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主体

翻译的主体（精选11篇）

翻译的主体 篇1

一、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理论

1.译者主体性的概念。简而言之,译者主体性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翻译主体在界定时就包括两个意思,从广义角度来分析,翻译主体就是原作者、原著和译者、译著之间的互动,译者只是互动过程的一元,其他要素虽然具有译者身份,都是已经被译者对象化。从狭义角度来分析,翻译主题就是指译者,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意识进行的创造。因此可以看出,广义和狭义对译者主体都不同的观点,前者是指译者、译著、译文读者共同组成了主体,相互之间密不可分,译者必须考虑其他两方面的因素;而后者就是认为译者就是翻译的主体。

2.译者主体性的特征。译者主体性的特征主要包括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从能动性方面来看,主要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将自己的视域和原著的视域进行不断融合,而译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达到这一融合的必备要素,这样才能走出自己的视域,不断寻找新的视域,最终给读者带来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角。

从受动性方面来看,主要是因为译者的翻译行为必然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行为都要受到那个时代话语和权力的操纵。

从为我性方面来看,主要是因为译者在翻译时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译者往往要调动自己的各种能力和策略来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

二、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

1.译者的文化身份。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文化,而他们文化身份的差异也就导致了翻译策略选择的差异。文化身份就是某个成员对其身份的认同,同时也要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形象,所以译者文化身份来自于其所在民族的历史积累和固有属性。通过阅读大量翻译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的译者有着不一样风格的翻译作品。但是由于译者文化身份的不同就难免会出现各种差错,而这些都是由于他们文化差异造成的,比如西方译者长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就不可避免会在翻译中国文化时出现差错。

2.译者的时代背景。翻译经常是动态的,往往是穿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翻译过程,所以难免会受到所处翻译背景的影响。每个译者都生活在自己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而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也就造就了不同风格的译著,通过同一部作品的不同时代译著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动态的历史,往往反映了译著和原著之间的不同历史文化融合。因此我们在研究某部译著时可以从其源语言文化入手,从而研究其所处的历史阶段,选择比较恰当的翻译策略。

3.翻译的目的。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决定决定翻译策略的就是翻译行为的目的,虽然这种观点有点太过绝对,但是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有着很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翻译目的主要包括:(1)译文所处环境的交际目的;(2)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基本目的;(3)使用特定翻译策略的目的。任何作品在翻译时都要被引入一个新的环境,而这些环境的改变必然会带动原作的变现,译者主观的追求就是其中之一,翻译策略选择时就要受到翻译目的的影响。

三、翻译策略对翻译主体性的关照

翻译策略和译者主体性之间呈现互相影响的关系,一方面,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到翻译主体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翻译策略选择时要综合考虑翻译主体性的各种因素。

1.翻译策略对译者文化身份的考虑。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必然会考虑自己的文化身份,从上文分析我们知道,译者的文化身份来自于其所处民族的影响,要综合考虑其民族文化、民族特色、民族价值观等,这样就需要译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原著与自己民族文化相融合,让原著更适合于自己民族的需求。

2.翻译策略对译者时代背景的考虑。很多原著都经过很多年代的译者翻译,所以会出现各个版本,而这些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必然要考虑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坚持为现实服务的精神,利用自己所处时代熟悉的语言,这样能够让读者更为清晰明了原著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也是原著与译著穿越历史的接触。

3.翻译策略对翻译目的的考虑。译者选择翻译策略要考虑翻译的目的,但是要将忠于原文看作第一要义,这是对原文形象的尊重,不能为了某种目的而夸张或者改写,那么就失去了翻译的魅力。如果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找不到等同的地方,往往需要译者改变原文的意思,但是也不能过分强调创造性,所以翻译策略对翻译目的的考虑要在一定限度内操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译者主体性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其特征主要包括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译者的文化身份、译者的时代背景和翻译的目的等,而翻译策略对译者文化身份、译者时代背景、翻译目的等方面都要考虑,所以翻译策略选择和译者主体性之间呈现互相影响的关系。

翻译的主体 篇2

论文摘要：释义就是对语言形式及其承载内容的说解。本文分析了翻译的主体性问题，认为翻译在本质上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

论文关键词：释义翻译本质主体性

释义，这种活动的价值在于：人们在用语言进行精神和意识信息的交流与交换时，由于不能保证语言受体在信息交流和交换中信道畅通，亦不能保证语言主体意义的正确传达与接收，因此，有了释义的必要。释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语言主体意义的正确传达和语言受体对其意义的正确理解和接收。人类语言交际的障碍，可能在形式层，也可能在语义层。在语义层时，可能在语言层，也可能在言语层;在言语层时，可能在关注焦点上，也可能在语言形式所承载的精神与意识层面上。语言交际就是以语言的最底层形式(字符和语音)为起点，最终达到精神和意识层面交流和理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障碍和达到终点前的任何位移，都有可能形成语障，并需要通过在不同层面上的释义来穿越语障。因此，语障所在的地方，就是需要释义的地方。

一般而言，我们习惯于从语言形式着眼，并对语言形式与形式意义进行释义。但是在语言交际的实际过程中，释义过程是相反的。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思想的准确表达和其表达内容在语言受体那里的准确接收。只有当这些意义在交际的发送和接收中遇到障碍时，人们才反观语言形式，进而调整语言表达形式，以达到交际意义的准确传达和接收。如果语言调整无效，则会采用辅助手段。如果仍无效，那么本次交际便告失败了。当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观察语障，并通过释义克服语障时，其释义范围并不是从语言形式着眼并由语言形式来决定的——尽管语障有可能是由语言形式引起的，但首先应关注是哪一种交际意义没有准确传达和什么意义没有被正确理解，然后考虑是哪个层面上的问题，最后确定释义范围与释义方法。如果交际意义的传达和理解是由语言层面所引起时，方才关注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导致了语障的形成，并调整语言形式来克服语障。这里的语言形式，可以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如表达方式问题、表达技巧问题、词语使用问题、发音辨识问题、书写辨识问题等。与此同时，释义有一个精确度的问题，其精确性的最高域值，并不在于语言本身精确度多高，而在于人的精神与意识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语言由于自身的特点，其本身的精确性不可能很高。但语言可以在人类精神与意识的大厦中游走，可以点拨人类以其他方式输入的感觉和意识内容，因而，人类精神与意识所能达到的精度都有可能被语言点拨到。人类的语言交际并不是交际“语言”，而是利用“语言”形式在各个层面上点拨人的精神与意识内容，点到之处，就是人们交流与交换之处。这样，交流与释义也就有了层次之分，如语言形式的释义、语言内容的释义、人类精神与意识的释义等，分成若干个层面来进行。但是，这一切都是以语言为最重要的、基层的介质来进行的，因此，有可能将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混同为一个单纯的语言层面的释义问题。在语言交际的实际过程中，其意义的表达和接收是在多个层面上进行的，其释义也会在不同层面上发生。

翻译是一种双语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语义的转换是其核心。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权威尤金·奈达博士给“翻译”下的定义是：“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

如果释义学关注的不是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意图，而是展现文本面前的世界，那么真正的自我理解就必须遵循文本的质的指引，这里文本取代了作者的主体性，理解不是把自我投入文本，而是使自我向文本展开，或者说是接纳一个通过占用阐释所展开的世界而扩大自我。德国释义学创始人之一的海德格尔提出，人类存在是一种有限的存在，释义学的经验就是有限存在，即人的经验，当人类经验被列入某种传统时，它才具有意义。释义学的目的，就是将意义联系从另一世界转移到自身的世界。

对翻译性质本身的认识会决定翻译方面的取向，翻译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问题，而本质上是从人到人、从创造者到创造者的活动。翻译的主体性不同于创作的主体性，而囿于原文的限制中，翻译从文本分析出发，而终于文本的再造。因此，我们在思考翻译问题时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翻译从何处出发，以何为立身之本?翻译理论围绕的中心问题一直就是如何传达出原作的含义，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和语言学的发展，意义转换的概念得到加强，翻译道德与理论方面的考虑，对译者相对于原作者的附属地位的强调，也使意义转换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然而同一原文并存的译文又可以佐证对意义确定性的疑问，对翻译传达功能的怀疑。奎因在《语词和对象》中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意义没有客观标准，“语际转换被不确定性原则所制约”，暗示翻译对等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翻译是一种操控行为，很少会出现文本、作家、文化之间的对等。诚如罗斯所说，翻译在本质上就有缺陷，就是自相矛盾。译文和原文都是独立的存在，它们隶属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体系，翻译为译入语读者提供另一文本时必然抹去原有文本。或者说，呈现在译入语读者面前的，是译者所书写的不同于原作的另一文本。但如果译本不能向译语读者传递原始文本的信息，翻译就无法达到其沟通目的，不同语言所负载的观念和文化将不可通约，人类将永远囚在各自语言的牢笼中，互为陌生的他者。原作通过译文进入异国他乡，不得不以身所属的文化范畴孤立出来为代价，然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一直信赖翻译，通过对译文的阅读过程和原作者、原作所隶属的文化相遇。尽管翻译有欠缺的地方，但它始终是世界普遍交往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业之一。从主体角度讲，翻译问题即是理解问题，译者与原文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理解问题。翻译以对原作和原作者的理解为始发点，理解的程度越深，翻译的过程就越顺利。这里的理解不是单纯的复制过程，而是具有主动性。当译者和原文作者具备同样的气质和修养，具备共通的领悟和体验，具备译入语的表达能力时，就会产生出色的翻译。

讨论翻译，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那就是“译何为”和“译之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为翻译的作用与功能进行理想的定位，也可以根据对某一翻译现象、翻译事件的分析，为翻译的实际影响进行定位，还可根据对某一具体文本的分析，对文本的价值与效果进行评价。在这里，作用、功能、影响、价值等词语，虽然意义有所区别，但就本质而言，指的都是翻译活动应该起到或所起的作用，即翻译的价值。翻译在本质上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以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

参考文献：

[1]勒代雷.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杨自俭.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M].广西教育出版社，.

[3]伍铁平.模糊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4]伽达里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5]万莉.释义学翻译理论综述[J].许昌师专学报，1999，(3).

[6]张俊芳，冯文华.释义学纵横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6).

译者主体性与影视翻译的受众意识 篇3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引进了数量众多的优秀影视作品，随之也涌现出大量的优秀外语译制片。但同时我们也该看到，市面上也出现了许多粗制滥造的译制片、配音片。片名、字幕译法五花八门。(1)语言水平不扎实：如将“French fries”译成“法国小鱼”。将“make yourself at home"译成“使你呆在家里”。(2)对于影视内涵理解不到位：如White Nights改编于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照字面意思，无论小说或电影都译成了《白夜》。但要知道，根据它的法文词源，这个词组意思是：A night withoutsLeep，翻译过来应为《不眠之夜》电影中男女主人公总是在晚上谈情说爱，最后一晚是个雪夜，这样英文原名实有双关之意。可由于主要的场景不是发生在雪夜，译作《白夜》似乎太牵强了。美国黑人导演斯派克×李的影片Do the Right Thing，有的报刊译为《为所欲为》，有的则译为《循规蹈矩》，还有的译为《做一件事》。还有众所周知的美国片Ghost,大陆直译为《幽灵》，香港则译为《人鬼情未了》，而台湾译为《第六感生死恋》。美国片Pretty Woman，大陆直译为《漂亮女人》。香港意译为《风月俏佳人》。台湾意译为《麻雀变凤凰》等等诸如此类问题，译本繁多而又鱼龙混杂。

可以说目前我国的影视翻译水平还比较低，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文学翻译中的一个瘸子。多年来，由于译者素质参差不齐，翻译作品的质量难以保证已成不争之事实。如何提高影视翻译作品质量，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译者语言基本功问题，也有文化差异问题，还有提高噱头商业炒作的因素，规范影视翻译。不仅需要影视文化部门加强监管，也需要译者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

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分支，影视翻译也必然要遵循文学翻译的一般准则。但它还受制于影视艺术本身的特殊性。影视翻译较之其他商业性文稿翻译。在语言的逻辑性、艺术性、感染力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较之文学作品，影视翻译又要有更高的通俗性和广泛性。正是影视翻译的复杂性为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翻译人员的能力面临更大的挑战，更使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到极致。同时，由于影视观众的广泛性和欣赏层次的多样性，影视翻译须讲究大众化、规范化和艺术性，既要遵循正确规范的翻译原则，又需要文学家的灵感进发和艺术家的匠心独运，抱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严谨态度，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才能提高翻译质量。本文以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为指导，以影视片名及字幕翻译为语料，分析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坚持发挥译者主体性和受众意识的统。

二、译者主体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正是通过译者与文本的视界融合，才创造出一个崭新视角，才为受众展现一个别样的世界。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而这一过程也为译者提供了充分展现其主体性的舞台。查明建和田雨(2003:22)为译者主体性做了以下的界定：“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

归纳来说，这种主体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翻译过程中；②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受众意识中；③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中；④翻译主体间性中。其中翻译过程是译者主体性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层面。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表现出三种文学身份的能力，即读者、阐释者和作者(文学再创造者)。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情感、意识、想象等文学能力，与作品达到“视界融合”，从而实现文本意义的完整构建。首先通过审美判断选择翻译文本，然后表现出译者兼具读者、阐释者和再创造者三种文学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作为读者，译者还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判断、情感、想象等文学能力，读解原文中的空白，期待视野和解读的方式的不同导致了阐释多元化的产生：作为阐释者。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能力，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作为再创造者，译者在语言转换中，面对如何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如何传达异域文化的意蕴。译者需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其文学创造性也达到最大值。最后译者要尽力恢复译作与原作的平衡。使受众得到与原片受众大致相同的体验和感受。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语言转换能力、认知能力、审美能力交叉作用于原文文本中，并在译文文本中得到综合的体现。

对于影视翻译，也是如此，译者要在以上四个方面里，充分体现和扮演三种文学身份，实现影视内容和文化信息的等效传递，保持原影视作品和译制片的平衡。体现受众意识。

三、影视翻译的任务和目的

根据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目的论，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首要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所以要成功地完成一部影片的翻译，首先需要弄清楚影片翻译的目的。笔者认为，影视翻译的主要目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向受众正确传达影视片的文化语言信息：第二，完整体现影视片的美学风格，使受众获得充分的美感体验：第三，照顾大众审美情趣，体现大众化、通俗化需要，在此基础上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实现影片的商业价值。概括说来，以上三条都和受众息息相关。我们应该明确。影视翻译必须以受众为导向，翻译下笔时，设身处地为受众考虑。哪种方式更能为大多数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树立了为受众服务意识，满足了受众需求，也就实现了预期翻译目的。所以。发挥译者主体性地位和树立受众意识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一)应向受众正确地传递影视片的语言和文化信息

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翻译就是在译人语中用最自然和贴切的语言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在意思上。其次在风格上。”此语道出了一般翻译活动的目的。作为文学翻译分支的影视翻译，当然也不例外。影视片翻译中不仅要正确传递原片的语言信息，而且要有效地传达原片的文化信息。

与一般文学作品不同，影视翻译活动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艺术。这种时空性的制约体现在译制片的配音上要求声画同步，对于字幕翻译则须力求字数与原话语在大致相等的时间内有效地完成信息的传递。同时还要给观众以足够的时间浏览字幕。影片译者在翻译作品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这种特殊制

约性。实际上，为了正确、有效地传递原片的信息，有时是不得不略微牺牲一点“信”。以英语片的汉译为例。由于英、汉分属不同的语系，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在表达同一个意思时，两者所用的语句长度、词数有时会相差很多。但在翻译时由于字幕字数的限制，必须尽量使英语单词的音节与汉语的字数大体相等。例如：

stephanIe：Have dInner with metonight?

MichaeI：All right，And tomorrow night……and every nigh…for the rest Of yourlife，(Love at First Sight)

斯蒂芬妮：今晚陪我吃饭?

麦克尔：好啊，只要你愿意，今生今世，天天一块吃。《一见钟情》

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原片中“Andtomorrow night…and every nigh…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译成“今生今世”而没有拘泥于字面直译，既贴切自然，又避免了字数差别导致口型不一的问题。

同时，文化信息的传递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要使目的语受众得到与原片大体一致的文化感受。我们来看影片《闻香识女人》中的一段对白：

Siade：So，what are you doing here，in this sparrow-fart town?

Charlie：I，I attend Bird，

史雷德中校：那么。你到这个狗屁小镇来干什么?

查理：我，我来博德学院读书。

Sparrow-fart如果直译。就是“雀屁”。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表示对某事物的不屑。汉语中常用的粗话为“狗屁”。如：“你个狗屁大夫”，“放你的狗屁”等等。因此在翻译时我们进行了形象的更换，虽然语言不雅，但却保留了原文的风格，对表现片中上校故做粗鲁无礼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二)完整体现影视片的美学风格，使受众获得充分的美感体验

翻译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是影视片的重要元素之一，所以，要完美展现其语言风格，对翻译语言的仔细推敲就必不可少。外语影视片的语言特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较之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语言体现口语化、大众化特色。因此在译为另一种语言时，要充分考虑语言风格的传译问题，使目标受众充分感受到影片语言魅力，如果语言晦涩难懂、矫揉造作就会丧失大批观众。如：Gump：Stupid is as stupid does.(ForrestGump)阿甘：蠢人就做蠢事。(《阿甘正传》)。第二，体现语言的个性化。注意分析不同人物多样化的个性，使用风格多样的语言。个性化的语言可以展示剧中人物鲜明饱满的个性，增加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如果人物语言风格千篇一律，那么人物个性变得毫无生气，损伤影片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

(三)照顾大众审美情趣，实现影片的商业价值。

影视产品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一门大众化的艺术，其主要目的是娱乐和教育大众。所以影视翻译要增强受众意识。以大众的需求为导向，兼顾大众化与通俗化两大原则，适应不同层次受众需要，从而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实现影视片的商业价值。通俗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大众化，而要实现大众化必然要求在通顺基础上力求语言靠近大众、清楚明白、雅俗共赏。所以，所谓通俗化原则实际上是一个为受众服务、对受众负责的原则。

结束语

翻译的主体性问题分析 篇4

释义，这种活动的价值在于：人们在用语言进行精神和意识信息的交流与交换时，由于不能保证语言受体在信息交流和交换中信道畅通，亦不能保证语言主体意义的正确传达与接收，因此，有了释义的必要。释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语言主体意义的正确传达和语言受体对其意义的正确理解和接收。人类语言交际的障碍，可能在形式层，也可能在语义层。在语义层时，可能在语言层，也可能在言语层;在言语层时，可能在关注焦点上，也可能在语言形式所承载的精神与意识层面上。语言交际就是以语言的最底层形式(字符和语音)为起点，最终达到精神和意识层面交流和理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障碍和达到终点前的任何位移，都有可能形成语障，并需要通过在不同层面上的释义来穿越语障。因此，语障所在的地方，就是需要释义的地方。

一般而言，我们习惯于从语言形式着眼，并对语言形式与形式意义进行释义。但是在语言交际的实际过程中，释义过程是相反的。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思想的准确表达和其表达内容在语言受体那里的准确接收。只有当这些意义在交际的发送和接收中遇到障碍时，人们才反观语言形式，进而调整语言表达形式，以达到交际意义的准确传达和接收。如果语言调整无效，则会采用辅助手段。如果仍无效，那么本次交际便告失败了。当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观察语障，并通过释义克服语障时，其释义范围并不是从语言形式着眼并由语言形式来决定的———尽管语障有可能是由语言形式引起的，但首先应关注是哪一种交际意义没有准确传达和什么意义没有被正确理解，然后考虑是哪个层面上的问题，最后确定释义范围与释义方法。如果交际意义的传达和理解是由语言层面所引起时，方才关注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导致了语障的形成，并调整语言形式来克服语障。这里的语言形式，可以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如表达方式问题、表达技巧问题、词语使用问题、发音辨识问题、书写辨识问题等。与此同时，释义有一个精确度的问题，其精确性的最高域值，并不在于语言本身精确度多高，而在于人的精神与意识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语言由于自身的特点，其本身的精确性不可能很高。但语言可以在人类精神与意识的大厦中游走，可以点拨人类以其他方式输入的感觉和意识内容，因而，人类精神与意识所能达到的精度都有可能被语言点拨到。人类的语言交际并不是交际“语言”，而是利用“语言”形式在各个层面上点拨人的精神与意识内容，点到之处，就是人们交流与交换之处。这样，交流与释义也就有了层次之分，如语言形式的释义、语言内容的释义、人类精神与意识的释义等，分成若干个层面来进行。但是，这一切都是以语言为最重要的、基层的介质来进行的，因此，有可能将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混同为一个单纯的语言层面的释义问题。在语言交际的实际过程中，其意义的表达和接收是在多个层面上进行的，其释义也会在不同层面上发生。

翻译是一种双语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语义的转换是其核心。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权威尤金·奈达博士给“翻译”下的定义是：“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

如果释义学关注的不是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意图，而是展现文本面前的世界，那么真正的自我理解就必须遵循文本的质的指引，这里文本取代了作者的主体性，理解不是把自我投入文本，而是使自我向文本展开，或者说是接纳一个通过占用阐释所展开的世界而扩大自我。德国释义学创始人之一的海德格尔提出，人类存在是一种有限的存在，释义学的经验就是有限存在，即人的经验，当人类经验被列入某种传统时，它才具有意义。释义学的目的，就是将意义联系从另一世界转移到自身的世界。

对翻译性质本身的认识会决定翻译方面的取向，翻译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问题，而本质上是从人到人、从创造者到创造者的活动。翻译的主体性不同于创作的主体性，而囿于原文的限制中，翻译从文本分析出发，而终于文本的再造。因此，我们在思考翻译问题时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翻译从何处出发，以何为立身之本?翻译理论围绕的中心问题一直就是如何传达出原作的含义，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和语言学的发展，意义转换的概念得到加强，翻译道德与理论方面的考虑，对译者相对于原作者的附属地位的强调，也使意义转换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然而同一原文并存的译文又可以佐证对意义确定性的疑问，对翻译传达功能的怀疑。奎因在《语词和对象》中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意义没有客观标准，“语际转换被不确定性原则所制约”，暗示翻译对等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翻译是一种操控行为，很少会出现文本、作家、文化之间的对等。诚如罗斯所说，翻译在本质上就有缺陷，就是自相矛盾。译文和原文都是独立的存在，它们隶属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体系，翻译为译入语读者提供另一文本时必然抹去原有文本。或者说，呈现在译入语读者面前的，是译者所书写的不同于原作的另一文本。但如果译本不能向译语读者传递原始文本的信息，翻译就无法达到其沟通目的，不同语言所负载的观念和文化将不可通约，人类将永远囚在各自语言的牢笼中，互为陌生的他者。原作通过译文进入异国他乡，不得不以身所属的文化范畴孤立出来为代价，然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一直信赖翻译，通过对译文的阅读过程和原作者、原作所隶属的文化相遇。尽管翻译有欠缺的地方，但它始终是世界普遍交往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业之一。从主体角度讲，翻译问题即是理解问题，译者与原文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理解问题。翻译以对原作和原作者的理解为始发点，理解的程度越深，翻译的过程就越顺利。这里的理解不是单纯的复制过程，而是具有主动性。当译者和原文作者具备同样的气质和修养，具备共通的领悟和体验，具备译入语的表达能力时，就会产生出色的翻译。

讨论翻译，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那就是“译何为”和“译之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为翻译的作用与功能进行理想的定位，也可以根据对某一翻译现象、翻译事件的分析，为翻译的实际影响进行定位，还可根据对某一具体文本的分析，对文本的价值与效果进行评价。在这里，作用、功能、影响、价值等词语，虽然意义有所区别，但就本质而言，指的都是翻译活动应该起到或所起的作用，即翻译的价值。翻译在本质上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以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

参考文献

[1]勒代雷.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2]杨自俭.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M].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4.

[3]伍铁平.模糊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4]伽达里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5]万莉.释义学翻译理论综述[J].许昌师专学报, 1999, (3) .

[6]张俊芳, 冯文华.释义学纵横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5, (6) .

翻译的主体 篇5

关键词：企业对外宣传；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

摘要：由于中西方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差异，中国企业的对外宣传资料往往不能直接被西方受众接受。因此，在翻译企业对外宣传资料时，译者须按照西方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习惯对原文的行文风格和内容结构做出调整，并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以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1—0044—04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对外宣传因而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每年大量的企业对外宣传资料被翻译成英文，然而，其译文的质量往往粗糙拙劣，许多翻译都是中国式英语(Chinglish)。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原文起草问题，二是译者能动性问题。笔者曾在翻译公司任职，熟知翻译公司从企业客户那里得到的原文资料往往存在哕嗦重复、冗长空洞、套话连篇、意思含糊等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仅属汉语行文习惯造成的宣传风格问题，那么还有一类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宣传内容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比如，中国企业在对外宣传时惯于把自己获得的国家某部门授予的奖项、称号一一列出，将国家或政府领导人对本企业的视察、访问大肆渲染，就连合影留念这样的信息都不漏掉，喜欢用“在……的领导下，公司……”以及“以……为指导”之类的字眼。对于汉语受众来说，这样的宣传文字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明显带有官本位和权利崇拜意识的文字却不适合对外宣传，如果译者对其不作任何变通，生搬硬套地翻译过去。西方读者能否顺利接受，值得怀疑。因为西方人历来强调个体意识，推崇体制和制度管理，官民平等的概念早已根深蒂固地内化为民族意识的一部分。“对号入座”和“亦步亦趋”的翻译很容易让西方人把中国同一些敏感的政治词汇联系起来，不但企业形象会受到贬损，整个中华民族的形象也会遭到扭曲。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企业即翻译委托人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属于翻译者的问题了。由于第一个问题的存在，才更凸显译者发挥能动性的重要。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译语受众的思维习惯和接受心理，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处理(如简化、删减、缩译、甚至重组等)，有时不得不“背叛”原文。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语言代码转换外，译者还人为地掺入了大量的变码，这种现象很难从传统的翻译标准“信”或“忠实”中得到解释。那么，对这一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本文试图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中寻找答案。

二、译者主体性的理论声援及其界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形成了面向译人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埃文一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图里(GideonToury)的描述翻译学理论，以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苏姗·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为代表的操纵学派(Manipulation Sch001)理论。多元系统理论为面向译入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操纵学派的“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即文化操纵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翻译的全新视角。翻译研究的译入语文化取向，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凸显了翻译主体研究，而译者的主体性及其文化创造性也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课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主体研究提供了理论声援，支持了翻译主体研究的学术“合法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内涵、特性、制约因素及其对翻译操作、译文质量和读者接受程度的影响。许钧在2003年1月《中国翻译》上发表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的确立》一文中提到：“所谓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即译文的价值。……所谓‘翻译主体性……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而在同一期《中国翻译》上，查明建提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在2003年第6期《中国翻译》上，屠国元“把译者作为中心主体，而把原作者和读者作为影响制约中心主体的边缘主体”，并把译者的主体性解释为：“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创造力。”陈大亮也在《谁是翻译主体?》中对陈先达的分析做了评价，指出：“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性说到底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主体性只有在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在理解主体性内涵时要避免两种极端：一是无视客体的制约性，过分夸大主体能动性；二是过分强调客体的制约性，完全排除主体能动性”。

笔者尝试着将译者主体性的基本特征概括为：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和受动性。以企业外宣资料为例，译者主体性更多地表现在功利性的、具体的翻译策略上。

三、企业对外宣传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翻译策略选择

企业对外宣传翻译的目的是让外国受众，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让外国的潜在客户明确无误地理解和把握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从而取得良好的对外宣传效果。因此，中国企业的对外宣传资料必须在行文风格、表达习惯和思维模式上迎合目标受众的口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目标读者在摄取信息的过程中不遇到障碍，顺利地接受宣传信息。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译语文化和目标受众的需要(主体性的制约因素——受动性)，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对不适合做对外宣传的原文进行处理和加工。下面以企业外宣资料中最常见、最典型的文本特征为例来说明译者是如何发挥主体性的。

(一)简化陈言套话信息

原文：××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1965年动工兴建以来，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以及众多忠实客户的长期支持下，××铝人敢为天下先，勇于创新，发奋图强，在艰苦创业的道路上大胆探索，闻过无数惊涛骇浪，涉过无数风暴险滩，为中国铝加工业创造了多个第一的纪录，成为中国生产规模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品种规格最齐全、产品质量最领先、综合实力最强的综合性特大型铝加工企业。

译文：××muminum(Group)Co.，Ltd．was

founded in 1965.After a fotrr-decade long experience0f exploration.the company has grown into one of theleading manufacturers of aluminum products in China.it ranks higher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oductioncapacity，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product varieties.

以上原文是一段公司简介，是典型的“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看”的文字材料，其中套话、口号式的用语很多，语言形式夸张而且内容空洞。这样的对外宣传材料如果直译成英文，肯定会让西方人觉得滑稽而不可信。因此，翻译时，译者对原文信息做了取舍，转换行文风格，提炼出中心意思，去掉冗长的套话。然后集中意思进行表达，使得译文简洁干练，言之有物，符合英语行文朴素的特征，使读者真正信服中国企业的宣传内容。

(二)删掉毫不相关信息

原文(1)当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西安，这个以兵马俑而闻名于世的十三朝古都，又以吸引世界500强企业进驻、荟萃全球高端技术、高速发展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而再次惊羡世界。××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此生根、成长和壮大。

译文(1)：××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Ltd.is located in xian National High-Tech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which is a nestle for giobal technologies and some of the World Top 500 enterprises have also settled in.

这是笔者翻译过的一家公司的对外宣传材料。对于中国受众来说，这段宣传文字虽然浮夸了点，但也无可厚非，见怪不怪。中国人讲求意合，重整体感悟，喜欢“造势”，烘托气氛。但是，对于西方受众来说，这段文字无非是介绍企业地址，里面有用的信息也只有一条，那就是“xx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至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关注”，“兵马俑”以及“十三朝古都”等字眼，根本就是牵强赴会或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译者在翻译时，大胆发挥了自己的主体性，删掉了没用的信息，这样既有利于外国读者节省时间，也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传播效率。

原文(2)××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原陕西省省长)陈德铭、国家林业局局长(原陕西省省委副书记、陕西省省长)贾治邦、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陕西省经贸委主任)邱世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云腾、原陕西省体改办主任赵伯祥、西安市副市长朱智生以及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景俊海等领导先后慰问、视察工作，指导公司发展。

译文(2)：The local government giver great poficy suppo~t0 the company.

以上这段文字是中国企业宣传资料中的典型，中国人特有的权利崇拜意识在这段文字中暴露无遗。笔者在翻译这段文字时，只翻译了第一句，而将其他繁杂内容全部删除了。

(三)缩译罗列堆砌信息

原文：2006年，公司获得全国青工技能振兴计划示范单位和优秀组织单位，连续8年荣获省委“创佳评优”竞赛活动“最佳厅局”称号，公司党组获得省委“先进基层党组织”，公司先后获得省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及“陕西省纳税A级企业”等荣誉称号；公司系统各供电局、省电力调度中心及9个县供电企业达到国内一流，8家单位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11家单位被授予“全国文明单位”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展示了良好的国家电网品牌形象。

译文：Due to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t has made，××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has won a lot of honorable titles and awards over these years such as“Modal Enterprise for Contract-Fulfilling and Good Credit-Standing”，“Top Grade Tax Contributor”and“May Day lMtbor Award”.

这段原文来自于一家电力公司的招商引资宣传材料。中国企业在宣传自己的实力时往往把组织规模、员工数量、企业业绩、获奖项目等信息一一列出，而西方人则更注重与客户的直接对话，往往把重点放在如何给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上，他们所关心的不是这个企业获得了多少奖项和称号；更何况，由于这些奖项、称号大多跟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制度有关，他们很难理解其字面意义，也体会不到它们到底有多大说服力，以及对该企业有多大意义。所以，翻译时，译者应根据目标受众的特点，对原文的宣传内容进行浓缩，概括出其中心思想即可，从而避免译文内容堆砌罗列，也避免西方受众看后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四)重组模糊混乱信息

原文：公司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综合体系，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绿色环境、绿色品牌、绿色营销和绿色技术服务为特征，以天然海洋生物为基础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提炼浓缩制成，以海洋生物提取的活性物质壳聚糖类为主要原料，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无污染、无公害的安全、营养、优质食品的产供销及管理系统，逐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科技协调发展的系统。

译文．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have introduced the latest bio—technology and a modem enterprise system to ensurethe purpose.The main raw material that we use forproducing our products is chitin.which is an activesubstance extracted from marine lives.We herebypromise our customers that our pesticide productswould cause no environment pollution or public hazardandthat yourfoodis always safe.(笔者试译，在有上下文的基础上进行)

该段材料在风格上拖沓繁琐、在表达上模糊不清、在逻辑上紊乱不堪。这样的宣传材料，中国人阅读起来都觉得别扭，如果直接“一对一”地翻译成英文，其效果可想而知。译者作为受委托人，有责任对原文信息进行加工重组，以便使译文清晰明了。翻译中的重组就是译者对原文信息进行能动地鉴别、筛选和分类，在译文中进行重新编码和解码，并改变其原来的行文格式，以增加译文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突出重点，吸引读者，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提高信息传播效率。

四、结语

再论翻译主体的政治性 篇6

2015年初,美国政府、五角大楼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通”、翻译家、年过七旬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名为《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一书一经出版,便在全球引起轰动。在该书中,白邦瑞将我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过去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战略方针中的“韬光养晦”(to hide our capacity and bide our time)一语理解和表达为“卧薪尝胆”(to nurse vengeance),并由此得出“我被耍了”、“中国的韬光养晦就是卧薪尝胆”、“自1949年来,中国一直在实施欺骗战略”、“中国自毛泽东时代就计划开展一场以统治世界为终极目标的‘百年马拉松’”等耸人听闻的结论(1)。“韬光养晦”一语本无贬义,语出《资治通鉴》,意为“隐藏才能,不使外露”,其核心要义是,不要锋芒毕露,特别是自己有才能的时候,更不要太张扬自己的才能,即保持低调做人的态度(2)。正是基于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国际政治交往中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曾一度不顾自身困难而为阿尔比利亚提供各种援助和支持,后因中国中断了此种援助从而致后者对中国反目及后来很长时间两国才恢复为正常的国家关系的事件最为典型),以及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邓小平同志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初提出了“韬光养晦”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方针。“卧薪尝胆”与“韬光养晦”不同,其意为“刻苦自励,志图恢复之典”(夏征农,2006:1776)。“卧薪尝胆”与“忍辱负重”的意思倒有些相近,含有日后要报仇雪恨之意。“韬光养晦”与“卧薪尝胆”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不出头,不露锋芒,低调做人做事的思想,但并无报仇的心理,而后者强调的是暂时忍辱负重,以便日后报仇雪恨。白邦瑞将“韬光养晦”理解和翻译为“卧薪尝胆”,表面上是其作为“中国通”和中国问题专家“迟到的顿悟”,实则是其大脑中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阴谋论”的思想在作祟。在其看来,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在欺骗和忽悠美国,为的是到2049年后报复西方列强以雪耻中国的“百年屈辱史”。中国到2049年后真会报复美国和整个西方吗?谁会信呢?说中国会为过去的屈辱而去报复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那是白邦瑞的臆想,将“韬光养晦”硬说成“就是卧薪尝胆”实质上是白邦瑞作为翻译主体所具有的政治性使然。

二、翻译主体的政治性

关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古今中外皆有提及。在西方,“翻译的政治”这一概念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宗教领袖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但沃特·温特(Werner Winter)被认为才是首先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人,她在1961年发表了题为“作为政治行为的翻译”(Translation as Political Action)一文,被视为是最早论及“翻译的政治”的文章(朱耀先,2007:33)。此后,译界熟知的西方翻译学泰斗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劳伦斯·韦努蒂(Laurence Venuti)和近些年来活跃于西方翻译学界的旅美华人刘禾女士等都从各个视角对此命题的研究加以延伸和拓展(费小平,2005:1-83)。与此同时,我国对“翻译的政治”的研究并不落后,甚至要早些。从公元344年出生于我国新疆车库的鸠摩罗什就主张对原作进行权力摆布、删削以便“达旨”,公元600年出生的唐代译经大师玄奘主张“既须求真,又须喻俗”,采用灵活多变的策略将当时的天竺即今天的印度的佛经先翻译成梵文再翻译成汉语;并称清末翻译“双雄”的林纾通过“删削改易”即以“自己的文学素养,用来补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译作竟胜过有些原作”和严复在翻译中通过大量加注等方法将当时西方的政治、经济、考古、科技等先进知识引入中国,对其时中国的变革起到巨大作用到近代的鲁迅、顾正坤及现代的许钧和费小平等学者都对“翻译的政治”有过独到的认识与见解。但是对于何谓“翻译的政治”,可谓见仁见智,有的将“翻译的政治”定义为“文本作者和译者在政治观点和原则立场上的统一”,有的则把“翻译的政治”单纯地理解为“翻译为政治服务”。以上关于“翻译的政治”的定义和观点要么过于狭隘、要么过于简单。实际上,“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涉及面甚广,不但涉及翻译的主体,还涉及翻译的客体及时代的需求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截至目前,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费小平博士对“翻译的政治”定义较为全面,他认为“翻译的政治”是“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或隐或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暴力与挪用等层面”(费小平,2005:64)。不可否认,翻译具有政治性,但在众多决定“翻译的政治”因素中,是什么东西在起决定作用呢?毫无疑问,翻译的主体,即译者才是关键。如果没有了译者,翻译客体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确切地说,没有翻译的主体即译者,翻译将不复存在,最主要的是“翻译的政治”将无法实现。如果说“翻译的政治”是由作为翻译主体的主观因素和翻译客体的客观因素决定的话,那么,“翻译主体的政治性”这一命题也可以说是由翻译主体即译者的主、客观因素促成的。正如田传茂所指出的那样:“翻译主体(译者)的翻译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译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对翻译主体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的确定以及具体词语的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田传茂,2006:128)。决定翻译主体的政治性的客观因素包括译者业已具有的各种能力,包括对源语与原文、译语的认知力、对原文所涉及的事实及作者意图解读、领会和甄别能力及双语的转换能力等,而决定翻译主体的政治性的主观因素则表现在具体的翻译策略的取舍上。前者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而后者则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史上不乏由翻译主体的政治性所引发的翻译案例。

三、翻译主体的政治性举隅

史上由翻译主体即译者的政治性所引发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翻译实例不胜枚举,有的是翻译主体的无心之过,即翻译主体的客观因素造成的,而有的则是翻译主体的主观政治目的与动机使然。

(一)翻译主体的客观因素引发的翻译的政治性实例

1. 关注=concerned?

1999年10月25日,巴基斯坦前陆军总参谋长穆沙拉夫发动政变,成立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亲自出任首席执行官,有外国记者就此事询问当时中国外部发言人的看法,该发言人的回答“中国对巴局势十分关注,正在进一步了解势态发展。”被当场英译为“China is very much concernedabout the developments in Pakistan and is watching closel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原文和译文中的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该答记者问令当时的巴基斯坦驻中国北京大使馆官员感到不解。在他们看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交以来,无论是谁、以何种方式在巴基斯坦当政,中巴关系并未因此而受损和改变,因此,中国不应对穆沙拉夫发动政变而上台感到“担忧”。原来,由于译者客观的语言能力所限(英语非其母语),缺乏对原文词汇含义的正确甄别,误将“关注”英译为“concerned”,而“concerned”一词并不完全等同于汉语中的“关注”二字,其更多的是表示“anxious or troubled”即“担忧”之意。对本不该担忧的事情而表示“担忧”,从而招致当事国外交人员的不解就不足为怪。后来,有译者建议将原话改译为“China is watching closely the developments in Pakistan and is waitin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从而将原译者由于客观上对原文词汇含义缺乏准确的甄别和认知能力所引发的尴尬的翻译的政治性影响给消除了。

2. POW=战犯?

在1998年由美国牵头对伊拉克发动的“沙漠之狐”军事打击行动和2001年对阿富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中,美军在造成以上两国重大人员、财产损失和破坏的同时,还俘虏了大量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人和民众,美国国内的媒体对这些被俘人员统统冠之以“POW(prisoner of war)”的称谓。可以说,“POW(prisoner of war)”这一术语的翻译最能反映这两场战争的政治性。遗憾的是,当时我驻外记者无意间站到了作为美国喉舌的新闻媒体人的立场上,人云亦云地将很多被美军俘获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无辜民众和军人翻译成“战犯”,无辜受打击国家的民众竟然成了“战犯”?这是哪门子道理?要知道,美国可是当年战争的发动者、加害方,而当时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无辜民众却是战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这两场战争都是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情况下的单边军事行动,中国当时也是通过投弃权票委婉表示反对的。将受害国被俘民众译为“战犯”于法、于理不通,与国际法不符,与中国的国际政治立场不符。后来的事实表明,先前关于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有误,美国在伊拉克最终并未找到化学武器。所谓“战犯”即发动战争的犯罪分子,“战犯”是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和道义责任的,这也是直至今日,还有日本政客妄图否认日本存在“战犯”的原因(3)。事实上,POW(prisoner of war)既可指“战俘”,又可指“战犯”,其具体含义要依原文所涉及的事实来定。显然,正是当时中国驻外新闻记者客观上没有认知到美国新闻媒体上出现的POW(prisoner of war)一词所蕴含的政治含义,从而人云亦云地将美国在“沙漠之狐”行动和阿富汗战争中抓获的当事国无辜民众翻译成“战犯”。依据事实,其时的POW(prisoner of war)应该译为中性倾向的“战俘”一词。

3. Stop lying=停止撒谎?

近些年来,达赖喇嘛屡屡到欧洲、日本、美国等地区和国家串访,进行所谓的“诵经祈福”,实为其罔顾事实、继续污蔑中国政府、企图将西藏分裂出中国的政治之旅。达赖喇嘛每到一处,便有很多海外华侨和了解事实真相的当地民众打出写有“Stop lying,Dalai Lama”的横幅来对其表示欢迎。遗憾的是,有中国驻外媒体记者因自身的客观原因,将“Stop lying,Dalai Lama”简单地翻译成“停止撒谎,达赖喇嘛”。采用“正说正译”的翻译方法是无法将达赖喇嘛自1959年从中国的西藏逃离出去后,一直在世界各地从事分裂中国、污蔑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事实的。“停止撒谎”这一译文表述更多的暗示是“此时此刻正在撒谎”,但以往是否撒谎就不得而知了。如采用英汉翻译中的“正说反译法”将原英文文本翻译成“不要再撒谎了,达赖喇嘛”则能准确地将达赖喇嘛多来来一直在世界各地污蔑说西藏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藏民受到迫害等谎言准确地再现出来。任何到过西藏、有良知、不存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包括藏民在内的西藏人民如今享受着新中国成立前无法比拟的民主、自由与发展的事实。由于译者不谙翻译技巧这一客观原因,从而使该译文未能反映原文所蕴含的真实的政治含义,译文所蕴含的政治含义随之被淡化。

(二)翻译主体的主观因素引发的翻译的政治性实例

1. 分裂=separation还是secession?

为了遏制当时愈演愈烈的台独活动,为了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2005年3月14日,我国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并正式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该法虽为一部国内法,却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如何将该法名称翻译成英文是对译者的一大考验。“分裂”二字是该法名称中的核心信息,也是翻译中的难点。一说到“分裂”二字的英译文,一般的译者便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使用separation一词,但separation一词虽也指“分裂”,但更多地指因“政治理念”方面的分歧而引发的“分裂”。台湾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的干预,如用该词,便会授自我标榜“民主”、不乐见中国大陆“将社会主义制度强加于民主的”台湾的美国以口实。令人服膺的是,该法的英译者并未使用separation一词,而是充分发挥其作为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运用比较法学知识,创造性地使用secession一词来处理“分裂”二字。因为secession意指“分裂”,不仅指组织形式上的退出、分离,还含有背叛国家的含义。1861年,美国南方11个州宣布脱离联邦从而引发美国内战(the Civil War)。为了维护美国国家的统一,美国于当年颁布了“反脱离联邦法”(AntiSecession Law)。二十一世纪初叶甚嚣尘上的台独活动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南方十一州宣布的独立活动如出一辙。译者注重美国等国家的英语读者的反映,主观能动地选用secession一词来“归化”传译《反分裂国家法》中的“分裂”二字可谓神来之笔,这是该法在颁布后即得到了不少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以及美国无过多、过激反应的原因之一(刘正兵,2005:35-36)。

2. Comfort Women or sex slaves?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强征了大约二十来万包括来自朝鲜、中国、菲律宾和部分欧美等国在内的女性充当日军的随军性奴(sex slaves),以满足日军的兽性。这些被迫充当日军性奴的妇女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她们身心受到非人的摧残,很多人因此死于非命,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在战后承受着受人歧视、终身不育、病魔缠身等身心痛苦。然而,面对这样一群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战后的日本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歉意。相反,时至今日,日本的不少政要、媒体仍玩弄文字游戏,发挥作为翻译主体的主观政治性,在国际上始终坚称这些日军随军性奴并非性奴隶(sex slaves),而是将其称为所谓的“慰安婦”(Comfort Women),辩称这些人是自愿慰劳日军的妓女(prostitutes),最近甚至发生了日本政府试图迫使美国教科书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公司修改关于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慰安妇”的实事描述的事情(4)。日本将性奴(sex slaves)轻描淡写地描述为“慰安妇”(Comfort Women),甚至连“慰安妇”(Comfort Women)的存在也要加以否认的做法是对已为数不多的幸存“慰安妇”的再次伤害,是对历史实事的公然蔑视,是懦弱的民族心理的表现。就像南京大屠杀(Nanking Massacre)不容否认一样,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即性奴(sex slaves)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日本有关政要和媒体玩弄翻译主体的政治性粉饰其在二战中犯下的反人类罪的图谋不会得逞。

(三)翻译主体的主、客观因素共同引发的翻译的政治性实例

1.“黙殺”→“ignore it entirely(对其完全不予理睬)”→“re-ject it(对其予以拒绝)”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签署《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在该公告签署的两天后,即1945年7月28日下午,时任日本首相的铃木发表的日文声明“共同聲明はカィロ會談の燒直しと思ふ、政府としては重大な価値ぁるものとは認めず黙殺し、斷固戰爭完遂に邁進する。”被当时的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通讯社翻译成英文“I consider the Joint Proclamation a rehash of the Declaration at the Cairo Conference.As for the Government,it does not find any important value in it,and there is no other recourse but to ignore it entirely ,and resolutely fight for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war.”(5)。紧接着,英国的路透社和美国的美联社又将此英译文中的短语“to ignore it entirely(对其完全不予理睬)”改写(rewrite)为“to reject it(对其予以拒绝)”来回应同盟国的敦促。后来证实,正是日本政府的“to reject it(对其予以拒绝)”这一回应坚定了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命令美国军队在1945年的8月6日和9日分别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放一颗原子弹的决心。日本同盟通讯社的译者将日语“黙殺”翻译成“to ignore it entirely”(相信是该译者的客观翻译能力所限而非主观故意所为),以及随后英国的路透社和美国的美联社又将之改写(rewrite)为“to reject it”(应为翻译主体即译者的主观故意所致)所引发的政治性影响是巨大的。因“黙殺”一词一再被误译,导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从而加速了日本的投降。据美国后来估计,有多达80万美军因此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相应地,中国和其他同盟国的众多平民和军人的性命也间接地得以保全。

四、结语

《百年马拉松》是一本充分反映了其作者所具有的翻译主观政治性的“杰作”。作者将很多与中国有关的普通事物和词语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含义。作者“‘韬光养晦’就是‘卧薪尝胆’”的翻译论调短期内似乎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兴趣,抓住了“中国问题专家”的眼球,并可能导致其对中国的战略误解与误判,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人会相信白邦瑞所谓的中国一直在欺骗美国并最终统治世界的“中国百年阴谋论”。白邦瑞的“中国百年马拉松”论调与以往旨在将中国妖魔化的“中国威胁论”如出一辙,不值一驳。正如伦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戴维·戈德曼所言:“然而中国并没有在策划接管全世界,它也并不想要全世界……中国并不想要把自己的旗帜插到国境之外,不想不自己的年轻人送去征服和保卫新的领土,或者对其他民族实施殖民统治。”(6)显然,将“‘韬光养晦’硬说成‘卧薪尝胆’”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配合美国的反华势力,响应美国当前的“亚洲再平衡”战略,鼓动美国对华实行对抗和进行战略遏制。这其中白邦瑞作为翻译主体的主观政治性得到了极大的体现。翻译实践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过程,它是一个跨文化交际活动,往往还是“一项政治活动”(费小平,2005:185)。作为整个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的政治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政治”。由翻译主体的主、客观因素所引发的翻译的政治性影响往往超乎翻译主体和客户的想象,有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受翻译主体的政治性影响而产生的译文可能有利于或有害于敌国或己国。然而,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的政治性往往较少受外界的因素所左右。

参考文献

[1]费小平.翻译的政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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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征农.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分析 篇7

二元对立认识论认为，思想作为客体的对立面，能够客观地反映客体，达到这种客观反映的工具就是语言。因此，准确性就成了当然的要求，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客观、科学性。在二元对立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传统翻译理论将原文置于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心地位，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因此，“忠实”便当仁不让地成了最高标准。传统译论一方面推崇“忠实”，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那些“不忠实”甚或“叛逆”译作的文学和历史价值。而在现当代的翻译理论中，原文的这种中心地位遭到了动摇，其地位慢慢被边缘化了。

文学翻译过程可以划分为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感悟，即理解阶段。作者和译者自身的因素对文本的理解有制约作用。第二阶段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外国文学原作，即表达阶段。无论在理解阶段还是在表达阶段，翻译活动都是与译者的主体因素紧密相连的。

查明建、田雨为译者主体性作出了界定：“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1]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处于中心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本文拟从文学翻译过程的理解阶段和表达阶段探讨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参与文本创作的主观介入。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性应该受到重视，以给翻译批评和研究提供新视野。

二、作为读者的译者

译者在翻译前首先要对原文进行细致的阅读，结合原文所描述的时代背景，力求准确理解每一个句子的真正内涵，同时也要把握原文的用词特点、文体风格等。这时他只是一个“读者”。译者作为一个读者，他所具有的社会与文化属性，如性别、年龄、阅历、文化程度、社会地位, 以及他本身所处的时代和民族文化传统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着他对作品的理解。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译者又与一般读者不同，由于承担对原文进行传达的责任，译者在阅读时，在保全原作完整性的前提下，会想方设法地挖掘作品潜在的意义，这种阅读本身具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因为译者本身是历史的人，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并且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的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发展的接受过程中才能逐步为读者所发掘。“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根据这句接受美学的名言，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判断，“一千个译者同样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阅读、理解源语作品的过程就是创造。“在海格德尔看来，存在意义转化为理解意义时，为了获取想要的东西，译者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暴力’侵入到原著中并加以分析理解。译者必须拿着他自己语言的、跨文化的、历史的武器去攻克关卡，抢夺自己想要的东西。翻译理论借鉴了侵入的说法并加以引申，认为翻译中的侵入是为了使源语更易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而对源语内容的更改，这种方法常被用来处理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3]因此，译者对原文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唯有这一过程才能使原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实现。

因此，在理解阶段结束时，译者所看到的已不再是作者的原作，而是掺杂了译者的诸多主观意愿、经过了一系列加工改造之后的半成品，是“译者的原作”了。

三、作为再作者的译者

译者对作品的读解只是完成翻译准备的第一个步骤，他还需要对作品进行阐释。译者解读和阐释文本的过程一旦完成，就转入到语言的转换阶段。经过对原作的解读和阐释，译者已将“作者的原作”转换成了“译者的原作”。这一转化是一个质的飞跃，是译者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过程。这一过程更需要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如果说在理解阶段译者的主体性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意识，是译者自己确定了的、却并未明显地张扬出来而为读者所感知到的心理活动的话，那么表达阶段则是译者主体性的实实在在的彰显。在这一阶段，译者的创造意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译作可被称为带有译者创造性的作品。译者的年龄、性别、生活时代、社会地位、地域差别等社会文化因素不但影响着他对原作的理解，更加影响到他的表达。由于语言结构的差异，文学翻译无法追求字字对应、句句照搬，文学翻译的忠实是思想内容的忠实，译者的创造性首先体现在语言形式和风格的再创作上。如《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有一个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的情节，贾母请刘姥姥动筷，刘姥姥为讨贾母开心，便站起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惹得众人笑个半死。可见刘姥姥这两句话是很滑稽可笑的。这里的幽默之处是“牛”和“刘”谐音双关，在刘姥姥口中，“牛”和“头”又是押韵的。翻译的重点和难处恰恰也正在这里。我们分别看看大卫·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的译文：

译文1:

My name it is Liu,

I’m a trencherman true;

I can eat a whole sow

With her little pigs too.

(霍译)

译文2:

Old woman Liu, I vow,

Eats more than any cow,

And down she settles now

To gobble an enormous sow.

(杨译)

看来两位译者都竭力在再现原文的幽默之处下功夫，各具匠心。霍译为了押韵，不惜改掉了原话的内容，如译文的最后一行是译者自己的创作;杨译也自行对原文作了改造，如第一行刻意添上“I vow”两词以求押韵，整齐的韵脚形式使刘姥姥的话读起来像顺口溜。由于译者个体的差异，两位译者分别发挥各自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从而也就产生出不同的译文，虽然两种译文存在明显的不同，但可以说两种翻译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达到了再现原文幽默的效果。如果译者不加入个人的主观创造，仅仅复制原文，不但幽默荡然无存，而且读者还会觉得不知所云。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再现原文的表达阶段体现得尤为突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是译者做选择、做决定的过程。“译者会根据源语文本的内容和风格、自己的翻译观等，来决定自己的翻译方式，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方法及表达方式”。[4]译者可能会增译，可能会漏译，也可能会改译，还会加入自己创造性的想象和表达。译者为了译作更好地被接受，会以读者的身份再次审视译作，以求得改进。译者此时俨然已成了一名“作者”，他已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到了作品中。这是一个主观能动过程。

比如，《红楼梦》第三十八回里林黛玉的《问菊》中的一句：“鸿归蛩病可相思?”“鸿归”和“蛩病”含有凄凉萧瑟的意味，中国读者读后会随之产生凄凉、失落的感觉，如果我们照着字面死译，西方读者则不能理解其文字背后的文化，更不用说产生共鸣了。霍克斯“叛逆性”地使用“Following the wild goose, into sleep I slid;From which now, startled by the cricket’s cry.”巧妙地营造了一个凄凉的氛围，能够使译语读者也深刻感受原文的意境。这是一个成功地体现以译语为主体的例子，它成功地达到了翻译的交际目的。

由上可知，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不是完全对等的，而是在译者理解和表达的时候，既承继了原作又增添了新的因子。如果译文比原文有所提高，原作者也会同意的。钱钟书先生描述：“林纾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写去。从翻译忠实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主体意识太强，有不守本份之嫌，但从文学的审美性来看又是可以原谅的，正是由于这种创作冲动才产生了优美的译本。”[5]

四、结语

本文只是对文学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译者的主体性进行初略探讨。实际上，译者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独立个体，却又受制于原文的客观限制，因此他需要自觉地把握原文的多重含义，同时发挥语言运用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创造性应体现在如何用可接受的译入语表达原文的内容、再现原文的艺术美。译者的主体性是必然存在的，优秀的译者应该把握好其主体性与文本客观性之间的平衡，在翻译中克制不适当的创作冲动，从心所欲而不越规，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艺术美。优秀的译文不是对原文的背叛，而是与原文殊途同归，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锦上添花，甚至胜过原文。

摘要：译者的角色是读者与再作者的统一。作为读者, 译者首先需要理解原作;作为再作者, 译者要在充分关照译文读者的前提下, 将原文文本进行跨文化转换。本文通过分析文学翻译来探讨译者在文本的理解与翻译上体现的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文学翻译,译者,主体性

参考文献

[1]查明建, 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 2003, (1) .

[2]鲁迅.鲁迅全集[C].第8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79.

[3]尹彬.从阐释学角度看译者主体性[J].学园, 2009, (10) .

[4]雷芳.论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彰显[J].新学术论坛, 2009, (12) .

浅谈翻译中的主体间性 篇8

关键词：主体间性,翻译主体,视界融合

近年来, 翻译主体与译者主体性的相关文章屡见不鲜, 人们发现译界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了译者与其主体性身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译者的主体地位。但是研究愈深入, 我们就愈加意识到, 译者主体性不仅与译者本身有关, 它与译文读者以及原文作者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既是译者主体性存在的前提, 又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影响和制约和制约着译者主体性。从这一点上看, 对于翻译的主体间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迫在眉睫。

1、主体间性的哲学渊源和含义

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的出现与哲学从主体哲学到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古代哲学是本体论哲学, 属于前主体性哲学。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 建立于主体——客体二分基础之上, 属于主体性哲学。现代哲学是主体间性哲学, 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 孤立的个体性主体变为交互主体。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é) 即交互主体性, 是主体间的交互关系, 它不是把自我看作原子式的个体, 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哈贝马斯 (Habermas, 1984) 提出, “主体间性”是整个实践哲学的核心, 它是通过语言交往, 即参与语言交往的本我和他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由多种视角组成的系统整体, 从而在语言层面上形成的。他还把主体间性看做是三个问题的解决关键:“离开了主体间性, 就无法知道某人是否在遵守一条规则;离开主体间性, 就既不能形成‘规则意识’也不能从‘规则意识’中发展出‘原则意识’, 分化出‘价值意识’;离开了主体间性, 更无法为规则的正当性提供辩护。”

总之, 我们可以看出, 哲学上的主体间性主要针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问题, 其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类的关系问题。而翻译活动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拥有自己的特殊性, 翻译的主体间性并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现实交往问题。翻译面对的是一种跨时间、跨空间的不对称交流, 这是一种时空错位的交往类型, 即作者与译者的非共时性沟通。翻译的主体间性除了指作者, 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外至少还包含以下三点:1) 翻译的学科性质是主体间性的;2) 翻译的方法论是主体间性的;3) 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体现了一种主体间性。

简言之, 主体间性, 即交互主体性, 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 相互作用, 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中所体现出的内在属性。对译者主体间性的往往伴随着翻译规则的颠覆和译者主体性的无限放大, 而翻译本身也将失去意义。

2、谁是翻译的主体

讨论主体间性, 首先要明确:在原文作者, 译者和读者三个“人”当中, 谁能称得上是翻译主体?许钧教授将这一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 他说:“从目前我们搜集到的国内外有关资料看, 对‘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 大致有四种答案: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 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 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 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主体。”

许钧认为可以“把译者视为狭义的翻译主体, 而把作者、译者与读者当作广义的翻译主体。”“译作不是译家创作的客观, 而是为上述三者共同创造…”

译者的主体性地位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 既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 又体现在对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等等各方面。因此, 我们反对“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 认为三者都是翻译活动的主体, 缺一不可, 应放在同一层面, 以便相互交流和互动。

3、主体间性的实现

3.1、译者和作者的对话

译者面对的虽然是文本, 但文本不仅是作者主体的创造物, 而且是作者主体的一部分, 体现着作者的创造主体性, 对文本的理解不可能离开对作者主体的理解。傅雷在《给罗新璋的信》 (1963.1) 中曾这样写道:“译事……第一要求将原作 (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 化为我有, 方能谈到迻译。”在动手翻译文本前, 译者不仅要尽可能地深入了解和把握该作者、作品所属时代的文化、社会乃至风尚习俗, 以及作品中描写生活所处的那一段历史, 而且要对作者的生活观念、艺术观点、意识形态倾向、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等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透彻的了解和研究, 只有全面透彻地理解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的内涵和风格, 译者才能翻译出符合“信达雅”原则的译文。然而, 对于一个合格的译者来说, 在对原文文本的阐释和理解中, 尽管他竭尽全力忘掉自我, 全身心地投入理解原文文本和原文作者, 但是译者也是一个活的客观存在, 受其人生阅历, 所处年代, 其对待翻译文本的不同态度、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还要考虑现实读者的接受水平和需求, 译者不可能不带任何一点主观色彩, 纯粹客观地参与到译事当中。从这一点上看, 同一译者的译文在风格、内涵、艺术特征、甚至内容等方面与原文产生某种偏差是自然的, 而不同译者对同一原文文本的翻译有所差异更是不可避免的。在译本既有原作者的风格和痕迹, 也有译者的风格和再创作。因此上译作是一部经过再创作的作品, 汇集了原作者和译者的生命要素, 以一种新的生命形态存在于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

3.2、译者和读者的对话

只有拥有读者, 译作才具有其生命力。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为了读者, 因此读者也是各项文学活动文学创作的能动主体。他们也在积极地介入和参与在翻译实践中。在不同的时代, 读者因其接受水平, 自身阅历和审美趣味的不同, 对译本有着不同的期待与评价。只有通过对话, 译者才能体会到译文读者的水平和阅读层次 (性别、年龄、社会背景等等) , 才能最终确定采取哪一种语言形式和语言级别来翻译。例如几年前许钧教授发起的关于《红与黑》的读者调查结果表明, 中国的文学翻译读者还是希望读到那种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译作, 而不是那种中国味十足的译作。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译者在翻译作品时必须要考虑译文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审美期待和接受心理, 尽量以恰当的手法传达出原文文本中的差异性特征。

说到读者, 其实对于原作来说, 译者首先也是一个特殊的读者, 他可以也可能站在读者的立场去体会读者的需求, 解除读者的困惑, 从内容到形式把灵感启迪和思想冲击带给读者。

4、主体间性在翻译中的必要性

翻译活动, 特别是文学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主体, 不是孤立的主体, 而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由于语言、思维与现实的参照方式发生了变化, 也由于涉及翻译各个层面的差异的客观存在, 翻译中各个主体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要协调好各主体间的关系, 就必须提倡人与人的“交往理性”, 即形成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话语交往关系, 从而达到主体间的“视界融合”。所谓视界融合, 是指解释者的历史理解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 他对过去的理解总是包含着自己对当前情况的理解。然而, 解释者的视界又不是凝固不变而是动态开放的, 当前的视界可以扩大到包容过去的视界。视界融合在某种意义上, 是为了保证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在目的语中得到再生, 获得目的语读者的共鸣。因此, 作为特殊读者的译者, 其基本任务之一是要通过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 让翻译活动涉及到的诸多视界达到融会贯通, 最终达到主体间的交流与沟通。

5、近年来主体间性研究新的发展及结语

翻译中的主体间性理论是最近几年比较热的研究点, 也是译坛广为大家关注的新趋势新动向之一。与孤立地研究翻译主体性相比, 研究主体间性对于揭示翻译的根本特征, 体现翻译的现实价值, 诠释翻译方法的合理性等更有实际意义, 同时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中译者是“隐形人”和“传话者”的看法, 彰显了译者的主体地位。

主体间性理论有力地推动了翻译研究向前发展, 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陈大亮在《谁是翻译主体》一文中阐明了主体间性的内涵;杨柳提出“间性文化”论, 认为通过“间性”的建立, 翻译使不同语言、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之间达到相互对话、相互依存的目的。田传茂、程以芳根据主体间性、文本间性与文化间性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交叉关系, 把“复合间性”的概念引进翻译领域, 使主体间性走向多元。徐岚从范式角度界定了译者的主体地位, 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让理性由“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王建平认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新趋势, 并提出了为顺应这一新趋势翻译工作者应该努力的几个方面。李明把主体间性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学作品的复译问题, 探讨了复译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陈历明首先指出了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译者中心的“中心局限性”, 然后从巴赫金的“复调的对话”视角探讨了翻译中的主体间性关系……

翻译活动的三大主体: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在平等的前提下各自发挥主体性并相互对话。一项成功的翻译实践, 需要他们之间高质量的平等互动的对话, 需要他们深层次的“视界融合”。我们相信, 翻译的主体间性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将得到更多关注。

参考文献

[1]、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 2004, (2) :3-7.

[2]、段成.《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的主体间性》,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1.

[3]、旷剑敏.《从林纾的翻译看翻译的主体间性》,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年11月。

[4]、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 2003, (1) .

[5]、许钧《, 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 译林出版社, 2011年1月

[6]、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4) :294.

论文化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 篇9

关键词：翻译文化,主体地位,文化属性

1 翻译文化中的语言属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是在特定的环境和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的。一定的语言总是历史地和一定文化相关联。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即文化个性, 不同文化之间自然会呈现不同文化形态, 而这种文化形态差异反映到语言层面上, 则表现为语言差异。

民族文化词汇打上了自己本身独特的印记, 具有民族深层文化传统。语言呈现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 语言中蕴藏着一个民族丰富的文化价值及独特文化意义, 语言的使用也因此无时不在地展现着使用者的文化特征。

对语言层面各要素的理解过程, 又有文化的参与。翻译是一个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人们不可能游离于语言的主题、内容、风格等文化属性之外, 而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去开挖语言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以及去调动译者自身的文化积淀, 这便使翻译这一过程充溢着文化气息。以翻译文学名著为例。世界幽默大师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 (Mark Twain) 的作品语言简练, 文字精巧, 字字珠玑。他的美式幽默 (American Humor) 渗透到他的大多数作品当中, 如两部杰作《汤姆?索亚历险记》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The Adventures of Huck Finn”) 等作品。如要翻译他任何小说都需熟悉其背景、写作风格、语言特点等, 也就是说译者需具备文化功底, 否则原文文化意蕴的再现就是镜中花, 水中月。《百万钞票》 (“One Million Bank-Note”) 就可一斑见全豹。其中有一段精彩刻画, 小说有一片段描写饥肠辘辘的“我”想拣起路边一只遭人丢弃的梨子充饥的场景:

But every time I made a move to get it some passing eye detected my purpose, and of course I straightened up then, and look indifferent and pretended that I hadn’t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pear at all.This same thing kept happening and happening, and I couldn’t get the pear.I was just getting desperate enough to brave all the shame, and to seize it, when a window behind me was raised, and a gentleman spoke out of it, saying:

“Step in here, please.”

这里马克吐温的幽默来自故事本身“我”欲拣地上的一只梨以果腹时表现出的踌躇、茫然、尴尬和窘迫, 但依笔者看, desperate译为“无可奈何”, 似巧而实拙, 它表示由于绝望而导致卤莽, 且最后表现出轻率、野蛮或狂乱等行为, 与despair失望, 绝望内涵意义不一样, 成语even a worn will turn (逼人入绝境, 蚂蚁也拼命) 正好表达此意;而brave all the shame如译成“不顾一切体面”, 仅是表层转移 (surface structure transfer) , 未得其赅意, 无能进入深层结构 (deep structure) , 知其形却无法得其神, 原文的幽默感在译文中难以体现。

笔者试译以上段落为:

可是我每次刚俯身拣梨, 便有行人识破我的企图, 当然我只得挺直身子, 佯装无事, 仿佛压根儿没打那只梨的主意。此情此景, 终而复始。梨儿终究无法得手。我正想铤而走险, 置老脸于不顾, 一把抓起那只梨。却不料背后的一扇窗户打开, 一位先生从屋里喊着:“请进吧!”

笔者译文着力挖掘马克吐温天才的幽默, 尽力再现“马氏风格”, 重点传播美国文化。

以上例证足以说明原文语言文化蕴涵开拓和丰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双语文化探讨的行为, 实际上就是翻译过程中文化属性的鲜明体现。

2 翻译之研究的文化属性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总要打上译者的时代及目的语社会文化烙印。因此, 译者在译介异域文化时, 势必受到目的语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和影响, 特别是目的语意识形态、诗学和文化万象的制约和影响

翻译实践在东西方文化发展中扮演了其重要角色,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故翻译文化发展为一门学科———翻译学 (translatology) 或称为译学 (translation study) , 翻译文化研究逐步被世人接受, 是世界各国学者所共同研究的课题。翻译研究不再是单纯从语言入手, 取而代之的是从语言学到文学, 再到文化学, 乃至国际政治学的转向, 即文化转向 (culture turn) , 其探讨重点相应经历了从源语到目的语、从规定性转向描写性的蜕变过程。

国际著名文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 在1996年去世前著作等身, 涉及的论者多是翻译理论, 如《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语境中的实践与理论》、《翻译、改写及文学名声的摆布》、《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集》等, 他强调和颠覆了翻译研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 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 认为翻译史是一种文化影响另一种文化的历史, 提出了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问题, 即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本身, 而应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 尤其在他的翻译教科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语境中的实践与理论》提出了书的主题:翻译实际上是文化融合, 深入探讨了文学翻译研究三个领域, 即过程、译作和接受, 注重研究译作 (translation) , 突出了翻译的外部研究和宏观研究, 与语言学派从事翻译内部研究和微观研究、注重翻译过程 (translating) 的理论观点并驾齐驱, 相互补充、相互兼容, 使翻译研究引向深入。

最近翻译学科又有重大突破, 翻译理论家斯奈尔?霍恩比 (Mary Snell-Hornby) 在2006年出版的《翻译理论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觉》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一书中提出了最新发展动向和特点的两大转向———实证转向 (the empirical turn) 和全球化转向 (the globalization thrn) , 使翻译文化研究更上一个高度, 翻译学研究范畴和视野显著扩大。上述学术界的研究走向充分说明翻译的研究行为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 并确立翻译文化研究的定位、各国多元文化蕴涵的开拓和对科学文化知识与信息的扩展与拓宽。

3 翻译具有文化属性下的经济特性

在市场经济形势下, 一切文化意识形态都具有经济特性。如文学创作、影视制作、美术、音乐及戏剧, 甚至饮食文化, 无一例外都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 并且参与到文化市场的运作之中, 而作为文化行为浓郁的翻译学, 无一不是渗透着翻译本体所蕴含的文化性。因此, 翻译具有经济特性, 正是各种文化形态的一个共同特征, 并非翻译所独有, 只不过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中, 人们正视了并揭示了这种早已存在的属性罢了。

翻译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行为, 其文化属性是首要的, 第一位的, 是其本体属性决定了它的主体地位, 经济特性只是翻译文化行为中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而已, 其特殊点在于, 只有在投入市场运作中时, 经济特征才显现出来, 在没有进入市场之前, 其经济价值不过是文化行为所具备的一种必然的正常投入。譬如, 一位翻译家创作一部翻译作品, 就需阅读、查找与源语作者相关资料、文献, 还要透彻理解源语等, 这些都要有智力、耐力和时间等的投入, 还不包括复印或上网所需的费用。翻译的作品也是一种投入, 和任何文化行为一样, 当你的成果没有进入出版市场或交易市场之前, 那不过是一种纯文化的存留, 它将束之高阁, 仅仅可以进行没有经济意义的文化欣赏或交流。但是, 一旦这些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进入出版市场或交易市场, , 如译著出版了, 翻译费支付了等等, 无论是作为文化形态本身, 还是阅读或收藏翻译作品等文化行为, 此时文化属性下的经济特征凸现出来, 成为一种市场行为。这时投入就有产出, 而其中的投入与产出的不同比例, 就产生了增值与利润, 这就形成了文化行为中的经济行为。其实, 这是本来就存在于中的经济特征发生了作用。这个作用产生的重要条件, 就是进入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分析翻译文化属性并不意味着忽视或抹杀它的经济特征;相反, 我们说翻译的经济行为, 其实那只不过是翻译这种文化行为中的一个正常的必然构成。因此, 人们争议的关于翻译的文化性与经济性, 其实是统一的, 没有矛盾的。而这种统一的重要前提是, 要认识到翻译的文化属性是第一位的, 是本体, 是主体;经济特性只是翻译这种文化行为中所蕴含的一个要素。从这一点出发, 我们就可以确立翻译的文化性质。同时, 也兼及到翻译本身所具有的活跃的经济因素一面, 从而达到我们从建构先进文化的高度去认识, 去协调, 去引导翻译活动的方向。

4 文化在翻译中主体地位的确立

综上所述, 我们得出了翻译是一种文化行为的结论。因此, 就要明确确立翻译的主体意识, 那就是:翻译是一种从根本上就具有的文化属性的研究行为。

正是基于这一点, 纵观我国翻译活动的开展, 就有了一条鲜明的主线, 那就是强化文化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 从构建和谐社会高度, 将翻译活动与先进文化联系起来, 体现出对于翻译活动文化属性的开拓与弘扬, 引导广大翻译工作者认识翻译的文化性质, 从文化角度调动知识分子的翻译兴趣, 从文化参与的高度确立活动的宗旨与形式。同时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 我们应善于吸收其思想文化养分, 同时保持相当高度的本土意识, 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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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主体 篇10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旅游景点资料；文化差异

[基金项目] 宁波大红鹰学院校科研基金项目立项编号1320131041，项目名称：基于译者主体性宁波景点资料翻译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128-1

翻译研究由来已久，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而景点翻译的研究却还处于较年轻的阶段。在旅游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现实中，景点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交流和传播文化的媒介，因此景点翻译的研究有着实用的价值和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并对翻译研究的发展也有现实意义。

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为了提供简洁有效的信息，使游客在轻松的旅游中加深对景点文化内涵的理解，对于国外游客，旅游资料的恰当翻译十分重要。然而我国对旅游景点的翻译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这些旅游景点资料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较大，不恰当的翻译资料会令外国游客不能理解，甚至误解其中的文化内涵，从而无法达到旅游预期的目的，实现旅游的价值。此外，专门以旅游资料翻译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不多，对旅游资料翻译的特殊性做过分析的也甚少。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无疑是最活跃的因素。但是纵观几千年的翻译史，可以发现，译者的身份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被忽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在翻译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被加以确立。翻译研究的一大发展就是译者主体性的提出及相关的探讨，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优秀的景点翻译作品离不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通过分析，结果表明：一，旅游资料属于一种诱导型文本，旅游文本的翻译的目的应该具有既能够为游客介绍景点知识，又能够传播文化来吸引游客。其主导功能是感染功能，信息功能则起着辅助主导功能实现的作用。二，旅游资料的翻译是一项目的性极为明确的交流活动。其英译目的在于传播我国的旅游资源及文化，吸引国外游客前来观光，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三，在旅游资料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还应顾及到译文接收者对译文的期待以及译文的传播媒介等因素。

根据功能理论，翻译过程取决于文本功能或翻译目的，同时也受翻译行为中主要参与者（如委托人、译者、译文接收者等）或翻译要求的影响。在旅游资料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遵循四条规则，充分发挥主体性：一，译者要充分考虑到译文的接收者对中国景点文化背景的认知水平，使译文能理解；二，译文要注重内容的信息性和有效性，能激发译文的接收者的兴趣；三，译文应力求语言准确；四，译文宜传达景点中国文化元素的内涵。因此，译者在翻译旅游资料时“要做到准确、通俗、明晰，译文要有吸引力，能雅俗共赏，使各种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均能易于理解，乐于接受”。此外，译者应该要注意旅游资料中的文化差异，尽量使用外国朋友能接受的语言来处理景点资料中的文化差异。为了在文化吸引力的动力条件下使读者阅读旅游资料，译者要通过发挥主体性对传递给未来读者的信息加以调整，这样读者才不会遗漏关键信息，或者感到内容太难。译者有责任缩小、消除由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导致的文化障碍，他们是旅游翻译中的精髓。

旅游资翻译的质量不仅影响旅游事业的发展，而且会影响中国在世界的旅游形象，其作用举足轻重。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旅游资料中的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以达到旅游资料功能的发挥和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译者需运用适当的翻译方法，至于策略，则需根据旅游资料的语言特点和中英语言文化差异，采取直译、意译、直译加意译、省略、添加、解释、借用和改写等多种翻译方法相结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变通。

在翻译旅游资料时应遵循以下原则：（一）以旅游文本的目的为导向，介绍景点知识和传播景点文化。（二）旅游资料中的文化信息尽量保留，这样才能达到旅游文化交流的目的。（三）以译文接收者的语言习惯，接受能力和审美观为准则。“译者不能生搬硬套目的语读者不熟悉的原文文化和审美信息，让读者屈从就范于原语的文化和审美思维，这样虽然表面上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信息，但实际上达不到旅游宣传推介的目的。”（四）采取灵活有效的跨文化翻译策略。恰当的跨文化翻译策略是保证前三点原则实现的有效手段，使译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译者主体性对旅游资料翻译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环节。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对于旅游资料的翻译本质、翻译过程、翻译批评以及翻译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翻译实践活动中有意识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抑制、克服其被动性来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的固有属性，它体现于译者的自主性、目的性和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在景点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例如，译者结合文化创造性的进行翻译，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重构，从而创造更好的翻译作品。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旅游翻译探讨[J].上海翻译，2007，（1）：31-34.

[2]张宁.旅游资料翻译中的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2000，（5）：54-56.

[3]谭丽君.旅游景点名称的汉英译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4]李雪.文化差异视野下的旅游资料英译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1.

[5]张玮利.旅游景点宣传资料翻译浅议[J].前沿学术论坛，2010，（6）.

论双语新闻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篇11

一、新闻翻译中的主体性

王玉樑认为:“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 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 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1]。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主体的自主能动性, 并因其能动性的特殊性造就了不同主体各自具有差异的主体性。“主体性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2]。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具有其主体性, 受多方面制约。新闻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不仅受双语特点的影响, 还要受文化政治背景的限制。而“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3]。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需要对客体文本进行认知体验活动, 并要充分把源语国家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的特点转化为目的语人们能认知的共同体验。因此, 从事新闻翻译, 译者一是必须要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和一定的政治敏感度。因此,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于新闻源的理解, 不仅是人脑中的空间抽象概念事物, 而且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映射、合成、组合和整合的过程。二是对双语的掌握程度。三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有效工作。

二、新闻翻译中主体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存在主义理论的思想家代表海德格尔认为任何阐释者都会嵌入到阐释客体中去, 成为阐释客体的一部分。在新闻公开前的信息处理过程中, 有多主体参与其中。这些参与者有记者, 编者以及译者, 每一个主体都有其自身的主体性。在完成整个新闻翻译的过程中, 所有主体都有各自的新闻重点, 而交流与协商的主体间性使得新闻翻译体现出其多主体性的特征。

1. 意译。

尤金·奈达认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 双文化甚至比双语更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直译不是万金油, 也有可能因为主客观原因, 直译会出现错误。在《扬州晚报》2011年3月11日A14版, 标题:“酒后偷骑电动车, 撞了”, 译者翻译为“Crash fter drunk driving”, 这样直接的翻译方法从中文看似乎可取, 可是在西方表达中, “酒驾”可以用“under the influence”表达, 这说明有时在译者看起来合理有效的翻译, 是因为对目标语文化及习语的欠缺造成译文的不合理或不准确。由于在不同文化社会, 人们面对同一种说法, 其感受和联想未必相同。若译者对表达没有十足掌握的时候, 译者还是采用了意思翻译, 尽管不甚地道, 目标语读者依然可以读懂其中意义。为了避免文化差异在双语间引发的文化断层和双语受众的误解, 新闻报导的翻译处理中常采用“意译”。2011年2月23日《扬州晚报》A13版的双语新闻, 标题:“停车不到位, 竟遭泼粪Careless parking brought bad luck”。在新闻标题的翻译中, 译者未翻译出“泼粪”, 而用“bad luck”在新闻部分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具体介绍。这体现了译者自身的翻译策略。然而“careless parking”并未充分体现“停车不到位”, “careless”只能表示“粗心的, 疏忽的”, 而“停车粗心”并不能与“停车不到位”直接对等。鉴于新闻主体中说到“该车所停的位置并不是正规停车位”, 属于违规停车, 笔者认为“illegal parking”在此处会较为合适。

2. 省译。

有时因某些主客观原因, 为了实现在不违背某些要求原则的基础上依然能有效传递信息的目的, 译者可以在翻译活动中适度地发挥主体性, 紧密联系源语新闻和译文材料, 为受众提供他们感兴趣的信息点。所以, 当一些不重要信息可能会影响读者理解或不影响信息传递时, 译者可做适当删减, 使译文更加贴合目的语受众的阅读习惯。在《扬州晚报》2011年4月6日A12版的双语新闻“9旬老太家门口迷了路Old lady lost near home”中译者对这段文字的处理采用了一定的省译策略“老太就住在淮左郡对面的星都芳庭, 仅有几步路的距离, 但这位老太却没能记得住。”翻译文本是“It turned out that the lady lived quite near.She just forgot her way.”译者在此处将住处“淮左郡……”, 直接用“lived quite near”家住得比较近一笔带过, 没有直译。《扬州晚报》4月18日A13中“‘烟花三月’桂花开Sweet Olive Blossoms in Flowery March”的新闻翻译中, 也有类似情况。原文中省略了对“桂花分金桂……等品种”的翻译, 省略的原因在于对桂花种类的知识性摄入及不可瞎译错译的基本性问题。第一个例子来说, 家庭住址的信息, 对于中国本土读者来说是熟悉的, 但是译文的此类信息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在译文中将这些信息翻译出来无疑会占据版面并使译文累赘冗长。译者应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习惯。而在第二个例子中, 桂花种类的甄别非常专业化, 属于专业植物学范畴。译者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要求交稿, 这类词汇的确实需要借助专业辞海, 操作起来极其耗时, 因此, 鉴于新闻的准确性, 译者选择在此忽略相关词汇的翻译。而这样的做法并未影响整体新闻的阅读与理解。在此处的省译是可取的。

3. 重组。

由于中英文的用法差异以及文化差异, 在表述新闻的时候会有信息安排上的差异。比如原文:据了解, 张老太60多岁, 平日与老伴一起在敬老院安度晚年。11日上午, 她只身回了一趟娘家。当12日下午步行返回路过龙虬镇唐高墩村时, 因为岔道口多自己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过往的热心路人发现老太神情不大对劲, 急忙拨打了高邮110报警电话。民警发现张老太的口袋里有张纸条, 上面清晰写着其为张轩朱家人 (现为龙虬镇兴南村) 。开发区民警立即与龙虬镇派出所民警取得联系, 得知张老太确为该镇敬老院老人。随后, 民警们便把迷路的哑巴老太安全送回敬老院, 此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译文:It is reported that Ms.Zhang who stayed with her husband in the nursing house is in her 60s.On the 12th morning, she visited her parents’alone but lost her way when back the next day.Passer-by alled the police for her.The note in her pocket made the police quickly find her family and send her back.此段截取于2011年4月13日A13版“哑老太迷路, 民警送回家”。在这段的新闻处理中, 译者将第一句和第二句结合起来表述并修改了第三句。为避免重复, 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加以省略整合表述清楚了其中的信息。通过改写, 译文保持原意及功能一致, 并在阅读过程中, 更为流畅地道, 也更加符合目的语新闻规范。

奈达说:“优秀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它既是再现, 又是转变”[5]。在做新闻翻译时, 译者应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在适宜的情况下做出妥帖的变通, 既可以迎合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 又能在最大程度上不违背原文真实意图。在此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 努力达到源语认知水平与目的语认知水平之间的最佳平衡, 确保译文能够充分体现原文的真实意图和内在含义, 并不扭曲原有事实和数据, 这应是国内新闻英译从业者们所具备的专业素养。

参考文献

[1]王玉樑.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天府新论, 1995, (6) :35.

[2]王玉樑.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天府新论, 1995, (6) :38.

[3]查明建, 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 2003, (1) :22.

[4]Nida, Eugene,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