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精选12篇）
法制史 篇1
摘要：中国法制史是法学本科教育的14门核心课程之一。由于其课程性质、内容的特殊性, 中国法制史教学面临对中国法制史缺乏重视、课程难度大、教学方法过于机械三大困境。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提高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重视;运用灵活、生动的授课方式;注意知识点的总结。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教学,历史学,法学
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课程形成于20世纪初。1902年, “清政府公布的《大学堂章程》把《中国古今刑律考》和《中国历代法制考》列入法科学生的必修课”。[1]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中国法制史已经成为法学专业本科教学的14门核心课程之一, 相关教材也层出不穷。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基础课程, 对于法学专业学生了解中国法制的发展历程, 掌握历代法制的兴亡沿革, 汲取古代法制的精华和摒弃封建社会的糟粕, 从而正确看待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法制史教学的困境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历史与法学的交叉性学科。目前, 中国法制史教材编写体例一般也是依照断代体例, 按朝代的先后顺序介绍历朝历代的法制演变过程。该课程要求授课者与学习者具备较强的历史功底。这使得中国法制史教学出现了三大困境。
第一, 对中国法制史缺乏重视。
一是整个教育界对该课程的重视程度远低于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法学学科。虽然中国法制史是14门核心课程之一, 2003年后又被列入司法考试的考试范围, 但客观地说, 无论是师资配备、经费的投入, 还是研究成果, 中国法制史无法与刑法、民法等传统学科相提并论, 即使与知识产权法、海商法等新兴法学学科相比, 中国法制史也难望其项背。二是学生对于该课程普遍不够重视。在报考研究生时, 中国法制史鲜有人问津。当前的教育讲究实用性, 学生由于就业压力, 也存在着较大的功利心理。中国法制史理论性不强, 也很难直接应用于实践。与刑法、民法、诉讼法相比, 中国法制史无疑相形见绌。不但相当多高校的中国法制史硕士点需要通过调剂才能招到学生, 而且在司法考试中国法制史中, 由于分值很低, 容易被忽略。
第二, 中国法制史课程难教、难学。
中国法制史的教学要求教者、学者均具备较强的史学功底。只有了解一个时代的基本历史脉络, 才能把握那个时代的立法、司法背景。比如, 讲到明朝的严刑峻法时, 如果教师与学生不了解元朝末年的吏治腐败、不了解朱元璋的平民出身和人生经历, 就无法理解明朝的严刑峻法。实际上, 较强的史学功底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讲显然非常有困难。即便许多讲授中国法制史的教师也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此外, 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大多是古代的, 许多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术语称呼早已废弃, 因而令学生感觉陌生。与之不同的是民法、刑法、经济法上的有关问题, 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 学习起来自然很容易上手。比如, “合挥”是中国最早的结婚证书, 可是如今早已无人使用“合挥”一词了。再如, 中国法制史上重要的制度“准五服以治罪”。“五服”的含义, 估计没有人能知道。“五服分别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对这些古代法律名词作何理解, 对于初学法制史的人来说是有难度的”。[2]类似问题使中国法制史教学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第三, 教学方法过于机械。
笔者曾专门赴江西省几大知名高校旁听中国法制史, 并与多名教授就中国法制史教学问题进行探讨。笔者以为, 当前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基本是课堂教学。这主要是受课程自身的限制, 无法像其他部门法那样开展实践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的授课方式也是按照朝代的顺序, 分别介绍各个朝代的立法情况、法的适用原则、罪名、司法机构等。由于中国法制史涉及的朝代多, 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 结果往往导致学生学了后面忘记了前面, 而且容易把各个朝代之间的知识点弄混淆。比如, 《法经》是哪个朝代的立法, “腹诽罪”、“非所宜言罪”是哪个朝代的罪名, “三司会审”是哪个朝代的制度, 凡此种种最后都记不清楚了。稍微学得好一点的学生还勉强能记得个大概, 但问的细一点, 如最早规定“回避”制度的是哪一部法律, 也记不得了。出现这种情况, 一方面是受教科书编纂体例的限制。目前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基本上是采用断代史的编纂体系, “在这一断代式体例下, 有多达二十余个朝代或历史时期的法制内容需要加以讲解、介绍, 进一步增加了授课教师对于讲授内容的取舍难度以及学生的学习难度, 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致”;[3]另一方面, 教师在授课中忽略了归纳法的使用。
二、解决困境的对策
第一, 全面提高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认识。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指出:“研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历史相当陌生, 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 也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对其周边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当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往往因中国法制史是一门交叉性学科, 而且实践作用不大, 对其重视不够。提高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认识是打破其冷门地位的关键环节。笔者建议, 在未来的司法考试中, 应加大中国法制史的分值。此外, 相关部门法教科书的编撰, 也应该增加对该部门法的发展史的论述, 通过部门法带动中国法制史的发展。当然, 中国法制史的任课教师尤其不能妄自菲薄、自我贬低, 在授课中应当将中国法制史的重要性开宗明义地跟学生说清楚, 让学生明白, 我们学习中国法制史, 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法律条文在实践当中的实施情况。正如瞿同祖先生说的:“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 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 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执行, 成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 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只注重条文, 而不注意实施情况, 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 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 是否有效, 推行的程度如何, 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4]
第二, 运用灵活、生动的授课方式。
法制史本身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学生往往听得索然无味, 原因在于教师。很多教师过于照本宣科, 只讲制度、法条、罪名本身, 却忘记将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和案例带入法制史的教学中。比如, 讲到奴隶制五刑当中的“刖刑”时, 大部分学生连“刖”字都不认识, 又怎么能记住“刖刑”呢?这时, 如果任课老师能够结合孙膑与庞涓的故事, 讲述庞涓设计陷害孙膑, 让其惨遭“刖刑”的故事, 相信很多学生就可以记住了。再比如, 讲到秦朝的“挟书罪”时, 很多学生都不明白为什么“挟书”会成为犯罪。这时教师如果跟学生讲述秦朝“焚书坑儒”的故事, 学生也就能明白为什么挟书罪会成为秦代特有的罪名了。资料表明, 学生其实很喜欢历史, 《易中天品三国》、《血酬定律》等书销量都非常好。主要原因在于, 作者用轻松、幽默的语言, 生动、有趣的故事讲述历史, 将那些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变成老少皆宜的下里巴人。这很值得中国法制史的任课老师反思, 也是我们应该努力和追求的方向。在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中, 案例和故事是必不可少的, 这一点和其他部门法的教学是完全一致的。当然, 中国法制史引用的案例不是现实案例, 而是历史上的案例, “但是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时, 要紧密联系案例, 通过案例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上的相关法制知识。”[5]
第三, 注意知识点的归纳总结与对比。
笔者在讲授中国法制史时发现, 中国法制史的课时很紧、内容很多、知识点很杂, 因而总是拼命地讲, 希望面面俱到, 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总结与对比。结果, 学生对所讲授的东西要么完全记不住, 要么记住了后面忘记了前面, 或者将各个朝代的知识点搞混淆。现在笔者已经将课件做成表格的形式, 将历朝历代的立法情况、法律制度、罪名、司法机构等知识点进行宏观对比, 使学生一目了然, 记忆起来自然简单多了, 也避免了学生复习时面对厚厚的一本教材无所适从。中国法制史知识散, 本身缺乏一定的体系, 历朝历代的法制沿革无必然的规律可循。采用归纳比较法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与记忆。
参考文献
[1]李岭梅.浅论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1, (3) :100.
[2]谭万霞.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探索[J].法制与社会, 2009, (3) :297.
[3]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 2003:2.
[4]魏燕芳.中国法制史课程引入案例教学法的探讨[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 (2) :104.
法制史 篇2
《中国法制史》当成小说，如梦如幻，眨眼即过，多好！但那是不可能的。既然，我们选择了学习《中国法制史》，就没有必要自欺欺人，该学的还得学，该懂的还得懂，该记的还得记。然诺大一本书，怎样才能学好？咱也是第一次捧起《中国法制史》宝书，实事求是，暂且愚见一、二、三
一、把握重点
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髓重点，这是我们应该和必须要记住的，也有可以理解领会的，对于无关紧要或耳熟能祥的，要以忽略或不必理会。
例如，第一章第一节，夏朝的建立和奴隶制国家与法的产生，……
开头，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这话相信大家也懂，赶紧忽略看下面……
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这话就应该和必须记住了。如果连这句话都记不住或把它写成原始社会经历了燕子群和狮族公社两个阶段，看来应该记学相声了。接着……
氏族公社的第一阶段为母系氏族公社，第二阶段为父系氏族公社。这句话，我的理解，先有慈爱，后有仁义。后话类推……
二、勤于归纳总结
这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尽量避免学习时出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等现象，例如，我们在学习各朝代法律制度时，还应明白各个朝代的法学代表人物，重大事件等等。
三、真诚敢言
有的问题答案尽管并不是唯一的，同学们在不偏离原则的基础上各抒已见是正常的。如我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认识。它是只披着文明的“羊皮”却干着伤天害理的“狼”，无视民主，无视生命，无视道德，良心，成全了反动派烂用权力，垄断财富，剥削……“六法全书”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溃败，是真理战胜虚伪，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
加油，努力，如何在工作、生活、学习三者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及发展点，相信广大的电大学生一定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了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因而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法制史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的历史学尤为深邃。因此决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不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需具备法学的功底，因而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从古到今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代有人出，相关的文献、著作汗牛充栋。
自汉以来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专章。《汉书》刑法志阐述的中国法律起源论，尽管不够科学，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成书于唐代盛世的《晋书》刑法志，不仅记载了针对汉末律例杂乱无章所进行的带有总结性的立法工作，并且阐述了律学的成就，及其对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作用。尤其是在论证“画一之法”与君主“临事以制”二者的关系上着墨颇多，反映了汉魏以来“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之”的理念。历代刑法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与断代法制史；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于一体的法律史学专著。由于中国古代“刑”与“法”通，所谓“刑，法也”，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又重刑轻民、重公权轻私权，因此无论是上溯法律的沿革，还是叙述本朝的立法过程，都以刑法为中心。这种将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的叙史
方式，无疑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历代刑法志的这个根本缺陷，向我们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课题。目前，我承担的编写《清史刑法志》课题便将“刑法志”改为“法律志”，并得到清史典志组专家的的认同。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法学家以中国法制历史为研究对象，创造了内容较为宽泛的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体例，对于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法律观为指导，着手创建新的法制史学。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批四位法制史学研究生（外法史二位：胡大展，厦门大学教授，关子健，已经过世；中法史二位，孙炳珠改教宪法，只有我固守中国法制史，在第二批研究生中，留在人大的是张希坡，第三批研究生，留在人大的是高树荫，不久改行外调，留在人大的第四批研究生是邱远猷，不久外调，此后除1962年招收法制史研究生刘海年等四人外，迄至改革开放前，人大再未招收法制史研究生），195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当时在“一面倒”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下，以苏联学者编写的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为基本教材，和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范式。苏联学者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法权，所以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不应分割，只讲法权史是不科学的。基此，清末以来法律学堂开设的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一律改为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至于30—4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而在图书馆尘封起来。1956年有人提出改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为中国法制史，由是在小范围内讨论，究竟采用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还是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即所谓定名之争。但在当时也只能采用前者，这次争论没有引起重视和影响，最后不了了之。
经过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后，1961年初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稳定教学秩序，这时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并于1963年出版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共三卷，我负责编写第一卷“古代部分”，曾宪义、范明辛（已故）编写第二卷“近代部分”；张希坡编写第三卷“解放区部分”。这套讲义在名称上虽仍沿袭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但在体例上却有显著的改进。按苏联教材的结构分为四部分：
一、历史概况；
二、阶级结构；
三、国家制度；
四、法权，通称为“四段论法”，（61年以前，我们编写的教材大多仿此），但在这次编写的讲义中，我们打破了四段论的机械排列，较大地加重了法律部分。这部教材在文革前曾起了相当的作用。
1979年在法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际，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在这个会上集中讨论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提出“要严格审定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范围，改进过去存在的对象不清，内容庞杂的倾向”。经过讨论，明确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法制而不是国家与法，并与此同时恢复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在研究方法上我提出：“不仅要从典章文献入手研究法制史，而且要从国家活动中去把握法制的本质与规律……中国法制史也要见人、见思想。” 在这里反映了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改变静态研究的传统，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既见人物、见思想；也见事件、见活动，还法制历史生动的本来面貌。在法制史料问题上，我提出：“须要大力发掘、整理、编纂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使文献资料、地下文物、社会调查、历史档案、私家笔记等等结合起来，其中也应包括农民起义中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檄文、告示、口号、规约、教义、军律等。在浩瀚的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中，有些需要重新辨伪审定，有些需要酌加注释，因而也是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科研工作。如果从甲骨文中有关法律问题编起，可以想见其卷帙的繁博。因此，必须组织力量，通盘规划，分工合作，积极落实。这项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始终认为不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的法史研究是空的，但是徒有史料缺乏正确的理论加以分析、运用，也难以发挥史料的价值。
在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问题上，我提出：“要以坚实的专题研究为基础”，并设计了十个专题：“（1）中国国家和法起源的具体途径；（2）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二千多年
来螺旋上升的基础、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3）儒家（包括宋明理学家）提倡的纲常名教对于立法与司法的影响；（4）以保障家长统治权为中心的家法、族规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5）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成因与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6）法治、人治、礼治、德治的相互为用；（7）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管辖的深入，对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作用；
（8）明清刑名书吏对诉讼的操纵；（9）西方资产阶级法制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变种；（10）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的道路和特点；等等。”
为了编成《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我呼吁法史界同仁，以历史的使命感来对待。“如果说三十年代汉学的中心在德国，那么今天研究中国法制历史，其中包括断代史、专史最活跃的是日本。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三十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学家。今天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一种罪过！因此，编写出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是时代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的这个呼吁是有感而发的，1978年美国教授兰德彰告诉我：“此前，世界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未请大陆学者，因为我们只知道杨鸿烈，可是他已过世了。”
以上就是七十年代末我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方法、资料、前景的反思。这个反思是经过文革之后痛定思痛的结果，也是在法学春天到来时，在认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一种经历。1981年我撰写出版了《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和1982年我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统编教材，就是当时认识的产物。与此同时，我感到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刑法涵盖诸法的束缚。1983年8月在西安召开了法史学会第一届年会，我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作了发言，提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提法应改为„民刑有分，诸法并用‟……过去梅因的„古代中国无民法‟的观点影响很大，实际上，古代统治者对财产关系是很重视的，这在立法上也有表现，至少从西周就是这样，到了宋代则更为重视。清朝的户部则例就是民法性质的单行法。过去说民事用刑法解决，但许多问题事实上不用刑法，而是用调处解决。然而也应看到，中国古代的确没有独立的民法典。”“……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到唐代已形成以律为主，并与格、令、式、典、敕、例等形式互相结合，反映了法律调整的多样性，标志着封建法制的成熟。但我们过去对这方面研究还很不够……法制史研究要开创新的领域，如行政法史、经济法史都应研究，道家与释家对法律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少数民族的法制史，也应重视。”
西安年会上我的发言有的还不够准确，更不充分，但它反映了我要根据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来研究法制史的想法，力图打破传统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思想束缚。此后，我在一系列论著中，详细分析了法律体系与法典体例的不同，并在实践中致力于法律体系的研究。1992年出版了由我撰写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一书，就是体现这一认识的成果。此外，还组织撰写了《中国刑法史稿》、《中国刑法史新论》、《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民法史》、《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中国司法制度史》等专著。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时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来概括中国古代的部门法史，因而，只能借用现代部门法的名称，难免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最近在编写清史法律志时，我将清代民法改为“民事制定法与民事习惯”；经济法改为“经济体制与运行管理法”，行政法改为“行政管理与职官法”等等。这种改变也不一定科学，但觉得更能贴近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的实际。这可以说是我在认识上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经历。
近二十年来，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长成熟，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
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二、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三、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为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目就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1995、1998年我为人大常委所作的法学讲座中也都贯穿这一主线。提供历史借鉴，绝不是简单庸俗的古为今用，关键是在“科学”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中国法制历史是有丰富历史经验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国法制历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发表了我撰写的《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论坛》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论坛》第一期连续发表《中外法制历史比较研究刍议》，意在推动比较法制史研究，为此还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须要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为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认识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当然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许多学者运用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可喜的现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五、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六、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中国法制史学，使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七、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浅谈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之改进 篇3
摘要：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当前在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法制史教学面临困境。为了使法制史教学走出困境，凸显传统法制的价值，文章从端正理念、运用传统文学中解读法律制度、改进教学方式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希望能对法史学教学有所借鉴。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进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深厚悠久的法制文化，这是祖先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每一个法律工作者去认真研读。但是当前功利主义弥漫大学教育，由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和现实存在差距，虽然被列为法学16门核心课之一，却并不被师生重视，学校在课时分配上一再压缩，教师只是为了完成授课任务，学生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积极性不高，这不仅使中国法制史教学陷入了困境，更重要的是传统法制的价值正在被功利主义所淹没。如何克服大学教育功利化、凸显传统法制的价值，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我们无力从教学体制上改革，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们树立对传统法制新的认识。在这里笔者法制史教学过程中有几点心得同大家分享。
一、端正学生的学习理念
在初讲中国法制史时，我按照书上的体系：学科概念、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学科意义几部分来进行。我准备的很认真，但是学生们的积极性却不高，有的学生干脆懒怠听。为什么刚上第一节课就会这样呢?我通过和学生沟通，发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存在着严重的偏见，都认为过去的法律很血腥、很暴力，无视人权。二是受功利思想的影响，学生认为古代的法律是一种纯理论，对解决现实问题毫无帮助。听到学生这样的回答，我恍然大悟：一种在学生眼里集血腥、暴力、等级于一体，对现实毫无用途的法律怎么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呢?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就能对症下药了。我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告诉学生评价历史应当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不能以现代的文明程度去看待古代。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以现代的视角评价古代必然会得出野蛮落后的结论。钱穆先生说过，我们应该带着温情去理解历史，也就是说我们要客观的评价历史。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制我们也应当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评价它的作用和意义。我国传统法制在当时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唐律疏仪》被公认为世界封建法制代表，对当时东亚、东南亚一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84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法学家穗积阵重发表论文，总结了曾经对世界法律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律即五大法系，中华法系位列其中，而中华法系核心就是中国封建法制。外国学者上对我国传统法制的评价如此之高，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珍视它。
我紧接着从法学学习的角度告诉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的重要性。那种认为中国法制史毫无用途的想法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法律是社会渐变的产物，经历了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到制定法的漫长的演变过程。因此现代的法律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是过去法律观念进一步发展，不了解过去就不可能真正懂得现在的法律制度。博登海默说：“研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相当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也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对其周遭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一个只懂法律的人，只是一个十足的傻汉而已，并极易沦为社会公敌。”所以只有搞清法律的来龙去脉，才能更深刻的理解现行的法律制度，才能科学的预见法律发展的未来趋势。经过这样的讲解，学生们对于中国法制原有的偏见被打破，在新的理念下，充满了对法制史内容的渴望。因此我们再刚开始讲中国法制史时，不要急于讲具体内容，先从观念上使其认识到传统法制的价值，激发其求知欲，以后的教学就会顺利多了。
二、从传统文学中解读法律制度
中国法制史兼具史学和法学双重性质，同时也具有法学和史学的双重难度。古代的法律制度产生与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紧密，要想理解某一制度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法学专业的法学生对于历史的掌握比较薄弱，因此对许多制度感到难以理解。如果单纯用法律语言去解释，只能使内容更加晦涩难懂。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小说诗歌都能反映当时的法律制度，通过对文学内容的讲解使枯燥的法律内容变得浅显易懂，同时也增加了课堂的生动性。比如在讲西周的婚姻制度时提到的“媒妁之言”是婚姻的必要条件。对于在婚姻自由的现代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是很难理解的，于是我用了诗经中的《氓》一篇：“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诗歌讲了两个相恋的青年男女，女孩在送男孩至淇水时，男孩埋怨女孩拖延婚期，女孩委屈的说：不是我拖延婚期，是你没有派媒人来啊。通过这个诗歌大家很容易掌握媒妁在婚姻中的作用。再有我讲到“圜土”之制时，学生对“弗使冠饰”以示羞辱就很费解，为什么不让带帽子就是一种羞辱呢?我告诉学生周代、秦代、汉代，社会上有一个等级制：只有贵族的男子才能戴冠，才能戴帽子；平民只能戴头巾。孔子的学生子路在战斗中被敌人用戈把系冠的带子砍断了。子路马上放下武器，说了句“君子死不免冠”——作为一个君子我死了以后，这个冠是不能没有的。于是，他就去系带子，不打仗了，这个时候敌方士兵们一拥而上，把他剁成了肉酱。可见冠饰在是身份的重要体现，不让带冠饰在当时社会无疑就是一种羞辱，通过传统文学来解读中国古代法制，收到了很好的授课效果，学生们对中国法制史的兴趣更加浓厚了，而且还增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
三、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
传统的数学手段是手写口说，传统方式不但限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且也限制了课堂教学信息量的扩大。利用多媒体教学不仅能够增加知识容量，而且通过声、文、图、动的有机结合，实现抽象内容形象化，深奥内容通俗化的转换。比如在课件中放上每个朝代的区域图，使学生们对这个朝代有了更加直观的把握，也激发的其对该朝法制的求知欲。此外有选择选择的放了一些视频，比如在讲宋代检验制度时，为了使学生加深对检验制度的印象。我节选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的宋慈验尸的一部分。非常受学生的欢迎。
四、适当介绍书目，提高自学能力
法制史虽然是法学中的冷门科目，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同学对其比较感兴趣，他们思考的内容比一般同学更深刻。仅仅课堂教学的内容无法满足其需要。因此在讲课过程中我给学生们介绍一些法制史的名著，比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武树臣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梁治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梁治平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张晋藩著《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学生可以通过阅读名著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同时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可以找到科研的切入点，为以后升入高一级的学府深造奠定基础。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中的基础学科，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法律文化，充实学生的专业知识，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是我们法制史教学努力追寻的目标。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凸显传统法制的价值，使我们每一个法史学教师都应当认真思考的，希望此文能够对中国法制史教学有所借鉴。
参考文献：
[1]张寒：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探讨[J]，法制与社会，2007(8)：672-675
[2]马聪：中国法制史教学的困境与改革的出路[J]，科技教育，2008(25)：118-119
[3]武宇红，试论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J]，科教文汇，2009(1)：48
[4]孙光妍：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的困境与对策[J]，黑龙江高等教育，2005(12)：151-152
浅谈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 篇4
一、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
(一) 中国法律制度史的研究
在中国法制史中, 中国法律制度史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法律制度史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立法情况。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每个时期、每个朝代都非常重视法令的制定, 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果, 如立法体制、立法活动、立法技术等, 通过研究分析这些基本情况, 可以了解某一政权、某一时期的法制形态[1]。 (2) 司法制度。主要包括司法体制、司法机关、诉讼制度和诉讼活动的模式与特征, 通过研究司法制度, 可以看出某个时代背景下法律执行的状况。 (3) 民族地区法律制度。主要包括我国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律制度的研究。 (4) 非法律形式社会规范。在社会发展历程中, 一些未经正式制定, 而在司法实践活动中起到约束与规范作用的惯例, 及用于调节和规范乡里关系、家族内部关系的乡规民约、家法族规等, 这些非法律形式的社会规范对于保障社会稳定与有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历史的演进, 有些惯例已经上升为法律法规, 这些都包含在我国法制史研究范围内。 (5) 我国法律制度发展特征、法律制度在世界法制史中的地位。
经过长期努力, 我国在法律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应重视其中存在的不足: (1) 我国法制史学界对于法律制度的研究往往仅限于由国家机关正式颁布的法律法规, 忽视了逐渐形成的民间习惯和民间规定, 对于这些非明文规定的社会规范关注度不高。 (2) 法律制度史的重点放在书面规范, 没有对现实社会中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做深入分析。 (3) 多数学者对汉民族法律制度较为重视, 而忽视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制度的分析。 (4) 关注对司法程序、监狱制度的分析, 而对我国法官职责、诉讼程序等缺乏足够的重视。
因此, 在进行我国法律制度的研究时, 不仅要注重法律法规的静态分析, 还要关注现实生活中相关法律制度的运作情况, 对其进行动态分析, 全面准确地把握法律制度。另外, 还要拓宽中国法制史研究视角, 从多维角度分析, 注重微观分析和宏观总结的结合, 重视主要法学思想对我国法律制度产生的影响。
(二) 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各项规则体系的研究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内容详实的学科, 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要对我国法制史有准确、科学的认识, 就不应仅仅局限于分析法律制度本身及其成果, 还要对我国法律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教育文化背景等进行深入分析, 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科学地认识我国法律制度发展历程。所以, 在法制史的研究过程中, 不应只是单纯描述原有的法律制度, 还要从我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伦理等多种角度来追溯法律制度的真正根源。在这种情况下, 就应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文化背景、伦理道德规范等多方面作为我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例如, 我国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就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法律制度必然要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的影响, 同时, 也要受到最根本的经济基础的制约。所以在进行我国法制史研究时, 必须从经济、思想、政治等多方面的发展中探寻法律制度发展的社会根源, 此外, 还要对法律制度和文化现象、各种伦理观念间的联系进行全面分析, 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规律。
(三) 法学史与法律思想史
要对中国法制史有深入的认识, 必然离不开对法律思想史的分析。无论在哪个时期、哪个朝代, 思想都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而制度则是思想的结果, 在不同思想的引导下, 会出现不同的法律制度。例如在我国古代奴隶社会, 由于对鬼神的信仰与崇拜, 在法律制度常常表现为神灵裁判;在西周时期, 统治者的法律思想是“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因此主张先通过道德教化使百姓臣服, 若无效果再采用刑罚, 用刑要谨慎、宽缓;到了汉武帝时期, 统治阶级信奉儒家思想, 于是许多儒家思想的精神逐渐变成了具体的法律制度, 例如春秋决狱、上请等;而到了唐朝初期, 统治者提出比较成熟的法律指导思想, 例如立法稳定、简约,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 司法要慎刑等, 在这种法律思想的引导下, 形成了以礼法合一为主要特征的唐律[2]。由此说明, 从根本上来说, 中国法律思想史与中国法制史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在进行法制史的研究过程中, 不能忽视对法律思想史的分析, 尤其是和法律制度的产生和演变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要素, 更应该作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此外, 在研究我国法制史时, 同样需要深入分析法学史。通过研究我国法律制度的学说、理论和法学作品等, 能够克服法律思想史分析过程中只见人物及其相应思想而不见法律制度的弊端, 弥补法制史中只见法律制度, 不见理论知识的缺陷。
二、结语
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特点, 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和其他学科有一定联系。在中国法制史研究过程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对象范围过小。因此, 应当积极促进法制史研究对象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 建立起范围更广的法制史研究体系, 不仅要对中国法制史进行静态分析, 还要重视动态研究, 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把握法制史的精髓, 为健全我国法制建设提供有利价值。
参考文献
中国法制史 篇5
晋时期的法制
第一节 西周以降的法治思想与法律
一、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
中国古人对“德”和“天”两个观念一直有一种信仰，直到今天中国人对“天”仍有一种潜意识的尊重。“德”是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一种天命观。在改朝换代的政治变革当中，西周作为一个新政权，就要为自己的权力更迭，寻求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所以西周政权的代表周公姬旦提出了“以德配天”，即周人之所以得到新政权，是因为有德行，殷人之所以丢掉了国家权力，是因为没有德行。“德”被认为是一个人必有的道德根本，这样的一种思想与法律相关联，就是“明德慎罚”。
“明德慎罚”就是说，现实的一个政权，通过道德而获得权力，如何证明有道德，就要落实在严格的执行法律当中。古代的“罚”、“法”往往都是通用的，还有“刑”，它们彼此都是相关联的。“明德慎罚”被后世解释为要慎重地运用法律，用这样的一种行为来彰显、证明统治者有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道德。所以西周以来，在观念、思想上强调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就为后世历代王朝权力存在的正当性和法律运用奠定了基本原则。
二、“礼”与“刑”的关系
（一）礼刑的关系
西周时期谈论“礼”与“刑”，恰恰因为“礼”是那个年代对一般人而言最重要的行为规则。古人认为“礼”与“刑”的关系是“出礼入刑”。《汉书·陈宠传》所说的“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意思就是说，一旦一个人的行为超出了“礼”的约束，往往就会落入到刑罚的惩罚范围。“礼”本身和我们今天谈到的法律有相近、相关的一面，但是在许多的价值上，又有不同的一面。比如“礼有差等”，按照今天人们阅读的理解，更直观地认为“礼”这套规则更注重强调人们的差别，但是我们犯了一个读古文的一般的错误，但是古汉语中，在这句话里边，“差等”有两层涵义，一个是差别，一个是对等。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礼”这套规范只讲差别。
在对“礼”解读时，还强调“尊尊”、“亲亲”。在这些关系当中，实际上先秦的儒家在许多的思想原则上非常强调对等性，叫做“尊其尊，亲其亲”，也就是说做君主的要有做君主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做父亲的样子。一方面不否认传统社会理念强调“男尊女卑”、“夫唱妇随”，但另一方面也强调“夫妻同体”、“举案齐眉”，这都是强调对等关系。在强调臣对君有义务、子对父有孝道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强调“君规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即中国传统这套“礼”的规则，不能够被后人简单地解读为一套人身差别规范的规则，那就过于简单化了。
“礼”与“刑”在这个基础上所体现的是当时人们所追求的公平价值，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有许多内容是需要我们后人不断地认识和理解的。
（二）五刑
与中国古代法律直接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就是“五刑”，对于“五刑”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一个系统性的五种刑罚制度，实际上还远不止此。传统法律中，“五刑”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已经成为一个观念，即“五刑”就等同于法律，但是不能和今天的部门法理论进行类比，从而得到一种误解——难道中国的法律就是五种刑罚吗？但是作为一种法律意识的观念，“五刑”就是其代表。
对于“五刑”我们不仅要了解各个朝代五刑的内容，还要了解与“五刑”相对应的其他法律制度，如“八议”、“官当”、“十恶”都与“五刑”制度相关。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谈到“八议”，包括唐律中的议、请、减、赎、当、免，不过都是为了五刑制度更有效、更准确地运用而确立的。所以在这个复习时期，就不再是简单截取一些知识点，而是系统地将知识点有机贯穿起来，因此考生在复习中要习惯看到“五刑”，想到相关的制度内容，从而对“五刑”有完全和准确地认识。
西周时期的五刑通常指：墨、劓、剕、宫、大辟五种残人肢体的肉刑。比如大辟对应的是死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经过了很多变换阶段。先秦的死刑，是作为普遍肉刑中的一种，最终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一种剥夺人生命的刑罚，经过以后的汉朝文景帝废肉刑，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死刑复奏，到后来明清的会审，它伴随着相关的诉讼制度的变化，能够让我们完整地看到中国传统法律对死刑，所始终贯彻采取的一种慎刑的原则。只有这样一种知识彼此前后的链接，我们才能够准确把握古代的具体制度设计的发展演变和存在的合理性。
先秦的五刑和以后的五刑是有差别的，比如形式上最突出的不同就是随着汉朝文景帝废肉刑之后，这套五刑制度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先秦以来那样一种残人肢体的刑罚，变成了一种以笞杖刑为主，以徒流刑为代表的一个新的刑罚系统，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那种残人肢体的刑罚，最终被替代了。社会发展到今天，今人有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认为这样的笞杖刑仍然是肉刑，那是历史变化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能否认文景帝废肉刑的历史意义，而且回顾秦汉的特定刑罚，可以准确地看到中国传统在刑罚设计的价值追求上是值得今天汲取的。所以我们不能借用今天的价值判断解读中国历史上既有的刑罚制度，从而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例如《秦律》中有一种耻辱刑，典型的代表就是髡刑，这在今天的价值观上看，一个刑罚仅仅是剃掉犯罪人的头发，不应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刑罚，但是在古人看来却是比较严重的。无论如何，对于一个罪犯也不能有人身侮辱，但是罪犯必须要受到惩罚，在服刑期间，总要追求应当让罪犯对自己所犯罪恶感到耻辱，这还是必要的。所以古代法律的某种追求具有内在合理性，在今天的文明尺度上尽管可以对它进行种种批判，但是所追求的合理价值是不能被忽视的。
五刑是一个很典型的概念，与五刑相关的还应该关注在这些刑罚适用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自西周以来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原则，例如在定罪量刑上要区别故意和过失。到了唐律以后，又进一步把它作了区别，比如有关于自首的规定。在汉代，当我们强调一些很特别原则的时候，我们总会提到“亲亲得相首匿”，这些都是在适用刑罚上必须要考虑到的重要的判断标准。“亲亲得相首匿”这是源自儒家的一个基本原则，按照史书上的解读，叫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用现代汉语讲就是父子之间彼此包庇，这恰恰是当时正当的人伦道德要求，但是现实的法律制度中，并没有设计出这样一套逻辑结构。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中国法律从西周的“礼”“刑”存在结构开始，也有着自身的发展，特别是经过了春秋战国，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强调成文化和法典化。
（一）铸刑书与铸刑鼎
古人在记述的时候，为了能够彼此区别，把前一件叫做铸刑书（郑国·子产），把后一件叫做铸刑鼎（晋国·赵鞅），而它们实际都是把当时诸侯国适用法律根据的“刑书”加以修改之后铸在一个鼎上。鼎在先秦象征着是一种国家权力，所以铸在鼎上就类似于后来法律要公布，要取信于民这样一种价值追求。
在这个基础之上，到了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他收集来诸国已经公布的刑书，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他自己的一篇著述，这就是《法经》。这篇著述在文体结构上，与现在的法典相类似，所以被当时的魏国国君魏文候一指诏令，修改成了一部法典，《法经》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法典。
《法经》在编排结构上，类似于今天制定的法典，共有六篇——“盗”、“贼”、“囚”、“捕（网）”、“杂”、“具”，这六篇各自的内容和编排顺序对后世有较深影响。之所以将“盗”、“贼”两篇列于《法经》之首，是因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也就是说一个统治者首先要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是禁绝“盗”和“贼”这两种行为，来提供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安定的社会环境。“盗”就是指“强盗”、“窃盗”，而“贼”是由“贝”和“戎”两部分组成，其中“贝”是指与钱有关，“戎”指军人，“贼”强调的是为了获取利益，不惜大打出手，进而杀人越货、戕害良民，所以“贼”在古汉语中、在古代法律中被归纳为“害良曰贼”，“杀人不济曰贼”。盗、贼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社会基本政治经济秩序、对人身生命财产有着严重危害行为的犯罪，这是任何一个当权者首先应该通过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制止的行为。有“盗”、“贼”就要抓捕、关押、审讯，于是就有“囚”、“捕”两篇。除了“盗”、“贼”这种违法行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违法行为显然不仅只限于这两类，除了上面阐述过的“盗”、“贼”两种犯罪之外，其他的归于一类，客观上这类犯罪就会显得驳杂，因此称之为“杂律”。《法经》的最后的一篇“具”，“具”的本身在今天还有“备而不用”的含义，所以“具律”有着一般原则的性质。《法经》这样的一个法典结构，对于后世的法典编纂影响深刻，比如直接影响到了战国后期的秦。秦有商鞅变法，而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之后，全国所形成的法律体系称为六律”，而这“六律”就是《法经》的六篇结构。所以《法经》是战国时期代表中国法治进程最重要的环节。
第二节 秦汉、魏晋时期的法律
秦汉以后，法律越来越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出现了所谓的“亲亲得相首匿”，在司法领域还出现了“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在另一方面强调了中国传统法律里边自西周以来就形成的制度原则——在认定一个行为人对他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的时候，他的主观心态十分重要，所以春秋决狱又被后人解读成论心定罪。也就是说，一个人主观恶意的有无和大小，与犯罪行为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对犯罪人犯罪行为惩处的轻重。《盐铁论·刑德》中认为：“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志善而违于法者免。”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内心险恶，哪怕行为举止上并未触犯法律，对这样的人也要严加追究。相反，如果一个人心地善良，哪怕行为一时触犯了法律，对他也要进行宽免，这完全是论心定罪。论心定罪在西汉，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有它存在的历史必然和积极的作用，如汉承秦律，秦律一向以法家理论为指导，以严苛繁密著称，自汉初刘邦的“约法三章”之后，汉律经历了体系结构上一次重大的选择和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有些规范通过儒家经典在适用法律上进行一些解读，就成为必要和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就是在个案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对某些法律条文用儒家经典做出一些解读。这些解读大概遵循的原则主要有强调主观心态的分析认定，另一方面强调情理，也就是说这种解读要符合当时的人一般公平、是非的判断，要合乎人情。谈到情理，一般都会联想到人情，这恐怕远远不够，古代“情”、“理”、“法”的关系，情之所以通常被写在第一，这里的情不仅有“人情”之意，还有“案情”的意思。换句话说当时的“情”恰恰和今天的“注重案件的事实”相关。春秋决狱通常被解读为“情判”，这里的情不简单的是人情，更重要的是要合乎常理，要通过这样的一套做法弥补传统法律立法当中的不足和缺陷。所以春秋决狱随着后世法律本身规则条文的完善，逻辑结构的严谨，适用的可能就越来越少，以至于魏晋之后这样的做法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在两汉时期的作用，特别是当时继受秦律背景下的，其积极一面就是强调论心定罪，有效防止了历史上源自秦律的广泛株连的做法。儒家强调的是“罪止其身”，不能够无端进行株连。但是论心定罪又给后世法律的适用留下了祸端，因为心就是思想，所以在后世帝王制度下演变为文字狱。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的更替
由于中原政权频繁的更替，使我们觉得这段历史非常混乱，但是这段时期又是中国传统法典结构、法律内容和有特色的法律制度最为集中出现和发展的时期，我们先把不同时期的政权做一个梳理。
占据了北方大半中国的曹魏政权，吞掉了西蜀，正当曹魏势力不断扩充，要统一中原时，又被手下的司马氏篡夺了政权，历史进入到两晋时期。由于西晋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争斗，原本建都洛阳的晋王朝一路逃到建康（南京），并在此建都，称为东晋，于是形成了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这就是南北朝。南北两方各自进行着改朝换代，南方的司马氏政权被宋、齐、梁、陈四个王朝所取代；北方少数民族拓拔氏建立的北魏以后又经历两次分裂和朝代的更迭，分别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二、法典结构与法律形式的变化
在这样的朝代变化的背景下，完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法律从内容到体系不断地演进的过程，出现了几部具有代表性的法典。
（一）《新律》
曹魏立国后，颁布了《新律》又叫《魏新律》。《新律》在结构和内容上有两个特点，首先在结构上总结两汉以来逐年积累起来的庞杂的法律规定和法典体系，创立了新的简明的18篇法典结构，第一篇叫做《刑名》，类似于今天法律的总则的内容；其次在内容上《新律》将儒家经典理论——“八议（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法律化”。“八议”和“五刑”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八议”就是对八类人在适用刑罚时的特殊的制度设计。
曹魏被司马氏所取代，在西晋时期又完成了一部法律（《晋律》），因为其颁布在晋武帝泰始年间，所以又称为《泰始律》。其在《魏新律》18篇的基础上扩充为20篇，最突出的特点是《晋律》将《魏律》第一篇《刑名》一分为二，变成了《刑名》和《法例》两篇，在内容上，《晋律》也有一个较大的原则制度上的设计——“服制定罪”，即按照亲疏远近的血缘关系，确定一个具体犯罪的人的犯罪行为要受到何种制裁。以后中国历代法典都完全继承了源自于《晋律》的“准五服制罪”（服制定罪）的原则。服制本指亲属中有人去世，按照血亲、辈分远近的不同，穿着五种不同的丧服，这五种丧服客观上告诉外人，死者和生者之间有何种血缘亲疏关系，法典运用这样一套被民间广为认同的身份制度，来规范在刑罚适用上的轻重的原则辨别。例如一个家庭中有一个不孝子，经常偷窃家中财产，有一次他找到一个和他非常要好但不是家族成员的人作为帮手，偷窃家中财产。这个不孝子当然是谋划盗窃行为的首谋，根据《唐律》的规定刑罚适用的一个原则就是两人以上犯罪的，首谋者从重论处。但是这样的一个盗窃行为完成后，首谋者不一定在刑罚处罚上要重于帮手，因为首谋者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家族成员盗窃家中财物的时候，依据身份关系，首谋者与被害者是亲属关系，所以“论刑从轻”，而帮手因为和被害者关系疏远，所有“论刑从重”，并不因为两人犯罪中家人是首谋而一定从重论处。这样的一套基于身份认定犯罪行为人行为性质的轻重，而导致刑罚轻重的原则，在当时的人看来很合理，在现今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现在的司法实践中也在考虑到亲疏的关系，因为其存在内在的合理性。这套“服罪定罪”制度几乎贯穿于所有传统法典具体当事人犯罪刑罚的适用上，形成了“以尊犯卑”通常要从轻，而“以卑犯尊”通常都要从重。
（三）《陈律》（《南陈律》）
晋朝因八王之乱和北方少数民族南侵，都城从洛阳迁到南京，历史上将迁都之前称为西晋，将迁都之后称为东晋。东晋又被后世的宋、齐、梁、陈所取代。这四个王朝的立法又以《晋律》为模范，虽然每一个朝代都颁布了新法典，但在内容结构上并没有超出《晋律》，只不过在《南陈律》中出现“官当”制度，即官员犯罪后可以用其官职来折抵一部分刑罚。但是官员犯罪并不当然用官职来折抵刑罚，当时的法律具体规定了哪些犯罪可以适用官当。
（四）北朝的法律
北朝的《北魏律》基本上受到旧有中原《汉律》和当时南方《晋律》的影响。后来北方分裂为北齐和北周，在这两个朝代各自修订的法律当中，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内容。
1.《北齐律》
《北齐律》在结构上进一步精简成12篇，这一结构影响到后世唐宋法律近700年。《北齐律》在内容上，统治者基于司法经验，把对社会危害最严重的十种犯罪，集中归纳在《名例律》中，叫“重罪十条”。这样一个法典的条文编排体例经过隋朝改称为“十恶”，后经唐宋，一直沿用到明清。一般来说犯有“十恶”罪行的人，通常不会被赦免。《北齐律》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在12篇的第一篇被称为《名例律》，即将《晋律》的《刑名》、《法例》两篇合二为一，各取一字形成《名例律》，在法典当中居于总则的性质，在结构上被置于首篇，这种结构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1906年修律。
2.《北周律》
自汉初文景帝废肉刑以来，在中国刑罚体系中最难以确定的就是“减死之刑”，死刑以下的一等最难设计。《北周律》确立了流刑作为减死之刑的地位（废除宫刑），并且对流刑按照流放道里的远近分等规定，叫做“流刑分等制度”，以被处以流刑的人犯罪行的轻重，按照流放道里的远近加以区别。
（五）南北朝时期的死刑复奏制度
在刑罚制度上，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所有的死刑判决都必须报送皇帝核准（死刑复奏制度）。此前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地方有直接的权利，地方官掌管生杀大权，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和死刑的慎重，所以自南北朝以后，死刑案件判决无论是哪一级作出都不立即生效，都要逐级上报到皇帝手中，由皇帝派中央的司法审理机关进行复核，并且将复核的结果再次报请皇帝批准，这就是死刑复奏制度。
在诉讼制度上，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一朝，将其主掌审判的衙门叫做大理寺，这样一个机构设计一直延续到明清。这些内容要和秦汉司法机构进行关联：秦汉时期的中央司法机构叫做廷尉，西周一度叫做大司寇。
第 二 章 唐宋至明清时
期的法制
第一节 唐律与中华法系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一个典型。法系是指西方法学者在近代为了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法律文化的形成和现象所作的概括，比如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华法系。这些法系有的作为一种制度和形式已经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如中华法系。但作为一种文化，中华法系对于今天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产生着种种影响。如中国人头脑中固有的公私观念，这样的一种价值判断会时时左右中国人对于今天所面对的法律制度的理解和运用。了解自己过去的法律制度，探求其制度上的特点，对于我们把握今天的法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今天谈论中华法系，最直接的参照就是《唐律》。
《唐律》在当时的世界中，是立法水准、内容结构上十分完善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史的进程中也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法典，是对历代王朝法典的总结，是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法典直接模仿的蓝本。以至于后来修订《明律》的时候，都会认为“《明律》十之八九都和《唐律》有关”，而《清律》更是与《明律》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唐以后的宋在立法的结构和内容上基本上也是沿袭《唐律》。
《唐律》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里最具代表性的文本系统，许多制度设计在观念、在原则上对后来甚至当下都不无影响。如“六赃”就是对六种非法获取财物犯罪的归纳，其中有四种是对官员非法获取财物的归纳，也就是贪污贿赂犯罪。现行《刑法》规定的“事后受财”在当时的《唐律》中都有详尽、细致的规定。
在《唐律》的规范背后，有一个原则是值得我汲取的，后人将其归纳为“严而不厉”的原则。“严”体现的是法律条文设计彼此在逻辑结构上、在概念的解读上非常严谨、细腻，很难让犯罪者找到空子，因为《唐律》也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按照律文的说法，“律无正条者不得论罪定刑”，任何定罪论刑都要遵循法律的条文。但是所有的成文法国家都会面临着“法条有限、情罪无穷”这一困境。所以就需要有内在的逻辑和法律对这样一系列概念的有机解读，来避免这样的漏洞。
《唐律》另一个方面的特点体现在，在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上越来越合乎情理。如《唐律》十二篇中有专门的两篇和逮捕、诉讼、审判都有相关性。《唐律》“六赃”里提供的信息还有很多，不仅仅是在条文上的“严”，而且还体现在刑罚处罚上尽可能选取“宽”的形式，即“严而不厉”的“不厉”。《唐律》规定的宽刑，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宽坐，是指对犯罪行为不得宽坐，但是一旦依法认定一个人有罪，要根据人的身份、案件的特殊情况，给予尽可能的宽免。在《唐律》的立法者看来，严刑不一定能够收到好的社会效应，“严”应体现在立法的严密上，而不能仅仅或尽可能不要体现在最后刑罚的严酷上。这都是值得今人思考和汲取的。
第二节 宋元时期的法律
一、宋代的法制
（一）《宋刑统》
《宋刑统》全称《宋建隆重详定刑统》。“刑统”这一称谓源自唐代中期一部法律修纂——《刑律统类》，在五代以后，简称为“刑统”。《宋刑统》虽然称谓有变，结构上和《唐律》一样，还是十二篇，只是这十二篇500条之下，具体内容表述上和《唐律》有诸多差异，《宋刑统》有着和《唐律》相比突出的变化，即增加了许多民商事规范的内容。
宋代立法的另一个特点是“编敕”。“敕”是皇帝发布的，针对一时、一事、一地的特别命令，将这些零散的“敕”加以汇总、统一，去除先后的抵误、没有办法行用和已经失效的内容，加以重新分类的汇编，即为“编敕”。到了南宋又有了一种新的法典结构汇编体例，即按照律文十二篇的结构、门类加以汇编，在每一门类下按照敕令格式的法律渊源而以统括，称为《庆元条法事类》。从此以后就造就了新的法典编纂结构，即“条法事类”的结构。这是对元朝有着直接影响的法典汇编的做法。
（二）宋代刑罚的变化
1.折杖法
2.配役
3.凌迟
二、元代的法律制度
元代为了有效统治国家，将社会上的人分为不同等级，后人将这样的一个制度概括为“四等人”制度。这样的一种制度设计在价值判断上当然是否定的，这样一套制度以今人的眼光审视是无法接受，甚至是无法容忍的。今天我们都认同“人人平等”这样一个价值，但是现实制度设计却远非如此。现在的社会按照原有的制度设计也可以将人分为四等，如某一类人归组织部门管理，一部分人归人事部门管理，大多的“蓝领”归劳动部门管理，其他的人就归公安部门管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体会到这样的管理体制有什么不平等，所以任何一个现实社会的制度不过满足的是时人对公平的认同和理解。元代这样的法律制度在法律上还体现为“同罪异罚”，这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知识点。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法律
明清两代的法典法律制度有高度的承继性。
一、《大明律》的制定
明王朝在其存续的200多年中，《大明律》一直是其基本法典。《大明律》最大的特点是不再遵从唐宋以来十二篇结构。随着中枢皇权体制的变化，废宰相、提升皇帝的地位，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所以《大明律》的结构就变为七部分的法典结构，第一篇《名例律》存而不改，其余的是按照中央六部结构分别设律，即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其中又以《刑律》内容最为细密和完善。在这样的新法典结构之下，代表的是后期法律的共有特点。后人在总结《明律》特点的时候，概括为“重其所重，轻其所轻”，即严重危害到皇权制度、社会制度的犯罪，《明律》规定的处刑都重于《唐律》；而关于礼仪、风俗的犯罪，《明律》的处罚又明显轻于《唐律》。也就是说越向后发展，王朝的法典和司法的打击对象和力度越来越集中和明确。
二、清代的法律
《清律》是在《明律》的基础上完成的，《清律》更加强调作为国家基本法典的“律”和在司法实践中的“例”彼此统一协调（《大清律例》）。
三、《明大诰》和“明刑弼教”
明初朱元璋还颁布了《明大诰》，这是由朱元璋自己审断的案例进行的汇编，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明初，以朱元璋为代表的“重典治国”的历史，在传统的法律指导思想上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明刑弼教”。“明刑弼教”和“德主刑辅”的思想的差别在于，“德主刑辅”是有主次之分的，“明刑弼教”只有目的上的划分，也就是说“明刑”的目的是达至教化，为了达至教化这个目的，刑或先或后，或轻或重都是可以的，不必恪守“德主刑辅”，大德小刑。这为明以后的“重刑”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明代的会审制度
为了平衡这种重刑可能给整个法制带来的负面影响，明清两代的法律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越来越严密，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会审制度的设计——凡是疑难重大的案件，都要通过会审进行审理。
会审按照今天权力分立的理论价值判断，有着诸多不相适宜的地方，往往被今人简单否定，其实这里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三权分立不过是肯定内在的权力制衡的价值，中国传统社会2000年的帝制，权力始终是有着制衡制度设计的。甚至不妨这样认为，任何一个权力体系，如果没有制衡的设计，几乎是无法运作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的皇帝制度是典型的专制制度，在皇权之下会有制衡，但是在下级权力对皇权缺乏有效的制衡。明清两朝皇权进一步向极端发展，皇权之下的制衡不是被削弱，反而被加强。例如《明律》中的奸党罪就是指绝不允许在政治统治集团内部，有基于小团体利益形成的党派。
伴随着明代皇权的加强，还出现了“廷杖”制度、“厂卫”制度，这都是和大的结构背景相适应的。在正常的司法制度上，“会审”也是在这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形态。会审同样是利用不同官僚机构之间的制衡，来达至个案审判上的公正，是为了有效防止传统司法衙门独断专行，所以仍有积极的一面。
五、明清的会审制度
（一）秋审
明清时期将所有的死刑判决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立决”，一类叫做“监候”。所有被判处死刑立决的案件，要根据南北朝以来死刑复奏的程序，按照当时法律的规定上报中央，形式上要经过皇帝最后的裁可，再交付执行；而被判处死刑缓决的罪犯一律要等到秋天由专门的秋审程序来重新复审核定。秋审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秋冬行刑”密切相关。这样一套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汉代有秋冬行刑，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非常强调“天人合一”这样的价值，在现实政治中，统治者的行为要遵从天意、符合天象，这就是自西周以来强调的“天”的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如何体现天意？人们通过观察就附会为天有四季——春夏秋冬，秋冬意味着万物萧杀，所有在人世也可以处死人命，统治者通常在秋冬执行死刑，这由唐而宋，经过明清，被渐渐制度化。
随着明清会审制度的出现，也出现了专门审理死刑案件的秋审制度。秋审被看成“国家大典”，为了彰显皇权之下法治的威严和皇帝的宽仁，往往采取这样一个特定的仪式。秋审审理的都是死刑监候的人犯，所以一旦一个死刑犯被判为监候，只能留待当年秋后集中审理。审理的结果通常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嗣”。除了“情实”要交付死刑之外，其他三类或者得到减免刑罚，或者留到第二年秋审再行审断，所以整个的死刑制度越来越严谨，这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法律自始而终的“慎刑”的价值观念。
（二）明清的司法机关
明清以来管辖在初审案件上有县一级负责，这是因为古人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案贵初情”，也就是说任何案件事实的获得都和尽快发现案件、尽早进入案件有直接的关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最基层的县一级衙门，所以“案贵初情”的价值判断，导致在制度设计上任何案件，重到人命案，小到盗窃案，都要由县衙初审。但是由于管辖权的不同，县级衙门审理了命案，可又无权判决，这就形成了“审转”制度——县一级衙门审理命案，通过现场勘验，得出定罪的罪名后，要将人犯和卷宗解交给上一级。例如在清代，县级衙门就要将人犯和卷宗解交给它的上一级——府。府一级衙门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审理完这些案件，要报到省一级。省级办理案件的机构叫做臬司（全称提刑按察使司），经过臬司审理之后报给省级的长官——巡抚或总督。所以一个案件由最初的审理到有权判决的督抚一级，正常情况下要经过四个层级。督抚一级虽有权判处死刑，但是根据所有死刑都要复奏的制度，又无权执行。所以督抚又有特别的死刑判决制度，每年要将一般的死刑案件集结到一定数量，或按照季度集中提报给中央的皇帝，完成皇帝的死刑复核制度，而皇帝再将案件要由中央具体审理案件的机构代其办理，这个机构就是刑部。
唐宋时期，主审案件的机构叫大理寺，是源自北齐的大理寺。元代一度废除了大理寺，中央只有刑部，所以刑部就成了明清以后的主审机关。尽管朱元璋建明以后，恢复了大理寺，但大理寺在明清两代却成了复核机构，地方督抚把所有的人命案件报给皇帝，而皇帝又交由具体办事机构——刑部来处理，这样就容易给考生带来误解，认为古代的刑部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其实不然，因为在古代皇权制度设计上，只有皇帝高于督抚，而皇帝之下的六部不过是皇权之下的办事机构，也就是说六部之一的刑部，从权力制度层级上，并不是督抚的上级，只不过因为其职能的分工，督抚名义上是将需要死刑复核的案件交给皇帝，而皇帝再将案件交给他下属的办事机构刑部，所有从权力层级上来看，刑部和督抚是平级的，这就导致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上，通常刑部是不会轻易驳回地方督抚已经做出的判决。除非死刑案件在完成复核的过程中发现了重大的问题，往往有两种做法：一是刑部以皇帝的名义将案件交还给督抚重新审理（发回重审），另一个就是对督抚有某种羞辱的做法，就是把案件提到刑部重新审理（提审）。例如清代270年历史中发生的由督抚审结的死刑案件又被刑部提到中央重新审理的情况屈指可数，最著名的一个案件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这样的一套结构让我们看到，在帝制的结构下，同样存在制衡。而在制衡理论的背后，在死刑这类案件上，也能够清楚看到这套设计的严谨。所以会审不能用今天的价值判断为行政干预司法，这是今人一套权力制衡理论的价值判断，因为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帝制上，就没有行政和司法的区隔。
第 三 章 清末、民国时期 的法律
一、清末的变法修律
1.《钦定宪法大纲》
在清末的历史时期里面，西化是当时的法律最主要的特征。1906年，清廷正式宣布要仿行宪政。到1908年，清廷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献——《钦定宪法大纲》。之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面临当时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清廷开始妥协，又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即 “十九信条”。和《钦定宪法大纲》相比，“十九信条”进一步约束了皇权，在体制上开始参照英国的“虚君共和”的君主制，但是当时的革命不再接受清廷的妥协，出现了中华民国和北方清王朝的对峙。
2.《大清新刑律》和《大清现行刑律》
与此同时，自1906年到1911年，清廷一方面在推行宪制改革，另一方面为了配合宪政，开始引用西方大陆法系的一些法律制度，先后修订了《大清律》，完成了一部新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在此之前为了求得法律的过渡，还颁布了《大清现行刑律》。这两部“刑律”在结构上截然不同，《大清现行刑律》是以《大清律例》为基础，经过删改而成，所以《大清现行刑律》是旧律的变革，而《大清新刑律》完全按照西方大陆法系的刑法典完成，分为《总则》和《分则》。由于这样一个激进的变革，在朝中出现了许多争议，这种争议集中体现为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和以传统势力为代表的理学派的争议。在今天我们回顾这段争议，双方都有值得肯定和批判的地方。理学派提出的主张并不都是保守、落后的，其强调的在法律变革中应该尊重传统，善于利用传统这一价值取向，这在今天也是值得肯定的。如当时《大清新刑律》作出的规定就过于背离当时的现实。
3.《大清民律草案》
清朝仿照《德国民法典》的结构，完了一个由五篇组成的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奠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民法典》的基础。
二、清末司法体制的变化
1.司法机构的变革与四级三审制
因为仿照西方的宪政，谋求三权分立的结构，原来传统的刑部被归入到行政系统，而改称法部，大理寺改称大理院，成为最高司法机关。这样一系列的变革影响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司法体系，共同形成了四级三审制的司法体系结构。
2.领事裁判权与会审公廨
在四级三审制的结构中，由于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特别是司法主权的侵夺，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制度，如领事裁判权与会审公廨。
关于领事裁判权要注意，将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相混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治外法权是基于近代国际公法，主权国家来相互给予的一种权利。而领事裁判权则不同，是列强强加于弱势国家的侵害司法主权的一种特别的司法诉讼制度，是不公平、不对等的。
会审公廨是基于后来出现了租界，在租界内的特定诉讼审判方式。
三、民国时期的宪法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民国建立后一个突出的变化是要给社会制定一套宪法系统。所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宪法性文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和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权力结构设计是不同的，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模仿的是美国的宪政体制，是总统制的宪政结构。《临时约法》制定的背景是孙中山即将交出大总统权力，而由袁世凯做中华民国总统，所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其法律条文设计上，在权力关系上有明显的限制袁世凯专权的目的诉求。这样的宪法性文献为后来民国初年以后几部宪法纷争的直接源头。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当然不满意这样一部宪法，所以在袁世凯在位的时候，为自己制定了一部宪法——《中华民国约法》，史称“袁记约法”。根据这部法律，总统有极大权力，甚至总统在任期间可以指定继任者。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不满足，终于在一些人的鼓噪之下称帝。袁世凯称帝后，受到全国的一致讨伐，在忧惧中死去。
袁世凯死去后，北洋政府的首领曹锟当政的时候制定了一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史称“贿选宪法”。这部宪法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
四、《中华民国宪法》
随着北伐的成功，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奉行孙中山的建国理论，随着北伐结束，军政结束而应进入训政时期，即由国民党训导国人为宪政打基础。在这个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训政时期约法》。直到1936年5月5日，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但是从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后，国家权力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国防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执掌。直到1946年抗战结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党一党包办了国民大会，通过这次国会选出蒋介石担任中华民国总统，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文本结构上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而是继承了孙中山的理论，是五院制的宪政结构。这样一部宪法在1949年之后被蒋介石政权带到台湾。
法制史 篇6
1. 当前农村法制建设滞后的原因
1.1宣传力度不够 现在农村普法基本上还是靠张贴标语、出动宣传车宣传、举办法制讲座、发放宣传材料、开展法律咨询等形式。通过调查发现，这些方式的针对性不强，不系统，存在“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现象，宣传的内容不一定是农民需要的，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够。
1.2基层执法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某些基层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素养较低，在平时的工作中又疏于学习法律知识，不能很好地引导群众；有的甚至对自己正在宣传的法律，都没通读过，一问三不知，极大影响了农民学习的积极性；有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注重程序和方法，造成了农民的逆反心理。
1.3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农民对法律知识表示陌生，有的农民认为法律不可信，有的认为在走投无路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求助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只有极少数的明确表示在切身利益遭受侵害时会主动利用法律武器。对法律的陌生使他们对身边的制度产生了迷惑，甚至有的农民认为村规民约就是法律。
1.4法律与农村道德风俗存在冲突 在乡村日常生活中，道德风俗自古以来就对农民有着深深地影响，这对法律信仰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农村嫁女有收纳彩礼习俗，有人借婚姻之名索取财物，这明显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的规定。而不法分子则借着这一道德习俗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2.改善农民法制思想状况的措施
2.1努力提高农民法制建设的认识 认识的高低决定着思路的正确与否，只有思路正确，才能提高农民的法制思想建设水平，应该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历史背景下，审视农村法制建设的重要地位，确立依法治理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法律推进型发展体制。农民的法制思想状况在整个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农民法制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的工作，要舍得必要的经费投入，要站在若不抓好法建，迟早就会演变成群体性矛盾（事件），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的高度来认识。
2.2提高基层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 基层执法人员和民众接触最多，在农村基层，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影响着广大农民，他们法律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广大农民对法律的信任程度。因此提高农村执法水平对于提高农村法制思想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基层执法 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2.3加大农村法制宣传及教育力度 政府在普法教育中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思维习惯，选择农民群众最喜爱、最容易接受的宣传方式，营造浓厚的学法、用法氛围和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农民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法律意识。同时，还要搭建一些服务平台，经常性地组织律师深入农村开展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等送法下乡活动。为农民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高农民群众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增强法制宣传效果。最后，应增强宣传的针对性，针对农民所需要的法律知识进行教育。经过调查发现广大农民迫切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大多是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包括婚姻法、劳动法以及土地承包法等。各级部门在进行宣传应该进行调查，把农民群众最需要的法律知识传授给他们。
2.4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就要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农民对法律的认识，保障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解决农民告状难、打官司难的问题。大力提高基层司法人员的素质，不断引进高素质人才。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平衡，降低诉讼成本，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保证高效公正司法，把地方政府的依法行政纳入司法监督之中，保证司法最终原则的威慑力。
法制史 篇7
一、法治思想
1. 礼法兼用。
有些学者不愿意把管仲归入法家, 可能是因为他十分重视礼的缘故。春秋时期, 管仲为帮助齐桓公在诸侯之中称霸, 不得不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 以更好地运用西周“礼治”的余威。齐国攻打楚国时, 管仲曾告诫楚王原因在于其不行礼制。管仲曾告诉齐桓公要想称霸应以德礼为先, 管仲说:“臣闻之, 招携以礼, 怀远以德, 德礼不易, 无人不怀。”管仲将国分为四维, 并在《管子·牧民》一文中进行了阐述, 即“一曰礼, 二曰义, 三曰廉, 四曰耻。礼不逾节, 义不自进, 廉不蔽恶, 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 不自进则民无巧诈, 不蔽则行自全, 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在他看来, “四维”在维系国运国基发挥关键性作用, 而且他强调“四维”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教化民众, 更在于其强制作用, 礼与法是一体的。
2. 治国凭法。
西周时期, 行政制度采用以分封为基础的采邑制, 在这一制度下, 诸侯在各自的封地之内, 有管理其封地的独立性, 但是听命于周天子。到春秋时期, 各诸侯以其封地为根据地, 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 势力日益强大, 不再甘于服从周天子的命令, 便与周天子分庭抗礼。鉴于这个事实的教训, 管仲决意要加强君主在国家中的集权地位, 他在传统的分封采邑制上加入了自己的构思, 建立了具有封建性质的行政管辖制度和军事编制制度, 这正是他以法理政、以法统军的法治思想的体现。
殷周时期, 将城郊之内叫做“国”, 城郊之外称为“鄙”。国中居住着公族、卿、大夫、士和工匠、商人, 这些人统称为“国人”。鄙由农夫居住, 又称田野, 所以农夫又被称作“野人”。他们有自己固定的住所, 固定的职业, 而到了春秋时期, 战乱不断, 社会动荡不安, 百姓流离失所, 他们的职业、住所以及社会地位也不断变化着, 更加重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管仲在殷周旧制的基础上, 提出了“四民分居定业”论, “四民”是指士、农、工、商, 管仲认为四民混居会胡言乱语, 任意改换自己的职业就会打破现有社会秩序的平衡, 所以作出规定, 士居住在国都内, 专门从事士的活动;工匠聚居固定之所, 受官府的集中管理;商人只能居住在都市的附近;农民散居田野中, 从事农业。管仲在对人民进行“分局”的同时, 也给他们划定了职业, 并且职业是世代相袭, 不可以改变的。管仲实施这一政策, 是他以法治民的体现, 但依靠的是行政权力和法律强制手段。
3. 轻刑罚以安民。
管仲认为, 为政的关键是顺民心, 而不是对人民施以重刑进行惩罚。顺应民心, 国家颁布的法令制度才能得到百姓的认同, 才能顺利实施;违背民心, 就会民怨四起, 国家就面临着颠覆的危险。以顺民心为出发点, 管仲反对过于依赖重刑杀戮, 认为过多的刑罚杀戮不仅不能起到威慑百姓的效果, 反而会破坏法令, 危及社会的安稳。
管仲认为, 只要上层统治者遵守法规制度, 节制私欲, 做好表率作用, 同时抑制民间的浮华奢靡之风, 犯罪便会减少, 刑罚自然可以轻省。同时, 管仲提出“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 轻罪赎以盾一戟, 小罪以分金, 宥闲罪”, 即实行赎刑制度, 根据犯罪的轻重可分为重罪、轻罪和小罪, 依刑可用犀甲、盾、戟以及铜、铁进行赎罪。这一政策不仅可以增强齐国的军备, 而且可以减轻刑罚。
4. 富民以强国。
在管仲看来, 人民想要的是安逸享乐, 规避的是忧愁劳累;想要的是荣华富贵, 规避的是贫穷卑贱;想要的是安稳, 规避的是奔波;想要的是世代延续, 规避的是灭绝。从民心好利的原则出发, 管仲认为法令的制定要有利于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一切法令都要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
管仲把经济利益看做言行表现的基础, 认为物质利益不仅是人的本性所需, 而且是人们遵守礼仪法度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论断, 指出在人民温饱得以保障的时候, 法令才有可能实行, 如果百姓的温饱都成问题, 他们是无暇顾及法令的。由此可见, 管仲认为经济是法令实行的基础。
管仲依据齐国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促进其经济发展。在农业方面, 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 只收取一定的租税和徭役, 使农民的切身利益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 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 他还主张合理使用和保护山林湖泊等自然资源, 开垦荒地, 兴修水利等。在工业方面, 利用齐国的优势条件, 大兴渔业、盐业和冶铸业, 由国家垄断盐业和冶铸业,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保证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巩固了齐国的政权。管仲也很重视商业的发展, 在发展商业的同时, 也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妥善处理了经济与政治、法令的关系。这些政策促进了齐国的经济的繁荣发展, 在提高了人民经济生活的同时, 也增强了齐国的国力。
二、法制上的成就
1. 以物赎罪。
管仲主张轻刑罚, 同时为了增强齐国军力, 他制定了一种特殊的刑罚, 法律规定, 那些犯有轻罪的人, 可以根据其所犯罪的大小, 分别用犀甲、盾、戟以及铜、铁进行赎罪, 只要按规定缴纳, 就可以免于刑罚。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赎罪法, 它一方面有效解决了齐国兵器缺乏的问题, 另一方面开辟了新的惩罚犯罪的方式。
2. 民事和解。
齐国法律有关民事和解由以下规定“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者, 坐成以束矢”, 即首先劝阻告状之人, 如告状者执意上诉则需缴纳一束箭作为上诉的费用, 如此官府才会受理。文中的“禁”不仅包括阻止之意, 而且还包括调节与劝说, 官府是允许百姓告状的, 要达到劝说百姓不告状的目的, 就需要了解百姓要告状的实际情况, 在掌握具体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调节与劝说, 以达到告状之人自动放弃上诉的目的。官府进行调节后仍未很好的解决纠纷, 就需要对案件裁判。使用该种方法对解决民间, 形成淳朴的社会风气是大有帮助的。
3. 用人唯贤。
在我国古代社会, 国家官员的任用, 大多是沿用宗法血缘的用人唯亲制度, 只有少数开明的统治者会启用贤明之士。管仲执政后, 创立了任用贤能的制度法令, 并将此纲领法制化。
《国语·齐语》载:“正月之朝, 君亲间焉:‘于子之乡, 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 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 谓之蔽明, 其罪五……有拳勇股肪之力秀出于众者, 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 谓之蔽贤, 其罪五’。”为了任用有才之士, 管仲规定各级官员必须定期向朝廷举荐贤才, 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荐贤的任务, 是要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同时, 管仲还提倡人才的自荐, 无论庶民、奴隶, 只要有一技之长, 品德良好, 经过测试, 合格之后, 都会受到任用。这样一来, 齐国人才济济, 更有助于其霸业的完成。
4. 重视商贾。
古代社会, 以农业为主, 自给自足是其基本特征, 若有少量的交换行为, 一般也是交换者直接进行, 无需商人的介入。从事买卖贸易活动的商人在周朝就已出现, 殷商遗民多因失去土地而将经商当做谋生的手段。刚开始经商被认为是亡国贱民的行业。一直不受社会的重视, 向来只占总人数的很小的比例。商人没有社会地位, 是人们所鄙弃的一个行业。管仲自己曾做过生意, 知道商业对经济的重要意义, 所以给商人以一定的社会地位, 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他们的存在, 以鼓励商业的发展。
管仲将固定的住所提供给商人, 将其安排在距离市井较近的位置, 并准许其在市场上自由贸易, 同时将商人的兵役免去。这一系列政策使商人的待遇得到很大的提高, 鼓励了商人的经营活动, 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他们为齐国的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5. 制定货币。
在齐国之前, 我国当时并没有统一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 常将币、皮、帛、布、贝等常作为交换的货币。为了管理货币, 管仲在齐国专门设置了“轻重九府”, 齐国应用的货币由政府负责铸造, 由于货币外形呈现刀型, 而被称为“齐刀”。齐刀的出现, 使交换更加规模化, 让国家成为掌握交换的总枢纽, 使国家具备了调控市场的能力, 增加了市场的稳定性。
6. 承认土地私有。
齐国将国家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 颁布“相地而衰征”的法令, 依据农民实际占有土地的质量制定不同的税率。管仲将土地划分为“畴、田、井、谨、陵、阜、陆”几个不同的等级, 分别进行征税。齐国虽未宣布将公田废除, 不过管仲将土地分为不同的等级, 可以看出其已经打破了井田制的局限。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的社会现实。农民不再担心天地问题, 只要他们依法缴纳赋税, 国家是不会干预他们土地的使用的。这一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7. 环境保护。
为了增强齐国的经济实力, 管仲制定了很多措施来促进工业以及林畜业的发展, 但是处于长远发展的考虑, 也为提高渔业、林木等资源的利用率, 管仲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的环境保护法, 即杜绝因只顾眼前利润而进行滥捕滥伐的行为, 为鱼类以及树木的正常生长提供法律支撑。同时, 规定捕猎与伐木应在合适的季节进行, 以防止破坏生态平衡, 更为了人们以后的持续发展。
摘要：管仲成为齐国的宰相之后, 审时度势, 以发展经济, 增强国力, 捍卫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为目的, 在政治、经济、军事、外文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在他实施改革措施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思想, 并在法治史上颇有建树。
法制史 篇8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伦理。在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连接而成的亲属团体内部,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包括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的伦理亲情关系。每一个个体依其亲属身份, 相对于团体内部的其他成员, 享受不同的权利, 并且承担不同的义务。伦理规范的作用在于维持血缘、婚姻关系中具有自己特征的秩序。与伦理规范不同的是法律规范则注重人的社会性, 调整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由于直接目的不同, 伦理与法律在实现自己的功能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
从中国法律的起源看起:中国文明起源于封闭的长江、黄河流域, 适宜的温暖气候, 肥沃的土壤, 促进了农业的发达, 也造成以血缘关系发展起来的宗族成为社会政治结构的主要单位。中国的法律起源于氏族部落同族之间以及同外族的战争。国家的前身是生产力较高的父系氏族, 所以其成员的血缘向心力是一样的。“人类最初是分散在完全孤立的集团中的, 这种集团由于对父辈的服从而结合在一起, 法律是父辈的语言。这些法律概念仍旧多少带有足以表示一个专制的父的命令的这个特点的神秘性和自发性, 但在统一的时候, 由于他们来自同一个主权者, 这些法律概念就预先假定了一个组织比较广泛、由许多家族集团组成的联合体。”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域、民族在进入国家时代之前都不得不对原有的原始社会血缘关系加以改造和确认, 中国的历史正是如此的延续着。
中国法律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向宗法伦理倾斜, 法律规范就靠于亲情关系, 往往法律关系会因为法律关系人的血缘关系而发生变化。
产生于夏商时代, 在西周予以完善并且贯穿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礼, 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他孕育了中国的古代文明, 西周的礼制和宗法制发展是相一致的, 礼制的作用在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度, 所谓宗法制, 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与国家制度相结合, 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其基本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两个方面。亲亲的核心是“孝”所谓“亲亲父为首”强调父慈、子爱、兄爱、弟敬、夫和、妇顺以及男女有别;而“尊尊”的核心是“忠”所谓“尊尊君为首”, 要求小宗服从大宗, 臣服从君, 下级服从上级, 奴隶服从主人。礼制以“亲亲”“尊尊”为核心, 规定了完善的等级制度, 提倡以忠孝治天下。
然而我们总是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 那就是“忠孝不能两全”
“不忠”和“不孝”自中国法律的起源开始, 就是最为恶劣的行径, 要予以严重的处罚。西周的法律限制儿子控告父亲, 所谓“父子将狱, 是无上下也”否则, 有违父子之亲。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 父有罪而不告是为不忠呢我想这忠与孝的冲突, 是法律自身的一种矛盾。也就是血缘与法律的冲突和统一的一种表现了。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亲情义务和法律义务”的一文中, 作者把这两种义务也归为血缘和法律的冲突的表现。“因为一个社会个体均一身二任:他既是特定的家庭成员, 又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成员;他在具有伦理身份的同时也具有社会身份。这两种身份要求他必须执行两种义务。”文章中把这种血缘和法律的冲突和统一归纳成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尊卑长幼以及夫妻之间在法律上具有明显的不平等地位。其次是法律确认家庭为国家统治下的基本单元, 并强调保护家庭内部伦理凝聚力, 而使家长及其他的家庭成员在承担法律义务的时候而有所区别。”
在中国法制史的研习过程中, 笔者也有此体会。
首先。上文中提到西周的限制儿子告父亲, 其实在之后的历代立法中, 大多都要相类似的规定:比如秦朝所规定的杀人罪中, 秦律将杀人罪分为贼杀、盗杀、擅杀、斗杀、捕杀等项。刑罚对贼, 盗杀的处刑极其严重, 而当发生尊杀卑、主杀奴的时候, 法律却又不对此进行严厉的处罚, 这就是碍于尊卑等级名分。秦朝继承了夏以来的传统, 也保护亲权, 惩罚不孝的规定。
到了汉代, 在其罪名中有这么一条——首匿罪。汉武帝“重首匿之科”惩罚极其严酷。犯者全都要处死, 严重的还要“夷三族”。“元康元年, 修故侯福坐首匿群盗弃市”。然而在汉代刑法的原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亲亲得相首匿”这样的原则。正如西周的限制儿子告父亲,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是严禁父子争讼的。《论语·子路》中也有“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当儒家宗法理论的观念日益深化, 一种仁孝的思想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立法者, 汉宣帝的时候允许在一定的亲属范围内相互隐匿的罪行, 不予告发和作证, 法律不加制裁或者减轻处罚。自从这种在血缘关系范围内相隐罪的刑法原则获得认可, 其使用范围也不断的扩大, 为汉以后的历代刑法所援用。
在晋的时候, 随着法律的儒家化, 《晋律》进一步规定, 在刑罚的适用上要实行“峻礼教之防, 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 即在亲属之间相犯要按照五等服制来定罪量刑。这也就表明了, 法律在面对血缘关系的时候不得不有些妥协, 根据被加害人和加害人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刑罚的轻重。
唐代则进一步发展了汉以来的“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 成为《名例律》中的“同居相为隐”原则。把以往的亲属间犯罪的互相隐瞒发展为同居人间的犯罪互相隐瞒。根据这个原则唐代对于告诉的限制规定了, 禁止亲属间互相告诉, 特别是禁止卑幼控告尊长。否则要依唐律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在理论上讲, 如果被举报的情况属实, 则说明被举报人的行为侵害了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 触犯了法律, 因此不论举报人是谁, 动机如何, 也不论对举报人应做何种处理, 被举报人都应该依法承担责任。唐律规定子孙告父母、祖父母, 子孙被处绞刑, 而父母、祖父母则不论所告是否属实, 均视做自首而免于处罚, 这就是说同样是犯罪, 若被外人举报, 应依据法律承担责任, 但若被子孙举报犯罪即可免于刑事处罚。根据清代学者的分析, 古代法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有悖于常理的规定, 是为了让子孙在父祖犯罪的情况下以极端的方式来舍身救父。在这样的情况下, 法律再次向血缘做出退让。而法律自身则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保持在形式上的严肃性。
“唐律的出现, 标志着亲情与法律冲突结局模式的最终确立,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家庭始终以其较强的内在凝聚力在某些方面排斥国家政治因素的渗透”
其次在保护家庭内部的伦理凝聚力的时候, 国家的统治没有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成员, 而是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 要求其内部的成员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 并授予家长一定的治理权。法律在强调对家长权的确认和保护的时候, 在某些方面不惜违反法律的一般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以损害国家司法为权为代价。
财产所有权以同居共财的家庭为基本单位。一个家庭以本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身份与其他财产权所有者均是各自独立、相互平等的所有权主体。如果相互之间发生了侵害财产权的情况, 自应依照法律关于保护所有权的一般规定加以处理。但是“古代法律在确定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一般原则的同时, 对于发生在既有特定伦理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财产侵权行为却规定了特殊的处理办法:非家庭成员, 属于五服之内、具有亲属伦常关系的成员之间盗窃财产, 构成犯罪;但对于行为人不得依照一般盗窃罪处理, 而应在普通盗窃罪法定刑罚基础上减等处理”《唐律疏译·贼盗》。
法律保护人身权不受侵犯之上同时也体现血缘与法律的关系了。“除了司法机关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于囚犯实施拷打、家长对卑幼实施法定教令权之外, 其他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得以殴打的方式侵犯他人人身权, 否则构成犯罪。但是法律同时又授予身为子孙者一种救护权。”唐律规定“父母、祖父母被他人所殴打, 子孙当即殴击对方, 种子孙无罪”这种允许被打者的子孙为救护其父祖而还殴对方, 实际上是以牺牲国家司法权为代价, 强调家庭中的伦理凝聚力。
以上阐述的是关于血缘和法律关系所相冲突的一面, 当然, 法律对于血缘关系的倾斜是有一定限度的。“国家统治的重要性以及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特殊性, 要求法律必须将其作用重心放在维持一般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上。对于法律所重点保护的特殊社会关系即血缘带来的特殊性, 法律也不再做出让步。”
可以看出的是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发展历程中, 血缘与法律的冲突和统一实为其发展的一种方向和动力。如何协调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任何一种社会文明都探询的问题。
深化法制教育建设法制河西 篇9
近年来, 天津市河西区司法局按《天津市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关于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建设“法治河西”的决议》和《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 (2011-2015年) 》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
创新普法载体、深化普法内容、强化普法合力、夯实普法成果, 全面完成了“六五”普法工作中期目标任务, 保证了法治河西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2011年、2012年, 河西区连续两年荣获“天津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加强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确保各项任务落实
天津市河西区司法局积极健全工作机制, 完善制度保障, 重新修订了依法治区领导小组会议制度、工作职责、办公室工作职责, 建立了普法讲师团工作制度、法制宣传志愿者工作制度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信息报送制度。建立了普法依法治理和法治河西建设工作考核检查机制, 对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和法治河西建设工作进行责任分解, 并制定考核标准。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切实履行指导、协调、检查、考核职能, 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讨重点问题, 制定工作方案, 下发工作安排, 做到年初有部署, 年中有推动, 年底有考核。及时建立充实普治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 调整了由区委书记张杰同志担任组长的依法治区领导小组, 搭建起覆盖全区、调动各方的区、街 (单位) 和社区三级普治工作网络, 确保工作层层推动和落实。加大普治工作经费保障, “六五”普法以来, 区财政局共划拨普法经费194.2万元, 有力地保障了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发挥法制宣传积极作用
“六五”普法以来, 司法局紧密围绕区委、区政府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思路, 突出抓好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学习宣传, 法制宣传教育专项活动蓬勃开展。围绕区人大代表换届和居委会换届选举, 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 确保了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围绕维护河西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开展了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等专项法制宣传, 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围绕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 组织开展了防震减灾、关爱未成年人、道路交通安全等一系列专项法制宣传活动, 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矛盾多发和易发领域, 组织“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 开展“3·8”妇女维权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26”禁毒日等宣传活动, 受到群众欢迎。在开展各类专项活动期间, 全区共设置法律咨询点685个, 制作宣传展牌1520块, 悬挂宣传横幅1370余条, 发放法制宣传资料65000余份, 开展普法培训、讲座549场, 受教育人数120多万人次。
深化“法律五进”推进全民学法用法
河西区司法局始终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为法制宣传教育重点对象, 把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作为重中之重, 深入开展“法律五进”活动。及时下发河西区“法律五进”工作制度, 建立了下瓦房街富裕广场社区等2个“法律五进”工作示范点, 马场街司法所等5个“法律五进”活动联系点, 以点带面, 推动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一是“法律进机关、进单位”活动循序渐进。坚持并完善党委 (组) 中心组集体学法、法律知识考试考核等制度, 将法律课程纳入区委党校和行政学院教学内容, 先后组织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法8次, 举办处级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讲座11期。
二是“法律进学校”活动扎实开展。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 将法制教育课纳入教学计划、大纲和学校德育工作计划之中, 推动“计划、教材、课时、师资、考核、法制副校长”六落实。
三是“法律进社区”活动不断深入。积极推动法制宣传教育“六个一”活动, 积极组织“律师进社区”活动, 为每个街道社区配备了法律顾问, 通过开展普法讲座、义务法律咨询等活动, 为广大居民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法律服务。
四是“法律进企业”活动注重实效。坚持普法教育与依法经营管理相结合, 积极推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有效提升了依法经营管理和应对法律风险的能力水平。同时, 区工商、卫生、质监等单位结合各自工作重点深入240多家企业, 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
五是“法律进工地”活动拓展创新。在“法律五进”的基础上, 将法律服务等活动送进工地, 组织律师深入友谊路街谊城小区、梅江街川水园工地, 向外来人口宣传法律知识, 解答法律咨询, 提供法律服务。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坚持将法制宣传与法治文化相结合, 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活动, 形成独具河西特色的法治文化新格局。先后组织开展了法制宣传公益广告征集和最受市民欢迎的普法依法治理活动项目评选;组织了“西岸风”法治文化惠民系列活动, 组织法治书法作品创作笔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今年以来, 结合河西区“创文”工作的开展, 为全区13个街设计制作了图文并茂的法制宣传教育展板, 准备在全区开展“创文明城区, 建法治河西”法制宣传教育巡回展, 为推进法治河西、平安河西建设营造良好氛围。此外, “六五”普法以来, 共向司法部报送参赛法制动漫作品81件, 摄影作品10件, 书画作品13件, 法制好新闻22篇, 其中1幅摄影作品获全国法制宣传摄影优秀奖, 2幅动漫作品获全国法制动漫优秀奖。
创新宣传载体突出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宣传阵地和电子信息显示屏等现代传媒, 积极搭建立体宣传平台, 加大公益广告和舆论宣传力度, 宣传推广工作亮点, 提升社会各界对法治河西建设的关注度和认同惑。天津电视台、《天津日报》、《天津政法报》、网易网、北方网等多家报刊、媒体先后97次对河西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全力打造精品法制宣传栏目, 坚持利用“河西普法网”开展网络法制宣传教育, 共发布普法信息4500余条, 图片2000余张。特别是自2012年3月起, 在《天津日报·新河西》上开辟了“六五”普法法治惠民专栏, 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 采取律师以案说法的形式对法律法规进行宣传。截至目前, 共刊发57期, 深受广大读者好评。
推进法治河西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多年来,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工作, 特别是2012年《法治天津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实施后, 河西区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区委结合河西发展实际, 及时做出建设法治河西的重大决策部署, 成立了由区委书记张杰同志担任组长的法治河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成立了依法执政等7个专项工作组,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法治河西建设的实施意见》, 召开了法治河西建设推动会, 各专项工作组组长递交了工作责任书。同时, 大力营造宣传声势, 《天津日报·新河西》对法治河西建设工作进行了整版专题报道。一年来, 法治河西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法治河西建设领导小组适时召开工作会议, 研究部署法治河西建设工作。法治河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不断加强研究部署和组织协调, 制定了《法治河西建设任务分解》, 指导各单位、各部门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成立组织机构, 健全工作机制。切实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 精心组织, 扎实推动, 认真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今年5月, 在市委、市政府召开天津市深化平安天津法治天津建设工作推动会议后, 为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经区委领导同意, 区委办公室立即下发文件传达贯彻全市工作推动会议精神, 对法治河西建设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河西区保持了政治稳定、社会稳定,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能力进一步增强, 全民法律素质和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法治河西建设实现了良好开局。
法制史 篇10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教材,教材编写,“温故而知新”
近年来, 在“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 法学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 高校法学教育的理念、目标、模式、方法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基础理论课, 肩负着提高法科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重任, 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因学科内容时间跨度大、资料纷繁庞杂、与现行法制有较大差异等而导致学生学习兴趣减弱和出现畏难情绪等消极现象, 直接影响到课程的教学效果, 更是影响到法史研究人才的后续培养。要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法制史教材的编写成为重中之重。
一
自清末建立的法政学堂和京师大学堂等高等学校里开设中国法史学方面的专门课程 (当时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国历代刑律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等名称) 以来, (1) 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律史)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而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历史则更为悠久, 可以远溯至历代史书之中的《刑法志》, 属于典制体史学范式。至近代, 西学东渐, 学法东瀛, 法史学教材体系和内容及研究范式发生明显变化。以沈家本《历代刑法志考》 (2) 为代表开近代中国法史学研究之先河, 一代大家梁启超更是以“新史学观”奠定了近代中国法史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范式。 (3) 与之相应, 中国法制史的教材编写体例及内容也渐趋稳定。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变迁发展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内容庞杂, 虽然自近代以来, 各种法制史教材删繁就简, 详略并重, 但总体上来看, 其内容仍显得过于厚重, 目前绝大多数教材字数都在40万字以上。
1949年以后, 受苏联影响, 法制史教材政治化, 强调阶级性, 其编写体例和内容均发生明显变化, 法制史研究陷入僵化的阶级决定论, 对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基本摒弃。因此, 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也就被简化成为一部简单的阶级压迫史, 忽视了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科学性、民主性的特点。直到1978年以后, 法制史教材的编写及研究和教学才逐渐摆脱政治化倾向, 向着学术方向发展。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 法制史教材的编写及研究更是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 不论是教材的数量、质量, 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张晋藩、朱勇、叶孝信、杨一凡、范忠信等主编的教材, 吸收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站在教材的最前沿, 成为教材编写的精品和楷模。但相比较而言, 绝大多数由于学术繁荣催生的大量法制史教材内容重复, 从篇章体例到形式、内容都在重蹈前人覆辙, 没有突破前人的成就, 甚至还有一些版本教材内容之间相互矛盾, 从而形成目前法制史教材泛滥而少精品的现象。
此外, 当前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大多采用按照朝代分编的编排方式, 虽然该体系便于学生以时间为线索掌握每个朝代的法制建设成就, 但对于具体制度的变迁却缺乏系统的阐释, 容易导致学生无法理解掌握具体法制的历史演变。且教材内容文言文较多, 文字生疏, 缺乏必要的图示或文字解释, 导致学生难以理解。同时, 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只满足于文本的撰
可见, 目前国内法制史教材从编排体例, 到知识内容均存在一定缺陷, 导致其既无特点, 又无新意, 趋于保守状态, 甚至于无法满足现代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需要。如此状况, 自然对当前渐趋边缘化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是当前法史学界应当深思的问题, 同时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二
与大陆法制史教学与研究相比较, 台湾的法制史教材编写在量上是远远不及大陆的, 但其教材的编写水平却丝毫不逊于大陆。虽然我并没有见到最新的教材, 但戴炎辉、李甲孚、张金鑑等人撰写的中国法制史却可以证实这一点。不可否认, 这些教材也有其不足之处, 但其体例和知识点的编排, 均具有自己的特点, 并能结合法学界的各项研究, 可谓是匠心独具, 令人耳目一新。下面就以戴炎辉先生所著为例略加比较分析。
戴炎辉, 台湾著名的法制史学家, 1909年11月28日出生于台湾省屏东县, (4) 1992年7月3日病逝, 享年84岁。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 获法学博士学位, 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1977年获韩国中央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学院, 其后又曾任“司法院”大法官、院长等职。一生著述丰硕, 有《唐律通论》、《中国亲属法》、《中国继承法》、《中国法制史》、《台湾省通志》、《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文物》等。戴炎辉先生的影响不仅见之于台湾的法学研究, 而且及于台湾的司法实务, 他是“一个处新旧交替及中外交会之际不可多得的法律学者”。 (5)
戴炎辉先生所著《中国法制史》最初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于1966年 (民国五十六年) , 先后再版多次。全书共分五编:法源史、刑事法史、诉讼法史、身分法史、财产法史, 凡三十二章。由戴著《中国法制史》的篇章体例安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浓厚的西学元素, 可以说完全秉承了梅因对古代法律制度发展的描述路径:“从身份到契约”。 (6) 戴著《中国法制史》不仅辟有专编“身分法史”, 从宗族、亲属、家属、婚姻、亲子、监护、继承等方面对传统中国的身分法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而且在第二编“刑事法史”中也对传统中国身份与罪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而在其他几编, 如“诉讼法史”、“财产法史”等之中, “身份”的影子也不时可见。非常明显的西化特征及独特的体例编排, 是戴著《中国法制史》与其他版本之间的显著不同, 同时也是其出彩之处, 充分展现了著者深厚的中西法学底蕴。虽然目前大陆也有一些法制史教材采用了部门法的体例安排, 但与戴著比较起来, 大多数显得有些简单和模式化, 只有极少部分能够将现代法原理融入传统法制, 予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总之, 戴著《中国法制史》按照现代部门法的体系及现代法基础理论对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所作的划分归类, 突破了以往以朝代相因的叙述模式。无疑, 这种模式并非万能, 也有其缺陷, 但却是对以往研究的创新, 拓宽了法史人的研究思维和叙述方式, 也使人更能深入地熟悉了解中国传统法制。将戴著《中国法制史》与大陆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相比较, 我们也许可以从中体会一二。
三
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 都离不开该学科以往的研究成果, 中国法制史也不例外。自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奠定新史学以来,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始终未能脱离新史观的影响。1949年后,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代替新史观成为法制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不可否认, 唯物史观为法制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范式, 但因政治原因而陷入僵化的状态, 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这种状态直到1978年才被打破, 法制史研究重新步入正轨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由于历史的惯性, 大陆法制史研究在一片繁荣的同时, 也显露出诸多不足, 这种现象在法制史教材的编写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鉴于前述大陆法制史教材编写的困境, 我以为, 要想突破当前中国法制史编写及研究的困境, 必须做到“温故而知新”。
如何“温故”, 或者说如何看待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我们首要的是确立一个公允中正的态度。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制史研究, 或许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 或许也会有对错之分, 但这些成果无疑都是以往研究者的心血结晶, 代表了他们对中国法制发展历史的态度看法, 代表了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历史发展轨迹;而在今天的我们, 是无权去指责或批评的, 所能做的只能是去汲取、去反思, 尽量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只有如此, 才能达到“温故”的目的———“知新”。以史料的使用为例。史料是法制史研究的基础。以前的法制史教材编写, 所使用的史料基本上是以官方典籍为主, 很少使用其他史料。无疑, 官方的典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参考史料, 但就法律制度而言, 他们仅仅反映了国家制度层面的建构, 而对于法律的具体运行则殊为阙如。因此,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 充分利用近年发现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乡规民约、判例判牍、律学著述, 以及散见于各种史籍中的法制史料, 应成为我们当前法制史教材编写的重要任务之一, 从而使中国法制史这座庞然大厦的建筑基础更为坚实。
无疑, 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温故而知新”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众人皆知, 但如何在学术实践中真正贯彻和践行, 却非一日之功, 或只言片语就可实现。
牛顿曾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今天的法制史教材编写亦如此, 但我们不能仅仅站站、看看而已, 还必须将所看到的新的世界景象向世人描述。这一点在当前的研究和教材编写中也有所体现。诸如改变以往朝代兴替的叙述模式, 代之以法制史的发展线索、部门法体例或专题;尝试将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合而为“法律史”;将农民起义时期的法制史实、各少数民族的法制史实纳入教材内容;重视传统法的激励功能、组织管理功能和教化功能, 等等。毋庸讳言, 当前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仍未能脱离“用西方国家的法学术语套用中国法制, 用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套称中国法律”的窠臼, 要打破这一窠臼, 需要我们不断地“温故而知新”。
参考文献
[1]大清法规大全.教育部 (卷三) .大学章程.
[2]此书论述历代律法, 着重在汉律、唐律及明律, 全书共4册, 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出版。
[3]梁启超关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看法及其判断可参见梁启超著.梁启超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4]又说戴氏生于1908年。参见黄静嘉著.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206.
[5]黄静嘉.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220.
法制史 篇11
编者按：法律是制库的保障。长期以来，国内务省、市、地区相继以各种形式颁布、制订继续教育法规、条例，对继续教育对象；时间、组织形式和经费来源等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与明确，在依法治教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尝试与贡献。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继：续教育立法；缺乏权威的法律制度保障，这也给组织开展继续教育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与影响。在当前，唯有加速建立层次分明、体系完整、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的法律体系，尽快形成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实用性·与竞争、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继续教育管理体系，将全国继续教育工作纳入珐制化轨道；才能推动继续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本期将张举等几位两志的文章组为专题、旨在与广大继续教育工作者共勉，并期待读者踊跃来稿；就此发表真知灼见。
一、建设继续教育法律、法规的必要性
首先，国外许多国家对继续教育的重视。国外有许多国家对继续教育以立法作保证。法国政府1971年7月颁布的《继续教育法令》就明确指出：继续教育是国家的责任，用人单位必须提供一定比例的经费作为经济保障，接受继续教育者享有带薪教育休假权利，并把进修与晋级加薪挂钩；美国1966年颁布《成人教育法案》，从法律上保障继续教育的发展，要求所有雇主每年必须至少以其全员工资总额1％的资金用于雇员的教育与培训。同时，还要求规范与支持大学等教育机构和企业、社区以及民间组织等非教育机构举办继续教育，使继续教育组织化；新力口坡每年的教育经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第二位，并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政府还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的每位职工都必须缴纳本人工资的21．5％作为社会福利和教育培训基金等。就世界范围而言，不仅美、法、德、日、英、加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有关继续教育的成文法律或条文，而且一些不发达国家如墨西哥、印度也在此方面加强探索，继续教育的法制化已成为国际共同趋势。
其次，我国继续教育的法律、法规建设及存在的问题。党和国家也比较重视继续教育的立法工作，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条例和规划。1987年12月15日发布了《关于开展大学后继续教育的暂行规定》，对大学后继续教育的对象、任务、地位、内容和课程设置等都作了规定；199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规定：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职业培训分别由相应的职业机构、职业学校实施，可以根据办学能力，开展面向社会的、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指出要进一步发展各种类型的职前、职后培训和继续教育，基本形成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相沟通的职业教育制度和体现终身教育特点的现代社会教育体系。
另外，我国不同部门也相应出台了相关文件。如1987年10月 《企业科技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中对继续教育的对象、内容、目标及其与继续教育相关的政策、措施都有具体的规定：1995年11月1日发布了《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对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的任务、对象
等作了规定，首次对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做了明确规定；2000年8月中科院的《中国科学院教育工作“十五”计划和 2015年规划》对中科院继续教育的目标、任务及主要措施等作了具体规定；~2001—2005年国家公务员培训纲要》对公务员培训的要求、目标、任务都有规定。实践证明通过立法，有力地推进了当地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地方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在推动地方科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从我国目前法制建设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教育立法存在着许多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我国对教育的立法同我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决策没有实现有机的结合。现实中的教育法规与教育的实际情况的不协调现象随处可见，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的法律体系处于一种不完备状态，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其次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存在不相适应的现象。我们以前的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对原有的加以修改和补充来加强教育法律、法规的建设；再次是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内部结构有待进一步提高。表现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结构失衡，内部之间交叉重复、彼此脱节、互不协调，急需要完善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因此全国和各地主管继续教育工作的部门和继续工程教育协会要大力推进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大的立法工作，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继续教育的立法工作。
二、对我国有关继续教育法律、法规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层次分明、体系完整、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的法律体系，加强继续教育的立法工作，建立完善的继续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以保证继续教育的有力推行和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建设我国的继续教育法律、法规，除了对继续教育工作的目标、措施、责任及教育对象的权利、义务加以明确和对继续教育本身的考核、监督、评估等加以完善外，主要应从继续教育发展全局的角度出发来完善我国的继续教育法律、法规，要在完善这项工作中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重视：
1、规定每个公民依法享有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美国总统布什当政期间提出，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英国法律规定，15—18岁的青年不享受救济，鼓励其参加青年培训计划；德国实行职业预备教育制，对青少年就业前进行职业预备教育和技能培训，在新加坡，由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代表组成基本培训委员会，加强对下岗工人的各种专业技术再培训。我国在发展职业培训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是社会各方面对职业培训的地位认识不足，存在观念上的滞后，继续教育受“重仕途轻工匠，重文凭轻技能”的社会价值取向影响，被看作可有可无的补充，而没有充分体现出继续教育为就业服务的目标和其在人力资源开发、素质提高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我国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每个公民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并给予法律的保障。
2、对各级各类人员的培训时间、培训形式加以规定
根据职业的类型和性质，结合其职业特点，规定其参加培训的时间、形式。以教师职业为例，不同国家对其从业人员的培训都有明确规定：如日本《新任教师研修试行要项》明确指出，新任教师研修制度是一种强制性研修制度，对新教师来讲是一种义务，任教后必须接受为期一年的在职培训；英国规定新教师至少用五分之一的时间进修，正式教师连续工作满七年者可带薪进修一学期；法国《继续教育法》规定，教师在服务一定年限后，有权享受一定时间的进修假，每人每年有 2周学习进修假；美国教师每七年有一个带薪“休假年”，用于进修等提高教师水平的活动、瑞典学校法中明文规定：一年内教师为了业务进修，可以停课5天，除薪金照发外，国家报销教师外出受教育的住宿费、旅费、生活费等。
3、加强政府、单位和个人相结合，利用各种渠道筹集资金
国际上许多政府重视继续教育，制定国家继续教育的政策法规，每年国家财政都专项拨款，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加拿大各级政府每年都要从税收中列出
1000万加元的培训费用。一般国外大企业十分重视企业人力资源的培训，每年拿出产值的2-5％的资金进行继续教育，有的国家还鼓励用人单位如企业必须有专项用于员工培训的资金，美国的一些企业用于员工培训费用高达天文数字：摩托罗拉公司每年用于员工教育培训的开支超过10亿美元，通用电气公司也将3至4亿美元用于员工培训，规定企业的利润或资产几个百分点必须用于企业的职工培训和继续教育， 1996年美国企业投入继续教育经费560亿美元，美国爱德华·琼斯公司职工年薪2．2-2．7万美元，在美国不算很高，但有人均每年 132小时的在岗培训。1998年德国私人企业投入继续教育经费 343亿马克。我国的继续教育工作经费严重不足，目前国家规定职工教育经费占工资总额的1．5％，按职工每年平均工资6000元计算，每年职工教育培训费用仅90元，更何况有些企业不按规定提取教育培训经费。因此，国家要增大对继续教育的经费投入，企业和个人也应逐渐成为继续教育的投资主体，鼓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承担培训费用，按照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原则，开拓继续教育市场。
4、加强校企合作，开展多种形式办学
企业是继续教育的主体，高校是企业开展继续教育的重要基地。企业只有以高校的高智力作后盾，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才能有高起点、高水平和高质量。企业依托高校开展继续教育培养人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国继续教育的途径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等学校设立继续教育部门，即使是美国研究型的大学也兴办继续教育，并将其提高到与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第二类是工厂、银行等企业及机关部门组织的对本单位人员的继续教育。第三类是美国的行业协会组织面向本行业的继续教育。为企业服务、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也正是高校当前深入发展、改革的方向。开展校企合作，是企业和高校共同发展的需要。
5、建立、实施和推动劳动就业资格证制度，加强对培训证书的认证
目前许多领域流行国际认可的专业资格证书，如汀行业的 Prometric认证、美国财务会计认证(1CMA)、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UCLES)的剑桥商务管理证书、美国房地产协会的注册房地产投资师资格认证(CCIM)等，这表明国外资格证书有着较大的市场，我国应借鉴和吸收其有利经验，对就业者按不同行业的特点，规定各行业最短培训期，取得就业资格证书后方可有就业资格，吸纳就业人员的单位，应将就业资格证作为招收员工的必备条件之一，吸收不具资格人员的单位应受到经济制裁，使其制度化、法律化。还有各企事业单位要严格考核制度，按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登记管理办法的要求，对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情况进行考核，并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和聘任职务、执业资格和人才流动的重要依据。
6、加强继续教育效果的审核和监督，确保继续教育及其制度的顺利实施
对继续教育的效果加以考核，并根据其实施的具体情况予以奖励和惩罚是继续教育工作健康、有序、深入开展的重要保证。国家应规定各企事业单位必须制定和组织实施本单位继续教育计划和管理措施，保证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实践、学习经费和其他必要条件，对在继续教育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单位给予奖励，对在继续教育中成绩优秀的个人予以表彰，对不遵守继续教育有关规定，不按时参加教育的所在单位与个人可以根据其情节的严重程度给予批评、处分、辞退等处分，对继续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可以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等等。
《法制日报》法制新闻的采写特色 篇12
标题明快 生动形象
美国学者指出, 在今天繁忙的社会中, 报纸读者很大程度上是标题的浏览者。一篇法制新闻出不出彩, 是否吸引人, 内容虽然很重要, 但首要的一点在于新闻的标题。《法制日报》法制新闻注重对标题的提炼, 其标题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突出法律意识, 闪烁法制精神。法制新闻的标题要与内容和谐统一, 具有严肃性和凝重感, 能体现出法律的尊严和法制精神。例如:
(1) 云南特大袭警案件罪犯一审被判死刑
(2) 最大盗卖股票案被告人获刑七年
这些标题严肃、凝练, 开门见山, 直奔主题, 突出了法制的尊严, 而且明快而准确地介绍了与案件相关的几个信息。以标题 (1) 为例, 案件判决的地点——云南;案件审判状态——一审;案件的性质——袭警案件;案件的意义——特大。标题充分显示了法制对罪犯严惩不贷的精神。
新鲜醒目, 引人入胜。标题的内容和文字都要有新意, 而非面目陈旧的东西, 还要观点鲜明, 使受众一看标题就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例如:
(1) 浙江两名网游“克隆者”被判刑 (主)
罪名为侵犯著作权罪 (副)
(2) 撒泼抗法阻塞交通当拘!
标题 (1) 借用医学界的新名词“克隆者”入题, 很有创意, 一下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标题 (2) 态度鲜明、严谨公正, 对于违法者的不法行径当即呵斥, 大快人心。
形象生动, 印象深刻。标题选用比喻、拟人、状物等修辞手法, 力求生动、形象, 能在瞬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
(1) 预防腐败需警惕当代“韦小宝”
(2) 给服刑在教人员“心理按摩”
标题 (1) 中以“韦小宝”来借代贪官污吏, 以示警告和预防。标题 (2) 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 把服刑人员接受的心理治疗比喻成“心理按摩”, 表现了法制社会对犯罪者的人文关怀和帮助。
挖掘深入 寻根究底
法制事件的发生、发展往往需要经历一个复杂而变化的过程, 充满了矛盾冲突、一波三折, 因而对于法制新闻事件的报道不是一次就可以完全彻底地完成, 需要记者有寻根究底、连续作战的精神, 善于捕捉现象背后的“实质”。随着事件的延续、事态的扩大, 记者不仅要紧抓不放, 更需要细微观察, 以报道的厚度、深度、立体性、思想性见长来吸引读者。《法制日报》对新闻的挖掘规模大、挖掘程度深, 使读者了解更多的资讯, 了解新闻背后的新闻, 熟悉新闻相关的新闻。如2005年5月18日的第6版“政府法治”版中的一篇题为《苏州对没收“违法所得”举行听证》的新闻中, 就组合了一篇题为《“中国式”听证先天不足》的评论, 一幅《听证会?座谈会》的新闻漫画, 还配有一个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等三位专家组成的专栏——“专家会商室”。看了这组稿件, 相信读者会对“中国式”听证会有一个立体的认识。
在案件报道方面, 《法制日报》很少单独地报道案件, 而是将案件作为线索, 向读者揭示其中的法理。如2005年11月8日第11版的一篇案件报道, 题目是《企业收不回贷款销售员不应担责》, 开篇就将此案的法理明示出来:企业在与职工签订合同时不能把企业自身应承担的经营风险转嫁于职工。整个报道分为3个部分:案情、判决、点评, 在点评中首先对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劳动法律关系作了介绍, 接着就此案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说明判决的理由, 而后就整个行业这个方面的现状作了个大概的浏览, 最后给企业和劳动者双方都提了醒, 在签订合同时应该注意些什么。这种深度报道在《法制日报》上很常见。
此外, 深入挖掘的特点也体现在法制新闻的连续报道上, 包括系列报道和追踪报道两种形式。连续报道是“指对新闻人物或事件在一定时间内持续进行的报道。一般用于重大题材或正在发展过程中的事物, 不断从新的角度反映过程的进展及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 收到集中、突出的宣传效果, 以形成舆论和引起读者的关注”。连续报道具有时间长、多频次、大容量的特点, 便于挖掘出新闻事件的深度, 使报道具有立体感, 还易于创造新闻的磅礴气势, 产生广泛的影响。如:系列报道《七亿立方米黄河水的“挤”算法则》、《黑河头尾两块绿洲之唱和》 (上、中、下三阕) 。水资源矛盾和水权改革对西部地区而言突出而紧迫, 这组系列报道抓住了主要矛盾, 集中深入予以报道, 做深做透, 效果很好。
语言严谨 专业准确
新闻事实的表述合法。法制新闻的严肃性决定了不能把合法的说成非法的, 把非法的说成是合法的;更不能把无罪说成有罪, 把有罪说成无罪。因而, 新闻事实的表述一定要符合法律精神。例如:《法制日报》在2003年3月3日第5版刊登了一篇《破格录用公务员合情不太合法》文章, 对海南省录用一名“见义勇为”青年为公务员的事情做了评述。文章中提到某报刊载了一条消息, 题为《琼海:一见义勇为英雄被破格录用为公务员》, 报道的是海南省琼海市市民黄某, 因与犯罪分子搏斗而多次受伤, 小腿上还夹着两块钢板。为表彰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 琼海市政府除给予他相应的奖金奖励外, 还根据海南省综治委的意见, 专门拨出编制, 录用黄某为公务员。乍一看, 这种做法既表彰了黄某, 又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仔细分析, 把“公务员”作为“奖品”的做法, 显然是不符合公务员录用规定的。琼海市政府直接录用其为公务员的做法, 违背了国家录用公务员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 因而也是不应当予以宣传报道的。如果确实需要报道, 应当如《法制日报》上的这篇新闻, 在客观报道的基础上, 对其违反法律程序的做法予以必要的批评, 让人们引以为戒, 提高对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认识。
正确解释法律条文。法律条文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律规范, 是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采编人员要准确地解释法律条文, 首先得吃透法律术语的含义。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法律术语有原告、被告、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当事人、起诉书、上诉状、公诉词、起诉、上诉、申诉、抗诉等。如不能把还未定罪的犯罪嫌疑人称为“罪犯”, 公安机关依法采取的强制措施中的“刑拘”混为检察机关的“逮捕”, 尚未结案的一审判决误作终审判决报道等。
严格区分相近法律术语, 避免褒贬词语。新闻报道要准确地使用法律语言, 必须严格区分相近法律术语的不同用法。在法制新闻报道中, 最普遍的, 也是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望文生义, 混淆和错误地使用法律用语, 如错将“罚款”写成“罚金”、“缓刑”写成“缓期”等。其次, 避免带有感情色彩的褒贬词语。某些法制新闻报道由于采用情绪化、文学化的处理手法, 使用了一些诸如“败类”、“歹徒”、“恶凶”、“变态狂”、“窃贼”等不规范的法律用语的称谓和定性语言, 以及运用了一些联想和猜测, 很容易引发新闻侵权。
图文并茂 双翼齐飞
西方学者把图片比作报纸版面的“心脏”, 认为照片不再是点缀版面的工具, 而是把消息直接、及时传送到读者面前的重要手段。图片在报纸上最常见的采用方式有独立编发的新闻图片、配合文字稿件的图片和图片专版。《法制日报》很重视新闻图片, 头版必有一篇以上 (含一篇) 的图片新闻报道, 中间版面也有图片新闻报道, 其他文章尽量配图发, 使版面“活”了起来, 还有不定期的摄影报道专版。如2005年11月19日第4版摄影报道《平安周庄——全国法制新闻摄影理论研讨会暨“平安周庄”采访活动图片选登》, 整版共有8幅照片, 以1幅大照片 (和谐周庄) 居中, 7幅小照片 (年年有余、小街希望、依法调解、河道保洁、及时掌控、文明执法、速降火魔) 四周环绕的排版形式, 突出了治安防范典型乡镇——周庄的主线, 反映了和谐社会的主题。这些取景不同、内容连贯的照片, 不仅有大景、特写之分, 而且还有现场、结果之别, 给人以完整的故事感, 可读性强。此外, 对案件或法规介绍配上使其效果更为突出的漫画, 可以利用漫画夸张、幽默的特点, 深化文字报道的主题思想, 渲染报道内容的感情色彩, 帮助读者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 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启发读者展开想象, 活跃版面气氛。
参考文献
[1].刘海贵、尹德刚:《新闻采访写作新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2].胡建辉:《法制新闻标题也要“信达雅”》, http://news.tom.com, 2006-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