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家庭教育投入

个人家庭教育投入（精选7篇）

个人家庭教育投入 篇1

近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持续发展,使这些国家的政府面临着教育费用不断增长的难题。许多国家不得不更多依赖于增加私人教育投入来应对教育资源和资金的不足,出现了个人家庭投入的教育费用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些现象引发出如下问题:私人资本在教育上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学生个人和家庭应投资多少在教育上?个人家庭教育投入会对社会公平产生怎样的影响?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对世界各国的教育投资和私人教育投资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UIS)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联合所做的一项研究《“投资教育一投入和回报”世界教育指标分析2002年版》的相关数据[1]和联合国经济研究所(UNU)发布的“世界收入不均衡数据库”的相关数据。[2]

一、对世界主要国家私人教育支出状况的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的教育支出和私人教育支出状况,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私人教育支出(也包括其他教育支出)呈现出如下特征(数据见表1):

第一,私人教育支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许多发达国家已成为重要的教育资金来源。

在世界教育指标计划(World Education Indicators)(WEI)19国中(被调查的国家全部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私人教育支出平均水平已占本国GDP的1.7%,占本国全部教育支出的30.9%,成为这些国家教育资金来源中仅次于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重要力量。OECD国家的私人教育支出平均占到本国GDP的0.6%,在本国全部教育支出中占10.9%,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明显要低得多。但其中几个发达国家的私人教育支出并不是如此,如美国、日本、德国的私人教育支出平均占到本国GDP的1.1%～1.6%,占本国全部教育支出的20%以上。上述发达国家的私人教育支出水平已经接近于WEI计划国家的平均水平。

注:①“1”为小学、中学和中学后非高等教育;②“2”为高等教育;③表中合计数非“1”和“2”相加所得,而是该国所有的私人支出和公共支出的合计数。数据来源:UNESCO.Financing Education-Investments and Returns Analysis of the World Education Indicators 2002 Edition.

第二,发展中国家私人教育支出水平较高,且差异很大;发达国家私人教育支出水平较低,差异相对较小,而且若干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个人家庭免费接受教育。

WEI计划19国的私人教育支出水平(平均占GDP的1.7%)不但大大高于OECD国家(平均占GDP的0.6%),而且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巴拉圭比例最高,为3.7%,印度比例最低,为0.1%,差幅达到3.6个百分点。而OECD国家私人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别则相对要小,韩国比例最高,为2.7%,土耳其比例最低,为0.0%,二者之间相差只有2.7个百分点。对最主要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八国集团”成员(不含俄罗斯)私人教育支出比例最高的美国(占GDP的1.6%)与最低的法国和意大利(占GDP的0.4%)之间差距只有1.2个百分点。在若干发达和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瑞典、土耳其、丹麦等国,私人教育支出甚至接近于零,基本上实现了教育私人免费。而在WEI计划国家,与私人教育支出很高形成对比的是公共财政支出平均只占GDP的4.3%,又低于OECD国家占GDP4.9%的平均水平。因此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私人教育支出水平较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较低,而发达国家与之相反,这是世界各国教育支出的一个主要特征。

第三,不同教育层次的私人教育支出水平由于不同类型国家的社会、经济、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教育发展仍然以努力普及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为重点,受教育人口大多数还是以接受中小学教育为主。这反映到私人教育支出上,表现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学阶段私人教育支出水平高于高等教育阶段的私人教育支出水平。以WEI计划国家为例,中小学阶段的私人教育支出占GDP的1%,而高等教育阶段的私人教育支出只占GDP的0.5%,前者是后者的2倍。而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大多数国家的高中教育已经普及,目前处于努力发展本国高等教育的阶段,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数量和比例都远大于发展中国家。这反映到私人教育支出上,表现为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阶段私人教育支出水平与中小学阶段私人教育支出水平基本持平。当然,在少数教育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高等教育阶段私人教育支出水平达到或超过中小学阶段私人教育支出水平的现象。

第四,各国私人教育支出水平上还呈现出“区域相近性”特征。

“区域相近性”是指处于相同地理位置或者地缘相近国家,其私人教育支出水平和特征也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相近性”国家群有两个:一个是欧州国家群,以北欧、中欧和西欧国家为典型代表。这一国家群的主要特征是私人不需要对教育进行投入,或只需投入很少的费用,基本实现了教育的私人免费。欧州国家群的众多国家私人教育支出占全部教育支出的比例远远低于10%;另一个是中、南美国家群,包括了中、南美洲和加勒比的许多国家。它们的特点是私人教育支出水平非常高,私人教育支出普遍都占全部教育支出的20%以上,占30%以上的国家数量也居世界前列。此外,北美几个国家在私人教育支出水平上也比较相近。由此可以推断,在私人教育支出上呈现“国家群现象”不是偶然的,它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

第五,中国与若干国家相比较,中国的私人教育支出占全部教育支出的比例很高,但教育支出占全国GDP比例偏低。

数据表明,中国的私人教育支出水平居于世界最高水平,私人教育支出占全部教育支出的比例达到43.2%,该比例不但远远高于OECD国家10.9%的平均水平,而且也比WEI计划国家的30.9%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这一特征与中南美洲和东亚的几个国家相仿,如巴拉圭、智利、韩国、牙买加等国该比例都在36%～44%之间。但是,中国又存在与上述国家不同的特点,即上述几国的全部教育支出占GDP比例都比中国的3.7%要高近2倍或以上。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偏低这一特点,与亚洲几个国家相仿,如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和日本为1.2%～4.7%(见表1)。因此,中国的私人教育支出水平可以说属于中南美洲类型和亚洲类型的混合,甚至也可以认为是兼具了中南美洲和亚洲若干国家在教育支出方面的缺陷。

那么,世界主要国家的私人教育支出所呈现的以上特征,其背后蕴含的主要成因是什么呢?本研究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各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高等级的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使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教育费用不断增加的压力。因此,许多国家(发展中国家居多)越来越依赖于以增加私人教育支出、提高私人教育支出比例的方式来应对教育投资不足的困境。

第二,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是影响本国私人教育支出水平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国家财政资金雄厚、公共教育财政资金相对充裕就不需要太多私人支出来资助教育,因而私人教育支出水平通常更低一些;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经济实力弱的国家情况与此相反,因而私人教育支出水平通常更高一些。

第三,教育投资的不同分布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和侧重点的不同。教育政策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条思路分析:(1)一国对免费教育的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和实施,包括实施的范围、覆盖的受教育人数和教育阶段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印度。印度的人均GDP在发展中国家属于较低水平,但该国的私人教育支出占全部教育支出的比例低于10%,与最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其主要原因就是印度国家和历届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并以宪法的形式对教育投入予以保证。印度政府还努力增加教育投入,1998年印度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是3.8%,2003年达到5%,政府承诺在未来几年内该比重将提高到6%。[3]因此该国中小学教育已基本实现了免费教育,而且高等教育收费也非常低。(2)一国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侧重点是什么。有的国家教育投资主要在初等教育,还有许多国家更侧重于投资高等教育。当公共财政资金投资偏于某一类教育或教育阶段时,其他类型和阶段的教育就可能由于财政教育投入不足,而需要私人教育投资来补充。(3)私人教育支出水平经常与一国的学校种类有关。公立学校收费一般低于私立学校,当一国学生在私立学校就学人数较多时,一般私人教育支出就较高。例如,南美洲许多国家的私立学校就占较大比例,从而使其私人教育支出水平普遍很高。此外,学校学费的标准由谁来确定与监督也会对私人教育支出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一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也会对该国的私人教育支出水平带来深层影响。历史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等看似是无形的,但它们比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法律的变化具有更强的传承性和稳定性。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对一国的教育投资及私人教育支出状况的影响更长期和稳定。例如在欧洲国家,尤其是中、西、北欧诸国的私人教育支出水平普遍很低,其原因除了它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外,历史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等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的现代学校最初就是由教会和一些社团创办的,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的确立、发展,由国家政府出资举办公共性质的教育成为各国的共识和实际行动,个人不必为接受教育付费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影响至今。另一个突出例子是东亚国家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它们在历史上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重视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而国家、社会对教育支出的作用则被明显弱化。这种历史和文化习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存续,并对现今上述几国的政府和民众仍然产生着影响,其结果就是东亚几国的个人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和比例都非常高。

二、对世界主要国家居民家庭学费支出状况的比较分析

各国的私人教育支出中,学费是一项主要构成内容,是个人和家庭对正规教育的直接支出,能够最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私人教育支出的水平。

表2所列的1999年世界主要国家居民家庭学费相关支出的数据表明:

(1)从学费水平来看,发展中国家(WEI计划国家为代表)中小学阶段生均学费平均为192美元,高等教育阶段生均学费平均为1,701美元,所有教育阶段的生均学费平均为398美元;发达国家(OECD国家)中小学阶段生均学费平均为256美元,高等教育阶段生均学费平均为1,550美元,所有教育阶段的生均学费平均为540美元。从学费水平的绝对数值比较两者似乎差别不大,发达国家在中小学阶段和所有教育阶段的生均学费方面还高于发展中国家。但如果考虑各国人均GDP水平的差异,计算学费占人均GDP比例之后,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中小学阶段该比例平均为3.5%,发达国家平均为1.2%;高等教育阶段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0.6%,发达国家平均为7.3%;在所有教育阶段发展中国家平均为7.2%,发达国家平均为2.5%。因此,由学费占人均GDP比例表示的学费负担情况表明,发展中国家各类教育的学费负担程度都远高于发达国家。

(2)不论是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之间,学费数额的差异都非常大,而且各国的学费收费标准都有其独特性。若干国家的学费数额明显偏高,较突出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中几乎所有的中南美洲国家,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国)中的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更值得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学费负担的差异程度比发达国家之间要大得多。计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学费/人均GDP的标准差指标(表示分散程度)显示:发展中国家该指标分别是发达国家的3.9倍(中小学)、2.7倍(高等教育)、2.5倍(所有教育)。可以说,发达国家在学费标准和收取数量方面有更高的一致性,或者说它们对学费问题的认识和政策规定方面更趋于一致。

(3)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家庭学费支出,大多数发达国家虽然也收取学费,而且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阶段学费还比较高。但同时,它们普遍采取了向学生及家庭发放高额学费和生活费补贴的办法,从而实际上大大降低了个人和家庭的学费支出水平。而且大多数发达国家将这些学费和生活费补贴集中发放给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者某些存在特殊困难的群体,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相关数据表明,OECD国家平均向受教育个人家庭平均发放的学费和生活费补贴达到369美元,是个人家庭生均缴纳学费(540美元)的68%;在奥地利、丹麦、瑞士等国,其学费和生活费补贴已经大于学生缴纳的学费数额;而反观发展中国家,向个人家庭发放的学费和生活费补贴平均只有35美元,只是家庭生均学费(398美元)的8.8%。

注:①“1”为小学、中学和中学后非高等教育;②“2”为高等教育;③“3”为所有水平的教育;④收入基尼系数为各国的2000年前后的水平。数据来源:各国收入基尼系数来源于The UNU-WIDER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 2.0b May 2007;其他数据来源同表1。

三、世界各国私人教育支出与社会公平关系的测算

私人教育支出是否会对社会公平产生影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研究通过相关数据分析进行了测算。

具体测算中采用了两组回归方程。两个回归方程的因变量都为社会公平指标,本研究采用收入基尼系数作为反映社会公平的指标(数据见表2)。两个方程中,方程1的自变量分别为世界各国私人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各国人均GDP。该方程表示的实际含义是:一国的私人教育支出比例、公共教育支出比例与经济发展人均水平分别会对该国社会公平产生何种影响;方程2的自变量分别为中小学学费占GDP比例、高等教育学费占GDP比例、政府对学费、生活费补贴占GDP比例和各国人均GDP。该方程表示的实际含义是:一国生均中小学学费比例、生均高等教育学费比例、政府补贴的生均水平与经济发展人均水平分别会对该国社会公平产生何种影响(相关数据见表1和表2)。方程计算采用了逐步回归法或强行进入法。

回归方程1的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相关指标都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各自变量中,私人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对收入基尼系数有显著性影响,且回归系数为5.355,表示私人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每增大1个百分点,将会使收入基尼系数增加约5.4个百分点;人均GDP对收入基尼系数也有显著性影响,回归系数为-0.001,表示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将减少收入基尼系数1个百分点左右。而其他自变量对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比较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还可知私人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对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人均GDP的影响。所以回归方程1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私人教育支出水平对该国的社会公平有显著的负方向影响,增加私人教育支出水平会使该国社会公平恶化的概率大大增加;而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与该国的社会公平呈显著的同方向变化,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更加富裕有利于该国社会公平。

回归方程2的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统计检验表明中小学学费占GDP比例和人均GDP对收入基尼系数具有显著的影响。中小学学费占GDP比例的回归系数为6.62,表示中小学学费占GDP的比例与收入基尼系数呈同方向变化,中小学学费占GDP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基尼系数会增加6.62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0.001,这与回归方程1的数值相同,表示的含义也完全一样。其他自变量对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都不显著。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人均GDP指标比中小学学费占GDP比例指标对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更强一些。回归方程2得出的结论说明:一个国家的中小学学费水平对该国的社会公平有显著的负方向影响;高等教育学费水平对社会公平有负方向影响,政府补贴对社会公平有正方向影响,但高等教育学费水平和政府补贴在回归方程中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同时,方程2进一步证明,以人均GDP水平代表的国家和人民富裕程度与社会公平呈显著的同方向变化。

四、研究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私人教育支出和个人家庭学费支出的水平和比例的比较发现,发达国家和一些教育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在私人教育支出、学费支出上一般保持着较低的水平和比例,并且尽量对个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接受教育提供补助,相对充分地发挥了教育在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提高公民的人力资本、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等方面的良性功能。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私人教育支出与社会公平关系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私人教育支出水平、家庭学费支出水平与社会公平都是反方向变动的关系,较低的私人教育支出和学费支出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公平。

我们在教育投入问题上需要借鉴的经验、遵循的规律主要有:降低个人家庭教育投入的总体水平,加大对个人家庭教育投入的补助力度,增加政府教育财政的投入等方面。

参考文献

[1]UNESCO.Financing Education-Investments and Returns Analysis of the World Education Indicators 2002 Edition [EB/OL].http://www.uis.unesco.org/2003-02-08/2008- 12-10.

[2]UNU.The UNU-WIDER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 2.0b May 2007[EB/OL].http://www.wider.unu.edu/research /Database/en_GB/database/2007-06-27/2008-12- 10.

[3]胡显中.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大学收费[N].中国青年报, 2003-08-25(8).

个人家庭教育投入 篇2

随着经济发展, 竞争日趋激烈, 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意识到, 以组织文化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将有利于组织的发展。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者进行个人-组织契合的研究, 其原因在于个人-组织契合反映了工作态度与行为的交互影响。此外, 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 工作投入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 成为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中的新热点。个人-组织契合的核心是价值观, 其对组织和个人的影响是持久而根本的, 而积极的工作态度源于个人与组织之间的高水平契合。

以往关于个人-组织契合的研究, 学者们均以其为自变量, 分别以离职意愿、工作态度、组织公民行为、团队合作、伦理行为、压力、工作绩效等作为因变量来研究个人-组织契合对这些变量的影响。而工作投入的影响结果分别有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离职意愿、前瞻行为、角色外行为、工作绩效及一些组织或团体效能 (如顾客满意度、生产力、利润率等) 。尽管有关个人-组织契合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 但其研究大都集中在企业, 忽视了像学校这类非营利组织。高校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形式, 其组织文化反映了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念, 渗透到学校管理、教学、科研等各个环节, 对教师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教师作为学校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 对其研究的意义体现于其独特的劳动性质和需求特点。同时, 高校教师队伍中青年教师的比例逐年增高, 以高校青年教师为研究对象来研究个人-组织契合和工作投入的关系, 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降低青年教师流动率等具有现实意义。

2 研究内容

2.1 内涵

个人-组织契合是指:“员工之个人特质、信仰、价值观与组织文化、策略需求、规范、目标与价值观之间的一致程度”。后来Kristof提出个人-组织契合的整合模型 (即辅助性契合和补偿性契合、需要供给契合和需求-能力契合的整合) 。这些定义都是以组织价值观为核心内容。

关于工作投入的概念, Maslach和Schaufeli两位学者从工作投入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来界定工作投入, 但各自观点有所不同。Maslach提出两极观, 将工作倦怠和工作投入视为完全负相关关系。而Schaufeli认为两者并非完全直接对立, 工作投入是一种与工作相关的积极、完满的情绪与动机状态, 表现为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

2.2 研究模型

本文采用郑伯埙七维度模型及其构建的组织文化价值观量表 (VOCS) , 涉及工作、人际关系、环境三个方面的价值观, 包含尊重员工、创新精神、外部适应、品德操守、绩效取向、团队取向及安定守成七个因子 (31个题项) 。教师具有高文化素质, 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决定了其对自尊的迫切需要, 可用尊重员工和外部适应来体现;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责任, 自身发展的稳定性驱使其必须满足组织的各种要求, 品德操守和安定守成能适当予以体现;自主研究和知识共享对科研成果的作用, 对应着绩效取向和团结合作两个维度;日常工作中的愿望实现感、任务完成感、专业成果感和探讨新事物的创造感则体现于创新精神维度。因此, 本文在VOC基础上整合为29个题项, 并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对题项用词及表述作适当修改。

Schaufeli和Bakker等人开发的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可操作性强, 是目前应用最普遍的量表。该量表包含活力VI、奉献DE和专注AB三个分量表 (17个项目) 。张轶文和甘怡群就引入该量表来研究中学教师群体, 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同时, 本文两个模型量表均用Likert五点尺度计分法来测量个人所知觉的组织实际价值观和不同程度的工作投入情况。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2.3 实证分析

2.3.1 研究假设和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 高校青年教师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情况、职称、工作年限和聘任形式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本文假设一是上述这些变量对个人-组织契合以及工作投入产生影响。其次, Chatman认为, 个人和组织之间如果能够达成价值契合, 就比较容易产生积极的工作态度。将工作投入视为工作态度的内容之一, 提出本文假设二, 即个人-组织契合对工作投入有显著正影响。本文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来处理和分析所有研究数据。

2.3.2 统计分析结果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高校青年教师 (指年龄40岁以下, 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 的个人-组织契合及其预测变量工作投入, 通过青年教师进行自我评价获得相关变量的数据。采用邮寄问卷的形式历时两个月对7所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分别为华南农业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广州大学、广东药学院、广东商学院、东莞理工学院) 开展调研, 共发放问卷155份, 收回144份, 回收率90.9%, 有效问卷135份, 有效回收率87.1%, 本调研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均符合研究要求。

(1) 项目分析:个人-组织契合量表中, 在显著性水平0.01的情况下, 题项16 (关于人情世故) 和题项24 (关于工作短期效益) 未能通过检验, 予以删除, 个人-组织契合量表保留27个题项, 工作投入量表17个题项均通过检验, 予以保留。

(2) 效度分析:个人-组织契合量表中, 合并品德操守维度和安定守成维度, 命名为工作取向维度 (既包括个人工作取向, 也包括组织工作取向) ;绩效取向维度的层面因子分析结果为2个因子, 但考虑必须至少包括3个题项, 所以保留其中4个题项组成一个因子。项目分析和分层面因子分析以后共删除6个题项, 最后保留23个题项再进行限定抽取6因子分析, 得到的KMO值为0.929, 总体解释程度为73.447%。同理, 工作投入量表各层面因子分析的结果都很理想, 得出的三个维度与原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有所不同, 其中活力维度包括6个题项;奉献维度包括5个题项;专注维度包括6个题项, KMO值为0.922, 总体解释程度为64.152%。限于篇幅, 上述两个总量表的题项内容未能详细列明, 留存备查。

(3) 信度分析:个人-组织契合量表和工作投入量表的总量表信度系数分别为0.952和0.937, 各层面信度系数均在0.70到0.80之间的可接受范围内, 总体通过问卷的信度检验。

(4) 相关分析:就整体而言, 个人-组织契合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其中, 个人-组织契合的各维度与工作投入各维度成正相关关系。即尊重员工、外部适应、创新精神、工作取向、绩效取向、团结合作分别都与活力、奉献、专注成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在0.3到0.5之间。

(5) 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主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 将六个人口统计变量都纳入回归方程, 通过显著性水平筛选变量, 以确定哪些变量对个人-组织契合和工作投入有影响。分析结果显示, 尽管性别、职称、工作年限等几个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组织契合, 但从方程的来看, 各人口统计变量对个人-组织契合的上述一些维度的变异解释量就很少了。此外, 聘任形式对奉献维度的影响相对显著。因此总体而言, 人口统计变量对个人-组织契合和工作投入具有较小的影响。第二步, 在第一步的基础上, 研究个人-组织契合各维度变量 (自变量) 对工作投入的影响。由表1可知, 尊重员工维度对工作投入的奉献维度影响显著, 团结合作维度则对工作投入的各维度具有显著影响。同时, 尊重员工和团结合作两个变量共同对工作投入有显著影响。而个人-组织契合量表的其余四个维度对工作投入的显著性影响较小。总体而言, 个人-组织契合对工作投入还是具有正向影响。

注: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性水平P值。

3 结论与建议

3.1 尊重青年教师个人意见, 重视人才培养

前文提出的假设一基本成立, 但这种影响很小, 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其中聘任形式对工作投入中的奉献维度影响相对显著,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合同制下高校青年教师的流动问题。此外, 在解释能力相对较高的尊重员工维度和工作取向两个维度中, 职称变量对其影响相对显著。也就是说, 青年教师职称评定并获肯定, 个人感觉到的组织对员工的重视程度越高, 而且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 其工作取向性 (品德操守与安定守成) 越高。因此, 在高校管理过程中, 要尊重青年教师个人意见, 重视人才培养。具有成就导向和强自主性特点的高校青年教师, 要契合其对组织的期望从而产生积极的工作态度, 通过向青年教师提供进修培训机会, 增加其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令其进一步熟识行业要求和行业发展趋势;让教师充分参与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如专业课程设置、专业发展方向等;确立持续反馈机制以消除管理沟通障碍, 营造和谐的组织氛围, 增强凝聚力。

3.2 倡导团结合作的组织氛围

从研究结果来看, 前文提出的假设二成立, 其中团结合作维度对工作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可见, 在人际关系上, 同事的团结、友好、互助和沟通交往, 能激发教师的工作动力, 使其更有活力, 更乐于奉献, 工作更专注。因此, 学校在组织文化建设上应培养教师的互助进取精神, 组成各种学习型组织或工作团队, 明确具体工作目标, 让教师之间无论在教学科研还是管理工作上都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此外, 学校管理者可适当授权使青年教师, 增强教师们自主性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让其在岗位上各展所长, 认同组织, 促成共同之愿景。

摘要：在总结国内外关于个人-组织契合和工作投入的已有研究基础上, 得出两者的概念内涵和研究模型。在高校背景下以青年教师为研究对象, 实证研究了个人-组织契合对工作投入的影响, 拓展了深化个人-组织契合和工作投入的研究, 并为高校管理变革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证上的支持。

关键词：个人-组织契合,工作投入,高校青年教师

参考文献

[1]赵慧娟, 龙立荣.个人-组织匹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 (1) :1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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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chaufeli W B, AB Bakker.The 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J].Preliminary Manual, 2003, (1) :67-92.

[9]张轶文, 甘怡群.中文版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5, 13 (3) :268-270.

个人家庭教育投入 篇3

一、科学调整学校布局, 发挥规模办学效益

针对过去学校校点多、规模小、效益低等问题, 按照科学规划、减少校点、完善配套、方便入学、提高质量的思路, 稳步调整中小学布局。全市小学由2003年的78所调整为23所, 初中由20所调整为13所, 同时兴办了一批寄宿制小学。针对城区小学班额过大的问题, 投资3000万元在城西高标准新建一所小学, 缓解了城区小学班额过大、布局不合理的问题。目前, 全市现有各级各类学校41所, 其中普通高中3所, 职教中心1所, 初中13所, 小学23所, 特校1所。在校学生29457人, 其中普通高中5716人, 职教中心3001人, 初中7646人, 小学13020人, 特校74人。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率均达到100%。“十二五”期间, 宜都市将进一步优化全市学校布局调整, 届时将保留普高2所、职教中心1所、初中13所、小学23所。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改善办学条件

为缩小城乡、校际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差距, 宜都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大力实施初中标准化建设。目前, 全市13所初中, 已全部完成标准化建设。二是全面实施农村寄宿制小学合格学校建设。全市目前13所永久保留农村寄宿制小学已全面实现创建目标。三是强力推进“班班通”建设。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全部实现“班班通”。四是着力实施学校运动场塑胶化工程。全市目前已完成28所学校塑胶运动场建设, 占全市中小学校的68.3%。今后几年, 将每年安排1000万元左右的专项资金, 完成5—8所学校的塑胶运动场建设。到2015年, 全市所有学校将全部拥有塑胶运动场。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彻底改善了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 使全市中小学尤其是山区中小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三、科学实施项目管理, 扎实推进校安工程

按照“目标不变, 调整节奏, 突出重点, 强化责任”的要求, 扎实有效实施全市校舍安全工程建设。2009—2011年, 全市安排校舍安工程建设资金10467万元 (其中中央资金4449万元, 省级资金659万元, 地方配套5359万元) , 实施校舍安工程93个, 改造校舍面积11.63万平方米。在校安工程实施过程中, 拆除了全部20栋D级校舍, 并根据校舍相应功能, 重建了19栋校舍, 全市D级危房全部消除。截至2011年12月, 93个建设项目全部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1. 整合资源, 统筹实施

在积极争取上级专项校舍安全工程资金的同时, 将寄宿制、标准化、校点布局调整等专项资金, 与学校校舍安全工程项目整合, 统筹实施。财政每年预算500万元, 重点解决校舍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前期费用。此外还通过财政贴息贷款的方式加快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舍安全工程建设。2011—2012年, 市财政先后分别为市职教中心、市一中、市二中、市外校等学校贴息贷款450万元、1000万元、950万元和1000万元, 先后完成了这些学校的综合楼、科教楼、学生宿舍楼、塑胶跑道等项目的加固改造、维修新建工程。同时, 还落实费用减免, 对涉及校舍安全工程所有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免收, 对各种经营服务性收费, 全部减半收取, 实施校舍安全工程3年中, 共减免金额840余万元。

2. 规范评审, 严格审计

对所有项目在建设前, 坚持做到“三必须”, 一是必须进行财政投资评审, 对预算安排的合理性进行审核, 精打细算每一分钱。二是必须设立校舍安全工程资金专户, 实施“三专”管理, 确保资金运行安全。三是必须按程序、按合同、按进度拨款, 直达承建单位。还由市纪委牵头, 抽调监察局、审计局等部门人员, 按照完成一项审计一项的原则对所有完工项目实时进行审计。截止2012年10月底, 对已竣工的校舍安全工程建设项目全部完成了竣工结算审计, 没有发现一例违纪事件。

3. 严把“三关”, 确保质量

一是严把设计关, 我市为抗震设防6度地区, 为确保实施后的校舍安全工程安全万无一失, 全市所有新建和加固改造项目全部按抗震设防7度设计。对结构不满足抗震要求者, 均增加了构造柱、圈梁, 对大悬挑结构均增设了钢筋砼, 对砌体结构垟体不满足要求者, 采用了双面钢筋网进行加固, 确保改造加固后的项目后续使用年限不少于30年, 且能满足抗震要求。二是严把管理关。对所有使用的建筑原材料, 除必须具备产品合格证外, 对钢筋、水泥等主要建材, 每批次送检, 确保材料质量合格。认真落实“四制”管理。所有建设项目全部实行法人负责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三是严把质量验收关。对项目质量管理, 实行分阶段验收、全程跟踪管理方式, 每一阶段均要求五方责任主体共同到场验收签字, 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施工。同时将质量验收结果与资金支付挂钩。质量合格, 按合同及时拨付;质量不合格, 责令整改, 整改合格后, 拨付资金。对不能按时整改合格的, 除不拨付相应资金外, 还不予返还履约保证金, 并将该承建公司通报给住建局、招投标中心备案, 在今后工程招投标中取消其校安工程投标资格。

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全面提升教师素质

1. 科学配置教师, 从优落实待遇

一是科学制定编制。按编制标准核定学校教职工数, 足额配齐配足教师。二是建立新进教师补充机制。近三年来, 通过择优引进免费师范生、公开招考等方式, 引进优秀人才170余人, 较好地缓解了农村教师需求矛盾。三是坚持从优落实教师待遇。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 参照公务员标准按季度发放学校质量管理奖。为学科带头人发放资料费, 免费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体检, 实行农村教师津贴, 保证其工资待遇高于城镇教师。

2. 加大培训力度, 实行城乡交流

制定了《宜都市中小学校长、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划》, 对教师实行五年一个周期的全员培训。通过采取校本培训、组织名师讲学、聘请专家讲课、选送中小学教师赴省参加“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工程培训和国培计划培训”、组织教师参加远程教育网络培训及在全省创造性开展中小学专任教师基本功理论测试等多种培训途径和方式, 全力提升教师职业素养, 促进了城乡教师的专业发展。从2003年起, 我市启动城乡教师互联共建工程。近三年来, 全市有21名校长、30名中层干部、804名教师实行了城乡轮岗交流。建立和完善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服务制度。2004年以来, 在全省率先推行城乡教师援助工程。出台了激励政策, 提高支教教师待遇, 鼓励城区教师到山区学校支教。到目前为止, 已有350余名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有力促进了城乡师资的均衡配置。

3. 建立帮扶机制, 关注弱势群体

文化传播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 篇4

何谓家庭教育投入

家庭教育投入的概念。所谓家庭教育投入, 就是指一个家庭为了子女的教育而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随着社会的发展, 家庭教育投入的内涵不断加深, 在充足的金钱投入之外, 文化和情感投入重视度不断提高, 很多家庭开始重视家庭文化氛围的建设以及与子女之间的情感交流, 这是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保障。三者之中, 金钱投入量属于比较刚性的指标, 文化投入量则堪称为核心指标, 此外, 情感投入量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三者相辅相成, 共同决定着家庭教育投入的最终效益。

家庭教育投入的性质。家庭教育投入作为教育投入的一个类型, 就性质而言, 它和教育投入是一致的;所以在这里就只分析教育投入的性质。教育投入兼具消费性和生产性两种属性, 既是间接的生产性投入, 又是直接的消费投入, 理由是教育投入要消耗掉大量国民收入、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 但它最终是为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在内的社会一切部门行业提供了大量明日的劳动者, 而这些劳动者将促进明天生产活动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可以说, 教育投入既是今日的消费费用, 又是明日的生产性投入。

家庭教育投入现状

家庭教育投入比例大。教育投入是一种长效投入, 对很多家庭而言, 这一投入成本太高, 而回报的过程又太过漫长。培养一个中等文化水平的劳动力需要12年时间, 而培养一个合格大学生需要16年时间, 甚至更长;而有统计显示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 在教育方面需投入近15万元, 其中大学4年花费最高, 要近8万元。

《四川日报》曾在网上进行过一项关于家庭教育投入的调查, 结果显示:有52.6%的家庭花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投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超过30%。其中, 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孩子的教育费用给家庭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但有过半的被调查者表示, 对孩子教育的投入是值得的, 培养孩子就必须这样。

2006年,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家庭教育花费已接近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农村家庭每年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花费连续两年增长率超过20%。城乡贫困人群中有40%~50%的人说“家里穷, 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

中国人民银行曾做过一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 发现“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 排在“养老”和“住房”之前。

另有数据显示,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教育成本仅低于饮食营养费, 占费用的平均比重为2l%。但是自子女读高中起, 教育费用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超过饮食费用, 这一比重在高中阶段为34%, 大学阶段则为41%。

由此可见, 家庭教育投入的绝对金额太高, 占总收入的比重较大, 已经对中低收入家庭生活造成负担, 这是我国目前家庭教育投入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

家庭教育投入不平衡。在中国的东西部之间, 在沿海较发达地区与内地欠发达地区之间, 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家庭教育投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现象。即使在同一地区、同一城镇或乡村, 不同家庭之间对教育的投入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深圳的一对家长有能力拿出几十万元供子女出国留学, 而宁夏西海固的农民却可能连供子女上小学的几十元钱都筹措维艰, 即便子女考上了高中或大学, 也会面临辍学的危险。相对而言, 城市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偏高, 愿意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更多, 而农村家庭对教育重要性的认知程度稍低, 在子女教育投入方面的意愿稍弱, 投入也就相对少一些。

这种家庭教育投入的区域性差异和不平衡现象, 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其中前三者相对硬性, 而文化方面的因素, 比较容易受大众传播力量的影响。同时, 家庭教育投入的比例多少和家庭个体对教育的重视度与认知度有很大关系, 这也属于文化因素影响的范畴。因此, 下面笔者就着重分析文化传播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

文化传播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

历史文化传播对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从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开始, 儒教几千年来备受崇奉, 其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华夏大地上。“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读书识礼被中国人视为至高至上的事业。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成了中国人的共识。

此外,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 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子女成了父母人生最重要的寄托, 在生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父母无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因为有教育投入方面的意愿, 并舍得拿很大比例的收入去投入子女教育。

从历史来看, 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第一批高文化素质群体,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起了一种潜在的“示范”作用, 他们的家庭生活、社会地位、社会流动、社会声望、子女受教育的环境、成功的机会等, 都明显优于其他社会群体。这一历史事实无疑会促使现在的中国家庭更加重视教育, 增强教育投入的意识。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到达受众,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厚重的教育文化通过几千年的继承和传播已经广泛种植在人们的心里, 启迪着人们的思想, 形成每个家庭的教育理念, 影响着每个家庭的教育投入。而且通过诸如人际传播和书籍、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越多越深的家庭, 通俗地讲, 就是文化知识越高的家庭, 对教育的投入心理越强烈, 投入力度越大。

时代文化传播对家庭教育行为的影响。新的时代下, 经济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 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 大国之间的科技、经济竞争日趋激烈, 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时代对各领域的发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家庭教育投入具有消费性和生产性两种属性。就消费属性而言, 新时代文化中的消费观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表现在“消费即投资”上。世界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瑜教授称其为“消费资本化理论”, 其核心内容就是将消费向生产领域和经营领域延伸, 把消费者视为投资者, 使消费转化为资本, 消费和投资成为一体。

从现实来看, 家庭教育投入很好地契合了这一理念。高学历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已得到社会确认, 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成正比的关系, 投资教育能产出比物质资本投资更高的效益, 这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共识。人们对家庭教育投入的收益期望, 既包括经济和非经济两种期望, 也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范畴。一方面, 投资教育能产生满足现时的家庭精神生活或个人心理需求的效用, 是人们在满足了吃穿住行以及安全之后一种高层次的、具有自我发展性质的需求, 这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收益属于“消费”范畴。另一方面, 家庭还期望通过投资教育, 能在未来为家庭或个人产生物质上的效用, 这种物质上的收益应属于“投资”范畴。从人们对家庭教育投入预期收益的期望来看, 对教育的投入即是消费和投资的统一。

这从一个层面显示了新时代多元文化的传播对家庭教育投入理念的影响。下面我们从另一层面来看时代文化传播对家庭教育投入行为的影响。

竞争精神是新时代民族精神的一个侧面, 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中, 也体现在教育事业中。无论是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到比身边其他家庭更好的教育。从各类媒体上, 我们会经常看到, 从学龄前教育, 到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 一直到大学及大学后教育, 都不乏类似于“孟母三迁”式的家庭教育投入取得成功的经典案例, 这些报道激起了很多家庭的效仿和竞争意识, 促使他们更积极地进行家庭教育投入, 这是教育的一个进步,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但同时, 时代文化传播还唤醒着人们的理性精神。在前文家庭教育投入现状中, 我们看到教育投入给很多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上也经常报道类似《低收入家庭:为孩子上学压弯腰》、《工薪阶层:勒紧裤腰带让孩子上好学校》、《高收入家庭:为优质教育花巨资》等家庭教育投入故事。这些报道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向受众展示教育投入背后投入主体所付出的沉重经济代价, 同时延伸呈现专家对教育投入的合理建议, 从而引起受众的思考, 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家庭教育投入主体秉承更加科学和理性的状态, 促进教育投入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靳希斌:《教育经济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

[2].岳庭耀:《简明教育经济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3].张西栓:《高等教育投入的效益评价研究》, 《中国电力教育》, 2008 (2) 。

教育投入是硬道理 篇5

早在1967年,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尔曼就对“教育面前机会均等”的概念作了特别清晰的分析, 科尔曼讨论了五种教育机会均等的界定:第一是以社区对学校的投入差异来界定, 如每个学生的费用、校舍、图书馆、教师素质等;第二是根据学校的种族构成来界定;第三是包括学校的各种无形特点, 以及可直接归因于社区对学校投入的某些因素, 这些无形特点包括教师的德行、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学生在学习上的兴趣水平等;第四是根据学校对背景相同和能力相同的个体所产生的教育结果来界定, 即如果给予个人相同的投入, 教育机会均等就是结果的均等;第五是根据学校对具有不同背景和不同能力的个人产生的教育结果来界定, 这样, 教育机会均等是在个人投入不同的条件下获得均等的教育。科尔曼界定的教育机会均等其实就包含了不同教育类别、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学生之间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

但对于中国来说, 均衡发展的首要条件是教育资源的相对充足, 因为我们在教育上的有效供给不足。就教育价值来说, 中国教育投入仅占世界的2%, 但是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受教育人口却占世界的17%, 这在总体上影响了教育的均衡发展。根据PISA的研究结果, 合理的教育投入能够获得优异的教育质量, 例如芬兰、日本、韩国等国家。

另一方面, 中国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也引发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而研究发现, 受教育者所处的地理位置 (城市/农村) 、家庭背景 (父母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文化水平)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她可以进入什么样的学校接受教育, 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研究也显示,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学生学业发展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 经济发展通过影响教育的投入和资源获得而影响学生的教育机会, 由此可见, 教育投入是教育均衡发展的硬道理!

浅析河南教育投入之现状 篇6

教育的发展, 离不开经济上的投入, 当前, 我国实行的是“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 其他多渠道筹资为辅”的高等教育资金投入体系, 从现实情况来看, 中央财政主要负责数量不多的中央部委所属院校的财政供给, 而河南省至今仍无教育部直属院校, 仅有省部共建学校2所 (郑州大学2004年确定、河南大学2008的确定) , 所有高校均由省级财政供给。所以, 我们选取财政性教育经费作为衡量政府为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指标。选择GDP (国内生产总值) 作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

单位:亿元

如表中所见, 河南省2001年教育经费为115.06亿元, 2002年增长了19.59亿元, 此后一直匀速增长。从2005年开始, 河南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速度开始加快, 2005年相比2004年, 增长了26.69亿元, 到2008年增长到407.55亿元, 比上一年多增长了123.68亿元, 2010年达到586.91亿元, 是2001年的5.1倍。

为进一步了解河南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全国各地区中的地位, 我们分别作出2001年及2010年各省、直辖市财政性教育经费排序频度图如下。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 排在前两位的是广东省和江苏省, 财政性教育经费分别为215.78亿元和182.15亿元;河南以115.06亿元排在第七位, 排在最后的是西藏自治区, 教育经费为7.71亿元。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 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广东省, 年度财政性教育经费907.1亿元, 比第二名领先166.89亿元, 第二名的江苏省为740.21亿元。河南以586.91亿元位列第六, 比2001年前进一位。其中, 第二至六位的山东、四川、浙江与河南之间相差不大;排在最后的是西藏自治区。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即GDP的比例, 本世纪达到4%”, 而这个基本目标至今仍未达到, 更不要说和发达国家的5.8%相比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方GDP比例, 常用来衡量一定经济发展条件下财政性教育收入占地方GDP规模大小的指标, 反映地方经济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支持规模。我们作出河南2001年-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以及两者之间的比例表, 对河南高校教育做进一步的观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2001年比例为2.08%, 之后缓慢增长, 2003年二者比例为2.26%, 比2001年增长了0.18%;此后教育经费所占GDP比例开始减小, 直到2008年又变回2.26%, 2010年所占比例为2.54%, 比2009年减小了0.01%;在这十年当中, 所占比例最大的就是2009年的2.54%, 均远小于4%。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河南要想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确保教育优先发展, 没有相应的教育投入作为保障, 势必成为一句空话。在当前国家可支配事业性收入逐年增多的情况下, 政府更应强调对于教育事业发展的职责, 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尽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的目标, 为高等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而河南如何实现从人口大省到人才大省的转变, 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根据2002年——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2年——2011年河南统计年鉴。全国排名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2]陈至立:《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中国高等教育》, 2007年第5期。

[3]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高等教育规划 (2004—2020) 〉的通知》。

社区教育经费投入问题分析 篇7

一、社区教育政策中对经费投入的有关规定

社区教育经费未能完全纳入政府财政计划, 但是在一些中央政策中出现了一些相关对定。在此做一下简单的梳理。首先, 我国教育部在2000年4月就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2000]114号) 中, 指出加强投入保障, “建立当地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社区教育目标管理责任制, 为社区教育实验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保证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次,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04]13号) 中提出, 社区教育示范区要有多渠道筹措社区教育经费的机制, 能按照常住人口人均不低于1元的标准设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 落实到位。

关于社区教育经费投入最详细的规定应该是《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职成[2004]16号) , 这里提出, “要充分发挥政府扶持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 采取‘政府拨一点, 社会筹一点, 单位出一点, 个人拿一点’的办法,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 多渠道投入的社区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规定, 各地要保障必要的社区教育经费, 并列入到经常性财政开支。具体指出:一是国家和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应努力按照社区常住人口人均不少于1元的标准。二是社区内各类企业要认真落实关于职工工资总额1.5%～2.5%用于职工培训的规定, 积极开展在职人员培训。三是对学习者个人回报率较高的培训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收费。此后,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准 (试行) 》的通知 (教职成厅[2010]7号) 中指出, 区 (县、市) 财政按常住人口每年人均不低于2元标准设立社区教育专项培训经费, 并落实到位;建立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经济发达地区,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社区教育经费的投入。

可见, 中央政策中针对社区将资金投入屡次作出规定, 而且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出资比率逐渐详实、系统化, 资金投入金额也呈增长的趋势。但是, 经费虽然保障了社区教育发展的最低要求, 金额还远远不够, 而且没有提出社区经费投入保障体制和监督体制, 这就无法保证社区教育经费准确及时到位。

二、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经费投入现状

政策中关于社区教育经费投入的规定, 在社区教育实践中是否得到很好的贯彻, 通过北京、天津和青岛社区教育实验区的事例来检证一下。

2004年北京市初步形成了筹措社区教育经费的多种渠道。市级政府建立了对社区教育工作先进区县的奖励性拨款制度。2002年市教委分别给率先通过发展社区教育促进学习化社区建设先进区县评估的北京西城区、海淀区100万和150万元社区教育专项教育经费。2003年市教委安排了500万专项奖资金投入社区教育。从西城区社区教育学校的经费来看, 主要是由市、区政府拨款、街道财政投入、学校投入等构成。2006年, 市区投入为186.54万元、街道投入为2, 694万元、自筹经费38万元;2007年分别为338.32万元、1, 685万元、45.09万元, 2008年分别为308.33万元、2101万元、59.64万元。可以看出社区教育教育方面的财力投入呈逐年递增。而天津市和平区在政府每年拨款5万元, 各街道从区财政的返还税中抽出一定的比例, 各单位把职工工资总额的2%到3%作为社区教育经费的基础上, 2003年又加大投入, 政府按人均一元的标准每年投入32万元作为社区教育的专项经费。

但是且不论非实验区, 同是实验区的青岛四方区, 社区教育的区财政性经费支出, 2003年到2005年每年都是44万元, 这与上面提到的北京西城区和天津和平区有很大的差距。

社区教育经费的投入跟经济发展状况一样, 在全国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层次。此外, 示范区、实验区和非实验区的分化, 城市与乡村的差异都很显著。

三、社区教育经费投入的问题点

通过这些社区教育实验区的经费投入现状, 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 政府政策中的经费投入相关政策基本得以贯彻。

例如, 大部分实验区的区政府都在经常性财政开支中包含了社区教育经费, “政府拨一点、社区筹一点、个人拿一点”的经费投入方式是教育实验区比较普遍。但是很多社区内各类企业没有落实“职工工资总额1.5%～2.5%用于职工培训”的规定, 积极开展在职人员培训。

(二) 总体经费投入不足, 且不同省市社区经费投入差异明显。

即便是同一个市不同社区经费投入也不均衡。另外教育经费不足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社区教育是实验区都反映社区教育经费不足或者使用机制不灵活。社区教育经费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

(三) 经费投入的体制建设不完善、各地对社区教育理念认识存在偏差。

经费投入的地区差异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当地领导对社区教育理念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每个地区的社区教育经费主要间接来自当地的税收, 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对社区教育事业开展热忱的地区, 经费投入就会多一些;相反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无暇顾及社区教育的地区, 经费投入就会严重不足。针对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免费需求, 政府有必要坚持“费随事走”的精神, 或者社区教育专款专项。

(四) 部分社区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单一 (区政府、街道拨付为最主要的来源) 。

社区教育是公益性质的活动, 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提出“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的需要, 而是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角度, 国家增加对社区教育的经费投入责无旁贷。政府投入也提高了经费使用的效率。但对于一些起步晚, 经济不是很发达的社区就有些举步维艰。所以在保障政府主导型的同时, 为了保障社区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 企业和个人的支援是很有必要的, 投入渠道应该多元化。

此外, 社区教育实践中还存在其它一些问题, 诸如经费运作上审批手续繁琐, 导致很多有意义的社区教育计划错过最佳实践, 影响社区教育的效果等, 这些都直接影响着社区教育的推进和其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高卫东.北京社区教育现状与发展研究[J].社区教育研究,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