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通用10篇）

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篇1

主流的政治经济学均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在不同的时期中, 马克思将危机同利润率下降趋势、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和相对于劳动的过度积累都联系起来, 没有明确赞成其中的一种。这使他的继承人可以从马克思的这些分散的、有时还并不前后一致的片段中, 任意提出他们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不同解释。于是, 在理论界一直流行着三种危机成因的理论:即利润率下降论、比例失调论和消费不足论。本文试图阐述在马克思之后, 比例失调危机理论的发展。

对于“比例失调”马克思认为始终都是危机的一个可能性因素。而且在一切危机中, 不论基本原因是什么, 比例失调几乎肯定地是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正因如此, 真正的危机绝不会分毫不差地同某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相吻合。但是, 资本主义的无计划性所引起的比例失调, 本来就不是可以按照一般规律来解释的, 对它们的论述, 就超出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范围。所以, 马克思在提到比例失调的可能性之后, 便说到:“可是我们这里谈的, 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 就是说, 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这一点只有在谈到资本竞争的时候才能谈到。前面已经说过, 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 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 造成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可是, 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 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 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既然“资本的竞争”不是他们打算详细分析的问题, 比例失调作为危机的一个原因, 在他的手里自然只应受到偶然的注意。况且, 马克思的早期信徒们也和马克思经济著作的评论家们一样, 似乎是完全不理睬这种危机“理论”的。使比例失调论在社会主义者中广泛流传的, 主要是俄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对第二国际正统消费不足理论的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比例失调危机理论”。他的理论实际上与考茨基以“市场无政府状态”为基础的相当含糊的比例失调危机理论并无二致。“杜冈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不过他却利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的‘再生产图式’来批驳消费不足论”。杜冈是第一个给再生产表式派了这种用场的人, 他并且以此创立了一种很快就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中传播开来的风气。不久, 杜冈结合再生产表式所阐述了他的比例失调理论危机理论。

杜冈认为, 只要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 增加的产品的实现就不会面临任何障碍, “只要生产比例适当, 一切商品需求都必定与供给相等”。如果工人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扩张超过了工人阶级消费需求的限制, 危机就有可能发生, 但这仅仅是比例失调的一个特例而已, 其原因不在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 而在于生产的过度扩张。杜冈的结论是, 持续的积累仅仅取决于维持不同生产部门之间适当的比例关系。这一结论结论意味着, 危机唯一可能的原因在于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 “如果社会生产是根据一个计划来组织的, 如果生产的指挥者对需求有完全的了解, 又有权力来命令劳动和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那么, 不论社会消费是怎样的低下, 商品的供给永远不可能超出需求。”“如果社会生产是按比例组织起来的, 市场的扩大, 除了现有的生产力外, 也没有限制。”这意味着不管消费品市场如何有限, 通过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 生产可以无限制地扩大。杜冈并不认为适当的比例关系必然能够实现, 因为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不能保证新投资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按适当的比例分配。由于信用的扩张, 即使比例失调不断加重, 积累仍能继续维持一段时期, 但是, 信用不可能无限地维持这种比例失调。在杜冈看来, 这种比例适当是均衡的唯一条件, 那么比例失调失衡的趋势就是危机的唯一源泉。资本积累造成生产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却处于无政府状态, 不可能按照整个经济部门各部分协调发展所必需的适当比例关系来安排生产。“在国民生产毫无组织, 商品市场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 资本的积累必然要导致危机”。

杜冈的理论迫使理论家们重新审视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 从而引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流, 一方坚守正统的消费不足论, 另一方从杜冈的挑战出发, 发展比例失调危机理论, 不过, 这一分裂还不是泾渭分明的。一方面, 比例失调理论家们一般会口头上承认消费不足论, 将消费不足视为比例失调的一个特例, 而消费不足理论家们则承认比例失调危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比例失调论与消费不足论之间的区别, 又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趋势和长期性趋势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前面我们看到, 考茨基将一种以“市场无政府状态”为基础的商业周期理论与一种以消费不足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积累长期趋势理论结合起来, 而卢森堡同样将周期性波动与长期趋势划分开来。这样一来, 就完全能够继续一边用消费不足论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和终极限制, 一边又用比例失调论说明商业周期。希法亭在《金融资本》这一名著中接受了这个比例失调论的新说法。希法亭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为人所推崇, 俨然就是德语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的经济学家。但希法亭的论述基本上建立在一种“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之上, 并未涉及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归根到底, 也就不能体现他的理论中有哪些 (如果有的话) 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比例失调论一经希法亭赞赏, 它的地位就巩固了。

希法亭重申了杜冈对消费不足论的批评, 即消费不足只不过是比例失调的一个特例而已。消费不足“这种说法在经济学中没有意义, 在经济学中只能说社会所消费的少于它所生产的。如果生产完全以正常的比例进行, 那我们便想象不出消费不足怎样才能发生……狭小的消费基础仅仅是危机的一个一般条件, 而危机根本不能由‘消费不足’的论断加以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尤其不能由此加以说明, 因为周期性根本不能由某种经常的现象来说明。”“因此, 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危机的原因必然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大众消费的不足。消费过度膨胀本身像生产资料的生产保持不变或减少一样, 也必然导致危机。”

希法亭撇开正统的消费不足论, 发展比例失调危机论。希法亭的分析侧重于托拉斯、卡特尔以及信用和金融机构的作用, 这些都是修正主义论战中的关键问题。在希法亭看来, 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是金融资本统治下的阶段, 表现为银行统治下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资本主义这一新发展, 主要是由固定资本的重要性大大增加所决定的。固定资本长时间占用大量资本, 降低了资本的流动性, 同时降低了本身对经济波动和新出现的比例失调作出反应的灵活性, 而在希法亭看来, 这种供给和需求均衡的障碍, 正是危机的根源。固定资本的增加与银行在工业金融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很有关系, 这种情形在德国尤为明显。一旦银行承诺为工业企业融资, 它们就不得不保护自己的投资。为此, 它们发起成立托拉斯和卡特尔, 结果又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的需求, 刺激银行资本更加集中并与工业资本相融合。托拉斯的形成进一步阻碍了通过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资本转移实现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希法亭认为, 固定资本的存在是比例失调的根源。固定资本引起了经济波动, 面对这种经济波动, 资本家们又结成拉托斯和卡特尔, 同时银行业和工业资本融合成为金融资本。然而, 这些新发展根本不像伯恩斯坦所说的那样稳定了经济, 而是增加了不稳定性, 并使竞争政治化。因此, 希法亭坚持认为, 只有全面计划才能克服危机趋势。希法亭紧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后尘, 抽象掉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 片面强调由于资本转移困难所导致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这样, 引发危机的比例失调就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 而是金融资本发达阶段的产物。这种比例失调并不只是“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偶然结果, 而是固定资本和卡特尔导致市场运行中利润结构扭曲的整体性结果。于是, 由固定资本、卡特尔以及生产资本从属于银行资本所导致的资本转移和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 便被当作资本主义生产不稳定性的根源。这些障碍扭曲了价格结构, 使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出现系统性的失调。比例失调则是竞争受阻的结果。同样, 引发危机的比例失调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 而是金融资本发达阶段的产物。这种比例失调并不只是“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偶然结果, 而是固定资本和卡特尔导致市场运行中利润结构扭曲的整体性结果。这样, 希法亭仍可以从他的分析中得出激进的结论, 主张危机是这种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的直接产物。

在希法亭看来, 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 而是投资周期所固有的。繁荣时期投资过度, 促发周期循环, 危机就越来越不可避免。在希法亭看来, 过度投资就成为资本家错误判断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也就被淡化为资本家主观上的非理性。他的理论却完全没有说明危机的必然性,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 如果金融当局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非理性预期的影响, 危机就可以避免。过度投资一旦发生, 只要比例失调未被克服, 危机和萧条就不可避免。建立在时而乐观时而悲观这种非理性预期的循环交替基础上的这一商业周期模型, 几乎与资本主义一样古老。在希法亭的时代就得到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支持, 之后又为凯恩斯和莫里斯·多布所继承。多布在其早期著作中曾提出一个马歇尔式的周期理论, 即繁荣在乐观情绪刺激下浮现, 直到出现比例失调, 导致成本增加或价格下降, 利润增长被遏制时为止。预期的逆转随后引发一股悲观的浪潮, 引起衰退, 直至萧条到来。

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鲍威尔、考茨基等人的热烈欢迎,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被誉为影响仅次于马克思的《资本论》, 对列宁的理论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但是, 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特指《金融资本》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希法亭在经济危机理论上虽然推崇“比例失调论”但在希法亭的周期理论中, 消费不足、利润率下降、比例失调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似乎都发挥了作用。希法亭认为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片面的。消费不足、生产过剩、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都不是危机的原因, 而只是投资周期一个或另一个阶段的特征。这种“多因素论”的倾向在危机理论早期面临被排斥的命运。鲍威尔、考茨基为《金融资本》欢呼, 但与此同时都坚持或提出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正如霍华德金所指出的, “希法亭不但提出了新概念、新分析和新词汇, 而且试图进行一次综合。”

《金融资本》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比例失调危机理论的高峰和终结。20年代后, 比例失调理论进入了漫长的冬眠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 克拉克才重新加以引申。

摘要：美国金融危机以来,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受到关注。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本人没有提出一个比较系统的危机理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危机理论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 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比例失调危机理论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借金融危机以来展开的危机问题的讨论为契机, 通过介绍比例失调危机理论的形成, 发展及对其的争议, 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视角展开的危机问题的研究提供历史的线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比例失调

参考文献

[1]杜冈.周期性工业危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220.

[2]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08.

[3]希法亭.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289.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斯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595-596.

[5]Clarke S.Marx's Theory of Crisi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94:7.

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篇2

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足鼎立的局面。有人说，7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正义，8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则是社群主义者的社群。我们说，在90年代社会正义和社群两者同样成为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社群主义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规范理论上都与自由主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从方法论上说，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而社群主义的出发点则是社群;从价值观方面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而社群主义则强调公共的利益。对于自由主义国内学术界已多有介绍，而对于社群主义则近于无人问津。本文在简要介绍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流变之后，将着重考察社群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最后略加分析它在学术上和实际上所产生的影响。

一、从正义到社群：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流变

1971年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发表了其传世之作《正义论》。这一著作的发表同时在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政治学领域，它被公认为是战后政治哲学最重要的.文献，被看作是政治哲学在经受政治行为主义冲击后再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罗尔斯放弃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传统，而立足于契约论和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此外，罗尔斯的理论超越了政治服从与国家的问题，提出了分配公正及福利国家的问题，并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对权利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提出了两大原则，一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theprincipleofjusticeasfairness)，二是差异原则(thedifferenceprinciple)。前者强调所有人在“原初状态”(theoriginalposition)中都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人”，他们在“无知之幕”(veilofignorance)的限制下,选择一套用以规范社会的正义原则。后者强调的是，只允许存在有利于社会中获得利益最少的那部分成员的社会的与经济的不平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必须给正义、公平和个人权利以优先的地位。一个公正的社会不是努力促进任何其他的特定目的，而是在不与他人的自由相冲突的条件下使其公民追逐其自己的目的。换言之，新自由主义认为，使一个公正的社会公正的东西不是它所要达到的目的，而恰恰是它预先在各种对立的目的之间进行选择的取舍权。在其宪法和法律中，这个公正的社会努力提供一种框架，公民在这种框架中追逐其自己的价值与目标，而不与他人的自由相冲突。

在整个70年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或新康德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中一直占据着无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但是到80年代后，这种主导地位开始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罗尔斯的新康德主义政治理论产生后不久，便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反驳。第一种反击来自其攻击的主要对象功利主义哲学家，另一种反击来自同属自由主义传统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egaritarianliberal)和绝对自由主义者(liberatarian)。到了80年代初，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各种对罗尔斯等人的新康德主义理论的挑战开始以秉承功利主义传统的学者为核心形成一种新的思潮，这种新的思潮就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从方法论和规范理论两个方面对新自由主义发起了全面的反攻，成为唯一足以与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相抗衡的政治哲学流派。

在方法论上，社群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关于理性的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的前提，是错误的或虚假的，理解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换言之，分析个人首先必须分析其所在的社群和社群关系。在规范理论方面，社群主义者断定，作为公平的正义不可能对善具有优先性，反之，我们对善的感知(ourconceptionofthegood)应当具有绝对的优先性。社群既是一种善，也是一种必需，人们应当努力追求而不应当放弃。正义优先的原则要求权利优先的政治学，而善优先的原则要求公益优先的政治学。因此，用公益政治学替代权利政治学，便成为社群主义的实质

危机之后再开局 篇3

据统计，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金融机构的亏损和资产减值超过1.6万亿美元全世界各国政府对金融业、保险业和汽车工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救援。

中国政府也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各地项目大干快上，银行信贷资金如洪水般涌向各地的大项目。在空前的“救市”计划实施后，中国经济终于保住了既定的增长目标。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经历了一年多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惠誉、标准普尔、穆迪同时下调了希腊主权评级，希腊的债务危机随机愈演愈烈。2010年1月，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包括比利时、西班牙都遭到了评级机构的警告。2010年2月，德国等欧元区龙头也开始感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汇率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跌，整个欧元区正面对成立十一年来最严峻的考验。

一年后。正当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所缓和之时，2010年11月24日，标准普尔宣布将爱尔兰长期主权债务和短期债务评级下调，同时将爱尔兰短期和长期债信评级纳入观察名单。爱尔兰主权债务危机，引起了人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隐忧的再一次担心。

时至2011年，经历了两年多的全球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如何演变?已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的中国经济，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将如何发展?我们请国内外专家一起讨论“危机之后如何再开局”。

2011年中国经济有过热风险

回顾2010年的中国经济，主要看四大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局面并不好，比如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需求减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也是自然灾害频发。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0.3％，而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是9.2％，这个数字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在战胜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经济基础进一步夯实，整个国民经济呈现稳健上行趋势。

第二，失业和就业。就业问题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要讲民生，没有就业一切无从谈起。中国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将近1200万。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我觉得难的不是就业观念的转变，而是生产方式的转变。

第三，物价指数。2010年全年的CH是3.3％，中国的CPI指标与国际是没法比的、因为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其上涨水平和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与“金砖四国”相比，中国的物价上涨率是最低的。如果跟自己比，中国历史上最高的通胀率是1994年24.1％，1988年是8.8％。现在的通胀特征就是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冲击着每一个人。有人说，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不涨的，这话也不对，汽车、电视、手机不是都降价了吗?我们不可能天天买汽车、买电视、买手机，但要天天买菜，这样的通胀特征千万不能轻视。2010年年初的时候我预计，从7月份以后翘尾因素会减弱，只要新的涨价因素不变，物价曲线应该是下行的。可是、却出现了上行。所以，2010年中国经济最不如人意的就是物价。

第四，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了，出口就会有问题，失业率就上升了，局面就不稳定，这对全世界都是坏事。2009年中国发放了9万亿元信贷，有人说这太疯狂了，但我不主张什么事都秋后算账，我们回到2008年下半年，国内15％的企业关门，20％的企业减产，上千万人失业，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那个时候政府如果不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就不可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所似，这是战胜危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一切都要往前看。

看2010年这四个经济指标，尽管有不如人意之处，但中国经济在这一年还是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就。

2011年，大家对于世界经济走势的看法还有分歧，我个人认为，世界经济会比2010年好。美国经济也会比2010年好，美国尽管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我认为美国的做法是符合美国经济需求的，因为美国失业率太高了。

中国在2011年通胀压力很大，但我认为不会出现恶性通胀，原因有两个：一是粮食，我们连续七年粮食丰收，库存充裕；二是工业品，工业品总体状况是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物价不可能出现暴涨。

2011年，我们还要保持经济结构的平稳较快增长，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关键。现在大家的看法不一样，有人认为2011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下行。我个人最担心的还是经济发展偏快和经济过热的风险。

大家知道，“十二五”期间各省都制定了各项指标翻一番的目标，按照现在中国整个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今明两年政府的换届、这些因素都可能推进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这样的高速增长，会让物价无法稳定，结构调整也得泡汤。所以，我非常担心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政府应该千方百计想办法踩刹车，让经济保持适当的速度，防止经济过快过热增长。

中国资本市场值得投资

全球金融危机在过去两年对于中国、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影响不大，新兴市场的经济表现都比较好。但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存在，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可能每二三十年就会出现一次，比如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等，这是正常的一个经济周期。

中国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我们非常担心。但对于其他经济体，我们更加担心，比如欧洲经济体、南斯拉夫、匈牙利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很严重的问题。另外，我们还很担心越南、阿根廷、拉丁美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这些大的经济体。

对中国来说，应该防止中国经济过热问题，中国经济还应该实现进一步的平衡，应该对消费进行更多的投资，刺激消费发展。另外，中国要控制房地产市场，现在，北京、上海的房价已经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步。但从中国的信贷政策来看，贷款买房首付比例为30％，这个政策比爱尔兰要好一些。如果今后几年房贷政策有所放松的话，房地产问题的后果就比较严重了。但我也并不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很快就会崩溃，但肯定会有更大的危机，也许最后的结果将非常严重。房地产问题也是很多新兴经济体都要面临的问题。所以，2011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房地产问题非常让人担心。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我觉得亚洲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市场，我们可以给投资者一些建议，可以在中国的股票市场进行投资。

理由有两个：第一，中国的股票价格比较低，无论是上海证券市场还是深圳证券市场，我们从未见过这么便宜的股票价格。

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篇4

1. 对学生进行危机教育。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把相关的信息告诉学生, 让他们了解:金融危机发生后, 淘汰的主要是科技含量不高的落后产品与工艺, 失业的员工主体是缺乏技能培训, 不能适应新技术、新岗位需要的粗放型劳动者。危机过后必然带来产业的升级换代以及产业革命, 需要大批掌握新技术、新岗位、适应性强的技能型产业员工。这些新员工的培养责任历史性地落在职业教育上, 必须由职业教育来完成。今天不努力学习, 今后就业难或遭淘汰是必然的。大学生失业率已经超过12%, 是登记失业率的3倍左右, 到2008年底, 已有150万大学生不能就业。2009年约有两千万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失业反乡。通过这些数据, 学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危机对自己的影响, 从而更加认真学习。

2. 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

金融危机之后的产业整合, 需要的工人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因此我们要加强养成教育。现在有很多职业中专只注重技能培养, 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很难适应现代社会和企业的需要。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讲文明、懂礼貌、会生活、有情趣, 这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 还要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对他们进行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教育, 使学生明白真、善、美, 懂得学习、懂得生活、懂得与人相处。讲道德、有素养、会技能、能发展, 这样的学生才能基本适应社会和企业的需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是职中学生就业和创业的有力保障, 而这种保障机制的形成, 需要从现在的诚信教育、法制教育、安全教育入手。所以我除了平时利用班会课和读报课的时间进行教育外, 还在学生实习实训过程中进行正确引导, 让学生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和工作习惯, 在习惯养成的同时学会做人。

3. 对学生进行和谐教育。

和谐教育就是爱的教育, 学生都有友爱的需要, 即人人都需要伙伴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融洽或保持友谊和忠诚;人人都希望接受别人的关爱, 但接受别人关爱的同时, 自己要付出发自内心的爱。为此, 我们提倡感恩教育, 让学生“学会知恩, 学会感恩, 学会做人”。比如说, 国家每年给职专生每人1500元的补助这件事情, 我让学生认识到这是国家和社会对职专生的重视和关爱, 让学生更加珍惜在校学习的机会, 努力学习, 将来能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会。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学生都有归属的需要, 即学生都有一种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 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 并相互帮助和照顾。我们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 重点组织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 扩大活动影响, 充实活动内涵, 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比如说近期的广播体操比赛, 为了获得好成绩, 我让班干部和体育委员利用下课时间辅导动作协调能力较差的同学,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最后班级取得了比赛的第二名, 而同学之间也增进了友谊, 班级的凝聚力也加强了, 每一个同学都为身在这个集体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4. 对学生进行自尊教育。

一个学校希望有稳定的社会地位, 一个人希望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为获得这种尊重, 首先要学会负责, 在作出满足自己需要和愿望的个人决定时, 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以至对影响人类生态环境进行全盘考虑并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自尊的含义很广泛, 小到对自己的每个行为负责, 大到环境保护意识。学会负责, 学生就会自觉提高自制力, 在校时履行好学生的角色, 并学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将来进入社会时, 也会按不同的社会要求扮好不同的角色, 具备职业道德, 做一个好公民。其次, 培养学生的使命意识, 要有人生目标。在班级教育中, 我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成才故事激励学生, 让他们能自尊自强。第三, 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人是做不成任何事的。为了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我鼓励每个学生在自己的课桌右上角贴上一条座右铭, 时刻勉励自己, 成为一名对自己充满信心, 对社会满腔热情, 体验到自己活着的用处和价值的人。

5. 对学生进行创新教育。

行业危机之后，奶粉品牌谁领跑 篇5

那场危机，让原有的行业格局土崩瓦解，在新一轮起跑中，哪一家奶粉品牌将实现领跑?

奶粉行业正发生怎样的变化

1谷底爬升的落后者。

事件以前，如果抛开三鹿，伊利、圣元、雅士利可以称作国产前三强；外资品牌中，美赞臣、惠氏、雀巢也绝对处于前列。这一排名基本被业内公认。

而事件之后的行业格局呢?先看一组最新的调查数据。

奶粉事件半年后笔者对某奶粉销售大省25个县市区(10个地级市，15个县)展开调研，共有9个奶粉品牌进入了各地销量的前三名(调查结果见表1)，表现最好的三个奶粉品牌是伊利、贝因美、多美滋，其中伊利在24个区域中位列前三，贝因美在22个区域中位列前三，多美滋在13个区域中排名前三。

而三鹿事件之前，该省奶粉销量的前三强主要为伊利、圣元、雅士利。

可见圣元、雅士利的市场受2008年的乳业事件的影响较大，没有迅速实现谷底爬升。而贝因美、多美滋、飞鹤的销售表现强劲，逆势而上的劲头明显。

2二线品牌弯道超车意图明显。

市场格局的变化背后，是产品铺市率的变化(详见表2)。铺货迅速扩张的五个品牌是：贝因美，飞鹤、摇篮、完达山、美赞臣。这说明部分二线品牌进军一线阵营的扩张意图明显，而且在市场中已经有所表现。

3外资奶粉正积极参与重塑行业格局。

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更令我们震惊：2009年1月份的奶粉进口量几乎是2008年同期的两倍，更是接近乳品事件前5～9月份的总量。这说明奶粉事件之后外资奶粉对国内奶粉行业形成快速冲击，是行业新格局塑造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线品牌突围之成败

在这次事件中，除了三鹿，损失最大的可能要数伊利了(摩根士丹利曾经预计伊利2008年将亏损23亿元)，但是伊利也是在遭受重创后恢复最快的一个品牌。

全国人大代表、呼和浩特市市长汤爱军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利产品销售已恢复到了85％以上。这个数字印证了伊利巨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与此对应的是，同样在事件中遭受重创的一线品牌圣元、雅士利，市场恢复却不尽如人意。

成功的妙诀与失利的根源(见表3)，值得研究。

伊利：中规中矩成为最快突围者

结盟、迅速行动、媒介利用、资源整合等，应该是伊利在危机中突围的关键词。事件发生以后，政府与经销商是伊利的有效盟友。

伊利作为内蒙古在全国为数不多的知名品牌，政府自有保护民族品牌与地方知名品牌的责任与义务，而伊利也很好地利用了这层关系。据外界分析，遭受重创后的伊利之所以能够保证资金链的舒畅，少不了政府的支持。

伊利在行业危机发生后，也将经销商的损失降到了最低，而损失则由自己承担，以此尽可能地巩固了身边这些由利益结合到一起的盟友。

而在整个事件中，从产品回收、新货送达、促销跟进、媒介宣传等消费者沟通工作，伊利推进迅速。

举例来说，奶粉事件后消费者普遍增加了购买频率，减少了产品的单次购买量，所以伊利加快新旧产品的更替，保证了产品的更新；而新鲜的产品日期、采用代金券返利这一适应新的消费者购买心理的促销方式(当时主竞品多采取批量购买促销的方式)，最终实现了对现有消费者的最大化维护。

这体现出了伊利对资源的有效整合能力。伊利是一个依靠品牌惯性前进的企业，虽然在营销方面中规中矩，但是企业步步为营的运作措施，却减少了前进阻力，实现了快速突围。

雅士利：心有余而力不足

事件发生后，雅士利深刻地认识到了团结渠道客户、保留全国布局的重要性，迅速将市场上9月14日以前的产品全部召回，以增强消费者的消费认可，并减少代理商的损失，但是“保留全国布局”的战略定位却与其自身的能力严重不匹配——地方市场上供货不足，宣传与终端推动跟进不足，市场份额与消费者逐渐流失，这些现象或许印证了有关资金链出现危机、产能不足的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而这两点成为其推动市场持续运作的最大阻力。

圣元：手忙脚乱的危机者

事件发生后，它对市场上9月以前的产品采取不退货、只增加促销力度的方式进行解决。而在不退货的前提下，容易促使消费者产生不信任，在这些不信任的影响下也造成了经销商的经济损失，动摇了自己盟友的协作忠诚；一味地加大促销力度，单调的本品买赠促销方式，不仅给消费者“降价没好货”的错觉，还造成了单体消费者购买量的下降。

企业从“唯我”的角度出发，缺乏对相关利益群体的迅速保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市场策略上的失误。虽然后期圣元迅速更换新品包装，并喊出“整合世界资源，成就中国圣元”的口号，但是消费者的不信任、经销商信心的缺失、终端产品轮转的减速、产品新鲜度无法最大化的保证，都对其市场恢复产生了负面影响。

谁是率先起跑者

挺进者高举高打，以点带面。

贝因美、飞鹤是在行业危机之后表现最为突出的品牌，这得益于奶源管理的严格以及奶源地的有序发展，奶粉事件中多数品牌都因为奶源问题而出了问题，这两个品牌却能独善其身，产品自身受事件影响不大，且在事件中有效地提升了品牌美誉度。

产品的品牌自身定位为中高端奶粉品牌，正好适应了事件发生后消费者“价高者优”的心理(每次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后，消费者更乐意为此支付更大的价值)；产品价格处于高端，企业的单品赢利能力自然高于竞品，企业自然可以拿出更大的促销力度进行市场运作，这种高举高打的市场策略定位，保证了企业较高的赢利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品牌的市场运营机制灵活、反应迅速，保证了品牌的持续发展。

奶粉事件以后，消费者无一例外地聚焦在产品的安全性和新鲜度上。这两个品牌在竟品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产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产品新鲜度自是得到了有效保证；而各品牌损失惨重、无力增加市场投入的情况下，这两个品牌进一步加大了市场投入(广告与终端费用)，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了他们，并通过加强促销力度、增加促销导购、增加终端陈列面等，进而在终端增强了与消费者的沟通——对于盲目、恐慌的消费者来说，这些正面声音无疑推动了更多消费者的正面认知，增强了消费信心。

贝因美与飞鹤的另一个成功因素是，它们一直在根据自身能力进行市场布局，行业危机爆发以后，有效地选择了自己的优势市场进行重点投

入，保证了单个市场的投入力度，这些局部的成功带动了周边市场，样板效应提升了点的爆破力，增加了成功的可能。

细分市场寻得机会。

成人奶粉在国内一直不是主流，比婴幼儿奶粉市场小得多。而且鉴于成人对奶粉的消费习惯，包装多采取小袋包装，这也就增加了生产成本；而成人对奶粉价格比较敏感，零售价格一直难以提升，赢利能力不大。所以，多数乳品企业一直将“成人粉市场”视为鸡肋。

但是奶粉事件以后，圣元果断将成人奶粉作为新的市场增长机会，并通过对其附属品牌——荷兰乳牛的包装与推广策划，把成人奶粉作为一个独立市场进行产品开发、拓展。在产品定位上，荷兰乳牛延续了圣元一贯的高端定位，将360克盒装的成人奶粉卖到了36.8元(同类产品400克的袋装产品仅为25元上下)，将900克的听装产品卖到了98元(同样的竞品售价仅为70元左右)。

在采取较高的产品定位之后，荷兰乳牛依靠产品定位与消费群体定位的有效结合，将产品的“购买群体与消费群体”有效分离，开发出了有效的推广方式——礼品消费，成功绕开了成人对奶粉价格过于敏感的难题。

而且，较高的价格定位保证了产品的赢利空间，使得企业有更高的赢利空间进行终端投入，比如在终端购买单独的产品陈列，增设单独的导购人员进行助销，增加促销力度，以此来提升品牌形象，增加消费者认知，既保证了品牌的影响力，又提升了产品的赢利能力，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举措。

多品牌急速突围之冒进。

奶粉事件以后，圣元又迅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附属品牌——名山奶粉。

三聚氰胺事件给圣元公司的最大教训，或许是所有奶粉系列都冠以圣元的名字是不可取的。有传言说，圣元看到出事的仅仅是河北、内蒙两地的奶源加工成品，而奶源地位于黑龙江的产品一直没有问题，于是才收购了黑龙江名山镇的一家奶粉企业，并以产地命名。

贴近圣元公司的业内人士表示，圣元迅速推出名山奶粉，主要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将阜阳事件以后圣元采取的成功的市场操作模式进行复制，渴望在行业的弯道处再次快速超车；

★通过招商招揽资金，为资金链输血；

★规避单一品牌带来的连带风险。

更有甚者，将“名山奶粉”的诞生视为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的产物。市场既有机会也有陷阱，成功仅仅属于有准备的企业与品牌，阜阳事件前的圣元就是一个迅速突围的典型，但是这一次它能否第二次成功?

名山奶粉，在三聚氰胺事件以后迅速上市，产品研发明显不足，首先是产品仅有6个单品，且定位不够明确。产品的上市时间明显仓促，产品是在三鹿奶粉事件的两个月后仓促上市的，从产品包装、配方研发乃至产品推广等方面部没有有效的品牌支撑。

★产品缺少卖点挖掘：

定位虽说是填补圣元优强退市后的低端市场，但是400g的产品零售价卖到40元左右，价格定位偏高，更重要的是没有卖点作为支持，仓促间企业通过在央视的媒体投入，确立了一个“CCTV—1晚间电视剧合作企业”作为卖点，而消费者现在对这一点是不买单的。而其推崇的“花一样钱，买三样(DHA、益生元、免疫蛋白)”，在当前市场上30元/400g钱左右的“伊利A+B”等知名品牌同样具备，且后者更有价格优势。

另外，产品包装的颜色、基调、整体设计风格并无优势(详见图1)，由于缺乏档次感，被部分渠道商笑际为“大企业的产品，小作坊的设计”。

★产品定位、包装、推广策略不够成熟。

产品推出后，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与名山奶粉相关的企业资料，甚至找不到其官方网站，在这个网络传播的时代、奶粉消费主要集中于80后的时代，我们很难想象如何进行消费者沟通并取得信任，难道仅仅是几千万元的央视广告投入就可以承担这些功能?

★在营销团队与渠道构建方面，也足见其仓促之势。

在营销团队组建方面，名山采取了从圣元“抽调”精英的方式来保证团队构建的速度，却未能保证团队的协作力与针对性，这些从各个部门、各个区域抽调来的精英，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有效协作，且这些已经习惯了一线品牌操作的营销团队，并不一定适合这个刚刚上市的“新品牌”；名山奶粉在渠道选择上也主要借助原有渠道，但是忘记了渠道选择的根本原则——“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营销策略乏善可陈。

《时震》之后结构主义解读 篇6

关键词：《时震》,后结构,反权威,去中心

一、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法国思想界盛行的是种种人本(人道)主义思潮,即人格主义、价值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等思潮,其中,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最为活跃。结构主义作为存在主义的对立面出现,针对存在主义的主体、意识、个体、存在、本质、历史性等概念。结构主义借助语言学(主要是结构语言学)的成果,提出了主体离心化、无意识、结构、意指、模式、共时性等概念。而从60年代后期开始,就在结构主义思潮传播的过程中,它本身已发生了变化,并逐渐转化了它的反面———后结构主义。人们对“结构”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产生怀疑,并公开对结构主义本身发难,这种来自结构主义内部的挑战和批判,预示了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到来。

二、德里达的分解论

后结构的各种理论思潮中,占主导地位,并且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便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分解论,亦作消解哲学或解构主义。1966年在霍普金斯讨论会上,德里达发表的著作《结构,符号与人文学科学话语中的嬉戏》,首先对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提出质疑,抨击了所谓假想的中心,并由此逐渐建立了以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为攻击目标的分解论。分解是德里达提出的一个哲学观点,并认为是和结构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察世界的一种方法。从本质上开说,分解论挑战传统权威,主张消解二元对立,反对任何中心和固定的模式。

德里达认为,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所有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都贯穿着一个中心,即词语中心,而这个词语中心实际上由以语言中心为其核心的基础。按照德里达的看法,言语优于写作的一个特权就是词语中心主义的经典性特征。作为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德里达就存心要消除这个中心。按照德里达的分析,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乃是这个传统的致命矛盾,抑或可以说是结构主义的致命矛盾。既然这些中心都是不可质疑或是不可阐释的,既然这些“中心”实际上都是置身于结构之外的,所以说这些结构都“中心消解”的,一但中心不复存在,那么结构系统中原先在价值论意义上被认为是主要或是次要的对立关系,就统统可以颠倒过来。

三、《时震》之后结构主义解读

小说《时震》发表于1997年,是美国著名作家冯内古特的封笔之作。小说的大体内容是这样的:宇宙中的时空统一体出现了小故障,突然收缩,产生“时震”,将世界弹回到十年以前,具体从2001年2月13日退回到1991年2月17日,然后开始重播。不管愿意不愿意,每个人在一种“似曾经历过的错觉”主导下,完全一样地重复以前人所做的一切———“赛马是再押错赌注,在同不该结婚的人婚配,再次感染上淋病……”生活困境在小说中进行着一成不变的重复,而“时震”结束时,世界上又出现了一片不堪收拾的局面。德里达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怀疑、否定一切权威、本源和终极意义的解构主义思想可以在《时震》中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解读。

1. 对传统权威的颠覆

在《时震》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权威被统统瓦解。首先是宗教的权威被消解颠覆。在小说中,《圣经》中的撒旦变成了善良的女人,而上帝则高傲愚蠢。传统的宗教意识里,上帝通常都是作为权威的化身,是不可置疑挑战的,而撒旦则是“至恶”的魔鬼。然而在《时震》中,作者却把二者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上帝成了给人类播撒痛苦的始作俑者,而撒旦却成了拯救人类的救星。“他说:‘撒旦无法取消上帝已经完成的事。但她至少可以让上帝创造的小玩具少一点痛苦。’‘她来医治社会疾病的秘方,偶尔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但她努力推广的实绩,并不比先进声誉虽好的药房来得逊色。”

对于现今世界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时震》对此也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在小说中,作者毫不掩饰的表达了对科学的厌恶。作者认为科学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是对自身的威胁,是科学使得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无法驾驭的疯狂世界。小说中的《B-36姐妹》刻画了令人厌恶的坏妹妹———科学家柠柠。她“发明了汽车、电脑、铁丝网、轰炸机、地雷、机枪,以及其他的东西。她就是这样的令人讨厌至极。

再者,小说对于文学艺术本身的意义也给出了颠覆性的阐释。在《时震》中,冯内古特反反复复把文学作品称之为“26个发音符号、10个数字和8个左右标点的特殊横向排列组合”。文学一下子被剥去了文学神圣的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认为制造的本质。艺术也一样,小说中绘画被说成“涂着颜料的平面”。此外,小说把主要人物—作为作家基尔戈·特劳特荒诞无稽的刻画也间接地说明了文学的荒唐性和非现实性。《时震》把科幻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描述成半疯半颠的怪人,外表滑稽可笑,“他穿的不是长裤,而是三层保暖内衣,外披作为战时剩余物资的大衣,衣下摆下面,裸露着小腿肚子……对着无盖的铁丝垃圾篓说话”。“他不断地写小说,却把写好的小说让进废物篓,或扔在垃圾场,或撕成碎片从公共汽车站的抽水马桶中冲下去……”

2. 小说叙述方式去中心、去模式化

小说的去中心思想体现在其独特的叙述方式上。小说的译者虞建华在序言中写道:“《时震》没有中心,没有情节,没有开头和结尾,没有前后时间顺序,没有逻辑规律,人物的行为没有明显的动机和目地,作者的叙述也没有想要说明的观点。”读者也很难为《时震》写出一个故事梗概,因为《时震》没有完整的故事,它是由愈多互不关联的片段组成。小说无始无终,就是单独的一个章节,一个段落之间也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小说的第一章第一段讲自家有几个孩子,第二段是两句关于艺术的话,第三段说人活在世界上很狼狈,第四段接着又讲到了马克·吐温等等。其他章节也是如此,甚至到了小说的结尾,我们也很难找到整部小说叙述的中心。似乎整部小说也被“时震”颠成碎片,等着读者去整理,拼贴。

1960年代开始兴盛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从学理上研究文学,进而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从千变万化的叙事文学作品中抽象出某种叙事规则。结构主义叙事学提供了许多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叙事成规,但当以这些叙事成规去解读具体文本的时候,则不断遭遇叙事作品特殊性的挑战。对于《时震》这部作品,整部小说几乎看不到传统结构叙事的特征,我们也很难把它归类于某种特定的叙事模式中去,这一点也很好地体现了后结构去模式化的思想。

参考文献

[1]库尔特.冯内古特.时震[M].虞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J].文学评论,1987(6).

[3]盛宁.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文本”的解构[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2).

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篇7

代表着启蒙、理性、正义、主体性、人本学的现代主义文化从启蒙运动诞生以后就开始遭受到不停地攻击, 尤其是到了20世纪, 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直接导致了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 而宗教信仰的神学光辉也因遭科技的打击和理性的贬斥而彻底地黯淡了。现代主义者他们看到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旧的价值体系已不能适应, 社会开始出现无序的因素时, 就希望重新建构起一套价值标准, 重新恢复世界的秩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努力, 人们不仅没有找到出路, 相反倒愈益陷入危机。后现代主义者看到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任何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都无法把握的, 于是就放弃了这种努力。他们接受了这个世界的荒诞, 以一种纯粹个性的体验, 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他们要消解一切有意义的东西, 把这一切都看做是一种语言的游戏;他们打破一切的等级制度, 击碎拯救人性、寻找自我等现代主义理想, 把主体变成破碎的幻象;他们主张世界的多元化, 张扬无度的个性自由。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质疑并进行颠覆和解构。它是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 (王岳川, 1993) , 是“对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人文传统的一次重新构想和重新审视, 是一次重新整合和改写。 (盛宁, 1997) ”王治河在《后现代哲学研究》一书中指出,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产生的一股在思维方式上有别于传统思维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思潮。“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流浪者的思维, 一种专事摧毁的否定性思维, 坚持对划一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思维方式的否定, 是所有后现代哲学思潮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王治河, 2006)

然而, 无论后现代主义以多么革命的姿态摧毁和颠覆, 它仍然无法摆脱与其现代主义母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仍然保留了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 而且最后也面临与现代主义一样的困境。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复杂、不断处于分裂流变与不稳定之中的东西, 后现代不过在有些方面比现代主义走得更远、与传统决裂得更彻底。它同现代主义一样反对机械文明与工具理性, 排斥依赖科学、技术和理性的力量来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理想, 关注世界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现代主义发展的“延续性”和“中断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继续, 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新阶段, 同时也是对现代主义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修正。它是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一种突出了分裂、短暂和混乱一面的危机, 同时又表达了对于一切治理危机的方案的怀疑态度。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桑在1975年发表的《类批评:对时代的七种思考》一书中指出:“现代主义的变化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并非突然终止后才能让后现代主义诞生, 它们目前是共存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认为, “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 而不是差别”。 (哈维, 2003)

如同现代主义的反传统性滋生了后现代主义的反叛, 后现代主义在解构颠覆的同时也丧失了建构的能力。它对于人们解放思想、摆脱束缚、激发创造性思维以及确立主观能动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它作为专事摧毁的工具不再有意义。它自我矛盾、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的倾向已经无法用任何认识框架去矫正了。当一切都被消解之后, 任何的价值标准和依据都变得不可能, 人们不再对传统的理性和合法性概念深信不疑, 不再相信有终极和普遍的存在, 拒绝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的元叙述———当今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后, 人类还有可能重建启蒙理性吗?后现代主义终结之后讨论最多的是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消解一切意义, 正如它反对任何绝对的、中心的意义一样, 承认文化的相对意义和价值。它允许不同的声音互相交流、相互共存, 使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成为可能。但是, 由于文化相对主义只承认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它最终也只能被相对地对待, 仍然无法达成一个终极的目标。不过, 终极目标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 因为如果达到了人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所以, 人们总是不断地寻找和超越, 不停地解构和建构, 这便构成了人类无限的认识过程。

摘要：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 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风格, 还是一种新文化现象或思想运动?它是现代主义演变到后期的形态, 是现代主义的通俗化, 还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更重要的是, 在解构一切、消解一切过后它又建构了什么呢?它将终结何处?本文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演变、内涵及特征, 以及它的困境和出路。

关键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和价值危机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2]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 1997.

[3]王治河.后现代哲学研究.增补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篇8

1929年经济危机过后, 美国国内认为混乱的会计实务是危机的罪魁祸首, 为此美国相继于1933年和1934年颁布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 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提供统一的会计信息, 并责成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负责制定统一的会计准则。建立于1938年的会计程序委员会 (CAP) 正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组织, 它共制定了51份会计研究公报, 其基本模式是对当时现存的会计实务进行归纳和概括, 因此留下了备选方案过多和缺乏逻辑一致性的缺陷。成立于1959年的会计原则委员会 (APB) 吸取了CAP的经验教训, 专门组成一个会计研究部研究重大理论问题, 最终研究成果以“会计研究论文系列” (ARS) 的名称统一结集出版。1973年, 比较具有独立性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成立。经过长时期的不懈努力和苦苦探索, FASB总共制定了7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和150多份财务会计准则。一般认为, 随着FASB在1978年到1985年间第1~6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 (Statements on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 简称SFACs) 的先后发布,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 标志着以财务会计目标为起点, 按照“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财务报表要素──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会计要素的报告”为线索的会计理论体系基本形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 带来了企业的组织架构及经营活动的日益复杂化, 由此导致利润表无法真实反映来自于金融创新的、非传统的利润来源。由此, 各国的准则制定机构最终痛下决心, 对传统的利润表进行改革, 因此出现了“全面收益”和全面收益表。目前的全面收益表包含的内容除了传统利润表的内容之外, 只包括限定项目所形成的全面收益。然而, 全面收益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改变了原有的、传统的利润表信息内涵和决策有用性不足的缺点, 另一方面却大有将收入来源模糊化的倾向。

二、会计准则的国际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不断加强, 本国企业不可避免的会走出国门, 同时外资也会不断进入我国, 这期间, 各国的会计准则会发生剧烈的碰撞, 因为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国家的会计准则是完全相同的, 这就必然促使各国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准则不断交流和沟通, 最终走向会计准则国际化的道路。

要实现会计的国际化, 比较现实的做法是进行会计的国际协调, 尽量减少各国会计准则逻辑上的冲突, 并改进国家间财务信息的可比性。待时机成熟时, 再在一定区域内甚至全球范围内采用统一的会计准则。目前, 会计的国际协调已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和来自绝大多数国家以及国际性组织的推动, 会计的国际协调已成为各国政府增强本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降低跨国公司信息转化成本和提高筹资效率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是未来会计发展的主旋律之一, 但由于会计环境的差异, 这种协调进程极可能先在地区之间展开。事实上, 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无不在内部协调各成员国的会计行为。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等等, 这些区域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国之间的会计模式均呈现出一种趋同现象。

我国的会计准则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同样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2007年12月6日, 经过多次磋商和谈判, 内地和香港签署了两地会计准则等效的联合声明, 实现了两地会计准则的等效。2008年11月4日, 由欧盟成员国代表组成的欧盟证券委员会就第三国会计准则等效问题投票决定, 自2009年至2011年底前的过渡期内, 欧盟将允许中国证券发行者在进入欧盟市场时使用中国会计准则。

除此之外, 我认为, 我国的会计理论工作者还应切实加强对国际会计理论的研究, 为我国正在施行的“走出去”的战略决策打下坚实的会计基础。随着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高, 尤其是企业集团化步伐的加快,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国将出现一批跨国界的企业“航母”。跨国公司的发展必然带来一系列需要解决的国际会计问题, 我们应尽快学习和掌握国外的研究成果, 将之“洋为中用”, 指导我国跨国公司财务会计工作向规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葛家澍、杜兴强:《会计理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杜兴强、李文:《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及其确认与计量》, 《会计研究》, 2000年第6期。

电影《嘻游记》之后现代主义分析 篇9

在伊丽莎白·赖特的《拉康与后女性主义》中, 她将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进行了比较:就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言, 现实主义认为艺术是超功利的审美欣赏, 具有一种提升读者的功能 (教化大众) ;现代主义认为艺术是对社会异化压抑的一种反抗, 艺术表现为反抗性反弹的痛苦与丑;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艺术是一种商品, 是日常生活中解魅化、大众化的消费品。由此可以总结为:后现代主义艺术, 就是一种大众性、消费性、娱乐性的商品。

而电影在所有艺术门类中, 是与大众化、消费性关系最密切的。事实上, 电影从诞生之初就是面向大众的一种商品, 也因此电影从一开始就是大众消费艺术, 因此, 电影本身就包含了大众性、商品化、消费性这些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 《嘻游记》也不例外。

另外, 《嘻游记》是本着娱乐至上的原则进行的, 看过《嘻游记》的人, 不禁会想到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 其在各类综艺节目收视率排行榜长期居于首位, 源于一群主持人的自娱自乐与狂欢, 带给观众轻松与愉快的感觉。而《嘻游记》不过是以电影为形式的另一种集体的狂欢, 没有多少深度, 只为娱乐。杰姆逊说:“后现代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有极端现代主义所推崇的东西 (如深度、恐惧、焦虑等) 都消失殆尽——”。所以在后现代电影中, 娱乐、消遣成为重要目标与追求之一。

二、戏仿、拼接的后现代电影叙事方式

(一) 戏仿

首先, 是对《大话西游》的戏仿。《大话西游》是周星驰众多无厘头喜剧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虽然已过数十年, 仍被奉为经典之作。模仿的痕迹在影片中很明显, 都是对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篡改与恶搞, 甚至在情节上也有模仿, 《大话西游》中孙悟空用一个屁战胜牛魔王的众多小将, 这一幕在《嘻游记》再次上演, 并加以夸张放大, 在影片最后众人与魔兽的斗争中, 就是由屁功盖世李大勺的“人间大炮”, 成功地击退了魔兽。虽然这些部分模仿有些过度, 笑点实际上并不高, 但模仿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 对《武林外传》的戏仿。《武林外传》是近几年来老少皆喜的另类古装片, 围绕同福客栈而展开一群江湖侠士的各种逸闻趣事。而在电影《嘻游记》里, 剧情由“同福客栈”变为“龙门客栈”, 各路武林高手云集于此, 由此引发的许多搞笑趣事。芙蓉姐和秀才, 无论从身手、脾气秉性还是情感故事, 都是对《武林外传》中郭芙蓉和吕秀才最直接的模仿, 芙蓉姐胆大心粗, 秀才学历高、知识渊博等。

除了对影视剧情节、人物的戏仿, 《嘻游记》还有对当下综艺节目、游戏的戏仿。开场时的另一场赛事, 即孙午饭以及白沙堂等人参加的盗圣闯关赛, 比赛中各个闯关的障碍设计, 不由得让人想起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冲关我最棒》以及山东卫视的娱乐冲关节目, 现代人参加的竞技娱乐体育场景也被《嘻游记》完全戏仿了。对游戏的戏仿, 主要体现在电影后半部分即魔兽的出现, 唐僧、孙午饭一行人与魔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圣火保卫战, 魔兽的造型等都可以联想到游戏《魔兽争霸》, 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 还有种置身于游戏世界的感觉, 从而达到一种游戏化的效果, 这也正是后现代电影叙事方式——戏仿所追求的艺术效果。

(二) 拼贴

丹尼尔·贝尔在论及后现代的精神时说道:“后现代电影文本在反美学的倾向指引下。往往采用硬性拼接、直接混杂的方式进行故事的讲述……”由此得出, 拼接是后现代电影的另一重要叙事方式。很多看《嘻游记》的人, 会有种看穿越剧的感觉, 影片是以古装片示人, 但明显看出, 电影中有很多拼贴的部分, 比如说电影开场的大力神杯蹴鞠赛, 就是套用了当今世界最高足球赛事——世界杯的奖杯名称, 而“蹴鞠”一词却是我国古代对足球的称谓, 所以“大力神杯蹴鞠赛”就是对古今足球相关内容的拼接。

《嘻游记》中的拼贴还体现在:电影中居然出现了奥特曼与魔兽打斗的场面, 很是雷人。奥特曼的出现, 跟前后场景都完全不搭调, 但后现代电影却可以将其杂糅拼贴在一起, 这吸引了不少小朋友, 因为心目的偶像奥特曼进入实战与魔兽进行决斗了。在龙门客栈举行盛大聚会的时候, 各方名流驾马而来, 云集客栈。停车场上停满了各种名牌座驾, 什么法拉利、劳斯莱斯、宾利、保时捷等, 其实都只是各种马头上挂着上述车标而已。

另外, 在龙门客栈, 谢娜饰演的朱八姐居然在唐朝都府长安城, 跳起了一段东北大秧歌, 地道的是东北特色, 让人忍俊不禁。另外, 七姐妹花在进行歌舞表演时, 是现代舞蹈, 完全打乱了平时大家印象中唐朝歌舞曼妙、轻柔的印象。这种跨时代、跨地域、夸张的拼贴, 使得电影呈现出极强的反美学倾向, 即后现代性。

三、混杂的后现代语言

首先, 是不同语言的混杂。大唐皇帝在颁发大力神杯的开场, 说了韩语、英语、日语、俄语等好几种语言的问候语, 听到这里, 好似要召开什么国际性会议。

其次, 各种时下流行词语都出现在电影中, 如步步高点读机广告中的“so easy”;鸡蛋被打碎时, 铁掌柜说“天然无污染、有鸡全家养的草鸡蛋”;秀才从国外回来获得MBA学位;唐僧等人思考哲学问题时, 引用西方人常说的:“to be or no to be”“who am I?”“where are you?”“what do you want?”等等, 这些流行话语在电影中, 似乎不协调, 甚至有些对立, 但却能共融相通, 呈现后现代语言的“混杂”状态。

以上对电影《嘻游记》从大众娱乐性、戏仿拼贴的叙事方式、混杂的语言等方面进行后现代分析, 并非想为该电影更正“超级大烂片”的头衔。因为电影中确实有不少令人诟病的地方, 和被人津津乐道、称赞不止的经典之作《大话西游》相比, 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但从后现代主义来讲, 作为大众娱乐消费的商品, 无论是山寨还是恶搞, 都无可厚非, 既然有市场, 那就说明其有一定的存在价值, 哪怕仅仅只是为娱乐而作, 能博人一笑, 带来轻松。所以网上诸多的谩骂和指责, 其实也没有必要。

摘要：无厘头喜剧电影《嘻游记》自暑期上映以来, 虽然得到一些90后的喜爱, 但一直被影视界所批评, 甚至被网友冠以“2010年十大烂片”之首, 谩骂声不断。本文试图从后现代影视的大众娱乐性、戏仿拼接的后现代叙事方式、混杂的后现代语言等角度加以分析, 予以客观评价。

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篇10

后殖民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末,迅速得到了第三世界学者的呼应。西方的殖民主义者虽然结束了殖民统治,但是其他殖民形式,如文化殖民、精神殖民和思想殖民仍然存在,黑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无法摆脱殖民主义带来的阴影。后殖民主义批评主要针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而种族主义则是殖民主义的产物。父权制与殖民主义相互勾结,对妇女形成了双重压迫。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两者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跨文化的理论空间——后殖民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在西方理论界同属于“少数者话语”,两者的有机结合丰富了理论内含,扩大了理论视野。不仅关注传统的女性主义话题如性别歧视、社会地位,而且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纳入研究范围,将女性主义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黑人女性主体地位的丧失和女性意识的缺失

“在妇女与第三世界殖民地中,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与白人男性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和主要的地位相比,她们都处在一种边缘的、从属的地位,都被看做是异乡的‘他者’”。后殖民女性主义者指出,第三世界女性一方面受到父权社会的压制,成为依附于男人的客体,一方面要承受殖民主义的迫害,完全丧失了主体地位。小说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年仅11岁的黑人女孩佩科拉不幸的经历。佩科拉又黑又丑,一直生活在父亲的粗暴,母亲的冷漠,同学的嘲笑之中,她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相貌丑陋,希望得到一双蓝眼睛和白色的皮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美好的愿望却被现实击得粉碎。长期的压抑与自卑、接二连三的不幸经历将这个无助的小女孩推向了绝望的边缘,精神崩溃成为了她的最终结局,她只能在镜子中想象着自己得到了蓝色的眼睛。佩科拉的悲剧既是缺乏自我肯定的信念造成的结果,又是外界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结果。

“当产生羞耻感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把不满情绪向自己发泄。但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不满情绪也很容易被再次向外发泄。人们可能扭转局面,把谴责的矛头指向他人”。佩科拉是黑人男性群体愤怒与压抑的发泄对象。在学校里,佩科拉是黑人小男孩嘲笑的对象,被他们叫着“黑鬼!黑鬼!”佩科拉的沉默说明她内心中对于这种侮辱的认同,自我意识的完全丧失。佩科拉父亲的不幸经历直接造成了他的人格分裂,作为白人世界中的弱势群体,他只能将自己的屈辱与愤怒转嫁到妻子和女儿的身上,让她们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比黑人男性更加孤立无援的黑人女性只能承受着他们给自己带来的不幸。

佩科拉的母亲波琳对白人文化和价值观顶礼膜拜,一心希望融入白人社会,从而找到自我实现的价值和心灵的归宿。她曾经对于未来充满憧憬,希望在北方找到新的生活,却在被黑人妇女孤立、嘲笑的过程之中逐渐脱离了黑人的文化传统,同时无法融入白人社会,夹缝中的生存状态令她痛苦至极。如果说一开始她对自己的丈夫、孩子还有些许温情的话,随后的冷漠与残忍让这一切都荡然无存。她将其服务的白人家庭摆在第一位,沉浸于融入这个家庭的假象,自我麻痹,自我否定。

二、回归黑人文化传统,重塑女性自我意识

正如弗朗兹·法农在他的《黑皮肤,白面具》中所写:“黑人想当白人……一些黑人想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证明自己思想丰富,自己有同样的智力。”在美国社会的文化霸权下,黑人因其肤色长期以来遭到歧视和排斥,最终导致黑人自我否定、自我憎恨。但是小说中也不乏敢于与白人主流文化相抗争,固守黑人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只有将反抗父权制与反抗殖民主义相结合,广大黑人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在《最蓝的眼睛》中,收留佩科拉并一直关心她的克劳迪亚一家虽然也是一个黑人家庭,同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遭受着种族歧视,但是他们对于生活仍然怀有热情,怀有希望,对于自己的黑人身份引以为荣。母亲麦克迪娅虽然唠唠叨叨,有时难免因为生活贫困而有些抱怨,但是她的内心充满关爱,给予可怜的佩科拉家庭的温暖。同为黑人女性,她选择了与波琳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固守着黑人的审美标准,不去迎合白人的文化传统。面对磨难,她会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化解。“她会唱歌,唱些诉说艰难岁月的歌,唱些年轻人相爱又别离的歌。她的嗓音是那么甜美,她的目光是那么醉人”。她的布鲁斯音乐就是自我疗伤,同时抵制白人文化霸权的武器,同时表明了她对于黑人文化和传统的热爱。

小女孩克劳迪娅同样对于自己的黑人身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我只有一个愿望:把娃娃拆了,看它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成,发现她的可爱之处、美丽之处,发现我不钟爱娃娃的原因。显然,我是唯一不喜欢娃娃的人。大人们、大女孩们,商店、杂志、报纸、橱窗——全世界都一致认为所有的女孩都喜欢蓝眼珠、黄头发、粉皮肤的布娃娃”,而克劳迪娅对此却不屑一顾,甚至有些厌恶。在别人眼中漂亮的洋娃娃最终却在她手中落得个四分五裂的下场。克劳迪娅并不认同白人的审美观,希望通过拆毁洋娃娃表明自身的黑人身份,对黑人文化的热爱与追求。健全的家庭教育、独立的自我意识使得克劳迪娅具备了健康的人格,没有沦落为白人文化的牺牲品。她的身上体现着黑人女性热爱自我的人格魅力,也让追求全面解放的黑人妇女看到了希望。

三、结语

美国白人社会传统阶层表现为“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黑人女性”,毫无疑问,黑人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托尼·莫里森作品一向植根于黑人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刻画生动的黑人女性形象,剖析黑人女性的心理世界。《最蓝的眼睛》是她探索黑人女性生存道路的初次尝试,之后她又有大量的杰出作品问世,进一步地提出了黑人女性只有珍视自己、重塑自己,坚守自身的黑人身份和女性身份,摆脱白人和男人的双重压迫,才能真正实现解放,获得人格独立。

参考文献

[1]胡俊.《最蓝的眼睛》中非裔美国人的自我憎恨[J].山东外语教学,2006,(1).

[2]高继海.佩科拉悲剧探源——评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