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史

马哲史（精选5篇）

马哲史 篇1

马哲史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发展、演变基本过程和基本内容的专业性学科。马哲史的学术性主要是通过文本, 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专著、笔记等实现的。传统教学主要从全国马哲史教材出发进行讲解, 但是因为教材在内容上力求全面, 因而很多问题只是浮于表面,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哲学专业学生的理解。本文主要结合马哲史中的一些原著问题阐释探索式教学方法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探究式教学与马哲史

近代以来, 教学模式有了重要的转变。对学生的重视以及师生之间的交流成为教学模式的主旋律。其中, 探索式教学方法就是着重于学生潜能的开发以及教学过程的设置的一种方法。

最早提出在教学中使用探究方法的是杜威。他认为, 科学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学生学习大量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科学研究的过程或方法。探究式教学的出发点是设定需要解答的问题, 这是进一步探究的起点。探索式教学有两个原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是主体性原则。在教学过程中, 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 注重学生的自我发展和互相启发。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同时, 提高对教师的要求。这是探索式教学的主要特点。二是主动性原则。通过主动构建新知识, 积极参与交流与讨论, 并不断对自身的学习进行反思, 改进学习策略等方式, 学生在学习中找寻到学习的乐趣, 从根本上提高了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这是探索式教学的主要目标。

马哲史学科具有的一些特点需要探索式教学才能完成。马哲史是一门理论性的专业学科,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得出一些哲学性的理论, 因而马哲史的理论性寓于现实性之中。这要求学生需要对理论和现实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时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问题。

马哲史中原著问题的具体表现

原著涉及的问题包罗万象, 但是有些问题可以说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始终, 在新时代更是显现出特别的意义。以下仅就基本的问题作为个案予以说明。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分野。

在原理中, 通常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分野确定为实践。实践的概念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但是, 在分析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时, 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有些学者认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首要和基本的观点, 还有些学者认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等。在马哲史中, 实践问题到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什么地位,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它的个性、方法问题值得进行总结。

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精神。

这个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越来越成熟的唯物主义时期, 它对社会、经济的关注已经越来越有超脱于传统哲学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关怀在当今具有什么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有哪些,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

通常根据列宁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可以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部分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这需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 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 在教材中, 我们很难看到联系的一面, 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所误解。因而, 如何理解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是一个重要话题, 也是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理解的话题。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

众所周知,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普遍探讨的本体论问题很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中出现。本体以及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本身就经过了好几次演变, 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体论是否具有了别的意义, 本体问题是否不存在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归宿是否具有本体的意义, 本体与实践之间是否是全然对立的关系, 这些是需要探讨的内容之一。

探究式教学的具体展开

1.将原理问题与原著问题分开, 利用探索进行有效启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哲学专业的另外一门基础课程, 相对于马哲史, 它更早为学生所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达, 学生往往是以原理来认识的。探索以原著为依托, 围绕原著问题而展开, 在不同的信息中形成不同的启发, 将各种不同问题形成一个核心点。探索主要是学生之间进行的启发, 同时利用了教师的引导, 探索的目的是在问题中寻找答案和问题, 在疑问中寻求启发。

2.结合原著对马哲史进行理解, 利用探索进行有效讨论。以马哲史教材为参考的传统式教学, 往往影响到学生只是借助于不同的马哲史教材进行参照, 力求追问问题的答案。探索式教学在庞杂的原著中会得到很好的应用, 因为探索本身就是针对问题而言的, 原著中大量的理论问题会通过探索得以展现。当然, 课堂上进行的探索不可能面面俱到, 这就要求教师对全局有所把握, 对学生进行有效指导, 相应地, 对教师的学术素养会有很大提升。探索也需要依照一定的线索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因为与西方哲学密切相关, 所以要求师生对西方古典哲学部分有所了解, 才有可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在庞杂的哲学知识中, 教师起着掌控全局的作用, 探索是全局下进行的。探索过程必须围绕一些主题展开, 进行有效的讨论, 这是一个基本目标。

3. 将原著放置于西方哲学大环境, 利用探索进行有效解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 一些概念、范畴主要是西方化的, 遵循哲学史发展的规律, 要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历程, 就要清楚西方哲学的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西方哲学的大环境下才能认清马克思所提出的原子运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辩证否定观、宗教的本质等问题。其中, 有些哲学问题是属于不同立场、方法层面的, 所以在探索过程中应适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归入西方哲学中去考察和思考。

4. 结合现实对马哲史进行理解, 利用探索扩展问题意识。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具体的社会指向, 它的很多哲学问题有着身后的社会背景为支撑, 所思考的问题最终是为了无产阶级服务的, 诸如伐木的问题、宗教本质的问题、圣经、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 既是哲学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在哲学领域的再现, 因此要结合现实问题思量哲学问题。另一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学科中, 诸如生态环境、人本主义、社会和谐、贫富差距等问题, 需要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进行分析。利用探索关注新的社会问题, 扩展问题意识,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总之, 马哲史中涉及的一些原著问题以及通过原著加深对马哲史的学习, 在探究式教学中是可行的, 也是具有针对性的。在马哲史影响到学生定势思维时, 应积极发挥探索式教学方法, 提升马哲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1]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2]王雨辰.作为马哲史研究对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以可能[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 3.[2]王雨辰.作为马哲史研究对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以可能[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 3.

马哲史 篇2

暑期实践论文

这个暑假，我们参加了 “1946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去了四川成都——这个IT产业的“亿万俱乐部”，了解那的IT产业变化与发展，希望能提升自己，我们作为电信专业的学子，更要加深对祖国IT事业的认识，加强我们对自己未来的定位，为中国梦在信息工业的实现做出贡献。

一、调研背景

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标志着近代信息革命的开始。从第一台计算机诞生至今已过去50多年了。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联系，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各自有着自身运动发展的规律。人们认识世界就是要认识世界的发展规律，并遵循这些客观规律，自觉地改造世界。实践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关系的活动过程。客观性是规律的根本特点，它的存在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就好比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它的出现是客观的，完全不会与人类的意识有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的意识能够反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比如：人类当初有一个发明一台电子计算机的愿望，后来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以及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电子计算机就被发明出来了，所以意识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形成活动的目、计划、方法等观念，并以这些观念为指导，从而改变客观世界。

在计算机发明之后的50年中，计算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首先是晶体管取代了电子管，继而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计算机处理器和存贮器上的元件越做越小，数量越来越多，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和存贮容量迅速增加。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哲学上的规律，那就是发展的普遍性，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的。事物的相互联系包含事物的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变化、运动和发展。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使事物原有的状态和性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电子计算机发明之后在不断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电子计算机的智能程度也在发展，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学习的主要方面。

1996年2月14日，在世界上每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50周年之际，美国副总统戈尔再次启动了这台计算机，以纪念信息时代的到来。而在信息化急速扩张的今天，了解信息产业的变化与发展是我们电信学子紧随时代潮流、参与信息化建设的必备利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是人的认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其形式是主观的，但内容是客观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真理的客观性包含两重含义：其一，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其二，检验真理的标准即实践也是客观的。真理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反映，它的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但它的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科学定律、一切真判断，都是由于它的内容具有客观性才能称为真理。即使是“形式”的真理，也是由于它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如实地反映了物质世界中最普遍的客观联系才成为真理。按照唯物主义的真理观，一切真理都是客观真理；“主观真理”并不是真理。黑格尔在反对主观随意性的意义上是肯定“客观真理”的，并在这一点上

作了深刻的论述，但是他把人的意识中的客观内容视为客观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他所说的“客观真理”与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客观真理归根结底是根本对立的。我们逐渐认识到了计算机的优越性，这就是认识真理的过程。

二、实践目的走进成都——这个IT产业的“亿万俱乐部”，了解那里的IT产业变化与发展，希望加深实践队员们对祖国IT事业的认识，加强我们对自己未来的定位，为中国梦在信息工业的实现做出贡献，为祖国创造另一个计算机界的奇迹。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唯物辩证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辩证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理性思维的方法，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同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一致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运用于思维和工作中就转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中，矛盾分析法居于核心的地位，是根本的认识方法。矛盾分析法包括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方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抓关键、看主流的方法，在对立中把握同一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的方法，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方法等等，都是矛盾分析法的具体体现。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促使事物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的规律，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能够运用矛盾分析法来认识和改造世界。

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的过程原理，要求我们十分注意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把握好事物的“度”。只有脚踏实地创造质变的条件，才能达于事物的飞跃；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必将事与愿违。当事物质变的条件已趋成熟，则应把握契机，乘势而为，勇于创新，促成事物的转化。如果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必将一事无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次探索，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所学的专业，了解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律，将来我国的信息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三、调研方法

主题：调查成都IT产业的变化与发展

调查路线：参观电子科技大学与四川大学两所高校为主，参观眉山IT园区为辅。

调查目的：一方面融入这个美丽的中西部城市，感受它的生活气息，另一方面走进成都——这个IT产业的“亿万俱乐部”，通过了解程度IT产业的变化与发展感悟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哲学关系与道理，使自己得到提升。学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把客观事实与理论实际联系起来，在实践中验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主题确定：

早在六月中旬我们便确定了实践的主题与方向。以“调查成都IT产业的变化与发展”为主题。一方面融入这个美丽的中西部城市，感受它的生活气息，另一方面展开调查访问，以加强对自己专业的认识度与认同感。同时，我们将纵向

对比成都IT产业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眼光看问题，总结发展的前因后果。6月28日考试结束后，实践队员们迅速展开讨论，最终确定了以参观电子科技大学与四川大学两所高校为主，参观眉山IT园区为辅的调查路线。并分配了实践任务。

四、日程计划

7月3日早5:30从津出发，经北京中转乘火车入川

7月4日中午12:00到达成都火车站。开始联系采访对象，分配采访任务 7月5日参观电子科技大学（其中参观了电子科大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重点实验室、中国-乌克兰国际项目联合实验室）

7月6日参观四川大学（走访图书馆等地）

7月7日参观成都眉山IT产业园

7月8日~7月9日游玩宽窄巷子、青城山等地

7月10日实践结束

五、行程记录

实践队于7月3日早出发，从北京中转至成都。次日我们早早起床，与电科大同学汇合，前往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参观采访。电子科技大学拥有 国家工科电工电子教学基地、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国家级教育教学基地，为中国邮电系统学科的最高学府之一。我们在电科大同学的带领下参观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和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并采访了一位研究生学长，由其引领走进了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重点实验室、以及中国-乌克兰国际项目联合实验室。通过参观这些实验室，我们感受到了电子高新技术的魅力，以及信息人勇于创新的决心。而在四川大学，我们利用川大的图书馆查阅书籍，了解川大信息专业的有关发展。

电子产业是国家的重点产业，而成都作为一个国家的电信产业重镇，一个个新兴的IT产业园正在成都扎根发芽。为了能更好的了解产业的发展，我们在7月7日参观了成都眉山IT产业园区，园区内含联想、戴尔等龙头企业。因为条件不允许，我们只能在厂外参观调查，并没有进入工厂内部。但是通过与工作人员的谈话我们得知IT产业的前景一片美好，而厂内许许多多的实习生正是各个电子高校的优秀学子。

我们发现，成都IT产业与成都高校的电子专业密不可分，相互联系，并且体现了事物间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与多样性等特点。IT产业与高校电子专业相互作用，导致二者运动、变化和发展。IT产业为高校学子提供了实践基地、工作机会与学术方向，而高校的课程为这些IT产业园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人才源头。而高校学子进入园区实习工作也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性的三个方面：

1、实践使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

2、实践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

3、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些实习生不仅在实践中印证自己所学的知识，也在实践过程中构成了社会的动力系统，不断改造着世界；，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与进步。

实践闲暇时间，我们也体验了成都的生活。宽窄巷子、锦里，都充满了最成都的生活气息和无数民间艺人的执着与热情。最后，我们把青城山作为这次实践的终点。

青城山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名山，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自东汉以来历经二千多年。道教经典卷帙浩繁，包罗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法术、斋醮科仪和传道弘道等各方面内容。从教义中不难看出，道教对于哲学两个基本问题给出的解答是意识即世界本源，思维高于存在，而世界不能被认知。

现代社会，道教慢慢没落，越来越多人崇尚无神论，即唯物主义观已经被更多的人认可与接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科学的理论。

六、结果分析

在对西南高新信息产业的调研活动中，我们了解了许多现在正在研究的电子高新技术，他们有的将应用于生活中，有的将应用在生产上。这些技术一旦取得了突破，都将改变现有的生活。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马克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部分，生产力中包含科学的论断，强调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强调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能够成为第一生产力首先是由在现代生产力体系中的作用决定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各国之间激烈的竞争，科技创新显得越来越重要。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使科学技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进入生产领域，使现代物质生产力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在这个复杂的体系中，科学技术自身不但体现为生产力，而且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成为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成为第一位的构成要素。在生产领域中，科学技术能够应用于各个生产过程，并且能够渗透在生产力基本要素中从而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新技术、新革命才有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方式。无论是在发到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推动生产都显得尤为重要。从古老的手工制作，到机械化生产，到自动化，到全自动化生产，是飞跃性的进步。新技术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创造了新的生产工具。在创新的基础上创新，在进步的基础上进步，我们不得不归功于新的科学技术。而电子信息产业的创新更是落实了这一观念，它更加生动地告诉了我们科技生产力对我们生活的改变，希望这些技术能早日应用到生活中。

而当我们在思考为何高新产业会在成都蓬勃发展时，马克思哲学又告诉了我们答案。世界上的每一种事物都存在着内在联系，他们的联系都是客观、普遍、多样的。成都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城市，它有条件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沃土，而信息产业更是需要一个蓬勃发展的充满活力的城市来成长，所以最终电子高新产业选择了成都，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事物的普遍联系”中的观点。

七、整体感悟

回首一九五七年中哲史讨论会 篇3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段，冯友兰和贺麟的哲学生涯贯穿这两个阶段。了解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哲学的格局以及两位先生的有关工作，对于我们理解他们在一九五七年中哲史座谈会的言论，当是有助益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有很多争论，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九二三年的科玄论战。这次论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摊开了时代的深层困惑：在科学时代，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从总体上说，除了极少数人持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外，绝大多数的哲学家肯定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他们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积极从事形而上学的建构，出现了不少富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在多元并存、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在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哲学表现出了明显的学派特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清华学派（代表人物有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贺麟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李达、艾思奇等）三大思想倾向。在天道观或本体论上，清华学派倾向于实在论，现代新儒家倾向于观念论（唯心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唯物论。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与北大哲学系有特别渊源，而红色圣地延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独特地位，所以，我们可以用更为精简的话语来表述上述三大思想倾向：“清华实在论、北大观念论和延安唯物论。”这一粗线条的概括，大致反映了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基本格局。而对于这一时期出现的那个思想活跃、极富创造力的哲学家群体，我们完全可以参照“周秦诸子”、“宋明诸子”等说法，称他们为“现代诸子”。

冯友兰和贺麟是“现代诸子”的杰出代表。一九四九年前，冯友兰是清华哲学系的教授，在完成《中国哲学史》（一九三三）之后，由哲学史而哲学，在抗战期间，发奋著成“贞元六书”（一九三七——一九四六年），对程朱理学“接着讲”，创发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贺麟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在《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九四二）、《当代中国哲学》（一九四七）、《文化与人生》（一九四七）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围绕着“逻辑的心”的观念，明确地阐扬一种唯心论哲学，人称“新心学”。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哲学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一九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学派终结了它的历史存在。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也主要活跃在港台和海外。马克思主义上升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大陆唯一的哲学形态。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天崩地裂的历史大变局中，不少人都面临着一个去留问题。冯友兰和贺麟两位先生选择留在大陆。院系调整之后，全国哲学系都归并到北大，他们成了北大哲学系的同事。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在清算自己过去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努力把自己塑造成马克思主义者。

“五七中哲史座谈会”的直接背景是“双百方针”的提出。一九五六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和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被确立为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学术界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标志性举动是两个会议：一九五六年八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和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北大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学术领域内的百家争鸣，有利于破除教条主义。遗传学会议挑战了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遗传学观点，中哲史座谈会则锋芒直指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日丹诺夫把西方哲学史理解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哲学史观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然而，当人们按照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用唯物唯心之争和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却时有捉襟见肘之感。一九五七年中哲史座谈会就从检讨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入手，对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如何评价唯心主义、如何继承哲学遗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这次会议上，冯友兰和贺麟两位先生受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本着深厚的学养和可贵的理论勇气，有力地批判了教条主义。当然，由于日丹诺夫定义本身的褊狭，他们当年热切关注的一些议题，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范围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方式问题等等，时过境迁，如今只能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但是，在他们的议论中，也有一些思想端绪，很具义理上的生发性，时至今日还启人心智。笔者感兴趣的，正是两位先生言论中的这些内容。

在这次会议上，冯友兰最具创造性的思想成果便是“抽象继承法”。在他看来，抽象继承法不是要回答“继承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怎样继承”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冯友兰认为，有必要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什么是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呢？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都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载《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273—274页）冯友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史上的一些命题的具体意义会过时，会丧失其价值，但是其抽象意义却依然值得继承和发扬。哲学遗产的继承，本质上就是继承哲学史上的一些命题的抽象意义。他后来补充说，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可更确切地表述为命题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载《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281—285页）。他从中外哲学史上举出一系列例子，对抽象继承法做了有力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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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和具体、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可以说是冯友兰一生运思的核心所在，就此而言，抽象继承法与其早年的“新理学”体系可谓一脉相承。当然，一九四九年后，冯友兰放弃了早年柏拉图主义的“理在事先”、“理在事上”论，转向了“理在事中”论。

抽象继承法提出之后，受到了很多批评，但似乎没有被批倒。三十年后，在《三松堂自序》中，尽管对一些具体提法有所修正，冯友兰还是肯定和坚持了抽象继承法的基本思想，并对各种批评做出了回应（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载《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237—253页）。在笔者看来，抽象继承法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出发，对思想传承过程的独到观察和如实刻画，说抽象继承法的提出是这次座谈会的一个重要创获，实不为过。

哲学遗产的继承，本质上是一个诠释学问题。笔者认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和伽达默尔关于诠释学的“应用”的论述，颇有可相互发明之处。伽达默尔认为，与理解和解释一样，应用也是统一的诠释学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对诠释学的应用的讨论中，伽达默尔说：“如果诠释学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同一个流传物必定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那么，从逻辑上说，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普遍东西和特殊东西的关系的问题。因此，理解乃是把某种普遍东西应用于某个个别具体情况的特殊事例。”（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00页）不难看出，抽象继承法和诠释学的应用都瞄准了思想传承过程中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这一概念关系，两者的差异在于凸显了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抽象继承法着眼于继承对象，诠释学的应用着眼于继承主体。抽象继承法强调：对于作为继承对象的历史流传物，要分疏其普遍和特殊，继承其抽象的、普遍的方面；诠释学应用则强调，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历史流传物之抽象的、普遍的方面，要与继承主体当下特殊的诠释学处境结合起来。事实上，在一个具体的思想传承过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对作为继承对象的历史流传物作普遍和特殊的分疏，另一方面，我们总是从自己当下特殊的诠释学处境出发，来继承历史流传物之抽象的、普遍的方面的。因此，可以说，抽象继承法是诠释学应用的前提，而诠释学应用是抽象继承法的落实。两者的结合，为我们提供了对思想传承过程的完整描述。

如上所述，贺麟在一九四九年前明确主张唯心论哲学，在思想改造中，这是一个不小的包袱。百家争鸣的方针肯定了在人民内部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使他放下重重顾虑，在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占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对唯心主义的积极意义做了广泛而充分的论证。贺麟说：“我对好的唯心主义是有感情的，这是对优秀文化遗产有感情。”（贺麟：《关于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载《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201页）这句发自肺腑的话，道出了他孜孜挖掘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的真实动机。在此方向上，贺麟最强的论断是：“唯心主义本身有好的东西。”他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两个例证。

第一个例证是朱子的理有动静的思想。贺麟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周敦颐是唯物主义者，说太极是气，是物质，无极是无限，物质是有动静的。而朱熹把太极说成理，无声无臭是无极，至高无上是太极，理有动有静。朱熹发现了理是能动的，这是一个绝大的贡献，可以与黑格尔媲美。”（贺麟：《关于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载《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198页）他还进一步发挥说：“真理是动的，真理到哪里，哪里就要掀起风波。我们今天也认为真理能掌握群众，真理是动的。”（同上）

贺麟的这段议论，令人想起他一九四九年前发表的两篇论文：《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一九三○年，以下简称《比较观》）和《与友人辩宋儒太极说之转变》（一九三八年，以下简称《与友人辩》）。在《比较观》中，他梳理了朱子“太极”的三种含义，即太极之为天地万物之理、太极之为涵养而得的内心境界、太极为道家式的神仙境界，并与黑格尔的太极（绝对理念）对勘比较。上述引文主要牵涉朱子的第一种含义的太极。但是，在《比较观》中，贺麟没有明确地说，朱子认为理有动静。虽然如此，这层义理，在《比较观》中也有线索可循，因为贺麟指出，朱子在由太极的第一种含义转向第二种含义的过程中，曾一度将太极理解为生生不息的天命或天理，这种理解与理有动静之旨，是颇为接近的。

在《与友人辩》中，这一论旨就十分显豁了。此文标题中的“友人”是指张荫麟。张荫麟认为，周敦颐的太极是物质性的气，而朱子却把太极解释为形上之理。说太极是气，气有动静，本自圆通；而说太极为理，理有动静，则滞碍难通。朱子释太极为理，是曲解了周子。贺麟反对张荫麟立足于希腊自然哲学把周子的太极解释为纯粹物质性的气，主张根据斯多葛、布鲁诺式的泛神论来解释周子的太极，把它理解为理气合一的有机的宇宙整体。“在这个理气合一的泛神的充塞体（continuum）中……理不可见，气有迹。理形而上，气形而下。理先气后，理主气从，则进而认理为太极，认太极为理，乃极自然的趋势。”（贺麟：《与友人辩宋儒太极说之转变》，载《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九年版，246页）所以，贺麟认为，从周子到朱子，是一个自然而然、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像张荫麟所说的那样，朱子强以己意附会周说。在此脉络中，贺麟对理有动静之旨做了清晰的阐明。他指出，理之动静和气或物之动静判然有别：“盖理之动静与气或物之动静不同（周子《通书》亦说明此点）。物之动静，在时空中是机械的（mechanical），‘动不自止，静不自动’。理或太极之动静是循目的、依理则的（teleological）。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其实乃显与隐，实现与不实现之意。”（同上，244页）气或物之有动静，出于机械的动力因，而理之有动静，则出于目的因，有似于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之有动静。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在“五七中哲史座谈会”上，贺麟对于《与友人辩》一文的主张，有改变，有坚持。他改变了对周敦颐的看法，却坚持了对朱熹的看法。他把周敦颐看做唯物论者，认为其太极是气，是物质，这意味着他接受了张荫麟的见解，放弃了用泛神论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的思路。我想，这与他一九四九年后哲学立场的转变有关。但是，对于朱子以理释太极并主张理有动静，贺麟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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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理气之辩的重光，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理解宋儒的理气论，曾是民国哲学界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这不仅事关对哲学史的诠释，而且与“现代诸子”的哲学创作密切相关。有以形式—质料说理气的（如金岳霖、冯友兰），有以体用说理气的（如熊十力、马一浮、张东荪等），前者认为气是能动的，后者则蕴涵了理是能动的（参见郁振华：《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年版，73—126页）。贺麟的看法，与这两种进路都有交集，因为他既肯定了气有动静，也肯定了理有动静，并且阐明了两种动静的不同涵义。这是他对这场争论的独特贡献。可见，贺麟在“五七中哲史座谈会”上关于“太极”的这段议论，不是空穴来风，细读这段话，牵出了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立足于理气之辩的重光这一义理脉络，我们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贺麟的独到之处，以及他思想的演进之迹。

第二个证据是王阳明的良知说。贺麟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说体现了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与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的统一有相通之处。“‘良知’是方法，‘致良知’是做人、求知的方法；‘良知’又是认识的最高真理，是认识论；‘良知’从本体论上来说又是最实在的东西。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在‘良知’中得到了统一，这与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的统一很相似。”（贺麟：《关于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载《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198页）从这样的角度来阐释王阳明的良知说，确实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且，王阳明和列宁的互释，对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思考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关系，也有启发意义。

总体来说，百家争鸣方针带来的宽松环境，大大激发了哲学家的自由探索精神。冯友兰和贺麟在“五七中哲史座谈会”上的表现，让我们依稀领略了“新理学”、“新心学”的创立者的思想风采。凭借自己在中外哲学史方面的丰厚积累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入理解，两位先生从容论理，质疑流行教条，提出新的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地展现了爱智者的当行本色和职业水准。两位先生之为此次会议的核心人物，良由以也！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哲学界为教条主义所笼罩，气氛是沉闷压抑的。“五七中哲史座谈会”，作为百家争鸣方针在学术领域内的体现，在一幅总体暗淡的哲学图景上，画上一抹难得的亮色。汪子嵩先生评论说，这次座谈会是“建国后近三十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但好景不长，在接踵而来的“反右”、“文革”中，学术生态急剧恶化，哲学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冯友兰、贺麟两位先生也历尽了困厄和颠连。直到“文革”之后，伴随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哲学界才重续一度中断的学脉，踏上了自由探索的思想之路。两位先生也度尽劫波，迎来了晚年的学术辉煌。因此，回望历史，“五七中哲史座谈会”上闪烁的自由精神，虽然转瞬即逝，却也弥足珍贵。这大概解释了何以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人们还要纪念这次会议。思想自由是学术繁荣的不二法门，对此，人们的认识是越来越清晰了。

（《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中西马哲学价值信念对话 篇4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这三种哲学形态之间的对话可以从知识层次、方法层次价值观念层次这三个最基本的层面进行。[2]

追溯以往的历史, 不难体会出, 20世纪初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开始进入中国,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国的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之间有过很多次交流与互动。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跟西方哲学开始进入中国开始, 研究哲学的专家学者就针对如何融会贯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着各种研究, 希望探究出一条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新路径。为了开拓中国哲学的发展新局面, 有关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做了种种努力, 这一系列的努力大致可以通过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是哲学理论知识的层次上, 另一个是哲学方法的层次上。[3]在第一个层次上, 哲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从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之后就从未停止过努力。

在哲学知识层面上, 三者之间产生的对话和沟通一直持续进行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念中, 中西方哲学理论概念、哲学代表人物的思想、哲学史发展等一系列的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阐述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参照形式。当然, 三者之间都是互为补充、互为引用的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发展提供源泉和动力, 同样,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为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优化进步提供理论依据。[4]在我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 不难看出, 在中国哲学的内容优化中有着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的影子。所以, 从三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得知, 从哲学知识这一个层次上说, 上述三种哲学形态之间的交流融合渊源悠长。[5]

除了哲学知识这一层面,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在哲学方法上有着碰撞和交融。哲学方法作为一种哲学类别发展演变的重要形式载体, 担当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在哲学方法上存在着一些区别。三种哲学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对其他哲学类别的哲学方法进行借鉴, 学习更科学恰当的哲学方法与自身的哲学内容相融合, 对自己哲学内容和理论原理进行更科学的阐述。这样的一种现象一直以来都十分的普遍, 而且已经成为一种被认同的学术现象。[6]在很多哲学论述中, 西方哲学的一些语言被应用于解析现象学方法等哲学内容。中国的哲学内容中也有一些西方哲学的影子。在中国哲学理论内容的阐述中, 不难看出, 有些哲学视角的西方化, 比如中国传统哲学内容都是从西方生命哲学或者存在主义哲学这些角度来进行论述的。不管是通过运用西方哲学语言或者是运用西方哲学视角, 都是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交融贯通的一种体现, 更是哲学方法相互借鉴的一种表达。西方哲学文化中也存在着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影子, 比如我们可以从很多西方哲学著作中发现哲学流派和哲学家是通过天道观来阐述观点的, 天道观是中国传统哲学内容中的一部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中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思想的体现, 唯物史观等也都在哲学内容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这些都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形态的哲学研究专家学者所做的一系列的努力和尝试的结果, 事实证明, 这三者在哲学方法上对三种哲学形态的交流融合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 从哲学方法的角度来看,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一直以来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7]

通过一系列的阐述, 不难看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哲学知识和哲学方法上都有着交流和联系。但是很多人会质疑, 既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都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的状态中, 那么为什么当今时代背景下, 哲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们还在努力倡导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要进行交流与对话, 甚至还要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交流与对方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进行探究呢?其实, 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专家学者所倡导的这种对话和交流是从更深层次、更适合时代发展的以及开放程度更深的、更具有包容性的角度出发进行的一种呼吁。[8]因此, 这样看来, 除了哲学知识与哲学理论之外的另一个层面, 也就是第三个价值信念层面上的对话就显得更加具有价值和研究意义。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的表现形态在很多人的眼里虽然并不相同, 但是它们三者都是哲学这个大体系中的不同分支。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 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都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运用一种客观的形式来表现对我们人类生命本质以及自然的理解和认知, 无论从哪个哲学内容中, 都不难看出哲学思想中包含着对生命本质以及生命价值的思考甚至反思, 最终达到一种总结性的升华, 形成一种固定的价值信念。[9]

不同的哲学大师对于哲学都有着不同的论述, 都明确表达出了哲学的本质和内涵, 在很多哲学理论中, 都阐明了哲学对人生以及生命的反映和思考。不一样的哲学理论实际上是对人的人生及生命观点以及思考的不同表达。但是哲学与具体科学虽然存在着联系但是还有着一些区别, 具体科学是哲学研究的基础和背景, 哲学又是具体科学的一种升华和体现。例如, 我们常说的宇宙作为研究对象来说, 当具体科学对宇宙进行研究时, 就是对宇宙的科学探究。然而在哲学领域对宇宙的研究, 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宇宙观的表达。哲学研究阐述的内容不是有关宇宙的科学知识, 而是把人与宇宙的关系作为一种研究的客体, 是将人放在宇宙中, 进行思考和探究。哲学层面上对人的理解和认知的表现形式就是哲学上的“认识论”, 哲学并非为人类的心理发展提供理论疏导, 而是在无形中传达一种人本身的思考以及意识的反思。一旦哲学层面上的存在论和本体论是一种研究的对象, 在这个研究的历程中, 所传达出来的是人作为一个主体, 对生命以及人生的一种期待和展望, 甚至是美好的憧憬。当哲学的研究对象落脚于当下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时候, 哲学并不是像具体科学一样向人们提供具体学科的知识内容, 社会学知识与历史学知识并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哲学是借助社会学知识和历史学知识的具体内容, 研究以人作为主体更为深层的理解和思想。这里面最大的体现是哲学在社会发展与历史演变过程中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探究。虽然说, 不一样的哲学类别无论从思想方式、研究中心甚至表现方式上都有一些不同, 同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特的价值。尽管如此, 最终的落脚点都是相似的。从这一个意义上理解,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三个哲学形态, 尽管在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上有着一些区别, 但都是从不一样的社会形态下根据历史的发展演变进化而来的一种科学的体现, 阐释着各自民族不同的生命意义以及对理想生活的那种价值信念追求。因此,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存在共通性同时也有差异性, 也正是这两种特征的对立, 才进一步说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交流对话的必要性以及价值所在。

二、价值信念层面对话的匮乏:困难重重

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是哲学与哲学之间对话的一个深层次的交流。当然这也是最为复杂和有难度的一个对话层面, 这取决于哲学比较特殊的性质。哲学传达出的价值信念也具有基本的特性。第一个是它的终极性, 不管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传达的都是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和理解, 表达出对一个国家和时代的美好憧憬。这也就成为人类一切行动的一个终极思想依旧。第二个体现在它的特殊性上, 哲学体现着人们的生活精髓,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特质, 无论哪一种特质, 最终都是来源于他们特殊的生活环境与历史文化。

不同的哲学, 体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都具有它独特的性质。第三个是它的完整性, 无论哪一种价值观念都体现着它自身的一个本性, 不论是哪一种学说, 都是对生活全部的一种深度的概括。或许它不能完全概括一切, 但是它的目的是囊括一切。因此, 价值信念层面与哲学思想、哲学方法这两个角度相比, 这个层次的交流对话显得更有难度, 也更为匮乏, 更难以让人接受。人们总是对价值信念层面表现出一种质疑与排斥, 更有甚者会有一定的反对与对立, 因此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在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和交流显得更加困难, 充满阻碍。

回溯以往, 我们不难看出, 价值信念层面的矛盾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体现, 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将中国哲学传达的价值信念放在一个较高的层面, 以此为标准用来评判其他哲学形态。在这种思想下, 中国哲学是一切的根本, 是最高的价值信念, 必须以中国哲学为本。第二种形式是把西方哲学置于最高的价值信念层面, 以此为标准来评判其他哲学形态。在这种思想下, 西方哲学理论是最为正统的一个哲学标准, 西方哲学的思想和方法代表了一切哲学的正确方向, 在发展其他哲学的时候, 必须以西方哲学为方向, 无条件地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框架进行构筑。第三种形式是一个简单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达的价值信念, 用来褒贬中西方哲学。在这种思想下, 人们教条化地果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类发展成果分开, 将马克思哲学的哲学原理抽象理解, 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评判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一个标准。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下,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一个健康的发展趋势, 对于三者在更深层面上的对话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寻找推动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动力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交流并不是一种意外情况, 而是从中国语境情态下所产生的一种比较典型的现象。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传承。也正是这样, 才产生了进一步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交流对话。

伴随着我们国家社会形态的不断发展和改变, 中国哲学并非处于一个独立的地位, 它的独尊地位并没有与时俱进的社会制度与精神形态的支撑, 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容与哲学方法渐渐深入人心。三者在价值信念层面的矛盾也就成为了一个研究的重点。

价值信念层面的矛盾与对立是最复杂的一个冲突, 也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之间都存在的异形, 不同的民族情感之间融合总会出现一些对峙。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融会贯通之间, 每一个哲学形态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 表达着不同民族与时代背景下的人们对自我以及对社会的认知, 体现出不同民族的情感和思想。更好地处理好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间的联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价值信念层面的开放与融合对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间的共建共赢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哲学形态要想有一个更和谐、更深层有意义的成果, 必须通过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与沟通。价值信念层面的交流是从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现状为出发点, 这对于不断提升国人的自我认知、社会认知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构建一个更适合的哲学形态更是有着深远的意义, 也是建立民族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和方式。

因此, 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理解人本身的生命价值, 这对于构筑理性的生活世界有着特殊的智慧与价值, 更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与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现实社会, 站在价值信念的层面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一个融合与对话。运用创新的思想, 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发出一个完整系统的生命价值理想, 在更深层次上开拓我们对现实社会以及自然生命的认知和理解, 对于拓展人的生命价值的创新性视角有着更为重要的落脚点。推进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与交流, 还可以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包容性拓展开来, 让三种哲学形态处在一个更为融合、包容的状态下, 对于构筑本民族的本真哲学有着重要的意义。相信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 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与交流一定可以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的融合与借鉴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85.

[2]梁漱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62.

[3]伽达默尔, 德里达.德法之争[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1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120.

[5]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10.

[6]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批评与辩护[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252.

[7]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批评与辩护[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3.

[8]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362.

学习马哲感想 篇5

文学是无数的语言文字拼凑而成的艺术，科学是无数的定理定律组成的知识体系，美学是无数人对现实的感觉所组成的审美意识，而哲学，我觉得它是无数个世界的概括与总结。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是人类发展至今最伟大的精神产物之一。

几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在老师深入浅出、绘声绘色的讲解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既神圣又有些抽象的名词渐渐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以下是我在读过共产党宣言以及通过课上老师讲解后对马克思理论一些自己浅显的理解与感受。

马克思认为促成改变并因此把历史向前推进的，其实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力量。马克思将物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条件称为社会的基础，并将社会思想、政治制度、法律规章、宗教、道德、艺术、哲学和科学等称为社会的上层构造，马克思相信物质条件“支持”着一个社会里的每一种思想和看法，一个社会的上层结构反映那个社会的基础。可以把社会的“基础”分成三个阶层。最“根本”的一个阶层就是一个社会的“生产条件”，也就是这个社会可以利用的自然条件与资源。所谓条件指的是气候、原料等因素。这些东西是每一个社会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明显决定这个社会的生产种类，同样的，也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与它的整体文化。一个社会的政治情况与意识形态是由它的生产模式决定的。现代人的思想、道德尺度和古代封建社会之所以有很大的差距并不是偶然的。一个社会的是非标准主要是由那个社会里的统治阶级来决定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换句话说，历史所牵涉的主要就是一个谁拥有生产工具的问题。使我们的历史能够从古代的奴隶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工业社会的因素主要是社会基础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在历史的各个阶段，社会的两个主要阶级彼此之间都会有冲突存在。

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这种冲突存在于一般人和奴隶之间。在中国近千年的封建社会冲突则是为封建地主和农民之间。资产阶级产生并推翻封建统治之后，在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民国时期），这种冲突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者和工人(或无产阶级)之间。因此冲突乃是存在于那些拥有生产工具的人和那些没有生产工具的人之间。既然“上层阶级”不会自愿放弃权力，因此唯有透过革命才能改变社会现况。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制度中，工人实际上是为另外一个社会阶级在做牛做马。在这种制度下，工人把他的劳动成果以及他的整个生命都转移给中产阶级。从欧洲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情况来看，工人所受的待遇确实很糟糕。当时的工人可能每天必须在冰冷的工厂里工作十二个小时，而且薪资通常都很微薄，以至于孩童和孕妇往往也必须工作，造成了许多惨不忍睹的社会现象。有许多地方的工厂老板甚至用廉价的酒来代替一部分工资。有些妇女不得不靠卖淫来补贴家计，而她们的顾客却是那些“在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简而言之，工作原本应是人类光荣的标记，但在当时工人却变成了牛马！在工人们受苦受难、不得温饱的同时，那些中产阶级人士的子女却可以洗一个舒服的澡，然后在温暖、宽敞的客厅中拉着小提琴，或坐在钢琴旁边等着吃有四道菜的晚餐，或者一整天骑马打猎，无所事事。

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他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自我毁灭式的经济制度，因为它缺少理性的控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因素会驱使它逐步走向灭亡。

一个工人所制造的商品一定有若干销售价值，如果把工人的工资和其他的生产成本从销售价值里扣除，一定还会有一些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利润，资本主义者把事实上是由工人创造的价值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就叫做剥削。资本主义者除了奢侈生活又把一部分的利润拿来做为资本，将工厂加以现代化，以期生产成本更低廉的商品，并借此增加他将来的利润。工厂所需的工人愈来愈少，表示失业的人愈来愈多，社会问题将因此而增加。出现这些危机，就象征资本主义正迈向毁灭的道路。但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因素还不止于此。当愈来愈多利润必须花在生产工具上，而生产的产品数量又不足以压低价格时资本家会削减工资，工人们就会变得很贫穷，以至于买不起东西了。这样一来，购买力就降低了，而这种情况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无产阶级以武力镇压中产阶级。马克思称此为无产阶级专政。但在这段过渡期后，无产阶级专政会被一个“不分阶段的社会”所取代即“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生产工具是由“众人”，也就是人民所拥有。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的政策是“各尽其才，各取所需”。这时劳动成果属于劳工，资本主义的疏离现象也就到此终止！

“共产主义者不屑隐藏他们的看法与目标。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目标只能透过强行推翻现有的社会情况而达成。让统治阶级因共产主义革命而颤抖吧!无产阶级身上只有锁链，因此无惧任何损失，却可借此赢得全世界。各国的劳动工人们，团结起来吧!”

——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百年之后直接影响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政治方针，推动了中国的发展。

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为了心中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无数的烈士都牺牲在了革命道路上才有了新中国。

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标志着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