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个人收入

美国个人收入（精选9篇）

美国个人收入 篇1

我国近年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尤为突出, 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1978年至1990年在0.1-0.2之间, 而2000年至2006年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8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6。巨大的收入差距必然会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产生: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对立阶层形成、公平竞争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实现等等。这给社会稳定性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 也影响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基于此, 本文基于美国的经验视角来探讨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改革。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存在的问题

(一) 工薪群体即中低收入人群是个税的主要纳税人

财政部税政司2010年2月公布的我国《2009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报告显示, 工薪所得个税收入为2483.09亿元, 占个税收入的比重约为63%。工薪阶层工资性收入只占全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左右, 却承担了不相称比重的税收, 而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者占有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 但所缴纳的个税仅占总量的不足10%。而在广东, 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额的2.33%。相比较, 新加坡占总人口20%的富人承担了85%的个税。

(二) 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主要来自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

从统计资料分析看, 曾作为城镇居民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工薪收入和作为农村居民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经营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均有大幅下降, 而城镇居民来源于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均明显增加;农村居民来源于工资性质的收入大幅度增长, 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有一定增幅。这种变动趋势说明, 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其收入都已经不再主要依靠某一类固定的来源, 而是朝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形式发展。

(三) 高收入者未能缴纳与其收入相对应的税收

我国高收入者收入可以轻易实现避税, 是导致我国个税不能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于其收入构成复杂, 来源多元化, 工资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较小。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控制手段主要是对工薪阶层的源泉扣缴, 而高收入者税基、税源难以准确界定和监控, 而且不断有新收入出现, 不易实现源泉扣缴。

二是不规范的分配渠道, 对各类隐性收入监控力度和监管手段不到位。比如, 有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花样繁多的实物补贴;民营企业以现金发放的各项补贴, 成为个税征收的难点;自由职业者劳务所得按次征收难以操作;大量的现金交易与实物分配等。

三是某些小型企业主通过一系列的会计手段, 做到很少盈利甚至亏损;或者利用不同税种设置的缺陷以及国税局与地税局之间信息协调的不畅, 通过个人与家庭一切消费全部算进企业目, 比如私家车养路费、重点建设金、旅游费、保险费等都被列入了公经营成本, 达到规避企业所得税和个所得税的多重目的。此外, 一些专门卖发票的“财税公司”中介的存在和务机关的执法不严, 更是大大助长了种不端行为。

四是代扣代缴漏洞。例如, 外聘宾, 并以稿费的形式支付劳务报酬, 常没有代扣所得税。

五是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或非法入, 完全游离于税务监管之外。

(四) 费用扣除额标准缺乏人性化

纵观各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几乎个国家都设有费用扣除标准。对此, 国社会普遍采用的做法是将费用扣除额与价上涨水平相挂钩, 费用扣除标准随物变化而变化。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方法相对比较简单、生硬, 既乏人性化, 又不能体现税负公平, 更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1. 我国的个税费用扣除没有充分虑到纳税人的基本生活成本, 实行的一刀切的扣除标准。在征收过程中, 略了纳税人家庭成员的构成和家庭支因素, 诸如抚养、赡养、就业、教育医疗、保险、购房等。

2. 国际上费用扣除额增减的风向一般以消费价格指数 (C P I) 作为依据一、两年调整一次。而我国, 从1981正式设立个人所得税至今, 费用扣除准调整总共才进行过四次, 分别为800元、1600元、2000元和现行的3500元, 其中800元标准竟一直执行了二十多年。此外, 我国法律修改程序繁琐, 必须经过全国人大的讨论和审议, 使得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时滞过长, 难以适应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3. 当前经济形势不断发展, 物价上涨, 而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 没有实现科学的通货膨胀调整或是工资指数调整, 因此难以自动消除通货膨胀对实际应纳税额的影响。从我国基本费用扣除额调整的历史轨迹看, 对于费用扣除额并没有形成一种每年或每半年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进行调整的制度, 而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二、美国个人所得税制经验启示

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算是一个年轻的税种, 但在国外, 尤其是欧美国家, 个人所得税制已经发展的十分成熟, 很多经验值得认真研究。

(一) 建立综合或者混合税收模式

美国个人所得税是其最重要的税种, 实行综合税制, 并按照纳税申报身份又分为:单身、已婚夫妇、户主、鳏夫、寡妇等。除此之外, 美国还开设遗产及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和财产税, 与个人所得税相互配合, 有力地调节了社会收入分配。而像我国大陆单纯实行分类税制的国家目前在世界上已经很少了。不论是综合征税模式还是混合征税模式, 都有其各自的优点, 而这些都是单纯的分类征税模式所不具备的。在综合或者混合模式下, 以家庭为单位的征收制度对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完善税收征管制度——特别针对高收入人群

在美国, 像盖茨、巴菲特这样的百亿富豪是个税的缴纳主体, 他们这样的富豪贡献了个税的30%左右。如上所述, 我国对高收入者的个税缺乏有效的控制, 治理高收入者个税流失问题需要针对性措施, 比如完善的个税制度、有效的征管体系、严厉的税收处罚措施、良好的纳税环境等都是必须的。笔者认为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可以总结如下:

1. 税号制度, 这是必须启动的一项基本制度。

推行税号制度, 就可以针对高收入纳税人建立个人所得税征收档案, 便于税收检查, 减少了偷税行为。

2.

现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实现了税务部门与其他有关机构的信息共享, 并形成了严密的税收监控网络。美国早在二十世纪中期就开始在税务实践中采用计算机联网技术, 构建有国家统计中心和多区域服务子中心构成的信息系统, 主要负责对纳税信息的整理和申报填报, 以及年终所得税的汇算清缴等工作, 这些措施有效地提高了税收效率。

3. 制定严厉的处罚办法和措施。

税收处罚措施一般包括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类。一些国家的税务部门还对纳税行为进行事后抽查, 以防有漏网之鱼。

(三) 采取人性化的税收设计理念

简而言之, 税收人性化是指税收征管缴纳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美国个税人性化的设计理念体现在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多种标准确定征税范围以及个税征纳诸多事项的可选择性方面。

1. 税率以家庭为单位计算, 实际税率因人而异。

在美国, 带有孩子的单亲家庭和老年人家庭是不需缴纳联邦所得税比例最高的两个群体。2009年美国老人家庭约有55.3%的比例免交联邦所得税;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带有孩子的单亲家庭中九成以上不需缴纳联邦所得税。夫妻中仅一人工作比两人都工作的税率要低;夫妻两人都有工作, 合算税率比分开计算者为低;家庭赡养老人和抚育孩子者, 不但税率较低, 而且还会得到补贴。税率制度充分考虑了婚姻和家庭负担等因素, 即体现了量能纳税原则, 更体现了税收的人性化。

2. 多种标准确定征税范围。

对弱势群体的照顾, 更好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公平原则。美国个税采用多重标准, 根据每个纳税人的具体状况, 包括婚姻家庭状况、个人经济负担能力等内容, 确定不同的纳税项目和税率, 使每个纳税人得以尽量公平地承担负。

3. 税前扣除办法、申报方式与年终纳税申报形式的可选择性。

为了实现多元化的社会目标, 美国实行标准扣除与分项扣除并存的办法。为了简化纳税申报表, 降低征管成本, 1944年以来实行固定税额的标准扣除, 适用于所有纳税人, 对调整后毛所得的扣除, 纳税人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数额较多者作为扣除项。个税以家庭为申报单位, 但申报方式较为灵活, 夫妻可以选择合并申报或单独分别申报, 税额差别不大, 多数家庭选择合并报税。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 建立家庭联合申报制度

从美国的实践看, 以家庭为单位, 更能体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 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征收在现实上会给税务部门带来相当的征收复杂性, 但是从居民实际情况的角度考虑, 以家庭总收入为课税对象更能体现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二) 建立动态费用扣除标准机制

费用扣除标准是否科学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个人所得税税制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 确定“费用扣除标准”应考虑几方面的因素:一是基本生活需要;二是通货膨胀因素;三是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的住房、医疗、养老、失业等制度的改革;四是教育支出。我国费用扣除标准的改革, 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情况、物价水平以及个人所得税发展的长远战略来综合的考虑。在征收个人所得税前, 应对纳税人采取必要的费用扣除, 其中包括生计费用和必要费用。另外, 还要充分考虑物价、地区间差异等因素, 其中生计费用应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实际情况, 如赡养人口、年龄、健康状况、婚否、残疾、老人等。为体现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和税收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合理确定费用标准应掌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负担能力原则, 要根据纳税人赡养人口情况和基本生活需要确定不同的扣除标准;二是要考虑纳税人家庭以及本人的教育培训费用, 同时与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制度相配合;三是要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允许各地根据当地的物价水平、消费水平调整个税起征点;四是实行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 即将扣除费用与物价指数挂钩, 根据零售物价上涨指数适当调整扣除费用。另外, 我国应确立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 一方面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平衡不同纳税人的全部或部分家庭负担, 真正体现量能纳税的公平理念, 另一方面体现以人为本的方针政策。

(三) 合理设计累进税率

根据我国新税法, 工薪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3500元后, 实际上月收入至5000元的工薪阶层才需缴税, 缴税人群比此前的28%缩小到7%。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按每个家庭4.3人确定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标准为家庭年收入1.68万-7.2万美元。据此, 结合近几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折算, 可得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标准人均年收入约为人民币5万-21万元之间。那么综合考虑, 设计税率时, 我们似乎可以对人均年收入分为以下几个阶层:5万元以下;5万-10万元;10万-16万元;16万-21万元;21万-35万元;35万元以上。

为体现税率的适度累进原则, 个税改革应以照顾低收入者, 调节高收入者, 更有效地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兼顾培养居民纳税意识和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为重点。在设置税率级次时, 应该增加税率级次, 由五档增加至七档。前两级税率主要针对中下收入阶层纳税人, 覆盖范围扩大, 税率级距也短。而10%及20%税率之间的15%不可缺少, 因为这部分主要是我国的中低阶层来纳税, 直接由10%跳跃至20%, 税收负担增加太多;另外, 再增加一档最高边际税率50%, 以调节高收入者, 进一步加大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力度。

(四) 将资本利得纳入征税范围

将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资本利得纳入征税范围同样是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资本利得是属于低买高卖资产而获得的收益, 属于非生产经营所得。我国现行个税中仅有证券投资所得税, 即对从事证券投资所获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征税, 而对资产增值不征。建议开征资本利得税, 并对进行短期与长期投资的资本利得分别按不同的税率征收。这样, 一方面可以打击投机行为, 抑制资本市场泡沫, 促进股市良性发展。另一方面, 避免高收入者为逃避税收而将其他项目所得转化为资本收益, 遏制其偷逃税行为, 有利于长期投资, 并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鉴于证券交易印花税构成了目前投资者交易的一项较大成本。在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同时, 还应当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 以降低交易成本。

(五) 完善高收入者双向申报制度

鉴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收入监控体系, 纳税人的自行申报制度实施也不够理想, 因此对于纳税人的各项所得宜采用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双向申报制度。即在源泉申报预缴的同时自行申报, 高收入者多纳税, 中低收入者先行预缴, 多退少补。一段时间汇总后报税务部门核准, 税务部门通过计算机比对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结果, 出现问题的及时介入稽查, 重点加强对这部分人的监管, 提高个税的征管效率。要达到以上效果, 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1. 建立交叉稽核体系。

税务机关应规定所有单位或雇主在支付给个人报酬以后须向税务部门汇报收款者、报酬金额等具体情况, 建立起一个个人收入明细档案, 这样有利于加强对扣缴义务人的监督, 也有利于对税源的控制。

2. 建立系统的管理机制。

对扣缴义务人实施有效的跟踪监督, 尤其是长期不申报或者少申报的高收入者纳税人, 要加强专项检查及时按照相应的收受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对于故意不履行扣缴义务或者屡次未缴少缴的纳税人, 要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

3. 扩大申报范围。

随着个人所得税制和相应征管工作的不断完善,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逐步将自行纳税申报的范围扩大到每一个纳税人, 形成自觉报告收入信息, 每个人单独建档, 逐渐形成全面完整的税收监控体系。

四、结论

个人所得税历来被视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有力武器, 而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十分明显, 并且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本文从工薪群体是个税的主要纳税人、收入差距主要来自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费用扣除额缺乏人性化等方面对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效应进行了分析, 并借鉴美国个税的成功经验, 同时结合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特点, 得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除了以上建议, 建立综合或者混合税收模式也是改革个税的一个方向, 但是由于现行条件的限制和现行税收管理体制的滞后, 建立综合或者混合税收模式还需要更多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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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培勇.个人所得税前瞻[J].中国财政, 2009 (11) .

顶级收入的“美国偶像”们 篇2

No.1卡里·昂德伍德(Carrie Underwood)

收入：1300万美元

这位来自俄克拉马荷马斯科吉的乡村音乐手，已经赢得了4座格莱美音乐奖(Grammys)、14项“公告牌”音乐奖(Billboard Music Awards)和5个美国音乐奖(American Music Awards)。她的唱片累积销售了960万张。(图1)

No，2凯莉·克拉克森(Kelly Clarkson)

收入：1170万美元

《美国偶像》第一季的冠军，凯莉的唱片销售数量达1060万张(电子唱片销售数为1610万张)。她最新的单曲《已经走远》(Already Gone)在“公告牌”排行榜上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即将发行她的第五张专辑。(图2)

No.3克里斯·多特里(chris Daughtry)

收入：1020万美元

在结束与酒吧乐队合作的北卡罗琳娜巡演后，多特里当时获得了第五季的第四名。离开《美国偶像》后她的两张唱片累积销售了570万张，并由2006年一首《离开这个城市》(kave This Town)获得过格莱美奖提名。他在微博“推特”上的粉丝数达15.9万。(图3)

No.4克里·皮科勒(Kellie Pickler)

收入：760万美元

皮科勒是“美国偶像”中为自己唱片十分卖力的歌手之一，在她的工作安排表上安排超过100场大小演唱会。这个第五季冠军有130万销售记录，这个数字接近尼尔森-桑德斯堪(Nielsen SoundSean)。(图4)

No.5乔丁·斯帕克斯(Jordin Sparks)

收入：370万美元

参加《美国偶像》节目时她才17岁，他是节目史上获得冠军的最年轻选手。这个第六季的冠军与节奏蓝调代表歌手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合唱了一首《没有空气》，一炮而红。斯帕克斯的第二张专辑中《战场》在“公告牌”排行榜上获得了第七名。(图5)

No.6珍妮佛·胡德森(Jennifer Hudson)

收入：350万美元

胡德森目前状态下滑，唱片销售慢且工作安排很松，但是她仍是最成功的“美国偶像”之一。虽然在第三季她只得了第七名的成绩，但是在2006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她因出演《追梦女孩》获奖。2008年她的首张同名专辑在“公告牌”200排行中排第二，销售量是75万张。(图6)

No.7大卫·库克(David cook)

收入：280万美元

3年前，他还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酒吧驻唱。在2008年赢得第七季冠军之后，他发行了单曲《我生命中的时光》(The Time of My Life)在“公告牌”100强排行中名列第三，接着推出了个人同名专辑，取得了白金销售的好成绩。(图7)

No.8大卫·阿查莱塔(David Archuleta)

收入：220万美元

他在2008年被大卫·库克打败，他的专辑在“公告牌”上拿到了第二。大卫离开《美国偶像》后已经演出过百场现场。“推特”的粉丝数也有37.2万人。(图8)

No.9克雷·艾肯(Clay Aiken)

收入：200万美元

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的克雷成名前过了6年的山区生活。他的唱片卖了400万张，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获得了一篇专属的最佳销售报道。(图9)

No.10克里斯·艾伦(Kris Allen)

收入：170万美元

美国个人收入 篇3

趋势变动点通常不能从序列图上直观获得, 这是因为它的出现是由于战争、政策变化, 或者是其它一些非主观因素或环境变化所导致的。趋势变动点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异常点, 并且对时间数据所处的位置很敏感, 这也是邹至庄检验的局限性所在。如果遇到成组的趋势变动点, 即趋势变动区间, 情况会更复杂, 邹至庄检验的不足会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使用邹至庄检验时, 有时会由于设定的模型形式不合适而导致真正意义上的趋势变动点被“淹没”。另一方面, 在某些时间序列数据中, 趋势变动点是成块出现的, 即趋势变动区间的产生。如果这时我们没有及时调整模型形式, 就会使真正意义上的可以反映外在环境变化的趋势变动点消失在趋势变动组中。因此, 如果模型形式设定不合适, 就会导致某些趋势变动点不再敏感, 也就使得由于战争、政策变化, 或者是其它一些非主观因素或者是环境变化所导致的趋势变动不能准确真实地反映。

二、改进邹至庄检验的方法阐述

下面以美国1970—2005年个人可支配收入 (自变量) 和个人储蓄 (因变量) 的数据 (以10亿美元计) 为例来阐述改进邹至庄检验的思想和方法。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t=α+βxt+εt, n=26 (1) , 使用递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其参数估计值以及相应的p-值 (α=0.01) , 见表1。

利用式 (1) , 将1981年和1982年分别选作趋势变动年份进行邹至庄检验, 而且可以验证进行邹至庄检验的基本假设成立。邹至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1981年, 里根政府为克服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滞胀问题, 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理论, 接受了供给学派的经济主张, 以削减税收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财政政策。美国国会通过了《1981年经济复兴法案》。自此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其中《1981年经济复兴法案》主要有大幅度削减个人和企业所得税, 以鼓励储蓄与投资, 其中的核心是通过减税、减支来增加供给, 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抑制通货膨胀, 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美国自1981年经历了税制改革后, 由于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进而令经济系统产生变化。因此, 可能会破坏式 (1) 的模型形式。从表2中可以看出1982年是趋势变动年份, 因此, 储蓄与可支配收入间的关系在1970—1995年间发生了变化。但是, 1981年也是趋势变动年份, 这就会干扰我们对1982年外部环境的改变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的分析判断, 致使邹至庄检验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探测能力下降, 并且趋势变动区间的出现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结合表1中回归参数估计值以及p-值的结果, 可以发现式 (1) 并不是合适的模型形式。因为从表1中的子区间序号1-13可以看到, undefined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于是, 可调整模型形式来改进邹至庄检验, 以使邹至庄检验反映外部环境的灵敏度增强。

对1978—1989年趋势变动年份进行探测, 设定模型yt=βxt+εt, n=26 (2) 来做邹至庄检验, 可以证明进行邹至庄检验的基本假设成立;对于验证1990—1995年是否是趋势变动年份, 设定模型yt=α+βxt+εt, n=26 (3) 来做邹至庄检验, 同样也可以证明进行邹至庄检验的基本假设成立。具体结果见表3。

通过表3, 可以清楚地看到1981年不是趋势变动年份, 而1982年成为真正意义上外部环境变化的晴雨表, 使得邹至庄检验的灵敏度得到提高。因此, 改进邹至庄检验的方法是可行的, 也是有效的。也就是说, 里根政府在1981年实施的减税计划所产生的经济系统的变化确实可以从1982年的趋势变动点中得到验证。

三、应用举例

从表3中还可以观察到有趋势变动区间的出现, 即1982—1989年是趋势变动区间。由个人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个人消费支出所构成的经济系统受外部因素减税计划的影响, 使得原有的经济系统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可以使用趋势变动点来判断。而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经济系统产生多久的影响, 或者说经济政策的作用时间, 就可以使用趋势变动区间来分析。

而且经济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因此一个经济系统发生变化必然导致与它紧密联系的经济系统受到影响, 而这种影响情况就可以将前者的趋势变动区间与后者的关键指标的变动趋势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即进行经济系统之间的协同性分析。

在1981年以前, 美国经济一直处于滞涨状态。同时, 从表3中可以注意到1978—1981年是平稳区间, 而自从里根政府在1981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减税措施) 后, 美国经济出现了1982—1989年的增长时期, 即“里根经济时代”。从图1中也可以看到1982—1989年的GDP增长率处在高位状态, 此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属于增长时期。生产活动作为一个经济系统, 其最终成果由国内生产总值 (GDP) 来反映, 因此该经济系统的核心指标为GDP, 并且GDP增长率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发展水平, 即经济状况是处于增长还是衰退时期。而改进后的检验方法所获得的趋势变动区间1982—1989年与生产活动经济系统的经济发展水平 (增长时期) 完全一致, 以及1989—1991年的经济衰退也与平稳区间相一致。可见趋势变动区间确实可以反映出里根政府基于减税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对相联系的经济系统的影响, 也就是说, 两个经济系统之间存在很强的协同性。而且, 1981年进行第一次税制改革, 主要解决税负过重, 1986年进行第二次税制改革, 是在继续减税的同时着重解决税制过于繁琐的改革。可以看到, 趋势变动区间确实可以用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和影响时间情况, 像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产生了一个为期8年的政策影响时间, 该政策作用时间也与里根执政时间相吻合, 因此, 可以判断里根政府的减税效果时间跨度是符合逻辑的。

注:1.表中实际GDP环比增长率来源于2011年10月27日的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数据资料。 2.表中趋势状态:用“0”表示趋势平稳状态, 用“1”表示趋势变动状态。

要补充的是, 经济波动周期本质上来讲就是经济环境变化的量化性的阶段性划分, 而趋势变动区间也是用来反映经济环境变化的“PH试纸”。因此, 我们从理论上讲也可以用趋势变动区间来概括分析经济波动周期的近似阶段。即趋势变动区间确实与美国的经济波动周期是近似的, 可用趋势变动区间来分析经济波动周期。这也是经济系统之间变化协动性的直观描述与解释。

四、经济系统之间的协动性分析

对于分析经济系统之间变化的协动性问题, 先将两者经济系统中的特征指标值p-值和实际GDP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 然后使用积差相关系数和定性变量相关系数来度量两个经济系统之间变化的协动性。

注:表中实际GDP和实际GDP环比增长率来源于2011年美国商务部统计资料。

使用比较量化方法来对经济状态进行赋值, 发现趋势变动区间与经济波动周期是一种正向趋势。因此, 当实际GDP环比增长率大于平均增长率时, 用“1”表示经济系统波动, 反之, 用“0”表示经济系统稳定。而趋势状态用同样的方法进行量化处理, 其中p-值>0.01用“0”表示趋势平稳状态, p-值<0.01用“1”表示趋势变动状态。相应计算结果列于表4中。

还可使用定量变量的积差相关系数来计算经济状态与趋势状态的相关程度, 样本相关系数, r=0.55P, p-值=0.038<0.05;使用定性变量的相关系数来测度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 相关系数λ=0.625。因此, 两者之间具有比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两个经济系统之间的变化具有正向的协动性。这也与上面的分析结果一致。

五、小结

邹至庄检验的改进的确可以提高检验的灵敏度, 敏感而真实地反映出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否对我们的经济系统产生影响, 并进一步分析产生了多久的影响。当然, 这一方法的前提就是设定出合适的计量经济形式模型, 这在有时是困难的。因此, 设计出更加可行的方法来提高检验的灵敏度就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通过使用改进后的邹至庄检验, 可以利用趋势变动区间进行经济波动周期的阶段性划分, 经济政策的作用时间的估计以及经济系统之间变化的协动性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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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签证 收入证明 篇4

美国签证 收入证明

Work and Income Statement

工作及收入证明

Established in , XXXX Co., Ltd, with 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XXX million, focuses on the design of plastic product and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injection mold. XXX is the juridical person of this company.

Ms. XX, born on XX/XX/XXX, has been working for XXXXXX co., Ltd as the director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since January .

Her income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is listed as followed:

XXXXX有限公司成立于，主要致力于承接塑料制品设计，注塑模具设计及注塑加工。XXXXXX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XXX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XXXXX万元。

XXXX女士，出生于XXXX 年XXX月XXX日，于1月起至今在本公司任职，担任技术部主管工作。其近三年的薪水收入(税后)情况如下：(单位：RMB元)

其个人所得况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特此说明!

联系人(Contact Person):

XXX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XXXXX Co., Ltd.， Dept. of Human Resources

XXX女士

Ms. Xxx-x

联系电话(TEL)：XXXX

Work and Income Statement

工作及收入证明

Established in 1997, XXXX Co., Ltd, with 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XXX million, focuses on the design of plastic product and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injection mold. XXX is the juridical person of this company.

Ms. XX, born on XX/XX/XXX, has been working for XXXXXX co., Ltd as the director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since January 2001.

Her income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is listed as followed:

XXXXX有限公司成立于19，主要致力于承接塑料制品设计，注塑模具设计及注塑加工。XXXXXX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XXX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XXXXX万元。

XXXX女士，出生于XXXX 年XXX月XXX日，于201月起至今在本公司任职，担任技术部主管工作。其近三年的薪水收入(税后)情况如下：(单位：RMB元)

工作收入证明

兹证明***女士，生于1955年12月25日，自起至今担任***XX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其近三年收入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

年份工资收入奖金和津贴合计

100，00050，000150，000

100，00070，000170，000

100，00090，000190，000

特此证明!

******X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X月X日

Certification of Employment and Income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Ms. ***, born on December 25th, 1955, has been th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X Co., Ltd since .

Her incom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s follows: (RMB)

YearSalaryBonus & Allowance

Total

100,00050,000150,000

100,00070,000170,000

100,00090,000190,000

Hereby to certify!

*********X Co., Ltd

美国个人收入 篇5

儿童贫困在形成原因以及影响方面都与成人贫困有很大的不同,并且童年时期经历贫困对儿童有长久性影响,一般认为,贫困对儿童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学业成就、认知能力等都有消极影响。鉴于此,在贫困中长大的儿童在长大后很可能依然贫困,并有可能违法犯罪。解决儿童贫困对于打破贫困循环、为社会培育合格公民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美国虽是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但是其儿童贫困问题远远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严重的多,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初期就采取了一些解决儿童贫困的政策,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要了解美国贫困儿童的现状及政策,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美国政府如何界定儿童贫困。

一、美国贫困儿童的定义

传统的单一维度的界定和衡量儿童贫困的方法以家庭收入为标准,这种方法将儿童贫困视为“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贫困线的确定有两种方法: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衡量生活在一定收入水平(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或是不能获得足够的生活所需的商品及服务(如食物、住房、水、环境卫生、健康等)的家庭的数量。绝对贫困衡量的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水平,被许多国际组织使用的绝对贫困的国际标准是每天1美元。

与绝对贫困标准不同,相对贫困是指而是对于特定社会的其他成员而言,一个家庭不能达到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或大多数的家庭的生活水平。相对贫困并不意味着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这种方法通常是把人口的一定比例确定生活在相对的贫困之中。比如,有些国家把低于平均收入40%的人口归于相对贫困组别;世界银行的看法是收入只要(或少于)平均收入的1/3的社会成员便可以视为相对贫困。

美国采用的就是反映了不同家庭大小及组成的绝对贫困标准,这种贫困的衡量方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计算方法是:总的来说,一个家庭一般将收入的1/3用于购买食物,政府将平均食物支出的3倍作为贫困线,一个家庭的税前收入(包括挣得的收入及从政府项目获得的现金补助)低于贫困线就属于贫困家庭。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政府规定的贫困线每年随着通货膨胀而不断变化,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改变。

以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的方法没有考虑到家庭物质的匮乏(如住房条件非常差),也没有考虑家庭资产状况(如家庭储蓄或财产),而且随着住房、儿童保育、卫生健康以及交通等不成比例的增长,目前食物支出仅占一个普通家庭收入的1/7,因此,许多专家认为,目前美国的贫困线太低了。虽然目前关于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的最低标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然而不断有研究表明,总的来说,美国一个家庭满足基本需求的收入应当是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线的2倍。因此,现在一般将贫困家庭分为两类:一是100%贫困家庭,这部分家庭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二是200%贫困的家庭,这部分家庭收入在官方贫困线以上,却低于贫困线的2倍。

正是考虑到官方在贫困统计中的缺陷,美国国家贫困儿童中心(NCCP)使用将这两部分统称为“低收入家庭”(low-income family)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即贫困儿童指家庭收入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儿童;而低收入家庭儿童指家庭收入在官方贫困线2倍以下的家庭中的儿童。

二、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基本情况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是低于美国官方贫困线2倍的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基本情况,因此,首先必须知道美国官方确定的贫困标准。根据美国贫困指南,2008年美国官方贫困标准为:21 200美元/四口之家,17 600美元/三口之家(见下表)。

(一)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数量

2007年,全美大约有7 300万儿童,其中大约有1 300万儿童———儿童总数的18%———生活在贫困家庭中,而有39%的儿童生活在低收入家庭。而到了2008年,19%的儿童生活在贫困标准以下,41%的儿童生活在低收入家庭。(见图1)尽管这部分儿童并没有被官方认为是贫困儿童,但是这些儿童的家庭和贫困家庭一样面临着物质匮乏、经济压力等问题,然而这些家庭却没有政府提供的诸如住房补助等针对贫困家庭的各项服务。

(二)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数量的变化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低收入家庭儿童占全部儿童的比重却几经变化。经过十几年的降低,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比重从2000—2003年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2006年又出现明显下滑趋势,几乎与2002年的儿童贫困率相差无几,但从2006年以后又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3)(见图2)。

(三)美国儿童贫困的特征

首先,黑人及西班牙儿童的贫困率较高。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与其种族有着密切关系,相对于白人和亚洲小孩,黑人和西班牙儿童更容易陷入贫困。这表明,在美国,有些贫困因素似乎并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

其次,年龄段越低的儿童的贫困率越高。不同年龄层的儿童贫困率有很大的不同,根据2008年的数据现实,年龄层次越小的儿童的贫困率越高。这些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中,44%的3岁以下的儿童(56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44%的3~5岁的儿童(54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41%的6~11岁的儿童(980万);36%的12~17岁儿童(91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见图4)。

在6岁以下的儿童中,虽然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的绝对数量没有16岁以上的大,但是在同龄儿童中所占的比重却很大。

最后,儿童与其他年龄组贫困水平有很大的差异。18岁以下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比例远远超过成年人,生活在贫困标准以下的儿童比例几乎是65岁以上老年人的2倍,详见图5。

三、美国儿童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分析

许多研究都指出,美国儿童贫困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变化,尤其是单亲家庭的增多;二是经济因素,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改变的情况下,低教育程度父母的收入不足;三是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福利的缩水。

(一)人口变化

国外的一些研究显示,经济安全是单亲家庭的最大隐患。单亲家庭因为只有一位家长赚钱,或因原来的总收入要支持两个家庭,从而有捉襟见肘之感。美国在1992年统计的单亲家庭中,几乎有一半左右的家庭低于贫困线的收入标准,而双亲家庭中仅有8%是贫困的。(1)因此,与双亲家庭相比,单亲家庭更容易陷入低收入标准。2007年,美国54%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1 550万)与单身父母住在一起,已婚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为46%(1 330万)。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低收入家庭中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03年开始,低收入家庭中,单亲家庭的儿童数量开始超过双亲家庭中的儿童数量,也就是说在低收入家庭中,单亲家庭的数量在逐渐的增多。(2)这种情况在2008年又发生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单亲家庭的数量在减少(见图6)。

单位家庭的增多、尤其是女性户主单亲家庭的增加,对儿童贫困率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Zimmer-man,1992)。就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单亲家庭只有一个人挣钱养家,缺乏配偶支持;其次,在相同条件下,女性的工资水平更低、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妇女更是如此;获得的儿童支持比较少,社会资本也比较贫乏,尤其那些从没有结过婚的单亲母亲更是如此;未婚母亲的增加导致儿童贫困增加,这些十几岁的从未结过婚的母亲非常贫穷,比同龄人的教育水平低,缺乏产前照顾,而且生下的孩子会面临更大的风险(Ambert,1998)。

这里值得讨论的问题是:2008年贫困儿童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比例上都比2007年有明显的上升(见图6),但是对其有重要影响的父母婚姻状况却在往有利的方向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婚姻状况对儿童贫困有重要的影响,但却不是决定性的唯一的因素。

(二)经济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也对美国儿童贫困的增加有重要影响。根据2008年的统计信息,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有全职工作的儿童只有28%(1 530万)会陷入贫困;而至少父母一方拥有兼职工作的儿童中就有71%(870万)陷入贫困;父母双方都没有工作的儿童最容易陷入贫困,比例大概为89%(870万)。因此,父母的就业情况对儿童贫困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以前,许多教育水平低的人可以在制造业找到工作,而且薪水足以支撑一个家庭(Devine&Wright,1993)。然而,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收入及财富越来越往两极化发展,由于学历水平、技术水平很低,促使这些父母更倾向于从事一些低收入工作,比如服务行业,这些工作业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也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福利,比如:健康保险、带薪休假以及假期等;而那些找不到工作的父母,要么是残疾人要么是得照顾家庭。

提高低收入家庭父母的教育水平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高学历水平有高收入是密切相关的。根据2008年的数据,父母只有不到高中教育水平的儿童中有85%,即72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父母只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儿童中有60%,即1 07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父母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儿童中只有25%,即1 190万生活在低收入家庭。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父母只有高中学历的儿童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比例非常高,从1997—2008年从没有低于过80%;父母是高中学历的儿童中也有超过一半人生活在低收入家庭;而父母是大学及学历以上的儿童中只有不超过25%的人生活低收入家庭。因此,提高低收入家庭父母和儿童的受教育水平,也就为这些家庭提供了潜在的经济安全保证(1)(见图7)。

除此之外,目前美国的最低工资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费用,由于经济的影响,家庭支出在增加,如健康保险,儿童照料等,但是目前的最低工资水平不能保证家庭支出;再有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的中心从城市向郊区转移,这对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群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导致了贫民窟的形成;再有就是美国工会的职能在减弱,参加工会的工人数越来越少;最后,低收入人群的与工作相关的边缘收益较少,如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在下降。

(三)社会安全网的减弱

其实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贫穷及富裕的儿童都拥有平等的机会这样一个基本目标,也同意贫穷的儿童不应当经受饥饿、无家可归或缺乏医疗照顾等这些困苦。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达不成一致的意见。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在如何对待他们中最穷的公民方面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都相信,通过发明新的或改良过的政策可以解决贫困儿童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政策都没有消灭贫穷或者缩小贫穷与富裕儿童获得成功机会的差距。实际上,美国的政策一直是循环进行的,正如格雷斯·艾博特在1930年写到的“在寻求治愈贫困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是跌跌撞撞的前进,在尝试了一种又一种方法后经常是从坏走向更坏,然后再走回来。”(Abbott,1941)

美国的儿童贫困政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贫困家庭的直接经济救济,比如19世纪早期的户外救济以及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救助政策;一是认为单纯的经济救济并不足以解决儿童贫困,还需要对贫困的父母进行监督或引导,如母亲津贴制度。

美国最早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5年创办的,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受益面最广、最受欢迎、最成功的政府公共工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传统的福利政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批评。很多评论者认为,福利政策在帮助儿童、年轻人和父母方面收效甚微;而且造成了非婚生子女及单亲家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医疗手段的现代化,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费用不断激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保障财政赤字,社会福利政策改革迫在眉睫。

1996年,克林顿政府颁布了《个人义务和工作机会协调法案》,这项改革的目的是“结束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福利”,这次改革是美国福利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新的福利制度就多数贫困家庭享受福利救济的时间、有劳动能力的成人接受福利补助的期限、“食品券”领取期限以及新移民的福利待遇等许多方面进行了限制。同时在鼓励人们参加工作方面加大刺激力度。这一改革的目的是恢复美国福利制度原来的宗旨:提供第二次就业机会,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由此开始的福利改革的主要方式是把人们从“吃福利”变成“去工作”。

根据Lee(2009)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的研究表明,1996年福利改革后,很多单亲母亲脱离福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单亲母亲的市场参与率大大提高,而接受福利的人数在减少,而且那些符合条件的受助者接受的福利数量也比以前少。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改善福利家庭的经济情况,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她们的低教育程度以及低技术水平,导致这些人只能从事比较简单的工作,因而工资水平或与工作相关的福利很少(Ozawa&Yoon,2005)。还有一方面是低收入家庭领取的福利包减少,如改革后对那些没有孩子的身体健康的成年人领取实物券的时间限制,除非这些人正在从事兼职工作或参加一项工作培训;这项改革设置了强制性的儿童支持政策,作为接受福利的一个条件,要求单亲母亲们建立父亲身份,这样他们就可以像孩子的父亲寻求经济及医疗支持;也使得那些酗酒者或吸毒者丧失了补充保障收入(SSI),只有那些有“明显的且严重的”残疾才符合联邦政府针对低收入残疾者的项目,而且这些残疾儿童被要求每三年重新做一次体检以证明他们的残疾。因此,无论是TANF,还是实物券、补充收入保障在改革后的数量都变得更少。

除此之外,大量的母亲参与到劳动中来,而且劳动时间自1996年越来越长,基于工作时间的强制性要求,这些母亲只能缩短与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这对儿童发展可能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因为母亲不仅承担收入提供者的责任,同时还担任着儿童照顾者的角色。

四、对美国儿童贫困的一些政策建议

儿童贫困并不是无法解决的,有效的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美国国家贫困儿童中心(NCCP)提出两个主要政策策略以改善美国儿童及家庭的福利。

1.工作酬薪。

已有研究已经表明,贫困是对儿童福利最大的威胁。那些帮助父母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成功的政策可以有效的帮助儿童,如,工作所得税减免和提高最低工资是增加低收入工作者工资的两项核心政策。这些低收入工作者也需要获得那些高收入者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福利,如健康保险以及带薪病假。

2.支持父母及他们的儿童。

为了发展,儿童需要良好的家庭照料及高质量的早期学习经历,那些针对有婴幼儿家庭的政策,如早期启蒙教育,已经表明对儿童的认知发展、行为,以及作为父母的技巧都有改进。投资于三至四岁的儿童是最为关键的,高质量的早期儿童经历对缩小贫困儿童及富足儿童的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自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实施以来,儿童尤其是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虽是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但其儿童贫困问题却远远比其他发达国家严重的多。美国对儿童贫困的官方界定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已经严重不符合美国现实情况。基于此美国采用200%的贫困,即低收入来统计美国实际贫困儿童数量。研究表明,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数量不断增加,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美国国家贫困儿童中心(NCCP)提出了解决当前儿童贫困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儿童贫困,低收入家庭儿童,美国

参考文献

[1]Abbott,G.,From relief to social security: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ublic welfare services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1.

[2]Ambert,A.M.,The web of poverty: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New York:Hawthorne Press,1998.

[3]Bennett G.Neil and Lu Hsien-Hen,Low-Income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nd State Trend Data,1997-2008http://www.nccp.org/publications/pub_385.html,2008.

[4]Chau Michelle and Ayana Douglas-Hall,Low-Income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nd State Trend Data,1997-2008,http://www.nccp.org/publications/pub_851.html,2008.

[5]Devine,J.A.,&Wright,J.D.,The greatest of all evils,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

[6]Hofferth,S.&Collins,N.2000,Child care and employment turn-over.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19(4),1993,pp.357-395.

[7]Lee Kyunghee,Impact of the1996welfare reform on child and family well-being,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37(5),2009,pp.602-617.

[8]Lewit M.Eugene,Why Is Poverty Increasing among Children?The Future of Children3(2),1993,pp.198-207.

[9]Ozawa,M.N.,&Yoon,H.,Leavers”from TANF and AFDC:How do they fare economically?Social Work50(3),2005,pp.239-249.

[10]Seccombe Karen,Families in Poverty in the1990s:Trends,Causes,Consequences,and Lessons Learned,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2(4),2000,pp.1094-1113.

美国个人收入 篇6

一、美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

我们根据美国经济协会提供的资料, 收集到美国公民个人收入、美国的GDP和农业产值自1947年~2007年的数据, 将它们除以美国相应年份的CPI, 去除物价上涨的因素, 得到其真实的个人收入 (RPI) 、真实GDP (RGDP) 和农业产值 (RAGR) 。将农业的真实产值占真实GDP的比例 (R) 见图1。

可见, 美国农业的真实产值占真实GDP的比例 (R) 逐年下降, 由1950年的8.9%下降到2007年的1%左右, 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

二、美国农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对个人收入的零效应

美国农业的情况和中国农业有重大差异。在美国, 农业生产主要是农场经营, 由农场主雇佣农业工人进行农业生产, 在统计上没有专门针对类似中国农民的统计指标。所以, 我们考察美国农业的收入效应, 首先笼统地考察美国农业的发展对美国个人收入的效应, 然后再就美国农场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为了观察农业产值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我们将美国真实的个人收入 (RPI) 、真实GDP (RGDP) 和真实农业产值 (RAGR) 共同图示于图2。

从图2可以看出, 美国的实际农业产值自1947年以来基本稳定, 在均值0.736 (10亿美元) 处呈现水平发展的趋势, 表现出农业对于美国经济的基础性和稳定性。而居民收入则与GDP的发展趋势一致, 且逐年攀升, 而与农业发展产生偏离, 渐行渐远。可见, 一方面, 美国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表现出基础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 美国居民收入表现出与美国宏观经济发展正相关, 而与美国农业发展无关。

三、美国农场经营净剩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具体到美国农场的收入来看, 我们收集到美国农场1929年~2006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收入情况。将名义值除以CPI得到实际值。美国农场历年总产出的实际值 (ACTFARM) 和农场经营净剩余的实际值 (ACTNOPR) 的曲线图 (见图3) 。

从图3可知, 虽然美国农场总产出的实际值 (ACTFARM) 在二战后平稳发展, 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还有突出表现, 但是, 美国农场净剩余的实际值 (ACTNOPR) 在二战结束后逐年下滑, 只在1973年~1974年严重的石油危机期间有短期增长的波动, 随后又完全承续危机前的下滑态势。经测算, 美国农场经营净剩余年均降低约1.268%。

四、2002年美国超过90%的农场经营不能获得家庭收入水平

由于美国人少地多的资源禀赋特点, 美国的农业生产是以农场的规模经营为典型特征。以美国2002年的普查数据为例, 2002年, 美国共有2129千个农场, 共有土地面积938百万英亩, 平均每个农场拥有土地440582英亩, 约合中国亩2676535亩 (178435.7公顷) 。

2002年农场经营净剩余为27.7 (十亿美元) , 据此可以计算出每个农场平均得到农场经营净剩余为13010803美元/农场, 农场每英亩土地得到的经营净剩余为29.53美元/英亩。

根据美国2002年的普查数据, 2002年美国属于家庭或个人所有的农场占90%, 合伙农场占6%, 公司农场占4%。可见, 美国农场以家庭或个人所有为主。

2002年美国家庭名义收入为51680美元。因此, 如果家庭农场要获得美国家庭收入水平, 必须要经营近1750英亩土地的农场规模。

然而, 2002年美国1000英亩以上规模的农场数只有177千个, 仅占农场总数的8.3%, 而不足1000英亩土地规模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91.7%。也就是说, 2002年, 美国至少有近90%的农场经营不能获得美国家庭收入水平。

不过, 2002年美国农场的经营净剩余恰好是历史的最低点, 可能是一种意外。为了弥补此缺陷, 我们取2000年~2006年的平均数作为美国农场在进入21世纪后的平均经营净剩余为每年48.9 (十亿美元) , 7年农场数的平均值为每年2126千个, 农场平均拥有土地每年938百万英亩, 平均每个农场拥有土地面积441204英亩, 约合中国亩2680315亩 (178687.7公顷) 。于是可以计算出每个农场平均得到农场经营净剩余为23000941美元/农场, 农场每英亩土地得到的经营净剩余52.13美元/英亩。

2000年~2006年美国家庭名义收入的中位数平均值为53594美元。因此, 如果家庭农场要获得美国家庭收入水平, 必须要经营近1028英亩土地的农场规模。

然而, 2000年~2006年, 美国农场平均拥有土地441英亩, 离1028英亩差距甚大。如果仍以美国2002年普查数据计算, 美国同样至少有近90%的农场经营不能获得美国家庭收入水平。他们要获得美国家庭收入水平, 必须要有其他收入来源, 归纳起来不外乎两条途径:其一就是场外就业, 通过场外收入弥补农场收入的不足;其二就是政府对农场经营者的补贴, 通过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来增加农场经营收入。场外就业包括在其他农场就业、在私人企业就业、在政府就业和自谋就业等, 其中工薪收入在场外收入中占有主要份额。 (1) 场外就业需要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剩余劳动力。美国的情况是人少地多, 农场规模大, 机械化程度高, 因此场外就业比较困难。因此, 美国增加农场经营收入, 越来越采用了政府补贴的方式。1933年~2006年美国对农场经营者的补贴情况 (见图4) 。 (2)

从图4可知, 美国对农场经营者的补贴呈现较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 周期约为20年左右。在1987年, 补贴的实际值达到历史最高位为118.838百万美元。

由于前面的农场经营净剩余剔除了政府补贴, 为了观察补贴在农场经营净剩余中所占的比例, 我们将农场经营净剩余和补贴两项相加, (3) 然后计算出补贴在其中所占的比例 (RS) 。结果见图5。

可见, 在2001年, 美国对农场经营者的补贴所占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位, 为32.33%。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美国对农场经营者的补贴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档次, 所占的比例一直处于高位。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美国以土地私有制和农场规模经营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 一方面其真实产值呈水平分布, 表现出基础性和稳定性, 另一方面, 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日益降低, 农业发展不能增加个人收入, 农场经营净剩余的实际值逐年降低, 90%以上的农场不能获得家庭收入水平, 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补贴。可见, 土地私有制和农业的规模经营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不能巩固农业基础地位, 必须要实施农业支持政策。

反观我国农业, 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小农经济特点, 农业基础薄弱, 经营规模小, 务农收入很低, 农村剩余劳动力多, 具备兼业经营的条件。然而, 长期以来, 为了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 我国从农业中抽取了大量资金支援城市和工业建设, 无力给予农业任何支持, 并采用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民自由迁徙, 农民成了身份的标志而不是职业的称谓, 堵塞了兼业的路径。在农民不能兼业, 政府又无力支持农业还要从农业获得大量积累的情况下, 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情况可想而知。这应该是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直接原因。根据美国农业的经验, 笔者认为, 要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首先要破除农民的身份限制, 尊重并保护现有“农民”自主迁徙、自主择业的机会和权利。同时, 要保证农业的基础地位, 政府必须对农业进行支持, 保证农民获得社会平均收入。

摘要：以土地私有和农场规模经营为主要特征的美国现代农业, 一方面其农业的真实产值呈水平分布, 表现出基础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 农业的真实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日益降低, 农业的发展不能增加个人收入。农场经营净剩余的实际值逐年降低, 90%以上的农场不能获得美国家庭收入平均水平, 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补贴。土地私有制和农业规模经营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不能巩固农业基础地位, 应该实施农业支持政策。

关键词：基础地位收入效应,规模经营,政府补贴

注释

1 洪民荣:美国农场家庭收入:经验、问题与政策, 《中国农村经济》, 2005年第8期。

2 将补贴的名义值 (subsidies) 除以CPI折算为实际值 (actsubs) , 单位十亿美元。

美国个人收入 篇7

当今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显示:金融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然而却鲜有学者关注金融业发展与收入不公平之间的关系, 并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并且充满争议。

本文试图以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先进金融大国为例来探究一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与收入不公平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 笔者收集从1960年到2004年衡量美国金融业发展的各项数据, 以及体现国民收入分配情况的基尼系数。由于金融业的发展与收入不公平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即两个可能会互相影响, 因此在本文中, 笔者仅仅探究美国金融业发展是否与其国民收入不公平存在反相关的关系。

二、相关文献回顾

从直观上看, 人们经常担心金融业的发展仅仅会是一小部分富人受益, 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体系, 需要较为专业的知识, 以及一定量的资本才能参与其中。例如, 为了减少借贷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贷方一般会要求借方具有抵押资产, 这就导致穷人更难接到贷款。因此,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 穷人仍然很难通过贷款来为教育或者创业提供资金, 而富人因为已经拥有较多的资产和财富, 便更加容易地从金融理财产品中获益。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然也给富人的投资带来了损失, 但是更多的没有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平民百姓却因此丢失工作, 无家可归。从这个层面来讲, 人们更倾向于认为金融业发展使贫富差距增大。

然而, 这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 那些从前被放贷者拒之门外的穷人现在获得贷款的几率大大增加了。因此金融实际上为具有潜力和雄心的普通人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机会。Mcconnell 等人曾经在一项研究中指出:由于美国银行业的放松监管, 以及成熟的风险管理系统, 美国的更多穷人, 以及少数族裔已经实现了历史上最高的住房拥有率, 这大大降低甚至消除了借贷市场存在的歧视问题。而且, 在过去10年出现的住房次级债大大地增加了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获得贷款的几率。Rajan 和Zingales观察到:在1929年的美国, 高收入群体 (占人口总是0.01%) 70%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持有资产, 到1998年, 这些高收入群体80%的资产来自于薪水和企业行为所得, 仅有20%的资产来自于持有资产。

因此, 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金融业的发展与收入不公平的关系, 因为他们需要知道一些与金融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是否会影响到社会收入的均衡。而在经济学界, 已经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 虽然他们的结果不尽相同, 但为之后的研究, 以及本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Rajan 和Zingales曾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 金融行业的正规发展主要使富人受益, 增加了社会收入的不均衡分配。Galor 和 Zeira 在其文章中论证道, 金融业发展能够帮助消除收入分配的不均衡, 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大发展能够使穷人不能有效融资并投资到教育和有形资产中, 并且带来的社会收入不均衡会长期保持 。这一观点也受到学者Mcconnell等人的支持:尽管在美国借贷市场中, 一些旧的不公平正在消失, 但是新的不公平正日益显露, 例如苛刻的还款条件, 以及对还款人合法权益的漠视等。

然而, 却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显示随着金融业的发展, 收入不公平实际上在逐渐消失。Clarke等人通过收集研究83个国家从1960年～1995年的数据, 发现金融业的发展深化会伴随着国民收入不均衡性降低 。另外一项有Beck等人进行的研究显示金融业的发展与降低基尼系数增长率, 以及提高穷人收入的增长率具有相关性 。此外, 一篇最近的研究显示印度的国民收入不公平水平随着其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深化而降低, 但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却会增大社会贫富差距。

结合上述两种理论, Greenwood 和 Jovanovic 提出了一个“倒U型”理论:国民收入不均衡先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而升高, 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参与到金融市场中而降低。这一理论假设金融中介人通过从金融产品中征收较高的固定费用而降低风险。因为穷人的储蓄量更少, 所以积累财富更加缓慢, 而富人已经拥有足够的资产来缴纳这些固定费用, 那么这些费用会在一开始阻碍穷人参与到金融市场中, 从而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然而, 因为这些费用是固定的, 越来越多的人会最终加油到金融市场中, 使不公平水平下降。

三、数据描述

这一部分对衡量1960年～2004年美国金融业发展和收入不均衡的参数, 以及一系列控制变量进行介绍。表1对回归分析的数据进行概述。

收入不均衡水平由基尼系数 (gini) 来衡量, 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这一数据库由Klaus Deininger 和Kihoon Lee 与1996年在世界银行 (World Bank) 编辑, 之后Lyn Squire与2007年通过国际发展网络 (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更新。Clarke等人在2006年使用过这一数据库之后总结道, 本数据库达到了三项主要的质量条件:首先, 所有的数据均从国家家庭收入与支出统计调查获得;其次, 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第三, 收入和支出的全部来源均被计算在内。

在之前的文献回顾中提到, 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其国民收入均衡性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因此在本研究中, 实际人均GDP的log值被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分析中。这一数据来源于佩恩表 (Penn World Table) , 以2005年物价为基准。

最近的一些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些用来体现金融行业发展水平的指数。在本研究中, 笔者运用三个变量来衡量金融业发展: 储蓄银行发放的私人信用量占GDP的比重 (privatecre～t) , 储蓄银行对国内非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占GDP的比重 (bankassets) , 以及储蓄银行的储蓄总量占GDP的比重 (bankdeposite) 。

为了能够检测金融行业的发展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笔者将五个控制变量也加入回归分析中。它们分别是:人均实际GDP (realgdp) , 贸易开放程度 (openness) , 通货膨胀 (inflationr) , 政府消费量占人均实际GDP比重 (govern) , 流动资产与实际GDP的比例 (m3) 。其中前三个变量已经在Beck等人的研究中被使用过, 并且结果显示人均实际GDP的增产速率与收入不均衡型性具有很强的负相关性。贸易开放程度的计算公式为出口量价进口量之和除以实际GDP总量。在Barron于2000年的一篇研究中显示, 贸易开放程度与基尼系数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通货膨胀率同样也显示了与收入不均衡性具有很强的负相关型 。此外, Clarke等人的研究表明政府消费水平和流动资产总数可能会影响到社会收入分配。

四、实证框架

1.仅包含线性变量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美国金融业发展与其收入分配不公平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首先建立了一下的回归模型:

如之前所讨论,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收入不公平性 (ginii) 取决于人均实际GDP (lnrealgdp) , 贸易开放性 (openness) , 通货膨胀率 (inflationr) , 政府消费量 (govern) , 流动资产量 (m3) , 以及衡量金融行业发展水平的变量:银行资产 (bankassets) , 私人信用 (priva tecredit) , 以及银行储蓄量 (bankdeposit) 。研究运用1960年～2004年美国的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2。

正如表2中所示, 调整后的离差平方和 (Adj R-squared) 为0.6974, 说明这一假设的模型能够解释大部分基尼系数的变化原因。控制变量人均GDP, 通货膨胀, 政府消费, 以及流动资产的系数的T值的绝对值均大于2, 说明其在统计学上更有意义, 能够解释因变量的变化。这一结果与之前的一些研究相一致。然后回归结果并没有显示贸易开放性与收入不公平性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

在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三个变量中, 私人信用指数和银行储蓄量均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 并且它们的系数均为正值。然而, 银行资产量的P值太大, 以至于不能否认其反面的零假设。这说明就私人信用量和银行存款量方面而言, 美国在1960年～2004年间的金融行业的发展确实和国民收入不公平性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2.具有平方项的回归分析

在之前的文献回顾中, 笔者提到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倒U型”理论。因此, 在这一部分, 研究将把三个金融发展指标进行平方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同时, 因为在之前的研究中实际人均GDP被指出也与收入分配不公平存在“倒U型”关系, 因此也会将lnrealgdp变量进行平方加入模型中。回归结果见表3。

如表3中所示, 加入平方项的回归模型具有更高的调整后离差平方和 (0.7032) , 说明这些平方项综合起来能够解释增加了模型的解释能力。但是因为所有的平方项的系数均不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P值均大于0.05) , “倒U型”理论在本研究中并不成立。尽管在增加这些平方项之后, 金融发展指数的线性变量和平方变量均在统计学上失去显著性, 但是它们综合起来仍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确实影响收入的不公平型, 但是以线性形式体现。这一研究结果与Clarke等人在2000年调查一系列国家内金融行业发展与收入不公平性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五、结论

尽管之前有大量学者对金融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较多研究, 但是鲜有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公平之间的关系的探究。在这些少量的研究中, 一些学者认为金融行业的发展通过主要受益于富人并阻止穷人参与到复杂金融市场中来扩大社会贫富差距;另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 国民收入不公平现象实际上在逐渐缓解。另有一些经济学教提出这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

为了探索金融行业发展与收入不均衡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取用了美国从1960年～2004年的数据, 以基尼系数作为自变量, 并运用银行资产量, 私人信用量, 以及银行储蓄量来衡量金融业发展程度进行回归分析。总体来说,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实际人均GDP, 通货膨胀, 贸易开放程度和流动资产量的情况下, 在1960年～2004年的美国, 金融行业的发展与收入非配不公平性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 包含平方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并不支持“倒U型”理论, 因为没有一项平方项的系数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从1960年～2004年间衡量金融业发展的各项数据, 以及基尼系数进行回归分析, 从实证的角度研究美国在44年间金融业的发展与收入不公平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 美国金融业的发展与社会贫富差距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即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

美国个人收入 篇8

纵观美国保障房发展历史, 随着公共住房计划 (Public H ousing) 在上世纪70年代初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1986年《美国税制改革法》颁布后, LIH TC (The Low Incom e H ousing Tax Credit, 低收入家庭住房建设的税收抵免计划) 和H CV P (H ousing Choice V oucher Program, 需求端补贴的租房券计划) 相继出台, 并逐渐发展成为现在处于主导地位的两种保障房政策。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H U D) 的数据显示, 2012年全国近500万套保障性住房单元中, 在LIH TC项目框架下新建或改造的单元数为198万套, 约占总数的40%, 新建和改造量是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下辖所有保障性住房项目中最多的, 因此, LIH TC是当前推动美国保障房建设最主要的力量。其对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探索发展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LIH TC简介

1. LIH TC的政策背景

LIH TC计划制定于1986年, 建立在对10年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和研究的基础上。基于通过减免税收的措施, 吸引私人企业和投资者投资适合低收入群体居住的住宅项目, 从而推高低收入住宅的供应。自1986年政策实施以来, 全国范围内年均新建或改造10万套保障性住房, 且所建住宅平均居室数量达到1.9, 被普遍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推动美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中坚力量。尽管美国国税局以联邦一级的标准管理该项目, 但各州在满足联邦政府要求下, 制定政策和实施项目以试图达到州和地方目标的过程中, 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美国国内税务局 (IR S) 基于州人口水平发放分配税收抵免份额给每个州的住房金融局 (H FA) , 其再根据各州的具体人口规模建立相应的低收入税收抵免额资金池, 从而大体上定量的规划了各州税收地面优惠的发放上限, 最初规定以每年1.25美元/每人从州政府处获得税收抵免额补贴, 到了2003年, 可获得的税收抵免额提升为1.75美元/每人, 随着通货膨胀的影响, 到2013年, 这一值变为2.25美元/每人。另外, 对于人口规模特别小的州, 还设定了259万美元的资金池下限。

2.LIH TC有别于其他联邦住房项目的特点

(1) LIH TC的适用收入标准相对较高。在众多由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管理的项目中, LIH TC的收入限制标准是基于该部所设立的每个县和市地区的“中位线收入水平” (A M I) 。家庭收入低于“中位线收入水平”的30%被定义为“极低收入” (ELI) , 家庭收入处于31%~50%“中位线收入水平”之间的为“较低收入” (V LI) , 而家庭收入处于或低于80%“中位线收入水平”的, 统称为“低收入”。使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中位线收入水平”标准管理, LIH TC的开发者们必须在20~50规则和40~60规则之间进行选择, 前者规定至少20%的开发单元将受到出租限制, 用于出租给家庭收入处于或低于50%“中位线收入水平”的家庭。后者则规定, 至少40%的开发单元将受到出租限制, 用于出租给家庭收入处于或低于60%“中位线收入水平”的家庭。

(2) LIH TC项目的第二个独特方面在于其租金不直接绑定于租户的收入。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众多住房补贴项目中, 租金一般设定为租户家庭收入的30% (保障性住房租金的公认标准) 。但在LIH TC项目中, 租金的最大收费标准被设置为30%的50%或60%的“中位线收入水平”标准, 具体情况取决于项目申请时, 当地政府的政策力度和对项目将来发展收益的评估。

3.LIH TC的运营模式

尽管LIH TC所提供的税收抵免来自美国联邦税务局 (IR S) , 但是负责LIH TC运作的是州地方政府, 通常是州政府的住房金融机构 (H FA) 。LIH TC政策运作的基本模式是:美国联邦税务局每年向各州的住房金融机构统筹发放税收抵免额度, 各州相关的住房开发商向住房金融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由住房金融机构根据各州的实际情况, 审核筛选合格的开发商发放税收抵免额度。获得政策税收抵免额度的开发商, 可以根据自身税赋情况选择自行持有或是转嫁出售给包括银行在内的投资金融机构或是大型财团。一方面, 一般开发商获得的税收抵免额往往远大于其税赋, 将其出售可很好地解决项目前期融资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 购买税收抵免额的投资者可以以此降低自己的税收负债。当项目进入运营期后, 联邦政府将在10年期内每年等额兑现发放税收抵免额。相应的, 享受LIH TC政策的项目, 必须保证项目至少在15年的时间内符合政策对保证中低收入家庭居住的要求。当然, 当项目运营15年后, 项目开发商有权向相关政府部门递交申请, 使项目面向完全市场化运营。若州政府机构在接受申请的1年内无法找到愿意以法定价格收购, 并继续以LIH TC政策框架运营项目的买主, 那么项目将以完全市场化运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当项目转为市场化运营后, 3年内原有中低收入租户的利益必须得到保证。另外, 开发商在申请政策优惠时, 必须选择一种税收抵免优惠比例, 通常优惠比例分为两种:9%税收优惠比例和4%税收优惠比例。

(1) 9%的税收抵免政策。一般情况下, 开发商都希望获得9%的税收抵免优惠, 不过, 这类优惠都根据每个州依照联邦政府按各州人口分配的税收抵免资金池而定。虽然多数新建项目本身都满足9%优惠的要求, 但是鉴于申请者较多, 竞争较激烈, 获得率往往较低。9%的税收抵优惠意味着政府将在项目进入运营后的10年内返还项目所有建造成本的90%, 考虑到资金时间价值, 以国债平均收益率 (约5%) 折现, 也就是说政府实际上补贴了开发商至少70%的项目建造成本, 因此又被称为“70%优惠计划”。开发商在获得抵免额度后, 通常会运用一种联合经营的模式 (Syndication) , 通过与投资者达成一致协议成立一个合伙开发的有限责任公司, 以税收抵免额作为权益出售, 使尝试收益短期化获得现金流, 解决融资问题, 从而降低开发成本, 使其能够承受面向中低收入租户的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租金标准。而投资者以股权投资的形式购买税收抵免额入股公司, 从而获得长期返税收益。

(2) 4%的税收抵免政策。如果项目本身还享有多种其他政府补贴或是通过私营活动免税债券 (Tax-exem pt Private A ctivity Bonds) 融资的成本超过了总成本的50%, 那么项目只能适用4%的税收抵免优惠。与9%税收抵免优惠相比, 其申请条件较宽松, 竞争没有9%的优惠比例那么激烈。不过, 其获得的其他免税债券仍然要遵循相关政策的规定。在4%税收抵免优惠下, 政府通过税收手段同时从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两方面对开发商进行补贴。一方面, 开发商通过出售税收抵免额获得股权融资;另一方面, 开发商通过H FA发行免税债券, 债券的收益由信托机构托管, 通常是充当一个金融中介的抵押银行, 并发放抵押贷款。有时, 贷款还需要通过信用升级后才能发放到开发商手中。

LIH TC各发展阶段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 初始阶段

在LIH TC政策运行的初始阶段, 中肯的评价是, LI-H TC项目的成果表现“喜忧参半”, 值得肯定的是其确实为美国中低收入家庭产生了大量的可以承受的保障性租赁房, 在美国公共住房 (Public H ousing) 政策逐步淡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 LIH TC项目吸引了私人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市场,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压力, 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然而, 也有人认为LIH TC项目不仅过于繁杂, 而且并未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另外, 缺乏相应的监管也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给予项目开发商过多的补贴, 有些项目甚至已经超出了其开发项目所需要的资金额。因此, 美国在LIH TC计划实施的初始阶段, 政府主要在探索研究合理的项目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 使项目逐渐发展成由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直辖、联邦税务局统筹发放免税额给各州的住房金融机构, 各州根据一定的自主裁量权选择开发商, 并由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与美国问责局 (G A O) 联合监管的运行机制。

2. 发展阶段

随着LIH TC计划的进一步实施, 项目也进入正式发展阶段, 开发商融资难, 持续经营疲软等影响项目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也逐渐突显。由于其项目属性导致其的租金收益低下, 难以从银行获得足够的商业贷款, 此外, 项目前期建设运营投资与10年期的税额抵免发放之间存在时间上断层风险, LIH TC项目在财政可行性上并没有足够的能力为每一个贫穷家庭服务, 这些项目必须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或更广的融资渠道, 至少要能涵盖所有开发成本才能吸引开发商。政策随后主要倡导了一种联合经营模式 (Syndication) , 即开发商将长期的税额抵免出售给投资者, 投资者以股权出资的形式购买这些抵免额, 并在开发商需求的情况下, 给予协定的过渡性贷款帮助, 从而使开发商长期收益短期化, 以缓解其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的资金困境。

政策制定上, LIH TC项目规定其服务年限初始为15年, 对满期之后的项目进行收购和改造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M c Clure (2000) 的研究显示, 大多数项目在运行15年之后, 几乎所有的建筑都需要对其进行翻修升级。由于LIH TC项目租金收益低下, 难以获得足够的贷款来支撑住房收购和项目翻新的全部费用, 因此如何使项目再次融资的渠道拓展, 也是联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能否吸引投资者的关键之一。政府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担保的社区发展基金 (CD BG) 的无息贷款、州地方政府发放额外的税额抵免。

美国问责局201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LIH TC不能很好地提升住户的租金承担能力, 因此, 实际上往往结合其他多种保障性住房政策, 如H O M E计划、H O PE计划、H CV P计划等。这种供给端和需求端政策的双向操作, 极大的提高了各政策的实施效果。

在这一阶段, 其政策的主要导向还是努力提高LI-H TC项目的可行性, 出台各种激励机制, 探索开发多种融资渠道以吸引投资者, 从而扩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并在LIH TC的基础上, 结合其他需求端的直接补贴以提高中低收入住户的承担能力。

3. 完善阶段

近年来, LIH TC政策不断发展, 项目愈发成熟, 进入后期完善阶段。其总的政策导向也从增加供给和住户承受力, 逐渐转向不断完善提高运行机制和降低贫困集中和种族隔离。Furm an Centerand M oelis Institute (2012年) 的研究也表明, 地方住房金融管理机构在决定符合补贴条件的住房类型时有更大的自主裁量权。另外, 其税收补贴及其他补贴方式也越发灵活, 一般项目都会获得联邦政府层面, 地方政府层面, 或其他社会组织层面的多个层面的补贴。但是, 根据统计数据, 1995~2007年, 平均45%的LIH TC项目建在贫困集中度较高的市区, 而建在贫困度相对较低的郊区的项目仅有31%。相比而言, 比传统公房在解决贫困集中这一问题上有所进步, 但效果仍然较差。LIH TC项目的集中发展有可能在接下来的10年中恶化社区经济的发展。因此, LIH TC项目在选址上, 政府部门和开发商应更加审慎, 以确保社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有效的规避贫困集中和种族隔离。

我国借鉴LIH TC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举措

1.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法律体系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法律就是社会的规矩。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央政府再次强调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需要完善的法律作为强有力的支撑。然而, 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相关法律制度, 因为起步较晚, 至今仍处于缺乏状态, 有关居民住房的法律法规至今未出台, 这就会给我国保障房建设带来诸多的致命问题。

(1) 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 地方政府无法可依, 无据可循, 便无从出台相应的政策来配合LIH TC这类政策的运行, 即无法形成有效的运营机制, 我国住房保障计划就难以落实与实施。

(2) 由于缺少法律规定的约束, 一些地方政府就会有空可钻, 一味追求形象工程, 没有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难的问题为宗旨, 忽视了民众关于住房的切身利益, 甚至还会导致腐败滋生, 即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来监督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反观经济发达国家住房保障制度, 都有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后盾, 如美国的《住房法》、《住房与城市发展法》, 德国的《住房建设法》、《住宅促进法》, 新加坡的《建屋与发展法》等。因此, 我国应根据自身的法律环境, 尽快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保障性租赁房税收抵免法规, 从法律上明确税收抵免管理机构的职权、政策申请审核、项目运营规章、违规违约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支撑类似LIH TC保障性住房政策, 形成有效的运营和监管机制。

2.提高住房金融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支撑作用

几乎所有国家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尤其是公租房建设都面临着资金紧缺的问题。目前, 我国的保障房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 如政府财政拨款、土地出让净收益按比例和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等。然而, 几乎所有地方政府均存在保障房支出的正缺口, 这大大影响了我国保障性租赁房的落实与实施。因此, 美国首创的可有效缓解政府公租房资金紧缺的LIH TC政策就有很高的学习借鉴价值。纵观美国LIH TC的发展历程, 其确实可使政府化整为零, 将原本应一次性投入的保障性公租房建设的巨额资金拆分为10年支出, 减轻政府的负担。然而, 获得项目的开发商在项目建设前期资金投入与10年期的政府税额抵免额发放之间存在时间上的断层风险。另外, 公租房的项目属性也限制了其后期的租金收益, 使其难以从银行获得足够的贷款。若要在我国使类似LIH TC政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就要完善住房金融体系, 要有更市场化的住房金融体系作为支撑。但是, 由于我国住房金融市场起步较晚, 市场秩序、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加之政府鼓励开发商投身保障房建设的力度不够、信贷额度较低, 个人住房融资渠道不畅, 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 要采取以下有效措施:

(1) 政府要尽快转变引导方式, 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 以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为辅, 充分调用市场来拓宽项目的融资渠道, 倡导借鉴类似R EITs基金等证券化技术手段配合LIH TC计划, 使项目的税收返还和其他政府补贴一并打包证券化, 通过证券化手段撬动近10倍的开发资金投入, 从而有效解决项目前期融资问题。

(2) 政府应出台更多的补贴福利以支撑项目后期的维修维护费用, 如政府担保的无息贷款、地方政府发放的额外税收抵免等, 从而更大地降低开发商的资金负担, 使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保障性住房建设中。

3. 设计初始政策时应兼顾后续政策的纠错成本

美国LIH TC计划在其发展过程中, 由于前期制度设计时, 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扩大保障性租赁房的供给和提高住户的租金承担能力, 在这种想方设法降低开发成本的大环境下, 地方政府均未很好规划项目的选址问题、项目社区与周边社区融合互动问题, 导致了后期贫困集中和种族隔离等许多社会问题。这不仅会加大项目后期的翻新维护成本, 也会引起周边社区犯罪率上升、住户平均收入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因此, 美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后期导向就是完善LIH TC和H CV P等, 以实现贫困的分散化和消除种族隔离。

我国保障性住房项目若导致贫困不断集中, 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所以, 我国在项目发展初期, 应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 最大程度地降低后续政策的纠错成本。

(1) 地方政府在项目具体运营操作和项目选址时应更为谨慎,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以可长期持续发展的眼光统筹规划项目, 减少贫困集中现象。

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问题分析 篇9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家也在不断地微调收入分配政策, 努力达到发展与公平的和谐统一。但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对收入分配政策的侧重点不同。一般来说, 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 保持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合理的, 也是必要的。当然, 在个人收入差距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比较明显的。具体来说,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占比较低

当前, 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当中, 企业和政府的收入份额增长要高于个人的增长。与此同时, 财政收入对于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的投入仍显不足, 收入低的个人的收入增长比较慢。据统计局的数据, 1995年个人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有67%, 到2010年的时候, 下降到了55%, 降低了十个百分点。并且在初次分配当中,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报酬的比重也从51.7%下降到了39.7%。而当前发达国家的个人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位于50%到60%之间, 远大于我国的39.7%。

2. 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在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的情况下, 我国居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 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改善。但是, 在经济绝对量增加的情况下, 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乡村局面的收入增幅远小于城市局面的收入增幅。我国的基尼系数也由改革开放初的0.25扩大到了0.5, 这都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尤其是, 我国城乡局面的收入比例由1995年的2.5:1扩大到了3.4:1, 城乡个人的平均绝对收入的差距超过了12000元。

另外, 上面的数据, 仅仅考虑了货币方面的实际收入, 如果考虑到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 城乡局面的实际收入的差距甚至会更高。

3. 地域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拉大

我国国土面积大, 加上我国经济政策的倾斜点不同, 使得我国地域间的个人收入差距较大。东部、中部、西部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经济状况。在我国除了城乡二元化结构之外, 区域二元化情况也非常明显。如2010年我国东部的人均收入是中部的1.45倍、是东北地区的1.47倍, 是西部地区的1.50倍。

除了东、中、西等的收入差距外, 在同一地域, 也经常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比如在广东地区、珠三角的收入就远远高于广东西部的收入。2010年湛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广州的一半左右。

4. 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也比较明显

1978年的时候, 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1.8倍, 但是现在, 有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达到了16倍以上。在垄断行业, 企业的利润丰厚, 分配给职工的也就相应很多;在新兴行业, 职工的收入也会伴随着企业利润的快速增长而非常丰厚;在金融行业, 职工的收入也会伴随着业务量的快速波动而收入不菲。如2007年的证券行业, 很多员工的月收入都很高。但与此同时, 畜牧业的年收入也仅有1万多元, 排除经济景气度不同的原因, 证券行业的年平均收入也在十几万左右。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 我国垄断行业以8%的职工人数, 占据了全国职工工资总量的55%之多, 如果再加上其它的福利和隐形收入, 实际收入差距程度比这都要高出几倍。

二、我国个人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政策因素之外, 也有发展因素在内,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毕竟, 我国个人收入差距较大是建立在全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的基础之上的。

1. 收入分配政策是个人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

在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实行“按劳分配”, 但按劳分配逐渐演化成了“平均主义”的分配, 这严重扭曲了市场经济行为, 极大地阻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不断的进行微调, 由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这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也包括有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并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居民间持有生产要素的数量就大不相同, 这就使得拥有生产要素多的人的收入远高于缺乏生产要素的个人。并且生产要素具有累积的效应, 会产生越是有资源的人就越富裕, 越富裕就越有资源的情况, 进而就造成了个人收入差距的过度拉大。

2.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存在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根本原因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也早已由农业社会步入了工业社会, 乡村的生活水平也远不及城市的生活水平。并且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 可以说是广大的农民支撑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 我国城乡独立发展, 但是却实行不同的经济制度, 这都导致了政策、资源等的歧视。尤其是通过长期存在的剪刀差, 城市通过转移农村的积累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同时也使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城乡二元经济长期不能解决, 那么城乡之间的分配差异也就无法解决。

3. 不同地区不同次序的发展政策是形成区域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 为了能够快速追赶发展国家的脚步, 我国实行了长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先是发展特区经济, 随后发展东部经济, 再后来才有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经济政策。虽然我国也在实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 力促西部等地区的经济迎头赶上, 但毕竟积累了多年的落后, 和对东部地区的长期政策倾斜, 使得其他地区追赶东部地区并不那么容易。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都被吸纳到东部地区, 不断加速了西部等地区的发展滞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也早就预想到不同地区之间的二元经济, 因此也早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想法, 但是真正的实现两个大局, 尚需时日。

4. 我国工资制度的改革较为落后

对于工资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 虽然各部门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 但是毕竟政策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我国, 劳动力资源丰富, 就业岗位不足, 这就使得劳动力长期的供大于求, 工资水平迟迟不能得到全面的落实。另外, 大量的没有工作岗位的人员的收入更是长期得不到保障。对于这个历史原因, 需要通过国家的积累来逐步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也成为了我国个人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原因。

三、缩小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建议

根据上文的分析, 已经基本找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作者针对这些原因, 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希望能够为我国政府缓解收入差距提供一些思路。

1. 消除我国存在的各种二元化经济现状

消除城乡、区域之间的二元化经济现状, 除了需要政策支持外, 也更需要资金支持。国家可以通过政策的手段间接进行城乡、区域之间的再分配, 将财政资金更多的应用到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更多的应用到“三农”问题。加大对农村、西部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广纳贤才, 发挥各地的资源优势, 逐步实现农村、西部等地区的造血功能的实现。只要这些地区的造血功能开始实现, 就能够逐渐的良性循环, 加快消除二元化的经济现状。

2. 完善税收制度

税收是进行再分配的一个良好手段。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 对不同资源、不同收入的居民实行不同的税率标准是一种可行的手段。这不但包括不同地区税收征税基点的不同, 也包括对税收绝对量的不同征收。

3.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逐渐缩小不同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同时, 也尤其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给予最低收入者应有的保障。这不但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 也是坚决捍卫共同富裕的手段。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 要注意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制度的规范化等等。并且社会保障体系也要实现长效机制, 力促社会公平。

4. 发展“第三次分配体系”

除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外, 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来进行第三次分配, 也尤为重要。例如, 积极发展慈善事业、进行爱心教育、倡导社会责任等。推动广大群众、企业在自身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也能多为社会做贡献。

参考文献

[1]吉国玲, 张照昱.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原因的分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4, 16 (7) :28-31.

[2]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需瞄准“七寸”精确推进[EB/OL]. (2010-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