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与湖湘文化

《九歌》与湖湘文化（共3篇）

《九歌》与湖湘文化 篇1

屈原作为一个诗人, 可以说是中华文学史上的鼻祖。“楚辞”这一种文体 (一称“骚体”) , 被誉为“衣被词人, 非一代也”。《九歌》是一种乐曲, 用于祭祀, 后经屈原加工、润色, 用“骚体”加以编写而成现在我们读到的屈原的传世之作。经过屈原的重新编写, 《九歌》不再单纯的是祭祀乐曲, 更多的被赋予了浓厚的生活色彩和政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 并非作者自我抒情, 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 现在的湖湘文化与楚文化一脉相承。

一、《九歌》与湖湘文化的简介

1.《九歌》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共11篇, 但是这11篇表达的主旨不尽相同。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 歌颂民族的大好河山;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 传承楚文化中的祭祀文明;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 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

《九歌》中不乏男女相悦之词, 这使得《九歌》在表达生活色彩方面更立体。在当时那个年代, 一切都遵循着神明的指导, 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另外, 在开化程度不高的时代, 如何抒写男女欢好似乎是不合“规矩”的, 所以如何写好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 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 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 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

2.湖湘文化

我所了解的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可以概括为“重义”, “勇敢尚武”和“经世致用”。

“重义”, 是正义感和向群性的体现。“勇敢尚武”, 不是匹夫之勇, 而是一种大无畏。这两者的结合使得湖湘文化具有了强力、张力以及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 才有了后世的不断“起义”的、拯救苍生的“救世主”。“经世致用”, 在哲学上的解释即是, 物质与意识的相结合, 实践与认识的相结合, 务实、理性。“经世致用”与“重义”、“勇敢尚武”相结合, 就成为一种“当今天下, 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 给予湖湘文化深深的烙印。

湖湘文化的这些精神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烈的政治意识。湖湘文化传承于楚文化, 屈原的爱国、忧民为其奠定了基础。后来到宋代时, 随着湖湘学派的创立与发展, 经世致用的学风日渐兴盛。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为主要任务。这样的文化氛围使得湖湘文化中的政治意识色彩越来越浓厚, 并传承于后世。

二是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这与其强烈的政治意识是不可分割的。从屈原开始这种爱国、忧思情绪就被播种在了湖湘大地, 处“江湖之远”仍心系国家的爱国主义情怀传承已久, 这在《九歌》中的体现非常明显。

三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就在于它具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1]

二、《九歌》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从《九歌》和湖湘文化中, 不难看出, 屈原的《九歌》对湖湘文化影响最大的便是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思。

《九歌》中的《国殇》被后人誉为将士精忠报国的赞歌。《国殇》与当时的祭祀神曲不同, 它不敬天神, 而敬人鬼。殇, 古代指未满二十岁而死的人, 这里指为国牺牲的将士。屈原写《国殇》, 如天神一般敬他们, 表达的是对他们敢为国牺牲的英雄气概。《国殇》中将将士们的斗争过程描述得很详细, 之后又写了屈原自己的情感, 其感情的流露更加自然而真实。写法上先叙述, 后赞颂, 叙赞结合。《国殇》堪称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写照。在叙述部分里, 首句用“吴戈”、“犀甲”描绘出楚国将士的雄姿。为下文描写他们牺牲之壮烈打下了基础, 这是一群英雄战士奔赴战场, 去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的。“旌蔽日兮敌若云”, 看似写敌人的强大、声势的凶猛, 却从侧面反衬楚国将士的英勇无畏。诗的最后四句, 对为国牺牲的将士作了高度的赞扬。既赞扬他们生前的勇武刚强、不可侵犯, 更赞扬他们死后威灵显赫, 永为鬼雄。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实质就是热爱祖国人民。诚然, 在屈原的诗篇中, 直接描述人民的苦难, 体现他同情人民的诗句很少, 然而, 他每一篇作品的中心都是紧密地和祖国的兴亡联系在一起, 也和人民的苦难生活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楚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奠定了基础, 之后才人英雄辈出, 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是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特质所熏陶孕育的精英人物, 在这一类人身上, 是传统与创新的融合, 将《九歌》中屈原传达的爱国主义情怀不断传承。

王夫之是个具有传统观念的人, 在他身上能找到正统的传承于湖湘文化乃至楚文化的思想——忧国忧民。这是《九歌》中《国殇》传达的最正统的思想。另一个传统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是曾国藩, 作为封建君主专制的时代人物, 他将这种正统忧患意识积极地放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中, “经世致用”。青年毛泽东在于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以及当时与友朋往返的诸多书札中, 多次流露出了对曾国藩的由衷敬佩。如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 观其收拾洪杨一役, 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 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 社会之组织极复杂, 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 民智污塞, 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 当动天下之心, 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 当具有大本大源。”[2]并认为其人其书“统道与文”能够“二者兼之”[3], 钦佩之情, 溢于言表。一言以蔽之,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是具有“大本大源”之文化优势的人物, 其“收拾洪杨”之“完满无缺”乃事所必然, 便是得益于此。由此可见, 曾国藩以及湘军的成功, 确实是有着一种迵异于其他的文化精神在起作用。

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后世发展的“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 湖湘文化将“文”和“武”结合在一起。曾国藩和毛泽东便是此特色的代表。毛泽东也是一个具有正统思想的人, 在他身上有着深厚的儒家或者说湖湘文化之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和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传统。这一点相信大家都看得到, 不是有句话说, 中国人能站起来靠的就是毛泽东。

三、《九歌》中的祭祀文明与湖湘文化中的宗教文化

《九歌》中传达的文化还有很多, 其中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联系更紧密的是宗教文化。《九歌》中《山鬼》体现的祭祀文明是当时时代的需要, 与当今的湖湘文化宗教传承一脉。《九歌》的基调是民间祭歌, 有着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许多特色。后世湖湘文化的发展对传统的祭祀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 南岳大庙中的佛道儒共处就是典型事例。湖湘文化的集大成似的发展始于宋代的湖湘学派, 从那时“入世”, “实学”, “学以致用”等思想的盛行就对宗教进行了批判, 当然在科技不发达的那个年代神明还是具有指导作用的。发展至近代, 湖南仍是我国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区, 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区的一致活动。这种祭祀文明的传承需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九歌》虽然仅仅11篇, 但是其表达的情感以及被传承的文明却很多。屈原政治失意流放去南楚, 不仅带去了他的文学, 更带去了湖湘文化的雏形。历史上像屈原踌躇满志的人还有很多, 因此, 湖湘便逐渐成为了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但是, “经世致用”“爱国情怀”是被后代最为广泛传承的思想, 也成为湖湘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

摘要：湖湘文化传承于古老的楚文化, 它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几个世纪以来, 湖湘地区才人辈出, 将湖湘文化也带进了世人的视野, 得到更多的关注。《九歌》作为屈原流放时《楚辞》中的经典之作, 其中所传达的思想对湖湘文化有着启蒙的意义。本文着重分析湖湘文化中传承于《九歌》中对中华文化影响最大的“爱国主义”“经世致用”思想。

关键词：湖湘文化,九歌,爱国主义,经世致用

参考文献

[1]万里,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2012.9

[2]徐峥, 以《九歌》为例研究祭祀文明与宗教文化[J], 文学和世界, 2012.8

[3]李明宇, 《九歌》文化内涵赏析[J], 当代文学博览, 2013

《九歌》与湖湘文化 篇2

在五月十五日，听了来自湖南师大你大学历史系的郑佳明教授的关于湖湘文化与湖南精神的讲座，感慨颇深。湖湘精神指的是湖湘地区特有的精神。湖南有三气 ：灵气；匪气；霸气。刚是内核，毅是灵魂，灵是气质。霸蛮与灵泛，能辩证统一。虎气与猴气，能集于一身。既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忍之志，又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迈之气。

郑佳明教授一开始说近代中国有一半是湖南人的功劳，近代以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最早办洋务且成效较大的是湖南人，倡导变法并身体力行的是湖南人，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也有一大批湖南人，湖南由“碌碌无所轻重”成为近代史上对中国全局影响至深至巨的地区。同时还出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谭嗣同为首的戊戌维新志士、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到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四个人才圈，以每个人才圈首领或领袖的籍贯湘乡、浏阳、长沙、湘潭等县为圆心画四个圈，四个圆圈相连的县市内的名人达100多人，占同期全省历史名人的一大半。他提到汉业唐规西陲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中提到了湖南人左宗棠对于新疆干旱提出种植柳树而且不让当地居民砍伐，等到左宗棠班师回朝时，柳树长得很是茂盛，当地人为了纪念他，将这些树命名为左宗柳。

讲座提到了有关近代湖南人的辉煌，一是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四次进步浪潮中湖南人的表现以及贡献，百日维新中出了谭嗣同，他是浏阳人，他也是一个地道的官二代，他去西北地区看到了人们的苦难，而他不读科举的书但是他是学术上的大师，会佛学懂文学，也会弹琴，他是革命的活动家军事家，这是我们湖南人的骄傲。

古人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传承和弘扬“湖南人精神”，就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获得启迪传承“湖南人精神”，应当筑牢“敢为人先”的责任担当。目前，湖南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传承和发扬好湖湘优秀传统文化，要求我们进一步筑牢“敢为人先”的责任担当，始终以超越前人的勇气、革故鼎新的锐气，以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艰苦奋斗。此余之所得也！

湖湘文化与电视历史剧的创作局限 篇3

湖湘文化在近现代经历了近百年的辉煌，它是中国的儒家政治文化在近代的延伸和拓展，其本质特征是“以政治为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它的优势和长处是顺应革命政治年代的需求获得了最充分的展示和发挥。但是在当代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时代，它的局限性就开始凸现出来。

纵观两千多年的湖湘文化发展史，无论是处于低潮还是高潮，“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思想情怀始终挥之不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精神”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湖湘文化精神的写照，这导致湖湘文化的最终旨归必然是“向上看”，而缺乏“向下看”的精神。所谓“经邦济世”，前提就是需要某个政治平台，所谓“货与帝王家”，没有一个合适的平台，空谈“经邦济世”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政治本位思想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已明显落后于时代。

面对退出时代中心舞台、走向萎缩的现状，湖湘文化在当今占绝对优势的影像媒体中找到了一份自信：在电视历史剧的天空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展现昔日的辉煌，借风云变幻的历史政治事件抒发一种政治精英文化在当代的忧患意识及其存在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幕幕电视历史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电视领域掀起了一股历史题材的热潮。仅以湖湘本土参与拍摄的清宫戏为例，就有若干部长篇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雍正王朝》、《乾隆王朝》、《非常公民》《走向共和》。上述电视剧的摄制单位分别是湖南卫视、北京同道有限公司与长沙电视台、湖南电广传媒节目分公司、湖南电广传媒节目分公司、北京同道有限公司与长沙电视台。其中《还珠格格》(第一部)和《雍正王朝》同时获得第十七届金鹰奖的最佳长篇连续剧奖，《还珠格格)凄表现小燕子等年轻人的进步意识，不把她们放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施展，偏要置之于权谋深重的皇宫中，结果皇帝和平民面目全非，谓之戏说历史。《雍正王朝》通过100多位人物、600多个景点叙述了清代从康熙到雍正年间的政权斗争，金鹰奖的获得证明它是清宫戏中权谋故事拍得最成功、最受欢迎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再现了戊戌变法、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但电视剧有大量的篇幅集中反映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主要政治人物之间的权谋斗争，其中对历史上公认的反面人物李鸿章、慈禧等的塑造过于人性化，从而模糊了道德标准，受到评论界的严厉指责。

湖湘近代名士杨度不选读“功名之学”，不选攻“诗文之学”，甘冒“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危险，专注于能“入凌烟阁、上封侯榜”的“帝王之学”。以今天的术语来代替“帝王之学”，或可称之为“权谋文化”。植根于封建帝制社会土壤，贯穿权谋与驭人封建政治主线的“权谋文化”，如今非常流行。在以帝王戏为中心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看到剧中的皇帝和大臣们，“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就是权力斗争和阴谋手段。“种种故事围绕的主题是权力，各色人物行动的基本线索是阴谋，宫廷内外，一个圈套连着一个圈套，一个陷阱通向另一处陷阱，满途荆棘，人人自危，连皇帝老儿在内，无论男女老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同谋就是死敌，六亲不认。”似乎历史的真实就只在于权力争斗、朝野倾轧、宫廷政变之中。有评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不应该向一代代人传授权谋经验，教给人们权术之道。“一个好的社会形态，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对权谋文化不感兴趣，遗撼的是随着清代宫廷电视剧热播，不分男女老幼，许多电视观众都对权谋文化表现了喜爱和欣赏。”

有作者推举二月河为书写厚黑故事的“第一人”，“非常审美地宣示着残忍的历史智慧，这种历史智慧并不来自冠冕堂皇的政治修养，而是来自杀机四伏的政治实务”。

要再现历史，权力的斗争是绕不开的一道坎，问题是我们当取何种态度，是藉此揭露至高无上的皇权是怎样扭曲人性，是如何逼着人们勾心斗角，怎样一步步走向阴谋走向善恶颠倒，如何制造冤狱酿造血泪悲剧，如何让人间变成角斗场和屠宰场的，最终通过权谋之争透视正义正直美的力量是怎样毁灭的，揭示出封建专制的可恶和可怕，让人们通过否定权谋进而否定专制制度和帝制本身。可无论我们的作者还是编剧似乎都以欣赏的态度津津乐道，不仅把这种权谋之争，写得跌荡起伏让人“心惊胆颤”，很有故事性，且把权谋的斗智斗勇大奸大恶弄得很审美颇具观赏性。在权谋文化的浸淫下。我们并不担心人人自此“很权谋”，但它对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损害决不可低估。

从观众方看，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往往处于重新建构的时期，而且官本位权本位还在日益散发着霉臭，官场的腐败及争权夺利白炽化，权谋文化委实有着丰腴的土壤。“权谋文化”对世袭皇权的虔诚尊崇必然导致君主至尊和清官情结，使民众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念寄托在开明君主和清官身上，缺少了起码的权利本位观念和权利维护观念。因而权谋文化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精神劲敌，是我们必须清除的封建专制的文化糟粕和垃圾。

湖湘文化有在历史剧的天空中发挥自身优势的自信，但在现实题材挖掘中却少有建树，后劲和实力都显然不足。当然，并非只有湖南电视钟情于历史题材，历史题材电视剧如今已成为一股热潮。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应该说是电视文化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无论是国家立场，或是市场立场。以及知识分子立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历史题材”作为自己的生存和扩展策略。“历史”远离了当代中国各种敏感的现实冲突和权力矛盾，具有更丰富的“选择”资源和更自由的叙事空间，因而，各种力量都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改写来为自己提供一种“当代史”从而回避当代本身的质疑。历史成为了获得当代利益的一种策略，各种意识形态力量都可以借助历史的包装粉墨登场。可以认为，退出时代中心舞台、走向萎缩的湖湘文化在历史题材电视剧中找到了一个尽情绽放的自由空间，构造了一个强者创造历史的盛世梦幻王国，这与湖湘文化中“经邦济世”的政治情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经邦济世”的情结在繁荣的经济社会中消弱了它的锋芒，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当代湖南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忽视现实政治，转而遁入历史掌故，成为宣泄强烈的剩余政治情结的一条渠道，当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它的政治功能显而易见：借古喻今、托古讽今，即借助虚构的历史掌故而曲折地达到讽刺时政、宣泄民怨的目的。然而，有意回避现实症结而满足于遁入虚幻的历史胜利，公众的现实政治关怀又何时才能获得

真正的满足呢?遁入历史(野史)诚然可以产生一种替代性满足，但这种替代性满足毕竟不能代替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真正关注和解决。公众在饱餐这种政治关怀替代品之余，有理由呼唤针砭现实的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直接触及公众的政治神经，才能产生触动现实车轮的强大力量。

令人振奋的是近几年湖湘本土拍摄的电视剧开始走出了政权争斗的题材局限，有以弘扬革命理想主义为主旨的《恰同学少年》，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毛泽东带领着他的同学探索着改造旧中国的道路，有反权谋的清官戏《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一个地方知县海瑞以坚定的意志影响着封建王朝及腐败官场，还有抗日题材的红色经典剧《血色湘西》，一个普通的女共产党员童莲在土匪聚集的蛮夷之地开辟了一条抗战物质运输线……权谋斗争的色彩逐渐淡化，开始出现展现正义和光明的亮色。剧中的人物体现了经世致用与理想主义的高度结合，在“理想”与“现实”交织中形成的文化精神具有伟大人格、宏伟抱负和炽热激情的内涵，张扬着“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气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潇洒无忌。

这种精神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楚文化凭浪漫主义风格达到十分辉煌灿烂的境地，它与以理性主义为其特征的北方中原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南北两支。而近世的湖湘文化以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为代表，实质上是以“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为其精神内核。它与产生于楚地原始宗教与巫术的以浪漫主义为表征的“楚文化”大为相异。它排除了先秦楚文化、楚文学中老庄清静无为、厌世避世的思想，而继承和光大了屈原经邦济世的入世精神、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因而，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以楚文化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近世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结合体。德国诗人席勒曾把浪漫主义叫做“理想主义”文艺史中，浪漫主义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笔者以为，席勒所说的“理想主义”应是针对积极浪漫主义而言。那么湖湘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一直就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湖南人一直在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造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