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和普通话(共12篇)
方言和普通话 篇1
一、普通话的价值不言而喻
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 是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推广普通话可以有效消除各个方言区及次方言区人们之间的语言障碍, 使全国人民顺利进行交际。通过在本土和海外推广普通话, 对于提高汉民族的民族意识, 增强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 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也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 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利国利民的具体行动。
二、方言存在的价值
在国家已经从法律上确立了普通话的地位和作用, 普通话的使用和推广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的今天, 方言的语言环境则极度收缩, 有些方言甚至面临消亡的境地。但是, 方言的存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一) 方言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语言 (包括方言)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都靠着汉语 (包括方言) 来记录、传播和推进。随着历史的发展, 方言也不断发展和变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域特色会形成不同的人文景观, 会产生与之相随的地域文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 方言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历史任务, 丰富的语言文字创造和承载了我国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方言记录的人文景观、文化传统、价值取向、行为范式和经济活动都形成各个社会民系族群的特征, 它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 是中国民间思想朴素的表现。正因为方言承载了一个地方从古至今的人文地理、风俗民情, “保留了一个地方几乎所有的历史文化信息”, 是“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不能再生的文化基因”。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种方言的消失都意味着文化链的缺失和一种文明的断送。
(二) 方言是一个地域形态文化的积淀
方言根植于百姓的日常生活, 最能反映地域形态文化。方言中体现得最典型的是农耕生活, 其中的谚语俗语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执著的农耕信仰和农耕经验。如江浙谚语。“三百六十行, 种田是头行。”“做酒靠酿, 种田靠秧。”“万物土里生, 全靠两手勤。”“五月端午晴, 烂稻刮田膛。”“稻田水多是糖浆, 麦田水多是砒霜。”等等, 不胜枚举。方言是很多艺术形式的主要载体。早年多用天津、唐山话说相声;上世纪90年代后异军突起的以赵本山的小品、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为代表的东北文化现象, 都充分显示了方言在地方文艺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 没有独特的东北方言, 东北小品就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另外, 地方戏剧最具特色和魅力之处就在于其独特的地域性语言, 如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淮剧、秦腔、川剧等, 无一例外。同样, 洋溢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的方言文学作品, 具有浓厚而独特的乡土情怀, 透射出一方人独有的风采和精神面貌。如今我们倡导文化的多样性, 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而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多样性理应受到保护。
(三) 方言是普通话的源泉
方言在很多方面具有普通话不可比拟的生动性, 同时是汉语新词汇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方言, 尤其是南方方言, 都保留了较多古代汉语的语音和词汇系统, 对研究古汉语语音学和古汉语演变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 越来越多的方言词语不断为人们所接受和使用, 甚至成为流行词, 方言词语加入普通话队伍, 丰富了普通话词语, 增强了普通话的表现力。
(四) 方言是一种情感和身份的维系
从方言的价值来看, 方言不仅是一种文化, 而且是一种情结。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方言能继续发挥增进乡情、亲情的作用。正如海外游子不忘汉语一样, 亲友相聚、老乡言欢, 句句方言乡音, 浓浓乡情尽在其中。
三、在大力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大背景下保护方言
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克服语言隔阂, 促进社会交往, 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方言的存在, 显示了地域文化的丰富与悠久, 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灿烂多姿。与普通话相比较, 方言更具亲和性、情意性、活泼性和独特性。如何在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大背景下保护方言, 笔者认为采用以下措施刻不容缓。
(一) 适当调整国家语言政策, 保护方言
我国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 国家以明确的法律条文为依据, 推广普通话。这一举措的意义巨大, 效果也显而易见。应从文化需要的角度适当调整有关语文政策, 倡导方言与普通话并重的方针, 创造普通话和方言“双语”共生共荣的局面。在目前普通话得到充分弘扬和普及、方言的使用环境不断收缩, 有些方言甚至面临消亡的形势之下, 适当调整国家语文政策既是必要的, 又是可行的。
(二) 加强宣传, 鼓励人们在私人场合说方言
当前, 从政府到社会, 方言保护意识还没有深入人心。社会实践有些人还在排斥方言、排斥说方言的人。这种现象急需改变。因此, 当务之急是树立方言保护意识, 号召民众对普通话和方言一视同仁。各地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变部分民众认为方言“土”和“俗”的观点, 应宣传方言是祖国语言、民族文化补课或缺的组成部分的理念。鼓励民众在个人生活区域和场合说方言, 特别是家庭对话时使用方言。
(三) 方言与普通话并重, 创造方言和普通话共生共荣的局面
在传承和保护方言的行动中, 个人与集体, 家庭与学校和宣传部门多方共管, 各尽其职。学校在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同时, 应通过校本课程等形式教授、习说方言, 努力营造并倡导能听、会说地方方言的良好语言氛围, 促使学生熟练使用方言进行交流。教师应树立传承方言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意识。在这方面, 许多地方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例如苏州市让昆曲、苏州评弹进校园, 并出版了专门习说苏州方言的校本教材《苏州方言手册》等。又如浙江许多地方电视台纷纷推出方言类电视节目, 如宁波的“来发讲啥西”、绍兴的“师爷说新闻”、金华的“二十分可乐”等, 在传承方言、传承地方文化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四) 弘扬地方文艺作品, 彰显方言的艺术魅力
各地文化部门应着力弘扬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和文艺作品。例如民歌民谣, 它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 是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 能够体现民族的历史、文明, 以及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它不仅具有美学、民俗学价值, 而且是方言的宝贵资料。地方戏剧如越剧、沪剧及粤地的粤剧、粤曲和闽南的歌仔戏、西北的秦腔、山东的吕剧, 都是依靠各具特色的方言才得以生存发展, 在发展这些地方戏剧的同时, 方言也就随之得到发展。
总之, 方言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 尊重各民族及各地方人民是保证祖国统一的必要条件。而尊重人民, 首先要尊重他们的文化。普通话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工具, 予以推广无疑是非常需要和迫切的, 也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而方言作为文化艺术, 蕴含着浓厚的民族特色, 理应受到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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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文华.从仙居方言熟语看地域文化积淀[J].台州学院学报, 2010 (5) .
方言和普通话 篇2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组成;了解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能力目标:体会、辨别各地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与普通话的区别。
情感目标:培养对祖国各地语言的认同和热爱。
【教学重点】
1.了解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组成;了解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2.通过各地方言的比较,了解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
【课时安排】: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
要求非陕西籍学生每人从自己的家乡话中准备出 5 个与普通话语音、词语及语法方面不同的语句。
二、课堂活动——七嘴八舌说方言
由同学们一一展示自己的方言,教师板书。目的是提供给学生有关方言的感性认识,认识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提升学习兴趣并引出汉语方言的种类。
教师准备
1、家乡话(河南话):水流得很毒。
2、陕西话:燎扎咧、好很
三、问题探究
1. 汉语中形成有几大方言?
——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七大方言。
2. 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吗?它与方言有何关系?
——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全中国各民族的通用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通话也是一种特殊的方言,也就是说,汉语是一个个具体的.方言来体现的;但普通话又不同于方言。它是一种最具影响力和模范作用的权威方言。
3. 课堂辩论“方言,叫我如何对待你?”
——反方:方言代表一种文化,应当留存;正方:方言有碍交流,应该废弃。
四、课堂练习
一、请大家猜猜下面①-⑤句中画线的方言词是什么意思,⑥ - ⑧的方言句子是什么意思,然后分别换成普通话的表达方式。
①经过这一次遇难,世界我都睇淡。(黄谷柳《虾球传》)
②蓑衣箬笠挂在金钩上,夹糖麦饼放在饭镬头。(吴语)
③这就是李玉山的婆姨。(杜鹏程《保卫延安》)
④我家今天来了人客,是我童年时的同学。 ( 闽语、粤语 )
⑤这种人少跟他搭界。(吴语)
⑥拨本书我。(吴语)
⑦ 佢 高过我。(粤语)
⑧你格认得?(昆明话)
二、用你的方言读下面这几组字,看看同一组字或同一组词中加点字的读音(特别是声母)是否相同,并跟这些字或词在普通话里的读音进行比较,总结其中的规律。
①父亲,胡琴;②脑袋,老戴;③黄,王;
④街道,该到;⑤鞋子,孩子;⑥胡,吴;
⑦李姐,理解;⑧轻松,青松;⑨袜,骂;
⑩日头,一头;姿势,知识
【补充练习解析】
一、本题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对普通话和方言的词语差异有更具体的认识。参考答案:①睇,看(“睇”是个古语词,东南方言都比普通话保留了更多的古汉语词);②饭镬,饭锅(“镬”也是古语词);③婆姨,妻子、老婆;④人客,客人(一些方言词和普通话词的差别在于字的排列顺序刚好相反);⑤搭界,搭理、联系;⑥拨本书我,给我本书(吴语、粤语等方言的双宾语句是把表物的宾语放在表人的宾语前面,这和普通话的语序相反);⑦佢高过我,他比我高(粤语的比较句格式比普通话更接近古汉语格式,如古汉语格式说这个意思要说“某人高于某人”);⑧你格认得,你认识不认识? / 你认识吗?(有些方言中使用疑问副词来构造类似于普通话反复问句或简单问句的疑问句形式)。
论方言和普通话双语教学的探析 篇3
中国地大,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因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等浪潮影响所及,“方言”之消失日渐增快,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应受到重视和积极关注。“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前一口塘蓄个鲤嫲八尺长,长个拿来煮水食短个拿来讨妇娘……”这是用梅州本地方言的有名的童谣。在幼儿园的园本课程中出现了对本土方言的教学,很多家长不理解,“幼儿园不是进行普通话教学吗?方言教学是否会影响孩子对普通话的更好的掌握?”许多本地的幼儿都已经不会讲梅州客家话了,甚至个别家长称之为是一件民族悲哀的事。在普通话推广工作日益深入的今天,孩子对普通话的熟练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长辈,这的确是件好事。但是,孩子们对方言感到非常陌生,甚至根本听不懂方言的含义,这多少令人有些惋惜。普通话是一张名片,一张好的名片,是开启成功之门的关键。学好普通话对孩子个人发展很有帮助。但在表达思想感情和地方文化方面,方言比普通话更具优势。因此我认为在幼儿园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应该复兴方言。
如何对幼儿进行普通话和方言的双语教育呢?本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可以分时间,规定用普通话和方言交流
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要求老师用普通话教学,孩子在课堂上也懂普通话交流。但在课余时间则可以说方言。除了教学时间,幼儿与教师与同伴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交往,学习方言只有“让教育存在于不教育中”,也就是让他们在一日生活中自然而然习得。比如,在每天的点名时间,开始是我以方言和普通话轮流给点幼儿的名字,孩子们觉得很好玩,都乐意模仿。过了一段时间,当幼儿有些熟悉,我便请每一小组的幼儿每周轮流用方言和普通话试点小组幼儿的姓名。久而久之,幼儿都会用方言和普通话称呼同伴了。
二、充分发挥家园作用,共同建造普通话和方言的学习氛围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孩子和家长交流要么全部用普通话,要么用方言交流。前者可能是因为家长学历比较高,喜欢用普通话来熏陶培养孩子,后者可能认为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干脆用方言进行交流。方言和普通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們互相吸收、互相影响,互相丰富,共同发展。我们在进行普通话教学的同时也发动家长、幼儿、教师共同搜集,通过购买、借阅、查阅、复印等多种形式,寻找到较多的梅州民间文学素材。如:童谣《月光光》、《火焰虫》、《蟾蜍罗》、《排排坐》等。充分发挥家园共育的作用,普通话和方言同时进行学习。
三、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幼儿学习普通话和方言的兴趣
在教学课堂,我充分发挥幼儿的各种感官,积累学习语言经验,让学习语言不再变得僵硬、死板。如方言《排排坐》童谣,我让幼儿边操作手游边用普通话讲解童谣,大大增加了幼儿的兴趣。在《蟾蜍罗》童谣中,我运用电脑falsh制作动画来帮助幼儿记忆童谣内容。幼儿看着动感的画面自然而然就把童谣脱口而出了。通过多种感官强化,也可以使大脑神经联系广泛,有助于深刻记住方言童谣及词汇。完全给幼儿创设一个开放、宽松和谐的双语教学环境,使幼儿以愉快的心情乐意去学习,自然就敢尝试用较通顺的梅州方言大胆发言、讲述。
四、利用游戏的积极因素,提高幼儿使用普通话和方言的频率和兴趣。
以游戏为途径,充分利用游戏中的积极因素,激发幼儿说方言的兴趣,使幼儿乐意运用方言进行交往。如游戏“荷花荷花几月开”,幼儿拉圈边走边用普通话问圈中一幼儿:“荷花荷花几月开?”一幼儿答:“一月开。”众幼儿再问:“一月不开几月开?”一幼儿答:“二月开。”依次问至六月,圈中幼儿答“六月荷花朵朵开。”众幼儿蹲下,圈中幼儿起立做荷花盛开状。而后在游戏中让幼儿边用方言念边玩,孩子们进一步感受到了方言的魅力和韵味,也为他们童年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幼儿学习语言是靠“听”和听后的模仿“说”,因此,努力给幼儿创设一个说的环境,让幼儿练习“说”,学习“说”,在说中学普通话和方言。在教学中不断的用普通话和方言交替的学习,幼儿的语言和应变能力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语码转换之浅谈 篇4
语码转换是个全球现象, 它长期存在于使用双语的家庭环境中。语码转换自1960年和1970年在许多领域诸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调查人员在这些领域应用不同的方法, 进行了不同类型的研究, 取得了不同的研究结果。经过多年的研究, 尤其是在语言学领域, 语码转换已经引起了社会语言学家, 心里语言学家且理论语言学家的高度重视。虽然在语言学的各种领域, 语码转换从不同的角度多元化地经历了一个理论上的分析以及实证研究, 但该理念仍值得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努力探讨。
二、关于选本研究的原因及目的
本研究课题的选择是基于以下两个个因素:
第一个必须考虑的原因是中国的现状;在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一直在频繁接触外面的世界, 市场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 人们更易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于过去相比, 在中国家庭中的成员都来自不同的地区, 因此语码转换在现在的家庭已经呈现出与过去的不同。
第二个考虑纯属理论。语码转换研究超越计数。
具体而言, 此研究的目的可叙述如下:首先, 本研究试图弄清在家庭环境中的普通话/方
言转换总体模式。其次, 它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家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日常人际交往中使用语码转换及坚持使用方言或者普通话的原因是什么?第三, 旨在讨论家庭成员的态度, 更深更广泛的了解普通话/方言转换。
三、调查对象
我的调查对象是300个人分别来自上海, 广州和乌鲁木齐。因为我在广州上高中, 上海读大学, 乌鲁木齐长大, 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去研究这三个地方的人在家庭内部中的语码转换机制。他们中150个男性, 150个女性。受教育程度也互相不等, 有从事不同职业的, 也有年龄不相同的。
四、调查分析
在中国家庭内部普通话/方言转换产生的原因及使用方言及普通话的原因调查
在我的调查中, 没有人认为他们进行语码转换是为了好玩或者制造幽默情调。50人认为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与普通话或方言搭配的词, 只好用普通话或方言表达他们的意思, 并且他们还说到因为在一个语码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儿立即转换语码。还有50人认为有些词只有在方言或者普通话使用恰当, 所以不得不进行语码转换。100个人认为他们已经养成这种说普通话或者讲方言的习惯。40人支持普通话/方言混合使用, 进行语码转换, 而160个反对, 50人觉得没关系。那些即会说普通话又会说方言的人, 150人认为应该说方言, 100个人认为他们使用语码转换, 两个都要说, 而只有50个人认为应该说普通话。他们在家庭的交往中, 50人愿意用普通话, 100个愿意用方言和50个愿意用两个。两个人认为他们一直使用方言是因为他们对方言有特殊的感情。三个人认为不想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私人谈话而使用方言。100人认为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使用方言并且觉得使用方言很方便。150人认为学习普通话是便于学习和使用汉语, 而其他150人认为, 他们学普通话纯粹是因为那是国家的官方语言。
五、对语码转换的态度
在开头就对什么是语码转换做了解释, 但为了便于受访者的理解, 我们还是将这个调查项表述“对方言和普通话夹杂的入的态度”。本文仍称之为“对语码转换的态度”。本次调查中, 16%的受访者选择了“没关系”, 53.3%的人持反感态度, 抱欣赏态度的人不到13%。性别上, 女性的反感率和支持率都低于男性。这样持无所谓态度的女性就比男高了;上海人欣赏语码转换的人乌鲁木齐和广州的人多几倍。
年龄在对语码转换的态度的差异上比较突出地表现在20岁~40岁年龄组。这个年龄组的人对语码转换的反感率最低, 只有10%, 而其他三个年龄层次, 也就是老年, 少年, 青年, 这一段的的比例比较接近, 在25.6%~35.3%之间。这个年龄组对语码转换的欣赏率也最高, 为20.6%, 而其他年龄组在6%~7%之间。20岁~39岁这个年龄层次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和承受者。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属于young adult和adult的阶段, 他们已经完成了作为语言学习者的任务, 但还没到成为语言的忠实守护者的阶段, 是属于真正的语言使用者。所以, 对语言变化能热情地接受并积极地实践。
在对语码转换的态度上, 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与其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越高, 对语码转换的欣赏比例也越高。初中以下、高中、大专以上三个层次的比例依次为:8.7%、15.2%。19.5%。
职业与对语码转换的态度的关系非常复杂。所有职业的人中对语码转换持无所谓态度的均超过了50%以上。公务员, 医生, 律师, 警察, 军入这类人甚至100%选择了“无所谓”。对CS最反感的是“教师”, 高达50%, 反映了“教师”这个职业对普通话的使用和推广很拥护, 同时对保持语言的规范性和纯洁性的要求也很高。而欣赏率最高的是农民。除了保持绝对中立的公务员, 医生, 律师和警察, 军人这类职业外, “教师”中无一人欣赏语码转换。
六、结语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并且在某些地区方言的继续提倡使用, 普通话/方言转换现象一直没有消减。人们对进行语码转换也有他们自己的个人原因。作者在此论文中, 选取三大城市中分别抽出100男女不等, 各种领域的人做了一次小调查并探讨了他们为什么会使用语码转换并且他们对语码转换的态度。在实际生活活中, 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女性总体上能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还是低于男性。年龄在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按照语言变化与年龄相关的标准模型, 某种语言变异的频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的。因此, 现在40岁以下的人是我国普通话推广工作的主导对象, 60岁以下的入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普通话的教育和培训, 但仍然倾向于使用方言。总之, 人们对语码转换的态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值得我们用新的角度去拓宽此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何自然、于国栋:《语码转换研究评述》, 《现代外语》, 2001.1。
方言和普通话 篇5
能力目标:根据所学知识,比较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区别。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对祖国各地语言的认同和热爱之情。【教学重难点】
比较粤语、蒙城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区别。【教学方法】
讨论、点拨、欣赏比较、练习巩固。【教学工具】 录音机磁带小黑板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播放粤语歌曲《真的爱你》。
二、普通话和方言:
1、提问听歌感受:
同学们听出这首歌曲表现的内容了吗? ——听不懂。为何听不懂?
——方言和普通话的不同造成的。
2、普通话和方言定义:
学生根据“工具箱”中所给知识,概括介绍: ① 普通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②方言:
方言是指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分支,或者说是一种语言的地域变体。汉语就是一种有许多方言的语言。
根据方言间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一些重要差异,现代汉语分成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
蒙城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的华北次方言的淮北话土语群。县境内语音略有差别,县东南境接近凤台方言,县西北境则受阜阳方言影响较大。
3、出示小黑板上的歌词,再听一遍歌曲。真的爱你
歌手:beyond作词:小美作曲:黄家驹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 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
沉醉于音阶她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 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总可报答
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 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 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
4、比较粤语和普通话的区别:
学生分组讨论发言后,教师点拨讲解:
(1)语音上:普通话中“一”在粤语中读ya(声调略)。读音差别较大的还有很多,如手(sou)使(si)阶(gai)你(nei)弃(hei)限(han)疚(gou)我的心(seng)
方言和普通话 篇6
关键词:语码转换 汉语方言 普通话 双语社会 社会语言学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简称CS)是语言接触的结果,是双语/双方言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迄今为止其定义和相关术语虽尚无定论,但一般是指在一次会话过程中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码。这些语码可以是不同的语言或语言变体。所以,语码转换可以指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可以指同一种语言中共同语和方言、方言和方言之间的转换,甚至可以指不同的语体、语域之间的转换。这些转换的范围和层次不等,小到词与词、短语与短语之间,再到句子与句子之间,大到连续的话轮与话轮之间。
本文的调查对象以宁波市三所学校的学生为主线,让参加调查的学生把被调查对象大致按照三辈的年龄组,以问卷填写的形式调查6个人。这样,在宁波的学生就把问卷的调查范围扩展到了全国——虽然宁波市的外来人口的来源省份比较集中,但还是可以管中窥豹的。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62份,男女比例均半,各年龄组和受教育程度的分组比例均等。
本文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1.0版本进行量化分析。
一、语码转换的接触频率
作为东南沿海的开放城市,宁波以全方位的迅猛发展之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成为浙江省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一方面,宁波教育和社会的发展,使宁波人的综合素质不断提升,普通话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另一方面,宁波经济和商业的繁荣,使“走出去”的宁波人和“走进来”的外地人之间的社会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宁波人使用普通话的机会日益增加,普通话的熟练程度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如潮涌入的外来人口,带来了普通话,也带来了他们自身的方言。这样,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人之间的互动增多,导致了方言和方言之间、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语言接触日益频繁,宁波的语言生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语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语码转换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并愈演愈烈。不过,在接触语码转换的几率上,宁波人的比例却低于全国非宁波地区的平均数(图1)。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语码转换的接触频率调查,由于人们对语码转换现象的理解、关注程度上存在一定的主观差异,对语码转换的接触频率的判断结果会有一定的影响。语码转换的广度和频度,除了受经济和人口流动等宏观因素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制约。
在语码转换的接触频率上,性别的差异并不明显,女性91.4%,仅比男性高1.3个百分点;宁波人中碰到CS的占89.1%,而外地人比宁波人高了4个百分点。
年龄在CS接触频率上的差异主要出现在60岁以上的年龄组。60岁以下的人接触CS的频率在93%~95.3%之间,而60岁以上的人碰到CS的频率不到80%。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2006)的数据显示,我国60~69岁组的人主要是通过“看电视听广播”和“社会交往”来学习普通话的。但是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社会交往的范围是有限的,通常也是比较固定的,基本上与他们的生活圈相吻合。他们的生活圈和社交圈决定了其单语使用为主的语言状况,这样,他们在语码转换的接触频率上比其他年龄段低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一次社会实地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在2009年4月宁波市鼓楼街道文昌社区组织的一次“社区和谐促进员”例会上,24位与会人员中,有6男18女,除了4人年龄为55~60岁之间外,其余皆在60岁以上。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议中,无一人说普通话,间或一二人说宁波附近的台州话或宁波下属的余姚话。当然,在笔者用普通话开始一个话轮后,他们也能转用水平不等的普通话交流。
受教育程度和碰到CS的频率成正比。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经常碰到CS的频率是36.7%,高中文化程度的为41.7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则达47.2%。不过,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初中以下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成年人。受教育程度和双语能力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无疑会影响到语码转换的使用。
本文将“职业”划分为十类:公务员、教师、医生/律师、警察/军人、职员、个体经商者、工人、农民、学生、其他。这十类是大致的划分,每一类里包含了相似的职业。如“工人”一类就包括从事生产、操作性工作的人。由图2可知,CS的接触频率最高的职业有:教师、个体经营者、警察/军人、医生/律师、农民。这些职业没人选择“从未”碰到CS。而碰到CS机会最少的是“其他”类的职业。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属于“居家”者,包括退休人员、无业人员、家庭主妇等。由于没有因为固定工作而形成的职业社交圈,所以语言使用类型比较单一,几乎不用高语域的语言变体或语码转换。
二、“对说普通话的同乡的态度”和“对语码转换的态度”
语言态度是对不同的语言和语言变体的选择、运用,以及对各种语言现象的主体使用者的主观态度。它是人们在后天的社会交往和言语互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语言态度对语言的发展、消亡,乃至人们的语言行为都有重要的影响(徐大明,2006)。几十年前,普通话尚未普及到今天这种程度,社会观念也还比较保守。人们对说普通话的同乡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一个在外地求学或当兵的人回到家乡,如果还跟同学、亲戚、朋友和家人说普通话,或者方言中不时夹杂些普通话,就会被人说三道四。今天,我们来考察“对说普通话的同乡的态度”和“对语码转换的态度”,就是为了分析几十年前的这种语言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对说普通话的同乡的态度
总体上说,对说普通话的同乡的态度是:反感占27.2%,无所谓占47.5%,支持占25.3%。反感率与支持率相差不大,将近一半的人持无所谓态度。
年龄在对说普通话的同乡的态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表1)。随着年龄的增长,反感率逐渐增大。四个年龄段的比例依次为:9.3%、18.6%、34.9%和51.5%。
经卡方检验,职业和对说普通话的同乡态度上有显著性差异。“其他”和“农民”两类职业的反感率最高,都超过了该类总数的一半;“医生/律师”类没有人持反感态度;“学生”类中持反感态度的也不到10%。相反,支持率最高的职业是“个体经营者”,达46.7%;其次是“公务员”和“工人”,达40%;支持率最低的是“农民”和“医生/律师”类,这两类人中均无人支持。医生/律师在对说普通话的同乡的态度上最无所谓,也最彻底(100%)。
女性持反感态度的比男性低近10%,而支持率也比男性低6%左右。持无所谓态度的比例是:女性为55.6%,男性为39.5%。对待说普通话的同乡,女性比男性肯定得多,也宽容得多。
受教育程度则与说普通话的同乡的反感率成反比。初中以下、高中、大专以上三个层次的反感率依次为:32.2%、22.2%和19.4%。
籍贯在这个项目上的差异不大。宁波人和外地人对说普通话的同乡的反感率很接近,不过,宁波人抱支持态度的比例比外地人高了5.7%。
(二)对语码转换的态度
虽然在调查问卷的开头就对什么是语码转换做了解释,但为了便于受访者的理解,我们还是将这个调查项表述为“对方言和普通话夹杂的人的态度”。本文仍称之为“对语码转换的态度”。本次调查中,66%的受访者选择了“无所谓”,24.1%的人持反感态度,抱欣赏态度的则不到10%。
性别和籍贯在“对CS的态度”上的表现与“对说普通话的同乡的态度”上一致。女性的反感率和支持率都分别低于男性3.7%和2.5%。这样持无所谓态度的女性就比男性高了;宁波人欣赏CS的人比外地人多了近5%。
年龄在对CS的态度的差异上比较突出地表现在20岁~39岁年龄组。这个年龄组的人对CS的反感率最低,只有7%,而其他三个年龄层次的比例比较接近,在27.9%~33.3%之间。这个年龄组对CS的欣赏率也最高,为18.6%,而其他年龄组在6%~7%之间。20岁~39岁这个年龄层次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和承受者。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属于young adult和adult的阶段,他们已经完成了作为语言学习者的任务,但还没到成为语言的忠实守护者的阶段,是属于真正的语言使用者。所以,对语言变化能热情地接受并积极地实践。
在对CS的态度上,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与其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更强(表2)。受教育程度越高,对CS的欣赏比例也越高。初中以下、高中、大专以上三个层次的比例依次为:5.6%、13.9%、16.7%。
职业与对CS的态度的关系非常复杂。所有职业的人中对CS持无所谓态度的均超过了50%以上。“公务员”“医生/律师”“警察/军人”这三类人甚至100%选择了“无所谓”。对CS最反感的是“教师”,高达40%,反映了“教师”这个职业对普通话的使用和推广很拥护,同时对保持语言的规范性和纯洁性的要求也很高。“公务员”“农民”“医生/律师”和“警察/军人”这四类职业中竟无一人表示反感。而欣赏率最高的是“农民”,其次是“个体经营者”。除了保持绝对中立的“公务员”“医生/律师”和“警察/军人”这三类职业外,“教师”中无一人欣赏CS。
农民中对说普通话的同乡表示反感的比例,正好接近于对CS的人的比例。这种巧合与我国农民的语言生活状况是一致的。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显示,全国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是53.06%,其中城镇为66.03%,乡村为45.06%。即便是进了城的农民工,也只有5.8%的人是和本地城里人交往的。在城市里遇到困难或是经济上遇到麻烦时,农民工首先想去寻求的和首先能够得到的,仍然是同质群体的帮助和支持。”(《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上编,2006)。因此,这个群体对同乡的依赖性和认同感特别高。对他们来说,作为维系乡情的乡音——方言,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把同乡之间说普通话是作为一种“有标记”的行为来对待的,这种有标记的行为破坏了方言带给他们的归属感。而对CS的人很欣赏,则反映了他们对提高自身普通话水平和运用普通话的能力的渴望,以及对拥有这种熟练运用普通话能力的人的肯定和羡慕。“农民”在对说普通话的同乡的反感上流露出的保守性,与对CS的赞赏上显示出的开放性,体现了他们一定程度上的语言不安全感(linguistic insecurity),这种语言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他们在面对当今社会急遽的变革时产生的困惑。
宁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宁波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宁波人与生俱来的“宁波帮”精神,更加渗透到生活在宁波的宁波人和外地人身上。特别是个体经营者,作为老百姓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最大的受惠者之一,他们身上的开拓性、开放性、包容性也是最强的。对个体经营者来说,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同样具有开放性。什么语言有用,就用什么语言;什么语言有利,就用什么语言。因此,在对待各种语言现象上,他们的态度也是最开放的。走南闯北的人,其语言能力往往也是很强的。对CS的无所谓,甚至欣赏,就是他们善于灵活应对各种环境的一种表现和能力。
三、语码转换的动因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中关于语码转换的动因一项,属多选的限制性和开放性结合的调查项,但回收的问卷中几乎无人添加补充动因。问卷调查中罗列的七个动因,按照选择的频率高低排列见图3。名列前三的动因为:想不起要表达的词或说法(动因1)、增加亲密或疏远感(动因2)、表达更精确和恰当(动因3)。
(一)CS动因1:想不起要表达的词或说法
使用语码转换的人通常对两种语码的熟练程度不一定相同。语码转换者既可以是比较严格的“双语者”(bilingual),也可以是“半语者”(semi-lingual),甚至只是个偶尔拾捡他种语码的“初学者”(beginners)。导致想不起要表达的词或说法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第二语言的水平有限导致寻求第一语言帮助的被动转换,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任何一个中介语发展阶段;二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第一语言长久不用,或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的发展,导致第一语言能力的退化。这种被Myers-Scotton(2001)称为 attrition的语言现象,就是指说话者丢失或削弱了某种语言使用的一致性,从而也不得不借助语码转换来完成表达。
选择动因1的宁波人有70.4%,外地人比宁波人多了6.2%。可见,居住地的改变,特别是原籍方言和现居住地的方言之间的差异程度,以及离开原居住地的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语言的表达。
(二)CS动因2:增加亲近或疏远感
这条动因属于喻义性的语码转换。有时候,说话者通过语码转换这一方式来拉近或疏远与听话者的距离。一般来说,人们选择方言来增加亲近感,选择普通话来表示疏远感。在动态的话语过程中不断表现人际距离的调整,是语码转换的一个重要功能。
选择动因2的宁波人有55.8%,而外地人有77.5%;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CS动因2的人增多:23.3%—25.6%—30.2%—33.3%。说明年龄越大越懂人情世故,对语言和社会的规约关系了解和运用得也越熟练。
影响CS动因2的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是一个重要变量。它与CS动因2的相关系数为.157*,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显著意义。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懂得运用CS的手段来达到交际目的,CS的运用是主动的、积极的。这条技巧与被动性的CS显然不同。
职业上,选择CS动因2比例最高的是“个体经商者”,“农民”、“其他”和“医生/律师”居于后三位(图4)。一般来说,做生意的人对人际交往的距离的远近非常敏感。“农民”和“其他”类的人,由于有限的、比较固定的生活、劳动和交往的空间,使得他们使用普通话交流的机会很少,使他们在“增进亲密度和认同感”这一CS动因上,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也就是说,不大需要通过方言和普通话的双向转换来增进亲密或疏远感。至于医生/律师行业,他们的职业特点和职业规范,决定了他们必须和病人或当事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护其客观公正性和科学权威性。所以,医生/律师类职业的人,很少是为了增加亲近或疏远感来进行语码转换。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类职业就不需要CS或不存在CS,只是频率低而已。他们也会运用语码转换作为保证医生和病人、律师和当事人及相关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手段。
(三)CS动因3:表达更精确和恰当
统计分析数据显示:和CS动因3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变量是职业和年龄(表3)。
所有的“公务员”和“医生/律师”都选择了CS动因3,其次是“个体经商者”(图5)。这几类职业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比例,可能与他们平时工作中接触的对象层次不一、水平参差和来源复杂有关,也与相关的方针、政策、专业术语以及经济商业往来所注重的严格、规范和精确有关。工作对象的不同背景,需要用不同的语码来传达、解释、沟通,以顺利有效地完成交际任务。也就是说,职业特点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需要通过场景性语码转换来达到更为精确和恰当的语言表达。年龄上,40岁以下的两个年龄组和40岁以上的两个年龄组之间,在选择CS动因3的比例上差异比较显著(图6)。前者比后者的比例高了20%左右。
四、余论
在影响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的社会变量中,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其相关程度也不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今社会语言学中一个最有活力的社会变量,性别在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语码转换中虽有一定的差异,但从没有达到显著性的相关程度。此次数据统计分析与我们最初假设的“语码转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女性比男性更喜欢使用语码转换”有出入。此外,我们通常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关注对孩子的教育,女性对具有“显威信”地位的普通话的偏爱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应该有所体现。可是,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我们的假设并不成立。在语码转换的动因之一“为了孩子的教育而转用普通话”一项上,有38.4%的男性选了“是”,而女性选“是”的只有37.2%,反而比男性略低。这种假设和数据之间的矛盾,似乎可以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2006)中得到一点解释:全国53.06%的人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其中男性占56.76%,女性占49.22%。看来,女性虽然对语言的标准性和规范性比较关注,但是实际生活中,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女性总体上能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还是低于男性。性别作为一个离散的变量,在考察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现象时,更应注意结合其他变量一起研究。关于性别和语码转换的相关关系留待以后进一步考察。
年龄在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按照语言变化与年龄相关的标准模型,某种语言变异的频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的。我们在本文考察的与语码转换相关的几乎所有问题上:语码转换的接触频率、对说普通话的同乡的态度、对语码转换的态度,以及语码转换的动因3(表达更精确和恰当)等,都看到了年龄在其中的显著影响和突出表现。除了生理上的不同阶段所体现的特点外,年龄的这一显著表现也与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发展有密切关系。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明确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规范;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后,全国规模的普通话推广工作真正开始。因此,现在40岁以下的人是我国普通话推广工作的主力军,60岁以下的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普通话的教育和培训,60岁以上的人则基本上没有享受过普通话普及工作的惠泽。这些年龄分层的特点在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中虽然不完全符合标准的模式,但还是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进行中的语码转换的变化的。
最后,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语码转换的研究上必须树立动态观和相对观。第一,虽然我们在文中分析了汉语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语码转换的一些相关问题,但并不表明这些问题及其社会变量是孤立的。不但影响语码转换的社会变量之间有相关关系,比如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籍贯和受教育程度等,而且社会变量和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第二,宏观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决定了语码转换及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也是动态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言语社区的调整以及个人身份的“晃动”等,都会导致社会变量在影响语码转换中的相关度和频数的变更等。第三,会话本身具有动态性。语码转换是在会话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说话者和听话者在整个会话过程的互动中,或顺应,或偏离;或冲突,或融合,都可以通过语码转换的策略来完成。在动态的会话过程中,一切预设性的和规约性的联系都会发生改变。“场景性的转换”和“喻义性的转换”、“无标记的转换”和“有标记的转换”等之间的对立和转化,也是随着会话过程的推进而得以调整的。何况,并不是所有的语码转换都是有意识的、有意义的。从语码转换的动态性和相对性来看,语用学和会话分析的研究路径可以使语码转换的研究更添活力。
本次问卷调查得到了宁波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宁波市三江中学、宁波市春晓中学、宁波市鼓楼街道办事处和文昌社区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本文为宁波市哲社课题《宁波话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研究》[项目编号:G08-AY48]、浙江省哲社规划课题《浙江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研究》[项目编号:08CGYY003YB]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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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阮咏梅,女,浙江温岭人。宁波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读博士生。曾作为中国首派冰岛的国家公派汉语教师在冰岛阿库雷里大学任教两年。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汉语方言学、对外汉语教学。已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两篇(《人类学研究对语言学家的启示》和《从语言研究的制约因素看汉语方言学》)被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另有几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主持多项宁波市和浙江省哲社课题。
方言和普通话 篇7
本人在湖 南省湘西 进行普通 话教学和测试多年,对在方言区进行普通话教学的困难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湖南湘西地区处 在湘、鄂、渝、黔四 省市边区 ,遍布崇山峻 岭 ,自然风光奇 美 ,与世隔绝,在这里土家族、苗族、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繁衍生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湘西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与普通话相比,有自己不同 的特点 ,而以语音 方面的差异最大。笔者认为,在普通话教学中要积极地利用学生的方言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解决普通话教学中的问题:
一、营造说普通话的氛围,改变观念,利用学生的方言特点改进学习普通话的方法
有的教师 把学生的 方言当作 学习普通话的 障碍 , 这是观念 认识上的 误区。从语言的起源来看,每一种方言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一个国家的某一种方言的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使用人群会越来越多 ,到了一定时 期 ,这种方言 就逐渐成了社会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最后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语。这一语言发展的规律是不会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推广使用 共同语并 不是人为 地要在一 定时期消灭某一种方言。湘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外来移民的影响,使湘西的地域文化呈现出神秘和独特的面貌。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湘西方言凝聚着湘西地域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了独特的湘西文化。湘西方言属西南官话,语音、词汇、语法 等和普通 话虽有很 大的一致性, 但也有自己不同的显著特点,而以语音方面的差异最大。因此,我们利用学生的 方言特点 改进学习 普通话的方法,并通过一定的手段方法充分利用这一语言特点,来促进普通话的教学。
二、引导学生比较湘西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在带有规律性的差别中让学生明白学习普通话的重难点
在普通话教学中,要适时地引导学生以普通话为参照,找出本地方言与普通话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差别,使学生在要求使用普通话的情况下,能举一反三地规范平时使用方言的一些习惯,并确定学习普通话的重难点。学生学习当地方言在先 ,学习普通 话在后 ,再加上方言与普通话的一些相通性,学生在学习普通话时,会自然地以其已经掌握的当地方言为基础或跳板。因此,引导学生找出当地 方言与普 通话的带 有规律性的差别,让学生充分利用已有的方言积累,会让学生学起普通话来更为容易一些。比如,湘西方言除了浊音清化这一官话的共同特点外,声母和韵母在总数上比普通话少; 不分平舌音翘舌音,如“支持”常说成“字词”;不分f和h,fu与hu音节混读为f,“府”与“虎”同 音 ;不分n和l;“jqx”用法也相当混乱,“吃”说成“起”,“瞎”说成“哈”,“讲”说成“港”, 韵母不分ing和in、eng和en, 合口呼韵母字少, 合口多变为开口,“端”“团”与“单”“坛”同音 。
为此,笔者对湘西方言区学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正音训练:一是分清鼻音n和边音l, 关键在于掌握发音部位。n和l都是舌尖中浊音, 舌尖与上齿龈构成阻碍,发音时声带振动。区别在于发音方法中阻碍方式的不同。可指导练习“能力、年龄 、逆流、耐力、尼龙、嫩绿 ”或“连年、冷暖、烂泥、辽宁 、老农、来年、落难”等 词语,这两组词 语的声母 分别是鼻音在 前边音在 后和边音 在前鼻音 在后。二是分清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关键在口型与舌位。发前鼻韵母“ɑn、en、in”时 ,舌位靠前且较平 ,口型稍扁 ,嘴角往两边拉,很像我们微笑时的样子。发后鼻韵 母“ɑnɡ、enɡ、inɡ”时 ,舌位降低 ,口腔的开口度增大,类似我们打哈欠时的口型。湘西学生常犯的错误是把后鼻音说成 前鼻音。 我听得比 较多的有 把“朋、棚、声、曾、风 、正”等韵母是“enɡ”的字说成“en”韵母,把“鹰、明、病、灵、青、听、平、经、兴、另”等韵母是“inɡ”的字说成“in”韵母。 另外 ,也有把“enɡ”发成“onɡ”的现象 ,比如把“蜜蜂”的“蜂”错念成“fonɡ”。三是分清f与h,关键在唇形。发f时上齿要轻触下唇,而发h时,两唇间始终留有窄缝,两唇不接触。弄清了发音方法,这两个声母区分起来就容易了 ,再不会出 现把“花”念 成“发”的情况。 关键是要记住哪些字的声母是f,哪些字的声母是h。湘西学生“hu”和“hui”这两个音 说错的频 率比较高 , 例如把“忽然、招呼 、老虎、保护”等词中的“忽 、呼、虎、护”说成“fu”,把“开会、回来、毁坏、发挥”中的“会、回、毁、挥”说成“fei”。
三、通过灵活多变的词汇与句式置换训练,把湘西学生的方言积累转化成学习普通话的语言财富
我国方言 的分类是 根据语音 上的一些重要特点来划分的。因此,每一种地域方言与普通话相比,在语音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也是比较复杂的。而各地域方 言与普通话 的词汇差 别就要明晰 一些 ,主要表现为名 异实同 ,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相同的事物。比如,在湘西,小孩叫“嘎嘎”,是在叫“外婆”,外人以为他在唤鸭子呢,他的外公就变成了公鸭子,因为小孩叫他“嘎公”。由于这一特点的 存在 ,在普通话教 学中 ,在方言与普 通话之间进 行词汇的 置换训练就显得很有必要。
在湘西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少不了有些字词 会异读 ,把“知道”说成 “晓得”,把“干什么”说 成“搞什么”,把“脑袋”说成“脑壳”,把“厕所”说成“毛斯”,把“哥哥”说成 “郭郭”;不喜欢用“叫 ”;喜欢用“ 喊”, 不喜欢用 “说”; 喜欢用“港”。 而且由于湘西多山 , 过去交通不便,所以县与县之间也会存在着一些差异,比如花垣县说“没”,而到了吉首市、保靖县就说成“米”了。
湘西的方 言 ,堪称一绝 ,我们常常听 到的方言还 有:瘦肉 :精嘎嘎 ;一十 :一炮 ;这里 :这黑儿 ;那里 :那黑儿 ;聊天:扯乱谈;努力 :攒劲;吃饭 :逮饭;黎明:麻麻儿亮;黄昏:麻麻儿黑;摔交:答高子 ;做什么 :搞末哒 ;把握 :哈数 ;不好:拐哒;顺从:惯施;前面:前头;后面:后头;上面:皮头;下面:底哈。
在普通话教学中,用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方言 和普通话 词汇的置 换训练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推而广之,循序渐进地进行方言和普通话的典型句式的置换训练,就能在学生已经掌握的方 言积累和 教师的普 通话教学中搭起桥梁和纽带。
四、训练学生说话要抑扬顿挫, 注意节奏和韵律的变化,改掉说普通话时音调不准的缺陷
普通话的字音分属“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类,用五度标记法表示调值分别是“55、35、214、51”,各有各的音高。普通话之所以动听,这和它的音律变化是分不开的。湘西方言通常也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声调,调值分别为55、21、53、213, 古上声大多归入去 声 ,“府、短 、酒、纸 、米、老 、藕、有 ”都读成“53”去声 ; 古入声字则大部分归入阳平调。
根据湘西学生的实际情况,可以把声调的变化 编成四句口 诀 :一声“起声高高一路平”,二声“由中到高往上升”,三声“先降然后再扬起”,第三声是四声教学中的难点。教师示范的时候要突出把21部分读得响亮、清楚,然后再慢慢过渡到14部分。四声“从高到低往下行”。
利用范读,指导朗读,训练音调。范读是指导学生读好课文, 理解内容,提高朗读能力的有效方法。精彩的范读把文章中的神情理趣,在声调里曲曲地传达出来。这样的范读语言清晰,委婉悦耳,可以抓住学生的心。激发学生的情,点燃学生的趣 ,活跃学生 的思 ,发展学生的智,给人以美的熏陶、学的榜样,在范读中, 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就很容易进行普通话音调的训练了。
五、用湘西民歌作范本训练普通话,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责任心和自豪感,进而提升学生的普通话朗读能力和水平
湘西民歌 是中华民 族歌谣中 的一朵奇葩 ,是光辉灿烂 的民族文 化 ,湘西民族歌 谣凝聚着 湘西各民 族自强不 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在进行普通话教学时,除了用典范的白话著作外,我们可以用优秀的湘西传统民歌作为训练教 材 ,贴近学生 ,增强教学的地域性、生活性、生动性,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湘西民歌的歌词都是具体、生 动、形象的 语言 , 歌词多用 比拟、多用衬词、多写生活,具有极高的艺术美。如:“土墙开花细绒绒,妹恋郎哥莫嫌穷 ;只要两人情 意好 ,冷水泡茶 慢慢浓。”“妹妹生来爱唱歌,情歌出口百鸟合 ;郎哥有心把 歌对 ,胜过千人 把媒说。”“天上月亮亮通通,妹妹心里跳咚咚 ; 哥哥约妹 茶园会 , 生怕有人 来跟踪。”“土家住在双凤坡,上上下下拐拐多 ; 脚板印成 胡椒眼 , 岩板踩成 灯盏窝。”在进行普通话训练中,学生学习湘西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培养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责任心、自豪感。学生的普通话朗读能 力、对事物 想象能力 、理解课文内容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普通话与方言小议 篇8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当社会统一的时候, 人们需要一种共同语言来进行交际和交流思想, 于是便形成共同语, 而汉民族的共同语就是普通话;当社会分化的时候, 语言也就跟着分化, 于是便产生方言。
方言起源于部落语和部族语, 是语言的地方变体。一个社会内部, 某一部分居民大规模地集体迁徙, 会促使方言的产生。例如, 我国东晋到明朝年间, 原来居住在中原一带的居民, 三次向我国南方的大迁徙, 这就是汉语客家方言形成的社会因素。又如, 15世纪、16世纪以后,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向拉丁美洲移民, 就促成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在拉丁美洲各地的方言的产生。同时, 方言的形成也是不发达地域之间缺少沟通的结果。方言作为全民语言的分支, 在某个社会内、某一地区人们的使用中, 有了它自己的地方特点, 是这个地区内人们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现在, 越是不发达的地区, 方言的种类往往越多。但普通话必竟是在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要高于方言。正是由于共同语的建立, 各种语言的方言都在逐步变退, 方言的作用日益缩小。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也是互相影响的, 普通话的逐步普及, 必然会对方言产生影响。
就拿东北方言来说, 已经没有人再把棉袄 (miánǎo) 说成 (mián nǎo) , 大鹅 (dàé) 读成 (dàné) 了, 但这种变化不应看做是方言的退化, 而应看做是方言的进步。当然, 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各地的方言必然会趋同, 将逐步统一在普通话的旗下。
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 他们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与各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 语音方面尤为突出。比如说东北方言往往把阴平字 (55) “失”、“侵”、“吸”, 分别读成阳平 (35) 上声 (214) 和去声 (51) ;把阳平字“级”、“革”、“延”读成阴平 (55) 上声 (214) 和去声 (51) ;把上声字“匹”、“享”、“颈”分别读成阴平 (55) 阳平 (35) 去声 (51) ;把去声字“触”、“腹”、“召”分别读成上声 (214) 上声 (214) 和阴平 (55) , 直到今天, 仍有很多东北人讲普通话时在声调上犯这样的“错”。
在词汇上也有一些差别。例如“很、非常”东北叫“贼”, “脏、很脏”东北叫“埋汰、贼埋汰”, “全部”东北叫“整个浪儿”, “不务正业”东北叫“的瑟、穷的瑟”。直到今日东北人还是在这样交流。
在语法上东北话和普通话没有明显差别, 但其他`方言有一些差别。例如北方方言、吴方言说“多卖几本书”, 而粤方言、客家方言则说“卖多几本书”;北方方言说“火车比汽车快”, 粤方言就说“火车快过汽车”, 客家方言则说“火车比汽车过快”。
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是怎样形成的呢?一个民族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当然是在北方方言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民族共同语在一种方言基础上发展形成, 那么, 在各种不同方言中, 哪一种方言可以成为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呢?
在各种不同方言中, 哪一种方言可以成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不是由少数人主观愿望来决定, 而是由历史发展决定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发展形成的。我国历史上先秦、两汉、唐代、宋代都是在北方建都。因此, 北方话一直在汉语中占优势。宋元以来, 用北方话写出许多优秀的“白话”文学作品, 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 这种“白话”文学作品流传到其他方言区, 影响其他方言区的人也用这种“白话”来写作, 这样, 就为北方方言的推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另一方面, 由于各地人们交往频繁, 就要求有全社会通用的交际工具———民族共同语。在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条件下, 汉语就走上由方言分歧逐步集中为统一的民族共同语言的过程。而北方方言就有条件成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了。
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 北京长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于是在口语方面, 以北京语音为代表的北方话———官话, 就逐渐成为各方言之间的共同交际工具。
全国解放以后, 由于政治、经济空前统一和迅速发展, 党和政府重视汉语规范化工作,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 更加迅速发展。说“普通话”的人愈来愈多。虽然, 方言地区一般说普通话的人在语音方面还不够标准, 但是, 大家都在向北京语音学习。因此, 1955年中央有关部门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 明确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是符合汉语发展的历史事实的, 也是符合人民愿望的。
现代汉语中还有许多方言, 方言之间虽然有明显差异, 但由于语音上的对应规律整齐, 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也大体相同。因而, 汉语中的方言并不是同普通话并立的语言, 而只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日益集中和发展, 汉民族共同语的影响必将日益扩大, 汉语方言的影响也将逐渐缩小。
现代汉语主要方言可以分成八大区域, 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中心, 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分布地区包括长江以北汉族居住的地区, 长江以南、镇江以上、九江以下的沿江地带, 湖北 (东南一带除外) 、四川、云南、贵州四省, 湖南省西北一带,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0%以上, 本方言区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
吴方言区:也称江南话或江浙话, 以上海话为代表,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8%。分布地区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 镇江以东部分 (镇江除外) 和浙江省的大部分。
湘方言区:也称湖南话, 以长沙话为代表,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5%。分布在湖南省的大部分地区。
赣方言区:又称江西话, 以南昌话为代表,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2%以上。主要分布在江西省 (东北沿江地带和南部除外) , 湖北省东南一带也属于这一方言区。
客家方言区: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4%。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省。湖南、四川两省也有少数说客家方言的。
闽北方言区:以福州话为代表,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1%以上, 分布于福建北部和台湾的一小部分。南洋华侨也有说闽北方言的。
闽南方言区:以厦门话为代表,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3%。分布在福建的南部, 广东的东部潮州、汕头一带, 海南岛的一部分, 台湾的大部分。南洋华侨也有说闽南方言的。
粤方言区:以广州话为代表,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5%。分布在广东、广西两省。海外华侨、侨民有说粤方言的。
汉语方言主要分成八大区域, 这八种主要方言中北方方言占绝对优势, 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70%以上。从东北哈尔滨到西南昆明, 直线距离约有3 200公里, 从东南的南京到西北的酒泉, 直线距离约有2 000公里, 其间各处的人通话没有困难。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地域语言这样一致, 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
有些人对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搞不清楚, 于是过分强调汉语方言分歧, 看不到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在我国广大地区、众多人口中的一致性。语言在发展的各阶段上, 有方言, 也有共同语, 而共同语占主导地位。汉语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形成当时的共同语“雅言”、“通语”了。语言一开始就是为全民交流服务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 只是由于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 政治、经济的不发达, 使得汉语方言的消亡过程非常缓慢。因此, 汉民族共同语至今没有发展到高度统一的阶段。
在多民族的国家里, 各民族之间也需要一种共同的交际语言。如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宪法上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但是, 汉语已成为我国各民族之间共同的交际工具。这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相互学习, 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结合方言特点实施普通话教学 篇9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克服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高校自然成为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阵地。由于高校是跨地区招生,全国各地持不同方言的学生会聚一堂,由于语言障碍,不免给学习、生活带来不便。所以高校普通话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认为,要提高普通话教学效果,结合学生方言特点是比较便捷有效的方式。
1 语音教学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它负载着一定的语言意义。普通话与方言、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各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所以在普通话教学中,语音成为首要问题。
首先,我们要系统的学习普通话标准语音。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面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该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并用附加符号表示声调,是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语音的方案,是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从1958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虽然我们在小学上的第一堂课就开始学习汉语拼音字母,但是由于各地师资水平的差异和方言极大的地区优势,使得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很少使用普通话,继而使普通话水平停滞不前,以至于进入大学还是一口地道的家乡话。所以,系统学习汉语拼音依然是第一步。其次,在语音学习过程中,要结合不同方言的特点,分析各方言与普通话语音存在的差异,对症下药,各个击破。正如吕叔湘先生指出的:“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
将方言与普通话语音进行对比学习的前提是要了解学生所属方言的语音特点,掌握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差异,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口头发音演示与练习。以安阳话为例,安阳地处河南最北部,属北方方言区,与普通话大同小异,但亦有差异。
例如安阳方言中,零声母字,其介音[u]转化成了以[v]做声母的字。如“玩、为、网、袜”等。而个别字则既将可[u]转化为[v],又可将[u]直接省去。如“尾”字,在“末尾”一词中发[v]音,而在“尾巴”一词中则将介音[u]省去,而单发[i]。对于这类情况,需要教师以此类推,教学生正确发音。
例如安阳方言中[-i]和[i]都发[i],即[zh][ch][sh]一律读为[z][c][s]。这类发音在汉语中大量存在,学生可将前后舌相对应的字对比着进行分辨与记忆,工作量相对要大。也可利用形声字的声符类推,形声是汉字造字法之一,虽然古今音变,形声字中有的声符已经不能完全标记今天的读音,但大多数声符仍起着记音的作用。所以,利用声符类推是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是记住一个声符的读音,与这个声符相同的字声母就基本相同,由此可类推出几个甚至几十个汉字的读音。如只需记住“中”[zhōnɡ](或[zhònɡ]),就可推知以“中”为声符的其它字“忠、盅、钟、衷、肿、种、仲”等也是[zh]声母。
2 词汇、语法教学
普通话水平测试测查应试人的普通话规范程度、熟练程度,认定其普通话水平等级,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测试的内容包括普通话语音、词汇和语法。由于测试以口试方式进行,且通过对试卷构成与评分的分析,发现其中有80%的分值是对语音的测试。于是,普通话教学往往偏重于语音,而忽视了对词汇和语法的学习。事实上,测试是一种手段和标准,而普通话是语音、词汇、语法的有机整体。
首先,词汇上,方言和普通话存在很多差异,有些不影响相互理解,但有些就会形成交流障碍。例如普通话中表示“可以,好的”意义时,在河南地区大多用“中”表达,而商丘方言中则用“管”;普通话“很”,在东北方言中则用“老”表达,如“老好了、老愿意了”。林州话中用“倾(倾倒)”表示普通话中的“倒掉”(我刚把水倾了)。即使这些词在语音上是普通话标准发音,但却依然是方言词汇。长此以往,若不加以纠正,必会对普通话词汇的规范产生影响。其次,方言与普通话在语法上的差异相对于语音和词汇是最小的,理解上相对容易,但对于不符合普通话与法规范的现象依然要加以纠正。总的来说,方言语法特点可以从两种角度来分析,一是考察相同语法手段在普通话和方言里表示的语法意义是否相同;二是考察相同的语法意义在普通话和方言里是否用相同的语法手段来表示。例如,普通话中名词用附加成分“儿”表示“小”的意思时,有些方言则以重叠方式表示。如“瓶儿、罐儿”在成都话中为“瓶瓶、罐罐”。而有的方言则通过变调来表示,如浙江温岭地区“桃”在读本调31时表示果实的概念,读变调32时表示“桃儿”。例如普通话中作状语的“先”,而在广东话中作补语,如“吃饭先”;“走先”。
诸如此类情况,方言区的人们由于使用习惯察觉不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认为普通话和方言在词汇语法之间可以类推。所以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将方言与普通话对比施教,从而提高教学效果。由于各地学生长期生活在方言氛围中,方言占有了极强的习惯优势。所以不仅要在课堂上加强学习辨正,通过普通话与方言的对比,运用幽默小故事,增强学习的趣味性,逐步培养学生用普通话进行思维的习惯。
综上所述,只有了解了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进行对比教学,让普通话的教学更直观、更贴近学生方言实际情况,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当然,对比教学还有很多不足与实际操作上的困难,需要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是普通话教学更完善。
摘要:方言具有很强的语言习得优势,对普通话的学习造成很大障碍。本文认为,要使普通话课程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对比方言特点进行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方言,普通话,对比教学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上、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普通话的推广与方言的保护 篇10
一.中小学阶段学好普通话的重要性
1.中小学阶段是学习语言、形成口语的关键时期。孩子好模仿, 敢讲敢说, 喜欢与人交往, 如若在学语言的最佳年龄期受到了方言的影响, 形成方言语音、语感的原型定式, 很难矫正。
2.学说普通话有利于识字和阅读, 为孩子入学后掌握书面语言、理解字义打下基础。普通话学习中形成良好的语感, 也有利于今后的外语学习。小学阶段的口语训练会让他们掌握一批词汇, 对字的音、形、意形成统一联系认识, 促进辨音能力形成, 有利于孩子的自主学习。
3.防止语音上出现根本性的错误, 避免口语交流中产生误会, 为孩子今后顺利地与人交流、交往, 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普通话遭遇方言的常见现象
1.作文中的方言
由于日常习惯, 许多同学在写作文时, 脑海中构思的内容会自然的用方言来表达, 如:在说口渴想喝水时, 会说“我gang (很) gankuo (口渴) lian, 想ha (喝) 口水”;在写受人表扬时, 说“你还gang (很) 能lie”……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 令人啼笑皆非。
2.“告状”中的方言
同学间发生矛盾时, 有些学生会主动跑来告诉老师。在向老师陈述事情经过时, 语言更是五花八门, 他们往往可以将普通话与方言互通有无, 将方言用普通话的发音说出来;还有部分同学可以在普通话和方言间来去自如, 一会儿是普通话, 当觉得普通话不能表达意思、表明感受时就改成方言。
三.影响学生普通话发展的因素
1.家庭。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从出生开始, 所处的语言环境主要来自家庭。许多家长从小在方言区长大的, 认为方言能最真切地表达情感。加之很多家长担心自己的语法和发音不够标准对孩子会有不好的影响, 平时便用方言交流, 孩子直接模仿, 影响了孩子的普通话学习。
2.学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国家教委强调把普通话的教学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 并强调把普通话教学与语文教学改革结合起来, 对我国普通话教学起到了指导规范和促进作用。尽管如此, 学校中仍然有一些不利于学生普通话学习的因素存在, 如部分教师普通话不标准, 或只在上课过程中使用普通话, 而课后又回归方言。
3.社会。这是学生接触的第三个大环境。这个环境相对于前两个环境而言, 人多而且复杂, 随着社会的发展, 流动人口的增加, 在这个环境中, 学生不仅会接触到本地区的方言, 对学生普通话的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4.传媒。最近半个世纪以来, 随着广播、电影、电视以及其他大量电子视听播放设备的普及, 大众传媒的影响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方言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如每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各类方言小品节目也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不少上座率很高的影视作品, 方言在其中也大行其道。这些对小学生的普通话学习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普通话中克服方言影响的措施
1.家长和教师共建一个自由、宽松的纯普通话语境。
《纲要》提出:要为幼儿创设一个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普通话的学习也应如此, 成人的态度要亲切、自然, 坚持用普通话与幼儿交流, 多用鼓励表扬的方法, 让幼儿敞开胸怀勇敢地说。
2.学校在强化法规学习, 全面提高认识的同时, 还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规范意识。
有计划地举行普通话培训, 提高教师普通话水平和应用能力, 学校为每位教职工订购普通话培训教材, 定期聘请教师为教职工进行辅导。
巧用方言学普通话 篇11
关键词 温州方言;普通话;平声;仄声
中图分类号 H10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489X(2008)14-0023-02
人教版《语言文字应用》共有六课,其中第一课“走进汉语的世界”中的第三节是“四方异声——普通话和方言”。这节的主要内容是引导学生了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间的区别和联系,以有利于学生学好用好普通话,有利于推动现代汉语规范化。
方言与普通话共同组成中华灿烂文化。从语言诞生那一刻起,各民族各地方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语言——方言。为了与外族和其他地方交流,人们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对口语表达就非常重视,流行用社会共同语——“雅言”交流。发展到现在,我们有了各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
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也是矛盾统一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对立:二者互相抵触,影响着对方。同时它们又存在着统一的关系:普通话来源于方言,方言统一为普通话服务,二者都不能彼此离开;作为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都包含着地域人文特征和生存性格,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秀基因,正是方言培育出了普通话。
普通话教学是一个持续时间久、难度大的教学过程,应注重从小一点一滴的积累。温州学生,特别是非市区的学生,从儿童时期学习语言到长大后运用语言,从家庭到学校,从交际到思维,都离不开温州方言。由于长时间处于温州方言的环境中,很多学生的普通话受到温州方言的严重干扰,读音很不标准。在语文教学中,教师注意温州方言和普通话的联系,从学生熟悉的温州方言入手,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就可以增强学生对普通话的喜欢和热爱,进而提高普通话水平。
1 温州方言与普通话中的平舌、翘舌
学习普通话时,如何辨识平舌音(z、c、s)与翘舌音(zh、ch、sh),对温州的学生而言是很艰难的事。古汉语有36个声母,温州话有29个声母(包括零声母),现代汉语有21个声母,都是辅音,即b,p,m,f,d,t,n,l,g,k,h,j,q,x,zh,ch,sh,r,z,c,s。温州话比普通话多了一套带音的浊声母:bb、dd、gg、hh、ss、zz、jj和两个鼻音声母ng,ny,而少了四个卷舌声母zh、ch、sh、r。普通话的翘舌音zh、ch、sh,温州话里很多读成平舌音z、c、s。例如:“ 止、 楚 、诗 、山”,普通话里读“zhǐ、chǔ、shī、shān”,温州方言里却读成“zii35、 ceu35、sii33、sa33”。因此,很多学生不习惯读翘舌音。
由于温州话没有翘舌音声母,普通话读zh声母的字,温州话有的读z,有的读j。如:“朱、章”普通话都是zh声母,温州话“朱”是z声母,“章”是j声母。普通话读ch声母的字,温州话有的读c,有的读q。如:“初、昌”普通话都是ch声母,温州话“初”是c声母,“昌”是q声母。普通话读sh声母的字,温州话有的读s,有的读x。如:“书、伤”普通话都是sh声母,温州话“书”是s声母,“伤”是x声母。因为现代普通话中的zh、ch、sh由古代方言中j、q、x演化而来,一些翘舌音在温州方言里它的声母仍然读j、q、x。
如果遇到平舌和翘舌音难以区别,就可以从温州方言的读音入手,温州方言中声母读j、q、x的,在普通话中就应该是翘舌。
如一些字用温州方言读:招〔jiē〕——遭〔zē〕;绰〔qú〕——错〔ziā〕;厂〔qié〕——仓〔cū〕;少〔xié〕——嫂〔sé〕。学生根据方言的读音,就可区别它们在普通话中的读音:招〔zhāo〕——遭〔zāo〕;绰〔chuò〕——错〔cuò〕;厂〔chǎng〕——仓〔cāng〕;少〔shǎo〕——嫂〔sǎo〕。
这样,混淆区别平舌、翘舌的温州方言,反而给正确辨识平舌、翘舌提供极大的方便。
当然,教师还应该教给学生另外一些方法,让他们了解一些规律,掌握一些辨识和记忆的窍门,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学生更快地熟练掌握。比如:常用汉字中,80%以上是形声字,形声字声母是平舌音还是翘舌音,与其声旁大部分是一致的。声旁的声母与d、t有关的形声字,声母为翘舌音;ua、uai、uang的声母只可能是翘舌音,不可能是平舌音;ong可与s拼,不与sh拼。
2 温州方言与普通话中的阳平、上声
普通话有4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描写声调的高低通常用五度标记法:立一竖标,中分5度,最低为1,最高为5。
阴平,念高平,从5到5,写作55,如青春光辉。
阳平,念高升(或说中升),起音比阴平稍低,然后升到高,就是从3升到5,写作35,如人民银行。
上声,念降升,起音半低,先降后升,从2降到1再升到4,写作214,如彼此理解。
去声,念高降(或称全降),起音高,接着往下滑,即从5降到1,写作51,如下次注意。
其中,阳平和上声,温州学生很难读准,不能很好掌握。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注意温州方言的读音。温州话的声调共有8个单字调,保持古四声格局,清浊各分四声,平上去入四声各分阴阳。阴调类高,阳调类低。根据音位来分,可以分为阴平33、阳平31、上声35、阴去42、阳去22、入声213等6种。普通话中的阳平的音高在温州话中读成31,如:“敌、房、肥、国、孩、灵”,普通话中分别读“〔dí〕、〔fáng〕、〔féi〕、〔guó〕、〔hái〕、〔líng〕”,温州方言却读成“〔dèi〕、〔vò〕、〔vèi〕、〔gì〕、〔eèi〕、〔lèng〕”。普通话中的上声的音高在温州话中读35,如:“底、访、匪、果、海、领”,普通话中分别读“〔dǐ〕、〔fǎng〕、〔fěi〕、〔guǒ〕、〔hǎi〕、〔lǐng〕”,温州方言却读成“〔déi〕、〔fó〕、〔féi〕、〔gú〕、〔hí〕、〔léng〕”。让学生反复朗读,注意温州方言中的音高和普通话中的音高,平时有意识地加以运用,掌握好这种规律,如学生遇到普通话中阳平和上声字混淆时,就可以用温州方言读,从而明白真正的声调。
3 温州方言和普通话中的平、仄声
诗是文学的源头,是艺术审美金字塔的顶端,是个性抒发的最近途径。中国有灿烂的文化,其中古诗词更是瑰宝。古诗词格律严厉,讲究平仄相对、押韵。近体诗平仄组合的规律主要有3条:
1)同句交替。以五言为例,凡第一个节奏用“平平”,则第二个节奏必须用“仄仄”,第三个节奏又要用“平”;反之,第一个节奏用“仄仄”,第二个节奏必须用“平平”,第三个节奏就要用“仄”;七言诗则依此类推。
2)上下句相对。如出句为“平平仄仄平”,对句就要为“仄仄平平仄”,出句为“仄仄平平仄”,对句就要为“平平仄仄平”;七言依此类推。
3)上下联之间平仄要相“粘”,即相同,是为组篇规则。何谓上下联?近体诗中绝句只有四句,不存在上下联。律诗八句,每两句为一联,每诗四联。
近体诗还有另一个重要规则:“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实际就是说,每句诗的单数位置的字可以平仄不拘,双数位置的字就要严格使用了。由于近体诗只能押“平”声韵,故凡要押韵的位置(五言的第五字、七言的第七字)只能用平声字,这是指偶数句而言。根据上下句要平仄相对的规则,奇数句(第一三五七句)末字就要用仄声字。
唐代李端《听筝》:“呜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此诗属五言绝句的平起式,其平仄格式为:“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对照此格式,可知诗中第三句的“得”字和第四句的“拂”字,本应读仄声的,可现在普遍话却分别读[dé]和[fú],都为平声,故读来平仄不相谐。难道是作者没遵从平仄相对的规律吗?其实不然,这是因为古代汉语跟现代汉语有所不同。
古代汉语有四声:平声、上声、去声、入声。而现代汉语却只有平声、上声、去声三种,入声消失了,变为其他三声的字存在。古诗词中的平声就是古汉语中的平声,即现代汉语中的阴平和阳平;仄声指古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和入声。普通话中入声的消失就对学生理解古诗词中的平仄相对造成很大的困扰。
温州的学生有较大的优势掌握平仄,因为温州方言中保留了古音中全部的入声字。温州方言的入声的发音有一个特点,就是韵尾部分有一个不发音的塞音把前面的元音“锁”住,因此入声韵都比较短促。如“击、说、积、极、习、别”,现在已入阴平、阳平之中,但温州方言中都不读成阴平33、阳平31,反而读成入声213,因此可以推断,在古汉语中这些字均属入声字,论及平仄时,仍应属仄声。
《康熙字典》上载一首歌诀,即说明四声的读法,其歌曰:“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收藏,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掌握这入声的知识,学生在古诗词阅读和做一些对联排列的题就轻松多了。
对联的规则是:上联最后一个字是仄声,下联最后一个字是平声。如下对联排列题:“洗砚石泉香/开窗林月白”,“蓄道德能文章/慎言语节饮食”,“云锁高山,哪个尖峰得出/日穿漏壁,这条光棍难拿”。学生用普通话就无法区分平仄,因为“香、白、章、食、出、拿”都是平声,但用温州方言一读,就能明白“白、章、出”是入声,就可以为这些对联正确排列了。
普通话的推广与方言的存在 篇12
根据性质, 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 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 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 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方言本身确实也是一种文化, 汉语方言可以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在复杂的方言区内, 有的还可以再分成若干方言片 (又称次方言) , 甚至再分“方言小片”, 直到一个个地点, 就叫“地点方言”, 如广州话、长沙话等。方言只在一定的地域中通行, 但本身也有一种完整的系统。汉语方言的差异性就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其中, 语音的差异最大, 词汇的差异次之。划分的依据就是根据这些差异。方言还是一种恋乡情结, 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方言能增进乡情、亲情的作用。试想若用普通话谈说扬州评话, 那就不能成为扬州特有的地方艺术了。方言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但普通话毕竟是在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要高于方言。普通话用四声调配, 节奏感、音乐感强, 普通话的词汇丰富, 更有利于表达, 如果用普通话和方言分别唱歌、朗诵或宣读文件, 感染力与效果就明显有别。因此我赞同“普通话在方言之上, 又在方言之中”的说法, 也认为普通话与方言应该是相互依存、互补互助的关系, 它们既相互丰富, 又不是对立、排斥。因此方言与普通话可以共同存在。
目前世界上的语种尽管有三四千之多, 但被各国定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也就65种左右。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也是相互影响的, 普通话的逐步普及, 必然会对方言语音逐渐产生影响。如扬州话中n、l不分, 如南、蓝这两个字读音一样;前鼻音、后鼻音不分, 如林、凌读音一样;平翘舌不分, 如苏舒读音一样, 这些读音相同的现象终究会要变化的。方言也必然会从普通话中吸收大量词汇, 同时摈弃一些只有读音而无相应文字或已明显不合时宜的词语。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方言的退化, 而是方言的进步与完善。从目前发达国家来看, 尽管他们的民族语早已普及, 但方言仍然存在。例如英国英语以牛津音为标准音, 但你如果去伦敦旅游, 街上不难听到当地土音及带苏格兰或威尔士腔的非正宗英语。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 方言远未进入消亡阶段, 有些言论说中国经常有方言在消亡, 这是言过其实, 是举不出实例来的。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其特点与魅力, 凡是使用方言母语的人, 对自己的方言都有一种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感情, 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乡音, 所以才有了“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历史名句。
由于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与对外交往密切相关, 年轻人爱说普通话往往能借此提高自己的谈吐气质, 而我认为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一定要尊重方言的存在。目前应该是“双语”的语境, 在正式场合要坚持说普通话, 而在日常生活中可让方言继续发挥增进乡情亲情的作用, 在艺术领域中提倡用方言来继续发挥繁荣民俗文化的作用。自从1955年10月推广普通话开始, 无论公众场合, 还是学校课堂, 都要求讲普通话。有些相声、小品等文艺作品甚至将方言作为讽刺、嘲笑的对象。周恩来总理说过:“我们推广普通话, 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 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 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每一种方言都是某一区域文化的载体, 一种方言的消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现在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文化建设, 如果代表地区文化的方言消失了, 又如何去建设文化。推广普通话是应该的, 但是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要和方言势不两立, 最终使方言没落甚至消失。其实方言是普通话的源泉, 普通话中很多鲜活的词汇就来自于方言, 只有大力推广普通话, 才会让方言更加活跃, 完善;只有让方言活着, 普通话才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李如龙.闽南方言和印尼语的相互借词[J].中国语文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 , 199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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