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殴行为

斗殴行为（精选4篇）

斗殴行为 篇1

一、基本案情

2013年5月21日, 陈某因琐事与同事王某某发生口角, 怀恨在心。当日18时许, 陈某电话纠集了刘某、方某, 告知二人有人打他, 让他们过来帮忙。后陈某打电话给王某某, 谎称邀请王某某吃饭, 赔礼道歉, 王某某因与多名朋友在一起, 故不愿赴约。陈某为与王某某见面, 邀请王某某带着朋友一起来, 后王某某告知朋友有同事请吃饭, 邀请朋友李某、张某、谢某同去, 三人均应允。陈某挂掉电话之后, 告知方某、刘某说对方人多, 并非只有王某某, 为了防止吃亏, 提议每人都买把刀防身。故该三人每人买了一把水果刀, 并在约定地点等待王某某及其朋友。王某某到达约定点后, 陈某质问王某某白天发生口角的事情, 期间王某某的朋友劝其二人好好说话。后陈某与王某某言语不合, 刘某、方某持刀冲向王某某, 后双方发生了打斗, 此过程中, 陈某并未动手, 其一直在一旁观战, 并大喊打他们, 狠狠地打。最终, 打斗造成王某某腹部被刀捅伤及李某、谢某不同程度受伤的后果。经鉴定, 王某某损伤为重伤, 李某、谢某损伤为轻伤。

二、主要争议问题

在案件的审查过程中, 对于陈某等三人的行为应该如何认定的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 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 陈某等三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

该观点认为, 故意伤害罪主观上具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 客观上对特定人实施了暴力行为, 且目标明确。本案中, 陈某是在与被害人王某某发生了纠纷之后, 纠集了刘某和方某, 作案的动机是想教训王某某, 最终也是因为与王某某言语不合而扭打在一起, 该三人的打斗行为针对的是王某某本人, 对其他人的伤害属于误伤。另外, 构成聚众斗殴罪要求双方在主观上具有互殴的故意, 本案显然不符合, 因此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二) 陈某等三人的行为属于聚众斗殴

该观点认为, 陈某、刘某以及方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聚众斗殴, 属于单方聚众斗殴, 即陈某以逞强斗狠、报复他人为目的, 纠集了刘某和方某, 并事先准备了水果刀, 在主观上不排除与对方所有人发生打斗的可能性。在将王某某等人骗至约定地点后, 双方发生了殴斗, 并最终导致了一人重伤二人轻伤的后果。由于只有陈某一方具有斗殴故意, 被害人王某某一方无斗殴故意, 因此只认定陈某一方构成聚众斗殴。

三、评析意见

在本案的定性上,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认为在暂不考虑重伤后果转化犯罪的前提下, 案中陈某等三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聚众斗殴。

(一) 聚众斗殴罪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刑法》第292条以及《天津市办理聚众斗殴案件座谈会纪要》 (下称《天津纪要》) 的规定, 认为聚众斗殴犯罪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 一般涉及人员较多, 波及面广, 对社会的公共秩序和群众的安全威胁很大。主观上往往处于寻仇、报复、泄愤的不良动机, 目的是压制、震慑他人, 维护、树立本方的威信, 逞强好胜、称霸一方, 本质是藐视、挑衅社会秩序。客观上实施了聚众和斗殴两个行为。另外还规定, 对于一方有斗殴故意, 并聚集三人以上, 殴打对方的一人或者多人, 有斗殴故意的一方构成聚众斗殴。且要求对单方聚众斗殴行为与多人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进行严格的区分。

从《天津纪要》可以看出, 其认为聚众斗殴不需要双方均具有斗殴的故意, 只要一方主观上具有斗殴故意, 客观上实施了聚众打斗的行为, 就可能构成聚众斗殴罪。对于单方聚众斗殴是否成立的问题, 各地的规定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将单方聚众作为聚众斗殴犯罪的一种情况予以确认, 符合聚众斗殴犯罪的立法目的及立法原意。聚众斗殴罪是从之前的流氓罪发展来的, 主要打击蔑视社会秩序, 逞强斗狠的打斗行为, 一方基于聚众斗殴的目的, 纠集多人对他方进行殴打, 亦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 对于第一种观点认为的单方聚众不应认定为聚众斗殴, 陈某等人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的说法笔者不能认同。

(二) 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之辨析

笔者认为要真正的厘清单方聚众斗殴行为与多人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的关系, 就应从犯罪的构成要件出发, 首先对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进行区分。

首先, 二者侵犯的客体不同, 前罪侵犯的客体是复合客体, 既侵犯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而后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 即他人的健康权。其次, 二者的主观故意不同, 前罪是具有逞强斗狠、压制他人的目的, 往往是处于寻仇、报复等不良的动机, 而后罪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 目的就是伤害他人的身体。主观故意的不同, 是区分两者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三, 在客观行为上, 前罪的打斗行为针对的并非特定的一个人, 而是将对方的所有人纳入打击范围之内。后罪往往是针对特定的目标进行的殴打行为, 误伤他人, 多属于打击错误。

结合案件, 要对二罪进行区分, 应当把握关键性的两个问题, 一是是否具有逞强斗狠、打击报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主观故意?二是打斗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否特定?

(三) 本案中陈某等人的行为分析

第一, 在本案中, 陈某因为琐事与王某某发生口角, 后怀恨在心。之后为了报复王某某, 陈某纠集了刘某、方某, 明确告知他们来帮忙打架。在得知王某某会带朋友一起到达约定地点后, 告知刘某、方某对方人多, 提议买刀防身, 于是每人准备了一把水果刀。

从以上情节分析, 原本陈某等人的报复行为只是针对王某某一人, 但其在得知王某某一方人多之后, 主观故意发生了变化, 不仅仅追求教训一下王某某的结果, 其准备刀具的行为证实了陈某一方已经做好了与王某某一方所有人斗殴的准备。其主观故意转化成报复他人, 逞强斗狠、压制对方的故意, 符合聚众斗殴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

第二, 在王某某等人到达现场之后, 由于言语不和, 刘某、方某持刀冲向王某某, 后双方发生了斗殴。陈某在斗殴之前纠集了刘某、方某, 聚众行为完成。在双方人员到达之后, 持械与对方人员发生了斗殴, 陈某虽然没有动手, 但其作为纠集者, 在路边观战, 并且大喊打他, 放任了刘某、方某的行为, 最终导致一重伤二轻伤的后果。陈某等人无视社会秩序、藐视法律, 实施的斗殴行为符合聚众斗殴罪的客体以及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

综上, 陈某出于报复的动机, 事先纠集他人, 为达到显示自己一方的威风压制对方的目的, 对对方人员实施了殴打行为, 其行为符合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 该三人成立共同犯罪。本案中比较特殊的是, 陈某等人的行为最终造成了王某某重伤的后果, 存在转化成故意伤害罪的问题。

(四) 对于转化成故意伤害罪的问题

《刑法》第292条第2款规定,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 定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另外, 根据《天津纪要》的规定, 对于聚众斗殴造成重伤后果的, 除了能够证实斗殴一方对重伤具有明确预谋或者共同放任之外, 仅对直接加害人定故意伤害;分不清直接加害人的, 定共同加害人;共同加害人也分不清的, 定加害一方的首要分子。

结合本案, 笔者认为, 应当全案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在本案中, 该三人虽然没有明确的预谋要将他人捅伤, 但是其为了斗殴而事先准备了刀具, 作为成年人, 应当预见到持刀打斗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打斗发生之后, 陈某虽然没有参与打斗, 其作为首要分子, 应该积极限制同案犯的行为, 但是其却在路边观战助威, 大喊打他, 显示了对于重伤他人的后果, 陈某是不在乎的, 主观上存在放任的故意。故对于重伤的后果, 并未超出共同的犯罪故意。

因此, 陈某、刘某和方某因聚众斗殴致人重伤,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92条第2款、第234条第2款之规定, 转化为故意伤害罪, 依法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定罪量刑。

四、案例发散

通过对以上案例的分析, 笔者认为, 对于单方聚众斗殴与多人故意伤害行为可以区分不同情况进行认定。

首先, 对于被害方只有一人的情形, 笔者认为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 因为加害方虽然人数达到了多人, 但是并不存在殴打不特定人的可能性。认定为故意伤害并无任何不妥。

其次, 对于被害方不止一人的情形, 应该区别对待。如果加害方实施的斗殴行为针对的是被害方中特定的一个人, 则即使造成被害方多人受伤的后果, 也应认定为故意伤害。比如说A与B有矛盾, 后来A纠集了C、D、E到B的公司, 并事先商量好只准打B, 后来在打斗过程中误伤了B的同事F, A等人的行为应认定为故意伤害。因为他们的打斗行为只是针对B的, 并没有针对不特定人进行殴打的故意。反之, 如果加害方实施的斗殴行为针对的是被害方的全部成员, 则应认定为聚众斗殴。比如:A与B有矛盾, 后来A纠集了C、D、E到B的公司, 告知C、D、E说B公司那些人都是和B一伙的, 要教训教训他们。之后发生了斗殴, 应认定为聚众斗殴。

斗殴行为 篇2

5月5日，双方均来到派出所就斗殴一事进行调解。因为各自认为对方存在过错，自己是受害者。于是调解未果，警察建议其各自回家，冷静思考一下。

5月5日深夜11时许，魏某正在睡觉时突然发觉胸口沉闷难受，其妻子见势，遂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当120赶到时，魏某已经停止了呼吸。魏某家属遂报警，公安局立案调查，将打人的严先生夫妇予以控制。

一周后，关于魏某死亡原因的法医鉴定结论出来了，法医认定“魏某心脏主动脉夹层中存有动脉瘤，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是导致魏某死亡的原因。魏某所受外力打击、情绪波动、自身血压等均是诱发动脉瘤破裂的因素。”死者家属对于法医鉴定结论不服，坚持认为是严某夫妇打死了自己的亲人，要求追究严某夫妇的刑事责任。警方遂做出第二次尸检报告，和第一次一样，仍然认定魏某死于心脏动脉瘤破裂。公安部门认为该起死亡案件不应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将严某夫妇释放，建议双方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2011年6月，死者魏某的父母、妻子和女儿等四人作为原告，将严某夫妇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等共计75万多元。

分析：这是一起简单的斗殴事故，斗殴的双方都没有受到致命锐器伤或者钝器伤，但是由于意外因素（动脉瘤）的介入，导致了死亡事故的发生，使本案在法律定性上变得扑朔迷离。双方轻微斗殴，30多小时后魏某死亡，能否认定严某夫妇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是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

从刑法理论上，故意杀人罪的确立。从犯罪要素上看，第一，主观方面要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包含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而本案中，打斗的情节并不恶劣，从魏某所受伤害看，均是一些表层软组织伤，并没有致命伤的存在，所以严某夫妇不存在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故意；第二，客观方面，危害后果即造成了魏某死亡的后果，但是魏某不是当即死亡，而是事发30个小时后突发死亡；第三，魏某死亡和严某夫妇之间的殴打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两次法医鉴定的结论均显示是死于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而并非锐器或者钝器所伤（厮打时并未有凶器），动脉瘤破裂的这一介入因素，是导致魏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所以应当排除故意杀人这一说法。比照此前的分析，虽然严某夫妇有伤害魏某健康的间接故意，但是依然由于介入因素，阻却了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且厮打时严某夫妇对魏某隐性病情并不知情（魏某家属也均不知情）；所以，也不应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侦查机关遂解除了对严某夫妇的控制。

既然人已经死亡，又不构成刑事案件，那么魏某死亡后给家属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是否就无法得以弥补？

民法理论中，公平是核心的价值要素。民法通则中亦有“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严某夫妇对魏某进行了殴打，虽然是相对很轻的殴打，没有致命伤害的发生，但严某夫妇的外力作用行为加剧了魏某夹层动脉瘤破裂的可能性，争议之后30多小时给魏某造成的心情抑郁和烦躁等负面情绪也加剧了夹层动脉瘤破裂的危险性。所以不排除严某夫妇的致害行为，结合介入因素，最终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所以，严某夫妇应当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就责任的分担来说，如果简单地遵从民法的公平原则，机械地“各打五十大板”，让双方各自承担50%责任的话，可能本身就是对严某夫妇的不公，也是对公平原则的一种亵渎。所以，在确定了严某夫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之上，经过认真综合考虑严某夫妇致害行为的方式、致害行为的危害性、危害后果发生的时间、致害行为的原因力，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严某夫妇的赔偿能力等因素，最终民事审判庭判令严某夫妇承担20%的责任，赔偿受害方家属人民币11万多元。

（李广杰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

斗殴行为 篇3

一、聚众斗殴罪概述

( 一) 聚众斗殴的犯罪构成

聚众斗殴罪, 是指为了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 纠集众人成帮结伙地互相进行殴斗, 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笔者主要从“四要件”的观点来阐述聚众斗殴的犯罪构成。

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纠集众人结伙殴斗的行为。主体要件。凡年满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即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也就是说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要件。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

( 二) 聚众斗殴罪主体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聚众斗殴的人数界定问题直接关乎涉案人员的定性问题, 人数的多寡也是聚众的基本衡量标准, 关于聚众的“三人”认定标准的不同适用, 也将造成不同的罪行认定。

在主体性质的界定方面, 我国刑法对首要分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但对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却没有做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 主要依赖法官的专业知识和司法经验来对主体的性质进行判定, 这种判定可能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而导致同案同罪不同罚的结果。由于聚众斗殴的复杂性, 在斗殴过程中经常出现死亡和重伤的情况, 而这一情况根据刑法规定将转化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来定罪量刑。但案件的复杂性给法官的判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二、聚众斗殴罪犯罪主体的认定

( 一) 犯罪主体的人数限定

聚众斗殴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暴力性犯罪。通常情况下, 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求三人以上也包括三人参与斗殴。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对斗殴双方来说, 在如果双方都是三人以上的情况下, 双方都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罪。而且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只需要斗殴双方有故意且一方人数在三人以上。聚众斗殴犯罪的成立虽然不以对方的人数为构成要件, 但是当三人以上的一方与不足三人的一方斗殴时, 三人以上的一方并非当然的认定为聚众斗殴罪, 不足三人的一方也并非当然不能认定为聚众斗殴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于聚众斗殴具有聚合性和相互性, 也就是说单独一方不可能完成斗殴, 那么斗殴双方总共三人也似乎满足了聚众斗殴的人数要件。

( 二) 首要分子的认定

刑法第276条规定, 首要分子分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刑法第97条规定, “首要分子, 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本文中聚众斗殴罪中的首要分子主要是指在聚众斗殴犯罪中起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

聚众斗殴在具体的犯罪活动中,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组织、策划、指挥行为之一的, 便可认定为聚众斗殴罪的首要分子, 因为组织者通常又是策划者和指挥者。行为人具有纠集他人斗殴的故意, 又实行了纠集他人参加聚众斗殴的行为, 就应认定为首要分子。如果犯罪人只是提出了某种危害行为的犯意, 既未危害他人, 也没有直接实施具体危害行为, 这种情形下此种犯罪人不能认定为首要分子, 至于是否能认定为主犯, 则要视其在犯罪活动中的具体作用而定。

( 三) 积极参加者的认定

聚众犯罪的积极参加者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在司法界对于如何认定参与聚众斗殴的积极参加者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有的人认为积极参加者的标准应该是看行为人在聚众斗殴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 也可以看行为人在聚众斗殴过程中所造成的伤害结果作为标准, 也可以两者兼具。

笔者认为, 积极参加者的标准应该是主客观的统一。积极强调的是行为人主观上热情主动。在聚众斗殴罪里, 强调的是行为人内心上对聚众斗殴积极主动以及外部上积极作为和配合。所以, 要认定聚众斗殴罪中的积极参加者不仅要有主观的思想意图, 还要有行为人参与聚众斗殴的行为。

( 四) 一般参加者的认定

一般参加者和积极参加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其态度, 一般参加者属于参加聚众斗殴的部分从犯, 具有两点特征: 一是响应纠集者, 组织者, 指挥者的号召, 但不积极、不热情、尾随其后; 二是在聚众斗殴中作用不大, 表现为虽然参与了斗殴, 但一般不使用暴力, 只是挥拳威胁或站脚助威, 没有追求伤害后果的活跃举动。因此, 鉴于一般参加者对社会的正常秩序没有多大的影响, 对于首次或者未成年的一般参加者一般不予处罚, 对于多次参加斗殴的一般参加者, 则存在转化为积极参加者的可能。

三、聚众斗殴罪转化后的犯罪主体认定

( 一) 聚众斗殴罪的转化

不管是谁都难以意料或者遥控聚众斗殴整个事件的发展和后果, 因为聚众斗殴具有偶发性且参加人数较多暴力程度也很大。聚众斗殴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 虽然认识到了聚众斗殴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各种严重后果, 但是在意志上他们的态度是希望和放任。所以, 可以说聚众斗殴的参加者在心理上具有破坏公共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剥夺他人生命的概括故意, 也可以说这个故意是不确定的。聚众斗殴行为应该由犯罪客观方面的后果决定定罪量刑, 而非是实际造成的后果。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笔者认为, 如果聚众斗殴中不仅有重伤还有死亡的, 对被告的定罪不应该是交叉选择罪名, 即对被告人分别定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应该是故意杀人罪, 即致人死亡的事实转化罪名。最后聚众斗殴的罪名不应该出现差别, 因为根据共同犯罪的理论要求聚众斗殴转化犯 不存在“实行犯过限”问题。

( 二) 聚众斗殴犯罪转化后的主体认定

聚众斗殴的参加人员对造成的重伤、死亡后果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即使不是其直接造成的重伤和死亡后果。首先, 立法机关为了区分此罪与彼罪, 从而精确的惩罚犯罪在刑法里把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 按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论处不再按聚众斗殴罪论处。再者, 聚众斗殴应该全案转化, 因为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聚众斗殴的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概括的犯罪故意, 即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与行为, 一旦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 就应当全部按转化犯处理。因此为了实现立法与司法的进步以及定罪量刑的公平公正要对聚众斗殴罪进行全案转化。

摘要：现行刑法对聚众斗殴罪只做了简单规定, 未作具体描述, 也缺乏相关的司法解释, 导致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本罪的概念及犯罪构成认识不一。包括了该罪是不是对偶性犯罪、单方聚众斗殴是否构成本罪等关于该罪等基本概念问题。特别是“聚众”和“斗殴”的内涵, “聚众”的人数和范围, “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等主体问题的认定和理解, 争议都很大。犯罪主体界定的模糊可能导致犯罪定性以及法律适用的错误, 影响司法统一性和公正性。因此, 笔者希望通过对聚众斗殴主体认定问题的分析对司法实践提出一些看法建议, 以期社会秩序得到更好的维护。

关键词：聚众斗殴,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

参考文献

[1]王延永.聚众斗殴罪的主体相关问题研究[J].行政法与刑法研究, 2006 (11) .

[2]党进.聚众斗殴罪:理论与实践探讨[D].华东政法学院, 2004 (4) .

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的界限 篇4

关键词：相互斗殴,主观条件,正当防卫

依照我国刑法学的通说, 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 (防卫意图) , 包括防卫认识和防卫目的两个方面。由于正当防卫不仅在客观上保护了个人、他人、国家和社会利益, 而且行为人在主观上也要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思, 所以防卫者产生伤害的行为才被立法者视为排除性犯罪行为, 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也成为正当防卫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 在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时候, 是否具有防卫的意图就成了一个关键性的指标, 没有防卫意图就构成不了正当防卫。如果各方参与者在不法侵害对方而不是为了防卫自己的意思的支配下, 连续性地实施互相侵害行为, 这种行为是相互斗殴而不是正当防卫。相互斗殴的双方主观上都是具有侵害对方的故意, 而主要的不是为了防卫自己受到伤害, 因此上就不具有正当防卫的意图, 不符合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

如果客观上实施的侵害对方的行为, 造成损害的结果, 达到了刑法规定的标准, 就构成了犯罪的行为。依据我国刑法学的通说, 相互斗殴的双方都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人或社会利益免受伤害, 而是以侵害对方为目的, 斗殴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主张正当防卫的权利。相互斗殴的行为如果情节轻微、没有造成损害后果, 可能不够成犯罪, 只是违法行为, 而如果相互斗殴的情节严重、造成了刑法规定的损害后果, 则双方就有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嫌疑。对于纠集多人聚众斗殴的行为, 符合犯罪构成的, 则要按照《刑法》第292条的规定, 以聚众斗殴罪论处。

由于采用通说否认在一般相互斗殴中存在正当防卫的观点, 以至于在大多此类案件中, 造成轻伤害以上的斗殴双方往往不论是非曲直、责任大小均被定罪, 甚至有的正当防卫行为人因为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或死亡而被定为重罪。虽然部分案件有可能通过二审、再审得以纠正, 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浪费了审判资源, 对当事人及其家属造成了多多少少不可挽回的伤害, 社会影响恶劣。“相对于有罪者最终被判无罪, 以及对有罪者认定罪名错误和量刑严重失当的错误, 无罪者最终被判有罪属于刑事司法最严重的错误。保障无辜是正义的底线, 失去这一基本价值, 正义从根本上无从谈起”。[1]因此, 如果能够合法、准确地区分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的界限, 从斗殴案件中甄别出正当防卫的因子, 肯定相互斗殴中正当防卫的成立, 在建设和谐社会倡导公平正义的今天, 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相互斗殴的双方互相侵害的行为既是相互的又是同时的, 如果没有一方的不法侵害, 另一方也就不会进行侵害, 斗殴双方都是同时地具有以侵害对方为目的故意, 他们都不具有实施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 相互斗殴不存在正当防卫的问题。

但是, 虽然进行打架斗殴就必然具有攻击、伤害性, 可是却不能仅仅因为具有攻击、伤害对方的故意, 就说行为人的行为完全没有成立正当防卫的可能, 实际上, 打架斗殴人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具有构成正当防卫的行为。在正当防卫的情形下, 行为人有时不是出于防卫意图, 而是出于愤怒或激动而反击对方的情况, 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的存在, 同时有些正当防卫本身就伴随有报复和加害对方故意, 行为人在防卫之外, 也存在攻击、伤害对方的意图。[2]因此, 不能仅仅以行为人不具有防卫目的这种心情因素来否定正当防卫的存在。互殴行为中虽然存在故意伤害对方的意图, 但如果在一定条件下, 行为人是被迫的,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即使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他的行为也应该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能不能构成正当防卫, 要根据行为人的实际情况, 不能在防卫行为的客观评价上掺入伦理评价, 从而主观刑法的窠臼, 使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过窄, 不利于公民自觉地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实践中, 在斗殴过程中或结束时, 如果一方已放弃、停止了对对方进行伤害的行为, 或者已经退离了斗殴场所, 向对方明确表达了中止斗殴的意思表示甚而至于求饶、逃走, 而另一方则不依不饶、紧逼不放, 向其继续攻击, 那么, 此时另一方继续攻击的行为就构成了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如果形成防卫紧迫性, 就出现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 停止斗殴的一方就可以为免遭伤害对其实行正当防卫。此外, 在双方先是进行轻微的斗殴的情况下, 如果一方猛然加重侵害强度, 给对方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时, 另一方也可对一方进行正当防卫。[3]因此, 即使在相互斗殴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了一定的条件, 一方就可以对另一方实行正当防卫, 而这个条件就是, 对方的行为构成不法侵害, 且具有侵害紧迫性, 另一方具有明显的防卫意图。

但有时同一行为人在同一案件中可能担当了两个角色, 相互斗殴人和正当防卫者。如果在一个阶段与对方互不示弱进行打斗, 主观上有侵害对方的故意, 客观上有侵害对方的行为, 应属于相互斗殴的行为;如果在另一阶段, 一方已经停止了斗殴, 向另一方求饶或者逃跑, 而另一方仍然穷追不舍, 继续对对方实行侵害的, 则已经放弃侵害的一方应具备了对对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 可以成立正当防卫。

因此, 对于相互斗殴的案件造成伤害的, 不一定要以故意伤害罪进行论处, 如果在该案的某一阶段出现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 则对于该阶段即使造成伤害的, 也应当以正当防卫论处。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774-775.

[2]王政勋.正当行为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16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