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语的翻译

熟语的翻译（精选5篇）

熟语的翻译 篇1

翻译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语言活动, 是把一种语言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翻译理论产生于翻译实践, 反过来又指导实践, 实践转过来又丰富翻译理论。可以说, 没有社会实践就不会有翻译理论的产生, 没有翻译理论作为指导, 翻译实践就难免会走弯路。熟语是民族语言的一面镜子, 是一个社会的语言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信息。译者必须根据汉文读者的认知和接受能力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把俄语熟语再现出来。因此, 恰当地翻译熟语, 准确地诠释它的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熟语翻译中常见的问题

在翻译中西方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 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 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熟语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 它们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不可分割。熟语中的文化因素往往是翻译中的难点。我们经过归纳总结认为, 俄汉熟语所反应是非曲直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生存环境的差异。

熟语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 人类自身以及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如, 生态环境、气候环境等密切相关。俄国是一个北方民族, 冬季漫长, 冰雪覆盖。白色成为俄罗斯冬天的主色, 所以俄语中有белаязима (隆冬) 这样的说法。而汉民族位于亚洲大陆, 经历了漫长的农耕社会。土地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活来源, 汉语把金钱与土联系起来表示花钱浪费, 大手大脚─—“挥金如土”。

2. 宗教信仰方面。

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熟语也大量地出现在俄汉语言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 与此有关的熟语很多, 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等。俄罗斯人们信奉东正教, 相关的熟语如:умытьруки指摆脱对某事的责任不再过问。

3. 历史典故。

俄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历史典故形成的熟语, 这些熟语结构简单, 意义深远, 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如“东施效颦”、“叶公好龙”等等。俄语典故熟语多来自《圣经》如:Пенькамбогумолиться. (与世隔绝的人, 性格孤僻的人) 。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翻译者一方面要熟悉原文语言信息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 又要非常了解本民族的文化, 以便能敏锐地体察到文化间的差异。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 在翻译工作中本着:一方面要尽可能传达原语的文化特色, 另一方面又不逾越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可接受的限度的原则。对于富有文化特色的熟语的翻译, 在“归化”“异化”原则的指导下, 可以采取以下翻译技巧。

1. 部分省略。

在俄语熟语翻译中为了使读者明白熟语表达的含义可以采用“归化”的翻译, 阐明异国文化内涵, 在翻译的过程中可采用避免难点, 省去不译的策略。В чужой монастырь со своим уставом не ходят.此熟语译为入乡随俗。熟语中的со своим уставом在翻译过程中省去, 因为生硬地翻译不仅影响效果, 而且不易读者理解。

2. 通过直译保留原文的形象。

Всякие дорогиведут к Риму.———条条大道通罗马。На свете всевороны черны.———天下乌鸦一般黑。从以上这些熟语中, 可以看到熟语直译是保持最初形象的主要方法。此类熟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是相同的, 直译效果较好。

3. 通过意义表达原文的含义。

“归化”的翻译在理论上是把语言看作交际工具。在实践上, 强调通俗易懂, 避免多义或歧义。当原文与译文之间因文化差异而出现不能通达的情况时, 要用译语文化替代原语文化, 把它们变成读者熟悉的译语文化形象。

直译为“要想羊不少, 又要狼吃饱”, 引申意为“不可两全”。

4. 直译加意译。

很多情况下俄语熟语有不少在汉语中既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熟语。如果翻译中既要读者接受熟语的深层含义, 又要读者接受异国文化时, 那么在体现“归化”“异化”的翻译中可以借助直译加意义的方法, 以清晰地表达原文意图, 避免译文读者误解。例如:———Эх, да ты красивый, Антошка!——вымолвил он сокрушенным шопотом.———…Подумать только, что может сделать с портретом хорошая рама! (А.Андр.Широкоетечение) “嘿, 你真漂亮啊, 安东什卡!”他自惨形秽地嘟囔着, “……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 (相片和像框→马和鞍)

5. 在译文中直接引入提示。

由于俄汉文化存在许多差异, 因此俄语中某些文化词语在汉语中根本就没有对等词, 形成了词义上的空缺。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 一些含有典故的熟语也常采用“异化”的俄译汉时, 常常要采用直译加提示法来弥补空缺。提示通常可以用来补充诸如背景材料、词语起源等相关信息, 便于读者理解。Челавек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а бог располагает.此熟语译为自己有打算, 上帝有安排, 喻为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此熟语源于《圣经》, 指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情况不尽如人意, 非人所理想的。指打算常常落空。

以上是在熟语翻译中五种常用的方法。俄语在漫长的实践中融入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语种的有用词语, 逐渐将其同化, 为己所用, 熟语最为典型, 如果说词汇是思维大厦的砖头, 那么熟语就是某种特制的预制板。当然, 这还远远不够, 要完成一个理想翻译需要借助不同的方法, 译者应该非常灵活地去应用它们, 而不是简单机械地恪守规则。译者只有文化差异有很好的把握, 才能更好地完成熟语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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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海凌.译语的异化与优化[J].中国翻译, 2001, (3) :3-7.

[3]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 2002, (5) :39-41.

[4]冯国华, 吴群.论翻译的原则[J].中国翻译, 2001, (6) :16-18.

[5]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和归化[J].外国语, 1998, (2) :12-18.

几个带颜色的熟语 篇2

红得发紫红、紫原指朝官衣服的颜色。这句俗语源于我国封建时代起始于北周，形成于唐朝的“品色衣”制度。就唐代而言，官分九品，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四品深红，五品浅红，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着紫穿红者便是身居高位者，而穿青色者则官卑职微。白居易有“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其中就包含了遭贬时官职低微之义。那些穿红着紫的达官贵人可以经常出入朝廷，于是，人们便以红色作为发达的标志，所以，人们后来称官运亨通、仕途畅达的人为“红得发紫”。

黄花闺女这是对未婚少女的一种昵称。它源于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的故事。某年正月初七，公主与宫女们嬉戏后，躺卧于含辛殿檐下，一阵微风吹来，盛开的腊梅花瓣落到她的额头上面，经汗水渍染，留下斑斑花痕，这使公主显得更加妩媚多姿。宫女见了，跟着仿效起来，用梅花粘贴于前额，以增美色。因为梅花不能持久，宫女们又用黄粉替代来妆饰。传入民间以后，一时风行各地。《木兰辞》中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就是这种妆饰的写照。又因为采用这种妆饰的又都是未婚少女，于是便有了“黄花闺女”或“黄花女”的称谓了。

乌纱帽乌纱帽是官帽的代称。其实，乌纱帽最早并不是官员专戴的帽子，而是官民均可顶戴的。乌纱帽作为官员的帽子，从而作为做官的代称，是明代以后的事。《明史·服志》：“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圆领衫束带为官服。”从此以后，乌纱帽便成了官吏的“专利品”，而一般平民百姓再也不敢问津了。至于乌纱帽式样不同而表示不同官阶等等，更是封建社会的等级森严所致。正是这样，在明清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把“乌纱帽”作为官位的代称，并流传开来，以后人们就把“乌纱帽”来代称当官的了。

紫气东来农村中新居落成，不少人家在门楣上大书“紫气东来”四字，这并非纯系迷信，它源于古代思想家老子出关的故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刘向《列仙传》“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其有紫气浮关，而老了果乘青牛而过”。这个叫喜的守关者，知道老子此去关西隐居，往后不易相逢，便趁机请老子写书。老子就授以《道德经》（即《老子》）五千言教他，随其流传民间。后来，文人们据此概括为“紫气东来”四字，用来表示祥瑞和美好的期冀，或比喻吉祥的征兆。

“钱币”熟语的文化意义探析 篇3

钱币熟语中体现出汉民族对金钱的认识和态度

钱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可以换取任何商品。马克思指出：“它们(钱币)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与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 (3) 由此，人们就有可能囿于对钱币这一社会关系形式的简单认识，而片面单纯地放大了钱币的作用。在汉民族先民的思维中，商品的流通与财富(以金钱为代表物)的占有使用和储存使金钱幻化为一种占有一切和购买一切的社会权利。而汉民族对金钱这种作用的认识，也就随着钱币词语的出现使用而凝结其中。此类熟语有许多，如：

钱能通神

有钱万事足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得生，无钱得死

衣是人的脸，钱是人的胆

有钱神也怕，无钱鬼亦欺

其实，人作为钱币的创造者，是钱币的主人，钱币只不过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罢了。钱币必须首先在我们的心中有力量，它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有力量。创造钱币的是人类自身，钱币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关键的因素是人对于它的态度。当“金钱处处都被当作目标，并因此迫使特别多的、真正带有目标本身特性的东西，降格为纯粹的手段” (4) 的时候，金钱万能的观念就由是产生，而这，实在只是意味着人自己的退化和异化，与钱币本身无关。

当然，钱币(或直接曰之为金钱)作为表征人类经济权力的最基本指标，同时也是人类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存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在获取和使用这一“无个性财产”的时候，对其正面的积极作用肯定会有深刻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熟语中就得到了凝练保存，如：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使的憨钱，治的庄田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处家人情，非钱不行

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

腰中有钱腰不软，手里无钱手难松

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 它独有的强大渗透力保证了它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基本上是无孔不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金钱的身影无所不在, 由此, 金钱对社会的其他固有制度和体系如道德体系、价值观念、法律制度等就有可能造成冲击, 在人类欲望的名义之下, 金钱甚至对社会生活的某些局部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如:

草鞋钱

若说钱，便无缘

有钱得生，无钱得死

处家人情，非钱不行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有钱使得鬼动，无钱唤不得人来

言多语失多因酒，义断情疏只为钱

晋鲁褒在其《钱神论》中言道：“……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贵。……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不足。……(钱)无远不利，无幽不至。……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由此论之，谓之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在这里，金钱被归结和还原为区分尊卑，由祸转福，改善社会交往的利器，并堂而皇之被抬到了“钱神”的地位，金钱的无比威力可见一斑。而当财富分配在社会中不再以经济规律为准绳之时，对于以冲击甚或颠覆道德体系、价值观念、政治体系为代价的获取和占有金钱与财富的方式，将成为某个社会最为深重的灾难，一系列的苦难可能都由是而生。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金钱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人们仍然发现了其势力所不能及的领域，金钱不能凌驾于事物产生、发展、灭亡的必然规律上，不能超越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同时，金钱是死物，不能替代“仁、义、信、孝”等等品质和人类渴望的亲情、友情、爱情等诸多情感。在自然规律和人类情感前，金灿灿的黄金也会黯然失色。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辩证统一地存在的，人们在看到金钱作用“万能”的同时，也看到了它无力的一面以及比它更有价值的东西。反映对金钱作用此类认识的熟语有：

有钱难买子孙贤

有钱难买不卖货

有钱难买自主张

有钱难买灵前吊

千金难买美人笑

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有钱难买回头看，头若回看后悔无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一头白发催将去，万两黄金买不回

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物买青春

有关于金钱作用的钱币熟语出现在钱币显示其巨大能量的各种场景中，中华民族对金钱作用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完善。人们的大量经验认识凝固于熟语中，用正(金钱能办到的)反(没钱办不到的)以及正反对比(有钱没钱的世态炎凉)等方式，“万能”及“不万能”的一分为二的描述，表达和阐释了这种汉民族长期形成的民族“集体金钱观”，这同时也正是中华民族辩证思维在熟语创造和使用中的具体表现。

毋庸讳言，金钱由于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而成为了生活的某个层面，人类对于金钱的态度，也是基于对金钱作用的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的认识出发的。合理的金钱欲望与人的精神卫生状况息息相关，甚或，关于钱币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个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中枢，个人和社会对价值符号———钱币的正当追求是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对于钱币勇于追求的“度”与“量”，汉民族有丰富的经验总结，凝结于钱币文化熟语中，精炼隽永，给人启发良多。

其实，金钱财富的使用和储积都要讲究精神文明。唐张悦《钱本草》言“钱”之“七术”，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的，取予合宜谓之义，无求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不妨己谓之智。”这里的“不以为珍，取予合宜，无求非分，博施济众”等内容，就是概括了人们在金钱面前应有的态度。社会的文明程度很大一部分要看在金钱面前做的是否恰当合理。

在钱币文化熟语中，中华民族承认并肯定了人们对金钱的欲望，进而提出了人们对金钱追求的正当手段，金钱可以作为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水平的“试金石”。熟语如：

人非善不交，钱非义不取

有钱不可乱用，有势不可使尽

莫问钱多与钱少，只看来路清不清

酒中不语真君子，钱上分明大丈夫

这些熟语反映了先民比较理性的金钱观。首先，钱币熟语告诉人们金钱是可以欲求的，但要靠正当的手段来获取财富。“贫而无怨难”(《论语·宪问》);“四海穷困，无禄永终”(《论语·尧日》)……这些话都是孔子对人们喜富恶贫的共同心理基础和求富行为的肯定。古人承认君子也爱财，喜富恶贫是人类基本心理之一，但要求对金钱的欲求不能违背“道义”的要求，即必须“取之有道”，不取“不义之财”;“人不可苟富贵，亦不可徒穷贱”(宋苏轼《上梅直讲书》)。在一定的道德标准下，财富是可以欲求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违背了道德标准，则即是“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这种以“道”为基础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的影响下，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正确的义利观，并源此孳乳熟语凝结其中，给后人以教益和启发。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水平低下，再加上天灾人祸，繁重的赋税等的影响，劳动者一年到头不能有多少盈余，甚至还有许多亏欠。在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广大劳动者的收入不会很多，同时，人们对金钱作用的认识也直接影响着他们对金钱的态度。人们看到了金钱万能的作用，认为只要有钱就拥有了一切，就可以改变现状，这让他们对金钱表现出贪婪吝啬和盲目追求，如熟语：

钱串子

要钱不要命

佛面上刮金

钱眼里翻筋斗

宁舍命，不舍钱

天下钱眼都一样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钱眼里翻筋斗———财迷转向

抱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钱

对金钱的小心与追求一方面反映了钱财获得的不容易，同时，过分的吝啬与盲目的追逐在某种程度上则是金钱变态心理的体现。很多人甚至成了忽略金钱流通作用，死守金钱不放的守财奴，并且想尽办法去追逐金钱，甚至把金钱看的比生命还重要。由于没有认识到金钱真正的作用和价值，做到“钱尽其用”，所以这些人往往是可笑又可悲的。如《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至死不忘熄灭多余的灯芯，刻画出一个活脱脱的吝啬鬼的形象。其实，没有人单纯追求钱币或其代替物，金钱在人们心里是“权势、安全、自由、情感”等的象征，这些象征以及金钱万能的观念，长期作用于人们的心理，积淀于文化之中。这种“金钱情结”成了一种群体意识而被传承下来，成为共有的民俗文化心理，影响着所有的人。

钱币词语中体现的金钱宿命论观点和金钱崇拜与禁忌

从本质上来说，金钱宿命论观点和金钱崇拜与禁忌也属于对待金钱的态度这一范畴，但由于它们自身的特殊性，我们在这里单独讨论它们。

由于长期存在的中华民族对金钱财富的认识和态度，在中国历史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下，汉民族产生了对于金钱和财富的宿命论观点和对金钱的极度崇拜与极力的厌恶鄙薄乃至禁忌的心理，而这些心理因素在钱币熟语和钱币代称上得到了体现和表达，如：

钱币熟语反映出先民对金钱和财富的宿命论观点：

运去金成铁，时来铁成金

钱是命，命是钱，钱命紧相连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指人的生死和富贵都有上天注定。源出《论语·颜渊》：“吾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与人恭而有礼……”又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冯衙传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下存亡，诚云命也。”清代演化为“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见清不题纂人《施公案》第一百七十六回：“佛爷，王子既要与民子比赋，民子焉敢退缩，再者‘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又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见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五回：“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最有力地体现金钱宿命论观点的熟语, 虽然它不是本论文所界定的钱币词语, 此处也作为例证出现)

这些说法给传统的财产关系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帷幕，产生这些说法的原因可能基于以下两点：其一，在漫长的阶级社会，农耕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以农业生产为主，以家庭为生产单元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会使人们积累下很多财富，最好的境况也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的温饱状态，且通常的境况则远不如此，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发展落后，人们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流年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一年的收成，这难免要使人们产生宿命的观点;其二，阶级统治和等级制度也造成了宿命论观点，在剥削社会，财产和地位是根据出身和血统决定的，“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的境遇与生俱来，生死罔替，人们不能解释，对这种社会性状自然会神秘化，似乎冥冥中有某种主宰早做了安排，人们得利失利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这些宿命论思想长期统治老百姓的精神世界，并籍此作为心理安慰。

此外，有些钱币代称反映了先民对金钱财富的崇拜心理，如：

青蚨

摇钱树

孔方兄

白水真人

财神爷：又做财神，原意是民间传说中道教所尊奉的财神，据传为赵公明，亦称赵公元帅，说他能驱雷役鬼，求财如意。《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第四卷言之曰：“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清诸仁安《营口杂记》载：“拜年者必先拜其所供之灯影。灯影者，外画财神，内点以烛，有八尺余长者在中，左招财，右利市。”又见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五回：“怕你进店来喝壶茶，吃张饼，都是我的财神爷。(“财神爷”作为金钱崇拜最直接的语料证据，在论文中也得以选用)

尊钱为兄，崇拜财神，称巨富或能使自己发财的人为“财神爷”，渴望得到传说中的“摇钱树”与“青蚨”，正是人们金钱崇拜心理的体现。尽管金钱只是平凡之物，但在它表面单纯一致的后面包含着多种意义，它隐射巨大的利益或者是成功，正是这些因素使金钱成为神圣之物而被崇拜，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金钱崇拜是由求利心理发展演化而成的。

在古代社会中，财神是各阶层最普遍的信仰对象，这种普遍的信仰造就了中国古代众多的财神，如又有文财神，武财神之说，以殷代忠臣比干为文财神，以武圣人关羽为武财神，又有财帛星君，即太白星君，其全称为“都天致富财帛星君”，又有春秋时范蠡被奉为财神之说。范蠡致富有术，被民间奉为财神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之所以成为财神却并非仅仅在于他的致富本领，还在于他对财富的本质所禀有的彻悟。他以财富为生存手段，但不以财富为生存目的，因之，当财富成为他生存的累赘时，他又能弃之不惜，取舍之间，游刃有余，表现出内在于世俗又超脱于世俗的气度与智慧。而对于文武财神来说，历史上的比干和关羽与财富无关，只是他们身上体现着一种“忠义勇武”的传统美德，以他们为财神明确表达了企图用传统秩序来规范经济行为的民族意识。

钱可以幻化成为人格化的神，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特别有趣的现象。“钱”是人造物而非自然物，因此，很难说它是源于自然崇拜。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钱化身为神可能源于古人对于钱无限力量的崇拜和对金钱巨大力量无法把握的恐惧。因为在封建社会里，钱是一种可以“颠倒黑白的力量”，“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 (5) 正如《钱神论》里所言“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钱虽然是物而不是神，但它有着超人的力量，有着与神相似的属性，因而才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恐惧和崇拜。但这种崇拜心理在儒家正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重压下，不可能直接地表现出来，只能间接地、曲折地体现于宗教意识之中。

有些钱币代称还反映出人们对金钱的鄙薄厌恶乃至禁忌心理，如：

白物

铜臭

阿堵物

金钱如粪土

其实，对于金钱的极力鄙薄厌恶甚至最后的禁忌，可以说是对金钱崇拜的另一个极端。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一物之所以成为禁忌，可以是由于其优秀也可以是由于其低劣，可以是由于其善也可以是由于其恶，可以是由于其有德行也可以是由于其堕落。” (6) 当钱币表征巨大的财富和成功的时候，钱币也就被不可避免地赋予了诸如贪婪、享乐、安逸、罪恶、吝啬等象征意义，钱币就被看作了万恶之源，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因、手段和对金钱的处置都与这些意义挂了勾。源此，金钱本身似乎也就有悖于人们普遍公认的伦理道德，就应当被极力鄙薄和厌恶甚至禁忌。

中国人对于金钱厌恶鄙薄和禁忌的思想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教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看，以穷为荣才是儒道思想中追求的财富观。孔子称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弟子颜回;庄子则把财富金钱看作是达到“逍遥游”境界的一大障碍。他们认为，人们会“见利而忘其真”。“君子耻言利”，“君子耻谈钱”等表述的就是这种观念, 而在这种观念的背后，隐藏的则是中国古代金钱观和义利观强烈碰撞的文化冲突。

钱币熟语中表现的钱币本体与生活智慧

依照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定义，货(钱)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其本质是一般等价物。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社会关系。货币在行使它本身具有的经济权力的过程中，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钱币五大职能。事实上，“货币表现出来的不同职能，不过反映了货币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的职能扩展并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功能。” (7) 纷繁复杂多样的经济生活使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先民有了认识这些货币不同职能的适合的社会场景，并把这种认识固化于大量熟语中。

在商品交换中，货币首要的和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充当价值尺度，而这一重要的职能在诸多钱币熟语中都有体现，如：

青钱万选

一诺千金

千金一饭

一字值千金

一分钱一分货

一寸光阴一寸金

一寸山河一寸金

春宵一刻值千金

人老珠黄不值钱

千钱买邻，八百买舍

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物买青春

钱币作为商品交易中的价值尺度，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最可感知的钱币的职能。由此出发，人们也就很自然地将其作为度量其它非商品类事物价值的尺度了。有了这种实在的“价值尺度”，一些不能清楚言明自身事物价值的“感性”产品也鲜明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而钱币的其他职能也在许多钱币熟语中得以体现，如：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买不来有钱在，卖不出有货在

这些熟语反映了钱币流通中必须遵守的商业规则，同时反映出钱在交易中所起的媒介作用，以钱易物，体现流通职能尽在其中。

又如：

腰间有货不愁穷

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

这些熟语明白地说明了钱币的贮藏职能在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由于历史上我国长期以来的封闭和商品流通的地域、时域局限，与现代社会的国际融通贸易不同，某些经济生活情境的缺失，造成了被近代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中定义的钱币作为支付手段和国际钱币的职能就在汉民族钱币熟语中难觅踪迹，这就与我国历史上产生这些熟语的社会土壤相吻合，又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语言学的经典结论———语言是社会生活的记录。

同时，先民们在具体的生活实践当中，总结和提炼了许多关于金钱使用和获取的经验之谈，在记录和显现金钱的职能同时，大量保有中华民族的生活智慧与哲思的钱币熟语构建和传承了这种民族生活基，如：

银不露白

钱要用在刀口上

有钱常记无钱日

千钱赊不如八百现

小钱不出大钱不入

使的憨钱，治的庄田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

赚钱有如针挑土，用钱犹如浪推沙

正是由于社会生活对于金钱的依赖，或者说，金钱是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先民们才如此关注金钱的使用和获取，由此而来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也就作为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存后世，并以比喻、对比等手段通过钱币熟语的形式得以承载和记录。

从以上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出，许多“熟语在表达其隐含的深层意义时，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是呈分离状态的，其深层意蕴的实现，必须经过一个屈折的投射过程。” (8)

“不合逻辑”的熟语误用例解 篇4

在运用中, 成语的意义有时与句子其他部分表达的范围不是一回事, 就会造成误用。

例:我和同桌去爬山, 我们摩肩接踵, 奋力攀登。 (“摩肩接踵”形容人很多, 很拥挤。两个人怎么能摩肩接踵?显然范围不当。)

二、不合事理

辨析熟语, 尤其要注意辨析近义熟语的细微差异, 注意从程度、范围、侧重点等方面认真加以揣摩。

例:仿制古画还有一种, 决不署自己的姓名, 以假乱真, 鱼龙混杂, 骗来金钱。 (“鱼龙混杂”比喻好人坏人混在一起, 而句中的意思是指拿假的充当真的, 所以应改为“鱼目混珠”。)

三、对象误用

熟语大多有固定的使用对象, 弄不清楚就会张冠李戴, 出现错误。

例:这里有我汗水浸过的土地, 有我患难与共的朋友, 有我相濡以沫的亲人。 (“相濡以沫”多用于夫妻之间, 此处误用。此外只用于夫妻间的词语还有:比翼双飞、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破镜重圆等。)

四、谦敬错位

某些从古代沿用下来的成语已烙下了古代文化的印迹, 有的用于自称 (谦称) 。如“雕虫小技、东涂西抹、贻笑大方、敝帚自珍”等;有的则用于称对方 (敬称) , 如“鼎力相助、如坐春风”等。如将其混淆, 就可能造成误用。

例:王厂长一席话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引出了许多抓好产品质量的建议。 (“抛砖引玉”比喻自己先发表粗浅的意见, 目的是谦辞, 此句中误用为敬辞。)

五、轻重失度

词义在表达程度上有轻有重, 运用不当也会造成误用。

例:他的设计虽然有些缺点, 但方向正确, 无可非议。 (句中明说“有些缺点”, 怎能“无可非议”?显然用轻了, 该用“无可厚非”, 不可多加责难。)

六、色彩不当

成语也有其感情色彩, 运用时如不注意与全句的内容和谐一致, 就会造成误用。

例:在西方国家的某些地区, 青少年吸毒已蔚然成风。 (“蔚然成风”是形容一种事物逐渐发展、盛行, 形成风气, 属于褒义词。这里却用来指青少年吸毒成风, 显然错误。)

七、句式不合

有些成语常用于否定句或疑问句中, 而很少或不能用于其他句式。如“善罢甘休、同日而语、无时无刻、一概而论、等量齐观”等就不能用于肯定句中。

例:成都五牛俱乐部的雄厚财力令其他甲B球队望其项背。 (“望其项背”常用于否定句或反问句中, 表示远远赶不上或比不上。用在此句就不当。)

八、语境不合

熟语的固定含义决定了它使用的语境。如“力挽狂澜”是比喻尽力挽回险恶的局势, 如果语境中没有险恶的局势则不能用这个成语。

例:文明礼貌、和气待人, 这种与人为善的美德, 各行各业都需要提倡。 (“与人为善”原是赞助人学好, 现多指善意帮助别人。此处不合语境。正确用法如:我们的严厉批评是正义的, 也是与人为善的。)

九、语意赘余

成语在运用中相当于一个词, 要和句中其他词语搭配, 就不能重复。

电视剧《走西口》里的熟语 篇5

《走西口》是中央电视台2009年的开年大戏。该剧讲述了民国初年, 一群为生活所迫的山西人背井离乡走西口的故事。电视剧上映之后, 得到了国人热烈的追捧, 仅仅从收视率来看, 《走西口》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觉得, 《走西口》的成功之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故事结构跌宕起伏, 比较吸引人;二是几个人物塑造得很形象;三是人物台词朴实生动。

朴实和生动表面上是一对矛盾, 其实不然。朴实指的是表现手法平易自然, 很生活化, 而生动则是运用语言的效果。《走西口》虽然放弃了用方言语音表现地域特色的传统做法, 但是山西熟语却运用得很充分, 每一集从剧中人物口中都会吐露出许多熟语, 这些熟语总是能为塑造人物形象, 推进故事情节发展提供帮助。下面是笔者边看边记录的一部分, 虽然不够全面, 但也颇能说明该剧语言运用方面的一些特点。

二、歇后语的使用

首先, 在《走西口》里, 运用最多的就是歇后语。例如: (1) 糨子缸里煮秤砣——混蛋 (浑蛋)

(2) 带砸锅瓦锅里煮秤砣——混蛋加砸锅 (3) 下雨天打老婆——闲着也是闲着

(4) 老妈抱孩子——别人家的 (5) 蚯蚓上墙——腰杆不硬

(6) 十五里地的一棵庄稼——独门独苗 (7) 老母猪赶集——里里外外一张皮 (8) 疤瘌眼照镜子——自讨没趣

(9) 王八瞅绿豆——对眼儿了

(10) 磨道上的驴——只知道听呵 (11) 新媳妇放屁——零揪

(12) 这年轻人真是油嗦子发白——短练 (13) 懒驴上磨——屎尿多

(14) 放屁嘣了脚后跟——巧劲儿 (15) 放屁打了脚后跟儿-----巧啦

(16) 摇钱树下埋死人——得了是聚宝盆 (17) 阔小姐开窑子——就是图乐

(18) 把我们老两口当萝卜干——晒起来了 (19) 田里的一根青苗——太嫩了

(20) 安上根尾巴他就个驴——倔

歇后语由两部分组成, 前一部分像谜面, 后一部分像谜底。剧中人物通常只说出前一部分, 本意却在后一部分, 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

以上歇后语的特点在于, 选取做谜面的都是山西当地常见的事物, 正因为常见, 透露出浓浓的乡土气息;再者, 这些歇后语多是出自剧中没有多少文化的人物口中, 比如梁满囤、梁满囤他爹, 都是乡下种地出身的, 还有土匪刘一刀, 以及靠买官当上警察署长的吴玉昆, 等等。这些话虽然没有文化人说出来的语言文采斐然, 那么有“知识含量”, 但是语用效果却毫不失色。比如第 (1) (2) (13) (20) 形容梁满屯性格中的无赖、懒惰和倔强都很恰当, 话语本身与讲话人身份也非常符合。倘若换成文绉绉的话语, 反而会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

三、俗话与固定语的使用

《走西口》语言运用特点的第二个方面是一些俗话。这些俗话当然并非是这部电视剧中所独用的, 我们在其他艺术作品中也可以常常见到。但是在这部剧中, 它们运用得却都很贴切:大多平实自然, 既符合人物性格, 也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 动静结合较好。例如:

(1) 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合 (2)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

(3) 女怕娶 (嫁) 错郎, 男怕干错行 (4) 亲兄弟还明算帐 (算账) 呢

(5) 多个仇人多堵墙, 多个朋友多条路 (6) 宁赠一锭金, 不教一句春

(7) 狗肚里盛不了二两油

(8) 常言道, 一人不喝酒, 二人不赌钱 (9) 脚上的泡自己起的, 怨不得别人 (10) 狗行天下吃屎, 狼行天下吃肉

(11) 贪官离任, 刮地三尺 (12) 骂人不疼, 起誓不灵

(13) 人家骑马我骑驴, 回头还有一块地, 这叫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

(14) 鱼找鱼虾找虾, 乌龟专找癞蛤蟆 (15)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

可以知道, 这些俗话都是人们在长期的劳动生产生活中日渐积累形成的, 是经过岁月洗礼而淬炼出的语言精华。它们不仅句式简短, 而且语义丰富。虽然有的听来很“土”、很糙, 但却“话糙理不糙”, 能传达出深刻精辟的道理, 耐人寻味。同样, 这些俗话也都出自电视剧里那些底层人物之口, 是接受过教育的田青和豆花所说不出来的, 它们对于区分不同人物所在的社会地位、环境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听到这些话, 我们大略就可以想象剧中不同人物的身世和背景等信息。

电视剧中的熟语除了有以上那些固定的表达, 还有一些半固定的句子, 也非常有意思。比如:

(1) 把他能一碗清水看到底 (2) 我就不够那一撇一捺

(3) 把一身懒劲儿捋直了, 什么事干不成啊 (4) 卖牛皮你跟我, 那是太原离包头差远了 (5) 大胖小子抱鱼——年画, 你这叫什么话?

以上句子有的含蓄、有的形象, 各有风味。像第 (1) 句以清水比喻人性格透明, 第 (2) 句以笔画“一撇一捺”比喻“人”, 第 (3) 句配给抽象化的懒劲以具体化的动结式短语“捋直”, 第 (4) 句拿山西太原离包头的距离来比喻二人的差别, 第 (5) 句先是歇后语、接着用谐音拈连修辞格引出“话”来。这些表达不过是随手从身边选取一些事物来做底子, 但却最能体现平民修辞的精彩。

我们知道, 熟语是习用的词的固定组合, 语义结合紧密、语音和谐, 是语言中独立运用的词汇单位, 它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和惯用语。熟语一般具有两个特点:结构上的稳定性、意义上的整体性。以上这些话意义完整, 如果固定化下来了, 同样也可以认为是熟语的一部分。

四、结语

当代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发现, 语言不仅是人类表情达意的交际工具, 也是体现人类自身身份的符号表征。以上所记的这些熟语, 既很好地扮演了在人物之间沟通的作用, 也很恰当地体现了人物的各自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