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研究

底线研究（精选10篇）

底线研究 篇1

引言:

在一幅完整的图画中, “底线”的设置往往是整个画面的基础。而对于一座建筑来说, 其“底线”部分是工程的起始点, 也是建筑与环境的分界线, 同时在形式设计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漫长的建筑发展历程中, 建筑的“底线部分”有着自身恒久不变的属性, 也有着不同阶段的特点。能否对建筑“底线”部分有深刻而准确的认识, 是建筑设计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

1. 挥之不去的“三段式”阴影

三段式的构图广泛存在于不同文明的建筑实例中, 它几乎是在建筑设计的历史长河中被提起最多的一种形式原理。“凡屋有三分, 自梁以上为上分, 地以上为中分, 阶为下分” (北宋喻皓《木经》) 是对中国传统建筑三段式再明显不过的阐释;而在西方建筑发展过程中三段式构图更是建筑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从居住需求和建筑技术的角度解释最初的建筑三段式的产生非常容易:建台阶避潮湿与虫害, 用柱墙围合人的活动范围, 架设梁与屋顶遮蔽风雨。因此在文明伊始, 不同建筑三段式的形式往往呈现着相似的形象。建筑的“底线”部分在这一阶段的建筑中大多是以台阶作为物质载体的, 单纯的功能性在形式上产生的则是极高的纯粹性。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中西传统建筑形制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通往了不同的方向。中国传统建筑在立面形制上鲜有大的改变, 台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旧作为“底线”部分的物质载体, 表现出明显的原生性。这一现象或与中国人的居住观念以及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发展特点相合。而“底线”部分在西方建筑形制中的物质载体却发生了改变, 影响至今。

如图1 所示, 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建筑美第奇府邸为例, 这种三段式的划分已不只呈现功能性, 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一种严谨的几何美学。府邸立面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了明显的三段式特点:厚重墙垣构成的“底线”部分, 同样式的窗洞整齐排列的二三层和硕大的檐口。鲜明的立面划分又在精心推敲的比例下形成完美的统一, 这是文艺复兴初期典型的建筑立面构图方法。值得注意的是, 形式“底线”的物质载体已由原来的台基变成了建筑的首层, 换句话说, 此时形式上的“底线”和功能上的“底线”已然发生了脱离。通过简单的对历史的梳理就能发现, 这变化并非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原生的发展过程, 而是经典的建筑形式原则的反作用。

实质上, 美第奇府邸为代表的形式和内容的搭配方式已是时至今日所有非传统建筑三段式构图的法则。即建筑的首层, 或者最初的几层, 成为了三段式的底线部分在形式上的物质实体。

2. 官式建筑庄严性的形式关键

论及建筑形式的构图法则, 官式建筑是典型代表, 庄严性是扮演其角色的灵魂, 而建筑“底线”部分提供的秩序感和稳定性, 则是达到形式目的的关键。关于这一内容, 本文以近年来国内出现的所谓“山寨天安门”为例进行分析。分析的重点是为这种设计冲动提供更为合理准确的成因。

赋予现代建筑以民族文化特色在如今是值得鼓励的做法, 优秀的作品比之一些浮萍般的“国际式”建筑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本文认为, “山寨天安门”引发的争论其实可以解读为“现代官式建筑追求中国传统风格的失败案例”。这种后果来源于对中国传统官式建筑秩序感在“原型”上的认知缺失, 最为明显的便是在建筑“底线”部分形制与内容组合方式上的混乱搭配。如图2, 在所谓的“山寨天安门”的立面中, 建筑物的首层被作为构图的底线部分, 代替了台基, 因此造成了整个建筑秩序的失衡。上文提到, 具有现代功能的建筑的三段形式的构图法则类似于美第奇府邸立面的划分方式, 即以功能为基础的形式反套用, 而非在固定形式基础上的功能的强制性植入。这是“山寨天安门”在建筑形式设计方面失策的重要原因。

3. 现代建筑形式被忽视的颠覆性代表——“底层架空”的意义何在

1926 年, 柯布西耶提出了“新建筑五点”, 但相较于更为引人关注的“自由平面”和“自由立面”, 位列第一的“底层架空”理论所具有的意义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底层架空”的概念有时被认为与柯布西耶城市规划理念中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的设计理想相一致, 这种观点忽略了该理论对建筑体本身的意义。

柯布对“底层架空”的解释是“我们将会把它建造在架空的支柱上……自人类种族开始到我们这个时代就一直在欧洲、非洲、美洲和亚洲将建筑构筑在架空支柱上。”这个类型学式的表达如果归纳在历史表现的范围中似乎略感牵强, 最为合理的解释仍旧来源于形式:萨伏伊别墅、瑞士学生公寓、拉图莱特修道院和马赛住宅都带有明显的“底层架空”的形式特点, 这些架空往往在建筑本身已是不必要的, 更遑论与建筑师规划思想中的那一理想状态相契合。它们实质上代表了一种新的设计手段, 即以空间表达形式。

因此, “底层架空”蕴含的真正意义在于为建筑的“底线”部分增加了一个维度, 由构图发展到了空间。这一改变在建筑设计理论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空间的塑造成为现代建筑中形式表达最有力的手段, 后者不再仅仅依赖于过去的构图原理。这位建筑大师无疑意识到了这些, 但曾经的范式作为历史的幽灵仍旧影响了智者的思维, 使他观点的表达略显拘泥。

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建筑五点”中, 关注于建筑“底线”部分的“底层架空”理论所具有的革命性, 只是它流于形式的表达方式曾经掩盖了这一点。这一理论蕴含着在技术基础上通过空间设计塑造建筑形式的根本方法, 只是通过当时技术发展的代表 (混凝土框架结构) 在建筑形式构图中最重要的部位 (建筑的“底线”部分) 的独特形式表达出来而已。虽不能断言柯布西耶是建筑底线部分空间化的先行者, 但正是他在那个时代嘹亮的呐喊荡涤了前行的迷雾, 这也是其本人在建筑史上的迷人之处。

4. 作为“转接件”的建筑底线部分

在现代主义建筑的浪潮中, “底线”的构图变成了“底线”的空间, 繁星般的建筑作品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多样。然而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 单纯的“底线”空间的设计也受到了挑战。

中银舱体大厦是座现代主义风格的巨型积木状建筑, 开有圆形窗洞的居住舱及其在构成上的穿插组合也使其成为当时高技派建筑的象征。但是在这典型的未来主义风格般的构思下, 是为了与街道和环境在形态上更为协调的水平向的底层建筑。虽然有着功能上的差异, 但是建筑师如果想要保证建筑从上至下“鸟巢箱”语汇的延续性和建筑本身的独立形式并非难事。但是秩序感极强的、水平向的、更贴近原有城市环境和周边建筑肌理的“底线”设计无疑向我们说明了两点:建筑师无法也不愿逃离历史的原型;建筑师已经深刻意识到了建筑的“底线”部分在城市环境中的未来角色。

中银舱体的例子仅是一个建筑形式上的开端, 代表着毫无疑问的建筑“底线”部分的又一次巨大改变, 从功能结构到聚落角色的全面发展。在当今大大小小的城市中, 无论是高层写字楼下部的巨大裙房, 还是延伸到地铁站的地下商场, 乃至与城市公园、市民广场、高架路网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许许多多建筑, 都在告诉我们:“底线”部分不再仅仅存在于立面构图和单一的建筑体中, 而是成为了城市环境和建筑空间的“转接件”, 连接着个体与群体, 伴随着每一个人在社会中角色的不断增强, 不断地加强使用者与环境的交流, 就像最初起到隔绝作用时一样。

5. 结语

很明显建筑的“底线”部分是在不断演进的, 从包含的功能、形式和秩序上的角色乃至空间的维度无一不是如此。它在设计上的表达似乎永远是后发的, 但并非不可寻觅。在现代城市中, 建筑的“底线”部分已然演变为了建筑体和城市空间的“转接件”, 那么, 这个转接空间究竟应该属于建筑还是城市和环境;如果属于后者, 它在未来的设计空间又有多大, 这是设计师们需要思索的问题。

摘要：建筑构图的“底线”部分对于形式表现以及其他方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不同于绝大多数从整体对建筑形式进行剖析的方式, 本文旨在通过一种相对“孤立”的角度对位于建筑构图“底线”位置的部分进行研究, 从其在三段式构图中的角色、在官式建筑庄严性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在现代建筑形式变革中的代表性地位和作为城市环境与建筑枢纽四个方面唤起设计者们对这一建筑局部在设计过程中的重视。

关键词：底线部分,发展过程,构图形式

参考文献

[1].潘谷西, 中国建筑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2].张甜甜, 文艺复兴初期建筑师与建筑作品研究——伯鲁乃列斯基与阿尔伯蒂,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2012

[3].彭磊, 柯布西耶的建筑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 2014.5

合作的底线与底线的合作 篇2

最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商场中历来不缺少高位出局的职业经理人，有的事业顶峰突然被架空，如创维恩怨中的陆华强；有的春风得意之时却被董事会罢免，如新浪最初的王志东；有的声势冲天却旋即深陷囹圄，如联想柳传志时代的孙宏斌。他们对企业都称得上功勋卓著，但却高位出局，原因何在？”而他的基本结论是：“触犯了老板的底线。”这倒是与我近一年来的思考接上了火，看来有话可说。

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在一次讲课时说到：当你对复杂世界某种现象一时无法做出解释的时候，你不妨退回到一个基本的理论范式，然后再往外推，这时候你就可以避免犯一些常识性错误，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的答案，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不是原话，但大意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关于老板底线的问题，看似复杂，其实只要我们把问题退到人与人的合作来讨论，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摆脱个案的困扰，从更深的层面向受众提供一些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对一些个案特殊性的认识。

幸福的合作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合作各有各的不幸。非要把合作破裂的原因完全归于被权力者触犯了权力者的底线，而权力者永远都是正确的，并且还片面地要求大家来理解权力者，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在市场条件下，职业经理人（尤其是高级职业经理人）与老板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说是平等的双向选择的关系。谁是真正的弱者？谁来理解弱者？谁更值得同情？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也值得好好谈一谈。

合作是怎么形成的？

经济学假设人是自利的。自利的人之所以不得不社会化地生活在一起，是因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合作可以为个体的利益最大化提供可能。这里所谓的“可能”是指：并不是所有的合作都能给每个个体带来最大化利益。不成功的合作，甚至可能给某些（甚至所有）个体带来程度不同的伤害。但是，尽管合作有风险，但因为合作的利大于弊，人类还是选择了合作，选择了群居。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为了得到好处。这个结论或许可以被定义为所有合作者参与合作的底线，也就是说，没有好处，人们是不会选择合作的。

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当个体意识到某一项合作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之后，接下来的思维路径自然会进入下一个问题：如果好处实现了，我们将如何分配好处？如果不能实现，每个个体应当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当所有的合作者都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为了避免“打死狗了再论价钱”的尴尬，合作就进入到一个新的程序，也就是建立合作制度的程序。

关于合作的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界定：①关于各方在合作中承担不同的责任的规则；②在合作中因分工不同而生成的可以干什么和不可以干什么的规则；③关于违反了共同的约定的惩罚规则；④关于利益（风险）和惩罚的度量衡的规则。理论上说，制度就是人类在合作过程中规定的底线，或者说，契约就是契约各方约定的彼此的底线。所谓“修订契约”，就是修订底线。

在有效率的合作中，各方的底线不仅是明确的，而且清晰的，尽管合作的前景总是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好的制度安排，往往体现在能够保证合作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是建立在平等和公平基础上的，由此，各方都能够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在正常情况下，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既定的可靠保证，即使出现意外，也能够在既定程序中划定相应的责任，以及按约定承担各自的风险。

在有效率的合作中，论及底线问题，往往不是看对方，而是看自己，因为，底线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内部问题，而是转化为了外部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合作中遵守契约的意义，不在于猜测别人的底线，以及决定是否要突破别人的底线，而是变为需要认真掂量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承诺，突破自己在一定的社会圈子里的做人原则和底线，因为合作制度的真正意义在于：让合作各方承担起法律和社会责任以及个人声誉。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企业家已经把它通俗地表述为：“做事先做人”。当然，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用这句话来标榜自己：“我做人向来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不排除在有的时候，他们也用这句话来批评和规劝别人。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合作的可扩展秩序是在自发的博弈中开始逐渐形成的，这些秩序由于给无数的合作者带来了稳定的可观收益，于是代表这个秩序本质的制度，就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持续地传播开来，人类的合作也因此而变得更有效率。当然，这些事也不过是地球上近三百多年来才发生的。

合作的基础：一组契约

如何保证合作能够给合作共同体带来好处，并且在带来好处之后，能够按既定的分配规则对合作者实现分配呢？这是任何一个合作者都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关于利益的一组契约的执行过程。

在建立契约、维护契约和执行契约的整个合作过程中，由于外部的不确定性，合作的各方都希望实现双赢，并极力避免鱼死网破。然而，在现实的生活和工作中，两败俱伤的合作却时有发生，而且合作的对象总是在时间的推进中不断变换，合作的延续问题，是一个困扰着每一个合作者的问题。

合作不能延续的原因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①契约在制定的过程中有失公平。例如，强权政治，行政垄断，霸王条款等；②制定契约时确定利益分配的标准难以达成一致，例如，是以资本为主，还是以贡献为主，是以资源为主，还是以劳动为主，是以时间为主，还是以效率为主，以及这些因素在分配中的权重，等等；③在制定契约时，没有对物质利益之外的精神的诉求给予约定（这是文化的范畴），以至造成合作中严重的文化冲突，例如，对人的尊重关爱等；④随着合作所带来物质利益的增加，从而使合作的各方都具备了分手的物质条件，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合作的解体；⑤在合作中，由于资源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发合作各方形成新的效率预期，导致合作不能延续；⑥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当事人对风险的评估不同，过度防范所造成的恐惧，也可以导致合作各方做出错误选择。

当然，旧的合作解体了，往往意味着新合作的开始。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不容易逃脱的：一个寻求合作，二是接受分工。

如果无法选择不合作（比如说面对国家和家庭），也就是不能用脚投票时，那么，合作就凸显出博弈的特点，对契约的修订就成为合作的重要内容。契约的修订过程，在经济学家的学术讨论时，被描述为“制度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使制度避免僵化，而更具有弹性，不同的利益各方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不断表达并实现自己的主张和利益诉求，从而推进合作的发展。

由于契约的漏洞以及对契约的不同理解，是合作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合作者之间的关于制度的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或者说有着共同的制度知识的人在一起合作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对制度有着共同知识的人，可以形成合作的默契。

合作的结构与预期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话说了两千多年了，每每品味起来，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合作的结构是保证合作的重要前提，不同的结构产生不同的承載力。大智者在一起共事，是一种互补关系，也是一种依存关系。因此他们常常能够实现求大同，存小异。因为彼此都知道各自有不同的诉求，且又深知相互依存的重要，所以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一旦产生矛盾，大家能够各自摆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讨论或争论之后，最终都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彼此取长补短的结果，是合作体能够不断进步与发展。

相反，一帮小人聚合在一起，尽管在感情和义气上会很快的溶和，以求得大家和和气气，热热闹闹。但在这样的群体中，制度与原则是做样子的，而伤和气则成为一种大忌，结果在合作不久，就出现了离心离德，加上彼此之间没有行为的底线，较量中不是采取沟通的方式，而是比谁更狠，看谁更坏，这样的合作总是难逃因小事闯大祸的结局，所以也是短命的。

“君子和而不同”，还可以理解为：君子善于将不同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种更有效率的结构。正如在麻将牌里有一手得分很高的牌形，叫做“七星十三烂”，不同的花色，不相关联的牌，却能够整合出一手大牌，这是高手所为。

合作的结构问题，深入地说，其实是一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观念往往带来合作中的冲突与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是形成企业合作自恰结构的重要因素。而企业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企业的所有成员对他人的预期，以及以这种预期为前提的行为选择。每个人在自己预期中采取不同策略的总和，就是我们常说的企业文化氛围。而基于企业文化基础之上的制度，其意义就在于约束人们在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的行为，并使这种行为对于他人来说是可预期的，也就是说，制度安排使每一个合作者的行为变得可以预期，而在他人行为可预期的情况下进行合作，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合作，也是让人放心的合作。

关于预期在合作中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反而进行强调：当一个人产生了不好的预期的时候，就有了违反制度的动机，不稳定的预期，必然造成不可捉摸的行为。

合作是关于定价的博弈

如果说，人们是为了好处才参与合作，那么，如何分配未来的好处，对于合作者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合作中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往往都是由于分配上出了问题而引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合作的本质问题理解为合作者之间关于定价的博弈，是有道理的。恰当地给自己和他人定价，这是合作博弈的必修课。在合作中给自己定一个可以持续拥有的价格，既是一个表达自我预期的过程，也是自我预期修正的过程。

在研究了制度对于合作的意义之后，我们会发现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制度经济学中所揭示的那个原理是何等的精准和美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诱因。”而当一个无效率的制度让合作各方的预期价格都被扭曲之后，合作或者继续停滞在无效率状态，或者合作将开始走向解体，合作各方开始寻求新的合作均衡。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高层裂变也好，集体跳槽也好，兄弟分家也好，盖因合作者之间的定价出了问题，原有的价格体系，由于没有与时俱进，结果造成了分配上的不合理，当这种不合理达到某一个阈值（也就是人们说的底线）时，合作开始面临制度的变迁或不得不使合作解体。

底线，也就是商人说的底价。要不要抛出底价？什么时候抛出底价？这往往被当作商业机密。“当你知道别人的选择之后，你就能做出对你有利的选择，”这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说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对你有利的选择并不一定对别人有利，所以别人并不会轻易抛出自己的底价，因此，这个底价常常是看不见的，需要去猜的。

男人与男人的合作永远都是实力的合作。“店大欺客”与 “客大欺店”说的是实力强的就敢抛出一个让人不得不接受的底价。这就是所谓“不同重量级的人，底线也是不同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输得起和赔得起。所以底线的不同，实际上是重量级的不同。对于轻量级（定价相对低的）一方来说，只有积聚力量，并等待对手实力的衰弱，才有可能在同一水平上进行新的合作。

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由于恐惧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往往会超出人们的想象。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恐惧就是合作双方的底线。在合作中对弱者的过分轻视，后果是严重的。以弱胜强，往往是因为弱者因巨大的恐惧压力，而把自己的底线调到了“不活了！”于是，无所畏惧者，就无往不胜。合作是不能把对手逼到绝境的，一旦突破了对手求生的底线，博弈的结果就会发生逆转。

如果说底线的变化，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那么在价格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底线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因为利弊的权衡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底线的调整往往取决于信息的对称，而信息对称的途径就是沟通。

合作均衡与智慧

尽管合作博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合作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叫做均衡。什么是合作的均衡呢？合作的均衡就是每一个个体如果改变当前的合作制度安排，都不能因此得到额外的好处。这是理论上的描述。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于改变现状的后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准确地把握。由于每个个体对合作的利益（风险）和合作结果的评估不同，大家都有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打破合作均衡，走向对大家都不利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人常常会成为“理性的傻子”的原因。

企业中发生的分分合合，以及跳槽与跳槽后又回归的等等现象，告诉人们：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完备，任何决策都不可能完全满足决策者的意愿，甚至还可能事与愿违。当然，在多人合作的博弈中，任何策略都是有利有弊的，没有万全之策，只有权宜之策，得失是相互依存的，得中有失，失中有得。所以，每个参与合作的人只能是在“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中选择。而现实生活中的“相权”往往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聪明，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

好的合作，总是依赖于当事人的智慧。但有的时候“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某些偶然因素也可能导致事态朝着不利于合作各方利益的方向发展。因此，“细节决定成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细节中表达的信息往往预示着合作的发展方向。

成功的合作者总是比较注重细节，但又不拘泥于细节。其中的奥秘在于，他们找到了帮助自己打理细节的人，而不是让自己放弃大开大阖的气度，只会沉湎于梢枝末节。做大事总是要有大气魄。斤斤计较，婆婆妈妈，是组织不了大合作的。

人既是智慧的动物，也是有情感的动物。在合作中，制度代表理性，理性固然是重要的，但在情感面前，制度常常会显得比较软弱。所谓“理性永远是情感的奴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尤其是与中国人合作，是守着“情、理、法”，还是坚持“法、理、情”，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国人特别爱讲面子，这成了基本国情。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底線，也会因为感情因素的比重而变化，因为面子后面是他人对自己的定价，也包含了未来的预期收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合作体内，那些太不给人面子的人，往往会使合作体不融洽，从而间接地影响组织的效率。也就是说，在与中国人合作的过程中，不能忘记：感情只有建立在商业理性之上，才不至于使自己失落；理性只有在顾及人的感情之后，才不至于使自己孤独。两者之间的拿捏，是可以把合作者分出层次的。

合作中的权力与权利之争

“权力”是能够对他人产生影响的力量，“权利”是不被他人影响的权益。企业中的不同层面的合作的绝大多数矛盾，大致都是在这两个层面展开的。

当我们观察一个企业的老板与高管之间的矛盾时，通常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入手：是权力冲突，还是权益冲突？是关于眼前的权利冲突，还是关于未来的权利冲突？是关于经营权问题的冲突，还是关于所有权问题的冲突？而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往往不是局外人一眼能看明白的。

高管要想有尊严地处理好与老板的关系，应明白以下四个道理。

承认一个人的历史贡献，并不意味着相信他还能给合作体继续带来好处。因此，在做错了事之后，千万不要在老板面前说：“我曾经为党国立过战功！”这一类的话，你必须回答：“为什么一个团守不住一个车站！”否则，“崩”了你不算冤枉。

当你的权力还没有达到“舍我其谁”的时候，你的老板关注的是你在利益上是否过于计较；而当你的权力已经达到“舍我其谁”“尾大不掉”的时候，老板会更愿意用利益来换取你手中的权力。那些在事业已经达到巅峰的经理人，一夜之间被高价炒掉的故事背后，往往隐含了老板对权力丧失的恐惧。当你让别人产生恐惧感的时候，你的真正恐惧就来了。

自尊与自信，是老板的底线，也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因此，在不伤及老板的自尊与自信的前提下，权力可以争，利益也可以争。把人当人的时候，人家也把你当人。万万不可以“忠言逆耳”来为自己的鲁莽作辩护。应牢记古人的话：“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这句话其实应该反过来说：尽管在得到信任的情况下，有话不说是失职，但在没有取得信任（或已经失去信任）的情况下，谏言是没有好效果的，甚至是会产生坏效果的（如彭大将军是也）。千万不要抱怨老板的度量不大，谁让你跟度量不大的人合作呢？

自然的底线与民众的底线 篇3

自然是有底线的, 人们对自然应该是崇敬且爱戴的。在远古时代, 祖先们用龙飞凤舞的图腾与狂放的歌舞, 将这种敬畏糅合在那些未开化的巫术礼仪活动之中, 成为混沌原始崇拜的一部分。在诗经的时代, 讲天人感应、观物取象、托物寓景。自然, 是古人精神的一部分, 它赋予了古人淡远和谐的情性, 是其最深处的信仰。但之后, 人们忘本、忘恩更忘根, 对自然除了索取, 还是索取, 忘却了自然的底线。

我国的生态环境本来就脆弱, 迅猛发展的经济, 显然没有给自然环境足够的喘息与休养。中国的经济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中, 有的人既溶入了逐利的野蛮冲动, 也放弃了对环境的怜悯与后代的责任。在整体上我国的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发展态势, 局部地区生态退化的现象有所缓和, 但生态退化的实质没有改变, 趋势还在加剧, 生态灾害仍在加重。当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 才看到“增长的极限”, 这已经晚了。晚了不可怕, 可怕的是无动于衷, 冷漠地看着自然环境的衰败。

黄浦江的污染事件本身是一个环境问题, 它只是中国粗放型市场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恶化的一个表现。但在这个事件中, 一些专家“泳池苍蝇”的论断与某些部门“水质并未超标”的发言无疑使这个环境问题很快发酵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乃至政治问题。于是, 在阴霾、禽流感等负面背景下, 政府有关部门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软弱, 企业、农户对生态保护的漠视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循环关系, 对于民众而言, 这显然是一种危险且恶意的挑衅与刺激。这, 正在逼近民众的底线。

民众是有底线的, 政府对民众应该是敬畏与爱护的。中国政府历来有传承中华文明的毅力和决心, 并在发展中不断张扬这种宏伟的理想: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的梦想, 这个梦想的前提是对民众要有礼、有信, 更要有情。在此次事件中, 有关部门显然是不了解这些的, 在信息的公开上, 他们采用了一种对事实掩饰性的陈述与巧妙地遗漏来误导媒体与舆论, 这种类似行骗的途经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民众的希望就是当下民众的底线。民众希望有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希望有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 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孙能够在先辈们创造的美好环境中延绵下去。任何破坏这个希望的行为与企图都是在挑战民众的底线。黄浦江的死猪、毒奶粉、毒大米、阴霾的天气、污染的地下水、垮塌的工程、官僚的腐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城市建设、来回折腾不已的政策, 民众的底线已经承重过载了。

文官统治的底线 篇4

对败军之将，李德·哈特亦言其智、其勇。在他看来，二战中德军将领的专业素质“是一流的”。他说古德里安“目光远大，用兵如神”，隆美尔是“名副其实的军事天才”，而曼斯坦因则“堪称一代军事大师”。

话说回来，倘若德军将领只是一帮酒囊饭袋，怎么可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炫目的战绩呢？德军将领确有过人之处。不仅如此。在二战中，德军自下而上直到集团军一级，每一位陆军将领都亲临战场，不是乘坐飞机、坦克或装甲车亲自指挥战斗，就是与士兵一道摸爬滚打，数以百计的将军战死疆场。

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军可谓是不怕死不怕苦特别能战斗。可是，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在希特勒的手中却有如听话的工具，温顺的玩物。

布卢门特里特是少数几个希特勒始终宠信的将官之一。1944年9月，他被电召去元首大本营报到。其实是希特勒想给他授勋，可不知就里的布卢门特里特却以为将大难临头。为防不测，他先赶回家看望家人。在跟李德·哈特的交谈中，布卢门特里特描述了他当时那种心惊肉跳的恐惧：“电话铃声一响，或者听到门外汽车驶近的声音，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哆嗦，不时走到窗边张望。”1945年3月，最高统帅部发电报给正在荷兰作战的布卢门特里特，要他汇报家属的行踪，布卢门特里特视之为当局要扣其家属为人质的不祥之兆。他一看地图，美军快要挺进到他的家乡马堡了，于是决定不理睬这份电报，因为他“感到在美军占领区家属更为安全”。宠将尚且如此，遑论一般将领？

德军将帅们身处这种如履薄冰的氛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德军元帅邓尼茨在回忆录里说过：“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必去打听在什么时候要与谁打仗的问题。这是政治领导的事情，政治领导在这方面比军人享有优先权。”军人这种没有底线的服从，盲目地充当政治的工具，无论对军人自身还是对国家而言，都蕴涵着致命的危险。李德·哈特就说，“刻意让军队超然于政治的做法本身”，意味着“放弃了军人对胆大妄为的政治家潜在的制约作用”。

由此可见，文官统治的原则是有条件的。不分情境地片面强调文官统治，就可能是为文官专制独裁张目。在这种环境下，受文官统治的军队，不仅是人民自由、安全和幸福的敌人，而且也是军人自己的权利、安全和幸福的克星。在第三帝国，希特勒不就是一个仅仅在一战中当过下士的文职领袖么？也正因为这样，在1945年9月发表的“五分钟法哲学”里，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这段名言可谓是有的放矢：“对于军人而言，命令就是命令⋯⋯但是如果军人知道，一个命令是以犯罪或违法为目的的，他就有义务和权利拒绝服从这个命令。”

遗憾的是，像《山的那一边》这样的经典之作，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文译本有欠缺认真之处。一本书中，人名地名的翻译，有多处不统一，希望此书如果再版，能加以改正。

《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

作者：[美] 托马斯·H·赖利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定价：35元

这是西方学者的视角：在努力摧毁皇帝制度，构想一个现代宗教、文化和政治秩序上，太平天国对中国历史做出了独创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贡献。

《日本历史》

作者：［日］井上清

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定价：39.8元

作者以战斗和批判的姿态，坚持“良知”下写的一本完整的日本通史，还被歪曲的日本历史以本来面目。

《古人的胡子》

作者：沈从文

出版：新星出版社

定价：28元

沈从文先生研究文物器皿，是用他对于民族文化的全部感情积累与知识积累，寻找“物”背后那可以感知的“人”的存在。

《国王的人马》

作者：［法］米歇尔·伯恩斯坦

出版：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定价：18元

对于法国最激进的先锋派分子，小说的成功证明了法国当代文学的破产，同时也表达了情境主义者对心理小说的蔑视。

《苹果的哲学》

作者：李屹立著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定价：32元

坚守教育底线 篇5

杨燕钧在《教师伦理学》中说:“教师要对学生有超出一般情意的深厚感情。”我对学生有感情, 但我不敢说对每一个学生都有深厚的情意;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年轻的朋友:要像爱护最宝贵的财富一样爱护儿童对你的信任这朵娇嫩的花儿。它是很容易被摧折, 被晒枯, 被不信任的毒药摧残致死的。”我总想尽力信任学生, 但是总有一些学生我无法信任;郑杰在《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中说:“我们已经放弃了体罚, 但是放弃体罚并不就意味着教育的进步, 教育的真正进步在于我们教师开始学会尊重学生了, 把学生当作成人来尊重了, 那么我们就不会在放弃身体虐待之后, 还保留着没有外伤的精神虐待。”我认为我与尊重有点染边, 却一直没有放弃过适度的体罚, 甚至对放弃体罚的本身还依然保留意见。

从教以来, 一直为自己不能爱不可爱的学生而苦恼, 但一直坚守着我的教育底线, 在有限的教育时间内不轻言放弃, 对自我的批评是有责任感但缺乏大爱胸怀。每天面对的是人格需求上已是成人而又充满着波动转型中的学生, 少许学生表现出来的行为和脱口而出的狂言实在不敢认同, 甚至是强烈的反感。曾经有个学生叫来同学打群架, 却在面临处理时不肯承认是自己叫来的, 反而说是参与打群架的同学自己要打的, 面对同学的伤感却视而不见;曾经有个学生在教室里肆无忌惮地玩手机游戏, 被值日老师抓住, 却不承认在玩游戏而只是拿着忘记放回寝室了;曾经有个学生在校门口与门卫发生肢体冲突, 事后因为门卫也不太熟悉, 就是不承认有过冲突的事, 到了录像室也不肯承认, 直到放出录像才被迫承认;曾经有学生自己犯错, 却在家长处煽风点火, 而我却被家长责骂一顿;曾经因为高考没有来参加体检而没有经验的我叫上一位同学替上, 结果查出是小三阳, 电话中威吓要杀了我……

一个没有“义气”的学生, 爱得起来吗?一个没有诚信的学生, 爱得起来吗?一个煽动家长的学生, 爱得起来吗?一个威吓老师的学生, 爱得起来吗?每当我有这个想法时, 最受折磨的还是自己, 一次次告诫自己要“爱一切学生”, 可最终也有失败, 每带走一届学生, 总有几个学生令我失望。虽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与他们交流, 只是在交流时也对学生声明, 对其某方面我持有意见, 或者就是不认可。每一次与这类学生发生冲突时, 有一种声音一直回绕在我的大脑中, 以后再也不想理啋了, 可是冷静下来, 马上就会去找他, 进行一次暴风雨后和风细雨的交流, 不敢说推心置腹, 却是真诚。也发现冲突后平静交流远胜于平日的苦口婆心。

记得有一个毕业生在QQ中跟我说:“陈老师, 我在高三时, 你一直不喜欢我, 但我还是要感谢你一直在鼓励我, 那时我很疑惑, 为什么老师能帮助一个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的人。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正如你曾经对我们说的那种句话‘什么是母校?母校就是你心中可以骂一万遍, 但绝不容许别人骂一遍的地方’。我曾经是‘差生’, 虽然你心中可能骂我无数遍了, 但你绝不容许我变得更坏!”作为老师, 真的就是这样, 其实谁能说这位曾经让我头痛的学生不懂事呢?也确实正因为如此, 我也一直告诫自己:没有差生, 只有没有觉醒的学生!只是我们一直带着有色眼镜, 为了防止被自己的眼睛欺骗, 我们必须固执地坚守教育底线。面对没有觉醒的学生, 只能一次次地去劝导、引导, 在他没有觉醒的时候, 虽然效果甚微, 可是作为教师没有理由去推脱, 即使不被理解, 即使会令学生厌恶。当然会有人说, 如果有学生厌恶老师, 说明老师不够了优秀, 可事实上优秀的教师不太多, 平凡的教师到处都是, 平凡的教师只能选择承受和坚持下去。或许平凡教师的悔人不倦引起了学生的反感, 但它减慢或阻止了学生变坏的脚步, 我们并不优秀, 但我们扎实地工作着, 或许离高尚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我们只是为了守住教育底线。

守住底线 篇6

十万年前的那次小行星撞击地球, 一定越过了很多物种生存的底线, 其后果是大量生物的灭绝。

稍多一点的二氧化碳气体能够比较好的保护大气层, 可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产生温室效应。

人的心中也有无形的底线, 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底线是做人的基石, 是处事最起码的准则, 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维护自尊的法宝。

朝国君, 他忠心耿耿;面对天下百姓, 他以身作则;面对功名利禄, 他毫不在乎。好一个功在朝廷, 原不分先主后主;名誉天下, 何须辨襄阳洛阳的诸葛孔明!

他用诚心敲响了历史的钟鼓, 用忠心奏出了动听的曲目, 用心灵回答了自己, 道出了自己清心寡欲, 淡泊名利的人格底线。

面对朔风凛冽, 他与冷目作伴;面对荣华富贵, 他用行动做出承诺;面对威胁劝降, 他用心灵做出答复。

在生存与死亡之间, 他选择后者;在屈服与坚守之间, 他同样选择了后者!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名垂青史。

历史也不会忘记, 北海的苏武, 那个流放于荒山野原的铁血男儿, 用不屈和铮铮铁骨做出了最完美的诠释;用坚守与执着, 挥洒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用至诚和忠心, 描绘了一幅名传千古的不朽画卷。苏武用心灵做出了回答: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用心灵道出了不屈于恶势力、敢于斗争、忠心耿耿的人格底线。

回首历史, 朝国君, 苏武道出的不贪富贵, 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品质向我们完美地诠释了做人的底线,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展望现代, 是不是也有一样值得我们坚守的人格底线呢?

在商人看来, 他们的底线是“诚信”。可近几年发生的“染色馒头、毒豆芽、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商家有没有遵守商业道德上那“诚信”的底线呢?

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 他们弃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于不顾, 不惜一切代价赚取黑心的钱财。这种丧失道德的、拿人民群众健康开玩笑的和不守诚信的不法商贩, 是会被人们唾弃以至深恶痛绝的, 是应当遭受社会的批判的。试想, 如果那些商贩本着以“诚信”的态度经营, 以人民群众的健康为出发点去经营, 他们的行为会遭到人民的谴责吗?显然不会。人民反而会给他们较高的评价和赞赏。

同样, 作为平凡人的我们, 很难让自己一辈子清心寡欲, 不产生一丝邪念。然而, 人的高贵就在于坚守自己的底线。

因此, 不论是做人, 还是做事, 都应该守住自己应该守住的底线, 如此我们赢得的将是:为人得到尊重, 处世也得到赞赏。

坚守道德的底线 篇7

中华乃文明古国, 礼仪之邦。仁义礼智信, 源远流长;温良恭俭让, 代代相传。魏晋风骨, 汉唐仕风, 是时代特征的标签;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 是盛世民风的写照。孔融让梨, 程门立雪, 孔孟谦让之风, 儿时教育浸入血脉骨髓;岳母刺字, 卧冰求鲤, 自古忠孝之道教化着我们行为举止。

如今部分劣行恶俗泛起, 成因复杂。一是国际化背景下纷芜多元的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博奕冲击而出现的文化认知模糊;二是工业文明对农耕文化改造过程中生产方式和生活理念的不断转变;三是时代不断改革创新过程中对传统文化摒弃与坚守的择抉偏差。多种原因, 导致部分人员以自我为中心, 置道德于脚底, 假公济私, 损人利己, 急功近利, 杀鸡取卵,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这些不良社会现象危害极大。其虽不一定触犯法律法规, 但其侵蚀中华传统美德, 动摇青少年信仰根基, 模糊大众审美情操, 危及政府的公信力。

此风不可长, 我们必须坚守道德的底线。我们决不能坐视歪风恣肆纵横, 听任铜臭弥漫泛滥。坚守道德的底线必须有的放矢出重拳下猛药。

一是深入持久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美德高度的浓缩和概括, 是引领我们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风向标和指南针, 是指导社会公民坚守道德底线的防火墙和照妖镜。只有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才能确保高尚的荣辱观、义利观。道德底线的坚守, 价值观念的重构, 我们在不义之财面前才能雷池止步, 在老人跌倒时才敢出手相助, 在歹徒为非时才敢当头棒喝。

二是争夺抢占舆论新高地。紧抓新型主流媒体, 守住精神家园, 抵制渐变的不良习俗, 打击所谓网络大V精神领袖, 让造谣传谣者失去话语权。主流媒体要利用传统报刊、影视广播、网络电台、微信、QQ等各种渠道树正压邪, 激浊场清, 一方面积极传播正能量, 大力弘扬中华美德, 让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家喻户晓, 让公众近距离感知最美女教师张丽莉人性的光辉, 道德的力量!让道德底线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对挑战道德底线丑恶现象发动大家穷追猛打, 使恶俗不文明举止退避三舍, 见不得阳光。

食品,安全底线岂可挑战? 篇8

【事件回放】

2010年8月23日, 《扬子晚报》首次曝出南京多人因食用小龙虾导致肌红蛋白超标引发了“横纹肌溶解”, 症状表现为全身肌肉酸痛, 并伴有肌酸激酶、肌红蛋白明显增高, 一时引起人们的恐慌。

9月12日, 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 专家认为, 这次南京出现的因食用小龙虾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是一种名为“哈夫病”的疾病, 同时指出, 南京消费者患哈夫病呈现的高散发特征可能还与中国人的体质有关。但引发“哈夫病”的病因最终不明。

【各方声音】

小龙虾出事后, 8月25日, 江苏省水产质量检测中心、农业部南京水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在全省进行突击抽样检测, 对江苏省5个主产区的10个小龙虾产地上使用的3种饲料产品、13种存塘产品及南京惠民桥水产批发市场等9个市场上的22种销售产品, 一共35个小龙虾样品、3种饲料样品进行了专项抽检, 抽检合格率均为100%。《扬子晚报》

在南京市几个社区菜市场, 记者没有看到小龙虾的“身影”, 消费者已经用“减少消费”对小龙虾投票。面对市场的寒冬, 小龙虾不得不提前一个月大撤退, 对于明年春天小龙虾消费能否卷土重来, 只能等到明年揭晓谜底。《中国青年报》

小龙虾致病疑云飘荡了一个多月。现在, 我们知道他们患的也是哈夫病, 其毒素迄今也没有鉴定出来, 这就给人一种不确定感。不过我们也不用过分悲观和恐慌, 毕竟这个概率很小, 而且康复情况也很乐观。《华西都市报》

回想小龙虾产业快速形成的过程, 不难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当某种新的食品种类大规模走向餐桌的时候, 相关的科学研究、卫生预防和标准制定没有跟上。《北京青年报》

【我说两句】

小龙虾也出问题了。这对北方内陆城市的我们影响不是很大, 但对哈夫病因的分析而带出的一系列问题, 实则不能让人安心。

洗虾粉就是让人怀疑的首要对象。据了解, 用洗虾粉洗虾已是业内的潜规则, 用其洗过的虾颜色光鲜, 十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但洗虾粉在多地禁止用于浸泡小龙虾等食物。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称, 洗虾粉主要是草酸, 草酸是有机酸中的强酸, 酸性是醋酸的1万倍, 人体摄入过量, 会严重影响健康。尽管最后证明这次的哈夫病与洗虾粉并无关联, 洗虾粉得以“昭雪”, 但洗虾粉的安全性仍然是个问题。

还有就是源头监管与流通跟踪的缺失。小龙虾致病的消息被发布后, 才有了一系列监测方案, 如一经卫生部批准, 就可以在食用小龙虾地区开展主动监测, 那么这样的主动监测为何之前在生产、流通环节难以实现?为什么只有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遭到侵害, 才会出台原本就该有的预防与监管体系?

一直以来,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影响着我国消费者的信心, 他们对食品的要求也由环保绿色、色香俱佳降低为安全性, 即首选的保证———你可以不好看或是味道欠佳, 但绝对要安全。

然而, 就是这条最后的底线也时常受到挑战。为了在竞争中制胜, 受利益驱动, 很多商家本末倒置, 把更多的眼光和技术盯在了好吃好看上, 先吸引你的眼球, 再征服你的味觉。然而, 过犹不及, 过分的鲜艳或是超常的美味往往是更多地添加了元素得来的, 如超标添加, 令不行禁不止的偷偷掺和。侥幸的话, 打个擦边球而勉强过关, 但一旦被发现或是造成食品安全事件, 那么受害的不仅是消费者, 也会对整个产业造成致命打击。

那么,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首先, 在生产、流通环节中, 工商、卫生、质监、环保、药监等多部门分段执法, 交叉、重叠监管, 容易造成监管漏洞, 给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其次, 市场上的不合格食品奉行“潜规则”, 在市场上大行其道, 是否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有一定的关系?再者, 我们重在计划性的监督, 而忽视了预防这一环节, 因此检测往往滞后于食品安全现状的需要, 造成“头疼医头, 脚痛医脚”慢半拍的监管局面。而由于预防体制的欠缺, 苏丹红、三聚氰胺……同类食品安全事件“前仆后继”, 考验着消费者的最终忍耐力。

对此, 很多人把原因怪到了标准上, 这次“龙虾案”也不例外。在小龙虾作为一种产业大规模地发展时, 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规范, 这给监管带来不可操作性, 给消费市场带来了安全隐患。抱怨之后, 很多人也许从中可以看到希望, 认为这是小龙虾产业提升的契机, 并开始着手小龙虾养殖的国家级标准的制定。

但前景未必乐观。小龙虾的生产分散, 流通环节庞杂, 监管起来很困难。标准的制定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但预防体制的缺乏将是整个行业致命的问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性预警体系, 提高预防能力和检测能力, 不仅是小龙虾市场的需要, 也是整个食品安全行业的呼声。

相关链接

什么是哈夫病?

哈夫病是指食用水产品后在24小时之内出现的原因不明的横纹肌溶解症状, 临床表现为肌肉酸痛, 并伴血清肌酸磷酸激酶和肌红蛋白升高, 部分患者出现酱油色尿, 个别严重者会出现急性肾衰竭。

哈夫病最早在波罗的海的哈夫港发生, 后来在地中海地区、美国、巴西出现, 中国北京在2000年也曾有过相关报道。

全世界哈夫病只有1 000多例, 这还是80多年来叠加起来的病例。这次中国南京的23名患者很分散, 发生在8个家庭和4家餐馆。

哪些食品可能导致哈夫病?

八卦无底线 篇9

但这绝对是欧洲休赛期的特例。尼克·霍恩比在他的足球迷回忆录《绝对狂热》中写道：“此前好几个月的休赛期已经让我非常想念足球了。1969年夏天，我平生第一次感觉缺少点什么。父亲和我都面临着没有阿森纳比赛可看的问题，我们对于运动版面不再有丝毫兴趣。在那个年头，还没有加扎，没有可笑且毫无意义的季前热身联赛，那至少可以充作正式比赛来临前的一种替代选择；也还没有愚蠢疯狂的转会市场竞争，报纸连续好几周没有任何关于足球的消息。以前我总是热切盼望和欢迎夏天的到来，但这一次，它毁坏了我所依赖的规律生活，夏天让我窒息而不是解放，好像7月和11月交换了时序一样。”

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基本情况，不过伴随着足球职业化蓬勃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体育商业化时代的到来，夏季足球转会变得频繁起来，伴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报纸最受男读者欢迎的体育新闻版面也需要更多的内容进行填充。在重大转会活跃阶段，新闻媒体会拥有更多报道的选点和自由。而当大的转会不足，新闻版面却不断扩充之际，媒体只能主动地参与制造转会流言（gossip或者rumor）。

关于转会的说法，主要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各个俱乐部的转会声明，官方宣言，或者引用主教练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这种只要发布出来就得负责任的，不可能忽悠人。第二类是纸质媒体广为报道的，大多数为rumor，也就是转会流言。这类由记者撰写的稿件，通常有一定的信息渠道，但容易受俱乐部或者经纪人的所谓内线蛊惑，因为俱乐部不论是买方或者卖方，都会利用媒体来做文章，或者抬高或者压低球员价格，而经纪人也会尽可能为促成自己的球员转会想尽办法，球员本人有时候不会主动发声，但他会通过身边的亲戚朋友表达一定程度的信息，而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转会过程之中有用、或者无效的信息，而被媒体进行转载报道。

另外两类信息则属于基本不靠谱的。第三类则是谣言，主要是一些网站或者博客为了博眼球，吸引球迷的关注而编造的转会新闻，与事实南辕北辙，纯属意淫。第四类则是个人信息来源，比如论坛、推特上的个体爆料，比如某转会最后时刻，某人号称看到了某球员出现在伦敦西斯罗机场，由此YY其将加盟某俱乐部。但这类信息虽然耸人听闻，却经不起时间推敲，很容易就被拆穿。

Gossip这个词是英式英语中非常流行的，多指被很多人流传的八卦，小道消息之类。英国是“八卦新闻”的始祖，因为英国在欧洲相对偏高的产业工人比例，黄色小报《太阳报》在销量上十倍于大报《泰晤士报》。伦敦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更重要的一点是，英国人的平均教育程度不高，因此美国媒体对总统明星的八卦远不如英国同行对戴安娜和皇室的八卦。因此，八卦是英国人的生活态度，也是其带给体育媒体的重要影响，所以英国的转会新闻也是世界上最频繁、最无底线的报道。

——张玉强

商业竞争的道德底线 篇10

然而, 蒙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却让这头不可一世的“草原牛”披上了一件险恶的“外衣”, 也让曾经的荣耀与光环不复存在。如, 蒙牛主打产品“不是每种牛奶都叫特仑苏”发生了OMP事件;雇佣网络公关公司发帖, 恶意攻击伊利产品损害商业信誉案件, 从而陷入恶性营销中的“伪造门”与“诈骗门”。

中国乳制品龙头企业的乱象再次扰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 也让公众对这个行业的品牌的信任大打折扣。业内人士称, 这个当初从老东家重重围剿中胜利突围的蒙牛, 却用了和老东家类似的打压手法和同行业开展恶性竞争。

让蒙牛蒙羞并一蹶不振的, 是缘于2010年10月19日一篇有关“蒙牛是圣元奶粉事件背后黑手”的帖子。一时间, 这个帖子在多个网上论坛中盛传。据帖子曝料, 包括“圣元奶粉性早熟”事件、伊利“QQ星”及多家婴幼儿“鱼油含EPA会导致性早熟”等事件, 都是其竞争对手蒙牛公司暗地里一手策划的新闻。

很快, 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蒙牛集团出面否认了策划“圣元奶粉性早熟”事件。2010年10月20日, 蒙牛集团对外发布声明称:蒙牛集团从未策划、组织、实施任何与“圣元奶粉性早熟”事件有关的活动;蒙牛集团已经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案, 追究制造这一虚假信息的个人、组织的法律责任。

此消息一出, 消费者一时真假难辨。随后, 2010年10月22日, 伊利公司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2010年7月中旬, 我们在部分网络媒体发现大量攻击我公司产品、品牌的言论、报道, 我公司已于7月30日正式向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报案。经警方缜密侦查, 这起利用网络媒体恶意损害伊利集团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案件已被侦破, 此案涉及蒙牛乳业、北京博斯智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 蒙牛毫不示弱, 奋起还击。蒙牛集团新闻发言人姚海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络上的传言全部失实, 蒙牛已经报案, 事件系竞争对手的恶意竞争手段, 蒙牛给予强烈斥责。蒙牛方面还对外宣称, “近年来, 蒙牛集团曾多次遭遇类似的诽谤事件。其中经公安机关查实, 2003年到2004年间, 伊利集团曾花费超过590万元, 雇佣公关公司对我公司进行新闻攻击。”

事情突然风起云涌, 双方各执一词。这么一来, 使得消费者一头雾水。就像两个互相掐架的人, 都把掐架的缘由推卸给对方, 让人好不生厌。也许, 到底是谁打出的第一拳、踢出的第一脚, 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然而, 未隔几日, 事情却突然峰回路转。2010年10月22日凌晨, 蒙牛公开发表声明, 就其产品经理安勇诽谤伊利事件向相关方面及消费者致歉。声明中称:安勇原为伊利集团的员工, 其进行诽谤行为时未向蒙牛公司请示, 属擅自而为。目前, 蒙牛公司已将其除名。

同时, 蒙牛在致歉声明中表示, “公司负有教育不周、管理不力的责任”, 而且强调“安勇原是伊利集团的员工, 2005年才来到蒙牛, 他在做损害兄弟企业的事时, 没有向任何人请示。”这似乎是给公众作了一个真诚的交代。

一石激起千层浪。蒙牛“诽谤门”爆发后,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热议。在消费者看来, 究竟是谁最先使用不正当手段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们通过这个事件了解到了远低于人们期望值的乳业竞争的生态环境。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这是蒙牛的创始人牛根生的一句经典名言, 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业内外广为传颂。可蒙牛接二连三的不“德”行为,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商业环境中, 有着太多“岳不群”那样的丑恶嘴脸。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中国乳品企业可谓得天独厚, 拥有着令外国投资者垂涎不已的竞争优势——拥有14亿消费者刚性需求。这一庞大市场和国家政策的扶持, 使乳品企业在过去十年高速增长, 纷纷跑马圈地, 市场份额和规模快速扩张。然而, 也许正是这种优势, 使一些利欲熏心的乳品企业想独享这块“蛋糕”, 从而采取了不择手段的竞争模式。中国的乳品公司拥有这衔玉而生的先天优势, 为追逐利润, 竟不顾道德和法制底线,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违法作孽。

品牌竞争获胜的最终砝码, 不是与同行间的尔虞我诈, 而是实实在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为消费者创造始终如一、优于竞争对手提供的价值, 这是永远不变的商业规则。当一些企业将相当一部分的精力用于与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中时, 必将减少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精力, 精力的减少必将影响消费者最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