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当

不应当（精选4篇）

不应当 篇1

一、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的涵义

主张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 并不是要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住房制度, 可以用“保障化+公租+计划管理”这样的公式来表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住房制度, 可以用“商品化+私营+宏观调控”这样的公式来表示。宏观调控包括政府为低收入阶层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实行供求调控、资金 (价格) 调控等举措, 这是西方国家也有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的方案, 可以用“商品化/保障化+公营+计划管理”这样的公式来表示。总体来说, 它兼有商品化和保障化二重属性:住房出售给居民户 (不是像计划经济时期居民户只是租用) , 有商品的属性, 但同时又限定价格、限定套数, 带有保障化的属性;住房由政府根据居民和流动人口的需要, 计划建设, 价格由政府根据居民的收入水平确定, 而不是由房地产开发商来确定。这种模式, 应该说最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和本质。住房作为基本需要, 变动不大, 是可以实行计划管理的。城市可用于建住房的土地有限, 所以住房的供给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 而住房又可以作为保值增值的不动产, 容易出现超过人们实际居住需要的购买需求。住房完全商品化, 就会变成投资甚至投机的对象, 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存在大量的无房户, 而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商品房空置;一方面是缺少建房用地, 而另一方面是房地产商大量囤积土地、炒作土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房地产政策, 实际上就是照搬西方 (照搬西方经济学) 的模式。这样的做法忽视或违背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一个根本的不同, 这就是中国的土地是公有的 (城市土地是国有的) , 而西方国家的土地基本上是私有的。土地私有, 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有很大困难。住房私营, 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就是由美国房地产市场“次贷危机”引起的。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有住房保障的制度和法律, 采取各种非市场化手段, 帮助低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其中, 新加坡由政府建设“组屋”, 再按“居者有其屋”的原则买给居民。该国居民中有80%以上的家庭都住在“组屋”, 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住房的公营和计划管理。

中国的城市土地国有, 住房实行公营, 本来顺理成章, 有利于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 有利于阻滞两极分化、实现公平正义, 但是, 我们照搬西方的做法, 搞房地产私营, 结果把优势变成了劣势, 加速了两极分化、违背了公平正义,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荡然无存。

二、现有“商品化+私营+宏观调控”模式造成的失误和危害

(一) 促成了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

“土地财政”和GDP竞争使房地产业畸形发展, 带动钢材、水泥等许多相关产业超常发展, 形成产能过剩, 效益低下。大量商品房空置, 甚至形成“鬼城”, 浪费宝贵的资源。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进行投机, 造成实业经济资金短缺和资金链断裂。

(二) 人为地扩大了贫富分化

把本属国有的土地批租给个人, 让个别人从中大赚其钱而暴富, 而让土地的真正主人再掏数倍的钱去买房, 成为房奴甚至买不起住房。

(三) 给腐败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土地批租、土地变性、容积率变更、经济适用房销售等环节, 都为掌握土地批租权、住房建设审批权、房管权的人提供了腐败寻租的机会和漏洞。这已经有大量数额巨大 (贪污受贿几千万元以上、一家人购几十套经济适用房) 、触目惊心的贪腐案件可以说明。

(四) 阻滞了中产阶级 (阶层) 的发展壮大

如果现有高房价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格局不改变, 少数人利用房地产发财致富成为高收入阶层, 一些低收入阶层可以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而大多数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则因为其收入的大部分要花在买房或租房上, 实际生活水平就下降为普通水平, 甚至与享受了低价住房的低收入阶层相差无几, 扩大中产阶级 (阶层) 的现代化需要 (橄榄型社会) 就不可能实现。

(五) 给城镇化设置了障碍

城市房价过高的门坎, 使农民工及其家人难以入住城市。经济适用房僧多粥少, 很难顾及农民工。而且, 房地产开发官商互利的利益机制已经扩张到了农村, 使许多农民住进了既不是务农 (包括养殖) 之地、又不是打工之地的商品房中, 造成浪费。这都会成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三、推行城市住房公营和计划管理改革的意义

(一) 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

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 不仅扭转了少数人利用国有土地暴富、推高房价、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房奴”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且还可以进一步通过房价调节收入分配。在对城市住房统一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的条件下, 可以采取不同面积不同价格的政策, 实现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也就是说, 住房的面积越大、区位越接近城市中心, 每平方米的价格就越高;面积越小、区位越远离城市中心, 每平方米的价格就越低。收入高的家庭住大房, 出高价;收入低的家庭住小房, 出低价。以高补低, 再加上按揭贷款, 使低收入者 (包括农民工) 也能买得起房。

(二) 排除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使之能切实推进

城市居民住房由政府提供, 为农民工入户城镇创造了条件。要逐步改变依靠临时性的农民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做法, 要求用人企业和单位与农民工签订较长期的合同。农民工 (特别是青年农民工) 经过几年适应了工作,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 采取交出农村承包地、出售房基地, 换取城市居民的身份待遇和社会保障的办法, 举家迁往打工的城市。其在农村的承包地, 交由其他农户, 发展农业专业户或家庭农场。农业专业户承包耕种足够供养全家的土地, 兼营养殖业和其他副业, 家庭成员不再需要出外打工。家庭农场承包耕种足够实行产业化经营的土地。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专业合作社和其他服务组织。按照上述办法, 经过长期发展, 就会形成农村都变成了农业专业户或家庭农场, 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员都变成了城镇居民的社会结构, 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镇化。

(三) 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农民工入户城镇, 变临时工为固定工, 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推动企业升级创新。农民工全家转移到城市, 不需要每年春节时都千里迢迢地返回家乡团聚———这不仅可以减少每年“春运”的压力, 而且也减少有关企业二三个月的停产或半停产,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家庭 (与在农村居住时相比) 的消费将大幅度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用于住房的费用大大减少后, 其他方面的消费也会相应大大增加。这都有利于提高国内消费需求,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反过来加速工业化、信息化并提高其质量。

(四) 有利于同时解决“老有所养”的风险问题

城市住房建设从征地、建房, 到出售给居民, 需要较长时间, 因而需要大量的周转资金, 而这些资金的回收又基本上没有风险, 再加上是政府经营, 所以最适合使用养老保障基金。在成本核算的过程中, 可以加入一定比例的利润, 使其保持增值。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 由于住房价格会随之上涨, 投入住房建设的养老保障基金在金额上也可以随之上涨而保值。这样就规避了因通货膨胀或经营失误而不能保值增值的风险,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老有所养”。

(五) 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政治民主化

可以继续发挥行政企事业单位在保障职工住房方面的作用, 允许它们给职工建住房, 按统一价格出售。剩余的居民住房由市政府提供。能买得起住房的买房, 实在买不起住房的提供廉租房。居民住房一户一套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允许买两套。住房可以交旧换新、交旧换旧。旧房经过折旧, 按规定价格出售或出租。城市住房公营建立竞争机制, 一个城市成立若干公营的 (或私营的) 住房建设公司和物业公司, 相互之间开展竞争。住房建设公司通过竞标, 获得政府的土地和住房建设项目, 按竞标价格与住房主管部门结算;主管部门按计划价格向市民出售。政府对居民的住房申请情况和计划安排情况要在网上公布, 详细到户, 接受群众和纪检部门的监督。要把市民住房情况列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作为政府向人代会、人大常委会做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城市住房公营和计划管理改革增加了城市政府对居民的责任, 促使政府职能实现由权力型向责任型、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根本转变。同时也增加了人大代表居民监督党政领导和政府机关的需要, 有利于促进政治民主化和科学化。

参考文献

[1]中国房地产土地囤积及资金沉淀评估报告[EB/OL].搜狐焦点网, 2007-12-04.

[2]钟茂初.学者解析地王频出企业炒作土地绑架地方政府[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11-24.

[3]贾俐贞.新加坡住房制度的五大特点[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1, (11) .

“应当剔除歧视和不公平” 篇2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针对此次改革的一些具体内容，厉有为认为改革仍有较大空间。

1990 年，厉有为调任深圳，历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委常委。在这段堪称中国改革风云年代的时期，厉有为主政深圳特区长达8 年之久，期间见证了邓小平南巡。

厉有为曾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被中央研究机构评为“中国改革之星”，并以敢言著称。他曾亲身经历了两场轰动全国的思想大论战。其中第一次舆论大战是发生在1994 年3 月，一位学者在一个报告中提出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享受优惠政策，原因是特区政策不利于缩小地区差异。这份报告以新华社内参形式上呈中央。当年6月，该学者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时，首次将该观点公开。学术理论层面的探讨恰恰迎合了当时其他地区一些领导的情绪，特区发展顿起波澜。次年8 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发表长篇访谈，系统盘点深圳特区建立以来对国家的贡献，正面回应这位学者质疑，引起社会关注。

第二次舆论争论则是1997 年年初，厉有为一篇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毕业论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遭到号称“首都理论界人士”的“围剿”。反对者称，厉有为这篇报告“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并批评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

第一次论战基本上拘泥于学术范围之内的争论，然而第二次大讨论后者则上升到了政治批判的高度。有舆论称，“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最严厉的政治批判”。

1998 年3 月，厉有为调任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到政协任职以后，他一直呼吁户籍制度改革，吁请给予农民工城市户籍。

尽管退休多年，厉有为依然关注当下改革，他认为全面深化改革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应该与当下现实相结合，回应民众利益诉求，不能“口惠而实不至”。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提出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统一为居民户籍，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厉有为：我的感觉是看上去动作很大，实则给人的感觉是口惠而实不至。理论上、字面上，形式上，说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一样了，都是居民户口了，没区别了，实质上是这样吗？是没有区别了吗？是完全平等待遇了吗？

可以给予肯定的回答：没有！谁心里都明白，实质是怎么回事：仍然是农村是农村户口，城市是城市户口。这样一来，字面上、形式上的统一的宣传，效果会适得其反。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要实事求是的表述。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户籍改革提出，对于大城市落户，可建立积分落户制度。

你认为积分入户能否解决大城市户籍改革问题？

厉有为：我认为，积分入户政策是把事情复杂化的方针政策，我们处理问题有个常识，那就是能简单化地处理问题，就简单化处理，绝不复杂化处理。而积分入户是把问题复杂化处理。

在积分入户条件中，离开入户的核心问题，列出一些与入户关系不大或没有关系的问题作为条件，进行打分。比如：有没有做义工，做够多少义工打多少分；有没有慈善捐款，捐了多少款打多少分等等。

这些与入户无关联的条件令人费解。

这些条件是全社会都应大力提倡的行为，为什么只对要求入户的人口作为入户的必要条件呢？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

入某地户口，本来条件很简单明白：有没有在此地工作；有没有固定合法居所；在此地工作了多少年，这些条件足矣。何必画蛇添足呢？

以香港为例，香港弹丸之地，可谓人口压力特别大，但香港也只规定住满七年就可以成为香港居民。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已经在大城市工作多年，并且有固定居所人员，你认为应该如何管理？

厉有为：遗憾的是此次户籍改革中，没有分清存量和增量，没有着重解决存量问题。有的农村人口已经进城做工十年以上，更有的是二十年以上，家庭基础已在城市，但改革方案中没有把他们当作重点解决落户对象。

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不需要增加资源配置，不需要城市政府花大气力。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居民，已经融入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为什么不优先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特别是在特大城市的这类人群，由于政策规定“严格控制”进入，而使他们的希望有可能再一次落空。

中国新闻周刊：在城市入户政策中，提出职业和学历的要求，你认为这种条件设置是否合理？

“农民工”叫法应进入历史了。实质他们是新的产业工人，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再称他们“农民工”，使人感到有歧视的味道、不公平的味道

厲有为：目前，在城市入户政策中，增设职业和学历限制，我认为涉嫌歧视。

设置大学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或博士生毕业就可直接入户的政策，而清扫工即使你在该市扫十年马路也入不了户，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

一个城市的各行各业各种人才需求都可能是大学文化吗？城市没有清扫工行吗？仅仅举这个例子就知道设置这种条件不合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此轮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

厉有为：对于这次户籍制度改革，我认为缺少配套的方针政策。例如：到城市里入户的农户在农村的承包土地怎么处理？

他们的宅基地和房产怎么处理？有什么政策可以引导和遵循？这都没有提及。

我建议可不可以将这部分农户的承包地和房产进行评估，然后由政府收购或直接进入市场，把转卖的钱用在城市安家，或者用某种置换或投资入股方式解决。

另外，上亿人口到城里落戶安家，住房是个大问题。商品房他们多数无力支付，而政府的保障房，又能保障他们的居住吗？

对于保障房，我想多说几句。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没有哪个政府敢对没房的居民保证说他们一定买得起保障房的！因此叫“保障房”不太合适。另外，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搞住房价格双轨制，保障房一个价，商品房又一价，这是绝不可取的。这势必造成各种寻租现象的产生，是产生腐败的土壤，是败坏机关作风的温床。

我建议，解决住房问题，政府应该建公租房（或称廉租房），这是农村人口进城入户的重要配套政策措施，应该加以完善。

户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中，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呼吁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对于此轮户籍改革，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何建议？

厉有为：在这里我要纠正一下，我们不应该把农村进城做工的孩子们再叫“农民工”了。他们大多初中毕业，在农村一天农民都没做过，他们只是农村出生、农村户口，这种“农民工”叫法应进入历史了。

实质他们是新的产业工人，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再称他们“农民工”，使人感到有歧视的味道、不公平的味道。把农村出身和城市出身的工人人为分离，是不可取的。

现实的情况是“农民工”中存在严重的人户分离现象。在劳动力市场开放后，这与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产生了不协调。城市计算人均GDP 时把这些人剔除在外，他们的劳动条件以及社会保障权益得不到公平对待。

但我并不是说让这些群体都要把户口落进城市，而是要制定相关配套政策，设置相应的农村人口进城落户城市成为户籍人口的门槛，逐步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呢？

厉有为：我认为应该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方针下分步解决。对已经具备长期居留城市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考虑在城市有正当职业和收入、连续工作若干年以上、有固定居所的，要给予他们城市户籍。

通过政策引导，这些群体就会向这个方向努力，从而有利于城市的繁荣稳定。另外，还要统筹和兼顾城乡，在转城市户口前，保障他们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自主权。农村宅基地仍归他们拥有使用，他们个人在农村不再负担土地之外的各种税费，他们的子女到城市就读接受义务教育，与城市孩子一视同仁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县级以下户籍放开有何看法？

不应当 篇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限定了交通肇事致人重伤、死亡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入罪条件, 根据《解释》的规定, 陈某某的行为显然不能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但笔者认为, 本案虽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应当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陈某某刑事责任, 理由如下:

一、是否追究刑事责任, 首先应尊重立法原意

刑法第133 条规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条规定的是交通肇事造成重大事故即应承担刑事责任, 并未要求肇事主体须有其他《解释》规定的违法行为或重伤人数限制, 而《解释》中提高入罪标准, 是司法解释对原刑法条文的限制, 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该条立法的本意, 也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本案适用刑法第235 条规定, 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陈某某的刑事责任, 同样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原意。

二、存在法条竞合时, 应正确选择法律适用

陈某某的行为实为使用交通工具在道路上过失造成了他人重伤。刑法第235 条规定“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从两条刑法条文可以看出, 陈某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刑法第133 条和第235 条, 是法条竞合关系。交通肇事致人重伤、死亡是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的特别情形, 当该行为同时符合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犯罪构成时, 一般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但当该行为不符合特别法规定时, 并不当然排除适用普通法, 是否入罪只须将行为严格对照普通法的构成要件来界定。刑法法条规定了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的构成要件, 不能人为地为刑法的适用设立环境条件, 将在道路上的过失行为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本案陈某某的行为受司法解释限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不可适用特别法, 但符合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犯罪构成, 应当适用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刑事责任, 符合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

交通肇事行为实为使用了交通工具在道路上因过失造成他人重伤的行为。使用交通工具而过失致人重伤和不使用交通工具过失致人重伤, 在广义上是作案工具和地点的不同, 二者同为过失犯罪, 应为相同的入罪标准, 对使用交通工具致人重伤扩大入罪标准且认为不达此标准就不构成犯罪的理念对不使用交通工具的过失行为有失公允。而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来看, 在道路上过失重伤一人与在一般场合或以其他方式过失重伤一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道路上驾车肇事甚至比在封闭的小区道路上驾车肇事的危害性更大, 追究后者的刑事责任而放纵前者显然亦有悖法律的公正。因此, 在同等条件下, 对本案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刑事责任, 才符合刑法公平公正的精神。

四、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刑事责任, 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本案定过失致人重伤罪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 过失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两个罪名的法定量刑弧度是相同的, 且在量刑方面仍然会综合考虑案件情况、造成的损失后果等, 故以过失致人重伤罪不违背罪刑相适应。有人提出任何交通肇事行为都可能构成过失致人重伤或死亡罪,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是否以过失致人重伤或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 仍然会综合考虑肇事主体的行为、责任和造成的后果。参加交通肇事罪的责任认定原则, 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本案陈某某的刑事责任, 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五、定罪量刑, 应全面考虑社会发展与法律适用的综合效果

目前, 电动车尚未有严格的领取证照规定, 但随着电动车越来越普遍, 速度过快、载重过大的货运或客运电动三轮车尤其成为交通安全隐患。电动车驾驶人员肇事造成人员伤亡频频出现, 这类交通肇事行为已具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这类车辆虽未纳入证照管理, 但这类行为应当纳入现有的法律约束。在不符合交通肇事罪追责条件的情况下, 以过失致人重伤或死亡罪追究刑事责任, 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需要, 是帮助被害人更好的取得赔偿的需要, 是对肇事方警示教育的需要, 更是公平适用法律,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因此, 笔者认为本案陈某某虽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但应当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刑事责任。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限定了交通肇事致人重伤、死亡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入罪条件, 根据《解释》的规定, 不符合上述入罪条件的交通肇事行为不能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了, 但其行为是否构成过失致人重伤 (死亡) 罪。本文就受司法解释限制不能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行为是否构成过失致人重伤 (死亡) 罪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交通肇事,过失致人重伤,法条竞合

参考文献

不应当 篇4

答：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公司侵犯了你提前退休的权利。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的”应该退休。《关于下达机械工业从事高温、高空、有害、特别繁重劳动提前退休工种的范围通知》的《提前退休工种范围表》中明确规定：“容器内电焊工、氢孤焊切割工”属提前退休的有毒有害工种。即鉴于你作为女工，已经满45周岁，在电焊工的岗位上工作达11年之久，当属应当退休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