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责任

第三人责任（精选12篇）

第三人责任 篇1

一、环境责任保险发展概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关注的热点问题。近些年我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在规模和频率上都呈上升趋势。一方面由于污染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 绝大多数污染企业无法凭一己之力进行赔偿, 往往因此陷入关闭、破产的境地;另一方面, 众多的受害人或因诉讼困难和污染企业的破产而难以得到有效的民事救济。正是基于保护污染企业和受害第三人的客观需要才产生了环境责任保险。

环境责任保险是基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责任保险合同, 由保险人在保险风险事故发生的情况下, 向受害第三人负损害赔偿责任的一种民事救济方式。作为一种具有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双重职能的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开展其实已有过一段时间。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曾经推出过环境责任保险, 并先后在大连、沈阳等城市进行试点, 但一度陷入停顿。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至今, 环境责任保险的开展已得到国家政策的保障, 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也明确鼓励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府、社会日益重视, 投保企业也日益增多, 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逐渐明朗。

从2007年至今, 投保环责险的企业已经超过2.5万家次, 保险公司提供的风险保障金累计超过600亿元, 但全国目前环境侵权受害人真正获赔, 环境责任保险起到实际民事救济作用的案例却很少。一方面国家政策在不断鼓励企业投保, 另一方面却是大多数受害群体不知道或者没有能力运用索赔权进行救济, 二者的失衡现状正是本文所要分析的。

二、环境责任保险第三人索赔权立法探讨

环境责任保险的第三人是指环境责任保险单约定的当事人和关系人以外的, 受到环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侵害的, 对被保险人享有环境污染赔偿请求权的人。在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关系中, 第三人是因为投保人的危害环境行为使其权益受到侵害的, 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而对环境侵权中第三人是否可以对保险人行使请求权, 在学理上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第三人对保险人不享有直接赔偿请求权。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后, 保险人保险责任才发生, 保险合同具有相对性, 第三人原则上不得对保险人行使请求权。目前韩国实行此种观点, 韩国法律规定:在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前, 被保险人应当先行给付第三人损害赔偿金, 被保险人非经第三人诉追并已支付赔偿金额及费用后, 不得对保险人请求赔偿。

另外一种观点则赋予了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责任保险合同的理赔触发于第三人请求之时, 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实质上是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 第三人就其所受侵害有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权利。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均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

我国在责任保险请求权的立法上的规定较为概括, 并未予以明确规定, 仅在《保险法》第65条第1款规定了:“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 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 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该条并未直接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利。而根据《保险法》第65条第2款的规定, 第三人只有在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下或者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情况下, 才享有对保险人直接赔偿请求权。可以清晰地看出《保险法》对于第三人在责任保险制度中的法律地位界定为“准第三受益人”, 即法律附条件地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

笔者认为针对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环境侵权责任, 其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潜伏性、复杂性对受害第三人的索赔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如若一味地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的权利易造成第三人对于直接请求权滥用的同时, 势必会增加保险人的诉讼防御责任, 导致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权利的失衡, 这对刚刚起步的环境责任保险来说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而《保险法》赋予第三人附条件的直接赔偿请求权不仅拓宽了第三人救济的途径, 同时也减轻保险人的诉讼防御责任, 保持了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在立法层面的权利平衡。因此, 在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上第三人的权益可以得到有效的维护。

三、环境责任保险第三人索赔权实践探讨

环境责任保险第三人权益在立法层面已经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可是在实践层面第三人却很难去维护自我权益。笔者也尝试去了解一些保险公司使用的环境责任保险条款, 通过调查发现, 此类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相似度很高, 涉及第三人权益方面的条款规定较为模糊。正如汪劲先生所说的那样“总体来看, 现在的保险条款和保单都比较粗糙, 有些保险公司的条款内容几乎完全相同, 相互借鉴比较多, 还有一些是由外国条款直接翻译而成的。”

笔者对某保险公司推出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进行分析。其中对于第三人索赔权的规定仅仅只是“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除第三者依法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外, 被保险人未向第三者赔偿的, 保险人不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其他再无提及第三人索赔途径及方式的条款。这种粗糙的保险条款连保险法规定的附条件的直接赔偿请求权都未提及, 易造成受害第三人在实践中很难向保险公司行使直接索赔的权利, 而保险公司则可以轻易地规避赔偿风险。

上述实践中的问题就迫使受害第三人需要通过诉讼途径请求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赔偿, 这种诉讼请求赔偿方式使第三人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第三人若通过诉讼方式进行维权, 个人力量薄弱且极易陷入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之中;而借社会力量维权, 既无相关组织涉及此类维权, 法律又无此类具体规定, 程序与实体方面存在种种困难。加之我国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又极为严格, 这就导致第三人索赔在诉讼途径中的困难重重。

因此在实践层面,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中第三人运用索赔权进行维权存在很大的问题。受害第三人或因法律运用能力和专业能力往往处于劣势, 而保险公司和污染企业往往处于强势一方, 这就造成了第三人的附条件索赔权在实践中很难开展。

四、加强第三人索赔权合理运用的策略

(一) 提升受害第三人法律运用和专业能力

受害第三人无论是作为环境责任保险的索赔方还是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原告方, 在收集证据、运用法律和专业知识解决纠纷方面都处于弱势一方。因为实际能力的限制, 个人往往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就政府和社会而言, 应成立相应的专业组织, 通过法律援助或是环境污染专业知识方面的帮助, 致力于去提升受害人相关方面的能力, 使其可以以相对平等的地位去行使保险法赋予的索赔权。

(二) 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管

在实践中, 很多保险公司使用的保险单对第三人索赔的规定都较为模糊。这就造成了很多情况下还是由污染企业实际承担环境侵权责任, 保险公司可以轻易地规避风险从而达到减轻或是免除责任的目的, 环境责任保险也没有发挥出社会化分担损害的作用。因此, 政府对于保险公司推出的环境责任保险应当适当加强监管, 明确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 保护受害第三人合理的权益。

(三) 加大环境责任保险的推广和普及力度

在实际生活中, 很多因环境污染导致权益受损的受害人不知污染企业已经投保环境责任保险, 所以还是单一的去向污染企业进行索赔, 救济路径非常狭隘;而很多高污染, 高排放的企业也不知道环境责任保险这种社会化分担风险的方式, 这也是造成环境责任保险相对于其他责任保险投保率低、索赔率低、发展缓慢的原因。因此, 笔者认为应当加强环境责任保险的推广力度, 不仅仅是对污染企业, 也应对广大民众进行宣传普及。这样不仅可以发挥环境责任保险利用社会化分担环境污染风险的作用, 而且在受害人的权益遭到环境污染的侵害时, 受害人有更多的途径与方式进行自我权利的救济, 更有效率地保护受害第三人的权益。

摘要：环境责任保险从2007年试点以来已经过去了七年, 其开展也已得到国家政策的保障, 企业投保率也逐年上升, 但是依然存在受害第三人向污染企业或是保险公司索赔困难的问题。本文从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出发, 通过对环境责任保险第三人索赔权在立法和实践中的分析与研究, 旨在促进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第三人索赔权方面的完善。

关键词：环境责任保险,第三人索赔权,环境污染侵权,附条件直接赔偿请求权

参考文献

[1]王伟.责任保险第三人是否有直接请求权[J].中国保险, 2005 (7) .

[2]原庆丹, 沈晓悦, 杨姝影, 罗朝辉等.绿色信贷与环境责任保险[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

[3]张永艾.论责任保险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J].济南金融, 2004.

[4]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第三人责任 篇2

一、第三人的范围：英美法的界定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将第三人概括为“其他利害关系人” ①，这种认定过于宽泛，不利于实践操作。因此，界定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的法律责任，首先必须合理界定第三人的范围。

（一）英美法关于第三人范围的界定

从英美法关于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发展轨迹看，第三人的范围已涉及到能合理预见的第三人。1931年Ultramares案确立了一项原则：只有报表的主要受益人（Primary Beneficiary），即注册会计师于审计前已确知其姓名的报表主要使用者，才有权请求注册会计师赔偿。该案之后，随着专家责任意识的增强、保护消费者运动的兴起、职业责任保险的推广和会计师事务资力的增强，第三人范围得到扩展。先是1977年《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Restatement Second Tores）》552条规定注册会计师须对虽未确知、但已预知的特定群体承担过失责任，如注册会计师于审计前已知悉报表将用于申请贷款，则所有银行即为已预知的特定群体。其后1983年Rosenblum案又将第三人范围扩及于所有可预知（Foreseeable）的关系人。1985年Gredit Alliance案又向Ultramares原则复归，将范围限制在注册会计师知道依赖其报告的第三人。②

尽管在美国普通法上，注册会计师对于第三者的责任仍处于不确定状态，③但总体来说，在英美侵权法上，一般认为注册会计师若有欺诈（Actual Fraud）或重大过失（Gross Negligence）行为，则应对所有可能使用报表的第三人负责；若仅有普通过失，第三人范围则受有限制④。

（二）对我国的启示

对第三人范围的界定是明确注册会计师应对那些人负有法律责任的问题，这涉及到对信息使用者权益的保护程度和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承担程度之间的平衡。作为一种具有导向性的立法政策，一开始的适用范围不宜太广泛。根据我国当前实际，笔者以为，我国应借鉴英美侵权法理论，将第三者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并就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做出区别对待：

1．直接受益第三人。即在提供审计信息之前，注册会计师就已经知道其确切姓名的第三人，也就是审计业务约定书中所指明的但并非合同当事人的人。如注册会计师知道被审计单位委托其对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某家银行的贷款，则这家银行就是直接受益第三人。对直接受益第三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亦无论过失是重大还是一般，注册会计师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2．合理预见第三人。合理预见第三人是指注册会计师在提供审计信息时，总体上知道但不详细知道姓名的第三人，这部分人依赖信息的特定目的是可以被合理预见的。如接受公司审计报告的债权人，虽然他们的姓名不为注册会计师所知道，但他们对财务报表的密切关注是可以预见的。对合理预见第三人，注册会计师应承担一般过失责任。

3．可预见的其他第三人。是指注册会计师无法确定，但又可能会依赖审计报告等信息资料的团体或阶层的成员。注册会计师一般能意识到这些潜在报表使用者团体的存在，但并不要求知道这个团体中具体有哪些个人和单位，如潜在的投资者、潜在的债权人等。由于这些人在执行审计时无法专门予以识别，与审计报表的关系也较远，因此，注册会计师仅对他们负故意和重大过失责任，而不应负一般过失责任。

二、责任性质：违约抑或侵权？

鉴于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责任构成、责任形式、赔偿范围、义务主体、时效、管辖权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对两类责任的选择将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而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究竟属何性质，必须予以明确。

（一）域外法的三种模式

1．契约责任模式。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认为，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属于契约责任。德国判例法对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内的专家对虚假陈述的责任所采用的主流法律构成是“将确认为纯粹财产损失的违约责任的保护扩及第三人” ①，同时也利用良俗违反的侵权责任作为补充。

2．侵权责任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认为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对第三人是一种侵权行为，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负有信赖义务，该义务基于第三人对注册会计师的信赖而产生。②

3．竞合模式。日本等国家对对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允许采用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③

（二）我国的选择

笔者以为，根据我国的事实契约理论和司法实践，借鉴发达国家判例与学说观点，我国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性质应为侵权责任。理由如下：

第一，从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的相关法律的发展过程看，侵权法呈日益完善的态势，从最初的加害责任逐步扩大到了一般过失责任；同时，侵权责任又摆脱了契约责任对合同关系人相对性的限制，可以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④因此，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在其著名的《契约的死亡》中提出：“以涵盖了契约的侵权作为责任的原则，这一迅速发展的趋势几乎是责任理论发展的一种本能选择。” ①

第二，在我国民法界，事实契约观念并未被接受，契约的效力很少能及于第三人。如将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确定为契约责任，则第三人需证明其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存在契约关系，这样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

第三，我国现行法律均将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视为侵权责任。虽然我国证券法以及相关法律对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但通过规定民事责任的主体不仅限于契约的相对人――即发行人，还涉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及直接责任人员，比如我国《证券法》第161条、第202条的规定②，实际上是将其视为侵权责任。

三、归责原则：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

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是构筑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基础。③由于我国民事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有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以及公平责任原则。加之理论界关于注册会计师民事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莫衷一是，会计界认为应实行过错责任原则，而法律界则主张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④因此，有必要加以讨论确定。

（一）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不适用无过错责任

首先，无过错责任对注册会计师过于严苛。由于注册会计师所担保的公开信息受信息公开披露义务人――上市公司事前和事后行为的影响，而且一旦信息公布，信息在证券市场上持续作用的时间较长，也就是注册会计师有可能对他人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一种期限不确定的担保责任。若法律强制会计师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而不考虑其行为时有无主观上的过错,这种无过错责任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未免过于苛责。⑤

其次，对注册会计师课以无过错责任有违责任设定的根本目的。鉴于第三人除从注册会计师处获得赔偿外，亦可向委托人及其他中介机构请求赔偿，因此对注册会计师课以法律责任，其主要目的仍在于教育、惩戒审计作假者，次要目的才是给受害者损失予以补偿。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宗旨在于“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实际上是对侵权责任的教育、制裁等职能的否定。①这显然是有违注册会计师侵权责任的设立目的。此外，如果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将大大增加注册会计师执业风险，注册会计师也将大大提高审计费用，将责任转嫁到公司股东即投资者身上。这亦有悖于补偿第三人（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是主要的第三人）的初衷。

最后，无过错责任无法律依据。我国《民法通则》106条确立了侵权责任一般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法律没有对注册会计师侵权行为做出特别规定，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二）注册会计师不宜适用公平责任

首先，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侵权无适用公平责任之可能。在第三人受损害情形下，要么是因为注册会计师有过错而致审计报告不实，要么是因为委托人提供的会计资料不真实或不全面，在前一种情形下，注册会计师应承担过错责任，后一种情形下，委托人承担赔偿责任，均无需也不得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其次，即便是存在注册会计师并无过错，但审计报告本身亦存在问题责任的情形，基于前述考虑，注册会计师亦不应承担责任。作为投资者或经营者的第三人独立承担损害后果，可以解释为投资者或经营者自身亦应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

（三）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首先，对注册会计师课以符合注册会计师对已审会计报表承担合理保证责任的原则。由于审计的局限性，注册会计师并不能保证已审财务报表不存在任何错报或漏报。而根据审计的.成本效益原则，注册会计师对于已审会计报表也只能承担合理的保证责任。  ②与之相对应，只有在注册会计师对审计报告错弊有过错时方能承担责任。

其次,从经济学上看,这里有一个“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③

问题。注册会计师作为专业人员，与第三人（公众投资者）相比，在信息披露中处于优势地位，公众投资者只是被动地了解、接纳公开信息，对于会计师是否有过错难以充分举证。所以，考虑到诉讼中的举证问题，在确定采用过错责任的情况下，基于保护公众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的目的，对注册会计师等专家人士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原则为宜，即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再次，过错推定原则为各国之通例。从各国实践来看，独立审计制度发展至今，尚未有国家适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1条、日本《证券交易法》第21条、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的修订版第32条，采用的均是过错推定原则。①

综上之述，笔者以为，我国对于注册会计师侵权责任适宜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特例――过错推定原则为其归责原则。与之相应，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我国立法也应规定为举证责任倒置即由注册会计师就无过错举证。

四、责任形式：连带责任抑或补充责任？

《证券法》第202条：“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证券法》第161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也是赔偿主体，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于是就产生了在多个被告的情况下,各被告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还是补充责任的问题。由于第63条②、第161条含义模糊，目前学界还有较大的分歧。

（一）构成共同侵权时应承担连带责任

如注册会计师与其他责任主体恶意串通，则构成共同侵权，依《民法通则》第130条之规定，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原告应对各责任主体有共同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而不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因为注册会计师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仅适用于单独侵权，过错推定仅在于注册会计师出具不实审计报告是否有过错，而共同侵权中的意思联络则已超出了单独过错的范围，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否则，任何第三人起诉时，均会基于诉讼及执行效果的考虑，以共同侵权为由起诉注册会计师，而这既违反诉讼效率原则，对注册会计师及其他当事人也不公平。

（二）不构成共同侵权时应承担补充责任

侵权行为补充责任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或称不真正连带债务）中的一种，是指多数行为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产生的同一给付内容的数个责任，各个负担全部履行义务，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行为而使全体行为人的责任均归于消灭的侵权责任形态。①当注册会计师提供不实的审计报告与上市公司等其他责任主体并无意思联络，不构成共同侵权时，即成立“数个侵权行为偶然竞合”而产生的补充责任。此时应由直接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当直接责任人不能承担责任时，由注册会计师承担补充责任。

对注册会计师课以补充责任的法理依据在于以下两点：

其一，上市公司是信息源的控制人，最了解影响投资人投资决定或证券价格的信息，所以应该具有最高的注意义务，而一旦实施虚假陈述，则主要过错在于上市公司；专业机构是证券发行与交易重要参与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对招股说明书及有关的材料的相关部分出具报告或意见并签字，尽到合理谨慎的审核义务就足够了。②

其二，会计师虚假陈述与原告的损失间往往是一种间接因果关系，会计师要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但承担不是直接责任，而是一种间接责任，体现在法律上，就是一种补充责任。这样有利于分清主次责任，避免一些法院不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而直接追究次要责任人的责任。

因此，笔者建议修改《证券法》第202条的规定，确立由上市公司承担责任，而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补充的责任的原则。

五、抗辩事由：以责任构成要件为前提

“一定的抗辩事由总是以一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为前提的。抗辩事由是由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所派生出来的。” ③基于前文对责任性质和归责原则的界定，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过错、违法行为、损害结果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四个方面。基此，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责任的抗辩事由可做如下认识：

（一）基于主观方面的抗辩

1．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文件时没有过错。依本文观点，注册会计师对可预见第三人仅成立故意或重大受益第三人和应预见第三人承担故意和重大过失。因此，当原告为可预见第三人时，注册会计师无故意和重大过失为其抗辩事由。

2．受害人自己的过错。如受害人在做出买卖证券决定时已经知道虚假陈述行为，或者受害人对注册会计师的保留意见未予注意而做出错误决定。

3．他方的过错。主要是指委托人、律师事务所提供了虚假文件，而会计师事务所尽了勤勉的审查义务，依然无法发现此类文件的瑕疵，并据此出具了审计报告。

4．混合过错。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不仅注册会计师有过错，而且受害人本身亦有过错。“混合过错的法律后果，是过失相抵” ①，因此，注册会计师可据此抗辩。

（二）基于客观方面的抗辩

1．无损害结果或损害为非法利益。损害结果主要指财产损害，即直接有时还包括间接的经济损失，注册会计师可主张行为并未造成损害结果而得以免责。此外，“损害是侵害合法利益的结果”，②因而，注册会计师亦可以损害为非法利益予以抗辩。

2．无违法行为。注册会计师可以审计意见基本恰当进行抗辩；此外，由于目前审计的重要性原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注册会计师可以会计报表虽然存在错漏但不构成重大为由进行抗辩。

3．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或是行为仅是损害的间接原因、次要原因。注册会计师过错往往是导致受害者损失的间接原因，根据“近因”原则，远因得以免责或减责，尤其是第三因素介入是故意时，因果关系链有可能因此而断掉，注册会计师对最终的损害不承担责任。

（三）基于诉讼程序的抗辩

如原告方超过诉讼时效，则丧失胜诉权，注册会计师可据此抗辩。

参考文献：

1．贾玉山：《论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的法律责任》，《会计之友》，20第2期。

2．邱永红：《证券欺诈中注会师的民事侵权责任》，《证券时报》，年11月3日。

3．飞草：《中国独立审计侵权责任之法理分析》，来自cfo.esnai.com/，2001年11月28日。

4．文建秀：《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中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中国注册会计师》，转引自www.chinaacc.com/new/_9/2095434.htm，2002年9月20日。

5．(日)浦川道太郎著、梁慧星译：《德国专家责任》，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版。

6．李明辉：《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三人责任 篇3

关键词：第三人；环境侵权；责任承担

我国的法律针对第三人环境侵权问题，在《侵权责任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海洋环境保护法》中都有所体现。

一、第三人的界定

1.第三人的含义

环境侵权中的第三人是指在环境侵权事件中，除了侵权人和被侵权人以外的人。他应当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首先，他既不是侵权人，也不是被侵权人。其次，他与侵权人和被侵权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再次，他与侵权人没有意思联络，否则可能造成共同侵权而成为侵权人。

因此在这里的第三人过错就是指在环境侵权事件中，除了侵权人和被侵权人以外的人的行为导致了危害事实的发生。

2.第三人过错所致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

（1）侵权行为的存在。第三人在实际的环境侵权事件中必须有侵权行为的存在，并且这种行为不要求其必须违法，即不论第三人的行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只要实施了环境侵权行为即可。

（2）危害事实的存在。危害事实应当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是已经造成危害，并且发生了实际的环境损害结果。第二方面，损害结果没有实际发生，但是对环境又危害的影响，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但是由于其他原因，并没有发生实际的损害后果。新修改的《侵权责任法》将原来的“损害事实”改为“危害事实”，这实际扩大了法律的适用范围，降低了法律的门槛，并且使原来的法律规定更为严谨。

（3）因果关系的存在。即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与危害事实发生因果关系。针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学界主要存在四种学说，即流行病因果关系说、优势证据说、盖然性说、因果关系推定说。

二、有关第三人过错所致环境侵权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定

我国现阶段针对第三人过错所致的环境侵权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部法律。分别是《侵权责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保护法》。

1.承担责任的立法模式

我国有关第三人过错所致的环境侵权责任承担的法律的立法模式主要存在两种：一种是以《侵权责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为例的，第三人和污染者承担不真正的连带责任。另一种是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例的污染者完全免责，第三人承担全部责人。

（1）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立法模式。《侵权责任法》第68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污染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水污染防治法》第85条第4款规定“水污染损害由第三人造成的，排污方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虽然该条款的内容很少，但是并不排除污染者的责任，因为 立法机关认为“如果受害人能够找到造成水污染损害的第三人， 而且第三人有赔偿能力的， 受害人也可以直接起诉该第三人， 要求赔偿损失”。“只不过， 第三人的责任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一样， 属于过错责任。”

由以上的法律条文，可以看出在第三人所致的环境侵权事件中，第三人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严格来说是不真正连带责任。所谓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就是不同的债务人基于不同的债务原因对同一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当一个债务人履行全部的债务，债务就归于消灭的数个债务人之间的责任关系就被称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在以上两款条文中，第三人是基于过错承担侵权责任，而侵权人不论是否有过错而承担责任，两者因此构成了不真正连带责任。

（2）污染者免责，第三人承担全责。《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1款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此款法律全文可以看出完全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时，污染者可以完全免责。

2.归责原则

（1）无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有关环境侵权的规定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所谓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是指无论其是否有过错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无过错原则的涵义，显而易见在《侵权责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污染者采取的都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2）过错责任原则。《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1款前半句污染者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后半句中完全由于第三人过错引起环境侵权时，污染者可以免责。换句话说在此种情况下，污染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所谓的过错责任原则，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有过错需要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需要承担责任。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更倾向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立法机关的释义也明确指出，“ 《海洋环境保护法》 对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实行的是过错责任。”

我国针对第三人过错所致的环境侵权的法律规定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者过错责任原则。其实环境污染所带来影响不仅仅是大量的经济损失，更多的是危害动植物以及污染后近几十年的灾难。像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等等的后续灾害的放射性，危害性将对我们的人身健康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有关第三人过错所致海洋环境损害责任承担的三种立法模式中， 遵循并体现严格责任原则的第一种模式是最佳选择。”也就是无过错责任和不真正连带责任更适合环境侵权问题的解决。

三、几点建议

（1）统一的立法。《侵权责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都是由立法机关统一制定的，这就需要立法机关按照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程序进行立法，以实现法律的规范化。《海洋环境保护法》应当进行修改，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模式和归责原则保持一致。在未修改之前对第三人过错所致的环境侵权问题建议使用《侵权责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2）出台司法解释。法机关应该出台司法解释明确的规定法律的适用范围，让法律冲突的解决不停留在学理阶段，而用到实际中，使环境侵权适用的法律更为具体明确。

参考文献：

[1]安建，黄建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张皓若，卞耀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竺效.生态损害的社会化填补法理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4]蔡守秋.環境法资源法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大学对第三人侵权行为的校方责任 篇4

《学校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5条规定了学校对学生具有安全保障义务, 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根据侵权责任一般构成要件, 只要校方实施了违反保障义务的行为, 学生遭受了人身和财产损害, 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校方具有过错, 校方应该承担责任并无太大争议。但实践中, 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时, 因果关系和过错责任十分难以界定。对此, 笔者将第三人分为两点进行阐述。

一、身份不明第三人对大学生侵权的校方责任

所谓身份不明第三人, 是指除大学工作人员和学生以外的校外人员。大学学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人身或者财产安全。但若是学生已经采取了措施, 仍然受到人身财产损害时, 校方的侵权责任该如何界定?

大学的安全保障义务决定校方应当进行相应的警示性教育和适当的安保措施。如设立保安, 防止可疑人物进入校园。对于学生财产集中场所例如寝室, 加强防盗措施。若是由于校方的疏忽而导致学生的人身财产损害, 可归责为学校的过错, 在无法由第三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 校方应进行赔偿。这点类似于中小学校中第三人侵权的补充责任。

现阶段, 某些大学为了增加收益, 将一部分校园设施收费开放或是出租, 如体育馆、泳池、剧场、舞台等。外来人员付费进入校园, 由此引发的校园侵权事件, 大学是否应该担责, 《侵权责任法》上并无规定。近年, 校园泳池发生多起外来人员对大学生的“性骚扰”事件。笔者认为美国的“不动产权人与应邀来访者理论”, 对校园安保义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校方作为不动产权的所有者, 为缴纳学费的学生提供教育服务, 对进入校园消费的第三人也具有合理预见的保障义务———只要校方知道或者应该知道, 曾发生类似的校园侵权行为, 就应视为能够预见, 既有义务保障学生和第三人人身财产安全, 同时也应保障其二者不受他人的侵害。否则视为学校应尽而未尽合理义务,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 发生身份不明第三人侵权时, 笔者认为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如果校方能够证明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或者确实无法也不可能预见危险实施的可能性, 校方可免责。否则视为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和安保义务, 在有第三人的情况下,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二、校内工作人员对大学生侵权的校方责任

校内工作人员, 应包括进行教学任务的教师, 也应包括学校行政人员和校内安保、环卫等受雇于学校的各类工作人员。

(一) 教职人员对学生侵权的校方责任

大学教师同中小学教师不同, 他们主要承担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 开发学生的学术潜力, 提升其学术研究能力的责任。大学教师对学生主要是学术培养义务, 而非人身财产保护义务。按《学校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4条规定, 对教师非职务性的个人侵权行为校方免责。但何为个人故意侵权行为?此概念显得模糊不清。近年频发大学教师对学生“性侵犯”, 索要财物的行为, 学生因怕“挂科”忍气吞声。此类教师的故意侵权行为, 校方是否可免责?

根据美国现有案例, 基于代理法则的适用对校方责任持肯定态度。法官认为, 大学教授对学生进行教学指导时是大学的代理人, 他们做出的侵权行为是在代理人实施被代理人委托行为时实施的, 被代理人应当承担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4条, 以用人单位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来确定校方的侵权责任。教师基于学校的雇佣关系赋予的职务优势地位, 对学生产生由职务带来的支配力, 如决定学生的成绩。学生由于相关利益受其支配, 而忍受侵权行为时, 学校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责任。学校在外对学生进行责任承担之后, 内部就过错程度对教师进行追偿。笔者认为此种处理方法是较为合理的。这样, 一方面为学生找到合理的救济途径, 另一方面学校为减少侵权责任而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和考核, 对一些思想或行为上不符合教师资格的人员及时清理。

(二) 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侵权的校方责任

其他工作人员, 包括安保、保洁、食堂等, 受雇于学校对相应的岗位承担职责的工作人员。与教师不同, 他们大多受雇为学生提供服务, 对相关事项负有作为义务, 如安保人员阻止危险人员进入校园, 发现侵权行为及时制止。职务之外, 此类人员具有对学生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义务。对此, 要将他们的侵权行为区分对待。若是职务相关的侵权行为, 依据上文提到的“代理行为”, 校方作为“雇主身份”承担同教师侵权相同的侵权责任。若是职务之外的行为, 视为同身份不明第三人相似的责任。对可预见的承担补充责任, 不能预见的可免除责任。在此, 笔者不过多赘述。

本文通过第三人对大学生侵权行为中学校的责任承担, 借鉴美国司法判例中的相关理论进行简要分析, 希望对完善我国大学管理机制, 和《侵权责任法》中的大学侵权责任承担有一定借鉴意义。

摘要：随着大学招生规模扩大, 大学侵权案件与日俱增。各种校园暴力, 诸如殴打、盗窃、强奸、校园中毒事件已是屡见不鲜。当下, 大学急需实用有效的法律对违法行为进行规制。本文主要对大学校园发生第三人侵权时, 简要分析校方的法律责任。

关键词：大学侵权行为,第三人,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第三人责任 篇5

[ 魏军栋 ]——(2013-12-17)/ 已阅45次

关于法院是否可以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一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形成这种争议的主要原因就是《民诉法》关于第三人的规定前后不一致，导致两种相反的观点都可以从中找到依据。虽然该问题很早就有人发现，但立法机关一直没有予以解决，任凭学术界的不断争论和实务界的不同判决。

一、关于《民诉法》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矛盾规定

《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该规定由两句话组成，第一句是对无独立请求第三人的定义，即什么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第二句是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即在法院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定义中有四个概念，即当事人、诉讼标的、请求权和利害关系人。为了准确把握第三人的定义，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四个概念。关于当事人，在这里仅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即以自己的名义要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人及相对方。通说认为当事人有狭义的当事人和广义的当事人之分，狭义的当事人仅指原告和被告，广义的当事人除原告和被告外，还包括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民诉法》将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同时规定在第五章当事人一节中，似乎采用的是广义的当事人概念，但在对第三人的定义中又将当事人与第三人区别开来，且《民诉法》条文中只有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表述，并没有当事人三方的表述，似乎采用的又是狭义的当事人概念。关于诉讼标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先后有三种学说，最早出现的是旧实体法学说，认为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具体的实体法上的权利或者民事法律关系主张。之后出现的是诉讼法学说（新诉讼标的理论），该学说经历了从二分支说到一分支说的演变，二分支说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以及诉的声明，一分支说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诉的声明。最晚出现的是新实体法学说，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关系而提出的实体法上的主张。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将诉讼标的定义为当事人之间所争议的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审判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关于请求权，指的是民事讼诉中的请求权，即当事人就争议的法律关系要求法院作出裁判的权利。关于利害关系人，在《民诉法》中有三类：一是诉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包括直接利害关系人和法律上利害关系人，直接利害关系人为原告和被告，直接受判决约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实质上就是间接利害关系人，间接受判决约束。二是非诉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诉前保全申请人和宣告失踪申请人等，三是执行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如执行异议人等。虽然利害关系在文义上包括利和害，但实际上的利害关系人均是认为自己利益受到侵害的人。

在了解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定义中的四个概念后，我们可以发现该定义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第三人是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关系之外的人，不是该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人和义务人，不能基于该法律关系而主张请求权。《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

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只有不履行当事人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义务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既然第三人不是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义务人，也就不应当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二，第三人是因和当事人一方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牵连的利害关系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案外人，介于当事人和案外人之间，当事人受案件处理结果的直接约束，案外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毫无关联，而第三人受案件处理结果的间接约束，可能导致其在与当事人一方的法律关系中承担民事责任。第三，第三人是通过自己申请或者法院通知而参加到当事人之间的诉讼的，而不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而参加的，不是当事人所诉求的对象。既然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其参加诉讼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承担民事责任，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因为申请参加而导致承担民事责任，将不会有任何人以第三人的身份申请参加诉讼，《民诉法》规定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这一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既然第三人是通过自己申请或者法院通知的方式参加诉讼的，不是当事人的请求对象，也就失去了法院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否则就成了无诉之判。通过对《民诉法》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定义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法院不得在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中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人只是因该判决有可能在与当事人一方的法律关系中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民诉法》所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可以直接从文义上得出结论：法院可以在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中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判决其承担责任的，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根据同一法条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对第三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得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不能说不是立法上的失误，有必要尽快予以解决。

还需要指出的是，《民诉法》只规定了法院可以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并未规定对原告还是被告承担责任，但审判实践中均是判决第三人对原告承担责任。而法院判决第三人对原告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或者是原告申请将被告变更由第三人作为责任主体，或者是法院释明原告变更由第三人为责任主体，或者是法院以职权变更由第三人为责任主体。在我国并没有设立原告可以变更责任主体的制度，如果原告认为起诉的主体错误，只能通过撤回原来的诉讼而重新起诉，法院以职权变更责任主体更是对原告诉权的肆意干涉。

二、关于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对第三人的相关规定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民事讼诉中针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设置了诉讼参加人制度，包括主参加人制度和辅助参加人制度，主参加人类似于我国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辅助参加人类似于我国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辅助参加人是指在他人的诉讼中，因当事人一方的胜诉对其有法律上的利益关系，从而辅助该当事人诉讼的第三人。其参加诉讼的方式包括申请参加和当事人告知参加，辅助参加人只是辅助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法院的判决对辅助参加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既判力，仅对其与一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产生参加的效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讼诉中设置了诉讼参加制度和第三人引入诉讼制度，诉讼参加制度类似于我国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引入诉讼制度与我国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就是法院可以判决被引入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不同之处就是第三人是由被告引入的，而不是自己申请或者法院通知的，被告引入第三人的理由是其对被诉请求负有责任，引入的目的就是要求其对自己承担民事责任，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就是法院可以根据被告的主张而判决第三人对被告承担责任，而不是判决第三人对原告承担责任。

三、关于对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设想

之所以《民诉法》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自相矛盾，是因为将大陆法系的辅助参加人制度和英美法系的第三人引入诉讼制度生硬的拼凑到了一起。借用辅助参加人制度是为了维护第三人的利益，防止第三人的利益被侵害，帮助查清案件事实；借用第三人引入诉讼制度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防止矛盾裁判的出现，但两种第三人是不同性质的第三人，是不能混同使用的，混同的结果只能是自相矛盾。为了吸收两种制度的优点，我们可以分别使用。关于辅助第三人制度，第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被侵害可以申请参加到当事人之间的诉讼中来，由于第三人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只能依附于原告或者被告。之所以会依附原告，是因为与原告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如果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就有可能成为原告的被告，对原告承担民事责任。例如原告是某一产品的买受人，被告是该产品的出售人，第三人是原告委托的承运人，原告以产品质量不合格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法院认定被告所交付的产品为合格产品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就有可能以运输不当而导致产品不合格为由起诉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因此第三人会辅助原告起诉被告。之所以会依附被告，是因为与被告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如果支持了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就可能成为被告的被告，例如原告是某一产品的买受人，被告是该产品的销售者，第三人是该产品的生产者，原告以产品质量不合格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就有可能起诉第三人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因此第三人会辅助被告反驳原告。

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不但是为了辅助当事人一方进行诉讼，便与事实的查明，还是为了防止因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以及被告消极应诉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在一般情况下，第三人并不知道当事人诉讼的存在，也就不可能通过申请参加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为了维护第三人的利益不受损害，通过法院通知的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但容易受到法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的影响，也容易给当事人造成丧失中立立场的合理怀疑。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大陆法系国家由当事人告知的方式来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避免第二次诉讼的发生以及矛盾判决的出现，比照英美法系国家可以设立第三人引入制度，即由被告将第三人引入到诉讼中来，作为被告的被告（第三当事人被告），如果判决被告对原告承担民事责任，则会判决或可能判决第三人对被告承担民事责任，而不能直接判决第三人对原告承担民事责任，因该第三人也是当事人，为第三方当事人，所以在诉讼中应当享有完全的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在第三人被引入之后，就有两个诉存在，即原告对被告之诉和被告对第三人之诉，法院就应当对两个诉进行合并审理。

综上，通过对我国《民事法》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规定的分析，以及对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关于第三人制度的了解，不难发现该规定前后矛盾，为了避免该矛盾的发生，以及更有效的发挥第三人制度的优点，可以将两大法系的第三人制度植入到我国的第三人制度。

作者单位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

第三人责任 篇6

关键词：第三人；侵权；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补充责任

一、侵权补充責任的概述

我国《侵权法司法解释实例》对补充责任进行了明确的论述，认为补充责任就是指直接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者是不能够确定直接赔偿责任人的情况下，由其他责任人依照法律相关规定补充承担责任的形式。一般情况下，补充赔偿责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个方面是尽量让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如果不能够确定直接责任人或者是直接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时，再由补充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在补充责任人的过错范围之内承担相关责任。

侵权补充责任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点，侵权补充责任的法定责任人一般有两个以上，担负责任的顺序也是依照法定的顺序实施。在校外第三人侵权学生伤害事件中，承担直接责任的是对学生造成人身伤害的第三人，承担补充责任的则是学校。受害学生只能直接向给其造成人身伤害的校外第三人请求赔偿，在求偿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请求校方给与补充赔偿。第二点，补充责任人在结果上不承担最终赔偿责任，并且基于责任性质，补充责任人还会享受全额的追偿请求权。第三点，补充责任人的责任具有从属性，主要表现为存在上的从属性以及责任范围上的从属性。

二、学校补充责任存在的问题分析

（1）对补充责任的界定较为模糊。我国《侵权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管理范围内受到第三方侵权人伤害，由侵权人承担直接责任，若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由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其中，条例规定中的“相应的”就是界定范围模糊的表现，到底与什么相应，在实际案例中根本是无据可依。在实际案例中，经常会遇到直接责任人无力赔偿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学校无疑就成为责任的全部承担着，这对学校来说是非常残忍的事情。现在很多学校的经费本来就紧张，如果受害人索赔的金额较大，学校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学校濒临破产的可能，从侵权法的原理上来讲，这样的最终结果也不符合侵权法的理论要求，学校承担全部责任对于不作为过错的校方无疑是不公平的判定。

（2）学校承担责任后的追偿范围不明确。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学校在承担补充责任之后，有权向第三人行使追偿权。但是，在此过程中，学校的追偿范围到底是自己承担责任的全部还是要扣除自己未尽到管理义务部分剩余的那一部分赔偿？如果在之前，第三人有能力做到赔偿时，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学校作为义务人，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而第三方没有能力赔偿时，学校等于给第三方垫付责任，那么事后就有权利向第三方追偿所有赔付款，这样的安排有待考察。

（3）学校承担补充责任的归责原则不清楚。在第三方侵权事件中，如果学校尽到了自身管理的义务，那么当第三人无力承担责任时，学校也没有承担责任的义务，但是学校在责任承担与否的过程中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归责原则没有明确的规定，校方该使用过错推定原则还是该使用过错原则，不同的规则原则会有不同的责任差异，如果使用过错推定原则，校方就会承担责任，这对于学校来说是有失公平的。

三、学校补充责任的界定

（1）对学校补充责任的界定。《侵权责任法》中对学校应该承担的责任给出“相应的补充责任”这一说词，但是这其中“相应的”在法律规定中并不明确，导致实际案件判定中对学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需要明确界定“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具体依据。可以将学校承担的责任分成两种情况来分析，一种是在第三方有能力偿还的情况下，学校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还有一种就是分情况对待学校的补充责任，确定是应该承担全部补充责任还是应该承担部分补充责任。补充责任含义中有明确的说明，当第三方责任人有能力承担责任时，校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但在实际案例中判定中，第三方责任人有能力承担责任的，校方还得承担部分责任，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补充责任原则。所以，针对这种现象，需要对学校应该承担补充责任给予明确的界定，分不同的情况对待学校应该承担的补充责任。前提是在第三方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根据侵权责任理论将学校的过失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轻微过失，一种是一般过失，还有一种是重大过失。学校没有履行好教育管理义务时，只需要承担部分的责任，如果校方管理严重疏忽导致的第三方侵害事件发生时，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这样一来，可以有效的避免学校承担繁重的债务，将学校从赔付任务中解救出来。

（2）对学校承担责任后的追偿范围的界定。补充责任人的追偿范围应该确定为“补充责任人在承担补充责任后享有向直接责任人追偿的权利，但是如果因为补充责任人的过错导致事件的发生，其产生过错的部分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具有追偿权利。”补充责任人所承担的补充责任是因为其自身没有尽到管理的义务，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即使他们承担了全部责任，该责任中有一部分就是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是补充责任人自身的过失造成，因此这部分责任不享受追偿权是正确的。

（3）明确学校承担补充责任的归责原则。学校承担补充责任是在校方出现管理失误的过错前提下承担的，对于这种过错的判定，使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就会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使用过错推定原则对于校方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学校承担补充责任的过程中，需要分情况进行归责原则的选择，可以根据学校的性质做出不同的分类，将学校的过错分为轻微过错，一般过失以及重大过失，如果学校存在重大过错时，就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如果存在一般过错时，学校就应该承担部分补充责任，因此说，将学校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确定为过错原则是比较合理的。

四、结束语

为了确保《侵权责任法》的适用性，需要准确把握学校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相关的配置机制，运用有效的方法填补法律的漏洞，避免因为法律规定不完善而给事故责任人造成的伤害。此外，学校应该加强管理，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为了转移学校的赔偿责任，校方可以通过给学生投保的方式来化解校方和家长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董帆.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的补充责任研究[D].郑州大学，2011.

[2]李红梅.学生伤害事故中校方责任承担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2011.

[3]柴英红.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民事责任研究[D].西南大学，2011.

第三人责任 篇7

一、对第三人的界定

对于第三人的界定, 学界存在多种观点, 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侵害婚姻关系的第三人是指, 明知对方有配偶, 仍与其发生性关系, 损害有配偶的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的人。对此我们需注意两点:一是必须明知对方有配偶, 二是必须与之发生了性关系。对于第一点, 所谓“不知者无罪”, 如果第三人不知道对方有配偶, 便没有破坏他人婚姻关系的主观恶性, 法律不应对此行为进行处罚, 此种情况是表面上的第三人但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第三人。对于第二点, 第三人与有配偶的人发生性关系, 对配偶的相对方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比较深刻, 使夫妻关系难以修复, 甚至会导致一部分人采取极端的方式。因此将发生性关系作为对第三人的限定, 有利于保护配偶的权益, 同时避免了法律干涉私人生活过宽之嫌。

二、构成要件

第一, 侵权行为。配偶权既是一种相对权, 仅存在于有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之间, 但同时他又是一种绝对权, 要求婚姻之外的第三人不得侵扰他人的配偶权。第三人介入有配偶者婚姻的方式包括通奸、姘居、重婚等。第二, 损害事实。第三人侵害他人婚姻, 对于受害的配偶来说, 主要表现为精神上的伤害, 第三人的介入, 无疑会损害配偶相对方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造成伤害。更甚者还可能会损害其生命健康权以及财产权。至于具体损害程度可以根据情况把握, 如造成受害人身心疾病住院治疗的、导致受害人离婚的, 甚至导致受害配偶自杀或被杀害的等。第三, 因果关系。因果联系是说前一行为是后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受害配偶的损害事实是因第三人与有配偶一方共同实施通奸、姘居、重婚侵害行为而引起的。第四, 主观过错。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第三者要求必须是明知他人已有配偶。这在主观过错上属于故意, 而非过失, 即第三人有主观过错。

三、民事责任

(一) 婚姻法方面

首先进一步明确夫妻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 把夫妻具有相互忠诚的义务规定的更为详细具体, 使之在实践层面更具有操作性。同时, 明确规定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后果, 给遵守夫妻忠实义务一方以充分的救济途径。在有配偶一方和第三人存在通奸、姘居、重婚现象时, 受害配偶一方, 可以向法院提出停止侵害之诉, 并可请求赔偿。

其次, 明确第三人需承担的民事责任。结合我国民事责任的类型, 适用于第三人的责任形式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因为受害配偶既可能受到精神方面的伤害, 同时也可能受到财产或者生命健康权损害。受害配偶在行使自己的请求权时, 既可以向第三人行使, 也可以向施加侵害的配偶行使, 应赋予受害配偶选择权。

再次, 受害配偶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追究第三人的责任, 也可以在离婚时追究。虽然第三人侵害婚姻关系通常会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以致婚姻关系解体, 但并不必然一定会导致离婚的后果。所以应允许受害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为挽救婚姻而阻止第三人继续侵害婚姻。当第三的介入导致离婚时, 受害配偶可以向第三人也可向有过错的配偶提起损害赔偿, 也可将二者作为共同侵权人一并提起诉讼。

(二) 在侵权法方面

在侵权行为的认定方面, 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应进行一定的限制, 即对于侵权行为的情节和性质比较轻微的不应对其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应依靠道德的强制作用对其进行调整。在损害事实的确定方面, 既包括物质财产方面实际的损失, 也包括精神方面的损害, 如受害配偶的名誉权、人格尊严等人格权的侵害, 以及由此导致的身体上的创伤都应包括在内。在责任的承担方式上面, 应采取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向结合的责任体系。受害配偶可以要求第三人停止损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在请求权的行使期间方面, 若未导致离婚的, 应在侵害行为停止以前行使。若已导致离婚的, 原告是受害配偶时应在离婚时一并对第三人提起侵权赔偿, 被告是受害配偶时, 应在双方离婚一年之内提起诉讼, 此为除斥期间, 从双方办理离婚的登记手续之日起计算。

参考文献

第三人责任 篇8

一、确定“善意”的时间准据点

主观上是否存有善意是善意第三人的本质特征。故而, 对第三人是否符合善意的认定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各国立法, 可将认定“善意”的时间点分为以下两种。

(一) 以第三人得到商业秘密的时间为准, 其发生于披露、使用商业秘密之前, 也即第三人只要在取得商业秘密时为善意即可, 至于在以后的披露或使用中是否为善意, 在所不问 (1) 。如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 (1993年) 》11.1.4条规定了以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除外情形, 因交易取得商业秘密的人 (以其取得时不知道或者非因重大过失不知道该商业秘密是不正当披露的或者已经存在不正当披露或取得行为为限) , 在其因交易而取得的法律权利的范围内, 使用或者披露该商业秘密的行为 (2) 。2009年修订版中仍保留了该条规定。由此可见, 日本以第三人取得商业秘密时的主观状态来判断其是否具有善意。

(二) 以第三人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的时间为准, 其发生在得到商业秘密以后 (3) 。该标准要求第三人的善意具有持续性, 不只在获取商业秘密时具有善意, 而且需保持到使用或披露的过程中。多数国家都采用这一观点。如美国《统一商业秘密法 (1985年修改) 》2.2.2条规定, 未经明示或默示同意而披露或使用他人商业秘密, 且在披露或使用时, 知道或有理由知道其商业秘密的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侵占: (1) 来自或经由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人获得的; (2) 经由负保密义务或限制使用义务的人获得; (3) 来自于或经由对请求保持其商业秘密或者限制其使用的救济的人负有义务的人 (4) 。

二、我国的立法现状及评析

我国直接涉及商业秘密保护中善意第三人责任的立法主要有1995年制定、2009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 (“条例”) 及2005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解释”) 。

根据《条例》第36条规定, 善意第三人责任明确如下: (1) 善意第三人就知晓第二人存在违法行为前的使用、披露不承担赔偿责任, 而由非法出让人或者违法、违约披露人承担。 (2) 善意第三人就知晓第二人存在违法行为后, 不得继续使用、披露相关技术秘密, 且应采取合理有效的保密措施。但取得商业秘密权利人书面同意的除外。也即, 如同前述美国所采观点, 对善意的持续性提出了要求, 若善意第三人知晓第二人存在违法行为后未取得权利人同意仍继续使用、披露相关技术秘密的, 就构成侵权, 应承担责任。但此处就善意第三人获悉属非法转让或者违约披露的情形未具体明确, 是像美国立法中经通知获悉, 还是仅处于应知晓的状态就视同获悉, 这对取得之后的使用、披露是否属侵权及侵权时长具决定性作用。 (3) 善意第三人所遭受损失及采取保密措施的费用, 首先向非法出让人和违法、违约披露人追偿, 无法受偿的, 由技术秘密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共同分担。可见, 我国立法者试图平衡权利人及善意第三人的权益, 规定善意第三人丧失善意后禁止继续使用、披露的同时, 要求权利人在善意第三人遭受损失、支出保密费用而无法从违法、违约处分人处获得赔偿时, 由其分担部分损失和相关费用。但就分担比例的考量因素, 该条例未加以明确, 这给法官相当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 也给当事人的举证造成困难。可见, 该条例充分尊重技术秘密权利人的意思, 只要取得权利人的同意, 善意第三人就可继续使用、披露相关技术秘密。

根据《解释》第12条、第13条的规定, 善意第三人责任明确如下: (1) 善意第三人与技术秘密侵权人所签订的技术合同因侵害技术秘密权利人合法权益而无效。 (2) 善意第三人可在取得的范围内继续使用技术秘密, 但应向权利人支付使用费并守密。 (3) 善意第三人继续使用技术秘密但又拒不支付使用费的, 权利人可请求法院判令其停止使用, 并支付已使用期间的使用费。 (4) 不论善意第三人是否继续使用, 都需支付整个已使用期间的使用费, 即包括获悉无权处分人侵权之前使用期间的费用。另无权处分人应将其通过出让或披露商业秘密所获对价返还善意第三人。 (5) 确定“善意”的时间点为技术合同签订或取得时, 只要在该时间点保有善意, 就不构成侵权。也即, 哪怕善意第三人事后知晓出让人或披露人违法、违约, 也无需立即停止使用, 而可在取得的范围内继续使用, 只要向权利人支付使用费即可。可见, 该解释所定时间准据点与日本相同, 同样以商业秘密取得时的主观状态为准, 而不要求“善意”的持续性。

参考文献

[1]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 1999.

第三人责任 篇9

关键词：第三人,违约责任,合同相对性

《合同法》第121条规定了因第三人原因造成的违约。截止2014年4月1日, 北大法意收录的第121条的关联案例有1141件, 分别涉及买卖合同、委托合同、承揽合同、租赁合同等诸多有名或无名合同, 是适用频率相当高的法条之一。讨论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的责任处理问题, 主要涉及对该条的理解。

一、第三人行为或原因的理论争议

我国《合同法》对违约责任采纳了严格责任原则, 免责事由只有不可抗力等法定免责条件或合法的免责条款。严格责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 因第三人的行为或原因造成债务人违约时, 无论债务人有无过错, 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即“为第三人负责”。这也体现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与《民法通则》第116条的规定一脉相承。但由于合同法并没有对“第三人”作出限定, 其含义与范围以及债务人能否以第三人原因为由主张免责等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围绕导致违约的第三人原因, 学界也产生了各种学说。

限制说认为, 由于该条对第三人根本未作任何限定, 而文义上具有无限性, 一方面可能导致债务人对于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第三人的过错也难以免责, 这既缺乏理论支持, 也加重了债务人的经营负担;另一方面可能会使一些本应独立承担责任的第三人逃避了法律追究, 有违公正、效率和秩序的理念。因此, 有学者主张进行必要的限制解释, 区分第三人原因违约的不同情况, 区别对待。梁慧星教授认为, 此处第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一个第三人, 而是指与当事人一方有关系的第三人, 通常是一方当事人的雇员、内部职工、当事人一方的原材料供应商、配件供应人、合作伙伴等, 也包括上级。[1]韩世远教授认为, 第三人范围包括两类:一是履行辅助人;二是上级机关。[2]也有学着认为还包括与债务人有一定法律关系的第三人, 如合伙关系、共有关系、代理关系、共同担保等。[3]

废除说认为, 该条不仅强行介入合同当事人对履行风险的分配, 违背意思自治原理, 还曲解了债的相对性理论, 应予废止。有学者认为“将给付障碍的风险一律分配给债务人, 无论在结果上还是理由上都过于极端”, 因此, “《合同法》第121条完全无视合意的内容, 机械地看待当事人合意的结果, 完全不符合合同构成之尽可能尊重当事人对未来风险的分配的思想。在合同构成之下, 该条不仅多余, 而且有害。”[4]

上述理论虽有较大争议, 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仅仅按照文义解释适用第121条, 则第三人原因的范围过大, 会给债务人造成过重的负担, 因此有必要加以限制或废除。[5]

二、第三人的范围界定

与德国民法典不同, 我国立法未使用债务“履行辅助人”的概念, 在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的情况下, “第三人”的范围便不局限于履行辅助人, 还包括其他第三人。综合各家学说, 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 与债务人有一定关系的第三人的原因

第三人与合同当事人存在一定法律关系, 由于其行为影响了合同的履行, 导致债务人违约。此种情况下, 仍由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可分为以下类型:

一是代理人。如果构成代理关系, 由于法定代理人的原因, 致使合同一方当事人违约, 当然由作为被代理人的合同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

二是使用人。即根据债务人的意思, 事实上从事债务履行的人, 包括债务人的雇员等。如常见的旅游合同中, 因第三人违约而导致旅行社相对游客违约的情形时有发生, 在酒店临时取消旅行社的预订, 导致旅游团无法入住;景区在旅游旺季来临时突然涨价导致旅行社降低服务标准等违约情况下, 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 旅行社应向游客承担违约责任, 除非其在合同中作出了相反约定。

三是业务相关人, 包括连环买卖合同的下家、原材料供应商、配件供应人、合作伙伴、分别作为第三人的出租人与次承租人等。如开发商以第三人承包商的原因为由主张免除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 法院援引第121条认为其免责理由不成立。[6]

四是上级机关。《民法通则》第116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 作为第三人原因违约的一种特殊情况, 行政干预企业经营目前已经很少见。与此不同的是, 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 (如进口车辆的审批) 和行使管理职权 (如规划局的规划变更、工商局限期整改处理决定等) , 则可能构成不可抗力, 根据依《合同法》第117条不承担责任。

(二) 与债务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第三人的原因

司法实践中因此种情形涉及到与侵权责任法的衔接问题而较为复杂, 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第三人对债务人的人身或财产实施侵权行为而使债务人违约。一般情况下, 在第三人造成标的物的毁损、灭失, 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 债务人应承担违约责任, 此后债务人可要求第三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当然有学者指出, “在债务人被他人伤害致其不能履行合同等情况下, 债务人不必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7]例如因第三人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 致使画家受伤, 无法按时完成并交付画作, 则不必向定做人承担违约责任。

二是第三人对债权人的侵权行为而使债务人违约。比如租赁合同中, 承租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作为违法分子的案外第三人, 致租赁物毁损灭失, 或非法质押致使租赁标的物无法返还等, 导致出租人权益受到侵害。因此出租人可以选择向承租人请求承担违约责任, 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承担侵权责任, 此时的第三人是否属于合同法第121条中第三人的范围取决于债权人的决定。当然, 实务中以要求承租人承担违约财产损害赔偿责任较为常见和有效。

三是第三人故意侵害债权。即第三人明知合同债权存在, 故意以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 实施某种侵权行为, 使债权人的债权全部或部分不能实现。如甲公司明知某明星已经与竞争对手乙公司签订了产品代言合同, 仍与某明星进行不当接触, 并以高价进行利诱, 使之与自己另行签订产品代言合同, 而不履行原来的代言合同。则该行为构成故意侵害债权, 最后法院判决两方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8]当然此处的连带责任为不真正连带责任, 避免债权人额外获得双倍赔偿。

在司法实务中, 我们需要合理界定“第三人”的范围, 通过对第三人原因的类型化来处理虽然比较困难和不完全合理, 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就第三人原因违约问题作出处理, 实现合同的内在法律价值, 如公平与秩序。

三、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时的责任处理

在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的问题上, 司法实践中更多地关注债务人本身是否违反合同义务, 注重对合同内容的分析把握, 这是债务人是否应对第三人原因违约承担违约责任, 或者说能否以第三人原因为由免除责任的关键。在有第三人介入的情况下, 还要特别重视如下情况的责任处理:

(一) 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

若能证明该第三人原因构成不可抗力, 则应当优先适用《合同法》第117条进行处理, 从而排除第121条的适用。如连环合同中次债务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标的物为特定物而非种类物时, 债务人可以主张不可抗力而免责。对于双务合同中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事由而造成履行不能时, 则涉及风险负担问题。因不可抗力影响而免除给付义务时, 就价金风险而言, 可采用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合理分配损失。需要注意的是, 不可抗力作为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的事件, 不包括单个人的行为。但可成为意外事件。

意外事件可否作为免责事由呢?意外事件并非合同法上的免责理由,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 才可以作为承担某种责任形式的免责事由, 即免除实际履行的责任, 但不能免除违约金或损害赔偿责任。为保证公平合理, 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排除某些情形下承担违约责任。

(二) 安全保障义务

因第三人的原因, 导致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以安全保障义务为典型, 如涉及宾馆、商场、银行、公交公司、旅行社等案例。在第三人介入的情形下, 侵权责任法确立的是安全保障义务人的相应的补充责任, 将其置于赔偿次位, 第三人是主要的直接责任人;而合同法则遵循合同相对原则, 安保义务人负直接责任, 是第一位的责任。因当事人诉由不同, 救济效果会存在一定差异。实务中一般由受害人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种诉因起诉, 最大限度维护其合法权益。

(三) 第三人侵害债权

有学者总结为五种情形, 即无权利第三人受领给付, 第三人侵害给付标的物, 第三人侵害债务人人身, 第三人引诱、唆使债务人违约, 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9]债权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救济方式, 如不当得利请求权、侵权之诉和违约之诉, 但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并不能免除。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若提起违约之诉则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因而在实务中需仔细权衡。

合同相对性规则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 对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具有积极意义。但随着公共利益需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会有越来越多的合同涉及第三人, 从而也使得合同在具有对内效力的同时, 又具有了对外效力。第三人的行为规制及利益保护更加具有独立的价值, 但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司法适用方面进一步深入探讨, 以完善我国合同第三人理论。本文进行了粗浅的总结分析, 希望对此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梁慧星教授谈合同法[M].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印, 川新出内 (98) 字第174号, 第150-151页.

[2]韩世远.他人过错与合同责任[J].法商研究, 1999年第1期.

[3]张影.第三人原因违约及其责任承担[J].北方论丛, 2002年第6期.

[4]解亘.我国合同拘束力理论的重构[J].法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5]周江洪.〈合同法〉第121条的理解与适用[J].清华法学, 2012年第5期.

[6]案例转引自周江洪.〈合同法〉第121条的理解与适用[J].清华法学, 2012年第5期.

[7]崔建远, 韩世远.合同法 (第五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307页.

[8]案例参见:黄英等.第三人诱使他人违约应担连带责任[J].法制资讯, 2010年5月30日.

第三人责任 篇10

一、承运人对旅客所受的损害存在过错的情况

在客运合同中, 承运人有如下的义务: ( 一) 告知义务; ( 二) 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的义务; ( 三) 救助义务; ( 四) 安全运送任务。当第三人侵权发生的时候, 承运人对此也存有过错的情况是因为承运人履行义务上有瑕疵, 此种情况下, 第三人与承运人如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 例如, 列车员没及时将拖地的水渍擦干净, 致使旅客A没有站稳将其前面的旅客B推到摔伤, 旅客B可向旅客A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对于承运人, 其没有将旅客安全送到目的地, 违反合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造成旅客人身损害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这时构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受伤的旅客可选一种责任主张。司法实践中, 法院将其认定为承运人的违约责任与第三人侵权责任成立民事责任的竞合, 这种观点存在偏差。所谓民事责任竞合, 针对的是同一责任主体的同一个行为, 该行为同时符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权利人可进行选择, 要求责任人承担其中一种民事责任。[1]很明显旅客A与承运人是两个主体, 并没有存在责任竞合的前提, 这是实务中法官理论认识的欠缺。还有类似的情形, 承运人没确保列车上硬件条件的安全状况, 导致第三人侵权, 承运人责任均可主张违约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二、承运人对旅客所受损害不存在过错的情况

此情况较特殊, 一般来讲, 承运人对于损害发生没有过错时要承当责任似乎是过于苛责承运人的责任, 但基于铁路运输合同的特殊性, 有很大的行政性和公益性, 且其对整个列车及旅客的控制能力较强, 应将责任的天平倾斜从而保护旅客的利益。我们需界定清楚的是, 此时承运人承担责任究竟是什么性质。很多人认为承运人应承担的是安全保障义务, 此义务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37 条中, 从表面看上去, 它符合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构成, 但有个问题, 安全保障义务以过错为前提,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 承运人是无过错的责任状态, 两者存在明显的矛盾。安全保障义务因给具有此义务的管理方过大的责任, 若其还不限制为过错责任状态下, 就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 利益两端极度不平衡, 安全保障义务不是在无过错责任状态下, 所以第二种状态不属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

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承运人承担的是违约责任, 《合同法》第302 条中有规定, 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承担无过错责任, 《合同法》中并没明确说明这是违反某项义务后需承担的责任, 但是一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应是其行为违反了合同义务, 或直接基于法律法规, 或侵害相对人的权益, 上述内容排除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况, 我们可进一步思考承运人是否违反了某种义务招致的承担无过错责任。运输合同生效后, 承运人负有将旅客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 即在运输中承运人应保证旅客的人身安全。[2]有学者将此义务称为安全运输任务, 若承运人没有做到安全送达旅客便应承担无过错责任, 这里没安全送达的情形中应包括第三人侵权的情况,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样推断过于苛责承运人, 但《合同法》中规定了免责事由, 若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承运人可免责。我认为这个法律条文为第三人侵权, 承运人承担无过错责任提供了依据, 上述条文中“旅客”的解释值得推敲, 若是指代的受损害的旅客本身, 那么也就是说其在非故意和非重大过失情况下因自身行为造成自己人身损害的, 承运人是需要承担责任的。这里的旅客能否被解读为“除受损害旅客外其他的旅客”, 也即是侵权第三人, 我认为是可以的, 这样更能保护遭受人身损害的旅客利益, 客运存在于封闭性较强的交通工具, 人员也密集, 旅客之间很容易发生碰撞摩擦, 但是也应该对此有所限制, 第三人应该是非故意和非重大过失的情况下, 才能让承运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若是第三人完全基于伤害的故意, 承运人完全不必承担责任。

三、结论

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 承运人有过错必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是侵权责任; 若是承运人没有过错时, 第三人是非故意和非重大过失的情况下, 承运人没有将旅客安全送达目的地, 其也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在客运合同中, 大量存在第三人侵权的行为, 本文探究的是人身损害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第三人侵权时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分两种情况, 第一, 当第三人侵权时, 承运人有过错的, 旅客除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责任外, 还可向承运人主张违约责任或是侵权责任;第二, 当第三人侵权时, 承运人没有过错的, 基于承运人具有安全运送的义务, 除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能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以外, 承运人应对旅客伤亡承担无过错责任。笔者认为此时承担的责任性质是违约责任, 不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

关键词：第三人侵权,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

参考文献

[1]赖谚辉.论客运合同承运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D].西南政法大学, 2014:17-18.

第三者责任保险发展研究 篇11

交强险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保险制度，商业三责险可作为交强险的补充。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强险法律制度、费率厘定、保险市场现状的研究上，虽然有部分专家学者对商业三责险也有所研究，但缺乏对我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系统的研究。因此，系统研究我国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现阶段我国虽然施行第三者责任险，但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为此，针对第三者责任险实施的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交强险；商业三责险；保险制度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6）040168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私家车数量的增长，道路交通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交强险的实施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商业三责险是交强险不够理赔时的最佳选择。目前，我国商业三责险的发展的水平并不高，一般只是充当一个补充交强险的险种而存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它自己本身的作用。本文针对我国第三者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对我国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现行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1 我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与交强险的对比分析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根据强制与否，可以分为交强险和自愿购买的补充性的商业性的三责险（简称商业三责险）。交強险是强制性保险，车主不可以自愿选择投保。若投保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必须对事故受害第三人的财产损失、人身伤亡等进行赔偿的强制责任保险。商业三责险是指车主可以自愿选择投保，若在车辆使用过程中发生事故，导致人员伤亡或者驾驶人员严重违规，通过相关机构判决，必须参加保险或者是交纳相应额度的保证金。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纽约州以外各州和加拿大主要省份都实施此种保险模式。商业三责险属于责任保险，是根据投保车辆在事故中所承担的责任，来确认所需理赔金额，责任大就会多理赔些，责任小就少理赔些。如表1所示，第三者责任险和交强险赔偿对比。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约定事故发生后，损害赔偿责任将由被保险人承担，而依照保险合同内容，若赔偿限额走出交强险要求，则可与交强险进行搭配。交强险是必须交纳的车险险种，除此之外，还应当缴纳三责险，且交纳的额度一定要充足，以避免事故发生后引起连串麻烦。如果交纳的额度不足，一则保险公司可能会以费用不够而拒绝赔付，二则赔付的额度可能不足以支付因事故损失而产生的费用。

2 我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

2.1 医疗限额低

导致对受害人保障和赔偿力度不够。对于交强险的赔付，《强制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以分项责任限额作为赔付标准。从2008年2月实施起算，迄今为止，交强险在我国通用时间已有7年，而相关的费用与实施初期相差巨大，对于相关责任限额，我国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但适用对象仅限于每次事故的受害人，若在一次事故中伤亡人数过多，对受害人而言，1万元的额度只是杯水车薪，如若被保险人本身并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则事故损失则会转移至受害人身上，如此一来交强险相关规定如同虚设，根本无法维护受害人的权益。

2.2 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案件占用大量理赔资源

如事故责任在保险公司的责任范围内，则保险公司应当同时对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进行赔付。同时精神损害也属于赔付范畴，只是秩序放在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之后。除此以外，我国的经济水平仍然还不发达，强制责任保险体制尚不健全，投保人自身条件不具备是原因之一，无法完全保护受害人权益是原因之二，所以现阶段交强险理赔的范畴主要是受害人的医疗费用，以及受害人及其相关扶养者的生活费用，而精神及财产方面的损失费用则置于其后。

2.3 理赔存在难度且操作步骤繁琐，赔付速度慢

自交强险实施以来最大的难点就在于不易进行理赔。对于交强险理赔，保险公司提出非常苛刻的要求，且理赔步骤相当复杂，导致很多被保险人根本无法获得赔偿金，或者是赔付额度与投保时承诺差异巨大，使得交强险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用。

3 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建议

3.1 交强险赔付不再承担财产损失部分

世界各国或地区都制订了有关交强险的法律法规，但大部分最开始保障的，都只是人身伤害，直到交强险保障体制较为健全，才考虑对财产损失也进行保障，还有些国家或地区迄今为止，也没有将交强险纳入保障范围，例如中国台湾及日本等。而我国的交强险法律则将财产损失纳入保障范畴，同时采用的归属原则与人身伤亡并不差别，从而在实施中遇到重重阻碍。由于上述做法，使得保险资源被大量占用，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事故发生后更多的纠纷源于财产损失而非人身伤害。如果将财产损失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而将其列为商业保险的一种，则将会极大地促进车辆损失险的发展，而这一决策无疑会推动保险业的兴旺。

3.2 交强险制度的改革

（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在对交强险限额及概率进行调整后保监会会将具体结果制作成报告向外发布。但事后审计的重点在于处理事故的成效而并非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在事故发生前对信息进行披露，可以让所有人明白具体做法，要求交强险公布它的费率结构，这是一种客观标准。只有事先披露与事后审计相符合，才能真正指导事故处理。

（2）建立费率审议制度。就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立法经历而言，交强险责任限额与概率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实际情况变化而不断调整，因此必须制订一套科学而合理的制度，维护投保人及受害人的权益。对整个程序而言，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创建费率审议委员会，具体包括各个利益方的代表，尤其是与费率及责任关系密切的运输企业代表。

（3）对交强险的具体经营模式进行改革。长时间以来，由于交强险运营获得利益过多，使得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一则，交强险的制订并非出于盈利，因此应当遵循既不收取利润也不存在亏损的原则；二则，要求应当按照商业规则运作交强险。因此，对交强险进行改革，就必须抛弃非营利原则，监管部门的职责只在于制定交强险保障的具体范围，以及限定最低额度，其余的权限应当下放给各个保险公司；另外实行真正的商业保险代办模式，如果保险公司经营体制优良，以较少的成本就能完成运作，则可以从中赚取利润；若保险公司经营不当，则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样就可以为经营效率高的公司提供正向激励。

3.3 要改变现行责任限额过低的现状

每次事故赔付额度不超过12.2万元，包括110000人民币的伤亡费用及10000元的医疗费用。多数机动车事故中的伤亡人员属于中低收入人群，而这部分人员很少主动参与商业医疗保险，而现阶段我国实施的城市医险与农村医险中，都不包含交通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我国经济发达城市的死亡赔偿金大幅度上升，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地区的情况也相同。因此交强险所规定的1万医疗费用已经完全不适用。对于医疗费用支出，我国尚缺乏严密的体制进行监管，因此在做法上可以将台湾地区作为参考，即对人身伤亡、医疗、事故赔付等项目的赔付限额分别设置，尤其是伤情赔付，在进行赔付之前应当先对伤情进行鉴定，确定其具体等级。

3.4 抑制保险欺诈现象，防范道德风险

3.4.1 与相关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同时保险公司还应当积极与各个医疗机构、伤情鉴定机构、以及公安部门等进行合作，可以充分運用各种社会力量，尽可能防范保险欺诈的发生。

3.4.2 加强对理赔人员的专业配置及培训

应当定期组织理赔人员参与培训，尤其是关于伤情鉴定的部分。作为理赔人员，不仅应当全面了解和掌握法律及保险方面的知识，还应掌握一定的病理学及伤情鉴定知识。提高理赔人员职业素养的同时还应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若有必要，可与公安部门合作。

3.4.3 成立一家全国性的交强险查勘机构

就现阶段中介组织的交强险理赔工作而言，具体开展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困难，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伤情鉴定，由于伤情鉴定结果与赔付额度关系密切，因此许多中介组织都在这个环节花样百出。对于此我国可以日本交强险赔付方式作为参考，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组织，以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为指导，切实开展交强险伤情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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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evlin，Rose Anne.“Liability versus No Fault Automobile Insurance” Regimes： An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Quebec， in George Dionne[J].Contributions to Insurance Economics，London：Kluwer Academic，1992.

第三人责任 篇12

我们认为第三人对婚姻关系的介入干扰具体包括, 配偶一方同第三人之间存在着重婚、同居、通奸等不正当的行为, 本文立足探讨以上更为直接的非法律构成要件的来自第三人的婚姻侵扰行为, 与之相应, 就社会实际而言, 通奸、婚外情以其形式更为隐蔽、处事更为低调、规避同现行法律的直接对抗而处在道德和舆论批判的边缘, 却鲜有借助法律手段的惩治先例, 本文对第三人介入婚姻关系的探讨, 也以“通奸”这种不同于立法明确惩治的其他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为探讨对象。

一方面这些社会问题因缺少法律规制在今天十分突出;另一方面, 我们相信其更能反映第三人介入婚姻关系的责任的本质, 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分析能够回答究竟能否以及是否必要通过法律手段调整以上关系。

1 立法“缺失”与社会关注的矛盾评析

婚姻关系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对其破坏诸因素研究探讨的社会意义, 我国《刑法》第258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以及《婚姻法》第46条明确规定了对“重婚、同居”应当追究相关责任, 说明我国法律已经确立了明确的责任追究和损害赔偿制度, 但对于当今社会大量存在着的如通奸、婚外情等实质上侵蚀破坏着婚姻关系的行为缺乏具体有效的规制手段。

1.1 该领域的立法谦抑性

法律规范始终保持着在这一领域的谦抑性, 是由于婚姻家庭及其衍生关系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关系的复杂面, 其调整有时不得不依赖道德等社会自我调整机制的运作。即使在道德失范状态下, 法律的能动介入也常常会带来一些事与愿违的负面影响, 如在1967年英国法律委员会出具的《婚姻及相关诉讼———财产性救济》 (4) 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 立法对第三人介入婚姻关系的过度法律保护可能鼓励“当事人相互伤害对方尊严、夫妻串通合谋对所谓通奸第三方的敲诈行为” (5) 。

从相关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可以看到, 我国法律对配偶一方同第三人通奸行为上表现出了某种克制 (6) , 第三者及配偶过错方未有以重婚、公开同居等明目张胆的对抗我国现有婚姻制度时, 并不会承担刑事、民事等法律责任, 对此虽然笔者没有查阅到其立法的价值考量和司法的价值选择, 但中间是否存在类似于英国法律工作委员会的顾虑, 也是不无可能的。

但是如果赋予了对通奸行为中的第三人和夫妻过错方非财产侵害时的赔偿责任追究机制,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质疑:其是否为夫妻共谋的敲诈勒索提供了某种便利, 如果发生, 立法如何救济;通奸行为对受害方配偶的伤害能否通过金钱救济, 其金钱标准的衡量是否会滋生诸如“同命不同价”等类似的社会问题, 对此尽管存在着立法及学理的解释, 但笔者认为其仍然是缺乏实践操作可能的。

1.2 规制与否的道德反思

我们也不能否认, 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立法规制导致的。加之道德文化传统及现代舆论传媒的推波助澜加大了这一问题的影响力, 甚至是超越了其本身可能具有的研究意义, 他人干扰导致婚姻破裂的情形有很多, 除此仍不能否认夫妻感情自身首先出现问题是部分“通奸”行为发生的前提, 对此我们如何评判?是否必须通过法律手段的强行介入是否是对人性的某种束缚?我们认为, 将对通奸等侵扰侵扰婚姻关系的行为仍置于道德约束的领域, 而不宜法律的强行介入, 对此我们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2 关于第三人介入婚姻责任追究的差异规定———以不同国家和地区为比较

2.1 对于第三人介入婚姻关系的司法选择及趋势

在我国“第三者尚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7) , “公序良俗系指社会的一般道德, 是特定社会环境所遵从的伦理要求” (8) 。对此法官在涉及婚外恋行为的案例评析意见中认为“在立法上并未明确区分标的不法与原因的不法, 学界亦有不同观点, 司法实践中只能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个案考量” (9) 。

而世界各国的立法规制也更有迥异, 在英国1970《法律改革 (杂项规定) 法》第4条废除了妻子通奸为原因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诉, 也即意味着对于通奸行为不再予以强制性的法律惩治。

同样在美国“通奸之诉呈消亡之势” (10) ;在大陆法系, 德国、瑞士等国的法律用语中存在着“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 (11) 的立法规制, 在德国, 对婚姻关系免受第三人侵扰的条件有诸多立法限制, 如必须“基于婚姻生活之空间范围遭受不法侵害” (12) , 在瑞士, 对第三人介入时婚姻关系的保护采用了将婚姻整体拟人化的做法, 但就目前的司法判例而言, 对于“通奸”等第三人介入婚姻关系时的责任追究也偏向于对“夫妻基于婚姻, 有其相互间之权利义务, 应与其二人和第三人间之权利义务, 不同处理” (13) 。

2.2 台湾地区对于第三人介入婚姻关系的立法选择及原因

而在我国台湾《民法》第195条第1项、第3项分别规定了“不法侵害……贞操, 被害人虽受非财产上之损害, 亦的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于不法侵害他人……基于配偶关系之身份法益而情节重大者”, 等用以调整第三人对婚姻关系干扰的法律责任问题。在此问题上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似乎走得更远:台湾高等法院将第三人对婚姻关系的侵扰的认定扩大到了第三人对婚姻中妻子一方“亲吻嘴脸、抚摸胸部、亲密相携出游、亲昵接吻、深夜共宿”等均将造成配偶他方精神损害。

然而即便如此在实践中“法院于个案中决定抚慰金之数额时, 斟酌之因素通常十分宽泛, 欠缺可得操作及检验之标准” (14) 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诸如上诉量的日益频繁、当事人讼累旷日持久以及司法资源的浪费, 由此带来的却未必是婚姻关系之风气的焕然一新。

3 非法律构成要件的第三人介入行为的法律责任评析

对于以“通奸行为”为代表的非法律构成要件的第三人介入婚姻关系的行为, 立法及司法实践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克制, 但在社会舆论中以及理论研究中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对此我国古已有之将“通奸”之妻子“浸猪笼”的残酷私刑, 诚然这种残酷刑罚是封建时代的特定历史局限下的产物, 是人类不开化的表现。对婚姻关系, 这一独特身份关系的保护不应当机械的借助于法律武器给予调整。尽管我国学者在对非法律构成要件的第三人介入行为有着基于“行为违法性、损害事实存在, 行为上的主观过错、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全面比照, 但我们要指出的是, 即使行为与行为之间有着逻辑上的法律要件上的相似性, 也不能就此言明二者之间应当使用同样的法律处理模式, 而忽略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并非总是第一位的。

包括对比台湾地区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制后不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 都提供给了可资借鉴的对于我国婚姻制度的一些思考。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何将良好的司法愿景落实到审判实践中, 非重婚、同居类的第三人介入通常面临取证困难的问题, 由此而产生的诸如上述“亲吻嘴脸、抚摸胸部、亲密相携出游、亲昵接吻、深夜共宿”的“通奸程度”的认定, 取证的困难, 私人侦探的合法化问题, 对此不是单单通过对“通奸”、“婚外情”等行为的立法否定评价就可以一劳永逸的。

4 结语

我们认为至少在目前的社会实践中, 对非法律构成要件的第三人介入婚姻关系更多的应当通过社会规范、道德规范予以调整, 并通过完善现行《婚姻法》的其他一些规定, 鼓励、引导更为平等和优良的夫妻关系, 以及通过妇联组织, 妇女儿童保护组织, 甚至是居民委员会等发挥对婚姻关系的调节控制作用, 当然对非法律构成要件第三人介入婚姻的其他一些行为, 目前仍然应当保留法律的控制可能, 并为进一步的理论及实务研究提供余地。

摘要：对婚姻关系的非法律构成要件的第三人介入行为, 如通奸、婚外恋等行为构成了今天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多有学者倾向通过修改立法条文将其纳入法律规范领域, 这种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因占据了道德高点而获得了支持, 但却忽略了法律对道德规范领域的侵蚀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英美以及大陆法系德国的相关刑事、民事法律均保持了对这一问题的某种克制, 但来自对中华传统较好传承的台湾地区的立法及司法判例中暴露的问题带给我们一些更有价值的实践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