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模型（共10篇）
赋权模型 篇1
摘要：在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中, 权重的确定是关键环节。为了满足进行大量数据计算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权值确定的需求, 提出了基于差异驱动原理的客观赋权法数学模型, 并将其并行化。数值实验验证了该并行算法的可行性和正确性, 并且具有较高的加速比和并行效率。
关键词：多指标综合评价,差异驱动赋权法,并行计算
0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 存在着大量的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1]。近年来,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多指标综合评价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由于计算机的发展及一些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 综合评价方法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改进。值得指出的是, 对于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 无论采取什么分析方法, 大多需要事先确定各属性的权重[2]。如何确定权重系数, 是综合评价问题中的重要且困难的问题。目前,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的研究中, 随着多指标综合评价应用的需求, 如何从大量原始数据中更快速地得到权值以便更为准确地加以评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采用差异驱动客观赋权法来确定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以该模型并行化为研究的出发点, 探索如何从大量观测数据中快速地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 以期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权值的确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1 差异驱动赋权法建模过程
差异驱动赋权法[3]已成功地应用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和排序, 取得了比较满意的评价结果, 由于赋权客观, 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按照差异驱动法原理,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 即使某个评价指标非常重要, 但在n个被评价对象中, 若它的取值波动非常小, 那么, 无论其取值有多大, 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也是非常小的。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情况, 即不重要的指标的作用, 远大于重要指标在评价过程中的作用。差异驱动赋权法利用如下思想来确定权系数, 即权重系数应当是各个属性在指标总体中的变异程度和对其他属性影响程度的测度, 赋权的原始信息应当直接来源于客观环境, 可以根据各属性所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来决定相应属性的权重。
赋权模型建立:
设待评价对象的集合为S={s1, s2, …, sn}, 评价指标集为X={x1, x2, …, xm}, wj为相应评价指标xj的权重系数。设yij (i=1, 2, …, n;j=1, 2, …, m) 为第i个对象中的第j项指标的观测数据。
经规范化处理后得到的规范化矩阵为xij (i=1, 2, …, n;j=1, 2, …, m) , 评价指标xj的平均值为
评价指标xj的方差为
对于给定的j, xij的标准差越大, 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 提供的信息量越多, 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相反, 某个指标的标准差越小, 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小, 提供的信息量越少, 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小, 其权重也应越小。基于“差异驱动”原理, 为突出各评价指标的局部差异, 取
对于多目标综合评价, 不能忽视决策者的经验判断能力, 为此, 引入另一个权值θj, 并按下式将两者合成为一个综合权值
2 差异驱动赋权法并行实现
2.1 根据建模过程确定并行区间
根据差异驱动赋权法的建模过程, 对其计算机算法进行并行化设计。在这里, 使用C语言结合MPI并行库函数进行编程实现[4], 程序的操作对象是原始数据构成的二维矩阵, 由于均方差的获取均是对矩阵按照公式进行的重复计算, 最后将计算结果发送给0进程, 通讯量小, 因此采用并行实现易于提高效率。
2.2 算法设计
(1) 将待评价的二维矩阵Xij存储在data.txt记事本中, 0号进程从该文件中读取数据, 并将数据广播给各个进程。此部分核心代码如下:
(2) 负载分配和并行求解。负载分配就是尽可能保证每个节点负载均匀。从赋权法建模过程来看, 待评价二维矩阵每一列之间数据无任何交叉, 所以采用按列分配负载, 假设该算法中有num_proc台处理器, k列, 如果实际矩阵的列数小于或等于节点机数, 则将矩阵的每一列划分给每个节点, 如果实际矩阵的列数大于节点机数, 则按k%num_proc划分给每个节点机。采用主从模式来进行并行求解, 每个进程只计算矩阵预算的一部分。调用MPI_Send、MPI_Recv进行消息通讯, 各个进程并行计算出对于各个指标的均方差值。此部分核心代码如下:
(3) 将各个进程运算的结果返回给0号进程, 0号进程计算出权值。此部分核心代码如下: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对所提出的差异驱动赋权法的并行算法有效性进行验证, 本文在实验室PentiumⅢ微机构成的PC-Cluster、Red Hat LINUX9.0OS和MPI并行编程环境下, 对2006年全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5]指标进行了实验。选取的6个指标为:工业增加值率、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这套指标体系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各个方面的状况。
注:由于数据量大, 这里只给出几个数据以示参考
从评价对象的原始数据表1中可以看出, 产品的销售率都在90%以上, 流动资产的周转次数也相差不多, 这样即使这两个指标很重要, 但是对综合评价来说, 作用则不大, 所以其权值应该相对较小。而其他4项指标各企业单位数据差异较大, 所以此4个指标应该在综合评价中占较大的权重, 而权重按差异程度的不同得到不同的结果。实验数据表2证明了上述分析的正确性, 采用该方法可以较好地挖掘出对综合评价有价值的信息。而对于大数量评价问题, 采用并行算法有其明显的优势, 对同样的问题, 并行计算可以低投入并且最短时间解决问题。本文采用并行算法对表1数据进行测试, 分别采用1、4、8个节点测试, 测试结果如表3所示, 得到了较好的加速比和并行效率。
4 结语
基于差异驱动的赋权法主要是利用观测数据所提供的信息来确定权系数的。它人为干扰少, 不具有主观色彩。本文采用差异驱动赋权的并行算法来确定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指标权值, 经过实验验证了其具有较高的加速比和并行效率, 对于大数据量运算的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 使用本方法可以方便快速地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相信通过本方法, 可以为进行大量数据运算评价权值确定问题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2.
[2]马永红, 周荣喜, 李振光.基于离差最大化的决策者权重的确定方法[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2007, 34 (2) :177-180.
[3]王应明.运用离差最大化方法进行多指标决策与排序[J].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1998 (7) :24-26.
[4]陈国良.并行计算——结构算法编程:修订版[M].第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妇女赋权互助成长 篇2
河南登封市大冶县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就是在乐施会项目支持下成立的：以开发妇女传统手工艺品为切入点，强调“妇女赋权”，在增加妇女经济收入的同时，增强农村妇女自主和自我发展能力，透过建立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协会，凝聚妇女，壮大声音，促进其参与社区事务管理。
“386199”部队的留守之困
成立一个妇女协会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你了解由于历史和其他方面原因，这里妇女地位相对较低，当地人对男女性别地位不等的状况习以为常，你会发现，哪怕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协会，也能给基层妇女地位提升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
在中国的一些内陆地区，许多男性、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人被称为“386199”部队成员。其中，38指国际妇女节代表妇女的意思，61是儿童节指代儿童，99是重阳节代表老人。
截止至2011年，农村留守妇女达5000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则逾6000万人，农村留守老人近5000万人。这是来自全国妇联报告和中国人口普查资料的统计数据。这就意味着，农村妇女不但要照顾孩子、老人的生活起居，还要承担起农田劳作等重担。繁重的负担，导致她们自身的精神世界、文化生活相对贫乏。
周山村地处山区，是当地的贫困村。除了外出打工、到煤矿工作外，当地人没有种地以外的收入来源。
2002年，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人员在调查时发现，周山村妇女还保留着中原传统手工艺，部分妇女热爱刺绣和纺织。而登封有个世界闻名的少林寺，每年游客络绎不绝，是手工艺产品的潜在消费者。
在乐施会的支持下，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协会的宗旨是开发妇女手工艺品、增强妇女自身能力、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促进妇女参与社区管理。而协会的手工艺品却不仅仅是从“实用性”出发，还更多地考虑到了“公益性”，如为艾滋病防治组织编织红丝带，为倡导环境保护制作环保购物袋和便携式筷子袋;为“世界和平妇女”活动制作挎包;为“关爱女孩”活动缝制“女孩妈妈秧歌舞”围裙等等。
在制作公益手工艺品之前，参与制作的妇女都会接受相关培训，理解产品背后的理念，增加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例如艾滋病常识、艾滋病感染者的处境、出生性别比失调与性别平等的关系、环保的意义等。妇女并非是盲目的生产者，她们理解产品蕴含的意义。手工艺产品把妇女与不同群体联系起来，产品传递着她们对不同群体的关心与支持。
她们变得如此自信
“我们是在创造历史！”谈起自己的经历，一向老实谦虚的景秀芳自豪地说。作为协会会长，景秀芳用做手工艺赚来的钱交了学费，让之前为了弟弟而辍学的女儿再上学。
有了手工艺协会，妇女们会挤出时间一起做手工艺品，交流、切磋技术心得，拉家常、谈心事。透过多样的培训和外出交流，妇女们都俨如脱胎换骨。
“我过去自卑，思想不开窍。现在能力提高了，在人前能说话，有自己的想法，主要原因是参加了手工艺协会，参加培训学习，出外参观，见识多了。”秀芳这样形容自己的转变。
“我是外地嫁过来的媳妇，方言和这边都不一样。刚来时觉得这里村民看不起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经过多次培训学习，和姐妹们一起做（针线）活，再没有那种想法，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副会长谢春芳也说参加协会让她自信起来。
有了爱好，能力又增长了，妇女自信心提高不少。刚刚组织起来的时候，家人反对，邻里嘲笑，认为“几个妇女成不了什么大事”。
王云的丈夫是乡村医生，特别反对王云外出。每次都要趁着丈夫不注意，偷跑出家门。现在丈夫的态度有了巨大的变化。有时参加活动丈夫还会骑着摩托送她。在大男子主义盛行的中原农村，这些点滴改变是很不容易的。
被誉为“金句王”的景秀芳形容她和丈夫关系改变的话最为经典：“以前我是‘仰视他，现在我跟他是‘平视。”
轰动全村的“女娶男”婚礼
协会成员透过培训、经历和实践，提高了社会性别觉悟，意识到了妇女在推进农村性别平等的责任。她们想，农村的婚庆、丧葬仪式仍是非常重男轻女的，要推进农村性别平等，必须改变具有性别歧视的“传统”风俗习惯。
2008年11月20日，协会成员郝玉枝的女儿招婿，举办了一场轰动全村的“女娶男”婚礼——由女儿坐“花车”从娘家出发去迎娶新郎。300多名村民前来捧场。会长景秀芳第一次登上礼台，热情洋溢地对村民们说：“周山村几十年、几百年都没见过这样的婚礼，生女孩照样能为父母争光！”在郝玉枝的带动下，后来又有三个家庭举办了“女娶男”婚礼仪式，促进了乡风民俗的变革。
2012年2月，协会副会长周改云的母亲去世，乘着修改村规民约的势头，加上村两委大力支持，协会的妇女们再次颠覆了奉行多年的风俗。在葬礼上，周改云为母亲主持出殡、打幡，她的妹妹周改凤摔老盘，一改女儿不能打幡、摔盘的传统。协会的姐妹们全来帮忙，景秀芳更在葬礼上代表协会，号召村民改掉丧葬礼仪上的重男轻女风俗，并提倡对老人“厚养薄葬”。这场葬礼让大家看到女儿也能养老送终。
全国第一个将性别平等条款纳入村规民约
周山村2006年土地流转给一家企业，企业发给村民工资（村民称为粮款），人均800元/年。在2007年，如何分配粮款就成为周山村村务管理中十分敏感的话题。在早年制定的“兑现粮款原则十三条”规定“妇女婚后户口未迁出者，不论时间长短一律不给粮款”;而离婚后回村居住的妇女，村民认为“早晚还要嫁人”，也不能算作本村村民。
2008年周山村被纳入了中央党校“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试点，当时村子已经举办了几场“女娶男”婚礼仪式、“性别平等”培训等，而且还举办了 “周山村村规民约修订研讨会”。2009年3月12日《周山村村规民约》（草案）经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大会共有70多名村民代表参加，其中手工艺协会的12位成员作为特邀妇女代表参加。
“第一次感受到当家做主”。景秀芳回忆当天的情形时说：“我想自己既然是‘特邀妇女代表，就应该代表妇女说话，把一切不平等的（条款）都说出来。于是我就只管大胆地说。我提出了‘男女婚居自由‘离婚或丧偶妇女应该享受村民待遇等意见，后来都一条条写进了村规民约。”
在大会当天，出身于周山村“纯女户”的女大学生村官周蓓晓负责宣读修订草案，让参会代表逐条审议、逐条表决。到了表决的时候，出乎蓓晓的意料，所有关于性别平等的条款，包括真正触及村民利益，影响粮款分配的“纯女户、有儿有女户的子女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都获得了全体代表举手通过。
2012年，周山村召开第二次修订村规民约大会。此次修订，还将离婚妇女村民待遇也一并补人民约中。周山村的妇女们不但颠覆了传统文化对农村妇女、以致女性的偏见，消除了歧视，更激发了全国性“修改村规民约，推动性别平等”的农村性别变革。后来登封全市325个行政村、漯河47个村庄均先后效法周山村修改村规民约。
这些年，乐施会催生并支持了100个草根妇女组织的实践，改善了农村妇女、流动妇女等被边缘化女性的处境;让草根妇女展现自我价值;打破不平等性别制度和文化，创造性别平等社区氛围;促进了草根妇女组织、民间组织、高校学者、研究者等跨层面合作倡导。
最引人瞩目是，周山村的经验更走出河南，推广到其他省市，也影响国家的政策方针。国务院在2012年颁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强调要“清理涉及社会性别歧视的法规政策”“指导村（居）民自治组织修订完善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
赋权模型 篇3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民办高等教育从无到有, 不断发展壮大, 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办学层次和办学实力都有了显著改善, 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大缓和了我国教育资源紧缺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矛盾。民办高校实验室作为民办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承担着在校学生的实践教学任务, 还承担着教师和学生的科研工作的任务, 是衡量民办高校办学实力的重要指标[1]。然而民办高校实验室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困难, 例如: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资金渠道狭窄、管理体制不完善等。因此, 民办高校实验室发展管理也成为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结合我校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经验, 探讨适应民办高校实验室发展管理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总和评价方法, 为提升民办高校实验室管理水平提供依据。
1 评价模型的构建
1.1 G1赋权法的分析程序及其改进
1.1.1 G1赋权法的分析程序
G1赋权法是专家对一系列的指标重要性程度作出判断, 给出一个重要性序列, 然后根据重要性序列对个指标进行赋值, 并计算得到个指标的权重。其具体分析程序为:
(1) 专家确定评价指标的序关系。若评价指标Xi相对于某种评价准则 (或目标) 的重要性程度大于 (或不小于) Xj时, 则记为Xi>Xj。对于评价指标集{X1, X2, …, Xm}可按下述步骤建立序关系:
专家 (或决策者) 在指标集{X1, X2, …, Xm}中, 选出认为是最要 (关于某评价准则) 的一个指标记为X1*;
专家 (或决策者) 在余下的m-1个指标中, 选出认为是最重要 (关于某评价准则) 的一个 (只选一个) 指标记为X2*;以此类推, 经过m-1次挑选剩下的评价指标记为Xm*。这样就唯一确定了一个序关系:
X1*>X2*>…Xm*这里Xi*表示{Xi}按序关系“>”排定顺序后的第i个评价指标。
来表示, 这样就可以依照前数个指标之间的序关系, 计算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度。对于指标数量较大时, 可以取最次要指标rm=1。其中, rk的取值可以参考表1。
式中:ωk*—第k个指标的权重。
(4) 专家组确定的权重系数。
当L位专家中第k (k=1, 2, …, L) 位专家关于rk, j的赋值合理且满足rk, j-1>1/rk, j, 则
1.1.2 G1赋权模型的“校正-补偿”修正
根据公式 (4) 可以看出, G1赋权模型中直接给出了比重赋值rk进行了算术平均, 对于专家个人差异对结果的影响未进行系统的考虑, 因而其离散性较为明显。为了使数据收敛, 采用“校正-补偿”方法对专家的比重赋值进行处理, 以考查专家差异对结果的影响, 改进数据的非线性水平。
“校正-补偿”方法是将专家赋值方差和赋值对真值的平均偏移作为专家权重的考核指标, 经过校正和补偿来消除专家差异对结果的影响。修正模型为:
其中, rk, j为第k位专家关于j项目的比重赋值;Δrk, j为第k位专家关于j项目的比重赋值对真值的平均偏移;αk为第k位专家的权重;σ2k, j为第k位专家关于j项目的比重赋值的方差, 表示第k位专家评分的波动程度大小。
在修正模型中, 各位专家的评分值经过Δrk, j的补偿和αk的校正后进入总评分值中。
1.2 基于G1赋权的指标体系算法模型
实验室发展管理水平取决于多个因素, 因此必须对各因素进行多指标的系统综合评价。此外, 实验室管理构成要素及其评价过程都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可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分析, 其算法模型为:
其中, B为实验室发展管理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W为指标权重向量, 可以按照上节所述方法进行求解;R为各层指标权重所对应的评判矩阵。
在实验室发展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算法模型中, 可以根据模糊评价结果向量B确定实验室发展管理优劣情况。如需要求得具体评价参数结果, 可对模型进行适当修改, 增加评价集Y, 令Y= (Y1, Y2, Y3, Y4) , 评价集各参数分别代表优秀、良好、中等和较差, 相应的分值集D= (9, 7, 5, 3) , 利用Q=B*DT求出最终评价值, 确定实验室发展管理水平等级。
2 案例应用研究
2.1 案例信息及研究特点
2.1.1 案例信息
安徽新华学院安全检测检验实验室成立于2006年4月, 实验室以电气设备绝缘性能、低压电器漏电性质及钢结构构件无损检测教学与研究为基础, 着重解决无损检测技术在工程应用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创新。目前实验室计划进行升级和改造, 有必要建立一套面向民办高校实验室发展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用以改进安全检测检验实验室管理水平, 促进实验室良性发展。为此, 本研究依据于《安徽新华学院安全检测检验实验室总体规划》和兄弟实验室发展的经验;基础数据源于《安徽新华学院实验室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登记册》、《安徽新华学院实验室开放情况登记表》、《安徽新华学院专兼职实验工作人员基本情况表》等资料公布的信息。
2.1.2 研究特点
研究表明, 民办高校实验室发展管理评价数据收集难度较大, 评价指标在实验室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当调整。其次, 由于实验室发展中长期受到资金短缺的影响, 实验室总体规划和现实建设情况存在较大偏差, 进而影响到专家评价的客观性。最后, 评价专家个人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存在较大差异, 对评价指标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偏差。综上所述, 民办高校实验室发展管理评价研究无论从评价对象的特点还是从评价过程来看, 都具有非常典型的非线性特点, 本质上属于非线性评价, 适用于G1赋权模型。
2.2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的构建参考了《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办法和标准》并根据民办高校实验室管理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适当调整。通过民办高校发展管理价值系统的辨识和模块分类, 确定管理价值系统的功能逻辑模块和逻辑标准, 判别管理价值系统的功能实现模块和现实基准, 比较并确定管理评价的内容和标准。
根据民办高校实验室发展管理价值系统的系统辨识和复合机理分析, 将评价的基本模块归纳为:设备设施模块、实验队伍模块、实验教学模块、经费募集模块和管理体制模块。在此基础上, 综合使用了专家打分法和头脑风暴法, 构建了由5个一级指标和24二级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G1法对专家给出的一级指标排序:实验教学 (X3) 、实验队伍 (X2) 、仪器设备 (X1) 、经费募集 (X4) 、管理体制 (X5) , 其权重分别为:0.253、0.223、0.215、0.186、0.123, 同理求出各二级指标的排序和相应的权重, 构成指标强度评价表, 如表2所示。
2.3 评价过程和结果分析
基于G1赋权模型, 根据一级指标层和二级指标层的测算模型, 可以计算出仪器设备、实验队伍、实验教学、经费募集和管理体制等5个一级指标的属间测度和指标体系的综合测度。并对安全检测检验实验室发展管理状况做出了评价。
2.3.1 二级指标的评价集合
根据评价模型, 可得到:
归一化后,
同理:
2.3.2 总模糊评价矩阵
2.3.3 计算实验室评价参数结果
利用Q=B*DT计算评价参数结果, 得到:
安全检测检验实验室评价分值为6.08, 比对评价集, 可以看出该实验室发展管理水平等级为中等。
据调查, 安徽新华学院安全检测检验实验室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开放课程, 提高了仪器设备的使用率, 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提高管理水平。但在实验室队伍建设方面, 目前实验室仅有一名专职实验人员, 与此同时, 实验室经费主要来自学费, 经费募集渠道狭窄, 在科研方面, 实验室参与科研项目的情况较差, 科研基础和实力相对薄弱。
总体来说, 安徽新华学院安全检测检验实验室发展管理水平属中等水平, 实验室应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针对自身特点, 积极引进人才, 开拓资金募集渠道, 提高科研活动的参与力度, 提升自身科研基础和实力。
3 结束语
避免错位：赋权式经营模式 等 篇4
青岛知行合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部总经理 张红莲
从超级员工到超级企业梦
《超级后台：为云组织打造“超级员工”》2014年9期
“员工培养”与“人才流失”如同一把双刃剑高悬在管理者的头上。企业如同一个时刻运转的星球，当这个星球的质量越大，它对员工的吸附力也便越大，同时也保证了超级员工的得失对企业的影响越小，而增加这个质量的方法便是企业内部管理操作系统的高度细致化与强劲化。将所有企业管理的精髓、每个岗位乃至每个工位每个动作的分解达到极致，将最末端最直接的操作通过简单易懂的方法教给员工，这便是企业打造的超级后台，而这也正是日本企业孜孜不倦将所有工作的任何部分的细枝末节都研磨到极致的根本原因。将员工的执行力发挥到极致，在执行力的基础上发挥员工的创造力，同时将创造力及时吸收转化为企业的固定资源，在这样强大的后台上，任何人员经过简单培训都可以成为超级员工，而超级员工将不会再是企业的威胁，而成为与企业粘合在一起、共同打造超级企业的强劲伙伴。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寰球工程公司文控经理 高丹
真正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驱动终端市场
《蒙娜丽莎的“瘦身”秘诀》2014年8期
从本文中，我读懂了一个道理：技术创新有效驱动终端市场，才是真正的产品创新。蒙娜丽莎实现“薄型化瓷砖”的梦想，依靠的是技术和胆量的支持，通过让利于市场，让用户感觉物有所值，最终驱动了市场终端。这是一个营销过程，或称创造过程。
“综合就是创造。”杨沛霆老师的这句话用在这里是最恰当的。产品创新不单单是科技和研发人员的任务，他们的主要贡献是解决技术问题，承担风险，产品推介，寻找终端市场，售后服务等一系列问题要经过有效的综合。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如蒙娜丽莎的经营团队，往往擅长这种综合。2012年，我们也曾做过类似的尝试，我们的团队设计的盖杯，也在综合了材质、设计、用户意见等多方智慧之后获得了成功。
山东硅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群部长 程卫忠
赋权模型 篇5
1推进“股改”,股权到人,在确权确股中保权益
按照归属清晰、权能完整、管理科学、流转顺畅、运营高效的要求,全面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确保社员对集体资产产权长久化、定量化、股权化享有。
一是清产核资,摸清家底。以二轮土地承包为基础,在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前提下,采用“确权确股不确值” 的方式,全面收集村集体所有未发包到户的土地、山林等资源性资产信息,并对非地资产等实物性资产进行实地勘察和清点,对往来款项、债权债务、村集体签订的合同协议等进行清查。在查漏补缺、梳理完善基础上,按照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不同类别,分别录入县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系统,全面摸清和掌握村经济合作社家底和经营状况。
二是分类指导,详订章程。在全县统一指导下,以村为单位, 合情合理界定股东、设置股权和股权管理模式,制订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
三是成立新社,股权到人。突出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在充分讨论酝酿基础上,分别召开改革动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以及成立大会暨首届股东代表大会,将村经济合作社改组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同时,以户为单位,将村集体资产以户为单位折股量化到人, 发放股权证,推动集体所有从“共同共有”向“按份共有”转变。
2搭建平台,激发潜能,在赋权活权中增收益
确权确股是基础,赋权活权是根本。我县在对农村各类产权确权确股的同时,积极推进以赋权活权为重点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通过搭建产权交易流转服务和产权担保平台,有序赋予各类产权继承、流转、抵押担保等权能,逐步扩大流转范围,进一步促进农村各类资产资源合理流动、优化组合和保值增值,让农村各类产权逐步进入社会财产增值体系、信用体系和流动体系,变“死权”为 “活钱”。
一是赋权强能,释放活力。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对流转面积50亩以上、流转期限10年以上的土地,发放流转土地经营权证,并赋予经营权证担保、抵押等功能。结合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造和宅基地跨社流转试点,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产权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二是交易流转,保值增值。坚持整合改造与拓展提升并举, 将县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改造提升为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中心,扩大交易品种,推动林权、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权等农村各类产权公开、公正、规范流转交易,促进农村生产要素资源合理流动、优化组合和保值增值。健全产权流转服务县乡联动和内部运行机制,分别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和农村承包经营权登记数字化管理系统,并在县城主要干道显眼处设立交易流转信息发布电子显示屏,逐步建立集农村各类产权流转、交易等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着力形成有场所、有评估、有服务、有登记、有监管、有制度的流转交易格局。
三是产权担保,抵押融资。结合丽水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成立产权担保公司,分别与农村信用社、建设银行、村镇银行合作,推动农村土地山林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农村各类产权抵押融资,做活农村资产资源,进一步满足广大农民对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的愿望,为农民创业致富和建设幸福家园提供更强的资金保障。
3配套改革,破除障碍,在保权增权中得利益
一是“户改”跟进,“经社”分离。同步启动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采取经济身份和社会身份相分离的方式,着力打通“二元” 户籍隔离墙。经济身份保留在原经济组织,仍为原户籍所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社会身份转入所在社区,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向进城落户农民发放社员证,以“一证”保“五权”方式,确保“二元”背景下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权和原有涉农权益得到保障。
二是配套改革,明晰权属。在开展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的同时,根据全市统一部署要求,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林权、水利产权、集体土地房屋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先后出台了《云和县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的意见》《云和县深化农村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10多个政策文件,对农村承包地(林地、耕地、水域)、农村宅基地(房屋)的现状和数量进行了调查摸底,进一步摸清了村集体经济“家底”,明晰了农村各类产权权属,为推进农村资产资源配置市场化,激活生产要素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赋权模型 篇6
1 新媒体赋权下的自我赋权
1.1 新媒体赋权
赋权理论来源于西方,是一个跨越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性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开始将赋权理论引入社会学范畴,用以研究社会学现象,比如妇女地位以及贫困人民的权利保障。
通常看来,媒体赋权就是以媒体参与式的传播为形式,以公民赋权为核心,以社会的行动力为目标。新媒体赋权的整个过程中,通常被认为分为三个环节:一是自我赋权;二是群体赋权;三是组织赋权。在这三个环节中,自我赋权发生在整个赋权过程的开端。自我赋权中,并不是社会或媒体组织主动赋予个体某种权力,而是提供了一种平台,是用户通过自己的参与性过程获取信息,从而为自己“增权赋能”的一个主动参与式过程。
1.2 自我赋权条件下的公民舆论
在当今时代下,信息是社会中最重要的财富之一,高于通俗意义上社会资本财富的价值。而拥有信息量的多寡,也将影响个人和群体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从“信息爆炸”以来,处在不同经济收入和知识阶层的人们,对于获取信息的渠道的多少和获得信息量的众寡也有着不同的差距。
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畅通,浏览信息的门槛也降到了很低,这就为更多处在弱势的群体和个体提供了一个“增权赋能”的场所。新媒体时代,受众在自我赋权的过程,会形成一个一般性的参与过程,从事件的发生到公民的意见的表达,再到公民舆论的形成以及最后的社会决策,都在新媒体平台上形成了一个循环式的传播状态。
2 话语权的掌握与舆论的形成——以“长沙修地铁移栽樟树”事件中的公民舆论为例
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已经习惯利用包括微博、微信在内的新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新媒体赋权对于公民在话语权的争取和表达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2.1 事件经过以及基于微博、微信平台的意见汇聚
1)事件发生。2015年8月,长沙市地铁4号线修建进度进行到了岳麓区麓山路段,由于需要动土筑基,修建规划书中拟对生长在麓山路两旁的192棵长沙市市树香樟树在施工期间进行剪枝移栽,当施工队开始对规划段的树开始搭架修剪准备移走时,遭到了长沙市民的强烈反对。当日湖南省级媒体以及长沙市地方媒体开始陆续接到市民举报电话,事件争议也逐渐在网上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
2)公民发声。经过网络快速发酵,移栽香樟树事件在网上就开始备受关注。湖南师范大学校友黄赛潮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一点Apoint”于8月22日公开发表《师大的树》一文,在一天时间内就突破了十万的阅读量。8月24日其再次发表图文《为每一棵树发声》。8月25日,湖南大学校友、前媒体人刘长在网上发表文章《就麓山路砍树事件,致长沙市长公开信》,被多个媒体公众号转发。
3)媒体介入。从报道时间来看,“人民网-湖南频道”平台较早对移栽事件进行报道,于8月25日20时35分发表了报道《长沙市麓山路香樟树遭砍伐、移栽市民呼吁留住一片绿荫》,随后21时44分,澎湃新闻发表了《长沙修地铁移栽樟树引争议,官方:两所大学要求分开建站所致》的报道文章。8月26日上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澎湃新闻的报道进行了原文转载,事件影响迅速扩散到全国。
4)政府等相关组织发声。经过媒体的介入,短短几天时间内公众的意见便迅速汇聚,形成了一种的“保卫战”浪潮。8月25日晚,长沙市副市长黎春秋连夜考察了岳麓区麓山南路的香樟树移栽现场,并在当地管理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听取相关部门意见,并回应了社会舆论。第二日,施工现场出现了类似解释移栽树木原因以及施工具体情况的标示展板。
2.2“人微不再言轻”:基于微博、微信平台的意见分析
2.2.1 个人及小群体组织的意见分析
关于此次移栽树木合法合理性的争议,首先发端于公民个人的意见表达,进而是微信平台用户的加入,再到微博等平台的自媒体发声。
总结公民舆论大致分为四点:1)修建地铁而破坏古树不合法和不合理;2)政府没有在破土动工之前召开听证会或者相关意见会议,未将相关规划向市民转达;3)所谓对树木进行的“保护性”移栽是否是政府任意而为的托词;4)对于这种不知情的砍伐移栽表示坚决发对,并坚持保护古树的意见。
2.2.2 专业媒体平台的意见分析
通过对专业媒体平台的意见分析,媒体的着重点大致分为三种观点。
1)描述性的:移栽樟树是两所大学要求分开建站导致;移栽是“保护性”的,并非乱砍滥伐。
2)呼吁性的:呼吁“刀下留树”;赞同市民“护树”行动。
3)歌颂性的:领导深夜办公;官民良性互动。
2.2.3 自我赋权与公民舆论——“人微不再言轻”
此次事件中争议的最大热点就是政府一方强调移栽的合理性和无奈性,而民众一方强调的是“不以绿荫换便捷”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赋权的自我赋权过程体现得尤为明显。民众抓住了新媒体平台的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等特性,集中发表自己意见。新媒体赋权给受众提供了一个“增权赋能”的平台,公众通过获取信息、主动参与、发表意见、舆论聚集等过程,影响了政府的实施方案,也从另一方面突出了政府在于民众交流沟通方面的短板所在。此次事件的结果经过媒体的调查,发现自媒体在没有通过采访核实的情况下,歪曲事实,把技术性移栽炒作为砍树,引起了负面情绪。
3 局限性分析
首先,新媒体传播中信息的真伪性难以及时辨别,影响赋权效果。以上文事件为例:在施工后的事件发酵中,民众普遍质疑此次移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根据管理部门出具的许可证和回应来看,第一,确属保护性移栽,第二,由于施工条件必须实行明挖动土,无奈须转移古树。从传播学中“刻板印象”理论来看,舆论没有相信移栽的合法、合理之处。
其次,民众专业水平的差异和不足,赋权过程中的理性因素易受到情绪左右。舆论迅速汇聚,黄赛潮发表《师大的树》一文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这样的方式也影响很多的专业媒体的报道方式,如“@南方周末”的微博:“长沙:守护香樟树的这五日”,标题一开始便从感情出发,“守护”一词极大地冲击了民众的情感。
4 结束语
新媒介赋权过程中,民众在网络空间可以更方便的发表内容,自媒体和公民新闻的发展也使得网民自我意识的提升。在新媒体环境下,对信息进行真伪的辨别和理性思考,是民众和媒体共同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浩.微博话语赋权对政府公共政策输入过程的影响[G]//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省第四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文集.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273-281.
[2]金佳.网络舆情的团结生产[G]//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省第四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文集.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304-311.
[3]师曾志,金锦萍.新媒介赋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陈浩,吴世文.新媒体事件中网络社群的自我赋权——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例[J].新闻前哨,2008(12).
互联网赋权研究:进程与问题 篇7
媒介沙场群雄逐鹿, 谁与争锋?互联网异军突起, 个中翘楚的地位不容置疑。相应地在媒介理论研究领域, 互联网研究日益繁盛, 其景堪称一片姹紫嫣红, 诸种话题的讨论竞相开花结果。互联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关注, 但在媒介研究花圃枝繁叶茂的环境中, 却显得瘦弱孤单。之所以如是孤寂, 是因为新媒体与赋权的联系尚是一个崭新的话题。
西方赋权研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 并逐渐在社会科学领域流行, 新媒体尤其是网络与赋权联系的相关研究则是在新媒体逐渐流行之后开始的, 现在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正因为是一个新话题, 所以对我国学界对互联网赋权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 对互联网赋权的理解存在停留在字面意思基础上理解模糊的问题, 甚至还存有误解, 如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如何能够赋权?应该是天赋人权。所以本文对互联网赋权的概念进行详细阐释。
首先, 何为赋权?赋权 (empowerment) 又译为增权, 是一个多层次、宽泛的概念体系, 在不同研究中, 其适用的层面也有所不同。关于赋权的概念界定, 美国学者拉帕波特 (Julian Rappaport) 、齐默曼 (M arc A·Zimmerman) 、帕金斯 (Douglas D·Perkins) 等做出了贡献。齐默曼认为赋权最好理解为一个开放的建构性研究, 这个概念的界定要考虑必要的、特殊的背景。拉帕波特 (Julian Rappaport) 认同康奈尔大学赋权研究小组的赋权界定:一种社区有意识地包括互相尊重、批判性反应、关怀和团体参与的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对有价值的资源缺乏平等分享的人们对这些资源获得更多的接近和控制。[1]齐默曼 (Marc A·Zimmerman) 和帕金斯 (Douglas D·Perkins) 谈到, 有的学者把赋权界定为仅仅是一个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社区中的民主参与取得更多的控制。但他们认为赋权既包括过程, 也包括结果。[2]
依据福柯对权力的讨论, 权力只有通过社会关系这一角度探讨, 才有意义。因为权力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的网络而存在。所以, 我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界定赋权。我们认同西方学者 (Barbara A·Israel) 等的观点, 认为作为一个名词, 赋权指的是一种被赋权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作为赋权过程的结果而呈现的。赋权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赋权指的是社会中民众通过信息沟通、积极参与决策和采取行动的实践性互动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改变自己不利处境或者提升权力和能力, 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的结果的社会实践状态。
其次, 阐释互联网赋权的概念。
第一, 互联网赋权, 赋予的是权力, 而不是权利。从这个角度讲, 研究者们提出“互联网赋权”, 或者“互联网增权”, 这两种翻译方式都是可以的。但是, 虽然empowerment翻译为“赋权”“增权”都可以, 但增权似乎更容易被人们理解。有研究者质疑:互联网怎么能赋权?是天赋人权。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学界对新媒体赋权研究不充分, 导致对互联网赋权概念的陌生。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权力”和“权利”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所致。
“天赋人权”中的“权”指的是权利, 中文习惯译为天赋人权的“权”其实是自然权利 (Natural right) , 源于拉丁文jusnafural, 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 并不是由法律或信仰来赋予的。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然权利”的解释是:“人人生而平等, 他们都有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法学家韦斯利·霍菲尔德 (Wesley Newcomb Hohfeld 1879—1918年) 认为, 权力是指人们可以迫使他人这样行为或不行为;权利是指人们通过一定行为或不行为而改变某法律关系的能力。从这种思路上来区分权力与权利, 还可做如下表述:“权利是一种人格, 是人享有任何东西达到各种满足的一种资格, 是一种可能性。人的权利能否最终体现为实际, 就要看他是具有权力。”[3]天赋人权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在各个国家予以保障, 法律面前, 公民的权利人人平等, 但权力却不同。互联网不能赋予权利, 只能因为技术特征、传播优势有助于公民权利的表达或实现。
第二, 互联网赋权赋予谁权力?西方赋权理论的取向之一为赋权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那些“无权” (powerlessness) 的群体。所以, 西方的赋权研究主要针对企业中的下属, 少数群体、边缘群体、能力丧失者 (disabled) —也就是我们国内常用的“弱势群体”这一统称所涵盖的人群, 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 其生存、发展遭遇能力和权力缺失的人群。[4]
如此推论下去, 那么, 互联网赋权的对象就是弱势群体么?此处需要说明的有两点。
其一, 这是西方赋权研究中针对具体地区或特定人群的研究, 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广泛应用于个体、组织和社区的发展研究。这类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理论上及实际研究中, 赋权的研究对象范围是可以再扩大的, 在西方的研究中也是如此, 研究对象可以推广到国家乃至跨国地区的人群。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 学界将传播作为文化共享的反思, 促进了发展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的批评取向, 这样一来, 传播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传播与文化及社会变革之间关系受到重视, 发展中国家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受到关注, 新媒体技术在第三世界推广过程中草根阶层的赋权问题成为研究对象。第三世界范围本身就很大, 草根阶层的人群组成复杂, 即使和精英阶层相比, 草根阶层在某些方面权力处于劣势或缺失状态中, 但如果用“弱势群体”来概括草根阶层, 明显失之偏颇, 因为不乏草根之外的精英使用互联网而取得更加有利和有力的话语优势, 成为重构中国政治经济力量的一份子。
其二, 弱势群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处于流动中的概念, 或者说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同的参照系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学科对于弱势群体的界定及研究重点也不同。在我国, 2002年两会上朱镕基总理首次使用“弱势群体”这个概念后, 这个概念得到关注和使用, 但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虽然, 大体上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 头脑中有一个模糊的群体概念, 但具体历史情境下, 具体个案中的界定是不同的, 有些研究中弱势群体的界定甚至是模糊的。只不过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弱势群体为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权力和权利方面、社会声望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5]
我们认为, 互联网赋权赋予权力的对象是有机会使用互联网并有可能通过使用互联网而提升自己权力的人。之所以这样说, 还因为按照保罗·莱文森[6]所指出的, 从媒介生态和人类生态的发展来看, 媒介将越来越符合人类小生境, 越来越多的人乃至整个世界都将享受到现在的媒介和未来媒介赋予的权力, 并在其中同步旋转。互联网赋权必然导致弱势群体受益, 人文关怀使关注弱势群体的研究受重视, 但除了弱势群体, 媒体还使其他人的权力受益。从传播技术、媒介发展态势及人类生态看, 未来谈的“未来媒体赋权”亦不是集中在弱势群体这部分人群的, 而是将带动所有人, 带动整个地球旋转。所有人的权力关系将一起旋转、流动。从大趋势看来, 不是现在所谓的弱势群体对抗精英阶层, 而是权力结构整体要发生变化, 是人类对抗任何表现为公权力和私权力的集中权力。比如苏联国家主义的终结就是对抗集中权力使之发生变化的典型, 信息主义和国家主义[7]的运作规则完全不同, 国家主义不符合人类生态, 与信息主义的发展骨肉相联的是媒介, 媒介的发展规律却是符合人类生态的。
综合上述分析, 互联网赋权指的是社会中有机会使用互联网并有可能通过使用互联网而提升自己权力的人, 通过使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沟通、积极参与决策和采取行动的实践性互动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改变自己不利处境或者提升权力和能力, 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的结果的社会实践状态。
二、互联网赋权研究现状
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对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新媒体与赋权研究概况作了整体阐述。丁未教授认为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赋权成为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 广泛应用于个体、组织、社区的研究中。具体到新媒体与赋权, 丁未教授对其兴起原因及背景作了阐述, 认为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迅速扩散与应用, 使得传播与发展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和实验场, 新媒体技术在21世纪的第三世界发展主题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联合国对新媒体技术与发展议题的重视, 与西方学界对互联网崛起所导致的数码鸿沟现象关注产生共鸣, 而“赋权”一词由于其天然的赋予、提升弱势者权力与技能的主旨而常与新媒体技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广中与对草根阶层的赋权、消除数码鸿沟、女性发展等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热门术语。
在中国大陆,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网络媒介事件的风起云涌, 互联网赋权研究开始受到关注。面对互联网引发的同样的社会现象, 大陆研究者们得出的主要是截然不同的结论。无论研究者们最初的关注点是什么, 关于互联网赋权研究者的结论可分为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对互联网提高民众权力的能力给予肯定, 进而是对更大程度的民主进步寄予了厚望。有学者在谈到网络时代如何将议题设置变成一个公共事件时认为:于建嵘教授指出:在网络时代将议题设置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的过程中, 议题设置的目标主要是抗议和赋权。一般来说, 意见领袖先进行抗议, 表达心中的不满, 再进行赋权, 通过网络议题赋予民众一定的权力。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 有的是结合具体的网络事件分析, 如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陈浩、吴世文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例撰写论文分析新媒体事件中的赋权问题。文中认为, 网络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重要的权力源和影响源。从整个华南虎照片事件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 网络社群正是借助新媒体事件的解放力量从而实现了自我赋权, 并彰显了自身的影响力;有的是结合具体的传播学理论分析, 如安徽社会科学院焦德武在《网络议程设置与网民自我赋权》中指出, 网络议程设置从本质上看是网民的自我赋权;有研究项目认为互联网时代社会控制模式已经改变。具体而言,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极端透明度”, 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发展潮流和趋势, 彻底颠覆了当今社会“全景监狱”的金字塔控制模式, 代之以围观结构的“共景监狱”模式。“共景监狱”的集体围观图景对社会管理控制方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古以来, 社会控制的主动权都是掌握在掌权者手里。而现在, 微博作为最天然的民主推进工具, 成为打破权力平衡的一个有效工具。微博赋予每一个个体以权力, 使得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交流, 帮助他们不再受到压制。[8]
第二种观点对互联网提高民众权力的能力提出质疑。如有观点认为, 在中国, 其实在网络媒介事件中, 传统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又不可取代。因为在网络媒介事件中, 由于目前门户网站没有采编权, 只有进入传统媒体的消息, 才可能进入门户网站, 事实证明, 网络议题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参与, 很难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有研究者对网络上曾经沸沸扬扬的事件发起深思。认为诸多网络媒体事件的命运都是热闹一阵、喧嚣一时之后都不了了之, 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事件的真相随着时间流逝不再受到关注, 就像是被扔进了时间的黑洞, 无从得知。[9]有学者通过对象征性权力的分析阐释互联网与权力的关系, 指出权力有许多种形式。在制度化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强制权力之外, 约翰·B.汤普森还特别提出一种象征性权力。即“运用象征性形式干预事件进程的能力, 影响他人行为而创造事件的能力, 采用的手段是象征性形式的生产和传播”。[10]与权力的物质载体如警察、军队、法院、监狱等不同的是, 象征性权力体现的是一种思想权力, 一种观念的权力。象征性权力的载体即媒介产品, 其内涵往往涉及意义的生产。由于这种意义往往又影响到社会的价值认同和权力的构成, 因此, 话语也常常被视作一种权力, 并具备建构社会的能力。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 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如此一来, 媒介话语建构和传递的过程也影响并再现了社会权力建构和传递的进程。网络虽然为平民大众提供了畅所欲言、表情达意的平台, 网络舆论群情涌动, 在某些事件当中甚至左右和改变了决策者的态度, 这些事件被归结为“民意的胜利”。如“周老虎”案的水落石出, 厦门PX事件尘埃落定等。而政府对此的态度也逐渐松动。于是我们看到, 既有汹涌高涨的网民“网络论政”的热情, 又有政府纡尊降贵、“网络问计”的谦恭姿态, 这似乎成为中国民主进步的标志。从其言论开放自由的进步性而言, 数量众多的网民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公共领域的再造和书写。这似乎也回归了象征性权力的本来涵义, 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象征性权力的使用者和创造者。[11]虽然这些学者指出象征性权力媒介化的存在, 但最终认为网络象征性权力所提供的其实只是传播民主的幻象。因为过往的经验也证明, 过于自由放任的“大众民主”或许会在某种狂热的、非理性的感情驱使下成为放诞、专横、偏执和残暴的“乌合之众”, 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的力量感, 在某种情况下, “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勾当” (古斯塔夫·勒庞语) 。早在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就指出群众政治有走向独裁的危险。寄望于完全不受约束的“大众民主”, 会从根本上铲除个人自由的基础, 最终可能使驯服权力的愿望完全落空。这也是我们看穿传播的民主幻象的一记沉重警钟。[12]
有学者研究的课题不是针对互联网赋权, 但从不同角度切入或涉及了互联网赋权问题。比如从网络传播管制的角度涉及到对互联网与权力及民主的关系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对中国互联网传播管制的思考与建议” (项目编号:42306108) 的研究认为:互联网技术, 特别是微博技术有望推动中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民主制度。微博赋予每个作为公众的个体以交流、表达和参与的权力, 而公众参与将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获取民意的方法。[13]
互联网技术与赋权研究交集虽然产生了, 并且流行起来, 但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目前的研究中有以下问题存在:
首先, “赋权”与新媒体技术的嫁接与流行, 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的成熟。西方和中国大陆的新媒体赋权研究都没有自身独立地作为研究领域而存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多结合在其他主题的讨论中, 如上文中提到的对传播民主与媒介象征性权力的讨论。西方的研究往往也不是以新媒体赋权为主题的研究, 研究只是涉及新媒体赋权, 新媒体赋权只是作为理论点或理论背景存在于其他研究之中, 如数码鸿沟、性别研究。如贾丝廷约翰斯通的 (Justine Johnstone) 的《技术赋权:计算机伦理研究的可能路径》讨论涉及数码鸿沟、赋权及计算机伦理等问题;[14]如罗莎琳德基尔的《媒介、赋权及文化性化讨论》探讨了媒介影响与未成年女孩权力之间的关系。[15]
其次, 互联网赋权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 中国大陆以内虽然互联网赋权的相关研究有学者关注, 但互联网赋权或者新媒体赋权的专题研究仍然缺乏, 研究总体上处于失声的状态。2013年2月28日点开世界著名全文数据库, 选择社会科学领域, 以new media empowerment为关键词共获3270篇论文, 以The Internet empowerment为关键词共获756篇论文。分别于2013年2月28日和2011年4月7日点击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搜索。2013年2月28日搜索结果为:在总目录中清除了理工A, B, C和农业、医药卫生选项后, 以“题名”为检索项, 以“新媒体赋权”为检索词, 将检索时间设定为1994年—2012年进行跨库检索, 共检索到3条文章信息;在总目录中清除了理工A, B, C和农业、医药卫生选项后, 以“全文”为检索项, 以“互联网赋权”为检索词跨库检索, 将检索时间设定为1995年—2011年进行跨库检索, 共检索到3条文章信息;2011年4月7日点击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在总目录中清除了理工A, B, C和农业、医药卫生选项后, 以“题名”为检索项, 以“互联网赋权”为检索词, 将检索时间设定为1979年—2011年进行跨库检索, 共检索到0条文章信息;以“全文”为检索项, 以“互联网赋权”为检索词, 将检索时间设定为1979年—2011年进行跨库检索, 共检索到2条文章信息, 因为是全文检索, 有互联网赋权内容的其他领域的文章就会被检索到, 其中一篇不属于传播学研究领域, 另一篇《互联网精神交往形态分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 文中主要分析了互联网作为有别于传统大众媒体的新交往方式的存在。但这篇涉及互联网赋权的文章主要论及的是互联网赋权给女性, 也即互联网上的女性救赎, 计算机网络的去中心、高效率、匿名互动等特性, 将为女性达到“赋予权力” (empower) 的效果起了促进作用。[16]
中国大陆互联网赋权研究本身就不够丰富, 而且, 实证研究缺乏, 论文只是对新媒体技术与赋权进行宽泛的应然式探讨, 多为采用二手资料作泛泛推论的论文。西方赋权研究采用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之外, 还有设计问卷调查 (Barbara A.Israel等的赋权研究) 、深度访谈 (M ehra, M erkel等的赋权研究) 、参与式行动研究法 (Mehra, Merkel等的赋权研究) 、民族志 (Mehra, Merkel等的赋权研究) 等。如美国学者梅赫拉 (Mehra) 和默克尔 (Merkel) 在其关于性少数群体的赋权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是:取定一定量的样本, 梅赫拉等的研究中取定了57个注册用户两个月内的340封邮件信息, 然后根据几个维度 (例如基本观点和目的) , 对其进行简单的内容分析。[17]
最后, 互联网赋权研究的研究方法不成熟, 关于互联网赋权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正因为缺乏成熟的研究方法, 中国大陆赋权研究才存有两种对立的结论。因为研究者们只能对新媒体技术及赋权进行宽泛的、应然的理论探讨。
关于研究方法, 我们同意西方学者的观点:确立一套四海皆准的普遍性的赋权研究方法是不现实的。例如, 齐默曼 (Marc A·Zimmerman) 认为, 作为开放性的建构领域, 赋权发生在不同背景、人群和发展阶段中, 所以不可能脱其它条件限定只用单一的操作框架就可以充分分析。他提出努力发展一种普遍、全球化的测量方式对于赋权研究而言未必是可行和合适的目标。[18]我们也认为互联网赋权的研究方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套统一的研究标准和测量标准, 所以, 可以根据针对不同赋权发生过程中的个人或者群体, 不同赋权过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来确定不同的测量维度对赋权进行自己学科领域和研究目的的研究。
三、结语
虽然, 对互联网提高民众权力的能力, 无论是予以肯定或质疑, 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研究来证明。但是, 正如詹姆·斯凯利所认为的:媒介能够并且应该被用作一种民主的力量。互联网这种媒介与民主关系的话题值得每一位怀有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精神的媒介学人深入探讨并作出贡献。互联网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已经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未来的作用亦不容小觑。互联网的实践使人们的权力有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得到提升, 互联网这种媒介与民主进程的关系, 对政治生态的影响都已作为崭新的话题出现, 互联网赋权研究亦随着互联网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成为势不可挡的研究方向。互联网赋权过程已经展开, 并有可能在社会民主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中, 互联网对民主进程的影响刚刚开始彰显。在媒介研究波涛浩瀚的海域中, 互联网自身研究仍需进一步乘风破浪以续华章, 加之权力理论的庞杂, 互联网赋权研究尚存在诸多问题, 都增加了互联网赋权研究的难度。相反相成, 对知难而进的研究者们而言, 研究难度所在恰是研究机遇所在。因为:不仅互联网赋权自身是一个开放和亟待开花的研究领域, 而且, 我们还处在这样一个媒介技术平台向人们开放的时代。
摘要：新媒体与赋权联系的研究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流行之后开始, 互联网对民主进程的影响已作为崭新的话题出现。但互联网赋权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分析了互联网赋权的概念、研究进程及存在的问题, 认为西方和中国大陆的新媒体赋权研究都没有自身独立地作为研究领域存在;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堪忧, 研究不够丰富且实证研究缺乏;互联网赋权的研究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虽面临诸多问题, 但互联网赋权自身是一个开放和亟待开花的研究领域, 互联网赋权过程已经展开, 互联网赋权研究亦随着互联网的巨大影响成为势不可挡的研究方向。
赋权模型 篇8
制导系统设计不但受优化指标和设计因素的影响, 也与决策方法有关。合理地确定设计因素、优化指标在系统总体决策准则中的权重是系统决策的重要一环。对不同性质的系统, 合适的权重选择与决策方法、系统特性是紧密相关的。
经验赋权法通过提取多个专家的经验赋权求平均得到指标权值[1], 这种方法的主观随意性较强, 确定的权重值比较粗糙, 优点是方法简单, 易于实现。 Thomas L Saaty教授提出的AHP层次分析法适合多准则 (Multi-Criteria) 复杂决策问题[2], 这种方法通过对决策指标的两两对比并结合标度理论建立判断矩阵, 选择满意一致性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确定指标的权重。研究表明, AHP方法比较规范、系统, 容易定量化, 应用面广[3,4]。熵值法赋权根据系统客观数据确定权值, 建立了数据熵与概率之间的联系, 成为决策评价系统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并得到广泛应用[5], 如文献[6]将基于熵权的TOPSIS法应用于施工导流方案的选择, 将导流投资、经济损失和施工强度3 个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运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文献[7]提出基于熵权的水质模糊评价方法。
制导系统是一种复杂非线性系统, 系统设计参数决策问题一直是系统设计的核心之一。通常, 制导系统设计要同时兼顾制导精度、系统稳定性及成本等多项准则要求[8]。由于系统精度特性需要进行仿真计算得到, 因此制导系统设计参数决策是一种结合仿真的决策过程。在参数决策中, 确定指标的权重是决策的关键问题。文献[9]采用基于专家经验赋权的TOPSIS决策, 虽然可完成方案择优, 但这种赋权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选择方案的最优性不足;另外, 因为决策涉及的精度指标无法提前知道, 即使基于仿真数据分析人为确定权值仍然不容易。考虑到这些问题, 本文对制导系统设计参数决策问题采用多种赋权决策对比研究, 通过经验赋权、AHP赋权和熵权法决策特性对比, 得到制导系统设计参数决策问题中合理的赋权方法。
1 制导系统决策模型
1.1 制导系统模型
考虑平面拦截几何关系如图1 所示, 图中R表示弹目距离;q表示弹目视线角;VM和VT分别表示导弹和目标的速度;θM, aM和 θT, aT分别表示导弹弹道角及法向加速度、目标航迹角及法向加速度。根据图1 易得弹目运动学满足:
设制导系统采用比例导引, 导航比为N, 则导弹的法向加速度计算指令aC的表达式为:
同时设导弹法向过载指令限幅值为nzm, 则限幅后加速度指令aMC为:
设导引头输入输出传递函数为:
其中:τ 是纯延迟环节的延迟时间;Ts表示导引头动力学时间常数;是导引头测量的视线角速率。
设导弹弹体法向加速度aM与输入指令加速度aMC、目标法向加速度aT与输入加速度指令aTC之间的传递函数满足模型:
式中TM, ξM和TT, ξT分别表示弹体动力学和目标动力学模型的时间常数和阻尼比。
1.2 制导系统决策准则
根据制导系统模型知道, 影响系统性能的参数包括比例导引的导航比、弹体法向过载限幅值、导引头输入输出时延和时间常数、弹体动力学时间常数和阻尼比、目标的动力学特性和初始发射条件等。
制导系统精度一般用脱靶量衡量, 包括脱靶量样本均值md和方差sd2指标。在目标动力学特性给定情况下, 制导系统决策准则包括成本、稳定性和精度三个方面的内容。
(1) 成本准则:弹体法向过载指令限幅值nzm表示控制能量消耗大小, 愈小愈好;导引头延迟时间 τ 与硬件实现难度相关, 愈大愈好, 其倒数1/τ 则愈小愈好好。通常, 参数 τ 在15~20 ms, nzm取40~50 g。
(2) 稳定性准则:在保证命中精度的前提下, 导航比N不应过大, 愈小愈好。一般N取4~8 足够。
(3) 精度准则:不同发射条件下脱靶量应尽可能小, 即脱靶量样本均值md和方差sd2均应小。
通常弹体动力学特性参数也与成本相关, 但目前自动驾驶仪设计技术成熟, 技术实现难度低, 因此弹体动力学等效参数不在决策中考虑, 放在备选方案选项中考虑。弹体时间常数TM取0.1~0.2 s, 阻尼比 ξM取0.6~0.8。
基于以上准则, 当有m个备选方案时可建立决策矩阵如下:
这里Alti是第i个备选方案;rij ( i = 1, 2, ……, m;j = 1, 2, 3, 4, 5 ) 是方案对应的md, sd2, N, 1/τ, nzm决策指标值。
2 TOPSIS决策与决策赋权方法
2.1 TOPSIS决策
TOPSIS方法对有限解集决策问题, 选择最优解时按照每个备选解与理想最优解和理想最劣解的欧氏距离作为评价依据[10]。
对任意决策问题, 基于决策矩阵MD, TOPSIS方法计算方法如下:
步骤1:决策矩阵归一化。将MD中的每个元素除以该元素所在列向量的2 范数, 得到MD的归一化矩阵的任一元素xij满足:
步骤2:确定每个决策指标的权值 ωj> 0, 得到决策权值集合为:
步骤3:计算加权归一化决策矩阵V。对D的每个列向量乘其对应权值, 得到加权归一化决策矩阵V:
步骤4:确定理想最优解A*和理想最劣解A-。由于对加权归一化决策矩阵V有0 < vij< ωj, 因此:
步骤5:计算备选方案与理想最优解和理想最劣解之间的欧氏距离。备选方案与理想最优解的欧氏距离为:
备选方案与理想最劣解的距离为:
步骤6:计算备选方案与理想最优解的相对贴近度。相对贴近度定义为:
当Ci= 1 时, ri= A*;当Ci= 0 时, ri= A-。备选方案与A*越接近, Ci越接近1。
步骤7:对每个备选方案所对应的Ci值降序排列, 得到方案的排列顺序。
2.2 三种决策赋权方法
2.2.1 专家经验赋权
专家经验赋权方法是专家根据实际经验对决策指标md, sd2, N, 1/τ 和nzm确定主观偏好并给出相应权值的方法。假设有5 位专家, 第j个专家给5 个指标的权值为 μj1, μj2, μj3, μj4, μj5, 将5 位专家给定权值的平均值作为专家经验权值 μ:
2.2.2 AHP方法赋权
层次分析法 (AHP方法) 根据九级标度理论确定决策指标的权值。
AHP赋权方法如下:
步骤1:将5 个决策指标md, sd2, N, 1/τ 和nzm分为相对高优化指标和相对低优化指标两组, 根据标度理论通过对比形成判决矩阵A。对制导系统, 取md, sd2和N为相对高优化指标, 1/τ 和nzm为相对低优化指标, 根据九级标度理论两两对比形成判断矩阵A为:
步骤2:计算A的最大特征值 λmax及对应的特征向量。
步骤3:判断矩阵A的一致性检验。计算偏差一致性CI = (λmax- n) / (n - 1) , 通过查表得到随机一致性, 计算相对一致性CR = CI/RI。如果满足CR < 0.1, 则判断矩阵A具有满意一致性;否则根据标度理论对判断矩阵A进行重新调整直到具有满意一致性为止。
步骤4:对特征向量w的元素wj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AHP赋权 αj:
2.2.3 熵值法赋权
熵权法是用评价指标的客观数据来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指标值的差异越大, 信息熵就越小, 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大, 相应的指标权重值就越大。
熵值法决策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如下:
步骤1:数据标准化。对决策矩阵MD进行处理得到标准化决策矩阵H, 方法为:
步骤2:计算指标熵E={ej=1, ……, n}, 方法为:
式中。
步骤3:计算信息偏差度d= {dj = 1, ……, n}, 方法为:
步骤4:计算指标的熵权 β= {βj = 1, ……, n}, 方法为:
3 不同赋权决策仿真与分析
根据制导系统参数设定的取值范围, 选出10 种典型备选方案, 各参数取值见表1。
制导系统仿真条件的设定见参考文献[9], 并引用文献[9]计算的脱靶量样本均值md和方差sd2, 得到决策矩阵如下:
3.1 专家权值确定
根据文献[9], 5 位专家给出的指标权值如表2 所示, 最后计算的专家赋权权值 μ 为:
3.2 AHP权值确定
根据AHP标度理论, md, sd2和N为相对高优化指标, 1 τ 和nzm为相对低优化指标, 利用九级标度法形成的判断矩阵为:
计算得 λmax= 5.023 8, 查表得RI (5) = 1.12, 则CI =0.005 95, CR = 0.005 3 < 0.1, 即判断矩阵A具有满意一致性。求得 λmax对应的特征向量为:
对w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AHP的权重 α 为:
3.3 熵值法权值确定
根据熵值法对MD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得:
计算得到指标熵E的信息偏差度d为:
对d进行归一化处理, 可得熵权β为:
3.4 TOPSIS决策结果及分析
图2 是基于TOPSIS方法计算出的10 种方案在 α, β和 μ 三种权值的相对贴近度曲线, 表3 是三种权值下相对贴近度极差计算结果, 分别用Ci (α) , Ci (β) 和Ci (μ) 表示。相对贴近度的极差越大, 说明决策结果的区分度越好, 更容易得出决策结果[11]。
由图2 可看出, 专家赋权时决策出的最优方案是方案3, 而AHP权值及熵权情况下都是方案9 最优。对比方案3 和9 的参数看到, 方案9 的参数md, sd2, N, 1/τ 均最小, 但nzm较方案3 大。对制导系统而言, 制导精度的权重远大于成本的权重, 也就是说制导系统对精度的要求比成本的要求高。专家经验赋权很难反映系统的动力学本质, 决策出来的方案排序会造成一定的偏差。
结合对三种权重下的相对贴近度极差分析, 可以看到:
熵权的极差>AHP权的极差>专家赋权的极差。
由于极差越大的决策方法更能拉开决策方案的档次, 使决策过程有更好的区分度, 因此熵权法无疑更好。
4 结论
本文研究了不同赋权的TOPSIS方法在制导系统设计参数决策中的应用。通过专家经验赋权、AHP赋权和熵值法赋权的TOPSIS决策结果分析和比较, 证实基于熵权的TOPSIS决策能更好地决策出最优参数方案, 是一种更客观更可靠的方法。
本文研究表明, 制导系统由于属于严重的非线性系统, 其各种性能准则与设计参数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包含主观赋权内容的方法很难真实反映设计参数对性能准则的本质性影响, 采用客观赋权方法进行系统设计方案决策无疑是复杂系统决策的首选方法。
摘要：制导系统属于复杂非线性动力学系统, 其设计参数决策需要结合系统仿真结果完成。对比研究了TOPSIS决策机制下采用经验赋权、层次分析法赋权和熵值赋权的制导系统设计参数决策问题。通过三种赋权方法决策的相对贴近度和极差结果分析, 证实熵值赋权方法能正确反映系统动力学特性的复杂性, 决策的可靠性好, 而层次分析法赋权和经验赋权决策由于包含的主观因素很难正确反映设计参数对系统性能的本质性影响, 不易得到最优决策结果。
关键词：制导系统,决策,TOPSIS,层次分析法,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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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课程赋权的意义及措施 篇9
关键词：幼儿教师 课程赋权 课程权利
【分类号】G612
本文为校级教育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转型背景下高师学前教育科学领域教学论实践教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幼儿教师课程赋权的内涵与背景
课程赋权是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一个热门议题，课程赋权关乎教师的课程权利和专业发展。与基础教育阶段相比，幼儿教师看似有更多的课程权利。例如，幼儿教师有权开发园本课程，有权根据本班情况制订课程计划、选择课程内容等。但在现实中，幼儿教师并未感受到上述课程权利。究其原因，主要是幼儿教师在课程设计与实施中更多的是迎合园方和上级教育管理部门的课程实施要求，并非幼儿教师主动地进行课程的设计和创生，幼儿教师的课程权利在实际情况下因此被消解。在当前学前教育内涵化发展的背景下，幼儿园课程的实施质量是园所保教质量的关键，幼儿教师的课程赋权也应被人们所重视。课程赋权是教师赋权增能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教师赋权增能（teacher empowerment）主要指教师享有对于课程、教学和评价等事务的决策权，例如教材选编、课程与教学设计、晋升与考核等具体事务。 依据教师赋权增能的内涵，幼儿教师的课程赋权指向幼儿教师应对课程与教学等具体事务享有决策权利，幼儿教师有权参与幼儿园课程的整体设计，作为课程的创造者和开发者，幼儿教师有权行使课程自主权。并且，课程权利不仅包含教师具有课程权利，站在幼儿教师专业发展角度，更包括教师具有行使课程自主权的能力。因此，幼儿教师的课程权利包含权能两个方面。作为幼儿园课程设计、规划、评价实施者的幼儿教师更应该被赋予课程权利，应在课程的领导中居于主体地位，并有行使课程权利的相关能力。幼儿教师的课程赋权也就成为提升幼儿园课程实施质量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必须。
二、幼儿教师课程赋权的意义
（一）保障幼儿园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质量
有研究者认为：在课程实施中，唯有教师参与课程设计才能切实保证课程内容的适应性，使课程内容有助于学生的发展。 当前我国幼儿园的课程设计与规划首先会基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的总体教育目标及领域目标。但对于《纲要》中课程实施取向和具体目标能否进行准确地解读，关键在幼儿教师。只有了解本班幼儿特点与能力的幼儿教师才能结合《纲要》中的目标与方法合理地设计、实施适合于本班幼儿发展需求的课程，也只有幼儿教师才知道在课程中如何基于幼儿发展水平以何种形式呈现课程内容，以何种方法引领幼儿在课程中获得发展。幼儿教师只有真正获得课程规划、设计、实施与评价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保障课程实施的具体质量。在现行的幼儿园课程管理体制中，教师的课程设计与实施需要由幼儿园内的教研主任、业务园长和教育管理部门以及地区教研员进行监督和指导。幼儿园课程的评价也更多以外部评价为主，这种自上而下的课程管理体制虽保障了外部监督，但却削弱了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的主体性地位。幼儿教师往往会为了迎合课程领导者与管理者的要求，进行课程设计与实施，追求课程管理者想要的课程形式与课程效果。幼儿教师的課程实施行为包含着被动地迎合，并未体现出其专业自主性，教师也未能从中获得自我效能感。曾有研究者提出：只有放权给基层学校教师，使之参与课程改革，才能编制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课程。 因此，只有尊重幼儿教师的课程权利，赋权予教师，发挥幼儿教师在课程实施中的作用，才能有效保证幼儿园课程实施的质量。
（二）转变幼儿园课程管理体制
在基础教育阶段，根据《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的内容，我国已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并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这体现了课程管理体制中的权利下放。当前幼儿园积极开展园本课程、乡土课程等结合本园特色的课程开发，正是课程权利下放的一种表现。虽然在课程大纲、标准上幼儿园仍需遵循《幼儿园教师指导纲要》（试行）的文件精神，但幼儿园有了自主选择教材、制订本园课程规划的权利。对于幼儿教师而言，也从仅仅实施课程转变为课程实践的主体。但在现实的情境中，幼儿园的课程实施还存在着教师需要遵循教材内容以及幼儿园课程整体安排的现象。如同一年龄班的小班、中班或大班的一周甚至每一天的课程计划安排都是相同的，这种安排只能看出每种年龄班整齐划一的课程安排，但体现不出班级之间的差异和幼儿教师的自主实施课程。通过赋予幼儿教师课程权利，有助于促进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权的行使。教师将不再被动地执行课程，而是主动地创生适合于本园、本班的课程。如改变课程实施的模式，从分科到整合，从预设课程到生成课程，从结构性强的五大领域课程到以周或月为周期实施的单元课程和主题性课程。还将改变课程的评价方式，从外部评价转向内部评价，从评价教师转向评价幼儿发展，发挥教师课程反思与评价的能力，使课程评价更具现实意义。教师课程赋权从现实角度改变了幼儿园课程的管理体制，更能体现出教师在课程实施中的自主性，也使幼儿园课程的实施更加多样化，体现差异性。
（三）提升幼儿教师专业自主性
由于社会观念和幼儿教师的性别特征、工作特征的影响，幼儿教师给人们的印象是不需要也不具备很高的专业素质。幼儿教师社会地位和专业自主性较低，自身的工作往往受制于幼儿园的管理、家长的评价和教育管理部门所制定的种种规章制度。幼儿教师的课程权利与教学权利是教师权利结构的核心，也是体现其专业地位，发挥其专业自主性的关键要素。课程赋权使幼儿教师能够对本班课程进行自主地设计、实施和评价，教师获得了更大的课程开发、实施与评价权利，也即获得了对于自身工作中的课程事务的决策权利，而这正是教师专业地位和专业自主性提升的显著标志。
（四）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如前所述，课程赋权不仅给予幼儿教师更多的课程权利，也应使幼儿教师具备行使课程权利的专业能力。幼儿教师获得更多的课程权利，意味着其在课程规划、设计、实施、评价以及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能够驾驭本班课程的有效实施，有能力通过课程实施促进本班幼儿的发展。课程赋权实际上也为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挑战。课程权利的赋予将督促幼儿教师学习课程实施的相关知识，并在课程实施、评价中主动进行反思和改进，积极开发适合本班的课程资源。幼儿教师实施课程的过程也同时成了其进行自主学习和反思的过程，更可能成为其进行行动研究的过程。教师在课程设计与实施中的实践、学习与反思，也将促进其专业素养的提升。
三、幼儿教师课程赋权的具体措施
（一）转变幼儿教师在课程实施中的角色
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成败与教师的有很大关系，应关注幼儿教师主动参与课程开发。由于长期以来幼儿教师在课程实施中都较为被动，所以即使幼儿教师获得了课程权利，也可能由于之前的专业角色定位而缺乏课程开发的意识和能力。因此，转变幼儿教师在课程实施中的角色是课程赋权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直以来，幼儿教师更多的是以课程执行者的角色出现，课程赋权则要求幼儿教师转变角色，更多地作为幼儿园课程开发的参与者和引领者，本班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决策者，按照个人意愿和能力决定课程事务。幼儿教师面对课程开发应有权利意识、课程意识、资源意识和批判意识，明确自己对于课程开发和实施中的责任，认识到自身课程决策与实施行为对幼儿发展的意义，转变教育观念，自觉使用好课程权利，主动提高专业素质，更好地履行课程开发者和决策者的职责。
（二）形成民主的课程管理体制
幼儿教师的课程赋权需要由课程管理体制的改变作为制度保证。幼儿园应从教研制度、课程与教学管理制度以及教师评价制度上為幼儿教师课程权利的赋予、维护以及行使提供支持和保障。尊重幼儿教师的课程权利，也是园所文化转型的标志之一。幼儿园管理人员，如保教主任、业务园长等也应转变管理行为，将幼儿园课程管理的文化从“顺从”转变为“互动”与“创生”，对幼儿教师的课程开发与决策权利给予尊重，为幼儿教师课程开发提供自主性空间，并利用制度激发幼儿教师开发园本课程和优化课程质量的积极性与责任感。
（三）构建专业发展共同体
课程赋权为教师行使课程权利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呼唤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有研究表明，教师决策权的获得，需要教师群体的努力方可完成。 专业发展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加强幼儿教师之间的凝聚力，形成互帮互助、交流合作的工作氛围。幼儿教师可作为同侪教师在课程开发和实施方面的帮助者，协同其更好地处理课程事务。专业发展共同体的建立，使幼儿教师在行使课程权利的过程中找到同行者。通过组建伙伴式团队，利用群体的力量，在课程开发实施过程分享多样化的课程理念，在集体交流中激发幼儿教师课程开发的灵感，发展其课程反思意识，共同创生新的课程智慧。因此，构建专业共同体是有效促进教师课程实施能力进而更好行使课程权利的有效途径。同时，专业发展共同体有助于凝聚幼儿教师群体的专业力量，营造积极的工作氛围，使幼儿教师课程赋权有专业团体作为支撑，利用专业群体的声音对园本课程开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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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模型 篇10
1 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主观权重分配
层次分析法(AHP)在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是为大多数学者所熟悉的一种常用方法。介于篇幅所限,仅就应用层次分析法(AHP)的主要步骤作一简介[7]:
(1)根据问题需要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2)由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建立判断矩阵;
(3)计算相对重要度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由此可得到主观方法计算的权重分配向量W′=(w′1,w′2,…,w′n)T。
2 基于熵值法的客观权重计算
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值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就越大,熵值也就越大。熵值法确定权重的基本思想是:若某项属性的数据序列的变异程度越大,则它相对应的权系数也就越大[6]。
2.1 数据标准化
在应用熵值法之前,需要对评价对象所包含的不同数据信息进行标准化处理。一般而言,指标的特性依评价的目标取向可分为3类:指标值“越大越好”,“越小越好”和“适中为宜”。由于指标值“适中为宜”的指标可以根据适中值将其分为2部分:大于适中值的部分“越小越好”和小于适中值的部分“越大越好”,因此,评价指标根据指标变化方向,可简化为两大类,即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对指标进行标准化的方法有多种,如极差变换法、线性比例变换法、向量归一化法、标准样本变换法、列和等于1的归一化法等。但这些方法均有不同程度的缺陷。
现采用改进的列和等于1的归一化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这种方法使标准化后的数据包含更多原始数据信息,使权重计算更加科学、客观[8]。
假设有n个评价指标fj(1≤j≤n),m个评价对象ai(1≤i≤m),m个评价对象n个指标构成的矩阵X=(xij)m×n 称为决策矩阵。则改进的列和等于1的归一化法的步骤如下:
(1)对逆向指标,x′ij=maxxij+minxij-xij;对于正向指标,不必进行此步处理,直接转下一步,为方便起见,把x′ij记为xij;
(2)如果存在第j个指标值xij﹤0,则x′ij=xij-minxij,为方便起见,把x′ij记为xij;
(3)利用列和等于1的归一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令
undefined
(4)为了避免由于待评价对象比较多造成yij很小,可以使yij乘以m,这样如果yij接近平均值,也就接近1。
y′ij=yij×m (2)
矩阵Y=(yij)m×n 称为标准化后的矩阵。
2.2 应用熵值法计算权重
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的步骤如下:
(1)对标准化的矩阵Y=(yij)m×n,令
undefined;j=1,2,…,n) (3)
(2)计算指标信息熵值。
undefined
式中,当Pij=0时,规定PijlnPij=0,则有0≤hj≤1。
(3)计算各指标值的变异程度系数dj:
dij=1-hj,(j=1,2,…,n) (5)
(4)计算各指标的加权系数wj:
undefined
故由客观赋权方法得到的权重分配向量W″=(w″1,w″2,…,w″n)T。
3 基于最小二乘的主客观组合赋权
设经主客观赋权优化组合后的权重向量为W=(w1,w2,…,wn)T,由标准化矩阵Y=(yij)m×n,则第i个评价对象的评价值为
undefined
对所有评价对象的所有评价指标而言,主客观赋权下的评价值的偏差应当越小越好。为此建立以下最小二乘法优化组合评价模型[8]。
undefined
求解模型的步骤如下:
做Lagrange函数
undefined
undefined
用矩阵表示为
undefined
其中,A为n×n对角阵,e、W、B均为n×1向量:
undefined
解上面的矩阵方程,得
undefined
4 煤矿自然状况风险评价应用
某矿业集团下属的不同矿区A,B,C,D四个矿井的自然状况原始数据见表1。
由表1知
undefined
利用改进的列和等于1的归一化法对X进行标准化,得标准化后的矩阵
undefined
根据熵值法,由式(3)、(4)、(5)、(6)可确定各指标的客观权重向量为:
W″=(0.198 1,0.239 2,0.145 6,0.216 2,0.200 9)T
而由不同专家参与评价并应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的各指标的主观权重向量为:
W′=(0.2301,0.1339,0.2014,0.2736,0.1610)T
由式(8)、(9)、(10)、(11)可得基于最小二乘的主客观组合赋权向量:
W=(0.2141,0.1864,0.1733,0.2451,0.1811)T
由式(7)计算出煤矿A、B、C、D自然状况综合风险评价值分别为:fA=0.284 2,fB=0.317 9,fC=0.233 3,fD=0.164 5。
即fB>fA>fC>fD,由此知煤矿B的自然状况在4个被评矿井中最好,开采过程中的风险也相对最小,而煤矿D的自然状况则处在相对最差的位置,相应的开采风险也最大。煤矿A、C则介于煤矿B、D之间。
5 结论
(1)指标赋权历来为各学科在作评价时研究的重点,因为指标赋权的客观性、科学性决定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有效性。在原始数据的标准化方面采用了改进的列和等于1的归一化方法,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标准值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原指标值之间的关系。
(2)考虑指标值之间的差异性,使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的结果与煤矿实际情况更接近;进而运用基于最小二乘的主客观组合赋权方法,使反映指标价值量的主观赋权方法与反映指标信息量的客观赋权方法相统一,优化了赋权结果,对煤矿自然状况的评价更趋合理。
鉴于矿井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种赋权方法对煤矿的风险评价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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