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

安吉拉·卡特（共4篇）

安吉拉·卡特 篇1

安吉拉·卡特(1940-1992)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创造力,同时也是极富争议性的英国女作家。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举办关于“二战之后五十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的评选,安吉拉·卡特位居第十[1]。在短暂的一生中,卡特创作了九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包括长篇小说《爱》、《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新夏娃的激情》、《马戏团之夜》、《明智的孩子》等,短篇小说集《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以下简称《染血之室》故事集),短篇小说合集《焚舟纪》等。西方学术界对她的研究主要通过其作品的互文性、哥特风格、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视角。而国内的卡特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未能超越国外的水平[1]。卡特以改写欧洲经典童话、解构父权神话的独创风格著称文坛。以短篇小说集《染血之室》为例:十个故事均源于欧洲经典神话故事集《格林童话》及17世纪法国作家夏尔·佩罗所著《夏尔·佩罗童话集》,而后三个故事《狼人》、《与狼为伴》、《狼女艾丽斯》均改编自这两个故事集中的名篇《小红帽》。在《染血之室》故事集中,卡特在经典童话中加入哥特元素,颠覆了传统童话中英雄救美的老套情节,重新定义了女性之美。卡特作品充分体现了解构主义反权威、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的特点,同时又兼具女权/女性主义批评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因此可以说,卡特既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又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本文试图将这两种文学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卡特“狼人故事”《狼人》、《与狼为伴》中的女性形象重构,希望为卡特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 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

解构主义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倡导的一种反传统思潮。解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衰退于20世纪末。自这一理论确立以来,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哲学、文学、艺术、神学等等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解构主义推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了重言语、轻文字的西方传统,将文字作为语言的本原和原型;解构了传统哲学/文学的二元对立,为了反对“一个本原,一个中心,一种绝对真理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德里达发明了“异延”、“播撒”、“踪迹”表示意义在空间上的“异”和时间上的“延”、意义的漫散及转瞬即逝;解构主义还坚决反对理性是一个亘古如斯的超验结构[2]。

女权主义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至今仍在持续发展。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猛烈的批判;它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它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权主义写作方式[2]。

由于女权主义批评与解构主义几乎出现于同一个时代,二者的相遇不可避免。同时,这两种批评方法在跨领域、反权威、反传统、反理性方面的共同特点,二者又互为补充、互为策略。

2《格林童话》及《夏尔·佩罗童话集》中的“小红帽原型”

《格林童话》是德国民间文学的瑰宝,被誉为“在欧美,凡是关心儿童文学的人,都认为这是一本必读的书”。这本儿童文学经典的背景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担负起拯救、搜集德国民间文学的任务。然而,《格林童话》并非纯粹的德国民间童话,而是深受法国民间童话的影响。其中的名篇《小红帽》就明显源于法国作家夏尔·佩罗所著《夏尔·佩罗童话集》中的同名故事[3]。格林版的《小红帽》保持与佩罗版的《小红帽》大致相同的故事情节,都描述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小红帽”被大灰狼假扮的狼外婆欺骗的故事。但是为了发挥对儿童的教育功能,格林版《小红帽》删掉了佩罗版中儿童不宜的性暗示,并将结局作了迥然不同的改变:从德国童话《狼和七只小羊》里移植过来一个快乐的、惩恶扬善的结局,让小红帽被猎人从狼肚子中救了出来。与格林版相比,佩罗版《小红帽》保留了更多口述版民间故事的传统和精髓。而实际上,研究者发现:《小红帽》故事的源头乃是法国口传民间故事《外婆的故事》[3]。只不过,这个原始版的《小红帽》中,小女孩不叫“小红帽”,那顶深深烙印在人们脑海中鲜艳、可爱的小红帽是佩罗给戴上的。《外婆的故事》保留了口传故事中“小女孩吃外婆的肉、喝外婆的血”的恐怖情节,以及一些粗俗的性暗示,与佩罗故事中“小红帽”被大灰狼吃掉的结局不同,《外婆的故事》中小女孩最后用计逃脱。用原始版、佩罗版、格林版《小红帽》这三个版本比照卡特《狼人》和《与狼为伴》,会发现:卡特“狼人故事”是对经典格林版《小红帽》的颠覆,是原始版和佩罗版《小红帽》的升华;经典童话中可爱、乖巧、听话、纯洁的小天使在卡特笔下变为勇敢、冷静、机智、坦然享受肉体欲望的新女性。下文将分析卡特《狼人》、《与狼为伴》对“小红帽”形象的重构。

3 安吉拉·卡特“狼人故事”中的女性形象重构

卡特“狼人故事”通过改写情节、环境、人物、女孩与狼(狼人)的关系重塑了一个与“小红帽”完全不同的新女性形象。

3.1 情节、环境改写

在这两篇狼人故事中,女孩置身于天寒地冻、阴森恐怖、狼群出没的森林中,但她坚决要冒险去外婆家,最后靠自己的勇敢、智慧和魅力,一步步扭转了险境、化险为夷。这完全颠覆了童话故事“乖孩子要听妈妈话、否则会被大灰狼吃掉”的模式。

3.2 人物形象改写

作为父权文化产物的传统童话,《小红帽》刻画了理想的完美女性:漂亮、可爱、乖巧、听话、天真烂漫;但往往是非不分、容易被坏人欺骗。出于不同的目的,佩罗和格林开出了不同的方子。佩罗告诫年轻女孩:必须听妈妈的话,远离危险的男人,保持贞洁,否则下场很悲惨。格林则告诉孩子:世界还是美好的,女孩子只要漂亮、听话,就会得到帮助。而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卡特,则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天使形象,刻画出勇敢、沉着、敢于反抗、勇于自救的新女性形象。《与狼为伴》中的小女孩甚至推翻了女性的贞操道德观,为了保全生命主动配合狼人,最后她用勇气和智慧征服、改造了狼。

而狼的形象在卡特笔下也发生了改变。格林童话中的大灰狼虽然智商稍高,仍是一头野兽。佩罗笔下的大灰狼变成了危险的男人,利用时髦、迷人的外表勾引年轻女子,造成女孩家破人亡。而卡特给狼赋予了男人的人性,撕下狼凶狠贪婪的外衣、露出其虚弱的内心。

3.3 男女两性关系改写

传统童话中,强壮的男性始终占主导地位对女性进行无情迫害,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只能忍气吞声、被动等待。运气好的女性能等到英雄相救,而运气差的女性无法逃脱羊入虎口的命运。而卡特扭转了传统的男女两性关系:勇敢的女性主动迎战,打败外强中干的男性;智慧的女性则征服和改造了凶狠的男性,重建了一个男女平衡的世界。

4 结束语

卡特终其一生,完成对传统的解构、对男性权威的颠覆。承载传统父权文化的经典童话,成为卡特解构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靶子。对《小红帽》的女性形象解构,是卡特还击男权文化的一场漂亮的战役。而卡特其他故事的解构力量,正等待更进一步的发掘。

参考文献

[1]黄炜芝.安吉拉·卡特的重构童话文本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1.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41.

[3]彭懿.佩罗版《小红帽》与格林版《小红帽》的比较研究[J].中国儿童文化,2015(5).

[4]卡特,安吉拉.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M].严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95-216.

安吉拉·卡特 篇2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 客观性 创新性 巧妙性 文化重塑

引言

安吉拉·卡特的作品一度遭到以帕特丽夏·东克尔[1]、苏珊娜·卡普勒[2]和罗伯特·克拉克[3]为代表的文学评论家的批判，但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因为作者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去表现女性，展现女性文学的魅力。卡特晚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厌女”色彩，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正统的“小女人”以及出身资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以男性的视角抨击了传统文学作品在表现“女性特质”时的狭隘性和局限性。罗伯特·克拉克曾质疑卡特是否又在重复表现当时历史背景下由于权力关系造成的“自我疏离”，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卡特的作品是在展现历史，展现如何通过努力促成历史的变化，而不单单是思考女性所处的现实处境。文章主要从表现主题的客观性和表现手法的创新性两个方面来探讨卡特文学作品的特点，以及这些作品的独特性和创新性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表现主题的客观性

卡特是一位勇敢的唯物论者，是反对专制的“女权”捍卫者，她的作品无论对于女性还是女性文学的发展都极具建设意义。在卡特的作品中，她质疑了遵守道德操守的女性受害者的依附地位，认为应该为女性重新定位，以改变这种受压迫的处境。例如《萨德的女人》[4]中的女主人公朱斯蒂娜在这个可怕的世界上保留着自己的天真和无邪，在卡特看来并不是道德的力量让她坚持这样做，而是她对这个世界所做出的情感上的反应，因为她希望自己的这种做法能得到某种回报。朱斯蒂娜对于“美德”的界定带有明显的女性色彩，因为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禁欲”是评判一个女人好坏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评价一个男人是“坏人”时，会把他与“酒鬼”、“赌徒”、“骗子”这样的词语联系起来，但在人们的眼中玩弄女性的男人不一定就是“坏人”;可是 “坏女人”的评判标准就完全不同了，“坏女人”往往带有“女人在性活动中积极主动”的暗示内容。正因为朱斯蒂娜认可并接受了这种道德体系下对于女人“好坏”的评判标准才拒绝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可当她被迫失身之后，她仍然认为自己是个“好女人”，因为在这个过程她自己没有感受到快乐。卡特这种对女性的定位方法很容易遭到女性读者的反对，但从另外一个方面她又给了我们警醒，使我们认识到以朱斯蒂娜的这种方式反抗现存压迫体系的局限性。同时，卡特对拥有权力的职业女性朱丽叶特也提出了质疑，因为她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而选择了接受专制。苏珊娜·卡普勒认为卡特塑造的以朱丽叶特为代表的女性群体顺从了压制女性的社会体制，无视这种专制的存在。但卡特要向读者表明的是“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自由的女人将会是怪物”。[5]朱丽叶特的成长是从她度过童年生活的修道院开始的，如果说她在那里学会了虔诚与顺从，那么她同时也知道了什么是快乐和理智。修道院的女院长德尔贝恩当初是被迫送往那里的，这样一来她的父母就可以省去嫁妆钱，她的快乐源自于对年轻修女们的训导，从她身上朱丽叶特看到了人性中的邪恶面、道德伦理的相对性以及激进女性主义的表现。人性本恶的理论是萨特式心理的核心，而且如果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改变，这种“恶”的本性就不会改变。而卡普勒却忽视了这种现实，也忽视了卡特对于萨特的最终否定。卡特是以萨特为跳板为女性发出声音，争取權利的，她剖析了“高尚”的受害者、拥有权利的女人以及萨特拒绝承认“性快感”相对于“繁殖后代”的从属地位。卡特的作品与其他女性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她通过激起读者的愤怒和不安，给他们带来思索，正是这种思索会引发新的意识的产生，并带来社会秩序的改变。

二、表现手法上的创新性

卡特作品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表现自我欲望和幻想时的独特方式，这些欲望和幻想不受他人影响，带有强烈的自恋色彩，例如在《烟火》这部作品中男人就被客观化了。“我想，我现在应该还不了解他，因为他是我以前用幻想创造出来的一个物体。他的形象曾经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而且我努力在现实中寻找这张脸，仔细地观察我看到的每一张脸，期待着这张脸的出现——它应该是我喜欢的。所以‘他就是他自己，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一无所知， 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他，他就如同我的艺术作品。”[6]卡特作品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带有自传的色彩，因为她本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及两性关系都极为关注;但在她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一部是对现实的绝对翻版，任何角色都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卡特作品表现的中心思想虽然是连贯的，但每一个故事对于表现唯物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策略上的选择和运用都是经过巧妙安排的，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方法和标准去解读故事传递的意义，而帕特丽夏·东克尔和克拉克在对卡特作品进行分析评论的时候却是遵循着这种一成不变的传统方法。例如帕特丽夏·东克尔认为《血窟》中调琴师的失明和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失明的作用是一样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对男性的“阉割”。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这种固定的理解模式，从新的视角去对卡特的作品进行解读呢？调琴师的失明是故事发展的需要，因为以往的求爱者总是用充满“情色”的眼睛去看新娘，把她当作一个充满诱惑的物体，因此任何一个和他们不一样的求爱者都会被她当作知音，“他”能够理解自己，能像音乐家一样欣赏自己的技艺，但他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所以最后拯救新娘的不是“他”，而是新娘的母亲，但是“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乐器却在演奏着完美和谐的乐曲。”[7]

很多读者会将《新夏娃受难记》中的夏娃当作新型女性的角色典范来解读，而且作品的名字也很容易会使读者联想到《圣经》中的救世主耶稣，但是卡特的这种设计不是对宗教的崇拜和信仰，而是对上帝的亵渎。小说中的被动英雄伊夫林被迫经历了生活中不同阶段的磨练，这些不同的阶段类似“炼金术”中的方法步骤：首先是“熔化”，犹如对未来许下渺茫承诺的黑人涌入喧闹的纽约市;接下来是“漂白”，不同的物质被分离开，就如同Evelyn在纽约经历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最后是“赤化”，小说中，来自捷克的炼金术士指引着读者对作品做出这样的解读。[8]

三、卡特作品的独特性及现实意义

卡特笔下天真无邪的少女不像玛格利特·阿特伍德的故事《蓝胡子的蛋》中的妻子那样，在故事的结局她明明知道丈夫欺骗了自己——他其实是一个心脏外科医生，并且是一个研究女性身体的专家，但她却自欺欺人，因为面对真相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这不仅让故事中的受害者，同样也让读者觉得可怕。而卡特描写的女孩却勇敢、充满好奇心，同时又具有冒险精神，例如在《血窟》中，当女孩去探寻丈夫的密室时，走在长长的、昏暗的走廊里，如同置身于城堡的内脏之中，可她并没有感觉到恐惧，“我仍没有觉得害怕，脖子后面的头发也没有竖起来”。[7]当发现丈夫的秘密后，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寻找逃脱的办法，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厄运的降临，“我心烦意乱，各种逃跑的计划在我的大脑中涌现”。[7]在《血窟》这部作品中，只有第一个故事没有遭到帕特丽夏·东克尔的批判，因为拯救新娘的不是她的哥哥，而是爱她的、坚强不可战胜的母亲。卡特之所以将这个故事放在第一个，并以此作为整本书的题目，或许就是为了使书中的其他故事免遭批判，但事与愿违，帕特丽夏·东克尔还是不遗余力地对她改编的新型童话进行了批判。

结语

卡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从新的视角探讨并反思了女性的生存现状。卡特以反传统的方式为女性发声，无论在表现主题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别出心裁。卡特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客观地表现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却往往是坚强勇敢的，她们敢于和命运抗争，勇于颠覆传统观念中占支配地位的男性对于两性关系的看法。[9]

参考文献

[1]Patricia Ducker. Re-imagining the Fairy Tale： Angela Carters Bloody Chambers [J]. Literature and History X，1984（1）.

[2]Susanne Kapolei. The Pornography of Representation [J]. Polity Press，1986.

[3]Robert Clark. Angela Carters Desire Machine [J]. Womens Studies XIV， 1987（2）.

[4]Angela Carter.The Sardinian Woman： An Exercise in Cultural History [M]. London： Virago，1979.

[5]Angela Carter. The Infernal Desire Machines of Dr Hoffman [M].Harmondsworth： Penguin，1982.

[6]Angela Carter. Fireworks[M].London： Virago Press Ltd，2006.

[7]Angela Carter. The Bloody Chamber[M].Harmondsworth： Penguin，1981.

[8]Angela Carter. The Passion of New Eve[M].London： Virago，1982.

[9]Anne Sexton. Transformations [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安吉拉·卡特 篇3

卡特曾在《虐待狂的女人》中, 借助萨德的描写增强她自身写作中的女性主义主题——反神话支配的女性性权利。她认为, 萨德的色情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 他借助文字来揭露, 而非掩盖, 并表明性关系真实存在于“纯粹专制压抑下的不自由的社会”中。卡特对萨德的兴趣, 来源于他对性在维系社会地位作用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揭露。“由于他[萨德]并非一个宗教人士, 而是与政治相关的, 因此, 他没有把女性性欲看做道德困境, 而是一种政治现实。”同年, 卡特发表了《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其中, 她对传统童话故事的改写毫无意外地试图展示父权控制下的社会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坚不可摧。在她的童话改写中, 卡特向我们描述了这些传统童话伪装下的事实:女性的贞洁被作为统治阶级财产权利的一种象征与保证。

卡特在《师先生的恋曲》中解释了, 原始的浪漫爱情观念所依赖的物质交换体制是有其基础的。她凸显了一个有歧义的句式, 让人搞不清楚被买卖的究竟是美女, 还是玫瑰:“甚至都没剩下足够的钱去给美女买/去买美女, 他的小女孩儿, 他的小宠物, 一支她说她想要的白玫瑰。”白玫瑰, 象征了美女作为商品的社会地位, 而后, 变成了在野兽与美女父亲这两个男性之间私人属品的交换的象征。野兽的房产, 显示着他男权, 是“权利的场所”。就好像美女是他父亲所拥有的“小女孩儿, 小宠物”一样, 野兽也习惯于成为一切美丽、珍贵物品的占有者。卡特着重刻画了一个由男性定义的经济社会的坚不可摧, 美女, 虽然有意识但却毫无能力去反抗自己作为一种交换品的地位:“[…]她留了下来, 面带微笑, 因为父亲希望他这么做”。结尾处, 美女迫切地把自己献给野兽, 就好像她担心自己会被拒绝一样:“如果你愿意留我, 我就永远不离开你。”显然, 卡特已经对美女接受自己附属品的地位这个事实很不耐烦了, 她后来曾经评论道, 原版故事中提到野兽说自己因为美女快要死了, 这简直是“一个道德绑架的广告, 在当时唯一正确的回答应当是‘那么, 死吧。’”但是, 在她自己的改写版本中, 这种反抗并未出现。相反, 我们读到的是师先生对于刚刚获得新宠的沾沾自喜:“你知道吗?[…]我想今天我或许可以吃下一点早餐, 美女, 如果你愿意陪我吃的话。”卡特通过对比故事中, 男 (师先生与美女的父亲) ——女 (美女) 两性间心理行为的反差, 来达到充分展现男权社会下, 男性对于女性的极度占有与不屑。女性, 就像是物品一样, 被占有, 又会随时被交换。

而在卡特的第二个改写版本《老虎的新娘》中, 她给予美女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表达女性性欲的叙述模式。首先, 卡特把在第一个故事中美女自愿为深爱着的父亲牺牲自己一切, 改写为一个幼稚的自大狂父亲因贪图享乐而把自己的妻女输掉的故事。

在《师先生的恋曲》中已经被清晰勾画的那种女性商品化的价值观, 在《老虎的新娘》中又一次被强调。不同的是, 这则故事中的美女得到了话语权, 却也突出了女性存在于父权社会下的困境:“有些女人迫于环境必须一声不吭旁观愚行, 她们特有的愤恨犬儒便是此刻我的心情。”在第一则故事中象征着商品的白玫瑰, 在这里却被美女轻蔑地退还给了父亲。当野兽要求美女脱衣的时候, 她拒绝替父还债并屈服于野兽充满色情的注视当中, 这样的注视在美女看来只会让自己客观化, 他者化。然而, 就如同美女不再是原型中的美女, 野兽也不再代表原型中的野兽。他也不再是一个有着狮子外形的男人, 而是一只戴着精雕细刻男人面具的老虎, 如同他的身份也是人工制造的一般。美女只不过是他幻想中的罢了。既然二人都被父权社会排除在外,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脱离了性关系完全由男性表达并掌控的男权社会。最终, 老虎第一个脱下了衣服, 并允许并要求美女也这样做。这一举动, 不是将自己的所属品他者化, 而是要让对方了解“[…]他不承认任何不是双向的合约。”正是被老虎这种克制的兽性也感动, 美女最终展现了自己的身体, 并且使自己完成了“女人的自然肉体”的转变。在故事的结尾, 野兽舔去美女的皮肤, 露出了美丽的兽皮。这里, 并非是男性充满贪婪地企图占有女性, 相反, 美女流露了对自身性欲的渴望。她把一个机械的娃娃丢给父亲, 说“我会给她穿上我的衣服, 上紧发条, 送她回去扮演我父亲的女儿”至此, 美女已经成功完成从被交换物品到一个独立个体的转变。

卡特通过对《美女与野兽》这则传统童话的两次改写, 成功地把传统故事传达的女性理应在一个男权社会中甘于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的理念进行结构, 强化了女性他者化的形象。并在第二则改写中对这一现象加以重构, 使读者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女性必须通过反抗来争取自己较之男性平等的地位。

参考文献

[1]Carter, Angela.The Sadeian Woman.1979;London:Virago.

[2]Carter, Angela.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1979;rpt.London:Vintage, 1995.

安吉拉·卡特 篇4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文化重塑,女性文学,创新性

前言:

在文学各类别作品中,都体现着作者的理念,而且也会对当时的社会予以反映,那么对女性主义来说,是女人们为了自己争取权利的一次战争,在文艺方面来说,形成了女性文学,安吉拉的作品最能体现,但却和其他人的作品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因为安吉拉的作品中有很多正常“异类”语言和故事内容,还因为她的作品是对文化的再次塑造,对女性文学予以大程度创新,值得人们去思考。

一、安吉拉的简要介绍

安吉拉,1940年出生在英国,1992年去世,是著名的作家,她的作品与其他人的作品不同,风格非常多元,或是虚幻、神秘的故事,或是暗黑故事、体现女性主义,也有将这些都揉在一起的作品,主要的代表作品有《英雄与恶徒》、《明智的孩子》、《爱》等。

二、安吉拉作品中文化重塑和女性文学两方面的创新叙述

从整体上来说,安吉拉作品的特点就是对女性文学予以创新,并将文化进行重新塑造,她从一个新方向来描写女性,拓展了女性文学的内容,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但是安吉拉去世之前编写的作品,开始强调“普通”女人,对富贵人家的女性予以了批评,又一次对女性文学进行了创新,对于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准确把握女性文学的真正内容,对学习国外文学也可以予以推进[1]。具体的内容主要包括下面两个方面:

(一)安吉拉的作品将内容都变得更加自然

第一,安吉拉强调唯物主义,反对女性没有地位的情况,这在她生活的时间阶段,这是一种“违法”的做法,而安吉拉将自己的理念,都用一个又一个的作品来表现,从而作品的内容都是非常自然的,将实际情况写进书中,并没有主观的想象,这对女性主义理念予以了推进,在她的作品中,将保留传统品德的女性受到残害的情况写下了,并对其予以批评,强调人们应该重新对女人进行判断,认为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权利,不能用所谓的“习惯”来评价她们,比如安吉拉的作品“《萨德的女人》”之中有一个女人角色Justine de Sade,她生活的非常淳朴,自然、不做作,安吉拉在书中表示Justine de Sade就应该这样生活,坚守着传统品德,虽然Justine de Sade被他人强行占有,发生了性关系,但是她自己说自己并不是个放荡、纵欲的女人,因为放荡、纵欲的女人是主动的一方,并且非常兴奋,第二,是安吉拉作家的这个想法,对于原有的文化来说,是一次重新的塑造,因为原有的文化,认为除了结婚之后,只要女人和男人发生了关系,包括强奸,一定会被别人唾弃,甚至受到死刑的处罚,这种想法长时间存在,使得人们认为那就是“正确的”,并没有考虑到女性是否属于被害的角色,而安吉拉作者恰恰将Justine de Sade写成一个好女孩儿的形象,从女性文学的层面来说,安吉拉的作品中并不是全面对一件事、一个人进行批评或者是表扬[2]。

(二)安吉拉作品写作方法的创新

安吉拉的作品对文化进行重新塑造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写作方法的创新:在写作方法上,安吉拉总是喜欢写出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欲”和想象,这些想法不会因为他人而改变,可以说在一些作品中,安吉拉的想法非常的自我陶醉,她认为每一个角色、故事中的城市、街道等,都是在自己心中存在过的,这应该就是正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事物,所以安吉拉的作品中,虽然内容非常自然,但是并不是全部真实存在的,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有时候虚幻,有时候神秘,用这样的方法来表现“女性主义”,具有创新性[3]。安吉拉的作品是对文化的重新塑造,在女性文学方面进行了创新,这个创新,具有重要的正面作用,用不同的女性角色,表现女人应该有自己的权利,不应该受到他人所谓“习惯”的指指点点,而且还强调女人需要具有勇者之心,遇到艰难的事情,勇敢闯荡,而不是哭哭啼啼地哀叹,这正是重塑文化方面的一个体现。

结论:

总之,安吉拉的作品中,用不同的女性角色对女性文学予以了推进,具有重要的正面作用,研究和学习女性主义、国外文学的发展等相应人员一定要仔细思考,把握安吉拉与其他作家不同之处,在她的作品中寻找作为女人应该坚持、果敢的内容,为了自己而过上圆满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厉婉露.叙述女性意识——安吉拉·卡特《马戏团之夜》的叙事声音与叙事聚焦解读[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12:89-91.

[2]林鸿.一曲女性觉醒与解放的颂歌——从两组女性形象析安吉拉·卡特《与狼为伴》中的女权思想[J].巢湖学院学报,2015,01:144-147+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