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

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通用6篇）

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 篇1

摘要：1839年林则徐组织编撰《四洲志》期间首次提到“莎士比阿”, 应该说是莎士比亚在中国译介和传播的先声。莎士比亚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文化传播研究, 无疑为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融合搭建了重要的平台。

关键词：莎士比亚,译介,文化影响,百年历史

莎士比亚的作品以极大的魅力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度的翻译家, 经过一代又一代翻译人士的努力, 莎士比亚的文学精神和文化影响已经生发出不同角度的诠释。对莎士比亚作品在不同时期的翻译, 在于时代文化的需求和时代文化精神的投射, 结合不同国度和时代的审美向度, 莎士比亚文学从19世纪以来在中国也走出了色彩斑斓的译介之路。

一、莎士比亚结缘中国

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触, 开始于19世纪中期, 当时正值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 “西学东渐”的采撷探索中, 在林则徐负责编撰的《四洲志》中提到了莎士比亚, 这可以看作中国文化界结缘莎士比亚的先声。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并没有掀起大规模的译介莎士比亚的浪潮, 莎士比亚的名字只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文章中间断性地被提及, 英国的传教士慕威廉在《大英国治》中曾有提过, 莎士比亚只是限于对英国文化的传播中的一个符号化的标志而存在, 但对于其人和作品, 中国人还知之甚少。从首次提到莎士比亚其名, 到对莎士比亚的宣传介绍经历了几近60年的时间。这与文人选择和兴趣无关, 与中国在清末的社会状态密切相关, 摧枯拉朽的末世帝国, 变革和声讨之声此起彼伏, 而王朝的统治者反而加紧了欲盖弥彰的举措, 时值19世纪末期, 迫于内外交困的压力, 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1896年, 有关莎士比亚的生平介绍, 才出现在《西学启蒙十六种》上面, 这本书是由上海著易堂书局刊印的, 这时候, 莎士比亚是国人界定的与启蒙和新思想有关的内容, 因而才被作了仅有的简单介绍推介出来。

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影响力在中国的开始, 要从中国近代文明戏说起。寄希望于戏剧宣传启蒙思想, 以引发社会改良的近代有识之士, 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走进中国, 可以说是意义重大。为了区别于传统戏剧的唱念做打的固有模式, 对于西方话剧表演的学习和宣传是近代文明新戏的形式化的实质, 在表演内容上也就理所当然地将剧本题材倾向了西方, 事实上, 莎士比亚戏剧是在中国近代戏剧变革需求中, 走进中国的。有关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 要追溯到上海达文书社出版的《外奇谈》中的十个戏剧故事, 是通过文言间接翻译完成的。以翻译家身份推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第一人, 要数通过与友人合作, 文言翻译作品的林纾了。1904年, 林纾与朋友魏易用文言翻译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 开启了莎士比亚译介在中国的专业化的新阶段。1916年, 林纾又翻译了《莎士乐府本事》, 这是一本翻译合集, 标志着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已经进入了规模化的译介过程。但从林纾等人翻译作品的标题来看, 当时, 人们对于戏剧的文体认知还并不深入, 还停留在故事和表演脚本的需求上, “诗人”、“乐府”、“奇谈”此类的文学概括方式可见一斑。

白话文运动也是中国近代的重要文化事件, 也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文学传播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林纾等人是坚持复古路线的, 所以始终坚持通过口译后转译成文言文, 然后刊印。1921年, 戏剧界新锐田汉用白话文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使莎士比亚文学的广泛传播有了可能。因为, 白话与口语系统统一, 更易于国人接近和理解, 便于莎士比亚走向平民百姓。在语言翻译障碍涤除以后, 一批翻译莎士比亚的翻译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曹未风、朱生豪、梁实秋、曹禺等人都开始涉猎有关莎士比亚的翻译内容。直至1949年, 莎士比亚的剧本译介成中文的作品达到30种之多, 除了戏剧作品之外,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等作品也都先后被翻译出来。莎士比亚“中国化”的翻译范型已初具规模, 这不仅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密不可分, 也与这一时期抱定“文学救国”宗旨的一代翻译精英的才学紧密相连。朱生豪先生在这一时期的贡献就非常突出, 其深厚的国学功底, 使他在翻译语言中体现出极具中国文化情怀的气质。

二、“莎学”译介传播的转折

新中国成立后, 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是渐入佳境的, 许多文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极大的翻译热情, 王佐良、卞之琳、孙大雨等一批留学海外熟稔翻译之事的文人均发力于莎士比亚文学, 这一时期, 也成为莎士比亚文学在中国翻译出于个人追求的重要阶段。50年代出版了方平译的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 印行6500册, 屠岸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印行达56000册[1]31。新中国的文学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阶级思想观念对于文学的辨识与评判, 不仅影响文学研究和批评, 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翻译工作。运用文学与政治关联性的文学思想指导实践的社会现实, 使莎士比亚文学的翻译和传播也蒙上了政治的阴影, 当时陈嘉的《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流露的政治见解》就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文学受政治评价标准的影响。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史诗, 在政治化评价体系存在的同时, 一部分颇具见识的文学家也在“另辟蹊径”, 极力给予莎士比亚文学传播以文学本源之路。王佐良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 就将莎士比亚文学与其背后的英国文化背景链接在一处, 明确莎士比亚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价值。“文革”十年浩劫, 莎翁作品传播几近瘫痪境地, “拨乱反正”以后, 莎士比亚戏剧在人们对“新时期”文学的体系重建过程中获得新生的机会。

1978年, 莎士比亚的译介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 《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是莎翁文学影响力倍增的标志。朱生豪整理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是中国首次翻译结集出版国外作家作品, 足见莎士比亚在中国文化交流平台的意义。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搁置于政治化的影响, 开启于新时期人们对文学内在化的追求, 在解放思想束缚的前提下, 莎士比亚文学进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阶段。1986年, “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如约举行, 莎士比亚戏剧从文本走向舞台, 并将中国的表演艺术与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紧密结合起来, 以一种包容之势, 展示出我国文学艺术界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热情。

三、走向世界的中国“莎学”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 中国“莎学”的译介和研究也具备了世界性的视野, 在世界性的“莎学”传播中也占有一席之地。1980年, 曹禺先生带领考察团参观了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 并赠送了中国译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和曹禺翻译的单行本。林同济参加了莎士比亚第19届学术代表大会, 并代表中国学者作了发言, 由此, 发出了中国在国际莎翁翻译与研究的振聋发聩之声。1984年, “第一届莎士比亚学术研究交流会”在上海举行, 创办了会刊《莎士比亚研究》, 并计划加入“国际莎士比亚协会”, 并标志着我国“莎学”研究开始进入世界[2]46。在我国“莎学”研究世界化声音愈发强震之时, 中国莎士比亚的研究也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主旋律方向, 向美学和回归文学的思路过渡。原有对莎士比亚历史剧和悲剧研究孤注一掷的局面也逐步被打破。莎士比亚的喜剧、传奇剧、诗歌等方面, 都出现了迥异于以往的研究局面。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从根本上说是为文学服务的, 这也是莎士比亚文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当文学回归到自身的评价标准中, 莎士比亚文学的传播才会符合民众对文学的真实需求。与此同时, 莎士比亚文学研究的方法, 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尤其是中外比较的方法, 应该说对莎士比亚传播具有强大推动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 这样的研究方式曾有过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研究, 这种研究将明代的戏剧家汤显祖“以情为诗”的方式与莎翁的剧情人生联系在一起, 搭建起中西戏剧文化交流的平台。而在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 比较研究的方法找到适合发展的土壤, 在方法植入的前提下, 莎士比亚文学的研究内容向学科化的方式转变。

影视等多种传播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使莎翁的文学具有了更为广阔的传播载体, 将莎翁文学的译介语言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转化。在以网络为主体的新媒体的出现, 更是将莎士比亚文学的世界共享性推送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也开启了文化研究领域的莎士比亚研究。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影响性冲破了文学文本的束缚, 从电影荧幕、多元影响、大众文化消费、视频剧本改编等多方面去看, 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中均能看到莎士比亚文学的渗透作用。2009年, 张琼、张冲编写的《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电影研究》就是媒介技术与莎士比亚研究联姻的优秀典范, 在著作中两位学者较为深入地梳理了莎士比亚剧本改编的电影手法、艺术表现力、历史文化阐释能力等方面的收获, 为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开辟了与媒介相关的新篇章。

随着时代语言的发展, 莎士比亚文学翻译的各类“复译”与媒体“再现”情况将屡见不鲜, 将更能从时代受众心理需要出发进行展现, 也将更为清晰地体现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变迁中民族的审美方向。这也说明莎士比亚艺术具有绵绵不断阐释性,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么在每个时代就都将会呈现中国社会的“全新”莎士比亚。

参考文献

[1]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2]王忠祥《.外国文学研究》与莎士比亚情结[J].外国文学研究, 2004 (5) .

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 篇2

莎士比亚作品登陆中国大约已经有近170年的历史，在这170年间，中国的几代学者不遗余力地把莎士比亚作品以各种形式翻译成中文，让莎士比亚在中国生根成长。在当代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仍然是一个焦点问题，而且对于翻译所依循的版本非常重视，除此之外，莎士比亚作品的注释在当代中国也有相关书籍出版。无疑这些成果让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纵观目前莎氏的版本注释本及译本在中国的现状，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中版本与中译本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对于文学文本的翻译来讲，版本的选择是一个重要问题，一直都受到足够的重视。版本质量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整体美学效果，乃至对文学文本评价的方向，甚至还会涉及到译本是否与原文本思想内容一致的大问题。在莎士比亚研究中，选择莎士比亚作品的何种文本和其他文学文本翻译一样，毫不例外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中国出现的莎作译本的原作版本进行梳理后，发现莎作的目前现有的几个中译本中，由于局限于译者当年取得版本的条件，所获得的原作版本不是很优，也不一种可能就是在当时翻译时对版本问题重视程度不够，“相当多的译者忽视了莎作版本的选择”[1]，而导致译本中出现了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

辜正坤认为，目前莎士比亚的各种英文版本自莎士比亚第一个版本出现的四百年来，累积已经达到一千三百余种。而早年朱生豪与梁实秋译本依照的是牛津版，这个版本在19世纪的莎学版本中，地位实在不能算是很高的。[1]方平的译本主要“参照了欧美当代备受重视的Bevington全集本（1992年）与Riverside全集（1974年）”。[2]对于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使用那种版本较优的问题，莎士比亚研究大家李伟民教授认为“最好采用J.D.Wisonde的新莎士比亚版。”但目前引进国内的版本中未见Wisonde的新莎士比亚版。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在一千三百种众多的英文版本中，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已经为中国的莎学研究者与爱好者引进了《阿登版莎士比亚》。辜正坤对阿登版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首先从读者角度，认为这个版本主要为学术界读者和普通读者（包括学者、大学生、演员、戏迷等）之用。对莎氏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个长篇导读兼序文，其主要目的是详细介绍莎士比亚每一部作品的故事出处、剧本的基本结构、戏剧语言特色、人物的塑造、文体的风格、文本的沿革、时代背景、戏剧演出史及其他综合性莎学名家的相关评论等。《阿登版莎士比亚》的特点是注释比一般注释本详细，他认为这个版本对于中国外语界的文学研究者、翻译者和英语学习者来说，无疑是当前最理想的版本。其次，在系列丛书中，有注释方面歧义的情况下，把各家学说都呈现给读者，当然校订者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做主要是要达到评介客观的目的，和中国古典学术著作《十三经注疏》或《周易折中》的做法有点相类似。此外，对四开本以及对开本到后世数十家重要校勘本中出现的异说，《阿登版莎士比亚》把他们如实的反映给读者，这样百家争鸣的方式有利于文艺的进步，这也算是很大度的一种做法。在书的末尾部分有各类附录，这些附录往往与剧情原型相有关联，或与作品的形成有较为明显的渊源关系。而且书中的资料来源都有出处，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部分剧中还穿插有剧中格局乐谱，当时演剧的的基本构成情况等丰富内容。因而，阿登版可供阅读欣赏，也可供研究之用，对于英语学习与研究大有帮助。[3]

除过新阿登版之外，似乎在国内引进原版书系列中再没有象这样的莎士比亚引进版行世。当然现在网络发达，可以在各种网上购到国外的版本，但是买哪一个版本，没有专家学者的指导还真是个问题。

对中国学者完成莎士比亚作品注释的在中国也是寥寥无几。目前有由裘可安主持，由国内莎学研究者分单行本进行注释的一套莎剧自1984年陆续出版，到现在已经完成。但仅只这一套，远远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莎学爱好者和学习者之用。而且这个版本现在多数已经脱销，既然在网上也无法购得。另有罗益民2010年所著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名篇详注》应该是第一本中国学者完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注释本，但不是莎士比亚全部154首十四行诗。除此之外，再没有中国学者完成的莎剧与莎诗的注释本，这在中国算是一件憾事！

那么在中国到底有多少莎士比亚的译本，李伟民对其做了相关统计：不算没有经过改译、重校而冠以莎士比亚全集之名和重印出版的众多版本，仅翻译或经过改译、增补、重校的《莎士比亚全集》就有6套，他们分别是朱生豪等译（1978年人民文学版）、朱生豪、虞尔昌译（1957年台北世界书局版）、梁实秋译（1967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朱生豪等译（1997新时代版）、朱生豪等译（1998年译林版）、方平主编主译（2000年河北教育版）。[3]另一莎学研究者辜正坤认为完整的中文版《莎士比亚全集》共有4种，分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译林出版社版，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版。[4]辜正坤所提供的四种汉译版本没有给出具体的出版社与出版时间。但照上面李伟民所做的统计信息，辜正坤认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是1978年版，译林版当属1998年版，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应该是1967年梁实秋版，而河北人民出版社这一版本应指方平主编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

从以上所提到的全译本，去除以朱生豪为第一译者的重复情况来看，实际在中国的全译本仅只三套而已。对于以朱生豪为第一译者的版本，只是补充了朱生豪所没有完成的其余为数不多的几个剧以及诗歌罢了。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这不能计数为一个新的全译本。

其他的所谓的全译版本，只不过是重复翻印而已，虽然有些所谓的全译新版认为对朱生豪译本中出现的翻译问题做了相关的修订处理。

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驻足一百七十年之久，到目前为止仅只有三套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实为憾事。

当然，除过这三个全译本外，对莎士比亚剧作部分翻译的还有不少，如孙大雨的《莎士比亚四大喜剧》和《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和孙法理的《查理二世》等。

士比亚作品，除剧作外还有他的十四行诗。对于十四行诗的翻译目前约有数十种之多。读秀库中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搜索条件，可以找到97种出版书目（2000-2010(54）,1990-1999(27）,1980-1989(14）,1950-1959(2））。主要译者有梁实秋、梁宗岱、屠岸、曹明伦、辜正坤和艾梅等人。诗歌的翻译最见译者的文学功力，而且最不容易出现雷同或抄袭现象，以上六位名家相对于中国众多学者而言，从译者的数量上来看太少，即使有数十位也是不足以见出中国诗学的发达程度，因此还需要中国学者继续努力，完成更多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工作。对于莎氏的长诗而言情况也是大致如此，需要更多的译本出现。

如前所述，莎士比亚的全译本仅只三套。即使这三套全本，从翻译研究角度来看，“多年来莎士比亚翻译研究并没有引起莎学界的足够重视，甚至也没有引起翻译界的重视，没有或很少有人进行全面总结研究，已经出版的莎学著作和莎士比亚辞典对这方面也少有述及。”[1]

当前对于三套译本的研究成果，目前多是字词文字校对式的性质，不能深入到句法与篇章的层次进行，或是修辞文体方面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传统方法。鉴于这种情况，莎学研究者还得利用新的研究手段，利用现在电子辅助工具完成相关研究。对于句法与篇章层面的研究可以借助于现在计算机工具开展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以更为客观的手段与方法探讨莎士比亚的作品。

2 结语

莎士比亚研究在中国正如翻译研究在中国一样还不够发达。对于莎学研究者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更多的好的莎士比亚版本登陆中国，其次要有较好的文本注释，这样才能把翻译工作做好。有了更多的译本，中国的莎学研究才能更加的繁荣，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文学发展及语言的丰富性。

参考文献

[1]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285,273.

[2]胡开宝,邹颂兵.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J].上海:外语研究,2009(5):65.

[3]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J].北京:中国翻译,2004(9):48.

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 篇3

9月16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作为深圳优秀建设者代表应邀首先上台发言。在简短的致辞里,他以“荣幸”开始,以“努力”结束。

15年前,王传福以官办研究所的一位化工研究人员身份南下深圳创业。8年后,他创办的比亚迪汽车成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一匹“黑马”。2009年他以财富350亿元名列“胡润百富榜”榜首。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因创建其投资准则而闻名天下的沃伦·巴菲特巴菲特在2008年出手投资了比亚迪这家“自己搞不懂的企业”。现在,他正计划从千里之外的美国前往比亚迪位于中国的几大基地考察

眼下,王传福又投资2.01亿元收购西藏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18%的股份。在他的计划中,比亚迪在2015年要成为中国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到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现年44岁的王传福是比亚迪的掌门人,他依旧在扮演着一个不懈的“探索者”的角色

南下创业

最开始,王传福没有想到会做到现在这么大。1966年,王传福出生于安徽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排行老七。上初中时,由于父母相继去世,王家兄弟姐妹8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哥哥王传方不得不辍学养家。

1983年,王传福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后更名为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系。学校离旅游胜地黄山很近,但他从未去过。“我以前没去黄山,是因为我们都很穷”在回忆当年的学习经历时,王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没去黄山,是因为我们没时间。”

不过,也正是这些让王传福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这使得他更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

1987年,王传福考上了中科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研究生;1990年硕士毕业后留在该院301室工作;两年后,他被破格提拔为301室副主任;1993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在深圳成立了比格电池有限公司,年仅27岁的王传福被破格任命为总经理

在进入电池行业之后,王传福注意到了一些问题。“从日本进口的电池很贵。”王说,“还要付进口税,交货周期也很长。”为此,他专门研究了其他企业,把它们的电池拆开,了解其制造原理。他说,那是个“经历了大量试验和失败的过程”。

随后的1995年,王传福从亲戚那里筹集了大约250万元,并租了一处2000平方米左右的厂房,带着20多名员工开始生产可充电电池。这就是王所创办的比亚迪公司的起点,但就在当时,比亚迪的目标就是要同索尼和三洋制造的进口电池一争高低。

到2000年前后,王传福领导下的比亚迪已经通过自身在成本上的优势,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电池生产商,接着开始为摩托罗拉、诺基亚、索爱和三星等公司设计和生产手机及配件

2002年,比亚迪已经成为三大可充电(锂、镍和镍镉电池)技术生产领域中的全球四大制造商之一,在中国则是首屈一指。而且王传福强调,与索尼和三洋不同,比亚迪从未面对过召回电池的情况。

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以及在技术、成本等方面有了更多的积累之后,王传福有了进一步扩大创业的想法。

汽车狂人

王传福在2003年买下了秦川汽车77%的股权,从此进入了汽车制造业。当时比亚迪饱受争议,包括股东、基金方面都有很大的质疑,公司股价下跌近半,没人敢相信,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有胆量去做汽车,这对王传福来说是一个考验。

但正如王传福在电池领域的钻研劲,对汽车生产几乎一无所知的他,又开始了埋头学习。和制造电池的方式一样,比亚迪的汽车生产线也主要是靠自主创新研发。他在策略上试图借鉴在手机电池领域的成功模式,来打造一个新的汽车王国。

此外,从不墨守成规的王传福还作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就是自己发展供应链,即“垂直整合”。他认为不要过多地相信传统行业里面的一些观念,比如说传统观念一般都认为汽车业就应该走专业化生产、分工,大规模生产的发展模式,这不一定就适合比亚迪汽车的发展。

2006年10月,一款命名为F3的比亚迪轿车成为中国最畅销的轿车,销量一度超过了大众捷达和丰田卡罗拉等著名品牌。据权威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比亚迪汽车全年总销量高达448397辆,在比亚迪2009年整体高达395亿元的销售收入中,汽车业务上升到53%的比例。

同时,比亚迪还开始研发和销售备有汽油发动机的插电式电动汽车,这也使得比亚迪走到了通用汽车、日产和丰田等跨国车企巨头的前面。F3DM(表示“双模式”之意),16.98万元(优惠补贴之后的价格为8.98万元)的价格低于此前已经在混合动力领域大行其道的丰田普锐斯和雪佛兰Volt等电动车的预期售价。

至此,这个曾经备受质疑的后起之秀,已经在生产廉价电动汽车的竞赛上加速前进,超过了规模比它大得多的对手。

低调首富

随着比亚迪汽车销量的不断攀升以及比亚迪新能源车的逐渐上位,王传福和他的团队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2009年9月28日,2009年度“胡润百富榜”发布,王传福以财富350亿元名列榜首。同年11月5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王传福成为继2009年度“胡润百富榜”之后的“双料首富”

王传福一向“口气不小”,但他同时又是个行事低调的人,他不穿名牌、不开名车,也很少接受记者采访。“王传福以前是一名技术工程师,他希望通过技术革新使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更健康,财富只是随之而来的东西,并不是王传福追求的全部。”比亚迪新闻发言人王建钧这样表述王传福的财富观。

平时,王传福会工作到深夜11点甚至后半夜,每周工作5-6天。近两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技术工人”状态。每天,他都和其他员工一起到位于公司地下一层的食堂吃饭,更多的时候,他会到车间和工人一起抓研发项目进度。“在中国,我这一代人都是先工作、后生活。”王传福说。

巴菲特的老搭档芒格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他称王传福是“发明家爱迪生和经营鬼才杰克·尔奇的混合体”。而巴菲特则承诺要将比亚迪的电动车推荐给奥巴马王传福应该获得这份期许。过去6年来,比亚迪已在电动车项目上至少投入了超过10亿元,即使2009年金融危机中,比亚迪仍逆势增加近2万名员工,招收了1000多名大学生。

“我们从不对技术感到害怕。别人有,我们敢做;别人没有,我们敢想。我们始终在做一道证明题,证明技术是可以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我们想用电池技术加汽车技术,打造出电动车技术,用电动车的技术实现人类绿色的梦想。”王传福说。

2008年,王传福和其他工程师一起住在公司拥有的住宅小区里,他唯一的嗜好是摆弄一辆梅赛德斯和一辆雷克萨斯,而且出于实用目的:他把车上的发动机拆开,看看它们是如何运转的

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 篇4

一、绘画中线条情感表现的相似性

比亚兹莱的作品给人一种唯美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于他对线条的运用。在他的绘画中,线条呈现各种状态,长短直线、曲线、粗线直线、曲线、实线、虚线等,通过形式美法则的组合来表达他的情感。在他的作品中,男女的形象是颠倒的,柔美而又充满长力的曲线表现健硕的女人,刚硬而又向内收缩的表现柔弱不堪的男子。《沙美乐》是他根据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而创作的。其中《孔雀裙子》孔雀羽毛伸长的裙摆,让人联想到中国画《簪花仕女图》衣服曲线描绘下人物柔美的感觉,感受到莎乐美女性柔软的一面,但是所不同的是,比亚兹莱运用几何曲线的形式,表现出莎乐美的冷漠,头上飞舞着的孔雀羽毛,显示在这场示爱的场景中,莎乐美的强势。而中国画《簪花仕女》图以游丝轻细柔媚的线条表现出了贵族女子闲适的生活以及恬静的美感。虽然形式不同,但线条所代表的内在情感的方式是一样的。他将关于社会的伪善诉诸在线条中。莎乐美的形象代表了新时代对女权的渴望与追求。《亚瑟王之死》是比亚兹莱应邓特要求,模仿木刻画的装饰线条来表现中世纪骑士的精神,短粗直线条有种中国书法遒劲刚硬的感觉,但是他的直线给人一种下沉的感觉,表现了一种柔弱的男性形象,也代表了当时英国颓废的社会面貌。

线条是造型语言中,是用途最多,最具情感表现力的语言。唐代张彦远曾说:“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又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意即中国绘画运用流动的线条来表达其内在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比亚兹莱的插画,运用简练流畅的线条,来表达其深刻的社会内涵的手法是与其一致的。即比亚兹莱对简略线条的运用,打破自文艺复兴以来运用明暗造型的手法,用纯形式的线造型,不是景致的空间描绘,而是对物象意象动态的把握,没有繁复的物体间架,在画幅中以由线条组成的飞动形象与“空白”相互交融,构成绘画流动而空灵的节奏韵。艺术评论瓦尔克说:“后继者和模仿者从未掌握他艺术中的精华:那冷峻、清新、辛辣的线条,构图的完美协调,优美细部的惊人简练,黑白色块的大胆使用和他对敏感调和的天生感应力。”

二、绘画中空白构图表现的相似性

在十九世纪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相交会的时期,比亚兹莱的绘画是“前卫”的。鲁迅语:“比亚兹莱凭着他的理智,画出他拥有的美学思想,画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诸多的作品中,他把人物、山水、树木、花草和谐而又统一地有机结合起来,聚在一起表现某一主题或表现某一情节,而在不失表现主题或情节的范畴里,充分发挥图案装饰的效果,使作品具有浓厚而又巧妙的图案趣味,赋予人们新的审美情趣。”区别于西方传统规整性的构图,用概括和单纯的黑白方式来表现事物,这种方式接近于中国的“散点透视”。这种构图随意性很大,创作者将自己的“可见”“可知”“可感”纳入到画面的需要,带有抽象性质,正如康定斯基所说的“内在需要原则”。空白在中国画构图中叫做布白,布白是中国画特有的一种构图形式,也是表达画家思想立意的画境的需要。比亚兹莱绘画中留白的形式表达方式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布白,其实都是在通过画面空白来表达创作者的立意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柏拉图式的哀悼》集中于一角的构图,其余地方空白,即是莎乐美对约翰的无限哀悼,又是比亚兹莱内心对于童年失去的情感的悲哀,这与中国画中的“马一角”“夏半边”常用空白代表水、天的手法也是一致的。例如夏圭的《松崖客话图》,画中的景几乎集中在画面的左半部分,画中水天相接,给人一种空旷、凄凉的感觉。

空白也是对画面进行取舍的一种手段,通过概况提炼的手法,使画面更加整体、清晰、直白。《黑斗篷》整个画面舍弃了一切背景,只用简单的几何曲线黑色块面画出一个冷漠、高傲的莎乐美的形象,仿佛再说“我是一个魔鬼”。南宋梁楷《李白行吟图》空白的背景,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潇洒豪放的诗人形象以及有种仿佛可以听到潇洒耐人寻味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空白也可以调节画面的疏密关系,而且空白运用是否合适,影响着整个画面的平衡感。“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可透风,常计白当黑,奇趣乃出。”比亚兹莱的画用这句话来概括也不足为过。只是利用空白调节的方式不同。类似于唐代阎立本的《步撵图》这是吐鲁番使者朝见唐太宗的场景,画面没有任何背景中,利用人物的聚散和人物身份等级而所占有的不同大小关系来调节画面疏密的:潘天寿的《菊竹图轴》通过菊竹三五成群聚散的关系来调节疏密。比亚兹莱通过黑白色块的分割以及纹样装饰的疏密来布局画面的疏密。在“当事的女人”封面设计中,可以明显的看到通过黑白方块大小不同比例的安排来吸引观者的视线。

艺术是无国界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在艺术的某些表现形式上还是存在着共同的方面。正是由于比亚兹莱与中国绘画的相似性,所以在他进入中国之处,得到很多人的青睐与评价。闻一多先生绘制的《梦笔生花》中带有比亚兹莱的影响;叶灵凤《幻洲》受比亚兹莱的影响。鲁迅语:“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比亚兹莱的贡献也为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营养。

摘要：比亚兹莱作为19世纪最具革新的艺术家,继承传统的同时借鉴外来艺术的精华,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探究比亚兹莱绘画中黑白装饰的运用所形成的画面线条以及空间布局与中国绘画的相似性的比较,对于把握比亚兹莱艺术特点以及创新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线条,空白,黑白装饰,中国画

参考文献

[1]郭佳.《浅谈新为术运动时期奥伯利·比亚兹莱线条的为术内涵》.世界家苑,2013.

[2]林蜜.《论布白在中国画构图中的运用》.中国美术学院,2013.

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 篇5

本次行动被外媒称为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外撤离行动,无形中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被赞誉为一次“鲜活的最佳国家形象宣传片”。

当前,尽管各界对如何更好地推广“中国形象”尚存有不同看法,但细察自2008年以来的种种行动,从危机处理到国际赛事、从孔子学院到国家公关,从政府外交到公共外交,我国的国家形象推广与塑造可谓是“从无到有”,“持续发力”,正在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释放着中国的“巧实力”,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中国崭新的国家形象。

撤离行动折射新形象

对于中国这次大规模的撤离行动外媒给予了高度评价,主题大多数聚焦在“利比亚危机折射中国新形象”。有外媒评论称,中国政府在利比亚撤离本国公民的行动证明,中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多次实施类似撤离行动。一次次的行动,犹如一个个醒目的路标,展示着中国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国力,其中尤以此次行动为甚。

具体来说,中国的这次撤离行动从两个角度提升了中国国家形象:

首先,对外展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国风范。

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在金融危机的表现早就赢得了国际认可。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国际影响力、国际话语权日趋突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上体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这次中国组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撤离行动,无论是从希腊克里特岛、马耳他租用豪华客轮,还是从埃及和突尼斯租用近百辆巴士,无论是调遣客机直飞的黎波里,还是派护卫舰火速奔赴目的地护航,都堪称大手笔,其背后正是雄厚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实力的支持。我国有能力在千里之外组织大规模撤员行动,展现的正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强大。

其次,对内彰显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除了彰显综合国力外,美国《华尔街日报》还从“执政为民”的角度作了解读。该报指出,中国官方甚至高度重视在利比亚的民众通过网络向政府发出的求助消息,政府都及时作出了回应,充分体现了其“执政为民”理念。英国《经济学家》网站的评论认为,在撤离行动中动用军舰,反映出中国军队日趋重视保护中国公民海外的合法权益。

总体来看,我国的这次快速果断的撤离行动,充分展示了“国家温情”的一面,展示了危机处理中“以人为本”的负责任政府形象,再次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四个维度消除误解

中国到底要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怎样的国家形象?很显然,多年来中国一直在以下四个维度上努力,以期消除外界对中国的误解或歪曲。

维度一:和平共处

简单说来,中华文化是和平主义、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也一直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目标和准则。和平共处的国家形象,是中国最迫切需要向国际社会表达的品质,是建设良好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这也是有利回击“中国威胁论”的重要现实背景。

维度二:合作共赢

一般而言,不受约束单边行为易致一国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从而招致国际社会反感;而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则易出现双赢或多赢的结果,从而产生国家间的相互尊重。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一贯主张合作共赢,反对贸易保护、汇率战、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与提升形成了有力支撑。

维度三:守信负责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内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负责,维护本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保护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对外则要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忠实履行国际协定中应负的义务。对中国而言,守信负责尤其重要,因为它肩负着世人的期待,这种期待的大小就是国际社会认同其大国地位的条件。多年来,我国在气候谈判问题、保护海外华人权益等方面的表现,正在逐步展示了一个守信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维度四:和谐社会

在国际竞争中构建良好的国际形象,内在的自我塑造要比对外展示和宣传更重要。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面临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诸多突出的民生问题。日趋强化国内环境、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和谐发展”,将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主动出击立体宣传

细察2008年以来的中国形象推广,从危机处理到国际赛事、从孔子学院到国家营销,从政府外交到公共外交,我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推广,可谓是“从无到有”,逐步“持续发力”。

主动出击:推广“国家品牌”

从2008年以来,中国国家形象推广日益呈现“加速”的态势,这显然与全球的经济、舆论环境是分不开的。从面临的机遇上看,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在这种背景之下,2009年由商务部主导的“中国制造”宣传片应运而生。很显然,“国家公关”是中国硬实力上升后,软实力跟进的必然选择。

1月17日,一抹亮丽的“中国红”在纽约明艳绽放首部《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持续滚动播放。2月,长达15分钟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角度篇)陆续在德国等国外媒体播出。对此,有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国际形象公关”的又一次主动出击。从全球办孔子学院到强化打造强势媒体,从“中国制造”广告到“国家形象宣传片”系列推广,都意味着中国开始更自信、更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软实力”。

国际盛会:传播“文化中国”

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举办盛会就成为一国在全球阶梯上“晋级”的必要标志。为此,崛起中的国家都争相举办国际盛会。从2008年奥运会到2010年世博会和亚运会,再到2011年深圳世界大运会……这一系列国际盛会的联动,使世界持续关注中国,成为展示中国良好形象的重要契机。

我国陆续举办的几大盛会背后,使得“中国文化”开始向全球传播。如果说北京奥运会隆重掀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序幕的话,那么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现代文明和当代中国形象走向全球的华丽现身。

推广模式:日趋走向“立体化”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友富看来,国家形象包含很多方面:譬如经济形象、文化形象、安全形象、政府形象以及公民形象等等。他认为,这些形象的塑造与传播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就必须分阶段、分层次,逐步推进。从发展趋势来看,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中国国家形象,正逐渐成为一项系统性国际公关工程。

从邻国韩日的经验看,政府一直是国家形象塑造的主体。政府通过加大投入、加大合作等方式,推动民间、企业或个人加入到塑造与维护国家形象队伍中来,而中国也在尝试借鉴类似“立体化”的推广模式。

莎士比亚的中国知音 篇6

国内外数所顶尖大学向他敞开大门

徐申骏高中时曾获全国数学联赛二等奖, 上海市数学联赛一等奖, 是清华大学的自主生。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名牌院校向他发出了录取通知书。同时, 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美国西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莱斯大学、埃默里大学也向这位仅高中毕业的中国学生伸出了橄榄枝。面对国内乃至世界诸多顶尖级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徐申骏最终选择了常春藤联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

徐申骏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参加了美国的SAT考试。其实国外的这些大学并没有录取分数线。每个大学的录取都是看一个学生综合能力的高低。我觉得它们看重的还是我的经历, 我的课外活动经历比较丰富, 而且比较具有说服力。

注重文理平衡酷爱旅行探险

曾经在理科竞赛场上出类拔萃的徐申骏更注重的是文理平衡。“我常想, 自己花了十年的时间在理科竞赛上, 大学里应该学习一些人文素养的东西。”他对地理、地球科学、环境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第一学期, 选修了数学、物理、文学、写作、人类学、历史、政治科学、地理学、地质学课程。

徐申骏还透露自己是徐霞客的直系后代。“我比较喜欢旅行、探险。可能基因遗传吧。”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有人问他在哥大学习紧张吗?

他说:“应该说非常紧张。但学习成绩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就像我不在乎SAT的分数一样。人生不是一道数学题, 远远大于GPA, GRE分数, 年薪几百万这些数字。”

徐申骏是哥大校报spectator负责校友事务的staff, 同时也做web design director, 还在哥大admission office里做志愿者, 并且参加了一些学生团体。他和他的同学正忙着做global china connection项目。“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联系纽约的各个高中, 说服美国高中生来中国交流。每说服一个人我们能拿到200美金的commission。我们联系了纽约380所中学, 给对方写信, 打电话, 还去感兴趣的学校做presentation。”

很多同学活跃于各种课外活动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培养自己的交流能力和领导能力, 对此, 徐申骏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样不好。其实不能用有用没用的标准去衡量你要学习的东西, 在它发挥作用前你永远不知道它有用还是没用。”

学业为先

在徐申骏看来, 学业永远都在首位。

“其实大学里我并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活动上, 还是多学习点东西。我之所以说本科多学点东西是因为以后的发展并不是取决于你的人脉多么丰富 (当然部分取决于这个) , 最重要的自己的实力。就像奥巴马吧, 他是哥大本科毕业的, 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了解到他在哥大也不是太注意人际关系。he said, he decided to buckle down, 认真学写东西。他那时天天泡在图书馆, ‘like a monk’。”

活出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模式化的生活

对于开学后的选课, 徐申俊有感而发:“许许多多人都一股脑涌向经济专业、金融工程, 等等。一心向钱看!不能说拜金主义, 至少也是功利、实用主义。每个人都要面临现实的压力, 他们这样做也本无可厚非。一个人有两种活法:现实的、世俗的;精神的、超越的: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徘徊于两种逻辑之间, 就痛苦了, 比如说我, 不过还好, 我慢慢走出来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也都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我觉得青春应该用来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不是上来就屈服于社会的压力。即使哪天发现现实的压力迫使你无法继续, 再回头赚些钱也为时不晚。但是这样至少我们经历过了, 付出过了, 努力过了, 尝试过了。汗水和欢笑都留在心里了。这不是白做, 这就是价值, 有朝一日这种价值会体现出来的。我今年暑假准备去加纳做国际志愿者, 春假去加州做地质考察, 许多人反对, 那可是大家用来做internship的时间啊。我不与之同道, 我要活出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模式化的生活。”

中西文化的融合与碰撞

有人问他国内外的授课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徐申俊回答:“我被录取之后边去复旦听课边复习高考, 感觉真还没什么不同, 我是说大学。当然我的教授都非常有水平。国内也有小班和讲座, 国外也是, 但是国外课程比较intense。”

在美国学习生活一开始有点不适应, 生活上的不适应还好, 主要是文化上的culture shock。我个人觉得这种障碍是无法完全克服的。我要了解美国人基本的处世习惯、规则。比方说吧, 你会在美国和一个中国哥们彻夜聊天, 谈人生, 谈未来。但你永远不会和一个美国人坐下来谈这些。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学术的 (学术可能不算肤浅) 。但是也总有喜欢思考的美国人呀, 但是很难聊起来, 其实更多是文化差异, 不是语言。很多人讲文化讲得很空。我不得不说一个sad fact:segregation是存在的。

通过对学校的culture group做过一些研究, 徐申骏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综合性的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undergrad, 比如Chinese studetns club, Korean students club。当谈到中西文化互补的问题时, 徐申骏有着独到的见解:“我们可以说很多‘需要’互补的地方, 但能不能真的互补呢, 值得商榷。美国人接受的教育从小学起就完全不同。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已经要竞选了。这种推销自己的理念根深蒂固。但是中国人是传统的低调、谦虚。这是两种没有高下之分的不同的理念, 所以不需要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