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道德底线

职业道德底线（共12篇）

职业道德底线 篇1

地沟油、瘦肉精、山东疫苗、三聚氰胺, 饮食卫生令我们每天胆颤心惊;扶不起的老人不时拷问着我们的灵魂良知;畸形演变的民风民俗, 哗众出位的影视明星绯闻, 扰乱我们脆弱的视听神经。个别人员公然挑战公序良俗, 恶意践踏道德良知, 我们的道德还有没有底线?

中华乃文明古国, 礼仪之邦。仁义礼智信, 源远流长;温良恭俭让, 代代相传。魏晋风骨, 汉唐仕风, 是时代特征的标签;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 是盛世民风的写照。孔融让梨, 程门立雪, 孔孟谦让之风, 儿时教育浸入血脉骨髓;岳母刺字, 卧冰求鲤, 自古忠孝之道教化着我们行为举止。

如今部分劣行恶俗泛起, 成因复杂。一是国际化背景下纷芜多元的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博奕冲击而出现的文化认知模糊;二是工业文明对农耕文化改造过程中生产方式和生活理念的不断转变;三是时代不断改革创新过程中对传统文化摒弃与坚守的择抉偏差。多种原因, 导致部分人员以自我为中心, 置道德于脚底, 假公济私, 损人利己, 急功近利, 杀鸡取卵,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这些不良社会现象危害极大。其虽不一定触犯法律法规, 但其侵蚀中华传统美德, 动摇青少年信仰根基, 模糊大众审美情操, 危及政府的公信力。

此风不可长, 我们必须坚守道德的底线。我们决不能坐视歪风恣肆纵横, 听任铜臭弥漫泛滥。坚守道德的底线必须有的放矢出重拳下猛药。

一是深入持久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美德高度的浓缩和概括, 是引领我们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风向标和指南针, 是指导社会公民坚守道德底线的防火墙和照妖镜。只有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才能确保高尚的荣辱观、义利观。道德底线的坚守, 价值观念的重构, 我们在不义之财面前才能雷池止步, 在老人跌倒时才敢出手相助, 在歹徒为非时才敢当头棒喝。

二是争夺抢占舆论新高地。紧抓新型主流媒体, 守住精神家园, 抵制渐变的不良习俗, 打击所谓网络大V精神领袖, 让造谣传谣者失去话语权。主流媒体要利用传统报刊、影视广播、网络电台、微信、QQ等各种渠道树正压邪, 激浊场清, 一方面积极传播正能量, 大力弘扬中华美德, 让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家喻户晓, 让公众近距离感知最美女教师张丽莉人性的光辉, 道德的力量!让道德底线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对挑战道德底线丑恶现象发动大家穷追猛打, 使恶俗不文明举止退避三舍, 见不得阳光。

三是强化监管措施, 加大惩治力度。坚守道德底线, 遵循公序良俗, 依靠的不是法律法规有形的尺度, 而是公众的基本素质的不断提升。道德底线的不断降低, 法律法规高压线触碰已经不远。对于践踏道德底线者, 我们要加大惩治力度, 不能一味口诛笔伐强烈谴责, 还可以让其上“黑名单”, 居“隔离带”, 及时铲除其滋生的土壤, 让其对公德产生敬畏之心。

职业道德底线 篇2

在地铁吃鸡爪呢，的确是影响不好，可以在家吃好了再坐车，在家想吃多少也没有人管，而咆哮女则是在地铁大声打电话，邻座人提醒其小声一些，该女子不但不听而且对提醒她的人大喊“我就是没道德了，我影响谁了……” 如今又出来一位更奇葩的人。

在公共场合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我们的素质和教养，做事都应该顾及自己的形象，人和动物的差别不就在于我们有思想有文化吗，如果我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真的是挺可怕的一件事，什么是耻，什么是荣，我们都清楚，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

虽说这些人做的不对，但是有的人对他们进行人肉搜索，给当事人造成不小的伤害。人总有犯错的时候，改正的话也要用正确的方法而不是极端的手段。

曾经看过一则调侃，挤地铁的时候该怎么样才能挤进去，最佳答案是吃着韭菜盒，大口喘气。我看完还觉得挺有趣的，一直在想怎么才能挤进去，原来吃韭菜盒就行了。当然了，这是调侃，在搞笑的同时也反应出了低道德带来的恶劣影响。

底线：道德智慧的觉醒 篇3

愤怒与道德侵略

我们遗传了“食肉心理”

愤怒是一种中性的、以生存为基础的能量，可以用来向善，也可拿来为恶。佛说“愤怒拥有毒恶的根源和甜蜜的尖芽”，这意味着愤怒有能力欺骗我们去行使道德侵略。

既然义愤填膺可以驱使很多人去复仇雪耻，让圣战者为了信仰去谋杀，那么它也可以激发他人身上的良知。愤怒可以被引导成为善行。我们对于侵略行为总是横加指责，但是如果没有它，恐怕人类早已在水中消亡殆尽了。E.O.威尔逊将人类的侵略行为划分为不少于七个种类，包括保护式愤怒、性愤怒、对于统治的愤怒以及我们对于捕食者和猎物的震怒。移情愤怒，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矛盾，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同情那些受到委屈、为自己而斗争的人们。由于愤怒倾向于自我辩白和道德盲目，因此很容易将自私的愤怒遮掩在良善的长袍之下。你是否遇到过那种长期愤懑的家伙，他声称为了别人而战，但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有愤怒癖好的可怜虫？长期愤怒是生命的毒药之一，那些放肆的愤怒会任意地寻求释放，无情地摧毁关系、健康和士气。一项研究显示，在医学院中，那些拥有很高敌意的医师在五十岁时死亡的几率比敌意分数低的医生要高七倍。在年轻人死亡的案例中，愤怒是比吸烟、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更高的死亡预兆。

当愤怒控制住大脑的边缘系统时，一层带有杀戮气息的猩红色面纱似乎将理性完全涂抹成鲜红色，这种戾气则来源于过去几千年间的争斗。我们遗传了“食肉心理”，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在生存于地球99%的时间里，人类都是以狩猎者的面目出现的。我们拥有自己的生物学、心理学及许多来源于祖先手持弓箭、挥舞棍棒和砍杀乳齿象的侵略性遗赠而形成的习俗。从实际意义上来说，人类的智慧、兴趣、情感和基本的社会生活都是狩猎传统的产物。长久以来，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与狩猎大体相同。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混战。一位心理学家认为：“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它给男性带来的不仅仅是乐趣。”像其他过时的“乐趣”一样，战争作为一种运动已经在现代世界无法立足了。很明显的是，那些棍棒和长矛已转变成为威力强大的原子弹。但是我们食肉的根源却不容否定。心理学告诉我们，教导人们杀戮很容易，使其平和却很难，这可由男孩很容易对钓鱼、打架和虚拟电脑游戏感兴趣得到证明。内在的攻击性将挥之不去的血腥和杀伐遗赠下来。

凶残的天性

这种天性与鲜血的生命力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根据人们的原始经验，血液是一种拥有道德意蕴的特殊物质。一直以来都等同于生命和生命力。虽然我们被教导认为嗜血是错误的，但血液作为牺牲和自我超越的象征性力量却是不可否认的。我曾经在拉达克一座尘土飞扬的小镇上驻足停留。拉达克坐落于喜马拉雅山麓，是印度海拔最高的省会。那是一片犹如月球般陌生的区域，这里现在是佛教徒和来自于邻省克什米尔的虔诚穆斯林教徒的天下。我被小镇上一群信徒所吸引，他们大概有一千多人，正在用锋利的刀具和柔韧的鞭子狠狠地伤害着自己，以纪念一位殉道信徒的离去。在了解事情的真相以前，我被卷入到了这神圣的暴动之中（骑警将我救出了苦海）。在我周围全部都是那些欣喜若狂的男性，他们不停地切割、刨削和鞭打自己，直至鲜血淋漓，若癫若狂，然后一起用阿拉伯语吟唱圣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受虐的愉悦感几乎可以传染扩散，他们似乎因为这种自残行径而改头换面，由放血的行为而释放了自我。海明威在斗牛场中发现一种截然不同但却与自虐有关的神秘释放方式—人们在那里对一只无辜的动物进行缓慢、有预谋的杀戮和折磨，进而将其提升至重要的宗教意义。在纪念酒神（Bacchus）的狂欢典礼上，其中一个神秘的环节便是将动物的生肉和鲜血一起大口咀嚼吞下。居住在加拿大西北部的哈马萨印第安人在某些宗教仪式中必须从男性的手臂、大腿和胸部活生生咬下一块血淋淋的人肉。大概有七十万个不幸的灵魂在竞技场中被狮子和其他饥饿的野兽撕成碎片，这种残忍的角斗在罗马帝国十分流行。对愤怒的民众施以炼狱般的屠杀，可以帮助那些痴迷于死亡文化的君主牢牢控制住猎犬般的臣民，将其圈养于股掌之中。

当我们根据原始狩猎的经历来看待自身不曾消退的侵略性时，便可以很好地理解这种强烈攻击和制伏对手的渴望了。除了慈悲怜悯，富有同情心以外，我们还具有凶残的天性，这种天性与鲜血的生命力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人类的身体充满了能量，”评论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在他对人类的嗜血和残忍大唱赞歌的论著《群众与权力》中这样写道，“看起来最无辜的姿势也可以让人回忆起原始的捕捉和对猎物的无情吞噬。”如果你曾经于午餐时间在麦当劳里拥来挤去，那么你就应该明白作者的意思。心理学认为，我们在系统发育方面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愤怒本能，它会寻求发泄渠道，并且等待适合的机会予以表达。

对愤怒加以警觉

我们低估了让步、容纳、压制和升华的价值

动物学家认为，如果人类的侵略性与其他哺乳动物，尤其是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大致处于同一水平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将更加和平与无争。E.O.威尔逊对此并不赞同。他坚持认为，对土狼、狮子和叶猴的研究发现，这三种低劣的动物会进行致命的搏斗，并有杀害幼崽的行为，其同类相残的几率也远远高于人类社会。“我猜如果阿拉伯狒狒掌握了核武器，它们将在一个星期之内摧毁世界。”威尔逊在《论人性》（On Human Nature）中写道。但是尽管如此，大部分其他动物只有在环境拥挤或资源有限时才表现出侵略性，然而人类在最无害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出残忍和毁坏性。有易怒倾向的人会热切地等待（及创造）机会使愤怒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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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对愤怒加以警觉的缘故。在一个注重自由的文化中，压抑被低估的力量，是一种警觉的能力。由于我们信奉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坚信所有自由的人类都可以让自己独特的旗子随风飞扬，所以在塑造优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低估了让步、容纳、压制和升华的价值。更多的压抑，而不是更少，会通向更大的幸福。虽然对于我们充斥着自由的耳朵来说，这种言论听起来有些反动，但是它明确地告诉我们要忍耐什么以及如何忍耐。抑制富有启发性。谨慎的自我审查比压迫更具有解放性，伦理则是基于限制的实践。在我们每次随心所欲地大发脾气之后，自由和自我实现并不是最终得到的结果。相反，智慧源于清楚地知道情感有多么的激烈、如何去尊重这种波动性，以及在绝对必要时，如何去展示愤怒。在关于正语（Right Speech）的教导中，佛教使用了三个条件来确定我们可以在任意情况下去进行夸夸其谈的智慧。在说话之前，我们首先要扪心自问它是不是真实的；其次，它是否是善意的；最后，在我们对着某人咆哮发泄之前，必须确定这种攻击是否有必要。虽然我们可能没法坚守这种严格的语言限制，但是它们对于头脑十分有利。

新书速递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挪威]乔根·兰德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9月

定价：58.00元

乔根·兰德斯，《增长的极限》作者之一，本书聚合了全球顶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与未来学研究者，就经济、能源、自然资源、气候、食品、城市化、养老金等问题，对未来四十年进行了趋势预测。

《时光匆匆老去》

作者：[意]安东尼奥·塔布齐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

定价：18.00元

作者是意大利著名作家、重要的佩索阿研究专家和翻译者，被认为是“卡尔维诺之后意大利最伟大的散文作家”。 本书截取了20世纪欧洲历史的几个关键瞬间，阐释时间流逝之残酷和人类存在之谜。

《南非的启示》

作者：秦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

定价：78.00元

在对南非的关注中，秦晖注意到南非“部族冲突”的表象下有着社会地位的微妙差异。作者从中发现另一个中国，并由此反思了福利、暂住证、农民工工棚、非法强拆、新农村等诸多问题。

商业竞争的道德底线 篇4

然而, 蒙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却让这头不可一世的“草原牛”披上了一件险恶的“外衣”, 也让曾经的荣耀与光环不复存在。如, 蒙牛主打产品“不是每种牛奶都叫特仑苏”发生了OMP事件;雇佣网络公关公司发帖, 恶意攻击伊利产品损害商业信誉案件, 从而陷入恶性营销中的“伪造门”与“诈骗门”。

中国乳制品龙头企业的乱象再次扰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 也让公众对这个行业的品牌的信任大打折扣。业内人士称, 这个当初从老东家重重围剿中胜利突围的蒙牛, 却用了和老东家类似的打压手法和同行业开展恶性竞争。

让蒙牛蒙羞并一蹶不振的, 是缘于2010年10月19日一篇有关“蒙牛是圣元奶粉事件背后黑手”的帖子。一时间, 这个帖子在多个网上论坛中盛传。据帖子曝料, 包括“圣元奶粉性早熟”事件、伊利“QQ星”及多家婴幼儿“鱼油含EPA会导致性早熟”等事件, 都是其竞争对手蒙牛公司暗地里一手策划的新闻。

很快, 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蒙牛集团出面否认了策划“圣元奶粉性早熟”事件。2010年10月20日, 蒙牛集团对外发布声明称:蒙牛集团从未策划、组织、实施任何与“圣元奶粉性早熟”事件有关的活动;蒙牛集团已经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案, 追究制造这一虚假信息的个人、组织的法律责任。

此消息一出, 消费者一时真假难辨。随后, 2010年10月22日, 伊利公司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2010年7月中旬, 我们在部分网络媒体发现大量攻击我公司产品、品牌的言论、报道, 我公司已于7月30日正式向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报案。经警方缜密侦查, 这起利用网络媒体恶意损害伊利集团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案件已被侦破, 此案涉及蒙牛乳业、北京博斯智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 蒙牛毫不示弱, 奋起还击。蒙牛集团新闻发言人姚海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络上的传言全部失实, 蒙牛已经报案, 事件系竞争对手的恶意竞争手段, 蒙牛给予强烈斥责。蒙牛方面还对外宣称, “近年来, 蒙牛集团曾多次遭遇类似的诽谤事件。其中经公安机关查实, 2003年到2004年间, 伊利集团曾花费超过590万元, 雇佣公关公司对我公司进行新闻攻击。”

事情突然风起云涌, 双方各执一词。这么一来, 使得消费者一头雾水。就像两个互相掐架的人, 都把掐架的缘由推卸给对方, 让人好不生厌。也许, 到底是谁打出的第一拳、踢出的第一脚, 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然而, 未隔几日, 事情却突然峰回路转。2010年10月22日凌晨, 蒙牛公开发表声明, 就其产品经理安勇诽谤伊利事件向相关方面及消费者致歉。声明中称:安勇原为伊利集团的员工, 其进行诽谤行为时未向蒙牛公司请示, 属擅自而为。目前, 蒙牛公司已将其除名。

同时, 蒙牛在致歉声明中表示, “公司负有教育不周、管理不力的责任”, 而且强调“安勇原是伊利集团的员工, 2005年才来到蒙牛, 他在做损害兄弟企业的事时, 没有向任何人请示。”这似乎是给公众作了一个真诚的交代。

一石激起千层浪。蒙牛“诽谤门”爆发后,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热议。在消费者看来, 究竟是谁最先使用不正当手段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们通过这个事件了解到了远低于人们期望值的乳业竞争的生态环境。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这是蒙牛的创始人牛根生的一句经典名言, 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业内外广为传颂。可蒙牛接二连三的不“德”行为,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商业环境中, 有着太多“岳不群”那样的丑恶嘴脸。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中国乳品企业可谓得天独厚, 拥有着令外国投资者垂涎不已的竞争优势——拥有14亿消费者刚性需求。这一庞大市场和国家政策的扶持, 使乳品企业在过去十年高速增长, 纷纷跑马圈地, 市场份额和规模快速扩张。然而, 也许正是这种优势, 使一些利欲熏心的乳品企业想独享这块“蛋糕”, 从而采取了不择手段的竞争模式。中国的乳品公司拥有这衔玉而生的先天优势, 为追逐利润, 竟不顾道德和法制底线,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违法作孽。

品牌竞争获胜的最终砝码, 不是与同行间的尔虞我诈, 而是实实在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为消费者创造始终如一、优于竞争对手提供的价值, 这是永远不变的商业规则。当一些企业将相当一部分的精力用于与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中时, 必将减少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精力, 精力的减少必将影响消费者最终的选择。

道德底线作文 篇5

在几千年“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中国搞市场经济，才搞了十几年整个经济秩序就陷于混乱。毒大米、黑心棉、劣质奶粉假货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其坑害百姓之烈，可谓触目惊心。经营者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守法意识，唯利是图，见钱眼开。时代呼唤我们遗失已久的“坚守”，呼唤我们坚守住已被物欲之流冲击得残破的道德之堤！

坚守道德底线，最关键的是坚守个人和民族的尊严。尊严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最崇高的信物，也是一个国家得以高昂头颅，不被侮辱的脊梁。天津有两个计算机系的高材生，刚毕业就被日本某软件开发公司邀为程序员，开发一个以日本二战为题材的大型游戏，公司答应给予他们丰富报酬。但在得知此游戏的宗旨含有美化侵略的成份，他们毅然辞职。公司加酬谢，他们严辞拒绝：“我们是程序员，但首先是中国人！”就这样，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坚守住了自己的尊严和中华民族的尊严，不论多么优厚的物质回报，都无法腐蚀他们自己坚守的那一方心灵的净土。

坚守道德底线，首先要做到坚守高尚的品格，司马光在《交趾献奇兽赋》中有言“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可见自古以来，修炼正直的高尚的品格就被视为安身立命的基石。周恩来同志，一生严于自律，为世人所景仰，这是他平生注重道德修养的结果。他年轻时代，贴手书警句于大立镜旁，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旬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纵观周恩来一生，不论局势如何动荡、严峻，他都照镜自勉、坚守高尚的品格，赢得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尊敬。周总理的事迹，为我们树立了坚守高尚品格的榜样。

网瘾治疗需要道德底线 篇6

陈彦方:

世界精神病协会精神病诊断与分类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的主持人。

《小康》:您认为网瘾诊疗应该采用什么标准?

陈彦方(以下简称“陈”): 我在卫生部6月份关于网瘾诊疗的会议上提出了网瘾诊断治疗的诊断标准和对上网行为的四大分类。

根据人群对网络的使用和依赖程度,可以将上网行为分成健康上网、亚健康上网、亚临床上网、精神疾病型上网。卫生部今年召开的有关会议只注意了把最后一种上网行为作为网瘾诊疗标准的对象,我认为是不够全面的。网瘾不仅仅是个医学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制订网瘾诊疗标准应该确立“大卫生”的概念。

《小康》:把上网人群分为四类的目的是什么?

陈:要对全体上网人群做教育和保健工作,不能说谁沉迷网络,谁就是有网瘾。

要对这四类人的不同上网行为分等级来处理:对于健康上网的人,我们要求他保持健康上网,从健康教育这个角度来教育,这主要是健康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工作;对于亚健康的人群的教育,主要属于心理教师、心理医生或者是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尽快地帮助这些人自我调整,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中去;对于亚临床的人群,我们不希望他们发展到疾病,由临床心理学家和临床医生来帮助他们,他们不需要住院和系统用药;对于精神疾病这一类,要进行科学的专科治疗,严重者需要住院诊治,当然这只是少数。

《小康》:卫生部把网瘾定为疾病之后,临床的治疗会有什么变化?

陈:目前在临床上对网瘾的诊疗很不规范,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都在做具体工作。由于心理咨询师并不具备医师资格,网瘾被定为精神疾病后,作为真正的精神疾病就得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来治疗。而精神科专业医生也需要有诊断标准和网瘾防治指南规范诊断和治疗。

《小康》:卫生部叫停电击疗法,杨永信的疗法到底是电击还是电疗?

陈:临沂那个基地我过去看了五次,我对这个基地的评价是三七开,功大于过。

电击和电疗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杨是使用了我们国家的DX-II型治疗仪,这个机器我90年代初期在英国作为访问学者回国后,开展专项研究的时候也用过,经过我们课题组的专项科研实际使用证明我们使用的这种仪器是安全有效的。

8月份卫生部开会,我提出来卫生部一定要组织一个课题组来对低剂量电刺激治疗(媒体称为电击)进行研究,强调不要做电休克治疗。这种方法也许会有一定治疗价值。这二者在专业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华医学会电休克治疗标准是我主持制定的。有些记者根本不了解有关治疗,就对这个疗法批评指责,我看了很反感。

《小康》:你怎样评价目前网瘾治疗专家们使用的网瘾诊断标准?

隐性采访:道德价值与法律底线 篇7

一、一次成功的新闻营销

高考是全社会每年关注的焦点事件之一, 而“高考”、“替考”、“卧底”……这样一些抓人眼球的词集中在一起出现, 无疑会形成舆论热点。在多年的新闻实践中, 南都报作为我国都市报的代表之一, 一直关注社会热点, 报道了大量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新闻。有些报道的方式还成了某种社会现象, 如去年同属“南都系”的《南都周刊》在报道一对娱乐明星出轨事件时, 先爆出一部分新闻信息, 随后以“周一见”的方式激发受众兴趣, 使“周一见”一时成为含有特殊意味的社会流行语。据了解, 在以往的有影响的事件报道中, “南都系”一般采用南都报、《南都周刊》传统媒体率先报道, 随后新媒体跟进推送的方式进行新闻营销。而这一次则由新媒体率先发声, 由微博、微信发布消息, 并通过奥一网、南都APP及新闻客户端进行全面报道。

南都报在此次新闻事件营销上的成功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 抓住了“高考”这一热点事件。每年高考, 不仅全国数百万考生及其家长关注, 社会各界同样高度关注。因为高考不仅代表着中国社会数十年来对公平这一社会原则的坚守, 也表达着国家政策、个人机遇等诸多重大社会命题。因此, 每年高考前后, 关注高考、报道高考是各媒体的规定动作, 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南都报抓住这个热点, 经过精心策划准备, 在高考第一天这样的时间节点推出这条新闻会触动敏感神经, 产生轰动效应毫不意外。第二, 采用了卧底报道的形式, 新闻采访报道有多种形式, 而卧底报道无疑是最令受众感兴趣的。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面对执政当局因奸臣弄权导致的邪恶横行、明君不察等现状, 普通百姓会企盼钦差大臣能通过微服私访完成惩恶扬善的道德愿望。相当多的人对类似康熙微服私访的桥段一直津津乐道。同时,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窥私是人的一种天性。在受众需求不断被强调的今天, 通过卧底报道满足人们潜藏于内心深处的窥私欲, 无疑是有广泛受众心理基础的。从新闻竞争的角度看, 独家性往往是不同媒体常用的制胜法宝, 而卧底报道采访的新闻大多为独家新闻 (很少有多家新闻媒体相约卧底) , 其新闻的独家性和稀缺性极易受到受众好评。[1]第三, 新媒体强势出击。媒介融合时代, 以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手段以传统媒体无法具备的诸种传播优势异军突起引领传播潮流, 南都报在这次高考卧底报道中, 新媒体率先发声, 传统媒体深度紧跟, 初步展现了媒介融合的实践意义, 也体现了南都新闻人的新闻敏感与创新自觉。

自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起, 新闻媒体对市场的敏感度和适应度决定着在媒体竞争中的成败。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 只有在尊重新闻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应对媒体市场的变化, 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南都系”在这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实践者, 尽管这种成功总是伴随各种争议, 尽管某些新闻营销的手段伴随诸多疑难困境。从多次成功的新闻实践看, “南都系”在坚守新闻理想、成功营销新闻产品等方面, 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二、隐性采访中的道德困境

隐性采访常常拥有良好的道德动机, 且这种动机常常成为社会宽恕采访中道德失当的理由。南都报的高考替考事件中, 一个高尚的道德动机虽然从未公开宣告, 但显然隐含始终:揭露高考中的黑暗, 还广大考生以一个公正公平的高考环境。当社会上屡见不鲜的不公现象令人失望甚至绝望, 高考被认为是能较好体现公平正义的一方净土时, 对高考不公行为的揭露, 无疑会成为社会各界支持卧底记者行为的最大道德理由。事实也多次证明, 隐性采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拥有良好的道德动机的, 以这种良好的道德动机为出发点开展的隐性采访, 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 彰显了社会正义,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所以, 就总体而言, 在我国新闻传播法尚未出台、社会相关机构执法不严不力、社会不公现象较多存在的现实社会中, 笔者在总体上是支持新闻记者的隐性采访的, 这对社会的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隐性采访永远伴随无法摆脱的道德瑕疵。如前所述, 隐性采访成功实施的基本前提是隐去记者的身份, 而这种隐去记者身份的行为从道德层面来看则属于一种欺骗。记者必须隐去记者的身份, 让采访对象误以为记者是另一种身份的人, 否则就会成为公开采访。在美国, 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的欺骗分为两种情况:第一, 主动欺骗:主动告诉采访对象一个非记者的虚拟身份, 从而比较顺利地采获到想要的新闻素材。对此, 曾在《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调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著名记者本杰明·布拉德利对类似的做法提出批评, 他认为:如果新闻媒介准备批评其他人撒谎和耍弄肮脏伎俩, 记者也不应当撒谎和欺骗他人。他的这种观点符合美国记者日益诚实的报道倾向:诚实的报道不应当从不诚实的行为开始;第二, 被动欺骗:记者假装只是普遍公众中的一员而非记者, 但不会主动告诉采访对象一个虚假的身份。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编辑詹姆斯·斯夸尔斯认为被动欺骗“与撒谎一样具有欺骗性”, 但是“如果必须欺骗, 沉默不语比有意撒谎和伪造身份使人感觉舒服些”。《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提醒记者:“必须牢记不做任何误导他人的事。”在《华盛顿邮报》的规定中, 记者假扮罪犯的行为不再被允许, 但是有关被动欺骗的伦理条文却语焉不详。关于隐性采访的道德性问题, 笔者曾专门求教于著名伦理学专家王小锡教授。他给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方便的判断标准:一个人做了被道德认可的、可以做的事, 则被认为合乎道德;一个人做了被道德不认可、不可以做的事, 则为非道德。隐性采访必须包括身份欺骗, 而欺骗是不被道德认可的事, 若去做, 则一定存在道德瑕疵。当然, 欺骗的正当性常会被置于特殊状况中被质疑, 例如, 地下工作者被敌方抓住后要不要欺骗?但我们讨论的是常态。

南都报记者替考报道出来后, 一些稍具法律修养的人开始从伦理和法律上进行质疑, 但立即被诸如“侠之大者”、“别让英雄 (卧底记者) 流血又流泪”等论调所淹没。我相信卧底记者的动机良好:通过曝光替考黑幕, 还全体考生以社会公平。但是, 这样的良好动机真的会得到良好的效果吗?值得商榷。当记者理直气壮地用欺骗的手段去从事违法行业时, 媒体的报道会产生这样的示范:动机良好的欺骗和违法没问题——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美国哲学家西塞拉·博克认为:“撒谎会成为一种习性, 即便是一种正常理由的谎言也可能改变撒谎者日常行为的性质, 诱使他在无正常理由情况下行骗……欺骗制造了一种败坏道德的气氛。”“1979年, 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并没有将奖项授予《太阳时报》的‘幻景’系列 (用隐性采访揭露政府官员贪污并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的系列报道——作者注) , 接着, 1982年, 该委员会又筛除了另外一则隐性报道。此后, 大部分报社记者开始重新考虑隐性报道的伦理问题。许多编辑决定限制记者使用欺骗手法。”[2]顺便说一句, 从1978年开始, 普利策新闻奖不再颁发给卧底报道。新闻媒体的公共性会暗示社会成员, 从而产生不良的追逐效应。我们不希望以道德正确高尚开路, 但实际效果是破坏道德健康的行为发生。

三、隐性采访的法律困惑

由于迄今为止我国新闻传播法尚未出台, 所以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利在法律上尚无明确的规定。从宪法权利看, 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利主要源于《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里的言论出版权利自然蕴含了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但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 《宪法》三十五条中规定的言论出版权主体享有者为全体公民而非专指新闻从业者。第二, 这项权利仅是《宪法》的原则性规定, 具体如何享有, 尤其是新闻记者如何享有并无学理审视Academ规定,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对此权利享有的方式及程度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理解及享有的差异度极大。由于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 所以新闻记者享受权利面临诸多困惑, 具体到隐性采访这种方式更是如此。当然,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 任何权利的享受都是以合法为前提的, 如果权利享受过程中有滥用权利或越权行为, 就会造成违法。

南都报卧底报道中的替考行为在法理上很难规避违法风险, 也寻找不到免责理由。“枪手正在参加高考……”这样的信息具有震撼性和冲击力, 但也容易坐实记者的违法。如果记者的卧底报道只是截止收到假制的“身份证”、“准考证”, 尽管道德瑕疵无法避免 (卧底报道一定会有道德瑕疵) , 但尚可称之为一次完美的卧底报道, 但一旦正式替考, 则行为的违法性就很难改变。南都报记者此次替考违法与否, 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有不同看法, 笔者认为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替考违法吗?当然。那有什么理由说“记者替考”不违法?记者并无任何法外授权, 因此替考行为不仅越权而且涉嫌违法。崇高的道德愿望、对事实真相的了解把握等都不能成为违法的免责理由。我国现行的法律强调违法与否“以事实为依据 (而非道德愿望或个人主观动机) , 以法律为准绳”。因此, 只要记者有违法行为, 就很难找到免担法律之责的理由。

事实上, 我国曾发生过多起新闻记者因卧底报道而触犯法律的例子。多年前, 《羊城晚报》一名记者为测试上海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 以一名外地游客金项链被抢为由, 拔打110报警。警察赶到后发现是一场骗局 (警情并未发生, 记者报了假警) , 当即要拘留参与隐性采访的记者, 理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理》的规定 (当时《治安管理处罚法》尚未颁布) 。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事态才得以平息。在此次采用隐性采访进行正面报道引发的纠纷中, 记者被指违法的事实是“无警报假警”, 违法事实存在, 后虽然因危害性轻微未被行政拘留, 但“被教育”依然是因违法受到处罚的一种方式。另一起案例来自央视:2001年, 央视记者“乔装改扮, 打入盗墓者内部, 历险七天七夜真实记录了盗墓全过程”, 最终从西汉古墓中“取出”13件西汉文物。之后又将这些文物买下, “捐给”陕西省文物局。他们制作完成的“亲历盗墓”节目在央视播出后立即引发广泛关注。在被法律专家一致认为记者有违法甚至犯罪嫌疑 (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规定) 后, 最终以记者从央视辞职收场。从法律的角度看, 这位央视记者已算有了较好的结局——若不是“捐出”文物, 从央视辞职, 处在风口浪尖上很难逃脱法律惩处。在这次采用隐性采访揭露盗卖文物的案件中, 记者的违法是参与了盗卖文物行为。而就今年南都报的高考卧底替考事件而言, 由于记者同样拥有良好的动机, 所以容易获得社会的宽恕, 此类案件属公诉案件, 一般也不会有公诉人对记者进行起诉, 所以事件多半也会不了了之, 但这并不能免除记者的违法指责。

在关于隐性采访的违法讨论中,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 关于“违法”。在讨论中笔者发现, 有些讨论者容易将“违法”和“犯罪”划等号。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违法”和“犯罪”的关系说清楚很简单:“犯罪”行为一定是“违法”行为, 但“违法”行为不一定是“犯罪”行为。只有违反我国刑法的违法行为才是“犯罪”行为。说清这个简单的问题, 可以厘清讨论中的简单错误。其二, 关于隐性采访 (卧底报道) 和警察诱导型侦查的卧底破案。有人习惯于将两者进行类比。在现实生活中, 警察会针对某些特定案件, 采用诱导型侦查的卧底破案手段。这种手段似与新闻记者的卧底报道有相似之处, 实际是有很大差异的。警察作为专门的侦查人员在实施与某些隐性采访相类似的诱导型侦查时, 会有种种限制, 归纳起来, 主要有三条:第一, 针对特定的犯罪行为;第二, 由专门机关的专门人员执行;第三, 必须履行法定的审批程序。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 这样三个条件都不具备。第一, 这里的诱导型侦查主要针对的是特定的犯罪行为, 而隐性采访一般针对的是违纪违法行为和程度较轻的社会丑恶行为;第二, 新闻记者不属于可以开展侦查的专门机关的专门人员, 法律并未赋予他们专门的权利;第三, 记者在开展隐性采访时, 并未履行法定的审批程序。鉴于上述理由, 新闻记者当然无权进行诱导型的隐性采访, 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3]

隐性采访具有诸多的社会价值和新闻实践意义, 因此, 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采用这种方法采获事实进行报道不仅很有必要, 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 在建设法治现代化的当下中国, “合法性”的底线不能超越显然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行为显然也不能超越这条底线。

摘要：今年6月7日, 《南方都市报》记者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卧底高考替考组织, 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文从这次成功的新闻营销入手, 分析隐性采访中的道德困境和法律困惑。

关键词：隐性采访,道德,法律,违法

注释

1[1]顾理平.隐性采访论.新华出版社, 2004:37-41.

2[2][美]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新华出版社, 2001:302.

公职人员有守护道德底线的义务 篇8

权利与责任从来都是对等的。公务员是吃财政饭、由纳税人供养的群体，手中掌握着诸多的权力和资源，体现和反映着政府的形象，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周边的群众有巨大的影响，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和行为底线，理所当然要高于普通百姓，天然有守护道德底线的义务。这并不是说公务员相比普通群众天然就高人一等，而是由公务员的身份和职业性质决定的。他们享受更多权利，也理当承担更多的义务。然而，根据现有的公务员考核体系，对公务员群体的考核，虽然有“德、能、勤、绩”四方面内容，但实际更强调“绩”的表现，在“德”的方面长期缺失。南通出台《规范》，在法律制度等强制性底线之上，更多地突出公务员“德”的要求，即如何做一个好人，重构公务员群体的价值体系，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在绩效评估、机关作风考核等制度的严格约束下，公务员在单位的8小时之内，大都能勤勉敬业、表现尚佳，群众满意度也逐年上升，但下班离开机关后，8小时之外属于个人的自由空间，一些公务员的表现则差强人意，言行举止甚至不如普通群众。有些公务员在小区内违章搭建、不缴物业费、闯红灯，甚至酒后在饭桌上高谈阔论，虽然这些都不是违纪行为，但至少是道德缺失，公务员作为社会的主流群体，这些行为影响很坏，有必要进行管理。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与以往在8小时以外的管理考核制度缺失有关。南通出台《规范》的意义在于，除了对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进行约束外，还对公务员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提出了要求，将公务员的个人考核由机关向社会延伸，由工作向生活延伸，让公务员在8小时内外的考核，都有了“一把尺子”，可以一量到底。

食品安全的底线道德要求分析 篇9

一、底线道德的内涵

底线道德不是道德的全部, 而是下面的基础, 是人们行为的最起码的道德界限, 超越了这个界限, 社会秩序就会受到破坏, 一部分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在这里, 通过对和底线道德联系非常紧密的理想道德和法律的对比分析, 进一步解析底线道德的内涵。

(一) 底线道德和理想道德。底线道德是道德的基础水平要求, 理想道德是道德的较高水平要求, 底线道德和理想道德都是道德的, 不同在于其对道德的要求水平层次。底线道德是人们日常行为的道德底线, 超越底线就直接或间接损害别人的利益。理想道德也为人们所接受, 但大多数人并不能做到, 这是因为理想道德高于现实生活中一般的道德要求, 往往需要作出很大的牺牲。在食品安全领域, 显然理想道德的要求过高。食品生产、运输、销售等企业或个人付出劳动, 自身也要生存和发展, 赚取合法利润或收取劳务费用是正当合理的, 我们不能也不该要求食品企业无条件地捐赠。但是食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一种关乎生命健康的商品, 质量保证尤其重要。食品相关者需恪守底线道德, 经济活动中的食品一定要无毒无害有营养, 不做虚假宣传, 不过分夸大产品功效。

(二) 底线道德和法律。法律和底线道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底线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甚至很多法律条文本身就是底线道德的内容, 如法律要求不能杀人, 不能欺诈, 这就是底线道德的不伤害、尊重生命、诚实守信原则的具体体现。法律又是底线道德的制度保障。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违反法律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 法律不仅仅具有教育和警示的意义, 而且可以通过普遍的规制, 把人们的行为纳入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正轨上, 从而实现其维护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功能和目的。但是法律又离不开道德, 被大众普遍接受并遵守的法律必定是合乎道德的法律, 即为“良法”。所以法律的稳定性部分地有赖于与道德的一致性。法律不可能囊括所有的道德规范, 如具体的公共场合礼仪, 也不能把舍己为人列入法律条文。现代法律只有从根本上被人们视为正义的、符合道德的, 得到人们普遍衷心的尊重, 才能被普遍有效地履行。以底线道德为依据制定的政策和法律, 是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调控和约束, 这种社会制约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坚实的道德保障。

二、底线道德对食品相关者的道德要求

食品相关者是指所有和食品生产经营有关的人, 包括参与食品生产、运输、贮藏、销售和政府监督者等。“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是有道理的, ‘做一个圣人, 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 那却是为人的常轨。’”[1]食品安全的底线道德要求是食品相关者遵守不伤害原则、尊重生命原则、诚实守信原则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等。

(一) 不伤害原则。“权力能够正当地施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成员的唯一目的只是防止对他人的伤害。”[2]不伤害包括不伤害他人、不伤害自己和不被别人伤害。这一原则强调, 即使我们不能使他人受益, 至少也不应当伤害他人。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威胁着人体生理健康, 摧毁着人之为人的基础, 这就是违背了不伤害原则。不伤害原则并不是说不能给其他人或社会带来任何危险和痛苦, 毕竟人们的认识有限, 有些危险和痛苦并不能完全规避。食品安全意义上的不伤害主要是指食品行业相关者不能因经济利益的推动不顾食用者的生命健康故意生产、贮存、运输、销售不合格食品, 消费者和政府有揭露和惩罚不安全食品行为的责任。总之, 不伤害原则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最核心的价值原则, 在最大范围之内拥有广泛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能够为任何当事人所接受并能够赢得普遍的认可的底线伦理原则”。[3]

(二) 尊重生命原则。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人类的一切活动以维护人的发展为目标, 而生命的存在、健康则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同时, 人的其他基本权利如人格权、财产权、自由权等都是以生命权为基础。“生存权给予人类的生命本能而产生, 是种自然权利, 伴随人的出生而产生, 直至人的死亡而消亡的一种权利, 因此, 生存权是一种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是最基本的人权, 是享受其他人权的前提”[5]。生命和健康往往联系在一起, 健康是生命存在的一种良好状态, 也是维持生命存在的前提条件, 生命安全是人类实践的基础。食品行业是道德产业, 食品企业应该要秉承食品质量如同生命一样重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优先于经济增长的道德信念。

(三) 诚实守信原则。良好的信用是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必要保证。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食品安全领域, 诚信的作用尤为突出, 它是食品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失信行为不仅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 更会直接威胁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是对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还是为了生产经营有益食品, 保护人的生存权和生命权, 诚实守信都是食品相关者必须遵守的底线道德。

(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最早出自孔子《论语·卫灵公》, 是儒家的忠恕之道。现在也是底线道德的基本原则之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当自己要对他人做什么事时, 先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遇到这样的事, 如果自己不愿意, 就不能对他人做这件事。我不愿被偷、被抢, 所以我也不能对别人做这种事, 衡量做事的标准是自己, 是自己“不欲”。简单的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眼里有他人, 心里为别人着想。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一个人生活其中, 这世界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我们要为别人着想, 从自己上溯到他人痛苦的原因, 从而抑制自己, 避免自己成为这种痛苦的原因。这是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 却是使人类社会得以生存、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本道理。”人最基本的欲, 就是生存和延续的欲望。食品安全就是破坏了这种人的生命健康的正当的基本的欲望, 自己不希望吃到有毒有害的食品, 也就不应该生产出不合格的食品施与他人。

底线道德的基本原则有不伤害、尊重生命、诚实守信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尽管这些原则都存在局限性, 而且原则之间也难免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 但这些原则构成了人们评价是非曲直的底线道德框架, 成为道德行动的直接向导。在食品安全领域也发挥着基本的道德导向作用。

三、结语

总之, 经济转型期是我国企业包含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道德问题高发期, 食品安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定了食品安全道德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的工程。随着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和内化于心逐步加深, 在政府不断强调政风, 消费者道德觉悟不断提高的形势下, 底线道德将在食品安全相关者内心形成道德大堤, 和法律等共同保障食品安全。

参考文献

[1].何怀宏.底线道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3

[2].[英]约翰·密尔;程宗华译.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10

[3].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20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4, 第1卷

浅谈人性——后天形成的道德底线 篇10

1 无限大的欲望致使人性发生变化

现代人追求的生命价值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第一的心态, 追求奢侈和享乐的生活, 及时行乐等价值观已普遍成为当代人特别是中青年人的行为标准, 而这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人们人性标准的普遍降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物质和精神的诱惑随处可见。很多人为了满足无限大的欲望, 损害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现代社会, 少数人包揽大量的公共财富, 造成财富分配严重失衡, 政府的公信力降低, 社会失去了公平和正义, 为了满足私欲随便践踏和制约人类行为的道德底线。一部分人为了贪图享乐, 把金钱和物质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 当今社会上出现了如: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说法和买卖人体器官等的可怕行为, 当下人们的心灵已被扭曲, 人性发生巨大的变化, 也就造成了人类社会的道德缺失。

2 正当需求和欲望的影响

人之所以为人, 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是具有感性欲望的, 可是无限大的私欲和需求会导致人性走向扭曲。古人曾经说过人性论的核心就是需要层次问题一样, 因为人类欲望的无限追求也即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 使人类推入了本性恶的状态。在经济快速发展, 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人类为了生存, 必须要努力学习和工作, 才能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 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和体现自我的人身价值, 这事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然而, 当今社会一部分人追求的奢侈生活和无限大的私欲, 无法用自己的能力来提供和满足。因此, 为了达到这个无限大目的, 人类就毫无顾忌的做出破坏自然资源, 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的行为, 侵害者违背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和社会公德, 这类人的行为是一种本性"恶"的表现, 这种本性也就是自我为第一的"性恶论"。

3 中国人的人性受到世界文化的影响

在当下世界各国文化互相交融, 西方人性本恶的观念也同样影响到了全世界, 在这样的外力作用下, 被古代儒家学派孟子的"人性善"论教育了上千年历史的中国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我们身边频繁的出现忘恩负义的子女, 不孝敬父母, 虐待父母, 为了金钱与父母在公堂上对峙, 甚至杀死父母和抛弃年老体弱的父母, 出现了不是养儿防老, 反而是养狼防命的说法, 说明了亲情已经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虎毒不食子, 可是有些父母虐待子女, 甚至丢弃自己的亲身果肉。未婚男女以金钱作为交往和沟通的条件, 把金钱当成是人生的唯一目标。此外有些人职权谋私, 违法乱纪, 贪污腐败, 同事之间互相栽赃, 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些人为了谋求私欲, 忘恩负义, 出卖朋友, 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及财产等的行为屡禁不止。这些不道德行为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倒退, 是人类社会的耻辱, 是人性论的"性恶论"的表现, 因为他们表现的是"性恶论"中我只为我自己的观念。

总之, 人性善与恶并非是先天所具有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 人类无限大的私欲和社会环境无非就是重要的原因。

如果说法律鞭长莫及的地方是道德掌管的天地, 那么道德无能为力之地, 其最后的防线便是人性。在当今充满竞争与挑战的社会中, 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自我为中心的那些人把人性"恶"的行为道德化, 因此, 人类要恢复人性"善"的状态, 就要通过制度来约束, 通过教育来改善。孟子之主张, 人性若不靠后天力量的改进, 就无法自立为善, 即使有善, 亦无以发挥, 是其缺憾。美国哲学家杜威表示, 人性都有发展改善的可能性, 只要有适当的教育, 人是能养成善良的品性的。人性从"恶"变化为"善"的状态, 就要注重家庭教育, 更要加强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 全社会要关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从小就要加强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遵规守法的意识, 同时新闻媒体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做到大量宣传正能量的工作, 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意识到只有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动物和谐才能使社会和谐。解决人性"善"、"恶"的问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和全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摘要：21世纪, 一个科技、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时代, 同时也是一个物欲横流, 多元价值, 传统伦理遭受巨大冲击的时代。人与环境、自然、自身的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现今社会中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 物种濒临灭绝, 恐怖活动等一直在提醒着人们, 人性的善或恶与其是不无关系的。因此, 结合人性理论探讨人性是如何形成的就变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人性善恶,欲望,道德

参考文献

[1] (英) 休谟.《人性论》.北京出版社, 2007.

[2]丁祯彦, 臧宏.《中国哲学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3]冒从虎, 张庆荣, 王勤田.《欧洲哲学通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我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篇11

这里所指的社会基本面，是社会的微观层面，比如：个人、家庭、企业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单元与社团等。不难发现，在这个层面上，存在着正义、容忍、向上、亲情、信任等优秀品德，而这些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所必需的东西。

要了解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平究竟如何，不能仅仅靠新闻报道里的丑闻判断。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媒体肩负着监督的义务，自然青睐一些负面的消息，如此，坏消息自然就多了，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了。

我们需要走进寻常巷陌，寻找社会的道德底线。那里，有真实的生活，那里的真情才是最基本的国情。这个社会所谓的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能想象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巷里，一个妇女端着马桶在走，这个妇女或许就是人们所苦苦寻找的道德楷模。她在生活中如此平凡，偶然经过这里看到这个场面的人，怎么也不会把她与任何光环联系起来。

或许有一天，她会像钻石一样被发掘出来，在聚光灯下熠熠生辉;或许，她一辈子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她用自己的双手养活瘫痪的丈夫，照顾年迈的公婆，还要培养读书的孩子。她不离不弃，不指望天上掉馅饼，哪怕熬出头的日子看起来遥不可及，她还是坚持着，有板有眼地过着日子。

这个女人的衣服也许不得体，也许蓬头垢面，也许面容苍老憔悴。可是，请你一定要理解，她的尊严，不在于任何外在的东西，而在于勇敢地承担责任，她没有金子做首饰，她的心比金子还宝贵。

正是这样的人，因为平凡，所以，我们的国家才显得有希望。因为平凡，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我们这个社会，有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老人，普普通通的孩子，普普通通的青年。如果我们抛开势利的成见，细细地了解他们，会发现，无数的平凡人值得尊敬。他们活得那么不屈，那么坦然，那么沉着，他们认为用劳动换取一家饭食是天经地义的。

他们像野草一样随处可见，他们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小城镇，生活在拥挤的大城市。他们可能很穷，也可能小富即安，少数人会抓住机遇，运用智慧成为富豪。

然而，他们并不全是天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亲人的天使，却是社会的魔鬼。

也许，他们会从车窗给你递小广告，会照葫芦画瓢地学别人向面粉里加增白剂，会用福尔马林泡发海产品，会拐卖别人的孩童，也会卖自己，卖淫卖血卖肾卖良心卖人格等。

当他们因犯法被抓甚至被判极刑的时候，也许至死都不明白也不服气：“我本善良，是谁把我变成社会的敌人的？难道我不是受害者？”

啊，卿本善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犯了罪的人，不管做错了什么，依然是我们的同胞。通过惩罚他们而感觉大快人心，难道不是畸形的乐趣吗？

把亲人逼成魔鬼的，是什么？这个东西比魔鬼还邪恶。

我们常常埋怨别人，好像自己是常有理。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敢告诉自己，自省也是一种能力、一种品德？知耻近乎勇，多少人能做到经常自我检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总是问心无愧？

比如，当我们在有能力购买名牌产品的时候，真的需要从米粮菜贩子那里抠下人家塞牙缝的利润吗？前人教导说，“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然而，我们中的一些人是怎么做的呢？买华而不实的东西的时候，只知道花钱迎合昂贵的物价，却并不质疑这些东西是否值得;而与本小利微的小商小贩打交道时，却锱铢必较。

我们不能检讨自己，却源源不断把好人逼成坏人。于是，坏人多得杀不完，而我们开始诅咒社会。

社会是什么？诅咒社会有什么用？

社会是你，是我，是人和人际关系的总和。建设好社会，就是建设好人际关系。这是比绣花还细致的活儿，主政者固然需要负责，但他们毕竟是船;有大能量载舟覆舟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作“人民”。

公民时代，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抱怨，但也有义务做点什么。不靠天，不靠地，我们必须学会靠自己。

人心齐，泰山移，每一个人做一点点，社会就会前进一大步。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职业道德底线 篇12

一、企业员工价值观、道德观现状

三十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现实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塑造了现行社会上两种强势的伦理道德观：金钱至上和官本位，与市场经济大潮相适应的诚信守约、顾客至上的经济伦理却未真正建立起来。企业员工职业道德观念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现中国企业员工价值观、道德观的具体表现如下：

1. 诚信度低。

诚信是人最基本的道德素质，也是企业生存的出发点。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话语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流话语，其影响力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于员工对市场经济的模糊认识，认为市场经济只同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密切相关，否定和排斥信用、守约等重要合理的自由主义经济元素, 结果形成个人主义膨胀，利欲熏心。企业在获得独立经济人地位，个体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后，员工的利益最大化成为遵循的最高原则和追求的最大目标，为追求一己私利不惜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同时，中国政府在市场准入、管理、监督、信息反馈等多方面缺乏完善制度，失信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得以存在且蔓延，连在和每个国人休戚相关的食品行业暴露的问题都层出不穷。2007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对中国商人的道德诚信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诚实已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商人的基本品格”。或许新加坡媒体的结论有失偏颇，但我们的企业界人士于今日得到这样的评价，实令国人无比汗颜。

2. 社会责任感缺失。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指企业组织对社会自觉承担应承担的责任的情感体验;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组织。才能自觉地将自己与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相反，缺失责任感的企业表现肯定就是以“我”为中心，自私自利，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仅仅追求企业自我利润的实现。本质上说，企业作为社会的细胞，实际上不是一个完全私人性、或某部分小团体的组织，而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团体，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全体成员的鼎力支持。因此，赢利不是企业的唯一目标，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真心维护消费者的生命、生存权益。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人心，占有市场，获得发展。相反，只会使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增加短视行为，失去技术创新的动力，失去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失去正确的经营理念，妨碍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高，而这必定会导致企业的灭亡，降低社会经济的运行质量，“三鹿”就是明证。

3. 道德目标自我化、道德标准多元化、道德取向功利化、行为庸俗化。

对中国而言，过去三十年的时间，纷乱的市场秩序和无尽的商机，使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和思维，涌动在激情之中有股不可遏制的投资和扩张的冲动，促使这些企业家和企业员工形成近乎病态的道德观：只要有利于增加企业销售额，提高企业利润，便可以漠视法制，抛弃基本的管理原则，甚至突破社会道德的底线，置人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饮鸠止渴地追求企业利润的增长。逐利虽是资本天性，但逐利的企业家身上还应流着道德的血液，公然蔑视社会道德底线的企业家和企业员工，绝对无法筑就一个日不落的“企业帝国”。

二、企业员工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的现状

在中国，对企业员工思想层面上的教育，基本上限于思想政治教育和企业文化塑造，价值观、道德观的培养绝大多数来自于社会对全体国民理想人格的教育理念。这种理想人格的教育观在我国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在儒家思想里，人既具有神圣性又具有世俗性，世俗性表现在满足合理的基本物质需要，但人生目的在于追求人格和道德上的卓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基于上述理念，先秦儒家一方面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需要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强调人们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在道德上完善。儒家思想里道德楷模即“君子”，平庸粗鄙之辈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鸡鸣而起，孽孽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孽孽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因此，儒家判断人性善恶的根本标准，就是看人是好义还是好利，派生出来的“见利忘义”、“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等思想构成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基石。到了宋儒特别是经过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儒家义利观中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被完全否定，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解决个体与社会、个体欲望与社会秩序的矛盾。

几千年来儒家学说奠定着中国人文精神的基本内容，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精神已经深深注入炎黄子孙的民族性格之中。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思想界的道德话语对经济话语的强势地位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维护下得到巩固提高，道德话语权长期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一度被强化到了极致，雷锋、赖宁等具有完美人格和道德情操的人物一直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标兵。然而，当市场经济建立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利”的深刻影响倒向了经济至上主义和官本位，倒向了能带来丰厚物质利益的生活方式。人们谈论钱财，言语中往往是情不自禁和无比艳羡，充满豪迈和优越感。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伦理中，挣钱是完成上帝赋予的天职，上帝在赋予这一天职的同时，也赋予了守信、守约等最基本的为人处事原则。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不存在这种天职观念，人们承认追求效率最大化的优先性甚至绝对性，社会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和权力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价值理性受工具理性排挤，神圣性被世俗性消解，一切价值被符号化为经济价值或货币价值，经济至上主义成了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核心部分。

在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教育方式却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理想人格培养是含淘汰性的精英教育，激情多于理性，塑造多于培养，主张“天下为公”和“忘我”的精神付出，这是绝大多数企业员工根本达不到的精神境界。检验任何一种教育方式可行与否的唯一标准是能否落到实处，取得实际效果。理想人格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脱离一般的实际和不能实现设计目标的道德教育，本身违背了做人的诚实原则，使德育走向形式化和表面化。现在中国企业员工道德教育中主要存在三大问题，首先是信度差，德育的不少理论，言之凿凿，却解释不了社会中的很多现实问题，仅仅通过塑造个别理想人格显示其辉煌，而这些榜样是可遇而不可求、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其次是效度差，社会上很多“新人类”的角色，替代了传统教育提倡的理想人格，对物不爱惜，对人不感激，还出现“反道德行为”。第三，道德教育缺乏魅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理想化”的美好愿望和现实的差距往往导致目标实现的困难和行动上的消极怠工，导致道德教育的虚化。

三、企业道德教育工作的回归———从“理想人格”到“道德底线”

所谓道德底线，是做人的道德水平最基本的伦理标准，是人在最艰难的困境中抵制诱惑和克服欲望所要坚持的最后价值信念，也是人之所以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界限。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说的就是做人的底线。如何做人，既是我们今天对企业员工德育的主题，也是我们德育的根本目标。道德底线教育的基本品质应该突出定位在———爱国、爱家、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积极进取等方面，这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做人的基本素质。

道德底线教育重视的不是抽象化的理想性而是现实性，力争德育教育发挥实际效果，关心的是整个企业界基本素质的提高，成为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教育模式。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看一个社会的成熟，不是视其有多少伟大者，而是要观察这个社会占多数普通人的品德达到何种程度。道德底线教育理论所持的就是这种教育哲学观点，对员工教育从最低要求开始，员工在心理上易于接受。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的重心要确保“公正”，确保各种基本道德如不作恶、不强制、不欺骗等作为底线在整个企业界得到遵守，在底线之上再赋予企业员工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通过他们道德自觉性的发扬来提升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准。如果在员工基本道德得不到落实、道德底线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一味强调奉献、付出等理想化人格培养，效果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本末倒置，结果是置人民生命安全于不顾，食品中添加有害物质等欺骗行为成为行业的潜规则。理想道德一旦失去强有力的现实支撑，践履者不仅会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还陷入孤立无援、应者寥寥的尴尬境地。

所以当前我们应该实现企业道德教育工作的回归———从“理想人格”到“道德底线”，大力弘扬不作恶的最低道德底线，从我做起，从爱岗敬业做起，从做一个好人开始，从每一件小事做起。爱因斯坦说过，“一切人类的价值基础是道德”。企业经营者和全体员工只有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维护商誉，确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才能赢得市场，健康发展。

摘要：企业员工职业道德观念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 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对于员工的培养是理想人格塑造, 这种模式存在信度、效度差等因素, 企业道德教育应实现“理想人格”到“道德底线”的回归。

关键词：企业员工,理想人格,道德底线

参考文献

[1]谢礼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伦理的主体困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6,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