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仰《圣经》

基督教信仰《圣经》（精选3篇）

基督教信仰《圣经》 篇1

引言:

在圣经新约中, 四大福音从不同的角度对耶稣进行了描绘, 总体看来, 耶稣被称为基督, 也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按照福音的解释, 因为我们的始祖本性的堕落, 我们后代身上都有一种原罪, 需借助上帝的施舍才能消除。耶稣是上帝的唯一的儿子,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目的是为人类赎罪。而人世间的众生只有绝对的信仰上帝以及他的儿子耶稣我们才能得救;因为上帝和人子的爱是无私无条件的, 所以我们对他们的信仰也是无条件的。这一基督形象也出现在了王尔德的作品《巨人》中。自私的巨人将孩子们关在园子外面, 不让他们进来, 同时也把春天关在了外面。作为耶稣形象的孩子通过自身的行为感动了巨人, 巨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私。他决定将墙推到, 欢迎孩子们来玩。最后对手和脚都被钉上钉子的耶稣形象的孩子的反映, 显示了巨人人格的完全转化, 巨人被耶稣形象的孩子的行为所感化。

基督信仰和基督精神

在这两种形象中, 耶稣看似都是救世主, 然而两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圣经中耶稣是代表上帝来人间为人类赎罪, 他宣扬的是信仰的问题, 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无条件的信仰上帝。至于能不能被拯救关键是看上帝的恩惠, 信仰的前提是无条件, 拯救的前提是信仰。所有人在被拯救与毁灭之间没有选择, 只有靠外部神的力量才能够更好地活下去。所以信仰耶稣在宗教中是人的本质被异化的过程, 是被外化的过程。当我们真心信仰耶稣, 被他感化的时候, 我们也就失去了自我, 剩下的就是上帝和一副血肉躯壳。耶稣要求我们放弃人世间的物质利益, 甚至包括人伦和自己的躯体, 因为他们会阻挡我们对精神的追求, 不能形成对基督的绝对信仰。甚至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它宣扬的也是上帝的无私的爱, 通过耶稣的死, 通过他所受的痛苦来感动感化人去投入到信仰中去。所以圣经中的基督信仰是一种外在力量的拯救, 人在这种力量面前无能为了, 毫无作为, 只有绝对信仰, 绝对敬畏, 别无出路。

在文学作品中耶稣虽然也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 然而在王尔德的塑造下, 基督却少了绝对权威, 不再是上帝送到人世间为救赎原罪而来的。在这里王尔德赋予了他更多精神上的引导。在《巨人》中, 作为耶稣形象的孩子的出现并不是为了信仰, 他实际上是为了让人认识什么是真正的自我。巨人为了自我利益将孩子们关在园子外面, 以为这就是自我。王尔德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巨人一样, 将自己关在各自的园子里, 与外界完全封闭。而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就像是封冻的个体, 与别的个体永远无法融合。而耶稣形象的孩子就像是一种催化剂, 他融合了封冻的个体, 让他们融合成流动的液体, 汇成了小溪。王尔德的耶稣形象的孩子代表的是耶稣精神, 是充满了真正个性个性, 真正自我的形象。而这种真正耶稣精神对人类的作用是昭示, 启迪, 使人从这种精神中感悟到真正的自我与他人, 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所以文学中耶稣是外在的催化力量, 他的力量在于通过外力内化人的本质, 而这种内化的本质才是真正能够拯救社会的希望。

从外在拯救到内化本质的转变

当我们希望被拯救时, 我们总是诚心地等待外力的拯救, 比如来自上帝, 或基督耶稣, 但这都是被动的;王尔德看到这种态度的弊端, 他认为人的被拯救关键在于本质的转变。人可以借助外力, 但真正起作用的力量应该是来自于内部, 我们必须首先从基督精神中意识到我们是不完美的自我, 受到激发去寻求这种完美, 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 科学的进步, 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信仰危机;尤其是科学与宗教的对立让人们对宗教信仰产生怀疑。同时19世纪末, 从宗教观点来看, 也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时刻;新千年的来临对于人们来说不是一个新希望, 而是基督的再度降临, 他的来临是审判, 不是拯救。外在基督的拯救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他们将要等到的是世界的末日。如果说寻求外在神的力量, 依靠信仰基督已经不可能的话, 如何进行自我拯救就被提上了日程。当一个社会惯常的信念被打破, 而新的尚未形成时, 社会便要处于混乱之中。王尔德看到人性的这种弱点, 他把这种基督信仰改变成了基督精神, 强调它对我们内在本质的激发。基督似的孩子对巨人的影响就在于昭示, 他通过自己的受难告诉巨人怎样才是完美的自我。在王尔德看来, 基督时时都是自我, 而这种无私的自我与社会又是完全沟通的;基督的完美就是能够和谐统一自我和社会, 同时又是自我。这种基督精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意义就在于昭示人去发现自我, 完美自我, 实现自己的真正本质的回归。所以这种昭示人内化本质的基督精神是王尔德竭力推崇的, 他认为纯艺术就具有这种力量感化, 启迪人。王尔德将自己的纯艺术推崇倍至, 以致形成了艺术宗教, 期待人们进入神庙膜拜。

结语:

随着科学的发展, 人们透过宗教的神秘面纱逐渐认清了外在基督拯救的谎言, 逐渐吸收了基督精神, 将之内化为本质, 实现自我拯救。但也正是科学的发展, 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个人在科学面前的渺小和无能为力;科学的飞速发展又让我们怀疑我们是掌握科学还是被掌握, 个人的自我拯救以及文学中的基督精神的拯救是如此微不足道。对科学的恐惧以及文学中基督精神启示自救的无力可能又会使我们去创造新的外在的“金牛犊”来实现新的基督信仰的膜拜, 至于文学中基督精神将来如何被改变还是一个谜。

参考文献

[1]Wilde, Oscar 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M]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2]Holy Bible, Plain Label Books, 1885.

[3]Willoughby, Guy Art and Christhood:the aesthetics of Oscar Wilde.[M]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基督教信仰《圣经》 篇2

1 全盘汉化翻译策略

从唐代景教开始, 《圣经》译者就采取了全盘汉化的翻译策略。当时基督教刚由景教传教士传入中国, 传教士在对景教教义进行阐释时, 为适应强势的汉文化, 采取佛、道、儒三家的话语来传达景教的不同概念。而在景教译作之一的《志玄安乐经》中到处可以看到佛、道、儒三家的话语痕迹。《志玄安乐经》不仅按照儒家经典《中庸》格式撰写, 还多处借用“慈悲”、“果报”、“受戒”等佛教话语。而道教某些教义则被景教用来阐述自己的宇宙观, 尤其是对于《圣经》开篇上帝创造世界的描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创世教义阐述部分便借用了一些重要道家术语来阐释《圣经》教义, “常然真寂, 先先而旡元。窅然灵虚, 后后而妙有。总玄抠而造化, 妙众圣以元尊者, 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2]。其中“元”在道家教义中指“万物之本”;而“造化”在道家教义中则是指“自然”。由此可见, 为便于传教, 景教传教士用中国读者熟知的经典话语阐述《圣经》教义, 以取得较好的接受效果。

对儒、道、释名称与概念的频繁借用表明, 景教在传入中国后积极寻找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以在中国文化中扎根立足。但过量使用儒、道、释名称与概念的景教译经就像儒教、道教、佛教的简单拼接集合体, 景教经典译文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 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是佛教或道教的某个分支经典。不加区分地借用儒、道、释名称与概念最终产生了不伦不类的景教译文。

尽管景教在传入中国之初受到唐太宗礼遇, 但是至唐武宗“会昌灭佛”, 景教也被卷入灭佛风潮继而走向没落。纵观景教在中国200余年的传播历史, 景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微乎甚微“景教对于当时的文化, 无何等影响”[3]。此外, 景教传播范围相当有限, 没有在内地和汉人中形成很大影响, “唐代宽让固有宗教以外的宗教, 然信奉景教的多属波斯人或叙利亚人。从景教碑上看, 从阿罗本、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僧佶和、僧伊斯、僧景净等无一中国人”[4]。尽管景教本土化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是可以说, 经典翻译策略的失误是景教本土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2 适当顺应目标文化翻译策略

明朝末年, 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是众多来华传教士中采用顺应中国文化传教策略的典型代表。他自称“西儒”, 并在“起居、饮食、仪节等方面力求中国化”[5]。

来华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令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认识到, 儒家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 利玛窦对孔子有这样的评价, 孔子“既以著作和授徒, 也以自己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 使他的同胞断言他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神圣。······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尊重他, 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6]。以利玛窦为代表的部分传教士开始有意识地向儒家靠拢。虽然这些早期传教士译者并没有系统地翻译《圣经》, 但是他们已经尝试使用佛、道、儒话语解释《圣经》教义。

而与利玛窦同属耶稣会传教士的艾儒略 (Giulio Aleni) 在翻译《圣经》时, 为了让基督教的内容与中国当时的价值观念相适应, 也采取了适当顺应目标文化的汉译策略, 以此来宣传基督教教义。例如:

“Do not suppose that I have come to bring peace to the earth.I did not come to bring peace, but a sword.For I have come to turn"'a man against his father, a daughter against her mother, a daugh⁃ter-in-law against her mother-in-law--a man's enemies will be the members of his own household.Anyone who loves their father or mother more than me is not worthy of me;anyone who loves their son or daughter more than me is not worthy of me.”[7]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8]

“在当时艾儒略的译文中, 译者把它 (指上面这段英文) 删掉了。这种删除表明, 当时耶稣会士对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父慈子孝”采取了屈从适应的策略……”[9]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的来华传教士不仅在选取表述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名词上采用了顺应目标文化的汉译策略, 对整个《圣经》的翻译也采取了与儒家伦理相适应的汉译策略。对不符合儒家观念的东西淡化, 从而令《圣经》更易于被当时的中国人理解和接受。这一时期大量而又恰当的经典翻译以及来华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促使基督教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见表1:

采纳顺应目标文化汉译策略的《圣经》译文难免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概念相混淆。从阳玛诺 (Emmanuel Aleni) 所著的《圣经直解》一书起, 《圣经》汉译本中出现了一些与佛、道、儒话语明显不同的术语, 如“福音”“人子”等术语。

3 话语独立与适当顺应目标文化翻译策略并存

虽然顺应目标文化的《圣经》汉译策略促进了中国民众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 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对《圣经》原文肆意修改的做法也招致一些在华传教士乃至罗马教廷的不满, 他们认为这是对“天主”的亵渎, 违背了基督教教义。上述观点是早期传教士《圣经》话语独立意识的体现。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是最早汉译全本《圣经》的传教士之一。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从理论层面明确提出《圣经》汉译时要尽量避免使用中国宗教话语。马礼逊曾这样说道:“在我的译本中······我努力避免使用异教哲理和异教经籍中的术语······在难懂的段落, 我用我能达到的最优雅、最终是、最不古怪的词给出教义的通俗表达”[12]。在翻译《圣经》过程中, 马礼逊创制了诸如“天国”、“弟兄”、“使徒”、“福音”等宗教词汇。

马礼逊倡导用通俗易懂的词汇翻译《圣经》。具体说来, 就是在《圣经》汉译本整体风格上结合朱熹式的经典注疏与《三国演义》文体特征。这样一来既能“表现神圣作品的尊严”, 也能”产生一种流畅易读的表达方式”[13]。马礼逊认为:“朱熹的经典注疏常阐发宏大主题, 营造神圣庄重之感。因此, 朱熹的经典注疏与《三国演义》文体, 应该能成为《圣经》汉译的最佳选择”[14]。

话语独立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更好的“忠实”原文, 避免与目标文化宗教同质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目标文化语汇的完全摒弃。事实上, 这一时期传教士译者翻译的《圣经》中话语独立意识和适当顺应目标文化的汉译策略是并存的。马礼逊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圣经》汉译本, 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lzlaff) 译本中便少量使用了“道化”策略。例如, 该译本首次将圣经中的重要术语“logos”译为“道”。此外, 该译本还将“peach”译为“传道”。而诸如“prophets”、“word”等词在汉译本中都用与“道”相关的词语或短语来表达。《圣经》和合本中则采用了不少儒家经典话语, 如将“divorce”译为“休妻”“rabbi”译为“夫子”。《圣经》汉译本中受“佛化”影响的表达也不在少数。如《圣经》中“the field of blood”被译为“血田”。“血田”是对中国佛教文化意象“福田”的改写。佛教中有“广种福田”的表述, 而“血田”的“血”传达出“血腥”“罪恶”的意象, “血田”一词不仅再现了《圣经》文本所表达的感情, 也令中国信众更易于接受。

马礼逊在提及翻译《圣经》对传教的作用时这样说道:“一个外国人的不精致的书面翻译, 能够使一个当地学生很清晰地理解圣经的思想和汉译, 比口头表达效果要好得多。”[14]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于1823年出版。根据德礼贤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记载, 教会统计, 1800年中国天主教徒约有20万人, 1870年为369, 441人, 1889年为542, 664人, 1900年为741, 5462人。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基督教教徒人数的增长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采取恰当汉译策略的《圣经》译本客观上也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4 结束语

宗教通常是原属地域文化中最深刻的表达方式之一, 它概念性强, 又与原属地的哲学传统、政治模式和生活习俗紧密相连。在异域文化中, 如何重新解读宗教经典, 阐述宗教教义, 如何确保异域信众顺畅阅读经典的同时让他们对外来宗教准确解读, 这些问题是经典翻译策略问题, 更是宗教传播策略问题。景教采取全盘汉化的翻译策略, 不加区别地吸纳中国文化, 丧失了自身独特性并最终导致本土化的失败;明清时期在华传教士采取适当顺应目标文化的经典翻译策略, 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近代以来, 来华传教士在翻译《圣经》时, 既忠于“上帝之言”——《圣经》基本教义, 又采取适当顺应目标文化的翻译策略, 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恰当的《圣经》汉译策略客观上促成了基督教中国本土化的成功。

摘要：宗教经典翻译是外来宗教在融入目标文化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成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恰当的《圣经》翻译策略也是基督教在中国成功传播的一个不可忽视因素。从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 采取的全盘汉化《圣经》翻译策略到明末清初适当顺应目标文化汉译策略, 再到近代话语独立与适当顺应目标文化相结合的汉译策略。不同时期《圣经》汉译策略的选择不仅令基督教在融入中国文化过程中吸纳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还保留了自身的独特性, 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客观上也成为基督教中国本土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督教信仰《圣经》 篇3

关键词：基督教,私设聚会点,高校学生,宗教管理,良性发展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精神寄托的需求随之增长, 尊重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氛围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基督教在发展的同时, 存在私设聚会点等非法建制问题与高校学生基督教信仰状况有待引导的现实情况。为进一步促进宗教良好发展, 笔者选取某市为样本地区, 利用实地采访调研的形式, 得出基督教在某市发展的现状, 探讨解决措施。为人们能更进一步地正确选择自己的信仰提供智力支持; 为基督教今后能在该市健康和谐发展提供意见参考; 为其余城市引导当地宗教和谐发展提供借鉴蓝本。

二、某市基督教的整体现状

( 一) 居民基督教信仰状况

据采访了解, 该市基督教近15 年来发展较为迅速, 目前有新教信徒约3 万人。在男女比例上, 女信徒比男信徒多。在年龄结构上, 中青年人数逐渐增多, 成为教会的中坚力量, 其中外来人口的中青年信徒也占据了一定比例, 以安徽地区的为多。在城乡信徒比例上, 城镇地区的信徒较多, 而农村地区较少, 一些海岛上的信徒比例较高, 但是由于地理环境限制, 难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目前的发展重心还是在城镇地区。

总体上, 就基督教信众情况来说, 正逐渐由以前的“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向“年轻人多、城市居民多、非功利信仰多”的方向转变。

( 二) 某市基督教宗教团体情况

笔者选取了该市两处影响较大的教堂作为调查采访点, 经调查采访所得, 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记录该市基督教宗教团体的一些情况:

1. 教会发展原因

牧师在采访中谈及, 教会在近15 年来发展迅速。究其原因, 牧师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得基督教在过去几十年能够快速发展。其次, 神学院培训中心为基督教教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

对于信徒最初信仰基督教的原因, 牧师给出了以下几个答案: 一是家庭影响, 二是朋友引导, 三是为了疾病能医治, 四是基督教会常举办一些宗教人文主义活动, 如助残活动, 义工活动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基督教的好感, 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

除此之外, 根据《圣经》教义本身的要求, “马可福音16: 15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因此, 已加入基督教的教徒会时刻向身边人传福音, 以此吸引了大批新信徒的加入。

2. 未来发展愿景

在与牧师的采访中, 笔者得出了牧师关于基督教发展的两条愿景。

一是希望有更多高素质的基督教人才, 如牧师说道: “现在我们基督教缺少高素质人才, 尤其像你们大学生这样的, 如果你们想要开展一些活动, 我们很愿意提供帮助。”

二是希望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结合, 使其能够更好发展。事实上, 早在利玛窦之时, 就提出了要合儒、补儒终至超儒的传教策略。清末新教传教士丁韪良同样主张“孔子加耶稣”。采访时的牧师也流露出结合儒家思想来传播基督教的想法, 牧师向笔者说道: “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一定层面上有相通的地方, 例如: 仁、善等。”

( 三) 某市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情况

私设聚会点的产生和基督教自身的扩张性和分裂性是密切相关的, 教义的指引和荣耀上帝的愿望推动私设聚会点的不断产生。而“人人皆可为祭司”的理念则使得信徒对《圣经》的解释多样化, 最终使得教派林立, 造成私设聚会点的进一步分裂和增多。这些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自由传道人”和不法分子所利用, 也容易成为境外渗透的活动点, 因而原则上是不允许的。

据该市下属区统战网信息显示, 该区于2009 年已发现私设聚会点22 处, 分布于全区15 个乡镇、街道, 并已有大学生参加基督教私设聚会点聚会的现象。[1]该市统战网显示, 在2014 年的宗教活动场所和民间信仰场所调查摸底工作中, 发现基督教私设聚会点33 处, 拆除1 处 ( 是该市下属管辖区) 。[2]

同时, 据笔者对牧师的采访, 当前私设聚会点和基督教宗教团体存在理念上的分歧, 私设聚会点的成员认为基督教宗教团体“不属灵”, 因此不愿意与其合作。

( 四) 某市高校学生基督教信仰情况

2010 年, 浙江海洋学院的虞浩臣老师曾做过高校学生宗教信仰的现状调查, 调查对象为浙江海洋学院和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校就读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及部分研究生, 有效问卷共1755份。[3]

该调查显示, 高校基督教信仰学生占4.2%, 低于佛教信仰人数 (见表1) 。此外, 数据表明有七成半的信教大学生, 在中小学阶段就开始信仰宗教的, 另外, 信仰宗教的大学生中有60.9%的人主要是受家人影响的。[3]

主要数据来源: 虞浩臣 ( 2010) 的“地方高校学生宗教信仰的现状调查———以浙江舟山为例”。

三、解决措施与建议

笔者通过后期反思与总结, 并查阅相关资料, 根据该市基督教的实际情况, 提出以下建议:

( 一) 加强中小学阶段的信仰观宗教观教育

采访得知, 家庭因素是影响信徒信仰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 有很多信徒是从小就信仰基督教的。因此在中小学阶段对学生开展信仰观宗教观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这能为他们树立正确的宗教信仰观念。在此, 建议团、党组织加大对中学生入团、入党前的宗教信仰排查工作, 强调团、党员应遵循无神论, 同时督促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对中小幼学生的信仰观、宗教观教育。[3]

( 二) 加强对大学生宗教信仰的教育和管理

首先, 建议地方高校注重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 组织一定的师资力量对学生开展信仰观、宗教观教育,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宗教。学校应加大对信仰基督教的学生的关注, 教育其必须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正常开展宗教信仰活动, 不能使其余同学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扰。此外, 学校内部可设立宗教文化研究部门, 对信教学生进行统计管理, 防止他们被宗教异端分子所利用; 统一对各宗教信仰学生进行管理, 规范宗教聚会及学习活动, 需要时可与合法正规的宗教组织进行合作,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信仰观。

( 三) 稳妥处置基督教私设聚会点问题

私设聚会点是基督教管理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对于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治理必须结合实际情况, 科学对症的进行治理。笔者认为, 对宗教团体的治理, 一味打压, 会使团体内部更加“团结”; 其次, 暴力治理可能会留下历史问题, 不方便今后管治。在此, 笔者提出以下治理措施:

一是合理布局宗教活动场所。摸清当地信教群众数量和分布情况, 把宗教场所建设纳入规划, 满足信教群众对宗教活动场所的基本需求。

二是妥善规划治理方案。对于不同的私设聚会点, 应调查摸底, 掌握基本情况, 重点对聚会点的讲经内容、派别特点、有无邪教渗透等进行分析、研判和甄别, 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方案。如对参与人数较多、有固定地方、宗教活动正常, 但尚不能纳入基督教“两会”团体指导的私设聚会点, 可专项治理设立“临时场所”, 由宗教部门对其指导管理, 并每年进行评估审核。对愿意接受基督教团体指导, 但不具备设立审批和登记条件的私设聚会点, 可“以堂带点”, 安排团体教职人员到点上讲课, 帮助完善财务等各项制度, 规范其活动。[4]对有必要取缔或合并的, 先以劝散为主, 讲清政策, 说明取缔或合并理由, 清算移交财务, 分流信教群众;对多次劝散无果的, 由当地政府发出公告, 查封场所, 强制取缔。[5]

三是应建立宗教活动场所巡检及评议制度, 对重点区域和人群要加大查处力度, 防止已被查出的私设聚会点重新活动。

( 四) 建立完善宗教工作协作共管机制

为更好地进行基督教工作的管治, 政府相关部门应统一思想, 加强与基督教宗教团体的协调配合, 保证宗教生活正常有序进行。

首先在思想上双方应统一认识, 明确宗教工作协作共管的重要意义。其次应创新机制, 开拓政府与基督教宗教团体的沟通渠道, 方便相关信息的流通、相关政策的落实、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和监管机制的有效建立。通过建立完善宗教工作协作共管机制, 最终使得重大活动需共同筹划, 重大问题需共同调处, 重大政策需共同谋划, 让政府携手相关基督教人士共同参与到基督教管理中, 为该市基督教更好的发展发挥各自职能作用。

四、小结

规圆矩方, 在法治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下, 加强学生群体宗教观的引导与教育, 重点处理私设聚会点等严峻问题, 同时建立完善的宗教工作协作共管机制, 这些都将为基督教在各区域的良好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为人们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选择提供了更好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环境。

参考文献

[1]定海区民宗局五措施加强对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监管力度[EB/OL]. (2009-07-16) [2016-03-18].

[2]普陀区完成全区宗教活动场所和民间信仰场所调查摸底工作[EB/OL]. (2014-02-18) [2016-03-18].

[3]虞浩臣.地方高校学生宗教信仰的现状调查——以浙江舟山为例[J].高教论坛, 2010.

[4]苏宗言.妥善治理基督教私设聚会点问题之思考[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