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堡

桥头堡（共12篇）

桥头堡 篇1

4月中旬, 首届中国—东盟合作华商交流会在广东湛江举行, 除系列经济推介交流会及项目签约仪式外, 广东东盟产业园也在湛江奋勇高新区揭牌运作。

湛江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官员5日表示, 这是继去年6月湛江举办“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系列活动”, 成为广东进军东盟的“桥头堡”, 湛江推进与东盟合作的又一重大活动, 双方合作互通的经贸关系正日趋紧密。

据该官员介绍, 2012年, 湛江市与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额为6.4亿美元, 同比增长49%。贸易往来的主要国家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等, 商品包括水海产品、食糖、玻璃制品、钢材、原油、锰矿砂等。截至2012年底, 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企业在湛江直接或间接投资总额为1.5亿美元, 涉及农产品加工、电器机械、通用设备制造、房地产开发等项目。

桥头堡 篇2

（作者 王学仁 云南省政协主席）原载《社会主义论坛》2010年第4期

转载请说明出处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升沿边开放水平”，这是新时期我国重要的一个国家发展战略。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明确指出，云南要充分发挥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边疆长治久安的重要部署，是实施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大战略的重大举措，也是今后云南科学发展的奋斗目标。

建设桥头堡、实施大战略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为了实现今后更长时间、更高水平的发展，我国更需要加大力度，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进陆上边境对外开放，使沿边开放与沿海开放共同推进、相得益彰，尽快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不仅是实施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大战略的着力点，而且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云南紧邻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外接缅甸、老挝、越南，内连西藏、贵州、四川、广西，通达沿海地区便捷。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必将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之间形成大规模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对推动我国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优势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和西南地区的大发展，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性的资源争夺更趋激烈。把云南建设成为我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推动我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以及西亚和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能够进一步提升我国非洲东部等广大地区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使我国与这些拥有重要矿产资源、市场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和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拓宽发展的外部空间、保障我国资源的有效供给。

三是有利于实现区域合作共赢。云南具有连接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的优势。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对内对外交往的条件，扩大与深化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有益于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助于推动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全面合作。

四是有利于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云南与东南亚等国家具有江河同源、民族同宗、文化同流的亲缘关系。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能够进一步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全方位交流，有利于我国与周边国家消除疑虑、扩大共识、增强互信。

五是有利于提升沿边开放水平战略的深入推进。云南是我国毗邻国家多、国境线长、面临市场广阔的省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建立了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通往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公路、铁路、航空交通运输通道及信息网络骨架已经基本形成。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条件较好、影响较广、收效较快，不仅能够直接带动西部地区的沿边开放，而且通过云南的实践，可以开展试点、探索路子，为全国沿边开放的深入推进提供有益的经验。

建设桥头堡、实施大战略的基本构想

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这不仅是中央对云南加快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国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新举措。对于如何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尽快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需要深入研究、科学谋划。根据云南省政协进行的初步研究，我认为，我国向西南开放，主要是以东南亚、南亚国家为重点，面向印度洋沿岸，延伸至西亚及非洲东部等广大区域；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就是要立足国家沿边开放战略的总体格局，充分发挥云南的区位优势，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直达印度洋的大通道，我国参与南亚次大陆经济圈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重要平台，我国面向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外向型产业基地和进出口商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展示中华文化、增进国际友谊的重要窗口。

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应主要从六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加快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直达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建设。根据区域合作的需要，以公路为基础、铁路为骨干、航空为先导、水运为补充、信息通讯网络为枢纽，抓住中缅油气管道建设的契机，打通我国从陆上直达印度洋的国际通道，建成我国连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综合、高效、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

二是加快中越、中老、中缅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先行在云南的河口、磨憨、瑞丽三个口岸进行跨境经济合作区试点，探索有利于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政策措施，逐步在中越、中老、中缅之间建成一批“两（多）国一区、分别管理、统筹协调、境内关外、一区多园、封闭运行、政策优惠”的跨境经济合作区。

三是加快培植优势特色产业。以国内和东南亚、南亚的资源为依托，国内和东南亚、南亚的市场为导向，大力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继续巩固烟草产业竞争优势，积极推进有色、冶金、化工等产业升级，大力发展以新型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为重点的能源产业，加大生物、光电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步伐，尽快培育形成一批优势资源和先进技术相结合的特色优势骨干产业。

四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七彩云南保护行动”，继续实施重点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进一步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九大高原湖泊和江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积极从源头上保障东南亚国家的水环境安全，努力建设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人居环境。

五是加强国际化的服务体系建设。立足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在更大范围进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需要，不断提升口岸服务功能，进一步改善口岸检验、检疫管理模式，提高出入境人员和货物的通关速度。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开展人民币境外结算试点，尽快把云南建成服务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现代金融服务基地。

六是加强对外交往、确保边疆安宁。按照“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高层交流互访，扩大民间友好往来，增加了解、增强互信、增进友谊，合作打击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努力为桥头堡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建设桥头堡、实施大战略的建议

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推动沿边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既需要云南等沿边省份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全国的力量，中央和地方合力推进。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对建设桥头堡的战略构想进行深入研究。建议由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牵头，组织国家有关部委，集中相关力量，汇聚各方智慧，对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实施沿边开放大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内涵、理清思路、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以便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二是设立建设桥头堡的领导协调机构。桥头堡建设情况复杂、涉及面广、所用时间较长，需要高层次的机构进行组织和协调。建议成立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和云南省政府参加，具体负责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建设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

下一站，欧洲桥头堡 篇3

2013年年初，土耳其受中国商务部邀请，以“伙伴国”的身份参加第七届中国国际汽车零部件博览会（以下简称CIAPE）。6月27日下午，土耳其汽车零部件协会会长苏和尔？贝巴利到访CIAPE 组委会，与组委会副主任张亚平进一步商洽相关合作事宜。

对此，苏和尔？贝巴利透过《汽车观察》，阐述了土耳其愿意与CIAPE合作的原因，“过去一年，中国汽车销量占到世界1/4，产量占到世界23%。面对这样的数据、这样庞大的市场，如果我们不能占有一席之地，恐怕土耳其的汽车工业会面临危险。”

站在中国车企的角度上来看，一是要扩大现有市场占有率，另外就是要开发新的市场占有率。其实世界各国也都如此，他们认为中国是新兴国家中最主要、最广阔的市场。“既然大家寻求新兴市场的诉求是一样的，那么就可以把大家的的优势结合起来进行互补，共同开发新兴市场。”张亚平对《汽车观察》说。

土耳其：欧洲“后花园”

土耳其不仅是中东地区重要的汽车生产大国，还是众多跨国汽车制造商投资的乐土，具有地理位置优越、劳动力成本低、汽车及零部件工业基础良好三大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加上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生力军的涌现，使土耳其成为世界汽车各大跨国公司投资建厂的理想目标国。

现如今，奔驰、宝马、福特、菲亚特、日产、丰田、现代等国际汽车巨头均在土耳其以直接投资、合资、合作等不同方式建厂，几乎所有的世界汽车品牌都在土耳其投资，包括乘用车、商用车、轻型车、农用拖拉机等，所生产的产品大部分用于出口。每年110万辆的生产能力，使土耳其日益成为全球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汽车市场之一，是周边欧洲、亚洲、中东及北非等地众多汽车厂家非常重要的生产基地和周转地。

追溯土耳其汽车工业的历史：从1950 年开始，以组装起家；在1978年之前，都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只能在别人许可经营下组装车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土耳其不光是给别人组装，还开始了本地化生产，可以自己生产其他的汽车品牌，有了现代化的汽车产业后自然吸引了很多外商投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关税下调，土耳其开始大幅出口欧盟。1995年， 土耳其和欧盟达成零关税协议，这是土耳其汽车工业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因为所有在土耳其生产的产品都可以零关税出口到欧盟，跟欧盟企业进行充分的市場化竞争。也正是从1995年开始，土耳其“名正言顺”地成为欧洲汽车生产的“大后院”。

总体来说，土耳其汽车工业50年的发展历史正是其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促进产品质量提升的发展历史。汽车工业已是当今土耳其总体经济中直线上升的行业，既能提供很高的附加值，又可推动全国工业和科技的进步。多年来，这个行业所展现出来的发展速度和出口前景已使其在土耳其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

这些年，土耳其汽车消费市场增长迅猛，生产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已成为世界上第十六大汽车生产商、欧盟27国中第七大乘用车生产国。2011年上半年，土耳其国内汽车产量同比增长14%，销售量同比增长54%。仅去年一年，汽车工业就为土耳其全国经济贡献了191亿美元，预计到2023年，土耳其汽车行业将达到750 亿美元。

近七年来，汽车工业始终位居土耳其出口业的首位，已成为土耳其出口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快速发展的产业，土耳其汽车工业出口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国际认证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全球各个市场。尽管去年小客车进口数量显著增长，但2006年至2012年期间，土耳其汽车工业仍然达到了125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顺差。

土耳其汽车出口市场上的多项创举主要来自国内两大协会的鼎力支持：一是土耳其汽车工业出口商协会（OIB）， 二是土耳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Taysad）。其中，OIB是土耳其汽车行业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22年以来，OIB 不断增长的出口额已占到土耳其总出口额的82%。据了解，2010年OIB已在俄罗斯开设办事处，2013年的目标是在中国设立办事处，2014年希望在美国设立办事处，2015 年希望在墨西哥和印度设立办事处。

从土耳其国家地图上看，如果将其国家形状比作一头牛的话，牛头部分就是欧洲，这也就是土耳其出口目的国大都集中在欧盟国家（占到68.5%）的原因了。土耳其在对欧盟汽车出口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厚，因为其产品必须达到欧盟标准。“通过50年的经验积累、基础设备、产品质量及全球生产系统的不断完善，土耳其现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生产中心。”苏和尔？ 贝巴利如是说。

2023年对于土耳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土耳其建国一百周年。土耳其政府致力于在2023年成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汽车行业将占整个世界汽车比重的2.4%，汽车部件出口额也将从2012年的83亿欧元增长到2023年的400亿欧元。“虽然土耳其的汽车品牌在西方，但未来也可以在东方。在土耳其2023年规划中，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市场。中国是全球汽车主件的主要产地，土耳其急需在这个领域上作出更准确的定位。为了增长与中国的贸易量，土耳其需要敞开合作窗口。”苏和尔·贝巴利告诉《汽车观察》。

留给中国企业的机会

今年年初刚刚担任土耳其汽车零部件协会会长一职的苏和尔？贝巴利，有着非常丰富的汽车从业经验：1986年至1989 年，在土耳其菲亚特公司任职；1989年至2007年，分别担任土耳其NURSALAR汽车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和执行委员会委员；2007年至2009年，担任土耳其Dentas 包装工业公司执行董事。

苏和尔？贝巴利不但精通损益责任、商业开发、战略合作、机构重组、管理重组、疑难问题解决方案、操作管理、项目管理以及质量管理等领域，同时也是中国一汽在土耳其的总代理，对中国汽车业非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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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土耳其在汽车及零部件领域有哪些优势？同中国企业合作又有哪些互补性？这些都是中国汽车企业最为关心的话题。苏和尔？贝巴利始终认为，中国汽车企业跟土耳其汽车工业结合还是有很多互补性的。

第一，地缘优势。土耳其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其2小时至4小时飞行圈里， 可以东边到俄罗斯，西边到欧洲，南边到非洲，中东地区更是中心范围，所含区域人口占到世界1/3，具有庞大的市场商机。

第二，欧洲销售渠道。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土耳其属于中东国家，但伊斯兰国家并不把土耳其包括在内，他们认为土耳其太欧化了，因为土耳其在思想、观念、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上，都是按照欧洲人的标准。在土耳其生产的产品可以直接销售到欧盟国家和美国，而且都是免税的， 因为土耳其已经是欧盟成员国之一，他们的经济形态是一体的。

第三，产品质量高标准。现在土耳其生产的汽车都已达到欧Ⅴ标准了，明年就开始欧Ⅵ标准，所以在技术水平上土耳其的能力要比中国车企强一些，这也是中国企业可以跟他们合作的地方。

第四，全球采购。中国自主品牌车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全球化采购， 不一定全部都是从国内采购，土耳其也可以给中国车企的全球化采购提供一个机会。由于土耳其汽车零部件企业一直在给全球大牌汽车企业供应，比如奔驰、宝马等，所以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产品和质量管理经验，而且他们也愿意把这些经验和技术分享给中国企业，使中国企业做得更好。“土耳其汽配供应链很长，不同分级的供应商都能十分方便地找到生意。我们愿意给中国整车企业做配套，希望能够进入中国整车厂的供应链。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去’，土耳其企业也想‘走出去’，我们希望找到新的买家，进入新的供应链。”苏和尔？贝巴利对《汽车观察》说。

第五，合资建厂。土耳其是欧洲最大的轻型商用车辆制造商、第二大客车制造商、第三大重型卡车生产国，中国商用车企业可以寻求在土耳其成立合资公司，据说福田汽车已经开始在土耳其投资建厂了。

不仅是商用车，中国乘用车企业也可以在土耳其合资建厂。那么有人会问中国车企如果在土耳其建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到欧洲和直接在中国生产销售到欧洲有什么不同？不得不说，由于达不到欧洲排放标准，目前几乎没有中国车企能够直接进入欧洲。要想进入欧洲市场，第一技术标准要达到，第二环境标准也要达到，很多中国车企并不是十分了解。所以土耳其的优势就在于如果跟中国整车厂合资建厂，土耳其会把他们先进的技术、经验、市场及销售渠道告诉中国企业，使中国车企在土耳其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达到欧洲标准，并可以直接销往欧洲市场。同时， 如果在土耳其合资建厂，中国车企的产品不光可以卖到欧洲市场，而且土耳其本身也是中国车企的重要市场之一。

第六，基础设施完善。在基础设施、通讯、金融服务、保险等方面，土耳其相对中东其他国家要更完善些。

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中国企业到土耳其投资，其生产的产品“出来进去”的需要相对靠谱的物流、金融及财务。而在非洲、伊朗等地，由于受到限制，很多产品的物流就没有办法流动。

第七，新能源合作。就整车而言，土耳其国内没有自主品牌，土耳其政府也十分着急这个事情，正在想方设法让土耳其汽车工业搞出一个自己的汽车品牌来，而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可能会出现土耳其的自主品牌，这也是土耳其政府的目标之一。

据苏和尔？贝巴利介绍，土耳其新能源汽车的主要特点是在开发纯电动车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大，而纯电动车开发主要的技术攻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电池的研发，二是开发电动发动机。在研发电池方面，土耳其的锂资源没有，但中国的锂资源十分丰富。

“一些标准化的产品都很相似，在标准化产品方面土耳其没有任何优势。我们的目标是搞出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比如希望通过跟中国车企合作，未来在新能源方面有所建树。”

第八，参与研发。土耳其企业不光是为整车厂提供零部件，他们还想参与到汽车生产的上游中去，也就是说参与到研发的过程中去。

从2005年开始，土耳其越发重视汽车领域的研发，其研发领域的投入就已占到整个国家GDP的3%。“重视研发的目的是要让土耳其的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不光可以跟欧盟竞争，还可以参与到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苏和尔？贝巴利如是说。

跟中国一样，土耳其也要提高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并不断加大对研发方面的投资。据了解，目前在土耳其共有研发中心138个，其中有58个是汽车方面的研发中心（零部件生产企业成立了48个研發中心，整车厂、原厂配套研发中心12个），目标希望在2023年达到75家汽车研发中心。

第九，人力成本优势。土耳其虽然把自己列为欧盟国家，但其人工比欧盟便宜，竞争成本优势明显。

而且土耳其的员工素质也非常好，工作积极性很高，人才竞争力很强。据苏和尔？贝巴利介绍，土耳其员工的工作时间非常灵活，可以三班倒，每班七八个小时，一周六个工作日，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1.5%；且员工的跳槽率很低（不到5%），大家都愿意踏踏实实地干活。

CIAPE：从成员国到伙伴国

CIAPE从2007年开始举办，今年已是第七届，目的是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也增进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产品，包括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得到了全球汽车业界的广泛参与。从去年开始， 组委会引进了一个“伙伴国”的机制，去年印度是伙伴国，今年恰逢是“中国土耳其年”，土耳其成为伙伴国。

受土耳其商工部委托，OIB将组织至少100家土耳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以及200 多名汽车零部件批发商、采购商、经销商组成的参展团参加第七届CIAPE，而前来参展的100余家土耳其企业均为具有竞争力的生产型企业，其产品不仅内销，更侧重于出口。庞大的参展队伍使其成为展会上的“焦点国”。

耳其此次参加CIAPE想寻求什么样的合作？国际化一直是CIAPE的特色之一， 过去六届众多国际零部件品牌在这个平台上展示新产品、发布新技术，他们将参加CIAPE作为树立企业品牌形象、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机会，土耳其亦是如此。

展会期间，土耳其作为CIAPE“伙伴国”，还将举办各种论坛、洽谈会、特色文化活动，如“中土经贸论坛”、“土耳其文化之夜”等；不仅如此，土方公司会与中国主要OEM企业负责人进行直接对话，讨论未来如何开展合作，如此一来， 土耳其将能更有效地瞄准中国公司贸易量的增长以及中国的出口增长。

“土耳其迫切希望进入中国市场， 借由CIAPE平台，将土耳其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生产技术及产品等进行展示。” 苏和尔？贝巴利认为，此次参加CIAPE是土耳其企业更好地了解并进入中国市场的一次良机，中土之间关于汽车产业的合作机会也会越来越深入。展会结束后，张亚平还将带领土耳其代表团去长城汽车、福田汽车、北京奔驰、丹东黄海、济南重汽、沈阳华晨走访中国整车厂了解情况。

另外，在即将于2013年11月举办的第四届土耳其商用车、公交车和零部件展上（分两个主题，一是物流主题，二是商用车和零部件主题），通用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作为展会的中国区总代理，带领中国的汽车及零部件生产商、经销商前去展示，苏和尔？贝巴利希望通过这番互动能初见成效。

北京:中国跨境电商的桥头堡 篇4

虽然不是跨境电子商务的试点城市, 但是, 北京在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优势明显

在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孙尧看来, 北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政策环境不断优化。成立了主管副市长任组长的“北京市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工作小组”, 形成了推进全市跨境电商创新发展的机制和合力;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全方位支持北京跨境电商服务支撑体系建设, 构建了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创新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二是产业链体系不断完善。北京是全国首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培育了5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电子认证服务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和跨境电商第三方支付试点机构数量均居全国首位, 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跨境电商产业链体系, 为跨境电商集群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是市场空间大。自2008年以来, 北京已连续8年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消费市场, 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达到10338亿元, 成为全国第一个突破万亿的消费城市, 内在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四是航路资源优势。北京现有直航航线169条, 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 每日90余家航空公司1700个航班往来世界244个城市。是全国三大国际邮包交换枢纽之一, 与世界138个国家和地区240个城市建立邮件直封关系。国际主要知名商业快递公司在北京均设立运营中心, 国内出口邮件的70%经北京空港出口。2019年新机场通航后, 北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航空枢纽。

五是口岸体系完善。已形成北有天竺、南有亦庄、东有马坊、西有五里店、北京西站, 空、陆、海直通, 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等多元配套的立体化口岸体系。

说归说, 当然还需要有数据支撑。今年4月5日, 北京海关正式开通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业务。根据北京海关的最新数据 (截至7月底) , 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 仅从北京邮政渠道出口的邮政小包出口申报总量689.4万票, 出口商品703.9万件, 出口价值达4131万美元。而跨境进口方面, 记者也拿到一组最新数据。2015年北京跨境出口的票数 (也就是清单数量) 为13.3万票, 件数为30.8万件, 金额为3636万元 (人民币) ;而今年截至7月底的对应的数字分别是:28.9万票, 30.8万件和8600多万元 (人民币) 。

孙尧还给出了一组数据, 2 0 1 5年北京全年跨境电商邮政小包出口纳入海关统计的货物达1.06亿件, 货值13.3亿美元, 同比增长40.3%, 占全国跨境电商出口的40%左右。

打破物流瓶颈

基于政策和人口红利, 我国跨境电商这两年进入了井喷式发展, 而北京在我国跨境电商领域的领头羊地位已经基本得以确立。

但是, 跨境电商最大的挑战和瓶颈是物流仓储环节, 北京要想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取得跨越式发展, 从而有效支撑“高精尖”的产业结构调整, 物流仓储环节不能出问题, 这是首当其冲的任务。重任自然落到北京邮政身上, 而邮政体系占主导也将是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在物流仓储方面的一大特色。

去年11月, 北京市副市长程红率海关、商务委、税务等部门领导到北京邮政进行调研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北京邮政继续发挥跨境电商业务高起点、高增速、适合市场的主渠道作用, 结合北京的优势, 打造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企业;二是希望北京邮政加快国际邮件处理的自动化水平, 推进跨境电商信息化平台建设, 促进产业升级, 发挥邮政的主渠道作用, 积极拓展第三方企业, 实现跨境电商业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协同发展;三是希望北京邮政与政府部门加强协作, 共同加快北京邮政电商业务发展速度, 为北京跨境电商的做大做强贡献力量。

根据中国邮政集团北京市国际邮电局局长齐涛的介绍, 在物流基础能力建设方面, 北京邮政为满足跨境电商发展需求, 扩建了1万平米的国际跨境小包处理场地, 进行功能区的划分, 实现了北京出口小包的高效运转, 为确保快速通关, 配备了13台大型安检机。在信息平台建设方面, 为提高信息化处理能力, 2016年北京邮政开发了北京邮政跨境电子商务邮件信息管理系统, 该系统可实现邮件预处理、预报关、账务管理等功能。我们目前正在对该系统进行再升级, 预期将与航空公司建立数据交互平台, 增加交航信息、航班起运信息数据采集, 实现对总包封发离港数据的分析功能, 从而提升北京的信息化程度, 巩固北京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而在智能口岸仓方面, 北京邮政依托海关和9610监管模式, 通过即买、即订、即发方式, 实现邮件预处理、智能仓储、邮件收寄、封发、交航一条龙作业模式。北京口岸仓的特点是高效的仓储系统、快速的处理能力、24小时离境出港效率, 快速通关将助力跨境电商的阳光化发展。通过与合作伙伴研发的系统, 帮助跨境卖家实现数据采集、关务数据处理、海关系统对接等阳光化通关服务, 实现三单信息的电子化预报关, 满足出口退税需求, 向跨境电商提供一站式外贸服务。同时, 北京邮政正在精品高端的优选线路上做出一些工作, 在不断完善前端处理能力的同时, 还在不断增强后端发运能力的提升。

2 0 1 6年, 根据中国邮政集团指挥调度系统显示, 北京邮政名列前茅, 48小时邮件交航率100%, 各项指标均处于中国邮政领先水平。齐涛说, “北京外贸发展处于创新驱动、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 北京邮政将继续大力推进北京邮政跨境电商综合服务示范基地, 优化作业流程, 提升便利化水平, 为各位朋友来北京创业和发展搭建平台和渠道。”

两大事实与三大变化

离开北京, 让我们把话题聚焦到跨境电商本身。

从2014年起步到2015年井喷, 我国跨境电商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利好下取得飞速发展。这在当前世界贸易增速趋缓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亮眼, 而跨境电商也成为众多外贸企业的新渠道。亿邦动力CEO郑敏在日前举办的“北京邮政跨境电商出口峰会”上指出了我国跨境电商的两大基本事实和带来的三大革命性变化。

首先, 以海外购为代表的跨境电商进口着实很火, 但我国跨境电商的主体依旧是跨境电商出口。而实际上对于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 跨境电商出口更具战略意义;而且跨境电商出口规模远大于进口 (约是4比1的关系) , 同样也是处于高速增长中。

2 0 1 5年我国进出口总值2 4.5 8万亿元, 比2 0 1 4年下降7%, 其中出口14.1万亿元, 下降1.8%, 进口10.45万亿元, 下降13.2%。而2015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5.4万亿元, 同比增长28.6%。郑敏认为, 考虑到我国传统外贸和跨境电商的发展趋势, 未来跨境电商可渗透率的空间较大, 跨境电商将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关键动力。

而对于三大变化, 首先是贸易方式的变化, 从货物贸易也就是采购型贸易变为商品贸易也就是直销型贸易, 也就是商家将直接面对用户, 这些用户有可能是企业和个人, 也有可能是零售商。另外一个是交易对象的变化, 从价质双低或者有质无品的商品和服务到价、质、品三优的商品和服务, 因为网络会让商品的所有信息变得透明, 传统的中低端管道将彻底被堵死。第三个变化是外贸主体由“外贸公司+工厂”变为“电商平台+综合供应链”, 电商平台好理解, 而综合供应链是指综合提供物流服务, 仓储服务, 通关服务, 支付服务, 融资服务, 以及担保服务等, 这一发展趋势。

云南桥头堡建设 篇5

今年5月6日，国务院批准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意见》提出了5个方面的发展战略定位，旨在更好地利用云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已有的经济基础，充分发挥云南在国际国内区域合作中的区位优势，多方面挖掘云南的发展潜力，体现云南的发展特色，明确云南在我国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特色和应发挥的作用。一是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二是我国沿边开放的试验区和西部地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三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四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五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

《意见》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发展、对外交流合作、城乡居民收入、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确立了云南2015年及2020年的发展目标，并明确了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工作重点：一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支撑保障能力；二是依托重点城市和内外通道，优化区域发展布局；三是加强经贸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四是立足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外向型特色产业基地；五是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六是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七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建设稳定繁荣边疆。

从桥头堡到辐射中心 篇6

早在1980年，云南就决定首先在中缅边境恢复小额贸易。从此，云南与缅甸、老挝的边贸发展很快，以至于出现了全国边贸看云南的说法。1992年，云南首次代表国家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1998年，GMS合作提出建设昆明—河内—海防、昆明—曼谷、昆明—仰光三条南北经济走廊，云南也借此获得了亚洲开发银行的部分贷款，推进了省内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1999年，云南率先提出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倡议，并得到了印缅孟三国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同年，云南提出了建设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目标。2000年，中老缅泰签署协议，澜沧江—湄公河水运正式开通，国内唯一的瑞丽姐告“境内关外”政策出台。2001年，云南和广西等省区一起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但中国—东盟博览会最终永久落户广西南宁。此后几年云南在对外开放方面没有提出新的战略性口号，并且出现了后劲不足、方向不清、信心不强、措施不力等问题，区位优势不再凸显。

2007年，云南试图解决对外开放停滞不前的问题，提出要建设从深圳、广州出发经昆明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三亚欧大陆桥，由于规模过于宏大，后又调整为建设第三亚欧大陆桥西南段或印度洋国际大通道。不过这一方略没有得到中央的高度认可。

2009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视察云南时指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云南上上下下把桥头堡建设视为扩大对外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同年12月，云南制定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两强一堡”新战略，得到国家认可。2011年3月，“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进入了“十二五”规划，2011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正式出台。国务院相关部委和云南省共同组建了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部际联席会议。2012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总体规划》。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云南时指出，“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今年3月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强调“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笔者认为，云南要真正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理清思路是关键。首先，自身必须有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基本条件。如果云南10年后在经济上对南亚、东南亚国家还没有强大的吸引力，不能为周边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那么辐射中心就是一句空话。其次，如果云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要辐射出去，与周边国家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以及通关、运输和投资便利化是云南在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努力完成的目标。第三，要找准合作平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都进入了“一带一路”愿景，但现在看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近期难有实质性的推进，选择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突破口是明智之举。第四，要突破重点国家。缅甸是云南对外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对象国，因此，云南应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高度处理好对缅关系，要让云南在中缅关系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正能量的作用，逐步消除负面影响。

国家桥头堡建设调研农业组普洱行 篇7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到思茅区南屏镇大开河咖啡种植基地、南岛河村茶树林村民小组、倚象镇云南爱伲农牧集团肉牛养殖基地、玉龙茶厂、桑莱特咖啡公司、中华普洱茶博览苑、茶树良种场、康恩贝集团云南高山生物农业有限公司石斛种植基地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全面了解农业产业发展情况, 听取了基层关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实地调研及召开座谈会全面听取普洱市农业“桥头堡”建设基本情况汇报后, 王学智对普洱市在大灾之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喜人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王学智强调, 此次国家“桥头堡”建设调研农业组到普洱市调研, 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的高度关心和重视。普洱市要抓住机遇, 发挥优势, 加快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抓住国家实施“桥头堡”战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三大机遇, 组织强有力的力量, 认真开展调查研究, 进一步统一思想, 达成共识, 以生物资源为核心, 将农业作为“桥头堡”建设的基础和支撑, 做好做实发展规划;要转变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 做大做强优势产业。要以农业产业化统领农村经济发展全局, 抓住培育龙头这个重点, 一方面通过整合资源, 引进大企业, 形成战略合作伙伴, 带动产业转型提升, 另一方面, 要重视支持市内有实力企业做大做强,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以新理念促进新发展。要以新理念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增强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高素质的劳动者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周应华指出, 通过调研, 普洱农业处在“桥头堡”建设核心重点地位, 在国家实施“桥头堡”建设战略中具有良好优势;各相关部门发展思路清晰, 目标明确, 措施具体,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 普洱要在充分发挥农业发展优势, 抓好粮食的增产和增收的基础上, 做好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加强东南亚的投资合作和进出口贸易, 做好替代种植。

安徽——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桥头堡 篇8

安徽地处中国东西部过渡地带, 兼得沿海和内陆双重有利条件,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中承东启西的桥梁地位越来越明显。

Located in the transitional belt between east and west China, Anhui not only is a coastal province but also extends to the inland.Due to this favorable condition, the province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opening-up as a bridge connect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经过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 曾经支撑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和土地优势正在逐步消失殆尽, 产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难以支撑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长三角地区综合商务成本上升了76%, 工人工资平均上升了51%, 石油、煤炭、钢材和土地等要素价格持续上涨, 人民币汇率进入了长期上升期。

随着国家出口退税率的逐步下调, 原先在东部地区具有优势的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正不断提高, 为了优化东部地区产业结构, 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濒临破产和倒闭。加快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已经迫在眉睫。

其转移特点如下:转移的产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源地主要是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地区;毗邻东部地区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较好的中部省份是主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地, 如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河南等。因此, 未来一段时期, 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 转移的产业主要以纺织服装业、农产品加工、化工、家电制造、汽车零部件产业等为主。

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

安徽地处中国东西部过渡地带, 兼得沿海和内陆双重有利条件,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中承东启西的桥梁地位越来越明显。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安徽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如区位、资源、产业经济基础和基础设施建设。

区位优势:

安徽东邻江苏、浙江, 北接山东, 是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的前沿地带, 西有湖北、河南, 南有江西, 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发展战略的桥头堡, 具有独特的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以省会合肥为中心, 500公里范围内聚集了近5亿人口, GDP占全国的近40%。

资源优势:

安徽是中国矿产资源大省, 其中煤、铁、铜、硫铁矿等二十多种重要矿产储量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发展能源、原材料和加工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以马鞍山为重点的钢铁工业, 以安庆为基地的石油化工工业, 以铜陵为中心的有色金属工业和淮南、淮北两大煤炭基地在全国均占有重要地位。安徽同时也是农业大省, 粮食、棉花、油料、茶叶、水果、药材和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十位。旅游资源更是得天独厚, 有“世界双遗产”的黄山和佛教道场九华山、齐云山、天柱山等一批海内外闻名的旅游胜地。

产业发展优势:

安徽省产业体系较为完整, 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加工制造业基地。近年来, 在能源、建材、冶金、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 汽车、工程机械、家用电器、通信电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马钢公司、铜陵有色、海螺集团、奇瑞轿车、江汽集团、丰原生化、淮南矿业等一批重点企业和品牌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安徽的优势产业主要体现在资源、资金和劳动力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对接空间和互利共赢的机会。

经济优势:

安徽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区域和新的增长点, 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明显改善, 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轻工业跨入全国轻工大省的行列。农业持续增产增收;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安徽承接产业转移发展的现状

据统计, 2007年安徽省利用省外资金增长迅速, 全年实际到位2160.9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0.8%。12月份当月到位198.9亿元。省外投资1000万元及以上项目共6088个, 实际到位省外资金1594.4亿元。总的来说, 安徽引进省外资金具有如下特点:

安徽省利用省外资金总量和规模增长迅速。 (见表1)

投资来源地相对集中性。由于安徽临江近海, 毗邻长三角的区位优势正在体现。近年来安徽实际利用省外资金中, 来自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资金占了一半, 随后便是北京、广东、福建等省市。而2004到2007年来自长三角的资金则都超过了55%。

产业转移承接地比较集中。大部分产业转移都落户在合肥、皖江经济带、皖北等地区。2005年, 合肥市到位资金超百亿元, 达111.6亿元;芜湖市 (85.1亿元) 、安庆市 (63.5亿元) 和宣城市 (58.3亿元) 到位资金超50亿元;蚌埠市 (48.3亿元) 、巢湖市 (47.6亿元) 、淮南市 (45.9亿元) 、滁州市 (45.9亿元) 、马鞍山市 (40.6亿元) 和黄山市 (40.5亿元) 到位资金超40亿元。这十个市引资额占全省总量的73.3%。

承接项目以工业为主。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逐步实施, 安徽一批优势产业应运而生, 成为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2008年一季度, 围绕安徽省煤电、交通运输、化工、汽车及零部件、纺织服装业等优势产业的省外投资及配套项目共引进资金103.5亿元, 占全部省外投资的三分之一。另外到位资金近六成投向第二产业, 42.1%投向第三产业。电力项目实际到位省外资金57亿元。第三产业项目中, 主要有围绕城市生活服务的广场、休闲、购物、娱乐和房地产项目422个, 实际到位省外资金101.8亿元。

规模化、集群化产业转移趋势加深。亿元项目、10亿元项目显著增长, 已有个别产业呈整体转移的趋势。如合肥、铜陵都分别建立了纺织服装产业创新工业园, 九牧王、利郎等众多国内知名服装厂家纷纷签约入住, 将其研发和生产基地迁移至此,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服装加工和产出能力。

以上分析表明, 近年来安徽承接的产业转移项目, 其产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安徽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行业如资源能源行业、汽车零部件、服装纺织和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性行业, 说明外来投资者主要看中的是安徽相对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其区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合肥都市圈、皖江经济带以及皖北地区, 特别是合肥、沿江产业带, 说明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产业基础和便利的交通优势是吸引外来投资者的重要条件。同时, 从承接项目的来源地看, 东部的长三角尤其浙江是向安徽进行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

安徽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安徽凭借自身的区位条件和资源优势在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同时, 也存在着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症结。

产业发展规模小, 企业竞争力弱, 难以形成大的承接规模。如安徽的纺织服装业, 目前安徽省服装企业数量虽多, 服装消费市场份额巨大, 但真正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并不多, 全省规模以上服装生产企业只有200家左右, 在全国服装行业百强中, 安徽省仅有“鸿润”一家企业上榜。

目前, 安徽省服装产业发展定位主要以生产加工为主, 但企业规模过小, 经常出现大订单吃不下来、小订单又不愿做的情况, 许多企业的生产经营难以正常进行。此外, 目前的产业转移, 常伴随着并购重组的形式, 企业规模过小, 难以引起沿海大企业的关注。因此, 整合安徽省纺织服装业的企业资源和产业资源, 已是刻不容缓。

产业配套体系不完善。现在大多数的安徽城市都是通过税收减免、土地优惠等来吸引投资, 但是这种优惠不能是无休止的, 这样对国家财政是很大的损失。今后的竞争应该是产业配套的竞争。

劳动力相对不足。目前发端于中国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将预示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变, 即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正逐步呈现。安徽作为全国重要民工输出基地, 理应出现劳动力供应过剩才对, 但一些在皖投资的企业明确表明劳动力短缺问题较为严重, 大量企业对有经验、有技术的中、高级人才求贤若渴。普通劳动力和中、高级人才都存在短缺现象本被称为“结构性短缺”。安徽没有想象中那样发展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招商引资方式的偏差, 影响招商力度。对招商引资单纯理解为解决区域内资金的不足, 而招商引资更多的是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创新效应等诸多方面。同时引资的主体更多的是由政府来完成, 当地企业没能和政府很好的互动。省内各地区低层次的开发区过多, 往往通过各自的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 形成无序低效的竞争。

社会行为在经济和生态关系上的失调。地方政府面对整个地区宏观经济发展的任务, 企业面临自身发展的要求, 如果不能合理地处理相对紧缺的资源、日益缩小的环境容量、资源利用技术的局限以及生态破坏性产业入侵与经济利益的矛盾。经济主体的行为将在经济和生态关系上失调, 使得整个地区面临资源的过量开采、环境的有限承载力、资金的短缺、技术的落后等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棘手问题。

依托产业转移促进安徽区域经济发展的构想

尽管安徽最近几年在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相比较中部其他省份, 安徽接受外资规模和相应的产业配套建设上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随着新一轮产业转移热潮的到来, 面对产业转移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 除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 服务业逐渐成为产业转移的新热点, 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制造及研发环节转移和服务外包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的引擎。针对安徽目前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依托产业转移,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有以下方面的构想:

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宽松的体制软环境, 更加规范和不断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克服政府的效率不高和法规的太多约束, 政府管理部门的行为不够规范、管理人员的职业化程度不高, 导致企业和商务活动中关系费用过大;二是加强金融、财务、咨询、技术、信息等配套服务。安徽省的第三产业发展落后, 其中以企业在当地融资问题突出, 使一些外来投资者有可能面临政府扶持有限、资金来源单一、融资成本过高企业后续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如一些县域工业园区投资企业, 融资能力有限, 金融贷款限制较多, 又缺少民间资本补助, 所以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体系, 更好的激励企业创新。

加强产业园区建设, 提高承接和产业配套能力。政府应着力把工业园区建设成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有效载体。把工业园区作为产业集群的载体, 把产业集群化作为产业转移的基本模式。各地区有必要采取错位发展战略, 明确各自的产业定位。要加快园区规划, 科学决策工业园区的建设。

合理选择承接产业, 理性对待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产业转移又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是承接了高新技术产业, 就能带动当地原有的产业升级换代, 减轻环境的压力;相反如果承接的是污染严重的项目, 就必然延缓新型工业化的步伐, 加重当地的环境负担, 恶化发展的环境。所以我们在承接转移时要做好政府宏观决策, 防止不合理产业布局, 要根据地区本身的特色和产业属性合理选择承接项目。环保部门要主动参与宏观决策, 避免因决策失误带来的环境问题。

激励创新, 引导企业在主动承接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的同时, 把更多的精力投向自主研发和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建设中去。转移产业具有技术先进、资本雄厚等固有的优势, 但我们在做好承接工作的同时, 也注重自身品牌的创新和资源的整合, 如安徽奇瑞、江淮等一批具有自主研发创新的品牌。发挥安徽的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 在旅游开发上做到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互动。不仅在产品品牌上做文章, 还要在城市品牌, 城市形象上更好的定位。

注重教育发展, 加强教育资源投资, 优化劳动力资源。我们在建设产业园区筑巢引凤的同时, 通过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术工人大军, 以人才资本为竞争优势, 吸纳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办好重大招商引资活动, 不断提高外资质量。积极做好徽商大会、中博会等一系列重要的招商引资活动的准备工作, 进一步提高认识, 夯实项目基础, 加强推介洽谈力度。同时在保持一定引资规模的同时, 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方向, 努力实现利用外资的转变。从单纯的吸引资金向更注重引进先进的技术、现代化的管理和优秀的人才转变;从引进加工工业向高新技术转变;鼓励外商向基础设施、环保产业、教育产业等领域投资。通过利用外资带动安徽省产业升级, 使利用外资对总体经济增长起长远的推动作用。

桥头堡战略下会计协调困境及策略 篇9

一、会计协调及其研究现状

(一) 会计协调的涵义

目前对会计协调的涵义, 国内外学术界有几种表述:诺贝斯和帕克等认为:“会计的国际协调是指通过界定会计实务的差异, 增强会计实务可比性的过程。”萨缪尔斯和皮佩认为:“协调就是意图归纳不同的制度, 把多样化的实务并入和组合成能产生共同合作结果的有序结构的过程, 是减少差异的过程。”福罗斯特和米克认为:“协调化是对会计实务的差异设定限度, 以增加其可比性的过程, 协调后的准则减少了逻辑上的冲突, 并改进不同国家间财务信息的可比性。”朱国泓和孙铮认为:“会计国际协调应包括会计认识、会计理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准则制定模式、会计准则体系、会计教育、会计人才、执行机制和会计市场的协调。”李慧萍认为:“会计协调从内容上可以分解为会计准则协调和会计实务协调。”葛家澍和刘峰也指出:“会计国际协调是在可能的范围内, 尽量减少差异, 寻求一致, 其目标是寻求各国会计的共性与一致之处, 消除不必要的分歧。”韩彦峰和樊风认为:“会计协调是指以缩小或消除地区间或世界范围内各国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的重要差异为目的, 以逐步达到各国会计资料的可比、可信和共享的活动。”常勋在其主编的《国际会计》中认为:“协调是指通过一些国际性组织或专门机构, 制定或认可采纳一些统一的会计准则或其他标准化文件, 促进一定地区或世界范围内各国会计实务和财务信息的统一和可比活动。”综上, 可将会计协调概括成是为了减少、消除会计差异, 提高各国的财务信息的可比性, 由特定机构部门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过程。

(二) 会计协调研究现状

会计协调问题的研究, 是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进行的, 作为一种商业语言, 如何使各国之间的会计信息具有可比性, 一直是会计领域的专家学者所思索的问题。欧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其内部的会计协调, 比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C) 还要早, 而它在这期间取得的成就无疑大大地促进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发展,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贸易、经济的繁荣。

(1) 国外研究综述。国外学者对会计协调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国际会计协调度的研究, 研究分为国家层次的研究和公司层次的研究。在公司层次方面:Vander Tas (1988) 为了度量会计协调程度而引入了指数H, 当H=1时, 会计协调程度达到最高。但公司年度报告有时是多重报告的, 而H指数没有考虑到这一情况, 于是学者们又引入了C指数法, 这样就弥补了这一缺陷。在国家层次:Garcia Benau (1995) 提出了全球集中度指数来测量会计协调程度, Archer, Delvaille和Mcleay (1996) 提出了可比性指数。此外, krisement (1998) 、Morris和Parker (1998) 等学者也相继提出新的指数。Tay和Parker (1990) 提出, 指数是测量协调程度的有用方法, 同时认为H指数不需要等于1, 只要能证明指数增加, 就可以说明取得了协调。Emenyonu和Gray (1992) 等人研究了特定时期的协调度。总体的结论是, 对不同的会计标准, 其I指数是不同的。其中, Herrmann等运用欧盟上市公司1992~1993年的年报对I指数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币折算和存货计价的协调度较高, 而固定资产折价、折旧、商誉和研发等方面的协调度较低。Ann B.Murphy (2000) 提出了会计实质协调和形式协调的概念, 会计协调的研究更加推进一步。

(2) 国内研究综述。我国对该研究相对较晚, 从提出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到其建成的近十年时间内, 大量的学者对会计协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如李若山 (1996) 分别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简称IASC) 会计协调工作以及未来发展模式进行研究, 并对我国会计协调提出政策建议。任明川 (1999) 分别从两大会计模式冲突以及所面临的问题角度分析会计协调问题。常勋 (2003) 结合历史发展进程和国际环境因素的变化, 阐明国际会计协调化这一概念, 并研究国际会计协调化过程。冯淑萍 (2004) 分别从中国参与会计协调的现状、会计协调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会计协调现实选择方面作出阐述。赵向东 (2004) 从东盟内各国会计协调的原因、途径等方面研究会计协调问题。

二、桥头堡战略下会计协调的困难

(一) 保持中国特色与会计协调之间的矛盾

保持中国特色和会计协调之间的矛盾是事物的共性与个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状况、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环境等具有自身的特色, 具体表现在:发展市场经济时间较短, 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还相对滞后, 国家经济政策的差异, 会计传统的差异, 法律法规的不同, 会计人员职业素质滞后等。这些都是在桥头堡战略建设中会计协调工作所面临的障碍。如果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一律照搬照抄国外经验必然会引发许多问题。如在会计准则中所规定的关于金融资产的一些相关规定, 有些经济业务在我国并不常见;还有一些中国特有的经济活动, 在其他一些国家并不存在,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中也没有相关的规定, 对于这些特殊的会计问题, 我国需要根据具体国情来设定规则。在有些规定中, 由于我国与国外的经济政策不同而导致会计处理难以协调, 这将阻碍我国和其他各国财务报告的可比性。所以在保持中国特色与会计协调之间存在矛盾, 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一矛盾, 是桥头堡战略建设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 会计协调方面的研究还不完善

在会计协调方面, 我国的研究还有待完善, 具体表现:在理论研究中, 近年来, 国内公开发表的会计协调方面的研究缺乏真正有深度、有见地、值得重视的文章。有关这方面的专著还相对较少, 这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内许多会计协调的观点在学术界和实务中未能取得共识, 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会计协调方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很多观点都是对国外文献、著作里的观点的翻译和整理。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 很多观点在理论上可行, 但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在研究方法上, 规范性的研究较多, 但实证性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具有科学性、务实性的优点, 并且能深化研究领域, 但目前国内这方面研究还很少, 很多研究没有数据说话, 缺乏说服力。

(三) 我国会计准则与IASC存在差异

我国会计准则已经开始实现会计国际协调, 但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基本假设设置了持续经营、权责发生制两项基本假设, 在会计年度的问题上, 未对起止日期作具体规定。而我国的会计准则的基本假设为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四项假设, 对会计年度作了特别规定, 是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国际会计准则在会计要素方面设置了资产、负债、权益、收益、费用五项, 而我国会计准则设置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项。在利润表的要素上, 我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存在较大差别。另外, 关于关联方披露问题、资产减值问题、企业改制资产评估的会计处理问题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四) 没有成立相关的会计协调机构

在桥头堡战略建设过程中, 要实现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会计协调, 需要有专门的会计协调机构来整合。但目前还没有这种机构, 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进行会计协调的指导、服务、管理和引导, 使会计协调这种高技术性、知识性的工作难以获得很好的进展。

三、桥头堡战略建设中会计协调对策

(一) 建立统一、有效的会计协调组织

在桥头堡战略建设过程中建立统一、有效的会计协调组织是促进区域会计协调的必由之路, 欧盟区域会计协调的成功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关于会计协调的组织, 可以是政府的, 也可以是民间的, 但实践证明, 由政府组织的会计协调机构更有利于促进会计协调的进程, 在这一点上我国可以借鉴欧盟的做法, 由政府机构出面做出协调。会计协调机构主要职能如下:开展对东盟各国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收集、整理、研究等工作;起草有关桥头堡战略建设下会计协调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对桥头堡战略建设下会计协调工作提出含有政策性和程序性的指导意见;评估会计协调工作, 检查会计协调的工作情况, 督办会计协调管理的重大事项;负责与东盟各国在财务会计方面沟通交流;负责对会计协调工作进行调查研究, 定期分析, 参与研究会计协调机构的职权划分、机构设置等重大问题, 并提出意见。

(二) 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应在会计协调方面制定和健全法律、法规, 这样才有了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规定, 使得在桥头堡战略建设过程中, 在财务会计方面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避免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财务会计工作交流存在障碍和摩擦。

(三) 培养会计协调方面的人才

人才是根本的问题。在桥头堡战略建设中, 各种会计协调方面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要依靠会计人才队伍来解决。会计协调需要的高端会计人才应当精通国际会计准则, 掌握东南亚语言, 精通会计理论与实务, 并且对东南亚的经济、文化、风俗有一定的了解。

(四) 加强我国与东盟各国在会计协调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关于国际会计协调和会计国际趋同问题, 目前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做了许多研究, 但关于桥头堡战略建设中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会计协调问题国内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桥头堡战略建设过程中的会计协调问题, 有别于国际会计协调问题, 因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其内在的特点, 如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等, 所以要进行会计协调, 必须从各国的具体国情、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出发。加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 有助于更好地指导会计协调实践工作。

(五) 加强我国与东盟各国的财务会计交流

在桥头堡战略过程中, 各国的财务会计实务处理不一致、会计具体准则存在差异是中国与东盟各国会计协调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财务会计交流, 能够减少各国间财务会计语言的差异, 使财务会计工作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畅通无阻。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刘峰:《从会计准则的性质看会计准则的制订》, 《会计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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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Vander Tas, Leo G.Measuring Harmonization of Financial Reporting Practice.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1988.

桥头堡 篇10

关键词：四川,西部大开发,战略地位

四川是中国西部12个省市区中的人口大省、资源大省、经济大省、科技大省。人口近9000万, 省域面积为48万平方公里, 仅次于新疆、西藏、内蒙, 2011年的经济总量为2万多亿元, 居西部第一、全国第九。四川资源富集, 水能、天然气、页岩气、钒钛和稀土金属等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科技人才高度聚集, 总数居全国第五位。四川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千河之省, 土地肥沃, 历史上就是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 被誉为“天府之国”。四川人杰地灵, 是人才辈出的地方, 古代的诗圣李白、杜甫, 近代的世界名家郭沫若、巴金, 都出在四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位开国元帅, 就有四位: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是四川人。

一、四川历史角色的演进

四川地处中国内陆, 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边缘, 古代交通确实困难, 但也不像诗人李白说的那样:“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实际上, 四川是古代云、贵、康、藏、陕、甘通过长江进入中国沿海地区的必经之路。宋代的成都, 手工业、商业很发达, 在中国可以与江苏杨州相媲美, 被称为“杨一、益二” (成都古称益州) 。古代交易用的是铁钱和铜钱, 很难长途携带, 后来逐步演变成纸币。但很少有人知道钞票的来源。根据考古, 世界最初的钞票是宋代成都人发明。开始用丝帛制作, 称为“交子”。后来逐步发展成用纸制作, 通称纸币。“交子”的发明, 开启了世界金属货币制度向信用货币制度变革的新纪元。为此, 有些中国学者主张, 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改为五大发明, 即: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交子”。

古代四川也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封闭。从西安开启的北方丝绸之路, 开创了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陆上交流的先河, 至今仍是世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家研究的热门话题。但许多人还不知道, 当时还有一条从成都开启的南方丝绸之路, 把四川的蜀锦、茶叶、瓷器、纸张等货物, 经云南运到东南亚、南亚、西亚、南海、印度洋, 现在这方面的历史也被四川学者挖掘出来。至于四川的“三国”文化, 在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 更是广泛流传。

在近现代史上, 四川扮演了两次重要的角色。一次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四川扮演了抗日大后方的角色, 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 二战时期的盟国中国战区司令部, 中国远征军进军缅甸的基地,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发祥地。另一次是二战后的冷战时期, 四川成为中国应对美国、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略后方基地, 在四川进行了著名而又秘密的“三线建设”。这两次角色, 都是国家面临存亡危机时刻赋予四川的保卫民族大业的任务, 同时也是四川经济社会发展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的开创时期。经过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十年的奋斗, 奠定了四川的工业基础。

改革开放时期, 四川是中国改革的发源地。中国的农业改革、企业改革、城市改革、政府改革等差不多都是先在四川试点, 而后推向全国, 对全国改革起了引领作用。但是, 国家的战略重点是沿海开放, 作为内陆地区的四川, 曾想方设法追赶对外开放的潮流, 如“借船出海”、“借鸡下蛋”、“借台唱戏”、“借边出境”, 实行“军转民”战略, 引进多国技术进行日用电器消费品的制造, 长虹电视、嘉陵摩托、长安汽车成为典范, 但总体上没有成功。相反的是大批被称为“孔雀”的科技管理人员和熟练技工纷纷向东南沿海飞去, 接着, 四川这个劳动力大省的农民工也潮水般地涌向东南。现在看来这也应该说是四川对沿海开放的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是四川相当困难的时期, 但我们利用这一时机, 调整了企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 为西部大开发作了积极的准备, 因为邓小平说过:东部沿海发展起来之后, 就要转过来开发西部。2000年, 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机的到来。

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四川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使四川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 从国家的战略后方基地转变为西部的经济发展中心, 从向东开放的“末梢”转变为向西开放、向亚欧大陆开放的桥头堡, 同时又是与中国东、西、南、北、中交汇的中心。在这个重大变化中, 中央又作出了建设“成渝经济区”的决定, 把已经从四川独立出去的重庆提升为西部的直辖市, 同时又制定经济区规划, 把四川和重庆的核心部分 (20平方公里) 确定为“成渝经济区”。 (从幅员面积看, 四川部分占3/4, 重庆部分占1/4) 把重庆和成都都规划为西部的国际大都会。又批准在成都建设“天府新区”。可以想象, 在成渝双核的带动下, 四川和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前景是不可估量的。

为了实现这个重大转变, 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 确立了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和内陆向西开放高地、与全国同步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 实施“两化互动、城乡统筹”总体战略, 在产业发展、产业转移、交通建设、城镇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民生改善、环境优化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1. 四川对外开放的“三地一中心”建设正在加快进行。

“三地”:西部地区外商投资首选地;西部地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产业聚集地;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入境旅游目的地。“一中心”:西部地区最大的国际商务中心。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200多家落户四川。

2. 四川的产业特别是新兴高端产业, 如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正在蓬勃发展。

全世界著名的电子信息企业, 如英特尔、戴尔、联想、富士康、仁宝、维创及相关配套企业都在四川集聚, 协同发展。与此同时, 惠普、富士康等也在重庆集聚, 形成不小的生产力。人们担心, 这种格局会不会引起四川与重庆之间的无序竞争?实际上这些企业之间已经有了分工协作的默契。说不定, 这种集聚会在成都和重庆之间形成一个中国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带。因为, 明年成渝之间一条客运高铁专线即将建成, 300多公里的距离, 一小时就到达了, 促进了成渝两市的同城化。四川还有一支专门为航天、航空、航海等服务的电子信息研发机构和企业, 他们具有更尖端的科技生产力。与这些机构和企业协作得好, 说不定新一代的电子信息产品, 也会在这里诞生。

汽车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相类似。日产、福特等在重庆集聚, 丰田、大众、现代、沃尔沃在四川集聚, 协作得好, 成渝经济区也可形成一个中国最大的汽车产业带。

四川的重型装备制造业在世界上已有一定名气。四川可以带上自己生产的、可以除二氧化硫的燃煤锅炉和100万千瓦以下的全套发电设备, 到国外去建电厂;可以带上钢轨、机车、车厢到国外去修铁路;

可以为核电站提供主要设备和燃料。

3. 四川是中国清洁能源的主要供给地之一。

长江上游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流域的水电站均进入梯级开发期, 装机容量达数千万千瓦, 大部输往华东和华南。天然气主要分布在川东北, 已向华中输气。页岩气储藏丰富, 因技术复杂, 正在试开发。

4. 四川是向西开放的交通枢纽。

省内城市间的高速公路已四通八达。通向省外的铁路和高速公路, 有的已经建成, 有的正在加快建设。从成都到昆明、成都到兰州、成都到西安、成都到贵阳、成都到重庆以及四川到西藏的铁路, 是四川通向西部各省和亚欧大陆的大通道, 有些已经建成, 有些几年之内大部可以通车。重庆经兰州到新疆再到中亚和欧洲的铁路货运列车已经开通, 运输时间将比海上节约14天, 运输成本大为降低, 成都经兰州到新疆再经中亚到欧洲的时间将会更短。未来若干年, 四川通向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的铁路将以成都为中心展开。成都双流机场已成为全国第四大空港, 轻质的电子信息产品由此运往世界各地, 显示了物流成本的优势。现在一个机场已不能满足需要, 正在设计和建设第二机场。几个通向世界著名景点 (如香格里拉) 的支线机场正在加快建设之中。长江上游航运已经完成改造任务, 集装箱运输已经开通。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西部面临的高山峻岭、沙漠荒原即将打开, 亚欧大陆将连在一起, 中国在加强向东开放的同时, 向西开放到达欧洲、大西洋将成为现实, 四川作为交通枢纽、产业基地、国际商贸中心的作用将日益显现, 原来作为国家后方的四川已转身成为向西开放的中心和桥头堡, 这种前景将有可能在2020至2030年间实现。

争做中外企业的“人才桥头堡” 篇11

那么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为企业选择最对的人才？这正是上海力德人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德”）总经理朱德权多年来一直在专注的事情。作为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提供商，力德以先进的理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5年来为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人才。朱德权说：“中国人力资源市场快速成长，尤其是众多国际性公司纷纷向中国转移并扩展业务，这是我们争做‘人才桥头堡’的最好时机。”

创新引领标准 定制服务占领市场

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创办故事，有辛酸的、痛苦的、坚持的，也有为数不多快乐的。而朱德权谈起力德的创业故事，我们认为应该归为专业的。在创办力德之前，朱德权曾任职于全球排名第四的人力资源企业，一家全球最早做contract（合同）业务的企业。“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块业务在中国市场肯定会有很好的前景，为什么中国市场我们不能自己做？”于是，朱德权果断辞去外资企业的高薪厚职，带着一份对市场的信心和自身专业知识过硬的底气，集结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于2010年共同成立了上海力德人才服务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

谋定而后动，是对力德初期运营的最好诠释。“2010年至2012年，我给力德提出了2个字‘生存’，只有先生存才能去发展，而我们生存的筹码就是‘创新’。”朱德权解释道，力德进入人力资源行业不算最早的，很多市场都被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占领，力德想要从中分得一杯羹只有靠创新，因为创新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的源泉，也是优秀企业的灵魂。

明确方向后，力德团队很快进入角色。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力德引进国际先进理念并与客户实际需求相结合，制定出一套特有的定制服务。“我们主推‘私人定制’理念，不做菜单式服务。我们尽量不给客户做选择题，我们按客户要求炒菜，适当时候增加‘调味’。”我们都知道，一道好的菜品上桌之前，除了厨师精心烹饪之外，传菜的速度也可能直接影响菜品的口味。因此，朱德权认为，在力德的定制服务过程中，“执行力”是一剂强有力的催化剂。“定制服务很多企业都在做，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出差异。力德的差异就在执行力上。比如，别的企业在跟客户磨合时间上会花掉很多时间，这也是很多企业会忽略的一个环节。而力德就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以现场招聘服务为例，力德为客户输送专业HR，帮助填写各项功能，解决短期人员招聘需求，因此减少中间人力资源的费用支出，提高招聘效率。这一服务降低了公司结构下的束缚，并为客户提供直接资源，帮助客户公司快速增长的、更好的发展需要，从而提升客户的竞争优势。

凭借服务产品的创新理念，力德成功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朱德权将这“生存”的3年简单总结为“很坚定，也很艰辛”。坚定是他对人力资源事业的热爱，而艰辛，则是3年来团队成员相互扶持、相互信任，共同感受了从无到有的体验。

心胸决定事业发展 “信任、透明”赢得尊重

良好的开端，让力德在2013年至2015年平稳过渡到了“发展”阶段。在这一关键时期，朱德权又一次提出“心胸论”。他认为，经营企业心胸很重要，特别是企业家心胸要宽大，企业管理要有容人之心。基于此，力德内部采取扁平化管理模式，简化管理层次，让决策层与操作层之间有更多的沟通。朱德权说：“我们做的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行业，人是最难服务和管理的，因此我们要做到将心比心，无论是对待客户还是对待员工，都要彼此尊重、彼此透明。”

于是，力德企业文化——“信任、透明、尊重”应运而生，并践行至今。“每一分钱都要让客户知道去哪里了。”这是朱德权对力德文化作出的解释。据悉，曾经有一则发生在金融危机时期的案例，由于当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有些地方政府减免社保，力德在宁波有一家客户在第二年就被返还了一大笔钱，力德在得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告知客户。当时客户显得比较惊讶，因为除了力德同期还与其他人力资源的供应商合作，但没有一家明确告知退款一事。事情发生后，客户对力德做法表示赞赏，因为这份信任、透明最后赢得了客户的尊重，也让彼此有了更进一步的合作。

除此之外，力德还愿意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在人力资源行业有一些灰色地带，对于新员工的招收工作，在一些城市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在员工任职的上一家企业的社保公积金没有退出的前提下，新任职的下家无法为其缴纳社保公积金。因此产生了很多为下家服务的人力资源企业不愿承担退单服务。对此，朱德权表示，在力德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力德在管理复杂员工/劳动关系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不但会为客户提供一套综合、完善的解决方案，更为他们提供员工入职和离职手续、员工上岗培训计划等等增值服务。

短短六年间，优质的服务、良好的信誉、宽大的心胸已让力德的业务扩展至全国近百个城市，在国内10多个城市设立了20多个分支机构，全面为客户提供及时、专业、高效的人力资源服务。

钟情“人才投资” 争做“人才桥头堡”

很多企业在进入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考虑的最多的是企业增值、品牌增值、业务增值等如何让利润最大化的业务，而力德却将着眼点放在人才投资上，让“人力资本”不断保持增值。虽然在过去的六年里，力德一直在为客户企业输送优秀人才，但是对于自身员工的培养力德也从未马虎过。

据悉，力德现有专业顾问100多名，拥有本科学历的员工高达98%，外籍员工10余名。多年来，力德注重员工的成长，除了借助外部的学习资源培养高管，更在企业内部搭建个人发展的平台，让员工在拥有合理的收入的基础上，还能够学到知识，积累经验、在自己的岗位上拥有成就感。目前，力德的员工年度离职率小于10%，这在行业内的民营企业中为数不多。朱德权笑称：“力德好比‘黄埔军校’，我们输入、输出的都是优秀人才，即使是从力德走出去的人才，每一个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企业做高管，因为在力德工作过的员工，专业方面是无可挑剔的，执行力上也是无可挑剔的。”作为这些优秀人才的模范榜样，朱德权自身也拥有很多身份，他是闸北区人大代表、第四届闸北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闸北区企业领军人才等等。

在继续身先垂范的同时，朱德权已经开始计划力德下一个精彩三年。如何走好下一步需要有一个战略的眼光和科学的规划。如今，朱德权将目光瞄准在全球化运作。随着近年来国外企业不断涌入中国，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对人才都提出了相当大的需求。朱德权表示：“我们在未来3年要做的就是中外企业人才输送的桥头堡，不仅要在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试水期甚至迷茫期，为他们提供最合适他们的高端人才，实现中国人才的国际化流动。更要利用我们外国员工的优势，为中国在外企业推荐优秀的海外人才。”目前，针对全球化业务，力德已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设立分公司。

桥头堡 篇12

关键词：建设桥头堡,认识,规划,措施

2009年7月25日至28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 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 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 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根据这一思想, 结合云南的区位、资源和人文优势, 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委会和云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确立了“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两强一堡”战略目标。2011年3月,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发挥沿边优势, 制定和实行特殊开放政策, 加快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 (跨境) 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 加强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 发展面向周边的特色外向型产业群和产业基地, 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建成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 把新疆建成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把广西建成与东盟合作的新高地, 把云南建成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不断提升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水平。”把云南建成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战略列入了国家规划纲要。5月6日, 国务院批准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对桥头堡建设提出了5个方面战略定位, 即: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我国沿边开放的试验区和西部地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西部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发展、对外交流合作、城乡居民收入、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确立了云南2015年及2020年的发展目标, 明确了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支撑保障能力;依托重点城市和内外通道, 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加强经贸交流合作, 全面提升开放水平;立足资源和区位优势, 建设外向型特色产业基地;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建设稳定繁荣边疆等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并且从财税、金融、投资与产业、土地、价格和生态补偿、人才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支持桥头堡建设的政策措施。这些进展都充分说明, 云南的经济发展已经从实施西部大开发、建设国际大通道、中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区域经济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5月30日, 云南省在瑞丽隆重召开了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动员大会, 提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倍加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 倍加珍惜良好的发展势头, 以桥头堡建设为契机, 推动云南科学发展。

一、要深刻认识桥头堡建设的客观必然性, 推动桥头堡建设全面发展

1. 把云南建设成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提出“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重要指示, 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中国对外开放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也是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 对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全面深入的贯彻实施。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始终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以大城市为中心, 加强发展水平相近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 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个层次的经济区域, 即以快速发展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厦门、深圳、湛江等整个海岸线为第一层次;以内陆发展较慢的哈尔滨、沈阳、石家庄、太原、郑州、武汉、合肥、南昌、长沙等中部地区为第二层次;以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为第三层次。通过30年来的努力, 第一层次腾飞了, 第二层次也发展了, 中央的发展战略重点转移到了第三层次上。而在西部地区的诸多省市自治区中, 中央着重提出把云南建成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关键是云南具有区位条件优越、资源丰富 (生物、能源、矿产、民族文化、旅游等) 、后发优势 (主要是经过西部大开发十年的发展, 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等诸多优势。可以这样说, 桥头堡建设虽然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自然演进, 但它离不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英明决断, 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与对云南的重大发展定位。

2. 把云南建设成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云南建桥头堡蕴藏着非常深刻的含义, 凝聚着深远的战略眼光。虽然西部大开发的概念提了10多年, 但其效果还不凸显。从内需方面看,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大西南的成都与重庆的经济迅速崛起, 必然要向周边扩张, 特别需要向南发展。从外需看, 泰国、越南、新加坡也相对发达, 需要向北发展。云南、缅甸、老挝就成了两个发达区域间的落后地带, 成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深度对接间的真空地带, 严重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要填补真空就必须建设云南桥头堡, 这就是云南历史发展的最大机遇。再从东盟、南亚的外需与投资市场看, 其实印度、泰国、越南等国的处境跟中国一样, 以前都向美国看齐。而现在对欧美的贸易难以维持现状了, 这些国家也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中国肯定被其寄予了厚望, 这样一来中国与东盟、南亚就在深度合作上达成了共识, 那么区域内的云南、老挝、缅甸三个落后地带必然严重影响区域的深度合作。这就是要把云南建成桥头堡的深层次原因。

3. 把云南建设成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云南经济发展的自身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国际大通道建设、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云南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进步, 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较改革开放以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纵向看, 明显体现在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 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受惠最多, 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为建设桥头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 从横向比, 云南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主要是在通讯、公路、铁路、能源、边境口岸等基础建设, 以及管理水平、服务水平提升方面还很落后, 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还很大。尤其是对外开放的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 开放领域还不够宽, 开放层次比较低, 开放效益不高, 对外开放带动全省又好又快发展的能力还不强。要克服这些不足, 仅靠区域经济的发展是难以实现的, 必须把区域经济规划升级为国家战略的层面才能容易解决, 因此, 建设桥头堡是云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促进云南经济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 从而获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要迅速克服对桥头堡建设的一些误区, 促进桥头堡建设协调发展

1. 要站在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度理解和实施云南桥头堡建设。

云南省委、省政府在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讲话精神, 确立了云南“两强一堡”发展目标后, 全省的各级政府和部门都蓄势待发, 从各自的方位出发, 在规划、方案、措施及宣传动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努力捕捉机遇, 力求在小范围内获得大的发展, 为桥头堡建设的全面启动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和行动准备。但是, 从这些积极性中显现出来的一种共同取向, 需要我们准确理解“桥头堡”的内涵, 把云南桥头堡建设放到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度上来认识和理解。要清楚地认识到, 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桥头堡”, 既不是特指云南省的某个局部 (某个地区) , 也不是特指某个或者某几个口岸, 而指的是整个云南省, 是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这就需要云南从整体上发挥作为我国走向东南亚和南亚的桥梁和枢纽的功能, 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前沿。它不仅是开放经济意义上的前沿, 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前沿, 还是和谐安宁的前沿。成为承内启外, 服务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 同时也涵盖云南兴边富民、绿色经济、民族文化建设、西部大开发、西向贸易通道建设、周边国家交通网络建设、经贸交流平台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走出去、新兴市场开拓、能源安全、战略安全、周边外交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战略, 使云南在建设桥头堡中获得发展。

2. 要突出经济区划功能, 淡化行政区划色彩。

把云南建设成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其着力点是要有一个经济平台来支撑, 担当起信息中心、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制造基地的重任。仅靠一两个城市还不能承载这一重任, 需要把云南的相近城市, 如昆明、曲靖、玉溪、楚雄等联成一圈, 或者在小一点的层面上, 把普洱、景洪、临沧, 保山、芒市、开远、文山等联成稍微小一些的经济圈, 将其发展成为一些重要经济体, 共同在国家战略层面获得扩容的政策机遇, 向国家争取建成石化基地、进出口加工基地、金融服务基地, 当好桥头堡的枢纽和基地。这就需要突出经济区划功能, 淡化行政区划色彩, 打破部门、地域界限, 从根本上克服和解决“行政区经济”的弊端。走联动发展, 共同繁荣的路子, 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 消除区域产业结构趋同, 重复建设, 区域经济特色不明显等状况, 通过整合资源, 调整产业结构, 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 以较低的成本促进经济平台的形成。

3. 要克服在发展区域经济中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

主要是消除地方割据现象, 消除那些以地方政府或以公开的形式, 或以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所形成对资源、技术、人才、商品的垄断和封锁, 造成区域间商品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 地区、行业、企业间的优势无法互补, 造成资源浪费等现象, 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要消除以“资源换增长”, 以土地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作为促使本地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的普遍现象, 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要克服急于求成的行为, 充分认识桥头堡建设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它是依靠云南对东南亚、南亚开放的地理优势、沿边开放优势、与邻国和睦相处的优势, 以开放促发展, 整体推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我们长期努力。要消除建设桥头堡是上边给的政策的等靠要思想, 积极主动地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党和国家对云南发展的大政方针, 了解桥头堡建设的内容、目标、计划、措施, 上下一心, 团结一致, 共同建设好“桥头堡”。

三、要认真做好实施桥头堡建设的具体规划与措施, 推进桥头堡建设可持续发展

1. 要制定科学的规划和实施方案。

尽管国务院批准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对桥头堡建设提出了5个方面战略定位、明确了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云南的指导意见也提出要在通道、产业经济、合作平台、窗口、生态屏障等五个领域加强工作。但是, 在具体运作上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和实施方案。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认真总结云南在对东南亚、南亚开放中的经验和教训, 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对东南亚、南亚国情的了解和研究, 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规划和方案, 用以指导建设桥头堡工程的实施。

2. 要在“大局下思考”, 努力争取中央的政策和资金。

2009年以来, 云南就不断从国家战略层面争取政策, 到现在, 从国家层面争取对云南有利的各种政策到了关键时刻。云南应争取“大局下思考”的政策, 一是打包处理, 把一切东西都放在桥头堡建设中, 二是内外互动, 把桥头堡建设与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结合起来, 力争得到国家支持。三是政府应组织专业力量全力公关。目前最需要争取三个方面的关键政策:一是争取对东盟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在云南试点的政策;二是云南应争取并出台一系列政策, 把央企留在云南;三是按照八维通道能提供的服务功能通盘规划, 优选资源, 制定国家级规划。

3. 要以桥头堡建设为契机,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推动云南科学发展。

把云南建成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是云南发展的大好机遇。云南的各级政府和部门要紧紧抓住机遇, 把建设桥头堡作为云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拓展外向型经济发展空间, 加快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举全省之力, 以开放为核心, 以东南亚、南亚为重点, 以通道、平台、基地、窗口建设为突破口, 围绕交通通信、现代物流、特色优势产业、金融服务、生态环境、社会事业等各方面的工作, 结合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十二五”规划,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推动云南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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