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行行长(共5篇)
支行行长 篇1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杨小平在2015年两会期间, 结合云南沿边金融实际和当前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向大会提交了五项提案。
将云南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若干重大项目列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
今年年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提出:“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 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围绕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一定位, 云南省梳理了一批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开展了认真详细的项目前期研究和准备工作。在这些项目中, 有若干项目具有重大的战略和历史意义, 能够促进云南有效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但在下一步的推进过程中, 遇到国际环境、资金投入等多方面的困难, 单凭云南省自身的力量, 难以有效实施。杨小平代表希望有关部门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 认真审视这些项目实施的重大意义, 在更高的层面推动项目落地, 有效发挥云南对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作用。
一是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将缅甸密支那-班哨公路、孟加拉索纳迪亚深水港、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合作项目、老挝萨拉康电站项目和柬埔寨新暹粒国际机场等项目增列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项下项目。
二是建议采取多种途径对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资本金出资难一直是制约云南省重大项目建设的瓶颈, 为此, 建议将以上项目列入“丝路基金”投资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支持范围, 对资本金缺口允许国家开发银行以软贷款方式予以支持, 帮助解决资本金出资难问题。统筹安排商务部援外资金、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开发贷款, 形成搭配得当的融资方案, 增强我国对境外重大战略项目的竞争力。
合力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序发展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直接监管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 但是发行过程涉及到银行、证券、担保、信托等多个金融领域, 属于一种金融联合产品, 分业监管制度增加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审批、发行和统一交易的难度, 也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顺利推进产生了障碍。杨小平代表建议各主管部门之间加强监管协调配合, 明确信贷资产证券化运作中的监管主体及其权限, 共同促进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序发展。
一是进一步简化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管理程序。银监会于2014年下发《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 明确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将由审批制改为业务备案制。证监会也对资产证券化实行备案制。央行也将取消银行间市场资产证券化审批制, 转向注册制。建议监管部门联合出台《信贷资产证券化管理条例》, 统一监管规则, 统一产品标准, 简化质押权变更登记手续, 建立统一、明确的税制, 明确采用信托模式, 统一规定信息披露的格式、内容要素, 促进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信息共享。
二是拓宽基础资产范围, 创新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围绕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 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 选择优质贷款作为基础池产品, 通过证券化盘活的信贷资源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倾斜, 特别是用于小微企业、“三农”、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简化质押权变更登记手续, 鼓励金融机构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借鉴欧洲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的经验, 探索发行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产品, 建议从国家层面筹建专项基金为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产品提供担保, 引导政策性机构和其他机构投资SME证券化产品。在审慎评估基础上, 借鉴欧洲央行经验, 考虑将部分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作为向央行融资的合格抵押品范围, 促进资产证券化产品市场流动性, 改善中小金融机构国债、金融债等传统抵押品不足的问题。
三是进一步丰富多元化投资者群体。建议各主管部门适当放宽对金融机构购买债券品种及评级的限制, 加强政策宣传推介, 提高投资者对证券化产品认知度, 鼓励并引导政策性机构、投资基金、保险公司、企业年金、全国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投资, 稳步扩大投资者范围, 以进一步发挥信贷资产证券化风险分散的功能。
四是完善债券市场交易制度和机制, 提高二级市场流动性。推进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及其他交易市场的互联互通, 积极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跨市场流通交易, 支持大盘优质的债券产品到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 满足中小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健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托管、结算和流通转让体制, 引入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做市商交易机制, 完善债券市场资产证券化产品质押回购操作规程, 激活信贷资产证券化二级市场。
制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条例》
近年来, 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 金融业务与信息技术、支付渠道与支付工具紧密结合, 衍生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业务, 已成为支付服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大部分非金融机构通过为客户开立支付账户、吸收客户备付金的方式开展支付业务, 相关客户备付金的安全与支付体系安全, 甚至与金融稳定密切相关。为促进我国非金融支付服务市场健康规范发展, 2010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对规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行为, 防范支付风险,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由于《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 存在法律层级低、调整范围窄、规范力度有限等问题, 因此, 提升立法层级, 强化监督管理势在必行。当前, 非金融支付服务市场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必要的法规制度和监管措施及时加以预防和纠正。杨小平代表建议制定行政法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条例》, 提升现行已发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法律层级, 构建非金融机构支付制度规则, 加强对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的监督管理, 形成以人民银行牵头, 工商、财政、税务等相关政府部门参加的监管联动机制, 对法人支付机构在注册登记、营业范围确定、广告宣传、发票管理、税收稽查、财务管理、消费维权等方面形成监管联动机制, 及时了解掌握法人支付机构相关情况, 督促法人支付机构规范运营, 防范非金融机构提供服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 促进非金融支付服务市场健康规范发展,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确保非金融机构从事支付清算业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更好地促进支付服务市场规范发展, 切实防范各类风险, 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加大对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政策扶持力度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服务三农”的指导思想, 近年来, 人民银行不断推动农村地区支付结算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惠农支付服务破解了乡镇以下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缺失难题, 农民“足不出村”就能办理取款、消费、转账、缴费、查询等5项业务, 为百姓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但是, 受农民收入低、价格承受能力弱、现金交易意识强等因素影响, 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提供基础支付结算服务面临投入远大于产出的局面, 经营的可持续性弱, 需要财政部门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
针对在农村地区布放金融基础设施、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成本较高、见效较慢的问题, 为推动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 杨小平代表建议引入各项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各参与机构积极性, 对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布放及相关宣传培训提供政策支持。
第一, 适当加大对办理惠农支付业务金融机构的财政扶持力度。增强政府、财政、税务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加强对金融机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一是设立农村支付环境建设财政专项奖补资金, 重点用于对支农惠农政策支付、农村商圈支付、公益性农村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及宣传培训等投入进行资金补贴及奖励。对相关金融机构的设备和网络系统建设投入分5年逐步补贴到位, 对运营成本按网点数量逐年给予补贴。二是适当调整财税补贴制度, 给予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县域金融机构相应的所得税、营业税优惠政策。三是对金融机构给予惠农支付点通信线路租用补贴。许多惠农服务点所在地区没有固定通信线路, 大部分都使用移动POS机具, 无线通信费用较高, 建议财政部门对金融机构按惠农商户数量逐月给予通讯补贴, 或协调通信部门提供更为优惠的包月优惠。
第二, 对承担惠农支付业务的商户适当给予补贴。惠农服务点所在的商户需要一定的前期投入才能开展此项业务, 如偏远地区的惠农商户购买保险柜等安全防护设施等;同时, 惠农商户在业务开展前期业务量并不是很高, 手续费收入有限。然而, 惠农支付业务是一项需要长期开展的惠农惠民业务, 选择和培养一个合适的惠农服务商户持续服务有相当的难度。为提高惠农商户办理业务的积极性, 建议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强对惠农商户的扶持补偿, 让这项业务的主要参与者惠农商户能够相对稳定地参与这项业务的建设, 确保业务安全稳定运行。
第三, 积极推动有关涉农补贴通过银行卡等非现金结算方式发放。近年来, 国家各项涉农补贴越来越多, 应采取有效措施, 增加农村持有银行卡的数量, 将分散的国家惠农资金准确、及时发到农民手中, 增强农民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积极性, 从而确保惠农服务点有充足的业务量作为支撑。建议财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整合有关惠农资金发放渠道, 积极归并惠农资金代理发放银行, 统筹安排各类涉农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银行卡上, 并将该卡作为各种涉农补贴发放、小额提现的专用卡, 实现各种涉农补贴发放、购物消费“一卡通”, 减少农民因接收补贴资金而增加的银行卡申办量, 为农民归集资金和使用提供方便, 让农民群众能够切实体会到支付结算的方便快捷。
规范和促进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当前, 我国民间金融迅速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民营经济, 补充了“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不足, 为正规金融体系注入了竞争因素。但同时, 由于民间金融通过民间资本自发形成, 未纳入国家正式金融监管体系, 其经营行为隐蔽性较强, 实际运行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可能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潜在风险。为规范和促进我国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不断优化金融体系结构, 根据当前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 杨小平代表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建议明确法律监管对象, 规范民间金融组织。对非法集资、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民间金融活动, 要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 减少其风险扩散面。对农村合作基金会、小额信贷机构、融资性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和典当行等民间金融组织, 要在法律监管上予以重点扶持, 使其成为支撑地方经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合法的互助性民间私人借贷, 要合理引导, 鼓励其采用正式的契约形式, 防止发生纠纷。
二是建议构建民间金融法律规范体系, 促进民间金融活动法制化。要出台相应法律法规, 从法律上明确合法民间金融组织的地位, 赋予其合法身份, 消除所有制歧视, 逐步扩大民间金融合法化范围, 使民间金融活动阳光化。要建立完善法律监管制度,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成立民间金融组织, 加强法律监管, 对其市场准入资格、信用级别、业务经营范围和风险评估预警等方面实施严格的监管制度, 切实保护民间金融活动中各方的合法权益。要提供切实可行的执法标准, 确保监管机构履职时能够有理有据、有法可依, 避免滥用职权和不当干预。
三是建议进一步厘清监管职责, 增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效能。中央已经就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及风险处置责任印发了文件, 要按照有关要求, 科学合理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划分, 细化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 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工作协调机制, 明确地方金融监管协调牵头部门, 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融资登记服务机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的监管, 进一步压缩监管真空, 增强民间金融监管效能, 遏制不同渠道金融风险的交叉传递。要鼓励组建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自律组织, 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优势, 加强行业内自我监管, 督促民间金融组织合规经营。
四是建议加快金融改革进程, 为民间金融发展营造更为规范的空间。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 加快利率市场化建设, 增强利率反映资金供求关系的准确性, 为民间金融提供客观科学的价格指导参数。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 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 减少地下资金汇兑需求, 使地下跨境金融活动浮出水面, 在阳光下运行。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拓宽信用信息采集面和共享运用范围, 减少民间金融的信息不对称。要构建民间投融资体制, 搭建民间资本供求的桥梁和通道, 解决民间资本供给与民营经济需求结构错位的矛盾。要逐步健全和完善民间金融市场体系, 建立必要的民间融资制度, 限制民间违规融资, 规范引导民间信贷和民间投资发展。
支行行长 篇2
曾经做着地产梦的企业家吴连伟,因卷入一起金额高达2.7亿元的案件,正在看守所体味人生的酸涩。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的一份起诉书显示,2008年7月至2010年5月间,西安新天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西安新天达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连伟以经营公司或开发房产需要资金周转为由,指使时任某国有银行支行行长褚程军、黄一平,以高额借款利息(2%~9%不等的月利率回报)为诱,向许维龙、周剑平、季祥武等42名不特定群众非法吸收存款累计近2.7亿元归个人使用,至案发时未归还借款金额为9617.29万元。这三名被告均已被公安机关抓获。
公诉方认为,吴连伟纠集被告人褚程军、黄一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报道,目前一审庭审已经结束,正在等待法院判决。
一个企业家和两个行长
36岁的吴连伟是温州的民营企业家,资料显示,他自1994年四川民政学校毕业后,进入老家苍南县民政局工作,两年后下海经商,并于2001年至2009年间在上海松江注册经营上海荣昌印务有限公司,从事印务生意。
因为工作关系,他认识了某国有行上海松江区城区支行行长褚程军,又通过褚程军的介绍,结识了泗泾支行行长黄一平。检方资料显示,三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唱歌等娱乐活动,而买单者总是吴连伟。由此,吴连伟的大方给褚、黄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连伟甚至在西安做房地产资金陷入困境时,依然出手阔绰。吴连伟似乎知道:这种豪放的风格,会让所有人知道自己是有经济实力的。能够证明这一心理的还有,当吴连伟从上海转战西安的时候,房地产项目还尚未落实之际,半年多的时间里,他购进了进口宝马、奔驰轿车。
无论是褚程军还是黄一平,都强调自己是一步步被吴连伟“拖下水”的。
在检方资料中,黄一平表示:“2008年左右,吴连伟称他在安徽和别人合作投资一个商务楼项目,但资金短缺,需要对外高息借款,同时他还解释相应的借款人都联系好了,只需要我们做担保人。到后来,吴连伟和出借人都要求必须以我们的名义借款,所以,大部分借款都是我和褚程军的名字。到了后期,因为借款迟迟还不上,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褚程军也表示:“我和黄一平作为行长,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根本不用借钱,就是为了给吴连伟帮忙。”
二人在帮助借钱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不少实惠。“我们也赚了90多万元的利差。”二人坦承,吴连伟说项目开发完毕后,不仅要给两位行长几套房产,还会另有好处费。
“开始,不仅有私心,也有朋友之间的面子,因为以前经常在一起消费,都是吴连伟结账,感覺他出手大方人还不错。到了后期,为了维系资金链,我的全部念头就是想吴连伟早些拿到土地证,早点申请到贷款开张。到了2010年4月,我和褚程军再也无法通过借款维系资金链了,所以就从行长的职位上辞职。” 黄一平说。
事实是否真如两位行长所说的那样简单?
检方提供的证据显示,两位行长的借款人,大都是在自己所在银行开户的商业精英。
比如,季祥武的上海中科教育装备有限公司账户就开设在黄一平的银行里,因为业务关系,两人相识多年。2009年6月,黄一平说为了调头寸,向季祥武借款2500万元,并承诺3%的利息,因为季祥武当时正好有一笔贷款在该行审批,“如果不借的话,面子上过不去”,言下之意不借会影响到贷款。
到后期季祥武不想再借了,但黄一平作为行长能看到他公司账户的存款,而且每次都是看到公司账上有钱了,就跟他借钱。截止到黄一平被抓,仍然有1760万元没有归还。
褚程军说,吴连伟对外借款承诺的高息一般是8%,虽然有高有低,但从来没有低于5%,即使2%的利息也要比银行高4倍。
竹篮打水的出借人
根据检方资料,42个借款人有着惊人的相似经历。
上海置创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夏戈说:“在2009年下半年,经我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了褚程军。2009年9月底,褚程军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行有客户贷款到期,急需资金还贷调头寸,让我帮忙借他500万元,说好一个月内归还,月息5%。我打听了一下,银行这种非正规借贷业务很普遍,除了想通过高息赚钱之外,褚程军作为行长的身份,也让我很放心。不仅如此,褚程军还说可以让黄一平共同做担保,有两个行长在,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总共借出2047万元,只拿回了688万元。”
到了2010年7月份,夏戈心急如焚地去褚程军和黄一平的办公室去讨要欠款,但结果让夏戈如坠深渊,原来两个行长早在当年4月份就已经辞职了。
过了几天褚程军打电话给夏戈,表示自己和黄一平都在西安市,夏戈的所有借款都投在了一个叫吴连伟的温州商人那里,吴正在西安运作一个房地产项目。
夏戈接到电话后,立刻赶赴西安,结果两个行长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夏戈返回上海,随后的几个月,褚程军除了偶尔会发短信让夏戈耐心等待外,再无进展。
与夏戈如出一辙的还有李敦前,李敦前是上海市振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账户就设在黄一平所在支行。“黄一平打电话借钱,我不好意思不借。”
与李敦前相同的还有上海成存物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永存,账户也是设在黄一平所在的银行。“开始还有借有还,先期借了325万元,陆陆续续还完后,不到一个月,又以相同理由借了90万元,半个月后又借走30万元,借款到期后,我去找黄一平,结果他已经辞职了。5月4日,我给黄打电话,他说在西安,我当晚就飞到西安,结果他又说他不在,每次打电话不是说在武当山就是说在洛阳,直到5月6日,黄一平才露面,说全部的钱都投在了西安的房地产项目里,这个项目是大家唯一解套的机会,这个时候更需要大家在一起共渡难关。”赵永存如是对警方表示。
上海欣昌减震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史继萍说,黄一平在2010年4月底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辞去支行行长的职务,因为他向别人借了很多钱,去借给吴连伟投资房地产开发,现在项目出了问题,借款一时还不上,为了怕别人追债就辞职了。史继萍一共借出去未收回的钱款有6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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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行长的魔力
银行行长的职位看上去颇具魔力。
虽然诸多债权人的借款没有清还,但只要两个行长打电话,这些债权人仍然愿意继续把钱借给褚程军和黄一平。
根据检方的案卷表明,所有债权人的这种做法,都基于相同理由:首先是行长的职位会有保障;其次给予的借款利息非常有吸引力;还有就是饮鸩止渴,都以为吴连伟在操作一个房地产的大盘,如果此时资金链断裂,所有人都将血本无归。所以,只能继续供给。
而对此,吴连伟本人还有另外的解释。
吴连伟多次向警方表示,他确实向褚程军和黄一平借过钱,但都已经偿还清了,他们其他的借款与他无关,不应把两个行长所有的借款都算到他的头上。他在西安成立了两个房地产公司,都在运作实体项目,一个是大兴广场的,一个是高新区鱼化寨村城中村改造,这两个项目总共投资了2000多万元。
吴连伟认为自己是借款做实业,根本不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所有的借款不过是普通的民事行为。新天冠房地产公司是为了大兴区旧城改造项目而成立的公司,项目是通过政府协议价拿下来的,只等待政府的最后批文,开工之后可以通过银行贷款,预售等方式回笼资金。
吴连伟罪责之辩
吴连伟的代理律师、上海市翟建律师事务所翟建认为,如果仅凭着褚、黄二人的证词,就判定吴良伟有罪,明显存在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指向吴连伟有罪的最主要证词,是褚、黄二人表示将全部借款都流向了吴连伟一人,但其中仍有一些疑点。
第一、根据司法审计的鉴定意见,褚程军、黄一平一共向吴连伟实际控制的账户中打入3000余万元借款。辩护人提交法庭的650万元本票证明吴连伟陆续归还过二人部分钱款,对此褚程军、黄一平当庭也不否认,这与吴连伟供述至今还有2000余万元借款尚未归还的说法能够互相印证。
但是,公诉机关认定一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2.7亿余元,最终无法归还的是9000余万元,即使吴连伟从未归还褚程军、黄一平任何借款,那么3000余万元的借款“还旧借新”,最终却形成9000余万元的亏空,这不符合常理。
第二,褚程军、黄一平声称其二人的全部借款都转借给了吴连伟,同时在案证据证明褚程军、黄一平向出借人借钱全部写了借条,但其二人将借款转借给吴连伟时却没有任何借条。二人对此辩解称,因为借款是从银行转账,账目明确,所以不需要写借条。
但是,褚程军、黄一平二人作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又是银行的行长,难道不清楚仅凭银行的转账记录完全无法证明借贷关系吗?况且,其二人与吴连伟并非特别亲密,以自己的名义从别处借来2.7亿余元的巨额借款,自己全部向出借人写了借条,但转借给吴连伟时却竟然不要求吴连伟出具任何借条,同样不符合常理。更何况,辩护人提交法庭的有关黄一平于2010年4月30日的收条上明确写有“以前所有打的借(欠)条同时作废”的字样,证明吴连伟一直是向二人出具借条的,该证据完全可驳斥二人所谓“银行转账不需要写借条”的说法。
第三,起诉书指控吴连伟指使褚程军、黄一平为其吸收存款供其使用,但是本案能够证明褚程军、黄一平的借款全部是为吴连伟所借的直接证据仅有其二人的供述,并无其他证据佐证。
如果由民事审判庭来审理本案,法院会据此判决尽管借条是褚程军、黄一平出具,但是实际借款人全部都是吴连伟,就应当由吴连伟来偿还所有借款吗?显然不能。相对于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原则,刑事诉讼“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要远远高于民事诉讼,那么,在民事诉讼中都不能认定的事实又如何能在刑事中诉讼中予以认定?
在辩护律师看来,吴连伟确实与褚、黄二人有经济往来,但不同于公安机关的指控,褚、黄二人并非是吴连伟的御用提款机,恰恰相反,在褚、黄二人谋求的某种金融江湖里,吴连伟不过是褚、黄二人2.7亿元高息转贷的客户之一。没有证据证明,褚、黄二人把2.7亿元的融资全部高息转贷给了吴连伟。
现在距上海松江区法院2月14日第一次开庭审理已经5个月了,虽然本案尚未宣判,但对褚、黄二人来说,2.7亿元的高利贷到底贷给了吴连伟多少,9000余万元的巨大亏空资金哪里去了?这些,仍是无法漠视的重大疑点。
支行行长 篇3
——星眼管窥
人民银行泰安市中心支行2002年提出并实践央行文化建设,被济南分行确定为文化建设联系点,获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称号。近两年来,认真贯彻《山东省总工会关于创建“齐鲁文化大道”工作品牌的意见》,积极落实泰安市总工会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央行文化建设,促进了职能作用充分发挥。近日,本刊记者对中国人民银行泰安市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关志勇进行了采访。
《现代企业文化》:为加大文化品牌建设力度,我们做了哪些组织领导工作?
关志勇:首先实行文化建设“一把手”负责制。成立研究会,设立办公室,成立研究小组,打造文化体系,推进文化建设。根据“齐鲁文化大道”建设要求,深化央行文化体系,2015年出台党委1号文件,突出文化建设,列入年度计划,重点推进“红色党建文化暨泰山5种文化”建设,抓规划,强措施,增强凝聚力,激发创造力。同时凝聚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智慧。
山东省总“意见”下发后,在年度职工建言献策活动中,就“齐鲁文化大道”建设征求意见建议,并到泰安市文化建设与职工之家建设先进单位参观,学习经验,明确目标。保证资金支持在深化软件建设的同时,对硬件建设也保证必要资金,2014年8月以来,对“职工之家”改造完善,搞好阵地建设,深化羽毛球、乒乓球、摄影、书法绘画、自行车、太极拳等6个职工文体兴趣小组建设,给予必要的活动资金支持,以此保证文体活动更好建设。
《现代企业文化》:如何抓住央行文化,让文化品牌引领作用强起来?
关志勇:在“齐鲁文化大道”建设过程中,响应山东省总工会要求,结合泰山地域特色和自身行业特点,注重文化引导,提升工作绩效。
一是持续丰富央行文化建设内涵,在“泰山松”型央行文化建设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大力弘扬红色金融文化,积极践行“泰山5种文化”即以泰山磐石文化推进辖区平安央行建设,以泰山青松文化推进辖区文明央行建设,以泰山清泉文化推进辖区廉洁央行建设,以泰山朝阳文化推进辖区活力央行建设,以泰山先锋文化推进辖区法治央行建设,以此围绕中心工作,确立了新形势下的工作理念、工作精神、管理法则、管理形象。
二是加强诚信管理,按照担负的征信管理职责,与“厚道鲁商”倡树行动相结合,深入推进个人、企业的信用管理,推动了“诚信泰安”建设。
三是发挥对全员引领作用,全员普遍掌握了央行文化的基本理论知识,知晓率、认同率达100%,建立了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的内部管理体系。
《现代企业文化》:为让文化品牌凝心效能聚起来,我们在职工活动上发挥了“十大活动平台”的哪些作用?
关志勇:在职工文体活动的组织上科学统筹、服务上积极主动、导向上适时转变,推动职工文体活动开展。
“十大活动平台”的作用即:常年坚持节日庆祝活动,体现思想之“归”,总分行工会内刊介绍;实施“心态朝阳化工程”和“旭日计划”,体现爱行之“心”,分行内刊刊发;开展关爱社会活动,体现真情之“暖”,总分行内刊介绍;搞好“三叶草”公益志愿宣传服务活动,体现惠民之“行”,总分行工会内刊介绍;开展“岱下央行员工论坛”活动,体现献策之“智”;举办徒步行活动,开展环境保护;举办书画光影活动,体现情趣之“雅”,总行工会刊发做法;搞好体育竞技活动,体现拼搏之“勇”,多次参加分行代表队在总行、山东省财贸金融系统获奖,参加泰安市职工运动会成绩喜人;搞好专家讲座活动,体现品位之“高”,举办心理健康、饮食文化、音乐欣赏的专家讲座,创新开办由中支在职职工主讲的“心理健康教育”“营养小厨房”讲座,受到大家好评;搞好文艺曲艺活动,体现心灵之“美”,重点搞好“结对”共建,与宁阳县乡镇艺术团共同开展文艺搭台、金融唱戏“一演出一宣传”惠民服务。
《现代企业文化》:近年来在深化央行文化建设,打造文化建设品牌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关志勇:通过积极推动“齐鲁文化大道”建设,深化央行文化建设,打造文化建设品牌,搞好文化展示,发挥了教育人、塑造人、凝聚人的作用。
一是通过楼院搞好文化展示。做好办公楼立体文化建设和院落广场平面文化建设。在办公楼进行立体文化建设,在办公楼大厅制作宣传展板,形成“文化厅室”;在楼层走廊标明“泰山5种文化”,形成“文化走廊”;在“职工之家”展示核心文化内容,形成“长廊文化”;在会议活动场所展示文化理念,形成“室厅文化”;各具业务特点的科室制作《学习园地》,形成“科室文化”;每位员工制作格言桌牌,形成“桌牌文化”。就院落广场平面文化建设,突出宣传和谐文化和德治文化,依托院落广场、道路旁边,宣传展现文化理念,形成院落文化。
二是通过手册印制搞好文化展示。印制了《文化建设手册》,就中心支行的文化体系、文化规范等集中进行了宣传展示,全行人手一册,明确文化建设要求和内容。
三是通过画册印制搞好文化展示。为集中宣传身边人身边事,先后编辑印制了《奋进的征程》和《岱下风采录》,通过图文并茂的画册形式,宣传展示工作成果、文化建设成果,记录中心支行及其广大职工群众创先争优风貌,发挥了文化建设的激励导向作用。
四是通过内部出刊搞好文化展示。多年来,坚持开办《岱下央行》内部文化季刊,并不断适应新的形势任务,丰富刊发内容,改进编辑形式,打造成“文化阵地”。目前已编印出版了25期,刊发各类文稿1400余篇、工作图片1500余幅,系统展示了中支文化建设的历程和成果。
五是搞好经验典型宣传工作。《中国文明网》以《构建“泰山松”型文化体系引领提升履职能力》为题刊发情况,并在济南分行召开的文化建设会议上发言。
支行行长履职报告 篇4
2017年以来,我在上级行正确领导下,在银行全体同事的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加快发展为主题,认真执行上级行制定的工作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围绕中心,突出重点,狠抓落实,注重实效,较好地完成了上级行下发的工作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面就我今年的工作情况述职如下,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一、2017年银行业务经营情况
(一)各项存贷款稳步增长
截止2017年末,**支行各项存款余额**万元,其中:储蓄存款**,活期存款**万元,定期存款**万元,完成计划任务的**%。累计开办银行卡**张,共计存款**万元。对公存款余额**万元,其中对公结算账户**户,金额**万元;保证金账户**户,金额**万元,进一步提高了我行相关业务指数。
各项贷款余额**元,全年累放贷款**笔,累收贷款**笔,金额**万元。正常贷款回收率达到**%,收息率达到**%。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张,共计金额**万元。其中已结清**张,共计金额**万元;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张,共计金额**万元。
按照总行下达贷款计划指标数,我支行2017年完成情况:全年新增贷款利息收入**万元。
(二)业务经营效益显著提高。
1.截止2017年末,**支行各项收入**万元,其中利息收入**万元 ,中间业务收入**万元,各项支出**万元,其中利息支出**万元,手续费支出**万元。
2.2017年我支行开通**付共**户,发生业务**笔,累计金额**万元。
二、主要采取的工作措施
1、加强内部管理
管理是金融行业的生命,严管理才能真正出效益,严管理才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及圆满完成上级行下达的目标任务,我严格按照上级行规定,强化内部管理:一是改革完善经营机制。根据上级行精神,健全完善经营机制,理顺和完善市场拓展机制,为完成各项目标工作任务夯实经营管理机制基础。二是开展经营管理自查自纠工作。强化内部管理,落实从严治行,全面开展经营管理的自查自纠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财务收支、财务核算、信贷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逐项进行纠正,及时落实整改措施,确保各项工作合法合规。
2、加强服务水平
服务是银行永远的主题,我始终把服务品质的提升作为树立品牌形象、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工作来抓。一是在日常工作中,我支行注重对员工服务意识的培养,将人情化、贴心化、细心化的服务融入到工作的点点滴滴中,扎实有效地践行我行“诚信共融,携首共赢”的服务宗旨,不断优化服务窗口,倡导员工说好每一句话、指导员工办好每一笔业务、督导员工服务好每一个客户,用心赢得客户的心,用真诚感动客户。二是切实监督鼓励我支行员工积极参加行内组织的定级测试,在全支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一改以往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形成了“赶、帮、比、学、超”的新风气,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根本上解决了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工作上的消极态度,极大增强了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危机感和使命感。
3、加强队伍建设
要做好银行工作,队伍建设是根本。我注重加强员工队伍建设,着重抓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员工行为建设,切实加强员工思想教育,提高员工政治思想觉悟与道德情操,强化员工“一人一扇窗,人人重形象”的责任意识,形成自觉遵守行为规范的浓厚氛围;二是加强制度文化建设,组织员工认真学习上级行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办法,树立“制度至上、执行完美”的理念,提高员工的制度执行力;三是加强专业文化建设,组织员工认真学习、宣传上级行制定的专业文化理念,要求员工牢记本专业文化理念,强化员工对专业文化理念的认知度和理解力,并结合工作实际和专业特点,积极培育具有专业特色、符合现代银行要求的客户服务文化,切实做好本职工作。
4、加强风险防范
2017年是**支行业务发展关键年,员工思想曾一度出现较大波动,为迅速扭转该局面,我一方面对员工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引导员工走出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另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坚持从严治行,不断强化内部管理,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把合规管理、合规经营、合规操作落到工作实处,使内控意识和内控文化渗透到每一位员工思想深处,使内控成为每位员工的自觉行为,深化对合规操作的认识,学习和理解规章制度,增强执行制度的能力和自觉性,形成事事都符合守法合规的工作标准,理解和掌握内控要点,及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金融风险,通过合规守法,保证银行资产平安,实现最大效益,确保了各项业务的健康平稳运行。
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面对2017年我行取得的各项成绩,我们仍感有诸多压力和不足。主要有:一是存款规模不够大,创利能力低;二是信贷资产质量较低,结构简单;三是内控制度建设有待加强,风险把控能力有待提高;四是服务工作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服务功能不购健全和完善。
四、改进措施
展望2018年的工作任重道远,面对严峻的经营环境和固有存在的问题,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困难和压力,同总行保持高度一致,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一)加快经营业务发展,加强信贷基础工作管理。
我支行将加快经营业务发展,牢固树立和谐发展意识,把握负债业务这条主线,坚持储蓄存款是立行之本,以银行卡和定期存款为载体,积极发展各项存款,不断丰富个人中间业务产品,加快推进**以及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业务的拓展,通过完善个人业务服务体系,优化客户结构,实现储蓄存款规模的稳定增长,完成总行下达的目标工作任务,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二)加强员工队伍建设,开展好“优质服务”活动。要结合总行精神,通过学习、培训等方式提高全体员工的政治思想觉悟与业务工作技能,要每个员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到爱岗敬业,真诚服务,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在员工管理中,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要关心员工的生活,广泛听取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充分调动每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干事创业,把各项工作搞好。在抓好一线柜员优质服务的同时,提升服务质量,努力打造“魅力银行”,“活力银行”,形成自己的特色氛围,增强我支行自然吸储能力。
(三)把控信贷管理质量,提高合规管理能力。
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实现持续稳健规范经营,增强一线员工遵守合规习惯的良好作风,切实提高风险合规管理能力,杜绝产生金融风险。同时坚持安全、效益的原则, 科学把握信贷节奏,进一步强化存量贷款的收息工作,要百分之百地完成总行下达的任务,推进贷款结构调整,按照总行的有关政策,我们有计划、有选择地发放那些信誉好、经营好、效益好、前景好的优质企业及政策扶持的民营企业。本人履职期间廉洁自律,严格要求自己,无重大工作失误。今后,我将紧紧围绕总行领导的战略决策,准确判断和应对各种形势,加强各项知识的学习,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照自己、衡量自己,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创新发展的工作思路,奋发努力,攻坚破难,把各项工作完成情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争取全面完成总行下达目标工作任务,取得优异成绩。
述职人:**
支行行长 篇5
九大融资模式先行先试
“今年年初,人民银行在山西省金融机构总结推广了九大融资模式,作为今年全省融资方式先行先试的一项重点内容。”赵志华告诉记者,九大融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贷款同质化问题,体现了差异化金融服务,为转型发展企业和项目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满足了市场需求。各金融机构紧紧围绕综改试验工作任务和重点,优先扶持了一批转型标杆项目、标杆工程、标杆园区和标杆企业建设,为转型综改试验注入了强大动力。
赵志华告诉记者,主要的金融机构是配合山西的转型综改试验区的建设不断加大信贷的投入,围绕山西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不断调整自身结构。山西原先是以煤炭为基础的一个经济结构,袁纯清书记上任以后就提出了“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一个战略构想。近些年来,山西省也不断整合煤炭资源,产能有了很大提高,矿难大幅度下降,回采率整合之后也有很大提高,随着转型发展要求,山西省新型产业也在不断拓展。
在转型方面,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做了很多牵头的工作,比如说综改试验区方案在编写时,金融属于一个子方案。人民银行按照省政府、省发改的要求,采取了调研、座谈、省外学习等多个措施,按照金融在综合改革发展里面取得的一个共识,制定出适合山西本省的方案,涉及金融市场体系、服务体系、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金融风险防范体系、金融环境建设体系五个体系。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围绕方案的这五个体系也在不断做工作。在争取综合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总行给我们一个指示,那就是“建立与山西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赵志华表示,人行在转型跨越发展的过程中主要在贯彻货币政策和金融服务方面大胆创新,提高支持地方金融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近两年来,人行在山西首先搞了一个“138”金融工程,主要是围绕民生和经济的薄弱环节。从今年起,人行还搞了一个“十项重点推进”,目前这些工作都取得很大的成效。
“十项重点”推进金融支持综改试验区建设
“全省金融机构在支持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工作中所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效果。”赵志华说。
今年以来,山西省金融机构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站略部署,围绕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提出的全省货币信贷“十项重点推进工作”,加快融资机制的创新,优化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对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重点领域的信贷投入力度。一是信贷支持总量不断攀升。截至2012年6月末,产业转型领域贷款余额达到4908.1亿元,比年初增加860.5亿元,占到各项贷款新增的62.1%,增长21.3%,高出全省平均增幅8.9个百分点。二是融资模式不断创新。全省金融机构加大了融资机制的创新力度,结合山西特色,将各家商业银行总行融资创新模式地方化、山西化,全力打造适合山西转型跨越发展需要的“山西模式”。
“在支持山西转型跨越发展这块,按照先行先试做的工作实际效果都比较理想。近三年里,人民银行对一些金融机构信贷导向效果进行评估,按照年初总行的货币政策以及山西省委、省政府的一些要求来讲,都是很稳健和积极的,与经济发展也比较相适应。”赵志华说。
日益健全的农村支付体系推进金融环境
“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提高农村支付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战略部署,山西省各级人民银行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抓好示范、鼓励创新、持续推动’的工作思路,在各个工作上做了很大的努力。”赵志华告诉记者,在抓好试点县(市)示范带动的基础上,人行太原中心支行通过协调各方力量,全面扎实地推进山西省农村支付结算环境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制订了《山西省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建立了领导协调机制。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都设立了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辖区祁县、长子、平陆等7个试点县(市)建立了人民银行、政府部门、涉农金融机构组成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形成了各职能部门相互协调、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将山西省各市和7个试点县(市)的工作进度纳入监督和通报管理机制,形成情况搜集、定期报告、汇总分析、及时通报的信息处理流程。
“为了加强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提高了农村社会资金周转率,协助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增加在农村地区的银行自助设备布放,鼓励引导村镇银行加入现代化支付系统。”赵志华说。目前,山西省所有涉农金融机构的对公业务网点全部接入支付清算网络。在防控风险的前提下,降低支付结算业务准入门槛,拓宽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组织的业务范围。借助高速便捷的支付清算网络系统,涉农金融机构定期为农户提供信贷咨询、办理贷款、客户理财等“一揽子”中间业务服务,开办了“信合便利店”、短信服务、电话银行等电子化服务项目,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付清算服务。
结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和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山西省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创新账户管理方式,简化开户手续,为农村经济组织、种植(养殖)专业户等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提供便利条件。忻州市研究开发了影像传输账户资料技术,解决了偏远地区信用社网点路途遥远,递送纸质资料耗时长,客户申办账户业务难的问题。人民银行襄汾县支行开发运行了“涉农直补一卡通信息管理系统”,解决了发卡过多、直补信息重复申报审核等问题,及时将专项资金划转到农民手中。同时,该支行采用账户与小额贷款绑定的方式,形成了农村地区资金回流通道,促使农村经济活跃度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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