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工作人员

司法工作人员（精选12篇）

司法工作人员 篇1

目前, 基层乡镇司法所承担着人民调解、普法、依法治理、排查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基层法律服务等工作。正是这些看似简单却实际繁琐的工作, 为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从一名基层乡镇司法所司法助理员的视角来看, 基层司法工作者扮演的是公务员、纠纷调解员、法律服务人员等多种角色。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中, 只有凭借个人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法律素养才能更容易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 才能够增加调解的公信力。

一、基层司法人员职业道德

(一) 基层司法人员

狭义的司法人员通常仅指法官与检察官, 广义的司法人员则包括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基层乡镇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在通过司法部统一组织的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后, 由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考核提出意见, 报省司法行政机关审批, 即可取得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在本地区代理除刑事案件以外的法律服务业务, 并协助司法助理员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矛盾纠纷调解和其他相关的业务工作。

(二) 基层司法人员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 是指与人们的职业活动密切相关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 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

基层法律工作者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 其职业道德除比照律师的职业道德外还要考虑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而在主持人民调解时, 司法所工作人员还要充当像法官一样的仲裁人的角色, 所以笔者认为基层乡镇司法所司法助理员以及其他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应当同时参照法官职业道德、律师职业道德并遵守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

第一, 遵纪守法, 依法办事。忠于宪法和法律,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严格依法办事。

第二, 忠于职守, 清正廉洁。恪尽职守, 不得接受当事人的钱物、款待和其他经济利益, 始终保持清正廉洁。

第三, 勤勉敬业, 钻研业务。端正工作态度, 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 尽职尽责, 勤奋工作, 主动钻研业务知识, 培养深厚的法律意识, 积累丰富的法律知识, 锻炼高超的职业技能, 不断在学习中提升自己, 全面高效的完成工作职责。

第四, 公平公正, 注重效率。保证中立的地位, 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当事人, 更不能对当事人进行压制, 谨言慎行, 不激化矛盾纠纷, 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 以不正当手段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及时完成调解, 注重工作效率, 不影响当事人的正常诉讼。

二、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一) 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公信力,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使公众信任的力量。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指在人民调解过程中, 公众对调解的信服程度。人民调解作为一种延续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调解, 是一种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在实现群众自治、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法治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群众法律意识逐步提高, 在新农村的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 对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有了更高的要求。提高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就是要增强人民调解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 提高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力, 使调解协议不因当事人的反悔而变成一纸空文。

(二) 司法人员职业道德对人民调解公信力的影响

我国基层司法行政部门起步较晚, 并且发展缓慢, 特别是在北方边远地区, “两所一庭”发展相对滞后, 司法所人员配置以及工作机制不完善, 基层调解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致使人民调解的公信力难以有效提升。反之, 如果司法所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素养较高, 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威信, 那么司法所就会成为政府指导下乡村矛盾纠纷解决的主导力量。

我所工作的司法所曾经有这样两个案例, 因为当事人对调解员的信任程度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调解结果。

案例一:村民王某因遭受到家庭暴力向长甸镇政府妇联求助。镇政府妇联主席孙某带着王某到司法所进行法律咨询, 希望司法所能够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王某的问题。因为当天司法所接待王某的是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 王某始终心存疑虑, 认为派出所的民警对向她施暴的儿子都束手无策, 司法所的两个年轻人想去她家调解, 恐怕更不会有什么效果。最后仅仅是简单咨询一下便决定放弃调解, 转为向法院起诉。

案例二:苏甸村7组村民刽作伟 (化名) 因帮工搭乘同村1组村民李某的车回家, 途中该车追尾其他车辆, 致使刽作伟 (化名) 受伤。经县交通队责任鉴定, 李某在该起交通事故中负全责。后双方因医药费等赔偿问题产生纠纷, 欲向法院起诉。当事人分别向律师和长甸镇司法所进行了咨询。司法所工作人员在了解纠纷原由后, 向当事人详细的讲解了相关交通事故赔偿的法律法规, 并告知其在调解协议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调解协议即与法院判决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对司法所工作人员十分信服, 认为其提出的调解建议成本低、可操作性强, 于是双方在司法所的调解下达成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等赔偿协议, 并在约定期限内及时履行, 没再向法院起诉, 也没有产生进一步的纠纷。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 如果基层司法人员自身职道德素质过硬, 就更加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认同, 使调解容易达成协议并得到很好的履行。

三、如何提高基层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

(一) 加强基层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学习

结合个人学习、定期学习、经验交流、任职培训、晋级培训、资格培训等多种学习方式, 使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能够提高思想认识、更新法律知识、加强职业道德修养。

(二) 完善基层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制度

1. 优化选拨机制与考评机制

录用和选拨工作是保证基层司法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第一关。为了切实提高基层司法人员素质和品质, 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要求选拔人才, 避免任人唯亲。

绩效评估应避免“走过场、走形式”, 实现多渠道、多方向的系统内部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司法所与政府之间多层次的绩效评估, 同时扩大公众参与度, 让真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碑的司法工作者得到褒奖与激励。

2. 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程序

人民调解应该严格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要求和程序, 真正做到严格、规范、便民。在调解进行前要告知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提供相关法律知识的咨询。调解过程中, 不得采取任何方式或手段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 保证当事人自主表达意愿,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调解达成协议后, 须告知当事人如何申请司法确认, 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向法院提出申请。所谓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 只有在工作程序和制度上严格要求, 才能保证在人民调解过程中, 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不侵犯当事人的权利, 保证调解的公平、公正。

3. 强化基层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行为的监督

在司法实践中, 公检法机关有法定的监督机构, 律师有行政司法机关和行业协会进行监督, 但是普通法律工作者和司法所工作人员却缺乏监督。《人民调解法》所规定的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制度不但是对人民调解效力的支持和保障, 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

对于基层司法人员来说, 调解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所以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基层乡镇司法所应当建立群众对调解满意度的常规调查机制, 并使之与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估相结合, 从而有效促进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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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9.

司法工作人员 篇2

2015年我区司法行政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总书记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区委九届七次全会精神和“江改十九条”、“江法二十条”的任务要求，紧紧围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保障经济转型发展目标，紧贴中心、主动服务、积极进取，切实发挥司法行政部门在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为“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中心区”、“XX区智慧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作出新贡献。着重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着力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高司法惠民服务能力

进一步深化法律服务工作机制。围绕“主动服务、深度服务、常态服务”，全面推行法律顾问制度，进一步健全区级、街道、社区（村）三级法律顾问，着力在工作覆盖面和职能发挥上有新突破。推动服务资源下沉，建立以群众利益保障为导向的资源配置体系，将优秀律师向法律服务相对匮乏地区倾斜，推进政府主导、社会协同、覆盖城乡、可持续性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法律服务重点项目常态化机制，“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形式，组建法律服务团，主动沟通对接，精准发力，为全区“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智慧江干”、“依法治区”、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投融资等中心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进一步完善法律服务网络。发挥区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的集聚优势，加强与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三级联动，完善“集中受理、分类办理、限时办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争创省三星级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扩大法律援助申请范围，提高“12348”热线接听率，推行电话申请、上门受理等服务方式，深入社区、敬老院等困难群众集中的区域巡回受案。加强对案件受理、审查、指派的指导和管理，提高听庭、回访比例，不断完善案件质量监督机制。建立部队（团以上）、区人民法院、铁路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扩大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深化与工青妇残、看守所等部门的合作，提高民生领域和困难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水平。推进“律师进社区”工作与“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进一步融合，创新“律师进社区”活动载体，加强对社区律师工作指导，优质服务社区群众。加强与发改、科技等部门的联动，选派优秀律师主动走访企业，开展“法律体检”、“送法进企”和“诚信守法企业”创建。推进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分类指导企业开展法治建设，及时化解涉企涉劳矛盾纠纷，帮助企业提高依法经营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形成全方位、高密度、普惠制的法律服务网络。

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加强法治队伍专业化建设，建立法律专家库。找准律师行业党建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加强律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推荐优秀律师担任政府及各部门法律顾问，提高律师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比例。借助市律协落户钱江新城和省、市直所管理体制调整契机，吸引更多律所落户江干，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规模所，扶持专业所、特色所，规范个人所，促进我区律师业多元化发展。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强化律所百分制考核，健全律师诚信执业的评价、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净化从业环境。通过引进高端人才、深化培训、推优评先等方式，加快律师人才的储备和培养，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着力提高基层依法治理水平，全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加强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发挥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指导作用，进一步规范工作制度，强化矛盾纠纷受理、分流、协调职能。完善排查预警、联席联动、协商沟通等运行机制，进一步整合区、街道、社区三级调解资源，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既各自充分发挥作用，又紧密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进一步规范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建设，加大矛盾比较突出的行业、领域和区域的纠纷化解力度。加大调解人才培育力度，建立区级调解专家库，形成人民调解工作专项服务团队，提升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能力。探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逐步推进区、街道及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鼓励有条件的社区调委会根据需要聘任专职调解员。强化人民调解工作保障，落实“以奖代补”，加强培训表彰，稳定人民调解员队伍，激发工作责任感。建立季度核查通报制度，做好重特大案件调处情况报送工作，推动调解工作深入化、精细化、规范化，切实发挥人民调解维护基层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强化社区矫正人员监管。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落实社区矫正执法责任制，健全工作制度和保障体系，严格规范执法，提高刑罚执行威慑力。充分发挥“人防、物防、技防”优势，完善区社区矫正监管指挥中心与司法所、省市监管系统的衔接，积极发挥指挥中心在入矫宣告、学习教育、心理咨询、日常监管、信息采集、应急指挥等方面的作用。成立心理矫正工作室，聘任心理专家、志愿者定期进行心理咨询，开展入矫风险评估。建立1—2个区级社区矫正服务基地，利用“律师进社区”活动载体，发挥社区律师作用，配合司法所共同做好矫正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和重点人员的谈话工作，提高社区矫正质量。继续完善社区矫正救助金制度，加强对社区矫正困难人员的救助，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率控制在0.8%以内，脱漏管率控制在3%以内。不断完善帮教安置网络，加强服刑在教人员信息核查，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接收、帮教、管控、安置等各环节实行动态管理。落实帮教衔接和困难帮扶，实现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率达到95%以上，农村籍刑释解教人员安置率达到90%以上，城镇籍刑释解教人员安置率达到80%以上，本地籍五年内刑释人员当年重新犯罪率不超过2%。

推动基层依法自治。深化“法治建设先进区”创建，加大对法治街道和“民主法治社区”创建的指导，实现三级联创，在巩固现有省级“民主法治社区”的基础上，争创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村）”。注重基层基础建设，加大对社区（村）法治宣传的投入和扶持，推进社区（村）“五个一”工程，继续加强对新建社区、撤村建居社区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等普法阵地建设的指导和扶持。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引领作用，与街道联动，结合属地资源优势，打造一批基层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积极推进“星级规范化司法所”创建，进一步提升司法所建设整体水平，着力在规范化管理和职能作用发挥上下工夫。积极稳妥推进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工作，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三、着力创新法治理念培育方式，提高全民法律素养

健全完善社会普法教育机制。按照“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强化区依普办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和服务的作用，加强区依普办成员单位的协作联动，落实全社会各部门行业及各单位的普法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完善社会化普法教育机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社会资源参与普法。深化“法律六进”活动，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浙江法治宣传月等“节假日、纪念日、主题日”普法活动。做好“六五”普法特色亮点总结提炼，圆满完成“六五”普法考核验收。

强化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大力开展“学习宪法、尊法守法”主题宣传活动，深入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落实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制度，以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率先学法用法带动全社会法治理念提升。继续做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网上学法工作，举办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法治讲座，开展领导干部述法工作，组织非人大任命领导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继续开展青少年“精准普法”实践项目，进一步深化“校园法治晨会”，开展“法律进课堂”活动，提高“第二课堂”的精准性和吸引力。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普法宣传，完善“工友律师顾问团”制度，重点在劳动仲裁委员会、火车东站温馨岛、劳务市场、“草根之家”、工地等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建立宣传点。

着力提升普法教育效果。坚持理念和方式创新，把单纯法律知识普及向法律素养培育转型，以法治凝聚共识，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激活普法活力，构建互动平台，突出江干品牌。进一步发挥新媒体的宣传渠道作用，用好“一微一博”官方平台，通过“以案说法”、“以戏说法”、“以画说法”等生动形式推进法治文化的基层传播，切实提高普法教育效果。坚持紧贴中心服务大局，重点宣传“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相关法律法规，为“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及征迁回迁工作顺利推进凝聚法律共识，提供法治保障。创新拓展“楼宇普法”，开展“网络安全与法治”主题普法活动，为“智慧经济”担当法律护航。坚持项目带动，进一步加强“普法品牌”的联动打造，不断充实和完善普法项目的内容和形式，以钱江新城法治汇为引领，完善并提升“一街一品”法治项目。

四、着力抓好自身队伍建设，提高依法履职水平

加强廉政作风建设。按照习总书记“五个过硬”和“三严三实”的要求，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主体责任”，加强岗位廉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纪律作风教育，严格制度执行，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执业。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完善作风和服务工作长效机制，认真抓好整改落实。强化正风肃纪和效能问责，建立定期和不定期督查（检查）制度，集中解决机关、基层站所、服务窗口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和服务效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建立健全依法行政工作制度，完善、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夯实行政执法工作基础。进一步完善法治政府建设考核标准，积极组织开展执法评议、案卷评查和执法监督检查活动，不断提高行政执法工作水平和质量。加大执法人员执法证培训考试工作力度，提高行政审批、执法岗位持证率。加强政务信息公开，认真做好政务服务网的管理工作，做好人大、政协建议和提案的反馈落实以及信访投诉件的处理工作，接受社会监督。

健全考核激励机制。进一步健全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和工作调研制度，加大对基层单位的工作指导，及时解决基层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工作绩效考核，制定出台《司法所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司法协理员绩效考核办法》。组织开展分层分类培训，提升基层调解员、法治宣传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增强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进一步激发司法行政队伍的工作激情，焕发工作活力，有力推进司法行政各项工作落实。

2015年是“六五”普法总结验收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局之年，也是法治江干建设关键之年。今年，我区普法教育依法治理工作指导思想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法治建设系列讲话，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法治决策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进“江法二十条”工作落实，系统总结“六五”普法以来工作经验，进一步增强公民法治意识、创新发展法治文化、完善法律服务体系、加强法治队伍建设，努力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为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中心区”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一、围绕中心，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1、深入宣传中央和省、市法治建设有关精神。学习宣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目标和基本原则，深刻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宣传教育”新概念，把法治宣传教育全面拓展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凝成社会法治共识。学习宣传省委《关于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决定》和市委“杭法十条”主要内容，把握时代潮流，创新法治宣传载体，助推法治江干建设。（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区普法办、各街道、各单位）

2、大力助推“智慧经济”发展。深入推进“楼宇普法”，服务“智慧cbd”建设，为“智慧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支撑。开展“网络安全与法治”主题普法活动，广泛宣讲“XX市网络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促进电子商务企业诚信经营，提高法律风险防范能力，为我区经济稳增长、转型升级以及实现建成智慧经济发展的“四区一高地”目标创造良好法治环境。（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各街道）

3、加强“平安江干”宣传。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和中央、省、市对深化平安建设的要求，扎实有效地开展好“平安江干”建设的宣传工作。以“增强法治观念、深化平安创建”为主题，加强全社会的法治宣传教育，营造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平安和谐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着力提升全区平安创建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满意度，确保我区平安创建“三率”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平安办、区统计局、各街道）

4、积极服务城市化推进。推行“律师进重点项目”，组织法律顾问团深入征地拆迁、回迁安置工作一线，大力宣传《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发挥“河长”法律顾问作用，为依法治水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广泛开展与“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美好家园•无违建社区（村）”创建等环境整治行动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开展“信访法治建设年”主题宣传活动。（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区城管局、区住建局、江干国土分局、区信访局、各街道）

5、紧贴民生开展普法宣传。认真落实XX市2015“为民办实事”普法项目，广泛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妇女权益保护、交通安全、反邪教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试点开展撤村建居社区居民法律素质提升工程，重点宣传物业管理、消防安全、防诈骗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引导撤村建居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积极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深化“律师进社区”工作，推动社区（村）法律顾问全覆盖，打造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四位一体”的区、街道、社区（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网络。（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区610办、各街道、各单位）

二、突出重点，抓好“江法二十条”落实

6、重点加强宪法宣传。深入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在全区组织开展“学习宪法、尊法守法”主题宣传活动。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2015年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要开展一次宪法专题学习，在公职人员中开展“我读宪法”活动。将宪法和法律纳入党员干部培训必修内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法治培训。组织策划好“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落实宪法宣誓制度。（责任单位：区普法办、区委宣传部、各街道、各单位）

7、深化重点对象学法工作。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组织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学法、领导干部法治讲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网上学法等活动,中心组学法每年不少于2次。开展领导干部述法工作，组织非人大任命领导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加强对重点项目参建单位人员廉政法治教育，提高职务防风险意识。落实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为依法行政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深化“校园法治晨会”工作，推进中小学生“我们一起学宪法”系列活动（宪法主题晨会、宪法晨读、我心目中的宪法绘画、设置宪法主题墙等）。充分发挥“工友律师团”作用，重点在劳动仲裁院、劳务市场、建筑工地等民工流转或聚集地建立宣传服务点。依托“民工学校”，开展外来务工人员法治讲座、法律咨询、法治电影放映等普法活动，达到每所“民工学校”年普法活动2场以上。做好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者和职工普法工作，发挥好企业法律顾问作用。（责任单位：区政府办、区检察院、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区法制办、区人力社保局、区教育局、区住建局、各街道）

8、培育江干特色法治文化。对钱江新城法治汇、青少年“精准普法”、工友律师团等重点普法项目内容和形式进行完善和充实。各街道要将本辖区得普法项目再提升工作作为2015年工作重点，实现普法项目的品牌化、长效化和特色化。依托现有文化设施、公共场所，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富有特色、内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法治文化示范点。各街道、各单位要全面发动、广泛动员，做好“钱塘普法”微信的推广工作，共同打造“钱塘普法”品牌，扩大影响，增强吸引力。（责任单位：区普法办、各街道、各单位）

9、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继续推进“三级联创”，开展法治建设先进区、法治街道、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以争创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和“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为抓手，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加强对村（社区）干部和村（居）民代表的法律知识培训，加大新建社区、撤村建居社区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等普法阵地建设的投入和扶持。开展“诚信守法企业”、“依法治校示范校”等创建活动。（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区民政局、区发改局、区教育局、各街道）

三、精心安排，认真做好“六五”普法总结验收

10、扎实做好“六五”普法验收准备。4月中下旬召开全区依普培训会，部署“六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5月底前，对照《XX区2011——2015年普法教育依法治区规划》，全区完成查漏补缺、亮点提炼、特色展示、材料报送以及迎检准备各项工作；6月份迎接市总结验收；７、８月份，迎接省里和全国检查。验收结束后，做好全市、全省、全国先进典型的推荐。区级层面着手启动“七五”普法规划起草调研。（责任单位：区普法办、各街道、各单位）

11、广泛开展“六五”普法成果宣传。结合全民普法30周年，大力宣传开展法律普及、法治宣传，尤其是“六五”普法以来我区的丰硕成果。党委宣传部门要组织主要新闻媒体的记者采访报道或通过开辟专访、专栏、专版、专题，集中宣传我区“六五”普法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法治江干”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集中宣传“六五”规划实施以来具有江干特色的典型经验及先进事迹。（责任单位：区普法办、区委宣传部、各街道、各单位）

四、完善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保障力度

12、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工）委、政府（办事处）、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领导，做到经费有保障、工作有计划、措施有落实、检查有成效。各街道要根据全区“六五”普法规划要求，全面落实普法专项经费，区属各单位也要安排相应经费。各街道、各单位普法经费落实情况纳入“六五”普法考核验收指标内容。（责任单位：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区财政局、各街道、各单位）

13、完善普法联动机制。进一步发挥区依普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组织协调、牵头汇总、监督检查等作用，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促进各项普法任务的落实。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责任制要求，面向社会积极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推动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推动法治教育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新闻媒体要积极承担公益性法制宣传教育的责任。（责任单位：区普法办、区委宣传部、各街道、各单位）

浅议司法警察参与检察工作 篇3

关键词 参与执法活动；送达；搜查；保卫检察机关安全

Discussion on the judicial police involvement in the procuratorial work

Cai Jun

【Abstract】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judicial police is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lice， the law involved in the procuratorial work activity.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judicial police mission is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authority， safeguard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maintenance of procuratorial work order， protect citizens' personal safety， the personal freedom and the legal property， protect public property； prevention， suppression of obstructing the activities of criminal acts，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other departments can not be replaced， the judicial police and procurator officer to exercise responsibility are different， so the judicial police protection of procuratorial work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Key words】Involved in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to； search； safety guard procuratorial organs

1 司法警察参与检察活动是法律规定的法定职责

就是要参与打击各种形式的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推动司法警察工作，保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工作必然所在，司法警察部门的工作重点，就是积极参与检察活动，积极参与维护法律监督任务，因为每查办一件案，从侦查到审查起诉、提起公诉都要有司法警察参与搜查、看管、押解、押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送达各类法律文书，保卫检察机关和人民群众来访场所的安全秩序等。这些工作体现了检察工作与司法警察工作密切相关是不可分割的。

2 送达各类法律文书， 参与搜查

2.1 送达各类法律文书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将检察官完成的各类诉讼案件材料交给有关单位及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司法警察在执行送达法律文书时，必须及时准确、安全保密。接收单位或接收人需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盖章。这样才能证明它的有效性。

2.2 司法警察参与搜查，搜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对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及可能隐藏犯罪证据的地方和人的身体、场所、居住地进行搜查，其目的是寻找、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赃款、赃物，以防止被搜查人及家属等人转移或销毁。同时，搜查也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种冲击，可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从而使案件顺利得以侦破。

自《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依法参与搜查、查封、扣押，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笔者认为，随着检察官服装文职化的改革，检察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威慑力有所减弱。并对检察官的人身安全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同时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发生意外事故。

2.3 人身搜查方面：初步了解案情和犯罪嫌疑人员的姓名、年龄、住址、心理状态等，做到心中有数。在搜查过程中，要出示搜查证，要服从办案人员的指挥，确保办案人员和其他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行凶或逃跑、自杀等情况出现。依法使用手铐等械具，并对其人身进行搜查，防止其带有凶器或其他具有杀伤力的危险物品。在搜查到危险物品后，司法警察必须提示他人和案件承办人不得随意移动和自行检验，以预防事故的发生，因此要特别注意在搜查时保护双方的安全。

2.4 居住地搜查方面：司法警察和办案人员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押到其居住地进行搜查时，要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安置在比较安全的地方，严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家人接触或谈话，预防接触后造成串供和赃款、赃物的转移，给办案造成障碍。另外还要注意房内隐蔽的角落是否有刀具、兵器、剧毒药物，关好门窗，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在搜查过程中，如发现带有杀伤性的物品、容器或器具时，要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拉好警戒线，随时观察被搜查人与家属的动向，防止其转移赃款、赃物或其他证据，更要防止其行凶、自杀、逃跑或抢夺武器等械具袭击搜查中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搜查出来的胶盒、铁盒等物，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密防止内装有土炸弹或对人体有杀伤性的其他物品。对可疑物体司法警察要将其迅速转移到安全区域，不得当场随意打开，待搜查完后，再进行打开处理，防止伤亡事故的发生。

3 保证检察机关大楼及来访场所接待人和来访人员的安全

司法警察执行职务规则（试行）第八条规定：负责检察机关专门接待群众来访场所的秩序和安全，参与处置突发事件；司法警察在履行这一职责中，一要随时注意来访人员来访的原因、目的、为何事而来访，如果来访人态度粗暴、出言不逊、以找某人、某部门为借口，或者身上、手里持违险物品或凶器，就要立即予以制止，解除其所带的危险物，将其仔细询问或通知当地派出所予以处理，避免事件的发生，如果来访人是出于对检察机关的信任，向检察机关举报、控告他人违法犯罪事实，司法警察在履行职责时，注意观察办公楼周围环境、楼层、过道，是否有陌生人或跟踪来访人员的情况发生。保证来访人的人身安全和检察机关正常接待人民群众来访场所的顺利进行；司法警察在履行职责时，有责任有义务保护机关工作安全，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或以推销商品的所谓“生意人”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他们借找人或推销商品时，乱走乱串，顺手牵羊，盗窃办公用品和案件材料，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使案件当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能顺利的接受审判。

司法工作人员 篇4

一、《刑事诉讼法》、《条例》对法警工作带来的影响

(一)新刑诉法及《规则》对司法警察工作带来新变化

1. 对取证工作的要求更高

(1)要求取证过程符合程序

新刑诉法的一大亮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到总则第2条。《刑事诉讼法》第50条、54条规定,检察人员在进行取证工作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严禁刑讯逼供和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条例》第13条规定:“对检察官或者其他办案人员在一定场所的讯问、询问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应当及时提醒,必要时可以向分管检察长报告。”这一方面要求司法警察自身在协助检察官取证过程当中,做到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切实转变执法理念,自觉践行“理性、和平、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求司法警察要对检察官取证工作的过程要进行监督,对检察官在取证工作中存在的违法违规、侵犯人权的行为及时提醒,必要时向分管检察长汇报。

(2)保护证人的安全

作为检察机关唯一的武装力量,保护证人的任务自然落在司法警察肩上。如何布置警力、采用何种方式、注意哪些问题,才能执行好保护证人的任务,让证人没有顾虑地在诉讼过程中作证,法警部门需要在实践当中进一步探索研究。

2. 在强制措施中的作用更重要

从新刑诉法以及《条例》来看,在一般刑事案件中,司法警察可以代表“检方”协助并监督公安机关进行监视居住。在实践当中,对于职务犯罪的自侦案件,监视居住是基本由司法警察独立执行。这要求法警部门要选择最佳监视居住场所,合理布置轮岗执勤警力,严格办理齐全执行手续。

3. 安全保卫工作压力增大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安保工作范围较宽广,《条例》规定,司法警察的安保任务包括保护自侦案件犯罪现场不被破坏,提押、看管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保护出席法庭、执行死刑临场监督检察人员的安全,维护检察院办案区域内控申信访工作的秩序和安全等等工作。新刑诉法将重大复杂案件的传唤、拘传时间由12小时延长至24小时,时间的延长导致安全事故发生地机率增大,嫌疑人心理压力加重,更容易出现过激行为,执勤法警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状态。除了保护自侦案件的办案安全,司法警察还要保护检察机关、公诉人、法律文书的安全,这就使司法警察警力略显不足。

4. 工作角色由单一的“执行者”转变为“执行兼监督者”

在强制措施中提到,司法警察可以作为检察机关的代表协助并监督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的执行。而在检察机关内部,司法警察的监督职能也在《条例》显现出来。《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区设置和使用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办案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及其他涉案人员要在专门的办案工作区执行,司法警察以“管理者”的身份负责监控办案工作区内及办案周围的安全情况,并有权对办案人讯问、询问的过程进行监督,对办案人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及时地提醒或制止,必要时向分管检察长报告。由此可见司法警察正在由单一的“执行者”向着“执行兼监督者”的双重身份转变。

二、当前司法警察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缺少人民警察应享有的处罚权,导致工作被动

《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在一定范围内应享有裁决权。而新刑诉法和《条例》都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处罚权,致使司法警察在工作当中工作不能主动出击。法律上没有赋予司法警察处罚权,只能暂时“控制”住嫌疑人,然后移送公安机关。立法的这一疏漏制约着司法警察的工作效力,使法警工作被动,甚至连自身的权力也难以保障。司法警察在行使“警权”时总是处于“被动防守”而不能“主动出击”,这严重制约了法警工作的主观能动性。笔者认为,第一,新刑诉法和《条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和司法警察司法处置的权力。检察院作为司法机关,神圣严肃的司法工作要有强硬的“警权”支持和维护,所以检察机关及司法警察理应享有司法处置权。第二,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的侦查机关,享有强制措施的决定权,但是却要交由公安机关执行,这容易延误战机,错失办案最佳时机,导致犯罪嫌疑人潜逃、证据被销毁。所以法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及司法警察享有执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权力。

(二)司法警察在检察机关的从属地位限制了工作的开展

《条例》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在检察官的指挥下履行职责。这一规定限了司法警察在检察机关的从属地位,其不合理之处在于三方面:第一,检察官与司法警察同为国家公务员,职务和级别上有的法警高于检察官,让检察官指挥显然不妥当。第二,《条例》中规定,检察官和司法警察在办案过程中是互相监督、相互分工的。检察官负责办案,司法警察负责安全保障,并对检察官办案程序进行监督。如果从法律上把司法警察限制在检察官的从属地位,那么司法警察监督作用不会真正得到发挥。第三,检察工作接触社会矛盾较多,实践当中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测性。在警务工作中,检察官没有司法警察更为专业。司法警察没有检察官的指令不能行动,那么极容易丧失战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检察机关内部对司法警察警务工作不够重视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检察官、司法警察职责虽是有所划分,但司法警察一般没参与办案,而是从事检察院内的杂务工作。而在司法警察规范化,施行编队管理之后,还是有相当部分的检察官甚至是司法警察自身仍然对警务工作定位不准确,在强调司法警察工作实行规范化管理之前,各院为方便行车,让大量司法警察做专职司机,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法警就是驾驶员,驾驶员等于法警”的错误观念。对法规的理解和执行上的偏差,导致没有形成规范化的用警机制,进而从思想上为“以检代警”、“检警混用”、“有警不用”提供了温床,所产生的后果是用警上的随意性和不作为。

(四)警队警力不足、警务保障不完备

按照规定,司法警察人数不少于检察院实有干警总数的8%到12%,但有的单位仍然不能够达到规定的标准,并且年龄结构偏老。新刑诉法和《条例》出台后,法警工作量明显增大,参与自侦、安全保卫、送达法律文书、管理办案工作区等多项工作给本来就人数较少的警队带来巨大考验。而由于某些地区检察机关对法警工作的不重视,对警务保障工作也没能做到位,远远达不到《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装备配备暂行规定》的要求,有些地区新进法警入职多年连警服都未能及时下发致使执法不便,警用装备不充足也严重影响着司法警察工作质量。

解决警力不足、警务装备不完备的问题迫在眉睫。检察机关应通过招考等方式,从政法院校、警察院校、军转干部中招募优秀人才充实警队力量。司法警察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各种安全责任重大,检察机关应为司法警察的警务装备配备齐全,以避免因装备不足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

摘要：《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到检察工作许多方面,进而也要求司法警察工作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而《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从框架上对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性质、职权、组织管理、警务保障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与检察机关其他部门相比,司法警察队伍的建设起步晚,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条例》的出台都为司法警察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新刑诉法,检察机关,问题,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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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工作人员 篇5

一、普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取得成效县司法局设立以来，始终把法制宣传教育放在工作首位，克服人员少、经费紧张等困难，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在全县城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县城，利用广播、电视、录像等宣传媒介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律知识宣传教育的同时，利用二月十九街物资交流会等大型活动时机，以举办法律知识图片展览、发放法律知识宣传资料、开展义务法律咨询等形式，集中组织一定规模的法制宣传活动。在广大山区，采取各民族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经常性宣传法律知识。在“一五”普法期间，我们还结合实际，在普及“十法一条例”的基础上，增加了禁毒、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森林资源管理、税收制度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全县5万多普法对象考核合格率达90.3%。“二五”普法过程中，认真贯彻“以宪法为核心，专业法为重点，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指导思想，以禁毒法制宣传教育为主线，全面完成了各项任务。“三五”、“四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至2005年8月州普法领导组对县级普法工作进行验收这一期间，购买发放普法学习材料18600余册，散发各种法律宣传资料（传单）1.8万份，开展法律知识图片展览200多套，悬挂（张贴）标语250多幅，出黑板报260期，出动普法宣传车巡回宣传200多台次，全县各级各单位的各类普法对象参加和接受普法学习25万人次，并通过了统一组织的普法考试。同时，组织了多期法制宣传骨干培训班，先后受训200多人次。经过长期的法制宣传教育和四个五年的全民普法教育，公民学法用法、依法办事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日渐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逐步增强；各类法人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管理各项事务的局面逐渐形成。

二、人民调解、乡镇法律服务成绩突出全县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80个，调解人员894人，分布在乡村各地，形成了一个人民调解网络。在人民调解工作中，人民调解员坚持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服务宗旨，不计得失，无私奉献，哪里有纠纷就出现在哪里。他们的工作，使无数个家庭破镜重圆；无数起邻里纠纷、土地纠纷得到圆满解决；多少起激化的民间纠纷化干戈为玉帛。成为了保障全县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20年来，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4697件，防止全体性上访33件，制止较大规模的群众性械斗8件，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达到97%和94%。人民调解工作的成就，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肯定和重视，并涌现出16个先进集体、38个先进个人，获得州级以上表彰奖励，为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司法所是最基层的司法行政部门，担负着司法行政机关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能。2002年，全县11个乡镇建立了司法所。2003年新增编制11名，司法所编制达22名。与此同时，明确了司法所的管理体制、职责和任务，对各项工作实行量化目标考核，纳入规范化管理。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建设稳步推进，进一步建立完善了“大调解”的工作格局。“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充分发挥作用，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乡镇法律服务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安置帮教工作积极推进，2001～2004年已落实帮教措施121人，有关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开展普法及法制宣传工作、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调处疑难纠纷、开展法律服务和安置帮教等方面工作成效明显，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肯定。脉地司法所被省综治办和省司法厅评为先进集体，上街司法所被省司法厅评为“百佳司法所”。

司法工作人员 篇6

2008年1月至2013年6月，银川市两级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案件72件91人，其中，公安系统51人占56%，法院24人占26.4%，司法行政系统14人占15.4%，检察人员2人占2.2%。所立案件中，贪污贿赂案件26件35人，占立案总件数的36%，总人数的38.5%。渎职侵权案件46件56人，占立案总件数的63.4%，总人数的61.5%。

1.涉案罪名相对集中，贪渎交织现象严重。在查处的案件中，涉及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四种罪名的70人占76.9%。其中，贪污16人，受贿17人，玩忽职守21人，滥用职权15人。其他罪名较少，徇私枉法7人，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渎职4人，虐待被监管人员3人，民事枉法裁判2人，徇私舞弊减刑2人，刑讯逼供1人，非法拘禁1人，挪用公款2人。司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犯罪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索贿、受贿犯罪。犯罪人在利用职权徇私情的同时，又大肆敛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法律的尊严。

2.涉案的部门和人员相对集中。从案件分布来看：公安系统主要集中在经侦、刑侦、缉毒、看守所、基层派出所等部门；法院主要集中在执行、审判以及基层法庭；司法行政系统主要集中在监狱及基层司法所。部门负责人或单位的骨干及关键岗位人员42人占46.2%，他们一般都掌握一定的决策权或者处分权，往往成为被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一些干警对工作不负责而失职渎职或为了谋取利益而滥用权力等。如：宁夏第二强制戒毒管理科副科长闫春荣收受他人贿赂将三名强制戒毒人员放出被判处有期徒刑。

3.公安系统犯罪人数居多，协警犯罪所占比重较大。在立案查处的72件91人中，公安系统35件51人，占立案总件数的48.6%，总人数的56%。在51人中，协警25人，占立案总人数的49%。

4.渎职侵权现象严重。在查处的72件91人中，渎职侵权案件46件56人，占立案总件数的63.4%，總人数的61.5%。尤其是监狱和基层司法所，立案查处14件14人，其中，渎职侵权案件13件13人，占立案总件数和总人数的92.9%。其次是公安系统，在立案查处的35件51人中，渎职案件25件34人，占总件数的71.4%，总人数的66.7%。渎职现象特别严重，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极坏的影响。

5.“诉讼掮客”的出现严重干扰司法公正。近年来，“诉讼掮客”十分活跃。在查处的司法腐败案件中，律师搞灰色代理向法官行贿，已成为了一种潜规则。如查办的哈少宁受贿案，就是因为康乐公司法律顾问白某的从中“引荐”，才导致哈少宁走上犯罪的不归之路。甚至一些“诉讼掮客”与法官之间形成了利益链条。如马彦生受贿案中，从中“引荐”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及其他人员多达19人（其中，律师10人），在其受贿的220余万中，“掮客引荐”就达91.5万元，占41.6%。

6.窝案、串案突出，危害性极其严重。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即所谓的“群体效应”。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三名执行法官就因一案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一起徇私舞弊减刑、玩忽职守窝案中，银川监狱直属一分区区长王力、七监区监区长李立群、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赵龙以及狱政科、医院等部门六人被判刑。兴庆区检察院查处的王献海、韩鹏等人行贿案中，受贿人马彦生犯罪金额高达220余万元，涉案单位和个人多达70余个，犯罪时间从2004年至2011年长达7年之久，犯罪行为涉及银川、吴忠、固原、石嘴山、中卫五市，几乎所有的基层法院都被牵扯其中。共有30余名法官，1名检察官，10名司法行政人员被追究了责任。近50名司法工作人员同时“触犯法律的高压线”，其性质之恶劣、影响之严重，在宁夏司法史上堪称前所未有，严重损害司法权威，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二、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的特殊性是构成这类犯罪的前提和基础。究其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的影响，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权大于法的思想作祟，特权思想严重。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官本位”思想严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司法工作人员也深受“权大于法”的人治观念影响。有的司法工作人员自视身份特殊，高人一等，在执法过程中无视国家法律规定，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耀武扬威，肆意侵害他人权利和利益；有的不认真履行职责，或滥用职权，或失职渎职，以致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如2006年6月，被害人童某被人砍成重伤，民警吴某在办理此案过程中不提请立案，其调入兴庆区分局某派出所工作时，又私自将案件材料带走，致使此案长达四年未能侦破，导致被害人多次上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2.以案谋私，追求物欲。少数司法工作人员平时不注重政治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价值观念发生扭曲，思想发生偏差，法制观念淡薄，私欲恶性膨胀。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潮影响下，进而萌发利用职务之便行贪污受贿之念。再加上一些单位一味追求任务的完成，忽视了对其工作人员思想政治、职业道德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致使一些人经不住腐朽思想和社会不正之风的侵蚀，把手中的权力当做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如兴庆区公安分局富宁街派出所民警徐全明知被害人伤情为重伤和田某是嫌疑人，却不立案侦查，致使田某不受法律追究。

3.司法准入机制的不健全，人员素质较差。司法准入机制随着法制的健全和完善，经历了漫长的推动过程。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司法准入机制的长期失严，使司法队伍鱼目混杂、良莠不齐，一些文化水平低、责任心不强，靠“任命”式获得检察官、法官资格的人依然在执法办案，且占有非常大的比例，甚至是中层领导或办案主力。在查处的案件中，专科及以下文化程度52人占57.1%，如：金凤区法院原执行庭庭长曹某因明知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的盗窃犯罪人张某未被交付执行，而未履行监督职责，导致被告人处于失控状态又重新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同时，曹某签字借出的张某案审判卷宗未及时归还，导致卷宗丢失，曹某因涉嫌玩忽职守被相对不起诉。这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之后，又两次因丢失卷宗材料被行政处罚。从现状看：一是没有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依然在办案第一线行使与己资格极不相称的法律职权，有的甚至规避统考准入，被任命为检察长、院长类职务，迂回取得法律资格。二是通过“司法考试”人员不经过熟悉岗位技能实战演练、参与出庭审判等岗位锻炼，就直接承办案件，独当一面，出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形，容易导致渎职失职类犯罪产生。三是由于人员短缺，工作压力大，司法机关的临时聘用人员较多，尤其是在公安和法院，存在大量的临时聘用人员。这些人员不属于司法机关在编人员，单位平时对他们疏于管理和教育，使其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和执法观念。如：2011年5月西夏区公安分局协警员靳某，在值班期间，因内勤牛某叫其去加油，靳某在没有确认当班领导同意的情况下，明知协警员不得驾驶警车，却违规驾车加油，结果与一辆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摩托车司机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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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和制度存在缺陷，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由于司法机关人事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完善、不科学，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给一些人可乘之机。调查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落实措施不到位，对于重点单位、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风险点查找不全面、不准确，风险防控措施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个别单位干脆没有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如：永宁县公安局查找风险点1条，而刑侦、缉毒、经侦、治安等9个部门风险点是“零”。没有查找到风险点，也就没有相应的防范措施，容易发生职务犯罪；有的单位严重缺乏办案力量，导致一些临时聘用人员长期代行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司法工作人员职权，自身产生角色错位，加之这部分人员工资待遇较低，工作强度较大，在单位属于“好使唤”的人员，容易产生心理失衡，逐步走上吃、拿、卡、要，甚至犯罪的道路。如：西夏区分局文昌路派出所协警员李瑞军，在被辞退后，又因工作繁忙，被叫回帮助办理案件。2011年6月李瑞军和另外两位协警员姚铭、陈瑞阳在未经领导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出警将贩卖考试作弊器的刘某、李某抓获，并将罚没款2.1万元私分，构成贪污罪。调查中还发现，银川市公安局及下属分局招聘协警员高达2000余人，已具有相当规模，而公安部门对于协警的管理制度只是散见于一些规章条例。这些规章条例大多内容空泛，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在落实和监督管理方面，很难实现应有的约束力。这些管理监督方面的漏洞，使职务犯罪有机可乘。而一旦发现他们有违法违纪等问题时，用人单位则简单地将他们除名，且不留案底，导致一些人被A单位辞退，又迅速被B单位方录用，极易成为司法、行政执法队伍的乱源，引发一系列犯罪行为。

5.打击不力、惩处不严。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查处与被查处双方均为司法人员，查处起来存在畏难情绪。一是群众不敢举报。由于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有些群众特别是自身或者是亲属有过错的群众，在利益受到侵害后，为了息事宁人而不到有关部门举报。二是查处难度大。有些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带有浓厚的“因公”情结，有时责任难以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难以界定，查处此类案件时，说情多、阻力大，致使有些案件查得不深不透。三是个别司法机关为了“遮丑”或者为了保持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往往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发案后不向有关单位移交。四是量刑较轻，不足以警示震慑犯罪。从判决结果来看，相当一部分案件被判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从而使一些人产生了漠法心里。五是对行贿犯罪和行贿行为的放纵。行贿和受贿是犯罪共同体，他们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引起受贿的直接原因是行贿。但在现实中，行贿犯罪越来越被“轻刑化”甚至免刑化。調查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大多是被动性受贿，有的案件当事人在办案人拒贿后，将贿款置于办案人员办公室后迅速逃离，办案人员无奈将该款上交单位纪检部门，但是，单位处理结果令人遗憾：无一例外，单位纪检部门将所有上交的现金、礼品等全部退还行贿人或作为执行款处理。这些贿赂款，少则一次性给办案人员缴纳了几百元电话费，大多数则是一次性的给予办案人员人民币2万元左右，最多的达到了5万元，这种处理方法，无疑放纵了行贿犯罪，也为受贿犯罪打开了方便之门，影响执法公正和法律尊严。

6.犯罪黑数问题严重。就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其处于整个司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犯罪的裁判者和惩治者，也是法律的守护神。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人“知法犯法”、“以身试法”呢？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侥幸心理，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犯罪黑数的存在。职务犯罪的侦破是“以人找事”，即通过对某人的举报来查找他的犯罪事实，而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职务犯罪都能够被发现和举报。因此，职务犯罪的定罪概率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但一般来说，应该比刑事犯罪定罪概率要低得多。犯罪黑数的大量存在，破坏了刑罚的必定性，致使一部分人员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预防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对策

犯罪的预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层次、多角度的预防措施才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

1.突出教育的基础作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一是突出教育的前瞻性。围绕司法工作发展，把反腐倡廉教育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司法系统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紧密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在全系统内开展加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加强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防线。二是突出教育的针对性。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领导干部是权力的掌管者和行使者，是被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只有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教育，才能增强整个集体的免疫力。还要针对不同职务、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工作岗位的特点各有重点、分层次教育。对领导干部，主要突出权力观教育，引导他们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立党为公、执法为民；对于重点岗位、重点部门的人员，主要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调查显示：渎职案件占立案总件数的63.4%，总人数的61.5%，属于司法系统案件高发区。因此，要教育广大干警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彻底解决精神怠慢、不在状态、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增强责任意识和履职尽责观念，树立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切实把每项工作作为自身应当做、必须做、要做好的事；对于聘用人员，要关心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生活情况，适当提高他们的收入，定期开展谈话，了解他们的社交圈，把管理、监督工作延伸至八小时之外。三是突出教育的实效性。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防止腐败，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手段、思想灌输与启发式教育、理论教育与形象化教育、正面典型引导与反面案例警示结合起来，使教育形式生动活泼，寓教于乐，增强教育的亲和力、吸引力，从而增强教育的效果。

2.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素应主要包括思想道德教育机制、法规制度约束机制、监督管理机制。同时从手段、辅助和保障作用考虑，还要包括规范权力运行机制、查办惩处机制、廉政测评预警机制、廉政激励机制、组织领导机制等内容。一方面应突出系统性、前瞻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坚持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工作起点和工作目标的高度一致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全面防范为体系目标，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建立“文化+制度+科技”的立体预防工作机制，彰显体系的整体功能。另一方面，应立足现实，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问题，建立健全准入机制，把好“入口关”。在招录考试中，应增加德育的内容以及工作责任心、事业心的测试，真正使品德高尚、有能力、有责任、能担当的人员进入司法系统；加强临时聘用人员制度建设，严格控制聘用数量，对于有违法违纪的及时予以处理，并予以登记、落有案底，以防此类人员再次被录用；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干警思想动态定期分析机制、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构建完备的制度体系。着力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实现制度的刚性，保证制度的落实。在监督制约机制上，必须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为监督重点，紧紧抓住容易发生职务犯罪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有效防止职务犯罪现象发生。建立健全重大案件跟踪、立案、撤案、不起诉、判无罪案件等监督制度；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从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环节入手，全面排查，科学评估，找准廉政风险，为制定科学严密、有效管用的防控机制打好基础；全面推行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审判公开等制度，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发动全社会都来监督政法队伍的执法活动；强化人大监督，接受党委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和领导；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对司法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的现象应严肃查处，绝不放纵犯罪。

3.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增强法律威慑力。惩治是预防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要始终坚持一手抓预防、一手抓惩治，把查办案件作为工作的主业来抓，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广大干警严格遵守纪律，克服侥幸心理，最大限度地降低违纪违法行为发生的几率。加大举报知识的宣传和举报奖励力度，使群众知道怎样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懂得怎样举报犯罪，提高他们举报职务犯罪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消除犯罪黑数。加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监督，严格控制不起诉案件和缓刑、低刑判决。严格减刑、假释的审批条件和程序，完善保外就医的条件和审批手续，以法律的威严震慑犯罪，减少犯罪。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力度。检察机关必须加大查处力度，逐步解决行贿犯罪普遍量刑较轻，甚至大量行贿犯罪人未被追究的问题。消除行贿人认为刑不上行贿者的心理。使犯罪人的法律风险和道德损失大于其非法收入，即增加其犯罪成本，从而达到威慑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作者单位：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银川市人民检察院）

司法工作人员 篇7

一、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的性质认定

对于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的性质如何认定,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很大的分歧。什么是国有公司?如何认定公司为国有公司?刑法未作明确解释, 立法或司法部门也未对此做出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当前刑法学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只有公司的全部股份都属于国家所有时才能认定为国有公司, 即只有国有独资公司、企业才能算国有公司;二是认为当国有股份超过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全部股份的50%以上就应当认定为国有公司;三是认为国有资本在公司中处于控股以上地位时该公司就是国有公司。在司法实践中,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工作人员犯罪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企业人员职务犯罪定罪判刑的都屡见不鲜, 处理结果往往大相径庭, 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根据《宪法》的规定, 国有公司、企业的财产全部归国家所有。而对于那些非国有单位与国有单位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公司而言, 作为股东之一的国有单位所享有的是与其出资比例相一致的资产收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只有他们共同投资设立的股份公司才享有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宪法》同时规定, 国家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对于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的非国家股东, 不管是个人投资者还是其他合法投资者, 都享有与其股权相适应的资产收益权。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 并不是说公司的全部财产属于国家所有, 所以这样的公司当然就不能称之为国有公司, 这与《公司法》的规定也是一致的。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国有公司应是指公司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 包括由国家授权投资或国家授权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由2个或50个以下国有投资主体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国有企业单独作为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 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从而以司法解释的方法进一步明确:只有在企业资本全部属于国有资本的情况下, 才能认定为国有公司,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是非国有公司, 对于国有控股企业的职务犯罪, 一般应当按一般的公司、企业类职务犯罪论处。

因此, 笔者认为只有国有独资公司才是国有公司, 其他国有控股、参股公司都不是国有公司, 在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才是国家工作人员。

二、对“受委派从事公务”的理解

国有独资或全资企业内属于典型的国有企业, 企业内从事公务的人员无疑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但如前文所述,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不是国有公司, 故不能将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从事管理职务的工作人员全部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才属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 如何理解“委派”和“从事公务”在司法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 关于“委派”。

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管理人员只有受国有单位委派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但对于受委派的具体认定标准还存在分歧。尽管《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以下简称《纪要》) 规定, 所谓委派, 即委任、派遣, 其形式多种多样, 如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但实际中由于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管理人员职权来源方式复杂。因此, 在理解“委派”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委派主体的特定性。即委派单位必须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并且是以单位的名义进行的委派, 任何以个人名义进行的委派都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委派。第二, 委派目的的特定性。委派到国家控股、参股公司中的人员必须是从事领导、监督、管理等公务活动, 如国有企业委派到非国有企业从事技术指导工作的就不属于刑法中的委派。第三, 委派程序的合法性。必须是委派主体在其权限范围内, 一般以书面形式进行, 受委派人员也应以明确的方式表示接受。第四, 委派关系的隶属性。委派关系成立后, 委派人与受委派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就是说, 受委派人要接受委派人的领导、管理、监督, 两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二) 关于“从事公务”。

根据前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纪要》规定, 要成为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的国家工作人员, 除了受国有单位委派外, 还需从事公务。从事公务表现为代表国有投资方进行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工作。“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 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实质标准。那么, 如何认定为从事公务?对于公务的理解刑法理论界也有各种观点, “公务”, 即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等活动。它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具有管理性, 即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二是具有国家代表性, 即这种活动是代表国家进行的, 它是一种国家管理性质的行为, 而不是代表某个人、某个集体或团体的行为。在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内, 国家的权利只是限于出资人的权利, 也就是股东权, 国家只能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利与职能, 而不能干预企业的经营权, 公务的范围也就只能限定在国家作为出资人通过参加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对公司进行管理与监督。

三、相关立法建议

(一) 从法律规范上清晰界定国有企业范畴。

一是从立法层面上界定国有公司的内涵、范畴。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规定了国有独资公司, 但没有对国有公司进行界定。1997年3月修订后的《刑法》采用了国有公司、国有企业概念, 但也没有明确规定国有公司、国有企业的标准。所以, 非常有必要对国有公司的内涵、范畴进行明确的界定。立法层面上可以采取的方式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法工委出台立法解释, 明确国有企业的概念, 廓清国有企业内涵与外延, 明确无论是国家控股还是国家参股公司, 均不能视为国有公司, 这也是我国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有企业改革实行股份制形势下的必然要求。

(二) 从法律规范上清晰界定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内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

对于在司法实践中, 经常遇到的被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又被该公司董事会任命为总经理职务的工作人员, 当他在公司利用职务实施经济犯罪时, 对其主体身份的认定是定罪的一个难点, 也是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的问题。因为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被委派到国家控股、参股企业中从事公务又被该公司董事会任命为总经理职务的情况下, 被委派人员就有了双重身份:即“国家委派人员”和“公司总经理”, 前一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 后一种身份是公司管理人员。笔者认为, 两高应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明确在这种情况下, 在对其主体身份认定时, 不能一概而论, 而要分析其在实施犯罪时利用的是何种主体身份。如果该行为人利用的是国家赋予他的权力实施犯罪, 例如监管国有资产, 那么其主体身份就是“国家委派人员”,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如果该行为人是利用“公司总经理”实施犯罪, 那么就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从而避免司法实践中的因认识不统一而造成的混乱。

(三) 完善有关司法解释, 便于司法操作。

尽管《纪要》对“委派”和“从事公务”进行了一定的阐述和规定, 但《纪要》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是法院内部的规定, 其法律效力值得商榷, 因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有关“委派”和“从事公务”的内涵和特征, 以便于司法操作。

摘要：我国进行国有企业改制后,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这一经济主体形式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 故对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的性质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认定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本文从当前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经验出发, 对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的性质及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论述, 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些见解和看法, 期望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关键词：国有公司,国家工作人员,委派,公务,认定

注释

1 周振想:公务犯罪研究综述[M], 法律出版社.2005:100.

司法工作人员 篇8

创建“美丽机关”

津南区司法局积极组织学习“美丽天津”和“美丽津南”建设实施方案, 对照《津南区“美丽机关”创建标准 (试行) 》的要求, 以实现“学习型机关”、“服务型机关”、“创新型机关”和“文明型机关”为主要目标, 认真组织开展“美丽机关”创建活动。

(一) 积极学习, 提升素质———思想美

按照“美丽机关”创建活动要求, 结合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积极组织全体干警认真学习、提升素质。局党组严格落实中心组学习制度, 树立带头学、深入学的良好典范。发挥政治学习会和文化育警阵地的平台优势,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学习活动, 将学习内容真正入眼、入耳、入脑、入心, 形成一个想学习、乐学习、比学习, 积极向上、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通过学习, 提高了干警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 为创建“学习型机关”打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 整洁干净, 文明卫生———环境美

认真组织全体干警参与爱卫活动, 加大清理卫生死角的力度, 明确了环境卫生责任。楼道中设置具有司法行政文化特色的标牌, 营造文明高效、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对机关院内外环境进行了硬化、绿化、美化、亮化, 营造了“文明、卫生、优美、舒适”的工作环境, 以实际行动助力“文明型机关”创建活动。

(三) 廉洁自律, 和谐奋进———风气美

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计划, 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进行分解, 并层层落实到领导干部、各部门负责人。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干部选拔任用环境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平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 以此全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局党组的示范作用带动下, 全局干警切实加强自我约束, 自觉践行廉洁自律要求, 在全局上下逐步形成和谐奋进的工作氛围。

(四) 文明高效, 热情奉献———服务美

积极组织相关科室和窗口部门进行业务培训和工作礼仪培训, 切实提高工作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检阅, 全力推进“服务型机关”建设。结合津南实际, 津南区司法局形成了具有津南特色的“六横六纵”普法网络格局;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向社会薄弱环节倾斜;发挥公证服务作用, 疏导和化解土地整合工作中各种矛盾纠纷;在全区各社区和未整合村建立司法工作室, 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经过努力, 区司法局连续两年在津南区政风行风评议中取得第一的好成绩, 在天津市司法局组织的年度考核中, 获得全市第四的好名次, 实现了“定位前六”的工作目标。

“美丽机关”创建中存在的不足

(一) 对创建工作长期性认识不足

“美丽机关”创建工作不是一个短期的指标考核, 而是一个长期的、贯穿工作始终的活动。应该正确认识“美丽机关”创建活动的长期性和持续性, 将创建工作内化为提升自身履职能力的途径方法。

(二) 对创建工作的深层次要求认识不足

“美丽机关”创建工作不仅是要求提升机关自身形象, 更是通过“美丽机关”建设的示范作用, 推动“美丽津南”建设进程。“美丽机关”建设在改善工作氛围和工作环境的同时, 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务实机关工作作风, 提升机关履职能力,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地行政服务, 弘扬社会和谐风气, 引导社会正确价值取向。

(三) 对创建工作中的自身定位不准

在思想上, 部分同志认为创建工作是单位领导考虑的事, 没有意识到自身在创建工作中的主人翁地位, 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意识。在行动上, 部分同志没有意识到自身履职情况对创建工作整体的影响, 没有高标准、严要求的执行创建标准, 对要求的工作存在落实上打折扣、不到位的情况。

“美丽机关”创建的完善措施和发展方向

(一) 加强学习, 思想认识到位

“美丽机关”创建工作不是一项表面工程, 而是一项扎根津南实际, 有着深远意义的工作, 这就决定了其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全局干警要加强对“美丽机关”创建工作的学习, 正确认识其长期性和艰巨性, 能够俯下身子, 踏实做好本职工作, 切实履行自身职责,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准备, 将创建工作做好做实。

(二) 找准定位, 行动落实到位

针对创建工作中存在的自身定位不准的问题, 要求全局广大干警做到:一是知位而为, 强化使命意识, 始终保持履职激情;正确认识“美丽机关”创建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意义, 不断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知情而为, 明晰着力方位, 切实增强履职实效;在创建工作中要切实践行“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促进发展”的基本工作原则。三是知责而为, 加强自身锤炼, 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正确认识自身服务主体地位, 牢记工作使命, 努力提高自身服务能力, 强化司法行政工作能力, 助推“美丽机关”创建。

(三) 建章立制, 注重强化落实

根据“美丽机关”创建活动要求, 结合单位实际, 津南区司法局拟定了创建规划, 制定了相关措施, 把争创活动纳入单位内部日常管理工作, 做到年初有计划、中期有督查、年底有考核。将创建活动与开展“津南新风尚”全民素质提升工程“共学、共创、共建、共享”实践活动相结合;与创先争优活动相结合;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与文明单位创建相结合。在全局上下广泛宣传教育, 使全体干警进一步明确创建“美丽机关”的重要性和“深层次要求”。以做好本职工作, 创建“美丽机关”的实际行动, 助推“美丽津南”建设活动的开展。

(四) 明晰职责, 提升工作水平

针对“美丽机关”创建活动的深层次要求, 找准定位切实履职, 服务发展有效而为, 倾力打造服务百姓“5个窗口”, 以窗口下沉促服务延伸, 以精品创建促服务提升, 不断优化服务举措, 切实把惠民服务送到广大群众的家门口、心坎中。

一是创新“法律服务超市”社区服务窗口, 整合法律咨询、法制宣传、法律政策和技能知识普及、新法速递及法律援助等职能, 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菜单式”法律服务。二是打造“司法工作室”职能延伸窗口, 有效承担起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安置帮教、社区矫正、普法宣传、法律援助、综合治理等工作。三是优化公证处便民服务窗口。坚持“四个一”服务标准, 实施“两公开一监督”制度, 推行设立便民窗口、建立办证绿色通道、开展公证援助业务、建立双休日和节假日预约服务制度和坚持服务后回访制度等多条便民措施, 实现了公证服务的便民利民。四是拓宽法律援助惠民服务窗口, 依托津南区路网建设和各个法援联系点、工作站、服务站、流动站, 积极打造“15分钟法律援助服务圈”, 使群众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援助服务。五是强化交通调解和谐服务窗口, 通过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 实现了调解部门职能融合、网络组合、力量汇合, 形成具有津南特色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司法工作人员 篇9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各有关机关均依法建立了少年司法的专门机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保护与惩戒的尺度把握不当。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碍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公安机关对一些轻微案件,主要以批评、教育为主,不使用侦查措施等。其次,现行的少年司法制度,更多强调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对预防犯罪重视不够。一些司法部门结合具体的工作职能,做了一些探索,如将教育融于办案过程,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帮助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解决复学、就业、生活问题,但常遇到有关部门不配合。再次,现行少年司法制度偏重于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而对未成年被害人重视不够。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都是未成年人的案件,在没有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谅解的情况下,对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和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认识较模糊,造成该保护的不保护,不该保护的瞎保护。

(二)公安机关在少年司法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有的看守所专门设立了未成年人监室,集中关押涉案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集中关押确实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与挽救,但也带来一些实际问题,增加了办案成本和押解风险。有的看守所探索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管教方式,如制订年度教育计划、引导在押人员学习相关知识、吟唱红色歌曲、建立流动图书室、开展军训管理监室模式;有的看守所专门配备了心理咨询师,定期开展心理学知识讲座,进行心理疏导及心理干预。

(三)检察机关在少年司法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在检察阶段,基本能够做到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和及时告知未成年人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在法定代理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到场情况下,合适成年人的选择、费用的支付等没有具体细则,普遍做法是选择素质较高,具有公益心的人作为合适成年人。《若干意见》规定,合适成年人到场应征得未成年人同意或按其意愿,在未成年人不同意甚至抵触的情况下,合适成年人到场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有悖立法原意。

《若干意见》规定,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一般应当分案起诉和审判。但由于目前分案起诉没有统一的标准,何时分案、分诉、分庭审理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固定的运行机制,检察院和法院在衔接上存在一定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案起诉工作。

(四)审判机关在少年司法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开庭时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已经落实的比较到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普遍采用了圆桌型或U型审判方式,以营造温情又庄严的审判环境。法院为没有聘请律师的未成年被告人及时联系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已成为一项常规工作。目前,一些法院也与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和律师事务所联合,聘请一些懂得心理学知识,专职或主要从事为未成年人辩护业务的律师来担任辩护律师,以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发挥在庭审阶段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作用。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条件用专项资金聘请专家进行社会调查和作为合适成年人参加庭审,只能由热心公益事业和妇联、团委等青少年保护组织的人员承担社会调查。如有的法院系统采用辩护人调查,社区代表调查,妇联干部、团委干部等作为特邀陪审员调查和法官复核调查等方式。但社会调查的范围较广,掌握不好会泄露未成年人的信息,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若干意见》规定社会调查由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而效力高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都可以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如果几个部门的调查结果不一致,如何采信社会调查报告将困扰司法实践。另外,《刑事诉讼法》没有将社会调查报告规定为一种证据形式,社会调查报告性质效力的认定也不同:有的认为是量刑的参考之一;有的认为可以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有的则认为是判处缓刑的主要依据。

由于缺乏具体的犯罪记录如何封存、封存的范围等问题实施细则,“有关单位”、“国家规定”规定得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没有明确犯罪记录封存与《公务员法》、《兵役法》等的衔接。有的法院专门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档案室,专人管理,经严格审批后才可查询。

相当一部分涉少刑事案件被消化在了侦查、检察阶段,法院审理的涉少刑事案件逐渐减少。一些法院的少年刑事审判庭开始审理一些其他案件,工作人员也常被抽调从事临时性工作,本该用于钻研少年司法业务的时间减少。

(五)司法行政机关在少年司法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都有完善的法律援助机构,对于没有聘请律师的未成人能够及时提供法律援助。由于缺乏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矫正的法规,各地进行了有益探索。例如,在社区矫正前的调查评估过程中,适当放宽要求,从有利于未成年人接受矫正,有利于成长的角度,做出评估报告;设立由司法所会同矫正人员家庭、所在学校、单位共同建立,并指定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的工作人员参加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小组;单独组织未成年人的教育;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不得录入连接互联网的电脑;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和执行档案设为秘密级等。但社区矫正人力、物力不足,特别是具有一定的综合知识,能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矫正的专业人员不足。受限于中国现阶段社区成熟程度,尤其在广大农村,由人员配备少又担负大量其他工作的司法所负责社区矫正,使社区矫正流于形式。

在少年司法组织机构建设中,编制难以解决,影响了现有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少年司法队伍的稳定壮大。司法机关也普遍缺乏既具备法律知识,又具有心理学知识的专业人才。

二、对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在全社会培养和深化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理念

树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优于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理念。建立以家庭、学校为载体,全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体系;以村(居)民委员会、派出所为主体,定期走访,及时了解辖区内有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情况;建设财政支持的文体娱乐场所和公益就业培训机构,提高未成年人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

(二)梳理现行涉少法律,构建独立的少年法律体系

分散规定的涉少立法形式不系统,不能突出少年司法制度应有的独立性,也不便掌握运用。应梳理涉少法律,编纂成册。尽快出台未成年人分案起诉、审判、合适成年人到场、犯罪记录封存等实施细则。逐步建立专办、均衡、衔接的“一条龙”式少年司法体系,条件成熟时,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少年法律体系。

(三)立法规定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不能仅靠志愿者的义务活动,应由国家财政购买社会服务,系统规定国家财政提供社会服务的范围、对象、条件、程序等,由各级政府为保护未成年人相关工作提供专项经费。

(四)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组织

规定调查员的资格条件,比照人民陪审员运行机制,吸收社会人士,建立调查员库,由司法机关随机抽取组成调查小组,由政府财政承担必要的经费,以保证其权威性。

(五)发挥社区矫正在未成年人教育监管方面的作用

1.发展和依靠志愿者组织,承担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

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组织和指导功能,但也需动员、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特别是吸纳了解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点的专业人士参与。因此,应整合社会资源,加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力度。

2.扩大社区矫正范围,弥补部分未成年人缺乏教育监管的漏洞

社区矫正对象有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四种。应将检察机关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因年龄不够而不构成犯罪、做不起诉处理以及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纳入社区矫正范围。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应区别于成年人,既要适合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又要设立严格保密制度,规定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人员的资格、监管方式等,不影响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

(六)改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笼统不利操作现象

1.由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

公安、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持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人员办理,或邀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人员作为合适成年人。对于违反法律规定,泄露未成年人隐私的人员和单位,规定处罚措施。

2.探索建立专门的接收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学校

工读学校已所剩无几,一些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在普通学校又不受欢迎,导致这些未成年人流入社会,走向犯罪。应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在矫正其不良行为的同时完成义务教育。

3.建立失足未成年学生复学维权机制和就业机制

司法工作人员 篇10

“司法会计” (J u d i c i a l accounting) 一词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我国实务界从前苏联引进借鉴其已有制度和模式结合中国特色不断发展, 在涉及财务会计事项的调查和法律支持中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工作范围的现状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 司法会计活动被限定于法律诉讼范围内

传统的司法会计起源于司法活动的需求, 是诉讼调查的组成部分。司法会计人员接受诉讼机关的委托和指派, 实施与案件侦查和审理相关的调查和鉴定活动, 收集、固定和提取诉讼证据, 为庭审提供结论性的专家意见和专家证言。于朝 (2008) 从“司法会计”的组成界定出司法会计的社会属性是一种法律诉讼活动。使司法会计与会计、审计中具有近似内容的非诉讼活动以及讯问、询问搜查等其他法律诉讼活动区别开来。由此划定目前我国司法会计的活动范围开始于案件的诉讼程序启动, 而结束于法庭判决和执行。

司法会计活动包含司法会计检查、司法会计鉴定、司法会计检验、司法会计文证审查。这四种活动并非在案件调查中同时存在并逐一进行, 很多情况下, 可能只需要其中两到三项活动。然而, 他们无一例外的与法律诉讼过程有着密切关系, 是在法律程序控制下展开的一系列工作。这种严格的属性限制无形中将非诉讼活动的会计检查和鉴定刨除在司法会计学科体系之外, 忽略了诉讼活动与非诉讼活动可能存在的承接关系。

(二) 偏重会计为法律提供支持

现阶段所公认的司法会计活动是在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的调查、审理中, 为了查明案情, 对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财物数量进行专门检查或对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进行专门鉴定的法律诉讼活动。所谓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 并不仅指财务类诉讼案件, 也包含需要调查财务会计事实的其他种类案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在司法会计活动中, 会计纯粹是为了推进案件审理的进程, 查清法律事实, 明确审判结果和量刑而行使的一项工具。诉讼的需要成为会计检查和鉴定存在的前提。显著体现了会计为法律服务的偏向性。

二、活动范围限定所产生的影响

从以上对我国司法会计工作范围的现状分析看来, 目前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对该学科体系完整性的构建造成一定影响。

非诉讼业务, 是指司法会计人员利用其自身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 接受相关公民、法人、诉讼机关或其他组织的委托, 办理诉讼以外与财务管理、舞弊调查等有关的会计服务业务。对于非诉讼业务, 司法会计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和聘请进行调查和处理, 但由于与法律诉讼程序无关, 因此, 很多学者认为在此业务中的会计活动只是一种单纯的会计检查和鉴定, 不包含任何法律意义和效力。

事实上, “司法会计”一词中的司法, 其内涵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司法程序, 从而将所有与法律诉讼程序无关的会计活动统统抛开。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会计活动都是司法会计活动。从涵义上而言, 对司法会计活动更贴切的理解应当是与法律相关的会计活动。例如, 司法会计人员参与经济事务, 起草拟定经济合同以及非诉讼状态下的调解活动就是典型的非诉讼业务, 它与法律诉讼程序无关, 但在经济事务不能正确履行或调解从而进入诉讼程序时, 非诉讼与诉讼业务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承接关系, 非诉讼环节下司法会计人员收集整理的资料将有可能成为诉讼程序启动的依据。舞弊调查和诊断也是如此, 司法会计人员接受委托对企业相关财务资料的舞弊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 其委托人的差异也可能形成与诉讼程序相关和无关的两种业务情形。但这些业务中, 执行主体都是司法会计人员。调查程序, 检查鉴定手段和方式几乎相同。在接受委托后, 都需要分析受托案件的性质, 调查, 鉴定, 出具书面结论。诉讼与非诉讼的会计活动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唯一的不同在于, 诉讼环节中司法会计人员出具的书面结论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必要的口头论述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效力。

因此, 如果只将司法会计活动看作是一种诉讼活动, 把范围严格的限制在法律诉讼程序内, 忽视两个环节之间可能存在的承接关系, 对非诉讼业务和环节不予重视、不加规范, 在案件处理中可能会形成双重标准, 重复工作, 从而不利于案件处理效率的提高和公正性的体现。

在案件的侦查取证过程中, 司法会计人员更多的是从法律的角度以法律的态度收集、提取和固定证据, 只调查和鉴定与诉讼有关, 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当案件审判结果宣布并执行, 就意味着与此相关的所有司法会计活动宣告结束, 无论该案件涉及的财务会计事项是否存在其他问题, 是否因为财务制度、内部控制方面的弊端可能埋下隐患。因此在司法会计活动中法律的体现要比会计浓重。会计仅仅作为一种执行工具运用其方法为法律服务, 几乎感觉不到法律为会计服务, 为会计监督职能发挥作用, 促进经济秩序健康运行的层面。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并不利于企业财务机制的良性发展。也对司法会计学科体系在理论与实务运用的完整性构建造成影响。司法会计学建立并逐渐兴盛起来, 代表了一种边缘性交叉学科的独立发展方向, 它是法学与会计学两门学科体系的相互融合。既然是学科体系的融合, 那就应该是从理论到实务方方面面的渗透。它的未来发展并不能仅体现在深入研究如何利用会计为法律服务, 促进法律活动更客观、更公正。反过来, 法律同样要为会计学服务, 要能利用法律促进会计更好的发挥监督职能, 要能够通过制定完善的司法会计学制度和规范有效的控制和遏制会计造假与财务舞弊行为。提高企业财务体系运行的顺畅和有效, 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

三、我国司法会计工作范围的改革

针对目前我国司法会计工作现状和造成的影响, 笔者认为该学科体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拓展和完善的空间:

(一) 扩大司法会计工作范围

扩大司法会计工作范围意味着司法会计活动作为诉讼活动的社会属性要发生改变, 不能仅与法律诉讼相联系, 应该将非诉讼与诉讼的会计检查和鉴定统统归属于司法会计工作范畴。事实上, 这就与英美法系下法务会计相趋同, 即依据会计、审计原理和法学理论作为行为基础, 以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财经制度作为行为标准, 通过对经济业务运行过程中涉及会计纠纷、法律诉讼的会计证据实施专业判断和对会计事件进行专业鉴定, 并依据专业判断, 专业鉴定结果发表专家性意见和提供诉讼证据支持, 强调为法律服务而非只为诉讼服务。

我国现阶段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强化和规范诉讼活动中司法会计检查、鉴定的相关内容。而非诉讼环节涉及法律性质的会计活动的执行较为自由和灵活, 只是按照所处理业务的属性适用各自相应的学科制度和规定。由于学科差异, 地区差异, 执行力度和效果必然产生一定的差别。这与不断趋于完善的诉讼环节下司法会计活动形成落差。不利于非诉讼与诉讼环节的衔接和顺承。也不利于非诉讼环节处理经济业务的客观公正。因此, 尽管司法会计的非诉讼环节包含很多各不相同的业务, 并且不与直接诉讼发生密切联系, 也应当重视受理这些业务标准化水平的研究, 制定统一的法规和准则约束执行人员、程序、方式, 减少因口径不统一影响执业质量, 从而损害司法公信力。以保证不诉诸法律诉讼的经济纠纷行为, 其运用会计专业知识进行的检查和鉴定也有法律标尺作为衡量依据和为之参照的基础。这样一来, 对于非诉讼经济纠纷的处理也可以尽可能的做到中立公正, 有法可依。而且, 一旦非诉讼的经济纠纷超越了不通过法律诉讼就能解决的情形而进入诉讼程序, 两个环节的衔接以及调查取证活动也会更为紧密、简捷和准确, 避免重复调查, 保证检材的有用性和可靠性,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二) 应当重视法律对会计监督职能发挥的促进作用

财务舞弊和造假行为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的不利影响一直被众所周知且深恶痛绝。如果企业或个人已经出现舞弊后, 利用司法会计活动查实、提交诉讼、判决、虽然可以起到惩戒作用, 但这种亡羊补牢的行为使司法会计活动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 不能有效控制和防范舞弊行为的发生。“司法会计”作为一个整体概念, 其“司法”与“会计”之间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的关系。因此, 除了需要我们不能仅将这门学科的发展道路限制在很好的利用会计知识和技术为法律服务的单一层面上。司法会计学也应当深入研究如何利用法律对会计监督职能提高发挥作用, 这其实也是将司法会计活动范围扩大到诉后支持和完善会计工作的领域。

用法律服务会计主要被运用于对财务舞弊的防范和治理方面。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司法会计人员通过诊断—披露—惩罚—督促等一系列行为在舞弊调查时, 从法律的角度对企业财务舞弊发生的原因和规律进行深刻认识和剖析, 在查清舞弊事实和具体金额提交法院审理并落实惩戒措施的同时, 关注舞弊的线索和征兆, 突出财务系统易受袭击环节, 依据财务法律法规分析和制定相应的对策改善企业内部控制和操作环节可能存在的薄弱之处, 并监督纠正, 使财务系统的运转更为健康有序, 更好的发挥会计准确有效监督企业运营的职能。而且, 财务舞弊被查出并通过法律诉讼量刑定罪, 可以使会计舞弊的实施者受到惩罚, 清醒的了解到舞弊问题的所在和严重性, 对舞弊的再次发生也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因此行使法律为会计服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司法会计人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或法庭审判的结果总结原因教训、提出改进意见并督促企业改善财务运行机制的过程。司法会计人员也可以从积累的关于查错纠弊的经验中发现和关注类似的舞弊苗头, 从而防微杜渐, 以维护企业财务制度和社会经济秩序的顺畅运行。除此之外, 还必须培养和加强会计、审计人员的法律意识, 培养具有法律和财务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使他们执法、懂法, 并能自觉的运用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执业过程。

司法会计学在我国兴盛起来只有短短几十年, 在这过程中面临过很多困难, 也有太多的挫折和困惑。但作为一门实用的交叉性学科, 它连接的是两类维护经济稳定和健康运转的学科。因此, 它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只要我们加深在法律和会计方面的研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司法会计学便一定能成为一门系统、完整且具指导性的科学, 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谭立, 张苏彤, 《法务 (司法) 会计前沿问题》,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9

[2]、于朝, 《司法会计学》,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3]、杨全照, “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异同辨析”, 财会月刊 (综合) , 2008.9

[4]、黎仁华, 《法务会计概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司法工作人员 篇11

【关键词】司法职责；保护机制；物质保障；激励机制；群众支持

一、物质保障

为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提供保护的物质保障机制，主要包括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工作。技术支持的重中之重是司法活动摄录技术及安全保障技术。前者有助于明晰司法人员的责任边界，防止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没有如实供述犯罪行为、翻供串供或作伪证等原因而使司法人员受到诬告陷害，也可以防止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因担心受到诬告陷害而不敢采取必要的防卫、自我保护措施。后者则可以针对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可能遭遇的危险而提前为司法人员做好必要的安全保护，也可以通过安检、事先排除危险因素等方式使正在司法机关办公区域内正常工作的司法人员免受部分不法分子的骚扰甚至伤害。例如前不久在安徽某法院发生的一起法官受伤事件，起因即为一名当事人突然冲入法官办公室，和法官发生争执的过程中抓起室内热水瓶乱打，导致一名劝阻法官被严重烫伤；湖北省某市也曾发生过当事人亲属携带汽油、打火机闯入公诉检察官办公室，将该案出庭公诉的检察官严重烧伤的事件。这些严重事故，显然系司法机关安全保障机制不到位所致，如果监控及时，使情绪激动的当事人能够立刻得到劝阻而不至于直接闯入法官、检察官办公室，或在进入办公区域之前接受细致的安全检查，都不至于导致严重后果的发生。又如目前执行庭法官面临的各类“执行难”问题，其中之一便是部分被执行人无理取闹，引发群众对法官的误解，不仅使法官无法进行执行任务，还有可能使法官受到当事人及不明真相群众的辱骂、殴打、伤害等。此时，如果技术保障能够及时跟上，例如为执行庭法官配备数量足够的执法记录仪等，就能够消除群众的误解。

此外，对于需要经常外出办案的司法人员（例如检察院自侦部门工作人员、需要时常外出取证的公诉、侦监人员、法院的执行人员等），在食宿、医疗以及必要时的工勤人员替换方面，建立各地联动的完善的后勤保障机制，至关重要。例如，重庆某县曾发生优秀的反贪检察官为保证办案质量而带病侦查，致使病情加重，又因未能及时就医而不幸殉职的事件，如果医疗保障能及时跟进，也许就不至于发生这种导致失去办案骨干的事件。此外，部分外出办案的干警为省时省钱“天天吃泡面”，或因缺少替换人手而疲劳驾驶等，都为干警们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埋下了隐患。建议进一步完善各地司法机关在异地办案时的联动机制，对异地办案时当地司法机关需要提供协助的具体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以防因后勤保障机制不到位而影响干警的健康和安全，甚至影响到案件的正常办理。

二、激励机制

建立司法人员激励机制，其核心与目的在于留住人才。目前人才流失成为检察官、法官队伍面临的较为普遍的问题。从收集到的相关信息看，导致司法队伍人才流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许多司法人员（特别是基层、边远地区司法人员）工作压力并不比律师或其他公务人员小（甚至更高），但在薪酬等方面却远远赶不上律师，上升空间较狭窄，同时还面临着高房价、夫妻异地等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衡感；二是目前群众掌握的法律知识仍有不足，法律观念仍有滞后之处，这使得部分群众在司法人员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片面注重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他人利益，对司法人员和司法活动缺乏必要的尊重，甚至试图通过哄闹、侮辱司法人员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诉求，这也导致部分司法人员因缺乏最起码的尊严感而离开司法队伍；三是部分一线司法人员（如司法警察、法官以及自侦、公诉、侦监部门检察干警等）为秉公办案而招致当事人甚至亲友们的不满，不仅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甚至连家人也受到来自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恐吓、报复或疏远，且这一问题未能得到及时解决，导致司法人员无法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无法抵挡家人的强烈不满和不理解，最终离开司法队伍。

因此，建立司法人员激励机制关键在于努力解决司法人员面临的物质、家庭、上升空间等方面的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同时保障司法人员得到足够的尊重。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的司法人员工资待遇调整，旨在提高司法人员特别是一线司法人员待遇，是一项相当重要的举措。在边远地区，这一举措还可以考虑与解决司法人员面临的迫切问题（例如夫妻异地等）相结合，尽量减少司法人员的后顾之忧。当前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对于提高办案质量固然是一项有利的措施，但在具体落实中，应当不断完善相应的考核与提拔机制，并且确定合适的员额量或选拔比例，并着重加强对年轻司法人员的锻炼与培养，以免导致年轻司法人员因对自身的上升空间缺乏信心而退出司法队伍。此外，司法机关与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互动协调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设置专门的调节区域，以防相关人员因情绪过激而做出损害司法人员人格尊严之举。

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审判、法院执行、职务犯罪侦查、公诉、侦监等一线司法工作，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有一部分当事人还曾拥有较大的权力，或一直拥有在当地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较强的宗族势力等，这就给一线司法人员及其亲友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例如受到恐吓、诬告陷害甚至暴力报复等。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司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及其家庭、社会支持造成极大的破坏。建议建立旨在保护一线司法人员的保密和防控机制。例如，一线司法人员的私人电话、家庭电话和家庭住址应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严加保密，以避免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私下与司法人员或司法人员的亲属密切接触；加强监督和安全教育，防止相关人员对司法人员的跟踪、监视等。总而言之，尽量避免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司法工作活动以外有私人性质的接触。

三、群众支持

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司法人员亲属的支持，共同构成保障司法人员有效履行法定职责的群众基础。当前阻碍司法人员有效履行法定职责的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司法人员的家庭以及部分群众对于司法活动缺乏足够的了解，进而对司法人员缺少有力的支持和尊重。在家庭支持方面，除加强针对司法人员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外，还必须着力帮助司法人员及其家庭解决现实的、急迫的困难，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加以论述，此处不赘述。

司法工作人员 篇12

司法和谐的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 而是犯罪行为能够得到有效遏制、社会秩序得到普遍遵守的社会, 而建立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国家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载体, 担负着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重要事务, 只有通过对权力运行主体实施强有力的监督, 才能有效保障社会和谐, 因此开展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目标不仅仅是实破案件、惩治犯罪, 最重要的是通过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渎职和侵权犯罪案件, 规范国家权力按法治的轨道运行, 实现对公权力的规制。首先要对公权力的取得进行规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因此公权力也应当是由人民赋予的, 人民群众是公权力的取得主体。笔者在查办渎检案件中发现, 行政机关领导通过会议纪要的形式作出一些违反法律、法规的决策, 强行将非法的个人意志转化为集体意志, 使公权力的取得处于无法和无序的状态, 继而导致公权力的滥用。其次, 要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规制。法治社会的内涵是约束国家的公权力, 国家的公权力是实现公民权利的手段, 应当是为实现公民权利服务的。但是公权力是一种最容易膨胀和滥用的权力, 因此必须要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是检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重要手段, 通过对个案的查办实现对公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 支撑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二、反渎职侵权工作应当在和谐司法中实现价值和谐

保障司法和谐, 必须把握司法工作的价值取向, 必须要按照司法工作的规律和原则开展创建和谐、维护和谐的各项活动。因此要在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中把追求司法和谐作为处理案件内在动力, 最终实现个案的公平和正义。一要把握好公正与和谐的关系。司法和谐的前提是公正, 和谐司法的本质就是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无视社会正义, “和稀泥”式处理案件, 只能引发更多不和谐的因素。如在初查某镇有关人员玩忽职守一案时发现, 该镇有关人员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 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80多万元, 虽然根据高检院《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的15条指导性意见》, 镇有关人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但我们认为, 镇有关人员玩忽职守的行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如果直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显然有违公正司法的价值取向, 办案也不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因此我们决定把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作为初查工作的重点, 通过与公安、法院的沟通协调, 最终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 此时我们再依法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就符合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 也实现了司法的和谐。二要把握好效率与和谐的关系。刑事司法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公民人身财产的重要屏障, 公正基础上的高效率是和谐司法的终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的权力演变为撷取资源的手段, 公共权力垄断了资源的分配和管理, 国家权力被滥用、亵渎, 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导致社会运行的低效率。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核心不是多立案、多捕人、多判刑, 而是要促进形成一种实现权力高效运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司法公正和效率本是一对矛盾, 片面追求公正, 必然会牺牲效率, 而司法和谐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因此在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中, 应当始终把和谐司法作为司法价值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反渎职侵权工作应当在和谐司法中实现措施和谐

渎职侵权案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反渎职侵权工作必须采取和谐的工作措施, 积极化解侦查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正确认识预防职务犯罪、固定证据和保护人权在反渎职侵权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一要强化反渎职侵权犯罪的预防措施。渎职案件常常是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懈怠履行公务, 放松了对职务行为的谨慎职责, 而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此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目的一方面是实现对犯罪人惩戒, 另一方面是通过办案以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秩序, 通过对权力的问责实现对权力的监督, 积极消除容易滋生职务犯罪的土壤, 促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二是要规范反渎职侵权犯罪的办案措施。渎职犯罪的主体一般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行为人的文化程度高, 对犯罪的涉及的专业知识非常精通, 因此犯罪的手法一般比较隐蔽, 行为人对实施的行为都有一整套“托辞”, 因此如果再沿用传统的“一张纸、一支笔”的办案措施, 就很难突破案件, 经常使行为人逃避了法律的惩处, 影响了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声誉。因此在查办渎检案件中必须克服“口供中心主义”的办案模式, 要在外围收集固定证据上下功夫, 做到有案必破、犯罪必究, 恢复公众对法律的敬畏, 提高全社会对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认同感。三要淡化反渎职侵权犯罪的强制措施。在侦查反渎职侵权案件中, 要慎用羁押性的强制措施。羁押性强制措施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防止行为人逃跑、串供或继续进行犯罪活动, 另一方面也对行为人的人权构成严重威胁。渎职罪属于轻罪, 通过初查犯罪证据已基本固定, 行为人被立案查处后也无法继续犯罪, 一般也不存在人身危险性, 因此要减少和避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

四、反渎职侵权工作应当在和谐司法中实现机制和谐

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既要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的错位、越位、不到位等现象进行监督, 也要对司法工作人员不正确行使侦查、审判、监管等权力的行为实施监督, 因此必须要建立起一套保障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独立办案、公正司法的工作机制。保障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有作为。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 由于在认识上的误区, 经常不拿违法当违法, 不把犯罪当犯罪, 有时把对国家造成的损失理解为改革付出的“成本”, 使这类案件在事实上发案率高, 而实际被查处率低。“有为才能有位”, 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只有在自己的职责权限内严格执法, 才能使反渎职侵权工作打开局面。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忌越位。司法权和行政权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 司法权不能干预行政权, 检察权也不能代替审判权, 必须要正确认识反渎职侵权工作的职责定位, 不能借预防职务犯罪而对行政机关的工作指手画脚, 不能凭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制约而对在审案件提出法律意见, 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定位就是事后惩处行政、司法领域内违法犯罪行为。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戒错位。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面对的部门是国家机关, 惩治的大部分是“不揣腰包”的腐败, 即便这样也要下大力气抓好案件查办工作, 不能“为了和谐而和谐”, 为了与有关部门处好“关系”而一味消极地逃避和退让, 只有立足查办反渎职侵权案件这个基石, 加大打击力度, 不断提高侦查水平, 才能提高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地位。

和谐司法是司法权运行中的一种理想状态, 它强调一种平衡、折中、价值追求与运作过程的统一。反渎职侵权部门查处职务犯罪与实现和谐司法在本质上是有机统一的, 反渎职侵权部门查处职务犯罪就是消除不合法、不和谐的消极因素, 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权力运作模式, 促进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正义和效率的统一。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 在和谐司法的框架下, 积极探索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工作机制, 提高办案效率, 提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社会形象。

摘要：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职能部门中, 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的监督权直接指向行政权和司法权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渎职侵权犯罪。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通过有效的监督促进国家公务人员的勤政、廉洁和高效, 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治的轨道高效运转, 协调各方利益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因此, 从建立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审视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 在和谐司法的视野里寻找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定位, 以实现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目标、价值、措施和机制的和谐, 扩大反渎职侵权工作在全社会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为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执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