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家

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家（精选5篇）

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家 篇1

摘要：“穷人经济学”的居住权的实质,就是关于住房的制度安排,能否取得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基于“居住权是基本人权”和“居住权又是穷人的生存权”的命题,必须解决好穷人的居住的生存问题。既不“经济”又不“适用”的经济适用房并不具备“穷人经济学”应有的道德关怀,应着力构建真正适于并服务于穷人的廉租房机制。

关键词：穷人经济学,居住权,人权,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一、从权利的贫困到居住权利的贫困是“穷人经济学”中的中国现实话语

中国以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9.7%的增长,跃升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然而财富的快速累加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的加剧。在越过人均GDP1 000美元的关键性门槛,转入全面小康建设的转型阶段。[1]十七大关于GDP增长实现由“总量”向“人均”根本转变的宣示,其深刻意义在于:要让所有民众更多更好地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既是古代思想家荀子的“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的朴素思想的现代版的科学再现,又正是“穷人经济学”之于中国的现实话语。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基于农业发展引出的“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这一著名学说。实质就是关于“由穷变富的经济学”,它引发了对于穷富的生成机制、效应、运行规则及其成因的审慎思考。

同时,在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下,“穷人经济学”得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式的有效体现:“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当下利益博弈时代,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博弈构成主线,其表征是富与穷之间的斗争,其实质则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贫困大多不主要是收入贫困或能力贫困,而主要是因为权利贫困———公民利益的被剥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权利的被剥夺;公民权利的被剥夺招致机会的丧失,从而限于相对的或绝对的贫困。这里,公权力是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的总括,是一种支配力或影响力;与之相对应的是私权利,它涵盖了一切不为法律明文禁止的个人行为和私人领域。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即无权利便无权力;国家权力又是私权利的后盾,即无权力的保障便无从享受权利,这是基于权利作为人们相互间的认可和承诺具有的脆弱性,容易受到外界的侵害;公私两权既此消彼长,又相依共生。

因此,“穷人经济学”之于中国从移植到根植的成功实践,要受制于包括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在内的诸权利改善的约束。其警示是:为这些弱势群体疏通恰当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或建立非制度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较好方式,应“双管齐下”———政府自身的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形成,构建有效的利益博弈机制,以理智地将财富的差别尤其是造成这种差别的规则确定在穷人不至于与富人决裂的限度内,从而奠定有序或和谐社会的民意基础。这样,从制度层面增加利己行为的成本,提高服务他人的收益,并提供一种公共选择机制,借以传达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监督政策制定执行的公正性十分必要。“穷人经济学”的居住权的实质,就是关于住房的制度安排,能否取得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

二、“居住权是基本人权”对于穷人的生存权意义

人权是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其核心价值在于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人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则是这一核心价值的必然体现;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正是由人权的这种普遍性和平等性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

纵观西方人权发展的三个阶段(三代)———自由权本位时期、生存权本位时期和发展权本位时期,第一代人权保障的是一般公民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反映了公民与政府的矛盾;第二代人权在给予弱势群体以更多的权利保障关注的背后,是社会强者与弱者的矛盾;第三代人权则呼吁给予人在“人—自然—社会”复合环境中的生态权利保障,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地,只有当生存权成为人权,才会有保护弱者的呼声;也只有“住房是人类生存之必需”成为共识,才有住房保障之说。因而生存权作为一种弱势群体的保障权,其成立意味着国家或社会积极义务的设立。《世界人权宣言》及人权两公约等,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显然,在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转型阶段,维护弱势人群的基本人权应成为人权建设的首要任务;其主要内容当然是维护弱势人群的生存权;而将弱势人群的生存权化作“应有权利※法律权利※实有权利”渐进过程,基本前提则是使其获得与强势群体同等的获取住房等基本资源的机会———这正是“穷人经济学”的居住权的中国语境。

居住权,顾名思义,是公民享有的居住权利;追溯其法律意义,居住权最早诞生于罗马法中,是作为与地役权相对应的一种人役权而出现的。简言之,居住权在民法上最初是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而设立的,是基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而设立的人役权。笔者的居住权是指基于人之为人的权利而享有的满足其最低层次生活需要的居住和收益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首先,在“居住权是基本人权”的命题下,从应然的角度看,任何人(富人和穷人)都无一例外地享有居住权,这已得到《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的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的印证。但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住房对于不同的阶层、群体、个人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其次,在“居住权又是穷人的生存权”(这里及下述的穷人指绝对贫困者)的命题下,从实然的角度看,居住权并不主要是为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和已有充分住房的阶层提出的权利,而主要是为社会的低收入阶层,尤其是为那些依据自己的收入或凭借自己的努力仍然难以解决适当住宅的阶层提出的权利。对于穷人来讲,解决其“原生态”的民生问题,远比“画饼充饥式”的精神会餐现实又紧迫[2]———住自然是其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以上阐述的基本意义是:政府和社会应该对低收入者提供住房的保障,从而使居住权这个对他们是应然的权利转化为实然的权利。当然,其间还有一个法定的权利确立并实施的过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以及联合国《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第一条等,都同样表达了关于居住权的基本精神。西方大多数国家也通过高位阶的法律明确保障居住权,如美国的《住房法》、《住房贷款法》、《住房再贷款法》,新加坡的《新加坡建屋与发展法令》、《建屋局法》、《特别物产法》。我国目前还缺乏关于居住权以及居民住宅的有关法律,这与“和谐中国”建设要积极稳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宅问题的目标与要求不相适应。

因此,现代文明的国家政权,建立一种托底机制,切实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既是其政治任务,又是其法律义务。但也应明确,所谓“托底”,即政府作为和不作为的边界在于,是使“居者有屋住”,而不是“居者有其屋”。

三、经济适用房的变异、回归与扩展

据上分析,采用“供应冲击型”政策,即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地、集中供应以经济适用房(下称经适房)和廉租房为代表的保障型住房的行动,既能给畸高的商品房价以“致命一击”,又可理顺房地产的供应结构,不失为一种保证低收入人群安居乐业的较好选择。经适房制度起始于1994年住房制度改革,在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内急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政策考虑下,其在1998年被国务院第23号文确立为住房供应体系的主体;而在2003年的国务院第18号文的“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的政策指引下,房地产业进一步确立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后,经适房则被定义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房”。经适房的这种兼具公共性和商品性的“双栖”定位,为后来的变异,即其初有的公共性逐步为商品性所取代,埋下了伏笔。在所谓“城市经营”的理念下,在经济的房地产化、房地产化的市场化的双重挤压下,已成为市场博弈重要主体的地方政府,其理性选择就不言自明;况且,权钱交易的坏市场经济模式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而一个不充分竞争的市场与贫富差别过大的社会,又不会自动形成均衡价格与健康的梯度消费。于是,经适房的最大的“适用”之处,就在于可以以“经济”之名行“不经济”之实。好在2007年8月出台的国务院第24号文,实现了经适房作为政策性住房性质的回归。

实践证明,既不“经济”又不“适用”的经适房,既已偏离了本应涵盖穷人的这一目标供应群,如果再大规模供应之,其直接后果不是正本清源,而是火上浇油———提高了其脱离穷人目标群体的偏离度。与其堵之,不如疏之———索性将其目标供应群扩展至中产阶层。经适房从早期的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到后来变异为低收入甚至最低收入的“穷人的专利”,再到24号文以供应低收入人群而衔接廉租房的定位[3],最后到温总理新近在新加坡发出的“经适房要面向中产阶级”的重要信号,其供应目标群经历的这种演化过程表明,实现目标位的上移已不可逆转。中产阶层对商品房追求的有心无力而生成的拚凑型购买力(如大额房贷)对其收入流造成了严重的紧张感。这些衍生出的“房奴”,已凸显其家庭潜在的“破产”危机。鉴于此,将这一阶层纳入大规模的经适房计划内,既可大大分流商品房的购买人群和购买力,又可通过平抑商品房价,“变相”为廉租房体系建设出力。毕竟,商品房价的下跌引发的其它系列商品的连锁反应,会对穷人构成显性的或隐性的利好。

看来,经适房供应目标群的上述扩展与提升,离穷人是越来越远了。其实,将穷人的居住权问题,系于并不具备“穷人经济学”应有的道德关怀的经适房的解决,终归是不现实的。

四、构建真正适于并服务于穷人的廉租房机制

为穷人“量身定做”的住房应该是廉租房。遗憾的是,在过往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中,地方政府对此并无兴趣。2007年上半年,全国仍有70多个地级市仍未建立廉租房制可见一斑。24号文在确立新的“政府+市场”的双轨模式下,历史性地将廉租房提到了前台,凸现了解决穷人居住问题的紧迫性。特别一提的是,廉租房的供应目标群从“最低收入”到“低收入”的定位转变,既彰显了政府日渐增长的财力,又可能会造成廉租房真正瞄准穷人的难度。因为目标范围的扩大,会无形中造成靶心的游离和分散,从而增加了对其中某一特定目标瞄准的困难。

看来,在确立廉租房仍为瞄准穷人的主选的政策基调下,构建真正适于并服务于穷人的机制特别是甄别、核准和退出机制是关键。甄别、核准机制的建立,在于构建一个严格的人口收入评估机制,以辨别分享廉租房这一公共福利的身份,从而实现精确的和公正的管理。在香港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由于有严格的收入认证体系,通过纳税、申报以及银行联保等,政府可以方便地进行身份认证,以有效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难题。由于我国的信用文化的沦落、个人征信系统建设的长期滞后等原因,个人或家庭身份和收入的识别仍然是重大瓶颈,其主要表现是:其一,难以科学、合理、动态地确定并计算对应于廉租房的家庭收入线量化标准。目前的划线标准都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的,其巨大差异性和动态性是在适应地方实际的表象下,驱使穷人不断向低收入者评估标准升高的地方流动,造成这些地区的住房矛盾愈益紧张,从而不利于全国性的发展平衡。其二,难以建立严格的资格审查、登记及征询、公示制度。国外成熟的做法,大多是单独设置专门的保障型住房的管理部门[4],而我国却缺位。这使廉租房的整体功能被各自为阵的部门肢解。应通过一个统一组织的资源整合,形成合理分工的格局。原则上,应建立应保对象的专门档案,并动态跟踪其相关信息;初定后的保障对象名单应向社会公告,以征询意见。关于退出机制,要建立复审制度,每隔一定时间对原保障对象进行重新认定,只有符合条件的方可继续享受廉租型住房。当有原保障对象脱贫脱困后,应有一种激励加约束的机制,引导或要求其搬出,以让更需“雪中送炭”的人入住。

总之,廉租房问题的本质,是政府究竟将以多少资源用于买不起经适房的弱势人群的问题。这个公共选择问题理应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听证会或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等公共程序,寻求一套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叶檀.2007:经济政策与民意全面对接[J].南风窗,2007(3下):24-25.

[2]李学举.关注民生,发展民主,服务社会[J].新华文摘,2007(16):37-38.

[3]唐学鹏.24号文奠定了房产市场“分轨模式”[N].21世纪经济报道,2007-08-29(3).

[4]贾康.中国住房制度改革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212-214.

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家 篇2

目前正在兴起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分享经济，呈现出百花齐放、多种模式并存的新格局。当别人给你一个财富信息的时候，先不必怀疑别人是不是要赚你钱？别人或许是看中你的人品，或许是想帮你，或许是想让你和他一起完成梦想。聪明人是不会拒绝别人给他的任何一个财富信息，或许别人一个不经意的信息会成就你后半辈子的财富。如今的年代是资源共享，财富共赢，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珍惜心里有你的人，拥有开放型思维很重要。

现在国家提倡分享经济，可分享经济采用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传销大都借用过，大部分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导致在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用户缺乏信任度是一大痛点。但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机会？国家一种新政策的出现，就是要叫一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如何让更多弱势群体参与到分享经济中来？你做到了，你离成功就不远了。

一个产品如果创出了知名度，就会有冒牌出现，最终受伤害的是生产商和消费者。换句话说，经济活动已进入终端，谁能拥有并锁定消费者，谁就能赚钱!现在，每一个做生意的人都在想着这件事：如何拥有并锁定消费者?正如马 化 腾在一次互联网大会上分享：当你的用户群足够大时，你的业务模式不再是问题。也就是说：你拥有的消费者群体足够大时，你卖任何产品都赚钱，前提是这个产品是不损害消费者!可见，在眼下的信息经济时代，经济活动将以消费者为核心，消费商也将成为时代的宠儿！

什么是消费商?即经营消费和消费群的商业人士。一直以来只有经营者赚钱，消费者花钱，如果消费者也想赚钱，想参与商业利润的分配！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时代发展到今天，消费者终于进入革命式变化时代，消费者终于也可以参与商品利润的分配了。只需要改变一下思维，做资源的整合者，找到更多优惠的消费渠道，找到更多迷茫的消费者，就可以做一个消费商成就自己的经营梦想！消费商的概念在中国才刚刚推出，在国外有一个相似的概念，翻译到中国叫“生产消费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消费商的特点消费商首先也是一个商业主体，作为一个全新的商业主体，一定有着他独特之处。

1、消费商是全新的机会营销主义，他给予别人的不仅是产品而且还是机会。

2、消费商主导的是“花本来就该花的钱，赚本来赚不到的钱”，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利润分 配规则。

3、消费商不需要大投资，没有员工也不需要管理，是零风险的一个商业主体。

4、消费商只是在做一种（省钱 赚钱）机会的传播者，不负责具体的经营是最佳的财富自由的经营者。

5、消费商是一个最轻资产的商业模式。

6、消费商可以是第一职业，也可以是第二职业。

7、消费商带来的是一种消费革命，让消费者也参与了利润分配，让更多人成为消费商，分配更加合理。

8、消费商将成为销售的关键主体，优越与原来的店铺，是互联网时代的最佳互补。

蔡昉：“穷人经济学家”掬尽心智 篇3

一个寒冷的上午，蔡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参谋部”接受了记者的专访。采访结束之时，一束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让人感受到缕缕春天的气息……

深层透视“人口红利”

近年来，蔡昉及其研究团队所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户籍制度改革分类实施”等政策建议都已经写入了中央文件。从预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开始，蔡昉就在寻找解决办法，他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应该慢慢放开生二胎。”早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蔡昉的这番表态与呼吁就引起了广泛关注。6年后，“单独两孩”政策终于写入了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开始改变亿万中国家庭的结构。

“即使开放了‘单独两孩’，劳动力人口仍然将下降。”蔡昉说，全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消失了，未来人口数量少、人口结构失调，才是中国发展的大障碍。蔡昉表示，只有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即通过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条件，才能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

2014年底，蔡昉表示，我国应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以应对潜在增长率低带来的挑战。蔡昉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在执行之初就被认为是“一代人的政策”，然而多年来政府和学术界一直对何时放开生育政策，以及放松生育政策后是否引起人口激增、中国的TFR（总和生育率）是否会迅速上升等问题有所担心。蔡昉说，中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逐渐消失，即使执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虽然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并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增长效应，但是从长期来看将有利于实现合理的人口结构，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从而能够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必须认识到，虽然人口生育政策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但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蔡昉说，随着经济发展，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乃大势所趋，不能指望有明显的逆转，但人口生育政策越早调整，其所产生的效果就越明显。

同时，蔡昉在调查中发现，随着年龄越长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低——对于城市困难人群而言，他们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并不受到就业市场的欢迎。蔡昉提出，目前不是延迟退休的好时机，否则会把这个群体推向脆弱的地步。“要通过培训使得他们的技能更新换代，提高就业能力，要把他们作为主要对象纳入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和公共就业服务。”

蔡昉认为，进入新常态后的经济增长，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教育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更为紧迫的任务。“目前我国成年人受教育年限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主要表现在基础教育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较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完成率低;农村青少年义务教育后升学率低，从而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低;由于历史原因，现有职工队伍中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等等。只有通过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教育的均等化程度、推动普及高等教育和加强职工培训的有效性，才能显著提高整体人力资本，通过人才红利支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

蔡昉强调，提高生产率有着无限的空间。从经济整体看，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在我国以往的高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的转移。虽然今后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改善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更多的资源配置效率将来自于企业间的优胜劣汰，即有竞争力的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甚至退出市场。因此，对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抓手不是代替企业去选择投资方向和经营策略，而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创造公平而充分的竞争环境，同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推动企业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要发生的，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成为一个自然过程。蔡昉认为，现存的一些体制机制因素，仍然阻碍着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旨在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的改革，可以从多方面挖掘潜力，提高潜在增长率。根据测算，如果户籍、教育、生育以及市场环境等重要领域改革能够全面推进，综合的改革红利可以提高近2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

“穷人经济学家”眼中的“新常态”

蔡昉是国家“五年规划”专家组成员，参与了有关工作。他说：“不管你是不是专家组成员，其实你作为社科院的主要部门之一都应该为国家决策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承担一些课题。”作为专家组成员，每次接到任务，他总是乐此不疲，积极参与讨论，发表个人及所在集体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关人口与就业政策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方面踊跃建言。

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主动适应新常态要求不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不以GDP论英雄。蔡昉说，理性确立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有助于在观念上适应新常态，做到认识到位、方法对路和工作得力。他认为，确立增长目标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对未来GDP增长率做出预测，而认识不同决定了预测方法的差异，通常会导致大相径庭的预测结果。

在没有发生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情况下，简单的外推法，即用过去的增长预测今后的增长速度，常常可以准确地预见未来的经济走势。然而，一旦发展阶段发生变化，则一系列影响增长速度的参数也就改变了，依靠简单外推就无法做出准确的增长预测。近来一些经济学家尝试把发展阶段的因素纳入预测方法，即所谓“趋同法”，认为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收入水平相对低的国家应该比收入水平相对高的国家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按照这个逻辑，目前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0%出头，相当于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水平、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水平。由于这些国家在达到类似发展水平后继续保持了大约20年的高增长，所以这类预测断言，我国仍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蔡昉说，作为一种对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和预期，根据这种方法做出的预测有其参考价值，但是，这种预测不能告诉人们预测结果中所包含的“潜力”因素是什么以及如何挖掘。因此，其预测结果常常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这样的增长速度可以无条件达到。

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家 篇4

中国面向市场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是在制度变迁还是在经济绩效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大大改善了穷人的生存状况。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4年的2.8%。在此过程中,我国不仅仅是依靠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人口,政府在制度创新和公共政策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公共支出每年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支持各项制度,在城镇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基本建立起义务教育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对贫困人口实行救济。然而,诸多研究显示,近十几年来我国穷人的处境开始恶化。GDP增长速度在20世纪80年代带来了贫困的迅速减少,使得数亿人脱离了贫困,但在最近的10年里尽管人均实际GDP保持了高速增长,减贫的速度却在下降,在有些年份贫困甚至有所回升(Ravallion and Chen,2004)。森认为,“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消除贫困方面比现在要更为明显……然而,中国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尽管还是很明显,但已经相对减弱了”(Sen,2003)。许多经济学者的实证结果都支持了这一论断。1990年代以来,城市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3.2倍扩大到8.4倍;农村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由6.67倍扩大到7.33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也由2.2:1上升到3.2:1(马晓河,2006);1990-1999年间,最穷的1%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增长率只有3%,而最富的1%人口的年均收入增长率却达到12%(陈绍华、王燕,2001);城市的收入不平等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在农村地区,收入分配在90年代末期出现了明显恶化(万广华、张茵,2006);1985年至200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效地减少了贫困,但同时收入不均等状况也恶化了,这限制了经济增长带给贫困人口的潜在福利,也降低了增长减少贫困的效果,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林伯强,2003)。

中国的实践再一次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惠及所有人,经济增长也可能使穷人的相对状况变坏。对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以边际调整来实现的和谐的、累积的过程,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益一般会通过纵向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和横向的“扩散效应”(diffusion effect)自动地、逐步地分配到社会所有阶层、所有人群,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对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Adelman(1974,1975,1978)在分析发展中国家50年代、60年代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就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并没有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那样产生“向下涓滴”(trickle-down)效应,占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大众的收入状况并没有随着GDP增长和工业化而得到改善,相反,倒是出现了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向上涓敛”(trickle-up)效应。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特别是穷人收入状况的改善,并不是自动实现的。人类经济系统中有两类因素对收入分配起决定作用:第一类因素涉及经济的基本方面(如生产函数、资源禀赋、需求模式等),对第一轮收入分配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类因素(如制度等)则对第一轮收入分配施加影响,使之适应那些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社会集团的目的。其中,第二类因素的收入分配效应非常突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们甚至足以抵消用第一类因素的分配效应(Adelman&Robinson,1978)。因此,制度的作用尤其重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Myrdal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在许多贫困的国家中,内在的封建性和其他不平等制度,以及剥夺穷人谋求致富机会的强权结构,会使导向不平等状态的自然过程不断继续和扩大”。因此,由经济增长而提高的国民收入不可能自然地、均等地普及到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以缩小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相反,经济的不均衡必然伴随着分配不均,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Myrdal,1956,1957)。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因为制度会影响资本获得性,会产生不同的技术进步结果,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会造成人口迁移的收益差异、优越工作的进入障碍(Sen,2001)。于是,制度也不再是游离于发展之外的既定因素,而是赋予并保障个人的选择权利,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国内一些经济学者运用中国的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进行了检验,也得到类似的结论。胡鞍钢等(2006)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加和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性的。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如果经济增长不是建立在良好的制度环境基础之上的话,则很容易产生各类市场扭曲、投资低效率和腐败盛行,广大社会公众特别是贫困人口参与市场活动及社会政治决策的能力与机会的被剥夺。还有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地惠及穷人,不能自动地改善分配状况,经济增长只能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调整公共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建立起联结的纽带和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创造条件使必要条件转化为充分条件(胡兵等,2007)。

由此,经济学家将分析的视角转向了如何构建合理的制度与公共政策,使穷人更多的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贫困弱化了低收入者的可行能力,反过来,低可行能力又限制了他们实现自己的“自由”。必须要迅速、全面采取反贫困的制度和公共政策,给贫困阶层以“脱贫致富”的可行能力,以免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和危机(李正彪,2003)。叶普万(2005)认为,要使经济增长和减贫沿着正向轨迹演进,应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上考量,如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度以及国有化水平等制度变量,将经济增长和推进贫困地区的制度变迁有机结合起来;并且在经济增长模式和公共政策的选择上,将实行就业优先和改善社会公共服务(教育、卫生和通讯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既能给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又能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的双重目的。由以上分析可知,政府和社会对穷人的帮助不仅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维护社会稳定,而且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如何从公共财政里分配足够的资源去支持穷人就显得十分必要。

许多学者认为,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我国1990年代以来穷人处境相对恶化的情况,其中作为公共政策重要内容的公共支出则是导致穷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收益相对降低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公共支出的主要问题是增长速度过慢和公平性较差。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3.9万亿元,公共支出超过4万亿元,但是教育、医疗卫生、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曹景林,2006)。除了公共支出增长速度过慢,公共支出的二元结构还决定了其显失公平。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政策严重向城市倾斜,有利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之间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劳动力流动性的机会依然不公平或者变得更加不公平(胡鞍钢,2005)。在卫生领域,占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医疗保障服务,占总人口85%的农村人口享用着不到1/3的卫生医疗保障服务。我国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用38.3元,而农村只有9.9元,农村医疗投入只占总投入的16%左右。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卢周来,2007)。在教育领域,以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来看,1990年农村预算内生均教育事业经费为82.8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05元)低20%左右,农村生均教育公用经费为9.27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4.93元)低40%左右(靳卫东,2006)。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4年本科最少花费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

如上所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分析,因此本文不打算对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制度与公共政策进行全面论述,我们主要着眼于二元结构条件下公共支出的分配问题,即如何将公共支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才能使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同时又保证非穷人的利益。

二、公共支出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市场的初次分配可以解决效率问题,而政府的再次分配则解决公平问题。那么,公共财政的增长是不是自然而然地进行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作为收入再分配与公共政策的具体制度安排,公共支出的结构及流向是我们判断经济增长是不是有利于穷人的重要指标。公共支出是否有利于穷人取决于基础性制度及由其决定的次级制度,后者只是具体的分配制度安排,而前者则涉及到分配制度的基本制度环境。

1. 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形成

经济增长是有利于少数人还是有利于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宪政秩序。在发展中国家,宪政秩序滞后成为普遍的现象。宪政是一种决定其他次级制度的基础性制度,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过渡即宪政转轨,决定了后发展国家的制度变迁方向,从而对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重建收入分配格局、实现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的转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国家最终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并不仅仅取决于采取何种分配制度,更主要地是取决于宪政秩序。宪政是制度中的重中之重。它是生成制度的制度,是规则的规则,是原制度,原规则。所以,当宪政出现问题时,它对社会的损害远甚于次级制度。

只有在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宪政秩序基础上,我们才能在建立有利于穷人增长的次级制度安排。制度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对制度安排的影响是股强大的力量,这就有可能导致制度的非中性。任何一项制度,都会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建立制度的过程就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而任何一方都有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别人利益之上从而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冲动。所以,要建立起一套好的制度,就必须要使得各方利益在博弈的过程中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互相制衡,不能使其中一方的利益凌驾于别方的利益之上,也就是要限制特权、直到取消特权。

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于是出现了强势利益集团掌控公共辩论、主导公共政策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公共支出的二元结构,其根本性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广大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以及进行意见表达的机制(胡鞍钢,2005)。以医疗改革为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曾愤怒的指出(卢周来,2007),“仅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看,就决定了中国选择的制度一定是一个坏制度。看看决策谈判桌上都有什么人:有财政部门的代表,他们说财政负担太重,必须减轻财政负担,降低投入;有企业代表,他们说企业的负担也太重,必须减轻负担,减少支出;有医院代表,他们说必须维持收支平衡。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消费者却没有代表。这种谈判、博弈的结果,就一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因此如何让“弱势利益集团”在政府的决策中也有自己的“话语权”是使穷人在经济增长中受益的基本条件。在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和制约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有利于穷人能力提高的制度安排,如有利于提高穷人可行能力的人力资本及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有利于提高穷人收入的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劳工政策等。在不能制约利益集团和国家权力的情况下,任何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制度安排都是很难形成的。

2. 制度与公共政策如何改善穷人的利益

有利于穷人增长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应该具备扩展穷人的自由和可行能力的特征。森(2001)以人为中心,认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自由”是在“实质的”(substantive)意义上定义的,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

森认为贫困可以用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来合理识别。尽管低收入与可行能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因此,提高人的可行能力一般也就会增强人的生产力和反贫困的能力。收入的不平等、性别歧视、医疗保健和公共教育设施的匮乏、高生育率、失业乃至家庭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均、政府公共政策的取向不同等等因素都会严重弱化甚至剥夺人的可行能力。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政府制定有利于穷人的制度与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公共支出应该合理配置资源,例如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使穷人从中受益、改善穷人的卫生医疗条件、增加对穷人的社会保障水平等,从而提高穷人的可行能力。森认为,公平分配国民教育资源,使全体国民具有享受教育的均等权利,尽可能保证人与人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平等,是矫正各种社会不平等的基础条件,是减少贫困、促进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3. 公共支出的合理结构分析

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穷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判定标准。Kakwani和Pernia(2003)、Ravallion和Chen(2003)以及Son(2004)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判定标准(Jan Priewe and Hansjorg Herr,2006)。这些标准可归纳为两类:一是相对标准,如果穷人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全社会或富人的增长率,则这种增长就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二是绝对标准,严格的绝对标准要求穷人的绝对收入的增长超过全社会(或非穷人)的平均水平,考虑到穷人和非穷人收入水平在初期的差距,这意味着穷人收入增长率要高出后者许多,实际上很难达到。绝对标准的定义却非常宽泛,认为贫困的缓解根本上取决于穷人的收入增长,而与非穷人的收入变化无关。因此,只要穷人的收入增长率大于零,这种增长就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即使社会平均或非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更高(因而事实上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了)。

笔者通过采用相对标准来判定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穷人,即用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是否超过非穷人(或称为富人,下同)。一方面是因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绝对收入减少不具有代表性,衡量穷人与非穷人增长率之间的相对关系更有实际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大多采用这一标准,有利于我们以后进行国际比较。

如上所述,公共支出对提高穷人的可行能力有积极的作用,其合理的结构是既能提高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使穷人的收入增长率超过富人,又能使富人的收入增长率不低于某一目标值,从而保证公共支出不至于以牺牲全社会的经济增长来偏袒穷人。

三、模型

1. 假设

(1)两部门经济:城市现代部门与农村传统部门;两类劳动力:富人(非穷人)和穷人,其中富人在城市现代部门就业、穷人在农村传统部门就业。设传统部门人均收入为y1,人数为n1,则穷人初始总收入为Y1=n1·y1。

(2)现代部门的人均收入水平y2高于传统部门的y1,则富人初始总收入为Y2=n2·y2。

(3)人均收入取决于可行能力E且正相关,可行能力E取决于政府公共支出存量K且正相关,公共支出量为I,面向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I、K均为外生变量。

设y1=k.E1,E1=θK1,其中k、θ为取值于(0,1)内的参数,

公共支出发生后,K1'=K1+"I,E1'=δK1',y1'=y E1',其中δ为传统部门在公共支出中的比例,取值范围为(0,1)。

(4)穷人可行能力的提高会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设穷人向城市现代部门迁移率为,则:

迁移后穷人的总收入为:Y1'=(n1-"n1)y1'+"n1y2'

同理可知,对现代部门有:y2'=k E2',E2'=θK2',K2'=K2+(1-δ)I,则

迁移后穷人的总收入Y1'=(n1-εn1)kθ(K1+δI)+θn1[k]θ(K2+(1-δ)I)]

如果令gr和gm分别表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增长率,g1和g2分别表示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增长率,则:

同理,可以得到富人的收入增长率为:

(5)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应使穷人的收入增长率尽量高于富人,即g1>g2,有

可以证明此时△g取极大值,即经济增长是最有利于穷人的。

(6)富人的收入增长率不低于某一给定值,即g2>g*,有

(7)公共支出及初始富人和穷人的可行能力(存量)为外生变量,并且富人的可行能力大于穷人的可行能力,即满足:K2>K1>I>0

2. 分析

从1)式中可以发现g1与δ的关系取决于的符号。当时,即ε<0.5,g1与δ正相关,即g1随着δ的增大而增大;当时,即ε>0.5时,g1与δ负相关,即g1随着δ的增大而减小。由于我们设定K1,K2,I是外生的,所以g1与δ的关系实质上取决于内生的的大小,即我们创造的穷人向现代部门迁移机会的大小。2)式的经济含义在于,穷人的收入增长率实际上是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它既受益于传统部门也受益于现代部门,当人口迁移率比较低时,穷人主要受益于传统部门的增长率,因此与传统部门的公共支出比率正相关。而当人口迁移率较高时,穷人主要受益于现代部门的增长率,因此与传统部门的公共支出比率负相关。

3)式表明,富人的收入增长率都与传统部门的公共支出比率负相关,即对传统部门的公共支出比率越高,富人收入增长率越低。4)式表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当对传统部门的公共支出比率满足这一基本式时,穷人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富人的收入增长率,这一比率受迁移率的影响。5)式表明经济增长最有利于穷人,即穷人收入增长率超过富人收入增长率的部分达到最大时的条件。有意思的是,这一取值只与"有关,与!无关,并且">0.5。表明在g1与!负相关的条件下,如果"取某一个大于0.5的特定值,将使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最大的好处。6)式是保证富人的收入增长率不低于某一目标值的条件,可以证明,当K2>K1>I>0,有:

表明δ的取值范围确实存在,此范围为:

意味着以这样的比例对农村进行公共支出既能提高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使穷人的收入增长率超过富人,又能使富人的收入增长率不低于某一目标值,从而保证有利于穷人的公共支出不至于损害富人的收入增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模型表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与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密切相关。当穷人具有较强的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迁移率超过50%)时,使穷人获得最大的收益的经济增长模式才有可能出现。此时,穷人的收入增长率与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呈负相关,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穷人的收入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迁移率低于50%)时,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必须通过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实现。

大量研究证实,目前我国农村向城市的迁移率不足50%,因此仍处于迁移能力不足阶段,穷人获得最大的收益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出现。同时也表明,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必须通过增加农村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然而,就长期来看,要想使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最大收益,一系列旨在提高穷人可行能力,进而增加穷人向城市现代部门迁移机会的公共政策必须实施。

第一,给予穷人表达意见的机会,并让穷人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如在人大代表的构成结构上进行改革,多吸收农民的利益代言人进入代表行列。同时,还应通过各种渠道使穷人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的事件中,如让穷人参与公共支出结构与制度的设计与需求,公开实施监督和评价,消除由于性别、民族、种族、地区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造成的社会障碍。

第二,给穷人创造更多的机会。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以市场和非市场行为相结合的方式强化穷人自身的可行能力积累(诸如受教育程度和卫生保健),扩展他们的自由度和就业机会。各级政府应将创造就业作为最主要的发展目标之一,积极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央政府应明文限制各地区政府歧视农村劳动力的随意性做法,制定公平竞争的农民工就业政策,鼓励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和转移。

第三,加强社会保障。国家应采取有效行动,给予最底层穷人物质和精神保障。进一步完善穷人面临疾病、经济打击、歉收、自然灾害和暴力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在发生上述情况时帮助他们应付所出现的负面影响。

摘要：尽管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近十几年来穷人的处境却开始恶化。如果没有公平的宪政秩序,就不可能创建符合穷人利益的制度与公共政策,进而就不可能使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作为制度与公共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支出对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本文的分析表明,二元结构下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与密切相关。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穷人的收入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来。

时风：践行“穷人经济学” 篇5

身兼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的时风集团总经理刘成强的办公室设在大楼的六层。凭窗远眺，占据了高唐县城一半以上面积的时风四大产业园基地若隐若现。也许，当刘成强凝视这个“农机帝国”时，会禁不住浮想连翩。

两获“中国名牌”的农机寡头

据来自时风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时风今年前10个月销售收入达到119亿元，超过了其去年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2005年，时风实现销售收入116亿元，利税5.6亿元，共生产整车98.2万辆，发动机102万台，轮胎313.8万套，发电3.56亿度。四大主导产品三轮汽车、低速载货车、拖拉机和发动机产销量均居同行业之首。2005年，时风品牌价值达31.66亿元，列中国500家最具价值品牌第192位。

1993年，成立伊始的时风销售收入是3000万元，资产为200万元。在没借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销售收入增加了390倍，而资产更是增长了1000倍，创造了一个不是神话的“神话”！时风超过30%的年均增长率即便是在新经济中的IT产业，也可能是一个令人称道的数字。

今年以来，在农用汽车行业企业亏损一片的情况下，时风仍然一枝独秀不降反升，并成功向商用汽车、大马力拖拉机和收获机械领域延伸。9月20日，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大企业集团最新统计信息及竞争力500强名单上，时风集团以80.94的综合指数名列500强第8位，位列汽车行业的江淮集团（第56位）和上汽集团（第66位）之前。前七名的企业集团依次为海信、联想、华泰、山东东岳、金龙铜管、浙江大东南和万达集团。国内“标杆”企业海尔集团则位居第69位。

最令时风深感自豪的是，今年时风拖拉机再度入选“中国名牌”产品名单。而去年，时风单缸柴油机已经获得这一荣誉称号。

一个企业同时获得两个‘中国名牌’的殊荣，这在全国企业界中是极为少见的，对时风这样身处县域的企业更显得不同寻常。有人这样评论说。

恪守“穷人经济学”的发展理念

时风产品的市场在农村，农民购买时风的产品是为了能尽快走上致富之路，对农民的这个最根本需求的深刻理解，使得时风这些年一直坚持在农村开拓市场，13年来时风集团共销售了900多万辆农用运输车。在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为广大农民致富做出了突出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时风集团董事长刘义发说：“时风的地位是在农村市场获得的，只有真正能够帮助农民致富，时风才有可能始终在市场上保持领先。”

2005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有关“三农”问题时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而时风正是以自己的理念和行动实践着“穷人经济学”。

时风领导人的企业价值观很明确：服务农村市场，帮助农民致富。时风总经理刘成强称，“穷人经济学”告诉人们，大部分农民主要依靠农业为生，解决好农业的问题，就解决了脱贫的问题。惟有诚心诚意关注“穷人经济学”，市场经济发展才会更加健康，才会更早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他还认为，“穷人”是消费潜力最大的群体，企业应该倾听“穷人”的声音，不可遗忘和漠视穷人的需求。

1996年以来，时风在行业内三次率先大幅度降低农用车价格让利于农民，使广大获得了农民实实在在的实惠。据不完全统计，仅通过这三次降价，时风对农民的让利就达1.5亿元！时风让利于农民的降价行动也带动了农用车行业其它企业群起效仿，从时风降价的联动效应中获益的农民更是多达数百万户。

时风这种发展理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央新农村建设大政方针的提出而日显正确。2003—2006年，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曾庆红、吴官正等相继视察时风集团。

时风的快速发展，也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时风上缴的税收在高唐县财政收入中占了近八成，高唐经济实力也因此由过去聊城市的倒数第一而一跃为前茅。同时，时风实力的扩张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带动了二三产业和小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有力改变了高唐县乃至聊城市的城乡二元格局。近年来由时风直接或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4万多个，而高唐县城区总人口仅5万。这种由时风带动起来的对劳动力资源需求的急剧增加，单凭高唐城区已经无法满足，于是大量的就业机会就转向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村。白天在城里上班，晚上骑摩托车返回农村家中的现象已经成了高唐一道独特风景。在时风目前来自农村的员工有近两万人，13年来平均每年以2000多人的幅度增长，企业每年为这些员工支付的工资额超过2个亿。

总成本领先战略

时风的“总成本领先”战略成为其实践“穷人经济学”的前提。

在别人的眼里，时风进入的都是别人不做的夕阳产业或垃圾产业。而时风愣是在这个行业里做到了其他行业企业都比较艳羡的差别利润率，并迅速做到了行业老大。

时风总经理刘成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时风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在“规模化采购，专业化生产”基础上形成的“总成本领先战略”。这一战略来自时风定位农村市场、满足农民用户的价值理念。

在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框架中，竞争对手、供方、买方、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是五种基本竞争作用力。时风的总成本领先战略，不但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增大品牌效应，也使其有效地抑制了竞争者，提高行业进入的价格门槛。通过创新游戏规则，时风把供方和卖方凝聚成利益共同体。如此一来，时风便充分掌握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时风从成立之初就一直非常重视企业的管理，其“低成本战略”在业内一直享有盛誉，并成为其最重要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时风在2000年实施ERP系统后，率先在农机行业实现管理的信息化，单此一项每年就可节约成本3000余万元。而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时风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优势和强大的自配套体系优势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在采购、制造、销售和服务等环节上的成本也随之大幅下降。这也保证了其1996年之后实施的降价行动顺利实施。不过和许多企业的产品在价格降低的同时质量也随之下降不同的是，时风凭借的是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运作成本的降低，产品价格虽然降低了，质量与服务却一点也没含糊。通过这种质量与的服务的高差异形成的高附加值，与低成本战略形成的价格竞争力“双剑合壁”，使时风在中国农村市场屡见不鲜却有着强大号召力与杀伤力的低价战中始终掌握了主动权。

时风在三轮汽车生产形成规模以后，通过纵向整合，不断提高零部件自制比例，使零部件自给率达到了80%。表面上看，这有违工业化生产理论，但由于终端产品的规模经济已经形成，因此，每一个自制部件也都能形成规模化生产。刘成强认为，总体来看，时风的生产模式不是“大而全”而是“大而专”。

时风在规模上迅速扩大还与其在渠道建设上的指导思想有关。时风在渠道建设上显得极为高明，他说的高明之处，是指时风在一个县经常设立两家经销商，在充分保证经销商利益的前提下，让农民在当地经销商之间的相互博弈中获得实惠，而时风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也在这种经销商之间的相互博弈中日渐上升。

由于规模大，时风由此大大降低了其产品边际成本；由于成本低，时风产品具备了凌厉的价格优势；因为价格优势，时风产品很快赢得了中国农村消费群体的青睐，由此又导致了时风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使时风成为竞争对手难以撼动的“巨无霸”。

产业链的优化整合

时风的企业升级、产品升级与“农用车”三个字密切相关。时风的决策者为时风规划的蓝图从未离开时风为农服务的根本，以“农用车”为圆心划了一个大大的圆，有人把时风的产业模式总结为“同心多元化”。近两年，由于受外围发展环境的影响，农用车市场陷于低迷，尽管时风未受较大影响，但是出于规避企业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时风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力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拓展企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如今，时风全力进行产品优化升级，以凝聚更大的产业发展优势，把建设产业集群作为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战略，对产品链条和产业布局进行了战略整合，增强时风产品之间的关联、配套与协同效应，努力打造时风轻卡汽车、农用汽车、轮胎、热电等四大产业工业园。

时风进入新产业的理念是，要么不做，做一个就要成一个，而且迅速做到老大。近年来，无论是在农用车领域，还是后来相继进入的单缸机、拖拉机和轮胎领域都表现如此。时风1999年上马发动机，2003年单缸机产销量超过100万台。2005年又研制出专利发动机和欧Ⅱ标准发动机，并获“国家免检产品”和“中国名牌”产品。11月8日，在时风召开的发动机营销会议上，国内发动机行业的权威、上海内燃机研究所所长吴旭陵告诉与会者“时风自主研发的具有国际水准的欧Ⅱ排放环保节能发动机，经检测污染特排放限值达欧Ⅱ标准以上，燃油消耗降低了11.3%”。2003年时风开始生产轮胎，2005年生产能力达到700万套，并成功通过了美国DOT论证，拿到了进军美国市场的绿色通行证。前不久，国内最大的35/65－33和45/65－45两种巨型工程轮胎在时风一次性试制成功，使轮胎公司的发展又前进了一大步，成为时风轮胎事业发展的一块里程碑。为解决能源问题，时风上马的年发电量3.6亿度的热电项目一年内就投产运行。其它诸如再生胶、钢化玻璃等一系列项目，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今年3月份，时风又开始介入联合收割机行业，不到3个月的时间产品便投放市场，明年预计产能达到5000台。目前，时风又在加大向轻卡汽车进军的步伐。

2001年，在农用车行业发展平淡的形势下，时风管理层毅然决策上马拖拉机，当年就产销小四轮拖拉机7.92万台，跻身全国同行业前三名，次年更以18.7万台的产销量一跃成为全国同行业第一。2003年时风知难而进又涉足中马力拖拉机，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开发出第一台中拖，接着又相继成功开发出了25~35和35~45两大系列十几个品种的产品。2005年9月时风集团才做出上大拖的决策，短短几个月时间便开发出了65～90马力三大系列的大拖产品并批量投放市场，预计今年可实现产销量1万台。在国内销售形势喜人的前提下，时风通过稳扎稳打、开拓国外市场，使拖拉机产品相继出口到埃及、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印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聊城市出口创汇大户。

时风的这种运输产业和产品关联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省却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刘成强告诉记者，产品的关联度要高、产品必须能大规模生产、管理能力要跟上、时机要恰当是时风在产品多元化之路上所综合考虑的因素。时风在上马四轮农用车（低速货车）、柴油机时，与原有产品在技术和服务网络上非常接近，市场空间容量的大小也决定了进入门槛的高低。而时风强大的自配套体系和自建的电厂，都极大地巩固了时风的竞争力。以轮胎为例，时风每年农用车和拖拉机对轮胎销耗量就达500多万条，其省略的交易成本就达上千万元。而时风建成热电工业园后，时风用电的价格只相当于市价的一半，仅此一项就每年为时风节省了一亿元的开支，即增加了一亿元的收益。

资金管理之“血液论”

时风不为大多数人知却最值得尊敬的一点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没借国家一分钱，全部依靠其自有资金滚动积累发展——资金管理与运作能力显得非同一般。

如同太平洋百货因资金问题陷入四面楚歌一样，农用车行业曾经的“绩优股”山东黑豹、安徽飞彩和山东巨力在两年前同样因资金流断裂而黯然谢幕，另一知名农用车企业山东双力也紧随其后宣告破产。这些企业的相继倒台绝非偶然，它们制造辉煌的理念和手段早已筑就了灭亡的必然。

时风缔造者刘义发董事长有一个在业界颇为有名的资金“血液论”：资金就像人的血液，没有血液，人就会死亡；缺少资金，企业就会死亡。要让企业始终有足够的“血液”，资金链保持不断，除了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还要经营信誉，信誉也是资金。此外还要经营市场、经营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一般人对资本运作只盯着狭义的资金。

山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曾经联合提出向时风提供12亿元的无抵押贷款，以加强银企合作。但时风拒绝了，因为时风自有资金充裕，无需再从银行贷款。“过去一些曾经本来被人看好的农用车企业，本来想到股市上圈一把钱，使企业有个充足的发展资金，可是资金没用好，企业也就随之垮台。靠‘吃了财政吃银行，吃了银行吃股民’，拿借来的钱来装点起来的门面终归是不长久的。”刘义发说。

供应商与时风打交道最轻松的就是拿货款。良好的付款信誉，让供应商总是愿意用最优惠的条件向时风供货，这大大减少了时风的生产成本。对来购货的经销商，时风的承诺是当天付款、当天拿货。时风在履行承诺上的不折不扣，让时风实现了在销售环节的零赊欠，从而保证了时风始终能有充足的现金流，加快了资金的周转速度。

时风通过创新基础管理，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按照“说实话、办实事、出真数”的要求，全面实施细节管理，应用ERP推进管理流程再造，推行“订单采购、订单生产、订单销售”，实现“当天收款、当天生产、当天发货”，使物流、资金流实现信息化、网络化，实现了“销售零距离”、“资金零占压”、“产品零库存”。现在时风每年的资金周转次数是7次，最高可达11次。和国内制造业中通常的1年周转1次，甚至3年周转1次的情况相比，时风资金运作效率之高令人刮目。

时风的“血液论”是成功者的经营之道，也是对失败者的经典诠释。

沉潜稳健的企业性格

某知名管理专家说过，企业是有性格的，企业家的性格就是企业的性格。时风虽然发展迅速，然而非常稳健，一如时风集团领导的为人。

2002年，国际著名投行摩根斯坦利准备投资7000万美元参股时风，而时风并没有接受。原因在于，时风坚持要摩根士丹利带来相应的投资项目。

刘成强很欣赏国内一位经济学者说的这句话：“许多人喜欢一招制敌、一蹴而就、一鸣惊人，岂不知，要炼成真功夫，必须稳健、坚韧、沉潜，数十年如一日。”

与一些企业到处圈钱圈地不同，时风集团在快速发展之旅中显得很有耐心，很少为浮华所动。正是这样，时风才一步步把一个年产值仅3000万的县工具厂做到了110多个亿，成为年产农用汽车百万台的“世界隐形冠军”。

三轮汽车、低速载货车行业是一个20多年前才兴起的行业，行业起步晚，但发展速度非常快，因此企业的淘汰速度也快。在这个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争论之声一直不绝于耳。急切地寻找资本并进入高利润行业曾是很多企业共同的梦想。现在看来，几家上市公司都走了这条路子，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刘成强说：“飞机利润率高，可我们做不了。只有适合自己的产品才是好产品。对于企业来说，怎样发展才算是科学的？量力而行，不违背市场规律，就是科学的。相反，欲速则不达。”

正是凭着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科学发展观，按市场规律管理企业，时风先后在四大主导产品方面做到了行业第一和轮胎产品取得跨越式发展也就显得不足为怪。

前些年，虚拟经济在国内一度很时髦，许多农用汽车企业耐不住眼热而纷纷仿效，进军附加值高、见效快的行业。可最终都像吃了夹生饭，营养未增却患上了消化不良症，把自己本有希望的肌体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