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制改革

清末法制改革（精选4篇）

清末法制改革 篇1

1900年, 逃往西安的清朝统治集团面对危机四伏的统治危机, 被逼无奈, 极不情愿地发布变法上谕, 指出“大抵法积则敝, 法敝则更”、“法令不更, 锢习不破, 欲求振作, 当议更张”, 并且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 各就现在情形, 参酌中西政要, 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 学校科举、军政财政, 当因当革, 当省当并, 或取诸人, 或求诸己, 如何而国势始兴, 如何而人才始出, 如何而度支始裕, 如何而武备始修, 各举所知, 各抒己见, 通限两个月, 详悉条议以闻。”[1]卷476根据这一上谕,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 首先提出变法奏折, 提出“禁累讼、省文法、省刑责、重众证、修监羁、教工艺、恤相验、改罚锾、派专官, 制定矿律、路律、商律和交涉刑律等”, 综合起来即是改革旧的审判制度和监狱制度, 制定中国自己的矿山法、铁路法、商法和交涉刑法, 这些主张符合以慈禧那拉氏为首的晚清统治集团的变法宗旨, 得到了“事多可行, 即当遵照所陈, 随时设法、择要举行”[1]卷486的指示。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 朝廷再次下诏, 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 “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 保送数员来京, 听候简派, 开馆纂修, 请旨审定颁行”[1]卷495, 从此拉开了清末法制改革的序幕。根据该谕旨, 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很快连衔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法律改革工作。同年, 朝廷即正式任命沈家本、伍廷芳担任修订法律大臣, 开始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清末法制改革运动。

虽然清末法制改革是晚清统治集团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统治权而做的最后挣扎, 法律改革运动最后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寿终正寝,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清末法制改革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从新的视角重新反思和评价其在中国法制变迁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是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关注的重点[2]232。清末法制改革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 ,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中西冲突的复杂历史背景, 成就了清末法制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清末法制改革的历史背景进行专门性研究。历史背景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系统, 包括社会、文化、政治、法制等各个方面, 本文即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清末法制改革的背景进行相关研究。

一、清末法制改革社会背景———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局面

19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动荡不安、矛盾激剧的历史时期。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阶段里, 上演着一幕一幕的相对独立但又极其雷同的蚕食渗透中国的社会悲情剧。走向末日的中华大清帝国还在继续着传统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模式的运作方式, 自顾自地做着天朝大国辉煌如昔的美梦。而其实这时所谓的中华大清帝国已经远远不是进行扩张、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了[3]3。外国列强蚕食渗透甚至侵略中国的步伐一刻也未曾停止过。有资料为证, 在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不到15年, 就有1857-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 又过了十年左右, 发生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十年, 爆发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九年以后, 日本在1894-1895年大败中国, 紧接着是1898年争夺租借地和1900年的义和团之役[3]3。各个列强国家不约而同地挥戈指向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 经过实践证明, 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曾经的强盛帝国, 只是封闭的传统给人神秘莫测的错觉罢了, 在时代的轨道上中国落后是不争的事实。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是英国迫使清朝廷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而实质上该条约成为列强打开中国紧闭大门的敲门砖, 从此清帝国的闭关锁国状态开始瓦解了。陆续随之而来的若干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不断地扩大没有原则的底线:通商口岸从1842年的5个增加到1911年的大约50个;缔约列强各国的侨民及其财产、贸易和工业都逐步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船只在中国水域航行的范围, 从沿海的炮舰扩大到行驶于主要河流的商轮上;不但在中国海关, 甚至在某些内地税卡、邮局和盐务官署都雇用了外国官员;传教士的活动渗入到每一个省份和文教卫生部门。还有许多其他的特征, 如1900年以后外国在北京驻军, 1911年以后海关收入先拨作偿付外债和赔款之用。这一切都表明了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特殊影响[3]543。可想而知, 随着外国列强的不断涌入, 中国社会平静的格局也被打破。在这个中国领土和主权受到严重侵犯的历史时期中, 社会危机不断加重, 老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堪称内忧外患并举, 中国经历着社会剧烈转型的动荡与不安。

二、清末法制改革文化背景———激烈碰撞的文化冲突局面

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说, 19纪的中国展现了激烈碰撞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局面。正如中国近代史学家李剑农所指:“此次的战争 (指鸦片战争) , 表面上是因禁止鸦片问题而起, 是中英两国的战争, 然而就战争的真正意义说, 可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因为中西人士对于国家政治及一切社会生活的观念完全不同, 所以才生出许多不易解决的纠纷问题来。此前的通商交际, 形式上虽然久已接触, 根本的思想观念上, 还是隔着一条鸿沟。”[4]45李剑农先生对鸦片战争背后的文化根源的分析十分深刻, 并且从具体方面列举来证明中西文化冲突的激烈与不可调和:首先, 国际社会的观念不同。欧洲自1648年《卫斯特发里亚合约》以后逐步确立了平等的国际社会观念;而中国自进入有史时期便已构成天下统于一尊的观念。其次, 经济生活的观念不同。欧洲以重商主义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 更视国际贸易为国民经济生活的命脉;中国则长久存在着重农轻商的偏见, 对含有破坏华夷界限的危险性的国际贸易更是避之不及。最后, 法律的观念不同。英国的法源、法律责任主体与充足证据的观念与传统中国的“朕即国家”、连坐责任等观念, 显然是截然有别的。正由于上述种种针锋相对的思想观念, 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冲突事实, 遂终至于以炮火相见, 留给中国莫大的耻辱和伤痕[4]45。可见, 清末法制改革之前的中国面临着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 而且这种冲突不断升级, 始终无法解决, 最终导致兵戎相见。见识过外国列强本事的中国人在当时还是以中国为世界文化之宗, 不承认西洋夷人有什么可称为文化的, 不承认西洋炮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 只认为此次的屈辱为“蛮夷猾夏”, 如旧历史上偶然间发生的事情。而在西方人士, 则把所谓远东文明国家的实力看穿, 所谓远东的文化, 只有空洞的虚名而已, 趁火打劫的思想逐步增长, 中国可能永无宁日了[4]45。

另外, 基督教传教活动也成为19世纪中国永久的记忆。从表面上来看, 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获得利益, 而是要给予利益。但实际上在19世纪所有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 传教士却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因为他们不能容忍中国文化, 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文化, 使中国人民皈依基督教[3]590。最后, 到20世纪初期, 义和团对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大屠杀使得多年以来中外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发展到了极点, 同时也表达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对威胁自身的外来势力予以抵抗的坚强决心[3]。

综上所述, 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局面和激烈碰撞的文化冲突局面是清末法制改革历史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现状无情地告诉中国人民一个残酷的事实, 即中国的落后与失败, 几千年来积累的中国骄傲与尊严也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对危机, 晚清统治集团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 因此就有了“同治中兴”的努力和维新运动的抗争, 虽然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但其不可抹杀的积极意义是值得强调的, 即愈发表明变革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必要与紧迫。

参考文献

[1]清·德宗实录[M].

[2]公丕祥.中国的法制现代化[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11) .

[3] (美) 费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2) .

[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840-1926) [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清末法制变革的经济背景研究 篇2

一、清末法制变革的背景

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以自然经济为主要形式, 自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在农业方面以农民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 在工商业方面是包括盐、铁、茶等重要产品的官营买卖为主。1860年鸦片战争开始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通过武力的形式输出中国, 中国从世界第一贸易顺差国逐渐变成贸易逆差国。

《马关条约》签定后, 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情况下, 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加速解体, 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小商品批发商、销售商, 他们逐渐成为了晚清商业资本的主干部分。在各大通商口岸, 小商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并与民族工业资本家联手, 开始组建了商会, 维护和发展自身各项权利[2]36。庚子一役, 造成了清朝财政的彻底崩溃, 赔款共计9.8亿两, 而满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白银82035400两, 而最重要的财源盐税和关税已经作为了赔偿担保, 达到了“问诸国而国已无币可拨, 问诸官而官无币可筹, 问诸民而民无力之可顾”的地步[3]58。而仅靠搜刮民财, 一是民穷财尽己无油水;二是民不堪命酿成事变, 因而希望靠大兴工商实业来解决财政危机, 因为“能筹集巨资, 承办一切者, 惟赖于商”[4]69。传统的封建统治者已经不得不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寻求帮助。清晚期, 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此时, 发展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少数派的观点, 而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定认同, 同时迎合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士绅阶层的普遍要求。

这场由经济改革开始, 最终成为法制改革的现代化运动, 实际是满清王朝最后一次改良自救运动, 作为挽救统治危机的改革, 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到政府的认可, 而同时, 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颁布有效减轻了传统地主阶级的压力, 与此同时,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首次成为合法的生产方式, 清廷的经济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壮大。但清末法制变革虽然初有成效, 但清廷依然强调其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秩序, 同时存在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困扰、领事裁判制度的各类问题与压力, 一系列与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联系的因素并未彻底解决, 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法制变革的成果, 因此法制变革并未能改变清朝积贫积弱的经济政治格局。清朝的统治危机并没有彻底解决。

二、清末法制变革的发蒙

所谓清末变法, 主要指的是20世纪初叶,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为了维护自身封建统治, 以废除外国在华领事权力为目的, 被迫推行的政治法律变革活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发布“变法上谕”, 表示“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 无一成罔, 盖不易者三纲五常, 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并提出, “考酌中西政治, 实施新政。”[5]89中国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的传统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以及法律思想, 由此进入了急剧变化的时期。

从总体上来看, 清末变法是在国内外压力的情况下, 被迫推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重大法律变革, 其中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压力尤为突出。鸦片战争以后,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 以中国的法律落后以及刑罚残酷为名, 不断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力, 并经常以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落后为借口, 对清廷施加压力, 谋取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在主持变法修律活动的沈家本则在《奏请变通现行律例内重法数端折》中表示:“盖西国从前刑法, 较中国尤为残酷, 数百十年来, 经律学家几经讨论, 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 故中国之重法, 西人没誉为不仁, 其旅居中国者, 皆借口于此, 不受中国法之拘束。”[6]79因此“折冲樽俎, 模范列强”, 迎合和满足西方列强的政治需要, 就成为变法修律的一个直接目标。但对于清朝政府而言, “变法”与“修律”, 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措施, 其根本目的是借“变法”之名, 压制国内的反对势力, 缓和各种矛盾, 进而挽救自己的统治。因此, 清政府一方面提出“折中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 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 并表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 同时又为变法修律设置了不能逾越的一条底线:“不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礼教民情”。也就是坚持封建正统法律所坚持的“三纲五常”观念及其所体现的儒家纲常伦理等级制度。基于满足列强需要, 废除领事裁判权与维护专制统治的考虑, 清朝政府在变法修律过程中提出以通过建立法律体系促进国家富强为基本目标, 并以“中国法律与各国参考互证”作为修订法律的基本方法。但在实际上, 修订法律的重心仍然落在维护“三纲五常”等伦常观念及相应的伦理秩序上。

经济法规方面, 甲午战争后, 特别是19世纪末后, 清朝政府的经济以及统治危机愈益严重, 国库经济空虚, 促使清朝统治者对其工商业政策相应做出变革, 于1903年4月宣布组建商部等机构。同年9月, 商部正式设立, 将铁路权利收回国家, 由大臣载振任尚书, 伍廷芳任右侍郎, 之后又聘用资产阶级代表张謇为顾问。为了统筹全国工商业的发展, 商部还设立了许多中央专业机构, 其中有商律馆、商标局、公司注册局、工艺局等。商部成立后, 先后颁行了《商律》、《公司律》, 等一系列工商业法规和保护奖励条文,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厂发展资本主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真正从法律上推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清末法律理念的发展

中国在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法律文明, 制度优势一直将中华民族的法律优越感提升在“天朝上国”的位置, 中国的法律体系影响着中国周围邻国, 形成一个以中国法律为基础的包括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中华法系。即使到了19世纪晚期, 中国的朝野依然坚持认为中国是亚洲的文明的中心甚至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这一优越感是清末众多改革失败的思想原因[7]。但是, 随着西方的船舰利炮和商品输出, 中国国门被迫打开, 被迫开始了由朝贡制度向条约制度的大转变[8]。于是, 古老的中国法律体系以及思想开始逐步迎接西方先进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尖锐挑战, 并且在接受挑战的过程中进入了新的历史篇章。

早在19世纪中期, 魏源便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变之法, 无穷极不变之法, 均可变通。”[9]因此, 法律应因时而变, 在其鸿篇巨制《海国图志》中, 魏源系统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法律制度,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中国深远持久的影响, 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以及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举步维艰。可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 民族资本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不断增加, 同时, 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在不断提升, 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结构, 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改革的前奏是思想的解放, 清末政治理论家汪康年于1896年, 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 他在《时务报》中共发表了14篇论说, 这些论说, 全面地提出了他对中国现状、改革的长远规划和近期作为的看法, 在这些著作中包括了如何实行改良来改善原有的政治体制, 从而实现制度的革新。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次提出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学习对象的法律思想社论, 这种观念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轰动, 从地方大吏到普通士大夫, 都赞誉报纸, 上以当执政之晨钟, 下以扩士君子之闻见[10]23。

根据美国法学家波尔曼对法律革命的理解, 革命的法律方面, 在于他在根本上改变了旧的法律制度的本质和结构, 确立了新的法律正义标准极其运作机制, 从而给新的社会生活系统提供有效的规范与制度支持[11]44。而从这个角度看, 发生在清末的政治改革运动, 虽然吸收了西方法律的部分内容, 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法制变革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晚清政皇室的统治, 因此不能认为其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革命。

摘要：唐代以来, 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发展成熟, 中华法系正式形成。而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 中国传统法律遭遇空前危机和挑战, 在清末变法的过程中, 中华法系的主体, 即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古法。

论清末警政建设的进程与政治改革 篇3

曾有国外学者云:“中国的国家制度是牢固的, 其权威性来自坚不可摧的意识形态基础和长期积累起来的历史先例,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政府体制能像它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1]186殊不知再好的政治制度也难以垂诸万世, 必须针对现实, 刻刻求其变动适应。唯有如此, 方能算得上是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康乾期间, 清朝何等“超强”, 贵为“天朝上国”, 然1840年之后的一连串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 即把清王朝“折腾”得“遍体鳞伤”, “面目全非”。究其缘由, 根本就在于清廷未能适时与资本主义对接, 失去了社会转轨的机会。

面对西方列强不断侵扰却毫无还手之力及国内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现实, 为维系和延续其统治生命, 清政府也开始自愿或不自愿地推行适应性变革, 因而有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尽管两次变革均未能达其初衷, 但对于近代警政而言, 此一时期也即为理论引进和观念形成时期。虽然警政建设问题未能纳入戊戌变法项目当中, 但也有了“有违圣意”的初步实践———湖南保卫局。遗憾的是, 戊戌政变发生后, 湖南保卫局与南学会一同被视为新政的冒尖事物, 以“迹近植党”的罪名勒令解散。虽然继任湖南巡抚俞廉三为其正名, 称保卫局乃系变保甲之名而行保甲之实, 颇有成效, 尚无植党情事, 力图变通保留, 但清廷未予认可, 谕令“毋稍延宕”, 在朝廷的催促下, 1898年10月31日湖南保卫局被裁撤。

二、清末新政与近代警政建设的全面推进

戊戌变法失败后, 清廷处境更为窘迫。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八国联军的入侵几乎陷清廷于灭顶之灾。屈辱条约的签订不仅加剧了经济负担, 而且政治上也陷入空前信任危机。内外交困的处境使当时的掌权者慈禧不得不痛下决心, 重拾“变法维新”旗号, 实施新政, 力图以变革挽救自身。1901年1月29日, 清廷颁布新政谕令, 同年4月21日成立统筹和推行新政的机构督办政务处, 开始施行新政。清末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建正是伴随着此一“东风”而正式起步的。

清末新政“是以近代化为目标, 以循序渐进为手段, 通过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的全面改革, 实现中国的富强独立, 实现社会的转型。这是近代中国提出的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近代化方案”[2]2。而“办理新政, 莫要于巡警一事;巡警设, 则不特保安之效可彰, 亦于自治之基已立”[3]239。警政的办理自然不容怠慢, 是故, 朝廷谕令各省督抚“不准视为缓图, 因循不办”[4]4935。此后, “各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从办理警察学堂、培训警务知识、改造旧兵弁的素质入手, 逐渐建起一支新型的警察队伍”[5]131。但因督抚们对近代警察制度并无真正深切的了解, 对创办警政的必要性也缺乏深入认识, 加之官僚习气太深, 凡事只知推、拖、应付, 表面上虽然说得头头是道, 实际上并未认真实行。即便“仿效设立巡警局、警务局”, 也“往往机械照搬, 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效果可言”[5]129。

日俄战争中, “弱小”的日本击溃“强大”的东北熊后, 国人惊愕之余审视其原因, 得出了“日俄之战, 实质上是立宪与专制之战, 日本的胜利就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2]116的结论, 因而立宪之呼声云起。时人称“立宪之声, 洋洋遍于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 下逮校舍学子, 靡不曰立宪。一唱百和, 异口同声”[6]221。媒介也评论说:“昔者, 维新二字, 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 立宪二字, 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 称“不数月间, 立宪之议, 遍于全国。盖至是而中国立宪之机, 直如火燃泉达, 有不能自已之势焉”[7]13。在这种情势下, 为顺应时代潮流, 清廷遂于1905年7月9日正式下发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令, 称“方今时局艰难, 百端待理, 朝廷屡下明诏, 力图变法, 锐意振兴, 数年以来, 规模虽具, 而实效未彰, 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请求, 未能洞达原委, 似此因循敷衍, 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 分赴东西各国考求一切政治, 以期择善而从”[8]1。

随着宪政步伐的迈开, 创办警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此时, 警政建设问题已不仅仅是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全、革除地方积弊的“功用”需要, 它作为近代国家机器中的民政之一端, 同时也与新式教育等共同担负着为预备立宪奠基的重任。基于此, 清廷遂决意要“广兴教育”, “普设巡警”, “使绅民明悉国政, 以预备立宪基础”[4]5564。于是, 1905年10月8日, 清廷设立了中央警察机构巡警部, 借以管理全国的警政建设。原京师的工巡总局改为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 “不再是市政、司法和警察相混同的组织, 而是由巡警部或民政部直接指挥的掌理京城警政的专门机关”[9]305。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1906年9月1日) , 清政府宣示“仿行宪政”谕令, 称“各国之所以富强者, 实由于实行宪法, 取决公论, 君民一体, 呼吸相通, 博采众长, 明定权限, 以及筹备财用, 经画政务, 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 惟有及时详晰甄核, 仿行宪政, 大权统于朝廷, 庶政公诸舆论, 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8]43—44。而仿行宪政的第一步即是厘定官制。是故, 1906年9月2日即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 后经一段时间的筹划, 于是年11月正式启动中央官制改革。在这次改革中, 巡警部被民政部所“兼并”, 成为“民政之一端”。由于“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易, 而是在原来巡警部的基础上有所扩大”[10]31, 因而它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对各省警政的监督指导”[5]132, 从而大大推动了各省警政的发展, 警政建设迅速从省城和重要通商口岸向厅、州、县转移, 警政辐射区域进一步扩大。接管全国巡警以后, 民政部随即加大力度督促地方各省府厅州县及乡镇办理警政事务。光绪三十三年 (1907) , 民政部“奏准通饬各省酌裁民壮募练巡警”, 接着又奏请朝廷, 饬令各省仿照山西巡抚赵尔巽在晋省办理巡警的办法, 裁汰捕役, 改募民壮以充警兵, 以推行警政。要求“各省督抚将军, 通饬所属府厅州县, 查明民壮、捕役等项, 额设若干, 详报臣部。一面严饬酌量裁汰改设巡警, 增给饷薪, 各设警察传习所, 更番训练, 以应急需。至地方之繁简, 形势之险易, 民俗之驯悍, 经费之赢绌, 各处情形不同, 应如何增减变通之处, 由地方官酌量办法, 禀明督抚将军酌核奏咨, 以期逐渐扩充”[11]8795。

然因“各省没有全省统一的警察主管机关, 造成同一省内的各厅州县警察名目不一, 五花八门, 上下互不相关, 很不利于警政的发展”[5]132。是故, 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二年外省官制改革启动后, 于次年五月二十七日 (1907年7月7日) 谕令各省增设巡警道, 设置巡警道一员, 管理全省警察事务, 设警务公所为各省最高警察机关, 裁撤全国各地名称不一的巡警总局、警察总局, 划一地方警政机构。此后, 清末地方警政建设逐步走入正轨并渐趋一体化、正规化的重要一环。不仅使中央对地方的警政管理得到切实保障, 也使每个省的警政建设有了专门的管理机关, 保证了省内警务管理的一致性[5]134。

三、预备立宪的失败与警政建设的落幕

在警政建设开始步入规划发展时期之际, 全国各地的人民革命斗争日趋高涨, 立宪派也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面对此种事态, 清政府遂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 (1908年8月27日) 宣布九年预备立宪。宪政编查馆、资政院拟订了一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 将各省厅州县与乡镇地方警政的推展, 列入逐年应办要项之一, 预计用8年时间完成地方警察的创建。民政部据此于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 (1909年4月13日) 拟订了一个筹办地方警政的七年计划 (见下表) , 拟逐年分步进行建设。七年计划的提出, 在警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意味着警政建设开始有规划地向基层推进。宣统二年 (1910) , 清廷迫于国内形势, 宣布将原定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民政部亦相应调警政建设计划, 缩改警政建成期限。称巡警为内政之一端, 责任重要, 关系至巨, 诚为召集议员以前必须完成之最要事宜。案查宪分政分年筹备事宜清单, 宣统七年, 乡镇巡警一律完备等, 因现在缩改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 所有应行筹设乡镇自应提前赶办。并据各省奏咨于乡镇巡警有业经提前举办者, 本部通盘筹划, 详细核拟, 所有各省厅州县乡镇巡警限于宣统五年召集议院以前一律完备。遗憾的是, 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落实, 宣统三年 (1911) 辛亥革命即爆发。翌年2月12日, 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 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 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清末警政建设也随之落幕。

在清末皇权统治和君主专制不断修缮的情形下,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在艰难中开始孕育与发展。

摘要：清末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建与政治改革相始终。随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兴起而引入与实践, 伴清末新政进程的推进而推进, 但终因政治改革的失败而告罄。

张百熙与清末近代教育改革 篇4

张百熙 (1847—1907) , 字冶秋, 号潜斋。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 早年曾就读于湖南长沙城南书院, 同治十三年考中进士, 光绪五年任山东乡试副考官。随后不久, 到四川、广东、山东等地任乡试主考官员或学政。1889年, 任南书房行走, 1894年, 加五品衔。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 他积极上奏, 历陈国事, 反对避战求和。1897年, 张百熙赴广东担任内阁学士, 在此期间, 他“倡设时敏学堂, 严杜闱生之弊, 士论翕服”[1]621。受戊戌新政变法的影响, 他提出科举考试改革的主张, 希望设立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 实现自立自强的愿景。戊戌政变后, 因奏报康有为而被革职留任。1900年, 张百熙被任命为礼部侍郎, 后来又继任都察院左督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1907年, 张百熙因病去世。他一生跨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朝代, 丰富的从官经历, 为他一系列教育改革实践创造了客观条件。

张百熙进行近代教育改革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封建社会的晚期, 外敌入侵, 列强的连续几次大规模侵华使得清政府疲于应对, 割地、赔款更是让清政府危机愈演愈烈。在国内, 人民起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运动, 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内忧外患, 使得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清朝统治者为了继续稳固专制统治, 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甚至“把控制效率 (利用诱惑和恐吓) 提高到窒息了官僚阶层内部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地步”[2]274。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 张百熙在朝廷任官, 他对当时清政府的衰败感到痛心疾首, 因此他力图通过教育改革来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特定的历史背景赋予了张百熙特定的历史使命, 所以其教育改革必然体现出近代社会的时代特征。

二、张百熙近代教育改革实践

1. 重建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 清政府发布上谕, 实施新政, 意图通过改革来挽救清王朝。新政内容中涉及教育改革, 清政府通令全国各地大力兴办学堂, 并规定学制, 开启了近代清末教育改革之门。1902年, 清政府谕令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在此期间, 张百熙所进行的一项重要改革就是重建京师大学堂。为此, 张百熙从以下两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以尽快实现京师大学堂之重建。

一方面, 注重京师大学堂师资队伍改革。在张百熙之前, 由大学士孙家鼐担任管学大臣, 孙家鼐教育思想较为保守, 他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任命过程中, 大量任用封建官员和教师, 而不愿意任用从国外留学回来、思想较为先进的老师, 使得京师大学堂出现“员司多用翰林”的局面, 这远远不符合当时清政府新学改革之要求。张百熙上任之后, 首先就直接淘汰了一批思想较为保守和落后的官员, 以为新思想进入京师大学堂提供条件。不仅如此, 张百熙还聘请近代思想家严复担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之职, 以翻译与传播新的教育思想。在选任教师方面, 张百熙提出“自应破除积习, 不拘成例用人”, 在具体选用老师时, 既要“才具优长”, 又要“通达时务”。这充分说明张百熙在老师的任用方面, 非常注重老师的特长和思想的开放性。正是张百熙较为进步的用人理念, 使得当时国内的先进知识分子蔡元培、王瑶舟、杨仁山等都积极响应京师大学堂的聘用请求, 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与此同时, 张百熙还聘请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和岩谷孙藏为京师大学堂的教习, 以传播日本先进的教育思想。正是张百熙这一系列的教师队伍改革举措, 剔除了封建官员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 确保京师大学堂在教学内容上, 都呈现出近代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 完善基础设施, 保障京师大学堂各项教学活动顺利开展。1900年, 八国联军对北京城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 京师学堂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 很多基础设施已经不能满足教学之需求。张百熙掌管京师大学堂之后, 虽然对毁坏的校舍进行了修葺, 但京师大学堂面积还是太小, 舒新城在研究近代教育时, 言及当时的京师大学堂说道“计南北不过六十丈, 东西不过四十丈”[3]417, 如此狭小的校园面积, 远远不能满足教习官员和学生的使用需求。于是, 张百熙便奏请将官书局附近的译书局纳入京师大学堂, 以扩大校园面积。1902年, 他再次奏请将宗室学、八旗官学等“均并入大学堂办理”。经过这两次努力, 京师大学堂面积得到扩大, 基本能满足各类教学活动的开展。

2. 推进晚清学制改革在张百熙的近代教育改革成就之中, 他主持和参与起草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影响最大。

1901年, 张百熙上奏提出教育改革六大建议, 在建议第二条, 他提出要“妥议章程, 应参考西制, 详定办法”。在第三条, 他提出“编定功课, 应斟酌古今中外, 详议以闻”的建议。在这些建议中, 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统一学制。1902年, 张百熙进一步明确提出统一学制, 要对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中学、小学制定统一的学制规范, 以促进新式教育的实施。同年8月, 张百熙正式上奏《钦定学堂章程》, 共涉及《小学学堂章程》、《中学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以及《京师大学堂章程》几个方面。不久, 《钦定学堂章程》被清政府正式颁布,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由于颁行之年是壬寅, 所以《钦定学堂章程》又称为《壬寅学制》。作为我国近代社会第一个较为完善的学制系统, 《壬寅学制》对各级学堂的性质、目标定位、入学条件、课程设置等与教学相关的内容都作出了明确之规定, 包含了很多教育近代化的要素, 近代“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

《壬寅学制》虽然颁布, 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 它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意义更多是思想启蒙。在《壬寅学制》颁布后不久, 清政府又提出要重新制订学堂章程。光绪三十年, 清政府颁布《学务纲要》和《癸卯学制》, 对学堂章程作出重新规定。虽然《癸卯学制》是由张之洞主持制定, 但张百熙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内容上讲, 《癸卯学制》基本继承了《壬寅学制》的内容, 如对学校的分类、性质的规定, 并作出了更为细致和完善的规定。不仅如此, 张之洞所以能够主持《癸卯学制》的制定, 与张百熙的极力推荐密切相关。在担任管学大臣后不久, 由于张百熙力排封建官员在京师大学堂任职, 敢于任用学识广博的留学人才, 这在根本上触动了封建保守派的利益, 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排挤, 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为获得更多的政治博弈筹码, 在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各派借此“磅焰乃集于百熙一身, 勃者纷起”[4]957。因此, 在清政府增设荣庆为管学大臣之后, 张百熙在事实上已无参与教育改革的实权。但为了推进教育改革, 他力荐有新式办学经验的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的制定工作, 在奏折中, 他说道:“查张之洞留心学务最早, 办理学堂亦最认真, 于学堂一切利弊知之较悉, 自与寻常不同。”[5]5036在张百熙看来, 张之洞是当时通晓学务的第一人, 因此他极力主张由张之洞负责《癸卯学制》的制定工作。正是如此, 清政府才最终委任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一起制定该学制。

3. 改革与废除科举考试。

1898年6月, 张百熙上奏德宗皇帝, 请求改变科举章程十二条。1901年, 张百熙在《敬陈大计疏》中, 请求变通科举, 增改管制。他提出, 应采用张之洞的分场考试法, 以变革传统之科举考试。张百熙还将学堂教育和科举教育进行了仔细的比较分析, 认为学堂的优点在于育才, 而科举的优势在于求才, 但科举制度的缺陷在于追求选拔和培养人才之速度, 所以很多人才都难以名副其实。而学堂却从小学教育开始, 直至高等教育, 培养的人才具有真才实学。同年9月, 张百熙在《变通翰林院规则》中, 继续对清政府的科举选拔制度提出批评, 指出科举选拔的人才不识时务, 难以担当治理国家之大任, 必须改变如此之人才选拔制度。

1904年, 张百熙与张之洞、荣庆联名上书《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 指出“科举未停, 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 以此来表明传统的科举制度对新学堂建设与发展的阻碍。在京师大学堂重建的过程中, 每逢乡试, 学堂就无学生上学, 张百熙据此指出, 科举不废, 新学实难推广。他走访政务处, 向各大臣详细陈述科举制度之利弊, 指出科举制度与近代社会教育发展潮流已严重不符, 经过他的一番努力, 他的废除科举之主张获得了大部分大臣的支持, 这为后来科举章程的废除减少了阻碍性因素。1905年9月, 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科举制, 《泰晤士报》莫里循对此曾评论道:“中国能够不惊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了那么久的科举制度, 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6]473而事实上, 科举制度的废除过程不是那么顺利, 张百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政府是一个较为腐朽、无能的政府, 张百熙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 却没有受当时为官风气之影响, 励精图治, 欲以教育变革挽救处于危亡中的清政府。张百熙在近代教育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政府实施新学堂教育的进程, 虽然张百熙并没有将自己的教育理论以完整、仔细的文字记录下来, 但他在一系列改革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 对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从重建京师大学堂、推进晚清学制改革、改革与废除科举考试三个方面的教育改革实践活动出发, 对张百熙近代教育改革举措进行梳理, 正确评价了张百熙近代历史地位。

关键词：张百熙,清末,近代教育,改革

参考文献

[1]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M].中国书店, 1937.

[2]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上册) [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5]朱寿朋.光绪东华录第五册[M].中华书局, 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