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斗殴罪

聚众斗殴罪（精选6篇）

聚众斗殴罪 篇1

现行法律只把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定义为聚众斗殴罪的犯罪主体, 但是没有对其作出具体的规定, 也没有对非首要分子、非积极参加者, 即一般参加者, 作出详细说明, 对司法造成很大的困扰。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定罪量刑有着重要影响。因此, 为实现司法公正, 进一步打击聚众斗殴, 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本文对聚众斗殴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展开探讨。

一、聚众斗殴罪概述

( 一) 聚众斗殴的犯罪构成

聚众斗殴罪, 是指为了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 纠集众人成帮结伙地互相进行殴斗, 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笔者主要从“四要件”的观点来阐述聚众斗殴的犯罪构成。

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纠集众人结伙殴斗的行为。主体要件。凡年满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即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也就是说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要件。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

( 二) 聚众斗殴罪主体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聚众斗殴的人数界定问题直接关乎涉案人员的定性问题, 人数的多寡也是聚众的基本衡量标准, 关于聚众的“三人”认定标准的不同适用, 也将造成不同的罪行认定。

在主体性质的界定方面, 我国刑法对首要分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但对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却没有做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 主要依赖法官的专业知识和司法经验来对主体的性质进行判定, 这种判定可能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而导致同案同罪不同罚的结果。由于聚众斗殴的复杂性, 在斗殴过程中经常出现死亡和重伤的情况, 而这一情况根据刑法规定将转化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来定罪量刑。但案件的复杂性给法官的判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二、聚众斗殴罪犯罪主体的认定

( 一) 犯罪主体的人数限定

聚众斗殴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暴力性犯罪。通常情况下, 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求三人以上也包括三人参与斗殴。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对斗殴双方来说, 在如果双方都是三人以上的情况下, 双方都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罪。而且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只需要斗殴双方有故意且一方人数在三人以上。聚众斗殴犯罪的成立虽然不以对方的人数为构成要件, 但是当三人以上的一方与不足三人的一方斗殴时, 三人以上的一方并非当然的认定为聚众斗殴罪, 不足三人的一方也并非当然不能认定为聚众斗殴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于聚众斗殴具有聚合性和相互性, 也就是说单独一方不可能完成斗殴, 那么斗殴双方总共三人也似乎满足了聚众斗殴的人数要件。

( 二) 首要分子的认定

刑法第276条规定, 首要分子分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刑法第97条规定, “首要分子, 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本文中聚众斗殴罪中的首要分子主要是指在聚众斗殴犯罪中起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

聚众斗殴在具体的犯罪活动中,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组织、策划、指挥行为之一的, 便可认定为聚众斗殴罪的首要分子, 因为组织者通常又是策划者和指挥者。行为人具有纠集他人斗殴的故意, 又实行了纠集他人参加聚众斗殴的行为, 就应认定为首要分子。如果犯罪人只是提出了某种危害行为的犯意, 既未危害他人, 也没有直接实施具体危害行为, 这种情形下此种犯罪人不能认定为首要分子, 至于是否能认定为主犯, 则要视其在犯罪活动中的具体作用而定。

( 三) 积极参加者的认定

聚众犯罪的积极参加者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在司法界对于如何认定参与聚众斗殴的积极参加者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有的人认为积极参加者的标准应该是看行为人在聚众斗殴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 也可以看行为人在聚众斗殴过程中所造成的伤害结果作为标准, 也可以两者兼具。

笔者认为, 积极参加者的标准应该是主客观的统一。积极强调的是行为人主观上热情主动。在聚众斗殴罪里, 强调的是行为人内心上对聚众斗殴积极主动以及外部上积极作为和配合。所以, 要认定聚众斗殴罪中的积极参加者不仅要有主观的思想意图, 还要有行为人参与聚众斗殴的行为。

( 四) 一般参加者的认定

一般参加者和积极参加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其态度, 一般参加者属于参加聚众斗殴的部分从犯, 具有两点特征: 一是响应纠集者, 组织者, 指挥者的号召, 但不积极、不热情、尾随其后; 二是在聚众斗殴中作用不大, 表现为虽然参与了斗殴, 但一般不使用暴力, 只是挥拳威胁或站脚助威, 没有追求伤害后果的活跃举动。因此, 鉴于一般参加者对社会的正常秩序没有多大的影响, 对于首次或者未成年的一般参加者一般不予处罚, 对于多次参加斗殴的一般参加者, 则存在转化为积极参加者的可能。

三、聚众斗殴罪转化后的犯罪主体认定

( 一) 聚众斗殴罪的转化

不管是谁都难以意料或者遥控聚众斗殴整个事件的发展和后果, 因为聚众斗殴具有偶发性且参加人数较多暴力程度也很大。聚众斗殴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 虽然认识到了聚众斗殴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各种严重后果, 但是在意志上他们的态度是希望和放任。所以, 可以说聚众斗殴的参加者在心理上具有破坏公共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剥夺他人生命的概括故意, 也可以说这个故意是不确定的。聚众斗殴行为应该由犯罪客观方面的后果决定定罪量刑, 而非是实际造成的后果。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笔者认为, 如果聚众斗殴中不仅有重伤还有死亡的, 对被告的定罪不应该是交叉选择罪名, 即对被告人分别定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应该是故意杀人罪, 即致人死亡的事实转化罪名。最后聚众斗殴的罪名不应该出现差别, 因为根据共同犯罪的理论要求聚众斗殴转化犯 不存在“实行犯过限”问题。

( 二) 聚众斗殴犯罪转化后的主体认定

聚众斗殴的参加人员对造成的重伤、死亡后果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即使不是其直接造成的重伤和死亡后果。首先, 立法机关为了区分此罪与彼罪, 从而精确的惩罚犯罪在刑法里把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 按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论处不再按聚众斗殴罪论处。再者, 聚众斗殴应该全案转化, 因为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聚众斗殴的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概括的犯罪故意, 即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与行为, 一旦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 就应当全部按转化犯处理。因此为了实现立法与司法的进步以及定罪量刑的公平公正要对聚众斗殴罪进行全案转化。

摘要：现行刑法对聚众斗殴罪只做了简单规定, 未作具体描述, 也缺乏相关的司法解释, 导致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本罪的概念及犯罪构成认识不一。包括了该罪是不是对偶性犯罪、单方聚众斗殴是否构成本罪等关于该罪等基本概念问题。特别是“聚众”和“斗殴”的内涵, “聚众”的人数和范围, “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等主体问题的认定和理解, 争议都很大。犯罪主体界定的模糊可能导致犯罪定性以及法律适用的错误, 影响司法统一性和公正性。因此, 笔者希望通过对聚众斗殴主体认定问题的分析对司法实践提出一些看法建议, 以期社会秩序得到更好的维护。

关键词：聚众斗殴,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

参考文献

[1]王延永.聚众斗殴罪的主体相关问题研究[J].行政法与刑法研究, 2006 (11) .

[2]党进.聚众斗殴罪:理论与实践探讨[D].华东政法学院, 2004 (4) .

[3]刘伟.聚众斗殴罪基本问题新探究—以沪、苏、浙三地司法意见为样本[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08 (3) .

聚众斗殴罪 篇2

一、聚众斗殴罪与非罪的界限

这方面应注意三个问题。（1）聚众斗殴罪是一种行为犯，即行为人一旦实施了聚众斗殴的行为就构成犯罪，现行刑法虽然没有把“情节”作为构成聚众斗殴罪的构成要件，但是绝不是说只要实施了聚众斗殴的行为就一律构成了犯罪。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

不作为犯罪论处，这完全符合刑法第15条规定的精神。因此，司法实践中将社会危害性轻的斗殴行为改由《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的做法是适当的。例如在某荒僻地带偶尔小规模的聚众斗殴，以及在校学生中间发生了帮派性的相互斗殴，没有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后果的，没有造成恶劣影响的，就不宜以犯罪处理。（2）要严格区分聚众斗殴与一般群殴事件的界限。聚众斗殴是聚众性犯罪，要求有组织、策划、指挥者，且参加者之间有犯意的联络，对斗殴的后果有概括性的故意；一般的群殴事件虽然有多人参与，但参加者之间没有犯意联络，各人行为基本针对固定的对象实施，相互间没有协调配合，对此类事件要严格掌握法律界限，不能以聚众斗殴罪论处。（3）根据我国刑法第292条的规定，只有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那些一般的参加者，则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这一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在当前“严打”斗争阶段，一些司法机关对参与聚众斗殴者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的做法，是违背聚众斗殴罪的立法本意的。实际上越是开展“严打”斗争，也就越要严格执法。

二、聚众斗殴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互殴的区别

聚众斗殴罪客观方面常常表现为不法集团或者团伙之间出于报复、争霸一方等动机，成帮结伙地打群架、互相斗殴的行为。而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互殴、是指居民之间、村民之间、渔民之间因为相邻纠纷，或者因为水利、山林、宅基地等民事范围内的纠纷而引起当事人双方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下面笔者介绍一则案例来进行分析其区别。渔民甲与渔民乙所驾驶的两条船，在渔民乙所属的城镇的一船闸相遇，因乙驾船操作不当在调头时撞到渔民甲所驾船的船舱部位，甲随即跳到乙的船上进行殴打，因其他船民相劝而罢手，乙将船停泊靠岸回到家中。家人发现乙被殴后，其弟说，：“在自己家门口竟被打成这样”，遂带着其他兄弟姐妹及乙的父亲共6人，带着棍棒找到渔民甲，并对其殴打，互殴中，甲被打成轻伤。案发后，公安机关将乙一家6口人以聚众斗殴罪移送起诉，针对此案的定性，检察机关认为：此案系因民事纠纷引起的互殴致伤案件，可以对直接参与殴打的乙方成员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不应定聚众斗殴罪，其理由有三点：一是此案的发生事出有因，起因是渔船相撞引发的纠纷，由于处置不当引起了械斗，它区别于聚众斗殴的首要的显著特征。在聚众斗殴罪中的动机是一种非政治、非经济、非纠纷的流氓动机，而本案则是因为个人利益冲突，出于泄愤、报复的动机而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犯罪目的通常是指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希望达到的结果，即给犯罪客体造成某种损害，犯罪动机则是行为人追究某种犯罪目的内在动因。聚众斗殴行为的目的是破坏公共秩序，而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则是为了争霸或者寻求精神刺激。查明了动机、目的，也就取得了认定犯罪故意的重要依据。二是“当事人双方”均为亲朋关系，本案中渔民乙一家6口中，均为兄弟姐妹等具有直系血亲、旁系血亲、甚至姻亲关系，渔民甲一方中除其本人外，还有妻子参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互殴事件中，其双方的主体一般都具有亲朋好友关系的特征。即使是宗族与宗族、村组与村组之间的械斗，宗族与村组之内他们也有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所形成的客观存在的公共利益存在。三是双方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激化所致，在劝解后往往能消除事端，甚至和睦相处。它区别聚众斗殴罪的争霸称雄、寻仇报怨的反社会的特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定性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们区分聚众斗殴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互殴事件所应掌握的一般原则。

准确掌握聚众斗殴罪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互殴事件的区别，还需把握的另一点是：应当注意因民间纠纷引发互殴事件向聚众斗殴罪的转化问题。实践中，这类案件时有发生，如甲、乙两人相邻，因乙家建房影响了甲家的通风、采光，两家庭成员发生斗殴，后经调解，乙家支付了赔偿费用，但两家矛盾自此不断，某日甲方雇请打手十余人，乙家闻讯后亦雇请打手近十人，双方发生械斗致三人死亡，两人重伤。此时斗殴的性质应当如何把握呢？笔者认为如果民间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或者一方当事人雇请打手，或者纠集社会无关人员结伙斗殴则应当认为事件的性质发生了转化，此时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已经具备了炫耀武力，争霸逞强等藐视社会秩序的动机，已由一般的斗殴事件演变成聚众斗殴，此时，对于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应以聚众斗殴罪定罪处罚。

三、单方聚众斗殴的情形与寻衅滋事的区别

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进行骚扰破坏，情节恶劣的行为。单方的聚众斗殴犯罪和寻衅滋事罪两者有一些共同

点，主要是两者侵害的客体都是公共秩序，行为方式上都表现为单方引起事端相互打斗等。但仔细研究分析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1）犯罪的目的和动机不同：无论是单方或者双方的聚众斗殴罪，其动机和目的是争霸一方、为所欲为、包袱他人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而寻衅滋事多是开心取乐、寻求精神刺激、发泄低级情趣而破坏公共秩序。（2）犯罪的形式有所不同。单方的聚众斗殴仅限于“聚众”形式，而寻衅滋事不限于“聚众”形式，单个人也可以构成犯罪。当寻衅滋事的行为方式表现为相互打斗时，由于其中的一方是因无辜受打而被迫还击的，主观上无破坏公共秩序的故意，所以只有肆意挑起事端、随意殴打他人的一方才能构成犯罪。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将寻衅滋事行为认定为单方聚众斗殴行为，是不符合刑法规定和立法本意的。分析一则案例：甲方6名人员进行同学聚会在某饭店就餐，席间因为斟酒水不慎，而沾到邻桌的乙某等3名同事身上，双方发生口角，甲方即用酒瓶砸对方，进而有殴打对方致一人轻伤。对这事件的定性，有同志认为应认定为单方聚众斗殴罪，笔者认为此案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理由是：甲方的6名人员的聚集原因是同学聚会，而非为了斗殴的聚众，其动机也不同于聚众斗殴的争霸一方，而更多地表现为寻求精神刺激，发泄低级情趣的动机。（3）处罚的对象不同。聚众斗殴罪处罚的对象是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而寻衅滋事罪无此要求，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行为，并达到了情节恶劣，即构成该罪。

四、聚众斗殴中使用爆炸物作为器械的行为如何定性

爆炸罪，是指故意使用爆炸物的方法，杀伤不特定多人，毁坏重大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爆炸罪与聚众斗殴罪的界限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讨论的是聚众斗殴中使用爆炸物作为武器如何定罪的问题。例如：被告人林某、陈某、李某等人为一方的流氓团伙，与陆某、庞某、许某等人为另一方的流氓团伙，曾多次聚众互相斗殴，结下积怨。2005年3月9日晚，林某纠集陈、李等人在市一招待所内密谋报复陆某等，次日上午林某纠集陈、李等人，带上林某准备的猎枪1支和小口径手枪2支及手雷3枚，乘坐李某驾驶的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在街道上寻找陆某等人。当日中午12时许，在市区一影剧院前广场双方相遇，陆、庞、许等人也驾驶一辆面包车，双方发生斗殴的过程中，庞、许等人回到车旁准备用炸炮袭击对方，林某见状，持猎枪朝陆某射击，击中陆某头部，陆某当场死亡。与此同时，里李某朝陆某等的投掷了一枚手雷，手雷在车内爆炸，引爆庞、许携带的炸炮，汽车当即爆炸，庞、许被当场炸死，正在此处经过的3名公民被炸成重伤，广场中央的雕塑被炸毁。对此案的处理有二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实施的爆炸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理由为：被告人一方与被害人一方素有积怨，曾多次聚众斗殴。此次被告人又纠集多人在一起，经过密谋策划，准备了猎枪、手雷等武器，主动出击，寻求报复，足见他们主观上有杀伤对方人员的故意，因此应定故意杀人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聚众斗殴罪与爆炸罪，并实行数罪并罚。其主要理由是：双方在聚众斗殴过程中，使用爆炸物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的权利，因此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罪与爆炸罪。应当说第二种意见考虑的思路是正确的。笔者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与爆炸罪，并实行数罪并罚。其理由是：一是被告人一伙与被害人一伙曾多次发生互殴。这一次双方又是出于争霸、报复的目的而发生互殴，本应定聚众斗殴罪，但由于林某开枪击中陆某致其死亡，根据刑法第292条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对林某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二是聚众斗殴行为的场所一般是公共场所，如果在聚众斗殴中使用爆炸物作为武器，不仅会杀害对方人员，而且会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者公私财务的重大损失，危害公共安全。因此，对被告人的行为应定故意杀人罪和爆炸罪，并实行数罪并罚。

五、聚众斗殴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以及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界限

聚众斗殴分子有时在单位、公共场所、交通要道进行聚众斗殴活动，这时易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以及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相混淆。三者之间有共同之处：即侵害的客体都是公共秩序，犯罪的形式都表现为“聚众”。但他们之间还是有着三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三者之间最根本的不同表现在目的、动机上。如果行为人由于精神空虚或者反社会的阴暗心理所驱使，为寻求刺激显示自己对社会公德、国家法纪的公然藐视而实施聚众斗殴行为，就构成聚众斗殴罪。如果为了实现个人不合理的要求，采用聚众闹事、甚至聚众斗殴的方式，扰乱社会秩序或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给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以达到满足个人要求的目的，则应认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或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其次，三者之间在犯罪情节的要求上也不同。聚众斗殴罪的构成不要求“情节严重”，而后二者必须达到“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损失的”才能构成犯罪。三是处罚对象不同。聚众斗殴罪不仅要处罚首要分子，还要处罚其他积极参加聚众斗殴的人员，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以及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只处罚“首要分子”。

聚众斗殴罪的行为单复数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聚众；斗殴；行为

一、聚众斗殴罪的实行行为单复数之争议

聚众斗殴罪的行为是单行为还是复合行为，一直是有争议的，持复数行为论者指出：“聚众犯罪是聚众与犯罪的结合。在聚众犯罪中，既应有聚众行为又应有直接危害行为，聚众犯罪的聚众性是聚众犯罪社会危害性的重要体现。聚众斗殴罪作为聚众犯罪之一，也应同样具有聚众犯罪的这些特点，聚众斗殴罪也是聚众行为与斗殴行为的结合。”持单数行为论者则认为，“聚众斗殴罪不是复行为犯，而是单一行为犯。”并且进一步指出，“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聚众哄抢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也不是复行为犯，而是单一行为犯。”

之所以讨论聚众斗殴罪是复行为犯还是单一行为犯，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因为讨论一个犯罪的行为是单数还是复数指的是该犯罪的实行行为的个数，而实行行为的认定往往关系到着手的认定，于是关系到在实践中认定本罪停止形态问题，进而影响到量刑。

二、聚众斗殴罪的实行行为应为复合行为

持单一行为论者，认为聚众只是斗殴的方式，临时突然起意斗殴，完全可能成立本罪，聚众只是本罪的预备行为，如同购买凶器是杀人罪的预备行为一样；复行为论者难以解释积极参加者的刑罚根据；在本罪中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的犯罪构成一样，难以认为本罪是以首要分子为核心确定构成要件的，故他们的法定刑相同；本罪的首要分子是策划、指挥的人，而不是实施纠集众人的人，而且纠集他人的首要分子可能不参与斗殴行为，如果认定本罪为复行为犯，也影响这部分首要分子的认定；如果把本罪视为复行为犯，就会意味着纠集他人就是本罪的着手甚至既遂，扩大处罚范围；如上理由足以回答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不必一人实施复行为。

在笔者看来，主张复合行为的学者是正确的，这是因为：

第一，聚众斗殴罪是共同犯罪，而且是必要的共同犯罪，一方或者双方为三人以上。没有聚众行为径直斗殴就被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在实践中是难以存在的，就算临时起意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意思联络，认识到各自行为的共同性一聚众，否则如素不相识的三个人对一个人殴打，只不过是同时犯而已，再者片面共犯的情形就算在国外尚有争论，但当下中国实践的通说是不可能认定为共同犯罪的。

第二，本罪既处罚首要分子，也处罚积极参加者，承认本罪是复行为犯不存在难以说明积极参加者成立本罪的困难。既然有“聚”的行为，那么予以响应附随的才可能成“众”，如聚集来的都是反对聚众斗殴的群众，根本不可能为本罪的“众”含义所接受，进而言之，所谓的积极参加者是对聚众斗殴的犯罪存在强烈的响应意思，是首要分子以下的积极实行者，对于积极参加者刑法之所以没有要求他们也具备“聚众”的行为，正是因为他们有与首要分子社会危害性相近的响应行为，本罪也处罚积极有响应“聚众”行为的积极参加者，这是条文应当包含的意义，是难以否认的事实逻辑。所以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都是复合行为，只是两者行为组合模式不同，前者是聚众行为+斗殴行为，后者是响应行为+斗殴行为。这也正是刑法赋予本罪积极参加者与首要分子同幅度法定刑的原因。

第三，从犯罪构成上说，首要分子实施“聚众”行为，而积极参加者积极帮助这种行为达到“众聚”的状态，应理解为首要分子实施的是聚集众人行为，而积极参加者实施的是积极参加聚众的行为，两者均能为“聚众”的含义所包含，没有超出文字可能包含的意义与国民观念接受的范围。“聚众”不仅仅理解为一种行为，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来说更应理解为一种状态，即达到扰乱公共秩序的状态，没有积极参加者的积极参加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状态的，在实践中认定本罪自应当结合法益侵害状态。

第四，诚然，在众人已经聚集的场合下，突发性地斗殴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并不意味首要分子就不存在聚集众人的行为，如果群众是自发性地聚众，并不是由“首要分子”聚集，也不是由“首要分子”所发动，而是偶然聚集的群众自发性的斗殴行为，那么何来首要分子之说，又怎可使自行斗殴的群众承担聚众斗殴的罪名。

第五，首要分子在实施“聚众”行为时，不仅是指具体实施，当然也包括组织、策划和指挥“聚众”行为，更包括首要分子利用他人代为实施斗殴的可能，既然是处于“核心首脑”地位的首要分子刑法当然不“强人所难”要求其“亲历亲为”。

第六，刑法虽然规定本罪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同幅度法定刑，但这个幅度不是绝对的法定刑，而是相对并且是可以选择刑罚种类的，也正是本罪法条明确将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分别罗列的意义，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如果认为本罪是单一行为犯，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应受同样的刑罚，这与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毕竟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都有相当程度的区别，虽然在定罪上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都是聚众斗殴罪，但在量刑上应予以区别对待，这体现了刑法的目的，符合刑法的基本精神，也是承认本罪是复行为犯的优势。

第七，在偶然聚集起来的情况下，如果不承认本罪积极参加者也是复行为犯，那么就对于首要分子实施了聚众行为不知情的人而言，跟风实施激情伤害行为，并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结果，一般情况下作为治安管理处罚即可，但在承认单一行为犯的学者眼里，就可能构成聚众斗殴罪了，但是对这些群众作为本罪处罚是不合理的，因为既然认为本罪的实行行为是斗殴，就不能要求积极参加者有“被聚集”，甚至“聚众斗殴”的认识，而只能要求其认识到自己在参与斗殴。

聚众斗殴罪 篇4

聚众斗殴罪是社会上常见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多发性刑事案件,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聚众斗殴罪最开始是从1979刑法中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 因为1979刑法中的流氓罪是一个犯罪概念外延较广, 规定比较笼统, 在实际执法中难以掌握的犯罪, 即法学界所称的名副其实的“口袋罪”,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讲, 分离出来的聚众斗殴罪仍然是中国现行刑法中不易把握的一种罪, 尤其是因聚众斗殴造成被害人轻伤的情况下, 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罪还是故意伤害罪, 往往是司法实践中较难界定的。

从目前有关聚众斗殴罪的研究来看, 学术界大都将主观方面是否有扰乱社会治安的故意以及犯罪客体是公共秩序还是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作为区分本罪与故意伤害罪的主要标准, 基于上述出发点, 目前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犯罪构成辨析说

这种观点认为, (1) 犯罪发生场所不同。聚众斗殴罪中的殴打他人一般发生在公共场所。而故意伤害行为人往往对于伤害场所精心选择, 有时为了追求犯罪更易得手, 会挑选人少、偏僻的场所, 伤害行为并非由行为人的“心情”和“脾气”所致, 而是因情势的发展而产生。 (2) 被害对象不同。聚众斗殴罪中殴打的被害对象往往是不特定的。而故意伤害行为人与被害人一般存在民事纠纷或者互有宿怨, 侵害对象是特定的。 (3) 主观动机不同。聚众斗殴罪中殴打的行为人抱着公然藐视社会法规和公德的心态, 出于逞强斗狠、耍威争霸、发泄不满等动机而实施犯罪。故意伤害行为人主观上就是非法损害他人健康, 没有其他卑劣动机。 (4) 对伤害结果所持态度不同。聚众斗殴罪中殴打他人致伤, 行为人是基于逞强斗狠、称霸一方等目的, 但对于致人伤害的后果, 则一般持放任的态度, 为间接故意。而故意伤害的主观故意内容, 一般以直接故意为主。

二、犯罪结果归责说

这种观点认为, 在两罪难以区分的情况下, 以伤害结果是否达到轻伤为标准来区分两罪。造成轻伤后果的以故意伤害罪来定罪处罚, 相反, 轻微伤及以下的则以聚众斗殴罪来定性。也就是说聚众斗殴罪中殴打他人的后果仅包括轻微伤, 不包括轻伤。

比较上述两种观点, 笔者认为, 第一种观点较为正确, 第二种观点法律依据不足, 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没有规定聚众斗殴罪中殴打他人致伤仅包括轻微伤而不包括轻伤, 达到轻伤的后果就必须认定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这是结果归责的束缚表现, 非常片面。因为, 按照中国刑法法理的理论依据和刑法的明文规定, 中国刑法中规定的任何一种犯罪, 必须要具备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 即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 因此分析某种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或者在某几种犯罪相似或竞合的情况下如何认定的问题上, 必须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进行分析, 即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四要件进行分析。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在犯罪构成中有许多相似甚至是竞合之处, 比如在犯罪客体上, 聚众斗殴罪除了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 还侵犯了他人人身健康权或生命权, 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客体就是侵犯了他人人身健康权或生命权;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 聚众斗殴罪在行为上有纠集众人实施斗殴的特征, 犯罪结果是对公共秩序造成现实的直接损害并且也存在侵害他人人身健康权的结果;从犯罪主体上看, 犯罪人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从犯罪主观方面看, 两罪均为故意犯罪。从以上特征看两罪在犯罪构成中绝大方面竞合或者相似, 容易混淆。但聚众斗殴罪有一个区别于故意伤害罪的典型特征, 就是其在主观上没有追求伤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 该罪犯罪主观要件中动机和目的这一特征与故意伤害罪主观要件中单一伤害的犯罪目的、多种多样的伤害动机及积极追求伤害结果发生的犯罪特征有本质区别。聚众斗殴罪的犯罪人在主观方面只是想通过实施聚众斗殴活动来达到显示、炫耀武力的目的, 本罪不一定要以伤害他人的身体健康为目的, 通常是通过自己的行为破坏社会秩序, 寻求精神刺激, 以满足自己藐视社会, 逞强称霸的犯罪心理, 并且犯罪通常是临时起意, 事出无因, 这是聚众斗殴罪犯罪主观要件的典型特征。在实施犯罪行为时, 聚众斗殴罪没有明确的分工, 其同伙有明知拉帮结伙甚至是持械, 有可能发生互相打斗的违法结果发生但仍然积极参与, 还有, 聚众斗殴罪的犯罪对象往往是不特定的人或公共财物, 随意性很大, 而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对象是仅为特定的人。当然, 在聚众斗殴中会发生人身伤害的后果, 尤其发生轻伤的犯罪结果, 这时就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非常相近了, 如果不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上仔细分析和辨别, 就很容易与故意伤害罪混淆。还有一点, 关于二罪的犯罪结果, 依照中国刑法规定, 犯罪结果也是确定罪名的标准之一, 如果聚众斗殴的伤害后果达到重伤或者死亡, 该罪就发生转化, 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 聚众斗殴罪对他人人身损害的程度因此仅限于造成轻伤及以下的后果, 故意伤害罪造成人体伤害的结果则分为轻伤、重伤和死亡三种。

另外, 在中国刑法学理解释和刑事司法实践中, 有一个定罪堵截性罪名或称兜底性罪名的说法, 从刑法适用角度分析, 在刑法分则的罪名体系中, 相对于故意伤害罪而言, 聚众斗殴罪是一个堵截性罪名 (或称兜底性罪名) , 即: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如符合各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 就按该相关犯罪定罪处, 只有在够不上各相关犯罪的犯罪标准但又确实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 才以聚众斗殴罪定罪处罚。在法律适用上, 堵截性罪名与其他相关罪名关系是凡是符合特别条款规定之罪的犯罪构成的就按特别条款规定之罪定罪处罚, 只有在既达不到特别条款规定之罪的犯罪构成标准但是又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 才按照堵截性罪名定罪处罚, 这样界定就会准确的定罪量刑, 不枉不纵地打击犯罪。

鉴于以上, 笔者坚持使用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并结合具体犯罪情节来认定犯罪行为的性质, 以更好的执行中国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以便更好地保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梁剑, 叶良芳.聚众斗殴罪立法规定质疑[J].政治与法律, 2003, (6) .

[2]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检察机关在办理聚众斗殴案件中应注意的问题[J].北京市检察院系统, 2002, (10) .

聚众淫乱罪存废研究 篇5

关键词：聚众淫乱,法益,刑法的谦抑性

一、聚众淫乱罪概述

我国《刑法》规定, 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 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 以聚众淫乱罪论处, 有引诱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①

改革开放初期, 随着西方资本的引入, 西方的一些思潮、生活方式随之进入中国。1984年, 性乱团伙进行的聚众性行为成为严打对象之一。“两高”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 将聚众淫乱纳入流氓罪的范畴, 成为流氓罪的表现形式之一。在1997年刑法修正时, 流氓罪被取消, 将聚众淫乱从流氓罪中分离出来, 规定在刑法的第301条, 成为现在刑法条文中的聚众淫乱罪。以上便是聚众淫乱罪的历史沿革, 从其产生看, 具有较强的历史特性。

二、聚众淫乱罪存废的主要观点

针对该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其一, 主张保留。持该种观点者主张, 从我国当前的社会观念出发, 聚众淫乱行为侵犯了法律保护的法益, 有违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 有损社会的善良风俗。其二, 主张废除。持该观点者往往信仰个人权利, 反对刑法对私人权利的过分干预。其三, 主张对其予以完善。持该种观点者, 承认其存在的不足, 但认为不能因此将其废除, 而是应对该罪加以完善。有的主张提高其入罪标准;有的主张将该罪区分为私密性的、公然性的以及有特殊情结的聚众淫乱。对于私密性的聚众淫乱, 主张去罪化;对于公然性的聚众淫乱加以定罪;对于具有特殊情结的聚众淫乱, 如引诱未成年人参与的, 加重处罚。

三、聚众淫乱非罪化的依据

个人认为, 应废除聚众淫乱罪。在主张废除该罪上, 针对该类行为不同的表现方式, 有不同的理由:私密性的聚众淫乱因其不具有法益侵犯性而主张将其去罪化;公然性的聚众淫乱行为, 虽然有违当前社会道德, 但不应由刑法评价。

(一) 法益侵犯阙如

此种理由, 针对的是私密性的聚众淫乱行为。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 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法益。②刑法保护的法益, 分为个人、社会和国家法益。我国的聚众淫乱罪规定于刑法第301条, 基于该罪在刑法中的定位, 可知其侵犯的客体应当是社会法益。任何社会利益都可以归纳为广义的个人利益, 社会利益如果不能还原成个人利益, 则不能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③因此, 在判断聚众淫乱是否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时, 可以从个人法益的角度判断。

指导人们性行为的社会道德便是性伦理观念。在我国, 该观念一般理解为性行为的私密化、自愿性等。如果社会成员违反性伦理进行性行为, 便会使目睹该行为的社会成员心存羞耻, 从而侵犯个人法益。然而, 聚众淫乱作为性行为的一种, 并不必然引起其他社会成员的性羞耻感。私密的聚众淫乱行为在进行时以及淫乱过后, 除参与者外, 其他社会成员是不知情的, 也就无所谓性羞耻感的产生, 更不能引起法益的侵犯。

再者, 聚众淫乱行为是一种无被害人的行为。在无被害人的犯罪中, 法律很有震撼力, 但这种震撼力在很大程度上懵人。④在某种意义上说, 聚众淫乱的参与者都是自愿的, 该行为不仅没有具体的受害者, 犯罪人之间还相互收益。聚众淫乱的参与者, 基于自由意志参与其中, 不违背性行为自愿性的社会观念, 也就不会对某个参与者的法益造成损害。

(二) 刑法的谦抑性考量

此种理由, 针对的是公然性的聚众淫乱行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凡是适用其他的法律手段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时, 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利时, 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从聚众淫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讲, 其是一种无被害人的行为, 侵犯的仅仅是其他未参加的社会成员的性的羞耻感, 而不会产生其他实质的侵犯。在我国, 对聚众淫乱的量刑最重也仅为五年有期徒刑, 可见其社会危害性并不大, 如果由刑法调整显然失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规则调整体系中, 除了刑法还有行政处罚法、社会道德等。由社会伦理道德对社会成员的聚众淫乱行为加以谴责, 由行政性质的法律对聚众淫乱行为进行引导, 已足以应对聚众淫乱行为产生的社会危害性。

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刑法的调整作用。一方面, 在追诉程序中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 造成不必要的占用。另一方面, 会过分夸大刑法在道德秩序中的作用, 缩小性道德的秩序维持价值。⑤

(三) 社会观念的变迁

性犯罪应该是最古老的自然犯之一。在我国, 社会成员性观念的历史, 应该是性观念不断解放的历史。我国有着慢长的封建社会时期,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是对人的性观念的极大禁锢。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社会经济的发展, 全球一体化加深, 各种西方思潮涌入, 我国社会成员的性观念已日趋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聚众淫乱是特定历史的产物, 当时我国改革之初, 西方性思想的涌入导致聚众淫乱行为产生, 与当时社会的性观念相悖, 社会成员对之难以接受, 故需要被打击。然而随着改革思想的深入, 社会成员对聚众性行为已不是如此的不能接受, 聚众性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也不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需用刑法对之加以评价。

参考文献

[1][美]波斯纳.性与理性[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聚众斗殴罪 篇6

几乎每天都可以从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上看到全国各地“医闹”事件的报道信息, 并且大有越演越烈之势。

( 一) 2014 年9 月9 日上午10 时许, 一患者的10 余名家属聚集在湖北省恩施市某医院门诊大楼前的急救车通道, 拉横幅, 挂状纸、敲锣造势、手持扩音器大声喊冤, 导致大批群众围观, 严重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

( 二) 2015 年4 月16 日, 浙江省永康市某保健院发生一起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件。该院正常的医疗秩序被严重扰乱并导致停诊, 一些财物被损坏。12 名涉案人员被警方控制。

( 三)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 7 名“医闹”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因不满医疗纠纷的处置结果, 何某某纠集20 余名亲属围堵医院, 与保安发生冲突后追打保安、打砸医院物品, 经鉴定, 被砸物品共计价值人民币2 万余元。严重扰乱医疗秩序。2015 年10 月8 日, 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何某某等7 名被告人共同实施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且均积极主动参与, 均为积极参加者,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以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对各被告人进行量刑, 分别判处三年至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二、刑法修正案 ( 九) 将“医疗”加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情节认定的必要性

( 一) “医闹”行为首次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得到明确

2015 年8 月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 九) , 修正案共五十二条, 自2015 年11 月1 日起施行。这意味着“医闹”不再白闹, “医闹”行为首次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得到认定。

( 二) 刑法修正案 ( 九) 的出台对打击“医闹”将起着震慑和遏制作用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发表意见认为, 针对“医闹”, 国家卫生计生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了打击和劝阻, 但由于社会普遍未认识到“医闹”不仅仅扰乱医疗机构的秩序也损害了其他就医者的权利, 对“医闹”特别是恶意组织医闹者目前的相关规定震慑力低, 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门的共同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由于通告的法律层级较低, 故收效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在这种背景下, 刑法修正案 ( 九) 的出台对打击“医闹”无疑起着震慑和遏制作用。

( 三) 刑法修正案 ( 九) 将“医疗”加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情节认定的历程和必要性

多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及两会期间等不同场合呼吁, 要对医闹和暴力伤医者严惩不贷!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第四医院高广生从2014 年开始连续两年多次提出在《刑法》中增设涉医犯罪的罪名。

他在当年的建议中提到, 医闹不仅危害到医务工作者和医疗机构的利益, 而且造成医务工作者和医疗机构无法正常工作。更重要的是在于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利益和职业安全感, 侵害患者的合法权益, 使患者无法在正常医疗环境下得到救治。而我国目前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比照刑法已有罪名进行定罪处罚的做法已不足以遏制此类危害行为日益猖獗的势头。

两会代表和委员认为: 一段时期以来, 有些地方相继发生暴力杀医、伤医以及在医疗机构聚众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 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秩序, 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良好的医疗秩序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体现, 也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客观要求。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 维护正常医疗秩序, 有利于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为医务人员营造安全的执业环境, 为患者创造良好的看病就医环境, 从而促进医疗服务水平的整体提高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立案标准及处罚

( 一)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情节严重, 致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 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

( 二)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属于聚众犯罪的一种。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对聚众犯罪关注很多, 但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却鲜有提及。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之际, 对该罪的准确理解和定性尤显重要。

( 三)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认定标准

1. 行为人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是构成本罪的关键

所谓聚众是指纠集多人实施犯罪行为, 一般应当是纠集3 人以上, 有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 有积极实施犯罪活动, 行动特别卖力, 情节比较严重的积极参加者, 在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过程中, 有时还会有受蒙蔽的群众, 被威胁的一般违法者、围观者、起哄者, 纠集3 人以上是指包括聚首和积极参加者在内3 人以上。如果是一人或二人闹事引得众人围观起哄的, 不构成本罪。聚首聚集众人的手段多种多样, 可以是煽动、收买、挑拨、教唆等等, 聚首可以是躲在幕后唆使、策划而不亲自实施具体扰乱行为的人。

2.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必须是情节严重

所谓情节严重是指由于行为人的聚众扰乱行为, 致使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正常活动无法进行, 并造成严重损失。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与造成严重损失二者必须同时具备, 前者是行为人实施扰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直接表现, 后者是社会危害性的实际所在。

( 四)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处罚

犯本罪的, 对首要分子,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他积极参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首要分子, 是指在扰乱社会秩序活动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人; 积极参与者, 是指主动参加扰乱社会秩序活动并起主要作用的人。

“医闹”现象由来已久, 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这种现状, 单靠刑法不能解决, 必须多方协作, 多管齐下。正如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教授认为的那样: “医闹”行为入罪对于严厉打击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医闹”行为、维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医闹”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 仅仅依靠刑法并不能解决医患矛盾, 一方面需要打击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医闹行为, 同时也需提高医生的医德、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畅通患者诉求表达渠道等, 才能使得医疗纠纷的解决步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

摘要：近年来, “医闹”现象越演愈烈。已于2015年11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 (九) 已明确将“医闹”等违法行为入刑。本文中, 主要通过有关案例, 阐述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情节认定中加入“医疗”的必要性, 并浅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立案标准。

关键词：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医闹”现象,必要性,立案标准,多管齐下

参考文献

[2]张民楷.刑法学 (第四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