学堂和畿辅大学堂, 成为全国教育近代化开始较早、程度颇高和内涵尚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此时的保定教育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教育模式, 更没有撼动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教育体制。
随着新学运动的实行, 各类各级新式学堂雨后春笋般在直隶各地涌现, 是谓保定教育的第二次兴盛。1901年, 保定新式学堂仅一所, 学生几十人, 三年后, 各类新式学堂则猛增至52所, 学生人数达257人, 可谓一枝独秀。此后至1909年, 保定的新式教育始终发展态势良好, 学堂数和学生数一直居高不下。诚然, 地方官贪图功利、虚报浮夸者所在多有, “敷衍者亦不少。至乡村初等小学, 往往有徒悬牌额, 虽有若无者”。但在短短数年间骤然达到如此规模, 成绩还是斐然可观的。
一、清末民初保定教育兴盛的原因
保定教育如此辉煌必有其深刻原因, 窃以为如下。
1. 政策的倡导。
早在洋务运动期间, 清廷已有兴办近代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等系列政策出台, 待经历了戊戌变法的鼓荡、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西方列强的联合入侵等事件后, 改革的力度加大, 始依“西法”, 推行新政。期间, 清廷大幅度调整旧有文化政策, 以教育政策的变革最为彰显, 影响也至为深远。主要有:布新除旧, 使教育由无系统过渡到有系统。清廷废除了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 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 是为“癸卯学制”, 建立起了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新型教育行政体系, 中国教育由无系统过渡到有系统。优先发展各类师范教育, 奠定了发展新式教育的基础。着力发展普通中小学教育, 使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向国民普及教育等。政策上的倾斜, 给清末民初保定的教育以巨大鼓舞, 保定开始广兴各类各级新式学堂, 推进新旧学制的转换, 建立区域新教育体系, 为保定教育的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
2. 地缘、人缘的优势。
直隶省是清王朝北方最重要的省份。直隶, 因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 于清初正式定制为直隶省, 省会保定。直隶地处清王朝统治中心区域, 居太行山脉与渤海之间, 东濒渤海连接奉天, 西据太行、恒山而毗山西, 南与河南、山东接界, 北枕塞外与内蒙相连;直隶省地域广大, 范围相当于今河北全省、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南、山东一部分。直隶总督直接辖区共十一府、九州、一厅、一百零四县。直隶总督的驻地, 冬驻保定, 夏驻天津, 清后期由于天津驻有八国联军, 《辛丑条约》又规定天津周围20里不允许中国驻军, 袁世凯便把他的直隶总督衙门设在保定, 并常驻保定。于是, 保定成为清末民初举足轻重的城市。
直隶总督负有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 内为清廷依寄, 外而表率督抚, 历来为疆臣之首, 这把交椅, 清廷总是遴选强有力的宠臣来坐。再加上直隶省不设巡抚, 是总督一人说了算, 位高权重, 又无人掣肘, 于是, 直隶总督总把在京城不能做或不便做的事情拿到直隶省来做, 保定俨然成了直隶总督培植个人力量的自留地。无论是早先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还是后来的袁世凯, 都凭借直隶这一特殊的地缘优势和直隶总督权倾朝野的政治地位, 在自己的地盘上完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新政大端”。
特别是袁世凯, 基于废科举、广学育才, 才能“内定国势, 外服强邻, 转危为安”的思想认识, 在任期间, 把创办新式学堂作为“新政大端”, 积极在直隶推行兴新学事业。组建各级兴学机构, 组建各级各类学堂, 把许多清廷有意设于北京的军事机构也想方设法搬到保定来, 保定的教育可谓蔚为大观。为推动保定地方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军事教育问题上, 袁世凯更是借直隶总督之要职, 雷厉风行, 大刀阔斧, 编练北洋军、开办各种军事学堂, 使保定军事教育大放异彩。
3. 留日学生、东游官绅的影响。
清末, 中国人留学日本已蔚然成风。民国成立后, 北京政府同样将留学日本作为促进中国近代化的一项重要策略来贯彻。1901年至1928年间, 留日学生占到了每年全国留学生总数的70—90%。与此同时, 难以计数的官绅人士, 也纷纷公费或自费赴日考察实业、技术与教育。1901年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后, 把留日教育作为其“新政”的重要内容, 不但派驻官费、自费留学生, 而且还由政府出面组织各种赴日考察团体。
许多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到保定来谋职, 他们对国外先进知识与信息了解较多, 视野开阔, 锐意进取, 在保定的各个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保定教育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据资料显示, 仅1914年一年, 回到直隶省工作的留学生就有114人。留日学生陈幼云, 保定蠡县人, 1903年赴日, 1906年回国, 次年创立保定育德中学, 后成为全国知名学者、教育家。
1902年5月, 袁世凯在保定设立学校司, 取法日本教育体制, 并组织了一系列国内、国外的教育考察, 使直隶从政人员及举足轻重的绅士眼界大开, 对外来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大大加强, 不少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在保定得以落实, 使得保定的教育改革迅速而全面地展开。如1906—1909年间, 直隶省的69个府州县先后成立了教育会, 教育会的正副会长中, 有近30人毕业于日本或曾赴日本考察过。1907年, 回到保定的留学归国人员, 仅毕业于日本速成师范者就有70余名, 保定不少地方的学校校长、董事及管理者、教师, 也多由留日归国人员担任。与此同时, 保定各地纷纷延聘日本教习, 参与保定的教育规划与发展。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即是袁世凯的教育顾问。1901年, 全国聘用日本人26名, 有13人在直隶省工作;1904年, 全国受聘日本人增至218名, 保定即占45人, 1908年, 全国受聘日本人达到555名, 保定占有74人。在保定的直隶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 定县的定武中学堂, 均有日本教习在执政和参与教育建设。
归国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短缺这一难题。据统计, 在1907年, 国内专门学堂、各种实业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的教员中, 留学生出身者280人, 占教员总数的17.5%;至1909年, 留学生出身者增至753人, 占教员总数的26.1%, 成为传承文明与传播知识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所以说, 保定在教育上的突出成效, 是几任直隶总督慧眼独具, 但也确实有学成归国的留日生和东游官绅群体的一份功劳。
二、清末民初保定教育的特色
1. 军事教育大放异彩。
戊戌变法失败, 袁世凯却大受其益, 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到任后首先抓了两件事:编练北洋军和开办军事学堂, 为后来保定军事学校大放异彩及尚武风气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编练北洋军。袁世凯在保定东关创练了一支“北洋常备军”, 称“北洋六镇”。至此, 拥兵七万的“北洋六镇”就成了袁世凯的嫡系武装。
开办军事学堂。编练北洋军需要大批各级军官, 尽管当时各地也开办了许多军事学堂, 如行营将弁学堂、练官营、参谋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等, 也有一些留德、留日的毕业生回国, 但袁世凯除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以及北洋保送留学生外, 不肯重用别人, 为了全部掌握清政府的新军, 培植忠于自己的新式军事人才, 袁世凯开始酝酿全面开办军事学堂的计划。从此, 轰轰烈烈的保定军事教育开始了。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 袁世凯拟定了试办各种军事学堂的章程, 上书清廷。将军事学堂分为小、中、大三个等级, 除陆军小学堂拟在省外择地设立外, 陆军中学堂和陆军大学堂都拟在保定设立。由于陆军大学堂培养的是部队高级军官, 便成了袁世凯与清政府争夺的重点。清廷多次在上谕、批中申明, 陆军大学堂必须在京师开办, 袁世凯却想方设法将最高军事学府设在保定。从袁世凯光绪三十二年 (1906) 闰四月二十九日给清廷的上奏中可以看出, 袁世凯明知“论其章制, 仍应设于京师”, 但借口开办大学堂, 要请许多外国人任教习, 设于北京多有不便, 便“略事变通”, 开办军官学堂, 实际是“不居大学堂之名”的大学堂, 并抢先下手, 暂借原有的保定将弁学堂堂址开课, 形成既成事实。这等于把应设于北京的军事大学堂强行设在了保定。清政府无奈, 迫不得已同意了这个要求。实际上, 袁世凯在上书清政府之前, 军官学堂业已开办, 招生120人, 以段祺瑞为督办, 赵理泰为监督[1]。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保定军校。
为解用人急需, 袁世凯还挪用各种款项, 在保定开办了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马医学堂、经理学堂等。一时间, 保定的军事学校遍地开花, 上军校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2. 普通教育成绩斐然。
光绪二十二年 (1896) , 直隶总督王文韶在保定创建第一所新式学校———蒙养学堂, 这是一所有别于旧式教育的小学堂, 是保定普及教育的开始。光绪二十四年 (1898) , 保定的第一所大学堂———畿辅大学堂成立。这是近代国内兴办的第一所省级地方综合大学。
担任直隶学校司督办的严修, 将日本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引入中国, 直隶教育由此颇有起色, 声著全国。1906年的统计表明, 直隶省计有北洋大学堂等5所高等学校、初等农工业学堂等职业学校21所、各类师范学校及传习所89所、中学27所、高小182所、初等小学堂4162所、女子学堂42所, 各类学生达86652人, 这些学校多是在严修任职期间设立的。袁世凯极为满意地说:“吾治直隶之政策, 曰练兵, 曰兴学, 兵事自任之, 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 予供指挥而已。”[2]在严修的推动下, 至1909年, 保定建立了42个劝学所, 居全国之首, 保定乃至整个直隶出现了兴学重教的风气, 就连保定各县的教育也有快速进展。
清末民初 (1928年前) 的保定因其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轰轰烈烈而备受国人瞩目。但随着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立, 中国政治、文化重心南移, 对保定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加上此后中原大战、日本对东北的入侵及对华北区域的步步进逼, 内无动力、外无和平, 保定教育的近代化进程遂急速减缓。仅30年的时间, 保定教育走过了一个波浪形曲线, 有高峰也有低谷, 其发展历程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许多思考的话题。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M].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23.
[2]张小莉.试析清政府“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3 (2) .
清末民初的保定教育 篇2
学习目标：
1、掌握京师大学堂创办时间、地位、及意义
2、掌握《申报》的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兴办的时间、地点、地位
3、理解、掌握科举制度创立和废除对历史进步的重要性 预习形成课
学习导航
京师大学堂的开办 创办：1898年 期间，光绪帝颁布诏书设立 地位：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 意义：对中国近代 产生了深远影响。废科举、兴学堂 1.1904年，清政府颁布《 》，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2.各地逐步建立起各级新式学堂 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
<<申报>>的创办 时间：19世纪70年代。地点：上海。地位：很快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大报。他是中国大众传播的先驱。
商务印书馆的兴办 时间：1897年 地点： 意义：中国近代 的文化出版机构之一
预习检测
1、选择题
（1）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发扬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贡献”，下列说法中和北京大学历史相符合的有
①初名京师大学堂 ②是维新变法运动的成果之一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④所倡导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原则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A.①③④ B.①②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2）我国现行教育分为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四个阶段，这是一种法定学制，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随意增删。这种以教育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的做法开端于
A.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B.新文化运动时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建议 C.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 D.京师大学堂作为当时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作出的规定（3）被严复评价为“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沿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的废科举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被废的科举制存在时间是
A.唐朝—清朝 B.隋朝—清朝 C.隋朝—中华民国 D.三国两晋南北朝—清朝（4）看报纸已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主要休闲活动，中国近代第一份商业性报纸是在哪个城市最早出现的 A.广州 B.北京 C.海南 D.上海（5）我们经常使用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它的出版社是中国近代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它的名称是 A.三连书店 B.商务印书馆 C.外文出版社 D.教育出版社 合作展示 问题探究
一、为什么说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废除都是历史的进步？
二、请你列举中国近代教育领域发生的变化。（京师大学堂的设立；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建立各级新式学堂；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
三、中国近代教育发生了一件大事，沿用了数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了，这在当时的读书人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许多人拍手称快，但也有人痛苦懊恼，你怎样看待废除科举制度？
用心
爱心
专心
（废除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有利于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利于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进步的重要表现。）
四、“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必求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样，不述荒唐之误，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份商业性报纸的创刊词，这份报纸的名称是什么？请你根据材料说说这份报纸的特色及意义。（《申报》；特色：第一份商业性报纸，内容丰富，新闻量大，范围广，真实可信，通俗易懂，能够让读者在阅读新闻的同时增长见识，吸取经验。历史意义：办报形式都为后来的报纸所继承，是中国大众传播媒体的先驱。）检测反馈1、1898年，颁布诏书设立，这是，也是。2、1904年，清王朝颁布的 是 ；1905年，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 废除。
3、是 报纸，是 机构之一。
4、京师大学堂设立的时间是 期间
5、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是
6、京师大学堂的学堂章程是由 起草的
7、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的时间是
8、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是
9、清政府废止科举考试的时间是 年
10、《申报》创办的时间是
11、中国近代第一份商业性报纸是12、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于（地点）
13、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书籍有
14、揭开近代教育序幕的是
15、科举制度创立到废除，一共存在了 年
16、戊戌变法期间所采取的维新措施中，唯一保留下来的成果是
用心
爱心
清末民初“兵式体操”教育审视 篇3
关键词：清末民初,兵式体操,教育,审视
受“军国民主义”影响, 晚清政府对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 积极推崇“尚武、忠君、爱国思想, 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等订立《教务纲要》中提出“各学堂一律练习兵操, 以肄武事”, 确立了“兵式体操”教育制度[1]86。这种制度前后持续了20年, 直至民国“壬戌学制”时期, 在众多争议下,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将其改良为体育科, 正式结束了“兵式体操”的使命。作为我国学校体育的开端, “兵式体操”教育为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增强国防能力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同时其很多做法却有悖于教育规律, 不利于青少年身体健康。因此,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 思考其作用与贡献, 应客观审视“兵式体操”教育, 评判其制度之良莠, 发现其可用之素材, 汲取有价值之营养, 摒弃悖时宜之糟粕, 才能为当代之教育提供借鉴。
一、产生与衰亡的历史背景
“兵式体操”源于普通体操。18世纪末, 德国人古茨穆茨创立了由人体运动、手工劳作、游戏为主体形式的“教育体操”体系, 并成为美国、瑞典、丹麦、日本等国体操理论与实践基础。杨和施皮斯又继承与发展了古氏体操体系, 而建立了现代体操体系。这些体操内容含有丰富的军事元素, 在当时的军队被积极采用, 就形成了“兵式体操”。如果说我国的“兵式体操”教育制度是学习欧美列强, 兴办洋务的结果, 倒不如说“甲午战争”对这项制度产生的影响更大。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我国朝野上下痛定思痛, 并决心学习日本的各项制度, 如光绪二十五年 (1899)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提出:“日本变新之始, 遣聪明学生出洋学习, 于泰西诸学灿然美备, 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2]15大批留日学子在学习现代科学的同时也将“兵式体操”教育带回中国。1902年, 留日学生军事家蒋百里依据我国军事训练的实际对其进行改良, 添加了行军、演习、射击、拼刺、登山、竞舟等内容, 形成了我国的“兵式体操”。“兵式体操”在一开始只是在军队采用, 后经蔡元培等人的积极推行, 逐渐成为普通学校的基本教育制度[3]1。
随着清王朝被推翻, 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虽改革教育制度, 但依然沿袭了在普通学校须开设“兵式体操”课程的规定。在“壬子癸丑学制”后期, 受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 当时社会开始倡导全面促进大众身体健康的理念, 使得“兵式体操”教育制度饱受诟病, 并在教育实践中出现不符合青少年成长规律的众多问题, 为此, 有识之士开始激烈抨击“兵式体操”这种“军国民主义”教育制度。如陈独秀所言:“斯巴达人之教育, 期以好勇善斗, 此军国民教育主义, 为近世教育家所不取。”[4]30就连积极推行“军国民主义”的教育家蔡元培也在《欧战后教育问题》中指出:“军国民教育是将国民作为机械, 被野心家利用, 不能容于今日。”[5]78在众多质疑声音影响下, “兵式体操”在壬戌学制时期被当时的北洋国民政府正式废止。
二、“兵式体操”教育价值
1. 以强兵制度带动强国目标实现。
“兵式体操”的教育思想与理念是对当时中国极力幻想摆脱积贫积弱, 实现救亡图存目标的反映。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就提出:“我无能战之实力, 人遂不以国视我耳”, “今则彰明较著, 示人以国家之强弱存亡, 一视其能战之力之为大、为小、为有、为无耳”[6]。其中心思想就是中国要实现国家强盛、地位提升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首要问题就是提高国防能力, 加强国防建设, 以强军带动强国。“兵式体操”教育制度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服务, 并通过对普通学生的军事化训练、强制化实施来促进强兵, 从而实现强国梦想。如学习西方列强的强兵经验, 在各级学校积极推行军事化训练制度, 培养普通学生的国防观念, 加强军事训练化水平, 提高军事素养, 提升国防动员能力等。
2. 促进了国民身体素质提高。
当时我国国民身体素质极度孱弱, 英年早逝、降生夭折现象屡见不鲜, 国民平均寿命只有33岁。对此, 曾师从于杜威的教育家蒋梦麟先生深感忧虑:“夫逸居饱食, 以养精神, 则精神必殭。若但用精神, 不强体力, 则终亦必踣。况近世文明复杂, 必非枵朽之体所能担当。”[7]295蒋先生的忧思不无道理。自19世纪初西方向中国输入鸦片, 使得国民深受其害, 加之人们拘于安逸, 而难有忧患意识, 身体锻炼的意识淡漠, 国民的身体素质极为低下, 被西方称之为“东亚病夫”。为此, 当时的政府实施了“强国必先强种”的策略, 陆续在普通学校开设“兵式体操”课程, 欲通过这种教育方式实现国民强固之意力、健全之体力、精神之振奋等目的。“兵式体操”教育制度改变了重文轻武倾向, 将体育锻炼作为一项知识性课程纳入教育计划, 改变了旧教育思想中的“蛮夷小技”错误观念。同时使知识学习与体育锻炼相得益彰, 从而有力的改善了国民身体素质水平。
3. 将军事训练融于国民教育, 提升青少年综合能力。
从“兵式体操”的教育内容上, 不仅是简单的队列、行进、姿势、令行禁止等常识性动作, 而是对整个军事化训练的体系教育, 是形体、技能、精神、意志、协同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培养。其教学内容可谓包罗万象, 如形体训练、队列训练、徒手体操、棍棒体操、柔软体操、旗操、哑铃操、结绳方法、急救方法、观察能力、嗅觉能力、听觉能力、设置障碍 (陷阱) 、角力训练、信号联络、小组协同, 野外演习等, 涉及人的体能训练、心理训练、智力培养、意志力的培育、分析能力的提升、实物操作、团结协作等诸多方面的教育。在教学方法方面注重学习实效, 以达到熟练操作为目的。如魏鼎勋编纂的《童子军体操》一书中对学习过程的描述:“既毕一节, 须勤加练习。较难者, 可分数次教授。每次演习, 需将前授者复习一遍, 然后授以新者。”[8]14为提升学习效果, 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喊口号以激励士气, 同时还在上课时播放音乐以配合学习场景的创设。
4. 培养国民纪律素养与协同精神。
1912年9月,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其颁布的《学校系统令》中提出:“使身体各部平均发育, 强健体质, 活泼精神, 兼养成守纪律尚协同之习惯。”[9]71可以看出, 当时的政府期望通过兵操教育实现增进身体健康与培养学生遵守纪律, 团结协作品质的目的, 而将其写进类似现在的教学大纲中, 说明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 在推行“兵式体操”过程中, 也将促进团结, 加强纪律作为课程设计的宗旨。如在纪律培养方面, 从学生的起居习惯、课堂维护、练习遵守、效果评判等方面进行严格要求, 使其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培养遵纪的理念。在团结协作培养方面, 从其课程中出现的各种协作性练习项目足以看出这种教育思想得以贯彻执行的实例。如在童子军自由车队教程中的“自由车用为临时病床之式”, 将三辆自行车摆成三角形, 将担架固定在自行车上来救护伤员, 而操作者必须相互配合才能使担架平稳向前推进, 如果配合不当会将担架倾倒, 通过这种练习达到训练协同性的目标。以上的教学事例还有很多, 如协同推炮、旗操协同、小组结绳、团队角力、竞舟比赛、背负伤员接力等。
三、“兵式体操”教育缺陷
1. 混淆了军事训练与体育锻炼的功能与作用。
虽然说体育缘起于军事, 然而二者却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兵式体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加强身体健康的促进作用, 但它的核心还是根植于军事这个基础。特别是军事训练是以人在极端条件下身体承受能力培养为目的, 而非完全以促进人的身体健康为实施方向。而教育则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 二者具有根本区别。以“兵式体操”教育替代普通体育教育的做法, 是混淆了体育与军事的特有本质, 将军事训练等同于体育锻炼, 过分强调其体能消耗, 过分强调人们要按照一个标准实现既定目标, 忽略了体育运动的娱乐性、健身性、可持续性功能, 忽略了体育教育的宗旨是“寓教于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实现的人本身的健全与完善为目标。
2. 忽略了个性教育培养。
“兵式体操”教育严格来讲是一种军事化教育, 是建立在制度化、强制性、统一性的基础上, 它无暇顾忌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 因此其很多做法违背了教育规律。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此发文指出其教育的缺憾:“教者发令, 学者强应, 身顺而心违, 精神受无量之痛苦, 精神苦而身亦苦矣。”[10]可以看出, “兵式体操”的教育方式是建立在被教育者是一个完全服从, 盲目一致的基础上, 并没有依据被教育者的个性特征来实施教育。这种教育忽视了被教育者各自差异化的成长环境, 各自不同的智能水平, 差别化的学习态度认同, 高低错落的生理机能, 而用同一尺度来实施教学过程, 衡量学习效果, 自然会使学生难以激发学习热情, 产生消极抵触情绪, 难以实现良好的学习效果。
3. 违背青少年生长发育规律。
“兵式体操”的开设, 忽略了依据学生身体发育状况来确定其相应的教学计划。特别是在确立初期, 各级学校都是以类似的计划进行教学实施, 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以“兵式体操”来确定教学大纲, 虽内容有一些变化之外, 其根本内容还是军事化训练, 并未遵循学生的生理、心理等特征进行“分层教学”、“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的放矢”的教育宗旨, 实施分类教育。而采用统一的、偏重于军事化的“兵式体操”教学内容与手段, 势必造成低年龄段青少年难以承受的身体负担, 严重影响其正常的身体生长发育。这种不以学生身体生长发育规律实施教学的做法, 往往造成非但不能提高身体素质, 反而会危害身体健康的结果。
四、当代教育汲取
清末民初的保定教育 篇4
私塾是历代私人办学。西周前，学在官府。春秋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到战国时，私学大盛。汉代以后，私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是“私学”的一种。
私塾以一年为一馆，每年教学十个月左右，一般只有一个教师，人称塾师。塾师因身份、学识不一，其设馆的方式与待遇也不一样。外地或本地一些清贫学究，塾师请董事为其联络筹措，所设之馆谓“团馆”;人品端正，颇富才识的名师，为富豪家庭所聘，设之馆谓“东馆”;唯学识渊博，声望地位较高，在自己家里设馆课徒者谓“门馆”。对于一些贫苦百姓利用农闲时间合资聘请塾师教授其子弟，一般从当年农历十月起到次年的三月结束，谓之“冬学”。
塾师的束修(工资)，在“团馆”、“门馆”中读书的学生，按不同的年龄和受教内容交纳不同的学金(有时候以粮食计算);在“东馆”读书的一般都是富豪人家的亲属子弟，由办学人付给塾师一定的报酬;“团馆”塾师的膳食，一是自炊，即自理伙食，一是“供馔”，即由一家或几家或挨家轮流供膳。
私塾使用的教材及学习年限亦无定制。塾师日常的教学程序是上午教读字方(方纸写成的字块)、基本教材，放学前每个学生写大字一篇，大字的书法程序是仿影、临摹，最后学习小楷，兼自习大楷。下午，蒙童温习字方，塾师指认字方，再摇头晃脑范读诗文，蒙童复颂诗文。每月初一、十五以及端午、中秋、馆末等各个阶段，蒙童要将前一阶段所念之书会复读背诵，背错除了重背，还得让塾师用戒尺打手心或罚跪，“学以畏而成” 是一般塾师的基本信条。
私塾的教学方式是个别教学。对不同年龄及不同智力儿童安排不同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即使是读一样的书，也会因进度不同而不能一刀切授课。启蒙儿童先识字方，再读《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然后读“四书”、“五经”。对年龄大的学生逐步加授一些封建伦理、社会实用及一般文史常识。大多以《女儿经》、《孝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古文观止》、《通鉴》、《史记》、《左传》等为教材。也有选学其他一些书籍，如《大学》、《中庸》、《孟子》、《增广贤文》等。
清末民初，全椒县城规模较大的私塾有：
兀(读音：基)经学舍
兀(读音：基)经学舍设在寄庐，为江彭龄晚年所筑的居舍兼学馆。
江彭龄，清末民国间本县人，字柱臣，晚号寄庐老人。贡生。知名塾师。以经学考据倡导中，设兀(读音：基)经学舍，课百余人。沐清二品淮安知府、进士汪文绶，民国安徽省教育厅代厅长叶尧阶、全椒中学首任校长、进士邱景章，山西省政府顾问史维孝，画家汪文弼等皆出其门。
四十岁时，江彭龄因母丧哀，双目失明，仍口讲指画以教授弟子，著有《寄园丛稿》。寄庐内有江彭龄联：
“扫地焚香，清福要人能领受;编篱种菊，秋花比我更孤高。”
庐边有二贤祠，内有江彭龄联：“抄迹向荒祠，弹指有年!敌多少、珠帘画栋，锦瑟瑶觞;荣瘁(一作“荣悴”，兴盛与衰败)迭相寻，俄(瞬间)迁异姓。豪游逞狂瞽(放荡不羁的瞎子。瞽，不明)，栖神安在?侭(听任，放任)流连、周易庄经，秦书汉史;含咀应不尽，独契真机。”
周易，也叫《易经》，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道家以性命之根本为“真”(神)。栖神，同“栖真”，谓保其根本，养其元神。含咀，品味，多指对书史学艺的欣赏体会。
19春，江彭龄因肺病逝世，享年67岁，学生及教育界200余人送葬。
朱钟鼐囗囗学舍
朱钟鼐(1870～?)字彝臣，清末庠生。辛亥革命时，安徽谘议局成立，朱钟鼐与叶尧阶以其学问和声望，当选为安徽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任地方财政局副局长，参加民国九年《全椒县志》校阅工作。曾设馆招收准备考秀才的生徒百余人补习。囗囗学舍被称为高级私塾。
1939年朱钟鼐因病逝世时，执拂者众，学生私谥曰“贞惠先生”。这是全椒继江彭龄之后，得私谥的笫二位塾师。学人汪文弼(右卿)挽之曰：“交游记卅年前，浪迹山林，同访丰乐醉翁之胜;寿考得六旬外，竭枕桑梓，久为乡评物望所归。”
昆甫改良私塾
“昆甫改良私塾” 是叶柏青次子叶国璜举办。叶国璜，字昆甫，协父办私塾。叶柏青教高年级学生史记、古文、唐诗，叶国璜教低年级学生四书、五经、古文及各种启蒙课本。
1931年，父亲叶柏青受山东青岛周姓专聘为家庭教师后，叶国璜独自在家教读，这时已改为“改良私塾”。除教授古文外，还增授高小年级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先后聘请程吉梧、陶继弓、张焕琼等协助教学，学生由三、四十人发展到近百人，分高、中、低三个班。由于学生增多，叶国璜又租借金氏宗祠(今南屏菜市场)为塾地，这就是当时全椒县城较有影响的“昆甫改良私塾”，得到当时教育部门登记核准开办。1937年，日寇侵华，县城沦陷，乃被迫停办。我县一些文学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都出自叶氏私塾。像抗战开始后参加革命的王永、童苏群、傅明、张弓、何若人、华农、罗应生、卢曼超、章达、韓融、王青松皆是叶门子弟。
叶国璜停办私塾后，抗战期间辗转大西南，抗战胜利后与万氏夫人定居南京洪武路闺奁营13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病逝。
除此以外，清末及民国年间，全椒县城规模较大的私塾还有：
位于县城东门邱止庵茧场的马道宽私塾，学生四、五十人;东门大街(老检察院旧址)的陈逢春私塾;西门中街(老县印刷厂旧址)的田际丰私塾;河湾街的邢作霖(字雨三，秀才)私塾;位于今红栏桥附近王氏宗祠的州门私塾;东门原食品厂附近的潘承炳私塾，属启蒙性私塾;今凤凰街的朱一民私塾。
在乡村开设私塾还有：古河集的张瀛、陶继弓;大马厂的王稼宗旨;程家市的张鉴怀疑、於可以卿、石玉泉、孙子怡宝悌;六镇集的确刘兆璋;赤镇埠的阮真伯、张焕琼等人(《全椒县志》P559页)。
1940年以后，在周家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设规模较大的私塾有：玉皇庙的姚书庸私塾，西魏的罗本成私塾，黄栗树的张必雁私塾，王郢的王爱农、储杰私塾，郭庄的徐德荣私塾，甄郢的汤兆龙私塾，内庄的胡成祖私塾等。这些私塾少的十多名学童，最多的三十多名学童。私塾经过改良，废除体罚，采用路西根据地小学教材编委会编印的课本，主要是国语、算术，有的高年级的私塾，还分别增设地理、历史、自然等科目。1948年底，全县有私塾28所(《全椒教育志》P12页)。
义学的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与私塾无异，所以也叫义塾。它是中国旧时由私人集资或地方公益资金兴办的一种免费教育。与私塾稍有不同的是，一年三节(端午、中秋、春节)，学生要向先生送“节礼”。而且大部分义学都有一定的学田，用田产租金维持办学，也有部分义学是地方官助。据民国九年《全椒县志》载：“清吴宪书，庠贡，居北乡，嘉庆十九年(18)大饥，曾慷慨捐粟二百石设粥厂于孝隐祠，远近乡邻，存活甚众。复创义塾，以诱后进。” 清·光绪初年(1875年)江彭龄的兀(读音：基)经学舍是清末最大的义学。
有些地方名士、土绅捐办义学时，同时订下多条义学条规：例如，某乡义学规定：
一、酌定先生修金。每年以四十千文为度，及端阳、除夕每次敬仪一千文。学生以四十人为度，人数满，再来者不收。
二、先生必延请四十以外六十以内，人品端重之士。所延之师，或干预外事致荒功课，抑或疏懈耽误生徒者，辞去另延。
三、学生除桌凳外，所有一切笔墨纸砚书本，本人自备。
四、学生在馆淘气，小则先生加惩，记明次数，若五次不改，即行逐出，次年不得再收。
五、学生专为本乡子弟赤贫无力从师者而设，若有营业，能筹措束修者，自可另选名师，毋庸送入义学，以体贫事。
六、学生自六岁以上至十五岁而止，若年届十六以上，业已成丁，自可食力，毋庸再送入义学。
七、先生每年修金，按四季支取，此外不得另索生徒。
八、学堂本属学生读书之所，一切闲人不得闯入。先生亦不得延误。倘有无故酗酒扰乱学堂，或系本童之父兄，除将本童逐出外，其父兄亦必廪官惩究。
“义学条规”把义学办学宗旨、塾师选聘标准及工资待遇、塾师工作职责、对入义学学童条件、要求以及维护义学办学秩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当时是一个较完善的地方办学条例。
清末民初的保定教育 篇5
女子教育是当今举世瞩目的重大课题。近代女子教育在我国女子教育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清末民初山西女子学校教育在其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本文主要从教会女子学校的开办、开明绅士的捐助、政府的支持以及觉悟女性的推动这四个方面论述这一时期山西女子学校教育兴起的原因, 以对当今教育有所借鉴。
二、兴起原因
1.教会女子学校的开办
传教士为扩大文化侵略, 在进行传教的同时, 也开始创办学校。1878年, 内地会女教士在太原创办女校, 此为山西最早的基督教教会学校。此后, 各种教会在山西创办了一系列女校。如1893年, 基督教会在猗氏城内设立仁德女子初级小学。1903年, 基督教内地会德国牧师贝士尼、乐和曼创办育贞女校。这些女校使山西女性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 为山西人自办女校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山西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
2.开明绅士对女子学校教育的捐助与支持
清末民初山西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 离不开开明绅士的帮助与支持;他们认识到要救国强国, 必须要让女性接受教育, 因此, 他们积极创办女校, 动员女性上学, 这样部分女性开始走进学校, 接受教育。这促进了山西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如祁县开明绅士孟步云先生, 他早在1906年就在隰州创办了山西省第一所州立女子学堂, 并亲自主持学堂一切事务, 同时, 他还首倡妇女天足, 规定学校只收天足妇女, 并以身作则, 令其妻郭氏首放天足, 到学堂义务任教。其长女孟石兰即为天足幼女, 并率先到隰州女学堂报名入学。自隰州卸任后, 孟步云又自筹经费在太原创办了女子速成师范及女子小学堂各一班, 并自任校长。1909年, 在他的倡导下, 又在祁县创办了县立两级女子小学堂, 后改建为县立女子高小, 建校时孟步云亲自走家串户, 动员各家女子入学。在他的带动与宣传下, 更多的女子开始走出家门, 接受教育。总之, 以孟步云先生为首的开明绅士对山西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政府对女子学校教育的支持与提倡
1917年、1918年, 山西先后出台了两项义务教育规程:《改进全省义务教育程序》和《山西施行义务教育规程》, 这两项地方性法规提出了全省义务教育实施方案:学制四年, 儿童六周岁到十周岁为学龄期, 学龄期内所有儿童均应受国民学校之教育, 否则强迫免费入学。山西省在实施强迫教育时, 一方面, 省政府明确把失学儿童家长列为村内需要整理的10种人之一。另一方面, 教育厅又多次颁布法令, 督促各县、区、乡、镇行政人员加强对儿童失学原因、人数的调查与统计并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 挽救失学儿童。对于确实因贫失学者, 教育厅提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稍贫者, 令其农暇入学, 甚则免收学费;较甚者, 由县款补助课本;极贫者免其入学费, 于区村户口册中登记之。”与此同时, 各县还根据本地情况, 制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挽救失学儿童的办法, 防止儿童辍学。如1923年, 祁县公布了《救济贫弱儿童办法》。这个办法规定:贫弱男女失学儿童每日 (或早或晚) 集中到国民学校认字720个。为了提高儿童学习效率, 这个县还要求教员把每天失学儿童应认之字依次在村口、墙壁等处大书10余处, 供儿童随时识记, 这就使女学龄儿童确实能够受到教育。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
4.觉悟女性对女子学校教育的推动
清末民初山西女子学校教育能得到较快发展, 离不开这样一批女性, 她们冲破世俗观念, 接受教育。而且, 她们还积极兴办女子学校。如阎玉清女士于1912年在运城创建“山西女子第二师范学校”, 首任校长, 学校倡导男女平等。至1915年, 女子师范学校已招收五期学员, 教职员工达25人, 学员200余人。一时“淑女不进二师范, 虽读诗经也枉然”的佳话传遍整个河东。
有的觉悟女性还积极撰写文章、创办刊物、发表演讲、参与社会斗争、宣传妇女解放, 要求还女性受教育权, 山西女性石评梅和刘亚雄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 这对促进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会女校的开办、开明绅士的支持与捐助、政府的提倡以及觉悟女性的推动, 使得清末民初山西省的女子学校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国时期, 山西的女子小学教育在全国遥遥领先。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民国十二年编的《中国教育统计概览》记载:“小学学生数与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山西为7.2%, 居全国首位, 远远超过其它省区;女生受国民教育人数占学生总数, 山西为17.6%, 也居全国首位。”据统计, 到1929～1930学年度, 全国女子小学生为1 304 043人, 占小学生总数的14%强。女生最多的辽宁省有20万人, 次为山西, 15万人。这一阶段山西省的女子师范教育在全国亦名列前茅, 据统计, 1922～1923年, 全国有女子师范学校67所, 而山西就有6所, 占到9%, 位居全国第四位;不仅如此, 1922～1923年山西省师范学校女生数也是全国最多的, 有813名。
三、启示
清末民初山西女子学校教育兴起的原因告诉我们:政府的支持和投资是办好教育的必要保障;各界人士的捐助以及全体同胞的支持, 是发展教育不可缺少的力量;而受教育者及其家长的热情则是促进教育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内在动力。只有将这几方面的力量聚集起来, 我们的教育才能越办越好!
摘要：女子教育是当今举世瞩目的重大课题。近代女子教育是我国女子教育发展历程中的主要时期, 而清末民初山西女子学校教育在其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本文主要从教会女子学校的开办、开明绅士的捐助、政府的支持以及觉悟女性的推动这四个方面论述这一时期山西女子学校教育兴起的原因, 以对当今教育有所借鉴。
关键词：清末民初,山西省,女子学校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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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时期法学教育模式浅析 篇6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起始于清末, 以创办新式的法律教育机构为主要标志。由于晚清社会风气之开有先有后, 办学主体和教育模式又呈现多样化, 使得近代法学教育发生过程十分复杂。下面将以法科学堂、法学学制以及法学教育模式的演变为视角, 具体考察清末民初时期法学教育模式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一) 法律学堂的创办与发展
1. 清末时期法律学堂的创办与发展。
最早引入西方法学教育的是1862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 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馆中传授他所翻译的《万国公法》[1]为标志, 同时也被认为近代法学教育的胚胎[2]。90年代中后期, 清廷在处理内政外交上对法律的需求日益增多, 许多综合性学堂都开始增设法律教育。如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立的“万木草堂[3]”、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设立的中西学堂[4] (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堂) 、1897年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设立的“时务学堂”、1898年筹设的京师大学堂等教学内容都涉及近代法律学。20世纪初, 修律形势的发展和“预备立宪”之需, 司法、财政以及警察自治等都需要法政人才, 且立宪思想蓬勃发展, 对法政、法律人才需求加剧升温, 培养专业法律人才, 开创法政 (法律) 学堂, 无疑是孕育新式法律人才重要摇篮。1905年, 经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多次奏请, 京师法律学堂成立, 为晚清全国开办法政学堂的先河。同时, 直隶省也在筹设直隶法政学堂事宜, 学部于1907年2月2日提出把原设进士馆即将空闲下来的馆舍与教习室改为法政学堂, 名为“京师法政学堂”, 其宗旨就是“养成专门法政学识, 足资应用”[5], 造就应用型法政通才, 其逐渐成为后来法政学堂的办学模式。
2. 民国初年法政学校的扩张与改造。
民国初期法学教育的“兴盛”状况延续了清末以来教育机构数量增多的层面上。与1913年前相比, 全国各地的国立、公立法政大学数量不断增多, 私立法政大学, (包括法政学校和大学中的法律院系) 也开始出现并发展[6]。据1918年统计, 当时高等院校 (含专科) 共77所, 综合性大学仅6所, 而法政专门学校则多达35所。法政专门学校的数量和在校生总数均远远高于其他专门学校数倍, 甚至十数倍, 而与综合性大学相差无几;且综合性大学内也大都设立法政专业, 尚未计算在内[7]。然而, 法学教育机构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使初创法学教育所追求的精神得到很好的贯彻, 众多学子仍然受到科举陋习的侵蚀和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浸淫, 出于功利考虑, 竞相投身其中[8]。民初政府为了改革这一现状, 制定出“法政教育应偏重造就自治人才, 而严其入宦之途”的整顿方针[9], 推行严格招生制度, 取缔私立法政学校, 强化监督管理的政策, 一定程度上遏制法律教育兴盛的局面, 使人才培养趋向合理化、规范化。
(二) 法学学制的演进
1.《钦定学堂章程》到《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制变化。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根据《钦定学堂章程》的规定, “高等学堂始习法学”[10]。由此可见, 在晚清的第一个学制系统中, 法学列于高等教育阶段, 但颁布不久, 即被废止, 实际上并未执行。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 称《癸卯学制》, 这一学制一直实行到清朝灭亡。按照《癸卯学制》, 中学堂第五年的学习科目中, 即列有“法制及理财”一目, 大学堂分设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大学, 其中政法科学习年限4年, 除了政法科设有法律课程外, 其他分科也设有多少不等的法律课程。所以, 《癸卯学制》中关于法科方面的规定要比《壬寅学制》进步不少, 比如将科名从“政治科”改成了“政法科”, 对政法一科的教育更加关注和重视。
2. 民初时期的学制演变。
1912年10月24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令》22条。嗣后于1913年1月12日又公布《大学规程》4章28条。这是民国初期规范大学教育的两项基本法令。就法科学制而言, 民国初年颁布的《大学令》和《大学规程》, 与清末的《癸卯学制》相比较, 有以下进步:第一, 将大学的科名改称“法科”, 而且将法科的涵盖面扩大, 包括政治学、法律学以及经济学;第二, 管理或设施方面的有了一定的变化, 例如改高等学堂为大学预科等。根据1912年10月22日教育部公布的《专门学校令》和同年11月2日教育部公布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 让法政专门学校与大学法科在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分科结构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基本一致[11]。1917年9月, 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修订大学令》, 允许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 如法科大学, 另外, 大学设立由各科学长、正教授及教授若干人组成评议会, 审议各学科的设立、废止及学科课程等教学管理事务。1922年1月1日, 教育部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 关于大学学制年限, 特别规定法科大学修业年限至少5年, 还取消了大学预科制度, 并规定大学采用选科制。
(三) 法学教学模式的选择
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经过了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的学习, 二者的法律实践不尽相同, 各自形成的教学模式也风格迥异, 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也便经历了英美法学教学和大陆法学教学两种模式的抉择。
清朝末期, 英美法学家、传教士纷纷陆续来华办学授课, 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英美法系的法学教学观念。例如丁韪良不断地将当时欧美最新的国际法著作纳入同文馆的课程体系, 学生通过学习外语而接触到了西方最新的法学知识, 这使得同文馆的国际法教学, 至少在教本的选用上, 大体与英美的法学院相当。民国前期, 北洋大学在法科大学中颇有影响, 是中国近代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法律科也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法律教育机构, 其教学模式 (特别是前期) 尤为明显地采用了英美法系的教学方法和思路, 在教学模式实行案例教学的美式法学教育, 法律科目自开办时也以英美法为教学基础, “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 均与美国最著名的哈佛、耶鲁相同”, 以后又不断聘用美国的法律家为教师, 毕业生也大多赴美留学, 特别是入哈佛或耶鲁大学, 以进一步取得高级法律学位。因此, 北洋大学法科有着浓厚的“美国化”色彩。不过应当注意, 法科的法律课程中一直设有罗马法或罗马法律史一类的课目, 而且到了后来, 即1917年又添聘奥国的孔爱格博士将罗马法扩充, 加授大陆法的内容, 因此, 北洋大学的法科也不纯然为英美法所独占, 具有重视大陆法的趋向。同时随着清末以来由政府主导推行的法制变革的进行, 国内法律制度多参照日本, 学习大陆法系国家, 反映到法律教育层面上则表现为效仿大陆法学教育模式。北洋大学实行案例分析的美式法律教育, 与国内法制转型后的运行模式有所不合, 1918年, 民国教育部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法科, 从而融入北大的大陆法学教育模式。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民初逐步建构并完善大陆法典体系, 最终确立了大陆法为主的法律制度, 与之相应, 法学教育机构的发展也逐步向大陆法系靠近, 最终确立了大陆法系的法律教学模式。
二、清末民初时期法学教育模式的演变原因
新式法学教育的传入到兴盛, 甚至曾在整个教育领域一枝独秀, 出现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 主要是由于“教育救国”的重视、政治改革的需要、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和法学本身的特点。
(一) “教育救国”思想的传播促使对法学教育的重视
“教育救国思想”的出现大多是源于人们对社会现实不满, “首先由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 后经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倡导, 到“五四”时期发展成为一种教育思潮。其认为以教育为突破口, 来挽救民族的危亡, 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法学教育自然也由此被重视起来了[12]。
新文化运动时期, 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 缺乏文化教育的彻底变革和思想启蒙是中国社会变革屡遭失败的主要原因, “‘西学东渐’几十年, 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仍停滞不前, 而几十年来的教育改革, 只注意数量的增加, 却不曾注意根本上的方法改革”[13]。他们痛感到, 文化教育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 要建立新政权, 就必须有适合新政权的新文化教育作为基础。这样, 教育自然就被推到变革社会的重要位置上来, 法学教育的发展成为了必然。
(二) 政治法律制度的革新和社会的需求推动法学教育发展
国家要实行“法治”, 改革法律制度, 必是一项繁复工程, 既要近取本土风俗, 又需远借外洋制度, 所以国家急需具备渊博学识而又精通法律的专门人才, “人民先无法政上的常识, 则不知法律为何物, 自身与法律的关系为何事, 又何以视法律为固轨常规而自觉遵守。所以, 法制教育实乃我国法政兴革的第一要务。”[14]而当时新型的专门法律人才极度匮乏, 急需快速广泛地开展法科教育培养社会需要的法制人才。因此大力发展法学教育迎合了社会变革时期国民的心理诉求, 也是顺应政治法律发展的时代潮流的需要。
正是因为新时期对法律人才的大量需求, 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才得以兴盛发展。即便后来民国政府教育部对法学教育进行了大力整顿, 缩减和调整法科学校, 但依然难挡法学教育总体上的盛势。
可以说, 法学教育的创设和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 是适应政治法律制度变革的时代要求, 迎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质言之, 正是外事和政局的骤变、巨变, 才促成了清末法政、法律教育大规模的兴办和发展[15]。
(三) 法学教育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推动
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可谓自古有之, 根深蒂固,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清末时即废除科举制度, 使普通民众无法再通过科举考试而进人仕途, 这对于向来崇尚“官本位”观念的中国人来说, 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清末开设法政学堂之初主要是为了对在职官员进行法律培训以应对当时的政治法律社会变革, 发展至后来, 便不再限于官员, 开始面向社会招生。由于法律人才的急缺等原因, 很多法科出身的人可以轻松踏上仕途。
民国时期, 民众对入仕的热度不减, 尤其是民初北洋政府意欲推行文官考试制度, 拟定的《文官考试法案》中规定了高等文官的考试科目, 12科考试中就有8科为各种法律, 占了三分之二的比重。于是学习法律或法政专业成为众人通往仕途的跳板, 这也就推动着这个时期法学教育继续盛行。
蔡元培先生曾说:“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 以求学于此者, 皆有做官发财思想, 故毕业预科者, 多入法科, 入文科者甚少, 入理科者尤少, 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 对于教员, 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 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 特别欢迎……[16]”此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法科学习者的入仕追求, 民国时期学习法科很多时候是基于官本位传统的社会认知。
法学教育追求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法学人才, 而很多法科学习者出于官本位的价值追求使得教与学之间的价值对接有些扭曲, 不得不说这既是当时法学教育盛行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也是它的一处败笔, 甚至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法学教育的致命伤, 同时也是中国法学研究的致命伤。官本位的价值追求也可以说是造成二十世纪中国法学贫困幼稚的一个原因。
(四) 法学的学科特点为法学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清末民初时期法学教育发展到兴盛,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法学这门学科自身的特点为发展法学教育提供了可能。经过了社会巨变, 本就因为清朝后期诸多赔款而变得贫穷的中国在经过战争和政变之后更加贫困, 因此当时国家教育经费严重短缺。
若兴办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去聘请教员、购置实验仪器、兴建实验设施, 以当时的教育经费来说显然难以达到, 也就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所以理工科大学的发展和理工科教育自然也难以兴盛。而发展法学教育则不然, 特别是成立专门的法政学校, 第一, 这门学科的学习经费需求较少, 例如不需多少仪器设备, 校舍可因陋就简;第二, 师资可节省很多资金, 因为法科教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法科教学主要靠教师口授和私室研究, 课堂之上人数略多无足轻重, 那么同样多的教师便可以教授更多的学生, 从而节省教育成本。另外, 清末兴起的法科留学热潮, 为法学教师提供了来源。时至民国, 当时前往日本、欧美学习法学的一部分留学生已学成归国, 恰恰可以投身法科教学, 所以此时要凑齐办学所必需的师资队伍也并非难事。这些特点都大大节省了兴办法学教育的成本, 设有法科的大学可以减轻资金负担, 开办专门的法政学校则更容易。总体而言, 法科本身的学科特点为法学教育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推动了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兴盛。
三、结语
在中国法律教育史上, 清末民初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自从19世纪末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法律教育之后, 在20世纪初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历程, 特别是清末民初期间从古代东方型的法律教育转型为近代西方型的法律教育, 近代法律教育臻于鼎盛, 成为中国法律教育史上十分独特的一个时期。回顾这段中国法律教育的特殊历史, 可以看出, 在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的情况下, 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和法律教育工作者从无到有引进了西方法律教育制度, 不仅促进了中国法律和社会的转型, 而且为现代法律教育奠定了基础。
摘要：洋务运动以来, 受“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 法律教育一直没能突破“交涉公法”的范围, 直到甲午战争的惨败, 改革法律制度和封建教育制度的呼声已经越演越烈。因此, 在晚清到民初的半个世纪里, 伴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和立宪修律相交错, 法学教育也经历了对欧美、日本地区的吸收和借鉴。本文从新式法学教育的引进以及演变过程、原因进行分析, 给当代法学教育发展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