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范式（精选7篇）
人工智能范式 篇1
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正统的认知科学转向“涉身-嵌入”的研究范式。然而,“涉身-嵌入”的人工智能也有自身的局限。人工自主体特定的涉身性使它的自治系统的实现缺乏生命系统特有的“自创生”,从而无法以复杂生物体的方式行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人工生命的理论,这也使得认知科学的研究从“涉身-嵌入”转向“涉身-情境”的范式。
关键词：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人工生命,范式转换,自创生
尽管人工智能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1],但“好的老式人工智能”( GOFAI) 却无法走出“玩具世界”处理受环境影响的真实世界问题。于是,布鲁克斯( Brooks) 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着手研究涉身情境的机器人[2],动态方法、进化机器人及受生物体启发的机器人 ( organismically - inspired robotics) 等新方法也随之兴起。总体来看,这些方法都主张: 认知从延展的大脑 - 身体 - 世界系统整体的动态中突现,在这个意义上,认知是涉身的、嵌入式的。涉身 - 嵌入式人工智能把知觉看作表征、把认知看作计算,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老式人工智能。这次范式转换在认知科学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也推动了“涉身 - 嵌入”式认知科学的研究。然而,涉身 - 嵌入式人工智能的失败,使我们意识到了人工生命理论的重要性。
一“涉身 - 嵌入”式认知科学的困境
人工智能研究通常分为两大类别: 传统的( 经典的) 人工智能与联结主义。联结主义的系统是联结简单单元( 或细胞) 的网络。这些信息处理系统通过概念化成为由许多单元构成的大规模并行处理装置。一个单元的活动受到相邻单元活动的制约,相邻单元通过抑制或激活联结方式与之发生联系,其联结强度可以根据设计和学习而发生变化。单元活动和联结强度可用数字表示,整个系统活动和系统加权值的变化通常是由微分方程刻画的。由于联结主义的思想受到人脑中神经元的启发,联结主义模型也叫神经网络。由于人工智能专家西蒙( Simon) 、明斯基 ( Minsky ) 、纽威尔 ( Newell ) 、麦卡锡( Mc Carthy) 及乔姆斯基( Chomsky) 确立了认知科学的计算方法。[3]通常认为认知科学始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工智能对认知科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认知观念的理解上。
( 一) 认知观念的转换
“认知主义”从人工智能中产生以来就支配着认知科学。认知论者用“物理符号系统假设”把“认知”明确地表达为一种计算的形式。纽威尔和西蒙把数字计算机和人脑视为物理符号系统,使用神经元脉冲的比特流或数据流作为符号来表现外在世界。他们认为智能只不过是从这些内部表征中得出的适当推论。这种思想直接或间接地源自和继承了霍布斯的“推理是计算”、笛卡尔的心理表征、莱布尼茨的“普适语言”、康德的“概念是规则”、弗雷格对这些规则的形式化以及罗素把逻辑原子假定为实在的建筑模块的观念,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将理性主义哲学转变为他们的研究纲领。这种系统对一般的智能行为而言是充分必要的。在他们看来,“认知”本质上是体现为抽象问题求解的集中控制、非涉身、脱离环境的推理与计划。相应地,心灵被概念化为数字计算机,认知则完全不同于动态环境中自主体的涉身行为。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联结主义把“认知”视为从简单成分构成的网络中突现的全局状态,从而克服计算主义的两个缺陷,即: ( 1) 并行处理提高了效率; ( 2) 分布式操作提高了稳健性。此外,由于它把人工神经网络作为心灵的隐喻,这种认知理论就更符合生物学的观点。然而,联结主义仍然把“认知”视为大脑中信息加工的一种形式,即把输入转换为输出的问题求解。换句话说,“联结主义”与“认知主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在于表征与计算的本质,而不是计算主义。因此,联结主义也是正统认知科学的一部分。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正统的计算主义受到涉身 - 嵌入式认知科学的挑战。认知主义遇到的哲学难题是: 如何表现意义和相关性? 笛卡尔把世界理解为由心灵指派的一组无意义的事实,但是心灵的“指派”观念遭到了海德格尔的质疑。他认为,当我们使用锤子时,作为锤击功能存在的锤子无须界定锤击程度和技能需求的关系,此时锤子的存在是一种“上手状态”,或者说“上手的”存在,它不同于我们以理论方式理解的“离手的”存在。以此类推,心灵不过是给原初事实指定了形式的功能谓词,如锤子在它锤击的地方,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方式也不能获得有意组织的生活世界。而在明斯基看来,表示对象及其功能的大量事实能解决所谓的“常识问题”,但解决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无须存储大量的事实,只需发现既定情形的相关事实。按照这种理解,相关性问题就是“框架问题”,即假如计算机正在表征世界的当前状态及事物在世界中的变化,那么程序如何确定它表现的哪一个事实可以假定保持不变,哪一个事实需要更新? 他认为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描述典型的框架列出和组织那些通常与其相关的事实。进而提出由基本特征和预设指派的“结构”。他的所谓“结构”,其实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框架”。任何人工智能的纲领用框架组织大量无意义的事实来检索现行事实,而这些事实的获得又需要识别相关的框架,以此往复。由此看来,框架问题预示着整个方法论的错误。人工智能在解决相关性问题时,预先确定了相关的部分功能,从而回避了真实世界的框架问题。如,威诺加德( Winograd) 的“积木世界”( blocks - world) 程序SHRDLU。人工智能只要遇到常识问题,就会处于脑死亡状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方法论,如布鲁克斯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阿格雷( Agre) 的实用主义模型以及弗里曼( Freeman) 的神经动力模型。这三种方法论接受了海德格尔的立场,把认知理解为“涉身—嵌入式”的。这种范式主张自主体的涉身性由它的所感、所知与所为构成。用动态假设替代计算假设,把认知自主体理解为动态系统。[4]这样一来,虽然涉身嵌入范式保留了联结主义的自组织动态系统,但它进一步认为“认知”是一种跨越了由自主体的大脑、身体及世界构成的系统整体性的情境活动。
显而易见,这种人工智能范式与老式人工智能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和局限,我们从两个方面说明其理论依据。
第一,从哲学依据来分析。正统与涉身 - 嵌入式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分别是笛卡尔主义与海德格尔主义。传统的笛卡尔哲学假定,任何存在都可还原为更基础且不可还原的原子成分的组合。按照这种观点,“认知”被看作一般用途的推理过程,通过适当地操纵与转换心理状态,汇编世界的相关表征。[5]38正统的认知科学接受了类似的还原主义,假设了符号或亚符号结构是作为所有心理状态基础的基本表征数据,进而把“认知”当作对这种表征的适当计算。海德格尔主义则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主张世界首要的是被体验为一种有意义的整体,认知植根于灵活地对环境的需求做出反应的倾向。德雷福斯( Dreyfus) 认为这种倾向以两种方式质疑笛卡尔方法的有效性。[6]117( 1) 整体论的主张表明把作为原子实体的经验分离为具体的部分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实际上预设了一个有意义的背景。从这个视角来看,获得原子要素必需去除有意义的语境,而还原论者有意把这些无意义的孤立部分组合起来,重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正如德雷福斯所说:“事实与规则,对于它们自身而言是无意义的。要获得海德格尔的‘意义’或‘参与’( involvement) ,就必须具有关联性。对关联性的判断正是更有意义的事实。”从海德格尔的视角来看,笛卡尔的立场面临“无穷倒退”( infinite regress) 的问题。( 2) 如果我们接受“技能”观( skills) ,即“认知”植根于熟练的“技术诀窍”( know - how) 或对“语境敏感”的应对方式中,那么正统的观点就是一种误导,即把这样的行为还原为一组形式上的输入 /输出映射,规定基本心理状态的操纵与转换。通过哲学上的考量,似乎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传统的批判,在认知科学从正统转向“涉身 - 嵌入”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然而,由于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的构成假设,如还原论与整体论,从而无法用一种先天的理论论据说服笛卡儿主义者接受海德格尔的观点。同样,他们也无法证明,适当地操纵与转换抽象的脱离语境的表征数据就能创造出世界的意义。问题是所有这两种“认知”的解释都基于一组可任意接受或拒绝的前提。因此,即使这种强的哲学立场是“涉身 - 嵌入”认知科学成功的必要因素,它也是不充分的。换句话说,纯粹的哲学领域有一个根本的困境: 单独的论证不足以说明产生构成假设的转换。
第二,从实证依据来分析。我们还可以从认知科学的经验领域审视这个理论困局。缪威尔、西蒙与冯·盖德( van Gelder) 都认为只有用经验研究才能确定“物理系统假设”与“动态假设”的有效性。由此,人工智能的研究在解决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论争论方面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人工智能与理论之间的这种“互反关系”被形象地说成“通过建构来理解”( understanding by building) 。那么,人工智能的研究以什么方式完成这项任务?[6]119例如,德雷福斯认为“好的老式人工智能”只要是用笛卡尔原则来处理真实世界中稳健、灵活、对环境敏感的行为,都会困难重重,这就证明海德格尔的认知哲学是正确的。另外,他论证了海德格尔的“整体论”和“技能”的观点能有力地解释,为何这种人工智能克服了框架与常识的知识问题。与此类似,惠勒( Wheeler) 也声称涉身 - 嵌入式人工智能的成功,为认知科学转向海德格尔的立场提供了重要的实验证据。[5]188他认为根据海德格尔的主张,从“在世”的视角理解认知自主体,把“认知”看作从大脑 - 身体 - 世界系统整体中突现的动态过程,通过了涉身 - 嵌入式人工智能的实验测试。
( 二) 涉身 - 嵌入式人工智能的失败
人工智能的新发展似乎表明,它对认知科学从正统转向涉身 - 嵌入的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涉身 - 嵌入式人工智能处理传统GOFAI的一些问题时,也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涉身 - 嵌入式人工智能的人工自主体行为的稳健度与灵活度不怎么逼真,更无法以复杂生物体的方式行动。对此,布鲁克斯也以怀疑的态度进行反思,“或许,我们弄错了某些生物体的组织原则,或是关于它们的普遍真理。或许,我们的人工系统完全缺少某些对生物系统来说,由它的组成部分的交互作用构成的必要因素。……或许,此时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一点,但在我们的思考中必须做出一些必要的根本性转变。”[7]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工智能的研究试图找出所缺失的这种生命的“精髓”。德雷福斯尽管严厉地批判“好的老式人工智能”,但他也意识到涉身 - 嵌入式人工智能的“失败”。他指出,缺少“一种我们以特定的涉身 - 嵌入方式获得的体验,对我们而言,在这种特定方式上是有意义的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程序中包 含一种非 常类似于 我们身体 的模型。”[7]同样,迪·保罗( Di Paolo) 也认为,尽管涉身- 嵌入式机器人在许多方面改善了传统的“好的老式人工智能”,但它“从来不是自治的。换句话说,封闭的感觉运动回路不能完全解决人工智能中的意义问题。”[8]涉身 - 嵌入式人工智能试图取代传统的计算范式,但却无法将其实验工作与该领域之外的理论问题结合起来处理“自治”与“涉身性”的问题。这就使得这些问题在将来的研究中会持续扩大化。于是,人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是: 涉身 - 嵌入式人工智能当前自治系统的实现中仍然有一些缺漏的地方,并且这个缺陷与它们特定的涉身性方式相关。[9]这种难以捉摸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人工生命理论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二人工生命的启示
自然界的生命是在分子、细胞、有机体和人类生态系统层面组织起来的,而人工生命则在日趋复杂的层面上发现足以捕捉生命系统核心概念的建模工具。生命系统的核心概念是区分基因型和表型。在生物学中,基因型是有机体DNA中复杂的基因信息编码; 表型是物理有机体自身。表型按照基因的遗传型的指示发展,被称为“形态发生”( morphogenesis) 。通过复杂的动态次序参数描述形态发生的特点。在复杂系统的框架中,表型指具有序参数的宏观现象,这些参数依赖基因在微观层面的非线性交互作用。非线性的基因动态提供了大量可能的表型。另外,我们无法通过它去预测或衍生个别表型的属性或未来行为。在人工生命方法中,基因型和表型的差异不受生命碳链化学过程的限制。在可计算理论中,基因型是一组局部计算的装置( 基因) ,递归地形成统一的表型结构。
人工生命方法的实例之一是Aristid Lindenmayer的“L系统”,它模拟丝状和分支的树木及其他植物和器官。“L系统”由类似于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符号串规则集构成。例如,X→Y意味着符号X在形式结构中出现,就会被Y取代。符号X出现在某些规则的右侧和左侧。因此,这组规则可递归地用于先前的衍生结构。然后,我们逐步获得永久的有限结构( 表型) 。如果不考虑符号更替的语境,这个规则就与上下文无关。只能替换单个符号的与上下文无关的规则,等价于有限状态机( 或基于乔姆斯基语法的正规语言) 的操作。这种“L系统”能形成类似心脏血管网络的分支结构。当某条规则的左边不只有一个符号时,这条规则构成与上下文相关的语法,它等价于乔姆斯基的图林语言。显然,在与上下文相关的语法中,局部规则的应用取决于邻近的符号,相当于复杂系统组成部分非线性的交互作用。没有语境的制约,“L系统”形成的总体结构( 表型)是线性可分解的。“L系统”的形式化优势在于能在计算机科学的语境中测量复杂性。表型被理解为一种形式结构,或许属于某种L系统的衍生结构。因此,如果已知类型中有不可判定的成员,那么它比那些所有成员可判定的类型要复杂。此外,我们能够测量L系统中衍生的计算时间。在这种情况下,L系统可以按照N到NP的完全性问题的复杂性程度安排。L系统为模拟植物和器官提供了各种计算机生成的形状。有时候,L系统的形式规则可以被物质中可观察的机制实现。例如,超分子化学中,发散地合成( divergent synthesis) 可用L系统的递归规则描述的循环分枝( repeating bifurcations) ,最终形成树状的高分子聚合物。显然,L系统非常适合用计算机制图阐释化学与生物学中分子和细胞的生长。但是,分子和细胞生长的真实机制,必需能用化学和生物实验来观察和测量,而不是计算机实验。
另外,从细胞自动机的概念来看,它的局部规则的简单集合可理解为引起“表型”复杂模式的“基因型”。细胞自动机能模拟检查生物学的核心概念,如冯·诺依曼的自我繁衍自动机。但它只是通过了数学的精确证明,难以在技术化的计算机上实现。因为冯·诺依曼要求自我繁衍的结构必须是通用计算机,要有与通用图林机相同的复杂程度。问题是自我繁衍分子在生命起源之前没有通用的构造。于是,兰顿( Langton) 降低了对普遍性的要求,设计出一款更简单的自动机。它由一组作为细胞自动机有限状态的相邻细胞构成。每个数字是一个自动机在格子( lattice) 中的状态。空格指细胞在“0”状态。状态“2”围绕状态“1”的数据通道,形成一个在一端有“尾巴”的回路,就像Q形状的病毒。内部数据通道处理数据是自我繁衍的必要条件,如70和40的状态对。细胞自动机的每次更新换代,内层中的细胞遵循影响相邻细胞状态的规则。信号在这个回路上逆时针地传播。信号到达尾端时,状态“70”的信号向外延伸一个单元,两个状态“40”的信号构造出左边的拐角。信号的每次完整循环会产生不同的边角。经过4次的循环,“尾巴”式回路恢复原状,两次循环,这个回路就不连贯。那么,细胞自动机的回路就能繁衍自身。
( 一) 人工生命是突现的科学
突现的属性是指整体性的行为和结构,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交互作用产生,但不作为组成部分的行为和组织的原因。传统科学的基础是还原论的分析方法,按照这种方法,系统是由简单部分组成的结构,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为更小的部分。但是,这种方法无法解释复杂系统,由于复杂系统具有突现属性,一旦分解系统就会丧失突现属性。突现现象在科学中随处可见,在宽泛的意义上,任何系统都有突现属性。解释这些科学现象需要新的研究框架,综合方法在这方面的有效性恰好可以作为分解方法的补充。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尺度观察系统,这些尺度就像是抽象的层级,只要知道系统的某个层次,就可以把系统想象为某个结构网络,进而推导出下级层次。比较这两个层次,低级层次的结构众多,但类型很少,而高级层次的结构较复杂,类型也很多。所有的层次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性的层级。在这个抽象的模型中,可以把系统的结构理解为粒子、分子、生物体、信息、符号等。同一层次上的结构,通过与其他结构的连接获得自己的属性,它们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产生了新的动态结构。这些新结构,再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新属性。由此,我们可以在一个虚构的附属层次上定义突现属性,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这些属性还原为系统结构的局部组合,进而用更形式化的方式定义它。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模型描述比较大的系统,如宇宙。既然如此,在什么规则的作用下,新的系统结构从复杂性的层级中突现? 他的回答是,这样的规则包含变异和稳定的系统过程。这些过程在所有层次上并行发生。在任何层次上,结构单元都有许多不同的配置。在产生热力学变动的时候,确定的描述开始远离平衡的过程。这些变动致使结构单元的配置发生随机变异,而变异形成了许多瞬态的结构,它们与更高的组织层次相关联。某些瞬态的结构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它们适应了环境,并且它们的结构属性就包含在稳定的过程中。这些新结构形成了新的复杂性层次。稳定的过程演变为四类相变的行为: 一是固定和同质的状态; 二是简单的周期结构; 三是无序的周期结构; 四是复杂结构。[10]兰顿认为像生命系统这样的复杂结构,应该维持在有序与无序的相变“临界点”上,并避免任何一种最终结果。稳定过程的基础是生物细胞的自组织,如自创生( autopoiesis) 。在自创生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用“组织”来定义极小的生命。
人工生命的自组织不仅涉及表观的变化,而且涉及基本结构的发展,这种发展是“自发的”或“自主的”,是从系统本身固有的特性中导出的,而且常常是从它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得到的,而不是由某个外在设计者强加给该系统的。
( 二) 重新理解涉身性
在传统的人工智能中,“认知”被看作独立的媒介,智能由能在任何硬件上运行的软件实现,因而不需要考虑“涉身性”,但这种人工智能中没有任何程序能创造出“类似人类”的智能。为此,布鲁克斯提出了“基于行为的机器人”方法,认为自主体或机器人在“物理上”涉身于真实的世界。他强调要让机器人像人那样行动,而不是像人那样思考。按照这种理解,认知“涉身于传感器与执行器的架构中。……认知装置不能与机制分离。”[2]这样的“涉身性”也被称为“机械的涉身性”[11],与“软件涉身性”及“现象学的涉身性”相对。如果从人工生命“自下而上”的方法视角来看,在解释人的心灵与认知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考虑生命系统的“生物涉身性”。在斯瓦特( Stwart) 看来,这个概念是认知科学新范式的一部分。[12]这种范式反对把知识假设为客观的、独立于认知主体、能从世界中发现的东西。而是认为知识是主观的、由主观的认知者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所创造。按照马图拉纳( Maturana) 和瓦雷拉( Varela) 的观点,生命系统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来自特定“组织”,它完全不同于人造机器的组织。特定的生物组织产生了生命系统与环境的结构耦合。一个整体所组织的是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它得以有别于背景,并确定“那个整体”的身份。这样的“组织”不等同于这个整体的“结构”,它指的是实际上构成一个特定整体的成分与关系,并且在空间中定义它的存在。例如,一个椅子的“组织”是这个椅子、椅子的腿、椅子的座位、椅子的后背之间的关系,使它能起椅子的作用。而椅子的结构是这个椅子的实际构造。它可以有三条或四条腿,也可以有或没有后背。然而,即使它的结构各异,只要它的组织全备,它就是椅子。生命系统的特殊组织被称为“自创生”,意指自我产生。自创生的组织将一个活系统指定为生命系统,自创生的系统对于把一个系统指定为生命系统而言,是充分且必要的。当生命系统的组织发生改变时,这个系统就不复存在,而只要它的组织保持不变,它的结构就会改变。自创生的组织用把它指定为整体的成分来表示,这个成分与保存这个整体组织的成分是相同的。冯·于克斯库尔( Von Uexkull) 在生命系统与机器之间也作过类似的区分。他断言机器呈向心性的构造,而人是离心式的构造。一个向心性构造的系统成分必需被构建后才能组合在一起。因此,人造机器不是真正的自创生系统。这样的机器不能自我产生把机器指定为整体的成分。而离心式构建系统则是真正的自创生整体。它们的构建从整个生物体从那里生长的单细胞开始,并且它们只能自我产生。这些成分或细胞的特殊耦合和整合组成了多细胞系统。但机器人的身体、感知器与驱动器之间没有如此紧密的耦合,因此机器人没有生物体那样的“感觉”去直接感知世界。进而,我们可以认为机器人没有意向性。
人的大脑是一种“语言化”的大脑,语言引起了心灵现象与自我意识。[13]人脑通过系统发育( 进化) 与个体发生( 个体发育) 成为“语言化”的大脑。在进化中产生人类种群的特殊种族青睐于言语形式的社会交流行为。生成“语言化”的大脑还需要个体在发育中与世界交互作用的特定历史。环境与生物体相互交互作用的这段历史被称为结构耦合。生物体与环境的结构耦合保存着生命。因此,认知过程是特定系统发育与个体发育历史的结果,在这段历史中,生物体与环境紧密耦合。认知复杂性的差异取决于生物体或自主体的涉身性。生物体要保存自身的生物组织,必须以与环境相互一致的方式存活,而环境也以同样的方式保存生命。一个系统成为涉身的,不一定在情境意义上有物理的身体。涉身关系存在于软件自主体与软件环境之间,也存在于软件自主体与物理环境甚至社会环境之间。显而易见,行为依赖生物体与环境的耦合、依赖生物体与环境的特定结构改变其复杂性。Chiel与Beer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指出,在理解适应性行为时首先考虑神经系统是一种误导,而且是不充分的。[14]他们认为与行为的变化关联的是神经系统和身体的协同变化。因为身体与神经系统在生命期内共同发展,它们之间有紧密的配对。大脑的感觉与运动皮质的映射是可塑的,并且这种映射的变化作为身体结构的变化,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在发生变化,从而维持它们之间的匹配。神经系统与身体的紧密匹配,既限制着神经系统,也为它创造了机会。因此,他们认为“神经系统持续地接收和回复来自身体运动及周围环境的反馈。”[14]实际上,对涉身性的重新理解导致了认知科学的范式转换。
三走向涉身 - 情境式认知科学
传统的人工智能用表征模型感知世界,最关注功能语义。例如,机器人工物的控制只依据自主体在高层不受语义范畴限制地操作符号。在这种方法中,环境被看作放在那里的事物的集合,它独立于在内部将其反映为表征的自主体。人工生命改变了这一切。最典型的是布鲁克斯提出的“行为语言架构”。他用基于行为产生的模块的功能模块框架替代对机器人的高层控制,而不是在抽象的知识表征层面的计算行为。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依赖更基本的成分通过自组织产生突现的行为,它取决于机器人与环境非线性的交互作用。
对人工智能而言,人工生命的方法蕴涵着“情境、涉身与动态”的认知新视角。用人工智能研究人的认知,只是研究受简单生物体启发的人工系统,而不是在抽象概念的层面,并且这种系统从未被视为智能。显然,这种方法模糊了“生命与认知”、“生命与智能行为”在概念上的差异。实际上,产生智能行为的关键思想是: 涉身性不只表示控制身体的组成部分,而是智能自主体与环境真正的动态耦合。自主体与环境连贯的动态耦合源于行为,而不单是自主体的控制系统。因此,涉身认知的方法对智能系统的建模,从研究以知识为基础、表征丰富的复杂控制系统转向自主体与环境因素( 自主体) 的动态网络。利用环境因素从这个网络中产生的智能行为,级别仍然很高,没有生命系统中的可塑性。如何从物理上划分行为模块仍然不明显。如鸟的翅膀既是机翼,也是引擎。布鲁克斯所追求的这种行为分解,没有告诉我们新行为真正进化的实质条件或基于生物体的因果关系网,但是它标志着人工智能在实践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即从表征丰富的集中控制转为自主体的自组织实践。按照这种新的观点,认知不再被建模为独立于对世界表征的自主体的创造物,而是作为自组织的系统与环境涉身、进化的交互作用。涉身自主体无论用哪种方法解决问题,都要对可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低层组成部分进行分类,而不是依据外部强加的表征。在对机器人的研究中,布鲁克斯的行为分解方法若用手动设计的话,同时遵循“涉身性”与“情境化”的原则; 如果用自动进化设计,则主要基于进化计算的算法。这种方法意在避免任何人为设计的偏见,拒绝把模块作为先天的设计原则。这种方法凭借进化与发展的自然原则,在内在与外在形态的意义上,用未知的感知运动和形态结构的明确目标取代人类的设计者作用。机器人研究的主要变化是强调时间与动态。例如,研究异步或连续时间的网络变得很普遍。显而易见,随时间变化的动态作为生命与认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是动态系统、人工生命的涉身方法以及机器人研究的重点,也是认知科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果考虑认知中的时间与动态的因素,按照人工生命理论的设想,可以把这样的认知科学统称为“涉身 - 情境认知”。这是一种建设性的研究方法。根据人工生命的启发,我们认为认知科学从“涉身 - 嵌入”转向“涉身 - 情境”范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的反思使我们认识到,未来的研究还需着力于4个重要的问题: ( 1) 人工自主体、涉身自主体的固有特性是隐喻吗? 它们对真实生物系统的模拟是否过于简单? ( 2) 既然涉身 - 情境认知对智能行为的研究重点,已从表征转向自组织的自主体; 从抽象的智能行为转向更简单的物理行为,那么使用动态系统的语言就能理解“认知”,而不再需要“信息”、“表征”与“符号”这些概念。问题是涉身的人工自主体能否模拟符号化和信息化的认知? 研究认知是否还需要“信息”、“表征”与“符号”这些概念?( 3) 涉身 - 情境认知研究的一般原则与启发法是什么? 是否能形成这样的一个语料库? ( 4) 涉身 - 情境认知的研究是否具有开放性?
人工智能范式 篇2
一、范式与命题范式
范式(Paradigm)概念和范式理论是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他认为“范式是一个特定社团的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1]”。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范式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普遍观念、一种分解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方法[2]。范式概念和范式理论自提出后,在教育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研究的范围包括:教育研究范式的种类[3]、中国教育研究的范式[4]、教育学范式[5]等。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比较宏观的层次,关注的多是教育科学,关于高考命题范式还缺少系统的归纳和深入的研究。高考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发挥着为高校选拔人才,引导中学教学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高考的内涵和外延非常丰富,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命题。命题是一项由众多研究者参与的科学,这些研究者聚集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 形成具有一定共识性的命题理论、研究规则和工作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命题领域是存在范式的。由于命题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和实践的特点,这决定了命题与一般自然科学研究有着较大差异。具体地讲,在命题领域,范式是指所有命题人员共同的测量目的和技术方法体系,它以原则形式规定了命题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成为命题的基础和指导思想。
高考命题是为选拔人才服务,这就决定了命题范式是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同而发生转换。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对人才培养目标、个人素质的发展是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变化而有所不同,根据这样变化,高考命题范式也随之变化,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按照范式理论划分,命题范式主要包括命题中的命题意图、试题呈现形式和评价细则三个方面。命题意图是指试题考查的目的和知识,其始终贯穿在命题的全过程中。在命题伊始,命题人员需要明确命题意图,在试题的研磨中,须按照命题意图修改、打磨试题,最后制定的试题评价细则也需要能体现出命题意图。试题呈现形式是试题的情境和题型,不同的试题有着不同的考查功能, 有的功能是题型自身所固有的,而有些功能是根据考查目的延伸进行挖掘的。试题情境则更为丰富,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图表信息、符号代数等载体表达试题的题意和设问。评价细则包括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 这是高考用来评价考生的依据,也是对命题意图的实现效度的检验。命题范式的三个方面是命题中核心的部分,也是所有命题人员共同遵守的原则。这三个部分相辅相成,各有侧重。
二、命题范式的转换
根据对命题范式意义的理解,运用范式理论对我国的高考命题进行研究, 可以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高考中,命题范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出现了三次命题范式和两次范式转换。第一次是政治立意范式向知识立意范式的转换,第二次是知识立意范式向能力立意范式的转换。
(一)政治立意范式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高考的命题总体上是政治立意范式,所确立的测量目的和技术方法都是为实现突出政治的目的,选拔出思想政治合格的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年,高考采用的是大学单独招生考试,1951年,公、私立大学参加联合考试。这一时期的高考试题差异非常大,试题没有同一性。1952年, 全国逐步实现统一高考。至1954年,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的考试格局基本形成。这一阶段的自然学科试题命题要求结合生产实际,并符合当时科学发展的方向,考查中学教材中最基本的内容,考查考生对各门学科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人本社会学科试题受到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试题情境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选取的背景材料密切联系当时的重要方针、政策和政治、生产斗争的实际,试题内容则要求观点正确,并能反映考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命制的试题要既能测验考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程度,又能反映考生的思想实际。如作文试题“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1956年)、“大跃进中的新事物”(1960年)等。
这一阶段的试卷题量较少,题型较为单一,各科试题以填空题和主观题为主。这样设计可以对某一知识进行较为深入的考查,同时可以有效考查考生的分析表达能力。由于解答题往往存在不同的解题方法和策略,考虑到评卷时对评分误差的控制,试题在命制时更多采用相对封闭的设计。1964年,教育部在《关于改进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各科试题要拟定一个参考性的答案和评分标准,以供各地在评卷时作参考[6]。此时试题评价细则的制定则更多采用的是分析评分法,一般将解决问题的过程分为若干环节,然后根据各环节的论述、运算、证明正确与否给分。这样的评价细则对解题过程、整体评估、过程程序和流畅程度重视不够。
(二)知识立意范式阶段
自1978年后恢复的全国统一高考到1998年高考,我国高考命题体现了知识立意的原则,是一种知识立意命题范式。考试的主要命题目的是了解考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既要有利于高校选拔高质量的新生,又要有利于提高中学教学质量。在这一较长时期内,高考命题经历了从恢复高考之初到标准化考试的过渡,实现了从考查片面、单一的知识点到全面考查知识的过渡。
我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注重对“双基”的培养。在恢复高考之初, 为保持中学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同时便于考生复习, 教育部组织和编印了高考复习大纲。大纲包括了语文、数学在内的八个学科,规定了高考命题的范围不超出大纲,并且指出在考生复习时应注意各部分知识间的相互联系和它们的综合运用,特别应着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基本技能的训练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各科试卷中试题数量并不多,并且是以客观题为主,这样的试卷区分度较好,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如试卷对知识的考查不够全面、系统,容易造成人才选拔的相对不公平。
随着参加高考人数的不断增加,为更好地区分考生,命题开始向深、难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各地考生出现了“猜题”“题海战术”现象。如数学试卷中有的试题内容涉及了当时并不在考试大纲中的微积分等知识。为纠正此偏向,强调考生重视课本,高考又利用课本上现成结论进行命题。这样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考生将课本上的定理、习题解答死记硬背下来以应付考试。在此背景下,为使高考命题更加科学、规范,高考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技术的研究与实践。
1985年,我国开始了考试标准化的改革实践 ,标准化考试是一种按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统一的标准,并对误差作出严格控制的考试[7]。高考标准化的试验,除更新了人们考试观念、尝试了分数转换、更新了阅卷技术外,最重要的是带来命题工作的系统革命。标准化考试提出要研究各学科的考试目标,既要注意吸收布鲁姆(B.S.Bloom)等先进教育测量理论[8],同时又要注意学科本身特点, 制定适应我国国情、反映学科特点的《考试大纲》。《考试大纲》的内容包括考试的目的和性质、考试的内容和范围、考试的方法和形式以及样题四大部分。更进一步,国家教委陆续成立了各学科命题委员会,对考试性质、目标和题型功能进行研究,颁布了各学科的《考试说明》。《考试说明》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对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按照《教学大纲》规定的知识内容 ,并考虑中学教学实际 ,提出了考试的内容及能力要求, 并确定相应的题型、试卷结构和样题。与以前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要求相比,《考试说明》开始将能力列为考查的目标。各学科在学习和借鉴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为代表的教育测量理论,同时结合各学科的自身特点,将考试目标要求更加细化与精确,从知识和能力两个维度进行考查。在《考试说明》中,有关考试目标的描述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借鉴教育测量理论,将知识和能力分开说明。以物理学科为例,它将知识考查要求和能力考查要求分别单列,所考查知识内容通过列表呈现, 对各部分知识内容要求掌握的程度分为A、B、C三个层次[9]。A:知道所列知识的内容,能在有关问题中识别和直接使用它们。B:理解所列知识的确切含义及其与其他知识的联系, 并能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和判断等过程中运用它们。C:指中学物理中应用较广泛的某些重要概念和规律,要求考生掌握的程度与B相同,但要更为熟练。
试卷中的题型、题量在这一阶段变化较大。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后不久, 高考试题和前一阶段类似,主要以填空题和问答题的组合形式出现。1982年,高考研讨会提出怎样使用选择题。在此后的命题实践中,各学科开始尝试选择题。先是单选题出现,后来出现多选题、填图题等各种类型。随着高考向标准化考试过渡,选择题数量开始增加,各学科题型也越来越丰富。如1991年材料题在历史学科出现,并很快得到广泛推广,成为人文社会学科考试的重要题型。题型的改进与创新, 使得试卷设计和组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考试说明》颁布以来,各学科对考试的题型和试卷的结构都做了精心的安排。以1994年化学学科为例, 该学科规定高考试卷题型比例为选择题约占55%,简答题约占10%,填空题约占25%,计算题约占10%。此外,化学学科对各种题目的难度也进行了明确规定, 要求高考试卷的试题难易比例为容易题占20%、中等难度题约占60%、较难题目占20%[9]。这样明确的考试规定,给教育测量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这一阶段试题的评价细则也开始发生改变,在主观性试题上,一度为了阅卷时的客观性、标准性,在命题时将评价细则制定得比较细,这样就可以控制评分误差,但是也会成为考生发挥水平的桎梏。1990年的主观题首次制定了“扣题、条理”评价要求。1993年开始采用按层次评价的方法, 并说明文字可与要点不同,只要意思相同即可,而且能做高度概括和正确发挥的可酌情给分。1995年的试题开始采用两者皆可的分类评价法。1996年又规定不必拘泥参考答案的文字表述, 只要含义确切、表达清楚,即可得分。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虽然能力立意开始显现在高考命题中, 但是命题的主要目的仍是重视系统考查学科知识以及考生对知识的熟练程度,注重考查考生对知识的内在联系、学科基本规律与方法的理解和运用程度,呈现出知识立意范式。
(三)能力立意范式阶段
自1999年至今, 我国高考命题总体上体现了能力立意的原则,各个能力成分目标清晰,是一种能力立意命题范式。1999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意见》要求“高校招生制度必须坚持改革,主动适应时代的特点及其对人才素质能力结构提出要求,着力引导人才全面素质的提高和创新人才的培养,使高考的作用进一步完善。”[10]文件中确立“以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在这一阶段,“能力立意”的命题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其“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有利于中学教学,有利于推行素质教育”的基本命题原则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共同认可,其“总体保持稳定,深化能力立意,积极改革创新”的命题风格也得到了充分展示。
能力立意命题范式是指命题时首先确定试题在能力方面的考查目的, 然后根据能力考查的要求,选择适宜的考试内容,设计出恰当的设问方式,从而得到的一类试题形式。能力立意范式对知识范围要求更为淡化,不再单纯强调学科知识的覆盖面,而是注意学科内知识的综合,辅以学科间的综合考查。能力立意的要求就是要保证让知识考查服务于能力考查,知识考查让位于能力考查。学科化的能力构成代替了知识构成成为这一时期高考的主要考查目的。
伴随高考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科目的调整,能力立意也经历了发展变化。1999年教育部决定在全国推广“3+X”考试方案。在“X”这个类目中设置“综合能力测试”项目。怎样探索学科内部进行跨学科的考查开始提上日程。针对新的综合能力,《考试说明》对文科综合能力作出了具体的描述[11]。“文科综合能力测试”的考试目标指:准确地测量考生对政治、历史、地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具有的学习能力,科学地反映考生学习的潜质和潜力,有效地区分考生的真实水平。能力要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记忆知识的能力,二是理解知识的能力,三是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强调能力考查的原则,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学习能力已不仅局限于某一学科的思维方法和分析能力,还包括了综合各学科思维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学习能力。
2004年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开始进行 , 各学科能力考查的方式越来越多样, 考查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考查的目标越来越明确。高考命题主要对在高考中考查考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能力做了大量的尝试。如语文学科的能力描述内容,在原有的5个能力层级上,增加了“探究”作为能力的最高层级,并且调整了“鉴赏评价”与“表达应用”的能力层级顺序。语文学科的探究能力是指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有见解、有发现、有创新,是在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能力立意的命题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试题类型丰富多样,这一时期的题型分类可以以作答方式和思维方式分类。以作答方式分类的题型有: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等。这些题型都是在高考中常见的题型,但是在这一阶段这些题型也都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例如多选题经过改变,可以以填空题的形式出现,即在试题中给出多个选择项,要求考生按要求选填这些选项的编号。这样的创新是为了更好地考查考生能力和学科素养,相比以往的试题,考生需要对试题提供的每个选择项进行判断,选出正确的答案。以思维方式分类的题型集中体现了学科的特点,例如数学科中的探究题、开放题等。这类试题命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考查课程标准中提出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培养目标。
能力立意阶段试题评价细则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一些在教育测量学中常用的评价细则制定方法开始与各学科结合,形成了具有学科特点的评价细则。
三、能力立意命题范式的意义
能力立意命题范式在高考命题领域具有重要表现,它带来了命题的革命性变化,对命题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 提高了对人才选拔的准确性 , 实现了命题的范式转换。在命题范式中,命题者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政治立意和知识立意两种命题范式是某一历史时期内的社会需求所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命题范式虽然有重大差异,但是研究取向都是基于社会需求。能力立意命题范式的出现,从命题理论基点发生了改变, 从社会需求转向为人的发展。这种转换,既贴近了人的个性发展,也贴近了多样化人才的社会需求,增强了命题的独立性。
2. 开辟了考试测量研究的新领域。如何考查能力成为了能力立意命题中的一个核心研究问题。在之前,知识与能力是彼此独立的。随着能力立意范式的确定,在高考命题中,基本确立了以知识及其应用为依托,着重考查学科能力,通过对知识和学科能力的考查,考查一般的心理能力的指导思想。随着能力立意命题的发展,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是关注能力立意命题的实践;二是研究测量效果。
3. 拓展了命题的思路 , 引领中学教学注重能力培养。在命题选材时视野更为宽广,更多着眼于科学的一般思想方法,着眼于有普遍价值、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或实用背景。命题者关注的是反映能力与潜能的本质特征,解决问题时的思维与操作活动的心理过程,体现思维品质与技能的典型问题,并以其为核心选用题材,构筑试题,使之对知识和能力的考查容易实现和谐统一的要求。命题思路的拓宽,可以引领中学改变教学方式,注重对学生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素质立意———新时期命题范式的建立
立德树人作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要求,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的颁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了纲领性文件。《实施意见》就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提出了意见。特别强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对推进素质教育发挥更重要的导向作用,把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放在重要位置,紧紧围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推动考试评价内容更加科学、方式更加多样,更加注重对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面考查。高考改革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命题又是高考改革的重点。
高考命题范式也正在经历新的转变,即素质立意范式的建立。素质立意命题的指导思想是突出思想教育,要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考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着重考查考生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鼓励考生自主思考、独立判断,发挥高考试题重要的育人导向作用,促进考生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良好的学习态度,使考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为此高考命题应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1.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据学科特点,选取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试题材料创设问题情境,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制建设成就,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加强对文言文阅读、古诗词鉴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从积极、正面的角度设计合适的考核点,引导考生正确理解试题背后呈现出的价值取向,促进品德修养的提高和养成。
2. 注重独立思考精神。鼓励学生冲破习惯思维进行思考、打破常规方式进行解决。通过开放式的设问,拓展考生的思维,赋予考生自主选择、独立思考和个性表达的空间。引导考生敢于运用知识和经验,从各种资料中获取有用信息,运用判断、归纳、演绎、比较、概括等方法辩证地讨论问题的各个影响因素,提出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并能做出决策或者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规律,且具有一定创造性和开拓性。
3. 突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试题呈现形式的多样化,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考查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题干内容进行深层的挖掘和分析,其作答应能够体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应能够使用正确的术语及文字、图表、模型、图形等,顺畅、清晰、有逻辑地解释论证和探究过程。
人工智能范式 篇3
背景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者说,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理论的囚徒［4］。从经典科学到系统科学的科学革命实现了五大理论突破［5］,以此为基础,本文把这场科学革命引起的世界观转变总结为5个方面。
1从 “构成论” 到 “生成论”
从经典科学到系统科学的范式转换实现了从构成论向生成论的转变。经典科学具有明显构成论特征,思想之源来自于作为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之一的原子论思想,或深受其影响［6］,原子论又具有典型的构成论特征［7］,原子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原论［8］思想和方法也突出地体现着经典科学的构成论特征。在学术界,还原论的问题存在诸多争论,但其基本思想可以简单总结为 “认为复杂事物是一些更为简单、更为基本的成分的集合体或组合物,主张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较简单的成分来加以研究”, 或者说, “凡是主张物质的高层次现象( 如生命现象) 均可用低层次的规律( 如物理、化学规律) 来解释的,都被认为是还原论”［9］。承认世界的构成性,自然可以运用还原论方法,或分解的方法理解世界的本质; 反过来,还原论方法的成功和盛行又进一步加强了 “构成论”的世界观。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入,以构成论为思想基础的经典科学日渐走入困境,尤其是在生物学领域,问题尤其明显。从这些学科领域涌现出一批系统科学理论,正在实现着从构成论向生成论转变［7］。作为系统科学理论开创者的贝塔朗菲提出的 “一般系统论”,虽然开始于构成论无法解释的生命体的衍生现象,但是他的理论仍然具有明显的构成论特征,从他构建的系统定义可见端倪。他把系统定义为 “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10］,随后他用联立的微分方程具体定义系统概念,这种定义本身承认了向微观还原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随着系统科学各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生成论特征愈加明显。普里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向我们展示了在远离平衡状态下,宏观有序的耗散结构如何生成; 哈肯提出的协同学探讨了在突变点各子系统如何协同生成新的有序结构的问题; 艾根等人提出的超循环理论揭示了生命如何从非生命中生成的过程; 芒德勃罗提出的分形理论提供了一种描述自然生成机制的数学工具,分形理论以及各种生长模型的提出,使我们看到了外在世界生长的可能模式及其微观结构; 由霍兰等人创立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CAS) 提供了一种系统受限生成过程的方法论。当然,诸多系统科学理论都从不同方面描述了系统的生成过程、机制或方法。因此,可以肯定的说,系统科学是具有明显生成论特征的理论形态。
我们只能戴着 “有色眼镜”观察世界,摘掉它什么都看不到,或者说我们的看将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汉森提出的 “观察渗透理论”的精髓所在。因此,人类看到的世界会因为眼镜的变换而改变,即我们的世界观会随着支配我们的范式的转换而变化。 当戴上以构成论为基本特征的经典科学的眼镜时, 看到的世界即是构成的世界; 当换上系统科学的眼镜看世界时,看到的世界随即变成了生成的世界。 当然,世界是生成的而不是构成的这种世界观,又因为生成论思想的差异有所不同,李曙华提出的生成整体论思想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11］。
2从 “存在论” 到 “演化论”
从 “构成论”到 “生成论”的转变必然带来从 “存在论”向 “演化论” 变革。这里的存在不是哲学本体论或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普里高津的 “从存在到演化” 之存在［12］。经典科学的首要特征是其机械性,直接结果就是其可逆性。无论是作为经典科学代表形态的牛顿力学,还是19、20世纪之交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方程都是时间可逆的。量子力学测量过程中观察者的进入开始打破时间的对称性［13］。热力学的出现被认为是 “‘复杂性科学’的第一种形式”［14］,也揭开了演化科学的大幕,笔者把它称之为 “演化科学的代表”［15］。对以上过程及其特征,普里高津从科学和哲学层面都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述［12，14］,科学的发展正在重新发现时间,经历着从存在到演化的转变, 可以成为其思想的高度概括。进入20世纪下半叶, 系统科学范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更加广阔的演化图景。普里高津在长期思考热力学演化,寻求破解科学带来的时间佯谬以及热力学引起的宇宙学佯谬的过程中［16］,创立了 “从混沌到有序”的第一种演化的理论形态———耗散结构理论［14］。之后陆续产生的一系列系统科学理论都从不同方面展示了世界的演化状态。当然,必须明确一点,系统科学理论揭示的演化是进化或向有序方向的演化,这一点与热力学揭示的退化或向无序方向的演化完全相反。哈肯从激光研究和相变理论开始创立的协同学理论揭示出一条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演化路径和一种重要机制。托姆创立的突变论和芒德勃罗创立的分形理论主要探讨演化路径问题。突变论揭示了在原因连续的基础上演化结果或路径的突然跳跃或不连续性。 分形理论为分析和探讨自然界时间和空间生成与演化问题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数学工具。经过诸多学者、 跨越很长时间创立和完善的混沌理论,在研究演化问题的基础上向我们展现了 “表面混乱而实际上高度有序的精细结构”,并且直接涉及了演化动力与归宿问题［17］。除了以上具有代表性的系统科学理论揭示的演化图景外,其他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也从不同方面展示着自然界的演化特征。
戴着经典科学的有色眼镜,我们看到的世界是静止的、无时间的,或者说过去和未来都只是存在于那里,在科学理论看来没有差异,可以概括为世界是存在的。换上系统科学的有色眼镜,我们看到的世界,时间只能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是不可逆的。与热力学揭示的退化的演化相比,系统科学揭示的主要是从无序到有序,即进化的演化过程。 总之可以说,戴上系统科学范式的有色眼镜,我们看到的世界完全是演化的世界,不同的系统科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世界演化的方方面面。
3从 “实体论” 到 “关系论”
实体是经典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关系是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18］,系统科学的范式转换必然引起世界观从实体论向关系论转变。此处的实体论和关系论并非本体论意义上［19］,而是世界观意义上的实体论和关系论。前者可以简单概括为世界主要是由实体构成,关系附属于实体; 关系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世界主要是由关系联结而成,实体附属于关系。 换个角度说,前者是实体规定关系,后者是关系规定实体［20］。实体一定主要是静态实体,而关系可以有两种: 同时性关系,即空间性关系或静态性关系, 它们是针对同一时刻实体得以存在的形式或条件; 历时性关系,即时间性关系或动态性关系,它们是指不同时刻或在时间的演化链条上,实体得以存在的形式或条件。
经典科学各门学科理论都是以实体为研究对象, 主要探讨实体具有的特征及其规律性。物理学是其代表性学科,它的研究出发点一定是质点、粒子、 物体等实体对象,是研究这些种类的实体具有的性质及其关系特征; 生物学也是如此,生物体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和主要关注点,生物体之间的关系是附属于生物体的,或者说是为了研究生物体的需要而研究关系。另外,经典科学的学科划分也是以实体差异为标准进行的,比如物理学研究物理实体,生物学研究生命实体,并以不同的实体类型做更微观的划分。
系统科学范式实现了对经典科学范式的超越, 同时实现了二者的互补［21］。系统科学范式的研究重点开始从实体转向关系,这个转变本身也存在一个过程。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论既充当了系统理论的先锋,同时也体现着这种过渡状态。一般系统论已经超越各种类型的实体,开始关注实体间的关系。贝塔朗菲［22，10］认为, “系统的定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要理解一个事物,不仅要知道它的要素而且还要知道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各种系统的同型性、一般方面就成为了一般系统论的研究领域。 他的思想明显体现着一般系统论从实体转向关系的开始。之后发展起来的理论形态进一步超越实体的局限,直接关注关系性特征及其规律。普里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创立的协同学,托姆等人的突变论、艾根等人的超循环理论,以及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等,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超越实体,不受任何具体实体的局限,直接研究关系,从而使得系统科学理论具有 “中性科学”特征［23］,可以应用在实体完全不同的诸多系统中。系统科学理论对关系性的关注经历了从静态关系到动态关系、从构成到生成的演化。
戴上系统科学范式的有色眼镜,首先看到的是关系的存在及关系构成与生成的世界,世界不再首先由实体构成。关系的关系性存在与生成代替了实体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透过这样的眼镜,实体依然存在,但是地位已经发生改变,它不再先于和独立于关系,而是依附于关系。系统科学理论的内在特征决定了这种范式下世界观从 “实体论” 转向 “关系论”。
4从 “简单论” 到 “复杂论”
简单论的世界观认为我们眼中的世界是简单的, 世界受一些简单性、线性规律支配; 复杂论的世界观认为我们眼中的世界是复杂的,世界受一些复杂性、非线性规律支配。本文不使用系统科学哲学领域的常用范畴———简单性和复杂性,因为它们在该领域已具有专有含义,且存在诸多争议,本文不打算进入这些争论。笔者创造出 “简单论”和 “复杂论”两个新范畴,仅仅表征在世界观层次上世界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问题。从经典科学范式到系统科学范式的转换,正在使我们眼中的世界从简单论向复杂论转变。该转变可概括为三方面: 从线性到非线性、从整形到分形、从有序到混沌或混序。
数学上讲,“经典科学并不是纯粹的线性科学, 它也含有非线性方程”,但是, “经典科学面对着非线性现象,总是要设法略去非线性因素或者把非线性问题简化为线性问题来处理。线性化是经典科学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所以经典科学也被叫做线性科学。［24］”作为经典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因果关系也突出的体现着线性特征,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具有明显的线性因果决定关系。正如拉普拉斯［25］决定论阐述的,“应该把宇宙目前的状态看作是它先前状态的结果,并且是以后状态的原因”。系统科学则揭示了世界的非线性特征,用非线性的理论和方法处理非线性问题。维纳控制论中的基础和核心概念 “反馈” 就是系统科学理论非线性的典型代表, 他指出,控制论的统计方法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16］,也正如莫兰［26］所说, “复杂性是跟随维纳、 阿什比这些控制论的创立者才真正走上了科学的舞台”; 普里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中,非线性是新结构形成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这一结构的重要特点［27］; 艾根等［28］创立的超循环理论中,超循环自身就是一个非线性网络［16］; 其他系统科学理论中也不同程度的体现着非线性特征。Mainzer［29］在系统科学的视域下对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的非线性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 可以说,戴上非线性理论的眼镜,眼中的世界处处显示着非线性特征。
作为系统科学理论形态之一的分形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分形的有色眼镜,使得我们眼中的世界更加复杂。经典科学的数学基础或理论工具都具有整形特征,芒德勃罗创立的分形理论向我们展示了除整形以外还有分形,而且分形才是世界普遍真实的存在状态。芒德勃罗使我们认识到 “自然界的许多图形是如此的不规则和支离破碎,……自然界不只具有较高程度的复杂性,而且拥有完全不同层次上的复杂度”［30］。分形维数的概念在芒德勃罗的理论中起着核心作用［30］,分数维数的出现也彻底改变了人们整形的世界观。在整形理论中,实体的存在被关注,在分形理论中空隙成为了焦点,空隙是 “生长之源”［16］,是 “生长的活跃区”［31］,从而使我们认识到了 “一个具有负维数的潜在存在的世界”［16］,不仅可以 “以有观有”,还可以 “以无观有”。分形理论在系统科学的其他理论以及现实世界中都在显示其普遍性,发挥其 “威力”。 “从无生命界到生命界,从自然界到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从微观到宏观再到宇观,处处都有分形”［32］,并且在科学研究诸多领域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33］。分形几何为人类构建新的自然图像提供科学基础,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自然图景［34］。戴上分形理论的眼镜, 眼中的世界处处显示着分形特征。
世界有序与无序的问题是世界观探讨中的重要问题。所谓 “有序性是指世界的稳定性、规则性、 必然性、确定性与其组成事物之间的相干性和统一性等等,而无序性是指世界的变动性、不规则性、 偶然性、不确定性与事物彼此之间的独立性和离散性等等”［26］。经典科学视域下,世界是有序的,有序性是科学理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信念。系统科学理论超越了 “世界是有序的”这种观念,认识到 “无序和有序既是对立的,又以某种方式合作以组织宇宙”［26］,在确立了无序地位的同时又发现了新的有序,或者说揭示了一种新的存在状态———混序［35］。“混沌是确定论系统的一种 ‘不确定的’ 动力学行为方式”［16］。戴上 “混沌”的有色眼镜,眼中的世界超越了简单的有序性,实现了有序与无序的统一。
苗东升［36］在总结这种 “新型科学的世界图景” 时,首先看到的就是对简单性的超越,简单性与复杂性的统一是其首要特征。从经典科学范式向系统科学范式的转变正在实现着从线性到非线性,从整形到分形,从有序到混沌的转变。戴上这样的有色眼镜,眼中的世界就成为了非线性的、分形的和混沌的,即复杂性的世界。
5从 “决定论” 到 “非 ‘决定论’”
世界是符合决定论的还是非决定论的话题是哲学界争论的古老话题,系统科学范式从根本上动摇了决定论,使眼中的世界向非 “决定论”转变。非 “决定论”不同于 “非决定论”,前者是逻辑学上的 “决定论”,即除了决定论之外的各种形式,后者是学术界通用的专用术语 “非决定论”［37］。本文的非 “决定论” 某种程度上是介于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间,一种 “超越决定论”［38］的形式。
经典科学理论揭示的世界基本上符合决定论概念所展现的状态,用莫兰［26］的话讲,经典科学的观点一定是决定论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及可回溯性是其代表性特征。“从经典观点———包括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来看,自然法则表达确定性。只要给定了适当的初始条件,我们就能够用确定性来预言未来,或 ‘溯言’ 过去［39］。” 经典科学中,过去和未来都是完全确定的,并且可以根据现在的参数计算出来,如果无法完成,原因只能是现有数据、理论和计算工具问题,“世界在任何时刻的状态决定了它的唯一将来; 自然界允许绝对精确的语言世界描绘的将来状态［40］。”
随着从经典科学向系统科学的范式转换,决定论昭示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逐渐被推翻。系统科学理论超越了牛顿理论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展示了一幅部分不可知或至少提供了存在多重可能的不可预测的世界［41］。普里高津［39］的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 “不可逆性再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如果我们具备了完善的知识就会消失的表象”,时间之矢或者说不可逆性进入人类视域。他的 “分支理论”揭示着历史的唯一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 分歧点是系统的若干可能的演化图景或演化形态共存的奇点”［42］。“混沌是确定论系统的一种 ‘不确定的’动力学行为方式”［16］,是由确定性方程引出的不确定性。“说它确定性是因为这种随机性是由内在原因不是由于外在的噪音或干扰引起的; 随机性指无规律性,不可预测的行为［43］。” 混沌理论实现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44］。混沌学的产生 “使得机械决定论几乎无立足之地”［45］,宣告300年来决定论世界观的终结［46］。正像混沌理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York所说,混沌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43］。
摘下经典科学的眼镜,换上系统科学的眼镜, 眼中的世界也从决定论转向非 “决定论”。经典科学展示的是确定性的世界,确定性产生确定性,系统科学实则把不确定性引入其中。经典科学范式下, 对象世界是确定性的,符合决定论,不确定性源于人类主体而非客体世界; 在系统科学范式下,对象世界自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特征,这种不确定性不是外在或人为的局限,而是世界的 “内禀”不确定性。
6结语
经典科学范式与系统科学范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有色眼镜,戴上它们看到的世界是存在巨大差异的。经典科学范式下,世界是由实体构成的、存在的,世界具有简单性特征,其中包括线性、整形和有序等,世界基本上符合决定论。换上系统科学范式的有色眼镜,世界主要是由关系组成,实体附属于关系并处于普遍的关联之中,世界处于生成、演化的过程之中,世界不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包括非线性、分形和混沌等,这种范式下,非 “决定论”观点取代决定论观点成为主流,世界是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系统科学世界观的5个方面构成一个 “环环相扣、连贯一致的体系”［47］。
摘要：从经典科学向系统科学的范式转换引起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世界观的转变主要包括五方面:从“构成论”到“生成论”,从“存在论”到“演化论”,从“实体论”到“关系论”,从“简单论”到“复杂论”,从“决定论”到“非‘决定论’”。戴上系统科学范式的有色眼镜,世界将变得明显不同。
人工智能范式 篇4
一、传统与柔性两种财务管理范式之间的区别分析
企业当前应用的柔性财务管理的范式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 是新时期的财务管理学科中新型的一个领域, 研究者主要是将它与传统财务管理的刚性管理方式做对比来命名的, 它利用一种不同于刚性管理中以财务管理制度作为强制性管理手段的方式来进行财务管理, 即它以引领人们在心中形成一种诱导性的力量以及自觉性的约束力的非强制性手段实施管理, 更能够符合现代管理对于人性化以及科学化、理性化管理状况的要求。具体来讲, 柔性财务管理的范式相比较于传统管理的不同之处可以从下面几点来分析:
首先, 柔性的管理范式在组织开展财务活动以及处理相关的财务关系方面于传统的范式有所区别, 即柔性管理采用牵引式的方法, 而传统管理则采用推进式的方法, 柔性管理偏重于非程序化以及柔性化, 而传统管理则侧重程序化以及刚性化。其次, 柔性的财务管理范式基于牵引式的管理方法实施了对于财务关系的不同于传统财务管理的转变, 即不再同传统管理一样利用财务计划来推动财务活动的组织开展以及财务目标的达成, 而是以企业的实时的经营管理动态作为其依据, 来对财务管理工作进行不断的调整, 以推动管理的优化完善。
以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具体工作事项为例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区别, 在当前企业财务人员缩短预算的周期这方面来讲, 柔性管理一改以往的刚性责任中心方式, 而采用了柔性责任中心以及并行工程方法来实施, 即给予企业的科技人员自由地在企业内部进行流动的权利, 并允许他们实时地针对生产经营各环节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 最终达到缩短财务管理的预算周期的目的。这样的柔性管理范式既能提升企业财务人员以及科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又能够以一种柔性的人性化管理方法来帮助企业达到总成本的降低以及总收入的提升。
二、企业实施柔性的财务管理范式应具备的条件
新时期, 企业面临着日益趋于复杂的市场环境, 其财务工作必须能够做到对组织活动的范围进行实时的扩展以及将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及时地置入内控工作这样两项工作, 才能够使企业在残酷的市场中实现对于财务管理工作与市场动态同步的扩张。而柔性的财务管理范式以市场变动以及企业变化为基础开展管理, 对这种需求恰好能够充分地满足。因此, 企业在当前的发展中利用柔性的财务管理范式来优化传统的管理非常必要。本文下面就谈论一下企业利用柔性财务管理的范式进行管理需要具备的条件:
(一) 柔性管理实施的准备工作
首先, 企业要想推动柔性管理的有效实施, 就必须将本企业中传统的强调以生产为财务工作导向的理念、以产品生产的价格和质量为竞争基础的理念转变为将市场作为财务导向, 通过考虑顾客的各种消费需求, 以全面争取客源量为主要手段来实施侧重于顾客关系管理的财务管理理念。同时, 企业还必须将传统管理中以资金为价值管理对象的观念转变为以人为主体的管理理念, 即充分地尊重人在企业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所具有的作用, 通过加强对于员工的有效管理来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从而为企业的财务管理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其次, 企业要着重地将传统的注重纵向组织结构的管理, 转变为侧重横向组织结构的财务管理, 全面强化企业面对市场各种需求所具有的敏锐度, 以企业的内部信息效率的提升来加强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写作, 从而为企业的柔性管理的实施提供一定的信息灵活性以及人员协作高效性。而且, 企业还要将控制型的传统管理转变为激励和引导性的管理, 彻底地扭转企业为了加强财务控制而对各个部门及人员实施强制性管理的财务管理理念, 充分地采用有效的激励政策来引导和鼓励员工自主地在工作中挖掘和发挥自己的潜力, 从而使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得以有效确立, 也推动企业在高凝聚力的基础上获得更优化的发展。
(二) 柔性管理实施的各项条件
首先, 企业必须针对柔性管理范式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为其确立一个完善的刚性财务管理的体系, 通过管理的柔性以及体系的刚性二者的结合, 来推动财务管理工作在企业中的松紧结合的实施。
其次, 企业必须要加强对于领导者形象的准确树立, 通过各种对话交流活动的开展, 来全面地扭转领导者在员工心中作风不正、品行不良的形象, 推动领导力量对于柔性管理范式开展的核心支撑,
再者, 企业还要着力提升员工的素质, 在开展柔性财务管理之前, 一定要加强对于员工素质及能力培训的关注度, 而不只是简单地关注金钱及利益, 从而为企业的财务活动开展创造良好的道德与文化氛围。
三、企业当前在实施柔性财务管理时出现的问题
柔性管理的财务管理范式在企业中的实施, 通过各种人性化的手段, 使企业在新时期获得了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健康的发展, 理应在企业中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性应用。然而, 此种普及性应用的实现, 还要依赖于企业对于柔性管理目前在财务管理中实施的状况的准确把握, 即准确掌握各种不良问题, 来推动柔性管理的逐步优化。本文下面就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首先, 柔性管理当前的应用还过于刚性, 缺乏必要的亲情性及友好感。企业目前在实施柔性管理时, 仍然存在着过度重视刚性制度体系建设的问题, 在各项工作的开展中都要求按照规定的程序来进行, 这样企业虽然可能通过强制性的控制达到了对于费用支出的有效把握, 但柔性管理只能名存实亡, 企业的员工根本无法形成对于企业的深厚的情感。这样一来, 柔性财务管理的开展反而在形式上加大了企业的支出。
其次, 柔性管理的实施缺乏高素质的领导者以及有效的组织。柔性化的财务管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其在企业中的良好实施必须借助于了解这方面知识, 且又具备相应素质的领导者的领导力量, 而目前企业在开展柔性管理时普遍存在着对于高能力管理者的缺失。同时, 企业目前针对柔性管理所设置的组织机构过于复杂且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来开展工作, 员工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多层次以及多种关系才能够实现, 不利于企业内部信息的畅通。
四、结语
柔性的财务管理范式相较于传统的财务管理范式来讲, 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确实具有较大的优势, 能够满足企业当前发展的需求。但是, 企业必须为柔性管理的开展创造完善的条件, 并且着力解决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才能保证其管理作用的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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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范式 篇5
一、传统的财务管理管理范式与柔性财务管理的比较
传统的财务管理属于刚性管理, 具有非常强的强制性特征, 往往盲目强调对各种财务管理制度的遵循和服从, 进而实现各种指标。柔性财务管理范式是建立在对人的心理研究的基础上的, 采用的是柔性管理方式, 而非强制性, 通过在人们的心中产生诱导力量来实现对组织的有效管理, 进而将企业的管理转化为员工的自觉意识。因此, 柔性财务管理是一项相对较高级的人性化财务管理方式。
(一) 传统的财务管理范式与柔性管理范式的特点比较
1、传统的财务管理范式的特点:
传统的财务管理范式强调以财富为本的价值观, 注重规范化、专业化的管理思想;以传统的财务管理理论为基本的理论基础, 强调低成本的发展战略, 实现部门、层次的管理体制, 各个工作环节相互衔接;传统的财务管理范式更加强调层次结构, 各个职能部门的界限非常明显, 以财务管理为最主要的组织功能, 最重要的管理方式是集权式和相对分权式的管理方式。传统的财务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科学的财务秩序, 对于人才的引进也过于在红石专业人才, 这些人才的专业素质与管理水平往往不协调, 更加侧重于专业技能。
2、柔性财务管理范式的特点:
柔性的财务管理范式把以人为本视为基本的价值观, 坚持反应快速、柔性化的管理思想;以柔性财务管理理论是为基本理论基础, 强调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和市场领先战略相结合, 注重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每一个工作环节要并行进行, 集成管理;柔性财务管理采用的是网络化的管理结构, 职能部门与职能部门间的界限被有效打破强调财务管理的协调和服务, 加强创新, 在管理方式上更加注重财务管理的灵活性。柔性财务管理的基本任务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变革, 在适应外在环境的基础上改造和环境, 积极引进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有效结合、智能高的柔性人才。
(二) 传统财务管理范式与柔性财务管理范式的表现比较
1、在财务管理思想方面的表现比较。
柔性财务管理思想的表现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企业的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的处理方式由传统的推进式转化为牵引式;第二, 财务管理思想与牵引式的处理方式相结合, 导致的财务关系的转变。传统的财务管理方式通常情况下是根据企业的财务计划进行各种财务活动, 进而推动财务管理工作的进行。而柔性财务管理范式更加强调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 积极引导财务管理工作和财务活动的开展, 进而将财务关系理顺。将传统的财务管理范式中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化为现代柔性财务管理的合作关系, 将传统的竞争对手关系经过转化, 发展成为互利共赢的关系。
2、在财务管理方法方面的表现比较:
传统的财务管理方法表现出的是程序化、刚性化的管理方法, 而柔性管理方法则表现出的是非程序化、柔性化的管理方法。比如要想将财务预算的周期缩短, 就必须要通过并行工程来进行预算编制将传统的刚性责任中心专化为柔性的责任管理中心, 企业内部的科技人员可以自由流动, 将企业的生产经营问题解决好柔性财务管理方法支持各种形式的创新活动。现代企业要加大产品设计方面的投入, 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将企业的成本降低。与此同时, 现代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ERP系统来对企业的财务进行有效的管理, 不仅能够解决用户的需求问题, 而且能够将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
二、柔性财务管理的表现和实施
(一) 柔性财务管理的表现
1、促进了企业财务文化的建设。
现代企业管理从表面看是对企业资金的管理, 而实质上是对企业人才的管理。由于人的行为是靠思想所控制的, 因此财务管理必须要朝着柔性化的方向发展, 注重对人的价值观的引导。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管理文化, 其管理方式是建立在人的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管理艺术。企业财务文化的建设要以人为本, 加强价值观的引导, 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发挥他们的创造能力。只有保证了企业财务文化的建设, 才能够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通过强化企业的风险意识, 培养企业的财务精神, 促进企业的发展。
2、非理性化的企业财务管理。
企业的非理性化财务管理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 第一坚决否定了理性化的财务管理模式, 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上的, 已经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发生冲突, 根据企业发展目标而临时指定的财务管理策略往往成为企业获得利益的关键。第二, 增加了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考虑, 有许多企业过多的重视人才的学历、职位、工作时间等, 而忽视了员工的兴趣, 这也严重影响力员工的积极系, 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效率。
3、建立健全企业的财务管理人才系统。
人才系统的建立是当前企业发展经营成败的关键。企业的财务管理不仅局限在资金的管理, 更涉及到对人才的管理。加强对人才的管理与有效运用, 才能够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 柔性财务管理的实施
1、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的刚性体系。
在现在企业中, 财务管理的刚性和柔性虽然在管理内容、管理方式, 以及管理思想上有着一定的区别, 但是二者最终的管理目标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实现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柔性财务管理是为了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 而这个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恰恰是与刚性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一样的, 因此, 强调企业的柔性财务管理是非常有意义的。
2、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社会风气。
任何一个企业要想发展, 都必须要建立良好的企业社会风气, 如果企业内部的社会风气不好, 领导的形象不佳, 势必会影响企业柔性财务管理的效果。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企业形象是现代企业在市场中取得地位的关键, 在很大程度上使能够给企业创造许多好的正面形象的, 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建立柔性的财务管理的模式的原因之一, 更是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3、树立良好的管理形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财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管理的成败。现代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利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要建立良好的管理形象。企业要加强财务文化的建设, 引导员工树立比金钱更加高尚的生活追求, 强化工作的民主意识, 培养员工的文化素质, 使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质的转变, 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这也正是现代企业进行柔性化财务管理的基础, 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企业财务管理的日益科学化, 提高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 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为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奠定坚实的财务基础, 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使得企业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因此, 树立良好的企业管理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三、总结: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关键, 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生产运营的成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以及现代企业的发展, 传统的财务管理范式已经不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了, 几乎到了被果断淘汰的地步, 新型的柔性财务管理方式摒弃了传统财务管理方式的强制性, 改善了财务管理的方法和途径, 在管理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不仅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而且为现代企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要：当前,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传统的财务管理范式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了, 柔性财务管理范式逐渐走进现代企业。柔性财务管理范式与传统的财务管理范式相比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 随着企业财务管理的日益规范化, 柔性管理越来越得到企业的认可, 成为企业变革的重要前提。本篇文章通过对传统的财务管理范式和柔性财务管理范式相比较, 进一步阐述了柔性财务管理范式的优越性。
关键词：传统财务管理范式,柔性财务管理范式,比较,优越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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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档案后保管范式 篇6
档案后保管范式的提出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一是由于虚拟的电子文件取代实体的纸质文件, 使得文件极易流逝, 难以捕获, 造成有用信息流失;基于实体文件形成者的来源信息和有机联系在虚拟状态下难以追溯和考察, 以至于电子文件背景方面的深层信息和深度知识无从挖掘。而传统的基于纸质文件, 以实体来源原则为核心的档案学理论与档案管理技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难题。二是由于文件数量急剧增长, 造成“文件雪崩”;而且与此同时, 文件的质量大幅下降, 少数有用文件被大量无用文件埋沉, 形成“信息污染”。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人们吸收信息的效率, 增加了人们获取知识的难度, 所以必须强化文件鉴定, 剔除无用文件。而传统的“直接鉴定法”———逐份审查文件的内容, 如何能高效地解决海量文件的鉴定问题呢?结果, 人们感到了“信息恐惧”、“知识饥饿”, 传统的档案保管范式受到巨大的挑战[1]。
档案后保管范式由三项基本内容组成 (实质上是三个应对上述难题的策略) :一是新来源观。传统来源原则中的“来源”是指文件形成者, 往往是一种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机构、组织或个人。而新来源观中的“这个‘来源’是指文件的形成过程及背景, 即文件是由谁, 在什么条件下, 运用哪些数据, 为了什么目的, 采用了何种结构形成的等方面的情况”[2]。新来源观促使人们将文件管理的重心从文件产生之后转移到其产生之初或之前, 提前控制和全过程控制文件的运转, 确保文件被有效捕获与控制, 而不会流逝;促使人们将关注点从文件表层的、内容方面的信息、知识转移到其深层的、背景方面的信息、知识。二是宏观鉴定论。传统的鉴定观采用比较具体的、微观的鉴定标准, 要求直接地、逐份逐份地审查文件的内容, 然后决定文件的存毁。而宏观鉴定论采用宏观的、系统的、超前的鉴定标准与方法可以对数量庞大的文件进行“批处理”式的鉴定, 从而极大地提高鉴定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大量地剔除了没有价值或价值很低的文件, 减少了信息污染的程度。三是知识服务。在传统档案管理中, 档案管理人员忠实地保管着档案, 被动地为用户提供档案, 而把如何从数量庞大的档案卷宗中搜寻、获取所需的信息、知识的难题留给用户自己去解决。在利用信息、知识, 创造价值的这个过程中, 档案管理者只做出了极少的贡献, 因而也就只能“坐在凄凉冷清的文件办公室或是静寂的档案架前”。而知识服务要求档案人员“停止扮演保管员的角色, 而成为概念、知识的提供者”, “把着眼点从信息转移到知识上 (探寻、传播、理解) , 从建立数据库到建立知识库上”, “引导利用者从泛滥的具体信息过渡到知识甚至智慧”。这样, 档案人员真正满足了用户的信息、知识需求, 为信息、知识价值的实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而也就可以“重新坐回上帝的身边”[3]。
虽然档案后保管范式是从档案专业自身的视角出发, 为解决档案专业自身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但是它在思想理念方面却与知识管理不谋而合。新来源观的实践目的在于捕获文件, 防止信息流失, 追溯和考察文件的背景因素, 挖掘文件深层的、隐含的信息和知识, 从而为知识服务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宏观鉴定论的实践目的在于提高文件鉴定的效率与质量, 剔除没有价值或价值很低的文件, 提高人们检索、利用所需文件的效率, 增强人们获取、吸收信息和知识的能力, 从而为知识服务提供良好的知识结构。知识服务的目的则是通过更好的技术手段为用户提供档案服务, 指引用户从文件中获取所需的信息、知识 (甚至智慧) , 从而应用知识、创造价值。由此可见, 新来源观、宏观鉴定论和知识服务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档案后保管范式的核心和最终目的是知识服务, 新来源观和宏观鉴定论是实现知识服务的基础和保障。知识服务作为档案后保管范式的核心和最终目的, 体现了关注知识价值、重视提供知识、强调应用知识的思想理念。这也正是知识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念之所在[1]。
参考文献
[1]徐拥军.档案后保管范式与知识管理[J].档案学通讯, 200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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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歌谣语用范式研究 篇7
一、儿童歌谣是一种优质的语用范式
由于儿童歌谣高度切合低年级儿童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层级,使得它成为一种适合低年级儿童迁移创新的优质语用范式。
1. 学习儿童歌谣的语用结构。
儿童歌谣的内容切合童心童趣,想象丰富且意境优美有趣,呈现出一幅幅异彩纷呈的画面,能养护低年级儿童的童心,激发他们探索世界的童趣。歌谣描写的多为儿童熟悉的物象:日月星辰、风霜雨雪、山水美景;身边熟识的植物、动物和人物等,这些描写对象个性鲜明,饱含儿童情感,能激发低年级儿童观察和体验身边事物、现象的热情,激活低年级儿童的想象思维,培养主动发现、认识的意识。儿童歌谣语用结构特点鲜明,首先句式整齐,句子简短,每一节歌谣结构简单;另外,语言天真活泼,形式自由,韵律灵活,朗朗上口。句型句式和歌谣结构易读易记,适合低年级儿童积累素材和培养语感,易于模仿创造。情境化的语言直接给儿童提供了现成的书面语言学习“范本”,有利于儿童获得母语表达的认知结构,最大限度地促进儿童母语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2. 从儿童歌谣中汲取语用精髓。
遣词造句的基本功是儿童运用语言的起点,写话是儿童学习书面语言奠基性的训练,需要规范和扎实。低年级儿童需要在文本中去发现和积累内容丰富且形式活泼的语句和句组,并在大量的说句、写句等语言实践中建立句子概念,逐步培养语感。儿童需要达成的语用能力为:一年级以说写一句完整通顺的句子为主要习作能力指向,重在建立句子概念,能表达结构完整、用词适宜、标点正确的句子,练好写句基本功,培养说话写话的兴趣。二年级主要培养儿童说写几句话的习作能力,能用几句话把一个意思写清楚,做到意思完整、语意集中、语序合理。这里的句组是指表述同一主题的几个存在语义关联的句子,需包含三个最基本特点,即句子通顺、话题统一和语句连贯。儿童歌谣内容丰富、语言鲜活,多角度多层次描写身边的某一种自然现象、某一处风光、某一种事物,或某一种情感。以它为范本能引导低年级儿童发现和习得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最终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
二、儿童歌谣语用范式的迁移
在儿童歌谣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做到读写迁移,打通语言材料与儿童生活经验的联系,关注文本内容和语用结构的表达,学习遣词造句的表达技巧。教师可引导儿童先进入文本,发现事物的特点和事物间的内在关系,发现语用认知结构;再让儿童走出文本,在生活中寻找同类事物及事物的特点、事物间的关系;最后套用此类认知结构及时说出或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构建属于自己的认知言语系统。这种读写迁移的教学策略,具体可从以下五个步骤来逐步实现。
1. 搜集儿童歌谣。
教材中的儿童歌谣是编者精挑细选的学习范本,除了教材,教师还可鼓励儿童阅读名家的儿童诗集,如金波《妈妈的故事》、刘湛秋《无题抒情诗》等。教师还可节选儿童散文中的语段,改编成儿童歌谣供儿童模仿。此外,还可以鼓励儿童阅读千百年来大众创作的经久不衰的民歌、民谣,鼓励儿童上网搜集自己喜欢的儿童歌谣。
2. 发现并积累歌谣中有特色的语用结构(即特色词句)。
特色词专指低年段儿童熟悉的事物名词和描述事物特点的动作词和形容词;特色句专指形式规范,内容活泼的比喻句、拟人句、含关联词的简单复句等。如让儿童阅读儿歌“柳树姑娘,辫子长长,风儿一吹,甩进池塘,洗洗干净,多么漂亮,洗洗干净,多么漂亮,多么漂亮,啊哩咯。”教师可引导儿童去发现和观察事物:柳树姑娘、风儿、池塘;让儿童去发现和理解动词:吹、甩进、洗洗;让儿童发现和体会形容词:长长、干净、漂亮。此外,还要引导儿童发现并积累儿童歌谣中的特色句,如上面儿歌可训练说句、写句:“多么……,多么……”。
3. 发现并积累儿童歌谣的写作顺序。
通过学习积累,规范儿童话语表达时句子语义的联系,使表达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最终达成智育目标。如学习:“小金鱼,真可爱。圆圆眼睛,大肚皮。摇摇尾巴,张张嘴,游来游去,真欢喜!”(本句按从头到尾的描写顺序:眼睛———肚皮———尾巴)“一身乌黑光亮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活泼机灵的小燕子。”(本句按从部分到整体的写作顺序:羽毛———翅膀———尾巴———小燕子)在儿童发现和理解写作顺序的基础上,可鼓励他们仿写迁移。如儿童写道:“小黄鸡,真可爱。圆圆眼睛,细长腿。啄啄翅膀,点点头。走来走去,真自在。”“一身斑点油亮的皮毛,四条强健有力的大腿,加上长长的尾巴,凑成了凶猛的金钱豹。”
4. 发现并积累儿童歌谣中事物间、现象间的语义联系。
通过迁移寻找生活中同类型的语义联系因子,如二年级下册教材中的诗歌《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描写了太阳、北极星、大树、积雪等天然的指南针,教师可引导儿童探索如下事物与方向的对应关系:蚂蚁洞穴口———朝南、青苔茂盛面———朝北、中午的向日葵———朝南、年轮宽的一面———朝南、启明星———朝东。
5. 联系生活,迁移仿写,创作儿童歌谣。
儿童歌谣是儿童可望可及的、有梯度的语用范式,在实际教学中,儿童通过感知理解已经发现了词语、句式、事物或现象的内在联系,基于此,教师可引导儿童从文本中走出去,将儿童歌谣中的语用认知结构(特色词和特色句)采用镂空的方式,让儿童结合生活经验来迁移仿写。如儿童仿照“小蚂蚁真有趣,见面碰碰小胡须。你碰我,我碰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排队走,一二一,大家去抬一粒米。”创编了“小蜜蜂,真有趣。见面跳跳‘8’字舞,你跳上,我跳下,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快来采花蜜。”“小螃蟹,真霸道。见面碰碰大钳子,你钳我,我钳我,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横行去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